民法典的重要性篇1
典权是我国固有且特有的的财产法律制度。说固有，是因为它是我国长期以来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物权制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说特有，是因为就典权的性质和特点来说，综观现在世界各国之法律，几乎没有与我国典权相类似者，实乃一种独一无二的制度。“典之为言，转也。囊中钱空，无以治事，则转而谋诸所有之物，以所有而匡其所无”。此即谓之，典权就是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之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之权。即不动产所有人为受典价之融通，将其不动产交于受典人占有，而为使用收益。
一我国典权制度的固有性
典权制度是我国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财产制度，流行全国各地，历史久远。虽然其确切的起源年代无从可考，但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即典权肯定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才逐渐发展成为现今的模样的。在此，笔者将从三个阶段对我国典权制度的发展流变作个简要回顾。
第一阶段，《大清律例》前的历史时期由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浅薄，对典的确实内涵尚未厘清，所以古人往往典卖不分、典当不分、典质不分。例如，宋《刑统、卷十三户婚律》引略：“应典买依当物业，先问亲家，次问四邻，房亲若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此处即将典与卖并用，混淆了转移占有与转移所有权的区别。又如陆游诗中“新寒换典衣”中所言的典则指的是动产营业质，而不是不动产典的意义。典质不分的情形如《旧唐书、册140》中称：“节度使姚南仲先寓居郑州，典质良田数顷。”以上可见，我国古代对典、卖、当、质的性质、含义还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
第二阶段，《大清律例》颁布后到新中国建立前的历史时期虽然清以前典权制度就已经形成，但用法律予以正式确认的则始于《大清律例》。该律例规定：“凡典卖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典权制度，此后清朝统治者又陆续制定了一些规制典权制度的法令，对典权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到了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和《民法典》用于规制和处理有关典权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民国民法典专设一章规定典权制度，并清楚的区别典与质的不同性质，从而将典权制度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法律高度
第三阶段，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期的民法典被新中国政府废除，从此，典权制度再次沦为习惯法制度。但为了规制民间的典权行为，中央政府和人民法院又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条例。如内务部《关于地区典当房屋问题的处理意见（草案）》（1950年9月30日）第3项规定：“农民间的典当关系，其契约继续有效，可继续承典，亦可依契约自由回赎。”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私房改造处理典当房屋问题的意见》（1965年12月3日）：今后对于出典房屋一般仍应按照典当关系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年9月8日）第58条规定：”对法律、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房屋典当关系，应予承认。“
二我国典权制度的特有性
之所以说典权制度具有特有性是因为其在性质上和特征上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典权的性质
关于我国典权的性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并且先后出现了用益物权说、担保物权说、买卖契约说以及特种物权说四种观点。应该说每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相比较而言，笔者更倾向于用益物权说。理由如下：
1、典权关系处成立后，典物要转移占有，并且典权人拥有较广泛的使用，收益的权利，这不是担保物权所具有的。
2、担保物权必先有债权的存在，是从物权，而典权并非一种借款债权而是一种主物权。3、用益物权可以独立使用，让与。而担保物权须附于主债权之上，不能独立的让与。
4、不可否认，典权历史上确有发挥过担保物权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抵押权制度的出现，典权制度的担保作用已经逐渐丧失，而成为纯用益物权。
5、典权未有禁止流质契约之规定，这与担保物权不得为流质契约的规定有明显的不同
6、从典权人的权利看，典权人依法取得典物之后的使用收益权，在典期届满前，具有明显排他性，与担保物权的基本属性无关。因此，典权的性质，谓之用益物权最为合适，而采担保物权说或其他别的学说，从根本上分析，有悖于设定典权制度的初衷，至于从典权法律效果的外表察知，它所映现出的所谓担保效果，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不能清晰明朗地表达该制度的内涵及其本质。
（二）典权的特征
1、典权制度是我国习惯法制度而不是成文法制度。典权制度在我国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封建时代由于统治者重刑轻民，民事立法薄弱，所以典权制度一直是习惯法上的制度后来民国政府在1929年起草民法典时才将典权制度专门专章予以规定。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明令废除民国时期的六法，这样典权制度再次在大陆地区沦为习惯法制度。
2、典权是以不动产为客体的物权。此处所称不动产是指土地及房屋等地上定着物。
3、典权系占有他人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物权。典权与地上权、地役权一样属于用益物权，但典权的使用收益范围比其他用益物权要宽泛的多，自由的多。
4、典权之成立以支付典价为必要。典权之设定为有偿行为，典权人要取得对典物的使用收益的权利需向出典人支付相应价金，一般为典物价值的50%—80%.否则，典权关系不能成立。
三对重构典权制度必要性的探讨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应不应重新构建完整的典权法律制度。对此有两类明显对立的主张：一种是典权应予废止的观点，他们认为1、典权纠纷在司法实践中为数不多，而且范围有限，所以没有必要保留我国的典权制度。2、典权产生，在于传统观点认为变卖祖产属于败家，怕为人所耻笑，但如今人们的观点发生了改变，所以典权无保留的必要。3、随着经济的国际化，民法物权制度在国际上逐渐趋同，为适应物权法国际化的趋势，亦宜废止典权。
但笔者更倾向于保留论的观点：典权不仅是我国固有且特有的物权制度，而且是一种带有很强的民族性的传统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济贫扶弱的精神，很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典权在我国历史上作用明显，且现实中又存在新的典权关系，因此，重建典权制度大有必要。
首先，典权虽在初创时本质上带有浓重的封建剥削性质，其关键是私有制土壤所致。它的各项内容独具特色，不能为其他制度所替代，并且，在其漫长的历史流变之中，延续保存下来了相当一部分有益于民众的合理规范，它的私有制剥削成份也已在社会改革与制度的更新中逐渐涤出，现实中的人们多不再以剥削的指导思想去设立典权关系。
第二，我国人民从古至今尊敬祖先，重孝好名，对祖业冀其世代相传，一旦经济因窘时，既期望保住祖业，又须解燃眉之急，采典权实为上策。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和城乡差别的长期存在，也是典权文化的基础，且典权制反映的思想与我国精神文明提倡的内容并不抵触。这些都为典权在实践中的自然正常运作提供了机会。所以，典权关系旧的未去新的又来且挥之不走是我们面临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现状。
第三，典权本身具有与不动产质权、抵押权、租赁等制度不同的特点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是对我国现有权利制度的补充与完善。例如与现代抵押制度制度相比，典权为用益物权，它不仅能满足出典人于经济上的利益，而且也能满足典权人占有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需要。而不动产抵押制度，虽然由于登记制度的存在，债权人不以占有被抵押物的不动产即可以实现担的目的。但次种的弊端也很明显，若抵押权人想利用他方的不动产使用收益，他方也想取得相当于不动产价值的金钱的情形，以我国现行制度看，惟有典权制度可以办到。
第四，尤其是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城乡居民拥有的私有住房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为典权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若住房所有人急需资金时，可利用典权形式，既能得到作为典价支付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又可以保留房屋的所有权，并可在自己经济好转时，将出典的房屋回赎回来，一举两得。又如，如果房屋所有人在较长时间内不能使用房屋，若房屋所有人并不急需资金，不愿出卖房屋，出租也不方便时，即可采用典权形式。这样既可保留房屋的所有权，又可以免去寻找承租人，收取租金的烦恼，确是理想的方式。
第五，从法的价值层面来分析，价值理论认为，客体的价值在于主体对客体的渴求与珍视；以及客体对主体的服务与满足。由此看来，对一种法律制度的存废不应以其过去推论，而首先应当看它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否有适合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存在，即要看这项法律制度的实际价值何在。典权制度在我国经久不衰，其悠久的发展历史本身就足以说明社会和人们对它的接受与认同。这一事实同样也足以说明该项制度在我国社会中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尽管典权制度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习惯法的地位，不为立法者所重视，但这不能成为阻碍典权进入未来民法典的理由。
第六，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种法律制度的设计若能有效的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那么这种制度就是必要的，是符合投入与产出应合于效益的经济学原理的。长期以来之所以我国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典权行为，但又为达到繁盛的程度，笔者认为这并不能证明是典权制度势微的表现，相反这恰恰是我国未将其纳入成文法体系而使其长期处于习惯法地位的必然结果。因为一旦出现典权关系出现纠纷，而又得不到司法的有效处理，人们对其必然产生一种回避的心理，不愿轻易的形成典权关系。这就必然出现一种恶性循环：形成典权关系——产生典权纠纷——得不到司法有效的解决——对典权产生抵触心理——典权行为减少。但即便是这样，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典权行为仍广泛存在，这就充分说明社会对典权的一种偏好和需要，并且这种偏好是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
综上所述，为稳定现存的民事财产关系，更好地规制现实生活中的典权行为，处理新的典权纠纷，应该将我国土生土长的典权制度纳入未来的民法典中。
参考书目：
1、史尚宽著：《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页——434页
2、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374页
民法典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对比研究
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是两部世界著名的资产阶级法典，在民法发展史上的地位十分显赫。法国民法典奠定了大陆法系的基础，而德国民法典则丰富和发展了大陆法系。我们在对比研究法、德民法典的过程中，有助于我们充分借鉴和吸收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立法技术。
一、从立法的时代背景上分析
《法国民法典》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产生重要经历了以下历史阶段：在法国大革命前，民事法律规范在法国出现北方习惯法和南方成文法的划分。在这种混乱的法律环境下，法国逐渐承认罗马法的合法性，从而使法国的民事法律规范逐渐形成了习惯法体系。尽管当时的现行法律已朝着法典化迈出了一大步，但成文的习惯法汇编已不能满足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创造统一的、合乎理性的法典。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中间法律”。这些“中间法律”以废除封建特权和人身依附关系为目的，但其作为一种过渡性法律，法律不统一现象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当时各方利益集团都希望新的民法典反映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民法典编纂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1799年拿破仑执政以后，组建法律起草委员会并亲自主持开始起草民法典。从1802年2月5日到1804年3月15日，民法典分为36章陆续通过。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将法典颁布实施。
《德国民法典》制定时，资本主义已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当时社会强调社会公共利益、强调对个人做出必要的限制、强调国家的干预等。19世纪的德国也存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法律的胡乱现象，为了追求法律的同一性，1873年德国国会的宪法修正案将帝国的立法权限扩展到整个民法领域，使民法典的制定获得了权力基础。19世纪初中期关于民法典的编撰形成了法典编撰派和历史法学派，他们的争论为民法典的编撰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世纪后期，德国法学家在重视罗马法的同时吸收了一部分日耳曼法的内容，使得民法的体系具有了合理性。1874年7月，德国联邦组建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民法草案。草案经过起草委员会两次审核和修改，最后形成了“帝国国会法律议案”。1896年7月1日，帝国国会通过了议案。经过帝国皇帝1896年8月18日的签署，帝国法律公报的公布，《德国民法典》于1900年1月1日生效。
二、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体系结构及内容之比较
《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主要以罗马法、习惯法和国王的赦令为法律渊源。由于此法典产生于自由资本时代，所以其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教分离、人身自由、合法自由等为基本原则。在法典的总体结构上，是以国法大全之《法学阶梯》为基础，除总则外，分人法、物法和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三编。由于拿破仑在主持法典制定时很少让纯粹的法律争论参与，力求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现实生活而不是法律技术上，所以《法国民法典》即简洁明晰，又通俗易懂。《法国民法典》之所以能成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主要在于它的内容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需要。
《德国民法典》主要继承罗马法的传统，结合日耳曼法的一些习惯，并且根据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而制定。《德国民法典》虽然仍保留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法的基本原则，但又在一定程度使它们在适应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需要，其主要基本原则有所有权有限原则、限制契约自由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等。德国民法典以罗马法的《学说汇纂》为蓝本分为总则、债的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五篇。与《法国民法典》不同的是《德国民法典》注重立法技术的应用，其语言比较抽象和概括，体现了逻辑推理和体系化的思想。《德国民法典》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部重要的民法典，是适应帝国主义时代要求的，所以从其之后，《法国民法典》对各国民事立法的影响大大减少。
三、两部法典对中国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民法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体系完整、内容充实、科学实用的民法典也显得越来越迫切。通过借鉴，我们在制定中国民法典时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法典的关系。中国在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必须注重引进的西方先进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民法精神深入人心，树立正确的民法观念。二是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必须自足国情，体现社会化的要求。法国民法典是大革命的产物，而德国民法典是立足于自由市民的、罗马个人主义法律思想的土壤之上产生的，所以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必须坚持基本国情，在促使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和保障人权，才能适应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三是确立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立法原则。我国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坚持理性主义就是注重立法的超前性。只有在坚持理性主义的情况下制定的民法典才具有指导意义。此外，我们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必须注重言语的实用性，这样的法典才能被人们充分理解和应用。
四、总结
《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两大民法典时隔百年，前者是代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法典，后者是代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法典。法、德两国民法典分别代表了大陆法系的两面旗帜，是资产阶级民法发展的两个里程碑。对后世世界各国民法典的制定具有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佘能斌.民法典专题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
[2]大木雅夫.比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民法典的重要性篇3
自我国建国以来,法律作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准则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欠缺到完备日趋成熟的发展过程。民法作为一部保障人的生存、促进人的发展,社会生活中一部基本的法律对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由于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我国尚未出台《民法典》。自我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以来,民法典的起草便作为一项宏伟的立法工程迅即启动,本文拟从制定民法典中所引申的一些问题作初步探究。
一、民法典的基本理论
(一)民法典的含义
现代法理学上讲,一般认为:“法典是指对某一部门法的法规在有关理论指导下,按照一定体系进行全面的编纂,使它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内在逻辑性和谐统一性等特点”。豍由于民事法律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由此衍生出民法典的概念为:民法典是对民事法律有系统、有条理地整合,它不是对民事单行法律简单地堆砌,而是具有内在逻辑性和条理性的法律综合化。民事法律的法典化是人类民事法律发展史上一个历史阶段,是私法发展的结果。
(二)制定民法典的背景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们必须清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民法观念、理念,重新审视民法的性质,以便在新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法,以便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我国的商品经济严重落后,致使民商法不发达,刑民不分,以刑为主,刑法至上,法律文化以泛刑法主义文化为特征,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否定民法,认为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法律,严重地压抑人性,严重地阻碍民法典的出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人们思想的解放,权利意识的加强,要求对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加以重点保护,加快了民法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法典的出台。民法是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我国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民法典的制定是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目前编纂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首先,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既对制定民法典提出了要求,同时也为民法典的出台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其次,在意识形态上,我国坚持依法治国的道路,并确立为一项国策,政府认识到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依靠法律去管理和完善经济制度。再次,在理论和技术方面,我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的民事法律专业人才,他们在长期的民事研究之中,积累了大量的民法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这就为我国民法典提供了人力保障。
(三)制定民法典的理由
按照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的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民法性质上属于私法。私法领域中奉行的基本原则是私法自治,民事主体有权在法定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志从事民事活动,通过法律行为构建民事法律关系。豎法律行为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它建立了一种在法律范围内由当事人自主调节其法律关系的模式。由于民法主要是私法,以保护主体的财产和人身为重要职能。如果每个主体真正理解和遵循民法,也就意味着每个人知道如何捍卫和保护自己的权利,如何尊重和肯定别人的权利,这正是民法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亦是法制社会中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此,我国迫切需要制定民法典。民法作为自然人、法人等保护自身权利的基本法,当然具有权利法的特点。明确民法是权利法,不仅有助于明确民法的性质和功能,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在当前民事立法中,贯彻以民事权利为中心构建民法体系的思想,真正使我国民法典成为一部现代权利宣言和权利宪章,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育和市场经济完善提供制度支撑。
(四)民法典的作用
1.宣示权利
民法典作为私法的宪章,作为私法的“宪法”,作为万法之母,在很大限度上起着权利宣示的作用。当社会中的每个人信仰民法典为其圣经时,私人生活的权利毕现。无论个人的权利,还是民族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都面临着被侵害、被抑制的危险——因为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他人的利益相对抗——显而易见,这一斗争下自私法,上至公法和国际法,在法的全部领域周而复始。豏民法典海纳百川,有人身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这些权利规定构成了民法典的权利脉络。而在这些权利里面,又包含着若干具体的权利。在这些权利里面,又分成若干细小得权利。这些脉络分明,划定详细的权利,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联合体。
2.提供行为准则
民法典是私法规则的基本法律的总称,当然的为私人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提供行为基准,私人只有在这种规则性的基准上主张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民法典就好比一把尺子,把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界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把民事行为合法与否表明出来。当私人之间发生权利纠纷时候,民法典就可以出来讲话了。同时,也为法官在民事案件的裁决上提供裁量依据。
3.保护民事权利
民法典是一部权利法,它为市民社会抵抗公权利的不当侵入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民法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划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限制了国家权力活动的范围,最大限度上让每个法律上允许的人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
二、确立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民法典的体系就是把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以一定的规则,将它们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呈现出合逻辑化的组织结构。豐民法典体系的确立,不是立法者的恣意,而是对民法典本身功能定位以及逻辑的组合。
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得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体系,从而在该体系中的框架中制定一部体系化极强的民法典。制定中国民法典,不得不对民法典的体系加以深度考虑。这是由于:
第一,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逻辑化的内在要求的外部表现形式。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
第二,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同时也有助于消除和防止整个法典价值观念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单行的法律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某一领域贯彻一种或者多种民法价值文化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只有通过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的各种价值观念贯彻其中,并协调它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和冲突,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由于我国民事法律是基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程度不同而设立的,这就决定了一些民事法律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合理性,各个法律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规则和冲突。而制定民法典,通过确定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将各种法律规则整合为有机的整体,这正是我国民法典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四,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从而避免法律朝令夕改的大忌,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见性。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将市民社会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某项政策而随意发生改变。
三、未来民法典的品格特征
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与成熟,中国的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与此同时,法治观念替代人治观念的精神深入人心,明确了私权的独立地位,摆脱了以往的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附属于公法,收缩了政府权力在私人或者民事领域的不适当或无止境的延伸与干预。树立了民法是整个社会主义法制的真正基础的观念。进一步弘扬民法文化,进一步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21世纪的民法典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宣示,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本质和规律相适应的理性精神和和价值原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的折射。而我国民法典要达到这一世人瞩目的成就,笔者认为未来民法典应该达到以下的品格特征:
第一,我国民法典应当符合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的民法,民法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国际化、现代化等特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国际之间的交往增多,各国民事法律呈现出一种趋同的趋势。法律移植和法律改革的不断展开,两大法系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包容。另外近代民法所倡导的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与过错责任原则随着社会的变迁,出现了民法社会化的趋向。民法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过渡,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有鉴于此,我国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应当迎合世界民法发展的大趋势,是自己的民法典融入到世界民法典之中,在立法技术上和具体内容上以及操作实践上汲取国外先进的有用的经验为我所用。因此,中国的民法趋同化将进一步加强。
第二,我国民法典应当具有中国的特色。民法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器,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是民法发展的巨大动力。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与运作需要现实基础,必不能脱离我国的国情。具体而言,我国民法典应当是对我国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程度的适应性。我国最大的国情是我国已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生活发生重大改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在借鉴外国民法典的过程中,首先要打破它的体系,废弃它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精神,然后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汲取对我国有用的成分,用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法律
第三,我国民法典应当汲取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民法典不是条文的简单堆砌,它还包含着条文背后的所蕴涵的深厚的法律文化与价值观念。我国民法典要想有自己的特点,必须重视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民法是一种私法文化,民法典的形成需要民法文化的滋养。我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成文法的国家。据史料记载,我国历史上首次公布的成文法当数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于鼎上,以为郑同之常法”。此后不断地编纂大量的成文法。尤其是公元前407年的《法经》的编纂,集当时之大成,系统地阐述了危机新兴地主的财产,人身安全,封建统治秩序等,开我国法典编纂之先河,为后世的立法提供了典范,以至形成了法典编纂的传统,我国民法典即是在此基础之上对民事法律的法典化和体系化。
民法典的重要性篇4
内容提要: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国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民法典既是实现法典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的保障。应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尽快制定《民法总则》、《人格权法》、《债法总则》，并修改和完善其他相关法律。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详备、体系完整的民法典。
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战略任务，这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目前我国已经构建起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市场经济构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保障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这一体系适应了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涵盖了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各个领域。就民法而言，《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基本民事法律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一、中国民法体系化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志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已完整，突出表现为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已经制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法治建设就功德圆满、万事大吉，因为法律体系是动态的，需要不断发展完善、与时俱进;而且，在民事立法领域，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基本民事法律，各项法律之间基本上也保持了一致，但在形式上却因为没有民法典而体系化程度不高，这既与民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地位不符，也与刑法、诉讼法等其他基本法律的法典化形态不匹配。由此可知，在我国法律体系形成后，立法层面上，一项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一部民法典。
我国民法的体系化需要制定民法典，这不仅出于立法形式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法典化是实现私法系统化的一个完美方法。[1]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经验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无需赘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些年来大陆法系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去法典化”现象[2]，但并不表明法典重要性的减弱，而只是反映了单行法对民法典中心地位的冲击现象。然而，由于我国没有民法典，所以此种情形在我国根本就未曾发生过，因此，我们不能以“去法典化”现象来否定法典化在中国立法实践和国家秩序中的重要功能，也不能简单地据此来否定我国对民法法典化道路的选择。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过制定民法典来实现民法体系化，既有确保民法规范逻辑自洽、科学合理的系统化效用，还能充分满足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民事纠纷案件的实际需要，故而，中国民法体系化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一)法典化是实现中国民法体系化的最佳途径
法典化的灵魂在于体系性，从形式体系而言，法典化融合了形式的一致性、内容的完备性以及逻辑自足性，由此使法典在特定价值引导下有统一法律术语、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并在法典内部以及法典与单行法之间形成一般与特别、指引与落实等顺畅的关系。可以说，只有通过法典化，才会形成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否则往往会浪费立法资源，而且事倍功半，我国在此方面已有不少的经验教训。体系性的民法典还统一了市场法则，能保障法制统一，避免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的矛盾冲突，可有效地防止政出多门，进而给交易主体带来确定的预期，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法典的体系性还要求其内容的全面性，即包含了各种有效的控制主体的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3]这对民法典尤为重要。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以及百科全书，民法典必须通过合理的架构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准则，为交易活动确立基本的规则依据，为法官裁判各种民事案件提供基本的裁判规则。不过，强调全面性，并不是说民法典必须面面俱到，它作为民事基本法律，只宜规定民事领域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为民事活动提供基本的方向性指引，这决定了它要有节制地规制社会生活，应当体现出波塔利斯所言的“立法者的谦卑和节制”。[4]要做到这一点，民法典势必要借助抽象术语进行表述，必须要对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则进行抽象，能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因社会变迁乃至国家政策调整而随意改变。
体系化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价值层面。这就是说，价值体系是指在制定法律时立法者所秉持的价值取向，是体现在法律背后立法者所追求的宗旨和目的。具体到我国的民法典制定，仍要秉持体系性的核心特性，应在坚持和弘扬传统私法中的平等、自由和安全价值基础上，体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效率价值以及现代民法所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并围绕这些价值进行全面有序的制度安排。价值体系保持一致，才能够保证法律相互之间的和谐一致，保证形式体系的形成。在我们的民事立法中，确实存在某些规则背后所体现的价值不一致甚至冲突的现象。比如说《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则，是把它作为效力待定的行为来规定。该条所体现的价值，实际上强化的是对原权利人的保护。但是《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受让人可以取得所有权，它所体现的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所以同样是无权处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1条可能因权利人未追认而无效，但根据《物权法》第106条，权利人即便不追认，也可能是有效的。这两个条款之所以发生了冲突，主要原因在于价值体系上就是冲突的。而保持价值的统一和一致性就必须要制定民法典。
(二)民法典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案件的保障
作为整合私法制度的统一体，民法典还将统一民事审判的司法规则，能最大限度的限制法官的恣意裁判，[5]换言之，民法典为法官提供了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裁判规则，这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极为重要。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对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将提供重要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体系性的框定下，民法典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这不仅在于法典源自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之手，在权力来源上有至高的权威性，同时其属于在民事法律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基本法律，[6]位阶仅次于宪法，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命令、司法解释等均不得超越民法典;更重要的是，它有统一的价值指引，并涵括了民事活动的基本规范，可以说，民法典是成文法的最高形式，法官寻找处理民事案件纠纷的依据，必须首先从民法典的规则中去寻找。[7]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据本法承担民事责任。这就表明了未来民法典组成部分的侵权责任法是处理各种侵权纠纷的裁判依据。一旦在我国制定民法典后，大量单行法仍继续存在，除非是在民法典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民法典就应当优先于其他法源而得以适用。这就是说，法官在裁判任何一个民事案件时，首先应当适用民法典，只有民法典没有规定时，才能适用其他法律。比如，“汽水瓶爆炸伤人案”是一个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普通案件，但现实中有许多法官经常遇到找法的困惑，即究竟应当适用《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侵权责任法》或《合同法》?各个法院的判决所适用的法条很不一致。如果将《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作为我国将来民法典的有机部分，则它们应优先适用。显然，与其他规范相比，经由体系化而产生的民法典具有更高的权威性，能方便地为法官找法提供正确的路径。
第二，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集中规定了法官裁判案件的基本规则。这便于法官找法，即优先适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的裁判规则，其他法律处于候补适用的地位[8]。所以法典化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资讯集中”。同时，与数量众多、价值不一致的单行法相比，民法典的体系性确保其内容和谐一体，且相对抽象简化，无论查询成本、学习成本还是适用成本均比较低。[9]可以说，法官只要有一部民法典在手，并通过领略其规则和精神，就可以找到民事裁判的主要依据。概括而言，民法典的权威性和简化性，有助于“降低法律适用者搜寻成本，同时减少裁判恣意”。[10]
第三，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不仅便于法律适用，还有助于法律适用的一致性。法典化势必综合既有的法律经验和法学理论，概念、规则和观念都更精确，[11]能为法官提供更有操作性的方案，可确保同一规范适用统一，这也是法律可预期性延伸出来的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同时，民法典是完整统一的信息系统，为那些需要应用法律和解释法律的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体系，[12]这不仅实现了类似案件的类似处理，也使得当事人可以预见法院的判决结果。正因为法律适用具有一致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在规范的约束下进行，保障法官平等地、统一地对不同案件作出判决，实现判决结果的可预测性，符合“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要求，从而实现法的安定性。[13]
第四，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消除各项规则和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保障法官可以正确适用法律。从我国民事立法来看，由于没有制定民法典，存在某些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每个新的法律制定之后，都需对以前的立法进行修改，但是没有在新的立法中具体指出来，在哪些条款中进行了修改，从而给法官适用法律带来了很大困难。如果制定了民法典，就可以在民法典中进行明确的规定，保证法官正确的适用法律。例如，《物权法》于2007年通过，但迄今为止，在一些地方法院，针对有关担保物权的纠纷，仍然援引《担保法司法解释》等这些规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物权法》在制定时，没有说哪些地方对《担保法》做出了修改，所以法官对此并不清楚。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大问题?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提升民事立法的体系化程度。或者说进一步强化民事立法的体系性。
第五，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培养法官体系化的思维方式。民法典既然是法官找法的首要对象，法官就必须理解民法典的价值、规范以及协调这两者的逻辑，只有这样，法官才能正确地适用民法典。一方面，法官在处理任何一个民事案件时，并不能简单局限于对某一个规范的考察，而应当将其置于体系化的规则中进行考察，寻找与案件最密切联系的规则，这样才能找到最为妥当的案件处理依据。所谓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对请求权的体系进行全面考察而寻找最准确的基础的方法。另一方面，民法典是民法基本规范的有机整体，其基本架构为总分结构，法官即应按此逻辑和系统进行适用，法典是按照总分结构来安排的，它使得法官容易理解法典的逻辑和系统，了解各个规则在适用时的效力层次，了解民法典内部各个制度之间的关系，如分则中的制度优先于总则中的制度来适用。法官应当按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规则来适用法律。例如，出现了保险合同纠纷以后，法官首先要查找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的规定，因为保险法属于特别法，如果保险法没有规定，则可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合同法总则没有规定，可以适用债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债法总则没有规定，则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民法法典化以后，法官应当尽可能按照法典来进行裁判，并且要对其援引法典某个条文的理由，法典的价值取向，规则的确切含义进行说明，从而强化判决的说服力。在法典无明确的具体规定时，法官必须依据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进行裁判，但必须说明裁判的理由。这也是法典对裁判过程约束的一个重要方面。[14]
二、我国民法典的体系构建
在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时，必须要确定其中的核心制度，即所谓“中心轴”。围绕着这条“中心轴”，民法典中的各项制度和规范将形成逻辑统一体。该“中心轴”究竟是什么，理论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一是意思表示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为自己的中心轴。例如，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认为，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贯穿于民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整个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为核心加以构建。[15]二是民事权利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就是权利法，因此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应当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而展开。此种学说来源于自然法学派的思想，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民法是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中心、以责任为手段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这种关系的逻辑结构就是人———权利———责任的结构，而不是单纯的人———物对应的结构或总———分对应的结构，因此，民法典的结构应按照人———权利———责任这一结构来设计。[16]三是法律关系说。此种观点认为，应当依法律关系为基础来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在这种编排方法中，法律关系被作为整理法律和展示法律的技术工具，而且成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17]萨维尼以法律关系为中心，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民法典的体系，该体系反映出的编排方法被后世学者称为“萨维尼编排法”。[18]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潘德克顿体系结构(pandektensystem)。采纳德国法系的国家大都接受了这一体系[19]。
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应当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社会生活现象的高度抽象和全面概括。“法书万卷，法典千条，头绪纷繁，莫可究诘，然一言以蔽之，其所研究和所规定者，不外法律关系而已。”[20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21]是对社会生活关系的一种法律归纳和抽象，反映了社会关系的一些共同特征。另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民法规范逻辑化和体系化的基础。法律关系编排方式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科学的编排方式，民法的诸制度都是围绕民事法律关系而展开的，法律关系包含主体、客体、内容三项要素，三项要素可以完整覆盖民法典的各项内容。还要看到，法律关系编排方法适应了民法发展的需要。民事关系纷繁复杂，但是把握住了民事法律关系的脉络，就把握住了民事关系的核心。具体来说，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民法典，民法典应当首先设立总则，总则之中应当包括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即主体、客体、法律行为、责任。民法典的分则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为中心展开，分则部分包括人格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权总则和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按照此种体系来整合我国现行法律，笔者建议民法典的制定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通过修改补充《民法通则》，将其改造为民法典的总则。《民法通则》虽然不是以法典形式颁布，但其调整的都是基本的民事制度和民事权利;尤其是《民法通则》基本涵盖了所有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只不过基于现实需要在其中增加了部分民法分则的内容(如所有权、债权)。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发挥了民法典的部分功能，并且其大部分内容仍然可以适用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因此，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整理，将其纳入到民法典的相应部分。[22]换言之，在制定民法典时，不宜彻底抛弃《民法通则》，而应剥离其中的民法共性规范，作为民法典总则的蓝本。
第二，通过整合完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民事法律，将它们统一纳入民法典并分别作为分则的各编。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法律在制定时，重视各自的体系性与完整性，并未按照民法典的体系进行系统的设计，例如，《物权法》关于保护物权规定中，既包括了物权请求权，也包括了侵权的请求权等，忽视了与《侵权责任法》的协调，故而，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对各部法律进行适当的修改，而不能简单地、原封不动地纳入。
第三，应当在分则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民事权利主要包括人身权与财产权两大部分，后者分为物权与债权，它们均独立成编，人身权主要是以人格权为主，却未单独成编，其规则或规定在主体制度中，或散见于侵权责任制度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体系失调的缺陷。可以说，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反映其“重物轻人”的不合理性。要消除这一缺陷，人格权即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这也符合人格权保护在现代民法中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除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生命健康权等，各种新型的人格利益被上升为人格权并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如自然人的隐私权等等;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权观念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承认与保护。而且，现代化进程中以及高科技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人格权保护问题，也需要通过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完善来应对。例如，对个人生活情报的收集和泄漏、对个人身体隐私的窥探、对于生命信息和遗传基因的保护、对环境权的保护等，都是我们所必须面临的新的课题。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有关信用、商誉、姓名的许可使用以及名称的转让、形象设计权的产生等都是我们在人格权制度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此外，还要看到，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不尊重个人人格的封建传统的国家，对人的关注与保护愈发重要。如果在民法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进一步对人格权予以全面的确认与保护，并确认民事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使个人能够据此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这必将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还能体现民法是人法，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使命的普遍价值。
第四，应当在分则中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法编。大陆法系一直将侵权责任法作为债法的一部分而体现在民法典中，但是现代社会发展及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已使侵权责任法所保障的权益范围不断拓展，其在传统债法体系中所负载的功能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侵权责任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是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侵权责任法得以不断完善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立法机关已经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侵权责任法》，实际上是采纳了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的观点。侵权责任法将来要作为民法典的一编。侵权责任法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多元归责原则体系，既对私权利形成了更加周密的保护，又为侵权责任法未来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第五，应当设立债法总则编。法国学者达维德指出，“债法可以视为民法的中心部分”。[23]一方面，债权总则有利于整合债法自身的体系，它不仅适用于合同之债，还可以适用于非合同之债，能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债法中找到其应有的位置，确立相应的法律规则。另一方面，债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一旦新类型的债超出了现有规范，债权总则即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债权总则有利于完善民事权利的体系。在大陆法系体系中，民法典中债法的典型模式是将侵权行为、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都纳入债的范畴，以至于《德国民法典》等法典中的债权总则内容十分复杂庞大，从立法的科学性上说，其中许多内容并不都真正属于债权总则的内容[24]。故而，我国民法典体系不一定要借鉴此种模式的经验，债权总则并不需要追求形式上的完整性，关键是有真正的总则意义，尤其是需要确定债的概念和债的效力、分类以及消灭事由，从而使其真正能够直接适用于各种具体的债的关系。
第六，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应独立成编。从国际上看，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立法模式有单独立法与纳入法典两种;在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八章较为系统地专门规定了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2002年民法典草案第一稿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单独作为民法典的最后一编(第9编)加以规定。2010年10月28日立法机关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该法中确立了当事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来选择涉外法律适用的规则，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适用与该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我国民法典可以该法为基础将其作为独立一编。
第七，知识产权法的主要内容可以在民法典之外规定。知识产权法无疑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成为民法典的独立一编，因其内容非常庞杂、非常复杂，且随着科技的进步需要频繁进行修改，应当将其在民法典之外作为特别法单独规定。不过，我国民法典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的类型和内容予以概括性、原则性的确认和界定，确认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客体。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尽管知识产权兼具人身性和财产性，但其本质上仍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是私法上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结合。民法典作为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私法，应当对这一重要的权利类型予以确认和界定。在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后，如果知识产权法未作出特别规定，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例如，侵害知识产权的责任，在知识产权法中缺乏规定时，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二是共性的规则在特别法中不宜分散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民法典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早在清末变法时，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对制定《大清民律草案》的宗旨概括为四项，即“注重世界最普遍之法则”、“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和“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25]这对当今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仍有启发，即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面向未来，借鉴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本着这一宗旨，笔者认为，以下重大问题在我国民法典制定中应值得重视。
(一)民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尽管我国具有支架性的民事法律已经制定出来，但因缺乏具有普适性的总则，导致我国民法体系性程度不是太高，极大影响了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适用上的合理性。故而，加快民法典的制定步伐，首先应当尽快制定民法总则，并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完善民事权利体系。在《民法通则》中民事权利是单设的一章(第五章)，这种经验在今天来看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也应当保留这种立法技术。但是，民事权利本身是个发展的体系，《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权利体系的列举性规定仍有完善的必要，例如，其中未规定物权概念，也未构建物权体系，现在看来显然不合时宜。尤其应当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民事权利，如环境权、公开权、成员权等权利，它们是否应规定在民法总则中，需要认真探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谢怀栻教授就提出社员权应该独立，不仅因为公司法中的股权(股东权)已非财产权所能包容，还因为民法从个人法向团体法发展的形势要求这样做。同时，他认为，有一些不具独立性质的权利(如选择权、解除权)、有一些期待权(如继承开始前的继承权)，虽然从实质上看，与一些独立的、实定的权利不同，仍应将之归入整个民事权利体系之中。[26]笔者认为，这些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民事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民事立法活动中，也应当得到继续的贯彻和实现。此外，还有一些新型的利益，例如，胎儿的权益、网络虚拟财产权、商业秘密、死者人格利益、特许权等等也需要在法律中作出规定。
第二，完善法人制度。《民法通则》对法人的分类以所有制为出发点，如将企业法人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并受制于现实而采用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法人分类。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民法典在此方面应当借鉴大陆法系成熟的经验，采用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方法，以便于解决和落实基金会法人、仲裁委员会、宗教团体、寺庙等主体地位。此外，还要规定法人的概念、性质、条件、类别、能力、设立、法定代表人、机关、终止、责任等制度。
第三，完善合伙制度。《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个人合伙和法人合伙，但并没有从总体上承认合伙企业作为公民和法人之外的第三类主体，也没有规定主体的一般规则和条件。笔者认为，民法典应当承认合伙企业的独立主体地位，将其和一般的合同式的合伙区分开来，这样，尽管合伙企业对外承担无限责任，但它能设立账户、订立合同，并有独立财产，可以独立承担责任。尤其是有限合伙的发展，使其已经具有了一些公司的特点，独立主体的资格性很强，因此应当承认其主体地位。
第四，完善法律行为制度。应当看到，《民法通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仍然存在缺陷，例如，在法律行为的概念上，民法通则借鉴了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将法律行为视为合法行为，且把意思表示从中舍去。这一概念显然不够严谨，因为法律行为也包括了非法行为，如意思表示包含了欺诈的意思表示。因为法律行为是指能够产生当事人预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不同于意思表示在于其能够产生法律效果，法律行为没有合法与违法之分，违法行为也可能产生法律效果。例如，欺诈行为只要不侵害国家利益，受欺诈者愿意接受欺诈后果的，也可以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在法律行为制度中，不仅要规定有关法律行为的概念、生效条件以及无效法律行为的类型、未生效的法律行为等，也需要规定意思表示的概念、效力的发出、到达、解释以及意思表示不真实等各种情形[27]。
第五，完善制度。《民法通则》关于制度，只规定了直接，未规定间接。但是，《合同法》适应市场交易的需要，在第402～403条中规定了间接，并在其总则第49条规定了表见，不过，不限于合同领域，可以适用于整个法律行为，故间接、表见均应纳入民法典总则之中，但一旦它们纳入总则，就需要重新构建制度，因为现有的制度是基于直接而形成的，如何理顺它们与间接制度的关系，就需要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未来民法典中的制度应当规定直接，间接应当作为直接的特别形式加以规定。
第六，完善民事责任制度。我国《民法通则》对民事责任做出了统一的规定，这种方式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也为《侵权责任法》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有关责任制度独立规定的结构应当坚持，但是《民法通则》有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则已经被《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所涵括，不宜再规定于民法典总则部分，该部分只宜规范可共同适用的民事责任规范。第七，完善时效制度。《民法通则》中的普通时效期间为2年，学理和实务上普遍认为时间太短，不利于保护债权人，且特殊时效的列举过少，更多地分散在各个单行法中，不利于法官裁判，查找极其不便，有必要集中起来在民法典总则中加以系统规定。
(二)人格权法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尽管人格权法是否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存在争议，但基于强化对公民的人权保护、完善民法的固有体系、弘扬民法的人文关怀精神、保持与侵权法等法律的衔接等原因，笔者认为人格权法有必要独立成编。
在人格权法中，要完善一般人格权制度。尽管《民法通则》对于宣示和确立我国人格权制度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立法时理论研究不够、审判经验不足等影响和人格权不断发展这一特点的制约，《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例如，《民法通则》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一些具体规则也不尽合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10日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全面总结了保护人格权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民法通则》所确立的人格权制度。例如，该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实际上确立了一般人格权法律制度。我认为这一经验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人格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人格利益受到损害，急需加以救济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对人格利益设置兜底条款，使得任何类型的人格利益在受到损害时，都能够找到救济的依据。但一般人格权主要还是对新的人格利益的开放式的规定，应当适用利益保护的规则。对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内容可以表示为: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人格平等。比如，强迫某人住进精神病医院接受所谓精神治疗，就严重侵犯了受害人的个人自由和人格尊严。
在人格权法中，要完善具体人格权制度。在此方面，除了进一步规定并完善《民法通则》所确认的生命健康权、名誉权、肖像权、姓名和名称权、婚姻自主权等人格权之外，还应当重点规定以下三种权利:
第一，隐私权。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人格权[28]。简单地说，隐私权就是指个人对其私生活安宁、私生活秘密等享有的权利。隐私权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尤其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使得对公民隐私的保护显得极为迫切。例如针孔摄像机、远程摄像机、微型录音设备、微型窃听器、高倍望远镜、卫星定位技术的出现，过去科幻小说中所言的在苍蝇上捆绑录音、录像设备的技术在今天已成为现实，个人隐私无处遁身，个人隐私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需要在公共道路、公共空间等地设置监视、监控设备，由此也带来了如何区分个人隐私与公权力之间界限的难题。为此，两大法系都已经将隐私权作为基本的民事权利加以规定，甚至上升为一种宪法上的权利加以保护。我国《民法通则》虽然在法律上第一次建立了人身权制度，但并没有规定隐私权。这是立法的一大缺陷。虽然我国有关的单行法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隐私，但因为民事基本法没有确认此种权利，所以，极大地影响了此种权利的保护。笔者认为，未来我国人格权法中要重点确认如下几项隐私的内容:一是私人生活安宁权。自然人的生活安定和宁静也叫生活安宁权，就是个人对他们的生活安宁享有一种权利，并且有权排斥他人对他正常生活的骚扰，对这样一种权利的侵害也是对隐私的侵害。二是个人生活秘密权。个人生活秘密是个人的重要隐私，它包括个人的经历、恋爱史、疾病史等，这些隐私非经本人的同意，不得非法披露。私密信息涵盖的范围很宽泛，包括了个人的生理信息、身体隐私、健康隐私、财产隐私、家庭隐私、谈话隐私、基因隐私、个人电话号码等。每个人无论地位高低，哪怕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私密信息，无论这些秘密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其私人生活秘密都应当受到保护。三是家庭生活隐私权。家庭生活隐私是以家族关系、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为基础形成的隐私，具体包括家庭成员的情况、婚姻状况(如离婚史等)、是否为过继、父母子女关系及夫妻关系是否和睦、个人情感生活、订婚的消息等，这些都属于家庭隐私的范畴。四是通讯秘密权。自然人的通讯秘密不受侵害，通讯秘密包括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电报等各种通讯中的秘密。禁止采取窃听、搜查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通讯秘密。五是私人空间隐私权。私人空间是指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在私人空间中，住宅空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住宅是个人的城堡”(aman’shouseishiscastle)，这句英国法学家提出的法谚表现了空间隐私的重要性。六是私人活动的自主决定权。自主决定，就是指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私人事务等方面的自由[29]。隐私不仅是指消极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的权利，它还包括了权利人自主决定自己的隐私，对影响进行积极利用的权能。
第二，个人信息资料人格权。个人信息资料(personaldata)是指与特定个人相关联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它包括个人出生、身份、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各方面信息的资料。国外在用词上欧美之间有些分歧，例如美国人用侵犯隐私形容在网络中泄露他人信息的行为，而欧洲人则倾向于适用信息保护[30]。个人信息资料权有独立的权利内涵，可以成为一项人格权。一方面，通常个人资料与某个特定主体相关联，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识别本人，其与民事主体的人格密切相关。[31]另一方面，个人资料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私密性。很多个人信息资料都是人们不愿对外公布的私人信息，是个人不愿他人介入的私人空间，不论其是否具有经济价值，都体现了一种人格利益。[32]当然，作为一种人格权，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方式与传统人格权也有所区别。其保护的重心，在于限制对个人信息资料的搜集与利用。
第三，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博客、微博的发展，使信息传播进入了全新的时代。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近五亿网民、四千多万博客。如此众多的网民，在促进社会发展、传递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利用网络披露他人隐私、毁损他人名誉等行为也是大量存在。应当看到，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并非新类型的人格权，因为与既有的人格权类型相比较，其不具有独立的权利客体。但是，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又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之中单独加以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第一，人格利益保护的特殊性。一些人格利益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中并不显得特别重要;而在网络环境下就显得特别重要。例如，在网络上，个人家庭住址的保护就特别重要。又如，在网络上披露某女明星的年龄，就导致该明星的演艺生涯受到影响[33]。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以及受众的无限性导致的。第二，网络环境下，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有特殊的规则。在网络环境下，公众人物人格权限制规则会有所变化，即便是公众人物，其在网络上的人格权也应当受到保护，如其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不得随意被公开。第三，网络环境中更应当注重人格权保护与信息传播自由之间的平衡。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自由以及满足公民知情权变得非常重要。公民有在网络言论的自由，实现信息的自由传播，但是，一旦了侮辱、诽谤等言论，就会造成侵犯他人权利的严重后果，甚至并非出自故意而只是出于轻微疏忽的不实言论，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对某个自然人和企业的评价有所不实，一旦在网络上传播，就可能对其生活或者经营产生严重的影响。在实践中，确实多次出现利用网络诽谤和侵害其他企业信用的情形，例如造谣说某公司的产品掺入有毒有害物质，而这种言论一旦在网上传播开来，甚至可能引发人们的恐慌、攻击等不理智行为，给受害企业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第四，责任主体的特殊性。一方面，网络侵权主体具有广泛性;另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特殊主体也要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当然，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应当有所区别。尤其是，法律上应当特别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义务，要求其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和扩大。在人格权法中也可以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将其设定为一种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定情形下有采取积极行为的义务，这是以人格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法律义务。第五，责任方式的特殊性。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具有快速性和广泛性，一旦损害发生，就难以恢复原状，故预防损害的发生和扩散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应当更多地适用停止侵害等责任方式。总之，我们认为，面对网络这种新型的媒体，立法应当对其加以规范。通过在法律上设置相应的规则，可以更充分地实现人格权的保护，救济受害人。正是因为上述特点，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中对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作出特别的保护性规定。
第四，在人格权法中，需要完善人格权行使的规则。需要解决权利行使冲突的规则，尤其是要明确人身权益的优先地位。还有必要规定一些与人格的内容和行使相关的问题，例如，保护生命健康权涉及医院是否应当对病人负有及时救治的义务，对生命权的保护涉及克隆、安乐死的政策问题，对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的保护也涉及对于基因的采集和转基因应用的政策问题，这些都有必要在法律上作出回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人格权法应当重点规范舆论监督、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的关系，对于公众人物的人格权是否应当作必要的限制、如何进行限制等都作出规定。
(三)债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如前所述，为了增强法典的体系性，完善法典的内容，在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之后，还是应当制定债法总则。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大陆法系对民事权利的最经典分类方式之一，对于正确认识、理解和行使财产权影响甚大。如果债权总则不复存在，则民法典总则之中“债权”的概念就难以与民法典分则中的相应编章对应，从而也会影响到整个民法典体系的和谐和体系化程度。笔者认为，在债法总则中，应重点完善以下问题:
第一，各种债的共性规则。如前所述，尽管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都已独立成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还是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规则，如连带之债、按份之债、不真正连带债务等。这些规则都需要通过债法总则加以完善，以免合同法和侵权法需要分别作出类似的重复性规定。通过债权总则的设立，可以实现民法典条文的简约化，因为债权总则可以规定债法的共通性规则，这就可以减少规定“准用”、“适用”之类的条文，从而减少条文的数量。甚至债法总则可以为各种债提供一套备用的规范[34]。
第二，完善具体的债的类型。传统上将债列为四种类型，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我认为，一方面，对这四种类型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无因管理在实践中运用的很少，此种制度设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互帮互助。但是这一制度的功能也常常可以借助受益人的补偿义务、公平责任等制度来实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无因管理的案件较少。有鉴于此，将来在债法总则中，只需要对无因管理做简略的规定即可。另一方面需要规定一些特殊类型的债。我认为可以考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一些特殊形式的债进行规定，主要包括如下几种:一是缔约过失责任。我国《合同法》第42条、43条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但严格地讲，缔约过失责任并不是合同之债。其不仅可以产生于合同订立阶段，也可以产生于合同终止后的情形。所以其与合同关系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不应当纳入合同之中，而应当单独规定。二是单方行为。单方行为也可以产生债。例如，悬赏广告就是因单方行为而产生的债，有必要在债法中作出规定。三是税收之债。此种债务本来是一种公法上的债，但公法上只是确立了行政权的行使和公民的纳税义务，突出了其强制性特点。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欠税以后不完全通过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方式，也有通过民事方法来征收税款的做法。另外，税务机关请求纳税人缴税，也应当以税收债权的存在为前提。更何况，税收债权在破产法上作为优先受偿的债权而受偿。在债法中，明确税收之债的相关内容，有助于税务机关以民事方法来实现税款的征收。
第三，债法总则与传统上属于商法内容的特别法的衔接。债权制度的确立，沟通了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等民事特别法对民法典的依存关系，并为这些民事特别法确立了适用的一般准则。许多商事制度实际上都是债法制度的具体化和发展。例如，票据权利的设定、移转、担保证明以及付款和承兑等都是债权制度的具体化。破产制度坚持债权平等主义，保护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对资不抵债的债务人宣告破产，使债权人的利益在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保险合同是具体的债的单元，保险中的投保与承保、保险的理赔与追索、海损的理算与补偿等，都要适用民法债的规定。而从债的发生基础来看，商事活动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债的类型，例如，票据行为所发生的债的关系，无法归结到合同关系，票据的背书转让不能等同于合同的移转。为了寻找到一般的规定，有必要通过债的一般规定满足商事活动的需要，提供必要的法律规定基础。[35]为此需要在债法中就商法规则如何与其进行衔接设立必要的规则。
(四)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的修改
《婚姻法》方面，有许多制度应当详细规定，例如，《婚姻法》中对子女的探望权问题虽然有所规定，但非常简略，实践中就探望权的问题经常发生争议。再如，关于未婚同居涉及的财产等问题，同居者的相互权利义务的规范，因为同居期间双方可能生育子女，由此引起对子女的抚养、监护等职责如何确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较多，这也引发了新的问题，父母对子女究竟享有何种权利，现行法的规定比较笼统、比较模糊。尤其是在夫妻离婚之后，对子女的权利究竟如何确定和行使?例如探望权的主体、行使方式、探望权被侵害时的救济，颇值得研究。有学者建议，未来民法典应当赋予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居所指定权、教育权、抚养权、财产管理权等，并明确父母依法应承担的义务[36]。此种观点也不无道理。此外，对离婚后子女的监护问题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继承法方面，我们对遗产的范围规定得过于狭窄，对于遗嘱自由的保护应当进一步加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也应当适当扩大(如增加第三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此外，对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保护不够，实践中一些继承人通过隐匿财产、混同财产等方式逃避债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制定一部面向21世纪的科学的民法典，不仅能够有效实现中国大陆民事法律的体系化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也将代表着大陆民事立法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将充分表明我国法律文化达到的更高的层次。通过民法法典化的方式实现民法的体系化，不仅符合我国的成文法典化法律传统，是中国大陆实行依法治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也将表明我国法律文化的高度发达水平，更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具体表现。[37]我们的祖先曾在历史上创造了包括中华法系在内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其内容是何等博大精深!其在人类法律文明史上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并与西方的两大法系分庭抗礼，互相辉映。今天，中国大陆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已为民法典的制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广大民法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制订和颁布一部先进的、体系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典，不仅能够真正从制度上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将为我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的腾飞、文化的昌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如果说19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和20世纪初的《德国民法典》的问世，成为世界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则21世纪初中国大陆民法典的出台，必将在民法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注释:
[1]karstenschmidt，diezukunftderkodificationsidee:rechtsrechung，wissenschaftundgestzgebungvordenge-setzswerkendesgeltendenrechts，1985，s．39．
[2]张礼洪:《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上海:《法学》，2006年第5期。
[3]lobinger，codification，in2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606，at609－10(1930，reissued1937)．
[4]valérielasserre－kiesow，《l’espritscien-tifiqueducodecivil》，indroits，n°45，2005，puf，pp．58－59．
[5][14]［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71、279页。
[6]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7]李开国:《法典化:我国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重庆:《重庆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8]reinhardzimmermann，codification:historyandpres-entsignificanceofanidea，3eur．rev．privatel．95，98(1995)．at103．
[9]谢哲胜:《民法法典化的几种选择》，载张礼洪等主编:《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9页。
[10]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11]石佳友:《民法法典化的方法论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12]christianwolff，institutionesjurisnaturaeetgentium，p．62．
[13]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30日。
[15]金可可:《论温德沙伊德的请求权概念》，北京:《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
[16]麻昌华、覃有土:《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上海:《法学》，2004年第2期。
[17][18]［葡］平托著，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大学法学院译:《民法总则》，1999年，第5、5页。
[19]［葡］孟狄士著，黄显辉译:《法律研究概述》，澳门: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法学院，1998年，第78页。
[20]郑玉波:《民法总则》，台北: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第63页。
[2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22][24][27]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2、47、57页。
[23]［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79页。
[25]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9～410页。
[26]谢怀栻:《论民事权利体系》，北京:《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28]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29]rehm认为，自主决定的利益其实和隐私权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仍然可以把这两种利益都放在隐私权下面来保护。gebhardrehm，justjudicialactibism?pri-vacyandinformationalself－determinationinu．s．andgermanconstitutionallaw，32u．west．l．a．l．rev．pp．275，278(2001)．
[30]jamesb．ruleandgrahamgreenleafed．，globalpri-vacyprotection，edwardelgarpublishing，2008．
[31]齐爱民:《个人资料保护法原理及其跨国流通法律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32]张新宝:《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隐私权保护》，长春:《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5期。
[33]《泄漏女星年龄网站被告索赔》，北京:《参考消息》，2011年10月19日，第9版。
[34]柳经纬:《关于如何看待债法总则对各具体债适用的问题》，郑州:《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35]魏振瀛:《中国的民事立法与法典化》，北京:《中外法学》，1995年第3期。
民法典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民法本位民法法典化概念法学
众所周知，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社会剧烈变迁的阶段，在世界范围的大视野下，资本主义由自由发展到垄断再到国家垄断、生产力迅猛发展、科技日新月异、各种社会运动不断涌现，这些社会因素的变化导致了法律的变迁。作为“万法之母”的民法，其变化更是具有突出的意义。
一、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变迁
所谓近代民法是指经过17、18世纪的发展，于19世纪欧洲各国编纂民法典而获得定型化的一整套民法概念、原则、制度、理论和思想体系，其中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最为典型；而现代民法则指近代民法在20世纪的延续和发展，是在近代民法的法律结构基础之上，对近代民法的原理、原则进行修正、发展的结果。民法的变化过程体现在许多方面，下面仅撷取其中比较突出的方面予以比较分析：
（一）由权利本位到社会本位
近代民法是在粉碎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调整各种新型个人关系的法律，其突出特点是“由身份到契约”的反封建性质，在它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中，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人，因而近代民法是个人本位的法。另外，近代民法以权利为出发点，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否定了只注重个人义务的封建社会的法观念，因此近代民法又是权利本位的法。与此相对应，近代民法确立了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大原则。
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分强调权利成了不符合社会正义的事情。因为权利是法律所赋予一个人的自由，对于权利人来讲，他有行使权利的自由也有不行使的自由。在某些情况下，权利人不当的行使权力将会造成一种不正义，即“权利滥用”，另一方面，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也会发生诸如浪费社会资源的弊端。这些都是不符合社会正义的。因而现代各国民法大多有以下两种规定：一是禁止权利滥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二是强制行使权利，即权利的义务性。而民法的三大原则也有了修正，体现为所有权绝对的限制、契约自由的限制以及无过错责任的采用，这是现代民法社会本位的集中体现。[1]
（二）从法典中心主义到“去法典化”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具有制定法典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在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都处于领土分裂、法制分散的状况。这个时期，法典被看作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也是法制统一的工具。因此，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大陆法系各国纷纷制定民法典。法典化成为结束法律渊源多元和混乱局面的手段。在19世纪的法典化运动中，法典中心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法典被奉为法律的唯一渊源，而对单行法的制定持否定态度。彼时法典中心主义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不仅仅是法制统一和法律体系化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是法律渊源排他性的需要。
自20世纪以来，法典中心主义现象有所缓和。工业社会快速发展，市场经济日新月异，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现象和复杂的问题，需要法律对其及时作出应对，而法典中心主义和法典固有的滞后性，显然无法适应这一需要。因此，许多国家在法典之外制定了大量的单行法，判例法也逐渐被采用而发挥重要的作用，再加之一些示范法、国际条约的适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典的中心地位。去法典化现象开始出现。[4]所谓去法典化，是指由于在法典之外产生的大量特别法削弱了民法典的中心地位和基本价值，且这些特别法本身构成了若干微系统，从而使民法典本身被边缘化。意大利学者伊尔蒂指出去法典化是一种“逐渐把民法典掏空的立法活动，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活动，在民法典之外调整民事关系，并提出一些新的原则。在民法典的周围，涌现出一些‘民事微观制度’”。[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去法典化并非是某一学派的观点，而只是一种客观的法律现象，它使法典的中心地位受到了动摇。需要指出的是，去法典化的本意并非在于反对制定民法典，或者完全否定民法典的意义。
（三）从概念法学到自由法运动
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概念法学。概念法学源于德国的潘德克顿法学，至温德夏德发展到顶峰。而在法国，自1804年民法典以后兴起的注释学派至70年展为以法典为中心的概念法学。概念法学的特征表现为：1、在法源问题上，以国家的制定法为唯一法源，排斥习惯法和判例。2、强调法律体系具有逻辑自足性，不承认法律有漏洞。3、对于法律解释，着重于形式逻辑的操作，排除解释者对具体案件的利益衡量及目的考虑。4、否定法官的能动作用，将法官视为适用法律的机械，否定司法活动的造法功能。5、认为法学系纯粹的理论认识活动，不具有实践的性质，无须价值判断。[3]
20世纪发生了巨烈的社会变化，因而要求打破概念法学的禁锢，弹性地解释法律，实现具体的社会妥当性。耶林对概念法学的批判导致概念法学的没落。目的法学、自由法学、科学学派和利益法学形成了20世纪批判概念法学的自由法运动。目的法学强调法律乃人类意志的产物，故解释法律必须先了解法律究竟欲实现何种目的，以此为解释的出发点；自由法学强调法律常因立法者的疏忽而未预见或因情势变更而必然发生许多漏洞，此时，法官应自由地去探求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科学学派在注释学派内部强调对制定法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强调于进行法的判断时必须加入法律外的诸种要素的考虑，强调尊重和研究判例的主张。概念法学追求法的安定性价值，因而坚持严格解释，而自由法学追求妥当性价值，因而主张自由裁量。利益法学企图兼顾安定性和妥当性两种价值，主张对于法律漏洞，应就现行法探求立法者所欲促成或协调的利益，尽可能在不损及法的安定性的前提下谋求具体裁判的妥当性。
我国的民事立法始于20世纪中后期，因此在许多方面直接吸收了这些变化的成果。但是，借鉴吸收必须以我国的实际状况为基础，有选择的借鉴，这样才能实现供体与受体的协调，使这些成果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的国情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二、我国的社会基础和民事立法状况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上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使得个人之间没有平等独立的人格可言；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重农抑商的传统，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并导致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思想文化上“尊尊”“亲亲”“三纲五常”“官本位”等封建思想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头脑中，自由、平等、独立的精神根本无从产生。当时的中国，没有形成作为民法基础的市民社会，因此也没有今天所说的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民法。所以有学者说“我国自古没有民法”。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革命和变革以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由于社会之积重难返以及封建等级思想的根深蒂固，我国社会的变革并没有使作为民法基础的市民社会真正得以建立和完善。经济方面，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经历了短短三十几年的发展，与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历史比起来，制度方面还不健全，而且在调节市场经济交易活动方面缺乏相关的经验。政治方面，虽然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但是我国的民主制度却并不健全，许多时候人民的意志因没有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而得不到表达。思想方面，虽然封建专制统治已经被推翻将近一个世纪了，但是人们在许多方面还深受封建思想的禁锢，缺乏追求自由、平等、独立之精神。
再看我国民法的发展状况。如前所述，我国自古没有民法，清末变法学习西方法制，开始制定民法，但未及成功而清亡。之后的民国政府和北洋政府也都没有成功制定民法典。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我国第一部民法典。[5]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因为废除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而使这部民法在大陆失去效力；另一方面由于忙于各种“政治运动”以及认识方面的原因，再加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大多靠行政指令调整经济活动，并不重视民法的立法工作。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民法立法才被重视。但是在经历了三次起草活动以后，民法典仍旧“难产”，于是我国民法学界达成共识，先制定各个单行法，然后再制定统一的民法典。目前，我国已制定颁布了《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法律，作为民法典各编的内容都有了相应的单行法，我国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已经成熟，新一轮的起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三、我国民法的任务
（一）我国民法应以权利本位为主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经历了资本主义由自由到垄断的变化过程。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受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影响，民法采取权利本位的态度，极力保护个人财产权，刺激自由竞争以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达。但是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诸如劳资对立、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另外，由于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人们权利意识的过分膨胀，人们在行使权利时并不关注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往往造成侵害他人利益或者浪费社会资源的弊端。因此民法必须对此作出回应，对人们的权利作出必要的限制，这就是社会本位之法制。[6]但是反观我国有长达数千年的义务本位法制传统，个人观念、权利观念十分薄弱，再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在民主法制发展上走过一段弯路，我国民法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忽视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片面强调国家、社会利益，在法律思想上表现为彻底的社会本位。有鉴于此，我国民法，尤其是在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应突出权利本位，强调对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此基础上兼顾对社会公益和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换言之，我国民法应体现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以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所谓社会本位绝非对权利本位之怀疑或动摇，所谓社会化立法不过是权利分配与实现规则之妥善修正，即通过对某个个体权利的限制最终达到每一个体获享更广泛的权利的效果。[7]
（二）我国民法应达到自身体系的完善
民法作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主要法律，应当有其独立完善的体系，以便于法官适用法律。此所谓独立完善，是指民事立法应当处理好民法体系内部各单行法之间、未来的民法典与特别法之间、制定法与其他的法律渊源之间的关系，明晰它们之间的界限，使法官找法的活动不致陷入矛盾和混乱。目前，我国已相继颁布和修改了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和各种司法解释，已经从总体上消除了民事法律“无法可依”的现象。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民法典，各个单行法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诸多的微系统，且相互之间出现大量的重复和矛盾现象，彼此之间的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模糊，裁判规范的性质也难以认定，这些都给法院适用法律带来了困难。因此，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解决民事立法的体系化问题。如前所述，法典具有统一法制和法律体系化的功能。因此，我们应当采取法典化的方式来实现民事立法的体系化。当然，在制定民法典时，也要关注“去法典化”的现象。我认为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是一部开放性的民法典。拿破仑曾意图使法国民法典成为一部包含所有民事规范的法典，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封闭式的民法典是失败的。民法典与所有的成文法一样，必然具有其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民法典本身也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但是法典的稳定性要求必然使其不可能经常修改。因此在编纂民法典之时，在制度设计方面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并适当地制定准用和授权条款，利用内接式立法实现民法典与特别民法之间的衔接。同时，也有必要向其他渊源开放，充分发挥习惯法、判例法等法律渊源的作用。法典的开放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法典内容的灵活性和延展性，以及面向其他渊源的开放性。
（三）我国民法应跳脱概念法学的禁锢
上文从立法论的层面论述了法律渊源的开放性要求，下面从解释论的角度阐述这一要求。自耶林以后，概念法学因不断遭到民法学者的诟病而日趋衰落。其独尊制定法为唯一法源、排斥习惯法和判例，认为法律有逻辑自足性而否定法律漏洞的存在，拘泥于形式逻辑操作而否定价值判断、否定法官造法能力的观点都是教条僵化的，已经难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状况对司法裁判的要求。众所周知，由于立法者的预见能力有限或表达能力有限，或者立法时之失疏，或者情势之变更，法律必然会存在漏洞，法律并不能在其自身范围内达到逻辑自足，因此法官在遇到法律漏洞时必然要诉诸于习惯、判例或者法理。而在习惯、法理的适用上，法解释者往往会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比如习惯要达于被民众普遍接受且不与法律的强行规定及公序良俗相违背的标准才能被作为法源而适用。既然允许法官在解释适用法律时向制定法外寻求法源，就必然要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能力。我国民法应从这一实际出发，在法解释学上不迷信制定法，尤其是不能寄希望于制定一部包罗万象的封闭式的民法典，而应当看到法律漏洞存在的可能性。在解释法律时，既要注重单行民法之间的内接式引用，也要注重习惯、法理、判例等的作用，保持民法的开放性，以期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状况。与此同时，还要注重法律价值的判断，通过立法理由书等文件使司法人员了解立法者的价值考量，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律专业素养，以期根据法律价值妥适解释法律。
总而言之，在立法层面，我国目前应通过制定一部权利本位的、开放性的民法典来完善我国的民法体系；在司法层面，司法人员应摒弃概念法学的窠臼，在探求立法意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习惯、判例等法律渊源，达到妥适解释法律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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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民法典；权利本位；时代性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29-1445（2020）10-0057-03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对民法典制定的重要意义作了精辟、全面、深刻的阐述，指出：“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1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深刻体会，充分认识此次民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
民法典颁布实施具有深刻历史意义
法律制度的建构历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考察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明时，总有一项重要内容是考察这种文明中律法制度的健全程度、先进程度。而法典无疑是集大成者，法典的制定、颁布和实施，不仅需要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且要求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建设必须达到相当的高度。人们耳熟能详的，既有来自遥远古代的汉莫拉比法典，也有近代代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果实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这些法典都被作为文明的载体而流传于世。因此，是否拥有法典、法典内容的逻辑性、法典篇章安排的系统性等，往往被作为衡量文明先进程度的重要标志。
近代以降，在英美法与大陆法的比较借鉴中，中国法律学者将制定和拥有中国人自己的法典作为摆脱封建桎梏、建设现代国家的梦想。从清末修订法典开始，数代中国法律学者将制定民法典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并为之付出艰辛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54年启动了首次民法典制定工作，其后又分别于1962年、1979年、2001年3次启动制定和编纂民法典的相关工作，但均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完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我国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再次被提上日程。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亲自主持了3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分别审议民法总则、民法典各分编、民法典3个草案。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经过5年多工作，民法典终于得以颁布、即将实施，几代人的梦想成真。我国民法典的出台，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奋斗成果，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国家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等各方面建设成果的总结和体现，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民法典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普通人而言，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首先需要知道的便是自己拥有哪些权利，这些权利的边界在哪里；他人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自己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如何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以及如何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被侵害或如何在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时取得赔偿……所有这些，在现代文明社会中，都需要法律规范的指引。而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整个法律学科体系中，民法与人们的生活最为息息相关，人们的婚丧嫁娶、分家析产、财产转让、交易买卖、邻里交往等，都需要民事法律的指引和规范，这是建设社會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民法典注重保护人民权益，凸显法律保护中权利本位思想。民法典共分7编、1260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布条文最多的规范性文件。民法典内容虽然庞大，但“有一根红线或者说一根主线，把民法典串联在一起，形成了非常具有逻辑性的整体。这根红线是什么呢？这就是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1我国民法典中，不仅有一般民法典所有的总则、物权、婚姻家庭、继承、合同、侵权等内容，更突破性地以合同编通则作为债权总则，将侵权责任独立成编，更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围绕着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构建起严谨的逻辑体系，凸显法律保护的权利本位思想。民法典通过对人民权利的保护，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决心。
民法典的出台将更为有效地规范和指引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法规，不仅包括新中国初期颁布实施的婚姻法，还有1978年以后陆续出台实施的民法通则、新婚姻法（1980年重新颁布实施）、继承法、合同法、收养法、侵权法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但是，如此众多繁杂的法律并不总能及时有效地为普通人的行为提供指引，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上述法律均以单行法的形式出台，又由于我国立法极简主义的传统，法律条文大多抽象和原则，需要一系列的司法解释、行政规章、地方法规等进行配套，从而形成了具有复杂位阶关系的规范体系，这对于一般人而言，过于艰深而晦涩；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飞速发展，法律法规不停地被修订，修订工作难以做到同步开展，从而使得非法律人士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其次，不同的单行法律之间，法律位阶即使完全相同，也有新法与旧法、普通法与特殊法等区别，一些条文内容存在不一致甚至冲突之处。最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往往具有滞后性，当社会经济生活出现新情况新事物时，往往会出现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而此次民法典的出台，对之前几十年出台的各单行民事法律规范进行了梳理、总结和归纳，并按照严密的逻辑结构编排在一起，不仅便于普通人查找和学习，也利于行政执法部门和人民法院理解法律，统一执法和司法尺度。
民法典的出台将进一步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法律保障。商法脱胎于民法，与民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陆续制定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涵盖商事活动各个领域的大批法律规范。其中，既有涉及商事主体资格的三资企业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等，也有规范商事行为的保险法、票据法、拍卖法、证券法、海商法等。但是，这些单行法均只能涉及和调整商事活动某一特定的领域。在更为宏观和基础的层面上，多年以来，我国调整商事法律关系的基础性规范一直依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对商事关系的原则性规定。而现在，民法典对于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原则性、基础性问题有了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回应，在我国没有专门的商法典的情况下，民法典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其所代表的价值取向，都必然会成为我国商事立法和执法的基础和保障。
民法典将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
纵观各国法律，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虽只适用于特定地域，但依然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立法精神和原则、价值取向、逻辑结构、立法模式、编章安排等不断为世界其他国家所仿效。我国此次颁布实施的民法典虽只在我国法域内生效和适用，但编纂过程有重大发展和创新，人格权独立成编即是最大亮点，反映出我国人格权法理论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与其他国家的人格权法理论研究相比，在很多方面处于领先水平。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1作为现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发展的后发国家，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不仅仅面向过去，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律文明建设有益成果。同时，我国民法典更是一部面向未来的法典，它直面当下社会经济中的疑难问题和前沿问题。在世界日益密切联系的今天，这些问题并不仅仅为我国所独有，如互联网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数据和虚拟财产问题，居住权、人格权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因此，我国民法典具有其他在先制定的民法典所不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色，更为先进的价值取向，更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结构安排。如果说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是19世纪、20世纪初民法法典化的里程碑，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法律文明成果，那么中国民法典必将在21世紀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
民法典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 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与反政治化、民法典编纂的政治性
对于“现在是否需要编纂民法典？”这样的问题，无论是在世界上曾经进行过民法典编纂的国家中，还是在我们目前的民法典编纂（以下简称法典编纂）过程中都不时的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笔者再次提出这个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而且在“是否需要编纂民法典”之前加上“现在”一词意在解释和追问：现在的民法典编纂是否适宜？民法典的编纂到底是一个内在必要性的问题还是一个机遇的问题？[1]
一般说来，科学的问题大都有比较确定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答案，体现为以知识累积的方式所进行的直线运动，哲学则是类似于指向同一个圆心并不断变换基点的圆周运动，主要不是在于获取知识而是在于不断地提出问题。[2]“现在是否需要编纂民法典？”的追问也不在于能够向读者提供获得更多的知识的机会，而是在于转换一个角度，改变一个基点，来审视和思考一个不新鲜的问题。对任何一个问题所做的尝试性的解答并不能终结对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地方所进行的新的尝试，反而是在鼓励进行更多的尝试，这正是带有哲学性问题的魅力所在，本文所面对的问题正是这样一个法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
本文以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矛盾为基点，阐明民法典编纂中政治力量和学术力量的关系，也即立法者和（不限于法学的）学者之间的关系，阐明法典编纂不是一个内在必要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机遇的问题，同时在阐述的过程中区分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与民法典编纂的政治性的区别。笔者之所以不惴简陋，将自己的想法提交公共舆论的评判，以期克服自己的懒惰与怯懦，这也就正好应了immanuel Kant所说的：“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 [3]自己也常常用追问自己：“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
一、我国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与反政治化
目前一股失落的情绪笼罩着曾经轰轰烈烈喧嚣一时的法学界，[4]民法典编纂所激起的法学家（特别是民法学家）的热情的狂潮已经过去，在民法典的编纂是具有内在必要性的这个潜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和所讨论的民法典编纂这个事件，给所有的支持民法典编纂并认为我国目前已经完全具备进行民法典编纂的条件的人当头一棒，一桶冷水应该可以使人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并不具备必要的进行民法典编纂的政治条件和宪政环境！笔者认为，在去年已经第一审议的人大法工委的室内稿草案之所以搁浅，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对许多敏感的制度，比如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制度怎么设计的问题，它本身应当是政治改革的任务，是属于政治国家的任务，必须借助于宪法的改革才能够水到渠成的纳入民法典中，而不是通过民法典这个市民社会中的市民之间的生活规则的编纂就可以完成。而学者们特别是参加起草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的学者们所期望的是通过民法典编纂将本应由政治国家通过政治改革实现的任务通过编纂民法典来实现，从而将民法典编纂政治化，成为民法典编纂中政治化的力量，成为一支为了民主和法治的理想而坚定前行的队伍；而立法者 尤其是现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立法进程的人对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的大胆突破和政治化倾向，有着本能的警觉，这对掌握国家立法权力的立法者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出于某种考虑，或者是出于对自己职位的顾虑或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惯性或者是出于对（一部分）学者的自由主义的敌意，或者是出于使民法典草案更易于为它的审议者们所接受并通过，或者是其他的无法言明的原因，他们有意地在抵制和反对将民法典编纂政治化，从而使民法典完成它所不能完成的政治改革的目标的做法，而致力于民法典编纂的反政治化，成为反对民法典编纂政治化的力量。
在本小节的结尾，应当指出在一些法学著述中经常出现的民法典编纂的政治性与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的区别，这个区别对于本文所揭示的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现象有着极大的意义。所谓的制定法的政治性就是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所有的通过制定法形式创制出来的新法律规范的来源以及本质都具有政治性。制定新的、旨在改变现有法的法律规范行为始终是一种政治行为。 [5]民法典的编纂活动也是一种政治活动，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这与“法典编纂的非政治化、法典编纂的完全技术性、纯粹属于法学工作者工作性质”的观点并不矛盾，前者的意思是说决定进行法典编纂和法典基本框架以及与审议通过方面的程序等有关的关键性决议或者法案是政治性的决定，仅仅涉及是否要进行法典编纂，以及法典的的基本框架如何确定，最终的法典如何审议通过等形式方面；后者意在说明法典编纂的内容上和技术上非政治化，是符合法学工作者的工作性质的。而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和反政治化意味着在民法典编纂的内容的确定和斟酌上，渗透进去了政治上的思考和强烈倾向。
二、对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动因分析
在提出了本文所揭示的那种现象之后，那么究竟哪些人属于致力于民法典编纂政治化这一方，哪些人又属于反对民法典编纂政治化那一方呢？
不回答这个问题，将会使得本文对于民法典编纂中的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力量的冲突与矛盾的描述和揭示成为没有对象的活动或者根本就是梦中呓语或者病中幻想。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又具有非同一般的难度，参与起草的学者很少有人，愿意或者能够将对自己民法典编纂中种种问题的的政治倾向，清晰地向公共舆论表达出来，仅仅是从已经发表的文章和著述中，才能发现论文的作者或者起草活动参加人的倾向-当然这种描述隐藏在种种表象背后的事物的工作并不是绝对地完美和精确。在已经介绍了如何辨别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方法后，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细微的区别和具体的划分，这可是个得罪人的差使。
作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那么，何以会发生这种现象？
梁慧星先生在《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序言》[6]中说：草案“既着重于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对策，更着眼于中华民族之未来，旨在建立竞争、公平、统一的市场经济秩序，及和睦、健康、亲情的家庭生活秩序，为中国最终实现真正的人权、民主、法治国家和现代化奠定基础。”体现了民法典草案建议稿起草小组强烈的价值取向和理性追求！下面的梁先生的在同一文章中的另一段话更道出了几乎是全体参与起草民法典建议稿草案的学者同时也是大多数没有参与起草活动的学者们的心声：“课题组全体通知深知，国家立法之权操在立法机关，现今之立法体制尚未符合立法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要求，民法起草工作小组亦徒有虚名，专家建议并未受到真正重视，不敢奢望此民法典草案能为立法机关所采纳。但课题组全体同志本着对科学、民主、法治之追求，对人民、民族、国家、学术负责之精神，倾其心力，谨慎从事，完成此民法典草案。”从中也透漏出了，在参加起草建议稿的学者们的建议稿中以及没有参加起草建议稿的学者们的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或者说没有完全考虑决定我们未来的民法典的形态的立法的指导思想的现实，把学术插上了理想（科学、民主、法治）的翅膀，越飞越高了，在这种超越现实的立法指导思想的成果中间，必然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将可能应该由政治改革完成的工作，放到自己的目标中来，这就是民法典编纂政治化的一个动因。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经济与社会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经济的发展与政治改革的滞后形成一种反差，也就是说一些市场经济中所提出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政治上的（法律的）表达和认可，难以名正言顺地推广开来，以此为源头的体系也无法以此为基础在法律上建立起来！
总之，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的支持者们所赞同的是要在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在未来的民法典的范围内实现对现实的来自政治对民法的制度安排问题的束缚，更大的实现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抗拒和对国家权力提出的限制的要求，这是内在的方面，外在的方面则是要借助民法典编纂向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法系展示中国法学对于世界的贡献，昭告一个民族的伟大的时代的来临和一个国家的伟大的法典的诞生（法学家们所追求的作为一个学者的个人荣耀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民法典编纂的反政治化的支持者们所考虑的是在尽可能地不突破现行意识形态对民法制度安排的束缚，仅仅汇编现有的民事法律文件就了结，似乎没有更多的梦想和追求。究竟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还是局限于立法机关领导人的政绩意识的影响，外人难以窥测。但是不能将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负责起草的民法典草案视作一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意愿和行为，“问题根本就不在于个人，而是在于一种制度”！[7]从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和反政治化的矛盾中，我们能否指责学者们（特别是参加起草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的学者们）的将民法典编纂政治化的努力越出了自己的应有的或者说现实的职责范围？易言之，是否可以说学者们在这场民法典编纂的运动中表现的太过于理想化了，而代表立法机关的反对民法典编纂政治化的人太过于保守了，或者说没有追求了，从而将民法典编纂进程的暂时停止看作是他们的过错？法学对于立法乃至对于政治而言，应当具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敏锐与情怀，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正是这种敏锐与情怀在正义和敢于直言的感召下成为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驱动力量之一。因而致力于在学术层面上的理想的民法典的编纂的法学家们又有什么错呢？
其实，在民法典编纂政治化和反政治化的两种力量中是有很多的共同性的东西的，最主要的共识在于都认同：（1）需要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民法典；（2）目前具备完成起草和通过一部民法典的任务的条件。其不同的地方在于编纂的民法典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不同的，或者说所编纂的民法典与世界上的其它“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的形态是不同的。支持政治化的人期望通过民法典编纂以及后来的通过和实施能够更大地更快地加深中国社会的民主和法治水平，反对政治化的人则更多的局限于现实，不愿意或者说是无力做更大的对现行宪政制度的突破。
三、民法典的编纂是一个内在必要性问题？还是一个机遇问题？
通过对以上民法典编纂中的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现象的揭示、分析与区别，使得一个问题悠然浮出水面：“民法典的编纂是一个内在必要性问题？还是一个机遇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选择题，最早是在1814年已经被人提出来并回答了的。这个人就是萨维尼，在与蒂堡的论战中，“在萨维尼看来，当时的德国，既不具备制定一部法典的能力，客观上亦没有为一部法典的生命力所堪凭恃的社会-历史基础”。[8]依照《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的作者的意见，萨维尼的这个论据当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它是所有论证中能够证明法典编纂问题是一个机遇问题，而不是一个内在必要性问题的唯一论据。[9]可见萨维尼在这个只有两个选项的选择题上选择了后者。
在被视为是世界上第四次民法典编纂浪潮的一个有机部分的中国的民法典编纂运动中，人们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有的人认为“21世纪依然是法典化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孕育了对民法典的强烈需求，民法文化的生成也为民法典创造了必要的主观条件。我们应当在分析法学方法论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坚持社会本位，向大陆法系奉献一部由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法、侵权法、亲属法、继承法七编构成的‘世纪法典’”，[10]该种观点认为法典化是新世纪的大趋势，当前民法典编纂的社会条件和学术基础已经具备，并提出了自己的法学方法论主张，倾向于既认为民法典编纂是一个（社会前面发展而孕育的）内在需要的问题也倾向于认为民法典编纂是一个机遇问题，因为现在的时代-法典化时代、社会发展提出了对民法典的强烈需求、民法文化又为法典编纂准备了必要的主观条件，在这样的时机下，正可进行民法典编纂。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缺点在于没有考虑到当前的政治条件，也就是说目前的政治条件和宪政制度的安排能够为民法典编纂提供多大的现代化空间。还有人在回答“中国人何以需要民法典”的问题时，认为中国人之所以需要民法典是因为两点：一是民法典的价值理性。它是市民社会之成就-民法典的社会理想，民法创设了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民法塑造了个体的行动自由。二是民法典的形式价值。民法的法典化赋予了民法以形式合理性。[11]此种观点倾向于从法典之于社会的内在价值的角度出发，论证中国人需要民法典。此种观点同样的缺陷在于仅仅从学理学说以及世界各国立法实践出发，完全没有考察政治与法典编纂的课题，对于中国人需要的理想民法典能够实现多少，没有考虑。
中国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改革一直到现在的这一段历程中，始终都是在奉行“放弃政治民主制，坚持以物质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认为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高于一切”的所谓亚洲价值观模式，虽然经济成就显著，然而却并意味着同时也带来更多的公正，相反却是贫富分化的迅速形成和扩大；在形成独立精神方面非常重要的民间结社活动，也通常处在国家控制或管制之下，任何一种社团（包括学术社团）在成立以前都必须通过政府有关机构审批，而且任何社团都不准参加政治活动[12]等等，在这种环境下很难说我们的民法典能够“现代化”成个什么样子？有两个很好的例子，第一个是苏亦工所分析的韩国民法现代化的路子。他告诉我们，韩国在1958年就已经颁布了一部韩国民法典（从1960年开始生效），正好从60年代开始韩国经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被称之为“江汉奇迹”。然而所谓的江汉奇迹与韩国民法现代化的进程却并非同步，现代化的韩国民法典并没有对韩国人民社会生活产生直接的良性推动，没有起到有效的保障私权的作用。90年代后韩国实现了民主政治的转变，导致了一种参与共享的市民文化的确立。最后苏先生告诉读者的结论是：“一言以蔽之，宪政与市场的回归方始为韩国民法的现代化扫清了道路”！[13]
另外一个例证是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颁布和出台：俄罗斯民主改革的最集中的体现表现在1993年12月12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确立了俄罗斯联邦新的宪法的基本原则：1、人权原则。认为人及其基本权利与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并且在俄罗斯联邦直接有效。承认、遵循和维护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俄罗斯国家的义务；2、分权原则。3、多种所有制并存原则，其具体内容是指，俄罗斯联邦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均可以私人所有、国家所有、地方所有或其他所有制的形式存在。俄罗斯联邦国家对私有制、国家所有制、地方所有制以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给予平等的承认和保护。4、意识形态多样性原则。5、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原则。6、法治原则。[14]正是在这种有利的宪政制度背景下，才使得俄罗斯民法典的编纂者们能够“对与建立市场关系有关的民法的内容和调整方法进行了根本的变革和更新”，“基本抛弃了过去具有公法性质的法律调整方式，恢复民法固有的私法精神”，正在如有的学者所公正地指出的那样：“从过去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变革旧的民事法律规范，探索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民事法律制度的过程，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具有专制传统的民族来说，是一个与克服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心理德等各方面偏见相联系的复杂过程。”[15]因而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所出现的独特的民法典编纂的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现象，正是民法典编纂的宪政制度背景与民法典编纂的本质不相和谐的显现，从而提出了进行民法典编纂所要求具备的宪政环境的问题。在宪政条件尚不具备的条件下，进行的民法典编纂的成果是也只能是所谓的汇编式的东西，与学者们的期望值相差太远。这已经为目前我国民法典编纂的立法机关层面的实践所证实。
笔者认为，民法典的编纂问题，不是一个内在的必要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机遇的问题，制定法的不完美性总是存在，任何制定法相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总是存在漏洞和脱节的地方，而对这漏洞与脱节的填补和完善正是法学的任务，在实践中，法学的的确确在发挥着这个作用，从一定的程度上说，（既不是过于追求法的稳定性的法典形式的，也不是过于不确定的习惯法形式的）制定法更有助于完成法的使命：完成对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是否要制定法典，跟一定的社会背景，特别是政治背景、宪政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比较法的角度，可以找到无数的例证，法国1804年民法典的颁布，正是在拿破仑考虑到为了巩固大革命的胜利果实，防止和反对失去权势、地位和重要财产的旧贵族势力的复辟企图的明确的目的的指导下进行的；德国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也与德国国家统一的完成为了彰显德国的民族精神和威廉皇帝的丰功伟绩有着重要的关联，近百年的学术准备也是德国民法典编纂的一个机遇性条件。清朝末年大规模的变法、修律活动的政治背景正是满清政府在面对汹涌的革命浪潮和外国列强势力的肆意侵扰，宣布变法，推行新政，然后才是进行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活动。而进行民律草案的制定工作就是直接服务于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政治目的，“臣等奉命修订法律，本以收回治外法权为宗旨”。[16]
民法典的重要性篇8
与英美的判例法相比，论文联盟大陆法系的制定法更具有普遍适用性、更适于输出，诞生于19～20世纪的法国和德国民法典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804年，法国大革命后的冷静期所制定的拿破仑民法典被称之为免于历史偏见的理性的文本。制定德国民法典时，德国的民法学者在萨维尼的影响下主张要有“特殊的民族考虑”，他们排斥“这样一部毫无（民族）特色的、世界民事的、非国家的法律提升到总德意志私法的位置,并且亚洲各国甚至也能接受此种法律”的民法典，所以他们“着迷似的且毫无耐性地不允许他们的精神出卖到一个非德意志的法典之中”。①最终学者制定出了非常有民族特色的民法典，但是这部民法典也非常适合移植于亚洲，后来日本民法典成功地移植了德国民法典。作为大陆法系形成之标志的法国民法典，以及又一个发展颠峰的德国民法典，在世界法制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两个邻国的民法典有着各自的特点，却也分别在辉煌了数百年之后面临新的历史挑战。
一、法德民法典不同的时代背景
法国大革命前民事法律规范纷繁复杂，在国内存在着北方习惯法区和南方成文法区的划分。罗马法作为“合法的根据”在原则上为整个法国所采纳并逐渐得到承认。在成文法区，允许适用罗马法，但不作强制性规定。地方立法权只是偶尔地赋予习惯法以成文的形式，直到1453年查理七世颁布《都尔—蒙蒂尔告谕》规定法国的习惯法应一律采取成文的形式。到18世纪初，从原来的大约300种习惯法中产生出了大约60种成文的习惯法体系。习惯法的删繁就简和整理编排，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法典编纂奠定了基础。而且，习惯法汇编的起草者往往借助于罗马法的条文来补救习惯法中的缺漏和偏差。尽管当时的现行法律已朝着法典化迈出了一大步，但成文的习惯法汇编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创造统一的、合乎理性命令的法典。伏尔泰曾经这样嘲讽和批评当时法国的法律状况：“此事在这个村庄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个村庄却变为错误的……在这个王国里，每当你从一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就出现这种情况：在每次换乘马匹的时候，（适用的）法律也就变了。”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摧毁了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而且以空前的速度和态势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中间法律”(intermediatelaw)以废除封建特权和人身依附关系。“中间法律”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法律，法律不统一现象并未得到解决，尤其在私法领域，习惯法仍起着主导作用。在法国资产阶级看来，不同地方的居民按照不同的习惯法生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封建特权，因为习惯法在很大程度是与封建领主的司法特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法国1791年《法兰西王国宪法》明确规定要制定一部“全王国共同的民法典”，这为法国制定统一的民法典提供了宪法依据。然而，大革命方兴未艾，政权更迭过于频繁，统治集团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那些亟需解决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加上各利益集团都希望未来的民法典能够充分反映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民法典编纂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法学家冈巴塞莱斯(cambaceres)于1793年、1794年和1795年提出的三个民法典草案都以“太长”、“太哲理化”或者“缺乏革命性”为理由被否决。②1799年，拿破仑上台后不久，由其亲自主持，任命最高法院院长特隆歇、司法部长比戈-普雷亚梅纽、罗马法专家马尔维尔和海军法院法官波塔利斯组成四人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民法典。四人起草委员会在四个月时间里迅速完成了民法典草案。但草案在参政院审议时搁浅，为确保民法典通过，拿破仑清洗了参政院并改变了法典通过程序，并在通过法典的最后时刻，在参议院门外放置了大炮，作为炮轰参议院的武器或庆祝法典通过的礼炮。从1802年2月5日到1804年3月15日，民法典分为36章陆续通过。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将法典颁行实施。正是有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这样一个铁腕人物，法国民法典才最终得以颁布。
德国19世纪最强大的趋势是赞成编纂一部全德意志的法典。这种发展趋势的一个方面表现在必须克服由于各地区适用不同的法律而产生的不利于从事商业和交易的障碍。当时，德国的私法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有些地区适用邦法，如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在莱茵河左岸地区以及巴登邦适用《法国民法典》；在另一些地区则适用古老的城邦法；还有些地区适用各地都不相同的习惯法，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发展趋势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对国家统一性的追求，这种统一性也包括法律的统一性。1873年帝国国会的宪法修正案将帝国的立法权限扩展到整个民法领域，使民法典的制定获得了权力基础。在19世纪初中期法典编纂派和历史法学派关于民法的争论完成了编纂统一民法典的思想理论准备，并对法典的内容和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萨维尼以及他所创立的“历史法学派”中的罗马分支，大大地推动了罗马法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罗马法的系统化。虽然萨维尼反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制定民法典，但其撰写的《当代罗马法体系》使罗马法研究达到了某种形式上的完善。19世纪后期，罗马法学派和德国法学派围绕制定民法典的争论使德国民法典最终在重视罗马法的同时吸收了日尔曼法的一些内容。1874年7月，德国联邦议会任命了11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其中9人是法律实务工作者，两人是大学教授，领导人是罗马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温赛德。1888年初，委员会起草的第一草案发表后，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在内容上他们批评草案偏重罗马法而忽视固有法，对实际需要考虑过少，不符合社会福利方面的要求；在形式上批评草案缺少大众性。尤其是德国法学派代表人物基尔克的批评意见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1890年成立的第二届起草委员会对草案进行了重新审核，并在很多地方进行了修改，最后形成了“帝国国会法律议案”。1896年7月1日，帝国国会通过了议案。经过帝国皇帝1896年8月18日的签署，帝国法律公报的公布，《德国民法典》于1900年1月1日生效。德国民法典是民族统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学者们的影响。
二、法德民法典制定后的影响和发展
虽然法国大革命时期有许多激进的言论和措施，法国民法典的制定则是既包含有革命的内容又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和妥协，法典的主要渊源有：习惯法，革命前的王室令和革命时期的中间法律。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早期的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以自然思想、启蒙思想为指导和基础,确立了私有财产无限制、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原则。③在拿破仑的指导下，法典体现除了注重实际运用的特点，以实用为目的进行具体内容的编排，分为人、财产权和财产权的限制、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在语言上坚持明确简练，清楚易懂，语句流畅，格调优美，不但是一部严谨的法律典章，也是一部文学杰作。
随着拿破仑帝国的扩张，拿破仑不遗余力地将法国民法典推广到其所到之处，法国民法典的适用范围大大超越了其领土。首先，在1804年-1815年间的荷兰王国；在今属德国的莱因联盟，一直到1900年德国民法典生效才停止适用；在日内瓦，直到1912年瑞士民法典生效之日为止；在设立于意大利境内的国中国——吕克大公国（principautédelucques）一直到1866年；在波兰一直到1946年。并且直到今天，经过多次修改后拿破仑法典依然适用于比利时和卢森堡。在现代法制史上，法国民法典具有世界性地位，越过拿破仑帝国在欧洲的版图，其影响遍及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④其后世界上的每部民法典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法国民法典》的影响，在这些国家里，法国民法典为其民法制定提供了蓝本，并为其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因为《法国民法典》的模式存在一定缺陷，在其传播过程中，它携带的法国因素与受影响国的当地因素杂交，产生了相应变形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海外的《法国民法典》模式改造实践也为法国本土的同样实践提供着经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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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的改变，法国民法典也有了新的发展。当时的立法者选择了他们认为19世纪初的法国需要的那些内容。《法国民法典》能够历经两百年而不衰，靠的就是其与时代同步发展、不断更新修正的时代精神。200年来，该法典已经过百余次的修改，其精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据初步统计，至1999年，已全部或者部分修改论文联盟条文855条，占全部条文的37.5%；已全部或部分废除的条文184条，占全部条文的8.06%；新增条文456条，占全部条文的20%。从整体上看，变化最大的是人法，其509条条文中已有412条被全部或部分修改，有60条被全部或部分废止，新增条文291条。尤其是人法中有关离婚、亲子关系、收养和亲权的条文几乎全部重写。其次是第三卷“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其中债法的变化较小，而继承和夫妻财产制方面的条文也大都重写了。变化最小的则是第二卷“财产以及所有权的各种变更”，其195条条文只修改了35条，废止和增加各1条。⑥
德国民法典则体现了与法国民法典不同的风格。作为一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民法典，人们将基尔克主张的“应加入一滴社会主义的油”进行了掺假，使其变成了几滴油，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倾向。德国民法典在结构上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整个民法典逻辑清晰，结构严谨。作为一部被称之为“法学家”的法典，德国民法典充满了抽象、概括化的专门术语，拉开了普通民众和民法典的距离，而在其后的瑞士民法典则证明了同样的内容完全可以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德国民法典在制度上进行了许多创新，抽象出了法律行为制度，创设法人制度等，立法技术上也更加进步。
《德国民法典》颁布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同各国的自觉吸收有很大关系。该民法典在世界上第一次采用了五编总则分则制的编纂体例，为后世制定民法典所效仿。在欧洲,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和南斯拉夫的私法都深受《德国民法典》的影响。即便在前苏联,其所制定的社会主义民法,在结构上、理论上都与《德国民法典》有分不开的联系。《希腊民法典》在许多方面都学习了《德国民法典》,在结构上也是采取五编制,在内容上大量学习《德国民法典》。不仅如此,《希腊民法典》甚至学习了《德国民法典》在制定之后的发展进步,例如缔约过失责任。在亚洲,《泰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都是学习《德国民法典》的产物。《日本民法典》在制定之初,甚至不是学习正式颁布的《德国民法典》,而是抄袭的《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⑦在影响各国民法制定的同时，德国民法典也对各国的民法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02年1月1日《债法现代化法》生效,其已经历了多达145次的修订。截至2002年,其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编(1条～240条)总则部分,已有121条改动,占总数的50.4%；119条未改动,占总数的49.6%。第二编(241条～853条)债法部分,已有351条改动,占总数的57.2%；有262条未改动,占总数的42.8%,其二战后的变动明显增大。第三编(854条～1296条)物权法部分,仅有66条修订,占总数的14.6%;有377条未修订,占总数的85.4%。第四编(1297条～1921条)亲属法部分,有1029条变动,占总数的164.6%,没有未发生变动的条文。第五编(1992条～2385条)继承法部分,发生改动的有194条,占总数的41.7%；未改动的占58.3%,计270条。⑧
三、由法德两国民法典历史演进之延伸思考
民法典的重要性篇9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有哪些?只有不断规范民事法典，明确法律界限，方能构建稳中有进的社会秩序，有效提升人民的生活幸福感!共同阅读2020年“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最新精选【5篇】，请您阅读!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1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民法典就此诞生。中国人民终于拥有了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法典，终于实现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民法典中的“民”字代表着“人民至上”，我们不仅要细细体会和思考背后的含义，更要时时去领悟和践行其中的真谛。
人民利益至上，举法律武器维护人民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环节。民法典增加了民事权利种类，确认和保障了民事权利，完善了权利保护和救济规则。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回应了人民群众需求，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了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首先自身要学法和懂法，将法律学习及运用贯彻到工作始终。要自觉通过各种形式学习各方面的法律知识，强化法学理论素养，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谋利益，运用法律武器切实保护人民的权益不受到侵犯。
人民需求至上，建德治屏障增进人民福祉。公平正义是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的前提。新时代下，人民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必然对公平正义有更高层次需求。要顺应人民的需求，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民法典确立了法人制度、制度、物权制度及合同制度等相关民事法律制度，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党员干部要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守护好社会公平正义。“打铁还需自身硬”，维护公平正义首先要从自身做起，要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一种品德修养、政治情操。坚持公道正派、公正无私，坚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观念，坚持原则按规矩办事，自觉抵制人情风、关系网，戒行“潜规则”、“乱作为”，将公平正义贯穿于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人民服务至上，树法治思维守护人民安康。人民服务至上，体现于为民办好一件实事，体现于为民服务的每一细节。民法典贯穿人民服务至上的立法原则，对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和隐私权等诸多方面作了相关规定，为人道主义救助从法律上加码，充分体现了法律对人民安康的守护。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坚守法律至上、权由法定、依法行权的思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为人民谋划、开展、推动、完成工作，严格按照法律规范为人民想问题、作决策、干事情、定政策，坚决杜绝发生“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真心真意做好人民的“服务员”。领导干部更要做好模范，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带头捍卫法治，依法办事，坚决树立法律性，保证人民的幸福安康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2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了给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人民群众正当的合法权益涉及精神层面、道德层面、知识层面、物资层面、社会层面等等方方面面，特别需要编纂一部法典来规范，顺应历史发展、时代要求和人民期盼，以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社会秩序更加和谐有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石。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社会主义法制框架是健全的，但从实践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在捍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方面缺乏健全成熟民生法律规范。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出台一部健全的民生法律规范，是推进改革的需要、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期盼的重要举措。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各方面5年多的共同努力，民法典终于于今年正式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在依法治国历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民法典颁布实施，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解决了民事法治建设的所有问题”，法治社会的建成，光靠制定一部完善的法律是不够的，对于我们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来说，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努力，把这部具有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执行好，以深入实施这部好法律为契机，整体提高治国理政水平，全面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要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要讲清楚，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俗话说：“好酒也怕巷子深”，宣传的重大意义在于家喻户晓、人脑入心。我们加强对普法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将其作为“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通过发放纸质的、电子的读物，运用各种媒体、平台推介，干部进村入户讲解等多渠道多措施，让群众原原本本地学、明明白白地悟，熟悉民法典章节内容，使民法典在群众心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保护群众切实利益的“红宝书”，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干部”，党员干部是具有先进性的群体，党员干部做遵崇民法典的先锋战士。一方面来说，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党员干部直接相关，实施民法典的水平和效果，直接衡量践行宗旨观念、人民至上理念程度;另一方面，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群众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们要带头学习执行民法典，以“领头雁”的榜样标杆效应，进一步推动身边人、周围人、单位人深化法治思维、强化法治理念、营造法治舆论氛围，把民法典的贯彻执行推向一个新境界。
“民法典实施得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要在党的领导下，多措并举实施好民法典，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则加强民法典执法司法活动，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提高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水平，深入开展法治政府建设;二则加强各级司法机关对民法典秉持公正司法水平，提高民事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依法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三则各级党和国家机关要加强对民法典执行情况的明察暗访、督查督办，确保民法典的顺利实施;四则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等法律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作用，发挥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多方面推进民法典实施工作;五则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率先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水平，决不干预民法典实施;六则发挥好人民监督、舆论监督、纪律监督、执法监督等监督质效，推动每一件民事案件在阳光下执行。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3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不由让人畅想当“全面小康”遇到《民法典》有多么大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如一块千锤百炼，无比坚固的“磐石”，铺就在“复兴号”列车带领人民驶向更加幸福的道路上，即使在未来可能还要面对更多更大的风浪，但只要人民群众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这块坚稳的“基石”就能让列车稳稳地全速前进。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许多问题，民法典作出了明确回应，如：民法典中对各种“人肉搜索”、非法盗取他人信息的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突出的特色规定有“自助行为制度”、“离婚冷静期制度”、“继承人宽恕制度”，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同时对遗体器官捐献、职场和校园性骚扰、非法从事与人类基因、人体胚胎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严格规范。因此，民法典将在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有不断规范民事法典，明确法律界限，方能构建稳中有进的社会秩序，有效提升人民的生活幸福感!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也越来越复杂，这部包罗万象的民法典就像一个无形的天网，全方位保护人民民事权利，每一条法律规定都凝聚社会生活规则的共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法制建设更加深入人心。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即将精彩亮相。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开启了我国公民权利保护的崭新时代，它充分体现了人民的需求，保障了人民的权益，用权利本位构建起整部法典的逻辑主线，必定能够更好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座“大厦”的重要支柱，必将为法治中国建设筑牢根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42020年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从此，我们迈入民法典时代。新编纂的民法典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七编。民法典是对过去民事单行法以及司法解释的传承继受和创新发展，一些与时俱进的新理念也体现在民法典中。民法典的变化还体现在，基于立法严谨性的技术要求，对过去民事单行法和司法解释中表述不够清楚或者不够准确的规定进行了非实质性修正;基于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对其部分内容进行了实质性修改。非实质性修正主要包括概念使用与语言表述的改变，部分法律条文中个别词语的改变，句子前后标点符号的改变等。作为我们法律人，不但要关注民法典中的实质性修改，还要关注非实质性修正。下面就民法典中的部分非实质性修正谈几点学习心得：
民法典对过去民事单行法和司法解释部分法律条文中的“要求”一词修改为“请求”。立法机关之所以把“要求”一词修改为“请求”一词，这说明“要求”和“请求”二词的含义肯定不一样，二者有细微的差别。“要求”是指提出具体愿望或条件，希望得到满足或实现。而“请求”是指提出要求，希望得到满足。“请求”含有处于被动地位的意思，希望别人能按自己的意思办。而“要求”是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带有命令似的口吻。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除了通过人民法院主张权利用“请求”一词外，立法机关用的都是“要求”一词。看来，在立法者眼里，家事是可以天经地义的“要求”。除了家事外，要么“要求”，要么“请求”。不过有意思的是在民法典继承编中，“请求”一词只出现了一次，“要求”一词一次也没有出现。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个别语句的表述进行了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而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只是表达了当事人有请求的权利，至于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当事人的请求这层意思并没有表达出来。而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中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就表达出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可以支持也可以不支持这层意思来。这前后的变化体现了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表述的更清楚。
以上摘出的只是民法典非实质性修正中的一小部分，个人的理解可能有不到位的地方。民法典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先理解吃透民法典后再运用到实务中去，在实务中成熟运用民法典也需要一个过程。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5民法典的颁布是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这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民法典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民法典的实施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一是要尽快制定同民法典相关联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修改现有与民法典规定不一致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二是政府机关要进一步推进政府法制建设，把民法典作为决策和处理相关问题的依据。三是司法机关要以司法为民为中心，加强司法监督，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切实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四是加大普法力度，增加全民的法典意识。
民法典的重要性篇10
一、我国社会条件的客观描述
我国现存的各种社会条件，就其与制定民法典的关系而言，有的重要，有的次要；有的直接，有的间接，这里只选取对制定民法典有直接、重要意义的几方面条件，加以客观描述。
-经济状况。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改革逐渐走向深入，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趋于成熟，这体现在：第一，市场主体广泛化。分工高度社会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从事专门化的生产和服务，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数量、种类大大增加，刺激了每一个消费主体积极、迅捷地参加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商品交易空前发达。第二，市场体系完备化。已初步建立了一个跨行业、跨地区、涵盖物质商品和所有生产要素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并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第三，市场环境公平化。在相关的法律、政策引导下，形成了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良好的市场秩序。第四，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得十分平稳，正有序地向纵深发展。
-法制状况。在立法方面，宪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各类组织法相继出台，为制定民法典提供了根本法上的依据、程序法上的保障以及相关法律的衔接、配套。民法通则于1986年颁布后，国家立法的重点开始向民事领域转移，民事立法活跃，制定了一系列单行的民事法律，为制定民法典奠定了坚实基础。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合同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海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司法、国家赔偿法、票据法、担保法、保险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伙企业法等的相继出台，初步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民事法律体系。这些民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为民法典的制定，积累了丰富的、直接的立法经验和材料，同时，立法机关在立法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立法经验，立法能力有所提高。
在司法方面，目前拥有较好的法律实施条件。各级法院普遍设立，法官队伍逐步壮大，仲裁机构也纷纷建立。宪法、诉讼法、组织法等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司法机关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非法干预；各级人民法院积累了大量的民事审判经验。司法条件的改善，推进了民事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实施，同时法律实施中不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为完善立法提供了新的契机，使得立法和司法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理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学逐步建立。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法律目标的设定，民法理论逐渐走向繁荣。首先，经济体制改革中不断出现的理论突破为民法研究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和新的课题，加强民商立法和理论研究已成为发展商品经济的基本需要。科学地界定了民法调整的对象和本质，提出我国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主导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关系。在民法典的法
哲学基础、民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民法的现代化、民法观念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的论著出现；在民法典的体例、基本原则和各项基本制度等方面也有极具份量的研究成果。第二，民法理论研究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作为一门学科，民法学已比较发达、成熟了，许多问题在世界各国已经达成共识，各国、各地区民法的具体规范也逐渐趋同，所存差异也将随着国际私法的标准化发展和权威的逐渐提高而缩小。我国民法研究批判地继承了旧中国民法学术成果，注意挖掘、学习世界民法文化遗产，一些民法研究人员通过译书、著述的方式，大量介绍上至罗马法、下至近现代的世界民商立法和理论，为制定民法典提供了资料上的准备。第三，科研队伍日益壮大、人员素质不断提高。老一辈法学家老当益壮、老而弥坚，一批中青年民法学者也崭露头角。近年来，我国的民法学者在深入研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博采诸国民法典之长的基础上，提出了至少四种体例的民法典的专家试拟稿，为立法决策提供参考。
-法律意识。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经验，在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上所取得的一次重大飞跃。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学习法律，带动全国上下形成了学法、守法和依法办事的热潮，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高涨，人们在尊重国家、集体、他人权利和利益的前提下，开始理性地寻求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办法，诉诸法律已成为人们解决纠纷、维护权益的重要手段。就民法而言，普通民众已不再简单地将民法等同于婚姻法，或者将民法的职能仅仅局限于保护公民的权利方面。（注：王利明：《时代呼唤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法律科学》1998年第3期。）
上述我国社会条件，是思考“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时，所议论的“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无论是“条件基本成熟论”，还是“条件不成熟论”，都是针对它而引发的。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针对同样的客观事实，有人认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基本成熟，有人认为不成熟，双方各执己见。因此，这个问题如果仅停留于“是”或者“否”的层次，或许很难找到最终满意的答案。我们的研究还应深入到“我们需要怎样的民法典”、“何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如何认定制定民法典成熟与否的条件”等方面，才有可能将理论研究引向正确的轨道。
二、制定民法典是社会的需要
-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化、法律化
民法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法律部门，在众多法律分支中，它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民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民法准则不过是社会生活的经济条件在法律形式上的表现。”社会的统治阶级对人们如何进行生产和交换总是非常关心的，他们把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当事人的利害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促进或阻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表现形式-民法，民法的出现，又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如果能有比较健全的法制来予以调控，就可能使市场经济健康地发展，否则，经济就会在无秩序的状态下缓慢发展或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所以，我们应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地调整市场经济的经验、方法以及相应的法律措施引进来，以规范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发展，特别是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民事立法经验。
-巩固改革的成果，深化改革，需要民法典
目前我国进行的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它不是盲目的社会运动，而是目标明确的伟大社会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5—136页。）我们的改革是有其对象、步骤和目标的，“应该根据有科学根据的事先设计好的行为方案进行，而法律恰好是这种行为方案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模式。所以有计划、有秩序的社会改革和建设，必须不断巩固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法律基础。”（注：孙国华、朱景文：《对“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之我见》，《法学》（沪）1992年第11期。）这样的一场全面性的改革，应由国家通过法律规定改革的实现目标、操作步骤、必经途径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等，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决策要与立法决策紧密结合。立法要体现改革精神，用法律引导、推进和保障改革顺利进行。”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立法体制，改进立法程序，加快立法步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法律规范。”（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文件，1993年11月14日通过。）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首先是民事法律，推进改革内在地需要民事立法，而民法典作为民事法律系统化的表现，更有助于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展。在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体系中，必须加强全局观念和统一市场的意思，加快有关市场的立法工作，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秩序。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和主要任务是构筑市场规则体系，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而民法通则已表现出若干与现实不相适应之处，深化改革需要尽快制定民事法律的“宪法”-民法典，以形成体系完整、逻辑严谨、内容丰富、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民事法律体系，使其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支柱。
-完善民事立法，必须走法典化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立法虽然取得重大进展，但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仍不相适应，从整体而言仍然严重滞后。
首先，法律条文简略，内容残缺。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只能说是民法纲要，只有156条，不足2万字，而法国民法典有2281条，四、五十万字。由于条文简略，许多应纳入民法的内容没有规定，民法的内容残缺不全。如：没有物权概念，缺少有关物权通则和取得时效的规定，规定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条文很少，债权部分缺少通则的具体规定等。
其次，单行法与民法通则，以及单行法之间既相互重复，又相互矛盾。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渐进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分集中”，“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为冲破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
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十四大、十五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在不同时期，立法指导思想上的差别，各个具体民事立法的立法原则、具体规定，也必然有所不同，整个民事法律体系无法形成内部和谐一致的有机整体。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导思想，对现已的全部民事法律加以系统化、法典化。
再次，由于法律条文简略，立法漏洞较多，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民事活动无法可依。这导致了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大量“造法”，有的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规定超越了国家立法权限的划分，在本应由国家基本法调整的领域内越权立法，有的法律解释与民法通则等国家立法明显矛盾；同时，由于立法过于原则、抽象，法律执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相同的事实，执法结果常常迥然有别，造成执法不公、司法腐败。这已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使民事法律失去了安定性和可预测性。
-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需要制定民法典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就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他在1979年又指出：“我们的民法还没有，要制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从1979年至今，我国先后制定、修改了宪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各类组织法等基本法，在大部分的社会关系领域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期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立法337件，但作为基本法的民法典尚未出台，无疑是一大缺憾。制定民法典已成为目前我国立法工作中最主要、最急迫的任务。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果没有民法典，我国的法律体系远不能说是完善的，所以，十五大报告描绘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前景内在地包含了2010年前出台民法典的内容。制定民法典是一项浩大的立法工程，从制定到通过需要较长的时间。1756年巴伐利亚民法典从1746年12月国王腓特烈大帝发出关于统一境内法律的命令算起到民法典颁布，用了近10年时间。奥地利民法典从组织起草到颁布先后经历了50年。法国民法典从1790年制宪会议决定开始到1804年3月公布，历时近15年。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从1873年成立的一个预备委员会算起，计23年。日本旧民法典从1876年着手起草到1890年颁布，未实施即夭折，继而又制定新民法典，1895年完成总则编、物权编和债权编，次年这三编获得议会通过，亲属编和继承编于1898年公布，这样从1876年到1898年民法典的最终完成共计24年。旧中国民法法典化始于1907年大清民律的制定，到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通过民法典亲属编、继承编，历时23年。总的来看，世界各国制定民法典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假定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也需要约二十年的时间，即使我们从现在着手制定，时间仍显仓促。如果坐而论道，消极等待立法条件成熟，然后再历经20年的立法周期，那么民法典出台的时间将大为推迟，党的十五大所描绘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宏伟蓝图将无法如期绘制完成。
随着我国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民法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升，至今还有人谈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可能这样一种观念支配着人们，即“制定出一部完善的、科学的，在世界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进民法典。”（注：李开国：《我国民法法典化的理论准备》，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3期。）它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从观念出发，先设计一个理想化的民法典模式，只有符合先定标准的才是民法典，否则，就不配称为民法典。然后再以这种观念中的民法典为标准，将现存的与制定民法典有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与之相对比，如果与头脑中的民法典相适应，即说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成熟，相反，则为不成熟。此时判断“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关键取决于对民法典的理论设计，如果该理论设计远离现实，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就不成熟；如果该理论设计碰巧符合现实，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则为成熟。基于这种思维模式，谈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无论得出的结论是，“条件基本成熟”，还是“条件不成熟”，都是以观念作为最终的裁断标准。“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页。）存在决定意识，人的意志的内容从根本上讲是被决定的、是被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不是完全自由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注：《选集》第3卷，第810页。）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是本源、社会决定着法律。法律的制定，应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其中的权利义务内容只能在它的经济基础所蕴涵的可能范围内选择，而不是任意加以规定。“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codenapole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如果以现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制定民法典的前提，将实际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产生法律之母，则法律只是社会之子，人们绝不会提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之类的问题。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形式，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下，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民法典。“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9页。）在民法典尚付阙如的情况下，首先是认识社会，了解人们的法律需要，寻找平衡、取舍社会利益的有效法律机制、方法，使民法典及早出台。
三、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定位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民法典。从本质而言，法律应该适合经济基础，法律不能自己规定自己。它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趋势等等，主要是由其赖以建立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状况所决定的。但人们在立法时，不是对外在的社会条件的简单反映，还必须加入价值判断等主观成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发挥积极的反作用。在现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走向民法典的途径可能有多条，立法者可在社会所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积极的探索、选择。总的说来，立法必须符合社会生活的需要，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这并不排除立法者对民法典样式的理想化设计。我们这里对未来民法典的定位，与介入“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争论者观念上所设计的民法典判然有别，我们的出发点不是法学家的观念，而是社会现实。
第一，法律的制定技术
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分别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民事立法的两座高峰，在很长的时间内分别被不同国家在制定民法典时所仿效、学习。如果以这两部民法典的技术水平为标准，短时间内我国恐难达到。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民事立法的需求不
足；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限制了民法的发展；封建宗法制度影响了民法的发展；儒家“重义轻利”思想束缚了民法观念的发育。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束缚，没有民法典生存的空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场经济才在中国逐渐生根，民法学的发展随之才有一定的水平和规模。与法、德两国制定民法典时的情况引比，我国有许多的不足。但就立法技术而言，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用法国或德国的立法技术来衡量我们的民法典。如果脱离社会实际，片面追求立法技术的高水准，制定出来的法律只能是无法实现的“本本上的法律”。任何一部为人称颂的法律除了具有较高的立法技术外，更重要的是适应了社会现实的需要。制定出一部一劳永逸、万古永存的法典，只能是法学家的幻想，即使是被奉为经典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也是在实践中随社会的发展不断修改、完善。当前我们最应当做的是，立足中国现实，充分运用已掌握的立法技术，制定出确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法典。
第二，立法的主要功能
法律的主要功能，依其是着眼于对已取得的成果的确认、保障，还是对现存社会关系的引导、推动，可分成守成型和创新型（或者确认型和引导型）。如果我们把未来民法典的主要法律功能确定为守成型的，即着重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果的肯定的话，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探索和发展过程中，制定守成型的民法典的时机未成熟。“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立法如果简单地把现行做法肯定下来，就会妨碍改革；如果不顾现实，又可能行不通。因此，目前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可能不带有一定的阶段性、过渡性，既要坚持改革方向，又要为进一步改革留下余地，既要保持法律、法规的相对稳定性，又要随着改革的深化、形势的发展适时修改法律、法规。”（注：吴大英、吕锡伟主编：《法规草案的设计与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改革开放已二十载，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水平，有必要通过制定民法典，对已取得的成果加以确认和巩固，对已取得的经验加以总结，更重要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深入，应通过立法明确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寻找推动力和牵引力。从这个角度讲，摆在立法者面前的问题并非“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而是如何尽快出台民法典。
第三，规范的具体程度
法律规范应该是明确具体的，即假定、处理、制裁各个部分都很明确，使人们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能进行准确的预测，合理地设计行动方案，尽量缩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司法的任意性。这种认识反映了人们对秩序、安定的渴望。但如果把它强调到极端，就只能是概念主义法学的神话，事实上无论多么具体的立法，也不能完全消除法律规范的模糊、歧义，无论多么详尽的立法，也不能穷尽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准会存在法律漏洞，因此在承认成文法有缺陷，放弃对制定法完美无缺的幻想的前提下，通过司法和学说不断发展成文法，已成为共识。如果设想把民法典制定成为只需执行者进行三段论式的操作过程，内容包罗万象的法典大全，那么，这样的民法典离我们还很遥远，立法时机肯定还不成熟，或许这样的立法条件永远也不会成就。
实际上，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也并非完美无缺。例如，法国民法典虽然还发挥着作用，但它已发生了许多变化，支撑民法大厦的三大原则面目已改。所有权绝对原则演变为所有权相对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转变为有限的契约自由原则，以过失责任原则为主修改为过失责任原则与无过失责任原则并存。德国民法典也通过规定诚信原则以一般条款的形式保留了学术界、司法界参与发展民法典的空间，使其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正处于快速的转型期，国内生产总值（gdp）1978年为3624.1亿人民币，1997年达74772.4亿人民币，这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9.8％，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保持最高的增长率。（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日报》1998年9月25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经济文化方面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如果我们在立法时，不将民法典其视为“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视为可由法学家和法官不断创新发展的有机体，可以说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
第四，民法的理论基础
民法典的定位与法学理论联系密切。在与学术研究的关联上，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分别代表不同类型的民法典，对民法学术理论的要求也不同。法国民法典其“语言之所以如此清晰明了，正是因为其起草人每选择一个词句时都要自问：它是否能够经得住如拿破仑这样虽然不熟悉法律专业术语，头脑却机智灵活的外行人的批评。”（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页。）“在风格和语言方面，《法国民法典》堪称杰作。其表述的生动明朗和浅显易懂，司法技术术语和没有交叉引证都颇受称赞，并且因此对法典在法国民众中的普及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因此，有人称它是一部出色的法国文学著作。“拿破仑当时曾要求它的文风要使普通农民在油灯下阅读。”（注：纪坡民：《商品社会的世界性法律》，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这一点差不多做到了，这应归功于法典的表述。与之不同，德国民法典是在德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以后，于1900年才最后实施，比法国民法典晚近一个世纪，它包含工业革命的实践经验，凝结了德国法学家长期的理论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坚实的理论基础，被誉为“德国法律科学的集成”。德国民法典是典型的学者型法，它的编制、结构、概念、语言，完全是该学派深邃的、精确而抽象的学说的产物。“这部法典不是用之于普通公民，而是用之于法律专家；它有意识地放弃了通俗易懂性和民众教育的作用，却处处以一种抽象概念的语言取代具体清楚的逐件逐节规定，而这类语言不仅对于门外汉甚至于常常对外国的法律专家也都必定不可理解，但是对于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来说，随着与这部法典交道日深，便不能不每每为其精确和思想上的严谨而赞美”。（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我们未来的民法典，必定要在大众化的民法典模式和学者化的民法典模式当中选择其一。如果选择学者化的民法典模式，诚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我国现有民法理论还很薄弱，还不足以为制定民法典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注：柳经纬、吴克友：《关于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如果考虑到我国十二亿人口九亿农民，全民文化素质不高的国情，制定一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民法典，不能说条件还不成熟。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民法诸领域我国民法学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述颇丰，我国的民法理论已具备一定基础，能够为制定民法典提供学术支持。中国未来的民法典唯有忠实于我们的生活和体验，惟有包含了我们对于民法的独特诠释和理解，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才能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才会是一部具有生命力的民法典。
第五，主体的能动作用
民法典的制定条件是否成熟，不单纯是指事物的自然状态，立法条件不是客观事物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应考虑到事物经主体的积极参与、改造后所形成的社会状态。在19世纪初的德国，蒂博的一本小册子《论德国对一部民法典的需要》，成为全德国制定一部统一民法典的巨大推动力，这随即便遭到萨维尼等人的迅猛反击。（注：［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萨维尼认为法律既不是理性的产物，也不是人的意志的产物，法同民族语言一样有自己产生
和发展的历史，法律是民族意识的有机产物，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反对制定民法典。由于历史法学派与其他法学派联合抵制，再加上不利的政治环境，德国法的法典化进程被延缓了。（注：［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由此可见，主体的参与对民法典的制定关系重大。立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活动，必然包括主体积极参与的因素。只有在主客观相互作用的情况下，谈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才有意义。因此，条件是否成熟，需要主体对它进行认识、判断，主体认为成熟（或不成熟）并不等同于实际上的成熟（或不成熟），只有主客观相适应时，客观的成熟的立法条件才能转化为实际的立法活动，反之，即使客观条件完全成熟，如果立法者没有积极的立法作为，就可能丧失立法的最佳时机。成熟的条件并不会自动转变为法律规范，还必须有国家机关创制法律的活动。另外，客观条件还具有可变性，立法机关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主体的积极作为去改变客观条件，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创设实施预定任务所需的必要条件。同时，在通过各种努力后某些条件仍没有发育成熟的情况下，可通过对客观规律的把握，了解事物发展的大致方向、趋势，进行超前立法，以“趋利弊害”。
第六，价值的判断标准
许多学者在讨论我国未来民法典时，将其目标设定为“一部完善的、科学的，在世界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进民法典”。既然是从“世界民法发展史上”来谈论问题的，可能他们所看重的不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更关注的是后人对我国未来民法典所做的效果评价。法国民法典的精神主宰了19世纪的各国民事立法，德国民法典在20世纪影响广泛。但是否在立法之初，立法者都将法律定位很高呢？显然不是。现在我们对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观点也仅仅是评价，并非当初明确设定的目标。若当初法国和德国的立法者以今天我们对这两部民法典的评价为目标，并以此决定是否制定民法典，那么这两部民法典何时出台以及是否在全世界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和如此高的评价就不得而知了。一部伟大、不朽的法典应立足现实，同时将历史、未来有机地融为一体，如单纯为了从子孙后代那里博得好名声，好看而不好用，也将早早地被子孙们从记忆中抹去。中国的民法典不应被评价所累，评价是后人做出的，不应是我们制定民法中所追求的首要目标。任何一部法律并非诞生伊始即就十分完备的，都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亦不例外，但这无损于它们在现代人心目中所拥有的崇高声望。只要我们制定的民法典符合中国国情，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有相对充足的学术支持，与社会公德相一致，又何愁后人不予之以崇高评价，何愁各邦不纷纷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