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主要意义篇1
同志们：
今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
指出，各级党和国家机关要带头宣传、推进、保障民法典实施，加强检查和监督，确保民法典得到全面有效执行。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水平。
县委、县人大常委会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民法典》，促进《民法典》在我县的贯彻实施，今天我们荣幸地邀请到xxxxxx律师事务所主任，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xxxx同志，为大家作《民法典》专题辅导报告。三要坚持领导带头，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各党委（党组）要切实扛起落实民法典的主体责任，要从各级“一把手”带头做起，带头学习、宣传、遵守、维护民法典，带头依照民法典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推动形成尊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良好社会氛围，确保民法典在xxx全面有效实施。
什么是“民法典”？《民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与时代特色三个方面，为大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宣讲和解读。他指出，《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它的突出特点是“我的事情我做主，核心是“民”。《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随着2021年1月1日《民法典》的正式实施，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将因《民法典》而改变。
就抓好《民法典》学习宣传教育和全面贯彻实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民法典》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好《民法典》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到位，切实增强学习贯彻《民法典》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加强学习宣传，推进《民法典》深入人心。把学习《民法典》纳入我们各个党委（党组）日常重要学习内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民法典》。做到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要深入开展《民法典》宣讲活动，推动《民法典》进乡村、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推进《民法典》入耳、入脑、入心，引领全县群众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推动形成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要抓好学用结合，全面推进《民法典》贯彻落实。把实践作为推动《民法典》贯彻落实学习走向深入的重要手段。既要“身入”又要“心入”，要把学习《民法典》与全县的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与依法办事紧密结合、与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紧密结合，不断提升依法治县的水平，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为打赢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两场硬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xxxx律师现担任xxx等多家党政机关，以及多家上市公司法律顾问。同时担任七军会项目首席法律顾问，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律师”、“全国优秀仲裁员”多项荣誉。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xxx师为我们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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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束后】
民法典的主要意义篇2
2020年“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观后感有哪些?我们要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0“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观后感，供大家参考。
2020“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观后感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所建立的各种法律规范和制度，都要实实在在地作用于社会的现实领域，都要贯彻落实到我们每一个自然人、每一个团体的身上，而且要落实到我们从事民事活动的时时刻刻。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推动民法典实施，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
民法典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它调整规范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是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涉及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同各行各业发展息息相关。民法典实施得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民法典是赋予中国历史与特色的法典。它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
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很多规定同有关国家机关直接相关，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开展工作要考虑民法典规定，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同时，有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依法履职时要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
各级党和国家机关要带头宣传、推进、保障民法典实施，加强检查和监督，确保民法典得到全面有效执行。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水平。
2020“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观后感2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众所周知，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本次民法典，人格权单独成编是我国民法典的重大创新。
近些年，随着网络和科技的发展，个人信息安全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个人信息泄露问题越来越严峻，当今时代，人格权保护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也让社会各界对于新的民法典充满期待，所以，仅仅从立法技术层面解读民法典是不够的，应当从立法精神层面对民法典深入解读，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中国民法研究会副会长杨震先生曾解释说，我国民法典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上，其特点是“重人轻物”。因此，我国民法典是以“人格权”为中心的民法典。因此，本质上说，尊重人的个人尊严和生命尊严，尊重人的人格权利，是我国民法典闪耀人性光辉的体现。
2020“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观后感3近日，单位组织全员学习在第12期《求是》杂志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通过学习交流，对《民法典》有了浅显了解。
编撰《民法典》，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对我国立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学习，愈发感受到了《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可谓社会所需，民之所向，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中心。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对于社会来讲，《民法典》把我国多年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的一系列重要制度成果用法典的形式确定下来，规范经济生活和经济活动赖以依托的财产关系、交易关系，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民众来讲，多元化的生活使民众对于法治的需求也愈发迫切，对于非法律从业者的普通民众来说，《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回应了人民群众对于法治和美好生活的需求，更是民事活动的基本遵循和重要依靠，房产买卖、遗产处理、高空坠物、占道纠纷、个人信息保护、衣食住行、老人赡养、生产经营等等，几乎所有民事活动，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捍卫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的重要讲话中更是指出，要加强对《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然而，对于非法律从业者而言，民法典体系庞大、专业性极强，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这就需要专业人士加以解读，并用普通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将民法典送到基层一线，可谓是加强民法典普法工作，必须要打通“最后一公里”。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涉及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同各行各业发展息息相关。《民法典》实施得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宣讲《民法典》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要让民法典成为公众随身携带的“宝典”，就要高度重视普法工作，让公众懂法;就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公众信法。驰而不息，久久为功，民法典必将不断发挥其善治意义，无愧于法典之名。然而在系列宣讲中，更应该使民众明白，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
2020“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观后感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对之前所有民事旧法进行集合、优化，形成系统性“法典”，便于所有人熟悉、运用、遵守。党员干部工作中也要有“法典思维”，做一个有心人，善于归纳总结，定制工作“法典”。
要学深悟透，内化于心，形成工作“法典”。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几乎囊括了所有事关民事纠纷的法律规定，改变了民事旧法“一部法律管一个方面”情况，为学法、用法提供了便捷。当下，随着新时代对基层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基层工作也有了新变化新情况。“胸中有策、手中有招”。基层党员干部要适应新时代，就必须主动加强学习，学深悟透思想理论和政策知识，记在心上、刻在脑中，变被动为主动，化危为机，在纷繁复杂事务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庖丁解牛”之姿做出成绩、赢得喝彩。要主动学，利用八小时之外的时间自我充电加油，要思考学，对工作中的疑惑问题要“刨根问底”，从政策文件中寻找“标准答案”，在学和做中成为政策的“百事通”，工作的“行家里手”。
要学以致用，外化于行，用好工作“法典”。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民法典的最大价值，在于遵守好使用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学习要坚持“实践论”，不断凝练感性思维，最终形成理论方法指导实践，要把学和做结合起来，运用好“法典”，做到知行合一、学用相长，要把动脑和动手结合起来，勇于实践、善于实践，把工作蓝图变为实际成效。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紧盯重大工作、重要部署、重点任务，以缺什么补什么的奋进姿态，要什么做什么的实干精神，紧紧扭住问题不放，攻克一个又一个“娄山关”“腊子口”。要树牢服务群众的宗旨意识，把提高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坚持走进群众中，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把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做自己的事情办好，涵养同群众一家亲。
要归纳总结，及时更新，完善工作“法典”。民法典的制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在满足解决发展变化的民事法律纠纷中不断完善的。作为基层干部，新时代面对的工作环境、目标、要求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要始终抓住社会发展和群众需求这些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善于总结归纳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更新完善，使“法典”更加符合工作需要，更要解决群众诉求。要坚持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辩证关系。把服务群众作为永不变质的绝对追求，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从群众的利益诉求中，找准工作新要求。要坚持工作方法的相对性，工作中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定律”，不能躺在过去取得成绩的功劳簿上，用好办法解决新问题，要打破“一招鲜吃遍天”的狭隘思想，以“工作要做千百遍，我待他如初见”的激情，认真做好每一件事，解决好每一个问题。
2020“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观后感5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民法典就此诞生。中国人民终于拥有了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法典，终于实现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民法典中的“民”字代表着“人民至上”，我们不仅要细细体会和思考背后的含义，更要时时去领悟和践行其中的真谛。
人民利益至上，举法律武器维护人民权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民法典增加了民事权利种类，确认和保障民事权利，完善了权利保护和救济规则，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回应了人民群众需求，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了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首先自身要学法和懂法，将法律学习及运用贯彻到工作始终。要自觉通过各种形式学习各方面的法律知识，强化法学理论素养，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谋利益，运用法律武器切实保护人民的权益不受到侵犯。
人民需求至上，建德治屏障增进人民福祉。公平正义是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的前提。新时代下，人民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必然对公平正义有更高层次的需求。要顺应人民的需求，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民法典确立了法人制度、制度、物权制度及合同制度等相关民事法律制度，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党员干部要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守护好社会公平正义。“打铁还需自身硬”，维护公平正义首先要从自身做起，要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一种品德修养、政治情操，要坚持公道正派、公正无私，坚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观念，坚持原则按规矩办事，自觉抵制人情风、关系网，戒行“潜规则”“乱作为”，将公平正义贯穿于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人民服务至上，树法治思维守护人民安康。人民服务至上，体现于为民办好每一件实事，体现于为民服务的每一个细节。民法典贯穿人民服务至上的立法原则，对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和隐私权等诸多方面作了相关规定，为人道主义救助从法律上加“码”，充分体现了法律对人民安康的守护。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坚守法律至上、权由法定、依法行权的思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为人民谋划、开展、推动、完成工作，严格按照法律规范为人民想问题、作决策、干事情、定政策，坚决杜绝发生“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真心真意做好人民的“服务员”。领导干部更要做好模范，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带头捍卫法治，依法办事，坚决树立法律权威性，保证人民的幸福安康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民法典的主要意义篇3
一、总体要求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民法典作为当前的重点，推进民法典普法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弘扬民法典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采用灵活多样的样式和手段、鲜活生动的语言和事例，在单位迅速掀起学习民法典的热潮，引导党员干部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必须遵循的规范，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育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
二、宣传重点
1、学习宣传关于民法典编纂的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2、广泛宣传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
3、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学习宣传。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进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三、活动安排
1、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把民法典列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组织专题集中学习。把民法典作为领导干部年度学法必修课，列入干部培训计划，推动领导干部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
2、抓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个“关键群体”。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政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国家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要把民法典学习教育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和年度工作要点。
3、将民法典相关内容纳入干部网络学院学习平台，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必修课程。
四、学习要求
（一）端正学习态度。充分认识学习民法典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加强学习民法典作为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民法典的主要意义篇4
近现代日本民法典的发达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翻译外国民法的活动。其后经历了学习法国民法模式、法典论争到采纳德国模式确立现行民法典的基本框架，再到二战之后的修改民法典等重要事件。在这样一个进程中，虽然有许多因素也曾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与其他国家的民法法典化过程相比较，其政治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却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谢怀栻先生曾经提到，日本民法与政治因素有着亲密关系。我认为，日本民法之近代化与法典化，包括它不可避免的走上德国式的道路，政治因素都不仅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可以说是起着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一、日本民法近代化的原动力来自于改正不平等条约和脱亚入欧的政治目标。
日本地处东亚，是一个传统的东方国家，自古以来便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的影响，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华法系国家。与中国一样，日本历史上缺少民法传统，所谓律法，均指刑事或行政管理法而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处在幕府封建统治之下奉行锁国政策的日本也遭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且在其强大压力下，曾先后与美、荷、俄、英、法等国签订了通商贸易条约，在这些条约里，都不同程度的被强行加入了“治外法权”的内容，从此日本失去了司法主权的独立和关税自主权。西方列强要求治外法权的借口，是认为日本固有的封建法制不符合近代法治的要求，是野蛮落后的法制，因而怀有不安感，不愿意接受其管辖。就日本方面而言，由于包含有治外法权内容的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不仅是民族的屈辱和不幸，同时也由于被剥夺了关税自主权，极大地损害了它的经济利益，于是改正条约成为日本政治家们的强烈愿望。而列强提出改正条约的前提是日本实现法治的近代化即构建起欧式的司法系统和编纂法典.为了满足列强的要求，达到改正不平等条约的政治目的，日本便不得不在最短的时间里开始大规模立法，实现民法的法典化与近代化。所以富井政章说：“在法学尚未发达的今天，短期内成就如此庞大的立法事业，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就这一点，当时领导日本法务工作的江藤新平说得更清楚：“帝国今日的急务在于确立国家独立的要素的司法独立的基础，司法权独立的基础的确立、完备法治国的组织，在于贯彻条约改正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日本民法法典化和近代化是改正不平等条约这一当时最大的政治因素推动的结果。日本民法的近代化进程是在明治维新后开始启动的，首先从翻译外国民法文献开始。1870年在司法卿江藤新平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日本翻译外国民法文献的工作。作为一个急进主义者，按照江藤的想法，是在直接翻译外国法典的基础上迅速实现民事立法的目的，先以之应付列强的要求以便废除不平等条约，然后再对法律慢慢修改以求适应日本的实际需要。为了强调快速立法，江藤新平频频催促，甚至命令箕作麟祥“误译无妨，唯求速译”。可见当时要求改定条约的心情之急迫。
追求改正条约固然是导致日本民法近代化和法典化的原动力，但实际上，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并没有把眼光只是停留在摆脱不平等条约上，他们是想通过法制的近代化，通过条约的改正，达到富国强兵，走上欧式的近代化发展道路，最终达到与欧洲列强比肩而立的目标。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以法制的近代化为手段确实实现了政治经济国家生活整体上的“脱亚入欧”梦想，成为列强俱乐部在亚洲的成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民法制定，不仅是为其短期的政治目标所推动，而且还为其长远的政治目标服务。
二、“一君万民”的国家政体是日本民法典选择德国模式的决定因素
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发生的明治维新，是日本从旧式的封建国家向着近代式的资本主义国家演进的关键，从性质上讲可以说这是一次资本主义的改良运动。但这一次改良不仅没有废除封建的天皇君主制，反而是在恢复天皇权威的旗号下进行的。分析其深刻原因就在于：
第一，明治维新的主要倡导者来自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如所谓的“维新三杰”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均是强藩的藩士出身；又如明治维新在封建集团内部的主要支持者如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人，虽然怀着改革和富国强兵的愿望，但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意识的影响也是不太可能的，他们都是天皇政体的坚定拥护者。
第二，明治维新是仰仗天皇的权威推行起来的。众所周知，日本的近代政治革新经历了一个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王政复古”-明治维新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尊王”即借助天皇的权威或者说实现大政奉还天皇是贯穿始终的中心思想。天皇制度在日本实行有数千年的历史，从幕府时代开始尽管天皇已沦为傀儡，大权由将军控制，但天皇在道义上仍旧有很强的号召力。倒幕的维新派因找不到别的能够对抗幕府的力量，只得拾起天皇的旗号。因此顺理成章的“一君万民”，鼓吹主权在君的思想，便成为维新派论证其合理性和进一步推行其改革举措的理论根据。
第三，建立以天皇为首，在天皇的名义下展开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是近代日本政治体制革新的最大特色。在维新之前，日本虽名义上由幕府统一控制全国，但实际上往往强悍的地方大名藩镇势力并不一定完全听从将军的号令，所谓的“雄藩”还可以自由的制定经济政策、法律制度，日本全国处在名义上统一实际上割据的状态之中，与此同时，因为长期天皇的暗弱，日本缺乏统一的思想基础。维新派的领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去寻找一个维护全国统一的偶像。为此，伊藤博文曾经在制定日本宪法的枢密院宪法制定会议上提出，日本要建立宪政，必须确立国家的机轴，在排除了将宗教作为国家机轴之后便想到了皇室，他说：“在我国，可以成为机轴者，唯有皇室。”所以，伊藤博文领导起草的宪法也把注意力放在确立皇室为国家机轴上。他说：“此宪法草案用意于此，力求尊重君权并尽量不加束缚……亦即草案指望以君权为机轴，而完全不加毁损，不敢以彼欧洲分割主权之精神为据。当然与欧洲某些国度中之君权民权共同者相比，其道理各异，此为方案之大纲。”
第四，1871年10月8日，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有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参加的使节团，赴欧美诸国进行考察，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12国。岩仓使节团出访的目的之一是为改革和健全日本国内体制而调查欧美先进诸国的制度与设施。为探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模式，具有日本现代化开端的重要意义。岩仓使节团一方面认同英国的工商立国模式，也同意美国的教育普及模式；另一方面，对于政治体制，还没有真正树立起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的出身于武士阶级的使节团成员，面对欧美各不相同的政治体制，他们认为德国比英美法更有参考价值。之所以德国政治体制吸引住使节团，原因大致有：其一，普鲁士刚刚通过普法战争战胜了相对更为发达的法国，这对刚刚为改正条约而与美英交涉失败、迫切希望摆脱列强控制的日本来说，非常具有实际意义；同时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对使节团热情招待，并大力鼓吹发展军事，用武力维护国家尊严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他们。使节团成员久米邦武写道：“德国以通商增其武力，其武力虽在国外并不甚显，但已以此为国是。此点反而与我日本酷似。研究此国之政治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尤多。”其二，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以皇帝为首的、由官僚专政的中央集权国家，既没有动摇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又能够保证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僚们大刀阔斧的推行他们的政治策略。其三，在当时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乃是一个后发的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国家，其发展程度与日本非常相似，这一点也是使节团感兴趣的，因为要日本立刻就去向英、美、法这些发达国家学习，差距太大，正如木户孝允所说：“英美法等国（比日本）先进几倍，（日本想模仿）也是无法赶上的。”法国刚刚发生推翻第二帝国的革命建立民主政治，这显然让使节们不安，被认为不符合日本国情，英国的君主立宪也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所谓使节团认为均不足以效仿。经过权衡之后，岩仓使节团认定德国的集权政治体制最符合日本的实际。负责考察政法的木户孝允说：“尤当取者，以普国为最”。以后在立宪过程中作为负责起草工作的法制官僚最高首领井上毅也十分倾倒于普鲁士，事实上，他关于法律、宪法的知识都来自于德国专家。1880年3月，他详细阐述了把普鲁士宪法推荐为日本应该学习的宪法的主张：“普鲁士于1850年颁布之国家宪法乃政府创立之初，即给与人民并获得人民同意之宪法，此与其他各国内乱之后，人民逼迫，向政府要求之宪法不可同日而语也。现今之日，德国政府与国会之间互相扶持，因而富强之果得冠欧洲之首，此亦其建国政体不失其宜之故也。”而当时的德国不过是一个由容克贵族地主把持的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受到一些资产阶级影响而用议会粉饰门面，按官僚制度建立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国家。因此，岩仓使节团把德国的集权主义宪法体制引进了日本，同日本固有的天皇制嫁接建立起集权主义政治体制，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天皇专制主义统治。
这样的君主制思想和建立君主制国家的决心，既然已经成为日本国家近代化的基本思路，那么各项制度和社会生活，包括为国民的商品经济生活提供行为规范的民事法律，都围绕这一中心为其服务就成为在所难免的了。因此一八九三年为修订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旧民法典而专门设立的以伊藤博文任总裁的法典调查会，作为首相的伊藤博文亲自拟定民法典修订的规程，其中明确提出：法典应采潘德克顿式编制体例，按照萨克森民法的编别安排。所以，“一君万民”的君主制政体构想，是促使日本民法典最终走向德国模式的政治决定因素。当然除此之外德国民法结构严谨、逻辑连贯、易于模仿的因素；德国民法具体规则技巧方面较之于法国民法具有后发优势等等，也对日本民法典最终选择德国模式有所影响，但我以为，政治因素仍然是最根本的。正如加藤雅信所说的那样：“法是社会和政治的产物，因此它要发挥出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职能”.
三、家国主义的政治观念决定了明治日本民法典诸多具体内容的封建性
日本民法典在结构形式上模仿德国民法典，仅仅是完成了民法典服务于国家宪政体制的第一步，它要真正全面地为政治服务，就必须在内容上贯彻以政治为中心的精神。日本民法典就是从维护封建的“家制”、旧的继承制度、封建的土地关系等几个方面来进一步维护君主制的政治体制的，其中家族国家主义观念又是联结君主制政体与绝对主义家制的纽带。
首先，天皇制要求有臣民对天皇的绝对敬畏和服从，绝对主义的家族制度是培养和维系这一敬畏之情的有效手段。伊藤博文说：“维新前我国处于一种其他文明国无法类比的特殊状态。自古以来我国民人种、宗教、言语、感情皆相同，而与海外诸国隔绝，独自继承几百年来传说及封建制度之惰性，一家亲族关系甚为错综，成为社会组织的枢轴，加之宗教及道德上的主义、信仰使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仁义、忠信、孝悌之德极其严格，日本臣民在此间恰如一大乡党，从而举国呈现一种家族相亲的状态。”这说明国家就是按家族的原理来构建的，天皇可以在其中拥有家长般的权威，这一权威不仅用于维护家族的统一，而且被纳入伦理范畴而不必受法律的约束。因为它要求臣民有无条件地归属意识，对天皇国家自发与自愿的服从，并充满崇拜与温情，成为以忠孝为本的忠臣赤子。这是一个靠无形的力量统治的精神王国，权威在这里是无限的和绝对的，它希冀的是一种从肉体到灵魂的全面的慑服。可见，家族制度与天皇制度是一以贯之的，是维系天皇制的民间基础，为了和忠于天皇的政治制度相适应，规定以孝为主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即“家庭的天皇制”，就成为《日本民法典》的重要任务之一了。所以1898年第二次《日本民法典》，亲属和继承部分大量采用的是日本旧有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以武士阶级的家族制度为基础的严格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加上若干资本主义原则便形成了日本明治民法特有的亲属继承法律制度。《日本民法典》第732条定义了家族的概念，规定凡以亲族关系而聚居者构成家族，家族设户主。日本民法典所谓的户主绝非一个空名，而是享有许多实际的权利，包括家产管理、家业经营、家族和分家的指挥权、先祖的祭祀权、家名的保持权等等，户主握有的对家属及其事务的实际管理权力，如：户主有指定家族的居住之权（第749条），家属有违反这一指定者，户主有权将其驱赶出家族；户主有家属婚姻或收养的决定权，家属违反户主意志擅自婚姻或收养，户主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将其赶出家族（第750条）；户主的权利与义务不得抛弃，必须依法律规定方可变更（第752条），可见户主权更类似于一种公权力而非简单意义上的私权；在继承法部分，既有财产继承的内容，更非常有特色的确立了家督继承制度，家督继承是取得户主权的方法之一，目的在于使这种封建家族制度传续下去。通过维护家族的秩序，既强化了忠孝一如的伦理观念，又建立国民对天皇、对天皇国家的恭敬忠顺之情，同时也是对当时声势日隆的民权思想和民主意识的沉重打击。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以家族国家思想为基础的民法典竭力维持家族制度的政治目的之所在。
日本1898年民法典不仅通过家制维护君主制度，还通过物权制度维护封建性的土地关系、维护封建经济基础。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法典保留了永佃权。
在债权法和其它财产权领域，明治民法典采纳了近代化的尊重经济发展要求的财产制度，它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保护私人所有权、保护契约自由的思想。其实这些规定也是有其政治意义的。日本维新的目标就是效仿英国，追求富国强兵，追求与欧洲列强比肩，殖产兴业也是他们的追求，在相对远离国家政治根基、而又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域，这样的放松与容忍是统治者可以接受的，也于他们有利。因此，1898年的日本明治民法典就是一个结合了若干近代民法理论和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的财产法和封建主义的人身家族法相混合的民法典。
四、所谓“法典论争”在本质上就是一场绝对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
众所周知，日本民法典的出台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诞生的。自从直接翻译法国民法典的尝试无疾而终后，日本又聘请了法国法专家波瓦松纳德担任政府法制顾问，负责起草日本民法典。波瓦松纳德于是按照法国民法典的模式和他自己的自由主义法理念，为日本制定了一部带有较多自由主义色彩和法国民法典模式的日本民法典。但是这一部民法典刚刚出台便遭到了很多日本学者的强烈反弹。这就产生了日本民法史上著名的延期派与断行派之间的法典论争。关于这场论争的本质，日本学者有很多研究，有从思想基础研究的、亦有从学者各自的阵营或从政治背景方面进行研究的。人们认为，这场民法典论争既有英美法学者与法国法学者之间为争夺学术领地的学阀争斗的意义，又有自然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之间的理论分歧的性质，还有自由主义与绝对主义政治主张的斗争，有的学者认为，历史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的不同法观念构成这场法典论争的主要方面，因此，其学术意义与德国的法典论争不相上下，我以为，日本围绕旧民法典展开的所谓“法典论争”，其实质是一场政治斗争，政治性是其主要的属性。我们可以从这场论争双方的阵营组成、斗争的焦点以及决定斗争最终命运的因素各方面加以论证。
民法典的主要意义篇5
自我国建国以来,法律作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准则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欠缺到完备日趋成熟的发展过程。民法作为一部保障人的生存、促进人的发展,社会生活中一部基本的法律对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由于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我国尚未出台《民法典》。自我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以来,民法典的起草便作为一项宏伟的立法工程迅即启动,本文拟从制定民法典中所引申的一些问题作初步探究。
一、民法典的基本理论
(一)民法典的含义
现代法理学上讲,一般认为:“法典是指对某一部门法的法规在有关理论指导下,按照一定体系进行全面的编纂,使它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内在逻辑性和谐统一性等特点”。豍由于民事法律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由此衍生出民法典的概念为:民法典是对民事法律有系统、有条理地整合,它不是对民事单行法律简单地堆砌,而是具有内在逻辑性和条理性的法律综合化。民事法律的法典化是人类民事法律发展史上一个历史阶段,是私法发展的结果。
(二)制定民法典的背景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们必须清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民法观念、理念,重新审视民法的性质,以便在新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法,以便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我国的商品经济严重落后,致使民商法不发达,刑民不分,以刑为主,刑法至上,法律文化以泛刑法主义文化为特征,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否定民法,认为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法律,严重地压抑人性,严重地阻碍民法典的出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人们思想的解放,权利意识的加强,要求对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加以重点保护,加快了民法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法典的出台。民法是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我国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民法典的制定是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目前编纂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首先,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既对制定民法典提出了要求,同时也为民法典的出台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其次,在意识形态上,我国坚持依法治国的道路,并确立为一项国策,政府认识到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依靠法律去管理和完善经济制度。再次,在理论和技术方面,我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的民事法律专业人才,他们在长期的民事研究之中,积累了大量的民法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这就为我国民法典提供了人力保障。
(三)制定民法典的理由
按照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的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民法性质上属于私法。私法领域中奉行的基本原则是私法自治,民事主体有权在法定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志从事民事活动,通过法律行为构建民事法律关系。豎法律行为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它建立了一种在法律范围内由当事人自主调节其法律关系的模式。由于民法主要是私法,以保护主体的财产和人身为重要职能。如果每个主体真正理解和遵循民法,也就意味着每个人知道如何捍卫和保护自己的权利,如何尊重和肯定别人的权利,这正是民法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亦是法制社会中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此,我国迫切需要制定民法典。民法作为自然人、法人等保护自身权利的基本法,当然具有权利法的特点。明确民法是权利法,不仅有助于明确民法的性质和功能,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在当前民事立法中,贯彻以民事权利为中心构建民法体系的思想,真正使我国民法典成为一部现代权利宣言和权利宪章,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育和市场经济完善提供制度支撑。
(四)民法典的作用
1.宣示权利
民法典作为私法的宪章,作为私法的“宪法”,作为万法之母,在很大限度上起着权利宣示的作用。当社会中的每个人信仰民法典为其圣经时,私人生活的权利毕现。无论个人的权利,还是民族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都面临着被侵害、被抑制的危险——因为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他人的利益相对抗——显而易见,这一斗争下自私法,上至公法和国际法,在法的全部领域周而复始。豏民法典海纳百川,有人身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这些权利规定构成了民法典的权利脉络。而在这些权利里面,又包含着若干具体的权利。在这些权利里面,又分成若干细小得权利。这些脉络分明,划定详细的权利,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联合体。
2.提供行为准则
民法典是私法规则的基本法律的总称,当然的为私人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提供行为基准,私人只有在这种规则性的基准上主张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民法典就好比一把尺子,把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界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把民事行为合法与否表明出来。当私人之间发生权利纠纷时候,民法典就可以出来讲话了。同时,也为法官在民事案件的裁决上提供裁量依据。
3.保护民事权利
民法典是一部权利法,它为市民社会抵抗公权利的不当侵入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民法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划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限制了国家权力活动的范围,最大限度上让每个法律上允许的人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
二、确立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民法典的体系就是把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以一定的规则,将它们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呈现出合逻辑化的组织结构。豐民法典体系的确立,不是立法者的恣意,而是对民法典本身功能定位以及逻辑的组合。
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得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体系,从而在该体系中的框架中制定一部体系化极强的民法典。制定中国民法典,不得不对民法典的体系加以深度考虑。这是由于:
第一,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逻辑化的内在要求的外部表现形式。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
第二,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同时也有助于消除和防止整个法典价值观念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单行的法律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某一领域贯彻一种或者多种民法价值文化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只有通过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的各种价值观念贯彻其中,并协调它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和冲突,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由于我国民事法律是基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程度不同而设立的,这就决定了一些民事法律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合理性,各个法律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规则和冲突。而制定民法典,通过确定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将各种法律规则整合为有机的整体,这正是我国民法典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四,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从而避免法律朝令夕改的大忌,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见性。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将市民社会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某项政策而随意发生改变。
三、未来民法典的品格特征
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与成熟,中国的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与此同时,法治观念替代人治观念的精神深入人心,明确了私权的独立地位,摆脱了以往的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附属于公法,收缩了政府权力在私人或者民事领域的不适当或无止境的延伸与干预。树立了民法是整个社会主义法制的真正基础的观念。进一步弘扬民法文化,进一步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21世纪的民法典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宣示,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本质和规律相适应的理性精神和和价值原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的折射。而我国民法典要达到这一世人瞩目的成就,笔者认为未来民法典应该达到以下的品格特征:
第一,我国民法典应当符合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的民法,民法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国际化、现代化等特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国际之间的交往增多,各国民事法律呈现出一种趋同的趋势。法律移植和法律改革的不断展开,两大法系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包容。另外近代民法所倡导的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与过错责任原则随着社会的变迁,出现了民法社会化的趋向。民法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过渡,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有鉴于此,我国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应当迎合世界民法发展的大趋势,是自己的民法典融入到世界民法典之中,在立法技术上和具体内容上以及操作实践上汲取国外先进的有用的经验为我所用。因此,中国的民法趋同化将进一步加强。
第二,我国民法典应当具有中国的特色。民法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器,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是民法发展的巨大动力。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与运作需要现实基础,必不能脱离我国的国情。具体而言,我国民法典应当是对我国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程度的适应性。我国最大的国情是我国已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生活发生重大改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在借鉴外国民法典的过程中,首先要打破它的体系,废弃它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精神,然后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汲取对我国有用的成分,用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法律
第三,我国民法典应当汲取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民法典不是条文的简单堆砌,它还包含着条文背后的所蕴涵的深厚的法律文化与价值观念。我国民法典要想有自己的特点,必须重视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民法是一种私法文化,民法典的形成需要民法文化的滋养。我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成文法的国家。据史料记载,我国历史上首次公布的成文法当数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于鼎上,以为郑同之常法”。此后不断地编纂大量的成文法。尤其是公元前407年的《法经》的编纂,集当时之大成,系统地阐述了危机新兴地主的财产,人身安全,封建统治秩序等,开我国法典编纂之先河,为后世的立法提供了典范,以至形成了法典编纂的传统,我国民法典即是在此基础之上对民事法律的法典化和体系化。
民法典的主要意义篇6
内容提要:民法法典化就意味着必须面对是否制定民法典和制定何种类型民法典的争议,祖国大陆在这方面的争论十分激烈。法典化只是手段,我们必须明确法典作为法律的意义、法典的应有功能和价值要求,而这也是选择法典化模式的指导思想。在选择法典化模式时应斟酌民法的继受性、国内研究水平、立法者与法官的素质等因素。具体而言,民法的法典化模式共有四种可供选择的立法方案,每种都各有其优缺点。目前制定民法典的时机并不成熟。就现状所表露出来的立法方向而言,立法者采纳了体系化单行立法模式,并以制定松散式完整民法典为目标。这种趋向值得肯定。
民法是规范人民一般社会生活的法律,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规范之一。为使人民能够明了民法立法者的规范内容并加以遵守,就有必要以简单的文字叙述这些规范内容,而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将规范的内容以法典的形式呈现出来,即将民法法典化。一般情形,民法典一词都是指称包括大部分民法规范内容的完整民法典,因而民法法典化在狭义上仅指制定完整民法典。然而依文义,民法法典化一词并不等于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将民法成文法化,也在民法法典化的文义范围内。因此,制定各种单行法也是法典化的一种选择,这也可以称为广义的民法法典化。本文题目的“民法法典化”一词即采后者。必须强调的是,民法的有无与有无民法典无关,因为法典只是法律的一种形式,没有民法典并不表示就无民法的存在;民法典的有无也与一国民法学的研究水平无直接关联。
祖国大陆在经历几十年的民法典起草波折和准备后,在2002年12月提交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官方草案”),是祖国大陆在1949年后的第四次民法起草,而且是1979年改革开放后许多民事单行法②的施行经验、法院的判决、学者的见解的结晶。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法制建设的基础,重要性可想而知。此次民法典起草,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法律论辩最为热烈的议题。最能代表祖国大陆此次民法典起草的立法方向的草案有三,即“官方草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研究员领衔起草的草案和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领衔起草的草案。③“官方草案”似乎是整合现行民事单行法、两份学者主持起草的草案和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的九位成员意见做成的,呈现出对各种民法法典化意见的取舍。如果依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议定的计划,在2010年前完成中国民法典编纂,则此次祖国大陆民法法典化的选择会在2010年前作出。在祖国大陆立法机关作出选择前,探讨民法法典化的选择就显得非常有意义,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动机之所在。
一、民法是否法典化的争议
此次民法典起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次民法典起草。从前三次民法典起草都半途而废,就知道对是否制定民法典并非没有争议,即使要制定民法典,对制定何种类型民法典,也有不同意见。笔者将在下文分别简要叙述是否制定民法典和制定何种类型民法典的各种意见,并加以评析。
(一)是否制定民法典
1.正反意见叙述
以前的三次民法典起草都半途而废,主要原因是有人反对制定民法典。本次民法典起草,也一直有人持反对态度。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全国人大常委会迟迟不通过民法典,也没有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纳入近期的立法规划,而是优先起草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做法了。④反对现在制定民法典的学者认为,制定民法典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学者关于民法文化和理论的积累,另一个是审判实务的积累,而民法学界尚无足够的学术积累以制定反映中国现实的民法典。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民法典的制定纳入立法规划后,这些学者即主张如要制定民法典,就应制定开放型、松散式的民法典,⑥使其他法律渊源可以用来补充民法典。主张制定民法典的学者则认为,改革开放后制定了二十几部重要的民事法律,在实践上已经初步确立了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基础,而为了进一步健全民法,制定民法典势在必行。⑦
2.评析
民法典的功能有三,即行为规范、权利告示书、裁判规范,⑧而前者是后两者的前提。因此,制定一部民法典供人民遵守而人民又都遵守这部民法典将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也是制定民法典的最终功能。但这必须基于两个前提:一是人民懂这部民法,二是这部民法确实是部好法。就前者而言,则这部民法必须是中国的民法,而非外国的民法,只有人民的知识经验所能理解的法典,人民才会懂,懂了才知如何遵守。就后者而言,这部民法必须能够全面调整人民间的权利义务,使人民愿意遵守,遵守的结果会真的对国家有利,这就必须仰赖立法者的智慧,还必须具有前瞻性,否则立法时虽对国家整体有利,但若因环境变迁而变成恶法的话,则不立也罢。由上述可见,祖国大陆此时是否应该制定完整民法典就不是必然的肯定命题了。然而人民只有知法才能守法并进而保障个人的权利,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就会制定相关的成文法典,使人民易于了解并加以遵守。因此,完全的判例(不成文)法在现代国家大概是不可能的。⑨现代国家都在进行不同方式的法典化。因此,本文第四部分所介绍的各种民法法典化的选择都应纳入考虑的范围,而松散式、开放式民法典当然也是民法法典化的一种选择。传统的比较法研究通常将世界主要法系区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前述的争辩都与此相关。然而,此种区别其实意义不大。【10】所谓的英美法系并非没有成文法典,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872年就已经制定了民法典,【11】只是法院通常仍以判例为裁判依据。不过,英美法系的法典通常是不完整的,而由各种单行法编纂而成。所以说,开放型、松散式的民法典确实和英美诸国的民法法典化的类型相似。笔者认为讨论民法法典化时应超越此种藩篱,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是否制定民法典并作出中国在比较法上的贡献。【12】
(二)制定何种类型民法典
1.不同意见叙述
我国台湾地区目前的“民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祖国大陆的许多学者也以此作为学习民法的重要基础,加上台湾地区一些学者的鼓吹,认为中国既然在20世纪初继受了德国法,目前也就已经没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因此,台湾地区“民法”所仿效的德国民法,也就成为许多学者所认为应该仿效的对象。【13】
反对仿效德国民法的学者认为,中国制定民法典必须突破德国的模式,要制定一部自己的民法典,为世界的法制进步和法律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而非复制德国民法。复制德国民法是学者对整个民法无所作为的表现,而且也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14】
无论是否仿效德国法,都可能是制定体系化的完整民法典,使法律解释适用的空间受到相当限制。因此,就有学者主张制定开放型、松散式的民法,【15】使其他法律渊源可以用来补充民法典。
2.评析
就是否仿效德国法而言,显然目前的共识是不仿效德国法,而是多元仿效各国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的《荷兰民法典》和1991年新颁布的《魁北克民法典》就是融合德国法、法国法和英美法的结晶。笔者认为此方向十分正确,模仿他国立法只是手段,目的是满足国家社会所需。姑且不论德国国情与祖国大陆不同,制定于一个世纪前的德国民法是否合于现代社会所需(当然德国民法也在修正)也值得怀疑。更何况模仿的对象也应选择最好的,目前主掌世界政治经济的国家是美国。美国法制虽然未必都符合祖国大陆的需求,但成就一个超极强国的法制,就比较法而言,并无忽视的道理。祖国大陆目前受美国影响最大,但是祖国大陆整个民法学界对美国法制的了解却十分有限,许多学者常常忽视其存在。如果祖国大陆法学界的法学研究方法已成熟,倒也不需仰赖比较法,但是目前却是移植外国法居多。而既然要移植就应移植最好的。因此,在不确定美国法制没有比较不好的情况下,就应该花时间去研究,然后再决定如何移植也不迟。治本之道则是重视法学研究方法,重视本土研究,使我们制定的民法真正成为中国的民法,则许多争议都将消弭于无形。
二、法典化的中心思想
在叙述民法是否法典化的争议后,有必要探讨法典化的中心思想。作为法典化的指导方针,不能为法典化而法典化,法典化是有目的的。决定是否法典化和如何法典化,都不能偏离法典化的中心思想,否则将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
(一)法典只是法律的一种形式
无论是否法典化,我们都必须有一个基本概念,即法典只是法律的一种形式,在解释适用民事法律时不能被民法典所束缚,除了参考特别法外,也可以参酌法理而跳脱法典的文义进行解释。也就是说,要解放思想,不受法典文字所限,才不会造成法律僵化;法典化容易使法律僵化,这也正是法典化的缺点。具备此一基本概念,即可避免法典化带来的法典僵化的缺点。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7条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得创设。”而1997年“台再字”第97号判决认为:“按物权之新种类或新内容,倘未违反物权之直接支配与保护绝对性,并能以公示方法确保交易安全者,即可认为与物权法定主义存在之宗旨无违。”依此号判决意旨,如能确保交易安全即可以创设物权的新种类或新内容,事实上即等于放弃物权法定原则而采取了物权自由原则。此一解释显然与文义不合。但解释适用民事法律,本来就可以类推适用或目的性限缩,而不受文义拘束;可以针对个案依法理修正或补充法典的规定,而不必完全受到法典文义的束缚,
(二)功能决定法典化的概念
民法典的主要意义篇7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个人心得体会有哪些?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开启了我国公民权利保护的崭新时代，它充分体现了人民的需求，保障了人民的权益，共同阅读2020年“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个人心得体会【精选5篇】，请您阅读!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个人心得体会1今天上午参加了周强院长对《民法典》实施的宣讲辅导会，通过学习有以下体会：
一、《民法典》实施意义重大。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是多年来法律人的追求。《民法典》特别强调了民事主体的平等保护、契约精神、强调了单位人的市场主体地位。
二、通过学习加强了《民法典》核心要义的理解。特别是对于人格权独立成编，以及绿色原则，前瞻性的网络侵权、网络数据保护等。这些重大的变革，是立法的创新，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民法典》也很好地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智慧，如绿色原则，体现了中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三、通过学习认识了贯彻实施需要注意的事项。法律原则与条文的冲突、旧法与新法的衔接、法律与道德如何结合、《民法典》适用与审判经验的关系等诸方面，周强院长的辅导均指明了方向、路径。
总之，通过此次视频会的学习，让我进一步认识到了《民法典》的重要意义，深刻把握了《民法典》的核心要义，掌握了贯彻实施《民法典》的要领，有利于提高依法办案的能力。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个人心得体会2结合贯彻落实依法治国重要论述、学习《民法典》的情况，谈几点学习体会：
一、意义重大，《民法典》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人民的福祉是的法律。”此次民法典草案亮点很多，的亮点就是为民立法、以民为本，化地谋求人民的利益。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第一部直接以“民”命名的法典。民法典的立法宗旨和目的都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保障私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民法典在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同时，也被誉为“权利保障的宣言书”。它的诞生更推进了我国民事立法的体系化，在中国法制具有深刻的里程碑意义。
民法典能够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参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一方面，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民事权利的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保障人民更加广泛的民事权利十分重要。民法典的分则各编由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构成，既确认了个人享有各项具体民事权利，明确了这些权利的具体内容和边界，又保护个人能够正常行使和主张权利，免受他人不法侵害。如：民法典增设的居住权制度，为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提供了法律支撑;在产品责任制度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可以有效保护人民“舌尖上的安全”;再如，鉴于高楼抛物行为频频发生，民法典在侵权责任编中专门规定了高楼抛物致人损害责任规则，强化了有关机关在查找行为人方面的职责，有力保护了人们“头顶上的安全”。另一方面，民法典通过确认和保护私权，成为依法行政的基本遵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规范公权的作用，有利于实现多层次、多维度的社会治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坚持人民至上，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为民职责
“悠悠百姓事，两会总关情”。“人民至上”是贯穿今年全国两会的主线，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业”出现了39次，“民生”出现了18次，众多“热词”“新词”“暖心词”饱含着满满的民生温度，彰显着党和政府一以贯之的人民情怀。”我想，在学习贯彻落实关于依法治国重要论述时，我们应该牢牢抓住“人民至上”这个根本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人民至上，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作为党和人民的干部，我们需要将其落实在实际工作中，用实际行动践行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的为民职责与使命，比如：眼下，我们就需要用实际行动去答好“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张大考卷!
三、坚持以身作则，领导干部要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
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理念，构建法治社会已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我们领导干部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基本法律知识的掌握，还应充分了解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原理，更好地树立正确的法治价值观，同时还应充分了解法律立改废释的来龙去脉，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的现状和形势。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结合我分管的公安、司法、城市管理、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工作而言，我更需树立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更需要掌握法律方法、法律手段来解决实际问题，该履行的法律程序必须履行、有相关法律规定的就必须严格依照执行，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等行为。只有这样以身作则，才能更好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个人心得体会3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5月28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向世界宣告着“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
2020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让中国人民饱受疫情的困扰，在这个万众一心度过疫情的时刻，民法典的出台可谓是为人民打上一针“强心剂”。这是中国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目的是全方位、多角度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回应了民生的关键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
党和国家先后多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但因多种原因一直没能形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法典编纂工作，将编纂民法典确定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经过多年努力，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表决通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不仅仅是达成几代法律人的夙愿，更是对人民的殷切期盼提交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此次民法典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总结实践经验，适应时代要求，对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与此相关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顺应时代要求、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完备的民事法治保障。
人格权的独立成编是此次编篡的亮点，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早在1986年，我国制定民法通则时就明确规定了“人格权”。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人格权的定义不断丰富，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受到广大人民的关注。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数据、互联网成了一把双刃剑，个人隐私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信息泄露引发的电信诈骗，利用互联网侵犯公民名誉权等现象层出不穷。法律从诞生那天起就具有滞后性，当现行法律还不能有效应对，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人格权保护需要。此次人格权编对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民事主体享有的各项人格权进行了明确规范，这意味着民法典的横空出世对老百姓来说不仅仅是抵挡伤害的盔甲，更是奋起反抗的武器。让以人为本真真切切的落实在生活中，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对人格权的保护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此次民法典除了人格权独立成编之外还回应了一系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可以说，这是一部“社会活动百科全书“，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
当然民法典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文字的魅力和缺陷总是形影不离的，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部《哈姆雷特》，当民法典制定好后，司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对其可能有不同的见解，出台相应的解释、与相关法律的衔接就显得额外的重要，但这只是后话，就把一切交给时间，让我们一起去见证。
这一部盛世之典不仅仅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也写满了14亿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必将在人类法治文明画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个人心得体会4作为全国两会的重要内容，酝酿多年的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即将生效的《民法典》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民法典》共七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共计1260条。《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后，我们耳熟能详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将废止，退出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中国截至目前体量最为庞大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国《民法典》是保护公民私权利的法律汇总，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法典》就是公民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作为事关每个公民“从胎儿到身故后五十年”漫长岁月切身利益保障的法律，《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休戚相关。大到国家所有制、土地制度、小到普通百姓的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生产经营、个人信息保护、私有财产权利保护都可以《民法典》中找到依据。《民法典》不仅能统一民事法律规范，消除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可以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许多问题，民法典作出了明确回应，如：《民法典》中对各种“人肉搜索”、非法盗取他人信息的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突出的特色规定有“离婚冷静期制度”、“继承人宽恕制度”、“自助行为制度”，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同时对遗体器官捐献、职场和校园性骚扰、非法从事与人类基因、人体胚胎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严格规范。因此，《民法典》将在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也越来越复杂，这部包罗万象的《民法典》就像一个无形的天网，全方位保护人民民事权利，每一条法律规定都凝聚社会生活规则的共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法制建设更加深入人心。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即将精彩亮相。《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开启了我国公民权利保护的崭新时代，它充分体现了人民的需求，保障了人民的权益，用权利本位构建起整部法典的逻辑主线，必定能够更好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座“大厦”的重要支柱，必将为法治中国建设筑牢根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个人心得体会52020年5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称民法典)，一经公布，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热点。作为基层干部，就要蹭这个热点，加强民法典学习宣传的同时，做人民群众的知心人、带头人和老实人，让民法典根植于心、笃于行。
以人民为中心，问计于民、服务于民，做人民群众的知心人。民法典是一部“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因涉及面广，涵盖面深，对每一个人的言行具有很强的约束意义。作为基层干部，是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人民群众身边的知心人，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始终做到人民群众在哪里、干部的心就在哪里，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干部就要去想什么，人民群众盼什么、干部就要干什么。只要时时处处想着人民群众，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解人民群众之所忧，化人民群众之困，人民群众就会把干部的实干精神藏在心头、放在嘴上，干群关系就十分融洽，人民群众就会把干部当亲人，有什么心里话都会跟干部讲，还处处夸奖干部的好，把干部当成无话不说的亲人，大家共同携手为小康生活齐心奋斗。
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做党纪国法的带头人。民法典第一章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作为基层干部，是离人民群众最近的人，也是跟人民群众经常打交道的人，在日常的工作中，就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特别是在服务人民群众领域内的法律法规知识，不仅要熟记，还要落实在行动上，时刻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在民事纠纷、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等调解化解中，要公平公正依法做好人民群众的调解员，在体现法律的公信力的同时，也是体现基层干部带头学习党纪国法、应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也是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在基层人民群众中，大力开展学法普法宣法活动，基层干部更要时刻以党纪国法规范言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学法用法的典范。
以典型为榜样，学有成效、行有标准，做甘于奉献的老实人。身处基层就要为基层人民群众谋事干事，首先要讲奉献，奉献是指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利益至上等甘于奉献，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要甘于奉献乃至生命。在新冠肺炎救治中的白衣天使、“直播带货”的县长、深藏功名60多年的老英雄张富清、排雷英雄杜国富、奋战在脱贫攻坚付出宝贵生命的黄文秀等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人不率，顺不从;身不先，则不信。”作为基层干部，在学习榜样中、汲取榜样的力量的同时，要在实际的工作中修身做表率，才能做到学有成效、行有标准、做有样子，就有人民群众的“口碑”，干部所做的事业就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民法典的主要意义篇8
有四大渊源：希腊的直接民主制、罗马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国家
的共和主义、代议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政治平等理念。本文拟对达尔指出
的民主的四大渊源作一简单介绍和评论。一。古希腊民主及其非自由主义
本节介绍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制，即古希腊民主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并在
论述过程中对古典民主模式提出一些评论。
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民主是一个稀罕之物，先前的许多评论者对其理论
与实践苛责有加。事实上，直至20世纪下半期，人们才对民主理念和制度的可欲
性形成共识。民主普遍稀罕的一个例外是古希腊民主制。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
城邦发生了伟大的政治转型，那就是民主化改革。以达尔的话来说，这一改革的
重要性“就象汽车的发明以及新大陆的发现。”在那时，希腊并非一个单一国家，
而是由许多独立的城市国家（也称为城邦）组成。一般认为其中的雅典民主制最
具创新意义和经久不衰。
古雅典民主制的政治理念和目标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
（写于公元前335-323之间）指出，古典民主制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自由。对亚里己选择的方式生活”。这样，自由与平等就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事实上，
自由的第一要素，“轮流执政”就是基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观念而提出的，亚里士
多德将这种平等称为“人数的平等”（与“基于能力的平等”相对照）。“人数
的平等”意味着不论个人能力、道德或财富高低，全民共同参与统治。[1]“这
样，（古雅典人）认为平等不但是自由的现实基础，还是自由的道德源泉。”[2]
然而，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由概念中还存在第一要素与第二要素之间的冲突。
对政治平等的严格坚持会危及个人自由，即“按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的自由。
古典民主认为必须对个人选择作出限制，这样，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时才会避
免不正当地危及他人的自由。只要每一公民有机会“轮流执政”，平等所带来的
危险就能被降至最低，而自由的两个要素就能实现。“这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古
典民主必然包含自由，自由又必然包含严格的政治平等──正是后者使他对民主
抱有很大的保留态度。”[3]我们将会在下文讨论极端平等的危害。
雅典民主也包含对其他各种价值，如正义、法治以及正当程序的认同。“雅
典人不认为自己是完全不受约束的，但他在仅仅屈从于他人专断意志的‘约束’
与由法律这一应受尊重的规则所确认的‘约束’之间作出了严格的界分，因为后
者是一种自我强制”[4]“如果法律是在公共生活的正当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话，
它就应合法地要求遵从。”[5]
与后来的自由主义立场不同，“雅典民主的一个标志是对公民美德的普遍认
同：为共和城邦做贡献以及将私人生活置于公共事物和共同善业之下。”在国家
与社会、专业官员与公民、或公民与政府之间没有明显的界分。“在这样的共同
体中公民享有权利和义务，但这些权利并没有分散到个体市民手中，而义务也不
是由一个以维护公民个人利益为目的国家来推行的。事实上……它们只是公共的
权利和义务。”与现代对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作出严格界分不同，雅典人认
为最可欲的生活是“城邦生活”，在城邦中人们作为政治动物通过政治参与和政
治辩论得到最高形式的价值实现。“政府的原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则，那就
是直接参与。”治人者（政府官员）也是被治者。直接与积极的自治是雅典公民
权的最高信条。[6]
雅典的政治理想──公民平等、自由及遵守法律、正义等──对西方政治思
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些核心理念，例如认
为人类本质上是分散的个人，有不可让与的权利等现代自由主义观都不能从雅典
民主中直接提取出来。”[7]
前面我们简单阐述了雅典民主的政治理想，下面让我们对古典民主的制度安
排进行考察。戴维赫尔德认为，雅典民主具有以下几个制度特征：首先，公民
大会享有主权，也就是说，享有立法和司法方面的最高权威。公民全体构成“公
民大会”，每一个雅典公民都参与其中。大会每年召开超过40次，法定最少人数
6，000人。雅典意义上的“公民权”包括参与立法、司法的权利和直接介入城
邦事务的权利。这就是古典民主制被称为“直接民主”的原因。
公民大会的理想决策模型是全体公民达成一致。仅当遇到棘手问题时才诉诸
正式全民投票。“投票一方面可以使不同判断明显化，另一方面又是合法解决紧
急问题的一种机制。希腊人发明正式投票程序也许是为了提供一个合法解决冲突
的方法。”[8]
赫尔德曾针对古雅典民主运作过程作出如下详细叙述：“公民大会规模过大
以至于很难定下一个日程表和起草法律，也不能成为新的政治创见或提案的核心
机构。一个由500人组成的评议会负责组织和提出公共决策；同时，辅之以一个
更有效率的50人委员会（任期为一个月）。该委员会由一位主席负责（任期为一
天）。法院建立在与公民大会相似的基础之上。城市的行政职能由若干‘推事’
（magistrates）来行使，但即使是这些职位也是由一个十人理事会所共同占据，
因而权力甚为分散。几乎所有这些‘官员’都是由一年一次的选举来产生的（每
个人一生中至多只能担任两次）。而且，为了避免专制政治和与直接选举相关的
委托关系的危险性，（古雅典人）采用了各种各样的选举方法来保证政治行政首
脑和国家体系履行其职责，这些方法包括职务轮换、抽签或抓阄，以及直接选举。”
[9]
在雅典，国家主权的范围包括该城邦的所有公共事物。在普通公民和公共官
员之间不存在权利区别。除与战争有关的职务以外，同一公民不能多于两次担任
同一官职，而且所有官职都是有任期限制的。雅典的公务员也得到一定的津贴。
古希腊民主的顺利运作需要几个重要条件。按照达尔的归纳，古希腊民主包
含以下六个要件。首先，“公民必须具有协调一致的利益，这样才能分享公共福
利以及为公益奋斗而不至于与其个人目标和利益相冲突。”其次，公民必须有相
似的特征（比如财富和休闲时间的数量等），因为如果如果公民在财富，休闲时
间和其他个人特征方面有很大差异的话，就会在对公益的定义及具体安排方面出
现尖锐的冲突，进而导致国家和社会的不稳定。第三，“公民总人数必须相当小，
理想的人数甚至少于四至五万雅典人。”第四，公民必须能够集会到一起，并能
直接对立法和司法判决作出决定。“这一观点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古希腊人
难以理解代议制政府，更不用说接受它作为直接民主的代替物了。”第五，自治
不仅意味着参加公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它也包含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管理。大部
分雅典人在一生中担任至少一项公共职务。第六，城邦必须保持“完全自治”。
团体、党派和联盟是被禁止的，以免侵占了公民大会代表的城邦主权。[10]
除了上述条件，古希腊直接民主制要得到良好运作尚须一个额外条件：若要
每一公民都有效参与集体决策过程，他（仅仅男性公民才能投票）必须有足够的
空闲时间去参加经常性的会议、耗时的讨论以及公共管理。在古雅典，奴隶经济
支持了这一条件，因为它为“公民”（自由的成年雅典男人）腾出了空余时间。
另外，家庭服务（妇女劳动力）也为男性提供了履行公共义务的时间。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古雅典一部分特权男性公民享用的直接民主恰好是建立在大体制的不
民主成分的基础上的：奴隶的存在及对妇女的排除成为男性“公民”建立直接民
主政府的必要条件。
缺乏宪政框架支持的民主有一永恒的问题，即它给反动煽动家和暴君创造了
煽起人们的非理性激情的机会，并可能导致破坏性后果。这一问题尖锐地反映在
古希腊民主制中。古雅典不存在对人的非理性、虚荣和激情等的制度或宪法性约
束。公民大会经常被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家族所控制，而且时常出现许多与不受
约束情感相关的问题，例如非理性、感情用事所产生的专制以及多数的暴政。民
主专制、冲动和不公正的典型例子是公元前406年六位雅典将军被公民大会宣判
死刑一案。在那时，雅典海军打了一场大胜仗。然而，胜利是以许多雅典士兵伤
亡为代价的。统帅远征军的八位将军（其中两位战后没有回希腊）被指控不必要
地让士兵在残破的小艇中溺亡。一些不怀好意者煽动民众的情绪，导致公民大会
违反了数条正当审判必要的程序。最终那六位将军未经正当的司法审判程序，甚
至没有机会陈述辩词而被宣判死刑。后来，雅典人很快对这一判决感到后悔，并
对那些欺骗了大家的人提出控诉。这一故事一方面“说明了官员和公民对公民大
会的责任”，以及在雅典“人民对发号施令的官员的控制”，另一方面它也表明
“公民大会易受一时激情所支配的弱点、全民公决的某些不稳定的基础以及由于
缺乏对冲动性行为的制约而产生的政治不稳定。……后来，为了防止产生无法挽
回的匆忙决定，许多制度性制约机制在雅典民主结构中建立了起来。这些变化力
图在人民主权和保护业已颁布的法令及宪法框架之间实现平衡，尽管它们是否达
到了这一目的仍值得怀疑……。”[11]
与古希腊民主有关的另一问题是极端政治平等的问题。雅典最著名的批评家
之一柏拉图为公民人人享有平等政治参与权的观点感到沮丧。对柏拉图而言，大
多数公民既缺乏经验，又不具有必要的知识以作出正确的公共决策。如果我们让
民众直接制定所有公共政策，他们一方面是不能胜任，另一方面易于被奉承者和
骗子所误导。[12]除此之外，柏拉图还认为，“（民主政体内）的政治领袖屈服
于人民的要求，而且把政治策略建立在可‘销售’的东西之上，这就使政治领导
能力受到了削弱。对于种种慎重的判断、艰难的决定、令人不悦的抉择，以及使
人难堪的事实，政治领袖一定会尽力避免。民主使智慧边缘化。”最后，柏拉图
还担心自由和政治平等的观念“与权威、秩序和稳定之间的不协调……由此，社
会的凝聚力受到了威胁，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政治则由于派系斗争而
成为一团乱麻。”[13]我们将在以下几节中看到，柏拉图对民主的忧虑大部分被
立宪和代议制政府的理论和实践所解决──虽然不是完全解决。
达尔也指出了几个与古希腊民主有关的问题，其中我在前面已提到一些，例
如古希腊民主的排他性：妇女和奴隶都被排除在民主政体之外。即使是已在雅典
世代居住的“移民”家庭也被排除在外。另外，正如前述，是希腊人不承认不可
让与的个人权利。在一个民主城邦中，“自由意味着法治和参与决策过程，而不
是拥有不可让与的个人权利……对国家的权力没有任何理论限制。只要公民大会
授权通过，国家可以干预任何私人行为。”[14]最后，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希腊
民主制只适用于小规模的政体。然而，尽管古典希腊民主制存在许多问题，它本
身以及对它的批判已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后来者可以从中受益匪浅。
二。共和主义与民主
什么是共和主义？它与民主的关系怎样？正如我在本文开始处所说，共和主
义是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四大渊源之一。然而，共和主义并非古希腊的贡献。它起
源于古罗马，进而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中再现生机。古典共和主
义并不强调“民治”（rulebythepeople）或政治平等（古典民主则正是强调
这两点），而是主张自治（self-government）、混合宪法及一种不仅反映“多
数”（人民）的意见，而且也反映“一人”（君主）和“少数”（贵族）利益的
政府──后两者在前现代被认为是除人民（多数）之外的两个不同阶层。下面我
对共和主义的这几个主要主张作简要介绍。
共和主义的价值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重新彰显，目的是抵制君主
及教会所宣称的“天生统治权利”。因此，“自治”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共和主义
的第一重要主张。面对各种各样自称天生的统治者，共和主义主张一个政府除了
向它所统治的公民外不应向任何其他人或群体负责。自治的可行性和制度建设是
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同时，在“自治”理念中也隐含着一定的“人民主权”概
念，从而显示出共和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必然的联系。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
认为独立及自治的公民、公民参与政府的权利以及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角色作出明
确安排的宪法框架构成了自由的基础。
作为第一个主张的一个推论，古典共和主义的第二个重要主张是政府权力应
来自最大多数公民，而不是来自上帝或其他超自然力量，也不是来自某些享有特
权的个人。由于共和政府向社会全体公民负责，它的权力也必须来自社会全体。
古典共和主义认为政府必须有一个混合宪法以确保其合法性和稳定性。那种由
“个人”（君主制）、“少数”（贵族制）或“多数”（民主制）控制的政府都
不具有合法性，因为它们中没有一个能代表社会整体。只有一个整合了所有群体
利益的政府才是真正合法的。这种政府被称为共和政府。共和政府具有稳定性，
其原因很简单──在这样的政体下很少人会抱怨他们的意见不获关注。
古典共和主义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都与民主主义相似。古典共和主义与古典民
主拥有共同的目标：一个由公民美德支撑的社会，在其中人们通过参与公共事务
和分担公民责任来获得快乐生活。古典政治思想家（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通常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一个政治集体中
人们才能获得快乐。
古典共和主义和古典民主理论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他们设计的到达理想社会的
路径不同。共和主义强调一个整合各种不同社会群体偏好（意味着最大多数）的
混合政府的重要性，而民主则集中关注群众（“多数”）的利益偏好。正如上文
所说，对前现代社会而言，“多数”（群众）是区别于“一人”（君主）和“少
数”（贵族）的不同阶层。换言之，古典共和主义要求自治政府具有广泛的社会
基础（在下文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成为现代共和主义的核心）。它认为任何由
一个阶级统治的政府不仅是非法的，也是不稳定的。与此不同的是，古典民主倚
重群众（“多数”）对政治过程的参与，并集中关注自由和政治平等的理想。
古典共和主义和古典民主的另一区别是：古典希腊民主信任和激发公民道德
的潜力，而古罗马共和主义则更为关注公民道德的脆弱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讲，
古典共和主义在对人性的预设上接近现代自由主义，即人是自私自利的、易冲动
的，并容易卷入派系斗争。在古典共和主义看来，对公民道德的最大威胁是党派
和政治斗争。因此，古典共和主义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设计一个混合政府体制，
以利于各种利益的平衡及公民道德的维持。
古典共和主义和古典民主的第三个区别在于，古典共和主义试图找出政府权
力的合法性根源。但古典民主并不关注这一问题；与古罗马人不同，古雅典人更
为重视政治平等的问题。对古雅典人来说，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无需论证的，
因为人民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典共和主义预示了现代
民法典的主要意义篇9
（一）人权主义
所谓人权主义，是指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将私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人权主义是21世纪的人文主义。人权主义的民法典，实际上就是私权神圣的民法典，它是民法权利法性质的必然要求，即民法典全面确认民事主体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权利，确保民事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剥夺。具体而言，民法典首先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民事权利体系，坚持除物权、知识产权实行权利法定主义外，其他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严格实行任意主义，摒弃权利必为法律明文确认的僵化观念；其次，对不同主体的民事权利给予同等的保护，确认私力救济制度，完善公力救济制度，实行彻底的全部赔偿规则；再次，明确规定类推适用在民法上的价值及其司法适用；最后，确认法院（法官）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拒绝审判。
（二）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是指民法范畴内，民事主体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预。换言之，民事主体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断，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己负责，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种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在因彼此间的权益发生纠纷时可以选择纠纷的解决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实质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方式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识，自主地进行民事活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享受自己行为带来的利益，承担自己行为的风险。意思自治能确保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意思自由，使之既不受其他当事人的非法干预，也能抵御不当或者越位的国家权力的干扰，从而使市场的各种资源配置趋向优化，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贯彻这一理念，民法典应当将协议、合同、契约三个概念统一，恢复《民法通则》中的合同概念，使一切民事法律行为皆受意思自治规则的调整，全面落实契约（合同、协议）自由；在调整契约（合同）关系方面，尽可能多地设置任意性规范，使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优于任意性规范和法律推定条款。当然，这里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受法律和公序良俗限制的自由。
（三）利益衡平
利益衡平是指当事人之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利益衡平是古今中外立法、司法的一个根本规则，是民法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舍却利益衡平，民法将不成其为民法。基于利益衡平理念，民法典一是应确认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情势变更原则；二是要保障交易安全特别是强化对善意的当事人的保护，建立善意当事人保护的一般规则；三是确立自然人债务的法定免除制度，规定一定期限内（如15年）债务人确实无力偿付债务的，债务人可以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主张免除债务；四是在体现利益衡平理念的同时，注重效率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意义，注重鼓励交易、物尽其用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即制定所谓的“绿色民法典”。
（四）规范科学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法律对现实的迁就、法律规范的通俗性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困扰我国民事立法的突出问题。不顾法的自身的科学性而一味地迁就现实的立法观显然是不足取的。长期以来“法律越通俗越好”的所谓流行观点也必须加以改变。在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通俗性发生矛盾时，我们应当舍弃法的通俗性而保全法的科学性。因为，法律再通俗，它仍然是相当专业的，其中最通俗的法律概念比如合同、所有权、保证、继承、收养等，对一般的人来说，都难以准确理解。众所周知，英美法是专家法，其法律规范主要存在浩如烟海的判例文献中，普通老百姓是难以知晓的，但在英美等法治国家里，普通人是如何行为的呢？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文本法并不等于生活法（实际在民众中起作用的法）.文本法再通俗，永远也达不到生活法的通俗程度。基于此，民法典应当采取区别作法，将涉及民众基本私权利的规范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表达，而对除此之外的其他规范则以科学性为唯一目标。坚持规范科学的理念，民法典还必须以我国本土的活的法律规范为基础并吸收国际上的通行规范，既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实际，更要着眼于将来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法域”统一，即应在未来四法域统一的框架下来设计民法典的基本结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
民法典的主要意义篇10
——论我国《商事通则》的制定
严莹
[摘要]在我国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制定民商法典或单独的商法典，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只有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制定一部《商事通则》用以规范基本的商事法律关系，才是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商事立法模式商事通则商法典
一、从商法的历史演进看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模式
（一）商法的内涵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理解。在狭义上，商法仅仅指商法典及其附属法规，如商法典及其施行法等等。在广义上，商法包括全部商事法律部门，它不仅包括商法典，即商人身份法和商行为法等内容，而且包括与商事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法律，如公司、票据、银行、保险、运输、、信托、消费者保护、工商权利保护等法律。
与此相对应，由于各国商法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多数学者在理论上将商法分为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和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形式意义上的商法，是指奉行民商分立立法原则的国家在民法典之外制定的以“商法”命名的法典，其内容主要涉及商主体、商行为之界定、创设等商法的一般规则以及商事公司、票据、保险、破产、海商等基本制度。形式意义上的商法概念理论着眼点为规范的表现形式和法律的编纂结构，它以法律文件的表现形式即商法典作为商法概念的界定基础。实质意义上的商法是指一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概念的理论着眼点为商事法律规范的性质、规范的作用、规范的构成、规范实施的方式等等在理念上的有机统一。它不以商法典作为商法概念的界定基础；商法的形式包括各种有关商事的专门法规；商法规范不仅仅存在与商法典之中，而且还大量地存在于民法、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判例之中。从实质意义上看，无论属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无论奉行民商分立还是奉行民商合一地国家，都存在着实质意义上的商法。
（二）商法的历史演进——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商法最初是商人习惯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打开了东西方的商路，促进了地中海沿岸一些新兴城市的贸易繁荣。但中世纪的欧洲内陆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营利性的商业被明令禁止。在这种冲突下，意大利较早出现了商人行会——商人基而特。该组织不仅联合保护商人的自身利益，也逐渐负担起编纂商业行规或习惯的职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商人习惯法。15世纪后，伴随着中世纪后期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贸易的发达迫切需要在一国之内实现商法的统一。这一时期，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内陆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都先后制定了成文法。其中，在立法上对后来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法国和德国。[1](p22)
商法的法典化始于法国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使国家得以统一，从而在全国统一法律的任务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拿破仑的推动下，于1800年开始起草民法典，于1804年颁布；但几乎与此同时，在1801年也开始了商法典的起草，并于1807年颁布了商法典。因此，以法典为标志的民商分立体制正式得以确立。后来，德国也采取了这种分立模式，于1861年颁布了《普通德意志商法》（即旧商法典），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又编纂了新的商法典，于1897年颁布，使民商分立的模式达到了顶峰。
但就在民商分立制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同时，即已出现了民商合一的学术思潮。1847年，意大利学者摩坦尼利首倡民商合一，反对“私法二元论”，即得到学术界响应。一时间，各国学者纷纷提倡“民商合一论”；即使在民商分立制的国家，学者也多主张“由分而合”。在立法实践上，1865年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对某些商事内容做了规定，放弃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另订商法典。1881年瑞士制定债务法，其中既包括民事规范，也包括商事规范，放弃了民商分立体制，1911年瑞士民法典颁布时，将其债务法纳入，确立了民商合一制。之后的苏俄民法典、泰国民法典、土耳其民法典，均采民商合一制。民商合一成为民商立法的一种趋势。
就在大陆法系国家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争论不休时，20世纪下半叶之后，为了交易的方便，美国制定了《统一商法典》。美国《统一商法典》虽然在立法技术、法律概念等诸多方面借鉴了大陆商法，尤其德国民商法的经验，但其所采用的立法原则与大陆法系国家颇不一样，《统一商法典》不是大陆法系类型的商法典。法国法系和日耳曼法系的商法典都是以民法典的存在为前提的。民法典是一般法，包括了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商法典是特别法。英美法系没有严格的民商界限，也不存在大陆法系类型的民法典。所以作为英美法系中的商法典，《统一商法典》实际上也包括了许多被大陆法系认为是属于民法范畴的法律规范。同时，统一商法典也不是大陆法系意义上的“法典”。大陆法系法典一般是一部独立的法典，该法典通常会对该领域的问题作出全面而完整的规定，该法典可以独立运用。而《统一商法典》虽然名为法典，但它并没有就所涉及的商事交易问题作出全面规定，只是规定了商事交易中的一部分问题，对于它没有涉及到的大量问题仍需要依靠美国的普通法。所以《统一商法典》是很难独立运用的，必须结合普通法进行解释和运用。而且，《统一商法典》还必须同各洲的其他成文法、各种联邦成文法以及各洲法院对合同法的不同理解加以结合运用。由此可以说，《统一商法典》是普通法之上的特别法。[2]（p372）
二、从现有的商事立法模式看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一）我国商事立法可供选择的模式
纵观以上世界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做法，就绝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有形式意义的商法。但是针对商法是否应该法典化，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在民商法学界就我国应当实行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的争吵声中,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已经进入实质阶段,2002年12月,民法典的草案业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民法典的制定,使得我国的民商事立法体例面临重大抉择:规范商事主体和商事活动的基本法律规定到底应该在正在制定的民法典中反映呢,还是另行制定一部商法典,抑或采取其他方法。虽然在我国,有关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学术“门派”之争的嫌疑,缺少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证分析结论的验证,但在民法典制定之际,民商事法律的体系构建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因此,确有必要对我国民商事基本法律的立法体例和模式进行研究和论证,特别是从实证的角度作出考察。
目前,共有四种商事立法模式可供我们选择:第一种是制定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在其中将有关商事基本法律制度的内容加以规定,对属于传统和现代的具体商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以另行制定单行法的方式加以规定;第二种是实行完全意义(形式意义)上的民商分立,除了制定民法典以外,再制定一部独立的商法典,以规范属于传统和现代的商法领域的各种法律关系;第三种是制定一部民法典,规定传统民法领域的内容,不另制定商法典,对属于传统和现代商事法律的内容,以另行制定单行法的方式加以规定;第四种是制定一部民法典,规定传统民法领域的内容,同时制定一部总纲性的商事基本法律即《商事通则》,对基本的商事法律制度和关系加以规定,对于具体的商事法律制度和关系,则以制定单行法的方式规范。[3]
（二）商法是否应该法典化——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争论
对我国商事立法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模式，一直存有争议。早在民国之初，就有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之争。考虑当时民商合一论者的主要依据是：因历史进步、社会进步、世界交通、各国立法趋势、人民平等、编制体例、商法与民法的关系等，应订民商统一之法典。尽管民商合一论在这场争论中大获全胜，其议案被国会所采纳，但耐人寻味的是，民国民法实际上从未采用真正的民商合一体例，即使是沿袭旧制的台湾，至今也未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其商法立法仍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学说上将传统商法中的有关立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
我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承认，特别是随着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在学界也出现了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争论。鉴于法系上的差异及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迄今尚无人主张制定英美模式的商法。对于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择，仍为分立与合一之争即我国的商法是否应该采用法典化的形式。主张采用民商分立体制的，强调商法、商行为的特点，以及民商分立的好处，认为我国应制定独立于民法的商法，并将民商分立看作是世界各国商事立法的发展趋势。持此观点的学者对商法的内容做出了不同的设计，有的主张以法、德日商法为瞻，循以西例；有的主张另起炉灶，除传统商法的内容外，还应包括合同法、市场规制法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商合一论就其主张而言，则有法典上的合一论与观念上的合一论之分，二者的共性是反对在民法之外另订商法，二者的区别在于：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论主张将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使商法民法化，并认为商法的独立性于民法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而观念上的民商合一论则并不强求法典意义上的合一，对传统的民法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对传统的商法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对法典意义上的合一表现出务实的理性，只是主张在观念上应将一切单行的商事法都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并不刻意追求民法对商法内容的包容。[4]
发人深思的是，面对这些激烈的论争，我国立法机关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立法精神，在短短十年间，出台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和海商法等重要的商事法律，以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5]初步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商法体系。
客观地说，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地立法模式在国际上都有成功地典范，仅就这两种模式本身不可断然言孰优孰劣。但在我国由于长期以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文化，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适用以刑为主的法律体系，加上“官本位”的传统作风，商人尚未获得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当的社会地位，商法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6](p158)近20年来，市场经济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有赖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一系列基于该政策制定的法律法规。但随着市场经济向全球化、科技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市场对商法将提出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再不能凭着简陋的商事制度、用民法的基本意识甚至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解决商事问题。市场强烈地呼唤现行中国的商事立法模式及技术水平的调整和提高,因此那些提出制定完全意义上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当前有学者提出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着手制定商法典，实行形式意义上的民商分立。从实践看,由于新兴行业的不断发展,商事立法的范围不断扩展,各种单行商事法律之间亦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希冀通过一部商法典规范所有商事关系已经没有可能。因此,无论从国外商法典形成的历史因素和它们现在的命运,还是从我国商法理论发展的现状和商事立法的实践看,在我国现在,设想制定一部无所不包的商法典是完全不可行的。
三、我国应采取的商事立法模式——制定《商事通则》
（一）我国商事法律体制急需总纲性的法律规范
在以前有关民商立法模式的论述中，笔者曾一度坚持民商合一的主张，强调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只需制定单行的商事法规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这也是我国目前采用的模式。但是通过考察我国当前所采用的商事立法的模式，其虽然具有灵活简便等有点，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反制定一部总纲性的商事基本法律规则是必要和可行的，在我国商法的独立只能实质商法主义的独立而不是形式商法主义（或法典意义）的独立，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采取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虽然有灵活、务实、简便等优点，但由于缺乏总则的统率，难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使单行商事法律变成了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内在应有的体系，这显然不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则，亦无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原则、制度、规则的统一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的贯彻实施。此种状态下的商事法律有如一个人只有四肢躯干而没有头脑，无法通过头脑的指令来驱使四肢的自如运动。
第二，意图通过制定民法典来解决商法欠缺总则的问题，只是部分学者的一厢情愿，事实上起草中的民法典不仅不可能囊括商法总则的内容，也不可能包括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由于自身性质的局限，民法的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一元化”局面。如果不顾及民法自身的属性，让民法典涵盖了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那就势必造成民法的异化使民法典变得不伦不类。据此，解决单行商事法律缺少总则统率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民法，必须靠商法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第三，在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体制下制定《商事通则》，既可矫正追求形式商法主义的偏颇，又可实现商法体系的完善，同时又不根本性地改变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地立法模式，这种一举而三得的立法动议，理应得到我国立法机关的采纳。
第四，就我国商事立法的现状分析，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分别管理，加之国内市场的多头管理，导致政出多门，立法多头，与统一市场、统一规制的市场经济的法制要求极不适应。同时，由于商事立法缺少系统性和前瞻性，致使商事法律、法规杂乱无章，缺乏统率不成体系。此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否则必将误商误民误国。
（二）《商事通则》的体例
我国商法在没有基本法统率的情况下存在着立法重叠、交叉、冲突和不协调，以及法律缺位等弊病。我们主张制定《商事通则》目的即在建构商法的理性架构，《商事通则》从内容上说应该时总纲性和通则性的，应该仅是一个“架构”而已，绝对不能走“大而全”的道路。这是因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我国目前的商事立法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先零售，后批发”的道路，即先制定单行法，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一部基本法，我们现在主张制定《商事通则》，实质上仍然摆脱不了这种立法“路径”。“先零售，后批发”的立法思路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我国法律法典化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在“零售”过程中，各单行法一般都形成了自己较为稳定的体系结构，如果想将这些内容和体系各不相同的法律中的一些具体制度在一部“通则”中规范，一方面会使我们陷入变相地制定一部商法典的窠臼之中，另一方面，会无谓增加这部法律的制定难度。在目前我国各种商事单行法已经趋于完善、各单行法也已经形成自己较为稳定的体系结构的情况下，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制定一部内容全面的法律，我们所要解决的是制定一部指导、协调和规范各商事单行法的一个总纲性的法律，这部法律应该是一个龙头而非整条龙。
笔者主张《商事通则》内容的总纲性，并不意味着反对将任何具体商事制度包含其中，相反，笔者认为对于那些不宜以商事单行法的形式规范或以商事单行形式规范成本过高的具体商事制度，应包含在《商事通则》之中，原因是，许多具体的商事法律制度是建立在相应的民事法律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和民事法律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交易便捷和交易安全的更好追求，如商事制度和商事责任制度，商事制度中对人权限的扩展和商事责任制度中对严格责任的普遍确认，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交易能够便捷、安全的进行。对于这类商事具体制度，完全没有必要单独立法，只需将其与相应的民事法律制度的不同之处在《商事通则》中加以规定即可。对于有些具体的商事制度，虽然可以以单行法的形式制定，但会导致过高立法成本的产生，浪费立法资源。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笔者强调《商事通则》的总纲性，也并不意味着笔者赞同我国立法者长久以来所坚持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路。“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路曾对加快我国立法进程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按照这一思路制定的法律在实践中很难被适用，出现了所谓的“法律进不了法院”的现象。笔者认为，《商事通则》虽然是总纲性的，但绝对不应该是粗线条的，它应当对那些共通性的商事规则详细规定，以便于实际操作和适用。
按照以上制定《商事通则》的总体思路,笔者认为,《商事通则》的体系应确定为基本原则、商事主体、商事行为与、商号、商业登记、商事责任的一般规定、附则等七章。
[参考文献]
[1]范健.商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
[2]余能斌主编.民法典专题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
[3]任尔昕.我国商事立法模式之选择——兼论《商事通则》的制定[J].现代法学，2004,(1).
[4]石少侠.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兼论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