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督管理办法篇1
金融业由于其稀缺性和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特点，极易产生道德风险，出现腐败行为。金融腐败不但破坏金融秩序，损害政府形象，还易引发金融风险，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安全与稳定。我国的金融机构又多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金融腐败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更会引起公众不满，激化社会矛盾。检察机关可以充分发挥查办和预防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职能，积极打击和防范金融腐败。
二、检察机关介入金融监管的实践与困难
(一)检察介入金融监管的实践
1．及时打击金融犯罪，保障金融监管实施、填补监管空白。金融犯罪，特别是新类型金融犯罪极富传导性和负面示范效应，如果不及时动用最严厉的刑法予以处罚，就会不断蔓延、扩大，给投资人造成严重损害，甚至酿成金融风险。检察机关是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一道关口，负有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打击犯罪的职责。因此，检察机关在秉承依法惩治金融犯罪理念的同时，更应注重打击金融犯罪的及时性，尤其对于新类型金融犯罪。一方面，加强刑事诉讼和行政执法程序的衔接，对行政金融监管部门移送的新类型金融犯罪及时予以刑事处罚，严厉打击，强化金融监管力度;另一方面，关注金融监管真空地带，及时研判其中出现的金融不法行为，打击非正规金融市场出现的金融犯罪，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2．开展综合治理，督促主管部门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帮助金融机构完善规章制度，提高金融犯罪防范能力。检察机关在办理金融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注重开展综合治理。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金融监管部门工作不足和金融机构管理与制度中存在的漏洞等情况，及时采用检察建议等形式督促、帮助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堵漏建制。近年来，检察机关针对内外勾结的金融诈骗案频发、居民储蓄卡在银行atm机上被大量盗码，以及银行信用卡发放审核不严等问题，多次向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制发检察建议，得到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采纳，促进了相关监管措施和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帮助金融机构提高了对金融犯罪的防范能力。3．依法查办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积极探索建立金融领域职务犯罪预防体系，打击和防范金融腐败。如前所述，金融腐败危害极为严重，检察机关承担着查办和预防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职能。通过严厉打击金融领域的腐败行为，依法查处金融领域内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以维护公平、公正的金融市场环境，推动金融产业的健康、规范发展。在依法查处的同时，检察机关应更加注重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不仅从已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出发，协助案发单位堵漏建制，进行法制宣传，开展个案预防工作，还要在此基础上对于一类机构或环节具有预防警示意义的案件进行系统预防，警示相关金融同业。此外，通过对金融机构职务犯罪进行风险预测等方式，探索建立长效的金融领域职务犯罪预防体系，增强防治金融腐败的力度。4．履行诉讼监督职能，优化金融司法环境。检察机关具有诉讼监督职能，通过对金融刑事、行政诉讼和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参与优化金融司法环境。对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依法提出抗诉，从而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护公平竞争，保障法律公正执行。
(二)检察介入金融监管面临的困难
1．金融犯罪的复杂性，增加了打击金融犯罪的难度。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创新不断推出，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来实施犯罪。近年来，新类型金融犯罪不断出现，无疑大大增加了办理该类案件的难度。金融犯罪往往十分复杂，金融犯罪立法又存在一定的滞后，加之不法分子刻意规避法律，更使案件性质难以判断。实践中，很多新类型的金融案件性质在审理过程中均出现很大的争议，也导致部分金融不法行为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打击。2．具体法律依据的欠缺和监督手段相对单一，限制了检察介入监管的作用。目前，检察机关介入行政金融监管并没有具体和直接的法律依据，检察机关只能依据自身的法律监督职能，通过打击金融犯罪、查办金融领域的职务犯罪、对金融领域的刑事民事行政判决进行诉讼监督，以及结合办案开展综合治理等途径介入金融监管。检察机关的另一职能———行政执法监督，因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的衔接工作尚未推行到金融行政监管部门，而不能相应地发挥出应有作用。事实上，检察机关直接介入金融监管主要依靠检察建议，而检察建议根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适用范围有限，且不具备刚性效力。3．检察人员专业素质不足和专业化办案机制尚未健全，影响了检察介入金融监管的能力。金融领域专业性较强，介入金融监管比单纯办理金融犯罪案件，更需要金融专业知识。检察机关要在金融监管中充分发挥作用，必然要求检察人员要具备不弱于监管人员的金融专业知识和经验。我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发展时间不长，检察机关专业人员和检察人员专业知识的储备难免不足，相比金融监管部门而言又缺少金融监管实践操作经验。
三、检察机关介入金融监管的相关建议
(一)建立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协作沟通的常设性平台，合力打击和防范金融犯罪
近年来，检察机关已尝试与金融监管部门建立金融犯罪信息互通机制，并且在办理一些具体金融犯罪案件时相互协助配合。但是实践中，双方的信息交流和办案协助，多由具体的办案单位和部门围绕个案各自进行，不仅效率不高，而且影响了信息沟通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在打击和防范金融犯罪方面，检察机关和金融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沟通和配合协助十分必要，不仅可以形成行政监管和刑事执法的无缝衔接，更可以在金融和刑事两个专业领域产生互补效应。
(二)发挥立案监督职能，适时延伸“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对金融监管的行政执法监督
金融犯罪由于行为的隐蔽性和争议性，犯罪黑数较大。当前，不少金融犯罪，特别是证券市场中的内幕信息和操纵市场行为未受到刑事处罚。这不仅严重损害投资者的交易信心，影响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更引起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质疑。对此，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立案监督的职能，加强对金融犯罪的立案监督。由于金融犯罪为典型的行政犯，很多案件需要先经金融行政监管部门查处后，方移送刑事处罚。我们可以考虑立足立案监督，通过以下三个步骤逐步加强立案监督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其一，先从金融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出现争议的案件着手，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联系。对于监管部门认为涉嫌犯罪，而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案件，建议监管部门将争议案件提交检察机关审查，由检察机关进行立案监督。其二，解决社会公众和媒体关注的案件，关注媒体报道的金融违法违规事件。对其中可能涉嫌金融犯罪但监管部门又未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件，可向监管部门了解相关情况，对其中确已涉嫌犯罪的案件，建议监管部门移送公安机关。其三，适时延伸“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强金融监管行政执法监督。
(三)扩展职务犯罪预防体系，加强与金融监管等部门配合，全面防范金融腐败和金融犯罪
金融具有公众性，金融服务公共性的实现已不是为了金融业者的个别利益，而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因而，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兼具行业性质和资产权益双重的公众性，法律对其资产安全和管理秩序保护应当不低于国有企业。限于法律规定的管辖权，检察机关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不享有侦查权，但检察机关还承担着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的职能，专门设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机构，并已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体系。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的资产安全和正常管理秩序与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紧密相关，因此，可考虑将现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体系扩展到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同时，预防范围也不应仅限于职务犯罪，而要将其他金融犯罪予以覆盖，建立一个全面的金融腐败和金融犯罪预防体系。在建立这一体系过程中，除了采用构建金融领域职务犯罪预测预警机制、进行法制宣传等传统预防手段之外，还应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纪委等部门的合作，与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在打击金融腐败和金融犯罪方面建立信息共享，并相互提供人力支持。检察人员可以通过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还可以经常为金融机构进行反贪工作指导，帮助其完善相关制度，堵塞漏洞。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可以为检察机关提供专业方面的培训，甚至抽调人员参与专项案件的调查，以提高各方防范金融腐败和金融犯罪的能力。此外，还应考虑共同建立金融腐败和金融犯罪人员黑名单，提高不法分子的犯罪成本，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
(四)探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新途径，在金融领域内试行“督促”和“督促监管”
金融监督管理办法篇2
关键词：银行银行监管我国银行监管法制
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3月1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国和人民银行法》(下文简称《人民银行法》)及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文简称《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大法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
《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等监管职责，[1]这意味着专门性的代表国家的权威监管主体已经确立。该法还进一步为
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和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规章涉及了银行监管问题。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有：《储蓄管理条例》、《借款合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金融规章则更为繁多：《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贷款通则》、《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制正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其它法规、规章所涉及银行监管的内容来看，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似乎已不仅初步成形，而且可谓较为“完善”了，尤其是一大串的银行业务管理的金融规章更是甚为繁多。但是，深入分析既有的监管法制，我们便会发现不仅既有的规则、制度尚有缺陷，而且疏漏及亟待补充的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上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主要由两个基本法律——《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国务院主持通过的行政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管理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这三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本应是一个有机的协调整体，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后两类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首先，后两类文件并未真正起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效益理念，使得行政法规或规章相互之间或与法律之间有大量重叠的条文。这大大地增加了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及特定文件的条文。银行监管规章制定的目的应在于补救法律、行政法规的缺漏或者对有关内容作补充性阐释，绝不在于重复强调法律法规的某些内容，因为中央银行制定的规范性规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法律法规的文件。其二，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系统化理念。这与制定者的规划性和全局性把握的技术和意识水平有关。其三，制定者对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及时修订、废止工作未予以足够重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政策性较强的“人民银行规章”更有必要作出及时的调整、补充和完善。
第二，监管法制的制度选择不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这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过于侧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法》的第一
当然，我国《商业银行法》关注私法关系的规制与我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现状有关，因为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倘若像一般私法关系那样广泛自治，可能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立法者的这种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主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公平、自由竞争机制的实现。况且私法关系可以由《合同法》调整，事实也正如此。
另外，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大量银行监管规章，没有真正从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质量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银行具体业务操作上的监管。如我国银行监管规章中有关银行结算及信贷业务的规则甚多，且极为细致入微，诸如《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商业汇票办法》、《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支付结算办法》、《贷款通则》、《贷款的管理办法》、《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电子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制止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第三，监管主体的法定权责之构造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立法对法定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权之规制过于宽泛和原则化。《人民银行法》第2、4、7条都是原则性地肯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该法虽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但遗憾的是不仅条文数上仅有7条，而且每个条文的内容均为原则性的规定，如第31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第32。检查监督时，检查监督人员应当出示合法的证件。商业银行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业务合同和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信息。”德国《银
金融监督管理办法篇3
关键词：支付体系监督管理政策建议
一、我国支付体系监督管理现状
近几年，我国在推进支付体系建设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监督管理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一是明确了监督管理目标和范围。中国人民银行在推进我国支付体系建设的进程中，确立了安全和高效并重的监管目标，坚持在确保支付体系安全稳定运行的同时，提高支付体系运行的效率。根据监管目标，监督管理范围应当包括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的稳定运行、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安全使用、支付服务市场和支付服务组织的规范运作。二是建立了监督管理的法律基础。支付体系监督管理的法律基础日趋完善，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票据法》等法律为基础，《票据管理办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及支付清算系统业务管理办法等为支撑的支付体系法规制度体系。三是确立了监督管理体制框架。支付体系建设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实施支付体系监督管理的主要力量，一直积极履行支付体系监督管理职责。随着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成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公司治理、自我约束”的监督管理体制机制更加清晰完整。四是形成了监督管理的工作机制。定期支付体系季报、年报以及《中国支付体系发展报告》，公开披露支付体系运行情况及监管政策信息，促进了支付体系政策的贯彻落实。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有关金融基础设施的评估要求，人民银行采用《重要支付系统核心原则》，积极开展支付体系自评估工作，推动支付系统不断完善。组织开展支付结算执法检查，规范支付结算业务行为，排查业务风险，督促支付体系法规制度贯彻落实。总体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依法调整定位，更新监管理念，明确监管目标，创新监管手段，健全工作机制，支付体系监督管理体制基本确立。
二、支付体系监督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监督管理法规制度有待完善
在立法形式方面，目前的法规制度普遍存在立法层级偏低、内容分散等问题，亟待梳理整合。在法规内容方面，现有支付体系法规制度主要规范支付工具和支付系统相关业务行为，并集中体现为业务流程、业务操作等内容的具体规定，而关于新型支付业务、结算最终性的确定、指定重要支付系统等可能引发各类风险的关键问题尚无明确法律界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国的FSap评估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我国支付体系法律基础不完善。此外，关于强化中央银行支付体系监督管理职责的法律制度存在缺失，现有法律法规关于监管职责的界定比较笼统，并没有对监管范畴、监管程序和监管要求进行详细规定，实际工作中监管主体交叉或重复监管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导致中央银行实际履行的支付体系监管职责与法律赋予的监管权力严重不对等，不利于中央银行主动、准确、全面地履行职能。
（二）监督管理工作重点有待明确
尽管我国已将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非现金支付工具、支付服务市场和支付服务组织四个重要方面纳入中央银行监管范围，但目前仅对银行结算账户、部分非现金支付工具和人民银行运行管理的支付系统等几个方面实施了相对有效的监管，而对新兴支付工具、支付机构特别是其他可能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支付系统的监管体系尚不成熟。面对多项监管任务，如何有重点、高效率组织实施监管范围内的各项监管活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监督管理方式有待改进
总的来看，现场检查方法有待优化，非现场监管方式运用不足，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结合互动欠缺。现场检查方面，一是检查实施仍然停留在一事一查阶段，制度化常规化工作机制亟待建立；二是检查前对有关支付体系和风险事件数据信息的分析、筛选和运用不够，检查中对业务合规性与合理性的把握和判断不够灵活，缺乏系统科学的检查方法；三是检查主要以国内法规制度为依据，对国际监管原则和标准的运用不够。
非现场监管方面，一是有关支付工具和支付服务主体的非现场监管主要依靠案件线索报送，并通过事后调查研究的方式实现，非现场监管信息化建设滞后，非现场监管的事前控制功能缺失。二是以市场为导向（如收费政策）的非现场监管手段运用不够。
（四）监管工作机制有待优化
目前的支付体系监督管理主要由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具体实施，人员不足、资源紧张的情况突出。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合作监管的工作格局尚未形成。随着支付清算协会成立、银行机构协助监管支付机构备付金工作思路的确定以及跨部门合作监管工作机制的完善，行业自律组织、银行机构以及其他金融监管部门也将成为支付体系监督管理的重要力量，各方面监管资源需要有效整合配置，监管职责边界需要尽快确定，监管合作机制亟待建立和完善。
三、强化监督管理的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金融体系实施了更加严格的监管，并特别注重加强支付体系监管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应按照法规制度与监督管理并重的工作思路，以监管型服务向服务型监管转变为方向，通过完善监督管理制度，确定监督管理重点，提升监管工作效率，建立健全有利于规范管理和风险防范、促进市场竞争和金融创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支付清算结算法律法规与监督管理体系。
（一）完善支付体系监管的法律基础
支付体系监管法规制度是中央银行履行监管职责的法律基础。目前来看，实现途径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正在制定和计划修订的法规制度明确中央银行监管要求、监管职责和监管权力。人民银行正在制定的《银行卡条例》作为规范银行卡业务活动的法规，可以赋予中央银行监管银行卡清算市场职责；正在制定的《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暂行办法》、《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和《支付机构互联网业务管理办法》在规范支付机构业务行为的同时，应明确和细化中央银行具体监管职责和权力；拟制定出台的《支付系统监管条例》应重点解决零点法则、结算最终性以及中央银行指定支付系统并纳入监管的权力；计划修订的《票据法》、《票据实施管理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可以根据业务发展和监管工作目标，对不适用的业务制度和中央银行履行监管职责的内容进行调整。二是通过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确认中央银行对支付体系的监督管理职责。目前，人民银行已经启动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强化支付体系监管职责是此次修订的重要内容。人民银行将根据多年支付体系履职实践，结合中央银行强化支付体系监管，确保金融稳定的发展趋势，重新确立中央银行在支付体系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明确统筹支付体系发展、实施支付体系监管的职责，赋予实现监管职责所必需的监管手段。
（二）明确支付体系监督管理的重点
由于监管对象与监管目标关联程度不一，各国中央银行监督管理范围不尽一致，但将重要支付系统纳入监管范围并作为监管重点已达成普遍共识。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金融体系实施了更加严格的监管，并特别注重加强支付体系监管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支付体系发展处于基础设施基本健全、非现金支付工具和支付服务主体迅速发展不断丰富的特定阶段。总体来说，保障系统稳健和规范市场发展是安全高效监管目标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方面，但从重要性、可替代性以及风险关联性等方面看，支付体系内的重要基础设施应该作为中央银行监督管理的重点。依据国际经验来看，一个支付系统只要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就被认为是重要支付系统：第一，是该国唯一的支付系统，或者就支付总额来说，是该国的主要系统；第二，该系统主要处理的单笔支付金额很大；第三，该系统为金融市场交易或为其他支付系统提供资金结算。此外，系统的不可替代性也应成为重要支付系统的判断标准之一。
（三）强化支付体系监督管理措施
为适应监管规模不断扩大对监管工作提出的要求，应分开设置支付体系监管部门和政策部门，不断充实业务、管理等方面的人员，保证监管资源充足有效。加快研究pFmi（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等国际监管新标准，制订实施策略和推广计划，适时组织开展系统自评估工作。灵活高效应用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等监管手段，形成制度建设与监督管理相互支撑的良性机制。
金融监督管理办法篇4
关键词：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衍生产品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4）23-0144-02
1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相关概述
金融衍生工具是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对于衍生金融产品国际上还没有确切的法律定义。本文借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1999年3月的《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特征进行了归纳，主要有三点：①衍生金融工具的价值与其他金融工具的价值有连动效应，即其价值随利率、证券价格、汇率、利率的指数、信用等级和信用指数等类似金融工具的价格的变动而变动。②对初始净投资的要求低，特别是与对市场条件变动具有类似反映的其他类型合同相比，其净投资非常少。③在未来进行结算。
按交易方式的不同将金融衍生工具分为金融远期、金融期货、金融期权和金融互换。金融远期是指交易双方在将来特定日期到来时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买卖某一资产的金融合约。金融期货是指买卖双方在交易所内，在遵守交易所制定的交易规则的前提下，以公开竞价方式约定在将来某一特定日期交易标准数量的某一金融衍生产品的金融合约。金融期权也称为金融选择权，是指合约的买方首先支付一定金额以取得在特定日期或者时期内以事先确定的价格买进或者卖出某一金融产品的权利的一种合约。金融互换是指交易双方按照共同商定的条件，在未来规定的时间内交换一系列支付款项的金融合约。
2我国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2004年中国银监会正是颁布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自3月1日起实施，该办法对我国金融机构开办衍生产品业务提供了一般的监管原则与基本规范，但总体来说监管层次比较低，因此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还存在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缺乏有效的资本充足性监管
我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近年来场外交易的规模不断的加大，已经超过了场内交易，但是场外交易对金融衍生业务的信用要求很高，因此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是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的基本条件，但是我国目前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不够，主要表现在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我国目前只有《暂行办法》中第13条的规定涉及到该方面的监管，即“金融机构应根据本机构的经营目标、资本实力、管理能力和衍生产品的风险特征，确定能否从事衍生产品交易及所从事的衍生产品交易品种和规模”。这个规定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问题没有一个定量的标准，很难形成对企业的约束，因而很难保证交易的安全。
2.2缺少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过去我国银监会主要采用限制准入、规定业务交易规模等简单的管理办法来监管金融机构，在《暂行办法》中改变了原有的模式，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这是提高监管强度的体现，但是《暂行办法》没有对如何建立内部控制以及内部控制如何监管作进一步的要求，因此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同时《暂时办法》也规定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对金融衍生业务承担监督和指导的责任，但是却没有规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说明我国的监管制度还不能很好的监管我国的金融机构。
2.3我国的金融衍生市场缺少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
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还是存在很大的漏洞，这个可以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可以知晓。我国《暂行办法》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信息披露作了以下规定：“金融机构应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的规定向银监会报送与衍生产品交易有关的会计信息、报表项目以及业务规模等”。但是我国使用的是传统的财务会计框架，金融衍生产品是从国外引进的，属于表外项目，这样使披露的信息难以反映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和收益，不利于我国金融衍生产品信息披露。
2.4缺少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管理的高级人才
金融衍生产品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行业，监管者必须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国现行的监管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缺少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风险管理的专门人才，同时也缺少评估衍生金融产品的模型、策略和相关内部控制系统方面的知识，因此要完成监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制度的构建
3.1构建统一的监管模式
金融产品涉及多个金融领域，多种金融形式的金融机构，因此采用单一的监管模式已经很难满足监管的要求，必须要采用统一的监管模式，才能完善我国的监管机制。所谓统一的监管模式是指以维护金融安全为统一目标，多部门、多层次、多环节、权利互动与制衡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在政府监督方面，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建立金融产品从现货、期货到衍生品的统一市场监管机构，我国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目前可以担当此重任。由证监会通过立法对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整体决策、市场准入、信息披露、检查监督等方面进行监管，从而保障整体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通过建立统一的监管模式来加强对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和其他金融产品市场的监督。
3.2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建设
内部控制是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外部监管发挥作用的基础，外部监管无论多么的强大，还是需要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才能真正做好监管工作。现在我国金融机构基本都建立了一定的内部控制机制，但还是存在较多的问题，例如市场参与者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不够，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不强，公司部门之间、岗位之间职责界限不清，严重影响了内部控制发挥作用。因此要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适当的改进，提高内部控制在企业中的作用。
3.3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
如前所述，金融衍生品交易是资产负债表之外的业务，因此只看资产负债表难以了解参与者所面临的风险，从而加大了因信息不对称产生重大亏损的概率，更加不利于政府的外部监管。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对衍生产品制定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参与金融衍生品活动的机构向金融衍生产品的购买者提供能清晰反映其全部活动的报告，从质和量两方面提供金融衍生产品活动的范围、性质、相关风险及其对收入的影响，而且还要提供机构内部风险衡、运用风险管理系统计算的风险敞口以及风险管理措施的相关信息。
参考文献：
[1]苏畅.论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
金融监督管理办法篇5
1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相关概述
金融衍生工具是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对于衍生金融产品国际上还没有确切的法律定义。本文借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1999年3月的《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特征进行了归纳，主要有三点：①衍生金融工具的价值与其他金融工具的价值有连动效应，即其价值随利率、证券价格、汇率、利率的指数、信用等级和信用指数等类似金融工具的价格的变动而变动。②对初始净投资的要求低，特别是与对市场条件变动具有类似反映的其他类型合同相比，其净投资非常少。③在未来进行结算。
按交易方式的不同将金融衍生工具分为金融远期、金融期货、金融期权和金融互换。金融远期是指交易双方在将来特定日期到来时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买卖某一资产的金融合约。金融期货是指买卖双方在交易所内，在遵守交易所制定的交易规则的前提下，以公开竞价方式约定在将来某一特定日期交易标准数量的某一金融衍生产品的金融合约。金融期权也称为金融选择权，是指合约的买方首先支付一定金额以取得在特定日期或者时期内以事先确定的价格买进或者卖出某一金融产品的权利的一种合约。金融互换是指交易双方按照共同商定的条件，在未来规定的时间内交换一系列支付款项的金融合约。
2我国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2004年中国银监会正是颁布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自3月1日起实施，该办法对我国金融机构开办衍生产品业务提供了一般的监管原则与基本规范，但总体来说监管层次比较低，因此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还存在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缺乏有效的资本充足性监管
我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近年来场外交易的规模不断的加大，已经超过了场内交易，但是场外交易对金融衍生业务的信用要求很高，因此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是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的基本条件，但是我国目前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不够，主要表现在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我国目前只有《暂行办法》中第13条的规定涉及到该方面的监管，即“金融机构应根据本机构的经营目标、资本实力、管理能力和衍生产品的风险特征，确定能否从事衍生产品交易及所从事的衍生产品交易品种和规模”。这个规定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问题没有一个定量的标准，很难形成对企业的约束，因而很难保证交易的安全。
2.2缺少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过去我国银监会主要采用限制准入、规定业务交易规模等简单的管理办法来监管金融机构，在《暂行办法》中改变了原有的模式，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这是提高监管强度的体现，但是《暂行办法》没有对如何建立内部控制以及内部控制如何监管作进一步的要求，因此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同时《暂时办法》也规定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对金融衍生业务承担监督和指导的责任，但是却没有规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说明我国的监管制度还不能很好的监管我国的金融机构。
2.3我国的金融衍生市场缺少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
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还是存在很大的漏洞，这个可以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可以知晓。我国《暂行办法》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信息披露作了以下规定：“金融机构应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的规定向银监会报送与衍生产品交易有关的会计信息、报表项目以及业务规模等”。但是我国使用的是传统的财务会计框架，金融衍生产品是从国外引进的，属于表外项目，这样使披露的信息难以反映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和收益，不利于我国金融衍生产品信息披露。
2.4缺少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管理的高级人才
金融衍生产品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行业，监管者必须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国现行的监管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缺少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风险管理的专门人才，同时也缺少评估衍生金融产品的模型、策略和相关内部控制系统方面的知识，因此要完成监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制度的构建
3.1构建统一的监管模式
金融产品涉及多个金融领域，多种金融形式的金融机构，因此采用单一的监管模式已经很难满足监管的要求，必须要采用统一的监管模式，才能完善我国的监管机制。所谓统一的监管模式是指以维护金融安全为统一目标，多部门、多层次、多环节、权利互动与制衡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在政府监督方面，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建立金融产品从现货、期货到衍生品的统一市场监管机构，我国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目前可以担当此重任。由证监会通过立法对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整体决策、市场准入、信息披露、检查监督等方面进行监管，从而保障整体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通过建立统一的监管模式来加强对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和其他金融产品市场的监督。
3.2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建设
内部控制是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外部监管发挥作用的基础，外部监管无论多么的强大，还是需要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才能真正做好监管工作。现在我国金融机构基本都建立了一定的内部控制机制，但还是存在较多的问题，例如市场参与者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不够，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不强，公司部门之间、岗位之间职责界限不清，严重影响了内部控制发挥作用。因此要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适当的改进，提高内部控制在企业中的作用。
金融监督管理办法篇6
一、指导思想
服从于公共财政管理要求，监督各项财税政策的贯彻执行，切实履行好财政监督职责；通过日常化、制度化的财政监督管理，及时、正确反映财政收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全面提高财政依法管理的水平。
二、管理机制
在财政内部实现全员参与、全程控制、全面覆盖、全部关联的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紧密融合的财政“大监督”长效管理机制。
三、基本原则
(一)财政内部共同履行监督职责的原则。财政监督是财政各业务处室和财政监督机构的共同职责，要实现财政监督与业务工作的有机融合、专门监督与日常监督的有机融合，把财政监督有效地融入到财政管理中去。
(二)财政监督为管理服务的原则。坚持监督检查与督促整改、建章立制相结合，从单纯查处问题转到规范管理上来，从临时性事后检查转到经常性的全过程监控上来，从个别问题的查处转到规范全系统、全行业的财务管理上来，切实服务和促进被检查单位规范管理，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三)依法监督原则。通过完善财政内部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依法实施监督，促进被监督对象加强财政、财务制度建设，按法律法规办事。
(四)内外并举的原则。内外结合，统筹兼顾，既要重视对部门预算单位的监督检查，又要重视对财政部门内部资金分配过程的监控，实现“查外促内，查内促管”。
四、财政监督体系
逐步建立以“财政内部监督、财政收入监督、财政支出监督、会计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四大财政监督体系。
(一)财政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三位一体”的内部监督体系。形成业务处室日常监督、监督机构专门监督、业务处室与监督机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的关联监督相结合的多层次监督框架。实现财政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逐步建立起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检查核证相结合，涵盖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督管理机制，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的整体优势。
(二)财政收入政策制定、执行、管理的收入监督体系。重点是对农税征收和收缴财政性资金的部门征管质量进行再监督；对非税收入政策执行和征收管理的监督。
(三)财政支出审核、调查、跟踪管理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相结合的支出监督体系。重点加强行政事业费支出、基本建设支出、社会保障及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特别是对重点项目、大额资金使用效益的监督，确保财政资金运行的安全、规范和高效。
(四)会计人员、机构管理和会计信息质量管理相结合的会计监督体系。主要是对各单位会计机构设置、会计人员管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会计信息质量以及会计中介机构执业质量的监管，以遏制会计造假，规范会计秩序，服务宏观管理，维护公众利益为目标，强化会计信息质量的检查，严厉打击造假行为和扰乱会计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逐步健全会计监督社会化体系。
五、财政监督职责划分
财政“大监督"的核心理念是在财政机关内部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系统全面、权责明确、运作规范的良性监督工作格局，确立各业务处室和监督机构共同履行监督职责的工作体系，充分体现新形势下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高度融合的特征。各业务处室与监督机构应共同参与、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形成对财政管理活动事前审核、事中跟踪监控、事后检查和评价的多层次监督，使业务流、资金流的每个节点都能得到有效监督。按照上述财政监督的四个体系，将业务处室与监督机构的具体监督职责划分如下：
财政业务处室主要履行以下监督职责：按照各自职责和工作流程规定，认真履行财政管理监督职责，充分发挥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作用，按时进行预算指标和收支执行情况的核对，定期或不定期地到预算单位具体了预算收支和财务管理情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施财政资金（资产）日常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堵塞管理漏洞，牵头制定完善财政资金管理的政策、制度和办法。
1．收入监督。主要是对农税收入和非税收入的收入政策执行、收入进度、收入结构、征收措施、征收质量以及收入的收纳、划分、留解、退付、拨付、票据使用等情况的日常监管、专项检查、执行情况分析等。
责任处室：
(1)农税收入征管监督—办公室(农税征管)、预算处。
(2)非税收入征管监督—预算处、经建处和收入管理相关业务处室。
2．支出监督。主要是对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专项资金等的支出结构、支出范围、资金流向流量、使用效益的监督。涉及预算单位的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资产管理情况、政府采购制度执行情况、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决算管理、支出标准、银行账户管理、支出绩效考核等。
责任处室：预算处、行政事业处、经建处、企业处、办公室（农财职责）和资产管理和绩效评价处。
3．内部监督。主要对各业务处室的制度建设、内控机制、指标分配、资金拨付、预算追加和履行职责等内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等。加强财政内部业务流转环节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财政管理和财政资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运行安全规范。
责任处室：预算处、行政事业处、经建处、企业处、办公室和资产管理和绩效评价处。
4．会计监督。主要是对单位执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情况、会计账簿设置规范性、会计资料真实性、会计核算合规性、会计人员从业资格情况及会计记账机构执业质量等进行的监督。
责任处室：资产管理和绩效评价处和相关业务处室
局监督检查机构主要履行以下监督职责：按照职责和工作流程规定，认真履行财政监督职责，对全局财政监督检查工作实行统一归口管理、统一组织协调、统一规范程序，对重点财政资金管理使用和财政政策执行情况配合相关业务处室实施监督检查。
1．负责全局财政监督检查计划的统一制定、组织实施、总结考核等工作。
2．负责财政监督制度建设工作。包括制定财政监督检查规范性操作制度、处理处罚协调操作规程、建立财政检查法规库等。
3．负责对检查结果整改情况的牵头并促进落实。
4．联合相关业务处室开展重点专项资金检查工作。如：围绕财政管理改革的需要，选择教育、社保、科技、农业等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资金、政府性基金等开展专项检查；对部门预算、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执行情况进行再监督，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六、主要任务和要求
(一)局各业务处室和单位应根据财政监督内容和职责分工，主动开展各项监督管理工作。主要任务和要求明确如下：
各业务处室要强化对预算单位日常监管工作，将财政监管工作延伸到财政“资金链”的末端──用款单位。一是每年对所有预算单位预算、决算编制情况进行核查。二是每年对部分预算单位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实地调查或部门预算综合检查。三是对已完工的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工程竣工决算进行审查。四是每年组织对部分重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各项专项资金检查要形成专题检查报告。年终，各处的监督检查工作要形成综合监督检查报告，专题检查报告与综合监督报告报送局领导的同时抄送监督检查部门。
（二）办公室(农税征管)每年组织对农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和票据管理进行稽查，并达到一定的覆盖面。
(三)预算处在国库集中收付、财政资金管理和会计核算环节的监督必须全部覆盖。每年组织对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和票据管理稽查，并达到一定的覆盖面。
(四)国资及绩效评价（会计管理）处不定期组织对会计人员持证上岗情况进行检查。
(五)办公室（财政监督职责）配合业务处室完成年度确定的专项检查计划，并督促全局检查计划的完成。
七、实施步骤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2009年上半年，在全局进行财政“大监督”理念宣传，统一思想，使每个财政干部自觉把财政监督融入具体的财政管理工作中。
(二)设计制度、进行试点。2009年下半年起，各业务处室应按业务流、资金流设计管理与监督制度，认真履行财政管理监督职责，充分发挥事前审核、事中监控的作用，制定或完善各项资金管理办法。在此基础上确定1-2个处室进行试点工作。
(三)制定目标、全面推进。2010年，全面推行财政监督长效管理机制，确定年度监督目标任务后，各处室按各自职责履行财政监督任务，形成全员参与、分工明确、各负其职的财政监督大格局。
八、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局成立“财政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局长任组长，分管局长为常务副组长，其余各位副局长任副组长，各业务处室和国库支付中心、契税所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财政监督部门）承担日常事务性工作。领导小组职责主要是审查并通过财政监督的重大制度、确定年度财政检查的重点项目、听取年度财政监督情况汇报、研究财政监督重要问题的处理处罚等。各业务处室和支付中心契税所必须指定一名相关人员负责监督检查工作。
(二)制度保障。
1．完善配套制度。根据《江苏省财政监督办法》的有关精神，各业务处室应结合局内部行政执法工作规程制定并完善相关财政工作的日常监督和管理制度，办公室（财政监督职责）、企财处（税政法制职责）应进一步细化、规范具体的监督检查操作规程，完善有关配套制度。
2．建立监督检查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确保财政监督依法检查、有效检查，防止监督工作流于形式，真正使财政监督工作融入财政管理中。
金融监督管理办法篇7
在惩治与防范金融犯罪的过程中，检察机关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为金融中心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基于这种形势，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提高检察机关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在惩治金融犯罪及相关职务犯罪方面，一是严厉打击严重危及金融安全。破坏金融秩序的经济犯罪。金融自由与金融创新必须以健康、有序的金融秩序为前提，因此，在保护金融创新先行先试、尊重金融规则的同时，依法打击利用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市场拓展、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机遇发生的新类型金融犯罪，净化金融市场，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在倡导合法交易、保护金融自由的同时。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涉及金融非法经营等涉众型金融犯罪。依法打击资产评估、会计审计等金融服务过程中发生的犯罪，加大涉案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依法保护各方金融主体的合法权益，引导金融理性创新的外部环境，保障金融安全，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二是依法查办发生在金融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重点打击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配置过程中发生的贪贿犯罪和侵吞、私分、挪用国有资产的职务犯罪：依法查处金融服务行业中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等损害金融机构利益，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的渎职犯罪；依法查处金融监管过程中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等行为；坚决查办金融领域权钱交易，侵蚀市场公平基础的商业贿赂犯罪，及时查办职务高、涉案数额大、手段恶劣、人民群众反响强烈的大案要案，维护公平、公正的金融市场环境，推动金融产业的健康、规范发展。
三是强化检察监督职能，优化金融司法环境。充分发挥刑事抗诉三级联动机制的作用，加强涉及金融领域案件的诉讼监督，对涉及金融领域案件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依法及时提出抗诉。加强对金融领域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尤其是加强对金融监管部门等相关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力度加强对疑难复杂、新类型金融犯罪案件的提前介入引导取证工作。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对涉及金融产品创新、金融交易方式的民商事案件，充分运用抗诉和检察建议的方式监督审判机关依法裁判，纠正因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等因素导致的错误裁判，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优化金融司法环境。
在探索金融专项检察机制，提升金融检察专业水平方面，首先，探索金融专项检察机制，提高金融案件检察的专业水平。通过设立各金融专项检察机构或部门，发挥案件集约办理的聚合效应。
其次，加强金融检察专门人才的配备。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设立金融犯罪专业研究小组，加强对金融领域犯罪的研究，指导和引领金融领域疑难复杂案件的专业办理。各金融检察专项机构或部门抽调既懂法律、也懂金融的检察业务能手与检察专业人才组成，提升金融检察专业水平。构建与高等院校、本市金融科研机构、上海市金融法制研究会等专业学术团体的合作研究机制。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国内外知名的金融领域的专家担任检察机关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为检察机关办理金融领域案件提供咨询帮助。
第三，加强金融检察专业知识的培训。建立金融检察人才的培养机制，整体提升金融检察的能力。
在加强工作协调机制，提升金融检察工作效率方面，首先要加强区域及国际司法协作和交流。进一步依托“长三角”地区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协作交流机制，加快江浙沪等地区检察机关办理金融领域案件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司法规范性文件沟通交流制度建设，推进“长三角”检察机关之间司法协助网络建设。
金融监督管理办法篇8
一、《暂行办法》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暂行办法》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1、宣传力度不够。有些单位对《暂行办法》了解不够深入，贯彻执行力度不够。
2、部分建设单位对“工程审计监督的作用和意义”重视程度不够。部分政府投融资项目建设缺失审计监督，造成建设资金浪费。
3、建设工程招标程序不规范。招标过程简单，甚至直接简化招标程序，招标文件编制不规范，未严格履行国家颁布的《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4、部分建设单位缺乏基建专业技术知识。导致了与勘察设计、施工、材料供应商和中介机构签定的合同不完善，不规范，对双方的责任义务，风险承担范围，尤其对标的物的计价和结算方式约定不明确，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益。并缺乏相应的工程管理经验。管理不完善，不到位，经济签证办理手续不规范，内容不详尽，签证及结算依据不充分。工程资料不完整，部分结算价格高于市场竞争价格。项目竣工验收不及时，质量隐患不能及时发现，影响工程整体效能发挥等一系列问题发生常有发生。
5、支付工程款与审计监督脱节。部分建设单位拨付工程进度款比例过高，对施工单位及施工质量控制能力减弱。
二、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融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的意见
鉴于上述情况，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暂行办法》，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保全运”的中心任务，加强政府投融资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加大对建设、施工、设计、监理、采购等关键环节的审计力度，提高国家建设资金使用效益，努力实现建成廉洁工程、民生工程和效益工程的目标，制定以下意见：
1、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暂行办法》。各建设单位尤其区属自建项目单位，要认真组织相关人员，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强化规范意识。
2、建立政府投融资建设项目登记制度。建设项目一经确定立项，建设单位要将项目概况报区审计局登记备案。
金融监督管理办法篇9
关键词：商业银行；风险；监管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贷业务活动的企业，与一般工商企业及其他经营单位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负债经营，即利用客户的各种存款及其他借入款作为主要的运营资金，通过发放贷款及投资获取收益，自有资本占资产总额比率远低于其他行业。这一经营特点决定了商业银行本身即是一种具有内在风险的特殊行业。商业银行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招致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一、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
1．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债务人违约而导致贷款或证券等银行持有资产不能收回本息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2．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利率水平变化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3．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银行不能到期支付债务或满足临时提取存款的需要而使银行蒙受信誉损失或经济损失甚至被挤兑倒闭的可能性。
4．汇率风险。汇率风险是指由于外汇价格变动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截至2004年末，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7176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13．32。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5751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15．62%。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425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5．01%。
二、金融监管的概念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从词义上讲，金融监督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全面性、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和发展。金融管理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金融监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对整个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施的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在上述涵义之外，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内容。
三、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措施
(一)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法律措施
2003年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并自2004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对完善中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手段、规范监管行为、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基本法”，是构建完整的银行审慎监管法律框架和体系的核心。
此外，银监会根据我国银行监管实际和国际银行监管最佳实践，在《银监法》和《商业银行法》框架下，系统规划、科学设计审慎银行监管的规章和指引。2003年以来，先后出台了《关于调整银行市场准人管理方式和程序的决定》、《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境外金融机构投资人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客户大额授信统计制度和零售贷款违约情况统计制度》、《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等几十项监管部门规章，涉及银行业监管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另外，还有《商业银行授信尽职工作监管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办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正在制定中。在加强金融法规建设方面，今后应重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结合我国实际，并参照国际上对银行业实施管理的法律和各项规定，对我国现有的银行法规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二是各银行机构系统内制定的带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实行向中国银监会报批制或备案制，以保证有关金融法规要求的协同性、一致性；三是结合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特点和业务创新的实际，提前出台有关的法规，使新业务从市场准人的那一天就能够规范运作，监管工作有法可依；四是针对金融电子化、网络化和金融犯罪技术含量高、隐蔽化的趋势，制订并完善相应的法规，规范电子金融技术操作的规程；五是加强与国外金融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组织在法律方面的沟通与交流，衔接执法标准。
(二)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技术措施
巴塞尔委员会先后于1999年6月和2001年公布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和(第二稿)。新巴塞尔协议全面继承以1988年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监管原则，继续延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着手从单一的资本充足约束，转向突出强调银行风险监管从最低资本金的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约束等三个方面的共同约束。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原则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拓展了风险范畴。尽管信用风险仍然是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但新协议开始重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破坏力，并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分母由原来单纯反映信用风险的加权资产加上了反映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内容。
第二，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但风险衡量方式更为灵活。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提出了银行业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协议对银行资本的构成进行了界定，其基本精神要求银行管理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
第三，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在新资本协议中，委员会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银行业监管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监管的有效性受外部环境的制约较大、市场准人监管不够规范、审慎性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强、持续监管力度不够、监管信息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尚存在问题、监管者权威性不强、跨境监管的能力不足，等等。
金融监督管理办法篇10
（一）围绕宏观调控，服务大局意识不断增强
围绕“稳物价保民生”实施监督。开展了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清理化解考核验收工作，为中央和地方结算提供基础数据。开展对部分地方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涉农资金问题的核查，深入分析涉农资金问题多发的原因，提出加强监管的建议。开展了医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检查，全面反映医改政策在地方执行情况，有力推动医改政策落实。开展了中央补助廉租住房保障、城市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审核，根据专员办审核结果，财政部累计拨付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资金117亿元、城市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160亿元。开展了高速公路收费情况专项调查，发现多条高速公路超期收费、获取高额利润等问题，为降低收费提供客观依据。开展了房地产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查处了一批典型案例，积极助力房地产宏观调控。针对日化行业集体涨价的社会热点，对行业龙头企业进行检查，深入了解企业成本、利润构成和涨价原因，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围绕“调结构转方式”实施监督。抽调精干力量参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监督检查，发挥了积极作用。开展了土地整治资金收支管理情况专项调查，发现问题金额473亿元，涉及新增耕地面积25万亩，揭示了“土地财政”深层次问题。开展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审核3085户高新技术企业，查出问题企业577户，发现自主知识产权不符合规定，高新产品收入、人员和研发费用占比不达标等问题。开展了资源税政策实施情况专项调查，全面掌握了资源税改革试点运行情况，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对15户大型资源、能源类企业开展了检查，对企业存在的成本管理混乱、多提资产减值准备、违规发放奖金补贴等问题依法进行了处理。围绕“推改革建机制”实施监督。参加了规范地方津贴补贴专项检查，有力推动津补贴政策改革不断深入。开展了国家储备石油财政财务管理情况专项调查，加强了国家储备石油资金的管理使用，促进完善管理体制。开展了航材进口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专项调查，深入分析了优惠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开展了军工基建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检查，促使资金使用单位转变重科研轻管理的观念，完善管理制度，不断提高资金管理水平。
（二）着眼规范秩序，市场监管影响有效扩大
参与“小金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按照中央部署，各专员办积极参与治理工作，抽调精干力量开展重点检查、督导抽查，充分发挥了专业和主力作用。三年来，各专员办共派出87个检查组，对255个治理单位进行了检查，查处了一批重大典型案件。同时，在日常监督检查中也高度关注“小金库”问题，发挥了较好的查处与惩治作用。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监管。2011年是推行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行政监督责任制和“点对点”监督的第三年，绝大多数专员办都按期完成了轮查任务。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由执业质量检查延伸到风险控制、分所管理、合伙转制、财务管理等方面，实现了对事务所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监管。对38户a股上市公司和2户H股上市公司开展了检查，重点对上市公司违规操纵利润粉饰报表、内部控制薄弱、偷税漏税等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促进了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加强财政金融监管。对55户中央和地方金融企业开展了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在关注金融企业资产财务管理、会计准则及风险内控执行情况的同时，对财政金融支农政策执行情况予以关注，重点检查保险公司开展种植业、养殖业中央财政保险保费补贴和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的申报使用情况。对23家中央金融企业2009年度负责人薪酬管理情况进行了检查，纠正了部分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违规问题。开展了外国政府贷款管理使用情况检查，发现存在虚假申报套取贷款资金、未按规定招标采购、配套资金不到位等问题，促进完善有关管理办法。加大检查公告力度。为更好地发挥财政监督的警示作用，对外了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金融企业会计信息检查公告和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预算资产财务检查公告。引起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进一步扩大了财政部的监管影响，加强了社会对公告涉及部门和单位的监督，提升了财政监督的权威性、严肃性。
（三）强化预算监管，财政管理特色日益突出
中央基层预算单位综合监管试点工作取得预期效果。开展了对54户中央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资产财务情况检查，做好“一行三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派出机构、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部门预算审核工作，有力推动综合财政监管试点工作顺利开展。试点专员办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探索非现场监管方式方法，克服人手少、任务重等困难，着力抓好信息收集、政策宣传、机制优化、能力建设和方法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构建全过程全覆盖监督机制、转变监管方式、争取基层单位理解、纠正违规问题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为全面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强化转移支付资金监管。开展了2010年度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预算执行情况专项检查，有效督促地方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按照“统、查”结合的工作思路，首次对省、市、县三级公共投资预算分解、资金拨付等数据展开全面采集分析，取得实际预算执行率、结存资金分布等一批有价值的基础数据，反映和揭示主要影响因素和重点环节，促进完善管理制度。开展了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检查，内容涉及中西部地区司法体制改革专项经费、东部地区司法体制改革“以奖代补”专项经费和中央补助人民法院办案专款的管理使用情况。建立了经济建设类和社会保障类支出日常审核监督工作情况年度总结报告制度，科学合理、权责明确、运作规范的日常监管机制逐步成型。
抓好非税收入征收和银行账户年检。实施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提标扩面、三峡电站水资源费开征等工作，预计全年征收中央非税收入将突破1800亿元，比2010年增长10%以上。目前，专员办征收金额约占中央本级非税收入的28%，占国库集中收缴入库金额的61%，有力地支持了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财政对非税收入的征管力度。完成了2010年中央基层预算单位银行账户年检工作，已纳入中央财政账户审批范围单位的参检率，由2006年的89.53%上升至2010年的99.12%，账户合格率由2006年的93.32%上升至2010年的98.6%。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形势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财政部门要注意把握面临的新形势，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财政监督工作。一要加强统筹。按照大监督理念的要求，实现财政部门内部监督资源的整合，增强监督合力，真正建立起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财政运行机制。落实大监督理念，要求发挥好专职监督机构的牵头、组织、协调作用，站在更高的层面加强统筹。对内，专职监督机构要协调业务管理机构，明确职责，理顺关系，补齐短板，做强监督，形成对预算编制、执行的有效制约。
对下，要逐步形成纵横联动、高效有序的财政监督系统内部工作机制，进一步密切中央与地方专职监督机构的工作联系，上下联动，全面提升系统战斗力和影响力。对外，建立健全沟通顺畅、信息共享的外部监管合作机制，进一步加强与人大、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有效形成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工作合力。二要主动服务。财政监督不仅仅是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更重要的是要坚持寓监督于服务之中。专职监督机构与业务管理机构的目标是一致的，通过形成监管合力，可以更加及时地反馈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更好地服务财政部党组决策。对于专职监督机构来说，要通过监督检查，发现财政政策在各部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信息反馈，促进业务管理机构进一步完善制度，帮助被查单位进一步规范管理。要通过监督检查，反映财政政策在各地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使中央政策及时“接上地气”，更有效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通过监督检查，积极主动解决被查单位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政策指导、业务培训等方面主动提供服务。三要积极创新。财政监督职责任务的不断丰富和拓展，决定了财政监督的方式方法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创新，财政监督的工作重点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财政监督工作绝不能墨守陈规，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四要注重效能。
建立覆盖所有政府性资金和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制，促进健全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财政运行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具有艰巨性、复杂性与长期性。因此，要切实增强战略意识，着眼长远，围绕目标，统筹规划，找准重点，逐步推进。在现有的组织架构和人力条件下，要积极作为，也要量力而行，要找准切入点、突破口，合理介入，确保有限的监督力量发挥最大效用。
2012年财政监督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将财政监督和专员办工作贯穿于财政中心工作大局之中，贯穿于财政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和改革的总体设计之中，贯穿于财政管理工作运行全过程之中；加强收入、支出、会计、金融监督，确保积极财政政策有效落实；坚持科学监督、依法监督，狠抓“两基”建设，不断健全覆盖所有政府性资金和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制，促进建立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财政运行机制。
（一）紧紧围绕中心开展监督检查
要根据“进一步落实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强化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等财政工作重点，将保障政策执行、促进改善民生、完善体制机制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高效组织，扎实推进监督检查工作。要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有序的财政监督应急机制。要针对中央应对外部形势变化、重大突发事件所采取的各项决策部署，实施跟踪监督，不断总结经验，更好地保障中央重大决策落实到位。要推动建立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要选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精心研究监督检查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要建立完善财政监督信息披露和公告制度。切实将监督结果与预算编制和资金分配挂钩，并向中央部门和地方通报或向社会公告。加大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的公开力度，落实案件移送制度，强化执行处理处罚决定和落实整改意见的反馈制度。
（二）扎实推进财政监督机制建设
通过上下互动，共同推动建立覆盖所有政府性资金和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制，促进健全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财政运行机制。监督检查局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评价、服务等作用，妥善处理专员办与各方关系。要推动业务管理司将专员办作为第一选择和主要依托，充分考虑专员办现有人力状况，注重“抓大放小”，认真梳理取舍，不断调整优化专员办日常监管事项，充分体现财政监督服务财政中心工作。要根据业务需求调整审核审批事项，实行动态管理。要完善面向业务管理司的督办制度，及时将重大事项办理结果反馈相关专员办。督促业务管理司做好政策解答、成果利用和信息反馈，加强对专员办具体业务工作的指导。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组织开发行政事业单位、税收征管质量检查软件，推广专员办财政直接支付审核系统，启动视频会议系统和专员办综合办公平台二期建设，不断提高财政监督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