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1
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现状
1.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缺陷自力救济是指权利人的权利遭受侵害在国家机关未能提供及时保护的情况下以个人的力量进行保全性自救的行为[4]，是在法律不禁止情况下的救济。虽然纠纷双方对自力救济高效、快捷的和解效率给以认可，成为了主流，但是纠纷民事主体是由复杂的个体组成，每个纠纷案例又具有很大的差异，使纠纷的解决具有很强的严肃性、复杂性、差异性。纠纷自力救济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具体表现在医患双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公平合理性保障方面、医方所遭受的非理性伤害、纠纷双方心理层面打击、国有资产可能面临流失现象[5]。
1.2医疗纠纷公力救济缺陷在医疗纠纷化解中，国家推崇司法途径解决。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过去两年医疗纠纷司法审理数据统计显示：医疗纠纷案件初级审理至判决书执行周期平均为十四个月。现阶段医疗纠纷民事诉讼标的偏高，法律费用也有所递增，诉讼审判程序中每年赔偿金额也逐年递增，导致司法维权经济和时间成本加大。如果遇到案件审理时限过长，医疗责任参保保险公司又发生更迭，非保险期限内理赔款项将拒付，则会加重了院方经济负担。其次我国医疗损害鉴定体制存在制[6]，一方面是医疗损害责任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另一方面是司法鉴定。二者在鉴定机构成立依据、内容、程序、结论各不相同、各有优缺点。医疗损害责任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临床医学行为的鉴定，鉴定人员有稳定的专家库遴选机制，活动即科学又专业，属于一级学科（含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对医疗鉴定具有高度专业性。其鉴定内容符合《侵权法》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认定的内容，但是鉴定结论没有使用法言法语详细分析医院过错和明确的责任比例、参考度等。法院法官以医学会鉴定人不在鉴定结论上签字和不出庭质证为由不予采信，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效力逐渐淡出，尤其在北京等地区更加突出。司法鉴定为法医学类的鉴定，属于基础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鉴定人员是由法医、法官、律师等其他人员组成，临床医学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人员构成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且很不稳定，司法鉴定结论也没有严谨的三级负责制。又因属于营利性组织，企业为了生存往往以患者为弱势人群和医师告知不足为代价，鉴定费用、鉴定责任比例、参考度远高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费用。法官又无法判断专业性很强的医疗纠纷事由，完全依赖司法鉴定，审理中法官采信了司法鉴定责任度上限裁定纠纷，医方实际承担了较高的鉴定责任，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纠纷判决中法官的裁量权。纠纷双方的大部分医疗纠纷在综合考量后多采用自力救济解决纠纷。
2完善医疗纠纷自力救济质量控制
2.1畅通医疗投诉渠道以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人本医疗”理念为指导，重视患者合理需求。全市试点在2013年8月设立“住院服务中心”集中管理全院各科住院床位，减少了患者住院难引发的各种医疗投诉即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大大缩短了患者住院日和住院费用；在2014年5月全市试点启动医疗投诉直通车，在医院门诊大厅设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形成了开放统一医疗投诉接待窗口，由门诊办公室负责，门办、社工办、医保办、咨询各自抽调专业熟练懂政策、懂管理人员接待患者，将医疗投诉接待关口前移，综合办理医疗投诉事宜，对医疗纠纷进行早期防范。
2.2医政管理隐患排查在重大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作者认为医疗技术是影响医患关系的核心问题[7]。2013年我院首先建立了医疗主管院长负责的行政管理查房制度，由医务部牵头，医务处、社工办、门诊部、护理部、临床科室等部门中层管理者组成，查房主要内容是医疗质量管理，领导干部深入临床科室现场办公，针对医疗管理不到位科室进行医政管理综合会诊，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指导与预警，特别是急、危、重症患者诊疗方案予以专业质量管理指导；同时每季度对全院各科进行医疗纠纷隐患排查，例如：科室自查与长期滞留患者监控、征询相结合，分析原因进行早期有效干预，事后对整改干预手段、措施、结果进行效果评价。大力发挥医政综合管理优势，提高全院各科管理层防范与处置医疗纠纷能力，将早期预警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2.3医疗纠纷节点纠错在医疗纠错管理中要求各科主任从源头上强化医疗质量管理，分别把守医疗纠纷处置中涉及医疗专业关口问题的解释权，建立科主任直接领导下的医疗纠纷负责人制度，使医疗纠纷处置中医疗专业问题解释与答复更加精准到位；加强全员医务人员定期法律法规教育、培训、考核力度，例如：每年定期聘请资深律师、法官、卫生法学专家进行典型案例解析与相关知识培训，打造医务人员成为具备业务精湛、服务到位专家，并且能够正确认识与识别医疗执业中法律底线，成为法律底线的守门人；我院还定期修订医院医疗纠纷处罚管理规定，制定了详实医疗纠纷处罚条款，对不称职员工进行训诫和严厉处罚，增加了重大医疗纠纷案件涉及管理者和个人的纠错成本，警示提升全员风险意识。
3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关联要点
3.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有效沟通民事纠纷双方权利维护与权力正确应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纠纷双方权利和权力正确识别是纠纷化解的前提，也是维护了纠纷双方对依法所享有民事权利中处分权。例如：在重大突发患者意外死亡家属接待中，负性心理使患方家属产生非理性的判断，加之各种主客观原因易引发过激行为，导致医疗纠纷危机状况出现[8]。在医疗纠纷协商前：要掌握医疗纠纷的全部病案资料做到心中有数，特别要认真阅读病案中有质疑点的诊疗记录，同时熟知与死亡患者有直系法律亲属关系和赡养关系人信息，熟知民事人身医疗损害案件中赔偿标准。医疗纠纷协商中：首先在家属集体约谈中做到耐心倾听、态度诚恳、措辞谨慎；其次仔细观察家属负面情绪由来，要做到始终把控维稳协商氛围；其三要认真听取患方核心话语权人所表述主要诉求，对具体赔偿款上下限和协商难度进行评估（即纠纷双方权利和权力）；其四为协商中要循序渐进有理、有力、有据，对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权限和利弊正确表述，告知患方医疗纠纷处理程序，引导家属选择对纠纷双方有利的救济方式。特别要注意，在呈递医调委医疗纠纷质证陈诉材料时，要充分认识到质证材料严谨完整的重要性，还要积极配合、认真准备、与协调员充分沟通。
3.2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对接契合当代医学科学突飞猛进新技术广泛应用，法律法规条款必然存在严重滞后性、局限性。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具有完整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纠纷处理的复杂性、差异性，使重大医疗纠纷处置难度加大。例如：医赖行为是以医疗纠纷为由，长期霸占病床等医疗资源，拒绝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民事诉讼等法定争议解决途径，并要求高额补偿的非暴力手段寻求的救济和义务规避[9]。患者医赖行为侵占了医疗优质公共资源即其他患者的使用权，同时也损害了医院正当权利。为妥善解决此类纠纷首先将组织召开院内医疗安全管理委员会，组织相关科室主任、医疗专家联合讨论，多方听取专家对诊疗过程分析见解，逐层剥茧找出用原词医疗纠纷解决的突破口，确定诊疗过程医疗行为有无过错，过错与患者人身与财产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过失大概责任度三要件，以民事诉讼法中现行公力救济中医疗损害人身赔偿标准为准绳，发挥自力救济沟通协商技巧主动进行纠纷谈判；其二引导患方在医调委进行纠纷裁定，将纠纷调解结果进行三方确认签署调解协议；其三医调委因该机构属性决定了协议只具有合同确定力、无强制力；应将该调解协议与公力救济对接契合一次性解决纠纷（基层法院：绿色通道进行司法裁定、司法调解的确认），避免医疗纠纷后续遗留问题司法审理一事再理发生。典型案例一：产科某患者女性32岁高龄高危妊娠分娩时发生新生儿重症窒息后夭折，患者已高龄对能否再次受孕表示怀疑，在出院检查中未确认一定有这种可能，但患者仍要求高额赔偿，拒绝司法鉴定、拒绝结账不出院；典型案例二：某患者男性56岁高空坠落致粉碎性腰椎骨折，择期行腰椎骨折锥体复位弓根内固定术，手术非常成功。由于患者是高能量性损伤，且对治疗方法均无良性反应，导致术后患者出现伤口感染再次清创，经治疗后下肢功能恢复近80%，家属认为与期望结果相差甚远，故长期占据医院床位2年之久。我们大胆尝试了上述措施，有的放矢，在不违反强行法条规定下最大程度优化当事人有效合法权力和权利，成功地化解了类似医疗纠纷案例。降低了纠纷双方时间、经济成本，提升了公立医院优质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益和效用。
4结论
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2
后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合理化
按照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相位和功能，可以将当代中国纠纷解决史分为三个阶段：前诉讼时代、诉讼时代、后诉讼时代。“在中国，九十年代以前可以被称为前诉讼时代，此后，进入诉讼时代。在前诉讼时代，诉讼不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法。随着法律制度的重建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因此，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一度盛行的调解，逐渐不受重视。诉讼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就是争议解决方式的渐趋单一化、集中化。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高昂的诉讼费用耗费和时间耗费。社会复杂性、纠纷多样性的增强，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后诉讼时代是一个民事纠纷可以被多种方式合理解决的时代。
从1986年以来的统计数据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一路飚升
从前诉讼时代到诉讼时代，不仅诉讼解决纠纷的数量在增长，诉讼与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结构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人民调解纠纷总量为740.92万件，同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291.6774万件，诉讼案件相当于调解案件的39.4%；而1998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达到336万件，诉讼案件数量已经相当于调解案件的63.8％。据有关人士介绍，2001年诉讼案件与调解案件的数量比例已经基本持平。纵观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和工作绩效的发展趋势，人民调解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能能否良性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决定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对司法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对于司法的过高期望也导致了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失衡。诉讼时代的“强诉讼、弱调解”与前诉讼时代的“强调解，弱诉讼”一样，都是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的表现。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迟延和司法腐败可以说是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弊端的首当其冲者。从纠纷解决资源的供求规律看，当对一种纠纷解决资源的需求远远超过它的供给能力时，必然导致利用这种资源的困难性，成本高昂和迟延也就在所难免；随着这种资源的稀缺性的不断上升，掌握这种资源的人借以寻租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这就为司法腐败营造了可以想象的空间。纠纷的诱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多渠道的，诉讼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关键的一元，但是，诉讼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负荷过重必然会损害诉讼的正当性根基-程序正义，进而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因此，诉讼时代向后诉讼时代的过渡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发展向度。后诉讼时代正是谋求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合理化的时代，它将在解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的同时，建构诉讼、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纠纷解决体系。暂时还难以对合理、均衡、良性互动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进行精确的量化，不过，改变“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健全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人民调解功能显然是迈向后诉讼时代的第一步。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市场经济
后诉讼时代是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时代，市场经济及其支撑下的主流信念系
统有选择人民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需求吗？纠纷解决方式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流信念系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传统的调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纠纷解决方式与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主张以礼乐仁义风化天下的儒家思想、提倡“和为贵、让为贤”的传统道德观“是一体性的。人民调解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在计划经济时期，在以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为基调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感召下焕发出令西方人称羡的生机和活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调解还有能够获得足够运行能量的生存空间吗？
市场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国家与社会分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分离的社会，社会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私人利益的领域，是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领域。市场经济不但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社会自治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以使社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发展，同时，这也是建构“有效政府”，提升国家能力的需要。市场经济社会客观上要求更多的社会自治来整合社会。人民调解作为一种群众自治性解决纠纷的制度，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人民调解不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后诉讼时代高度繁荣的市场经济对于社会自治的要求为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权利意识蓬勃兴起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走向权利的时代的到来。诉讼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后屏障，但是，由于心理上、经济上、环境上、诉讼服务自身缺陷等多方面的原因，公民对诉讼的利用存在诸多障碍。诉讼利用的可能性越低，诉权被消蚀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权利的保护也就越困难。在城乡差别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我国，权利保护与诉讼利用之间的矛盾尤显突出。人民调解恰恰是缓建这种矛盾的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制度设置。虽然，在初建市场经济的我国，诚信等道德规范的缺失，建立信任机制的困难，使人民调解面临窘境，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主体，人民调解灵活、便捷、易于接近的优势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后诉讼时代是进一步高张权利保护旗帜的时代，为权利而协商对话的心理共鸣必将使人民调解焕发出新的生机。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法治
后诉讼时代是法治理念和法治实践日臻成熟的时代。人民调解究竟是推动法治呢？还是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律缺乏整体上的原理，它没有区分道德领域与法律领域。传统调解与“德治” 、“教化”等国家治理方式密切相关的。与传统调解不同，人民调解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内涵。在时代，纠纷的解决是一个政治行为。调解是党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表现。“调解已被发展成为动员的工具，它将纠纷的解决与共产主义者重构社会的尝试联结在一起并使纠纷解决的政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诚然，人民调解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治理方式存在某种同构性。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同时，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导致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对于法治内涵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九十年代以来，法治几乎成了诉讼的代名词，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被扩大化理解。这样的“法治氛围”一方面导致公众对诉讼的过高期待、社会对诉讼的积极鼓励；另一方面也贬抑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和正当性。
事实上，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已经构成人民调解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此前的人民调解以政策、意识形态等作为调解依据。1989年条例确定了人民调解的三项原则：依法原则、自愿原则和不限制诉权原则。依法调解原则的确立奠定了人民调解与法治亲和的基础。从当代人民调解的实践看，依法调解与依情理调解、依风俗习惯调解等其它调解方式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处于一种交融状态。这种交融状态恰恰说明，当代法治社会中的调解，是包含利己动机和共同动机两方面的“契约性合意”，是一种起源于信赖的共存状态。“因此，法制化条件下的调解与对立性主张的充分讨论以及为此设立的程序、法律家的专业性活动是可以并立而存的。正是通过契约关系这一中介环节，调解与法治结合起来了。—――司法程序与私法秩序结合起来了。”从更深层面看，虽然，调解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创造规范，但是如果能为调解和正式法律体系之间的交流提供充足的条件，则调解在促进法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如，（1）促进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和纠纷当事人的反思，积极调和实体法和纠纷当事人的主张；（2）通过规范间的竞争和选择，大大增加法律发展的契机，以弥合实体法和生活规范间的裂隙；（3）基于个别纠纷的具体情况，对权利关系作出判断，促进实体法的具体化；（4）使潜在的纠纷得以外显，扩大对程序法的需求；（5）把日常会话的规则和程序内的行为规范以更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式予以整合，以此来发展程序法规则；（6）通过部分地放松严格的审判程序的要求，从而达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因此，调解和法律试行机制极为近似，都是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狭窄地带增加了法律发展的契机。由是观之，人民调解非但不是法治的对立面，不但不会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恰恰相反，人民调解具有与法治的亲和性，它可以成为法治发展的促进性力量。
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3
关键词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R-051文献标识码：a
第三方调解机制因其独特的优势而成为时下的新宠。目前，全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56个地市采取了第三方介入解决医疗纠纷的措施，这一实践从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1年黑龙江省成立了调解委员会，自启动以来，该机制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同时暴露出诸多的法律问题。
一、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实践情况分析
目前国内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探索，尝试建立专业“第三方”来介入调解医患纠纷。从国外来看，较为典型的第三方调解模式有日本1973年建立的医疗责任险制度。美国1997年成立的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还有诸如调解和仲裁、监察人制度等一系列的解决方式。德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创建的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调停所、鉴定委员会等。我国于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6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2011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在该法律的保障下，国内医疗纠纷第三方解如雨后春笋般广泛开展，卓有成效的模式有：北京市成立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及医疗保险承保公司指定部门调解，构建“多调联动效果”；宁波市建立与医疗责任险相结合的第三方调解；南京市成立专业服务的营利性咨询机构介入医疗纠纷调解等。
二、黑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施问题分析
2011年，黑龙江省在绥化、七台河、哈尔滨等市成立了致力于调解医患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构--黑龙江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调研，有数据显示，绥化市通过第三方介入处理的医疗纠纷案例一共有四例，其中调解成功的就有三例，这成功率都达到了75%；此外，七台河市调解医疗纠纷的案例有16起，其中成功的有11例之多，这些数据显示出第三方调解化解矛盾的巨大意义。
（一）调研数据分析。
笔者对黑龙江省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访谈、调查，以及对患者和医生进行随机取样、问卷调查。通过建立图表、数据分析，针对开放式问题收集意见和建议，归纳出以下三组数据结果：
（二）困境和问题分析。
通过对调查的数据进行归纳分析，可以看到黑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困境和问题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社会认知程度低。从调研情况来看，发生医疗纠纷后，当事人首先想到的是传统的解决机制，如协商和诉讼等，而非第三方调解。这是因为公众不了解甚至根本不知道第三方调解组织的存在。分析来看，一方面由于第三方调解这一新模式，被公众了解、认可仍需时间，但也不可否认对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宣传不到位；另一方面，第三方调解大都需要当事人的申请才能介入纠纷。这些都使得第三方调解这种新型的医患纠纷处理模式在目前尚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知。
第二，第三方机构规范性有待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本质为特殊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样缺乏具体法律依据，这使得调解的效力与公信力大打折扣，新兴机构在具体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大都没有科学的、严格的工作规范，这些弊端都会使得公众不相信第三方调解的权威性。
第三，经费来源成为困难。第三方调解机构基本都为非盈利性机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或社会捐赠。然而社会捐款是有限的，第三方调解机构想要维持正常的经营仍需上级政府的拨款，这就使得第三方在经济方面不得不依赖于行政机构，在调解中势必有所偏向，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严重影响其中立性与公正性。
第四，专业人员匮乏。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要想得到当事人的信任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在队伍建设方面需要有专业人员的参与，他们应当具备专业的知识，包括法学、医学、保险学、沟通学等。这样的专业人员很稀缺，没有相关专业培训，提供的待遇有限，因此专业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匮乏，这些难题尚未得到解决。
第五，与其他解决机制衔接不畅。由于缺少法律上的支撑，经过调解达成共同的调解意见，性质上也只是合同，并不具有强制力。若一方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选择重新调解或法院诉讼等救济，由此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长时间的纠纷争执加剧了双方矛盾的深化。
三、黑龙江省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完善路径
（一）加强宣传——提高法律救济意识之路径。
由于调解委员会宣传力度低、宣传内容匮乏、宣传时效性差等现实问题的存在，民众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尚未形成法律救济意识。鉴于此，可以通过以下创新宣传手段，以提高公众救济意识：首先，设立黑龙江省大中型医院调解工作站作为前沿阵地。医疗机构可将第三方调解委员会的地点、联系方式、调解特点、调解流程图等信息印于病历上，或印在院内公告上，也可在导诊台一侧及门诊大楼告示栏中设立关于医疗纠纷案例的调解流程的指示板等。其次，建立黑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网页专栏开展宣传。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信息要及时公布，如调解成效汇报、获赔额、结案时间，典型案例。
（二）设计制度——保障第三方调解流程之路径。
1、调解中立及保障制度的构建。
由于新兴机构产生，没有公正有效的保障机制，没有标准的行业准则，没有独立的经费，必然会导致调解工作的参差不齐。医患双方当事人寻求此种救济方式时考虑到以上因素，便不能相信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中立、公正、权威。因此构建保障黑龙江省第三方调解流程的制度势在必行。增设回避制度、公开制度、调解员惩戒制度等有利于保证第三方调解的中立性与公正性。回避制度可以参照我国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第三方调解自身的特点和实践情况。公开是中立的灵魂，公开制度具体包括：调解过程可以旁听以及调解协议书可以公开。调解员惩戒制度能够有效限制调解员的肆意妄为，如果违反了中立原则，首办调解员应当为其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调解经费外界供给。
经费来源问题关系到医疗纠纷调解平台能否正常运作，也关系到其专业性和独立性。设想经费来自医院，纠纷解决将失去其中立性，造成当事人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假使由第三方调解机构自己出资，变成商业化的营利性机构在所难免，当事人考虑成本问题而更少去选择此种救济方式。因此建议确立专门用于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基金，以维持这种机制能有效开展和顺利进行。
3、组建专业调解队伍。
笔者认为医疗纠纷调解机构的调解人员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要考虑到人员专业性能否得到保障，即调解人员中必须有一部分对医疗纠纷的医学专业问题有所精通，否则难以从医疗科学的角度来对医疗损害责任作出明确的划分；二是要考虑到人员要保证医疗调解的合法性，即不能出现违法调解，这就需要调解人员中必须有一部分对法律问题有所精通。当然调解人员还应当具有一定的沟通交流技能和处理纠纷的工作经验。因此调解机构应当有专门的较为完善的培训机制。
4、确立并健全医疗责任险制度。
为了给予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最终效果的实现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引入科学的医疗责任险制度不失为一个好方法。目前，可以考虑的措施有：黑龙江省应尽快出台《医疗责任保险方案》，启动试点测试方案；纠纷中的利益冲突风险由医疗责任保险进行部分分担；将保险公司设为纠纷调解的第三方，赋予保险公司相应的程序开启同意权、异议权、程序参加权、意见表达权等必要权利；以法律形式实施强制投保的商业保险。
（三）健全医事立法——完善法律保障之路径。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为医患双方当事人提供保障。但现实是，我国没有对第三方介入调解医疗纠纷制度做出专门规定，而且我国关于此种机制的立法与各地广泛开展的第三方调解实践相比相对滞后。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制订和颁布《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法》，以构建医疗纠纷处理法律体系；并阐明介入的第三方调解部门的法律性质、组织形式、经费来源、受案范围、调解流程、执行、法律责任及其与其他程序的衔接等内容；还应该包括医疗责任保险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与应用等相关事项。黑龙江省应尽快加强针对医疗系统，尤其是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立法建设，以便在纠纷产生时能为调解工作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以符合我国法治化国家建设的要求。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医疗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研究》编号：12522172；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学生创新基地项目《黑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研究》。
（作者：李姗姗，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法学专业学生，硕士在读；徐晗宇，通讯作者，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法学专业讲师，硕士）
注释：
黄思思，方姗，陈勰，等.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现状分析-以温州为例.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4（4）：518-521.
蔡蓓慧，姚丁铭，胡嘉佩，等.温州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施效果跟踪研究.现代医院管理，2011，45：13-16.
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4
一、统一认识。
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共建共享和谐平安南开的重要举措。近几年来，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区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民间矛盾纠纷，维护全区和谐稳定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份、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日趋多样化，对人民调解工作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实际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人民调解工作认识不到位、机制不完善、工作不规范、队伍素质不适应、社会认知度和权威性降低等问题，影响了人民调解职能的充分有效发挥。因此，进一步全面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对推动全区中心工作，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对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特点、规律的认识，切实增强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领导与指导，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继续做好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的同时，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围绕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积极参与劳动争议、医患纠纷、物业管理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促进民生问题解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平安和谐南开做出积极贡献。
二、明确职责。
进一步建立健全区、街、社区、调解小组四级调解组织网络，针对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多发的形势。努力形成以街道调委会为主导，社区调委会为基础，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为辅助，调解小组和信息员为触角的多层级、宽领域、无缝隙、全覆盖的调解组织网络，力争做到有矛盾纠纷需求就有人民调解组织开展工作。
区综治办、法院、公安南开分局、司法局、建委、经贸委、民政局、财政局、社区办、办、房管局、教育局、卫生局、劳动局、市政局、园林局、规划南开分局、综合执法局、工商南开分局、工商联、工会、团委、妇联的分管领导为成员。主要负责指导全区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协调区有关部门做好人民调解工作；适时组织总结、表彰、交流人民调解工作；研究、制定人民调解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组织搞好人民调解调研工作。区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区调委会，区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区长任组长。办公室主任由区司法局分管局长担任，区综治办、法院、公安南开分局、民政局、房管局、劳动局派员组成，负责日常工作。区调委会主任由区司法局分管局长担任，各成员单位职能科室负责同志、律师、法律工作者代表、南开供热公司、自来水南开分公司、城西供电局等单位的职能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下设若干调解小组，负责调解重大、疑难纠纷和跨街域纠纷，案件卷宗整理，以及纠纷调解有关数据及典型案例的统计上报工作。
公安派出所、司法所、街道综治办、民政、、工会、团委、妇联等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负责组织、协调、督导、实施全街人民调解工作；贯彻落实区人民调解领导小组工作方针政策和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有关部署；制定全街人民调解工作年度计划、目标和长期发展规划。街道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街道调委会，街道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街道分管领导担任。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司法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街道调委会由司法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主任，社区调委会主任代表为成员，负责组织对本街域内矛盾纠纷隐患的排查，调解重大、疑难纠纷和跨社区纠纷，案件卷宗整理，以及纠纷调解有关数据及典型案例的统计上报工作。
居委会其他组成人员任调解委员。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组织对辖区内矛盾纠纷隐患的排查，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由社区居委会调解主任担任。纠纷案件的调解，案件卷宗整理，以及纠纷调解有关数据及典型案例的统计上报工作。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下设若干调解小组，每幢楼为一个调解小组，组长由楼栋长担任，成员由楼门长组成。负责组织对辖区内矛盾纠纷隐患的排查，纠纷案件的调解，案件卷宗整理，以及向社区调委会上报矛盾纠纷调处情况。各级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设在同级主管部门，由主管领导负责，相关部门为成员，接受南开区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组织建设和业务开展的工作指导。负责本单位人民调解员的培训，组织对本行业、本系统、本单位矛盾纠纷隐患的排查，纠纷案件的调解，案件卷宗整理，以及纠纷调解有关数据及典型案例的统计上报工作。
三、加强队伍建设。
增强人民调解的社会效果，调解员是案件调处成功的关键。提高调处民间纠纷的成功率。关键是不断提升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逐步建立一支懂法律、懂政策、知民情的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员队伍。
（一）严把“入口”关。
要紧紧抓住全区区域调整、居委会换届选举等有利时机，社区调委会是全区调解组织的中坚力量。为进一步增强社区人民调解员队伍活力。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竞争上岗、吸收志愿者等方法，拓展人民调解员选任渠道。积极做好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整和充实工作，注重吸收高学历、高素质人员充实到社区调委会。
（二）加强培训。
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手段。要通过培训，加强培训是全面提高基层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使广大调解员了解必备的法律知识，熟悉调解程序，掌握调解的基本方法和技巧。采取多种形式对区域性调解组织进行分级培训，对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进行分类培训。积极探索以案释法、参入法院审判实践、举办人民调解技巧观摩会、知识竞赛活动等方法，提高培训质量，不断增强调解员为民服务意识和依法依社会公德调解的能力和技巧，以适应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需要。
四、加强规范化建设。
（一）建立健全人民调解“三项机制”
全面落实调解前、调解中和调解后的各项预防措施，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人民调解工作方针。逐步构建党委政府主导，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有机结合，综治、劳动、房管等部门齐抓共管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1建立和完善内、外部调解联动的工作机制。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及相关部门要明确责任。自觉履行各自职责。建立人民调解组织与法院、公安机关、、房管等部门衔接互动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民间纠纷调解情况。加强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通过内外协作，多方沟通，形成各项资源有效整合、内外部调解联动的工作格局。
2建立和完善民间纠纷突发性案件快捷反应机制。为有效遏制民间纠纷激化成恶性事件。充分发挥各级调解组织应急小分队作用。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快速做出反应，联合行动，控制局势，进行积极有效的现场调处，防止事态恶化升级。
3建立和完善考评和激励工作机制。依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按年度对全区各级调委会工作逐级进行考核。对于成绩显著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员，由区政府适时予以奖励和表彰。
（二）完善人民调解工作“六项制度”
本着“宜早不宜迟、宜解不宜结、宜疏不宜激、宜决不宜拖”方针，人民调解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积极主动地组织开展全区范围内的矛盾纠纷排查活动。采取因时预防、因地预防、因人预防、分类预防、重点预防等有效手段，切实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1纠纷管辖责任制度。原则上按照分行业、分区域进行管辖。一般民间纠纷由当事人居住地的社区调委会（工作单位的基层调解分会）受理。
2纠纷集中排查制度。各级调解组织要按照全区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做到不遗不漏，并做好汇总、存档、上报工作。
3纠纷协调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区、街两级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认真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研究解决办法。对于重大矛盾纠纷、和突发性事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4人民调解协议书制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有关要求。统一格式、统一装订、统一存放，并做到材料完整、准确、齐全。
5收案登记报告制度。各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要将矛盾纠纷情况逐一登记造册。掌握和控制本辖区内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并按期逐级上报，坚决防止漏报、虚报、错报现象发生。无重大矛盾纠纷的实行零报告制度。
6督查回访制度。各级调解组织对调解成功并形成调解协议的矛盾纠纷。解调解协议履行情况，听取群众对调处结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基层党委、政府反映社情民意，为党委、政府依法妥善解决各类矛盾纠纷提供依据。
五、保障措施与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各单位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加强对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推动和对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工作的组织协调，层层抓好落实。对因矛盾纠纷排查控制不力，违反调解工作纪律，导致矛盾纠纷激化，发生“民转刑”自杀或群体性上访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事件的单位和主要负责人，要实行逐级责任倒查，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二）加强物质保障根据《人民调解组织条例》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对成绩显著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员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以及“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区财政应将人民调解工作纳入财政预算，切实解决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经费、人民调解员培训经费，落实人民调解员补贴及表彰经费，以充分调动全区广大人民调解员队伍的积极性。
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5
【关键词】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和解；调解
近年来，随着人民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整个社会诚信危机以及诸多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医疗纠纷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医疗纠纷案件中患方放弃法律途径而选择雇请“医闹”的非法律途径维权的现象日益普遍。纵观全国形形色色的医疗纠纷现象，打死打伤医护人员者有之；打砸医院财产者有之；抢夺病历者有之……[1]。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潮中，日益增多的医疗纠纷，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极不和谐的音符，严重影响了各地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影响了医院的形象及公信力。为了寻找当前解决医疗纠纷的最佳途径，本文对医疗纠纷的实质和解决机制进行了探讨。
1医疗纠纷的实质
医疗纠纷是指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在形成了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就医疗行为的需求、采取的手段、期望的结果及双方权利义务的认识上产生分歧，并以损害赔偿为主要请求的民事纠纷，它不包括非医疗行为导致患者人身财产损失而产生的纠纷。[2]从民法角度来分析医疗纠纷，其实质就是关于是否存在因医疗侵权所引发的债，其本质属于民事利益的请求权纠纷。
2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
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可分为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其中，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称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国外被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简称aDR[3]。
2.1私力救济
私力救济又称自力救济，是指纠纷主体在没有中立的第三者介入的情形下，依靠自身或其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私力救济依据解决纠纷的方式可分为自决与和解。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强行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协商解决纠纷。通常情况下，医疗纠纷是以当事人平等协商、相互妥协的方式和平解决纠纷，即和解。
2.2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是指依靠社会力量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机制，包括调解和仲裁两种形式。调解是一种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下，存在争议的各方当事人通过谈判协商以达成协议从而解决争议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仲裁又称公断，是指纠纷双方根据有关规定或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到一定的机构，由该机构居中裁决的制度。
3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
国务院2002年4月4日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第46条规定了三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种设计基本体现了民事纠纷从“私力救济”逐步过渡到“公力救济”的思路。
4我国推行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背景
由于我国大多数医疗机构是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又是高风险、低收费的活动，有增无减的医疗过失赔偿对医院经营管理产生了严重影响，某些效益低下的医院甚至因此倒闭；另一方面，为解决长期棘手的医疗纠纷，医院浪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严重影响了医院的管理和医疗秩序。很多医疗机构为了督促医务人员少发生医疗事故，转嫁机构责任风险，发生医疗纠纷后还要求当事的医务人员承担部分甚至全部赔偿费用和免除的医疗费用，这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医务人员对医疗风险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尤其在危重病人的抢救和疑难病人的手术上会采取一定的保守措施，不利于病人的救治，也不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4]
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法令，鼓励在医疗纠纷领域推广以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日本、荷兰、英国等国家对aRD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都予以高度重视[5]。
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非诉讼解决的利用既有扩大法律利用的意义，又有改善司法的价值，“在一定限度内甚至也可以说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广泛采用正是公民主权、市场法则以及社会多元化、复杂化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某种更加彻底的、非对抗性的当事人主义，可以使法院更容易为市民所利用和亲近”[6]。据有关学者统计表明，我国医疗事故争议真正由医疗事故或者过失引起的只占10～20%，这就注定大多数患者通过诉讼解决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对院方来说，诉讼解决辐射面广，有损医院的声誉，无形中降低其社会公信力，因而医疗纠纷发生后通过诉讼解决的案例少之又少[6]。从诉讼时间方面看，医疗纠纷的审理时限“超长”，因此，偏重“效率”的非诉讼解决摸索更加可行[7]。转贴于5我国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代表形式——调解
5.1调解的优点
第一，调解有利于维护医患双方之间的和谐关系。
由于调解的开始、进行以及是否达成解决争端的协议都需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调解程序亦没有固定的规则，因而调解程序的时间安排比较灵活，能尽早介入到争议当中去，避免纠纷因时间的推移而激化。第二，调解有利于医患双方利益的保护，实现双赢的结果。由于调解所主要关注的是纠纷能否得到迅速的解决，因此事实的认定和责任的承担都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只要当事人所达成协议的内容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协议都受法律保护，并且由于调解的保密性，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用担心如此的陈述或承诺会影响医院或医护人员的声誉及执业前景。第三，调解有利于降低医疗纠纷的解决成本，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对病人而言，调解使一般的医疗伤害得到保护，特别是那种医患双方存在争议，但这种争议又不能被法院受理时；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来说，调解降低了医疗机构的诉讼成本，维护了其社会声誉，保护了隐私，使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可以把更多的财力、精力放在改善医疗条件、提高服务标准上，从而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8]。
5.2调解的形式
调解的形式主要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医疗纠纷多采取行政调解机制，即医疗纠纷发生后，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在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居中调解；如医患双方经过协商解决不成，对医疗纠纷的定性和处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任何一方均可在法律规定的有效时间内向当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鉴定结果来主持调解。行政调解往往执行比较顺利，“毁约率”低；但由于患方一般认为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院的主管部门，在处理纠纷中会偏向于保护自己的医护人员和维护医疗单位的经济利益和声誉，因此容易产生对行政部门调解的不信任，从而会导致医疗纠纷调解的不顺利，甚至会给医疗纠纷的解决带来麻烦[5]。
5.3“第三方”调解——医疗责任保险
2003年，北京医学教育协会与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共同组建了“北京医学教育协会医疗纠纷协调中心”，协调中心主要负责医疗纠纷案例的鉴定、与医患双方协调、宣教培训及科学研究等工作；太平洋保险公司主要负责医院的投保、医疗纠纷立案、理赔及资料归档工作。北京市自2005年以来在全国率先推行了这种医疗风险社会分担和由第三方介入化解医疗纠纷的机制——医疗责任保险。医院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后，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医患双方先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医院马上上报协调中心，由协调中心的工作人员作为第三方进行调解。医疗纠纷协调中心一方面保障了患者可以及时得到应有的赔偿，使患方理智、冷静地对待问题，避免过激情绪，甚至伤害医护人员的非理性行为；另一方面可以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从繁杂的医疗纠纷处理中解脱出来，节约有限的医疗资源为更多的患者服务，可谓“一手托两家”；并且协调中心依法调解，严格掌握赔偿标准，使得承保区域内通过协调中心协调的案件明显增多，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使医疗纠纷解决逐渐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9]
6结语
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这一机制，这不但有利于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探索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过程中，本人认为：真正基于平等、自愿的和解具有客观、公正、低成本、高效率和更加人性化的明显特点。因为和解能使医患纠纷双方达到互动双赢的解决效果，协商结果也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自愿履行，从根本上修复异化的医患关系。但和解不成功时，调解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其中保险公司“第三方”进行调解的机制能够比较全面地满足纠纷解决“公正”、“效率”的要求，是目前阶段解决医疗纠纷的最佳选择。
此外，我国还应该借鉴法国的国立医疗事故补偿公社制度，建立医疗事故补偿基金，对于医疗机构没有医疗责任但患者遭受了较大损失的案件提供国家补偿金，避免患者因身体或健康损害陷入生活困境，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合理扶助。[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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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6
[关键词]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
[作者简介]黄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089―04
一、引言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人们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但是，在一切有利益追求的社会中，社会纠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荀子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解，则不能无争。”(《荀子・礼论》)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纠纷的产生与表现形式虽各有不同，但都是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体之间丧失均衡关系的状态，它威胁着现实的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与纠纷如果得不到有效、彻底的解决，人类社会就会处于不断内耗的无序状态，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为此，各国的相关部门都致力于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为公民提供有效和公平的纠纷解决途径，我国也不例外。2003年以来，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社会要稳定发展，人民要和谐相处，就得有高效和公正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中国纠纷解决情况的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认为，透过中国的纠纷解决的制度和实际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法制建设、现代化、公民社会兴起、经济发展状况等等问题。不少学者呼吁要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同时，案件的飞速增长使得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纠纷的解决方式。现阶段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究竟对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有哪些实际效果?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开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本文从大量调查结果对上述问题作浅显的分析。
二、理论背景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所谓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如诉讼，并将其绝对化；主张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不排除来自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选择权)。有学者认为，从根源上看，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的和多渠道的。在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功能严重失衡、诉讼解决机制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摈弃将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偏见，实现诉讼内外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整合，将成为稳定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秩序的必然。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诉讼案件的大量积压是世界各国法院面临的严峻形势，而司法资源的相对不足使得不少国家在注重改革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都在积极探索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由此形成。也有的学者认为，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化解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而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就应当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和制度。
关于如何有效解决日益增加的社会纠纷，现有的研究多数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虽然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联系在理论阐述上比较清晰，但是实际效果是否真的如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国家多开辟几条纠纷解决途径就能够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在现阶段，法院和政府为了方便人们处理纠纷的确设计了多种渠道(包括、仲裁、行政诉讼、法院调解等等)，可是这些纠纷解决途径在实际运作中是否真的有效?多种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单位和机构之间是否权责分明、有机配合、互相协调?等等。如果忽视了这些问题，即使国家再多设计几种纠纷解决办法或多建立几条解决渠道都于事无补，社会并没有真正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获益。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借助大规模社会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分析探讨当事人所采用的纠纷解决办法的总数，以及其所要解决的纠纷类型是否真的对其纠纷解决的结果和满意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三、资料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赖以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于2003年组织实施的“中国公民思想道德观念状况调查”。该调查旨在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思想道德观念、法律意识、维权行为方面的变化，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该项调查的研究主体为居住在全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31个省、市、自治区有固定住所的18～65岁居民，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并且在现住地居住一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共完成有效样本7，714份。问卷中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纠纷及其解决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此项调查首次将空间抽样方法应用于国家范围的调查，因此将流动人口这一使用传统户籍为抽样基础而无法触及的人群包括进了总样本。
(二)相关结果分析
1．纠纷类型
根据受访人在过去的20年里所亲身经历过的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情况归纳，我们得知分别经历过三种纠纷的人数比例都没有超过10％，其中经历过民事纠纷的比例相对较高，而经历过经济纠纷和行政纠纷的人数比例则相差无几。考虑到有些人可能会经历过多种纠纷，因此我们又将全部有效样本进行了细分，结果发现，没有经过任何纠纷的人数占82.1％，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有17.9％的人曾经经历过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其中有2.5％的人曾经经历过两种以上的纠纷(详见表1)。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所经历过的某些具体的纠纷案例存在着一些差异，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过去20年来，农村居民经历过邻里纠纷的百分比高出城市居民一倍，而发生离婚纠纷的百分比则是城市居民的一半。在所经历过的经济纠纷方面，城乡居民之间的百分比差异并不太
明显。在行政纠纷方面，农村居民经历过的计划生育方面的纠纷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所经历的拆迁纠纷则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均表现出中国城乡居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特点。
2．解决纠纷的办法
通过此次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表明，中国老百姓解决行政纠纷的主要途径是调解、找政府和上法院，这也是现有体制下比较常见的处理纠纷的三种办法。相比之下，找政府和上法院是比调解更为制度化、正式和规范的纠纷解决途径。调解主要是利用社会上的“关系”帮助调和具体的纠纷和矛盾。调查显示，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在我国被广泛运用，并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和为贵”在我国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追求自然秩序和谐的理想。“调解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无讼’理想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传统的调解制度是儒家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调解称为“时代的调解”，其特点是体现着政治化功能，渗透着斗争哲学理念，全面承担着社会调整职能，并且几乎不存在与之相对照的法律体系。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以前我国社会调解的空前发达和成功，恰恰是法制不健全的产物和象征。这说明，在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现阶段，“关系”仍是中国老百姓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这使得“没有关系”的人客观上损失了解决纠纷的资源，主观上也减少了解决纠纷的信心。尽管90年代以来，我国法律专业化范围不断扩大，但是运用调解来解决法律问题仍然相当普遍。解决行政纠纷的行政途径指的是当事人通过直接找相关政府部门或行政机关比如办，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程序来解决纠纷。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公民需要直接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法律方法解决行政纠纷是指公民上法院通过诉讼等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这种民告官解决行政纠纷的司法途径的确立，得益于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也进一步为公民借助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解决行政纠纷提供了法律保障。问卷还调查了受访人采取除了调解、行政办法和法律办法以外的其他办法去解决行政纠纷的问题，这些其他办法包括“双方直接协商解决”、“找新闻媒体反映”和“找人大代表反映”等等。
3．纠纷解决的结果
数据显示(表3)，虽然采取了措施解决纠纷，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民事和行政纠纷当事人没有解决纠纷。尤其是经济纠纷尚未有结果的人数比例高，超过了民事和行政纠纷近20个百分点。在民事纠纷方面，因双方各有让步而解决了纠纷的比例比较高。在经济纠纷方面，受访人赢了的比例高于另外两类纠纷中的同类情况；而在行政纠纷中，受访人输了的比例不仅在三类纠纷中最高，而且在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中也是最多的。行政纠纷的主体是政府(或其他行政部门)和普通公民，其特点在于公民在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当中需要跟比自己的个人力量强大得多的政府打交道。中国行政纠纷的常见类型是计划生育、收费收税和拆迁这类与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对于大部分公民而言，行政纠纷对他们的生活影响重大，因此，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和过程会影响甚至改变普通百姓对政府的认识、政治态度和今后类似情况下的行动选择。此次调查收集的数据表明，在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公民“输了”是个有趣的现象，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4．对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
从图1可以看出，人们对民事和经济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比较高，相比对行政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最低，有66.5％的人表示对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不太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人们对于行政纠纷解决结果满意度相对较低虽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但是笔者认为这个现象值得仔细分析，这有可能需要从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干群关系和引起纠纷的具体政策问题人手分析。
四、实证结果
为了检验当事人采用的方法数和纠纷类型是否对其纠纷的解决结果有影响，以及当事人采用的方法数和纠纷类型是否对其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有影响，本文专门设计了两个量化模型，采用定序回归(ordinaryRegression)方法分析，最终结果表明：(1)控制住户口类型、教育水平和年龄对于当事人纠纷解决结果的影响，方法数对纠纷解决结果的影响，只有在“没有结果”与“其他结果”之间、“双方各有让步”与“其他结果”之间，方法数造成的差异显著；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种结果之间的对比当中，方法数带来的差异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方法数对于“我方输了”、“我方赢了”和“其他结果”的影响差异是不显著的；关于纠纷类型的影响，除了在“我方赢了”与“其他结果”的对比当中，民事纠纷比行政纠纷更容易造成负面影响之外，纠纷类型所造成的差异都不显著。(2)方法数、纠纷类型和教育水平、年龄组对于纠纷当事人对解决结果的满意度的作用并没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五、结论
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7
关键词：知识产权；调解；司法资源；最优配置
一、知识产权调解撤诉案例
唯冠（深圳）公司以及为唯冠（台湾）公司均为唯冠旗下的控股子公司，2001年6月21日唯冠（深圳）公司在大陆注册了涉案的ipaD商标。之后，ip公司与唯冠（台湾）公司于2009年签署协议，内容为将涉案ipaD商标在内的多过注册的ipaD商标权转让给ip公司。事后，ip公司又与苹果公司达成转让协议，将其拥有的ipaD商标转让给苹果公司。据此，ip公司、苹果公司认为自己拥有ipaD的商标权，顺而将唯冠（深圳）公司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2012年2月2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公开审理上诉人苹果公司、ip公司诉被上诉人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纠纷上诉案件。该案经过深圳中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之后纠纷继续升级，上诉人苹果公司、ip公司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涉案的ipaD商标归苹果公司所有。
争议焦点：
唯冠（深圳）公司是否同意转让大陆地区的ipaD商标，转让商标权的合同的签署是否属于表见。
案例分析：
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唯冠集团最大最核心的研发生产基地，唯冠公司成立于1989年，是全球四大显示器生产商之一。但由于资金问题，唯冠股份于2010年8月2日停牌。不言而喻，对于唯冠公司而言在这场商标纠纷案件中，其占有明显有利优势。而对于唯冠公司本身而言，企业内部的资金问题更为迫在眉睫。
苹果公司（appleinc.）是美国的一家高科技公司，2007年由苹果电脑公司（appleComputer，inc.）更名而来，核心业务为电子科技产品。2012年8月21日，苹果成为世界市值第一的上市公司。ipaD平板电脑为其主要核心产品之一。对于苹果公司而言，ipaD商标的所有权对其产品的在华销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案件结果：
2012年2月29，ipaD商标在华归属权在广东高院开庭审理，苹果与唯冠（深圳）律师激烈争辩了一天之后，当庭并未宣判。不过法庭的态度在其后却对案情的态势发展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功效。庭后，承办案件的合议庭经过认真严谨的合议分析认为，为使纠纷双方利益最大化，调解是此案的上策。为此广东省高院充分听取了苹果公司、唯冠公司的代表意见，并创造条件让双方充分交换意见，最大限度地满足双方当事人的合理诉求，成功促成了本案的和解。
2012年6月2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双方送达了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正式生效。苹果公司已按调解书的要求向广东高院指定账户汇入6000万美元，并于6月28日向该案的一审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民事调解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送达了将涉案ipaD商标过户给苹果公司的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这意味着，最终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各取所需，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公司ipaD商标权属纠纷案圆满解决。。
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公司的调解在是解决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一个缩影。在很多知识产权纠纷中，当事人双方并不一定要争个“鱼死网破”，结合知识产权纠纷的特有属性，在经济目标的追求下，当事人双方完全可以通过调解，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调解作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高效解决机制，成为了当事人及司法机关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首选。
二、知识产权案件调解背后的奥妙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全国各地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同时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率也较一般案件偏高，有的甚至超过八成，越演越烈的知识产权纠纷形势下，调撤率为什么一路攀升呢？
1、在知识产权案件的对象是的无形的商标、专利、计算机软件等，这使知识产权价值具有不确定性，降低了当事人对知识产权纠纷诉讼结果的可预测性。因此当事人更趋向于通过诉讼调解的方式化解诉讼风险。这是法官在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过程中可充分利用的优势之一。
2、知识产权新类型和复杂、疑难案件层出不穷，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例如基因等生物技术相关发明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网上音乐下载和数字图书馆等引起的网络著作权问题；音乐电视的作品属性、权利归属和赔偿额计算问题；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确定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知识产权案件适用的法律多为特别法，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立法空白不少，可操作性不强。
3、知识产权案件相对于一般民事案件而言，具有专业性强，法律关系复杂，争议焦点多的特点，在同一诉讼中往往并存多重法律关系，查明事实难度大。这就导致了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风险相对较大。当事人需要经历多个司法程序，而不能很快地化解矛盾，这造成了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巨大投入及社会成本的浪费。
4、知识产权案件对企业影响明显尤为显著，其是对一些跨国企业，或者以技术为支撑的科技型企业。涉案专利或者商标等权利关系其产品的某个区域市场甚至是某个国家市场的推广销售。如若没有这张通行证，将寸步难行。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参与人知识层次较高。一方面，因为社会阅历和知识层次的优势，这些当事人更具体理性博弈的能力，这为诉讼调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本身具有相对较高的法律意识和诉讼能力，而且案件涉及专业领域的专业知识，这对诉讼调解的法官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知识产权纠纷中涉及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权利具有一般民事权利的基本属性，都属于当事人所有的私权。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合法的诉讼和实体权利，当事人本身也最清楚纠纷的真相和本身的利益所在，因此调解中当事人双方协商的纠纷处理方案应当是最符合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另一方面，也是当事人心甘情愿接受的实体公正。诉讼调解通过当事人的协商解决与法院的司法判断相融合入，一方面实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自由处分权。另一方面，也节省了司法资源，省去了很多未必能给当事人双方满意答卷的司法程序。所以，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调解实现了司法公正和理性，尽管法律在案件的解决中可能没有得到板上钉钉的应用，但是当事人双方对案件解决方案的认同与对司法公正的认可正是司法的最终目的。
三、知识产权案件调解原则
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司法为民的大格局背景下，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方面，相比较诉讼和仲裁等解决纠纷的方式，调解在纠纷的化解方面更为普遍和行之有效。继而，在调解的实现过程中，我们应该有谋有略，实现司法资源的最优配置，收到最显著的社会成效。
1、知识产权诉讼调解应当遵循司法经济原则
司法经济原则是指司法各个阶段应当符合理性，经济的原则，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尽可能满足日益增长得司法需求。在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调解过程中遵循司法经济原则，可以优化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使当事人以尽量小的诉讼成本化解纠纷，从而降低社会成本的消耗，实现诉讼效用的最大化。但在贯彻司法经济原则的同时要平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不能局限于追求司法效率的理念，法院在追求自身工作效率的同时，要注重诉讼调解的重要性，关心当事人司法投入以及司法资源的消耗，权衡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平衡。
（2）关注调解（和解）协议的后期履行情况，避免司法资源在强制执行期间的二次投入。
2、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应当是全方位的调解
（1）普遍原则，对于那些未能调解成功而通过裁判结案的案件，可以充分利用前期调解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向当事人释名案件裁判的合理性，增加当事人的认可度。已达到案件的上诉率和后期裁判的履行程度。
（2）全案调解，在案件审理的全程，法官都可以发挥“剂”的妙效，针对当事人在案件过程中心理和结果预期的变化，把握调解时机，在双方合意略显的情况下，极力促成双方调解。调解工作要贯穿于案件的送达、庭前、庭中、庭后、判前全过程，只要有一分调解的可能就不放弃百分调解的努力，有些案件甚至是在判决书已经制作完成，即将送达的前一刻才完成调解工作.
四、知识产权案件调解“配备”
在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过程中，无可厚非，法官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法官应如何在具体纠纷解决中发挥好这个首当其冲的重要角色，也给法院和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践中法院的具体措施可以归结为一下各方面：
（1）专家参与案件调解。为调解中的专业技术问题提供公平、公正的判断和说明。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计算机网络普及涉及网络著作权植物新品种等新兴领域知识产权案件层出不穷，案件涉及的科技领域不断延伸和拓展的情况下，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对法官的知识和能力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相关专家参与到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过程，不仅能够节省社会资源，而且能够将相关领域的先进科技知识应用在具体案件中，提高案件审理质量和效率、化解矛盾。最终使审判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了解当事人利益取向，对症下药。
法官在做具体调解工作时，不应是高高在上的，要做到与当事人进行平等、深入的沟通，尊重、理解当事人，关注案件中对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所在，了解案件争议对双当当事人利益的影响。另外，对当事人而言，法官的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一个倾听等一些细致入微的举动都会对当事人对案件的态度产生正面影响，当事人在很大程度上将利益寄托于法院的公正审判。所以，法官们任何善意举动都会对促成纠纷的解决产生积极效果。
对于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纠纷的案件，当事人双方可能是大公司集团，可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在各自的经济或者学术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对于权属纠纷，他们更注重纠纷对本公司或者学者本身产生负面社会效应，对于经济赔偿等略显次要。而对于当事人是小企业、小工厂、甚至是销售商而言，经济利益就是其在案件处理中最为看重的要素。无论是面对哪一类的当事人，都秉承充分尊重、理解当事人的理念。对于不同的当事人双方，就要求法官具体深入了解当事人双方的背景情况，利益纠纷的本质所在，细心探索当事人真正的需要。
（3）提高法官司法素质，取信于当事人。
一次成功的调解，既体现在法官在当事人双方中间积极撮合，起到良好的“剂”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让当事人双方觉得这个法官是值得信任的，具有良好的业务水平的同时能够公正的处理案件。在这个过程中，法官既要亲自与双方当事人接洽，跟其一起探讨双方各自利益点，以及可以实现预期利益的可能性和具体解决方案。又要拿捏得当，以当事人自己意愿为主，不失司法权威，营造司法公正、透明的司法环境。
如何平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位阶关系成功的调解中至关重要。一方面坚持调解自愿、调解保密，保障当事人有选择调解的权利，由当事人双方自己决定是否调解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另一方面，由法院主持，作为承办法官在调解过程中为当事人提供合适的调解平台，并未其调解提供合法的制度以及程序保障。
（4）以专业性培养知识产权领域的优秀司法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产权审判对法官来说是一柄双刃剑——既令人向往又让人心忧。令人向往的是，作为一项朝阳事业，与一般的民事案件相比，它更能够体现一个法官的专业科技水平和技术涵养；令人心忧的则是它任何其他法律部门要求更多的专业知识，不仅要精熟于法律业务，还要对相关科技知识有相当的了解，这对法官的技术功底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优质的知识产权审判业务必然源自于高素质的审判队伍，实践中形成了效果显著的“三专”政策：
第一是法庭审判专职化。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培养专业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加强对知识产权领域知识的深入探讨，法官知识面丰富了，专业素质提高了，调解进行的也更为顺利。
第二是法官配备专业化。法院可在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配备专业的知产审判的法官，定时加强专业技术知识的培训，以便于培养专门的审判骨干。
第三是法官审案专门化。可以将在专利、著作权、职务新品种等不同案件的审理上更为擅长且有独到审判经验的法官们具体分工，法官们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在调解过程中更显得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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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8
1资料来源与方法
1．1资料来源2007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期间医院医患办公室记录并已处理的233起投诉案例。其中，抽取3起案例作为典型案例，抽取标准为由患者首次投诉至医患办公室，并经法院判决或调处解决的案例。典型案例收集内容包括患者口述，工作人员详细记录的文字材料;门诊、住院病历、处方、实验室检测和辅助检查结果;法院判决词或调解书。典型案例访谈对象及人数为患者及患者家属，共计6人;经治医生、科主任及相关医务人员，共计10人;医患办公室工作人员及负责人共4人;律师、法院审判员及庭长共8人。
1．2研究方法经审核，233例案例资料均记录完整，为有效资料。将案例中的投诉地点、投诉时间、被投诉人、投诉事由、处理结果等数据录入excel表格，并应用SpSS13．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总结案例的发生、发展、变化、升级和结果，然后进行归纳分析。同时，将访谈笔记和典型案例资料收集内容作为解释现象的参考依据，并对典型案例分析后的结果进行分类，总结出案例所反映的内容，与233例资料统计分析结果进行比较，挖掘其内在联系与不同。
2结果
2．1医疗纠纷分布情况医院六年的医疗纠纷的时间分布趋势如图1所示，发生次数最多的年份为2008年，此后呈逐年降低趋势，2011年发生次数最少，2012年有所反弹。在地点分布上，住院部出现医疗纠纷的次数最多，发生纠纷数占总纠纷数量的81．55%。在190起住院部发生的投诉案例中，除有1起是在住院部收费处发生之外，其余住院部189起案例中，手术科室比非手术科室的纠纷发生率要高，手术科室占63．49%，骨科、妇产科和外科等手术科室，以及脾胃病科、肿瘤科、针灸科和心病科等非手术科室是最易引发纠纷的科室。此外，被投诉人员中，最易产生纠纷的人员为医生，见表1。
2．2医疗纠纷产生原因对医疗投诉案例中记载的投诉事由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包含医方、患方和第三方原因，见表2。
2．3医疗纠纷原因典型案例分析
2．3．1案例1。某女，32岁，因畏寒、月经不调来院就诊，在长达一年半的治疗中，医生共为其开具154剂中药饮片，每剂含寻骨风20克，后患者以中草药寻骨风超出了常规使用剂量，导致其患上慢性肾炎、慢性肾衰(尿毒症期)为由，将医院告上法庭。对本案例的相关人员访谈，医患双方各执一词。患方认为根据《中药大辞典》和《中华临床中药学》记载:寻骨风使用剂量应为9－15克，而接诊医生的用药量明显超过了规定剂量，且寻骨风的主要成份马兜铃酸的毒副作用会导致肾衰竭。因此，是医方滥用中草药物的行为导致了其病情的恶化。主诊医师则认为，自己的诊疗行为并无过错，寻骨风的使用是根据患者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情开具的药物，而且依据其多年的行医经验，未听说寻骨风会引发肾病的不良反应报道。而法院认为，在患者有小便异常的情况下，接诊医生未作血、尿常规、肾功能等相关实验室检查，负有监测不到位的过失责任，但患者的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为自身疾病自然转归所致，故医院与患者应各负50%的责任。
2．3．2案例2。某女，26岁，因停经来院就诊，接诊医生开了红花逍遥胶囊，患者服药六盒后仍不见效，到其他医院作B超检查，发现宫内早孕6周，遂与医院发生医疗争议。对本案例的相关人员访谈，患者认为接诊医生在未对其作任何抽血化验、尿检及B超检查的情况下，仅凭其自述月经不调就轻易下诊断，开具舒肝理气活血的药物，此药为孕妇禁用，会对胚胎造成影响。医生的错误诊疗行为导致其进行人流手术，因此，医院应赔偿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等。主诊医生则称，根据中医“望闻问切”和患者自述病情判断患者系月经不调，未给患者开具检查是因为患者称其经济困难，不愿意做相关的临床检查。调解此纠纷的管理者却认为，医生未按诊疗规范接诊患者，而不应以患者不愿配合检查为由，仅凭行医经验而无实验室数据支撑就草率诊断，因此，医生应为自己的不当诊疗行为负责，给予患者一定的经济补偿。
2．3．3案例3。某男，19岁，因慢性乙型肝炎在医院门诊就治，4年来一直服用中药对症治疗，半年前患者突发腹痛，经B超检查发现肝脏有肿瘤，该患者后经医治无效后死亡，患者家属无法接受这一事实，遂发生医患纠纷。在纠纷调解中，患方坚持认为，长达4年的治疗中，接诊医生从未为其做B超检查，如若早日发现肝部有肿瘤，可及时对症治疗，因此，患者死亡系医院贻误病情所致。经治医生辩称，患者家境贫穷，且长期在外打工，每次均由其家属代取药。另外，肝癌早期无明显症状，且难以被B超检查发现，因此患者死亡系其本身疾病转归所致，而并非医院漏诊。调查人员认为，接诊医生对患者的疾病转归风险性认识不足，且未做到对患者的“望闻问切”，因此医生负有一定责任。
3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中医院医疗纠纷发生情况和引发纠纷的医方成因中的部分原因与综合性医院存在共性，普遍表现为:住院部纠纷发生率高于门诊和急诊［2］，医生因服务态度、语言沟通和医德医风问题［3］成为最易被投诉的人员。但中医院的医疗纠纷成因也有其独特性。
3．1医方成因特点233例医疗纠纷原因分析结果显示，由医方原因引起的频次为145。其中，中医诊疗的局限性和不规范性这一中医特色较为明显的原因出现频次较多，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3．1．1中医诊断无实验室检查数据支撑。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关系本体”，虽然它可以很好地告诉你“是什么”，但还不能很好地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4］。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医证的诊断缺乏客观化的标准，让人难以把握。［5］在3起典型案例之中，医生的诊断都缺乏相应的临床检验数据支持，更多的是依靠“望闻问切”以及长期以来积累的临床经验来为患者作出诊断。这样的诊断流程使得在3起医疗纠纷的鉴定结果中，医生不可避免的需要承担部分责任。
3．1．2对中药毒副作用认识不准确。根据药监部门的通报、医学研究文献和专业网站资料的显示，中药本身的毒性及用法、用量不当，中药、中西药配伍应用不当以及剂型和给药途径的改变［7］，均会造成人体肝、肾及神经功能损伤或致癌等。案例1中，临床医务人员在使用中药时，未对药物副作用进行追踪观察研究，只靠医生诊治经验使用药物。因而在使用药物出现副作用时，医生无法出具客观疗效评价的有效证据，这便成为医患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
3．1．3对疾病的转归及风险防范认识能力不足。在典型案例3中，根据流行病学及实验研究资料表明:乙型肝炎与肝癌关系最密切。作为长期从事肝病专业诊疗工作的医务人员应对该病的风险存在一定的预见性，从而在诊疗活动中进行适当的早期干预和密切的观察追踪，以延缓疾病的转归。但案例3中，医务人员忽视了这一点，从而产生医疗纠纷。
3．1．4中医适宜技术不良反应。推拿、针灸、热敷等引起的不良事件已被世界广泛关注。如最能体现中医特色的针灸会引起晕针、滞针、断针、烫伤、过敏以及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如急性感染，出血和内脏、神经组织的直接损伤等不良事件。这也使得在医疗纠纷发生地点分布中，针灸科成为纠纷较多科室的原因所在。
3．2患方成因特点从引发医疗纠纷的患方成因来看，本次研究由患方原因引起的医疗纠纷频次为91，其中首要原因是患者对中医疗效将信将疑，频次高达42。很多患者在疾病困扰、求治西医无果的情况下，认为中医在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治疗上效果较好，中医疗法在中国有着优良传统，老中医经验丰富［11］，或权衡中西医医疗收费标准后，认为中医价格低廉，而选择到中医院就治。案例2、3中患者经济条件均比较紧张，选择求治中医，以减少检查费用的开支。患者的另一特点是对中医疗效期望值过高，研究结果中这一原因出现的频次为34。有些患者盲目崇拜中医，但忽略了中医的局限性、特殊性及风险性，一旦中医疗效低于预期，便会将责任完全推给医务人员。
4结论
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9
关键词：法治
私力救济
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G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2）12-022-03
私力救济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普遍存在是社会的现实，纵观世界各国的态度大致有四种：一是保持沉默，既不许可亦不禁止，但事后可能提出异议或实行制裁。二是完全禁止私力救济，这种制度安排难以落实，禁止只不过可能增加私力救济的成本，同时也导致社会成本高昂、以及法律实践与表达的严重脱节。三是原则上禁止私力救济，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四是面对私力救济客观存在的现实，以承认私力救济为原则，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设计鼓励、许可、默认、禁止私力救济的类型、范围、标准和条件等。现代大陆法国家多采取第三种，而普通法国家多选择第四种模式。[1]笔者认为，私力救济在纠纷解决中的地位应参照宪法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由开始的严格控制，到现在的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与此同时对私力救济进行监督和管理，并通过法律途径使私力救济规范化，形成与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并存、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私力救济规范化的原因
国家之所以将私力救济纳入法律规范，其原因不外如下：第一，任何权利都有扩张的本能，私力救济同样存在摆脱限制不断扩张的趋向。私力救济具有合理性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只在某些情形下一定限度内才是合理的，超出一定限度的私力救济可能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他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第二，人们面对侵害都有自保本能，即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人们也会自主采取行动来抵御侵害，法律即便禁止，人们也会去寻求私力救济。这是法律无法回避的现实生活的必然现象，因此我们应当从正面对这种现象进行规制——是否允许，标准如何等，相对于消极回避而言这种积极的回应是一种更佳的选择。[2]第三，减少诉讼的发生，节约司法资源。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说：“法律在公众活动内所占地位是比较小的，百姓尽量避免到去打官司…法制是政体的一部分，它始终是高高地超越农村日常生活水平的、表面上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纠纷是通过法律以外的调停以及根据旧风俗和地方上的意见来解决的”。[3]大部分纠纷通过非诉讼的方式解决，可以避免出现如美国人因“好讼”而 导致“诉讼爆炸”的情况。“不是所有的司法判决都能产生正义，但是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资源”。[4]一个案件从、立案、审理、判决、执行等每一个环节，都要耗费司法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农民对可以自行化解的纠纷，尽量较少地进行诉讼，可以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这在我国现阶段司法资源还比较匮乏的情况下，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即使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现在也兴起了“非诉讼纠纷解决”（aDR）的潮流，以解决“滥讼”带来司法资源不足、案件积压等社会问题，这与我国的厌讼有某种暗合。
私力救济规范化和法制化的目的是为了既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优势，又不致使其对司法和法治造成破坏和威胁；既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又不致损害当事人权利的实现；既能最大限度地减轻法院的压力，又不至于影响司法权的权威；既能有效地促进当事人通过自治和自律达成和解，又不致造成某些当事人的滥用，等等。然而，更需要注意掌握的是，如何在制定法律和规则时，既有效地为私力救济提供基本的程序保障，防止不公平的结果，又不会因过多的规制影响私力救济的灵活性等特有功能的发挥。因此，怎样在实验和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合理地进行规范和调整，确实是颇为不易之事。当代世界各国在立法方面，一方面有意识地把部分私力救济纳入司法系统；另一方面，司法积极认可各种民间私力救济的作用，并在保证司法审查权的前提下，赋予其更大的自主性。为了保证平与合理，其规范化目标主要体现在对当事人自治和公平程序的保证上，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彻底遵循自愿原则。私力救济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灵活性和当事人的参与，因此，在私力救济法制化的具体环节中，对私力救济的基本原则和当事人行为两方面的规制，应该是其最重要的内容。
二、私力救济规范化的内容
1、自助行为正当化
自助行为一般是指权利人遭受不法侵害之后，为保全或恢复自己的权利，在情势紧迫而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他人的财产或自由施加扣押、拘束或其他相应措施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未明文规定自助行为，着重于对侵犯民事权利者的阻止甚至责罚，而不是着眼于对权利人的利益恢复或者救济。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只能通过追究侵权人、违约者的法定责任来寻求救济，而缺乏一个直接以“权利”为出发点的完备的救济体系。
自助行为的性质属于私力救济，与紧急避险、正当防卫的性质是相同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的根据在于其是权利人对自己合法权利的自我保护，是对国家权力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个人权利不及时的情况下的有效补充。因此，虽然其表面上具有对他人人身自由权利、财产权利或者其他相应权利造成妨碍的事实特征，但是由于其是保全和恢复为既有法律秩序所认可的权利，应当为既有法律秩序评价为合法，这也符合公众关于正义、个人权利的基本观念。当然如果自助行为所意图取得的权利客体范围超过了被侵害权利的范围，或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淡漠法律秩序的存在的话，则其行为性质就发生转化而具有了违法性。
2、自救行为法制化
自救行为是属于刑法范畴的概念，为广义的私力救济。所谓自救行为，是指不法侵害行为已实行终了后，在无法及时获得公力救济时，被害人为保全自己的权利或恢复原状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必要的权利自救。自救行为与正当防卫相比：前者是事后救济，后者是事中救济。[5]私力救济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生活事实，例如，抢劫犯抢劫得手后，被害人追赶并对抢劫者实施必要的强制行为，以追回被劫的财物；又如有人在饭店进餐后，拒不支付餐费欲溜之大吉之时，饭店职员强行阻止他们离开饭店以实现餐费请求权。
自救行为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本应引起法律的密切关注，但为何不同的国家都对自救行为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态度，特别是我国采取了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暧昧态度呢？原因在于现代国家均采公力救济权利原则，法律秩序的恢复，应由国家以公权力为之。法律主体之权利受损，国家首先将其视为对国家整体秩序的违反，对国家权威的挑战，而不仅仅是法律主体之间的私事。因此，不主张受害人自行其是以救济其权利。同时担心法律若积极鼓励自救行为的实施，则容易引发此种权利的滥用，从而发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还有人认为，既然不法侵害已经发生，则应诉诸公力救济，无设置自救制度之必要。但是生活中经常会发生因公力救济滞后性致权利无法得到及时有效保护的情形，若一概否定自救行为的阻却违法性，会在事实上肯定和放任不法行为。因此，权利侵害即便过去，在一定紧急情况下仍有必要认可自救行为。通过法律规定自救行为的要件和限度，更好地控制自救行为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如此，受害人可理直气壮地行使事后自救权，以保全和实现其权利，同时，由于法律已规定了明确的权能范围，受害人在行使自救行为时，可据以把握权利行使的空间，以免反而遭受不必要的责任负担。若故意超越权能范围，权利的行使将蜕变为恶意的复仇，则构成权利滥用，应承担明确规定的否定性法律责难和制裁。同时，自救行为的行使，还可大大节约公力救济的成本，从而扩大有限财政的效能。
如果使自救行为属于排除犯罪，那么它必须具备以下要件：其一，自救行为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否则则不属自救行为。其二，行为人的救济行为发生在权利已经遭受侵害，如果不及时进行自力救济，其权利就会丧失或难以恢复。不是在这种紧急情况实施的救济，不属于自救行为的范畴。其三，救济手段要适当，救济造成的侵害与合法权益应当相当。
3、 调解法制化
在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如何妥善地解决纠纷和化解矛盾，平衡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保持和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任何社会都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调解无疑是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最佳方式之一。调解不但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也是现代中国法律制度的一部分。西方曾流行一句谚语：“坏的和解胜过好的诉讼”，这表明在西方历史上也有人们赞同和解程序优于法律程序的观念。在这里，笔者所指的调解包括各种形式的调解，但不包括作为诉讼程序的法庭内调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古代的调解习惯延续到文明社会，作为文明制度的一部分，似乎总是不断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的生长条件。并逐步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在近代，东方和西方都出现了一个相同的趋势，就是对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视。东方人，特别是中国，在继承调解制度时是毫不迟疑的，这种继承是利用传统力量解决纠纷和巩固和谐社会关系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是调解文化传统最为悠久的国家，也是调解制度和调解组织最为发达的国家，作为“东方的经验”不仅从古至今渗透到中国的社会结构、法律及冲突解决机制和文化观念中，而且对日本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到达西方。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谈到20世纪上半叶乡村调解的情况，说这种调解“是一种教育过程”。新中国成立后，调解制度和调解组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的价值观没变。1954年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和1989年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对调解的价值目标做了类似的规定：“及时调解民间纠纷，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安宁，以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条）“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第五条）”。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新时期的民间纠纷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趋势，制定一部完整统一的“人民调解法”已成为当务之急。这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社会稳定的迫切要求，是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在组织体制、工作任务、法律效力、执行程序等方面不可缺少、权威性文件。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其他因素，我国关于调解的立法还十分单薄，根本赶不上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在司法（人民法院）调解方面，只在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有所涉及；在人民调解方面，只有简略的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条例，但均缺乏具体规定，操作性极差。至于其他调解工作，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因此，制定调解法，全面规范、协调和指导各项调解工作，以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社会稳定，已成为相当迫切的任务。
原国家电影局局长滕进贤委员、中国华艺音像实业有限公司艺术总监蒋秋霞委员、著名画家赵士英委员，在2005年3月召开的政协会上提交了《关于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的提案，以充分发挥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政协委员们建议尽快将制定《调解法》的工作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国务院法制办已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部门对这一提案进行了论证。[6]事实上，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已经构成人民调解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此前的人民调解以政策、意识形态等作为调解依据。1989年条例确定了人民调解的三项原则：依法原则、自愿原则和不限制诉权原则。依法调解原则的确立奠定了人民调解与法治亲和的基础。从当代人民调解的实践看，依法调解与依情理调解、依风俗习惯调解等其它调解方式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处于一种交融状态。这种交融状态恰恰说明，当代法治社会中的调解，是包含利己动机和共同动机两方面的“契约性合意”，是一种起源于信赖的共存状态。[7]
最近，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系社会的平衡和稳定的奋斗目标。其特征是具有高度民主和法治，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成员间诚实守信融洽相处，社会充满活力，创造活动得到发挥，社会秩序良好，社会安全团结，人和自然界关系是人物谐处。笔者认为，法学界在此应多做研究，从立法的高度关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预防和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为达此目的，则必须对已发生的纠纷进行及时而有效的调解，在调解的同时，注意预防矛盾的激化和转化；对社会上存在的纠纷苗头，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预防。调解纠纷是个总的概念，其中就包含了预防纠纷的激化和防止相关纠纷的发生。
4、“私了”制度化
“私了”指受害人与施害人不经司法机关、不依法定程序而自行交涉、达成和解。“私了”可以是纠纷双方直接协商解决，或者是盲目简单地报复，也可以是找人居间调解（民间调解 ）。当前农村“私了”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但在一般的经济民事纠纷、轻微的刑事案件中存在“私了”现象，在比较重大的刑事案件中也存在“私了”现象。在刑事案件的“私了”中，、盗窃、故意伤害等类型的刑事案件的“私了”最为常见。中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法律系的任大鹏教授于1997—1998年对全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私了”是农村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农民在发生纠纷后，往往不愿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问题，而是与侵权人“私了”。“私了”包括私下化解和不了了之。“私了”不仅存在于民事纠纷中，如在宅基地纠纷的处理中，有27.6%的农民选择“私了”；在刑事案件中，认为“私了”“合理不合法”的也高达22.8%。[8]而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刑事案件以私了方式解决的，达到了30％，而民事、经济案件的私了率则更高。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与诉讼权利。”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规定是指民事诉讼法律规定，是专门对民事纠纷而言的。[9]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曾联合下发《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文件规定，在符合刑事诉讼法条件的前提下，对轻伤犯罪案件，特别是其中因民事纠纷引发的轻伤案件可以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笔者是赞同对轻伤犯罪案件由当事人进行所谓的“私了”的做法。事实上法律规定对于轻伤犯罪案件既可以由被害人自诉，又可以由检察机关公诉，因而作为自诉案件，被害人既可以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调解结案，也可以与被告人达成和解从而申请撤案，而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刑法原理，调解结案和申请撤案的轻伤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就不应再提起公诉。由此可见，法律实际上赋予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私了”的权利，这种诉讼中的权利当然完全可以延伸到诉讼前。
2001年上海等地通过新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鼓励当事人就轻微交通事故“私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草案）》第44条第2、3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当事人对事实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并且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
但是，并不是任何案件都可以私了，我们应对“私了”的范围加以限定。民事案件、经济案件、轻微犯罪案件、轻微交通事故等笔者认为都可以“私了”。复杂重大刑事案件和事故则不得“私了”。无论是公力救济还是私力救济，其最终目的都是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维护社会秩序，那么，一切可以实现这一目的的纠纷解决方式都应当是合理可行的。对何种纠纷可以私了、私了协议的内容作出规定，以供私了双方参考。当然，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协议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我们也看到允许一些民事案件、经济案件、轻微犯罪案件、轻微交通事故“私了”，是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也节省了国家的诉讼资源，同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也不会很大（因为被害人也有不“私了”的权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利于弥合双方当事人的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
如上所述，如果国家把部分私力救济形式逐步规范化，将在发挥私力救济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其消极影响，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国家对私力救济的规范化并不是绝对的，只是指国家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国家对私力救济所能采取的通常只是一种引导性政策——作为倡导性的事前激励规范，它引导私人实施合法行为，不从事非法行为。
on the private Relief and its Standardization in the Society Governed
by the Rule of Law
abstract：Rights of human beings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relief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ir creation .that is ，when the mankind broke away from ignorance and heedlessness and acquired certain rights， the corresponding means of relief then was surely be designed. the historical legal materials told us tha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human society， the disputes over rights occurring among members of the society were mainly settled by means of private relief. even we have come into the era of constitutionalism， the private relief can still be found in most cases. the private relief is seemingly characterized by infringing upon other people’ personal freedom， property rights or other lawful rights or interest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ctually protects and restores certain rights which are accepted by the current legal order， then the private relief accordingly ought to be made lawful by the legal order，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basic concepts of justice and personal rights .So it is an essential task to discuss how to reasonably
adjust and standardize the private relief in a timely manner on the basis of experiments and experience as well.
Key words：Rule of law； private relief； Standardization
注释：
[1]徐昕.通过法律实现权力救济的社会控制.法学，2003（11）.
[2]同上.
[3][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86-88.
[4]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中国社会科学，1999（3）.
[5]徐昕.通过法律实现权力救济的社会控制.法学，2003（11）.
[6]董山峰，冯蕾. 提案议案连着我和你――建议尽快制定《调解法》. 光明日报
2005-3-10.
[7]韩波.人民调解：后诉讼时代的回归.法学，2002（12）.
[8]任大鹏.我国现阶段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与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1（10）.
调解经济纠纷案例篇10
关键词：法务会计；经济纠纷；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9-000-02
引言
经济纠纷是企业在参与市场运营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如何在经济纠纷中更好地保护好自身的经济利益，就需要提供必要的、合法的相关财务数据。在这一诉求的推动下，法务会计开始成为会计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种经济纠纷之中。但是，从当前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现状来看，我国的法务会计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本文从法务会计的应用现状出发，探究其经济纠纷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法务会计应用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法务会计的概念及应用现状
（一）法务会计的概念
法务会计是特定主体综合运用会计学与法学知识以及审计方法与调查技术，旨在通过调查获取有关财务证据资料，并以法庭能接受的形式在法庭上展示或陈述，以解决有关的法律问题的一门融会计学、审计学、法学、证据学、侦察学和犯罪学等学科的有关内容为一体的边缘科学。
（二）法务会计的应用现状
当前，我国在经济领域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作为企业日常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务会计的角色正在发挥出更大的价值。但是其在具体的应用中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首先，法务会计具体细则执行的不到位。在企业日常的法务会计工作中，尤其是对于一些生产及市场规模相对比较小的企业来讲，法务会计准则是其平时会计工作的一个主要的引导原则与方向。但是，从具体的实施来看，部分小企业并没有将法务会计准则中的相关细则进行完全的落实与执行，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打折扣的现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相关流程的不到位，为企业今后的财务工作的顺利实现与发展埋下了隐患。这种在观念上的制约和不足，已经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企业法务会计职能的稳健发挥。
其次，法务会计理念理解不到位。当前的法务会计工作标准正在与国际相关要求进行了对接与匹配。这种对接对企业的法务会计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些新的计算与统计公式的应用在客观上加大了企业在法务会计工作中的难度。部分企业在一些关键的步骤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折扣现象，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了企业自身对法务会计理念理解的不到位。法务会计中的一个主要工作方向，抑或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从制度层面进行不断地设计优化与发展。举例来讲，当前在企业日常的管理中，出现的诸多制度层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其中就包括法务会计从业人员的自律，会计行业的监管，会计领域的自查与自我纠正。
最后，企业法务会计工作者的专业水平面临新的挑战。当前，在很多方面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执行法务会计条款的标准上都对企业的法务会计工作人员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这种高标准要求与企业法务会计工作人员现有的水平与素质之间的差距是当前影响企业法务会计实施的主要不利因素。同样，在会计改革的层面，相关的人才更是推动改革向前推进与发展的重要助燃剂。缺乏人才，尤其是专业的法务会计人才的企业是很难从根本意义上推动企业的发展向一个更高的水平。由于我国在法务会计人才的培训机制及企业单位的人才选拔及培训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会计改革和实施遭遇了重要的人才危机。每年，有大量的法务会计专业人才踏入社会，并且走进企业，但是在一线实施中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总之，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法务会计在实施过程当中，还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如何从制度体系及员工培训等角度来进一步促进法务会计更好地实施是今后企业管理与发展层面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缺乏
由于法务会计在基础理论方面，既具有会计学的相关特点，也具有法学及审计学的相关特点。正是这种在基础理论层面的不足，导致法务会计人才在具体的培养过程当中，包括培养模式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设计及教学评价的实施等方面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被动的发展局面。在加上当前，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围绕企业或者个人的相关财务的纠纷不断增多。很多企业或个人需要法务会计来为其财务纠纷的解决寻求出路。因此，造成了法务会计人才的缺乏。具体来讲，这种法务会计人才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务会计人才在数量上的不足。另一个是，当前培养的法务会计人才的整体水平和质量与社会需求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二）法务会计案例缺乏
从国内发展的情况来看，围绕法务会计相关的案例还是比较少的。从法务会计自身的学科特点来看，法务会计是植根于会计学科发展需要而不断地从实践中进行的理论总结的结果。但是，由于我国在法务会计理论研究的时间比较短，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包括法务会计在内的诸多实践的案例还不是很多。我国在整体的学科构建层面，与西方会计学科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当前，法务会计在案例研究及发展层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由于在日常的法务会计具体实施的一线中，一些新的管理问题与现象得不到及时的理论支持，这些都影响了法务会计案例的丰富与扩充。同时，法务会计的理论工作者，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理论研究中，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对欧美相关国家的理论的综述研究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务会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就导致了法务会计的具体实践案例还相对比较少。
（三）法务会计在企业的应用较少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涉及法务会计的业务领域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在客观上影响了法务会计应用水平的提升。一直以来，法务会计在发挥自身应有的职能的进程中，就是基于一些传统的固有观念而影响其正常职能与作用的发挥。例如，在一些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法务会计为企业的发展服务，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当企业在日常的运营中，出现了一些违反会计相关法律时，会计行使自身职能的独立性就会由于企业的管理制度的约束和制约而难以发挥。同时基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一些企业缺乏对法务会计存在意义与价值的认识，这些都是法务会计在企业中应用比较少的主要原因。由于在应用数量上的不足，导致法务会计在企业一线应用的过程当中缺乏必要的保障，也就在客观上影响了企业在面临经济纠纷的时候，借助法务会计来更好地维护自身发展利益的效果。
（四）社会对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存在误区
法务会计从发展的时间上来看还比较短。因此，社会上关于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例如，关于法务会计独立性的误区。一些企业在机构设置中会安排专门的法务会计人员来处理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所面临的经济纠纷。企业会出于自身的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在管理权层面的优势来对法务会计职责的行使进行施压，使其在相关的会计统计数据和结果上朝向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方向来发展。这种行为是当前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应用中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因为，按照法务会计相关准则的要求，法务会计所提供相关数据与材料务必要客观真实。如果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提供的材料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仅仅会导致企业在经济纠纷中处于一个很大的被动地位，情节严重的，还需要担负一定的法律责任。
三、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对策
（一）注重培养法务会计人才
为了更好地提升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水平，要注重培养法务会计人才。要从当前经济纠纷中对法务会计人才的基本诉求出发，来确定法务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因为，对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不但取决于社会对于法务会计人才的需求环境，并且还取决于其所属主体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这些也是其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与发展环境中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基本条件。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发展与法务会计人才的评价机制，法务会计人才在其所发挥的市场价值也是大打折扣的。所以，在今后的法务会计人才的不断培养与发展的过程中，只有从源头制度上，确保其培养目标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才会在具体的操作中拥有更大的把控。具体来讲，高校在法务会计专业教师的招聘和选择过程中，除了考察其必要的教育和学历背景之外，还应该强调其在具体的法务会计市场中的实践经验，通过这种教师可以更好地提高法务会计教学的实用性。同时，在进行法务会计的教学过程当中，要安排一定的学时，让学生在市场的一线进行实习和实践，从而提升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和水平。经过这种系统的法务会计人才培养方案的确立和实施来更好地助力于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丰富法务会计案例
当前，由于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应用中的案例还比较少，这就导致在具体的应用阶段，由于缺乏必要的参考案例而导致法务会计参与和应用在经济纠纷中的水平很难得到一个质的提升和飞越。因此，在今后的法务会计的应用中，不断地丰富法务会计的应用案例，是其在今后的应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关于法务会计案例的丰富途径，笔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实现。一方面，在理论层面，可以尝试在高等院校及科研学术机构中，建立定期的学术交流机制，通过定期的学术探讨当前在经济纠纷领域出现的法务会计案例。同时，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学术互动组织，更好地将法务会计领域的相关案例问题实现国际层面的接轨。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法务会计工作者要积极进行法务会计理论的实践，通过在市场一线的实践，不断的获得一手的法务会计的应用案例，从而更好的为法务会计案例的丰富提供更多的素材。
（三）加大法务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力度
从上文可以看出，当前法务会计在具体的市场中的应用案例还比较少。这种现状一方面，不利于法务会计自身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另一方面，企业由于缺乏对法务会计的实际应用，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法务会计的认知与信任程度。因此，在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的应用与发展中，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强法务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力度。一方面，从组织建设上，将法务会计职责的履行作为一个常态化的组织机构来进行实施。这就包括法务会计人才的招聘与培养。另一方面，在企业的文化建设及战略的制定与调整中，都要积极发挥法务会计自身的价值与作用。只有在这种应用力度与水平不断提升的条件下，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与提升才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加大对法务会计的宣传
当前，法务会计在具体的应用领域还存在着认知程度不高的问题。其中包括企业及个人的认知度。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今天，相关职能部门可以通过利用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媒介，通过科学、易懂的表达方式，来将法务会计具体内涵与与要求更大范围的进行讲解。例如，在一些地方通过开展法务会计进企业的方式，让更多的企业及社会群体，更好地认知法务会计，对其基本的职业内涵及相关的职责进行宣传，进而提高大众对法务会计的认知度。在加大对法务会计宣传的过程当中，要避免过于理论化的宣传方式，在宣传的内容及宣传媒介的选择等方面都要进行精心的选择，从而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宣传效果。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要从具体的规章制度层面，对相关企业的法务会计的宣传效果进行落实。通过这种宣传，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及个人在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中存在的误区。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引导企业利用法务来更好的保护自己在经济纠纷中的合法权益，进而促进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应用价值的提升。
四、结语
在市场经济不断运行的过程当中，通过一定的法律与法规来指导各个市场运营主体来进行按规经营是市场其良好发展的必要前提。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企业在经济纠纷层面所面临的问题正在不断突出，原有的会计体系已经很难满足企业的发展要求。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了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从人才培养，丰富案例，加大宣传与应用等层面来探究法务会计今后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策略，希望本文能有助于法务会计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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