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篇1
关键字：产权；法律；经营制度；；激励机制
一、文献综述
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产权界定清晰是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前提。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民是我国最大的人民群体，农村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三农"问题是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而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又是"三农"问题的关键，因而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法律支持体系的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广栋，程久苗分析了1949年以来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总结了土地制度变迁的特点，并认为土地制度变迁理论落后于实践要求。⑴陈锡文（2009）也详细分析了新中国以来农村的广阔制度变迁⑵。王友明（2009）详细阐述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赵光元，张文兵，张德元（2011）从历史和逻辑上详细分析了家庭经营制、合作制、制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的变迁轨迹与转换关联。⑶但是他们都没有专门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分析。张红宇（2002）梳理了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中的法律制度变迁，⑷孔祥智，刘同山（2013）详细讨论了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挑战。⑸但是他最后认为中国未来的不应该是土地私有制，而笔者认为土地私有制正是未来的目标。黄河（2009）运用法学、政策学和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对我国长期以来农地制度形成及其运行的实践的总结和理论分析，认为农地政策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保障法律制度构建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保障法律制度也是实现农地政策的重要方式和手段。⑹郑雄飞（2009）从社会关系对社会法律规范的需求入手，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人-地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新型"地-权关系"，推导出土地换保障的客观必要性，并从他物权的角度论证其合法性。⑺他们没却没有有运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业经营制度的基本问题。袁铖（2007）运用产权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农地法律制度创新，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地制度变迁的趋势要逐步表现为逐步增强农民的土地权利，⑻但是他却不敢明确提出农民土地私有这一根本的制度变迁。冀县卿（2010）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指出效率优先是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这也构成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基准点。他认为1978年以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沿着不断强化农民土地产权的方向演进，农民逐渐被赋予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交易权越来越自由、土地用益权越来越充分，知识中国农业持续增长的制度之源。⑼他没有分析78年以前的农业制度变迁，并且没有分析其法律制度的演化。丁关良（2007）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法律规范内容分析，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为二元化，即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客观地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有利于正确适用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有利于依法实施不同性质的法律保护。⑽对于我们确切理解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科斯，王宁（2013）从工业、农业等方面分析了新中国以来的市场经济之路，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制度变革是自下而上的，遵循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并且认为市场经济是的未来之路，⑾虽然他们没有看到，近年来国家已经主导了农业制度的变迁，并且没有专门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农业经营制度的变迁，但是笔者仍然赞同他们的市场经济之路是方向的观点。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农民人口众多，生活苦不堪言，首先恢复农村的生产力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因而我国在农业方面的法律继续遵循了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法律。其主要内容为"废除封建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了适应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1950年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该法主要目标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至此，1953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基本完成。形成了农民土地私有制度，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民的企业家精神，促进了农业的极大发展。1949年我国粮食的人均产量为209公斤，在1952年我国粮食的人均产量已提高了37.9%。⑿也有学者估算1949-1952年我国农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已达到13.81%。⒀但是该法在执行过程中对地主的处理措施过于严格，损害了这部分人的利益，因而这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三、农村土地的集体化过程
经过几年的发展，虽然农村的生产力得到恢复，但是贫富分化的苗头已开始抬头，为了抑制其发展加上意识形态的影响及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政府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195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年6月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又通过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这一系列法律开始推进中国农村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大规模集体化运动，到1958年全国农村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的高级化。开始是根据自愿与互利的原则，尊重农民的意愿，但是党内开始批评合作化运动是"小脚女人走路"。⒁随后农业合作化加速发展，从1953年2000户高级社发展到1957年的1.1945亿户，⒂而高级社中的土地所有权是归全体社员所有，至此，农业的土地私人所有制基本被集体所有制取代。1960年4月10日，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通过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该纲要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规模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该纲要对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从1956年起，在12年内，粮食亩产，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市斤，下同）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皮棉）平均亩产，按照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35斤分别增加到60斤、80斤和100斤。该纲要还为实现农业生产的全面提高制定了若干增产措施。总之，农业的合作化运动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工作中受"左"的影响，过于冒进，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并且这种生产关系也不符合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条件，而且其中的一些标准过高，没有注意对农业的全面发展以及因地制宜，从而给后来农业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1957-1977农民人均口粮从203公斤只增长到208公斤，农民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而且严重束缚了农民的自由。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这次会议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经营方式变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前，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地方的农村建立起，但没有形成全民运动，会后，声势浩大的化运动席卷了农村。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化。
农民所有的土地从私人所有变为合作社所有后又变为所有，这是一个严重的倒退，在1959-1962年，农村中数千万人死于饥荒，这是在封建社会都没有发生过的事件。1978年时，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农民收入低于59年代的水平，三分之一还不及30年代的水平。⒃这远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利益。
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由于的土地制度严重的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因而农民开始自发的变革土地的使用方式。粉碎""后，国家形势开始转好。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自愿签订契约把土地"包产到户"，随后全国各省农村都出现了"包产到户"的趋势。国家开始慢慢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权益。1980年春，邓小平对农业政策作出指示，肯定了农村土地"包产到户"的政策，极大的促进了农村土地政策的变革。随后几年，国家连续颁布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还没有从法律上肯定农村土地制度的改变。由于农业形势进一步想好，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真正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该法规定：（1）、集体所有的土地，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2）、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1988年全国人大又修改了1982年《宪法》的第10条第4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从宪法上肯定了土地承包政策。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开始加快，因而1993年全国人大又修订了1988年《宪法》，开始承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农村土地政策的市场化进一步加快。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通过全国人大的表决，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期限30年"上升为法律，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随着形势的发展，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开始提上日程。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遵循自愿原则。随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开始得到国家的鼓励。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收益开始远远超过农村，农民耕地的积极性有所下降，农业产量增长幅度开始降低。故而，2006，全国人大会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希望促进农民自愿参加合作社提高农业的规模经济。
1978年以来土地政策由承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到土地承包权的延长再到承认农民土地流转的权利，逐步地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而农民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也增进了农民的自由权利，农林牧渔的总产值稳步提高。表1显示了这一进步。
表一显示了我国1978-2012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稳步上升，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土地政策的变化即逐步确立了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
五、总结：的未来路径
本文从法律方面梳理了新中国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演化（土地私有制--土地集体所有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土地集体所有允许土地流转的制度），并分析了每一阶段的利弊得失。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的未来路径是什么，学者之间有着巨大的争论（私有、集体所有、国有），但是本文认为，确立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才是我国的正确方向。
土地产权制度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事关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产权经济学业已表明清晰的产权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不仅是对建国以来对农民所受伤害的补偿，也是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市场提供了强激励机制。因而农民土地私有制可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民的企业家精神，促进了农业迅速发展。对于不愿继续经营农业的农民来说，有了土地所有权，农民可以以转让、出租、入股等各种形式分享土地收益，加速其市民化进程且可以形成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促进其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土地私有化可以"还权于民"，扩大农民的自由。⒄阿马蒂亚・森认为自由是发展的手段更是发展的目的，⒅因而土地私有化是公民社会的保障。有学者指出土地私有化会并万能并有可能导致城市贫民窟化、不利于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等、不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等。⒆还有学者喜欢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认为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农业的规模经营，破坏了农村的生态自然等等，但是他们的很多反对理由并没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是从意识形态、社会学等方面分析私有化的不足。还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农业经营制度是适合我国的国情的、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因而不愿意进行根本变革。⒇但是我们认为农民的市民化、农业的现代化都需要土地的私有化。
自从诺斯写到"制度至关重要"并且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约束时，（21）许多人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极大的兴趣。而法律就是正式制度中最重要的方面，而从现存法律分析目前我国农村经营制度还存在着产权模糊、农民承包经营权不完善等弊端，因而从法律上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推进农民的市民化是未来最为重要的任务。
注释：
⑴刘广栋，程久苗.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J].中国农村观察，2007，（02）：70-80
⑵陈锡文，赵阳等.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⑶赵光元，张文兵，张德元.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历史与逻辑：从家庭经营制、合作制、制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的变迁轨迹与转换关联[J].学术界，2011，（04）：221-229
⑷张红宇.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中的法律制度变迁[J].经济研究参考，2002，（25）：2-12
⑸孔祥智，刘同山.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4）：79-132
⑹黄河.试论农地政策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J].河北法学，2009，（09）：33-39
⑺郑雄飞.从"他物权"看"土地换保障"--一个法社会学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9，（03）：63-186
⑻袁铖.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农地法律制度创新"--一个产权的视角[J].法商研究，2007，（03）：9-16
⑼冀县卿，钱忠好.改革30年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产权视角的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0，（10）：73-79
⑽丁关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二元化之客观界定[J].经济问题，2007，（09）：88-91
⑾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徐尧，李泽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⑿陈锡文，赵阳等.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
⒀王友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J].中共党史研究，2009，（1）：39
⒁孔祥智，刘同山.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4）：79
⒂陈锡文，赵阳等.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
⒃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徐尧，李泽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2
⒄陈志武.农民土地私有化后果不会比现在糟[J].财经时报，2005，（10）
⒅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0
⒆简新华.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研究--兼评中国土地私有化[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1）：46-74
⒇孔祥智，刘同山.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4）：119
（21）northD.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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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简新华.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研究--兼评中国土地私有化[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1）：46-74
[16]孔祥智，刘同山.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4）：119
[17]northD.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篇2
关键词:日本改革土地制度
中图分类号:F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0-025-02
日本农业与我国一样,都是在小规模分散的土地上开展家庭经营,有着相似的资源禀赋和农地经营规模。对我国而言,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发展壮大农业经济是扩大内需,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而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对农业经济发展有着长远和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过程,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农地制度的演变过程
日本“明治维新”后,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其土地制度主要是地主制和租佃制度,土地的封建占有关系占主导地位。广大农民无地或少地,被迫成为佃农,地主利用对土地的占有权收取高额地租。这种封建土地制度阻碍了农业发展,也给战后日本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障碍。于是,日本开始了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制度改革。日本土地制度改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建立自耕农体制阶段。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废除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个阶段主要特点是统一农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1945年―1950年,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购买地主的土地专卖给无地、少地的农户。通过,日本确立了自耕农体制,自耕农在总农户中的比重占到88%,耕地占到90%,农户土地规模限制在3公倾以内。为了巩固成果,日本政府于1952年制定了《农地法》,把以上规定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此日本形成了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特征的农业经营方式,据统计,1950年,日本共有农户618万户,户均耕地0.8公倾,其中1公倾以内的农户占75%,2公倾以上的农户只占3.5%。
2.建立“自立经营农户”阶段。放宽土地所有权流转限制,提倡土地转让和相对集中,鼓励扩大土地占有规模。日本政府1961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标志着农业政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消除农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为实现这一目标,该法采取了一些措施,有选择地鼓励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农业结构的调整。在1962年的《农业基本法》修正案中,出台了鼓励扩大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修订后的《农业基本法》允许农民拥有土地量超过1952年《农地法》规定的3公倾。但其前提条件是:这些农民只能使用本家庭的劳动力。同时,《农业基本法》修正案也允许那些离开村庄,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城里的农民将其土地委托给小规模的农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可以成立公司,这些公司也可以购买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但有两个规定:一是股份公司不得购买农地;二是这些小规模的合作社也必须像自耕农家庭农场那样进行农业生产。在这些法律法规下,1950年―1964年间,日本的农业年增长率为4%,高于大多数国家的农业增长率,也满足了当时由于人们收入提高而对食物消费需求的增长。
3.第三阶段,从1970年《农地法》第二次修改至今。这一阶段,日本经历了战后经济的高速成长。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占用了大量的农业用地,使农地总面积不断减少。在经济高速发展的30多年间可耕地减少了17%。另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也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农民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1950年-1970年的20年间农业劳动人口减少了46%,兼业农户由50%上升到84.4%,甚至兼业收入占到农户收入的50%以上。在此背景下,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知识程度较高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城谋生,从而造成农业生产者高龄化,后继乏人,农地抛荒现象严重。基于这种形势,日本的农地政策重点发生了变化,突破了土地占有和使用方面的限额,以土地的经营使用权转移为中心内容,鼓励土地的租借和流转。其主要目的是促使土地向有耕作能力的农户集中,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改善农地的规模结构和经营结构,提高农地的使用效率,实现高效、稳定的农业经营。围绕这一目标,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和农地的有效利用,确保农民安心出租土地,促进农地流动,鼓励农民之间相互形成农地的合作利用,从制度上促进规模经营发展,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二、日本农地制度变迁的原因分析
从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历程来看,无论是“强制私有化”,还是走“合作社”化的路子,都是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发展的,它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既推动了日本农业的发展,又为日本二、三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是农业基础地位的必然要求。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步降低,但农业的基础地位及其战略作用是其他产业不能替代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农业不仅关乎国家粮食安全,还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不仅是确保大中城市主副食品稳定供给的需要,也是维持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从战后恢复经济到为了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适时调整农业政策,逐步实现从土地零星分散、私人所有、小规模家庭经营向零星所有大规模经营的方向发展等等,无不说明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战略作用。
2.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是与日本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实时变化。战后日本经济的变革是以土地制度变革为突破口的。战后初期重点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和巩固自耕农制度,使得农业在较短时期内实现了恢复,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农地制度的改革重点是实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以促进农地集中,实现规模生产。同时,农业合作组织应运而生,并在日本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内在要求。起初,随着日本农业装备的不断改善,现代科技在日本农业中的应用,日本的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从1960年到1997年,10公亩水稻的劳动时间从173小时下降到36.8小时。农业机械的使用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对土地规模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4.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是适应农业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日本加入wto农业协定生效后,在面对国外廉价农产品冲击的压力下,为提高本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势必发展大规模农业经营。日本调整农业补贴政策,一改过去对包括小规模兼业农户在内的所有农户给予补贴的做法,只对有一定规模的骨干农户和有一定规模的而且比较规范的生产合作组织进行收入直接补贴。2007年政策实施后,小规模的兼业农户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危机,为土地的更大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
三、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日本与中国农业虽然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但在人均土地状况、农业生产组织结构方面等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以农户为单位,分散经营,规模小,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等。因此,日本在农地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政策措施有许多方面是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的。
1.农地的流转应以其经营权流转为主。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更兼有社会保障功能,关系到社会稳定。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试图通过政府提供优惠贷款帮助农户购买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受到挫折。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在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体制上,必须要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2.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日本的农协作为农业的最广泛组织,对促进日本农业经济发展、恢复政治稳定、减少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日本的农协组织总量呈现下降趋势,但规模不断增大。以日本的香川县为例,原有基层农协组织45个,目前其中的43个基层农协组织已合并成一个大区域规模的农协,合并后该农协的正式社员达到69000户,非正式社员30600户,农协的农户组织率达到75%。日本农协在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借鉴日本发展农协的成功经验,我国要引导农户由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向大市场迈进,必须提高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各类专业协会,坚持民办、民营、民管的原则,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不仅要鼓励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而且要重视发展为农民提供综合服务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3.通过经济立法保障农业发展。日本政府根据农业发展各个时期的需要,通过经济立法把各种政策、目标和经济措施法律化。我国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等法律的基础上,处理好农地所有权、承包权以及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使新的土地法律制度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4.农业现代化要兼顾保障供给、农民收入和环境保护三大目标。事实上,我国政策上确定的农业发展目标也是在不断丰富的,从20世纪80年代强调有效供给的增加,到90年代初提出的增加农民收入目标,到现在提出农业的生态功能、发展现代农业等等,也反映了这一规律。日本农业的教训是在旧基本法时期片面强调收入目标,而且收入目标的实现又是以兼业化和政府高补贴实现的,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农业的发展能力。由此可见,三者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5.实行最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同日本一样,我国也是人均土地资源匮乏的国家。特别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非农产业势必与农业发展形成“争地态势”,加之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的内在需求,也会形成对当地土地的侵蚀。目前,我国耕地已由2000年的19.24亿亩减少到18.26亿亩,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对土地呈现刚性需求,因此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任务异常艰巨。要层层落实责任。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总责。要强化耕地占补平衡的法定责任,严格落实“耕地实行先补后占,不得跨省区市进行占补平衡”的精神。同时对“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严格保护,不得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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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篇3
［关键词］“三农”问题家庭承包经营规模经营
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的新思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举措。
一、完善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实行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十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基本土地制度。它既适应农村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内容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一直坚持和实施的土地制度。这一制度，没有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形式，却完全确立了农民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不走土地私有化道路的前提下，通过土地承包，改变了农村的土地经营和使用方式和形式，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真正分离，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使用权，从而获得了生产自和经营收益权，使农户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本身是不平衡的，同时，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农村土地经营和使用方式在各个地区也不完全相同。除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外，在一些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地理环境比较特殊的农村，出现了土地经营和使用权集中，也就是说，在一些农村出现了土地规模经营和使用的方式，如农民集体承包土地，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这种新型的土地经营和使用方式也是农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更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党中央对这种土地规模经营和使用的方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强调：在有条件的地区，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可以因地制宜，采用多种形式，稳妥推进，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把土地规模经营作为农村土地经营和使用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固定下来，指出：“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改革的重大成果，适应现阶段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必须作为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加以完善。”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农村土地集中经营和使用即土地规模经营也从萌芽状态，发展成为一种趋势。为了适应农村土地经营和使用方式发展变化的趋势，更好地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推动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及时修正了农村土地经营和使用制度，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修改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把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对“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指出：这种经营体制，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能更好地把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作为一种土地经营和使用制度，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一个经营层次，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不能把它与集体统一经营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更不能以发展土地规模经营为由，削弱或取消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点，明确指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
这就是说，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仍然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在坚持这个核心的前提下，在不断完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行统分结合的土地双层经营体制。到底应该采用哪一种土地经营和使用形式，既要考虑本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必须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同时还要看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的生产力。
二、支持、鼓励和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产业化
从理论上讲，在农村，实行土地规模经营是推动农业高速发展，实现农业产业化的重要途径。但是，就我国农村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从农民愿意接受的土地经营和使用方式看，还不宜实行大规模的土地集中经营，更不能过早地提倡。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放弃或不搞土地规模经营和使用的方式，始终坚持搞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而是说，我国农村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宜放弃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搞大规模的土地经营和使用。在我国大多数农村，最恰当的土地经营方式仍然是家庭承包经营。但也不能对一些农村出现的土地规模经营和使用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必须积极提倡、支持和鼓励，使其适度发展，并逐步推广。农村土地经营和使用的基本模式是，一方面，坚持并不断完善现存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经营体制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要长期稳定”，因为它适应中国农村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又是农民愿意接受的土地经营和使用方式。另一方面，对农村中出现的土地规模经营，要支持和鼓励，并加强引导，通过示范和榜样的力量，使农村土地经营循序渐进地从小规模经营到中规模经营，逐步发展到大规模经营。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坚持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下，根据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不断推进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支持并鼓励一部分农村、一部分农民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农民自己的意愿，采用实事求是和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步骤，逐步发展和扩大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第一，允许农民按照依法、自愿和有偿的原则，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土地经营和使用权的集中，发展规模经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使农户完全拥有土地经营和使用权，长期不变且相对稳定的承包关系，切实保障了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发展自和经营收益权，但相对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又使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受到了限制。
为了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就必须允许和鼓励土地经营和使用权的合理流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以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新宪法修正案也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就是说，农户在土地经营和使用权的承包期内，有权按照依法、自主的原则，对自己承包的土地经营和使用权进行转让、出租，实现土地经营权的集中，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国家将“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第二，支持农民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按照民主、自愿的原则让农民集中起来，实现规模经营。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使分散的农民集中起来，把分散的、零星的土地经营和使用权集中起来，是实现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又一重要形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一方面，坚持民办、民营、民受益的方针，支持和鼓励农户以各种形式进行联合与合作，积极发展劳动力或土地经营和使用权的联合与合作组织，实现劳动或经营权的集中，壮大合作经济，逐步发展和扩大土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支持和鼓励农户以各种方式和形式入股，积极发展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股份合作制是使分散经营土地的农民走向联合经营土地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可以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如劳动力、技术、农具、土地经营权、或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等，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以各种形式入股，组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实现规模经营，逐步向集体经营过渡。
第三，支持和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走大规模经营的道路。推进并实现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形成产、供、销一条龙是加快农业向现代化发展，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农业经济市场化的重要步骤。
实现农业的产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仅靠农民土地经营和使用权的出租和有偿出让，以及各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是不够的。必须支持、鼓励和引导工商企业向农业投资，实现工商企业与农业的直接结合，形成稳定的产业链，大力发展农、工、商一体化经营。一方面，农业必须向工商企业迈进，主动向工商企业靠拢，采用各种形式把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销售等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扩大农产品生产的外延，延长农业的产业化链条，增加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规模，实行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实现农产品的产业化经营。另一方面，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农业，发展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形成农业产业一体化组织，充分发挥一体化组织的协调、引导和服务功能，以及规模经营的效益，引导并帮助农民走上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集约化和一体化经营之路，不断扩大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经营规模，提高农户的经济效益。
发展农业，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是时代提出的要求，也是实现三大产业平衡协调发展的前提。但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走规模经营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的发展道路外，还必须走出就农业论农业的小农业发展之路，跳出小农业的圈子，从小农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大农业的发展道路，实现农工商一体化。
三、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意义
实现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是农业快速发展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打破了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土地经营体制，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我们党一直没有放弃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这一目标，并把它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实施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以来的经验，结合土地经营方式的变化，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视角，以实现农业的专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为目标，进一步阐述了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意义。
第一，明确目标，立足现实，不急于求成，脚踏实地、有先有后地逐步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发展农业，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必须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而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前提是土地集中使用，实行规模经营。但是，由于我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同，因此，要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就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盲目冒进，急于求成，而必须分层次、有步骤、由低到高地逐步进行。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从制度上对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确定，一方面，明确了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但就现实看，还必须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土地经营体制，因为它符合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的特点，使农民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气候、环境等情况及时、自主地做出决策，进行农业生产，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农户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收入。同时，这种土地经营方式也是大多数农民所愿意接受的。
另一方面，必须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不能不顾现实情况刻意地追求某种土地经营模式和经营方式。而必须是该“统”的统，该“分”的分，不论采用哪一种土地经营和使用方式，只要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符合农民心愿，农民愿意接受，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允许的，都包含在土地经营制度之内，并受到保护。同时，也不是静止地对待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是强调土地规模经营的适度性，明确了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途径。
第二，把土地经营方式的发展同推进农村城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农村城镇化是农村发展的重要目标，但农村城镇化决不仅仅是农民离开农村，进城成为城镇居民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农村城镇化与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构建了中国农村城镇化的新途径。
实现农村城镇化是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农村人口流动的结果。而农村土地经营方式从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向大规模经营的转变，则是加速农村人口流动的重要条件。土地规模经营的出现和扩大，一方面，加速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必然导致一些农民在合法、自愿的条件下，通过出租、出卖或入股等方式有偿转让出自己的土地“经营和使用权”，成为农村剩余人口。土地经营权的让出使农民完全解除了土地的束缚，彻底摆脱了经营土地的羁绊，为农民向城市流动和向小城镇集中创造了必要条件。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流动人口户籍制度建立与完善，使城镇中有固定职业和住所的农民，在职业或居住所在地有明确的户籍。这样，既把农村流动人口固定下来，便于管理，也引导农村剩余人口平稳有序地向城镇转移。同时，加快中小城镇建设，使越来越多的放弃土地经营权的农民离开农村奔向城镇。
从包产到户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到对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肯定，从土地集体集中经营方式的解体到对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肯定，标志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从土地经营方式的改革开始向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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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篇4
F301.1 a 1007-7723（2012）08-0013-00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土地制度的变化并不是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而是把农民家庭经营引入集体经济内部。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土地制度建设最大的成就在于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了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迫切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是我国农村的基础制度，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回顾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研究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着重对我国新形势下如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指明方向，特别是对农村土地制度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强调“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在新形势下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必须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必须努力探索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建设与健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对策。
一、始终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跨入21世纪，我国大力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提高家庭经营的集约化水平与统一经营的组织化程度，继续深化改革和完善农地征用制度，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权益。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近年来，我国各地农村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使耕地减少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但目前我国农村土地管理仍然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一些长期困扰农村土地管理的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主要是耕地保护的利益补偿的长效机制还不健全，农村宅基地占地量大且利用低效。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偏低，征地权行使范围超过了“公共利益”的范畴。一些地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够稳定，农村土地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认真实行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制度，解决好农村土地管理存在的问题。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有关精神，全国各地要认真落实各项责任制，切实保护好耕地，18亿亩的耕地必须坚决守住。全国各个行政区域的耕地、基本农田，要求各级地方政府的负责人负总责，始终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逐级落实到实处。同时，全国各地要全面落实党和国家制定的保护耕地制度与法规，对于城乡建设用地的总规模进行严格控制，尤其是各地农村对于宅基地所节约的土地，必须优先考虑复垦为耕地，要求严格按照各地土地利用的规划调剂好建设用地。优先满足集体建设用地的要求，首先纳入各地年度用地计划，实行对耕地严格保护。
二、完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耕地保护制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发展，要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新的突破，积极探索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切实加强农村土地制度的建设和创新。目前要进一步稳定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必须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同时，完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耕地保护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从我国国情的实际出发，探索完善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制度和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建立和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符合现代法制规范的耕地保护制度，对于广大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维护。要求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耕地和基本农田进行保护，加快建立和完善保护补偿机制。全国各地要按照规划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不能减少基本农田的总量，不得改变基本农田的用途，并且逐步提高基本农田的质量。不得随意占用基本农田，对于建设需要占用农田的项目，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科学论证、听证与报批，必须及时进行合理补划，加快建立健全农田补偿机制。全面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耕地要实行先补后占，严格限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严格控制占用农村耕地。对于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各级地方政府要坚持先补后占的原则，首先要在本行政区域内补充好耕地。高度重视补充耕地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对于在辖区内无法补充的耕地，要求各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在本省域内进行统筹合理安排。特别是对于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进行耕地保护补偿试点，落实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农田保护为核心的耕地分级保护体系，科学制定全面系统的耕地保护目标，从单一的基本农田保护向农用地综合保护转变，逐步对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等农用地实现全方位的保护。
三、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与征地制度
我国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改革，使农民初步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获得了从事家庭经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乎亿万农民的心愿，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当前，新形势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与征地制度。要求切实保障农民享有对承包土地的各项权利，认真搞好各地农村的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等各项工作。切实保护广大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妥善处置农户进入小城镇或迁入大城市后的承包地，鼓励进城农户在一定期限内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出，在一定期限内未转出的再强制收回。继续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抓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建立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市场。全国各地必须坚持依法自愿和有偿的原则，允许农民能够以转包、出租、互换与转让，以及股份合作等多种多样形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讲究土地适度经营多样化，特别是在已经具备条件的地方，必须加快发展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种规模的经营主体。要求各地在土地承包权经营流转过程中，必须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对于任意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和土地用途的不法行为，必须严厉查处和坚决打击。进一步完善农村宅基地各项制度，加强宅基地管理，保障农户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对公益性、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按照规定进行严格界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征地的补偿机制，继续深化征地制度的改革，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在就业、住房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实行对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同地同价的公正补偿。努力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体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篇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韩长赋将调研第一站放在了陕西，调研内容包括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现代农业转型、土地确权登记。
韩长赋说，“我们就是要走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的路子，去实现农民家庭增收、农业增效，从传统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转变、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
保障农民权利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三中全会凡涉及农村的改革规划必谈及保护农民权益。
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总结农村改革二十年的经验之一即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利。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必须遵循这个基本准则”。
韩长赋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中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内容部分特别强调了保障农民权利、增强农村活力、促进城乡统筹、建立体制机制，这四个方面体现了深化农村改革的目的、内容、方法和要求。
韩长赋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要处理好胆子大与步子稳的关系，农村改革要在解决矛盾中获得前进。
保障农民权利，如何在小规模分散的家庭经营基础上发展现代农业，如何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解决农民增收致富问题，如何在保持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确保农业“后继有人”，这将是接下来要研究的农村改革“规定动作”。
韩长赋指出，当前改革的重点任务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扶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鼓励工商资本发展现代农业，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引导合作社发展信用合作，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守住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底线
涉入攻坚期、深水区的农村改革，该如何操刀？
韩长赋认为，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政策取向、基本面，就是基本经营制度、强农惠农政策不动摇；要统筹兼顾“三农”，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同等重视农业、农民和农村；要坚持城乡联动改革。坚持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并设计、一体推动，发挥工业对农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反哺作用，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要搞好试点试验；要加强底线思维，必须遵循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利的基本准则，守住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条底线。
今年8月，韩长赋就曾撰文指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首先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指农村土地的所有制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也可简称为农村土地制度。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篇6
会上，韩长赋首先介绍了《三权分置意见》出台的相关情况。韩长赋表示，中央多次强调，“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一定意义上讲，土地问题就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十以来，中央从党和国家全局高度，对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安排。近日，中央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对今后一段时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韩长赋强调，2013年7月，明确提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今年4月25日，总书记在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这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为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和总书记指示，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起草了《三权分置意见》，并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三权分置意见》明确了实行“三权分置”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对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了落实“三权分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对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根本地位、严格保护农户承包权、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完善“三权”关系作出了具体规定；提出了确保“三权分置”有序实施的任务和工作要求。可以说，《三权分置意见》反映了实践需求，凝聚了群众智慧，体现了中央意图。
韩长赋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安排，始终遵循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客观规律，始终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的权利，在推进过程中可以说是环环相扣、循序渐进，这个过程就像一个“三部曲”，不断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开放之初，根据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解决吃饭问题是当务之急的实际情况，我们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户家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两权分离”，充分调动了亿万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温饱问题，也使几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可以说这是我国农村改革重大成果，也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成果。
经过30多年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按照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产权制度要求，中央又部署开展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向农民“确实权、颁铁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进一步夯实了制度根基。现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进城，到二三产业就业，相当一部分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他人经营，承包主体与经营主体分离，顺应这样一个发展现代农业的趋势和农户保留承包权、愿意流转经营权的需要，现在又实行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中央这些重大的政策和新的重大制度安排，可以说是土地制度改革的“三部曲”。“三权分置”这一制度安排，坚持了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了农户承包权，放活了土地经营权，为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韩长赋强调，“三权分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也是中央关于农村土地问题出台的又一重大政策。“我们相信，随着《三权分置意见》的贯彻实施，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将更加巩固完善，现代农业将健康发展、农民收入将稳步增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加快推进。”韩长赋说。
“集体所有权是根本，农户承包权是基础，土地经营权是关键”
记者：“三权分置”这一重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它要解决现在的哪些问题？它的意义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韩长赋：“三权分置”是重大的改革创新，内涵丰富。概括地讲“三权分置”是指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的承包权、土地的经营权这“三权”分置并行。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户。
所以我们称之为“两权分离”。现在顺应农民要保留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同时又有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所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这样就形成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的格局。
在这个框架下，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是土地承包权的前提。农户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在土地流转中又派生出经营权。集体所有权是根本，农户承包权是基础，土地经营权是关键，这三者统一于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这种制度设计是来源于实践的，主要目的是想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通过科学界定三权的内涵、边界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来巩固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能够更好地维护、实现农民集体、承包农户以及新型经营主体的权益。第二个是通过实行“三权分置”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让土地作为要素流动起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就可以为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新的路径和制度保证。
关于“三权分置”的重要意义，至少有三点。
第一，它丰富了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改革开放之后确立的基本制度。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从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多元经营，应该说“三权分置”展现了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持久活力，它是不断往前走、不断发展的，因为它涉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是农村的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小规模的一家一户的经营有它的基础性意义，同时也面临着规模小、竞争力不足、现代因素引入不畅等问题，通过这个制度设计，既保持了集体所有权、承包关系的稳定，同时又使土地要素能够流动起来，所以说它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了新的持久的活力。
第二，开辟了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径。实行“三权分置”，在保护农户承包权益的基础上，赋予新型经营主体更多的土地经营权能，有利于促进土地经营权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从而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这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挥适度规模经营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引领作用，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开辟了新路径。
第三，丰富了我们党的“三农”理论。“三权分置”实现集体、承包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共享，有利于促进分工分业，让流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增加财产收入，土地承包权是一种用益物权，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模收益，所以它是充满智慧的制度安排、内涵丰富的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因此，“三权分置”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魅力，是“三农”思想的重要内容，为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严格保护承包权、加快放活经营权”
记者：现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总体是流畅的，但也存在着承包农户和经营主体间的矛盾和纠纷，请问在“三权分置”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韩长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国情是人口多，特别是农村人口多。农民问题始终是贯穿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根本性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核心现阶段仍然是土地问题。今年4月，在小岗村的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农村改革是从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开启的，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我们改革开放之初为处理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之间的关系，实行“两权分离”，打破了大锅饭，调动了积极性，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现阶段要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很重要的就是处理好土地流转中的承包农户和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向二三产业，家家包地、户户种田的局面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截至今年6月，全国2.3亿农户流转土地农户超过了7000万，比例超过30%，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农民转移多的地区这一比例更高，超过50%。土地承包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农业生产者的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3亿农户还是土地承包者，但是许多已经将承包土地流转给新型经营主体，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哪些是新主体呢？就是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目前全国已经有270多万，它们不一定拥有土地承包权，但是流入了较大规模的土地搞农业，拥有土地经营权，是重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所以我们在实行“三权分置”之后需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处理好传统承包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二者的关系。
为此《三权分置意见》作出了规定，概括起来是两方面。一是明确严格保护承包权，强调维护好承包农户使用、流转承包地的各项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强迫或者限制其流转土地。同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又赋予承包农户在抵押担保等方面更充分的土地权能。第二方面要求加快放活经营权，赋予新的经营主体在流转土地上，享有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稳定经营预期，使其放心投入、培肥地力、完善农业基础设施，这样才能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总之，《三权分置意见》把承包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双方在承包地上权利厘清了，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化解流转中产生的纠纷，确保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农村的社会稳定。
“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是农村改革的底线”
记者：我们在调查采访时发现，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越来越少。有声音认为现在农村集体所有权没有存在的必要，请问您如何看？这份《意见》如何确保农户集体所有权不会被虚置？
韩长赋：我也听到一些这方面的担心。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是农村最大最根本的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农村的土地90%都是农民集体的，所以我们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主。如果从层次来说，大概有40%左右的土地是村级集体所有，60%左右是村民小组所有。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有利于保证广大农民群众平等享有基本生产资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基础。指出，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土地制度无论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我们讲底线思维，这就是农村改革的一条底线。
目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拥有大量的资产，包括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仅耕地、草地、林地有60多亿亩，经营性资产达到2.86万亿元。实行“三权分置”是新形势下集体所有制具体实现形式的探索和创新，在“三权分置”过程中，集体所有权必须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和保证，不能被虚置。因此《三权分置意见》强调要始终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根本地位。
具体来讲有几个方面：一是要维护农民集体在承包地的发包、调整、收回、征收以及监督使用等方面的权能，包括集体有权依法发包集体土地，因自然灾害严重损毁等特殊情况下，可以依法调整承包地，有权就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提出意见并依法获得补偿。承包农户想把土地流转给其他人经营，得告知集体。流转进来的新经营主体，不能长期撂荒、抛荒，集体有监督权。二是要健全集体所有权行使的机制。确实有些地方监督的机制不健全，使集体所有权有被虚化的现象，《三权分置意见》要求建立健全集体组织民主议事的机制，切实保障集体成员的知情权、监督权、决策权，确保农民集体有效行使集体土地的所有权，防止少数人私相授受，谋取私利。总之集体所有权无论怎么改，都是不能动摇的，“三权分置”的基础是保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无论经营权如何流转，承包权都属于农户家庭”
记者：在《物权法》中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如今提出“三权分置”，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的经营权是属于物权还是债权？第二个问题是，本次《意见》中，强调了对承包权的保护，之前也有农户可以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权的说法，那一旦农民不愿意退出土地，农业如何实现规模化经营？
韩长赋：农户的承包权属于用益物权。农户流转土地给经营主体，把经营权转让出去，现在实行合同管理，就是承包农户和流入土地新经营主体签订流转合同，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来规范运行，农民集体以及政府的农业经营管理部门可以加以指导。这个制度安排可以说从法律和政策上，使多方的权益得到保障，特别是承包农户的权益，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强迫或者限制他们流转土地，但是你要按规定备案。
关于依法退出承包地的问题，根据目前文件和政策，如果确实有真实意愿，可以依法有偿退出。现在一部分县搞试点，试点涉及的农户也不多。我想和大家说明的是，在农民退出承包地的问题上，现在只有少部分农民有这个意愿。进城农民退出承包地，要有足够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我们农村人口多，农民举家进城是少数，多数是年轻人在城市打工，父母、孩子在农村生活。特别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城市的就业也不那么宽松。农民进城就业，还没有足够稳定的时候，还要保留他的承包地，使得他进退有据，所以探索也应当是审慎的。
我想再强调一点，“三权分置”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是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为此，十以后中央进行部署，在农村全面开展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目前，已经有2545个县（市、区）、2.9万个乡镇、49.2万个村开展，已经完成确权面积7.5亿亩，接近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60%。为什么开展这项工作，就是“确实权、颁铁证”，让农民放心，这个土地承包权是你的，而且是长久不变的，不会因为你出去打工了，这个权利就没有了，使他放心地转移就业。还有一个好处是，确权颁证后，承包农户和流入土地的新经营主体心里都有底，流转时间可以长一点、稳定一点，也便于新主体对土地生产经营进行长远预期，这也是当前的一项重大政策，一项重要的工作。所以它和“三权分置”是配套的，都属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特别指出，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可以由农民家庭经营，也可以通过流转经营权由其他主体经营，但是无论土地经营权如何流转，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户家庭。这个基本原则，我们搞“三权分置”和土地流转过程中必须坚持。
“平等保护经营主体以流转合同取得的经营权”
记者：采访时会听到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自己权益保障的担忧，并因此不敢放手投入，请问今后我们会采取什么措施消除他们的顾虑，并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呢？
韩长赋：确实一些经营主体有这样的顾虑。我们要引导土地规范流转，没有流转谈不上经营权，没有相对独立的土地经营权也就没有“三权分置”。所以说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是实施“三权分置”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过“农地农民有，农地农业用”的制度安排，可以更好地促进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了4.6亿亩，超过承包地的1/3。在一些沿海地区这一比例已经达到1/2。现在经营耕地面积5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农户超过350万户。
《三权分置意见》围绕放活经营权作出了相应规定：一是明确了经营权内涵。明确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内的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强调在保护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的基础上，平等保护经营主体以流转合同取得土地经营权。二是明确了经营权的权能，经营主体有权使用流转土地自主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并获得相应收益，有权在流转合同到期后按照同等条件优先续租承包土地，经过承包农户同意，经营主体可以依法依规改善土壤、提升地力、建设农业生产附属配套设施。还可以经承包农户同意，向农民集体备案后再流转给其他主体，或者依法依规设定抵押。流转土地被征收时，可以按照合同获得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是鼓励创新方式，鼓励采用土地入股、土地托管、代耕代种，通过多种方式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探索更有效的放活经营权的途径。
最近因为农产品价格方面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确实有少数经营主体的经营状况出现了亏损，也有个别出现了退地现象。农业部门已组织开展了调研，一方面要引导经营主体更好地应对风险，一方面通过指导合同履行减少纠纷。总的来说，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大趋势不会变。
“土地流转绝不搞行政命令、不下指标、不一刀切”
记者：韩部长您刚才说一些省份流转比例超过30%，在《三权分置意见》出台后你预计在全国范围内流转比例会达到多少？达到多少才有助于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韩长赋：土地经营权流转户数和面积逐步增加，这是大趋势。发挥适度规模经营在建设现代农业中的引领作用是大方向。现在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承包地面积的比例是1/3左右，沿海发达地区有的达到1/2左右。近期，局部地方增速可能会有所放缓。原因主要是一些农产品价格有所下行。至于具体比例，这要从实际出发，不同地区不可能一样。有的地方城市化很快，二三产业就业渠道多可能就快一点。有的地方不够发达，可能就慢一点。总体来说，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程度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从实际出发，顺其自然，因势利导，绝不搞行政命令、不下指标、不搞一刀切。
“农业补贴将稳定增长，存量要优化，增量会倾斜”
记者：“三权分置”实施后，广大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都非常关心在农业补贴政策上会有哪些倾向？如何引导二者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张红宇：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大趋势，“三权分置”对农业政策，包括补贴政策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总的趋势是新增的农业补贴向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主体适度倾斜，比如建立担保体系或提供购置农机具补贴等。在东北地区，耕地比较多，新型主体经营面积大，购置农机具动辄需要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只靠一个家庭农场甚至一个合作社，一次性支付恐怕比较困难，就需要政府对他们进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提高相关的补贴比例，也是必需的。
农业补贴下一步的趋势是增量向新型主体倾斜。主要应当补贴在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等方面。我们创造条件，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和适度规模经营健康持续地发展，对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都会产生一系列的积极影响。
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篇7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经营；现状；对策
农业产业化的综合发展是以市场发展为基础，将农产品作为商品生产的基础基地，构造出全新的生产经营组织。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新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的全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将广大的基础农户和广阔的市场有效连接起来，使得经济效益及多方面资源利用率不断扩大，这也能够有效适应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一、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现状
自我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产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将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连为有效的经营体制，能够更好地促进产业经营的有效管理。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关农业产业经营管理组织的整体数量在不断扩大，各类组织的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农业产业实际分布的范围也较为广泛，但是地域之间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态势。相关数据统计分析得出，大多农业产业经营的产品都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效益较大的产品。产业虽然分布的范围较广泛，但是经济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之前农业产业经营组织之间仍存在着相应的差异。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利益联结是产业化经营的中心点，与农民的基本利益之间联系紧密。其中，各类制度中的合同制与过去体制相比更具稳定性，也更加突出了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这也表明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当前农户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二、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方式不正确
在经济体制发生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各项管理措施在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想实现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政府的管理及对资源的协调利用作用重大。从经济发展的现状及综合角度来分析，当前我国大多农户在市场发展中已经逐步形成了自立的状态。所以，当前相关政府部门需要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改变过去的管理方式，做到“少干预，多服务”。在农业产业经营的过程中可以让多个产业之间合作，促进不同产业组织形式的形成，为维护产业经营发展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政策，更好地促进生产经营的有效发展。
（二）管理力度不足
现阶段，我国许多地方性企业在自身组织建设以及保障农民基本利益的环节中还存在着诸多不足，有的地区呈现出混乱无序的发展局面。比如，有的地方农业蔬菜市场分散与集中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矛盾。有许多批发商直接避开市场的管理，与农户直接进行交易，这样严重破坏了市场发展的稳定秩序。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管理力度不够，相关工作人员自身管理素质较低，责任意识较差。所以，为了更好地维护市场发展的良好秩序，相关政府部门需要采取有效的行政干预管理手段，更好地制止市场中的分散交易。
（三）未形成有效的市场运营机制
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已经是农业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需要根据农业经营的基本规律建立起相关的市场运作方式。相关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会建立相关的生产基地，过于追求大产业的发展会出现各类失误。在产业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对于利益等分配是维护产业经营长久发展的源泉。但是，企业自身发展过程中更加重视经营的短期利益，使得农户处于被动的位置，自身的利益会受到很大的损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农业产业化发展。所以，在当前完善市场运营机制显得至关重要。
三、我国农业产业经营的有效策略
（一）政府要创造农业产业经营的有效条件
政府要立足于当前农业产业经营的发展情况，积极创造良好的经营条件，进行有效的改革，加快市场之间各项生产要素的交流。深化改革发展，使得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共同利益得到有效维护。此外，还要对市场中各项基本的设施进行完善，使得农业产业经营成本不断降低。要打破地区之间管理贸易的限制，使得各类生产经营信息流通速率加快，政府要完善自身发展渠道，加大各项政策的支持力度，实现各类资金的有效利用。要在实际产业经营过程中对各类大型企业各项行为进行管理，避免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二）推动农业市场化的发展
改变过去传统农业发展的模式，根据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变化，建立全新的市场产品销售模式，使得各类生产要素能够促进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建立完善的市场运行和管理机制，以批发市场为基础，加快各类专业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逐步完善市场规则，整改所有的市场垄断，规范市场化的竞争。积极推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推动劳动力的发展，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全面有效地发展。健全农村地区市场经营管理体系，建立资本市场及投资市场。
（三）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服务体系
当前为了全面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逐步建立起多层面及全方位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政府要提供全面的社会化服务，强化农业产业信息之间的服务交流，使得农户更好地掌握企业发展的市场行情。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向要更加全面，包括农业机械的生产制造、化肥农药的生产供应等。应健全相关的法律政策，规范市场服务经营的范围。相关农户之间可以自愿成立农协组织，为了更好地防治市场的垄断行为。政府需要在制度及措施的层面上给予农户更多的扶持，进一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四、结语
现阶段，要想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就需要相关部门处理好农业和农民之间的问题。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需要从根本上拓宽经营的有效方式，改善农业发展的基本形态，更好地促进农村和城镇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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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篇8
关键词：农耕文明；新型自耕制；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有序流转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6－0005-04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30年来农村改革取得的最大的成果，是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微观经营主体。农村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粮食问题，更为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它为推进自耕制适度规模经营，构建以新型自耕农为代表的农村中等收入者占主导地位的和谐稳定新农村奠定了微观经济基础。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推进自耕制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和壮大新型自耕农群体，是扩大全社会中等收入者比例的必然要求，对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传统的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历史上民不聊生而能长治久安的政权从未存在，凡是“盛世”，必定是农民生存有保障，农业农村发展稳定的时期。而在这种兴衰交替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则是自耕农主导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稳固与否。
所谓自耕农是指拥有一定规模的土地和较为完整的农业生产工具(如耕牛、运输工具及其它农具等)的农户，他们生产经验丰富，自己耕种土地，或以自己耕种为主而伴有少量雇工，生产率较高，有较多的农业剩余。由于能够使劳动和土地直接结合、责权利相统一，而且能够较好地实现同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劳动与土地的均衡，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里，自耕农一直是最有效的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形式。有恒产者有恒心。自耕农比较重视现有稳定的生活，而且其行为方式比较理性，其心理倾向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这样，就容易沟通并达成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共识。而且，由于他们介于富裕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客观上形成十分有效的缓冲力量，有助于缓解种种可能的紧张和冲突。因此，当自耕农占据主导位置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出现和谐稳定趋势，一旦这样的生产体系遭到破坏，整个社会也就由兴盛走向衰亡。
中国历史上大凡强盛一时的朝代，如汉唐明清，大体上都重复着同样的循环轨迹。开朝初期，统治阶级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推行均田制和鼓励垦荒、轻徭薄赋等休养生息政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自耕农主导的农业生产体系逐渐形成。农业兴百业旺，农村稳天下安，国家由此迈入“盛世”。总体上讲这个时期呈现出土地、劳动和产出平衡增长的趋势，这和斯密描述的“黄金时代”基本相符。但是人口日益增多，而可供开垦的土地资源逐渐枯竭，又由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如直到建国前中国农业生产技术仍基本停留在汉代的铁犁牛耕技术水平上。这样马尔萨斯的“沉闷的科学”所预言的劳动边际产出率下降，导致劳动收入降低只能维持生存的状况出现了。由于农业生产非常脆弱和不稳定，天灾人祸常常导致农民破产，土地兼并随即产生，社会分化和矛盾日趋尖锐。受土地财富观的驱使，官僚资本和工商资本也纷纷加入掠夺土地财富的行列，进一步加快和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进度与程度。历史上往往与“盛世”相伴而来的是统治者为追求“武功”而进行的对外凿边拓土战争，与此同时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也达到极致。横征暴敛和沉重的徭役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民因负担加重而破产，土地兼并激化，自耕制农业生产体系遭到破坏，农业生产率严重下降。历代统治者大都过分重本轻末，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限制，破产农民由于无法转移到新的产业而变成流民，当饥荒不期而至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受到蛊惑，于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内忧与外患是孪生子，早已存有觊觎之心的外敌趁机乘虚而入。在内外夹击之下，一个王朝顷刻土崩瓦解。
自耕农主导的农业生产体系是农耕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但受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的限制，传统自耕农表现得十分脆弱，处于被经常分化的边缘。虽然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也采取抑制兼并、改革税赋等保护措施，但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传统农耕社会里，由于农业是最主要的税赋来源，加之阶级本性局限，统治者不可能真正有效地保护农民利益和农业生产，因而自耕农主导的农业生产体系无法逃脱由兴而衰的历史宿命，其后果是导致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
紧紧抓住农民这个根本问题，适应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因此不断取得成功。农村30年改革，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微观经营主体，培养了市场机制，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为建立新型自耕农主导的农业生产体系提供了初步制度保证。
中国的问题根本上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土地问题。同志在20世纪中国变幻动荡的时局中独树一帜，敏锐地抓住了中国社会这个根本矛盾，形成独特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谁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谁就是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者，历史再次作出证明。
建国前后，全国进行了，广大农民实现了祖祖辈辈所盼望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是中国解放初期能够迅速战胜困难，恢复经济，并顺利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重要因素。但1953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随之而来的1958年“”运动，将农民刚刚得到的土地、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都收归集体，充满活力的家庭经营被低效率的集体生产所替代。由于农业生产关系严重脱离生产力发展实际，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农民积极性受到极大影响，农业发展缓慢，甚至一度出现了停滞。截至1978年，全国还有2.5亿的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1978年，在中国命运又一次面临重大转折的关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再一次敏锐地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从农村率先突破，并迅速推向全国，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实践中，这个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农业法》，在法律的层面上规定农业家庭承包经营是中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同年，国家将家庭经营制度写进了宪法。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业家庭承包经营中以农地为核心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更为详细的法律规定。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明确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作出了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
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中央的“三农”政策深受农民的拥护和赞扬，“三农”工作年年有新进展、年年有新成效。
概括来讲，农村30年的改革取得三项伟大成就：一是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微观经营主体；二是培养了市场机制，促进了农产品和农村其他生产要素的流通；三是21世纪初开始确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客观地讲，这三项成就已初步形成了构建以新型自耕农为代表的农村中等收入者占主导地位的和谐稳定新农村的制度框架。首先，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农民拥有对土地的实际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等权益，为新型自耕农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市场机制的确立，为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实现自耕制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开辟了道路。改革之初，土地基本上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到户，由于中国人多地少，家庭经营的规模过于狭小，与自耕农形成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允许土地使用权有条件地依法、有偿、规范流转。随着乡镇企业异军崛起和城市化、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一部分农民由于已到城市定居或转入非农产业而产生流转土地的要求。这样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由理论上的可能变成现实。当然，它与封建社会以农民破产为前提的土地兼并有着本质区别；历史上，自耕农生产体系由于得不到有效保护而陷入由兴而衰的恶性循环，统筹城乡发展基本方略的确立为打破这种循环提供了制度保证。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农业生产实行直接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医合制度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提高了农户农业生产和抵抗各种风险的能力。
中国工业化社会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农耕文明的烙印。展望中国三农工作的未来，需要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土地适度有序流转，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建设起以新型自耕农为代表的农村中等收入者占主导地位的和谐新农村。
中国已进人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城市化水平仅43％，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特殊现象既同中国社会传统有关，也受中国人口过于庞大的客观因素制约。无论是国外的大城市病，还是中国的小城镇病都还提醒我们不可盲目追求城市化率。这就证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将有别于其他国家，中国农村人口将会始终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也就是说中国工业化社会将带有农耕文明的某些特征。中国正处于建立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和谐稳定社会的转型时期，这种社会结构的最终形成须以农村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建立为前提。根据历史经验，从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推进自耕制适度规模经营，建立以新型自耕农为代表的农村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农村社会结构也许是最佳的选择。与传统自耕农相比，新型自耕农应具备“小规模、严保护、高社保”等社会特征：以自耕制适度规模经营为基础，实行精耕细作土地集约化生产。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受政府调控，自耕农生产体系不受土地兼并的摧残。农业生产得到政府的支持与保护，资本广化和技术进步停滞现象被有效克服，农民收入不因此而降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农户不会由于天灾人祸而破产，自耕农生产队伍日益稳固。
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篇9
为认真贯彻落实胡总书记的指示，聂卫国政委在兵团党委五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农牧团场是屯垦戍边事业的基础，是兵团建立新体制机制的关键环节，是我们深化改革、创新管理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团场体制机制的基本框架，概括地讲就是‘基本经营制度＋其他配套制度＋管理’，具体来讲就是以基本经营制度为核心，以土地、人、财、物、决策管理制度相配套；以加强管理和监督为保障，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兵团特点的体制和机制。”这是兵团党委第一次较完整地提出农牧团场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团场管理体制和兵团特点的体制机制，我们必须加深理解并在农牧团场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贯彻执行。
一、对农牧团场基本经营制度的认识和理解
（一）农牧团场基本经营制度的基本内容：以职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二）兵团农业为什么要以职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这首先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的。总的来讲，农业生产是人的劳动加农作物和牲畜的自然生长的总和。因此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地域性。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的特殊和生产的水利化、机械化、信息化程度较低，所以农业生产又有其分散性。这些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适合于分散的家庭经营。其次，也是吸收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决定的。我国农村1958年、1959年在农业生产中实行了“大兵团作战”，由于不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不但劳动的质量差，劳动的效率也低，农村生产力水平迅速下降。加上其他因素，这种“大兵团作战”的农业生产形式很快停止了。而改革开放以后，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主张，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农村生产力水平很快得到提高。而美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农业生产发达国家始终坚持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使农业生产水平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就是在目前农业生产水利化、机械化、信息化程度已较高的情况下，家庭农场的经营形式仍为基础。如美国农业家庭农场的耕地面积占了全国耕地面积的63％。中外农业生产的经验证明，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形式，不但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也适应发达国家的农业。当然，其他农业经营形式，如股份制、联户农场也可以搞，但家庭经营形式必须是基础，是主体形式，这一点必须坚持。至于将来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业完全实现了工厂化生产，还坚持不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那是以后的事，相信生产形式会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三）为什么要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聂卫国政委在兵团党委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明确承包职工家庭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和团场的经营管理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承包职工和团场这两个积极性。”这一段话把“双层经营”的主体及“双层经营”的作用讲得十分清楚，真可谓言简意赅。
这里把团场的经营分为承包职工为一层，团场为一层，两个都是经营主体，但经营的内容不同，承包职工是生产经营，团场是管理经营。这样界定两个经营主体经营的不同层次和内容还是第一次，是创造性的。这样一来，既回答了承包职工和团场都是经营主体的问题，又区别开了经营的不同层次。经营的层次不同，侧重不同，加上明确“统分结合”，两个经营主体同处于团场内就不会互相冲突、互相矛盾了。职工与团场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即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加上生产资料的自理，就从计划经济的时代的“劳动者”变成了承包经营者。但我们现行的承包经营是从农村的联产承包经营转变过来的，因此，农业职工的承包经营还侧重于生产经营。团场的性质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其中企业的成分很大，农业、工交建商均是企业，既然办了企业就该搞好经营管理，这完全符合团场的实际情况。所以，把团场界定为经营管理主体是完全正确的。
两个经营主体同处于团场内，就有一个正确处理“双层”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个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发挥兵团组织化程度高、集团化特点突出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的问题。如果职工过分强调“独立”经营，那么职工就不是团场下属企业的职工了，而成为个体经营的农民，兵团的优势也就没有了，团场体制也就解体了；团场如果统得过死，就不能充分调动承包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农业生产是不可能搞好的。当然，“双层”的关系问题也有利益问题，承包职工不能获得合理的利益就不会承包；团场没有合理的利益，团场就不能经营下去，团场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屯垦戍边的基础就会丧失。如何正确处理“双层”的关系？除了界定各层经营的重点外，有一个“统分结合”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只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讲得比较模糊，在兵团党委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工作会议和兵团党委五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聂政委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团场基本经营制度的总体思路：土地承包经营、产权明晰到户、农资集中采供、产品订单收购。这四句话把“统分结合”问题讲清楚了。土地承包经营、产权明晰到户是“分”，农资集中采供、产品订单收购是“统”。这种“分”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有利于调动广大承包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这种“统”适应了市场经济对团场、对农业的要求，也坚持了党政军企合一的团场体制，有利于发挥兵团的优势，增强市场竞争力。“分”得很适宜，“统”得有道理。
正确理解和掌握“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能充分发挥承包职工和团场这两个积极性。我们要牢牢记住：要加快屯垦戍边新型团场建设步伐，只发挥一个积极性不行，必须发挥承包职工和团场两个积极性，只有这样兵团事业发展才会充满活力。
二、对农牧团场其他配套制度的认识理解
（一）农牧团场其他配套制度的内容：一是土地经营管理制度；二是用工管理制度；三是产权管理制度；四是农用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管理制度；五是预算管理制度；六是“三重一大”管理制度；七是基层民主管理制度。
（二）七个配套制度创新的地方。
七个配套制度既总结了兵团从供给制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时期农牧团场的管理经验，更注重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农牧团场的管理经验，既继承了几十年来农牧团场注重管理的好传统，面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又提出了农牧团场许多新的管理要求，创新的地方很多。
1．提出了三种土地和三种土地管理办法。第一种土地是农牧连队农牧职工的自用地，要提高土地产出率，使其成为职工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增收来源；第二种土地是职工定额承包地，是职工身份地，要合理确定定额承包面积，长期固定，承包费只减不增；第三种土地是经营地，对经营地要严格控制比例，公开公平公正地在职工中进行招标承包；严禁干部承包或变相承包土地。
2．提出了农牧团场用工的新理念和新办法。一是提出了团场要正确处理好人口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关系，建立相对稳定的高素质职工队伍为主体，以市场手段配置社会劳动力为补充的团场用工管理制度；二是提出要严把职工队伍入口关，提高准入“门槛”，农牧团场职工要实行实名制，除特殊原因外，团场农业一线职工原则上“只减不增”。兵团职工队伍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主要靠二、三产业发展来实现，农业要走现代农业、规模效益农业的发展之路；三是各级领导必须重视和加强职工队伍管理工作，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在加强职工队伍管理的同时，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从农业生产资料自理扩大到产权明晰到户。提出团场现有国有资产，凡能明确到户的，要尽快作价归户；团场新的发展项目，凡是能明晰到户的，一开始就让职工介入；涉及全局的重大项目，可由团场集中经营，增强团场调控能力。
4．进一步强调农用生产资料“一票到户”和大宗农产品“订单收购”制度，提出既要坚决杜绝农用生产资料采供环节和农产品购销环节的坑农和腐败行为，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又要教育职工恪守诚信，认真履行合同确定的各项义务。
5．提出在团场进一步完善公共预算和生产经营两种预算制度、行政事业和企业两种会计制度，完善核算中心、集中核算、连队报账制、团场统一采购和会计委派制。
6．提出了“三重一大”决策权限和重大事项集中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与听证、决策评估等制度。
三、对严格团场内部管理的理解
（一）充分认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团场严格内部管理的重要性、必要性。
1．这是落实总书记关于兵团要“严格内部管理”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
2．是解决当前团场一些领域浪费严重、腐败现象多发的客观要求。
3．是团场特殊体制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团场对外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对内必须严肃计划、加强管理、练好内功，发挥兵团优势，以便在参与市场竞争中获胜，增强屯垦戍边实力。
（二）为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农牧团场严格内部管理要强化六种意识，即要强化创新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效率意识、纪律意识、大局意识。
四、在理解的基础上认真落实和建立团场新的体制机制
（一）要认真学书记考察新疆工作时对兵团的指示精神，认真学习兵团党委一系列文件，认真学习聂卫国政委在兵团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工作会议上、在兵团党委五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和在兵团师团领导干部学书记讲话和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要熟悉指示、文件、讲话的主要内容，准确理解其含义和精神。
（二）按照建立团场新体制机制的要求，结合本团场实际去具体操作。
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篇10
论文关键词：帕累托改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社会保障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在保证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政策允许农民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其目的在于引导农业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高农业效率，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帕累托改进效应及经营权流转的前提条件
帕累托改进是建立在帕累托最优的基础上的概念，帕累托最优是指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的市场体系中，资源配置的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即在不损害一方福利的情况下，就不能增进其任何他人的福利。帕累托最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判断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是否达到最优状态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之一。
过多的劳动投入与过少的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均衡是传统农业资源配置的特点，这显然是农业发展的低阶均衡，农业的高阶均衡应该是资本、技术的投入与农业产出的均衡。传统的农业要发展起来必须打破低阶均衡，使剩余劳动力流出农业部门，而资本与技术等要素流人农业部门。要想逐步改进我国农业的低阶均衡的状况，进行土地规模化经营是一个可行之路，规模化经营必然要求资本与技术的大力投人。
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涉及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问题。美国和日本分别采取租用别人土地、出台促进流转土地的法律和政策及采取措施扩大农场规模。我国可以模仿美国和日本通过土地租赁实现规模经营扩大的经营模式，这对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规模要求是适用的，这就需要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行流转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土地的产权是清晰的，在保证土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外，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是归农民个人自由支配的(但不能改变土地的农用耕地用途)。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形式，任何有限经济资源的利用，如果不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将缺乏效率，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更不能例外。而清晰的产权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自由转让，以及制度的完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Coase，1937，1960；north，1990；张五常，2002)，可见，制度约束对于农地市场的作用和经济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只要产权是排他性的和可转让的，不同的合约安排就意味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张五常，1996)。我国目前的产权具有不完全的排他性，所以不同的合约安排(包括形式和时间)都影响着资源的配置效率。
2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改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农村逐步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对农村土地制度的重大创新，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是我国农业改革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2．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影响和制约着农民增收和农业、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土地制度需要进行新的改革，实现我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客观上要求农村土地必须走规模经营、集约发展的道路。政策允许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无疑将有助于促进我国土地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建立，加快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进程，为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即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不改变土地用途和不损害农民承包权益的前提下，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和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转移和流动。现阶段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是转包式流转，指土地承包方自愿将一定期限内的承包权转包给他人，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转包的期限和转包金额及其支付方式由双方自行约定。
这项制度尚处于初期的探索发展阶段，存在一些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重要的是要正确的认识问题之所在，积极探索其解决之道。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比较普遍的问题是流转中的“五多”和“五少”。所谓“五多”，即农民自发流转的多，零星流转的多，口头协议的多，债权不清的多，隐性问题的多；所谓“五少”，即有流转服务的少，有秩序流转的少，有操作规程的少，有规范合同的少，有档案管理的少。
另外，流转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混乱。多数地方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租赁的市场，有些地方客观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但市场往往具有隐蔽性、无序性、地域性强、市场狭小的特点。各地虽然均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象，但是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影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公平。因此，中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仍然只是具有雏形，尚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且发育缓慢，需要政府的引导和相应的政策措施的支持。在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或者说是民间组织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政府的官方认证、支持和引导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2．2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机制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应在这几方面着手：一是清理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手续，保证土地产权的界定清晰。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二是完善法制体系，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原则性的条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有许多是原则性的条款，应将其进一步的细化，以便在实际的操作中有可依的具体规定，减少在执行过程中自由裁量过大而带来的不良影响。三是提高农民素质，加大对农民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同时，也对资本技术投入增加后所实施的规模经营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持。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土地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和健全，土地依然是大部分农民就业、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唯一依靠，是农民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对于大多数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民来说，失去土地，投身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将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要建立在积极而稳定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将农村的社会保障由依靠土地转为依靠社会和制度，包括养老、医疗、生育等保障。解决好农民自身的保障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土地的流转自然就会加快。地方政府在开展土地流转工作的过程中，应积极推进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采取地方政府、失地农民和土地受让方各拿一点的方式，为失地农民建立起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既可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也可为我国社会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3．1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完善
3．1．1建立和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农村低保制度研究”课题组(2007)认为，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构建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农村低保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石”，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也必须是从这里起步。而且，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也是对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建立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农村低保制度来丰富和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迫切需要。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公民生存权的保障。是“最后的安全网”。作为一种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不是以前那种随意性的临时救济，不是一种施舍性的行为，是人们保证自己生存权的一种应有的权利。基层政府应当重视农村低保工作，为农民的生存提供基本的保障，具体的低保政策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情况来制定，要保证其有可行性。目前，在我国农村，因病致贫、因教育致贫等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没有低保来兜底农民的基本生存，后果不堪设想。贫困是动荡的主要诱因，贫困特别是大面积人群的贫困具有明显的负的外部效应，纠正这种负的外部效应，避免动荡，维护社会稳定是政府的应尽职责。转贴于
3．1．2健全农民合作医疗体系，保证其病有所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自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试点推广以来，全国各地已经取得了较多制度建设和基金扩面成效。截至2007年9月底，全国已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有2448个，占全国总县(市、区)的85．53％；参加新农合人口达到7‘26亿，参合率达到了85．96％，已有9．2亿人次享受到新农合补偿，共补偿资金591亿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进一步的完善，政府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对这部分的投入支出要加大，保证这项制度的健康运行有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1316．9亿元，比2008年增加9995．12亿元，增长19．5％，这说明，我国现在的财政收入是完全可以支撑新农合所需资金的。
3．1．3养老保障可借鉴日本的农民年金制度
在农民达到一定年龄后，规定他们必须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转让，政府给予这部分农民足以保障其生活的补贴，这种做法相当于给了农民退休金，采用农民年金制度会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的提高。这样就使农民的晚年生活有了保障，同时也极大减轻土地的社会保障负担，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农民养老方面，也要发挥原有的家庭养老的作用，多给老人们精神上的慰藉，让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能很好的结合起来，让农民也能安享幸福的晚年。
3．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建设
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不仅仅是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促进农业的集约化和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也为我国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迈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国现阶段的城乡二元体制是由我国的二元经济模式导致的，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二元经济模式并不是经济发展中必须要经历的阶段。但是，现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与其所处的经济大环境及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在和平发展的世界环境中，发展中国家要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就要积极地进行工业化，而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已显然不能像西方发达围家那样通过殖民掠夺来实现，由此，发展中国家只能在本国范围内进行，硬性的、人为的划分农村和城市，通过政府的政治强制权力来保障城市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资本等，在这其中最典型的应属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的根本特征就是大规模的全国公有制与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全国公有制的本质，是国家掌控资源；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本质，是国家配置资源。其目标指向，是加速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并倾斜于重工业化与军工化。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掌控经济的发展，为了给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原始积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切断农民与市场的自然、自发联系，剥夺其自由进出市场并依据市场价格信号决定自己经济行为的权利，人为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以低价收购或强制征收的方式，通过“剪刀差”来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政府以自己规定的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强制收购农副产品的途径，来为国家进行工业化积累巨额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