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防治计划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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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21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总结及2022年工作计划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是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开局之年。我局深入贯彻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风险管控，推进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现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效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1、继续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利用6.5环境日，进一步宣传《土壤污染防治法》。
2、动态更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根据《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3号）、《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试行）》（环办监测〔2017〕86号）等有关规定，我县11家单位列为2021年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并动态更新，同时向社会公开。
3、严格执法监管。一是加强重点行业企业、矿山等重要污染源的监管，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将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履行法定义务情况，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二是督促重点单位按规定报送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情况报告，制定并实施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整治。
4、加强风险排查，严防土壤污染。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条，对化学品生产企业、矿山开采区、工业园区、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埋场等57家单位，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条情况进行了排查，并填报了污染企业（区域）地下水水质监测信息调查表。二是对我县涉镉等重金属企业开展排查整治工作，并填报整治清单，指导督促企业落实整改。三是经排查，安徽家园铝业有限公司老厂地块已列入疑似污染地块，现已签订场调协议。
二、取得的成效
我县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较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了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管控进一步强化。
三、2022年工作计划
1、继续加强对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的监督管理。
土壤污染防治计划篇2
关键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土壤污染问题；“土十条”；土壤污染防治法
中图分类号：X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22（2020）08-0050-04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文明建设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和改革举措。继开展以来的实践证明，不仅对突出的生态环境推动解决，也促进了地方发展新理念，对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1]。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6月17日印刷发行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作为第一部法规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壤，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监测土壤环境的主要内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水平的提高，能够切实改善土壤产品质量以及我国全体国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因此，在未来我国土壤环境问题呈逐渐恶化趋势的状态下，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机制成为落实土壤防治责任，是切实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结构转型升级的原动力。
1推动土壤污染防治部署
1.1全面贯彻土壤污染防治
现如今我国人民群众对白己生活周围的环境问题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在人们的生活中指数逐渐上升。在第6次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提出，要对大气污染，环境和土壤问题加强防治，集中力量优先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综合治理。同时，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也相继提出，对于土壤污染防治要加强。今年来有些地方频繁发生土壤污染事件，如“毒大米”“毒土地”等，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发关注[3]。土壤污染已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大问题，党中央也高度重视，根据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要尽快建立。
1.2促进土壤防治立法
当前国家以群众身体健康为重点，对大气和土地污染应以预防为主，综合治理防治，在“十八大”报告中已明确提出，并研究制定土壤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等。2013年1月、3月研究起草土壤环境保护专门法律，要求完善政策法规；并在水和土壤污染严重区域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重点加以整治。也正因如此，促使党中央国务院、对环境保护的重要决策性部署，推动防治立法的具体行动，对综合治理和土壤保护做到最根本的保障。土壤环境是大事，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通过推动立法的落实，使各级管辖区和政府明确白己的分工以及環境保护、土壤修复的主要责任。在法律条款中将土壤污染防治撰写进去，保证治理资金；鼓励社会引入资金投入到土壤保护和治理。形成社会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并明确责任，对土壤污染防治与保护工作开展了积极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局面。
2全面实施土壤防治立法
2.1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遏制土壤污染
土壤、水、大气是生态系统的主要因素，是人们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当无法保证人民身体健康和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时，当生态环境质量没有及时得到整治和修复时，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当前国家经济发展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产品总量，土地作为主要消纳地，由于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布局和结构不合理，该环境必然会受到污染[4]。我国目前在土壤防治方面期，有着具体对现有环境保护的条例和土壤污染的防治要求。这些对土壤质量的改善和防治，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对保障人民群众居住环境健康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2.2提高土壤环境保护意识
提高对日常生活环境的保护意识，平常听到环境保护，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空气。但是对于土壤方面的保护就有点陌生了。其原因是专门针对土壤环境保护的法律有待完善。使人们对土壤环境问题的隐蔽性和累积性产生的土地变化不易察觉[5]。所以导致环境土壤被污染的同时，人们还不懂得防治，对法律也不了解，更是缺少了这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对土壤环境的保护不够全面。
3全面执行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土壤污染防治法》是在现在的法律上，与其相关的法律条款相结合制定摸索起草的。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抓紧编制下发国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战略部署，应该全面行动。
3.1要确立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总体思路
在土壤污染严重，防治形势险峻的问题下，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应按照“一二三四”的总体思路来开展。如图1所示“一二三四”思路图；实现一个目标，突出二个重点，抓住三个环节，夯实四个基础，抓好土壤环境保护重点t作，共同推进土壤环境保护[6]。
3.2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
对生态系统的修复和防治工作，建议统筹联动机制，由一个部门管制保护与修复工作。根据三中全会中的所有相关要求，理清有关部门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职责和权限，抓住文明体制改革契机，完善监督管理条例，实现组织统一，环保部门统一，加强推动土壤防治，共同参与环境监督管理体系[7]。
4推动区域突出土壤污染问题逐步根本解决
保障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更多生态产品，加强土壤污染防治，优美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也是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重要任务。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由于一些企业的搬迁和改造，再加上人口比较密集和部分化工污染，导致有大量的土地被污染，一些重金属也对周边的农用耕地造成了污染。解决突出区域土壤污染问题，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让生活在周边的群众不在为其担忧。由于部分土壤被污染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且问题严重，风险也极难管控。很多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等导致农用土地被污染的情况很大，尚有部分企业分布比较密集，另有些企业搬迁或关闭时，都会留下污染地。因此，需加大政府的监管度，引起高度重视，通过生态环境督察推动解决土壤环境问题，还可视情况开展专项督察[8]。如图2所示的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土壤污染防治的核心目标是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住的安心”，是对人民群众的保障。土壤环境监管的两个重点是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为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和人民居住环境的安全，对工作推进缓慢的地区通过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尽快实施对污染土地的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分析农业用地土壤污染的原因，并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完善建设用地的环境监管体系，对工厂企业的关闭搬迁，和密集人口区域划为重点，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强化监督，落实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严控污染地块环境风险，营造安全健康环境。
5土壤污染问题防治防护措施
5.1全面加强环境污染防治
对群众反映的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问题加以防治。对于部分重污染、高能耗、乱排放企业应予以重点关注，把防治计划有针对性地落实到这类企业的污染治理和排放工作中，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收集城镇的污染进行化验处理，给群众提供更好的优质水源。坚持“防、控、治”三位一体，对土壤污染详细调查，对于定点项目的防治和修复工作应予以充分重视。将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作为重点，实行分类管控，对建设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有积极推进的作用。
5.2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贯彻“山、水、林、草、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对自然系统的稳定性加以保护，对生态服务功能加以维护。对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加强管理，尽可能完善动态监测体系，保护生态体系，实现“天地一体化”。并对保护区定期监测与核查。实行多样性保护，深入实施行动计划与保护战略严加防控有害物种的入侵，加强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与遗传资源保护。
6启示与建议
文章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表1所示的土壤污染防治技术体系的发展趋势。
6.1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由国务院2016年5月28日印发并施行）可作为当今一个时期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行动纲领，为土壤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政策性指引[9]。由于土壤污染场地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可通过环境介质法律法规的分散式管理实现，但它的约束能力有限。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在污染防治过程中各部门职责与之间的协作机制、信息公开机制、土壤环境调查、责任追溯与市场融资和公众参与机制等。
6.2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技术标准体系
法律法规要做到有效落实，必须要有依法制定的标准、指南等技术规范，作为环境执法和管理的基本依據和主要工具。如果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作为全国通用标准，该标准覆盖范围小，污染物类型少。我国现行的土壤污染防治技术标准多数空白或滞后，无法满足当前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现实需要。
6.3建立基于风险分类分级的可持续管理体系
根据土壤的多样性和污染的复杂性特点，有关部门制定了按污染程度和土地用途实施风险分类分级管理的基本决策。按照污染程度对农用地实施风险分级管控，控制农作物金属超标和农田污染情况。对应《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未污染和轻微污染类别具体表现如图3所示。
根据企业的生产状态分别对建设用地以安全再利用，清洁再生产，预防污染并防治污染扩散等作为重点分类管理。实行对建设用地的全程监控和可持续再利用的技术体系[10]。
7结语
土壤污染防治计划篇3
关键词：土壤污染土壤防治法预防为主
中图分类号：X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007-03
大地孕育万物、滋养生命，是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各个时期的统治者与人民都很重视土地这一基础的物质生产资料，诚然，现今社会仍视土地如珍宝——无论农耕用地还是建设用地。然而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相当严重，已经威胁到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并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目前我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1]建国初期，我国大部分土地有机质含量是7％，现在下降至3—4％，流失速度是美国的5倍”。[2]
近年来，土壤污染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且得到了一定的重视。我国已经相继出台了针对该问题的多种条文规范，但都分散在多种规范中。实践已经证明这种重视显然是不足的，难以遏制并及时治理污染土壤。在专家学者的呼吁下，并经过政府的调查研究，社会各界已经就制定专门的法律来应对土壤污染问题达成了共识。国家已经提出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并且在起草中。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教授是受环保部委托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的主要专家之一，据王本人透露，去年已经将土壤污染防治法“意见稿”提交至环保部，目前正在征求相关部门的建议、意见，他透露该法并没有纳入国务院2012年立法计划，所以年内肯定不会出台。目前土壤污染形势异常严峻，尽早制定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刻不容缓。
一、我国土壤污染的现状和问题
土壤污染是指进入土壤中的有害、有毒物质超出土壤的自净能力,导致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发生改变,降低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并危害人体健康的现象。[3]土壤污染的特点主要由以下几点：其一，隐蔽性与潜伏性。土壤一旦受到污染，短期内危害并不明显，而是会在一定时期后显现出其危害，且被污染的土壤如果不经由专门人员运用专业方法检测是很难发现的。其二，不可逆性。土壤污染是一种藏储式的污染，如果不人工予以净化，则将长期的持续存在，难以逆转。其三，范围广范性、后果严重性。土壤一旦被污染，不仅会直接污染农作物，还会危害人体健康，即便是危害到农作物，最终还是对人体造成危害，而且还会导致土壤无法修复而破坏土地持续利用，造成重大的经济与生态损失。
土壤污染源主要来自农业面源污染和工业“三废”污染。农业污染主要来自污水灌溉、农药和施肥，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张维理教授说，我国农药使用量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这些农药和化肥的实际利用率不到30%，其余70%以上都污染环境了。污水灌溉会使污水中有毒有害物质以及重金属渗入土壤，最终造成污染。工业污染主要指废水、废弃、废渣，这些东西处理不当最终亦会污染土壤。
为了防治土壤污染，其实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已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从国务院的有关行政法规到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土壤污染的防治均有所涉及。[4]但是实践已经证明这些法律应对土壤污染是有缺陷的，防治效果与立法预期相差甚远，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律的指引性不高。法的指引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为人们提供某种行为模式，指引人们可以这样行为、必须这样行为或不得这样行为，从而对行为者本人的行为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法的指引作用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的。我国关于土壤污染方面的法律过于分散，立法主体不一致，导致规范之间出现冲突。规范较为分散，没有一个系统的法律法规供参考，使当事人不易了解相关规定，导致相关法规的引导功能打折扣。
第二，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执法主体混乱，直接影响法的执行力。由于各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主体不一致，所以很多部门都有一定的监管权，按照现行的法律法土地管理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农业部门、环保局、质量监督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等对土壤污染都有监督管权。如《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对相关部门均有授权。[5]这样就形成了多部门监管的格局，致使每个都管一点，但是每个就都不怎么管的局面。
土壤污染防治计划篇4
《方案》以2018年、2020年、2030年、本世纪中叶四个阶段提出工作目标。到2020年，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全省土壤环境综合监管能力显著提升，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到2030年，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到本世纪中叶，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方案》共提出10条任务、38款具体措施，每项工作都明确了牵头和参与部门，便于贯彻落实。
《方案》要求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属地责任。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土壤环境质量负责，并要于2017年6月底前分别制定并公布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确定重点任务和工作目标，工作方案报上一级政府备案。
作为参与《方案》编制的主要专家，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肖荣波博士对该《方案》亮点进行了解读。
明确目标：2020年污染土地安全利用率90%
记者对比发现，与国家“土十条”明确了3个阶段的目标相比，广东《方案》增加了2018年的工作目标――到2018年底，全省土壤环境监管体系基本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投入运行，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进一步查清，建设用地分用途风险管控制度全面实施。
对此，肖荣波表示，广东增加了2018年的短期目标，是因为广东前期在大力实施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积极开展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调查、污染土壤治理修复试点示范等方面已开展一系列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为了更好的延续现有“治土”工作，当前主要着力于补短板和强化土壤污染防治的基础能力建设，以便于《方案》对各地近期工作进行指导和落实。
《方案》还对2020年、2030年的目耸迪置魅妨司咛逯副辍5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韶关市提前一年完成。到203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
肖荣波解释，国家也把安全利用率作为土壤污染防治的一个核心指标。土壤污染治理是长期的过程，该指标强调的是污染土壤采取治理措施后，风险得到防控并能安全利用。例如轻度、中度污染耕地可以通过农艺调控、替代种植得以重新安全利用。根据环保部数据，全国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广东这个比例会更高一些。所以根据实际，把全省2020和2030年的阶段目标分别定在90%和95%。接下来国家和省里会就土壤的安全利用出台一系列技术要求，以具体指导各地的土壤污染治理。
打好基础：2018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治土”先要摸清现状，才能有的放矢。对此《方案》把开展“土壤环境详查，查清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放在第一条，并要求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2018年底前，完成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2020年底前，实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此前农业、环保等部门也对我国土壤污染状况做过调查，但存在密度偏低、技术指标不统一等问题。”肖荣波说，《方案》对此提出了更详细的要求，2018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构建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基础数据库。2019年底前，韶关及珠三角各地级以上市完成重点行业在产企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掌握土壤污染面积、分布及其环境风险情况，其他地区于2020年底前完成。
建立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每10年开展一次。
突出重点：有色金属矿采选等12大行业作为监管重点
“由于不同地区的土壤、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千差万别，这就要求地方‘土十条’的编制要因地制宜，体现区域特色。”肖荣波表示。
例如在土壤污染重点监管行业方面，《方案》结合广东实际，确定了以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医药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解、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的12大行业重点监管行业。
与国家“土十条”提出的八个重点监管行业相比，广东的《方案》少了石油开采，根据地方产业及其污染特点，增加了医药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解、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等。《方案》对这些重点监管行业从土壤环境调查、环境影响评价、建设用地准入管理、污染防治、加大执法力度等方面都做出了严格要求。
在区域目标和任务设定上，也体现了区域差异化要求，如《方案》针对韶关市涉重金属行业集中、土壤污染突出的问题，提出了在韶关仁化、曲江等矿产资源开发集中区域实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建设土壤修复技术研发评估与工程示范基地，通过省市共建先行区创新土壤污染防治机制；针对珠三角地区工业发达、污染地块密集等特点，提出了珠三角各地级以上市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部分城市开展污染地块环境监管试点、率先实施重点行业企业和公用设施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制度。
联合监管：土壤环境要求纳入城市规划与供地管理
近年来，城市楼盘用地的土壤环境状况亦屡屡引起舆论关注。在建设用地责任监管上，《方案》着重将国土资源、城乡规划和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管责任落实上，进一步明晰细化，着重污染地块再开发全过程环境监管。
“《方案》要求，将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土地开发利用必须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肖荣波指出，国土资源部门要合理规划土地用途，结合土壤环境质量加强土地征收、收回、收购、转让和改变用途等环节的监督管理，严格建设用地审批。
城乡规划部门要合理规划、科学论证功能布局和用地性质，加强城乡规划的实施、审批管理和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建设项目的施工审批管理。
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对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和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活动的环境监管。
同时，要建立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城乡规划等部门间的信息沟通机制，实行联动监管。
《方案》提出污染土壤的全过程环境监管要求，实行“三备案，一公开”的土壤环境监管制度，即规定污染地块进入用地程序前需要开展土壤环境调查评估、编制治理与修复实施方案、进行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三个环节，相关报告或结果报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城乡规划等部t备案，其中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结果要向社会公开。
先行试点：多元试点打造“治土”广东样板
“广东将通过多元化试点示范，打造土壤污染防治广东样板。”肖荣波指出。按照国家要求，韶关市要建设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对此《方案》针对先行区方案编制、涉重金属环境整治以及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重点在土壤污染源头预防、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监管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索，逐步改善先行区土壤环境质量。同时，将启动建设粤北韶关土壤环境污染示范基地，开展修复技术研发、评估验证与工程示范，摸索形成成熟的修复技术体系和科学合理的治理推广模式，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土壤修复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土壤污染防治计划篇5
启示之一：
立法治污是常用手段
土壤污染并非中国特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某些发达国家就因倾倒化学废弃物而导致严重的土壤污染。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了著名的“拉夫运河事件”，引起民众对土壤污染问题的关注，美国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该法律的制定推动了美国土壤修复市场的发展。
在时间上，及早立法赢得主动
梳理东西方国家的立法情况，会发现日本在时间上走在了多数立法国家的前列。
进入工业化较早的日本，1968年的“痛痛病”事件直接导致了1970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在经过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工业大发展后，日本的土壤污染情况一度非常严重。日本在1970～1980年间进行的专项调查发现，有害物质超标的污染农业用地的区域有124个，面积达到6350公顷。而到了1986年，已查出的污染地区累计为128个，面积达到7030公顷。20世纪70年代以后，城市地区频繁出现了大量土壤污染事件。最具代表性的是1975年，大量六价铬污染土壤事件在东京地区频繁爆发，逐渐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引起全社会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关注。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29日，日本公布了针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并于同年12月26日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日本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包括《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对策法》。其中，《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治和消除农业用地被特定有害物质污染以及合理利用已经被污染的农业用地，内容主要包括指定及变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对策地区、制定及变更农田土壤污染对策计划、指定及变更特别地区、调查测定农业土壤污染、现场调查、农作物等种植的劝告等等。
当然，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仅限于这些专门立法，还有大量与土壤污染预防相关的立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Dioxine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浊防止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审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这些立法通过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特定化学物质污染、化肥和农药污染以及矿物污染的控制，从不同方面阻断新的土壤污染源，从而达到预防土壤污染的目标。
显而易见的是，及早立法与全面方法，使日本在保护土壤和防治污染方面卓有成效，理应成为多数国家学习取经的典范。
在设计上，两种模式防治结合
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立法，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有独立的立法模式与附属于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模式之分。在立法体例上采取独立的立法模式，将土壤污染防治作为单行法规范对象进行立法的有日本、韩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与此相对，采取附属性立法模式的国家有美国、英国、俄罗斯和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主要是将其有关土壤保护的有关内容分散在一部法典或其他法律的不同位置之中。
而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均采用附属性立法。这些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都在其环境保护相关立法或政策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出明确规定。如文莱的《环境命令草案》，泰国的《自然环境质量法》，马来西亚的《环境质量法》，新加坡的《环境保护法》及印度尼西亚的《20号政府令》。
众所周知，专门立法效果显而易见，那么是否建立在其他法规之上的“法中之法”就效果不佳呢？结论是否定的。
以俄罗斯为例。至今，俄罗斯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保护土壤的立法均建立在其他法律法规之上，即在其他相关法律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出规定。目前，主要是在《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俄罗斯土地法典》《俄罗斯联邦大气保护法》《俄罗斯联邦水法典》《俄罗斯居民卫生安全防疫法》《俄罗斯联邦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中有一些相关规定。其中，《俄罗斯土地法典》中规定了土地保护的目的和土地保护的内容，其中包含对土壤及土壤肥力的保护;并责成土地的所有人、土地的管理者、土地的使用者以及承租人都应该提高土壤的肥力，采用环保的工艺进行生产，不应当因为自己的农业活动而使土壤的生态状况遭到破坏。同时规定了消除污染后果、保持已达到的土壤改良水平，复垦被破坏的土壤、恢复土壤肥力等土壤污染修复方法。以《俄罗斯联邦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为例，其对使用的农药、化肥的一系列试验、登记、生态鉴定等活动，以及对使用农药化肥制剂的严格规定，都是对土壤污染的预防制度。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是造成农田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因而要建立和完善农药、化肥的使用制度，尤其要禁止使用剧毒农药，对于高毒、高残留及残留期较长的农药要限制使用。
由此可知，在立法的顶层设计上，无论是专门的立法，还是综合的立法，都是一种形式而已，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治结合，并不会由此影响到对于土壤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效果。
在进程中，多次修法应对变化
在这方面，韩国做得比较好。
尽管韩国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始于1995年，从时间上而言要晚于日本。但在应对发展变化和立法进程中，做得比较好。为了使立法更有针对性和取得实效，韩国对相关法律进行多次修订和完善，确保了立法始终跟上发展变化进程。
自1995年开始，此后经过多次修订，韩国主要完善健全了《土壤环境保护法》和《土壤环境保护法实施细则》。其中，《土壤环境保护法》的颁布，使韩国得以建立一个土壤污染防治的综合法律框架，对土壤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1996年，韩国环境部建立了“土壤污染监测网”，以防止与矿山、精炼厂、军事基地、储油设施、垃圾处理场相邻地区的土壤污染。
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以及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及时应对、修订完善法律，使法律法规始终与变化同步，与时代同步，不仅强制实施土壤污染调查、土壤污染的指定和修复等制度，而且极大促进了企业自愿进行土壤污染治理，取得了较好效果。
在内容上，细致严谨丰富内涵
从我国的实际国情而言，法律层面有个瓶颈问题，即：立法易，执法难！
不止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教训。而在执法层面做得较好的国家无疑是德国，其立法内容的丰富与严谨执行值得我们学习。
可以说，德国是一个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有着立法和执法丰富经验的国家。目前，德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主要有《联邦土壤保护法》和《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地条例》。其中，《联邦土壤保护法》于1998年2月6日通过，该法的最后条款于1999年3月1日实施。主要内容包括：立法目的、土壤变质回避义务、净化主体及其义务、污染土壤调查义务和情报公开制度等。
为了保障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污染土壤和水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德国提出发展生态农业，并制定了一系列农业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例如《肥料使用法》《自然资源保护法》《土地资源保护法》和《垃圾处理法》等。因为在农业生产中经常要施肥也会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为此德国在1996年制定了施肥法条例，将其肥料的使用依法规范，防止因施肥而引起土壤污染。
德国人以严谨细致而著称于世，面对立法与执法这么严肃的话题，德国人当然会更加严谨细致，更为务实执法注入了丰富内涵，具有借鉴意义。
启示之二：
科技治污起关键作用
世界多个国家的经验做法说明，采用科技手段和先进技术，可以更有效地开展土壤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并取得明显的效果。
以英国为例。众所周知，英国是早期工业发展国家，有着极为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英国最早开采的矿主要是煤炭、铁矿、铜矿，时间都在300年以上。随着经济发展与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许多矿区早已停止了开采，但当年开采遗留下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却并没有消失。在尝试使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考虑到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将挖出的污染土壤并移至别处，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修复研究。经过探索与发展，当前的英国土地修复技术非常成熟和规范。具体而言，其科技手段主要分为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技术三个方面，值得许多国家学习和推广。
物理方法治理重金属
物理方法常见有三种：①电动土壤修复法，主要适合重金属污染物治理，在电场作用下通过电渗流或电泳等方式使土壤中的重金属被带到电极两端从而清洁污染土壤。②热处理法，即对土壤进行加热升温，使挥发性有害重金属或挥发性有机物挥发出土壤并将其收集起来集中进行处理。③机械清洗法，该方法是一种较新的石油污染修复技术，采用纯粹的机械方法异位清洗土壤。
化学方法降解污染物
分为化学栅法、化学氧化法和生物修复技术三种。①化学栅法。该方法是利用一种既能透水又具有较强沉淀污染物能力的固体材料，将其置污染堆积物底层或土壤次表层的含水层，使有机污物滞留在固体材料内，从而达到控制污染物扩散并对污染源进行净化的目的。②化学氧化法。该方法是向被石油烃类污染的土壤中喷洒或注入化学氧化剂，通过与污染物之间发生氧化还原反立，使污染物以降解、蒸发及沉淀等方式去除掉，最终达到净化的目的。③生物修复技术。早在1983年，英国就提出了利用超富集植物清除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思想，即生物修复技术。首次利用遏蓝菜属植物修复了长期施用污泥导致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并证实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
目前，英国已开发出多种耐重金属污染的草本植物用于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的治理，并已将这些开发出来的草本植物推向商业化进程，建立了超富集植物材料库。
启示之三：
分类治污使效果明显
在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类污染问题：水污染、固体污染、大气污染、矿物质污染、农药和化肥残留物污染……针对不同的污染源和污染物，必须采用不同类别的方法和手段，方能有针对性地取得明显效果。以德国以例，德国在工业化阶段留下了许多污染场地，有15%～20%的土地被怀疑可能受到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
针对土壤保障和环保工作，德国的策略是“分类治污”“逐步深入”。
开展调查摸底数
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首先，全面开展土壤监测。目前，德国各州都对土壤进行长期监测，全国共有800多个监测点，绝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设立的，也有一些是农业部门设立的。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如森林用地、绿化用地、耕地以及特殊用地等，对土壤进行监测，对土壤的生物、物理、化学特性以及有害物质含量等进行描述，目的是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排查筛选定方案
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治理土壤污染的第一步，是对所有怀疑可能受污染的地块进行登记造册，并展开预备性调查，范围包括潜在的污染源、以前的厂区以及废料堆放地。第二步，根据调查结果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确定有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排除危害。第三步，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内容包括有哪些污染物，浓度多少，哪些污染物在什么时候会对人体健康、动植物、水环境、土壤、大气以及文化资产等造成危害。第四步，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第五步，制定污染治理与土壤修复规划并实施。
建立数据动态管理
根据调查结果，德国会对各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在土壤修复方面，德国的理念是保护土壤的特殊功能，而不是土壤本身，对不同功能的土地，区别对待。哪些土壤需要治理？德国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治理。
少用土地避拓展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现在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表土剥离防污染
除了以上德国分类治理的办法效果明显外，日本在分类治理方面也有“一招鲜”：表土剥离。该方式即剥离受污染地区的表土并覆盖或进入其他未受污染地区的表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日本曾一度污染严重。其中，土壤中的超标物质有镉、铜、砷等，尤其是镉超标的土壤占污染田地面积的90%左右。为了治理土壤污染，日本开展了特定的土地改良事业，并指定了一些地区为防止土壤污染对策地区。在具体治理过程中，日本各地根据地下水位、地质条件及污染程度等的不同，因地制宜选取填埋客土法或上覆客土法等方法。
其中，前者是先剥离被污染的表土并就地挖沟掩埋，其上利用砂石土形成“耕盘层”，最上层客入剥离自其他地区的表土（通常是干净的山地土）;后者则是在污染的表土上直接客入砾质土形成耕盘层，再客入剥离自其他地区的山地土。这两种方法都需制作一层起隔离作用的“耕盘层”，以防止植物根系扎到客土层以下的污染土中。因此，为确保植物生长在无污染的土层中，剥离自其他地区的表土形成的客土层应保持一定厚度（通常在15cm以上）。这种表土剥离方法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推广。
启示之四：
税政治污促主动作为
梳理发现，世界各国在税政治污方面有两个方面的成功做法：一是直接向生产企业和主体征收环境税;二是对于低碳生态工业企业和主体减免其他应缴的税费。这两种通过税费手段防治污染的办法不妨称之为“税政治污”，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工业主体主动作为。
以美国为例。美国环保局（epa）在1995至1996年间制定了棕色地块行动议程，1997年5月，克林顿政府为落实这项议程，发起并推动了“棕色地块全国合作行动议程”。在该议程的倡议下，美国国会于1997年8月通过了《纳税人减税法》，以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刺激私人资本对棕色地块清洁和振兴方面的投资。四是美国2001年通过的《小型企业责任免除和棕色地块振兴法》，对有关免除中小企业有关1980年《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中的一定责任，促进棕色地块的清除和再利用，为棕色地块振兴提供经济援助和其他目的等进行了规定。
据一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说，环境税在世界各国成功地减少了污染。有研究人员发现，在荷兰已用环境税手段减少重金属的排放，瑞典已用来减少氧化氮的排放，在德国则用环境税手段减少有毒废物的产生。报告说，可以用这些税收抵消工资税，欧洲联盟委员会已建议在欧洲联盟范围内征收碳税和能源使用税，以此来减少工资税作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手段。
启示之五：
赔偿治污为责任底线
一旦发生污染问题或事件，及时合理地赔偿由此带来的环境、身心健康和治疗费用等方面的损失，考量着政府和民众的底线。
提到土壤污染及相关赔偿的话题，美国人会想起“拉夫运河事件”。20世纪40年代拉夫运河干涸后被一家化学公司购买，当做垃圾仓库倾倒工业废弃物。后来，该公司将充满有毒废弃物的河道填埋覆盖后转赠当地教育机构。政府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大量住宅和一所学校，随后的多年间，这里的居民不断患上各种怪病。
更让美国人心惊的是，当时全美境内有成千上万个类似拉夫运河地块的危险废弃物简易填埋场，犹如一颗颗定时炸弹，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迫于强烈的舆论压力，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这一法案也因此被称为《超级基金法》。该法规定了危险物质泄漏事故的报告制度和国家应急计划制度;明确了负有治理责任的主体包括总统、州政府、地方政府、印第安部落、危险废物设施或船舶的所有者和营运人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治理的行动，一是清除，二是救助;治理费用应由发生危险物质泄漏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或该设施所处土地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承担。
为了解决治理费用承担者不明或费用承担者无力承担治理费用的问题，该法规定建立危险物质信托基金和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关闭后责任信托基金。该法还规定了治理费用承担者费用承担的范围和限度以及财政担保，并对揭发、检举非法泄漏危险物质违法者的人规定可给予最高达1万美元的奖金，对违法者可处以每次2.5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每违法持续日2.5万美元以下罚款，对累犯者，每违法持续日的罚款额可高达7.5万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超级基金的初始基金为16亿美元，来源有两个：13.8亿美元来自对生产石油和某些无机化学制品行业征收的专门税;2.2亿美元来自联邦财政。1996年美国国会修改超级基金法时，将基金总数扩大到85亿美元。其中25亿来自年收入在200万美元以上企业的附加税;27.5亿来自联邦普通税;3亿来自基金利息;3亿来自费用承担者追回的款项等。
超级基金主要用于支付以下的费用：一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迁移和补救行为的全部费用;二是任何个人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其他“必须”的责任费用;三是因泄漏危险物质而造成的对“天然资源”的破坏等等。
启示之六：
社会治污提专业水平
土壤污染防治，必须走市场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的道路。
一是坚持倡导以专业化为基础的市场化。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专门性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会产生较大冲击，法律实施也为土壤污染防治产业带来巨大市场，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在日本和韩国尤为成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立法宽严不一，决定性的因素是不同的国情和区情。立法过宽，难以遏制土壤污染;过严，则不仅伤害经济，也不利于土壤污染的整治。
二是实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和民事责任的社会化。这是因为，无论政府还是污染者，都无法单独承担土壤污染整治的巨大费用，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必不可少，并通过土壤污染整治基金制度、保险制度等实现土壤污染整治民事责任的社会化。土壤污染调查、整治业务对专业技术性和职业诚信的要求很高，须由专门机构来承担。日本《土壤污染对策法》称之为委派调查机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负责有关设立、变更和终止和监督事项。韩国《土壤环境保护法》详尽规定了“土壤相关专业机构和土壤净化业务”，还特别规范了禁止出租土壤相关专业机构的书面授权、禁止同时经营其他业务、土壤净化业务的注册等具体制度。
土壤污染防治计划篇6
关键词：土壤修复；技术；监管；资金筹集；建议
中图分类号：X53文献标识码：aDoi：10.11974/nyyjs.20160932218
近年来，湖南“镉大米”、“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等一系列事件暴露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形势严峻，拷问我国土壤污染治理成效。当前，我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不容乐观，从国家公布的数据来看，污染超标率已达15%以上，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耕地土壤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
1土壤修复概述
土壤修复指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转移、吸收、降解和转化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的物质。从根本上说，污染土壤修复的技术原理可分为2类，改变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或同土壤的结合方式，降低其在环境中的可迁移性与生物可利用性；降低土壤中有害物质的浓度。
2土壤修复中存在的问题
“十三五”期间，随着重污染企业淘汰力度的加大，以及一些关联的综合性老工业区改造、城市旧改，将使得大量的城市土壤修复问题涌现。目前我国土壤修复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土壤污染的底数不清
土壤污染的“家底”是所有防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因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布局变化、重污染企业（化工、电镀、冶炼、制革等）关停、搬迁等，工业企业退役污染场地与日俱增；因过度施肥、滥用农药、污泥施用、污水灌溉和周边企业排放大气污染物沉降等导致的农田耕地污染场地不断增加；因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及其冶炼等导致的矿山开采污染场地不断增加；因石油勘探、抽取、输送和存储等环节造成的污染场地不断增加。目前国内土壤污染的具体情况，包括污染面积、污染分布、污染程度、污染种类、环境风险、影响范围等情况，缺乏相关基础数据，土壤污染数据库尚未建立。
2.2土壤修复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土壤修复方面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是我国推进土壤修复进程的主要障碍。同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防治相比，土壤污染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截止目前，土壤修复方面除2016年5月31日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外，仅过部分土壤相关的部门法规，尚未形成系统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该体系应包含法律法规体系、标准体系、监测监控体系、修复技术体系等。
2.3修复过程管理不全面
由于目前国内的污染土壤修复多为土地开发驱动型，因此修复技术多为异位修复为主，修复评价方法也多为评估土壤中污染物的含量。然而在异位修复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污染土壤的挖掘、长距离运输、异地暂存以及异地实施修复等环节，而现有监管部门不可能实现分阶段、分区域密切跟踪。一些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在修复过程中对二次污染的控制不到位、开放式挖掘、没有控制措施的随地堆放、甚至出现偷倒现象。另外，一些修复技术将土壤中的污染物从固相转移至液相或气相，而监管往往只注重土壤是否干净，忽略了对转移污染物后的介质治理的监管。
2.4修复工作起步晚，技术及人才缺乏
虽然我国在某些领域的技术（如植物修复）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目前我国土壤修复技术长期停留在实验室水平，且技术应用、工程经验、管理水平、修复装备、关键修复材料、高层次技术人才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专业从事土壤修复、具备完整产业链和先进治理技术的实力型修复企业更是屈指可数。
2.5修复资金的筹集渠道不丰富
我国土壤修复市场一直依靠专项资金带动，行业资金严重缺乏。修复资金的筹集渠道很窄，多渠道融资的机制尚未建立。目前我国土壤修复方面的资金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政府投资，这是当前污染土壤修复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约占当前修复资金总量的70%，其中包括国有企业修复自身污染土壤产生的费用（因为在当前的关停与搬迁企业中，多数污染企业为建厂时间很早的国有大型企业）；国际援助资金，来自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和双边援助等，一般多用于对中国一些履约化学品污染土壤的修复和相关管理制度的制订；社会资金，土地开发商在开发能够增值的地块时，愿意全部或部分付费进行修复，从而拥有对修复后地块的开发权。
3推进污染土壤修复的建议
综观我国当前污染土壤修复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结合国际趋势和我国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推进污染土壤的修复进程。
3.1开展调查，解决底数不清问题
3.1.1深入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
以现有调查为基础，制定详细调查方案，明确调点（如重污染企业退役场地、受污染农用地等），开展污染土壤状况详查，掌握污染土壤的面积、分布及其影响，并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
3.1.2提升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水平
整合优化各部门相关数据，建立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建成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借助先进技术，拓宽数据获取渠道，实现数据动态更新；实现数据共享。
3.2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建立健全法规标准体系
3.2.2加快推进立法进程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适时修订污染防治、城乡规划、土地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增加土壤污染防治有关内容、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
3.2.3系统构建标准体系
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完善相关技术规范（如质量标准、风险管控、调查评估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3.2.4加强污染土壤修复全过程监管
3.2.4.1制定治理与修复规划
以影响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的突出土壤污染问题为重点，以土壤中含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污染土壤类型为重点，以化工、电镀、有色金属冶炼等重污染行业为重点，以拟开发建设居住、学校、医疗等项目的污染地块为重点，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建立项目库。
3.2.4.2全过程监管污染修复过程
修复已原址修复为主，在土壤挖掘、堆存等过程中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二次污染；责任单位在施工前要公开工程基本情况、环境影响及其防范措施，工程完工后要将治理与修复效果向社会公开。环保部门要对修复过程中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要定期向上级环保部门报告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工作进展，向社会公开本辖区内土壤污染修复成果；上级环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督导检查。
3.2.4.3为污染土壤修复提供坚实的技术人才支撑
3.3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研究
整合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企业等科研资源，开展基础研究（如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土壤环境基准、环境容量、环境承载力等）、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风险管控、土壤污染诊断、治理与修复等）。研发先进适用装备和高效低成本功能材料；优化整合科技计划，建设一批土壤污染防治实验室、科研基地。
3.4加大适用技术推广力度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根据污染类型、程度等因子，针对典型污染地块，结合国内外实际案例，选出一些适应我国国情的实用技术，逐步建立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默认清单制度，实现修复技术快速和规范化的选择，降低修复技术比选成本，减少和避免修复技术盲目选择现象的发生。
3.5推动治理与修复产业发展
加快完善覆盖土壤环境调查、分析测试、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工程设计和施工等环节的成熟产业链，形成若干综合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产业化示范基地。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规范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从业单位和人员管理，并定期向社会公开。
3.6加大财政投入
整合相关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等，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土壤环境调查与监测评估、监督管理、治理与修复等工作。统筹安排专项建设基金，支持企业对涉重金属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技术改造。
3.7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发挥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引导作用，为重大土壤污染防治项目提供支持，鼓励发行股票、债券、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等。
3.8完善激励机制
激励相关企业参与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研究制定扶持废物回收处理等企业的激励政策，并在某些行业开展试点。
4结语
土壤污染防治计划篇7
关键词：土壤污染 立法防治 法律制度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之一，为了缓解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我们必须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法律方面有所突破，而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的单行法律，导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无法可循。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长期稳定的法律制度，使得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1．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必要性
任何一项立法活动都离不开对其立法的必要性分析，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是因为法律在调整社会时是会计算成本的，而并非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成本是都是最低的，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中，其经济成本是否最低便是其必要性所在。
1．1我国土壤污染问题的现状迫切需要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
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相当严峻，土壤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仅部分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城市和矿山的土壤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此外土壤污染类型也呈现多样性，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和持久性有毒有机物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土壤污染负荷也在逐步加大，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局部地区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加大。由于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滞后性、不可逆性的特点，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损害群众利益的重要因素。土壤污染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立法的方式，用法律制度来约束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予以预防、控制及解决各种污染土壤的问题。
1．2我国现行的法律无法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而修改有关法律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地方一些法规中都有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涉及，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只涉及到农业、自然保护区及人文遗迹等方面的一些规定，其范围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在所涉及土壤污染防治问题的规定中，内容比较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而且土壤污染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采取相对独立的防治措施。如果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要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会出现治标不治本，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并不合算，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最经济的。因此，应当及时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2．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可行性
2．1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并非空白，并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上面所述已知我国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涉及了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但是这些规定在现实的实行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就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经验。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中我们可以对以往的法律法规中与实际相符的规定保留下来并进行完善。
2．2我国具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已在积极开展，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工作上积累了很多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办法及措施来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有的地方还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了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两次土壤普查以及近年启动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都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
2．3外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借鉴
由于土壤污染问题的严峻形势，很多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进行立法，目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防治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并作出立法和修改的经验都可以成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借鉴。
2．4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重视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艮好支撑条件
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越来越重视，正积极采取措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起，就不断有代表提出保护农村环境的议案，强烈呼吁加强对农村土壤污染的防治，特别是加强对耕地污染的防治因此，全国人大环资委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问题。鉴于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建议，全国人大环资委在研究本届人大环境与资源立法规划时提出了抓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
2．5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关注
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给予了很大关注，逐步摸索出一整套防治土壤污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国内学者一方面通过对外国具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经验的国家进行研究找出一些有利于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对我国的土壤污染现状及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行设想，这为制定法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模式
3．1《土壤污染防治法》应以基本法律为表现形式定位于土壤污染防治领域
法律作为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地位和法律效力仅低于宪法，高于其他法，其所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全面性、重要性。基于土壤污染工作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土壤污染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这就是使得土壤污染防治法必定要以”法律”的形式定位。再者，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土壤污染防治法要始终作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的”龙头法”调整土壤污染防治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有利于约束那些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
3．2制定一部”以活为主，防治结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计划篇8
张媛的母亲告诉《经济》记者，这所让当地家长和学生们“挤破头”的名校，对面竟然是一块“毒土地”。
“毒地”疑云
2016年1月初，有常州外国语学校家长反映，孩子在搬入位于新北区龙虎塘街道的新校区后，纷纷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有时候会闻到很难闻的气味，班上好多同学都觉得头晕、想吐、喉咙痛，还有几个同学身上起了红疹。”张媛说。
据常外家长们不完全统计，七八年级1500名学生中，已知有549名学生进行了体检，其中140名查出了甲状腺结节钙化、白细胞数下降、淋巴结节等问题。
对此，学校请来的医学专家表示，白细胞数和甲状腺的相关症状和学生的饮食、精神压力有关，手机和电脑放射线对孩子的身体健康也会造成影响。家长们则认为，孩子身体出现的问题，更可能与学校对面的“毒地”有关。
“有几次，我去学校接孩子回家，也闻到了明显的刺激性气味，但当时只以为是学校为了搞绿化洒的农药。”张媛的母亲回忆说。后来她和其他学生家长交流时才知道，学校对面的常隆地块，竟然是原常州农药厂、常州华达化工厂和常州华宇化工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的厂址。
据新华社报道，2000年，原国有常州农药厂和常州有机化工厂改制组建形成了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2010年，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整体拆迁，常隆地块遂被闲置。
2014年，当地政府决定将常隆及周边地块用作商业开发，常州市环境保护局于是启动了常隆及周边地块污染场地的修复工程。土壤修复一期工程于2014年3月由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集团）总公司正式牵头实施。当年11月，该地块飘出的刺激性气味就曾引起周边另一所学校常州天合国际学校学生家长的抗议。
2016年1月29日，针对家长和媒体对此事的反映，环保部通报了案件的最新调查情况。通报称，常州市环保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填埋区域进行了钻孔勘察，现场挖掘出含刺激性气味的黑色淤质土壤约1500立方米，含少量黑褐色粘稠物的废铁桶两个共30公斤的除草剂产品，以及砖块、水泥块等建筑垃圾若干。
对样本的检测结果显示，总石油烃和4-氯甲苯存在超标，其成分和常隆地块内其他土壤基本一致，但通报并未指出污染物超标程度。
环保部同时指出，常隆化工在企业未完全停产的情况下，于2015年10月14日擅自停运处理废气、废液、废渣的焚烧炉。检查发现，其后产生的废气通过应急活性炭吸收装置进行了处理，生产废水则经预处理后送至滨江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但未通报废渣处置情况。
常州市环保局也对原厂区周边土壤和地下水进行了采样分析，监测结果显示：周边土壤中无有机物、重金属指标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三级标准限值要求；地下水符合《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限值要求。
目前，常州市环保部门还对常州外国语学校周边环境开展了定期巡查巡测。2016年3月的十余次通报结果均显示：常州外国语学校周边环境无异味。
但是，张媛和她的父母仍然心存疑虑。“有几个同学想办法转去了常外的其他校区，还有人干脆转到了别的学校。”张媛说，要不要回常外，一家人仍在纠结。
土壤修复难度大
尽管有官方检测背书，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与常外仅有一路之隔的常隆地块确实已经受到污染，而且可能会波及周边生态环境。
《经济》记者注意到，常州外国语学校官网曾经公布了该校新北校区的环评报告。报告指出，项目北侧常隆地块已经受到污染，存在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故本项目地块严禁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同时常隆地块开展修复后，会产生一定的空气污染，如果学校在常隆地块修复验收完成前投入使用，必须注意修复产生的污染对在校师生的影响。
那么，污染土地修复大概会用时多长？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认为，起码需要“数年”。“土壤不会流动，污染物进入后就和土壤混合在一起了。有些污染物有挥发性，但有些污染物可能会一直存在于土壤中。而且，土壤受到污染，必须经过专业技术进行修复，这个过程也许会需要数年时间，但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很可能要持续更长时间。”
他还告诉《经济》记者，我国土壤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但直到2013年“镉大米”事件被媒体曝光，才逐渐引起公众的注意。
2013年5月，广州市食药监局检出大量来自湖南的镉超标大米，引起轰动。医学文献早已证明，镉不仅会引起人体腰、手、脚等关节疼痛，还会导致骨骼软化、萎缩，骨质松脆，更会在肾脏中累积，导致肾衰竭。而即使停止食用高镉大米，肾衰症状依然会持续。
追本溯源，镉大米的大量出现，正与土壤环境受到污染密不可分。据了解，采矿企业的不环保作业、冶炼厂废渣废气的不合规排放，都是土壤农田受到镉污染的原因。而在湖南，大量的工厂、冶金场和矿场的附近，坐落着成片的稻田，加之土壤污染防治监管不达标，最终导致湖南大量农田土壤受到严重污染，而镉大米只是其中一例。
实际上，早在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就曾对媒体表示，全国3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环保部对我国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时也发现，有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
动态地看，土壤污染正在愈演愈烈。“我了解到一个数据，我国受污染土地的面积正在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真的很严重。”赵章元说。
除了农田耕地污染严重外，林地、草地、工矿企业用地的污染情况同样不容忽视。
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我国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未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陆地国土，调查点位覆盖全部耕地，部分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实际调查面积约630万平方公里。
2014年，上述调查结果终于公布。结果显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全国土壤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林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0%，主要污染物为砷、镉、六六六和滴滴涕；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4%，主要污染物为镍、镉和砷；而在接受调查的690家重污染企业用地及周边的5846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36.3%，主要涉及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皮革制品、造纸、石油煤炭、化工医药等行业。
更加糟糕的是，由于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和难可逆性，使得土壤治理修复十分困难。“由于重金属难以降解，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完全逆转的过程。另外，土壤中的许多有机污染物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更何况，与大气和水体相比，污染物更难在土壤中迁移、扩散和稀释。因此，污染物非常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累积。”赵章元说，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很难使其恢复。积累在污染土壤中的难降解污染物，很难靠稀释作用和自净化作用消除。
中国土壤学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更是悲观。“现在我国土壤污染比各国都要严重，日益加剧的污染趋势可能还要持续30年。”
危及地下水安全
除了“镉大米”之外，日益严峻的地下水水质，也与土壤污染息息相关。
2014年，分部在我国北方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原区的地下水水质监测井数据显示，浅层地下水的水质总体较差。在2071个测站中，水质优良的测站比例仅为0.5%，良好的测站比例为14.7%，无较好测站，较差和极差的测站比例之和超过84%。“三氮”污染情况较重，部分地区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重金属和有毒有机物污染。
“地下水污染会跟土壤污染联动发生，不能只处理土壤而忽略地下水。”台湾“行政院环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会技术组组长何建仁说。
他介绍，1982年，台湾桃园县发生第一起镉米事件。当时化工厂排放含镉废水造成农地污染，致使种出镉米。后来台湾还发生多起农地污染事件，土壤污染的问题就这样首先从农田耕地暴露出来。当时台湾“环保署”尚未成立，但鉴于镉米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引起过“痛痛病”，已确定有高度人体危害性，促使台湾启动土壤污染“立法”工作。
最初，相关法律只涉及土壤污染防治，但很快，地下水与土壤之间的互相作用也暴露出来。为此，1999年，“我们把地下水污染纳入，成为亚洲第一部结合土壤及地下水于一身的‘法令’”，何建仁说。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也指出，如果没有土壤安全，人类难以确保粮食、淡水资源、纤维制品等的安全供应，难以保障陆地生物多样性安全，将会减弱土壤作为地球系统生源要素（碳、氮、磷、硫等）循环库的潜力，进而失去产生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物质基础。
“近30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农业高度集约化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变化的影响，我国的土壤安全问题日趋严峻，严重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基于这一情景，沈仁芳认为，为了保障我国土壤安全和水资源安全，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土壤保护与管理政策及相应的法律法规。
“土十条”呼之欲出
实际上，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也有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相关规定，如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都有所涉及。
日前，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也透露，被称为“土十条”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文稿已基本成熟，下一步将按程序报批后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战将在中国打响。
但是，相比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防治领域都颁行了专门法律，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尚无专门立法，无疑严重制约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
全国人大代表吕忠梅就曾对媒体表示，虽然土壤污染防治有法可依，但却存在明显缺陷。“分散、不系统、缺乏可操作性，有些规定甚至明显滞后，难以满足当前和今后土壤污染防治的要求。”
吕忠梅解释，一部法律中往往只有一两条规定与土壤污染防治相关，这使得土壤污染防治无法系统有效地进行，“土壤与大气、水为三大环境要素，几乎所有的污染最终都会通过某种途径进入土壤。因此，土壤污染防治需要采取整体、综合性的保护对策，零星、分散的规定显然无法满足要求。”
据了解，环保部自2006年起就着手启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研究工作。到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其列入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全国人大环资委委托环保部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建议稿；2014年12月，草案建议稿提交全国人大环资委。目前，土壤污染防治法已列入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启动了前期工作。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袁驷指出，全国人大环资委已委托环保部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建议稿。“初步拟订在今年年内环资委内部进行两次初审，2017年提交给常委会，纳入到常委会的立法计划，完成提请和审议的任务。”袁驷表示。
修复资金从何而来
与大气和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显得更加困难，且过程漫长，因此所耗资金也堪称天文数字。
为此，“土十条”的相关编制单位曾建议，提取10%的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土壤污染治理。据测算，若按此推行，再加上中央财政、社会资金投入，每年投入可在1500亿-2000亿元左右。考虑到国家土地政策逐步收紧的因素，到2020年，预计可筹措到1.1万亿-1.4万亿元。
但是，这一做法能否实现仍然存疑。
“首先，土地出让价格和土壤污染状况都具有较明显的区域特性，很可能出让价格高的土地污染轻，而出让价格低的土地污染重。其次，土地功能的不同也会直接影响土地本身的价格。另外，量大面广且污染较重的农田尚无出让机制，也没有土地出让收益。因此下一步政府需要进行资金统筹。而这种统筹，是在某个区域内进行统筹，还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筹，或是在同类场地之间进行统筹，抑或是对所有污染土壤进行统筹，这都需要从全局考虑。”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益评论称。
而在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部新能源及环保行业组组长陈鹏看来，湖南郴州为土壤污染治理筹集资金的做法可为借鉴。
土壤污染防治计划篇9
一、土壤污染现状
近三年来，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形势也越来越严峻，一是工业企业场地土壤污染急剧加快，二是农业耕地土壤污染也急速增长。我市辖区内工业企业土壤污染主要集中在工业园区矿产品加工企业、矿山企业等污染对场地造成的污染；农业耕地土壤污染涉及到全市农业用地，主要是化学肥料、农药的过度使用。长期过量而单纯施用化学肥料，会使土壤物理性质恶化土壤酸化、胶体分散散，土壤结构破坏，造成土地板结,并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成本和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二、防治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根据市域实际情况，对相关企业提出强制性技术升级和从严的污染防治要求；对不符合城乡规划的涉重金属企业，要逐步关闭和搬迁。同时历史遗留污染问题进行了全面解决。（二）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把入口关，控制重金属污染隐患的产生。对未经环评审批的在建项目或者未经环保“三同时”验收的项目，一律停止建设和生产。在环境敏感区域禁止审批新建、改建、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对重点防控企业逐步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三）强化污染治理，加快解决突出的污染问题。一是加大整治力度。严肃查处矿山违法建设、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强化达标排放整治，每年开展一次“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专项行动”，依法关闭一批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重污染企业，停产整顿一批已经造成严重环境危害的企业，确保现有企业的达标排放。二是妥善处置矿山类危险废物。对各类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对象实施无害化处置或实现达标排放，三是着力解决历史遗留污染土壤问题。（四）强化环境监管，严格防范各类污染风险。严格规范企业环境管理，督促重点防控企业及时报告原料和产量的变化情况，建立企业信息公开制度。同时，针对该类企业，实行专人专管，一季一监测，一月一申报，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均要求建立相应的处理设施，对污染设施的运行情况，实行每月监察一次，并要求企业做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记录。
三、存在的问题
（一）土壤环境监管体系不完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以及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三同时”竣工监测工作中，除了生态类建设项目需要长期跟踪土壤污染以外，其他建设项目还没有较为详细的土壤环境管理规范及环境保护要求。近两年颁布的农药、制药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开始详细规定了建设项目土壤本底调查的要求，但除此以外的其他行业环评，土壤本底调查仍然较为主观。特别是早期立项的水泥厂、重金属企业未开展详细的本底调查。（二）土壤环境管理不规范。一是城市场地土壤污染管理办法有待完善。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量存在潜在污染风险的工业场地用途发生变化，场地被大批量转为商业、住宅用地。但为进行土地调查，未明确要求开展土地性质变更环境质量评价，未能促进土壤环境质量与土地资产价值挂钩，尚未形成城市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管理的规范化。（三）土壤污染责任的认定有待进一步明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避免土壤污染问题的发生、预防土壤污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未涉及土壤污染应有的管理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基本法没有明确规定土壤污染的责任者、污染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等问题，没有提供可操作的土壤污染责任追究、认定、赔偿程序。从近期土壤污染调查情况来看，当前全国典型土壤污染还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有些污染企业的责任主体属于“国有”，污染对象是“国有”性质的土地，土壤污染责任则无法追溯到具体的污染者或责任人。
土壤污染防治计划篇10
放眼全球，很多国家都曾遭遇过环境污染的难题，“品尝”过环境污染造成的恶果，在治理污染方面都走过漫长而艰辛的道路。然而，不少发达国家通过利用先进的技术与严格的法规进行污染治理，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并积累了大量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不无借鉴与启示作用。
西方的前车之鉴
环境污染几乎是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曾经遇到的棘手问题。环境污染成为一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始于18世纪末兴起的工业革命。
英国塔尔伯特港，塔塔钢铁公司的工厂。西方经济强国也经历了重污染的过程。
从18世纪下半叶起，经过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首先是英国，而后是欧洲其他国家、美国及日本相继经历和实现了工业革命。在这些国家，伴随煤炭、冶金、化学等重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出现了烟雾腾腾的城镇，发生了烟雾中毒事件，河流等水体也严重受害。
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其煤烟污染最为严重;水体污染亦十分普遍。除英国外，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的工业中心城市，如芝加哥、匹茨堡、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煤烟污染也相当严重。至于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其环境污染也不落人后。19和20世纪之交，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工业区的河流也变成了污水沟。
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国家煤的产量和消耗量逐年上升，由此酿成多起严重的燃煤大气污染公害事件。1943年洛杉矶首次发生的光化学烟雾事件，第一次显示了汽车内燃机所排放气体造成的污染与危害的严重性。在这一阶段，污染源增加，新的更为复杂的污染形式出现，因而公害事故增多，公害病患者和死亡人数扩大，这体现出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危机愈加明显和深重。
20世纪50年代起，世界经济由战后恢复转入发展时期。西方大国竞相发展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这也使得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的大量废弃物排向土壤、河流和大气之中，最终造成环境污染的大爆发。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对环境的认真治理，工作重点是制定经济增长、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长期政策。上世纪70-80年代，这些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上不断增加投资，如美国、日本的环境保护投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它们十分重视环境规划与管理，制定各种严格的法律条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和预防污染，努力净化、绿化和美化环境。到80年代，西方国家基本上控制了污染，普遍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的环境问题。
1992年6月的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的那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标志着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环境保护工作又迈上了新的征途——从治理污染扩展到更为广阔的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范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主张成为人们的共识，“环境与发展”则成为世界环保工作的主题。
在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今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重蹈发达国家覆辙的情况下，重新审视与研究发达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学习这些国家治理污染的经验，就显得十分的必要和迫切。
英国：利用技术科学治污
200多年前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钢铁、煤炭、化工和其他行业的繁荣，推动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对于废料处理和运营管理的疏失，也导致了化学废料流入土壤或者直接排入地下，带来非常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修复研究。英国土地修复技术非常规范，目前主要采取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三方面的技术。
对于泰晤士河的治理，英国成立了治理专门委员会和水务局(公司)，对整个流域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1850-1949年，英国政府开始第一次泰晤士河治理，主要是建设城市污水排放系统和河坝筑堤。1950年至今进行了第二次污染治理，不仅重建和延长了伦敦的下水道，还建设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加强工业污染治理，采取对河流直接充氧等措施治理水污染。目前，全流域建设污水处理厂470余座，日处理能力为360万吨，几乎与给水量相等。泰晤士河沿岸的生活污水都要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才能排放到河中，污水处理费用计入居民的自来水费中。
在泰晤士河的治理中，科学技术的作用同样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泰晤士河的第二次治理。科学研究帮助水务局制定合理的、符合生态原理的治理目标，根据水环境容量分配排放指标及时跟踪监测水质变化。经过100多年的综合治理，特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高强度治理，泰晤士河已成为国际上治理效果最显著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干净的河系之一。1955-1980年间，泰晤士河总污染负荷减少了90%，河流水质已恢复到17世纪的原貌，100多种鱼重返泰晤士河。
日本：针对立法问责严厉
在工业化较早的日本，1968年的“痛痛病”事件直接导致了1970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1975年，大量六价铬污染土壤事件在东京地区频繁爆发，逐渐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引起全社会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关注。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29日，日本公布了针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并于同年12月26日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土壤污染对策法》的立法目的旨在通过确定土壤中的特定有害物质进而实施土壤污染防治对策保护公众健康、确立相关措施防止人体健康受到污染的侵害等，主要内容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划定受污染区域、消除污染措施的相关规定、变更土地形式和土地使用计划的相关规定、委派调查机构、促进法律实体等相关规定等等。显而易见，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内容仅限于对已经污染的土壤的改良和恢复。但是，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仅仅限于这些专门立法，还有大量与土壤污染预防相关的立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Dioxine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染防治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审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这些立法通过对大气污染、Dioxine物质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特定化学物质污染、化肥和农药污染以及矿物污染的控制，从不同方面来阻断新的土壤污染源，从而达到预防土壤污染的目标。
日本在水资源安全问题上同样有过沉痛的教训。从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各地连续发生多起水污染造成的社会事件，引起日本全国的强烈反响。如九州地区的熊本县，由于当地的化肥厂直接排放含有汞的废水，使当地居民患上脑神经麻痹的怪病。
在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下决心解决企业排污造成的水污染问题。日本首先从立法开始，短短几年，先后通过了《控制工业排水法》《水质污染防治法》《湖泊水质保全特别措施法》等法律，后来，日本又根据情况变化多次修改《水质污染防治法》。这样，日本主管部门和法律部门就可以依据这些法律监督和管理水资源，并调查和追究污染水质的责任方。在这种法律和舆论的约束下，日本任何一级行政长官对水资源和居民用水的安全达标都不敢掉以轻心，否则不仅自己的“乌纱帽”不保，而且可能身陷法律纠纷。
日本为确保水资源安全，防止水污染，还建立了信息公开和居民查询制度。在许多城市，主管部门都在供水系统的各个环节设立了监控系统。如东京都，从上游的水源到最终段的居民家庭管道，一共安装了10多个检测点，共有60多项检测项目，而且随时公布这些项目的检测结果。居民每天可以从东京都水道局的网站上看到有关信息。如果居民感觉自己家中的水质有问题，可以电话询问水道局，或登门查询，水道局必须给予说明，或上门检查。
为解决企业排放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鞭子加糖块”的政策。一方面，严厉打击非法排放的企业，作出严厉的处罚。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向投资建设污水处理系统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还给予税率上的优惠。这些政策让企业知道，与其违法排污被罚高额罚金甚至企业倒闭，不如拿出些资金修建废水处理设施，而且还能得到政府的补贴，政策引导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就杜绝了企业排放污水问题。
德国：摸清家底区别对待
在工业化过程中，德国留下了许多污染场地，有15%-20%的土地被怀疑可能受到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
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首先，全面开展土壤监测。目前，德国各州都对土壤进行长期监测，全国共有800多个监测点，绝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设立的，也有一些是农业部门设立的。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对土壤进行监测，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其次，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然后，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并实施。
第三，建立污染场地数据库。如萨克森州对全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德国还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清理。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现在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澳大利亚：改造污染土地成公园
和世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逐渐将重度污染的工厂企业慢慢搬离城市中心和住宅区周边。搬迁留下的空地会经环境署的严格评估并由开发商做出改造意见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允许将污染地块修复和转型为非工业用地。
澳大利亚很多受污染严重的土地最终并没有转型成商住用地。一些大型的森林公园、湖滨公园，由于可以广种树木、使土壤自然修复，更适合污染土地的转型。获得过多项大奖的澳大利亚Bp石油公司遗址公园就是在原Bp石油公司场地改造后建成的。这座公园中，很多被污染的土壤并没有被运走，而是和有机物相结合，重新加以使用，通过自然法则，慢慢把土地净化。对于被污染土地的修复工作，澳大利亚的标准和规格非常高，曾经被严重污染的奥林匹克公园地块，已经被改造成了适合全家出游的绿色天堂。
在悉尼西区一个工厂变住宅区的地块改造中，市政厅要求改造者必须把所有被污染的土壤全部装进密封的卡车中，沿特定路线运出后，倾倒在专用的屏蔽空间内，最终用水泥板封存。光这种土壤修复就耗资500万澳币，约为2500万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