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管理创新篇1
[关键词]数字经济；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消费模式的服务化、销售市场的分散化与智慧物流的普及化带来了复杂结构的物流需求，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成熟，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物流各项指标随着大数据产业发展呈现翻倍增长态势，同时，对于“大数据”技术的充分应用，物流路线、选址及仓储等，都有望得到进一步优化，从而达到即时服务的终极目标。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的一个新业态，已经成为新旧动能转换中非常重要的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改变着工作和职业的性质，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领域提供的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同比增长11.5%，数字技术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也会减少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到2030年，可能有多达2.2亿中国工人需要换工作，占中国总劳动力的30%，而物流一直被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这样的冲击，势必需要快速的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由此可见，传统的教学空间布局、教学组织模式、教学方法与技术等已经无法适应工业4.0背景下物流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1.物流管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1.1物流管理专业教育模式创新体系缺乏系统性
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总体思想要求突出培养相应专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新文科建设要求通过跨专业、跨学科、跨界甚至跨域整合突破界限壁垒，运用“新”（新经济、新技术）、“融”（嵌入式、交融感）、“通”（跨学科、跨领域）、“特”（有特色、很特别）的新文科思维，创新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产学合作协同优化、创新设计新时代文科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体系、教育教学方法、科教融合模式和教学评价机制等，推动跨学科深入交叉互渗、跨领域深度融合贯通。这与物流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标准不谋而合，因此融合新文科建设思路是深化物流管理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物流观看了创新教育需要将改革策略及具体举措集成在一个系统的、立体的、全面的适应性体系建设上，只是通过增加课程的实践环节无法形成一体化的课程计划；单纯运用一些类似翻转课堂、课堂app等授课技巧也只是旧有教学模式的完善。
1.2物流管理人才培养目标设置与社会发展趋势没有保持一致
需求的刺激、市场结构优化和技术变革等改变促进了中国物流业的快速增长，“互联网+”促进了传统物流产业的变革升级，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的结合，正在让物流行业发生一场效率革命，这些都带来了复合型专业人才的紧缺，从而制约了物流产业链的迭代更新。而物流管理教学的目标更多是旧有知识的输出，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更加关注课程的设置与质量，培养物流管理人才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竞争力、领导力、新技术开发能力及社会责任等素养。
1.3物流管理教改研究中对课程研究较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较少
从中国知网CnKi数据分析结果可知，物流管理教改研究中“物流课程”的中心性最高，围绕该关键词，出现了“物流课程”，“国际物流”，“教学质量”，“教学改革”等高频词，也有结合行业发展背景进行物流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例如徐龙闪，肖红波（2021），吕雪（2020），潘鹏（2021）等学者主要研究了在互联网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但教改领域中针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培养相关研究较少。
1.4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的应用不够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持续深入，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层出不穷，日益创新，发展迅速。其中典型的成果是北美地区高校教学技能培训机构CaffarellaRS（2002）提出的BopppS教学模型，因强调激发授课对象的主动性，被全球超过100所大学和产业培训机构所推崇。因为物流同时根植于工程和管理实践的，既体现了工程与管理门类学术研究主题的综合，也体现了物流实践中工程技术与管理方法的交叉融合，因此麻省理工大学创立的CDio工程教育理念为物流管理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也为我国的物流管理新文科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CDio的核心思想在于鼓励学生以主动的、理论联系实践的、课程之间相互交融和有机联系的方式进行学习。CDio理念与教育模式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成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界重要且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改革行动之一，迄今为止，CDio在中国的发展已逾十年，但CDio模式多数仍局限于机械、电气、化工、土木、农业类专业，因此结合物流管理人才需求现状，我们认为“BopppS-CDio”教育模式更能够有助于复合型、多元化创新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
1.5提高管理管理课程群教学效果的需要
物流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物流行业的应用型人才需求和教学效果并不匹配。目前整个教学环节与实践中存在着重传授理论知识、缺乏系统化的学生能力培养，理论实践相互脱节、学生兴趣不浓的现象，教学模式难以匹配学生数学素养参差不齐等问题。
2.数字经济时代对物流管理创新人才的新需求
2.1数字经济时代对物流就业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由Dontapscoti在20世纪末提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20年）》中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定义：“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造成了物流管理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一方面，数字经济催生了很多新模式和新业态，例如尤其在消费市场创造了大量物流新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的特点，物流业中重复性、机械性劳动更容易被机器和软件替代，此类岗位大幅减少，一线工人的工作日也将因自动化而重新配置。
2.2数字经济时代对物流管理专业人才的要求
我国非常重视物流产业人才培育，截至2018年，全国开设物流管理专业的高校就达396所，而物流智能化，物流平台，物流资本化，物流新零售等创新经济所需要的物流人才培养规模过小。从物流行业细分领域人才需求表（见表1）不难看出，数字经济时代对创新型物流专业人才的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逻辑思维能力强、具备数字化思维和能力。二是熟悉物流服务行业的业务模式及流程。三是能通过数字的牵引，具备整合管理、业务和技术的能力。
3.数字经济时代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3.1基于数字经济背景建立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分层教学模式
3.1.1融合数字经济设定层次化培养目标通过对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调研走访，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物流管理人才需求，对物流管理就业状况的数据收集分析整理，同时整理物流领域需要的数字技能，建立通用的数字技能分类，例如物流数字化开发类，物流数字化运营类等，根据技能分类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指导，制定和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在教学目标上，融合数字经济设定层次化培养目标，促进知识、能力、素养的有机结合，按照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建立分层次教学体系，确定培养目标和知识能力体系，对学生进行基础层、应用层、创新层分层次分阶段教学的培养。通过层次化培养目标解决学生基础差异，教学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将课程理论内容相互衔接与融合，形成较完整的解决问题的理论体系与思路。教学计划上，拟定培养高水平管理人才的教学计划，使课程的教学计划能够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企业实际需求实现良好的对接。
3.1.2提升教师数字经济和专业知识水平当今的物流业很难避免数字化竞争，现代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区块链，流程自动化Rpa等数字技术的加速创新迫切需要提升高校教师的数字经济相关知识和技能，因此，通过让教师参加数字经济及相关技术的培训、学习、讲座和研讨等方式，并通过校企合作项目，让教师进入相关企业进行实践锻炼，提升教师的数字经济素养。另一方面，高校可以建立双导师制度，引进企业教师，充分发挥丰富实践经验的优势，企业教师不限于物流行业，互联网、新零售、电子支付等高科技行业，这些导师一方面能弥补高校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能够生动还原企业营运环境。在高校物流管理专业建立专业教师、企业导师、职业指导三重师资队伍结构，进行通识教育，物流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培养教学，着力培养既具备物流知识技能又具备计算机、大数据知识技能的高素质物流人才。
3.1.3丰富物流数字经济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上，坚持理论与需求、经济、技术、产业链等环境变化以及物流与金融，it，工程学，建筑等其他学科的有效融合，增加物流数字化运营管理的知识体系与发展动态知识学习内容，保持知识结构的前沿性和时代性。在课程设置方面，应在设置经济、管理、工程等一般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针对不断更新迭代的细分领域，例如物流与金融学科的融合产生出的仓管质押、代收支付、货车信贷等细分领域；物流与it的融合产生出的车货匹配、智慧物联网等领域；物流与工程学的融合产生出的aGV、无人机、自动化仓储分拣等领域，合理设置区块链、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智慧物流营销与管理、互联网金融与管理等课程方向，将物流与供应链的知识进行深度融合，突出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的发展特色。
3.2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多渠道学习和教学
一是加强数据资源建设，搭建“数字技术+物流”教育平台，平台教程和案例数字资源库由教师和企业共同参与、设计和完成；运用“BopppS有效教学模组”作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的“基本架构”，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通过在线课程，智慧课堂、学习通等方式丰富教学过程，并合理利用这些平台对学生学情等数据进行分析，营造参与式教学氛围，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教学实践上，持续丰富实践教学内容，达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效契合，增加物流仿真实验等实践项目、企业实地研究和实习机会，激发学生对实用技能的兴趣，培养学生考虑数字经济背景下解决复杂物流管理问题的综合能力与高级思维；二是强化实践教学体系，丰富和完善教学实践。通过构建实验教学平台、学科交融讨论平台和课外实践平台，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实现课内与课外、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强化实验教学。结合理论讲解和案例教学，认真开展实验教学。教师充分应用实训场地、设备、软件指导学生在实验课堂上动手完成各项模拟业务操作，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竞赛活动。每年由学生组建团队，参加全国各项物流大赛，学生主动参与，提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合作意识。用“课程+兴趣+社会”的教学为学生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鼓励学生观察家乡或者身边的实际情况，综合运用物流成本、管理学、微观经济学等物流管理等文科知识提出解决方案。增加校企实习实践考核力度。企业实习不局限于熟悉物流日常操作，建立学校和企业双向沟通渠道，教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同学物流实习，鼓励企业问题进课堂，课堂理论企业应用，利用app，QQ，微信，腾讯课堂等数字手段，进行现场讨论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
3.3多维度考核评价机制，解决重结果轻过程的问题
实行过程性考核与多形式考核的有效契合，提高考核的全面性、实践性。构建多维度教学效果评价体系，重视学生参与度和过程考核，课程考核包括试卷考核，线上答题，线下调研，成果汇报等多种形式。评分采用试卷评分，课堂和线上讨论评分，同学互评等方式。优化评价方式。加大线上考核比例。线上考核内容应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进行权重设计，比如线上考勤，学情考核，课堂app讨论等，提高学生主动性，鼓励学生观察身边现象，自发拟定讨论话题。线下学习布置进阶式任务，提高可操作性，增强学生物流方案设计能力。优化实践环节评分体系。除了考核学生现场实习表现，同时要求学生针对企业问题提出独立的方案，在最后的评选环节，由学校教师，企业导师和同学组成的评分组根据实际情况得出综合得分。该分数是小组间横向评比、集体评议的结果，能更加客观地反映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的实际水平。
4.结语
数字经济与管理创新篇2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数字经济与管理创新篇3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与管理创新篇4
一、重视两种“知识”概念，重视两种基于数字知识传播的创新模式
“知识”是一个不断被言说的概念，柏拉图、孔德、利奥塔、波兰尼、卡斯特都为之做出过广为人知的表述。但究其实，可归为两种经典表述：一是以哲学家柏拉图为代表，认为“知识”是被看作正确的，是被验证过的，是被大家使用和相信的一种陈述；二是以传播学家曼纽尔・卡斯特为代表，认为“知识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生产物质对象，它是一系列的网络和信息的流动”，知识并不是由个人产生的，是人和人之间交互的过程产生的。知识概念经过了精英性界定向社会性界定、从单向性传播向互动性传播、从先验性向经验性的转变。我们认为，不同时空条件下对“知识”概念的界定，依然可以被我们当下所兼收并蓄，因为这两种“知识”概念依然存在其深厚而富有创新活力的社会基础和产业支持。事实上，对知识理解的差异已经造成了当下中国知识传播模式和知识创新模式的分野。一种是基于对知识“单向性传播”的理解，以传统出版业为产业内核，形成了精英阶层学术生产、传播与创新模式，即核心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创新模式。知识分享、精准化、互动与创新，是数字时代核心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趋势。一种是基于对知识“互动性传播”的理解，以自媒体为产业内核，形成了用户生产内容、多元互动的知识生产、传播、创新模式，也被称为“活”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创新模式。自媒体的诞生和迅猛发展，使得民众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分享知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喷涌而出，蔚为大观。知识在个体的转发、评论、修改中，不断被创新，成为不断流动不断完善的“活”的知识。尽管在数字媒介环境中，两类产业呈现出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但二者对知识理解的差异、主导型生产与传播模式的差异却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这种区分也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数字知识传播生态的多样性和创新模式的丰富性。
二、中国要抓住成为世界核心知识生产、传播和创新强国的机遇
数千年的世界历史证明，技术革命既会改变知识传播的形态，也会重新勾勒世界核心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版图。知识与创新不仅是文化人的个体创造，也是一种国家战略资源。一个国家要想获得世界领先地位，必须把知识生产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把知识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并在此理念指导下成长为世界的经济中心、知识传播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在数字时代，善于抓住这一技术驱动知识创新趋势的国家，往往也会成为世界知识传播的中心、经济中心和创新中心。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论文产量也从过去的第二十五位上升为世界第二，但是在世界知识传播的版图中，每年市场价值390亿美元的核心知识生产与传播，我们却只占0.1%。如何让中国核心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抓住因技术变革提供给我们的建设世界知识生产和传播中心的历史机遇，进而重新勾画世界知识版图，是有关国家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实现中国梦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
三、数字知识传播新范式呼唤管理制度的重新构建
如何构建公正的利益平衡的数字知识传播管理规则，是数字知识传播能够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要求。目前，在数字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消费领域，网络开放与网络封闭的矛盾，软件付费还是开源的纷争，网络结构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的思考，Copyright（版权）还是Copyleft（非盈利版权）的争论，都无疑在表明：固有的管理体系和规则面临新的挑战。有能力构建利益平衡的知识管理新秩序的国家，将最终有可能培育出强大而富有活力的数字知识传播业。我们认为，数字知识作为社会公共财产，本身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以智慧的方式合理使用数字知识，可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维持社会群体并创造新的身份认同，是创立、管理网络社会资源共享的新准则，是未来联合社会、企业和个人的新经济模式之基础。
四、基于数字知识传播的“开放式创新”将成为创新的主要模式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在探索创造包容开放的知识社会（KnowledgeSocieties）的未来经济发展方式。在21世纪，权力和利润的取得将日益取决于知识水平，知识在许多领域业已成为最宝贵的资源，中国也正在探讨建设国家知识资源服务中心。从技术上讲，语义网和数据开放为知识再利用奠定了基础，开放知识服务实现了公共机构、私营企业与个人协作创新和“双赢”模式，鼓励年轻人主导创新管理和开发过程，鼓励投资方、创新者、社会组织等找到自己的利益点，共同参与创新服务，对数字知识（这一潜在的公共财产）实现再利用，共同投资、分享利益。开放式创新管理全面打开了研究、投资、经营和社会公共服务的界限，合作、共享与创新是数字知识传播的核心群。通过越来越精准的数据分析和计算，达成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处，也理应成为数字知识传播与创新的最终目标。
五、数字知识传播新生态期待研究方法的创新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演讲中这样描述了数字知识传播的未来：“我们正处在两大科学的交会之中：人文和计算，马上要出现一个海啸了。一边是生物学家掀起的巨浪，开始真正了解身体；一边是计算科学掀起的巨浪，也就是达尔文遇见图灵。”今天，知识创新越来越表现为艺术家、科学家、人文学者、业界人士的一个社会协作过程，因此，我们特别呼吁在对数字知识生产、传播与创新模式的研究中，重视人文研究方法与数据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数据科学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跟新兴研究方法的断裂。相反，能够将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积淀、理论建构甚至传统方法很好地跟数据科学方法有效地结合甚至整合，将更能催生具有生命力和启发性的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讲，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数据的快速膨胀呼唤团队合作和超学科研究。传播学者只有提出具有理论深度和人文关怀的问题，才能在一个传播和数据融合的时代做出本学科应有的贡献。社交媒体以及社会传播的普及让数据的内涵和意义也在发生改变：从数字就是数据，到文本就是数据，再到图像就是数据。传播研究需要打通不同类型的数据，让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数据进行对话。
数字知识传播与国家发展，不仅仅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需要面对和关心的问题，也理应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视的问题。如果我们赞同“知识”比“信息”对个人的成长、民族的复兴、人类的进步更重要，那么理应对数字知识传播多一份深入的理解与研讨。为了中国的创新发展，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号召学界和业界要极其关注“数字知识传播”，深入研究“数字知识传播”，通过我们的研究，让“数字知识传播”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
数字经济与管理创新篇5
首先，我国的化工企业从整体上看，其生产能力和产量基数较大，有10余种主要化工产品产量均居世界前例。如合成氨、化肥、电石居世界第一位；硫酸、农药、纯碱、染料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烧碱产量居世界第三位；硫铁矿、磷矿、磷肥、醋酸、涂料、轮胎等也位居较前列。入世后，具有产品产量和生产能力的竞争优势。其中，乙烯生产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乙烯生产管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企业管理创新与信息化视角的乙烯生产管理创新
乙烯生产管理创新需要知识管理创新。知识经济有别于以土地、劳动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能源、原材料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它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配置要素，以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进作动力，以导致科技与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为主要特征。知识经济的兴起，将对我国企业管理提出严峻的挑战。知识经济是一种信息化经济，它要求企业在管理手段上加大对信息技术的投入和应用，在经营决策上注重掌握和运用决策支持系统，在作业流程上进行重新安排或彻底更新；知识经济是一种网络化经济，它要求企业减少管理层次，加快信息传递和反馈速度提高管理效率；知识经济是一种智力支撑型经济，要它求企业管理人员尽快转变思维方式，更新知识结构，在管理思想上从重视物的管理转向以人为本的管理，并提高企业人员的学习能力；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它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重视环境管理。总之，知识经济必然要求企业管理在各个方面推进变革和创新。
二、信息化视角的乙烯生产管理创新
（一）技术与乙烯生产管理创新
乙烯生产管理创新需要技术支持。数字化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手段的进步，信息化和数字化也不能混为一谈。以两院院士顾颂芬为首的几位航空工业的专家指出：“数字化为制造业开创了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他们认为：“数字化是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数字化正在改变着世界，数字化的生产方式正在从根本上动摇着传统制造业的基础，催生着一场制造业的技术革命”。从波音和空客两大家航空制造的技术竞争的重点看出，“制造业的竞争已经体现为数字化这一核心能力的竞争”。人的思维是多维的，工程师们在创意新产品时，首先涌现的是多维的实体形象而不是一个个的平面视图。为了向制造它的人传递产品的信息，必须将这个活生生的实体变成为复杂的、但为工程界所共识的平面图形。这当中的浪费不仅仅是投影图的绘制，还包括了从实体形象向抽象的视图表达方式的转换的思维，在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表达不清和错误。制造工程师在接到这种平面图形以后，又要用想象恢复它的立体形状，以编制工艺过程。这又是一番思维、脑力和时间的浪费。并且对平面图形的理解程度往往是能否设计出好的制造过程的关键，对图纸理解的错误又经常出现。工人拿到这种用平面图形描述的作业指导书以后，同样必须将它理解为三维的实体，浪费和错误更容易发生。百年来，制造业为这种平面图形的转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此外，二维图纸对产品的表现是模拟的、非精确的，表现能力是有限的。如飞机机翼的形状是根据空气动力学计算和实验得到的复杂型面，而在图纸上只能用多个剖面逐点进行描述。用二维图纸表达这些复杂形状，造成了从连续的精确形状到不连续的近似形状的转换。这个过程同样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又带来了误差。数控机床的出现，局部的解决了这类科学曲线（面）形状的信息传递问题。但多数零件的加工程序还是从平面图形转换来的。在飞机制造中，从产品的图形到制造它们的模具的凸凹模线、模板、装配型架、各级检验样板，需要多次传递和转移。在没有数字化制造的年代，这些工作全是手工描绘，在放大镜下用精细刀具磨出来的。效率和精度受着严重的制约。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上个世纪末的CaD仅仅帮助人们绘制2维图纸。“甩掉图板”大大地加快了出2维图纸的速度，解放了工程师们的体力劳动，也使很多描图员们下了岗。乙烯生产管理创新同样需要一系列技术应用。
（二）信息化视角的乙烯生产管理创新
乙烯生产管理创新与信息化建设密切相关。随着计算机技术进步，出现了新一代CaD软件，在计算机的虚拟环境中，可以按照设计员的思维，直接构造出产品和零件的实体模型。给这种虚拟的3维实体模型赋予必要的特征和属性以后，可以直接、直观地表达出设计员的创意，零件的形象精确的描述并存在计算机中而不是平面图纸上。设计信息直接从网上传递到世界各地为它加工的地方，依据3维模型编制制造过程、nC程序，传递到nC机床上进行加工。从此彻底的改变了工程设计的方式和设计信息的传递方式。过去的研制过程，必须做出真正的产品样机以后，才能发现设计的错误或不协调，真实的进行负载、空气动力的试验，按照试验结果进行修正，这样的反复，增加了研制周期，大量的物资和实验设备建设的资金消耗。而利用数字化的产品模型，可以进行原来必须靠实物进行的模拟和试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时间的消耗，将精益制造推进到产品设计和减少工程师们自己的脑力浪费的领域。所以说，产品信息的描述和在制造各个环节之间的传递，从模拟的、二维平面的模式向三维的、数字的模式转换，成为人类制造工程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革命。它免除了大量的3D与2D的转换，避免了大量的必须靠实物进行判别、评估和确认的工作。可以预先精确的定义，进行模拟和优化，将可能发生的错误提前解决。将实体世界的事，放在虚拟世界中解决，从而大大的降低了成本、减少了生产周期。因此，在乙烯生产管理创新方面，要加强信息化投入，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胥秀琪.乙烯裂解气碱洗废液的处理及生产性试验[J].化工环保.2012年05期.
数字经济与管理创新篇6
【关键词】互联网+税务税收治理数字经济大数据
滥觞于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互联网+”行动计划，乘着《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东风，逐渐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进而影响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税收治理，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的规范引导下，各级税务部门亦开始探索“互联网+税务”的税收治理新模式、新路径。根据该规范，税务系统会重点推进社会协作、办税服务、发票服务、信息服务及智能应用五大板块二十项行动，以推动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税收工作深度融合，促进税收现代化。实际上，“互联网+税务”不简单的是将互联网创新成果应用税收工作中，更重的是在调试税收规则以适应新一轮工业改革，确保税收治理规范能够与经济社会改革俱进。传统税收治理规则在以数字经济与大数据为重要组成的现代经济体系中，面临着失灵的风险。如何在突破传统税制弊端重围下，主动适应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的变化，成为了“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理应研究的课题。对此，笔者基于数字经济和大数据给税收治理带来的机遇，剖析现行税法制度适应“互联网+税务”存在的漏洞，并提出相应的修正措施，以期助力税收现代化的实现。
一、“互联网+税务”面临的主要挑战
移动互联网信息的日新月异加速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的发展正悄然改变着传统经济运行的模式，也势必会对传统税收模式带来挑战，因而推行“互联网+税务”须充分考虑这种挑战。
一方面，数字经济颠覆了传统经济运行模式，对税收治理提出了挑战。数字经济具有以下方面特征：对无形资产前所未有的依赖，数据（尤其是个人数据）的大规模运用，利用免费商品获取外部价值的多边商业模式的普遍采用，以及对价值创造地的判断困难。这就形成一个重要的问题，数字经济中的企业如何增值并产生利润，以及数字经济如何与来源地、居住地概念相联系以及税收收入性质的确定。同时，新的经营方式会导致核心经营功能的重新布局，最终形成不同的税收权力的配置，产生低税收。具而述之，一是随着经济主体的多变性及复杂化，税务机关控制税源的难度及复杂性大大增加；二是随着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经营形式逐渐多样化，税务机关控制税基的难度亦在增大；三是数字经济下，地理空间上的常设机构及固定营业场所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增加了税源发生地认定的难度；四是在税源与价值创造相互分离的情况下，利润的归属难以简单地做出判断，尤其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经营活动利润归属问题。
另一方面，面对大数据所带来的海量涉税信息，税收机关难以有效整合、利用。大数据时代，信息是最重要的资源、生产要素及社会财富。然而，税务机关整合利用涉税信息能力的提升远远滞后于信息化的蓬勃发展。首先，税务系统内部各种信息缺乏有效整合。尽管旨在实现全国税收数据大集的金税三期系统的试点在有序推进，但就目前而言税务系统内部信息仍旧分散在综合征管系统、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及出口退税系统等各种系统中，整合性明显不足。其次，各级税务部门缺乏对高度智能化的企业信息系统的了解，难以有效分析，甚至无法分析存在该系统内的大量企业会计核算和生产经营数据，从而无法掌握企业真实的生产经营情况。再次，各级税务部门利用第三方涉税信息效率偏低，体现在财政、房管局、银行及工商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以致涉税信息无法共享；缺乏有序、科学的涉税信息的收集程序及规则，以致面对涉税信息反应不够灵敏。
二、“互联网+税务”的法律留白
应该说，现行税法及以此形成的税制基于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运行模式而建立的，对于数字经济的新型运行模式存在诸多失灵的法律风险。
（一）传统经济关联原则的式微
税收管辖权的行使，主要依据的是经济关联原则，特别强调经济活动与特定有形场所（常设机构或不动产所在地或企业实际管理地）。但面对以互联网和通信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经济，原有的经济活动与特定有形场所的联系不再那么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更多的是具备偶然性和随意性。因此，借助经济活动与特定有形场所的关联进行税收管辖权的划分是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一则数字经济下，伴随确定税收管辖权的连接因素的消失或模糊，传统居民地管辖权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认定标准难以发挥功效；二则传统按照交易标的性质及活动形式区分界定所得的定性标准难以适用数字经济下所得的定性；三则在价值链管理模式下，关联企业的功能剥离及有序配置替代了操纵转移定价，使得该原则的运用陷入窘境。此外，企业与消费者的交互性亦使得利润的归属地难以确定。可见，传统以有形场所为要素判断经济关联的规则，难以适应数字经济下企业运营模式和价值形成机理的变化，亟待拓补。
（二）规则漏洞导致BepS的泛滥
如众所知，混合错配、转让定价、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CFC）及跨境电子商务是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的主要方式，而随着数字经济及大数据的深化而愈演愈烈。虽然，现行税法对上述行为方式予以了规制，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律规则皆是立足理论层面而进行的制约，难以适用实际操作。以资本弱化为例，《企业所得税法》从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及其之间的比例三个方面予以了一般规定，但对于债权与股权的比例计算时点等具体问题并没有明确，难以有效及准确地判断企业是否实施了资本弱化避税行为。又如CFC规则，何为合理经营需要及是否需要根据消极或积极性质划分所得都未得到明确回应。此外，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反避税立法阙如。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为BepS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微软通过在爱尔兰、新加坡和波多黎各的“海外地区业务中心”转移大量盈利，规避我国税款8.47亿元就是佐证。因而，必须完善反避税规则，以遏制BepS的横行。
（三）涉税信息共享法律机制欠缺
现行税收征管法虽然要求“建立、健全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但未能破除既得利益体系，使得税务机关与政府及其他管理机关的涉税信息依旧呈“信息孤岛”之状，因而难以发挥各部门涉税信息的集群效应。同时，它也只是规定银行、住建、海关、工商等第三方主体应该支持、协助税务机关执法，但是并没有明确这些第三方主体有向税务部门报告涉税信息的义务。此外，还赋予了税务部门在税务检查环节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依法采集信息及查询的权利，但其适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关于涉税信息共享法律机制的规定实则是一纸空文，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对此，《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增加了一章“信息披露”以强化涉税分享机制。殊不知，税务机关试图将纳税人所有涉税信息进行收集的规定，既给第三方设置了不合理的负担，亦不利于获得有效的信息，更对公民权利、经营自由及政府职能分工的侵害，明显违背了比例原则。
（四）数据权及其法律保障不完善
大数据时代，海量的涉税信息被收集、处理、交易及应用，个人信息安全、社会安全及国家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我国现行税法规范，甚至是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皆没有对数据权这一新型权利的保障提供有效的方案。一方面，纳税人权利话语在税法规范体系中匮乏的现状，就决定了纳税人数据信息权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明确了纳税人提供涉税信息的义务，但对于纳税人涉税信息数据权的保障只字未提，即使不久的《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也只是一味强调提供涉税信息的义务，并没有针对涉税信息数据权保护的条款设计。另一方面，由于大数据发展尚处初级阶段，国家战略上的数据及其权利保障尚未进入法律保障的视野，我国在大数据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还付之阙如，税收数据权的法律保障更是如此。
三、“税务+互联网”的法治保障
要全面落实“税务+互联网”行动目标，必须在深入细致的分析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的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税法规则。
（一）现代经济关联原则的改进
经济关联原则对于处理税收管辖权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应在数字经济时代予以坚持，但应根据数字经济的特点予以修正，即“从以前倚重有形场所转向有形场所与虚拟空间相结合，结合企业价值链，对企业的价值贡献因素进行全面考量，在此基础上识别相关关联要素”。对此，oeCD在BepS行动计划中提出的“价值创造”理论值得借鉴。首先，为契合数字经济虚拟性特征，可采取“实质性存在”（包括数字化或其它形式的实质性存在）替代“常设机构”作为税收管辖权的连接因素。其次，通过识别价值创造的关键要素和环节，分配企业利润，继而划分税收管辖权。换而言之，“实质性存在”和“价值创造”是经济关联原则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而消费者和消费市场是价值创造的实质关联要素。据此，现代经济关联原则得以修正。需要指出的是，数字经济的到来并不意味传统经济模式的消亡，因而传统经济生产模式依旧适用传统规则意义上的经济关联原则。
（二）完善反避税规则应对BepS
为应对BepS，必须完善反避税相关规则。就转让定价规制而言，一是建议通过细化转让定价调整方法及采取案例明确相关操作程序的方式加强其适用性；二是根据无形资产的特点详尽其转让定价调整方法，以便税务机关可视具体情况进行相关判定及操作；三是强化预约定价协议的法律效力、举证责任、救济机制及违约责任等方面的立法研究，以增强其制度的实用性。就资本弱化规制而言，参考美国和oeCD的策略，在采取固定比率法下，视债务和股本的比例而明确企业审查的范围；同时，限制企业从股东处借入资金利息的税前扣除。就受控外国公司规制，须对“合理经营需要”等条款进行细化，增加“无避税动机豁免”、“微量所得豁免”等解释性税收条款，并依据积极与消极所得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课税措施。此外，还需认真对待混合错配安排规制，必要的时候予以引入。当然，对于电子商务、云服务、在线广告及虚拟货币等数字经济新商业模式立法应及时跟进，以回应社会需要。
（三）涉税信息共享制度的立法完善
高效的涉税信息共享制度是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应以税收征管法修改为契机予以全面的完善。首先，立法应当明确涉税信息内涵与外延，奠定涉税信息共享制度的基础。其次，应通过立法打破部门壁垒，构建不同领域及环节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共享机制。明确工商、住建、银行等政府其他管理部门向税务机关报告纳税人涉税信息的义务，联合政府管理部门力量，对不同领域涉税信息进行整合与应用，以此构建一个先进、严密的信息共享系统。再次，建立健全纳税人主动提供及第三方主体被动提供相结合的涉税信息提供制度。纳税人应通过定期纳税申报及应税务部门要求提供其掌握的、真实可靠的涉税信息；而第三主体则是对纳税人信息不充分、不客观、不真实的补充及矫正，在税务机关发出书面查询函之后，就其领域相关的纳税人涉税信息进行供给。此外，立法上还必须对税务机关获取涉税信息的目的予以明确，除为税收目的，不得向第三方披露。同时，接触纳税人涉税信息的组织或个人负有信息的保密义务。
（四）数据权确立及其保障机制健全
法律因回应社会需要而产生，须及时跟进社会发展。当数据承载着资源、财富及生产要素，必然应受到立法的确认，并加以保障。在个人方面，首先应明确个人数据权的法律地位，坚持个人数据权保护之消极同意、质量与安全、处理有限及保证主体参与的原则；其次，根据纳税人信息数据有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基本生产经营及涉税负面信息之别，实施不同的保护规则。对于非法窃取及侵害纳税人信息数据的，应课以法律责任。在国家方面，税收资源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事关个人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兴亡，数据的利用和占用必将成为国家间税收竞争和博弈重要法器，所以必须确立税收数据，即享有税收数据管理权和税收数据控制权。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能篡改、伪造、毁损、窃取及泄露涉税信息数据，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参考文献】
[1]经济与合作与发展组织：《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解析与应对》，廖体忠、李俊生编译，中国税务出版社2015年版，第76页。
数字经济与管理创新篇7
数字生态城的内涵
“数字生态城”是数字与生态两方面的深度融合。数字生态城并不简单等于“数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生态城市是指一个复杂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需要城市具有高度发达的经济、良性循环的生态、繁荣昌盛的社会、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安居乐业的人民，需要生态环境及人居环境清洁、优美、舒适、安全，且失业率低，高新技术占城市经济主导地位，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稳定、协调、持续发展。数字城市是信息化技术在现代城市集成创新应用的综合体系，具有对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复杂系统的数字化、网络化、虚拟仿真、优化决策支持和可视化表现等强大功能，对城市基础设施、功能机制进行信息自动采集，进行动态监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而数字生态城则是数字理念和生态理念在城市复杂系统中的融合应用，主要结合了三方面基本理念：一是运用数字理念高度整合服务和管理。
主要涵盖卫生保健、教育、商业、智能化运输、物流与建筑、城市管理和服务供应等领域，实现数字化与可互动的信息服务。二是运用生态理念确保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城市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落实。生态理念将涵盖城市建设、发展的各个层面。这些措施包括产业的生态化建设、经济的生态化运行、能源的可再生利用、废弃物的循环处理、资源的产出率不断提高等。三是运用城市理念实现多样化功能。数字生态城严密的城市结构将有助于抵御因社会变化和宏观经济条件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高效物流，创新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以及多样化的城市功能。城市数字生态化建设需要对城市系统的地理环境、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产业发展、经济结构、人文景观、生态环境、人口分布、社会和经济状态等各种信息进行有机整合；运用信息化技术进行数字化采集与存储，动态监测与处理；在生态化和数字化理念方面进行深层融合与挖掘，对各种关键问题进行有效识别、动态模拟、准确预测。数字生态城的建设和标准设立应具有区域发展特色。
数字生态城已经成为城市规划和发展的新趋势，自江西省共青城市首次提出后，北京门头沟、江苏省丹阳市等地也陆续提出建设目标，天津中新生态城、唐山曹妃甸生态城、上海崇明岛生态城等也不断融入数字元素。“数字生态城”的建设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有南方、北方、东部、西部等来自不同城市发展基础的因素，其建设过程和标准设立只有融合当地的城市建设基础、产业布局基础、人口分布基础才能构建出适合地方发展的城市需求，才能引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生态城的特征要素
城市系统的基本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即为社会提供物资和信息产品；二是消费，即为城市具有利用域内外环境所提供的自然资源及其他资源，生产出各类“产品”（包括各类物质性及精神性产品）；三是调节，即保证城市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的能力，使城市综合系统具有消除和缓冲自身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能力。围绕这三个方面基本功能，数字生态城将建成以下7个要素平台。
（1）城市综合环境管理监控平台。由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使城市“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产业化和社会化，在政府与居民、企业三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循环的新型关系。
（2）城市土地生态功能监控平台。土地生态系统是土壤、地形、水文和空气为环境气质和一定相应的生物群落组成一个紧密实体的生态系统，科学技术、政策导向等因子对土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对每个用地单位所占土地的物质生产力、自然生态服务和社会生态服务效果进行年度生态监控，促使可更新能源利用率、环境净化能力、废弃物循环利用率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等自然生态服务功能优于或至少不低于原土地的功能。
（3）城市生态系统监测信息化平台。建立多个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的生态监管和环境影响评价服务发展平台。依托现代通信技术，构建环境公共信息网、环境质量预警网及环境决策支持系统，及时实施对自动检测、远程监控、信息、决策分析等功能，为城市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4）城市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整合城市规划、建设、城管、公安、文化、卫生等部门的相关信息资源，建立城市综合管理信息平台，逐步在决策分析、任务派遣、目标考核等方面实行数字化管理。架构上分为两个层级。一级指挥中心主要负责事件受理派发、应急指挥调度、工作绩效考核、辅助决策分析等工作；二级指挥分中心主要负责信息上报、事件处置、应急响应等工作，耦合执法、应急、服务等政府职能部门。在功能上，主平台下设城市常态综合管理、应急管理协调、统计分析及辅助决策、综合应用支撑四个部分。
（5）城市生态保育发展平台。严格遵循自然规律，依据城市自然环境基础条件，找到当前的城市与自然生态相融共生状态下的城市差距，建立发展水、土、气、生、矿的自然生态修复、涵养、保育业。
（6）生态环境社会监督平台。建立环境质量、环境管理、企业环境行为等信息的公开力度，维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7）区域产业共生发展平台。把城市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平衡协调、和谐共生、生态资源可持续性作为重要尺度，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建立城市产业共生发展信息平台，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缓解由于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破坏而造成的生态脆弱和生态失衡，使城市最终走向产业良性循环轨道，最大程度上从源头减少排放量。
数字生态城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城市可持续发展，从社会角度来看主要是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动态平衡；从资源角度看是城市资源的保护、开发、循环、修复及再利用的动态系统平衡；从环境保护角度看主要是强调利用生态规律和数字化技术手段来科学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城市可持续发展在《21世纪议程》中指出其主要着眼于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生态质量两个方面，其核心是协调处理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包括城市化速度与质量、城市管理手段、城市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及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功能、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产业率等。
1具有相关协调性数字生态城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两者有着共同的作用对象，那就是实体城市，但两者之间也有着不同的概念和研究背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而数字生态城指的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和生态系统理念构建低排放、高循环、高智能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思想必须始终贯穿整个数字生态城建设和发展过程之中，可以说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1）数字生态城将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动力。
数字生态城建设体现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及最系统的思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新兴动力。数字生态城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推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通过对城市传统产业进行产业生态化和产业信息化改造，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二是创造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数字生态城作为高新技术集成应用的基础平台，其建设和发展过程本身会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为城市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活力。三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数字化的管理为城市综合管理提供了便捷条件，对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四是协调城市可持续发展。数字生态城可以在顶层设计角度进行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更加有利于解决城市可持续问题。数字生态城建设通过信息化和生态循环技术及产业共生理论改造城市传统发展模式，优化现有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减少“三废”排放，将改变城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原有的矛盾性和不适应性，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相互平衡。
（2）城市可持续发展为数字生态城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保证。
城市可持续发展为数字生态城建设提供最基础的支持。首先，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本和智力支持。其次，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经济基础为数字生态城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最后，社会和谐，生态平衡、环境优化、美化的城市为数字生态城健康运行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基础。
2具有偏好冲突性
数字生态城市的城市发展动力和社会的信息化转型，引发短期产业发展冲突性。传统城市各类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均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发挥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进行数字生态城建设转型中，这些组织和管理形式及产业形态可能已经不能适应城市更高层次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一些曾在城市发展中起过支撑作用的大型企业，可能由于不能实现转型而丧失竞争力。同时，由于数字生态城的经济将从规模经济向效率经济转化，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科技密集型产业转化，城市人口的显形失业和隐形失业都会相对上升，部分产业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仍处于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建设过程中，在这种背景下，进行数字生态城建设对这种冲击就显得尤为严重。
数字经济与管理创新篇8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传统继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2-0047-01
数字图书馆就是在进行存储和处理各种图片和文字信息时采用数字技术来完成的，通过网络数字图书馆可以将不同区域的图书信息进行存储，将纸质的图书信息转变成电子图书，从而实现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图书信息资源共享的功能[1]。虽然数字图书馆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传统图书馆所没有的优势，但是数字图书馆是在传统图书馆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数字图书馆继承了传统图书馆的精华，并在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创新，使得图书馆的各项功能发挥的更加淋漓尽致。故此，本文针对数字图书馆对传统图书馆的继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探讨了在图书馆管理上的创新，以便为推动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数字图书馆对传统图书馆的继承发展
1.传统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的基础
数字图书馆在提供图书资源方面比传统图书馆要快捷的多，然而数字图书馆的功能发挥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图书馆，传统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的根基，没有传统图书馆的支持，数字图书馆也就无法存在。数字图书馆的馆藏内容包括传统图书馆的所有内容甚至还要多于传统图书馆的知识资源，数字图书馆在建设起步、摘要：伴随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计算机以及通讯网络技术也随之迅猛发展，这些都使得图书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数字化、信息化的图书馆必将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能够更好的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源共享和服务。主要体现在信息资源服务更加快捷、高效、丰富。故此，本文详细分析了数字图书馆对传统图书馆的继承，并针对数字图书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管理上的创新，以便更好的发挥数字图书馆的优势与功能。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传统继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2-0047-01维护和发展阶段都离不开各个图书馆的支持.如果数字图书馆仅仅是一个搜索信息资源的知识库，而没有传统图书馆藏的支持，将不会满足社会以及人们对图书不同层次的需求，影响为社会进步发展提供支持的成果。
2.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将互补共存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使得传统图书馆在很多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展，在资源共享、业务水平以及服务手段上都比传统的图书馆有了质上的提高。使传统图书馆的功能拓展到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为社会以及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图书资源，数字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将远远大于传统图书馆。然而并不是有了数字图书馆，传统图书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二者是互补共存的关系，数字图书馆弥补了传统图书馆的缺陷，提升了图书馆使用的附加值，使得图书馆找到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从而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3.数字图书馆是传统图书馆的必然发展
人们伴随信息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也随之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资源利用的方式，数字图书馆给人们带来资源上的便利以及图书资源的丰富性，使得数字图书馆得到迅速的发展，是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推动了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发展，数字图书馆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数字图书馆优于传统图书馆管理方面的创新
1.管理理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传统的图书馆是以图书馆为中心，注重图书资源的管理和保持其完整性，而管理人员则是扮演图书整理员的角色，没有形成竞争意识，而且在社会发展中欠缺图书馆管理理念的创新性。这些都严重限制了传统图书馆的发展以及图书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功能。因此，数字图书馆必须转变图书馆管理的理念，主要体现着由传统图书馆单向的服务理念转变为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双向服务理念，社会以及客户需要什么样的图书资源，数字图书馆就要提供相应的资源，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例如，在很多的社会企业中都与高校的图书馆建立联系，通过数字图书馆的网络资源为企业提供所需要的专业书籍和资料，帮助企业快速实现科研成果的转换，从而为社会服务。使得数字图书馆的功能范围扩大，增强了图书馆的职能服务意识，彻底转变用户处于被动地位的状况，以客户的需求为中心成为数字图书馆工作的核心。
2.管理服务方面的创新
数字图书馆的核心是服务，为了更好的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就需要图书馆在资源搜索、咨询以及共享方面进行相应的规定，并引进图书馆里系统软件，规范网络图书资源的管理，确实保护高校图书馆有价值的科研资源，并同时保护商业信息知识产权，构建相应的管理制度，提升服务效能，防止非法分子利用图书资源进行文化垃圾的制造。因此，数字图书馆要在服务内容、服务体系构建、业务受理范围、用户等级的设定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以便提升客户服务质量，提高网络图书资源的利用率。例如，数字图书馆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以及对客户等级申请的标准进行客户会员的办理，便于客户进行图书资源的利用，提高数字图书馆资源利用的针对性，提高资源的有效性。
3.人力资源知识管理的创新
数字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所承担的功能不仅是图书资源简单录入和统计，而是要具有符合信息化、网络化、图书知识化等方面知识的专业人员来承担，需要在上岗前进行专业化的培训。在图书资源管理和服务的过程中要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样图书管理人员不仅是图书知识方面的专家，也要具备一定的计算机知识和网络信息知识的人员。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具备创新的意识，提升自我服务的意识，从而为客户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图书资源，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智力支撑。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以“数字”为主旋律的时代之下，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成为传统图书馆的必然趋势[3]。然而数字图书馆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图书馆而单独存在的，而是在其基础上继承了其精华的方面。随着社会的变化在业务范围、服务质量、资源利用率上都比传统图书馆表现出无法逾越的优越性，同时又对传统图书馆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使得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更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许先凤，高洁，刘国彦等.数字图书馆管理对传统图书馆管理的继承与创新.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J].2009，（9）：66-69.
数字经济与管理创新篇9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传统继承创新
数字图书馆就是在进行存储和处理各种图片和文字信息时采用数字技术来完成的，通过网络数字图书馆可以将不同区域的图书信息进行存储，将纸质的图书信息转变成电子图书，从而实现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图书信息资源共享的功能[1]。虽然数字图书馆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传统图书馆所没有的优势，但是数字图书馆是在传统图书馆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数字图书馆继承了传统图书馆的精华，并在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创新，使得图书馆的各项功能发挥的更加淋漓尽致。故此，本文针对数字图书馆对传统图书馆的继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探讨了在图书馆管理上的创新，以便为推动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数字图书馆对传统图书馆的继承发展
1.传统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的基础
数字图书馆在提供图书资源方面比传统图书馆要快捷的多，然而数字图书馆的功能发挥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图书馆，传统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的根基，没有传统图书馆的支持，数字图书馆也就无法存在。数字图书馆的馆藏内容包括传统图书馆的所有内容甚至还要多于传统图书馆的知识资源，数字图书馆在建设起步、摘要：伴随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计算机以及通讯网络技术也随之迅猛发展，这些都使得图书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数字化、信息化的图书馆必将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能够更好的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源共享和服务。主要体现在信息资源服务更加快捷、高效、丰富。故此，本文详细分析了数字图书馆对传统图书馆的继承，并针对数字图书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管理上的创新，以便更好的发挥数字图书馆的优势与功能。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传统继承创新
2.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将互补共存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使得传统图书馆在很多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展，在资源共享、业务水平以及服务手段上都比传统的图书馆有了质上的提高。使传统图书馆的功能拓展到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为社会以及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图书资源，数字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将远远大于传统图书馆。然而并不是有了数字图书馆，传统图书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二者是互补共存的关系，数字图书馆弥补了传统图书馆的缺陷，提升了图书馆使用的附加值，使得图书馆找到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从而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3.数字图书馆是传统图书馆的必然发展
人们伴随信息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也随之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资源利用的方式，数字图书馆给人们带来资源上的便利以及图书资源的丰富性，使得数字图书馆得到迅速的发展，是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推动了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发展，数字图书馆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数字图书馆优于传统图书馆管理方面的创新
1.管理理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传统的图书馆是以图书馆为中心，注重图书资源的管理和保持其完整性，而管理人员则是扮演图书整理员的角色，没有形成竞争意识，而且在社会发展中欠缺图书馆管理理念的创新性。这些都严重限制了传统图书馆的发展以及图书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功能。因此，数字图书馆必须转变图书馆管理的理念，主要体现着由传统图书馆单向的服务理念转变为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双向服务理念，社会以及客户需要什么样的图书资源，数字图书馆就要提供相应的资源，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例如，在很多的社会企业中都与高校的图书馆建立联系，通过数字图书馆的网络资源为企业提供所需要的专业书籍和资料，帮助企业快速实现科研成果的转换，从而为社会服务。使得数字图书馆的功能范围扩大，增强了图书馆的职能服务意识，彻底转变用户处于被动地位的状况，以客户的需求为中心成为数字图书馆工作的核心。
2.管理服务方面的创新
数字图书馆的核心是服务，为了更好的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就需要图书馆在资源搜索、咨询以及共享方面进行相应的规定，并引进图书馆里系统软件，规范网络图书资源的管理，确实保护高校图书馆有价值的科研资源，并同时保护商业信息知识产权，构建相应的管理制度，提升服务效能，防止非法分子利用图书资源进行文化垃圾的制造。因此，数字图书馆要在服务内容、服务体系构建、业务受理范围、用户等级的设定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以便提升客户服务质量，提高网络图书资源的利用率。例如，数字图书馆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以及对客户等级申请的标准进行客户会员的办理，便于客户进行图书资源的利用，提高数字图书馆资源利用的针对性，提高资源的有效性。
3.人力资源知识管理的创新
数字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所承担的功能不仅是图书资源简单录入和统计，而是要具有符合信息化、网络化、图书知识化等方面知识的专业人员来承担，需要在上岗前进行专业化的培训。在图书资源管理和服务的过程中要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样图书管理人员不仅是图书知识方面的专家，也要具备一定的计算机知识和网络信息知识的人员。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具备创新的意识，提升自我服务的意识，从而为客户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图书资源，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智力支撑。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以“数字”为主旋律的时代之下，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成为传统图书馆的必然趋势[3]。然而数字图书馆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图书馆而单独存在的，而是在其基础上继承了其精华的方面。随着社会的变化在业务范围、服务质量、资源利用率上都比传统图书馆表现出无法逾越的优越性，同时又对传统图书馆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使得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更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数字经济与管理创新篇10
关键词：数字出版产业；调控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tU248.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198-01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变革。数字出版以其大容量存储，在传输上的快速性，查询速度上的便捷性，在保护环境上的低污染性等特点，已经成为整个新闻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出版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政府应该如何对数字出版业进行调整，如何将数字出版产业更好的纳入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成为出版界、学术界以及大众读者普遍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在高科技的迅速发展背景下，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完善，对数字出版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产业发展的促进，显得尤为重要。
一、调控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政策的基本思路
明确战略目标，引导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产业发展需要政策的支持与引导，我国十分重视对这一新兴产业的引导。如《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明确指出，要以数字化带动出版产业发展，鼓励自主创新，研发数字出版核心技术，推动数字出版传播技术升级为战略目标，引导数字出版产业的整体快速发展。
规范经营活动，加强数字出版产业监管。市场监管是保证产业市场稳定的重要措施，为了促进数字出版产业的顺利发展，我国在政策上要求数字出版产业要严格产业登记，加强对经营活动的规范等措施。
完善法律法规，规范数字出版产业行为。社会主义市场是法制市场，只有通过法律的规范作用，才能约束市场中经济主体的行为，保障数字出版产业各种机制的正常运行。《意见》指出，要完善法规体系，加快修订《出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手机媒体出版服务管理办法》等各部门规章，加快规范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法规体系建设。
加快人才培养，推进数字出版产业创新。专业人才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产业技术的革新，产业内部的管理起重要作用。不断完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加大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力度，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数字出版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健全人才引进、使用和考核机制。
二、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调控政策中存在的不足
创新引导不到位，产业创新能力较低。数字出版产业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和引导下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产业创新能力依旧较低，传统的发展模式尚未得到完全转变。观念陈旧、政策对创新意识的引导缺乏，各产业之间的科技合作意识淡薄。厂商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缺乏自己的品牌和个性发展模式。
产业监管不深入，经营活动不够规范。产业监管是保证产业活动正常进行重要的部分，但是就目前我国的产业发展状况而言，产业监管力度还不足，经营活动不规范的现象依然存在。具体表现在登记入口不严，产业市场缺乏严格的整顿活动，各种违法违规现象，阻碍了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对破坏产业经营活动的行为，打击力度不足。
市场调整不全面，缺乏完善的产业机制。数字出版技术垄断现象严重，技术商作为“卖场”的提供者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数字出版产业资源配置不均衡。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行业标准。例如，方正的CeB、超星的pDG、adobe的pDF等各有自己的一套格式。这就给数字出版产业的统一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
法律法规不健全，法律体系不健全。法律法规是规范产业主体行为，保障经营者合法权益，维护正常产业秩序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现阶段，多数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出台。这就使正常的产业管理无法得到实行，不规范的产业行为无法得到约束和制止，合法的产业利益得不到保障。最后，影响到整个市场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三、加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政策调控的建议
加强引导产业创新，提高创新能力。数字出版时代，传统期刊与网络媒体、移动互联技术相互融合，调整发展模式、拓宽发展空间，是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在信息生产方式方面，应突出传统期刊的内容优势，在统一的信息操作平台上联合创意、资源共享；在信息传播方式方面，开展复合出版、个性定制业务，满足受众多元化信息需求；在营销服务方式方面，推行整合发行，建设品牌社区，使传统期刊的品牌影响力向新媒体延伸，开创全新业态和发展模式。
加强产业监管，规范产业经营活动。把整顿市场作为调控的重点，建立健全市场监管体系。通过加强产业登记，严把产业入口，开展各项数字出版产业专项整治活动，对问题突出的领域进行专项治理。以消除市场中影响和阻碍产业发展的不良因素。同时，还要严厉惩罚违法违规的市场经营活动，防止同样的行为再出现在市场活动中。
加强市场调整，完善产业运行机制。把完善产业运行机制放在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地位，加强对产业资源的均衡分配，有计划的消除技术的垄断现象。制定产业统一的技术标准，要求各技术商必须按照国家的统一要求进行产业生产。制定严格合理的数字出版行业标准，加强企业的合作，推进共赢目标的快速实现。
加强法规建设，健全产业法律体系。加快修订《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不适合现阶段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抓紧研究和构建与数字出版跨越式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出版法律法规体系，保障数字出版在快速发展当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数字出版产业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数字出版产业的政策调控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市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这就要求，对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调控政策中存在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寻找出更为完善的国家调控政策，以保障和促进社会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海峰.数字出版迎来新趋势、新机遇华为助力数字出版产业蓬勃发展.通信世界.2010年40期
[2]李广宇.2009年数字出版发展状况及主要特点分析.出版参考.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