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经济纠纷篇1
关键词：公司人格行为 经济纠纷 权利滥用
在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公司中人格滥用的事件逐渐增多。这种行为不仅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也显示出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责任制中的缺陷。在经济审判中，存在很多滥用人格行为及相关积极纠纷，且无法得到较好的处理。这种情况会助长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得不到改善，所以要妥善处理这方面的经济纠纷，现总结如下。
一、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特点
1.公司的操纵者为主体。
在滥用公司人格的事件中，主要是公司股东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谋利，进而操作公司，所以公司的操纵者就是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主题。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公司的董事或是职员，与公司利益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在操纵和控制公司的过程中，都有滥用公司人格的可能性。
2.滥用人格者的公司操纵比较突出。
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者，要控制和操纵公司，达到获取利益的目的，这个过程在客观上会到突出体现。滥用人格行为者，要想通过公司进行一些不法交易，就要拥有公司的实际操作。如果这些特定主体，无法控制公司，就无法将公司当做工具，实现自己的不法目的。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者，要将公司的独立人格作为挡箭牌，从而逃脱法律责任。在实际分析中，公司的操纵和控制方法有很多中，要进行认真分辨，找出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
3.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表现为恶意。
从主观上分析，滥用公司人格是恶意的表现。滥用人格者将公司当作行驶不法手段的工具，从而逃避法律追究个人责任。这里的规避法律是指特定的法律主体因受法律规定的限制而无法进行某种行为时，便利用其控制的另一独立公司去完成。外界的人看来，这是公司的行为，是主观的一种体现，而进行内部分析中，这是滥用人格者谋取私利的方式，属于特定人的特定行为，只是让公司背了“黑锅”，通过合法的形式遮掩。
4.违背诚信原则和善良风俗。
从法律的具体条例上分析，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主要特征是，违背法律规定和与诚信原则相左的。在公司的经济交往中，公司的管理者，应限制风险责任，并通过合理的手段和方式，规范法人制度行为标准。通过这种方式，对股东的行为进行约束，合理利用法人制度行为的法律标准，体现经济自由。如果出现公司人格的滥用问题，不能过度的限制经济自由，避免危及到法人制度，影响整个法律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相关人员进行法律约束的过程中，要认真区分滥用行为和合理利用行为。善良风俗在这里主要讲述的是，我国能够通俗表达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这些内容主要是按照法官自己的法律意识，进行定义的。工作人员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使用诚信和善良两个概念定义这些行为，其主要原因是公司人格行为有着多种变化，并有较多的种类，很难在滥用行为中找到明文规定，而其主要体现就是违反诚信原则和善良风俗的。
二、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及相关经济纠纷的处理
1.使用公司人格否认原则。
在法律条例规范中，要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公司人格否认原则，较好的处理经济纠纷等。这种方法也被形象的称为“揭开公司的面纱”，滥用独立人格行为者，在操纵和控制公司中，并不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做法经常为了逃避法律或是脱离契约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无视公司的法律形式的独立人格，然后直接找出背后的操纵者，主要是股东或是其他人。在公司人格被滥用的情况下，会损害债权人的个人利益，所以针对此件事件的处理，要直接追究责任主体。
2.维护公司制度和法人制度。
在经济纠纷的处理中，要注重维护和完善法人制度，保障公司制度的完整性。针对公司人格的否认，并不是全盘否认公司的基本本质。在公司制度的维护中，要能够分辨出明确实忘的公司人格，然后在维护公司法人地位的基础上，对滥用公司人格者，给予严格的惩戒，从而保证法人制度能够健康发展。司法人员要从特有的角度，维护公司的权益、制度，并对公司及法人制度进行完善。
3.挽救滥用行为的损害程度。
司法人员使用公司人格否认事件，要分析损害行为、损害事实之间的联系，然后掌握这种因果关系，从过程中制定合理的挽救措施。滥用公司人格，主要表现为损害公司的利益，这种情况下，造成一切客观的后果，都需要具有的人员承担，而不是由公司承担。这种因果关系也会体现为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司法人员在选用合适的挽救行为时，应考虑公司是否收到影响，最大程度的挽回公司损失的利益。
4.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在经济审判中，司法人员要了解公司否认原则的意义，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使用，保护债权人的基本利益。在公司人格被滥用的情况下，使用否认公司人格，是为了找出公司被滥用的主要情况，了解滥用者想要达到的目的，然后从形式上，将上市公司的行为当做滥用者的行为，追究滥用者的责任，实施最有利的制裁。这种手段可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无视名存实亡的公司人格，才能将人格滥用者及时找出，防止其逃避法律制裁，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共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公司的经济纠纷篇2
关键词：公司僵局；非诉解决机制
一、公司僵局概述
新《公司法》将公司司法解散，作为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措施。它又被称为法院勒令公司解散，是指公司的目的和行为违反法律、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可通过法院判决其解散；或者当公司经营出现显著困难、重大损害，或董事、股东之间出现僵局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时，依据股东的申请裁判解散公司。[1]法院将陷入僵局的公司强制解散是司法权介入商法领域，通过强制拆分的方式解决公司内部利益纠纷的终局性救济方式。
公司司法解散是法院运用公权力，从外部强制拆分公司实体，消灭公司人格，以外部意志取代公司机构的意思表示，解决由于无法形成有效决议而形成的公司僵局。但这一诉讼程序涉及众多利害相关人的利益，需要有更具针对性的诉讼程序相协调配合。
二、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弊端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了公司司法解散，并为当事人启动司法解散程序规定了限制条件。
（一）利益相关人的保护
在具体案件中，提起公司强制解散诉讼，往往会导致公司解散，不仅陷入僵局的各方利益受损，也会损害公司的利益相关人的权益。如何协调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现在《公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一方面对于某些"无可救药"的公司僵局，只能通过公司司法解散才能化解矛盾，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公司解散给债权人、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在这两难局面中如何选择平衡点，如何分配利益，是当前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主体资格的界定
《公司法》对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主体做出了明确限制，即"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这使得公司解散诉讼只能由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的大股东提起。对于中小股东在公司经营中受困于公司僵局，是不能提起公司诉讼。立法者在解释这一标准时，强调避免恶意诉讼、保护多数人利益的立足点。但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每一位股东的合法权利都应到得到法律保障，仅仅因为表决权的"多"与"少"而区分对待股东权益，势必会导致公司中大股东践踏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如果将希望全部寄托于司法解散以解决公司僵局问题，那么就会存在利益主体在保护上的漏洞，小股东将失去法律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势必会寻求司法诉讼之外的替代性救济措施，保护少数者的利益。
（三）司法救济措施单一
与《公司法》立法较为成熟的美国等国相比，我国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措施非常单一。《美国示范公司法》在规定公司解散的救济措施同时，还规定了强制股权置换等二十七种救济措施。[2]美国《公司法》为陷入僵局的公司提供多种救济措施，这是因为公司僵局的类型与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措施也应当考虑到不同类型与成因，而不是将陷入僵局的公司一概通过司法救济措施强制解散。公司自成立以来，遵循"企业维持"原则经营运转，在这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困难可以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用脚投票"，或者其他类型公司诉讼方式维护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僵局一概做司法强制解散处理，并不能够实现平衡各方利益，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反而可能造成股东利益得不偿失的困境。
（四）诉讼成本高昂
僵局的公司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常常需要面对漫长的周期、高昂的诉讼成本、以及复杂的诉讼程序。一系列障碍使得这一救济措施无法真正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权益。诉讼获胜方在诉讼中投入的时间、资金等等成本往往抵消获胜而取得的实质利益。这也正是很多民事纠纷当中受害人出于对成本考虑而将诉讼途径列为最后选择方式，造成自身权益得不到维护的原因。相比而言，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突显出形式灵活、成本低廉的特点。僵局各方当事人可以在中间人的调和下，权衡利害关系、成本、未来合作机会等因素，做出妥协，达成协议，从而降低了时间与金钱的浪费。
（五）公司解散救济措施失败
法官依"自由心证"而做出的判决都是依靠提交到法庭的法律事实，一般情况下，当事由于欠缺法律知识素养，不懂得提取证据与保存证据。在影响法官判断的事实发生时往往忽视了对证据的保护或者由于遗忘而无法在诉讼中提供有利的证据，无法证明己方提出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由于待证事实不清，必须承担证明不能的责任，吞下败诉的苦果。公司僵局纠纷也不例外。我国公司法并未对公司强制解散做出详细而明确的界定，仅一概描述为"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这种含糊不清的表述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证明困难和负担。法官的个人经验也对公司僵局案件起到重要影响。
三、非诉救济机制的可行性论证
现代社会创设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分为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其中前两类可称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被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主要形态包括和解、调节、仲裁。[3]
从本质上来说，公司僵局同其它社会纠纷一样。通常来说，当事人之间的协商、第三方介入调解、纠纷各方将矛盾提交给仲裁机构予以仲裁等几种方式是解决社会纠纷常用的非诉机制。公司僵局实质上属于社会纠纷，因此，上述几种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主动介入公司僵局，作为解决公司僵局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一）规避诉讼方式的固有缺陷
公司僵局属于商业纠纷的一种。在公司僵局中，各方当事人在满足各自利益诉求的前提下，更多注重解决纠纷的效率、各方继续商业合作的可能、纠纷解决过程的私密性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体现出商业活动的特点，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诸多优势恰恰贴合了商业活动的要求。
1、经济、安全
相对于公司司法解散，非诉程序本身可以节省当事人的成本。长时间、高成本的复杂诉讼程序给股东投资经营带来诸多负担，胜诉方也面临着执行难的困境。出于以上考虑，当事人更愿意通过非诉纠纷解决机制解决公司僵局问题。同时，非诉措施如仲裁和调解的过程，由于其过程本身是在较为私密的环境中进行，避免因纠纷公之于众，损害企业与投资者的形象，保护公司利益与相关者利益，为各方股东长远利益提供了安全保障。僵局各方可以在各自的利益范围内充分协商，达成合意，减少费用支出实现利益的最优化配置。这样一方面解决了造成僵局的主要矛盾，同时也可以协调各方，妥善处理好在纠纷中激化的其他矛盾。
2、灵活、高效
公司陷入僵局时，公司主要经营活动也无法正常运转。"公司在经营中的活力慢慢流失，公司似乎变成铁板一块"[4]，此时求助于法院通过司法解散公司，强制拆散公司架构，不仅对僵局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产生极大损害，也会对公司的利益相关人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灵活性。非诉讼方式中的各方可以在各自的利益范围内充分协商，达成合意，减少费用支出实现利益的最优化配置。在僵局问题中非诉解决方式能快速化解纠纷，不像诉讼受到诉讼时限的牢牢限制。非诉讼方式能迅速找到各自的利益共同点，达成共识化解矛盾，实现各方期望获得的效果。
（二）协调各方利益
陷入公司僵局的各个股东都希望能够尽早调和矛盾，保护自身利益。在众多因素中起着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利益分配。公司中股东地位平等，公司决策按照"资本多数决"原则，任何股东都不能将自己利益凌驾于其他股东之上。公司僵局出现，往往是股东之间的利益诉讼求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司法救济只能被动接受当事人请求。法院运用司法机救济措施应对公司僵局问题，通常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公司解散，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均受到损失。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主动介入公司僵局，根据不同的利益冲突，当事人之间可以相互协商，做出妥协、让步，寻求相同利益，打破僵局，维持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解决公司僵局的同时，协调各方利益，避免公司僵局再次出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给予僵局各方比诉讼更多的选择空间与机会，使多方共同参与化解僵局的进程中，在这进程中，由于各方地位平等，取得多赢的机会更大。也能够维系当事人之间继续合作的情感与经济基础。
（三）当事人的接受程度
与现实中诉讼案件量爆炸的趋势相反，中国百姓的心理对诉讼持否定的态度，非常排斥诉讼。对簿公堂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件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择的策略。与诉讼方式相比起来，非诉方式的群众基础更加深厚。在平和地表达意见、陈述观点的友好氛围中，双方可以充分沟通，更加能够促进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体谅。如此达成的共识更有利于纠纷的有力有效解决。
四、实现民事诉讼与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对接
非诉措施解决公司僵局，主要是在不同情况之下灵活处理各种类型的公司僵局，协调各方利益，以取得共赢的结果，稳定社会秩序。[5]在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结构调整，而各种社会矛盾慢慢浮现。经济纠纷将会凸显，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仅靠诉讼程序应对商业纠纷，很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立法目的。由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缺乏国家强制力的特征所决定，它需要与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诉讼程序相衔接，才能应对层出不穷的公司僵局，并能对症下药，从根本上化解矛盾。非诉讼方式与诉讼方式的优劣之处相互弥补，从整体完善公司僵局救济机制。非诉讼方式由于其独有的优势，对于当事人是解决纠纷的首选，矛盾双方都希望通过简易方式，高效、经济、便捷地化解纠纷，维持公司经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诉讼方式是公司僵局解决的"安全带"，在双方无法达成合意，公司僵局无法通过非诉方式得以解决时，法院成为最终裁决者，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裁决案件。
但是制度设计无论多么理想，都会经历现实的打磨。在实践中，必须依据每一件公司僵局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采用何种解决机制。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在法治发展历程中被证明是未来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治社会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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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经济纠纷篇3
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行为主要是指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它具有以下特征：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行政仲裁机关（《仲裁法》颁行前）及调解机关；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经济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问题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起诉（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发展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
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
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问题。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三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和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法制的建立和健全，行政司法行为面临着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挑战。
（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体制，而且要求增强经济主体的自主权利和自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颁行，促使了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改革和转轨，把本不应当归于行政司法的仲裁制度从行政司法体系中分离出去使之还原归位。这样，一方面引起我国行政司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改革，调整后的我国行政司法体系即由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组成，主要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各类纠纷，而把大部分合同纠纷和其他适合仲裁的财产权益纠纷留待当事人双方自愿去选择民间仲裁解决。这就既符合了国际上行政司法的通行形式，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行政司法制度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我国形成民间仲裁、行政司法、法院审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既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裁判制度体系，以便于用多种形式、手段和途径解决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民事、经济纠纷和其他各种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中，民间仲裁属于非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司法属于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天地。
然而，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国际上的某些特例来看，《仲裁法》的颁行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和争议都排除在行政仲裁之外。国外就还存在所谓“特种仲裁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现行《仲裁法》所统一规定的仲裁范围之外的某些纠纷，如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这些都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当然就不宜由民间仲裁来解决。因此，是否也需要实行特种仲裁或是否应属于行政司法范畴，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二）必须拓展新的行政司法形式和行为，例如行政申诉行为。对已超过复议申请和起诉时效的争议而当事人仍不服的；或当事人不愿通过行政复议或起诉解决纠纷，而希望通过行政监督手段来解决的；或当事人认为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能够自己纠正的等情况，都可以通过行政申诉的途径予以解决。
公司的经济纠纷篇4
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一、群体性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通过对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年7月——2003年7月间审理的62件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抽样调查，当前法院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有以下类型：
1、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类11件，占17．74%。如农村土地标准化改造不规范，发包方擅自变更和收回土地承包权；农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集体土地承包和流转给村外的个人或单位；乡镇政府以征用土地为名，强行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书等引发了农民状告村基层组织和政府基层组织侵犯其土地承包权的群体性诉讼。
2、农村土地征用类8件，占12．9%。如政府征用目的或征用手续不合法，失地农民要求停止征地；征地补偿费不合理，失地农民要求充分补偿；农村城市化后，失地农民要求解决安置和就业等。
3、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类7件，占11．29%。如农嫁女、招赘婿、户口未迁出子女等在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上不平等，要求平分收益；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村集体资源或企业发包给他人经营，以及收益分配不公开等引发村民状告村基层组织的群体性诉讼。
4、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类11件，占17．74%。如国有企业转制方案未征得职代会的同意，损害职工利益，或企业转制前资产低估或漏估，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职工要求确认转制行为无效；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职工持股会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职工要求保护其股东权益；对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企业含集体企业转制后的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批准文件不服，原企业职工提起的行政诉讼等。
5、城市房屋拆迁类9件，占14．52%。如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拆迁主体或拆迁手续不合法引发群体一方诉请停止拆迁；政府安置补偿方案不合理或补偿资金不兑现引发群体一方要求得到充分安置补偿等。
6、城市建设规划类6件，占9．68%。如政府规划部门不履行颁发规划许可证的法定职责；规划方案未经法定程序随意变更，侵犯居民的房产权益；规划方案与文物保护或居民的相邻权发生冲突等引发了群体性行政诉讼。
7、车辆营运权调整类3件，占4．83%。如政府职能部门擅自调整出租车辆营运权的经营期限，或提高营运成本，或垄断经营等引发了车辆营运人状告地方政府的群体性行政诉讼。
8、工人或雇员的劳动保障类3件，占4．83%。如私营企业或建筑工程企业拖欠工人或雇员的工资，以及劳动安全措施不当造成工人或雇员的人身受到损害引发的群体性诉讼。
9、环境污染类4件，占6．45%。如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污染和城市的噪音、光污染等造成人身损害引发的群体性民事赔偿诉讼。
上述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领域所在，也反映了部分地区或部门干群关系及其在经济利益上的紧张现状。同时，这些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1、规模较大。62件案件中，群体一方人数在100人以上的案件有27件，占43．5%。其中兰溪市城南办事处中吴村诉该村经济合作社承包合同纠纷案的群体一方人数多达848人，由此引发的纠纷规模大、影响广。
2、矛盾激烈。所涉群体一方在诉讼中或法院判决后集体上访的有22件，占全部案件的35．5%。有的群体一方甚至利用互联网资源，串联外地相同遭遇者，扩大上访规模，或专门选择在在人大和政协召开“两会”或政府举办的重大活动前夕集体上访，给法院或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3、对抗性强。近年来，因民间私权利纠葛而引发的传统群体性纠纷渐渐淡出，除环境污染纠纷外，目前的群体性纠纷主要发生在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基层组织、群众与地方政府之间，冲突基本上在公权力行使与私权利捍卫中出现，公权与私权相互对抗。62件案件中，只有5件在人民法院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后才调解结案，其余均判决结案。
4、诉请异化。为避免因诉讼需缴纳案件受理费带来的风险，群体一方往往以相对方的行为违法为由，诉请法院确认该行为无效或判决相对方承担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的责任，以取得少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效果。而诉讼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补偿。由此出现诉讼请求与争议焦点不一致的状况，诉请异化导致司法逻辑与诉讼目标背离。
二、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成因分析
群体性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是各类纠纷中具体的利益冲突，但其深层次上的根源是结构性、体制性和社会性的。
1、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人身依附走向个性自由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的重大变革。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发生冲突。其中，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引发的冲突将日益突出。当前，群体性诉讼普遍表现出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维权意识，以及“法庭上见”的诉讼决心等，都明显带有转型期社会“权力和权利”冲突的烙印。可以预见，若不采取有效对策，各类市场主体通过司法救济维护自身权益的纠纷将不断增多，群体性的纠纷也将大量出现。
2、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的因循守旧，不是靠经济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而是靠拍脑袋决策，靠开会发公文，靠行政命令指挥市场。如某区政府某日突然发文，规定各客运机动三轮车主禁止在城区内营运，只能向区三轮车管理中心租赁人力客运三轮车，而且是两人合租一辆，期限二年或者四年不等，致使原先合法取得营运权的89户经营者群体起诉该区政府。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企不分，政府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理主体。如在旧城改造中，绝大多数由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充当拆迁人，诸如“拆迁办”、“拆迁指挥部”、“土地储备中心”等，同时上述机构或其所属政府部门又是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裁决人。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角色错位。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缺乏诚信。如某市交通局批准17家企业的职工办理一次性进社保的安置方案。据此，职工与企业脱离了劳动关系，企业按规定为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不久，该市政府却以交通局的文件不符合《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为由予以撤销，要求职工退出社保，引发了404名职工起诉该市政府的群体性纠纷。
3、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社会转型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的依赖，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尤其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所有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纠纷、农地征用纠纷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等群体性案件，均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益而引起。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在本地区本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法律权威自然进入了群众视野。为寻求法律的保护，受“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传统意识的影响，单个的社会成员自然意识到群体行动的重要，群体性纠纷由此产生。
三、人民法院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面临的困境
我国市场经济正在完善，经济结构正在调整，政府职能正在规范，民主法制正在完备，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人民法院处理群体性纠纷的能力是有限的。从调查的情况看，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体性纠纷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着新的困境。主要表现为：
1、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价值与服从当地经济建设大局之间的两难选择
追求公平与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天职和生命，维护合法权益矫正非法行为，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但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有关征地或拆迁手续，或先动工后立项。酿成群体性纠纷后，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迁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此将导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之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2、群体一方片面的司法公正观念与司法固有的审判规律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
群体性纠纷案件中，群体一方往往以裁判结果是否胜诉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而不考虑司法运行中——诸如程序欠缺、证据失效、时效超过等，也会导致败诉等固有的审判规律运行结果。司法的专业技术逻辑与群体一方朴素的传统思维之间难以吻合，法院与群体一方的理性沟通受到阻碍。如有些案件群体一方或因证据不足，或诉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败诉，或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某类案件不予受理等，群体一方往往会不分缘由，均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帽子扣在受案法院头上。有的甚至在一审败诉后，就在二审法院门口静坐、游行，以期获取过往群众同情，给二审法院施加压力，司法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
3、司法权的有限性与群体诉讼一方目的的多样性存在落差
公司的经济纠纷篇5
对经济纠纷有个准确的了解是我们分析并解决经济纠纷的前提和关键。何为经济纠纷？我们知道经济纠纷，又可称之为经济争议。而具体的定义则是：因经济义务以及经济权利的矛盾而引起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间的争议，其意指为经济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和法人、公民或者是在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引发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且主体间是平等的。这也称之为经济纠纷。可见，经济纠纷的纠纷内容是多样性的，则也就决定了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2.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经济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必然要进行各种的经济活动。但又由于彼此都以维护各自独立的经济权益为主要准则，又伴随着经常变幻莫测的客观情况，因此会发生无法避免地各不相同的经济权益争议，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从而便产生了我们口头所说的经济纠纷。一般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包括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的这几种方法。具体如下：
2.1和解
和解是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简单、灵活、迅速的解决纠纷。在经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双方彼此产生意见分歧时，当事人应当在进行充分协商以及互相谅解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和解。当然，达成和解的前提是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公共利益的的基础上才可通行的。而这个基础是双方当事人都能充分协商和相互理解，并最终使经济纠纷得以解决。而很多问题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更多其它的方式。
2.2调解
当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彼此间发生了争议、且不能相互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调解途径。进行调解可向当事人双方的上级单位、合同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并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来达成调解协议。
2.3仲裁
在当事人双方未能协商成功达成和解或者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根据合同所订立的相关仲裁条款及其他书面形式，即其在纠纷发生前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进行仲裁。当前我国仲裁实行的制度是一裁终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前提是，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相关条款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规定的这一前提下申请执行仲裁。
2.4诉讼
如果当事人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中并未订立相关仲裁条款，且发生纷争后也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时，合同当事人则可将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讼，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除以上所述情形外，部分合同还是具有其自愿的这一特点，如解决时可能会引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法律的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也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款来向人民法院提讼所产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作出裁定或判决。在我国，解决其经济纠纷的途径以及方式有如下几种，其最主要有民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当经济纠纷发生在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时，解决这种经济纠纷的方法首选的是民事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可采取提起行政诉讼又或者是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予以解决。
3.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即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由不同方法所构成的，与学科、理论及实践并重的综合性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纷争及其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就已备受各国法学界关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研究领域。不得不说，国外有关经济纠纷解决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到现今为止已有大量介绍，此处便不再累赘复述。在国内，近些年来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方面的研究已较有成果，其发展相对较快，大量出版物也相继问世。国家教育部、司法部以及社科基金等也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科研的投入。由此可见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极大重视，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对多元化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这一制度构建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目前我国所参与的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程序设计、立法以及实践的主题皆较为集中于法律界，因而，法学界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居于首位。
4.对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运用适用于案件的法律，同时在依照相关法律条文来处理民事案件时，是必须要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宪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相当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法律原则不但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工作，也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诉讼带有一定的成本，这里不仅是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也包括诉讼可能带来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等。因此，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过对以往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了解与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纠纷内容复杂，在主持和解、调解等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以下几点：①人民法院在主持相关调解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调解。②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进行调解活动时也必须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调解准则。③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既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也不会对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是在当事人自愿为前提条件下，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适度干预，这就是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这种结案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通过调解来结案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历来对法院的调解都是相当重视的，并且这也是法院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解决方式。并且，从审判务实这一角度来看，调解也是法院进行案件审理时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相对于判决，法院在对民事争议进行处理时，调解则具有较大的优越性，通过调解有利于矛盾的化解，从而促进当事人双方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将民事权益争议更及时、更彻底地解决；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预防以及减少民事诉讼；有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5.总结
公司的经济纠纷篇6
关键词：私力救济 公力救济 经济分析
长久以来人们对法律和司法的重要性深信不疑，私力救济被视为落后、不文明和应抑制的现象。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抑制私力救济，把冲突解决纳入秩序化和程序化的途径。①私力救济易生流弊，“现代法律遂以禁止私力救济为原则，私力救济往往在民法上构成侵权行为，在刑事上成为犯罪行为。”②私力救济的观念被荡涤到边缘，但其实践依然盛行。有必要追问：私力救济对社会的作用究竟如何？为什么有人选择私力救济？本文试结合一个民间收债案例，③但放宽视野更一般性回答：为什么私力救济？私力救济为何存在？以及为什么公力救济？
一、方法与框架
本文通过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的比较来回答提问。纠纷解决机制④多样，但在此仅比较两者，对公力救济只考虑司法救济，对私力救济主要以陈鸿强收债个案为例。这样比较难免有缺憾，但也有优点：（1）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对比度大，便于说明问题，其他情形大抵可通过影响两者因素的不同组合来解释；（2）自韦伯以来理想类型的分析进路运用广泛，类型化比较技术上更便利，条理更清晰；（3）深刻重于广泛，广泛可能影响深度，为深度可适当牺牲比较的广度；（4）深入的类型比较足以展示人们行为选择的机理及制约因素，不必以穷尽和对比一切解纷机制为前提；（5）这种比较方法有助于从私力救济切入公力救济、司法和法治问题。本文立足于特定个体、具体事件、个别情形、不同场景的对比，而非面向一般结论的普遍主义视角。不同当事人置身于千差万别的纠纷中，其行动必定是个性化的选择。有人选择公力救济，有人选择私力救济，有人先诉诸私力后转向公力救济，有人先寻求公力后倒向私力救济，还有人回避或不了了之。不论选择私力救济或公力救济，当事人皆有自身逻辑。笔者无意证明两者谁更优越，这不重要，不同救济手段各有利弊，关键在于何种方式更适合特定个体、以及他何以选择。
纠纷解决行动适合经济分析。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理性人追求自益，以收益最大成本最小为目标，个人行为（并因此集体行动）将对未来可预测的成本收益变化做出反应。理性人行动基于多种动机，追求物质利益只是一方面，他还可以有感情、信仰、正义或荣誉感。成本-收益比较是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经济学上行为人直接承担的成本为私人成本，直接获取的收益为私人收益。但个人行动还可能给他人带来成本或收益，产生外部性问题。私人成本加外部成本为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加外部收益即社会收益。理性人基于私人成本与收益比较进行选择。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时，个人选择最优；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时，达到帕累托最优。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都可能涉及外部成本。外部性产生了激励的需要，即促使个体行为的外部性内部化，将社会成本和收益内化为私人成本和收益，行为人对行为承担完全责任，通过个体最优选择实现帕累托效率。外部性概念有助于解释，国家为什么鼓励调解，因为合意解决纠纷可节约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揭示外部性存在并非政府干预的适当基础，交易成本高低成为制度选择标准。在科斯的世界里，明确界定的产权是唯一必要的激励。若交易成本为零，任何外部成本和收益都可通过当事人谈判内部化。但现实中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如谈判需付出时间和精力，也可能失败，对方可能违约。纠纷可分为无实质争议和有实质争议二种，前者接近于明确界定的产权，如当事人对权利归属无争议、只是欠债不还。此时若交易成本较低，当事人可能通过谈判确定权利归属并履行。若交易成本超过一定限度，当纠纷有实质争议、产权归属模糊、谈判解决可能性较小时，便出现对公力救济的需求。
经济学解释常遭非难，矛头主要指向理性人假定。认为私力救济是理性选择结果，暗含着行为人在私力救济前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过程。而这与人们对私力救济的印象不尽相同，许多私力救济源于一时冲动。理性假定越来越受质疑，科斯突破了制度不相关假设，博弈论突破了行为孤立假设，信息经济学突破了信息完全假设，行为经济学解释了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环境相关等理性选择一些“反常现象”。尽管理性行动者模型有简单化特征，但社会科学目前尚缺乏其他更具解释力的替代技术，若一种理论缺乏关于人的动机和决策过程的设定，就无法提出预测。经济分析的缺陷不会掩盖其说服力，而本文还将借助机制比较、功能分析、文化解释、社会生物学、社会学等多元框架弥补不足。
二、成本-收益比较
（一）收益比较
对纠纷解决，人们首先考虑实效性，尤其是预期收益的实现是否确有保障。在陈鸿强收债个案中，能否追债、能追多少、分多少，债权人可事前预测，收益一般为追到金额的60-90%.即使当事人自行救济，通常也是在权衡双方实力和私力救济成功概率基础上行动的。当事人也会因冲动而私力救济，除以人性解释外，还可理解为当事人追求广义的精神收益-“报”所带来的精神上强烈的。私力救济也不尽表现为一时冲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为确保救济实效性，当事人还可能长久等待，积蓄力量，寻找时机，“打有把握之仗”。
而公力救济不确定因素多，结果难以预测，判决相当程度上不具终局性且执行难。法之生命在于法的实现，执行难严重损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司法权威。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自1995年，执行收案绝对数、实际执结案件数和执行未结数逐年增加，案件执结率逐年下降。1996-1999年，年执行收案分别比上年增长239%、94%、192%和153%；执结案件分别比上年增加198%、24%、203%和273%；未结案件增加更快，1996、1997、1998年分别比上年上升253%、395%和276%；案件执结率分别比上年下降15%、6%和093%.
表1：我国法院执行案件情况（1995-2001年）[5]
颇有意味的是，重建司法信心诉诸的却是法治外手段。中共中央[1999]11号文件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领导认真落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具体措施，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此后不久，按官方表达，执行难问题有所缓解。执行收案至2000年增速放缓，与上年基本持平，2001年开始下降，未结案1999年就开始下降。法院执行工作步入新的发展阶段。[6]从统计上看，我国案件执行率在80%左右，执结标的金额占申请执行标的金额比例在63%至72%区间。但统计的技术性操作[7]明显是个问题，执行率的概念也并非判决切实执行的比率，而指执结率。笔者对广东、湖北、贵州三个中级法院的调查表明：三个法院执行率都在80%以上，但其中执行终结、执行中止和实际执行大致“三三开”，切实执行到位的只占1/3强。执行难仍然是困扰司法和社会的难题。
公力救济实效性欠缺导致更多人寻求私力救济。如陈鸿强追收的债务中至少5宗曾取得判决，但长期无法执行，陈协助“执行”判决。2002年11月，四川泸州龙马潭区法院一起三年未执行的案件，私人侦探十余天就令执行落实，[8]这一对比令人深思。债务人欠债不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法院威慑无效。而有些情形下，私力救济却能以其实效性和高效率实现权利，对债务人构成有效控制。上述事件清晰体现了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实效性的对比。当然，实效性也是私力救济面临的问题。当事人寻求公力救济前通常会考虑私力救济，只有不能凑效、预期缺乏效用、成本过高或风险太大，当事人才会选择其他。总之，为什么私力救济，正如为什么公力救济一样，与行为人追求收益最大化和救济实效性密切相关。
（二）成本比较
私力救济可视为当事人依私人力量的合意或强制交易，其自行或借助他人实施救济将耗费成本。私人有充分的成本最小化动机，若交易成本超过公力救济成本则会选择公力救济。若实施强制，私人还面临错误成本-因可能违法而产生的负成本。但许多私力救济并不明显违法，而只在法律边缘，陈鸿强收债就是这样。即便违法，被发现的概率也不大，否则一位理性行动者在计算利害后就不太可能诉诸私力救济。当然有人属风险偏好者，愿为更大利益冒更大风险。
公力救济成本指诉讼主体实施诉讼行为所耗费的人、财、物力的总和，包括当事人诉讼成本和法院司法成本。当事人的成本涉及经济、时间、人力、机会、伦理、错误成本等。时间成本可用诉讼期间衡量。人力成本指因诉讼耗费的精力，包括心理成本如诉讼产生的压力。机会成本指诉讼导致的机会损失。伦理成本指当事人因纠纷和诉讼招致的负面评价，如名誉损失。错误成本如败诉风险、从事不当行为的消极后果等。败诉者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目的，还损失了诉讼成本，并导致心理愤怒。若试图反败为胜，则需进一步投入成本，并冒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经济成本主要包括：法院收费；费；诉讼辅助费；其他费用（如灰色费用）。还有间接成本，如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保全财产及担保财产不能正常使用的损失。总体上我国诉讼成本较高系不争的事实。[9]诉讼成本只有小部分理论上可从败诉方补偿，但还面临无法执行的风险。实践中诉讼费由原告预缴，法院通常判败诉方将应负诉讼费径付原告，而不直接退还胜诉原告预缴的诉讼费。因为若法院先退费再向败诉方收取，也很可能收不到，法院不愿承担这种利益损失和权威削弱的风险。寻求公力救济旨在期待法院保护，判决却连预缴诉讼费也由败诉方径付，旧帐未结又添新债，似有鼓励私力救济之嫌。
当事人只关心私人成本和收益，公力救济还涉及司法成本，包括建立并维持司法机构运作、司法及辅助人员薪金、办案支出等。司法成本由国家主要是地方财政承担。我国许多地区法院经费不足，有些法院和当事人之间还存在围绕资源获取的互动机制。[10]当事人诉讼成本与法院司法成本有一定关联：法院收费越多，司法成本通过当事人获得补偿就越多。有学者分析了这种影响人们利用审判购买正义行动策略的成本转嫁机制：第一次转嫁即审判成本转化为诉讼成本的诉讼费用化政策，第二次可分为转嫁给对方（如败诉者负担制度）和转嫁给第三者（如法律援助）。[11]国家实力越强，当事人诉讼成本相对更少，如美、德法院只收取极少讼费。
（三）成本支付方式
公力救济需预付费用，私力救济即便借助他人力量需付费，一般也不预付。既然无需事先投入，何不尝试？依心理经济学，人们宁愿获得不愿付出，付出令人不快，付出越多不快越多，而在失去未挽回前又付出则更痛苦，尤其当救济不确定、法院又告知诉讼风险、且预付费金额不菲时。这种心态甚至会引发“拔毛”效应：寻求救济者通常认为自己是受侵害，在最需帮助时法院却先收费，有雁过拔毛之意味。由此可导出一个有关成本支付的推论：事前支付比事后支付更不受欢迎，即便事前支付小于事后支付。对当事人而言，“朝无暮四”优于“朝四暮无”、甚至“朝三暮无”。在收债人通过私力救济成功追债后，当事人付费即便再多，也毕竟有所收获，且约定在先，并满足了“报”之。上述分析很容易解释成本最小化之悖论：即使公力救济成本不高于甚至低于私力救济，人们还可能选择私力救济。这种行动还可诉诸现货与期货的区分、或个体对风险的态度来解释。期货预期兑现值影响人们对现货的态度，公力救济预期收益不确定或较低将导致一些人转向私力救济。个体对公力救济不确定性及费用难以补偿风险的态度也影响行动。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废除执行费用预收制度在广东高院一开先河，几个月后便为许多法院采纳，并成为最受当事人欢迎的执行改革措施之一。
成本—收益比较展示了公力救济的缺陷：成本偏高，收益较低，成本占收益比例高，小额案件成本超过诉讼金额的情形普遍，且成本收益皆不确定。私力救济的收益可能是当事人希望的全部，故许多时候被视作司法的低成本替代方式，当事人试图以此回避公力救济昂贵的交易成本。若通过收债人追收，收益可能是追到金额的60%-90%.40%的成本当然不低，但就法律可能无法切实保障权利而言，当事人也许会更重视收债的实效性、成本确定、无需预付费等优势，而选择私力救济。
三、效率、机制比较
（一）效率比较
纠纷解决效率是个时间维度，耗费时间越少，效率越高。私力救济成本可能相当或高于公力救济，但效率却远胜过公力救济。陈鸿强收债期间通常为15天，多数纠纷一个月内终结。而公力救济普遍过分迟延，迟来的正义等于非正义。时间还与费用紧密相联，且影响心理成本。不少人选择私力救济主要因其快捷和简便。
许多国家诉讼迟延突出，如英、美、法、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等。意大利司法法院一审普通民事案件平均审理期间，1988、1989、1990、1994年分别为476、498、493、616天，大审法院分别为1199、1118、1138、1271天；最高法院民事及刑事案件平均审理期间，以上年份分别为883、927、857、934天；1994年上诉案件平均审理期间，大审法院951天，上诉法院1341天；经三审的民事案件平均审理期间近10年。[12]也有少数国家提供了相对快捷的司法服务，如德、日、荷、奥地利、瑞典、瑞士等。一些学者与莱克斯？盟带律师事务所109个国家和地区成员所合作，就驱逐拖欠租金的住房承租人和支票拒付追索案调查法院程序，发现即便这些最简单的纠纷，大多数国家司法程序都特别冗长，全球平均审结时间分别为254、234个工作日。[13]
为缩短诉讼周期，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限。2000年全国法院清理超审限案件138万余件，清理执行积案475万余件，[14]且只要依法办理简单的延长手续，就不算超审限。尽管无法准确估计我国的诉讼周期，但二审终审加申请再审和申诉，周期漫长，这导致利用司法成为民众再三犹豫的问题。
（二）机制比较
效率与机制相关。公力救济一个突出特征是程序性；而私力救济是非程序性的，当事人可在法律范围内或边缘上随心所欲，故具直接性和便利性。程序当然有积极功能，但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更严格的程序形式主义理论上有貌似合理的存在原因，却带来了高成本、诉讼迟延、回避法院及最终的不正义。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许多国家个人不愿诉诸司法，为什么保护财产和合同的替代策略（包括私力救济）在发展中国家盛行，并暗示司法改革一项可行措施：程序形式主义的弱化。[15]但司法改革至多令复杂程序稍稍缓解，决不可能接近夏皮罗所谓“没有程序形式主义的理想法院之模型”[16].
与程序性紧密相关的是“进入”问题。当事人可自行实施私力救济；而诉诸公力救济需跨越司法门槛，首先需符合诉讼要件，如属法院主管和管辖，当事人适格。即便人们在法律上拥有权利，若无通过法院获至救济的适当资源，则权利也很可能只是空中楼阁。现代司法理念要求当事人拥有实效性接近司法救济之权利，而不仅是理论上的诉权。但现实中接近司法障碍大量存在，不少人便转向私力救济。此类障碍如：（1）对有些可司法事项法院拒绝受理；（2）司法不公大量存在；（3）司法行政化；（4）程序复杂，技术性强，不确定因素多；（5）诉诸司法成本高昂，过分迟延；（6）当事人诉讼知识欠缺；（7）司法权威失落，如再审程序频繁启动。这些消解了公力救济的效用，有违拉兹所谓法治原则之要求-法院不至于令人望之生厌。
尽管通过司法实现正义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司法不一定导向正义，通往正义之路也并不必经司法之途。通过司法难以实现正义，正是私力救济存在的理由之一。正义难以界定，但却根深蒂固生长在人们心中，司法方式受阻或无效用、不效率、不可行时，人们必然转向其他救济。为保障正义实现，国家大力推行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简化程序，消除接近司法之障碍，保障民众实效性接近司法。本文目标之一，即试图通过私力救济消解公力救济之惰性，促进司法服务质量的提高。
既然公力救济存在许多缺陷，为什么仍有许多人且越来越多人利用它？诉讼爆炸似乎提出了一个悖论。公力救济确有优势，如正统性、权威性、效力性，私力救济也有弊端；反之亦然。这些优劣势对比当然构成行动选择的因素，但关键在于，对个体而言能否切实解决问题。选择乃是特定个体基于自身情形考虑各种因素的行动战略，甚至还可能因迫不得已，即便明知公力救济有缺陷。选择公力救济还可能因为没有适当的替代，没有太多选择自由，以及法律强制和诱导导致对司法的路径依赖，信仰法治者除法院外很难想到其他途径。故为什么公力救济，其实是一个问题，诉诸司法并非理所当然。事实恰恰相反，人们发生纠纷时通常只在迫不得已时才诉讼。尽管司法最终裁决被视为现代法治原则，但公力救济普遍成为最后选择。
在我国以诉讼爆炸为由说明“为什么公力救济”尤其不能成立。许多人认为，我国案件数量不断增长，法官负担不断加重，中国步入诉讼爆炸时代。[17]但诉讼率提供了相反证据。1980年代末，意大利每10万人普通程序的民事案件平均1640件，奥地利5020件，比利时4008件，西德3561件，法国1950件。[18]中国尽管案件增长迅速，但人均数低，如2001年各级法院审理民事案件5076694件，每10万人平均民事案件仅390件，其中还包括大量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有人提出，中国每10万人中一审民事案件为2271（1989年）或3948件（1997年），[19]但误算为10倍。中国仍是一个诉讼率不高的社会。诉讼率低受制于多种因素，尤其是司法供给短缺和不平衡，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资源有限的法院实际上无法满足人们利用司法之需求，广大农村司法资源短缺，9亿多农民很少利用司法。近年来案件总量增长、法官负担加重、法院积案增加，可用地区和城乡差别、法官素质、工作效率、激励动机等因素来解释。
表2：几个国家每10万人口民事案件的数量[20]
四、功能比较
公力救济的首要功能是解决纠纷、救济权利。这种纠纷解决合符程序正义，有利于吸收不满、排除恣意、强化服从、通过程序实现实体正当化。[21]通过纠纷解决，公力救济还依托个案裁判的经验主义司法促进规则生长，导向规则之治，进而维护社会秩序。其局限可简括为：（1）范围有限，许多行为无法纳入公力救济机制。（2）强调程序正义和形式法治，有时与实体正义冲突。（3）涉及事实认定，这是一个可能出现错误的困难过程。（4）实施依赖个人主动性。（5）功能实现的条件不易获得保障，如司法不独立。
与公力救济相比，私力救济的功能或其特点有：
第一，形成竞争、替代补充、弥补局限。竞争有助于公力救济改进，替代补充可节约国家资源，缓解司法压力，及时有效调节社会关系。私力救济还能一定程度弥补公力救济功能的局限。如公力救济被动、滞后难以及时有效保障权利，基于正义和效率的要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私力救济逐渐法制化，成为法律许可的私力救济；国家能力和资源有限，各国司法政策普遍诱导当事人自行和平解决纠纷，有时对某种强力也视而不见或保持克制；对司法拒之门外的冲突，私力救济是一条排解渠道；因公力救济局限产生的不公，私人可自行矫正；特定情形下私力救济更能吸收不满强化服从。
公力救济是私力救济的替代物，但两者功能替代却是相互的。法人类学早已注意这点。赞比亚mungule酋长区牲畜盗窃案原由本地法庭适用习惯法处理，后英国殖民者认为盗窃属刑事案件而交地方法院审理。本地法庭主要适用损害赔偿和群体责任，地方法院适用监禁，赔偿为次要考虑。“真正的原告成为受害人，国家成了原告，法律作为权力平衡器的功能衰减，且法律的作用相对于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事项下降了。”本地人认为：如盗窃牲畜频率下降，则国家法院便取得成功；既未下降，它就是失败的。至1970年止，此类案件数量仍不断上升。“本地人的反应便是私力救济增加，导致使用通常而言具有破坏性损害和分裂的解决方式。”[22]劳拉？纳德尔概括道：
对没有反映利用者需要的国家法律制度，人们将做出反应：挫败的土耳其人将弃之不顾，黎巴嫩人会巧妙应对，加纳人将详尽阐述，赞比亚人会实施私力救济-而感到接近法律和司法受阻的美国人亦将如此。在犹太人地区，此种事例比比皆是：无法接近司法且大量的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倾向会激励替代性方式的设计……[23]
第二，解决纠纷、维护秩序。私力救济可能令复杂纠纷简单化，也可能令简单纠纷复杂化，如导致“民转刑”。公力救济也可能导致冲突扩大，“由于纠纷常扩及家族、村庄及行会，因此诉讼经常导致争执者与其各自家庭之间多年怨恨关系的产生。”[24]尽管诉讼有使纠纷一刀两断之功能，但相比私力救济，更侧重片断、局部、法律上的争议解决，离彻底解决纠纷更远些。在许多人看来，私力救济会导致暴力横行。但陈鸿强十多年收债，从纠纷解决、暴力使用、债务人是否诉诸公权力或报复、公权力是否介入等情况来看，都不存在冲突激化或影响秩序的问题。他只是代表债权人与债务人交涉，虽偶尔展示身体的权力，但更多诉诸“借钱还债、天经地义”的规范，对方强硬便“敌进我退”，债务人则倾向于合作。这类行动经反复博弈事实上生长出一定的潜规则：当收债人出现时，债务人通常并不细致算计彼此每一步行动，而还债或至少部分归还，从而导向自发的和平与秩序。私力救济尽管可能形成秩序，但多为私人无意识行动的客观后果，许多情形也可能走向国家目标的反面。私力救济可能形成习惯和规则，最终作为一种法律外力量影响法律规则形成和司法过程，但其主要方面体现为无规则。
第三，自治功能。公力救济诉诸公力，私力救济依靠私力，功能实现手段不同导致主体性作用即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参与性不同。通过程序实现实体正当化的机理，是当事人参与并经一整套法定程序，程序本身公正可令不满得以吸收，当事人主体性一定程度得以满足。但依靠自己比求助国家更能实现充分张扬的当事人主体性：当事人亲身投入战斗，以本人或其自然延伸（如亲友）之力量与困难作斗争，最后自主解决问题，而无需被迫依赖第三方。这带给当事人的自我实现感和精神效用许多时候远超过经济收益。主体性充分发挥更利于吸收不满、消解冲突、平息愤恨。这恰当解释了为什么诱拐妇女纠纷更多通过私力救济解决，以及为什么此类情形易引发暴力。霍贝尔分析了45个科曼奇人诱拐和通奸事件。被抛弃的丈夫可紧追索赔，有权使用武力，但出人命则会导致复仇。其中41个原告获胜，侵权人赔偿。[25]他说道，原告获胜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诉讼仅就一些预先规定的案由方可提出，除邪巫术行为外，其他犯罪行为很少由诉讼来解决；（2）私奔案件处理的方式旨在缓和事件最初突发时所产生的愤恨情绪；（3）习惯总是努力使受侵害的丈夫最终比被告占据更多的优势。”[26]又如，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海伦引发特洛伊战争，普希金与情敌丹特斯决斗受伤而死。此类纠纷的受害人之所以普遍诉诸私力救济，原因之一正是其功能有助于受害人主体性张扬、平息愤恨及尊严重建。
依其功能，私力救济在特定情形下更可能被选择、更容易生长、或与纠纷类型有一定关联：
1有些纠纷可诉诸公力救济，但难以排除私力救济，因为私力救济功能与特定纠纷存在某种自然的暗合。如不便通过公开程序解决的隐私等纠纷，或许可纳入公力救济框架，但即便诉诸司法也不一定能获切实救济。首先，公力救济在民事诉讼中通常采取损害赔偿方式，而情感纠葛决非简单的利益之争。刑事诉讼中国家取代私人成为原告，虽可能对违法者施以刑罚制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令受害人边缘化，受害人没有适当诉讼地位参与程序，对受害人无赔偿或赔偿不足。二是此类纠纷强调当事人主体性的张扬，即便已诉诸公力救济仍难平息不满，而酝酿着冲突反复，在公力救济后一些人仍寻求私力救济，甚至报复法官。三是诉诸公力救济有时可能因程序“暴力”使受害者进一步被伤害。如案受害人报案、鉴定、调查、出庭等环节都可能痛苦万分，以至有受害人称在法庭再次被公开。
2非司法纠纷。许多纠纷不在公力救济范围内，何种社会冲突可纳入司法轨道成为可司法事项，是国家考虑对社会冲突进行司法评价必要性和可能性而确定的实体法问题。大陆法诉讼理论发展了一套诉的利益学说，来解释民事纠纷需通过司法予以救济之必要性和实效性。英美法形成了有关主体资格（standing）、可司法性（justifiability）、案件时机成熟（ripeness）、诉由消失事项（mootness）等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争议提交司法处理的适当性与必要性。法院审判范围总体呈扩张趋势，但关在法院门外的纠纷除不了了之之外，仍需解决，私力救济的作用不可忽视。
3公力救济无法有效解决或难以施展效能的纠纷。前者如债务人耍赖、隐匿，法院即便判决也无法执行，而通过私力救济可能保障权利。后者如小额、简单纠纷，公力救济优势难以发挥，成本高、周期长、程序复杂的缺陷突出，故这些纠纷寻求私力救济的相对更多，大额、复杂案件更多诉诸法院。
4迫不得已而私力救济。在法院拒绝裁判、用尽公力救济仍无法保障权利、[27]公力救济与正义冲突、对公力救济的信任危机、公权力侵犯私权等情形下，当事人可能以私力自行主持正义。这是一种非到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救济，可称作底线救济。
5在国家法与习惯法边界，私力救济容易生长。国家法有时不保护当事人依习惯法享有的权利，国家法上的权利有时在习惯法看来也不存在，这些都可能导致私力救济。前者如，丈夫发现妻子通奸依习惯法有权当场将奸夫痛打一顿（当然不是重伤）；后者如，法律规定妇女有带产改嫁权利，但在不少农村地区行不通，即便如此判决，也可能引起男方家族暴力抗法或报复女方。
五、市场观察
私力救济还是公力救济，人们有时并无太多选择自由。环境牵制人的行动，各种因素影响人的动机。如法律垄断纠纷解决会限制人们自由选择，道德诱导、舆论压力会导向正统的司法机制，法律神圣的观念对行为者存在“政治正确”的引力，市场供求和竞争关系对纠纷解决的选择自由构成天然屏障。这一问题在此简化为：民间收债是否构成一个自由市场？
民间收债属纠纷解决市场一部分，需求来自纠纷当事人，供给为各种纠纷解决机构。收债人之间有竞争，收债亦可视为司法的潜在竞争者。如陈鸿强收债个案，收债需求扩张几乎与法院案件增加同期发生。1982-1989年收债地法庭年受案50余宗，1990年才受案70余宗。陈自1989年收债，每年约10多宗。1989年正是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起始阶段，经济发展伴随纠纷解决服务需求的扩张，民间收债在法院案件快速增长前就已做出反应。至1992年，该法庭受案150余宗，此后每年增长100多宗，2001年受案1123宗。收债数量同时上升，尤其1993-1996年陈每年收债不少于30宗，且当时讨债公司盛行。1995年国家禁止开办讨债公司后，民间收债受抑制，数量有所下降，法院案件急增。法院案件增加还与其解纷能力提高、司法改革推行、服务意识萌芽有一定关联。
民间收债市场是一个非公开、不完全的地下市场。国家对卖方实行信息封锁，供求双方脱节，无法直接自由交流信息达成交易。在现行法框架下卖方不可能公开推广业务，尽管有散发“代人催款”广告的情形，但易招惹官方关注和打击。故多数买方即便有收债的需要，却不知卖方存在，即便找到也可能耗费相当的搜寻成本。通过地下广告虽可接近收债人，但其不规范更可能阻止人们选择；而希望长久从事收债者对陌生人委托也有防范心理，陈便不敢轻易接受。收债人不可能像法院那样开门营业，供求双方缺乏信息沟通平台，信息不透明不充分不对称，交易达成有赖熟人机制，当事人若不置身于分布有收债人的熟人网络中，通常不可能获取相关信息并选择。收债人获取业务基本上来自朋友介绍，而收债成功率高、信誉好也会反过来促进朋友网络和业务扩张。
这种机制为收债人提供的业务虽不多，但通常足够，故他也缺乏拓展业务的动机。国家管制使民间收债运作表现为小规模、私人化、非公开。这种机制导致民间收债的同业竞争不太明显，各人依托自身资源“自扫门前雪”。民间收债与法院的竞争在法院看来也无关紧要，原因一是纠纷尤其民事纠纷属私人之事，国家和法院无切身利益，无论谁解决与其皆无利害关系，除有损社会秩序等情形外；二是国家、法院和法官基本上没有追求案件数量的动机，尽管因奖励与案件数量挂钩的措施使少数法院和法官稍有此倾向；三是国家鼓励替代方式的运用，尽管法律表达是禁止民间收债，但既然法院案件堆积，收债客观上就有利于法院减负；四是法院作为最终裁判者，在与收债人竞争中占压倒性优势，谁也不会介意无威胁的对手，即便法院优势主要源于国家对收债市场的管制、信息封锁和对纠纷解决的垄断。
六、人性、文化、社会及其他解释
为什么私力救济，不仅基于经济利益，它还可能是面对纠纷条件反射式的即时反应，纯粹源于人性冲动。私力救济与生物自保和报复本能密切相关，贴近自然和人性。公力救济须抑制人性冲动，但报复仍可视为司法制度构建的基础。梅因、霍姆斯、波斯纳等认为，复仇是法律的起源。尽管法律缝隙中隐隐透出报复的气息，但“仅仅出现一个作为符号的公权力并不足以自动且完全消除那种产生报复冲动的生物性本能，人们放弃个人报复或复仇仅仅因为诉诸公权力有可能能更为安全、更为便利、更为有效地满足自己的报复本能。”[28]自保和报复在生物界广泛存在。人类受侵犯时本能会激发抗争，这是生存竞争的基本需要。报复本能有多种解释。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解释成内驱力不断寻求释放的结果；洛伦茨提出，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有攻击行为的普遍本能，这种内驱力须以某种方式释放；弗罗姆悲叹，人受控于一种独一无二的死亡本能，并常导致病态的攻击行为。威尔逊批判道：人类的攻击性既不能说成是天使的瑕疵，也不能说成是动物本能。它也不是恶劣环境的病态产物。
人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面对外部威胁，他们会因仇恨而做出丧失理智的反应，其敌对情绪会逐渐升级，终于战胜外来威胁，以确保自身安全……我们爱把其他人分为朋友和异己两部分就是先天因素决定的。我们往往对陌生人的举动满怀恐惧，也往往采取攻击手段解决冲突。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这些学习规则很可能已经发生了演变，并且给那些准确无误地遵守这些规则的人带来了某种生物性优势。[29]
现代科技进一步将私力救济本能与基因联系起来：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实际上只是有利基因的保存复制、不利基因衰亡的基因竞争。
寻求私力救济也有“厌讼”文化方面的原因。陈鸿强收债表明，有人选择私力救济主要是因不愿打官司。对熟人的纠纷，陈往往充当调解人；对陌生人，他仍注重沟通，！和听取他方陈述[30].调解人的中立性是相对的，应一方请求找对方后又以中间人身份调处纠纷的情形比比皆是，陈追债有时与民间调解相仿，甚至接近东方的“诉”之观念。[31]
选择私力救济或公力救济，与纠纷的社会结构相关。谁控告谁？谁处理纠纷？谁与纠纷相关？谁是当事人可能的支持者？这些人的社会性质构成案件的社会结构，[32]包括纠纷关系人的社会距离、社会地位等。社会距离指当事人之间、或与收债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如纠纷发生前当事人双方是否相识，关系如何，纠纷结束后是否希望关系持续；收债人介入纠纷前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否相识，是否希望关系持续等。就陈鸿强收债而言，双方当事人关系通常不太紧密，基本未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距离影响到纠纷是否发生、是诉诸法律还是寻求私人解决。[33]在介入纠纷前，收债人与债权人可能是朋友，但更可能是朋友的朋友；收债人面对的债务人多为陌生人，这有助于增加威慑；若其相识，收债就可能变为调解。社会地位，指纠纷当事人或收债人的背景、特征、相互之间地位对比即平等程度、以及在社会分层中所处位置，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状况。布莱克主张，纠纷双方社会地位与法律量有直接关系。[34]本文调查证实，债权人在社会地位、财力、背景等方面多比不上债务人。个人如处边缘，更可能诉诸私力救济。债权人中外地人尤其湖南、四川、江西人较多，他们在当地处弱势，易成为拖欠对象。
为什么私力救济，还因其切实有效。陈鸿强收债和解终结占70%以上，还多次落实了法院难以执行的判决。为什么收债人介入后，债务人倾向于合作？主要原因是，债务人不了解收债人行动策略，传媒将收债人描述为暴力和野蛮，大大提升了其威慑力。陈也配合默契，虚张声势实施威慑：扮成黑道形象，暗示江湖身份，摆出强硬派头，适时展示暴力等。其实他只是利用“暴力阴影”之“虎威”实施“狐狸”般的威慑，而对方因信息不对称无法知悉他“纸老虎”的本质。私力救济的威慑会激励相互询问的合作行为；而债权人通过法院与债务人博弈反不利于债权人，因为公力救济施加的惩罚可置信度小，债务人违约预期成本低。私力救济行之有效还来自富于效率的私人执法模式。[35]
人们之所以选择民间收债或私力救济，也源于国家一定程度的放任。国家禁止民间收债一是怕出问题，二怕权威受挑战。而只要迅速化解纠纷不出“问题”，国家事实上不会了解相关信息。纵然稍稍涉及暴力，在一定范围内国家也会默认，因为它有收益，如收债不耗费国家资源，却为其“摆平”许多纠纷。而许多收债人也与国家的态度遥相呼应，陈收债便如同一幕戏剧表演，直觉引导他与幕后的国家配合默契。国家事实上为民间收债确定了边界：不得采取组织形式和暴力等非法手段。陈恰是在这一边界上轻盈行走的“艺术家”，他累积了与国家之“猫”游戏的高超艺术。他的行动只有出现“问题”，才可能进入猫的视野，由于这只大“猫”要防范的“老鼠”太多，故“问题”还须足够重大。国家与社会达成了一种默示的共谋，国家通过默许私人解决纠纷实现权力渗透，在其严厉外表背后，国家对民间收债和私力救济似乎有一种隐秘的需求。表面禁止事实默许，这种对私力救济适“度”的政策正是国家通过私人行为的社会控制技术。就此而言，私力救济并不与公权力完全对立，有时也作为其有效补充，并构成国家权力的延伸。这种公权力的私人网络可谓一种国家通过私人实现公力治理的艺术。
为什么私力救济，还因其一定情形下具有正当性。私力救济的正当性可作多种解释，如自然法说、法益衡量说、紧急行为说、权利侵害说。依社会契约论，个人自愿同等放弃和交出部分基于自然权利而拥有的纠纷解决权，订立契约建立法庭。但个人保留了一定的私力救济权，尤其是底线救济权；一定情形下国家特许个人实行私力救济（如正当防卫、自助行为等法定情形）；因公力救济不尽完善，国家作为补偿一定程度允许私力救济；国家能力有限，对有些私力救济予以放任。当然，私力救济只在一定条件和情形下才具正当性。
七、结语
为什么私力救济，动因主要有：（1）私力救济行之有效，诉讼实效性弱；（2）诉讼成本高，需预付较高费用；（3）诉讼周期长、效率低；（4）公力救济制度不合理，程序复杂，技术性强，不确定因素多；（5）司法不公普遍存在，对司法信心不足；（6）公力救济功能有局限；（7）诉讼可能影响当事人的关系；（8）诉讼无法充分吸收不满，私力救济有助于实现私人的正义；（9）当事人自保和报复冲动等。为什么公力救济，动因主要有：（1）公力救济能公正快捷解决纠纷；（2）缺乏适当的替代选择；（3）私力救济成本更高，风险大；（4）私力救济不可行，无法律效力；（5）需利用公力救济特殊功能；（6）对法律人士等特定人而言，公力救济更便利；（7）信仰法律，诉讼意识强，或未遭遇公力救济的缺陷；（8）与收债人打交道缺乏安全感等。后者是诉讼动力，前者是诉讼阻力，两者对比决定人们选择公力救济还是私力救济、以及将诉讼进行到底的程度-是否穷尽一切救济：上诉、申请再审、甚至申诉。
人们对纠纷解决是典型的实用主义逻辑，哪种方式对其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快捷便利，就会被选择。利益是行为的基本动机，为什么私力救济，显然源于人们现实或预期利益之激励，取决于不同救济方式收益、成本、效率、机制、功能的比较，人们行动基本上可视为理性选择，而决非某些人崇尚武力。暴徒有暴徒的理性，正如在贝克尔看来，罪犯也是理性行动者，警察同样追求利益最大化。私力救济行动内含着一种经济逻辑，它具有直接性、经济性、效率性、便利性、一定程度的实效性、充分张扬的当事人主体性。可司法事项有限性、接近司法障碍大量存在，也促使人们一定情形下转向私力救济。为什么私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为何存在，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者侧重个人解决纠纷的微观选择；后者强调私力救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客观存在。个人行动汇集成社会整体，既然有人选择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就当然存在。
法律的成长伴随着国家对私力救济的控制，但私力救济却是运用最广的纠纷解决方式。初民社会以私力为常态，古代社会，如巴比伦，公力救济开始产生，但仍融汇大量私力救济的因素。私力救济也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即便使用强力的私力救济，在现代社会的国际关系、下层民众、青年人、囚犯中也极为盛行。[36]英国一项研究表明，个人面对较重大的可司法事项只有20%诉诸各种法律程序，[37]美国亦有类似特征，[38]私力救济可谓人们面对冲突的典型反应。事实上，现代社会绝大部分纠纷是通过非司法方式解决的，其中私力救济的作用不可忽视，其边缘化很大程度来自忽视和误解，应认真对待私力救济。尽管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司法最终解决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这并不等于唯一或首先解决。私人争执本质上属私人之事，私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对应着私人自治原则，私人自治与司法最终解决并行不悖，共同构成法治的两面。
从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演进体现了文明进步，但国家资源和能力有限，公力救济无法也不必完全排斥私力救济。私力救济不可能、也不打算取代公力救济，它只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补充替代功能。私力救济有一定合理性，应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而非一概禁止。合作的私力救济应予鼓励。国家也可原则上禁止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保障权利，但作为更优的制度设计不妨进一步区分各种情形，比如，对因私力救济引起的纠纷法院可通过法益衡量做出裁判，对无法进入国家视野的情形予以默认，设置各种许可私力救济的例外（如正当防卫、自助行为）。国家可考虑适当发挥私力救济的积极功能，限制和疏导其消极倾向，并通过立法使之逐步、部分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与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互相并存、衔接、配合和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我们费力研究公力救济依然感到“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引入私力救济作为参照时，许多问题便“柳暗花明”。对私力救济的研究，一个意外效果是，反而加深了对公力救济的认识，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启发了前进的方向。
注释：
①贺卫方：《法学：自治与开放》，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②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③陈鸿强，1989年从事民间收债至今，14年间收债近300宗，接受事务金额多至百万少至几千，货款、借款、租金纠纷占大部分，不预收费，追债成功后按追到金额1-4成收费。陈追债一般二三人，以磋商为主，磋商不成则威慑，威慑不成则放弃，多数情形和解终结。详见拙作《论私力救济》，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④纠纷解决机制可分为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私力救济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者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实现权利，解决纠纷，包括强制和交涉。
[5]资料来源：a《中国法律年鉴》（1995-2000）；b《人民司法》有关法院案件审理情况；c高法工作报告。
[6]《党的十五大以来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1月8日。
[7]如浙高法[2001]67号文载：“有的地区未结执行案件底数不清；有的法院执行统计口径不一致；有的地方以结代收，存在”抽屉案“；有的法院把权利人并未申请执行又不属依法移送执行的案件也进行执行；有的把当事人自动履行尚未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也列入执行案件统计；有的把中止执行案件仍作为结案统计，等等。”浙江省高院编：《执行改革探索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8]《法院首请私家侦探揪老赖》，载《江南时报》2002年12月13日。
[9]诉讼成本高昂也是个世界性问题，如见拙文：《程序经济的实证与比较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4期。
[10]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196页。
[11][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296页。
[12]adrianZuckerman＆SergioChiarloni，“towardsproceduraleconomy：reductionofdurationandcostsofcivillitigation，”11thworldCongressonproceduralLaw，topic2，GeneralReport1＆2，in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proceduralLaw，procedureLawonthresholdofanewmillennium，Vienna：Lindepress，1999，pp41-75；[日]小岛武司等：《司法制度的历史与未来》，汪祖兴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134页。
[13]SimeonDjankovetal，“Court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18，no2（2003），pp453-517。
[14]《全国法院清理超审限案件又创佳绩》，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17日。
[15]SimeonDjankovetal，“Court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18，no2（2003），pp453-517。
[16]martinShapiro，Courts，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1。
[17]如何兵：《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
[18]SergioChiarloni，“aComparativeperspectiveontheCrisisofCivilJusticeandonitspossibleRemedies，”inprocedureLawonthresholdofanewmillennium，pp65-75。
[20]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19]朱景文：《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239页。
[21]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7页。在黄宗智和朱景文基础上，笔者重新计算了中国1989、1997年数据。
[22]Lauranader＆HarryFtodd，Jred，the Disputingprocess：LawintenSocietie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8，pp35-38。
[23]同①，第39-40页。
[24][美]罗伯特·尤特：《中国法律纠纷的解决》，周红译，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2期。
[25][美]霍贝尔：《初民的法律》，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150页。
[26]同①，第150页。
[27]如武汉新洲粮食收储公司拍卖判决确认的150多万元债权，有人称已诉诸司法，私力救济应受限制。参见葛行军、黄文艺：《当事人处分行为必须合法》，载《法制日报》2002年1月7日。但拍卖判决书是一种底线救济，未触犯法律也不损害社会秩序，此时私力救济甚至部分发挥了“执行”或“上诉”之救济功能。
[28]苏力：《复仇与法律》，载《法与经济学研究文集》，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2002年。
[29][美]爱德华·威尔逊：《论人性》，方展画、周丹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30]陈收债主要是摆事实，讲道理，债务人多找借口，如负责人不在、资金无法周转、要求延期、分期还款等。近一半情形债务人会抗辩，如货物质量有问题，如初步证据表明质量可能有缺陷，陈通常会提出减免债务，幅度5-8折。
[31][日]大木雅夫：《关于远东法观念的误解》，何勤华译，载张中秋编：《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308页。
[32][美]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33]在关系密切者中间法律不活跃；法律随人们之间距离增大而增多；当增大到相互隔绝状态时法律开始减少。[美]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50页。
[34]同④，第13-19页。
[35]私力救济是一种高度分散、私人执法的社会控制机制。私人执法其实是社会普遍特征：许多法律既可由公共机关也可由私人执行；公共机关向告发者支付赏金引进了私人执法作为公共执法的补充；正当防卫实质是国家来不及执/:请记住我站域名/法时私人代为执法；私人自保、调查、处罚行为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公共执法之替代。如见williammLandes＆Richardaposner，“theprivateenforcementofLaw，”JournalofLegalStudies，vol4（1975），p1《汉谟拉比法典》规定自由民特定情形下有权实行私力救济，如第21、25、129条，并以同态复仇为主要救济手段，如第196条、197、198、200、205条。
[36]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第82页。
公司的经济纠纷篇7
1．解决日益增加的经济纠纷和经济案件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关系更加复杂，涉及经济问题的纠纷和案件大量增加。同时，在非经济类型的民事或刑事案件中，也往往会不同程度地涉及经济或财产问题的处理。司法会计是解决经济纠纷和经济案件的重要司法技术手段，因而，建立司法会计，培养司法会计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2．会计科学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不仅要求会计能随时解决计量和核算等常规问题，而且还能有效解决一些特殊问题，如保险理赔，海损事故损失分割，贪污、挪用公款等，而现有会计受其性质和职能的约束，并不能较好地满足这一社会需求。另外，现有会计由于只注重如何用特有的专业术语来表达复杂的经济行为，现有审计也只注重财务报表是否按公认会计准则编制，并且也是用与会计相同的专业名词来解释他们的审计工作，这就使普通公众难以理解这些用专业术语表达的经济行为，从而为进一步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增加了障碍。因此，为了解决许多与会计相关的法律问题，使会计的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法制化的要求，应当建立司法会计。
3．为司法机关和其他部门提供司法会计专业人才的需要。为了处理不断增加的经济纠纷和经济案件，我国司法机关和其他管理部门迫切需要配备大量既懂法律、侦察，又懂会计和审计的司法会计专门人才。据有关部门资料显示，仅司法机关目前就急需配备2万多名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如果再考虑到纪检、监察、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司法鉴定中心、海关、工商、税务乃至许多大型集团公司的需要，其数量就会更多。然而，由于司法会计教育滞后所造成的人才缺乏，全国现有在岗司法会计技术人员仅千余人，与实际需要存在着巨大差距。即使这样，其中许多还属于“半路出家”，或者从会计、审计等工作岗位选调而来，或者经有关部门短期培训而上岗。他们要么只懂会计和审计，要么只懂法律，知识和业务技能结构单一，因此而降低了办案效率，影响了司法公正。面对这种状况，公检法司各部门纷纷组织专门的司法会计培训班，以弥补有关人员的知识技能缺陷；许多高层领导和基层工作者以及专家学者或者发表讲话，或者撰文，呼吁尽快开展司法会计专业的高等教育，或者依托会计专业、法律专业进行相应的双学历、双学位教育。显然，面对司法机关和其他部门对司法会计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及其配备现状，加强司法会计学的专门教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4．适应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的需要。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变革对人才的新要求，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由传统的“单一知识传播型”提升拓展为“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型。由于学科和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和载体，因此，及时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就成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内容。其基本要求是：高等教育必须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现实和长远需要，树立大学科观念、跨学科观念，压缩社会需求量小的专业，扩展社会需求量大的专业，改造传统专业，新上社会急需的专业，尤其要注重建设特色学科和特色专业，形成比较优势。司法会计作为由法学和会计学结合而成的跨学科性专业，面对公检法司和纪检、监察以及各类经济管理部门的大量需求，仅靠“半路出家”或者短期培训式的人才来源是不能满足的，应当充分发挥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基础，适应新时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的需要，设置为相应的学科专业，才能真正加强建设，满足社会的需要。
5．预防职务犯罪的需要。司法会计工作的主要特点就是对案件涉及会计资料中的资金进行分析、反映、核实，从中收集会计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因此，司法会计工作在打击经济犯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对我国呈现增长趋势的职务犯罪也能起到预防作用。职务犯罪包括多种类型，大多都涉及经济问题，有的是故意而为，有的是疏忽而致，有的则是利用制度漏洞攫取不义之财。建立并运用司法会计，能够威慑和阻止故意或企图犯罪者；能够惊醒那些因麻痹大意而导致犯罪的人；能够深入揭露那些利用制度漏洞而违法乱纪的人；能够教育公民遵纪守法，保持自身行为的合理、合法、合规。同时，司法会计人员在查办具体案件时，还可以发现会计核算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帮助有关部门健全规章制度，堵塞漏洞，使犯罪分子无机可乘，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公司的经济纠纷篇8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行政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司法审查
近年来，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的维权意识不断觉醒，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争端层出不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社会反响较大的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齐玉苓受教育权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发毕业证、学位证案等。笔者以为，这些案件可归入高校与学生之间教育行政纠纷的范畴。目前，我国解决此类纠纷的基本机制是申诉，此外，行政复议和诉讼也是解决渠道，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纠纷解决功能的发挥极为有限，从很大程度上阻却了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解决。因此，上述解决机制亟需调整和完善，与此同时，构建以行政诉讼为主，非诉形式为辅的高等教育行政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更显得迫在眉睫。
一、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界定
高等教育行政纠纷是指高校作为行政主体，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职权过程中，直接影响相对人（学生）的合法权益而引起的纠纷形态。
此类纠纷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是纠纷主体是高校与学生。高校主要是指公立高校，因为现存的大量教育行政纠纷都是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基于教育管理活动而产生的。而学生是指具有高校学籍，在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二是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是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即高校作为重要的行政管理机构单方面在组织、管理、教育学生时形成的法律关系，隶属性、非对等性是这一关系的主要特征。基于教育管理关系产生的纠纷主要来源于违纪处分和学位管理两类，前者是高校与学生教育管理纠纷最为集中的表现形式，例如学生由于考试作弊、打架闹事而被高校勒令退学而引起的纠纷；后者主要是学校基于学生未达到校内规定的学术标准拒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而引起的纠纷，前述“田永案”、“刘燕文案”即为此类。三是纠纷的内容即教育管理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内容。没有权利义务，也就没有争端。教育管理法律关系的内容既包括高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也包括学生在被管理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高校设定的是否授予学位证书的条件，奖罚事项的范围，处分的程度、程序，学生的救济途径等。四是解决纠纷的第三方组织或机构，在我国实践中主要有高校内设置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省级教育主管行政部门设立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以及司法机关。
二、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非诉解决机制
（一）教育申诉制度
教育申诉制度是我国教育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一项法定制度。该制度的确立为受处分学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权利救济途径。然而，我国的教育申诉制度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申诉受理机构缺乏中立性。申诉受理机构与高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对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形成实质上的监督。其次，申诉程序设置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缺少回避制度、管辖规则、听证规则等，这不仅仅大大降低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同时也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影响裁决的公正性。最后，教育申诉后救济渠道具有封闭性。教育申诉不应是唯一和终局的纠纷解决途径，应与其他救济制度复议、诉讼等连接，形成一套良性的运作机制。
（二）教育行政复议
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8款规定受教育权受到侵犯可通过行政复议获得救济。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中对教育行政复议的适用作出了规定，因此，教育行政复议应当成为学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救济途径。但是，这一规定局限性较大，很难有效的解决教育行政纠纷。首先，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仅将被申请人限定为行政机关，然而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我国高校是行政机关。其次，行政复议机关审查的范围仅包括具体行政行为，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能否属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有待商榷。若高校不具备行政主体的资格，则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由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行为引起的纠纷只能依法通过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无法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获得救济。
（三）教育仲裁制度
教育仲裁制度是指高校、学生将其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提交给依法设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的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其作为一种具有公正性、专业性和效益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因其成本低廉、程序简便、专业性强而广为世界各国所采用。目前，我国实践中还未采用仲裁程序解决高等教育纠纷，因此，可做如下构想。
1.基本原则。教育仲裁的适用应遵循自愿原则及司法最终审查原则。首先，教育仲裁尊重当事人的自愿选择，但与商事仲裁不同，教育仲裁启动主体主要是在高等教育纠纷中的权益受侵者——学生，即学生可基于单方意愿而启动教育仲裁，而不需要纠纷双方的合意授权。自愿原则保证了学生权益救济途径的多样性，增强了仲裁结果的可执行性。另外，司法审查是法治社会纠纷解决的最终程序。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学生的权益，教育仲裁应允许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时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获得最终的判决结果。
2.教育仲裁机构的设置与组成。教育仲裁机构，即教育仲裁委员会可设置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由后者牵头组织设立，但地位独立，与行政机关不具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组成包括高校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教育、法律领域的专家。受理的范围主要限定在教育领域具有专业性的涉及学生处分、学术争议、学籍管理和学位授予纠纷。
3.教育仲裁程序。教育仲裁程序应包括申请与受理、仲裁前的准备、调解、开庭和裁决。
三、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
司法是确保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法院是人们寻求公正的最后场所，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作为刚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高等教育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功能发挥并不理想，申诉与行政复议存在诸多缺陷，教育仲裁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为保障学生的正当权益得到充分、完善的救济，将行政诉讼这条司法救济途径引入高校教育管理领域就显得十分必要。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立法中找不到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合法依据。司法实践中的受理状况也很混乱，大部分司法机关都持回避的态度，即使个别司法机关将高校解释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对此类案件进行受理，由于法官认识不同，处理各异。因此，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行政纠纷以期通过诉讼渠道得以化解，有赖于一套成熟、可行的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
（一）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
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取决于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实践中，针对教育管理纠纷，法院有的按民事诉讼处理，有的按行政诉讼处理，原因就是现行法律对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定位模糊。笔者认为，高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行为，明显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具有隶属性。同时，教育管理权是国家依法授予的，从国家行政权中剥离出来的，相对独立的一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性质的社会权力。事实上，在教育管理活动中，高校常常单方面的制定校规校纪、校令、实施惩戒等，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因此，从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来看，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只能是行政诉讼。
（二）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
司法审查可以介入教育管理纠纷，但应是一种有限的介入。即在充分保障大学自治空间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的界定受案范围。笔者认为，司法审查的范围应以高校的教育管理行为对学生权利的影响程度为标准，凡是改变学生受教育者身份，对学生的重大权益产生影响的行为均可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具体来说，在违纪处分类纠纷中，学校认定学生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高校校纪校规，而做出的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使其丧失学籍或影响到学生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的处分；在学位管理类纠纷中，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情形：前者包括高校做出的降留级、取消学籍和强制退学、不予颁发毕业证、不授予学位、取消申请学位资格、取消或者追回已经颁发的毕业证书的决定和已经授予的学位、撤销学位、宣布学位证书无效；后者包括不予颁发、补办学业证书，宣布学业证书无效的行为。
而诸如学校作息时间、课程安排、教师授课、阅卷、或较轻的纪律处分（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因为仅仅涉及学校日常教学、秩序的维护，或者对学生的权益影响较小，因此，不宜纳入受案范围，学生可采取申诉的方式获得救济。
（三）司法审查的强度
高校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承、培养和传播的机构，享有法律赋予的独立权和自治权，这也是学术自由的必要权利保障。司法权过分的介入可能会侵犯到高校的自治权。那么，如何实现自治权与司法权的动态平衡，需要把握司法审查的强度。“审查强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后，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行政行为进行何种程度的监督和何种方式的审查，法院应当如何看待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作出的行政决定。”1如果说，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是从横向划定了司法权的边界，而审查的强度则是从纵向明确司法权可到达的深度。
笔者认为，司法审查强度应遵循以程序审查为主，事实审查为辅的原则。也就是说，法院主要审查法律问题，即审查作出决定的主体资格、内容、目的和程序等是否合法，对涉及学术、学业的争议，鉴于专业化程度较高，而不便审查。例如在“刘燕文案”中，法院仅仅审查了北大校评审委员会在操作过程中是否符合正当程序，而仍将判断该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平的实质问题交由北大的学位评审委员会来判定。这样司法审查既在程序上保障了学术公正，又充分尊重了高校的自由权和自治权。相比较而言，那些无涉专业学术问题的纠纷，如学校对违反考试纪律、打架斗殴等学生给予的开除学籍、退学等处分，法院可以适当介入展开事实的审查。原因在于，此类纠纷专业性不高，法官在尊重校方的事实判断及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可凭借基本的社会常识进行认定。
公司的经济纠纷篇9
公力救济的首要功能是解决纠纷、救济权利。这种纠纷解决合符程序正义，有利于吸收不满、排除恣意、强化服从、通过程序实现实体正当化。21通过纠纷解决，公力救济还依托个案裁判的经验主义司法促进规则生长，导向规则之治，进而维护社会秩序。其局限可简括为：（1）范围有限，许多行为无法纳入公力救济机制。（2）强调程序正义和形式法治，有时与实体正义冲突。（3）涉及事实认定，这是一个可能出现错误的困难过程。（4）实施依赖个人主动性。（5）功能实现的条件不易获得保障，如司法不独立。
与公力救济相比，私力救济的功能或其特点有：
第一，形成竞争、替代补充、弥补局限。竞争有助于公力救济改进，替代补充可节约国家资源，缓解司法压力，及时有效调节社会关系。私力救济还能一定程度弥补公力救济功能的局限。如公力救济被动、滞后难以及时有效保障权利，基于正义和效率的要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私力救济逐渐法制化，成为法律许可的私力救济；国家能力和资源有限，各国司法政策普遍诱导当事人自行和平解决纠纷，有时对某种强力也视而不见或保持克制；对司法拒之门外的冲突，私力救济是一条排解渠道；因公力救济局限产生的不公，私人可自行矫正；特定情形下私力救济更能吸收不满强化服从。
公力救济是私力救济的替代物，但两者功能替代却是相互的。法人类学早已注意这点。赞比亚mungule酋长区牲畜盗窃案原由本地法庭适用习惯法处理，后英国殖民者认为盗窃属刑事案件而交地方法院审理。本地法庭主要适用损害赔偿和群体责任，地方法院适用监禁，赔偿为次要考虑。“真正的原告成为受害人，国家成了原告，法律作为权力平衡器的功能衰减，且法律的作用相对于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事项下降了。”本地人认为：如盗窃牲畜频率下降，则国家法院便取得成功；既未下降，它就是失败的。至1970年止，此类案件数量仍不断上升。“本地人的反应便是私力救济增加，导致使用通常而言具有破坏性损害和分裂的解决方式。”22劳拉。纳德尔概括道：
对没有反映利用者需要的国家法律制度，人们将做出反应：挫败的土耳其人将弃之不顾，黎巴嫩人会巧妙应对，加纳人将详尽阐述，赞比亚人会实施私力救济-而感到接近法律和司法受阻的美国人亦将如此。在犹太人地区，此种事例比比皆是：无法接近司法且大量的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倾向会激励替代性方式的设计……23
第二，解决纠纷、维护秩序。私力救济可能令复杂纠纷简单化，也可能令简单纠纷复杂化，如导致“民转刑”。公力救济也可能导致冲突扩大，“由于纠纷常扩及家族、村庄及行会，因此诉讼经常导致争执者与其各自家庭之间多年怨恨关系的产生。”24尽管诉讼有使纠纷一刀两断之功能，但相比私力救济，更侧重片断、局部、法律上的争议解决，离彻底解决纠纷更远些。在许多人看来，私力救济会导致暴力横行。但陈鸿强十多年收债，从纠纷解决、暴力使用、债务人是否诉诸公权力或报复等情况来看，都不存在冲突激化或影响秩序的问题。他只是代表债权人与债务人交涉，虽偶尔展示身体的权力，但更多诉诸“借钱还债、天经地义”的规范，对方强硬便“敌进我退”，债务人则倾向于合作。这类行动经反复博弈事实上生长出一定的潜规则：当收债人出现时，债务人通常并不细致算计彼此每一步行动，而还债或至少部分归还，从而导向自发的和平与秩序。私力救济尽管可能形成秩序，但多为私人无意识行动的客观后果，许多情形也可能走向国家目标的反面。私力救济可能形成习惯和规则，最终作为一种法律外力量影响法律规则形成和司法过程，但其主要方面体现为无规则。
第三，自治功能。公力救济诉诸公力，私力救济依靠私力，功能实现手段不同导致主体性作用即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参与性不同。通过程序实现实体正当化的机理，是当事人参与并经一整套法定程序，程序本身公正可令不满得以吸收，当事人主体性一定程度得以满足。但依靠自己比求助国家更能实现充分张扬的当事人主体性：当事人亲身投入战斗，以本人或其自然延伸（如亲友）之力量与困难作斗争，最后自主解决问题，而无需被迫依赖第三方。这带给当事人的自我实现感和精神效用许多时候远超过经济收益。主体性充分发挥更利于吸收不满、消解冲突、平息愤恨。这恰当解释了为什么诱拐妇女纠纷更多通过私力救济解决，以及为什么此类情形易引发暴力。霍贝尔分析了45个科曼奇人诱拐和通奸事件。被抛弃的丈夫可紧追索赔，有权使用武力，但出人命则会导致复仇。其中41个原告获胜，侵权人赔偿。25他说道，原告获胜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诉讼仅就一些预先规定的案由方可提出，除邪巫术行为外，其他犯罪行为很少由诉讼来解决；（2）私奔案件处理的方式旨在缓和事件最初突发时所产生的愤恨情绪；（3）习惯总是努力使受侵害的丈夫最终比被告占据更多的优势。”26
依其功能，私力救济在特定情形下更可能被选择、更容易生长、或与纠纷类型有一定关联：
1.有些纠纷可诉诸公力救济，但难以排除私力救济，因为私力救济功能与特定纠纷存在某种自然的暗合。如不便通过公开程序解决的隐私等纠纷，或许可纳入公力救济框架，但即便诉诸司法也不一定能获切实救济。首先，公力救济在民事诉讼中通常采取损害赔偿方式，而情感纠葛决非简单的利益之争。刑事诉讼中国家取代私人成为原告，虽可能对违法者施以刑罚制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令受害人边缘化，受害人没有适当诉讼地位参与程序，对受害人无赔偿或赔偿不足。二是此类纠纷强调当事人主体性的张扬，即便已诉诸公力救济仍难平息不满，而酝酿着冲突反复，在公力救济后一些人仍寻求私力救济，甚至报复法官。三是诉诸公力救济有时可能因程序“暴力”使受害者进一步被伤害。如强奸案受害人报案、鉴定、调查、出庭等环节都可能痛苦万分，以至有受害人称在法庭再次被公开强奸。
2.非司法纠纷。许多纠纷不在公力救济范围内，何种社会冲突可纳入司法轨道成为可司法事项，是国家考虑对社会冲突进行司法评价必要性和可能性而确定的实体法问题。大陆法诉讼理论发展了一套诉的利益学说，来解释民事纠纷需通过司法予以救济之必要性和实效性。英美法形成了有关主体资格（standing）、可司法性（justifiability）、案件时机成熟（ripeness）、诉由消失事项（mootness）等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争议提交司法处理的适当性与必要性。法院审判范围总体呈扩张趋势，但关在法院门外的纠纷除不了了之外，仍需解决，私力救济的作用不可忽视。
3.公力救济无法有效解决或难以施展效能的纠纷。前者如债务人耍赖、隐匿，法院即便判决也无法执行，而通过私力救济可能保障权利。后者如小额、简单纠纷，公力救济优势难以发挥，成本高、周期长、程序复杂的缺陷突出，故这些纠纷寻求私力救济的相对更多，大额、复杂案件更多诉诸法院。
4.迫不得已而私力救济。在法院拒绝裁判、用尽公力救济仍无法保障权利、27公力救济与正义冲突、对公力救济的信任危机、公权力侵犯私权等情形下，当事人可能以私力自行主持正义。这是一种非到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救济，可称作底线救济。
5.在国家法与习惯法边界，私力救济容易生长。国家法有时不保护当事人依习惯法享有的权利，国家法上的权利有时在习惯法看来也不存在，这些都可能导致私力救济。前者如，丈夫发现妻子通奸依习惯法有权当场将奸夫痛打一顿（当然不是重伤）；后者如，法律规定妇女有带产改嫁权利，但在不少农村地区行不通，即便如此判决，也可能引起男方家族暴力抗法或报复女方。
五、市场观察
私力救济还是公力救济，人们有时并无太多选择自由。环境牵制人的行动，各种因素影响人的动机。如法律垄断纠纷解决会限制人们自由选择，道德诱导、舆论压力会导向正统的司法机制，法律神圣的观念对行为者存在“政治正确”的引力，市场供求和竞争关系对纠纷解决的选择自由构成天然屏障。这一问题在此简化为：民间收债是否构成一个自由市场？
民间收债属纠纷解决市场一部分，需求来自纠纷当事人，供给为各种纠纷解决机构。收债人之间有竞争，收债亦可视为司法的潜在竞争者。如陈鸿强收债个案，收债需求扩张几乎与法院案件增加同期发生。1982-1989年收债地法庭年受案50余宗，1990年才受案70余宗。陈自1989年收债，每年约10多宗。1989年正是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起始阶段，经济发展伴随纠纷解决服务需求的扩张，民间收债在法院案件快速增长前就已做出反应。至1992年，该法庭受案150余宗，此后每年增长100多宗，2001年受案1123宗。收债数量同时上升，尤其1993-1996年陈每年收债不少于30宗，且当时讨债公司盛行。1995年国家禁止开办讨债公司后，民间收债受抑制，数量有所下降，法院案件急增。法院案件增加还与其解纷能力提高、司法改革推行、服务意识萌芽有一定关联。
民间收债市场是一个非公开、不完全的地下市场。收债人不可能像法院那样开门营业，供求双方缺乏信息沟通平台，信息不透明不充分不对称，交易达成有赖熟人机制，当事人若不置身于分布有收债人的熟人网络中，通常不可能获取相关信息并选择。收债人获取业务基本上来自朋友介绍，而收债成功率高、信誉好也会反过来促进朋友网络和业务扩张。这种机制为收债人提供的业务虽不多，但通常足够，故他也缺乏拓展业务的动机。国家管制使民间收债运作表现为小规模、私人化、非公开。
这种机制导致民间收债的同业竞争不太明显，各人依托自身资源“自扫门前雪”。民间收债与法院的竞争在法院看来也无关紧要，原因一是纠纷尤其民事纠纷属私人之事，国家和法院无切身利益，无论谁解决与其皆无利害关系；二是国家、法院和法官基本上没有追求案件数量的动机；三是国家鼓励替代方式的运用，尽管法律禁止民间收债，但既然法院案件堆积，收债客观上就有利于法院减负；四是法院作为最终裁判者，在与收债人竞争中占压倒性优势，谁也不会介意无威胁的对手。
六、人性、文化、社会及其他解释
为什么私力救济，不仅基于经济利益，它还可能是面对纠纷条件反射式的即时反应，纯粹源于人性冲动。私力救济与生物自保和报复本能密切相关，贴近自然和人性。公力救济须抑制人性冲动，但报复仍可视为司法制度构建的基础。梅因、霍姆斯、波斯纳等认为，复仇是法律的起源。尽管法律缝隙中隐隐透出报复的气息，但“仅仅出现一个作为符号的公权力并不足以自动且完全消除那种产生报复冲动的生物性本能，人们放弃个人报复或复仇仅仅因为诉诸公权力有可能能更为安全、更为便利、更为有效地满足自己的报复本能。”28自保和报复在生物界广泛存在，人类受侵犯时本能会激发抗争，这是生存竞争的基本需要。报复本能有多种解释。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解释成内驱力不断寻求释放的结果；洛伦茨提出，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有攻击行为的普遍本能，这种内驱力须以某种方式释放；弗罗姆悲叹，人受控于一种独一无二的死亡本能，并常导致病态的攻击行为。威尔逊批判道：
人类的攻击性既不能说成是天使的瑕疵，也不能说成是动物本能。它也不是恶劣环境的病态产物。人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面对外部威胁，他们会因仇恨而做出丧失理智的反应，其敌对情绪会逐渐升级，终于战胜外来威胁，以确保自身安全。29
现代科技进一步将私力救济本能与基因联系起来：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实际上只是有利基因的保存复制、不利基因衰亡的基因竞争。
寻求私力救济也有“厌讼”文化方面的原因。陈鸿强收债表明，有人选择私力救济主要是因不愿打官司。对熟人的纠纷，陈往往充当调解人；对陌生人，他仍注重沟通和听取他方陈述30.调解人的中立性是相对的，应一方请求找对方后又以中间人身份调处纠纷的情形比比皆是，陈追债有时与民间调解相仿，甚至接近东方的“诉”之观念。31
选择私力救济或公力救济，与纠纷的社会结构相关。谁控告谁？谁处理纠纷？谁与纠纷相关？谁是当事人可能的支持者？这些人的社会性质构成案件的社会结构，32包括纠纷关系人的社会距离、社会地位等。社会距离指当事人之间、或与收债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如纠纷发生前当事人双方是否相识，关系如何，纠纷结束后是否希望关系持续；收债人介入纠纷前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否相识，是否希望关系持续等。就陈鸿强收债而言，双方当事人关系通常不太紧密，基本未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距离影响到纠纷是否发生、是诉诸法律还是寻求私人解决。33在介入纠纷前，收债人与债权人可能是朋友，但更可能是朋友的朋友；收债人面对的债务人多为陌生人，这有助于增加威慑；若其相识，收债就可能变为调解。社会地位，指纠纷当事人或收债人的背景、特征、相互之间地位对比即平等程度、以及在社会分层中所处位置，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状况。布莱克主张，纠纷双方社会地位与法律量有直接关系。34本文调查证实，债权人在社会地位、财力、背景等方面多比不上债务人。个人如处边缘，更可能诉诸私力救济。债权人中外地人尤其湖南、四川、江西人较多，他们在当地处弱势，易成为拖欠对象。
为什么私力救济，还因其切实有效。陈鸿强收债和解终结占70%以上，还多次落实了法院难以执行的判决。为什么收债人介入后，债务人倾向于合作？主要原因是，债务人不了解收债人行动策略，传媒将收债人描述为暴力和野蛮，大大提升了其威慑力。陈也配合默契，虚张声势实施威慑：扮成黑道形象，暗示江湖身份，摆出强硬派头，适时展示暴力等。其实他只是利用“暴力阴影”之“虎威”实施“狐狸”般的威慑，而对方因信息不对称无法知悉他“纸老虎”的本质。而债权人通过法院与债务人博弈反不利于债权人，因为公力救济施加的惩罚可置信度小，债务人违约预期成本低。私力救济行之有效还来自富于效率的私人执法模式。35
人们之所以选择民间收债或私力救济，也源于国家一定程度的放任。国家禁止民间收债一是怕出问题，二怕权威受挑战。而只要迅速化解纠纷不出“问题”，国家事实上不会了解相关信息。纵然稍稍涉及暴力，在一定范围内国家也会默认，因为它有收益，如收债不耗费国家资源，却为其“摆平”许多纠纷。而许多收债人也与国家的态度遥相呼应，陈收债便如同一幕戏剧表演，直觉引导他与幕后的国家配合默契。国家事实上为民间收债确定了边界：不得采取组织形式和暴力等非法手段。陈恰是在这一边界上轻盈行走的“艺术家”，他累积了与国家之“猫”游戏的高超艺术。他的行动只有出现“问题”，才可能进入猫的视野，由于这只大“猫”要防范的“老鼠”太多，故“问题”还须足够重大。国家与社会达成了一种默示的共谋，国家通过默许私人解决纠纷实现权力渗透，在其严厉外表背后，国家对民间收债和私力救济似乎有一种隐秘的需求。
为什么私力救济，还因其一定情形下具有正当性。依社会契约论，个人自愿同等放弃和交出部分基于自然权利而拥有的纠纷解决权，订立契约建立法庭。但个人保留了一定的私力救济权，尤其是底线救济权；一定情形下国家特许个人实行私力救济（如正当防卫、自助行为等法定情形）；因公力救济不尽完善，国家作为补偿一定程度允许私力救济；国家能力有限，对有些私力救济予以放任。当然，私力救济只在一定条件下才具正当性。
七、结语
为什么私力救济，动因主要有：（1）私力救济行之有效，诉讼实效性弱；（2）诉讼成本高，需预付较高费用；（3）诉讼周期长、效率低；（4）公力救济制度不合理，程序复杂，不确定因素多；（5）司法不公普遍存在，对司法信心不足；（6）公力救济功能有局限；（7）诉讼可能影响当事人的关系；（8）诉讼无法充分吸收不满；（9）当事人自保和报复冲动等。为什么公力救济，动因主要有：（1）公力救济能公正快捷解决纠纷；（2）缺乏适当的替代选择；（3）私力救济成本更高，风险大；（4）私力救济不可行，无法律效力；（5）需利用公力救济特殊功能；（6）对特定人而言公力救济更便利；（7）信仰法律，诉讼意识强，或未遭遇公力救济的缺陷等。后者是诉讼动力，前者是诉讼阻力，两者对比决定人们选择公力济还是私力救济、以及将诉讼进行到底的程度-是否穷尽一切救济：上诉、申请再审、甚至申诉。
人们对纠纷解决是典型的实用主义逻辑，哪种方式对其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快捷便利，就会被选择。利益是行为的基本动机，为什么私力救济，显然源于人们现实或预期利益之激励，取决于不同救济方式收益、成本、效率、机制、功能的比较，人们行动基本上可视为理性选择，而决非某些人崇尚武力。暴徒有暴徒的理性，正如在贝克尔看来，罪犯也是理性行动者，警察同样追求利益最大化。私力救济行动内含着一种经济逻辑，它具有直接性、经济性、效率性、便利性、一定程度的实效性、充分张扬的当事人主体性。可司法事项有限性、接近司法障碍大量存在，也促使人们一定情形下转向私力救济。为什么私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为何存在，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者侧重个人解决纠纷的微观选择；后者强调私力救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客观存在。个人行动汇集成社会整体，既然有人选择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就当然存在。
法律的成长伴随着国家对私力救济的控制，但私力救济却是运用最广的纠纷解决方式。初民社会以私力为常态，古代社会，如巴比伦，公力救济开始产生，但仍融汇大量私力救济的因素。36私力救济也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即便使用强力的私力救济，在现代社会的国际关系、下层民众、青年人、囚犯中也极为盛行。37英国一项研究表明，个人面对较重大的可司法事项只有20%诉诸各种法律程序，38美国亦有类似特征，39私力救济可谓人们面对冲突的典型反应。事实上，现代社会绝大部分纠纷是通过非司法方式解决的，其中私力救济的作用不可忽视，其边缘化很大程度来自忽视和误解，应认真对待私力救济。尽管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司法最终解决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这并不等于唯一或首先解决。私人争执本质上属私人之事，私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对应着私人自治原则，私人自治与司法最终解决并行不悖，共同构成法治的两面。
从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演进体现了文明进步，但国家资源和能力有限，公力救济无法也不必完全排斥私力救济。私力救济不可能、也不打算取代公力救济，它只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补充替代功能。私力救济有一定合理性，应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而非一概禁止。合作的私力救济应予鼓励。国家也可原则上禁止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保障权利，但作为更优的制度设计不妨进一步区分各种情形，比如，对因私力救济引起的纠纷法院可通过法益衡量做出裁判，对无法进入国家视野的情形予以默认，设置各种许可私力救济的例外（如正当防卫、自助行为）。国家可考虑适当发挥私力救济的积极功能，限制和疏导其消极倾向，并通过立法使之逐步、部分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与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互相并存、衔接、配合和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我们费力研究公力救济依然感到“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引入私力救济作为参照时，许多问题便“柳暗花明”。对私力救济的研究，一个意外效果是，反而加深了对公力救济的认识，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启发了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21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7页。
22 Laura nader & Harry F. todd，Jr ed，the Disputing process：Law in ten Societ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pp 35-38.
23 同上注，第39-40页。
24 [美]罗伯特·尤特：《中国法律纠纷的解决》，周红译，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2期。
25 [美]霍贝尔：《初民的法律》，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150页。
26 同上书，第150页。
27 如武汉新洲粮食收储公司拍卖判决确认的150多万元债权，有人称已诉诸司法，私力救济应受限制。葛行军、黄文艺：《当事人处分行为必须合法》，载《法制日报》2002年1月7日。但拍卖判决书是一种底线救济，未触犯法律也不损害社会秩序，此时私力救济甚至部分发挥了“执行”或“上诉”之救济功能。
28 苏力：《复仇与法律》，载《法与经济学研究文集》，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2002年。
29 [美]爱德华·威尔逊：《论人性》，方展画、周丹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30 陈收债主要是摆事实，讲道理，债务人多找借口，如负责人不在、资金无法周转、要求延期、分期还款等。
31 [日]大木雅夫：《关于远东法观念的误解》，何勤华译，载张中秋编：《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308页。
32 [美]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33 [美]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50页。
34 同上书，第13-19页。
35 私力救济是一种高度分散、私人执法的社会控制机制。私人执法其实是社会普遍特征：许多法律既可由公共机关也可由私人执行；公共机关向告发者支付赏金引进了私人执法作为公共执法的补充；私人自保、调查、处罚行为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公共执法之替代。
36 《汉谟拉比法典》规定自由民特定情形下有权实行私力救济，如第21、25、129条，并以同态复仇为主要救济手段，如第196条、197、198、200、205条。
公司的经济纠纷篇10
近年来，高校被诉不断，在全国各地屡屡发生，且呈上升趋势。特别是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案以及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激烈的讨论，还有前不久倍受关注和被媒体炒作的女大学生怀孕被退学案。高校教育领域的纠纷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教育界和法律界目前需要正视和解决的棘手的社会问题。然而，在一系列的高校教育纠纷诉讼案中，大部分被法院以不属于自己受案范围为由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当事学生、教师的合法权益甚至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被无情地践踏和剥夺而得不到有效的救济，人们无不为之握腕叹惜，不少学者甚至愤然疾呼呐喊。笔者以为目前高校教育纠纷救济制度的苍白无力（申诉）、流于形式（复议）甚至缺位（诉讼）主要根源于对高校教育纠纷的错误理解和定性不清上。
一、高校教育纠纷性质的理性分析（一）高校法律地位的定性在当代西方社会，大学自治是建立在学术自由理念基础之上的，大学在大陆法系国家又经历了一个行政化过程，故法律既要确立其为公务法人，以法律保留原则限制其权力，同时又要在教学研究方向保证大学的自治空间，不致使其受国家（议会与行政）过分干预。[1]而我国从未树立过西方式“大学自治”的理念，高校一直以来被视为是事业单位，而不是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学上所谓的公务法人。因此，我国法律似乎将高校与学生的教育关系视为“内部法律关系”，其实就是德国传统行政法学上“特别权力关系”的翻版。长期以来，关于高校法律地位的错误定性是导致有关高校纠纷缺乏明确的法律救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导致高校教育纠纷错误理解的根源之一。
基于教育的公共产品性，高校是作为独立教育机构的公法人，一方面依法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自主权，另一方面法律也明确规定，高校自主权的行使，“要依法接受监督”。从高校自主权产生的过程和性质来看，高校的自主权不是一项民事权利，而是政府下放给高校行使的具有行政权性质的一种特殊权力。因此，高校自主权具有行政权力特性，是国家教育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高校的社会角色具有多重性，即多重身份，一方面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高校是行使国家教育行政权力的教育机构，具有行政主体的资格，另一方面，根据“大学自治”原则和自身章程，高校又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学术机构，行使着高校及科研机构特有的学术权力。缘此，高校办学自主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行政性的自主权），二是学术权力（学术性的自主权）。前者主要表现在对师生员工的日常管理中，如违纪处分等；后者主要表现在对教师、学生的学术水平和资格评定上。高校学术权力是与行政权力并存的一种重要权力形式，高校的特殊性在于其二元化权力结构的配置上。行政权力属法定制度化的权力，维持着高校的日常运行；学术权力则属于一种权威，不同于制度化的权力。
（二）高校教育纠纷性质的探析根据高校办学自主权内容的性质，目前常见的高校教育纠纷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高校在管理处分活动中行使的行政权力与学生、教师权利之间冲突纠纷，即没有涉及到高校教学研究专业知识的纠纷，如违纪处分、学籍管理、勒令退学、开除学籍、拒绝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等决定引起的纠纷；另一类是高校在学术管理活动中行使的学术权力与学生、教师权利之间冲突纠纷，即涉及到高校教学研究专业知识的纠纷，如学生考试成绩评定，学位（毕业）论文专业水准的评定，教师的导师资格授予和职称评定等引起的纠纷。
1、高校的行政权力与学生（教师）权利之间的冲突纠纷根据教育法律法规授权，高校是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组织，行使着特定的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高校与学生（或教师）是处于管理者被管理者的地位，其中既有“隶属型”的法律关系，又有“平权型”的法律关系。由此形成的是一种结构复杂的法律关系。然而这种法律关系又不是普通的民事关系，也不是普通的行政关系，而是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目前我国法律法规确认维护高校自主管理权实际上也是确认和肯定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存在的“特别权力关系”。
尽管我国大陆行政法学理论中，并无明确的特别权力关系概念，然而，我国的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在立法、执法上也深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在校学生与高校间的教育关系被视为典型的“特别权利关系”，而高校作为一个行政公务主体，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属于公法性质的。因此，高校对学生作出的涉及宪法基本权利（即“基础关系”）的处分行为（如开除学籍、勒令退学、拒绝颁发相应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等），以及其他一些严重影响学生（或教师）基本权利的行为，均应纳入行政行为的范畴。学生（或教师）认为学校管理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引发的纠纷，可诉诸各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机制以获得救济（包括接受司法审查和救济）。而没有涉及学生（或教师）“重要性”的权利（即“工作关系”）的处分行为，如警告、通报批评、记过等，应通过校内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不宜通过校外的其他途径来救济。
由此可见，高校的行政权力与学生（或教师）权利之间纠纷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既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也不是一般的行政纠纷，既有涉及到“基本关系”的纠纷，又有涉及到“工作关系”的纠纷。因此教育纠纷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纠纷，既有行政法律关系的纠纷又有行政管理关系的纠纷。因此将所有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内的纠纷都纳入司法救济范围是很不现实的。因为特别权力关系毕竟有其特殊的目的和功能，应该允许权力主体享有一定的不受司法干预的自治权限，但这种自治权限又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
2、高校的学术权力与学生（或教师）权利的冲突纠纷高校的学术管理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活动与学术管理是高校和科研机构里的特有现象。高校学术权力是学术活动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它承继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教授治校”的理念，而且作为传统性的权力经久不衰。学术权力作为一种“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在有关学术评价的问题上是客观存在的，[2]它是基于专家学者专业知识的某种支配他人的重要和独特的权力形式。
学术本身的纷繁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以及高度专业性，决定了学术管理的特殊性也构成了学术权力的特殊性。学术权力源于专家学者的学术水平和专长，其行使必须要求行使人以自身学科专业背景出发所形成和达到的专业水平和学术能力。[3]因此，学术权力的正当性与权威性，主要根源于专业知识和学术能力，而不是源于任何职务或职位，而明显不同于行政权力。然而，行政权力在与学术权力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又常常作为学术权力实现的基础。
正是由于学术权力有别于行政权力的特殊性质，学术权力一般难以接受司法审查，而且也不适宜通过司法救济来保护受损害或侵犯的合法权益。因为学术评定委员会中的专家、学者在行使学术权力过程中尽管可能会存在以“学术背景”为遮掩的武断和专制，但往往更容易受到学术道德和良心以及个人偏好等非正当因素的影响，将对评定结果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学术权力在学术活动中作为一种管理手段，特别是当其借助或通过行政权力发挥作用时，学术权力亦会成为一种存在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及教育者之间的学术支配关系。[4]因此，学术权力作为一种权力在制度设计上，与行政权力一样需要约束和规制，根据无救济则无权利的法治原则，学术权力也需要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
由此可见，因学术权力行使而引起学术纠纷的这一种特殊的教育纠纷，其特殊性鲜明地表现为高度的专业性与技术性。法院显然不能胜任对学术纠纷的审查。因此，学术纠纷的这种教育纠纷不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考虑到高校的学术评定权是大学自治的一项重要权力，也是高校自主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司法审查的不适当介入会对高校学术研究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损害高校办学自主与自治权。鉴于此，解决这类高校教育纠纷的理想途径就是要设立由具有专业背景和专长的专家学者作为中立的裁判员组成的机构对纠纷作出公正的裁决，这才能妥善地处理好司法介入的尴尬与困窘的局面，同时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高校和学生（或教师）的正当权益，尤其是后者的正当权益。
二、我国高校教育纠纷解决路径的现状分析目前，根据我国有关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高校教育纠纷（仅作狭义理解）的解决途径仅有一种：教育申诉。教育申诉制度确立于《教育法》和《教师法》，特指教师、学生在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申诉理由，请求处理或重新处理的制度。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复议制度和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笔者未将它们列入高校教育纠纷解决途径，原因在于：教育复议制度仅将被申请人限定为教育行政机关，而不是高校，其范围一般限于对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高校的管理行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也是针对教育行政机关设置的，在当时计划经济的背景下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情形几乎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由高校对学生、教师的行政管理行为引起的纠纷只能依法通过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无法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获得救济。至于行政诉讼作为相关纠纷的解决方式只是实践中的一种尝试，至今仍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高校教育纠纷日益增多，并且纠纷类型呈现出新的特点，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现行制度暴露出以下不足：1、制度设计欠完备：关于教育申诉制度，现行法律并未设置非常严格的程序，这不仅使纠纷的解决效率大打折扣，而且使解决纠纷的随意性增大。同时，受教育者申诉管辖规定的缺失，使得学生申诉“无门”：。2、高校处于监督的盲点。这直接导致了高校行为任意性的膨胀，成为目前高校教育纠纷增多的潜在原因。在教育申诉制度中，高校的确是法定的被申请人之一，然而，由于申诉制度不完备，加之受理申诉的行政机关与高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纠纷的解决缺乏公正性，从而未能对高校形成实质上的监督。在实践中，通过人民法院解决高校教育纠纷同样面临法律依据严重不足问题。目前，虽然通过“授权行政主体”理论部分解决了高校的被诉资格问题，从而使一些高校管理行为进入司法审查范围，但极为有限。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只明确规定了人身权、财产权的司法救济，同时又排除了行政处分的司法审查。可见，修改现有相关法律势在必行。
也许有人会提出，上述问题多存在于制度层面，通过立法的修补和完善足以克服。通过完善现有制度，果真能有效克服相关问题吗？当我们为了追求纠纷公正的解决，走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体制，寻求司法途径解决纠纷时，是否就已经找到了高校教育纠纷的最佳解决途径呢？姑且不论诉讼成本的昂贵，答案也是否定的。基于本文第一部分关于高校法律地位和纠纷性质分析，反观现行高校教育纠纷解决机制，我们会发现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高校教育纠纷中的致命不足：1、解决途径的单一性和封闭性难以确保纠纷解决的公正性。教育申诉将申诉申请人限定为教师和学生，是将学校与学生（教师）之间的关系定位于“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如今高校的法律地位已被重新认识，这种内部关系日益复杂化，高校教育纠纷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仅仅通过行政系统内部机制解决纠纷，实难为处于管理相对方的学生和教师提供公正解决纠纷的保障。2、对高校教育纠纷专业性的忽视。不论是通过教育申诉还是行政诉讼来解决纠纷，都反映出对高校纠纷的行政性的关注，但是，这仅仅看到高校教育领域内的行政权力的运行，而忽视了高校内学术权力的存在，对纠纷专业性认识的欠缺成为现行纠纷解决体制严重的不足，目前高校教育纠纷往往交织着学术问题，由于学术问题的专业性，无论是教育行政主管机关，还是人民法院，都望而止步，作为纠纷当事人一方的高校由此筑就了一道对抗审查的防线，纠纷的解决何来公正和高效。3、高校教育纠纷往往因多种权力与权利相互冲突而生，十分复杂，难以对各个纠纷做准确的归类，因此，需要引入一种具有专业性、中立性和综合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如教育仲裁），难题便迎刃而解。
三、教育解决机制的创新：教育仲裁机制的引入由于现行申诉、复议制度的缺陷和虚置以及司法救济的滞后与缺失，加上司法审查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又基于教育纠纷的特殊性和仲裁的特性，教育仲裁机制的引入将是有效解决高校教育纠纷的理想途径。同时，在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多了一条公正有效的救济渠道。
（一）教育仲裁的概况与特点1、教育仲裁的概况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中立的第三者进行裁判，以求得公正、合理、便捷解决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仲裁具有自治性、契约性，基于当事人自治原则，法院对仲裁不进行深层次的干预，仅在仲裁违背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才进行干预；仲裁具有一定的司法性，是一种准国家司法活动，但又不是纯粹的“司法性”而是一种准司法性质。然而，随着仲裁机构的独立以及仲裁程序的规范，仲裁与司法在外观上已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已经迅速成为一种公正有效的纠纷解决途径。
然而，教育仲裁不同于纯粹的民间仲裁也区别于一般的行政仲裁，它是一种既具有民间性又兼有一定行政性的特殊仲裁机制。其行政性主要表现在教育仲裁机构由政府授权设立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内，其机构的负责人即仲裁委员会主任由政府任命，不得兼任仲裁员，负责组织仲裁行政方面的工作，同时这也体现了行政的服务性的一面；其民间性主要表现在教育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产生和任命及仲裁规则不同于一般的行政仲裁，仲裁员按学科分类从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选聘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学者，实行固定的任期制，仲裁规则基本上同民间仲裁相近，以此保持仲裁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即设置上是行政仲裁，而运行规则上是民间仲裁。
2、教育仲裁的特点首先，教育仲裁的简便、迅捷与低成本。司法审查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的活动，当事人和国家必须为此付出昂贵的制度成本，相对而言，教育（行政）仲裁解决纠纷的制度成本远远低于法院。
其次，教育仲裁的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法官的专业技术体现在“以何种程序操作诉讼”和“以何种规则认定事实并解决纠纷”等方面。但现代社会的精密分工，纠纷的复杂化趋势以及许多纠纷的发生和解决往往涉及到诸多的专业性技术性的问题，面对种类繁多、纷繁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使得法官无所适从而难以胜任。而法官显然不能超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以自己的无知去替代专家学者的专业判断，否则势必造成“外行审内行”的荒唐窘境。因此，这就需要有关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更多、更经常、更深入地参与解决，因为他们日常工作积累的经验知识使其可以驾轻就熟地解决这些纠纷。
最后，教育仲裁的准司法性与公正性。教育仲裁具有一般仲裁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大量汲取司法程序的要素，在审理方式采用两造对抗式，充分保障当事人申辩权和其他正当权利，仲裁员是处于中立的裁判者，不偏不倚地作出裁决。教育仲裁机构是由政府授权设立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一个官方的仲裁机构，但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具有隶属关系，而是保障与指导的关系。以此来保证其独立性与公正性。
（二）引入教育仲裁机制的构想1、教育仲裁机制的构建原则第一，有针对性地实行教育仲裁—裁终局。以上所述已阐明了教育纠纷中的学术管理纠纷具有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点，不宜通过司法审查的途径来解决。由于教育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来自各高校和科研机构有专业背景和专长的专家和学者，能胜任对学术纠纷中实质问题进行判断和评定。基于学术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司法应给予必要的尊重，不得对学术纠纷实质问题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