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审判流程篇1
【摘要题】法学与实践
经济法纠纷与接近司法
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在国家经济调节中，国家(或其代表)作为一方主体，运 用干预、参与、促导的方法调节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和发展。获益者为了最 大限度地争取国家调节带来的利益，受损者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既得利益的损失，利益 的争夺在所难免，纠纷也就在所难免。
笔者认为，任何纠纷都必须有解决的方法和途径。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解决 、仲裁解决、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解决纠纷的办法。对通过 其他方式仍然不能解决的纠纷，这就涉及到当事人是否可以请求司法解决，即是否有“ 接近司法”之权的问题。
这里，笔者把国家经济调节中出现的法律纠纷称之为经济法纠纷。经济法纠纷的解决 方式，也无外乎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四种方式。但是，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以及 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适宜仲裁解决，因为仲裁机构为民间组织 ，不能对国家机关行使裁判权。经济法纠纷应否接近司法，应区分不同情况：1.经济调 节主体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根据“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行政机关 不能自行解决与其发生的纠纷；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的天然关系，也使其难逃 “官官相护”的指责，难以给相对人公正裁判的信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 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宜由行政机关作终局裁决，应当能够接近司法，除非另行设立某种 独立于经济调节主体的独立裁判机构。2.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 的纠纷，按照各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上能接近司法，也除非另行设立了专门的裁 判机构。3.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在有些国家是可以接近司法的，如“在美国，几 乎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不是或早或晚转变为司法问题的”。在中国，是否应当允许接近司 法，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经济法诉讼问题
2000年8月，从最高法院始，各级法院实施撤销经济审判庭的机构改革方案。笔者认为 ：其一，无论经济审判庭存在与否，中国的经济法诉讼是一直存在的；其二，即使在经 济审判庭存续期间，经济法诉讼案件也不全由经济审判庭审理，而经济审判庭审理的也 不全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经济法诉讼案件。因此，以经济审判庭之被撤销来否认经济法的 可诉性，进而否认经济法诉讼的存在，是不恰当的。但中国远未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 法的问题。接近司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形式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当事人享有请 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二是实质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司法能真正有效地实施对权利和利益 的救济。
从实际意义的接近司法来看，世界上在各类诉讼中普遍存在的接近司法的实质障碍， 如贫穷者请不起律师、法律援助供给不足、诉讼成本过高、诉讼效率过低，等等，中国 的经济法诉讼同样面对。除此以外，更有以下障碍：司法受到行政干扰：“厌讼”的传 统观念；司法审查的局限；公私益交织的诉讼未得到法律的特别支持。最后一点特别重 要，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包含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经济法纠纷往往是私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的交织与对抗。解决经济法纠纷的诉讼中，有很大一部分案件，当事人在 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有些案件中，维护的私人利益与维护 的公共利益相比，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对于这种诉讼，当事人与应诉在经济上往往 并不合算，需要国家给予特别的鼓励措施(如惩罚性赔偿)，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为空白 ，因此，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很有限。
司法解决的方案
为了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法问题，近年来法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囿于传统的三 大诉讼理论，许多诉讼法学专家不承认有新的经济法诉讼类型，但也意识到了所谓“现 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经济法学界对此问题更是殚精竭虑，提出了种种有价值 的学说。
笔者认为，法学研究是有价值的，学者们可以做形而上的追求：但法律首先是务实的 ，必须体现对现实的关怀。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法律制度设计，必须扎根于中国的 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土壤中。现阶段，寻求一种能为经济法学界、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 务界共同接受的方案，且这种方案能基本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接近司法问题，也许是最明 智的选择。按照我们的理解，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广泛性、调整方法具有综合性，经济 法纠纷呈现多样性，建造统一的经济法诉讼制度是不现实的。相反，对于违反经济法的 犯罪行为，按刑事诉讼处理，对于行政机关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经济法争议交由行 政诉讼处理，对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适用民事诉讼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当然 ，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三大诉讼显然也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法纠纷，对于现有三大诉 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必须创设新的诉讼制度。笔者认为，具体 来说，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应该是：
1.将一切犯罪案件归于刑事诉讼，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就同 时触犯了刑法，这和违反民法、行政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一样，都应按照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再视为经济法诉讼的范围。
2.对于按照现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能够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仍然按照现有的法 律规定解决，只要经济法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充分的司法救济，当事人并不关 心救济的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还是经济法诉讼程序。
经济纠纷审判流程篇2
一、我县调解工作的情况分析
近年来，我县基层调解组织和法院在实践中，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用调解方式解决了大量的民事纠纷案件，为社会矛盾的及时解决化解、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在2009年至2011年6月期间，我县求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收理各种民事纠纷1539件，调解成功1279件，调解成功率达83%左右。其中收理交通事故民事纠纷1144件，调解成功885件，调解成功率达77%；收理的群体性民事纠纷208件，调解成功159件，调解成功率达76%；收理法院移送调解的民事纠纷229件，调解成功106件，调解成功率46%。我县法院收理民商事案件4460件，调解1012件，撤诉756件，调撤率39%；其中姻婚家庭纠纷815件，调撤415件，调撤率达50%；劳动报酬纠纷142件，调撤126件，调撤率达88%；交通事故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358件，调撤141件，调撤率39%；民间借贷纠纷1782件，调撤率33%；卖买合同纠纷349件，调撤率41%。另对调撤处理案件的结案时间统计，其中一个月内结案的占调撤案件总数的40%左右。
从上述统计数据分析，我县的大量交通事故和群体性民事纠纷，在矛盾的初始阶段，就在人民调解组织中得到有效的解决。而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纠纷，大部份以姻婚家庭、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民间借贷、卖买合同纠纷为主，法院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通过审理，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了调解，许多又以调解撤诉的方式得到合理解决，而其中近40%左右案件又是在一个月内以调撤方式结案。同时，对于许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以及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的案件，法院立案受理时，经合理地引导到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二、各地法院主要做法和分析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围绕服务大局、为民司法的主题下，以实现案结事了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对法院民事调解工作非常的重视。2007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就确立“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工作指导方针。为充分发挥法院诉讼调解所具有的双方当事人对抗性小和案结事了的效果，在认真总结调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10年6月7日在其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中，确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要求各级法院要牢固树立调解优先理念，自觉主动地运用调解方式处理矛盾纠纷，尽可能把握一切调解结案的机会做到“案结事了”的目标。为此，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在积累许多有益的调解经验之后，很多基层法院在法院内部设立了法院调解中心或称诉前调解中心。
从各地法院设立的法院调解中心效果来看，其在化解纠纷、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等方面发辉了重要作用，综合各地的作法，其处理案件的工作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模式：
1、审前调解前置型：就是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后，在移送判业务部门审理前，由立案法官积极主动地将全部案件引入法院调解中心，由调解中心法官对每件案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自愿平等协商，力争将纠纷化解在诉讼的初始阶段。如调解不成再移送致审判业务部门进行审理。
2、暂缓立案分流型：就是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对部份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以及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矛盾激化的案由调解中心对当事人的案件材料进行审查后，进行暂缓立案受理，引导其到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法院再予以立案受理，进入诉讼程序审理。
3、诉前调解分流型：就是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后，通过对案件材料审查，根据案件的性质和难易程度，在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将部分案件先引入法院调解中心，由调解中心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前来进行调解，经过调解中心调解未果的，再移送审判业务部门进入诉讼程序审理。
4、诉前调裁合一型：就是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后，通过案件材料审查，根据案件的性质和难易程度，将部分案件先引入法院调解中心，组织调解，由调解中心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经过调解中心调解未果的，在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再移送审判业务部门审理，由调解中心及时审理进行裁决。
法院设立的调解中心能有效地将部份民事案件得到及时的解决，但上述各种形式均有其利弊，其中审前调解前置的方式能有效及时地解决许多民事纠纷，但是所有案件都要求调解前置，有违调解的自愿原则，同时目前普遍存在送达难问题，也使许多案件久拖难调，影响案件审理期限；暂缓立案分流的方式能使法院和人民调解形成双联互动的关系，但在符合立案条件时，而当事人又不愿意到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暂缓立案无法律依据，也易引起当事人对法院的对立情绪发生矛盾；诉前调裁合一的方式无凝对民事纠纷及时解决最快的方式，但法院调解中心不是审判业务部门，在调解未果时，由其进行审理判决是否存在法律问题，涉及到其法律地位和性质；本文认为四种方式中以诉前调解分流最合理合法，它符合民诉法的调解合法自愿的原则，同时又能高效快捷地解民事纠纷，但其也存在案件如何确定案件分流和分流范围的问题。
三、法院调解中心的功能定位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增加，民事权益之争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表现在人民法院受理的商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如何高效公处理,成为人民法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各地法院成立法院调解中心，本文认为其功能定应体现如下方面：
1、过滤分流功能：随着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增强，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民商案件受理量呈逐年攀增的趋势，使法院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进一步加剧，所有民事纠纷进入诉讼程序，不仅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也不符合民事纠纷应高效及时处理的要求。同时，诉讼并非是矛盾解决的唯一途径。对立案受理的民事纠纷，由成立的调解中心及时进行调解处理，能够起到过滤分流案件的功能，使大量民事案件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从而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和当事人的讼累。
2、缓冲矛盾功能：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许多因社会变革、姻婚家庭、邻里关系等原因所引发的民事纠纷，往往双方当事人存在情绪严重对立，矛盾易于激化，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这类纠纷进入法院进行诉讼，在处理上仅凭判决往往难以实现当事人内在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纠纷的化解。对于此类案件，无论是立案时、还是审理后，将其引入法院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缓冲双方矛盾，发挥调解的服务和调节功能，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3、诉讼疏导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不断的调整，造成社会矛盾纠纷的主体和内容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一些纠纷在得不到及时地疏导化解，很容易引发，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有些纠纷虽形式上表现为法律问题，但并不是通过诉讼所能解决的，往往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或解决。在解决民事纠纷的渠道上，诉讼虽是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但并不是万能的。法院调解中心可以引导当事人理性对待矛盾纠纷、合理表达诉求、合理选择解决手段和方式，从而妥善地尽快解决矛盾纠纷。
4、高效及时功能：人民法院针对日益繁重的审判的压力和有限的审判资源之间矛盾，为提高司法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和审判资源，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对立案受理的案件，由调解中心进行调解，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从而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高效及时地处理民事纠纷是法院调解中心应有的功能定位。
四、法院调解中心的运行设想
法院设立调解中心的目的如上所述应具有过滤分流、缓冲矛盾、诉讼疏导和高效及时的功能，故其运行应适应其功能的定位，其运行可设想如下：
1、中心的工作职能：中心的工作职能应包括立案调解、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推进诉调对接工作，对诉外调解达成的协议进行审查和司法确认，并积极参与司法行政部门、人民调解组织、行业协会等部门、团体和组织的联合调解。
2、中心的受案范围：针对法院调解中心的功能定位，可以将以下案纳入其调解受案范围：1、姻婚家庭继承扶养等民事纠纷案件；2、民间债务和劳务合同等民事纠纷案件；3、相邻纠纷案件；4、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民事纠纷案件；5、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5、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6、案情复杂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7、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的案件；8、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适用法律有一定困难的案件；9、判决后难以执行的案件；10、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案件；11、当事人情绪激烈、矛盾激化的再审、案件。
3、中心的人员配置：法院调解虽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制度，但同时更是一门集法学、心理学、博弈学以及文化底蕴、表达艺术等于一身艺术，对法官的综合能力有着严格的要求。调解与考验法官法学功底的判决不同，它需要法官在精通法律前提下，去揣摩透当事人的心理，分析其所思所想、所惧所求，从而对症下药，而这些经验都来自于日积月累和长期的庭审经验，故为了更好地发辉法院调解中心的功能，调解中心应由审判经验丰富、调解能力突出的资深审判员组成，并可聘请退休法官参与调解。
4、中心的工作机制：
（1）建立立案调解评价机制：立案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桥头，在立案开始时，应根据立案材料的相关反映，预估案件的审理难易，从而决定是进入法院调解中心进行调解处理，并在在立案过程中对当事人提供详细的相关咨询，使当事人对案件处理回归至合理的心理预期，从而为案件的调解打下良好的基础。
（2）建立立案调解通知机制：根据立案材料的相关反映，立案部门在征得原告同意后，将案件引入法院调解中心，调解中心收到案件后，应以简便灵活的方法向被告送达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并通知当事人到庭或到当事人住所，在被告自愿放弃答辩期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或不愿调解的，及时向其送达法院庭开传票。
（3）建立案件调解流转机制：为避免案件进入调解中心的案件，因调解不果可能导致诉讼时间和成本增加的现象，应针对不同类型案件建立案件合理流转机制：（1）对于立案后进入法院调解中心的案件，如姻婚家庭继承扶养、民间债务、劳务合同、相邻纠纷、损害赔偿等民事纠纷案件，在双方当事人均有调解意愿时，在双方均到场的情况下，且应半日内办结。如果需要进一步沟通协调促进继续调解的，也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于不能调解的案件，将在移至调解中心的2个工作内移出，以保证案件流转的速度。（2）对于审判部门转入调解中心的案件，如案情复杂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的案件、适用法律有困难的案件、判决后难以执行的案件、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案件等案件。调解中心收到案件后，应向及时通知当事人到庭或到当事人住所进行调解，经多次组织协商，确实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及时转回审判部门及时裁判。
（4）建立推进诉调对接机制：在推进诉讼调解同时，应与目前社会开展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做好衔接与配合。调解中心可将有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相关组织进行调解，对达成调解协议的及时予以确认，在调解过程中，为弥补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也可请专业人员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5）建立人民调解确认机制：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如果都要通过诉讼程序而获得强制执行力，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故对于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商案件，当事人要求确认其达成协议效力的，调解中心应对人民调解协议及时的确认。
五、法院调解中心调解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一）法院调解中心调解存在的问题
法院设立调解中心开展调解工作属于实践先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作为指导性文件，虽确立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开展调解工作，但其仍存在以下问题：1、调解中心机构的性质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并未规定法院专门调解机设立，实践中，如何协调其与立案部门和审判部门的关系和职责分工；2、与法律规定的调解条件冲突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中心对未经庭审的案件径行调解是否违反了法定调解的条件，并损害了当事人的诉权。3、与法院内部管理体制冲突问题，表现在法院调解中心的受案形式、受案范围、调解程序期限、以及调解文书案号形式均无明确的规定，如何与目前法院内部有关案件流程管理体制相衔接。
（二）完善法院设立调解机构的建议
在实践中，法院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开展调解工作，为民商事案件的高效及时的解决，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和节约有限的审判资源，发辉了重要作用，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尽快起草相关司法解释，对法院专门设立调解机构进行规定：在规定中应明确调解机构的性质，其与法院其他立案审判部门的关系，以及开展调解工作的规程、调解文书的制作和形式等。
经济纠纷审判流程篇3
关键词：民事纠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递进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83-02
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每个人在处理事物和人际关系时总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和关键，然而可以分配的利益和资源是有限的，无法绝对满足各方：因此在人们纷繁复杂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矛盾纠纷。
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途径很多，按照强制力、权威性从小到大排序为纠纷当事人自行和解、民间组织机构调解、仲裁以及诉讼。
目前在我国，民众将诉讼作为解决民事纠纷首选途径的现象一直存在。以笔者的实习经历为例，笔者于2011年2月至2011年5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实习，实习期间的工作任务分配包括庭前文书的制作发放、参与案件庭前调查、旁听庭审及合议庭分析案件以及宣判后案卷的整理归档。成都中院民一庭负责的民事案件范围涵盖婚姻家庭纠纷、劳动争议、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所有权确认、其他侵权纠纷等。一个合议庭平均每星期从立案庭接收的符合立案形式条件的纠纷案件有50个之多。在严格的审限压力下，法官和书记员每天必须不停歇地忙碌。笔者实习所在的合议庭最忙碌时曾经一天之内就四个案件进行了庭前调查谈话并且就八个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
法院如此高密度的处理纠纷使得纠纷、案件处理越来越趋于形式化，合议庭针对案件的关键问题没有充分的时间和人力进行详细地了解推敲，便容易出现判决结果有失公正；同时越来越多的纠纷当事人通过诉讼寻求帮助无形之中也加重了解纷成本，庭前调查谈话是案件正式进入庭审阶段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案件主审法官会在该步骤对案件有一个较为详细全面的调查了解，直接影响之后可能出现的庭审，同一天当中法官会就多个案件进行庭前调查，很多当事人常常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等待自己所属案件的调查排序，庭前调查若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即择日庭审、等待宣判执行。总结起来，当事人花费在一个民事诉讼中可预期的成本一般有——准备立案材料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工作日时间去法院立案庭递交材料，待法院立案后再前往法院领取庭前材料，根据法院安排的时间进行庭前调查，再参加庭审、最后领取判决书予以执行。合议庭处理完一个案件通常历时一个月：庭前调查（以庭前谈话或者法官前往现场实地调查为主）至少一次，庭审，合议庭合议，制作判决书，最后整理归档的案卷材料两至六卷不等。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诉讼是很特殊的一种纠纷救济模式，作为众多解决纠纷途径的一种有着其自身的特点，相应的适合适用的纠纷范围必须符合它的特点。假如被滥用，不仅浪费国家资源和民众的时间金钱；而且处理结果不一定能使当事人满意，反而弊大于利。
诉讼解纷的程序性与专业性很强，通过多环节的审查判断过程彰显司法的公正威严，从而使得判决所得出的纠纷解决结果在民众面前更具有威信力。不仅如此，由拥有法律专业知识和素养的法官来充当中立的裁判者会让复杂疑难案件得到逻辑清楚、条理明晰地分析，这就意味着诉讼适合用来解决情况复杂、争议点较多、案件事实不明确的纠纷。现实中，民事纠纷大都流向诉讼，其中很大比例的案件属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类型。而当事人执著选择诉讼作为救济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类诱因：“争议双方沟通不良导致矛盾激化”；“对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认知不清，不论发生何种纠纷均诉至法院”或者“认为只有法院的判决才能针对对方当事人形成威慑力，从根本上保障自己利益的实现”。因此，大力发展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导民众了解认知其他的纠纷救济手段达到理性选择救济途径是分流纠纷、减轻司法工作负担、帮助各种纠纷得到更有效快速解决的重点。
一、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的自身完善
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主要体现为当事人自行和解、民间组织调解（人民调解）、仲裁、法院庭前调解。
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从现在看来普遍呈现适用率低、管理混乱的情况。1996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20.2%，二审案件为18.9%；2000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8.9%，二审案件为10.3%；2003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9.0%，二审案件为8.6%。缺乏监管产生的处理纠纷的随意性及适用率的低迷导致民众对诸如人民调解、仲裁等诉讼外的认知机会大大减少。所以在为纠纷寻找救济手段的时候，民众就不愿意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重新了解学习一个陌生的但是可能更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加上媒体近年来为宣扬法制建设，鼓励民众建立起权利意识而大肆报道例如“一元钱官司”的新闻，让广大民众把权利意识和诉讼意识错误地等同起来。
经济纠纷审判流程篇4
关键词：法院调解；诉前调解；调审合一；调审分离
基于民事审理制度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为了将调解从诉讼程序中分离出去，纯化审判程序和调解程序，使它们按照各自的特点、规律、程序和方式运行。就要建立一个制度保证它们的独立。结合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对于先行调解的规定，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这个理念，建立诉前调解制度，使诉前调解独立于审判程序，从而实现调解和审判分离。
一、建立诉前调解制度，实现“调审分离”
1.诉前调解制度的核心
调审分离的模式要求有一个完善的诉前调解制度能够独立运行，其核心点就在于能够使调解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而能够使各方当事人满意的解决纠纷。关键在于将负责调解和审判的法官进行分离，创设调解法庭，在进入审判后法院不再另行组织调解。调解结案的诉讼费用按原来的1/4收取，当事人不接受调解进入审判就只能等待判决，不想等待判决的只能和解以撤销诉讼，又不能达成和解的只能另行，在这种增加诉讼成本的后果下，促使当事人尽力选择合适的程序解决纠纷。
2.诉前调解的适用范围
诉前调解制度的确立，要求实行先行调解和自愿调解两者结合，确定合理的诉前调解适用范围，做好案件分流工作。
先行调解，是指规定部分民事案件前必须经过调解，类似于台湾地区的强制调解，这里的强制仅指程序的强制而非强制达成调解协议。此类案件应包括有关家庭婚姻人身关系的案件，比如：离婚、赡养、扶养、继承、相邻关系、共有财产等纠纷案件。
不得调解案件，是指当事人处分权受到限制的案件和非诉程序案件以及涉及确认婚姻关系和身份关系的案件，不能适用于调解。包括涉及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的案件、确认之诉案件、适用非诉程序案件等。
除了先行调解和不得调解案件外的其他案件为自愿调解的案件，即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自己决定是否调解。如果当事人申请法院调解，案件即进入调解程序。如果调解不成，或当事人不申请调解的，案件即进入审判程序。
实行先行调解和自愿调解的结合，就能充分发挥诉前调解的功能，使进入法院的许多纠纷在审判之前解决：也使分流后进入法院审判的案件少而“精”。促进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司法效率。
3.诉前调解的程序
调解程序的启动。对于先行调解的案件，当事人的就相当于启动。具有选择权的案件由当事人申请启动调解程序。
在调解过程中可以由当事人各方自己提出调解方案，也可以由调解法庭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参考。调解过程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当事人申请不公开的，可以不公开进行。根据诉讼效益原则，调解时限不宜规定过长，以20日为宜，当然，应当把调解期间计算在法定审理期限之内。调解可以多次进行直到达成调解协议，在20日内没有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同意，可以继续调解。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直到调解不成或是一方明确表示不再接受调解时，及时转入审判程序。
诉前调解因达成调解协议或是调解失败而结束程序。调解法官根据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制作调解书，由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主持人员签字或盖章生效，法院调解与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调解不成的，则整理案件资料和证据后将案件交由审判庭。
二、设立调解法庭，分离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
诉前调解制度的确立，要求实行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的分离，创设“调解法庭”之类的调解机构，实现“调审分离”。
在探索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各地法院普遍建立了“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等各类中心，这些中心的性质具有诉讼调解和非诉讼调解的双重性。未来的法院调解机构应该就是在这种中心上进行完善，调解机构附设于法院，由法官主持，可以称为调解法庭，使其更有利于调解而不适用判决。原因是：一方面，法院是我国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附设于法院可以获得一定的权威性资源；另一方面，这样具体的调解法官只需要现有的法院审判人员分流即可，不用另外选拔、培养、在人员配备上难度较小，具有可行性。
而为了减轻法院增设调解法庭造成的人员不足问题，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调解组织由一名法官（担任主任）和两名民间选出的调解员组成。调解员主要从具有律师资格的、对解决家庭纠纷有专门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德高望重的等三类人中选取。这样可以打破调解庭由调解法官垄断的局面，减轻潜在强制力的渗透，既保证了法官在调解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又为民众提供了参与司法活动的机会，；既强调了依法调解纠纷，又使纠纷能够在普通公民常识的基础上得到切合实际的、合情合理的解决。
三、诉前调解与审判的衔接
为了能够使诉前调解与审判衔接，主持诉前调解的法院应当是对调解事项能够行使审判权的管辖法院。当事人的申请也必须符合民诉法的规定。
1.丰富诉前调解的工作方式，增强与民事审判的互补性
现行民诉法及司法解释已规定了法院的三种调解方式：亲自调解、邀请调解、委托调解。这些规定在“调审分离”模式中应当继续保留，并且还要在实践中继续创新，利用多种形式尽力解决纠纷以减少进入法院审判的案件。充分发挥调解的灵活性，弥补审判的僵硬特性。
2.加强法院诉前调解与审判的联系
对于诉前调解没有达成协议的转入审判庭的，庭审法官只需对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还有争议的诉讼请求进行查明后作出判决，对于调解中已经有一致意见的，对该部分只需要在判决书中作出司法认知的认定即可。以提高司法效率。
在先行调解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没有出现从而转入审判程序的情况，可以对在开庭后出现的当事人一次选择调解的机会。
除此特殊情况外对于不接受诉前调解但在审判中又有了和解愿望的当事人可以设置一个诉讼和解制度作为配套设施。法院诉前调解和法院诉讼和解的重要区别在于：法院诉前调解的成功以达成调解协议为标志，调解书为生效法律文件；法院诉讼和解的成功以当事人撤诉为标志，且该撤诉申请为不得再次提起同一诉讼的申请，即双方达成诉讼契约。
参考文献
[1]江伟，姜启波.新民事诉讼法精解与适用指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135-140.
[2]黄萍.民事程序选择权的原理与价值[J].中国市场.2008（01）.
[3]杨荣新.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291-293.
[4]张文香，王红岩.“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中几个法律问题的探讨[J].法学前沿的争鸣.
[5]姜启波，刘小飞.人民法院里立案先行调解程序的理论构想[J].人民司法，2004（04）.
经济纠纷审判流程篇5
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纷。规范商人的商事行为、调整商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解决商业纠纷的实体法，就是商法。商法起源于早期商人的商业贸易习惯。后来为国家许可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就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商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商法的立法例，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两种，前者如法国、德国，后者如瑞士。但不论“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在大陆法系国家，商法都是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存在的，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商法的范围主要包括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破产法等。英美法系国家不讲究法律部门的划分，凡是与企业和经营有关的法就是商法（Business law）。《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将“Business law”译为商业法，意指“通过公约、协议、国内或国际立法规定的调整商业事务中人际关系的法规总称。”并认为商业法有两个确定的领域；一是通过公司法、合伙法、法和破产法调整商业实体；二是通过合同法和有关的法律调整商业交易。概而言之，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通常都将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破产法、合同法作为商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出于比较法的考虑，本文关于商业纠纷和商业诉讼的考察主要限于这些领域。
商业纠纷发生后，其解决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合意型和决定型。合意型的商业纠纷解决机制如和解、调解，决定型的商业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是商事仲裁和商业诉讼。在商法发展的早期，商人对他们之间发生的商业纠纷是排斥国家干预的，一旦发生纠纷，往往求于由经验丰富、富有威望的商人所组成的仲裁组织解决。这种状况直到1563年法国国王查理九世颁令创设商事法庭，才得以改变，从此商事诉讼日渐发展起来。
在中国，诉讼作为商业纠纷的解决途径的历史也并不久远，甚至在80年代之前几乎不存在商业诉讼。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80年代以后中国各级法院开始设立经济审判庭。审理以合同纠纷为主的商业纠纷案件。进入90年代，商业诉讼已经在法院审判业务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从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来，据统计，1998－2001三年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民商事纠纷案件503万余件，涉案总标的数额达18231亿元；其中，受理购销合同纠纷案件1269万件，审结1251万件，结案标的数额为2587亿元；受理企业破产纠纷案件263万件，审结192万件，结案标的数额2168万元；受理股票、票据、债券纠纷案件289万件，审结276万件，结案标的数额3525亿元；受理农村承包纠纷案件173万件，审结169万件，结案标的数额1131亿元。商业诉讼在中国的发展，使理论界开始重视商业诉讼在解决商业纠纷中的作用，并为人们研究商业诉讼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契机。
综观世界各国关于商业诉讼作为解决商业纠纷的救济机制的立法和实践，可以将商业诉讼的典型特征概括如下：
1.商业诉讼中，解决纠纷适用的实体商法具有很强的任意性。这一方面表现为商业惯例的适用，各国商法中几乎都有这种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国《海商法》第268条、《合同法》第60条的规定就是这种体现。另一方面体现为具体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的实体法，如《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商业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权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在各国关于商业诉讼的立法中，不仅允许当事人处分其诉讼权利，如协议管辖，撤诉自由等；而且允许当事人在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处分其实体权利。
3.商业诉讼程序尤其注重诉讼效率和审理方式的灵活性。这一点在那些设置独立的商业诉讼程序的国家尤能得到体现。例如在法国，商事法院诉讼程序的主要特点表现在；简易、迅速、成本低，以及商人法官极为重视诉讼效率，审理方式灵活和强调和解等。商业诉讼效率及审理方式的灵活性，是与商业纠纷主要为财产权益纠纷，以及及时确定商事权利义务关系、维护瞬息万变的商品交易秩序安全的诉讼目的相联系的。
二、中国的商业诉讼体制和商业诉讼程序
（一）中国的商业诉讼体制
世界各国处理商事纠纷的商业诉讼体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模式：一是没有专门的商事法院，也没有专门的商事诉讼程序，而是由普通法院、职业法官来审理商业纠纷，如爱尔兰、西班牙、日本等国。二是虽然没有专门的商业法院，但是在普通法院内设置专门的审判庭审理商业纠纷，法官均为职业法官，德国、罗马尼亚采用这种制度。三是设有专门的商业法院，但由职业法官和被任命的来自商人的法官组成，如比利时、克罗地亚等国；采用这种模式的有些国家，如法国，商业法院的法官均为从商人中选举出来的非职业法官。而另有一些国家的商业法官均为职业法官，如卢森堡。四是设立由职业法官组成的仲裁法院处理商业纠纷，如俄罗斯。
中国基本上采用的是第二种模式，体现在：
从审判机构的设置看，中国没有设立专门的商事法院，商业纠纷主要内设在普通法院内的经济审判庭审理。经济审判庭的受案范围大致包括十类案件：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技术合同纠纷案件，商标专利纠纷案件，票据、债券、股票纠纷案件，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企业承包经营、承租经营合同纠纷案件，企业破产案件，海事海商案件等。经济审判庭受理的绝大多数案件是商事纠纷案件，因此，商业诉讼在中国又被称经济诉讼或经济审判。200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推行机构改革。撤销了经济审判庭的建制。商业纠纷统一划归民事审判庭审理（实践中通常是民事审判二庭审理）。但是，法院系统机构改革只引起了审判组织名称和内部职权分配的变化，对我国的商业诉讼体制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如今，除了普通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审理商业纠纷案件外，有些专门法院也受理一定范围的商业纠纷，如海事、海商纠纷案件的一审主要由海事法院审理，铁路运输法院有权受理当事人一方为铁路运输企业的商业纠纷。
从诉讼程序看，中国没有独立的、统一的商业诉讼程序。首先，民事、商事诉讼程序不分，绝大部分商业纠纷案件，如发生在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领域的商业纠纷，都是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诉讼程序审理的。其次，某些领域的商业纠纷案件，又有相对独立的诉讼程序。第一种就是海事、海商案件，除了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外，还受《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调整，二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并且海诉法优先适用；第二种就是破产案件；不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审判程序，而是适用该法第19章的“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如果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还要受《破产法（试行）》的调整。
（二）商业诉讼的审判程序
如前所述，中国没有独立的、统一的商业诉讼程序，绝大多数商业纠纷案件都是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程序审理的。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程序分为起诉与受理、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合议庭评议、宣判五个阶段。在第一审程序外，还有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下面就其中主要问题展开讨论。
1.主管与管辖
主管，是指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之间就解决法律纠纷的职能分工与权限范围。在商业诉讼中，主管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商业诉讼与商事仲裁的关系问题。关于商业诉讼与商事仲裁的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发生了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后，可以向法院起诉，也可以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后，不得向法院起诉；当事人根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后，仲裁庭作出的裁决是终局的裁决，当事人不得声明不服，更不得向法院起诉。
管辖，解决的是法院之间就受理第一审商业纠纷案件的分工问题，包含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两方面的内容。（1）级别管辖，解决上、下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案件分工问题。在中国，四级人民法院都有权受理第一审案件，但是基层人民法院享有普遍管辖权。较高级别法院仅对本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行使管辖权。（2）地域管辖，解决同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案件的分工问题。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适用“原告就被告”的地域管辖原则。所谓当事人有约定，是指根据民诉法第25条、涉外商事纠纷当事人根据民诉法第244条的规定，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情形。所谓法律另有规定，是指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比如：因保险合同纠纷发生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保险标的物所在地法院管辖；因票据纠纷发生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等。
2.审前准备程序
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受理后，诉讼就进入了审理前准备阶段。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前的准备”，与欧美国家的审前准备程序大相径庭。欧美民事诉讼的审前准备程序中，双方当事人相互交换证据，明确争点。使当事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入法庭审理；审前准备程序首要目的是保证当事人享有充分、平等的辩论权，其次才服务于法庭审理，分流不必要开庭审理的案件。
当前中国民商事司法实践中，审前准备程序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如下；
（1）送达诉答文书，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并组成会议庭；
（2）弱化了法院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的作用。建立了当事人举证指导制度。基本实现了法院在审前程序中由亲自出马调查收集证据向指导监督当事人有效举证的角色转化；
（3）建立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规定在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的案件中，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
（4）通过司法解释修正了民诉法确立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立法精神，确立了适时举证的制度。并规定了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举证的。所举证据可能不被采纳的后果。
3.审理方式
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审理商业纠纷案件，在审理方式上应当遵守以下规定：第一，应当采取开庭审理的审理方式。开庭审理的方式相当于西方民诉中的直接、言词原则。法院未经开庭审理就判决的，将成为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的理由。第二，应当采用公开审判的审理方式。所谓公开审判，是指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商业秘密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判的以外，法庭审理应当保障当事人充分的程序参与权，法庭审理的过程对社会公开，允许公民旁听；即使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也要公开宣告判决。第三，应当采用当事人辩论的方式。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辩论，是中国民诉法明确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但中国的辩论原则不同于西方的辩论主义，不能体现当事人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第四，可以采取调解的方式。
所谓法院调解，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自愿协商、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与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调解在中国不仅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之一，而且是民商事审判程序的一项原则。根据民诉法的立法精神，调解不仅可以依当事人申请而开始，也可以由法院在主动征得双方同意后开始；调解不仅适用于审理前的准备程序中，而且在法庭审理的任何时候都可以调解；不仅第一审程序中可以调解，而且二审和再审程序中也可进行调解。总之，调解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始终。
4.审级制度与裁判效力
中国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实行四级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所谓四级，是指我国法院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四个级别。两审终审，是指地方各级法院作为第一审审理一个商事纠纷案件后，所作出的裁判暂不发生效力，当事人如果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上诉；二审法院的裁判的终审的裁判，一经作出，立即生效，当事人不得对此再提起上诉或另行起诉。
但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同时规定了发达的审判监督程序，使终审裁判的既判力大大弱化。根据民诉法177一188条的规定，终审裁判作出后，不仅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而且检察院可以依据法律监督权提起抗诉，法院自身可以依据审判监督权主动发动再审。发达的审判监督程序使生效裁判的再审率居高不下，有资料显示：94－96年三年间，生效裁判的再审率平均高达25.82％。这种现象已经遭到学术界的严厉批评。我们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诉讼将成为民事诉讼的主体内容。而商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在于及时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维护商品交易秩序的安全、稳定、有序。发达的审判监督程序已经使终审法院裁判的终审意义荡然无存，因此必须改革，改革方向应当是取消法院、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发动再审程序的做法，将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改造成为当事人再审之诉制度，并严格限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和次数。
（三）特别商事诉讼程序
1.海事诉讼程序
海事诉讼虽然属于民商事诉讼的范围，并受民事诉讼法的调整，但与普通民事诉讼相比，又明显具有其个性特点；
（1）海事、海商案件的第一审由海事法院受理，而不是地方法院受理。在1984年以前，我国一审海事、海商案件也由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审理。1984年11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海事法院几个问题的决定》，在全国设立了5个海事法院，以后又增加到10个。这些海事法院遂成了我国审理第一审海事、海商案件的专门法院。海事法院在级别上相当于中级人民法院。不服海事法院的一审判决；可以向海事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2）海事诉讼案件都是具有海事、海商内容的案件，法院审理这类案件时不仅适用我国的海商法，还必须遵守大量的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以及我国认可的和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国际商贸惯例，专业性和实践性要求明显较高，是一般商事纠纷某件所不可比的。
（3）从海事，海商纠纷的解决看，海事诉讼程序中的某些程序和制度明显不能为民事诉讼法所涵盖，如海事请求保全程序。船舶优先权催告程序。海事诉讼省管辖制度等。因此，海事、海商纠纷案件应当有其相对独立的程序。我因《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于是应运为生了。
2.破产程序
在我国，企业法人破产适用民诉法中的“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一章的规定；如果是全民所有别企业，还要受《破产法（试行）》的调整。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加上我国新的《破产法》可能于近日出台。关于我国破产程序不再赘述，敬请关注新破产法的颁布实施。
三、问题、改革与完善
在50-7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民事法律就是婚姻法，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也大都是婚姻诉讼案件。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先后颁布了一批调整商品交易关系的法律，比如《经济合同法》（1981），《涉外经济合司法》（1985）年，《破产法》（1986），但这些法律明显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破产法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经济合同法十分强调政府的行政干预和计划对合同的指导作用。中国颁行的现代意义上的商法都是在90年代市场经济被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的事，比如《海商法》（1992）、《公司法》（1993）、《票据法》（1995）、《保险法》（1995）、《合伙企业法》（1999）等。反观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1982年颁行《民事诉讼法（试行）》，1991年进行了修订，这些诉讼立法都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和商事活动还不繁荣的背景下制定的，在商事立法实施前颁行的。由于这些历史因素所决定，中国的商事诉讼一直处于一种自发的、被动的、盲目的发展状态，缺乏理论的系统指导，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一）传统的民事审判方式严重不适应商业纠纷解决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事审判实践及1982年民事诉讼试行法所确立的民事审判方式，我们称之为传统的民事审判方式。传统审判方式审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步骤是：第一步，审查诉讼答书状和证据资料；第二步，询问当事人；第三步，法院深入调查收集各种证据；第四步，庭前反复调解，拖延开庭；第五步，层层报批。即合议庭决定开庭审理应首先取得庭长、院长的批准；第六步，开庭审理；第七步，宣告判决。这种审判方式惯性之大，以致于1991年民诉法修订后五、六年的时间里，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依然沿用之。传统审判方式的基本特征是：（1）法官直接并且包揽证据调查，当事人基本上不负举证责任；（2）公开审判和开庭审理多为走过场，基本上是先定后审；（3）庭审采取“纠问式”，当事人基本上只是被动应答，较少有主动行为；（4）合议庭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基本上是“合而不议”、“审而不判”；（5）当事人处分权受到较大限制。
学者们通常将这种传统的民事审判方式称之为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以与欧美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相对应。传统的民事审判方式在中国80年代之前并没有引发严重危机。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大量商事、经济纠纷案件涌入法院，导致法院了负担过重、诉讼迟延的问题，传统审判方式弊端开始显现，由此引发了以减轻法院负担，提高诉讼效率为初衷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这项改革至今仍在继续之中。关于我国传统民事审判方式的成因，学者们有诸多论述，并认为改革目标是建立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我们认为；分析诉讼模式时，切莫忽视对经济背景的考察。欧美的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形成于资产阶级大革命胜利之后，是适应新兴资产阶级解决商业纠纷、维护商业交易秩序安全的需要而制定的，问此总体上可将其界定为“商事”型主导的诉讼程序；而中国的民事诉讼程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商人间的商业纠纷，而是解决婚姻、一般民事侵权等民事纠纷，因此可以将其界定为“民事型”主导的诉讼程序。由此我们认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质，就是将我国传统的民事型诉讼程序向现代的“商事型”诉讼程序转变，为此我们必须结合商业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展开研究，才能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向纵深推进。
（二）审判权与诉权角色错位
如果笔者前述关于欧美民事诉讼程序是“商事型”程序的理解成立，那么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法理也就易于理解了。当事人主义在美国又称“对抗式辩论原则”（adversary system），在德国体现为“当事者主导原则”（verthandlungsmaxime），无论是美国对抗式辩论原则，还是德国的当事者主张原则，在处理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的关系上，都遵循了辩论主义的法理。辩论主义包含以下三方面含义：1.能作为法院裁决依据的事实，以当事人主张为限；2.当事人自认或不争执的事实，应当作为裁判根据，勿需举证；3.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以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为限。辩论主义的精义，就是强调当事人对程序的主导，强调当事人诉权对法院审判权的制约。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不存在辩论主义，只有辩论原则。辩论原则的立法精神仅仅在于赋予当事人在诉讼中反映自己主张的机会。给予法院以兼听则明的机会。但当事人的辩论原则并不能对法官产生约束力。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中依然是审判权主导型民事诉讼。具体表现在：1、法院有权主动调查证据，裁判可以不以当事人声明的证据为限；2、当事人行使处分权，比如撤诉、调解协议等，必须征得法院同意；3、一事人可以依职权启动财产保全程序等。因此，如何处理审判权与诉权关系，还是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笔者的意见，既然实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就是要建立商事型主导民商事诉讼程序，也就要建立当事人主导的诉讼程序，使诉权能够制约审判权，使审判权与诉权的关系复位。
（三）我国商事诉讼受案范围亟待拓展、完善
经济纠纷审判流程篇6
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全庭同志在工作中，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自已的工作指针，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原理及目的要求。在工作中严格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自已的工作指针。审判中，不孤立地办案，不片面地办案，力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注重工作方法，转变工作态度，做到不因自已工作方法不当，态度不细而引发当事人不满，引发新的上访问题，想法将案件在我庭的审理程序中平静地处理掉。如我庭今年办理的一起十年上访老户案件，1995年，家住××区刘马路村的村民刘厚钦与刘马路村5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该组33亩土地改造为鱼塘。1999年双方发生纠纷并诉讼后，刘厚钦开始上访。该纠纷经过多次诉讼处理，并经法院多方调解，区政法委也多次对原告进行法律政策宣传教育，但刘厚钦置若罔闻，屡次越级进京上访，歪曲事实，无端指责法院和政府，造成了法院和政府工作的被动。对于刘厚钦这个十年上访老户，××法院一直非常重视，院长多次接待刘厚钦，及时听取合议庭的汇报，并指定民二庭做好当事人的稳控工作。我院认为，如果单纯就案办案，虽然案件可以了解，但却可能引发刘厚钦继续上访，不利于社会稳定。为此，法院做了大量的法律释明及息诉稳控工作，在刘厚钦岳父去世期间，刘院长及庭室负责人主动借钱给他办理丧事，春节期间，办事处及时带着过节慰问品看望刘厚钦。法院还向区政府建议，针对刘厚钦生活上确实困难，可以考虑重新签订鱼塘承包合同，并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最终，这些关怀和温情打动了刘厚钦，意识到自己误解了法院和区政府，主动撤诉，同时写下了书面承诺，保证以后绝不再到处上访。
三、以“司法为民”为目标，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了更好的作好公正司法、执法为民的目标，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好审判工作。
1、树立大局意识，紧贴区委工作，突出审判重点，保障我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我庭紧跟区委加快发展的一系列部署，调整审判布局，把准审判方向，把区委确定的“加快推进××新区建设”中心工作，作为民商事审判服务的重点领域，努力与区委中心工作合拍、同步。一是依法规范经济秩序，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体系。买卖、借贷、承揽合同纠纷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普遍的纠纷，占民商事审判案件的近80%。我院突出重点，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合法行为，制裁违法行为，促进社会信用制度的形成，为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二是加大服务辖区经济发展工作力度，进一步明确努力方向。今年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我庭上下积极研究顺应措施，决心乘这一决策东风进一步发挥法院的职能作用，推动辖区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为此，我们特地展开专题调研，走访了徐州发电有限公司、区发改委、房管局、火花、庞庄、××办事处等单位，结合调查问卷，征求各方意见。在此基础上，认真总结找出法院在服务大局、促进发展等方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与薄弱环节，联系审判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对策，为法院在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加快推进××新区建设等方面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工作明确了方向。三是稳妥审理企业转变经营模式过程中出现的承包、联营、租赁、兼并等相关案件，依法推进企业改制的顺利进行。工作中，我们针对这些案件涉及多方利益，容易矛盾激化、引发不稳定因素的实际，通过与相关行政部门共同做好调解工作。四是稳妥调处拆迁纠纷，推进××新区城市化建设步伐。随着××区城市化进程加快，需要征用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征地安置补偿等纠纷随之增多。对此类纠纷的解决，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对此，我院在审理中，耐心做好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工作，力争将纠纷通过调解妥善化解，说服当事人自觉履行搬迁义务，既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又保障了我区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五是认真审理涉农纠纷，助推新农村建设。在审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耐心持续做好调解工作，引导农民转变发展观念，息事宁人，积极融入平安、和谐新农村建设。
2、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好审判与服务、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努力实现最佳司法效益
一是做好诉前调解，及时化解矛盾。对涉及政府、重点企业、具有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案件，我院在立案受理前先行组织协调，尽可能在诉前平息矛盾，避免诉讼后陷入被动，产生不良影响。二是从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出发，因案制宜，灵活执法。我院对重点企业推出了“三不”措施:即不轻易保全、不先予执行、不随意拘留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对被诉的困难企业，灵活采取措施，“放水养鱼”,给企业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三是以“胜败皆服”为工作目标，注重行使释明权，实行判前说理和判后说法制度，深入做好服判息诉工作，做到案结事了。由于我院注重法律释明，当事人撤回的比例同比上升了13%。四是加强诉讼调解，促进社会和谐。在民商事审判中，我院把调解工作贯穿于诉讼的各个阶段。审判人员注重诉讼调解与社会调解的对接，借助社会各种力量，抓住一切可能调解的机会，尽力促成当事人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充分发挥律师、诉讼人、当事人亲友以及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多渠道做工作;与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区妇联、交警大队、企业工会等建立联动机制，整合社会调解资源，共同调处纠纷，促进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发挥基层调解组织的作用，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推进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多样化。
3、加强队伍建设，增强司法能力，不断改进和提高民商事审判工作
民商事审判工作繁重而复杂，对法官的司法能力要求很高，我院牢牢抓住队伍建设这个关键，确保完成日益繁重的民商事审判任务。一是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保证民商事审判健康开展。认真落实重大部署、重点工作、重要案件汇报制度，积极拓宽接受人大监督的渠道，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旁听案件庭审，认真对待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评议，及时办理人大交办的案件和人大代表的建议意见，依靠人大监督提升司法水平。二是加强业务建设，提高司法能力。我院建立以审判质量和效率考评体系为核心的民商事审判管理体系，每月对法官的办案数量、审理天数、质量等多项指标等进行考评、通报，并及时分析解决存在问题。三是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形象。以人民满意为目标，认真查找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坚持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全面落实整改措施。加强廉洁自律教育，积极构建“家庭护廉网和创建廉洁司法示范庭”，提高家属对法院反腐倡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家属的助廉意识，进一步促进干警的规范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
三、存在问题和今后工作的打算
近两年来，我院民商事审判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离加快发展的形势、离区委和人大的要求、离社会各界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还存在一些问题。
在新形势下，人民法院所担负的民商事审判任务和责任更加重大。民商事审判已成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主要手段和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途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将按照市中院“争创全国一流法院”的要求，树立“质量优先，兼顾效率”的管理理念，认真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努力开创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新局面。
(一)始终坚定服务大局的方向，为区委中心工作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区委中心工作，强化民商事审判职能，更加注重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更加注重维护诚信法治的市场环境，更加注重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快立、快审、快结各类民商事案件，为我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二)深入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根本指针，不断增强服务大局的实效。围绕“公正与效率”主题，认真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建立、完善便民的诉讼机制，公开诉讼事项，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济，妥善处理好涉诉，努力营造和谐稳定、适于发展的社会环境。
(三)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努力实现公正高效的工作目标。我院将自觉接受和积极配合人大代表视察法院工作，邀请人大代表旁听有影响案件的审理情况，主动报告重大事项和重要案件审判情况。虚心听取人大代表对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办理代表建议和议案，对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办、交办的案件，落实专人登记、督办，并及时报告办理情况，把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支持作为开展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强大动力和后盾。
(四)加大民事调解力度，努力追求案结事了，息事宁人。在法院内部，加强和规范诉讼调解，强调“调判结合”，追求“案结事了”;在法院与社会之间，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诉讼调解有机结合起来，广泛开展委托调解与协助调解工作，积极发挥与司法行政机关等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构建完整的大调解工作联系网络，有效提高纠纷的预防和处理能力。
经济纠纷审判流程篇7
关键词：行政与民事交织案件；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分别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110-02
作为行政与民事交叉争议的建议解决方法之一，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已经受到了很多关注，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没有给出明确的系统回应之前，这一概念和制度仍然处于争议之中。
一、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适用范围的基本观点
审理行政裁决行为时附带审查相关的民事纠纷，的确可以防止互相矛盾的裁判出现，也有利于较为彻底地解决民事纠纷，同时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这也是诉讼法之所以设计“诉的合并”制度的根本原因。但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法解决问题仍然有很多冲突之处：行政诉讼虽脱胎于民事诉讼，但已以许多制度与民事诉讼相区别，如民事诉讼中有简易程序而行政诉讼不允许独任审判，那么法院附带审理民事纠纷必须遵循一般程序解决，耗费时间较长；行政诉讼中法院只能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一般不涉及合理性，而民事赔偿显然不仅仅涉及该不该赔，还要审查赔多少合适，因此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可能不足以支持民事纠纷部分的判决；法院内部存在行政庭和民事庭的分工还是不争的事实，由行政庭法官审查民事纠纷，很可能不如民庭法官专业，何况行政裁决还经常涉及知识产权等较为复杂的民事纠纷；如当事人仅就一审判决的民事部分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应由哪一审判庭进行审理等等，都是实践操作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基于以上所述种种困难，这一制度并未在行政诉讼中全面铺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将该制度暂时界定在行政裁决案件上，有的学者也认为主要应针对行政裁决[1]，有的学者认为应主要指向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2]，也有实务界人士提出，可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登记、部分行政许可行为与部分行政处罚行为[3]。也就是说，权属纠纷和损害赔偿的行政裁决应属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学者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有关民事赔偿的行政处罚和行政确认、行政登记、部分行政许可等行为也处于讨论范围内。
二、不同性质的行政行为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就上述各类行政行为而言，能不能、应不应该、需不需要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可能需要具体的考察。
1.行政裁决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在笔者看来，对行政裁决的审查应首先考虑清楚纠纷起源为何，若最原始的纠纷为民事纠纷（如民事侵权问题），则司法审查的最终目的应为解决民事纠纷，此时的行政争议是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认为行政权对民事纠纷处理不公而引起，釜底抽薪的方法应是妥善分配民事权益；如最原始的纠纷为与行政权有关的纠纷（如民事当事人对自然资源归属权有争议，而此争议的产生恰恰由行政确权不清引起），则司法审查应着重于行政确权行为是否依法进行。因此，民事纠纷与行政纠纷交织案件不可一律先进行某类诉讼，而是根据不同的纠纷起源，有不同的司法审心：第一，对于原始纠纷为民事争议的，应以民事审判庭为审查主体，以民事审判庭的审查结果为判断整个案件的依据，民事审判庭确定民事权益的应有配置后，行政审判庭据此判断行政裁决的实体结果是否违法（当事人诉讼请求指向行政裁决不作为、行政裁决程序违法的例外），作出行政判决。第二，对于行政确权不清引发原始纠纷的，当事人如同时提起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则应以行政审判庭为审查主体，通过司法干预促使行政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清晰的资源划分，民事审判庭依照行政审判庭和行政管辖主体的行为作出民事判决。因此，在行政裁决的司法救济领域，可依据原始纠纷的性质首先分流至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解决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一系列不足之处。在这一点上，笔者赞成“行政、民事分别审理模式”的相应部分观点[4]。
2.行政处罚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随着法治理论的发展与法治实践的变迁，行政处罚涉及民事赔偿的内容已越来越少，甚至在最常被提到的环境污染、治安管理等领域，行政处罚也常常不再直接责令赔偿。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中，民事赔偿并非与行政处罚一并做出，相关管理部门对民事争议依法只有行政调解权，还须依申请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中，公安机关同样只有行政调解与行政处罚权，而对民事争议部分则是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现行的行政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开始逐步留心行政权的行使范围，可以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的，尽量尊重当事人的合法意愿；行政权没有强制干预必要性的民事争议，尽量让更加专业的人民法院来解决。当然，从功利一点的层面说，这种制度设计大大减少了行政主体被诉的可能性，所以行政立法乐于采取或推动立法机关采取这一方法；而就本文所探讨的内容来说，这种制度设计也有利于避免行政、民事纠纷产生竞合，笔者以为，如果按照这一路径，行政处罚领域中就不会再需要考量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3.行政确认、行政登记、部分行政许可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这里所讨论的引发行政、民事竞合纠纷的行政确认、登记与许可，指向的一般是行政权为某当事人设定民事权益但该权益与他人发生冲突的情形。人民法院仍可按照前文所述行政裁决的解决方式，但在涉及行政赔偿之时，不宜直接依照民事审判结果作出行政判决要求行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此类行政行为往往根据相关具体法律法规做出，而该法律法规对行政权的要求往往限于形式审查，与司法权追究事实真相的程度有所区别；在诉讼领域，司法权有时甚至必须牺牲一定的效率来追求真相与公平，必然会对涉案事项进行实质审查。因此，司法权以合法的较高标准下的审查结果来要求以合法的较低标准工作的行政主体，显然不太公平。当然，经查明确认、登记和许可行为确与权益事实不符时，应责令行政主管部门撤销原行政行为重新做出，但赔偿责任则应主要由隐瞒、欺骗的申请主体承担，行政部门所应承担的赔偿比例，应限于程序违法、明显失职部分。
总之，就笔者看来，行政处罚领域中的“责令民事赔偿”正在也应该会完全消失，在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许可、登记等领域中又应按纠纷缘起将诉讼分流至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那么，分流至不同诉讼程序之后，会不会又有新的问题？
三、分流后的诉讼程序
此时不需再顾虑单一诉讼中出现不同的审查标准、举证标准等等问题，需要厘清的，是此后的程序如何衔接、诉讼费用等相关问题如何处理。
1.不同种类诉讼之间的衔接
纠纷本质起源于民事争议的，需以民事审判结果为基础再进行行政审理，此时当事人若只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官应对当事人做出案件的简单分析与介绍，引导当事人先行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未对民事判决结果提起上诉或经上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二审之后，此生效判决即可提供给之后的行政诉讼作为重要的审理依据。此时的行政诉讼管辖法院并不一定与前一民事诉讼管辖法院一致，但对于“已生效判决的地位如何”这一问题来说，法院是否重合并不重要，无论哪一法院，都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0条的要求，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同理，纠纷本质起源于行政争议的，基本程序类似，生效的行政判决在之后的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即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所言，除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的情形以外，对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总之，在实质争议的权利归属未确认之前，不宜展开后一程序的诉讼，避免司法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与此相关联，为了防止民事、行政交织争议中一方民事主体在甲法院提出民事诉讼、另一方民事主体在乙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的情形，收到状的人民法院应同时审查关联纠纷是否已在本院或其他法院立案，已有立案者，后收到状的法院应依据最高法的相关司法解释作“中止诉讼”处理。
2.当事人的诉权问题
在前一问题中，如法官的引导改变了当事人的意愿，是否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自由？当事人如果拒不听从引导，法官又当如何处置？在笔者看来，这并不影响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反而充分发挥了法官的专业优势，从根本上保障了当事人的实际权益。对绝大多数当事人来说，不具备法律知识意味着可能无法作出正确的诉讼选择，也就可能导致之后一系列的诉讼混乱和结果混乱，陪上当事人更多的时间、精力与财力，对法院而言，这也不是一种优选。因此，规定法官在此环节的释明权，应该是一种双赢的制度设计；同时，为了避免法官个体主观或客观上的失误，应授予当事人认为该释明不合法或不当时的复议申请权。
3.后一诉讼的时效问题
如果按照这种先后两个诉讼的方式来处理行政与民事关联争议，就必须面对前一诉讼拖延过久耽误后一诉讼时效的可能情形。但考虑到该类争议的特殊性，受案法官在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作出正确选择的同时，可出具相关证明，当事人以此作为不能行使后一请求权的证据，使得诉讼时效中止。
4.当事人的诉讼费用问题
诉的合并固然可以减少当事人的直接钱财付出，但这种设定需要建立在“诉的合并并不影响案件审理”基础之上。概念上与实践摸索中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显然不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反而可能导致诉讼程序、审查标准和判决结果等诸多方面的杂乱，当事人更易不服而多次上诉与提起再审，反而增加了费用成本。如果采取先后两诉讼的方式，以较为彻底的方式解决纠纷，并相应降低后一诉讼的诉讼费（如减半收取等），对当事人的经济压力并未增加过大。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严本道.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有关问题探讨[J].法商研究，1999，（5）.
经济纠纷审判流程篇8
一、设立小额法庭，开展小额案件的审判，是人民法院改革的现实需要
审判任务的繁重与人力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案件积压、诉讼迟延的问题相当严重。一方面由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诉讼案件不断增加，尤其是民事、经济纠纷案件迅猛增长，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诉讼标的金额越来越大，案件审理和执行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相比之下，法院受编制所限，人员的增加甚少。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行民事审判机制本身的缺陷，法院内部没有专设解决小额、简易纠纷的机构和人员，简易程序、督促程序等诉讼法律程序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海口市作为大特区省会城市，人民法院面临的案件多、人员少、任务繁重的矛盾也十分突出，大量的小额民事、经济纠纷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法院权威公正的形象。如何推进审判改革，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成为人民法院改革的迫切任务。
二、设立小额法庭，开展小额案件的审判，符合国际国内司法改革的趋势
与世界司法改革的潮流相适应，我国国内许多地方的人民法院对简单、小额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审判方式的改革也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索。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的审理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举措。所谓“繁简分流”，就是在民事案件立案后，根据案件难易程度，采取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将简单的案件筛选出来，集中由少数几个固定的法官审理，通过简化审判程序，减少不合理的工作环节，加快审理速度，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这一做法效果较为突出，在国内影响较大。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1993年开始，就在全省各主要城市设立了小额钱债法庭，专门受理标的额较小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有些地区以标的5万元为限，有些为10万元以下），适用简易程序、尽可能以最简便快捷的方式审判，成效十分显著。尽管各地的作法有所不同，但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就是如何在现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挖掘人民法院自身的潜力，优化审判机制，充分发挥简易程序的作用，真正做到简易案件的审理快起来、复杂案件的审理细起来，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三、法庭的设立及其基本情况
正是在这一形势下，1998年，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在区法院设立小额法庭的设想，作为法院改革的重要内容。同年6月份组织了市区两级法院有关人员赴广州、深圳等地进行了考察学习，10月28日首先在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成立小额债务巡回法庭。半年后，根据市中级法院许前飞院长的指示，法庭迁往市中心挂牌办公，以更加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目前，该法庭是全省唯一的一个小额法庭。法庭设于海口市金贸区金龙路，与市公安局相邻。人员配备6人，含负责人1名、审判员2名、书记员2名、打字员1名。小额法庭依法受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标的额在10万元以下的本院有管辖权的简单民事、经济债务纠纷案件，不受民事庭、经济庭关于案件分工的限制。法庭“工作暂行办法”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受理案件的类型：
（1）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追收贷款案；
（2）民间借贷案；
（3）追收结欠货款案；
（4）追收房租、水电费、电话费或物业管理费案；
（5）追索劳动报酬案；
（6）追索承揽加工报酬案；
（7）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案；
（8）损害消费者权益案；
（9）不当得利案；
（10）其他简单的，有给付内容的债务案件；
（11）当事人对超过10万元数额的部分愿意放弃追索权的上述案件，小额债务巡回法庭也可受理。上述案件，除法律特别规定以外，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此外，本院所有支付令案件也统一由该法庭受理。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小额法庭的实质就是一个基层法院内专设的集中审理诉讼标的金额较小的简易案件或性质较为简单须速审速结的支付令案件的专门机构。其工作要充分体现简捷、高效、公正、便民的原则，使这些简易的案件能得到集中的、快速的处理，防止案件积压，简化办事手续，减少当事人的讼累。
四、工作的成效及几点经验
小额法庭自1998年11月9日正式受理案件，至2000年10月底止，共受理案件611件、标的2151.15万元，已审结561件、标的1942.91万元（其中1999年受理案件355件，审结351件，结案率98.9%）。
此外，还受理支付令案件60件，其中发生法律效力的支付令24件，标的1510.21万元。已审结的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的493件，占88%；适用普通程序的68件，占12%.结案方式：在已审结的561件中，调解、撤诉的243件，占43.3%；判决的292件，占52%，其它（移送、驳回起诉等）26件，占4.6%.受理案件的类型：在全部受理的611件案件中，买卖纠纷的210件，占34.4%；借贷案件174件，占28.5%；承揽加工费案件53件，占8.7%；上述三类案件所占比例超过了全部收案数的70%，案件类型较为集中。已审结案件中，上诉57件，仅占9.3%，二审已审结36件，其中维持原判24件，部分改判7件，发回重审3件，二审期间撤诉2件。
1.充分适用简易程序，突出“简便、快速、高效”的特点，提高办案效率。
小额法庭受理的案件，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这就使大量的小额债务纠纷或性质较为简单的案件，能够在一个专门机构审查受理，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不需与其他普通案件混同，要先在立案庭审查立案、送达，然后移送民庭或经济庭排期审理，从而缩短了办案周期，简化了诉讼环节，使简易的案件得到集中的、快速的处理。我们采取了以下一些作法，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快立、快审、快结：
-立案。立案由法庭专人负责审查。原告可口头起诉，审查人制作口头起诉笔录后由原告签名确认即可。小额案件的当事人大多为普通老百姓，且极少委托律师，他们对诉讼法律知识知之甚少，法庭为此特别设立了法官值日制度，每天由一名法官值日，负责接待当事人来访、咨询，并辅导当事人书写书状、完备有关诉讼手续等，为当事人提供服务。
-送达。立案后，承办法官可当即通过电话口头通知、传唤被告；被告到庭后对当即开庭无异议的可当即开庭审理。这种情形下案件便可得到最快的处理。如原告麦彩霞诉被告刘小燕商铺转让费纠纷案，原告于2000年6月2日起诉，当天立案，原告于6月5日交纳诉讼费后，法官当即传唤被告到庭，被告当庭表示愿与原告协商履行债务，第二天，被告便向原告支付了转让费2000元，原告撤诉。前后仅用了七天时间。
对无法当即传唤或传唤不当即到庭的，法庭立即确定开庭日期，在三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一并送达被告，一次性送达，节省了人力和时间。如原告韩汉明诉被告褚正强房屋租赁纠纷案，2000年6月19日起诉，当天立案后，向被告送达被告拒不签收，法庭依法留置送达，并确定双方于6月22日到庭审理，庭审中被告当庭履行了债务，前后仅用了三天时间就解决了纠纷。
-审理。法官可到被告所在地或双方认可的地点巡回审理。庭审的方式也以从简为原则，开庭的次数尽可能以一次为限，不受民诉法第124、127条规定的限制，如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只需将双方认可的意思表示记录在卷即可，不必再拘泥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认证等程序，直接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或对纠纷的解决进行辩论、当庭宣判。对能够当场结清的，可当即作好笔录就能结案，不需再另行制作其他法律文书。如原告林春莲、陈瑞萍、李梦玲诉被告海南巴黎之春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拖欠劳务费纠纷三案，由于案件的性质情节都一样，只是原告主体、劳务费的数额各不同，法庭立案后当即由一名法官一并审理，在同一时间开庭。庭审中被告对案件事实并无异议，法庭直接制作了笔录，三个案件一并得到了处理，被告在法庭限定时间内清偿了债务。象这样的案件通常称“批量案件”，常见于某些大商场、酒店拖欠供货商货款、某些机构或包工头拖欠他人承揽加工费、劳务费等案件中，如乐普生商厦、新天地货仓商场、长升大酒店、友谊商场等，都出现这样的案件。这类案件一起诉就是一批，采取这种作法，一次开庭就能解决一批案件，而且往往能够调解结案，双方当事人都较满意，社会效果很好。
-审限。简易程序的法定审限是三个月，但法庭要求应在一个半月内审结，从实践中看，绝大多数案件都作到了这一点。无一案件超审限。
-上诉与执行。根据海口市中级法院的内部规定，小额法庭审结的案件，当事人不服上诉由中院民庭审理，民庭应在一个半月内审结。生效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由本院执行庭指定专门小组执行，执行期限三个月。从1999年审结生效的案件来看，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仅93件，占全年结案的26.5%.这说明，绝大部分裁决书得到了自动履行，小额法庭定纷止争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下放审判权，简化审批环节，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
巡回审判、当庭宣判、快速处理纠纷的特点，客观上要求审判人员必须享有充分的审判权，减少案件层层审批的环节。小额法庭结合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彻底下放审判权给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除了立案由庭长审批、财产保全和支付令由主管院长审批外，案件的其他裁决文书均由独任审判员签发，真正实现了法官的独立审判。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明确法官的责任、增强法官的能动性、提高办案的效率。
3.制作统一格式化的、填写式诉讼文书。
某些诉讼法律文书，如各类通知书、裁定书、支付令等，事实比较简单、格式比较统一，不需进行过多的论述认定，法庭尽可能设计制作统一的、格式化的、填写式的法律文书，办案过程中法官可以根据需要当即填写签发，不需每一份都另行制作打印，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当事人。
五、完善小额法庭审判工作的几点意见
1.扩大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
解决法院案件多、人员少的矛盾，提高诉讼效率，出路之一是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这已成为当前诉讼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共识。小额法庭作为适用简易程序快速审理案件的专门机构，理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根据民诉法第142条的规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限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这一规定失之笼统，实践中不易掌握，造成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界限模糊等种种问题，简易程序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此，各地法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0日《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采用排除法，列举12种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除此以外全都适用简易程序。这12种案件是：
（1）当事人对纠纷事实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
（2）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
（3）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提起诉讼的案件；
（4）依照民事诉讼法第55条提起的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案件；
（5）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在中国境内、争议较大的案件；
（6）涉外、涉港澳、涉台的民事案件；
（7）侵害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著作权案件；
（8）房地产开发、经营（包括土地使用权转让、房屋建设、合作建房、商品房买卖等）的案件；
（9）发回重审或者提起再审的案件；
（10）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影响较大的案件；
（11）新类型案件；
（12）其他复杂、疑难的案件。
同民诉法第142条的规定相比，北京法院的这一规定，比较具体、明确，更可取的是有了一个界限，即除了这12种情形，均可适用简易程序，使其适用范围扩展，案件的审理自然会大大加快。笔者认为，小额法庭的受案范围，除了按照标的金额划分、即现有的规定10万元以下的案件外，尚可借鉴北京法院的这种作法，即明确列举如上列的12种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小额法庭不宜受理外，其余的都可受理。
2.审判程序简化的问题。按照民诉法第13章“简易程序”的规定，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没有要求一定要给被告留有答辩期。民诉法第143条第2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的，法院“可以当即审理”；第144条规定，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这些规定，已经明确了审理简易程序的案件不必受普通程序15天答辩期的限制。但是实践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形，被告作为债务人，为达到拖延、“赖债”的目的，常提出要求法院给予15天答辩期。例如原告海口春蕾塑料厂诉被告海南乐普生商厦拖欠货款纠纷一案，案情十分简单：供货商（原告）向被告商场供货，货款结算后被告长期拖延未付，诉至小额法庭。法庭立案后当即向被告送达了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要求次日开庭。被告签收后并不对实体问题作出答辩，而是书面向法庭提出要求给予15天答辩期，未果，开庭当日拒绝出庭，法庭缺席审理并作出了判决。被告以程序违法为由作出了上诉。
经济纠纷审判流程篇9
今天，市委政法委在这里隆重召开全市民事调解工作会议，X法院系统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们终于等到了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与尊敬的人民调解员们一起阐述调解心得、交流调解经验，探求调解真谛，我们倍感荣幸。这是一个探讨调解方法、创新调解途径的大会，也是民事审判法官与人民调解员互相学习、携手共进的大会。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对于加强我市民事调解工作，构建和谐X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此，我代表X中院党组，向长期关心法院工作的市委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一直以来帮助和支持法院工作的司法局领导与人民调解员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也借此机会对全市法院民事审判法官表示亲切的慰问！
民事诉讼调解作为我国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民事纠纷化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它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取得很大的成就，“着重调解”曾被1982年的民诉法试行确定为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审判方式改革和司法改革的进程中，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司法调解曾在一段时期受到冷落，调解结案率逐年下降几乎成为全国法院的普遍趋势。另一种现象是民事纠纷数量不断上升，案件审结以后上访和缠讼仍然不能停息，已生效判决的自觉履行率极低，甚至在执行中遇到抵制和对抗。这不仅使法院工作陷入讼累乃至被动局面,而且大大地削弱了司法公信力，造成案虽结但事未了的状况，甚至成为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发了人们重估法院解调的价值，重新审视调解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我们认为，从宏观上讲，法院调解是一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从微观上讲，法院调解是一门兼容情、理、法的“化干戈为玉帛”的法官审判艺术。在当前的民事诉讼之中，充分发挥调解制度作用的关键在于充分认识调解的重要性，充分发挥法官调解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提高法官的调解艺术。
一、法院调解在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价值
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实行了几十年，论证了几十年，现在还讲意义谈价值似乎是老生谈，不合时宜，但是我认为在今天还谈这个问题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的法官在处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调解的积极性还不够高，主动性还不够强，态度还不够端正，方法还不够灵活，调解结案比例不够高，调解工作效果不够好。这源于对调解制度的认识还存在一些片面观点。有的法官认为，当事人诉之于法院就是为了争端能以判决的形式予以确认，而调解只不过是“和稀泥”，未能体现法律的正义，法律的正义更应该体现在判决当中；有的法官认为调解只是“市场买菜，讨价还价”，无道理可讲，因而法官无法写出充分说理的判决书，用调解的形式结案，是法官没水平的表现；更有的法官认为调解是马锡五时代的产物，已经过时了，已不符合现代司法的发展潮流。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观点。当然，在客观上由于审限的要求，由于统计指标片面追求结案率，由于法官办案任务和数量太多的压力等等与调解需要耐心细致的思想调和工作和引导说服工作所需要大量时间之间是矛盾的，迫使法官放弃调解，尽快判决结案。还有，由于随着当事人及其人法律知识的增长，他们对案件判决结果预测的准确性大大提高，在将预测结果与调解结果对比后，选择判决，明确表示放弃调解的机率也大大提高，这些情况都导致调解比例的下降。面对形势的变化，面对各种不利因素，面对效率和效果的矛盾，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调解的重要性，端正调解态度；切实提升调解的积极性，讲究调解方法；大力加强调解的创新性，克服调解困难；增进调解的主动性，注重调解效果。诉讼调解制度不但在过去发挥了重要作用，于现在，于今后在民事审判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都不过时。
第一、法院调解的正义性并不亚于判决。法院调解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和处分权，让当事人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就纠纷的具体解决进行协商和讨论，最终达成协议，因此，在法院调解中，实体正义的实现是对当事人自由意志和处分权充分的尊重。由于调解协议是在诉讼程序的保证下，在双方互相了解对方优劣势以及对进行判决预测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般情况下比较接近于判决。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哪一方作出微小的让步，对这一方来说只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作出了一点点牺牲，但对自己的另一种利益，对双方甚至对社会都意味着突出了高效的正义。而高效的正义代表的还不仅仅是程序正义，西方有句谚语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就是讲效率的本质，而非仅指效率本身。同样，诉讼资源耗费过巨的正义也不能称为完全的或全面的正义。这种在调解下产生的高效正义绝不逊于判决带来的正义。
第二、法院调解制度符合世界司法发展的潮流。从现代世界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为克服诉讼迟延、法律职业工作者人数跟不上实际需要、诉讼费昂贵等诸多弊端，和解或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在普通法系；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和解或调解制度的完善也处于积极推进和不断成熟之中。有“诉讼王国”之称的美国，95％的民事案件是经过和解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所谓替代式诉讼解决纠纷程序中得到解决的，只有不到5％的案件才可能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在日本通过调停解决的案件占总数的53％到54％，诉讼中经和解解决的案件达35％。虽然各国的和解、调解程序并非完全相同，但是为了适应纠纷解决多元化的需要，法官积极促成当事人和解，已成为世界司法发展的潮流。
第三、法院调解对我国法制建设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审判实践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法律相对滞后的矛盾不断加深，无法可依或法律界定不明的情况经常出现，往往给司法判决带来很多困惑，是影响对判决认识的确定性和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当事人通过对自身利益的取舍达成调解仍然不失为解决纠纷的一条有效途径。对于新情况、新问题的处理若一味牵强地引用不恰当的法律条文判决，则容易造成适用法律的不严肃及人们行为准则的不确定，使得当事人对判决的公正性、合法性产生怀疑。相对于判决而言，调解往往可以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一般情况下只要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调解协议就可确认，从而避免了不得不引用不当法条的尴尬。另一方面，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自身利益及对方行为的评判权衡，又可为今后解决此类问题的立法提供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和意见，无疑可以促进法制建设。
第四、法院调解相对判决而言，具有诸多的优势。调解强调以合意解决纠纷，是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合意基础上的较为灵活的解决纠纷的方式，与诉讼的对抗性有一定区别，具有一些独特的长处。一是调解可以减少诉讼程序的对抗性，有利于在解决民事纠纷时维护双方的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构建和谐的经营关系和社会关系；二是调解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纠纷解决的效益，快捷、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以及诉讼成本，节省国家司法资源；三是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发挥民事诉讼当事人主导的特性；四是有利于调解协议的实际、主动、充分履行，避免执行困难。这些优点，决定了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与人和谐发展方面比审判更具优势。
二、法院调解对法官素质与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调解工作既是司法工作，又是综合性的社会工作，也是群众性工作，法官要在当事人的利益纷争之中寻找高度矛盾着的双方都能共同认可的解决纠纷的办法，因此，法院调解对法官的素质和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并不是某些法官所认为的“市场买菜”行为，是没水平的表现。法院调解要求法官除了精通法律并能娴熟运用于案件审理之外，必须适时、合理、正确把握主流的价值取向，还必须掌握相关的社会知识并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同时，还需要法官具备良好的心理品质和分析把握当事人心理态度的技能以及较强的口语表达能力。调解主要是靠揣摩心理和说服讲道理解决纠纷，是否能够准确把握当事人的主观心态，是否能够准确把握调解口语表达的分寸，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直接影响调解的效果。
民事案件常常发生在具有一定亲属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友好合作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处理得当，矛盾化解，关系融洽，达到和谐；如果处理不好，则容易使矛盾激化，原有的亲属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合作关系因此而疏远、对立，甚至导致更大的矛盾冲突，有许多暴力犯罪都是因民间小事所引发，证明民事利益也有其矛盾尖锐的一面。因此，法院调解的难度并不小，对法官素质修养的要求也更高。
（一）法官要有精深的法律素养。案件的起因是双方产生了利益纠纷，当事人寻求的是法律救济，法律知识是解决矛盾的基础，需要法官具有精深的法律知识。“精深”二字意味着法官不仅应掌握基本法律概念的精确含义，理解各种实体规则之间的联系，精通审判程序，而且应准确领会立法目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只有具备精深的法律素养，才能运用法律的手段和方法来妥当处理纠纷，从法律的视角将纠纷中包含的法律关系和可能涉及的法律关系解释清楚。没有精深的法律素养，法官往往难以找到应当加以适用的具体规范，即使该规范明明白白存在，也难以公平地确定法律责任的大小，甚至会在程序上出现错误。
（二）法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法官与普通人一样也有情感与好恶，也有自己的道德评判标准与价值观，法官的个人观念会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与当事人、人的观念发生碰撞，有的只是认识上的暂时差异，有些则是世界观、价值观层面的剧烈冲突。法官眼中当事人不当的举止、言谈、以及做事方式也同样会激起法官的反感。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作保障，情绪就会出现起波动，失去耐心。特别是处理民事纠纷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更需要法官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调解过程中，法官可能会面对双方激烈争吵的局面，可能会面对当事人蛮横不讲道理，出言不逊，甚至侮辱性的言辞攻击等等。法官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沉着冷静，始终保持一种豁达的胸襟，保持一种平静如水的心态，对当事人循循善诱，耐心疏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理智来折服当事人，这样才能取得好的调解效果。
（三）法官要有坚毅的意志品质。调解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总会有这样或那样难以解开的结，需要法官有一种百折不挠的毅力和恒心，以顽强的意志力进行反复调解，要有迎难而上，知难而进的勇气和魄力，始终以一种主动、积极的心态去排除种种干扰和障碍，克服困难。坚毅的意志力来源于法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善良的同情意识，法官只有在内心真正确立了法律的信仰，才会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会有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力去做好调解工作。
（四）法官要有较强的说理能力。法院就是一个说理的地方，当事人来诉讼就是寻求法律的救济，法官说法理、讲情理、论事理的本领是调解成功的关键，因而法官的调解语言表达能力如何，能否充分说理，直接影响到调解的效果。法官在调解之前，应该对当事人的心态和案情进行充分的了解，只有在充分掌握案件实际情况，当事人的诉讼需求，诉讼动机以及他的态度、情感、个性特点、甚至成长经历的基础之上，法官的说理才会有的放矢，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说服教育。法官说理的过程也就是说服当事人改变态度的过程，法官在说理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持一种客观和公正的态度，还应当释明当事人可能面临的诉讼风险，要有理有据依法阐明利害。当事人的态度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其中会有多次反复和波折，法官在说理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耐心和韧劲，按照一般人的心理变化规律来说服当事人转变态度。法官在说服当事人的过程中，必须取得双方当事人的信任，特别要注意和防止的是不可在阐明利害时给当事人造成不公或偏袒一方的印象或误解。如果掌握不好这一点，那就不仅仅是一个失败的调解，还可能成为一个失败的判决。当然，这是非常艰难的，这才真正体现法官的水平。
（五）法官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法律的真谛不外乎天理人情，即所谓的自然法，只不过外在的制定法是一种更为理性化的天理人情。这决定了法官应该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洞悉人情世故，在主持调解过程中，除了具备法律思维外，还应当运用社会思维的方法来综合看待案件的处理，不仅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和方法，更要学会运用各种社会力量来调处纠纷。因为，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救济只是一种救济渠道，绝不是唯一的救济渠道，司法也不可能包治百病，对于有的纠纷还需要借助更多的社会力量才能真正妥善解决。因此，法官在调解案件过程中，要以法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要学会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如人民调解委员会、基层组织、民间组织、工会、妇联、企事业单位、当事人近亲属、邻居等等来综合调处，疏导纠纷，真正做到“案结事了”，这也是通过司法行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优良的职业作风。
三、民事诉讼调解要与人民调解协同运作，实现诉内诉外调解的良性循环
经济纠纷审判流程篇10
一、概念的厘清和立法、司法现状。
何为民事审前程序？它与庭前准备工作是否为同一概念？审前程序除具有庭审辅助功能外，还能否赋予其独立的纠纷解决功能？我国对此的立法、司法现状如何？这是研究这一问题首先要回答的。
一般认为，我国立法规定了审前程序，《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第二节“审理前的准备”共七个条文即是对审前程序的规定，只是规定比较简陋。笔者认为，这七个条文规定的只是庭前准备工作。庭前准备工作与审前程序是两个概念，庭前准备工作是围绕庭审所做的一系列辅助工作，包括一些事务性工作，主要有：送达状副本和答辩状副本、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通知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等。其目的是保障庭审合法有效地进行，不具有独立价值。而审前程序对庭审的辅助功能主要应体现于整理争议焦点，确定无争议的事实、交换证据、固定证据、排除没有证明力的证据，使当事人在相互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簿公堂，增加庭审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除此之外，根据我国社会现实，借鉴外国司法经验，理想的审前程序还应具备速裁、调解、通过释明促使撤诉等案件解决、分流机制。所以，此种意义上的审前程序在我国立法上还不存在。至于“审前程序”这一名称还能否准确表达这个概念，在此暂不讨论。
司法层面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实施后，以证据交换为中心环节的审前程序基本确立，程序的功能范围有所扩张，但尚不具有终结诉讼和分流案件的功能，对诉讼效率、效果并无多少补益。各法院的自行安排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理论支撑而频频受到学者的病垢和当事人、律师的抵制，很难成形。司法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工作机制上的弊病造成审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社情、相关制度配套完善的审前程序，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二、改革的理论思考。
审判工作面临的一些困局促使了我们对工作机制的思考，可以说，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当初尝试进行审前准备程序改革正是从对“一步到庭”审判模式的反思开始的。9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一步到庭”的审判模式，随即在全国法院推行，就是法院受理原告后，由立案庭完成文书送达、排期开庭等准备工作，承办法官开庭前不接触当事人、不接触证据，甚至卷宗都是开庭时才交给承办法官的，一切主张、证据都要等到开庭时才呈现在法官面前。推行这一模式的初衷是促进审判公开，保障法官形成判断的一切信息来源于公开的庭审，防止法官因进行庭前准备工作而与当事人接触过程中，受到当事人有意无意的影响，先入为主，有碍公正，甚至发生不廉洁的行为，同时也有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这种模式一度被奉为圭臬，而事实上，在没有商业化法律服务和律师强制制度的情况下，当事人很难将纠纷归结为一个标准的法律争议，庭审中法官的精力不得不大量消耗在沟通解释工作上，而不是法律判断和选择，受庭审固有仪礼、程式所限，庭上沟通解释又是极其艰涩的，这样的庭审当然只能是无序和低效的，法官和诉讼参加人都疲惫不堪。由于法官对案件缺乏了解，当事人对诉讼规则和庭审活动的意义也难以理解，庭审的盲目性较大，举证、质证、辩论难以充分展开，庭审效果大打折扣，一次庭审往往难以定案，庭后法官又不得不会见当事人或反复开庭以核实、澄清、释明有关问题，以致公正与效率都难以保障，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一步到庭”是“庭审中心主义”的极端化，从对“一步到庭”的否定，我们又引申到对“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的反思。庭审固然是审判的基本形式，在现代法治强调程序价值的前提下，其严密的程序保障作用是其他审判形式不具有的，但是，诉讼的目的毕竟是寻求公正和救济权利，而不是为了单纯展示程序的完美，在我国尤其如此。人们关注更多是诉讼结果和过程的易参与性，这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决定诉讼结果的只能是事实和法律，这才是理想的诉讼，完整的公正，现实中，虽然不能完全实现这种状态，但在制度设计时应以尽量降低诉讼经验、诉讼策略等因素对诉讼结果的影响为原则，而在所谓“当事人主义”的庭审中诉讼经验、诉讼策略、技巧对结果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在这样日趋专业化的诉讼中，当事人不得不依赖代价高昂的商业法律服务，诉讼的“福利性”就这样被消解。所以，“庭审中心主义”有将诉讼异化为“圈内人游戏”、“富人游戏”的危险。
笔者同时对诉讼争议的层次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诉诸法院的纠纷按其争议的层次性可分为以下五种情况：一是双方既无事实争议也无法律争议，的目的只是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救济其权利或出于某种动机需要借助诉讼形式；二是双方对案件事实各执一词，但法律关系简单明了，没有争议，或虽有争议，但事实、法律依据确切，是非自现，无需复杂的法律判断；三是事实争议较大，缺乏证据或证据矛盾，存在证据法上的争议，需要运用证据规则通过复杂的心证过程才能作出事实推定；四是虽无事实争议，但在法律关系和实体法适用上存在争议，需要法官凭借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选择判定；五是既有事实争议，又有法律关系和实体法适用上的争议。上述五个层次的争议中只有后三个才需要复杂判断，需要经过程序严密的庭审，而在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占大多数是前两种情况，若不加区分的一律进入冗长复杂、程式严格的庭审，其实是对审判资源的浪费。所以，对诉诸法院的纠纷法院必须有所甄别，不应一律进入庭审，要有一套清晰有效、运转顺畅的过滤装置，这个装置应当置于审前程序之中。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纠纷倍增，而法院物质、人力资源相对恒定，不可能走外延式发展之路，那种将纷至沓来的纠纷不加甄别地纳入庭审的“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最终会走到尽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内涵式发展，改变传统诉讼观念，调整审判模式和法院内部工作格局，以提高整体司法效能。
三、功能定位。
由以上分析可见，“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并不适应公众诉讼心理，成本高昂，应相应调整，因而，在保证庭审作为强制解决纠纷正当程序的同时，应当建立合理的审前程序作为过滤，筛选并整理归结出标准的法律争议交付庭审，这既是应对“诉讼爆炸”的必然选择，也是改善庭审质量，使其更加鲜明化、精细化、专业化的前提。民事审前程序应当兼具庭审辅助功能和终结诉讼功能，成为与庭审并重的、既有辅助功能又具独立价值的程序阶段。
单就数量来说，在许多国家，审前程序都在解决纠纷方面发挥了出色的作用，如美国大约有98%的民事案件在审前程序中得到解决；英国也有98%的民事案件没有进入审判阶段，即在审前程序中解决了争议；加拿大、德国也有效率很高的审前纠纷解决机制。这表明，功能健全、运行顺畅的审前程序，可以直接解决大量的纠纷，极大地提高了诉讼的效率。审前程序一方面应为庭审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应逐步成为一种依靠自身构造就能够独立解决纠纷的诉讼形态。
国家法官学院司法审判研究中心教授毕玉谦认为：我们应当转变审前准备程序是为开庭审理而进行准备的观念。应当使审前准备程序功能多元化，在化解纠纷方面发挥作用，如调解、裁判、使当事人撤回诉讼、明确争议点、使当事人交换诉讼主张等。通过该程序，在庭审前使事实明朗化，提高审理的效率，节约诉讼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姜启波、刘小飞认为：我国应当围绕当事人整理争点、收集证据、促进和解以及保证案件科学分流来构筑审前准备程序，赋予其独立的程序价值，而不应仅仅把其作为为庭审做事务性预备工作的辅助程序。我国建立审前准备程序的目标有三：一是使案件达到适合审理的状态，以促进诉讼；二是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的可能；三是科学分流案件，使之进入最适合的程序，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项：1、决定案件所适用的程序，进行繁简分流；2、指导当事人取证和举证，主持证据交换；3、进行庭前调解，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4、固定证据，整理争议焦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认为：审前准备程序除了处理程序性工作外，还要处理一些实体性事项，如替代性解决纠纷方式、审前调解、简易判决。
四、相关制度配套。
建立相应的审判组织和完善相关诉讼制度是具有独立价值和功能审前程序得以确立的关键，结合我国法院实际，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调整审判资源，设立审前法官。
审前程序由谁完成，是否需要专门机构或专人主持是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也是争论较多的问题，一般有这样几种做法：由承办案件的庭审法官主持；由参加合议庭评议的一名法官进行，其他法官不参与；由审判庭内设的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完成。这几种做法均不能在庭前终结诉讼，不具有过滤、分流案件的功能，显然不能满足我们的期待。近年来，各地法院出现一些新的做法：一是在立案庭设立预审法官，预审法官独立完成庭前准备工作，并不受庭审法官的指导监督，主持交换证据、固定诉请、整合争点，在此基础上促成调解，这一过程称为预审。预审仍以辅助庭审为主，辅之以庭前调解功能。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最初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二是成立速裁庭、调解中心或速裁调解庭，有的还成立了专门的准备庭，分别负责速裁、调解和庭前准备工作。
笔者认为，首先，审前程序的审判组织应专门化，与庭审法官相分离。庭审法官不宜参与审前工作，特别是在同一案件中不能参与本文所称的具有独立功能的审前程序，确保他们只以法庭上所获得的信息来形成对案件的判断，这是司法成熟国家的通例，个中道理不必赘述。故应设立专门的审前法官，当然，这个称谓还可斟酌。其次，审前程序的功能和审判组织均宜集成而不宜分散。一般来说，程序运行的阶段越少，效率越高，故笔者主张建立预审、速裁、调解、繁简分流“四位一体”的审前程序，所谓“四位一体”即四项功能集于同一程序，由同一审前法官独任完成。考虑改革尚处探索阶段，且机构设置受限于组织法，故重点在于功能和具体操作的完善，暂不必在机构设置上做文章，在法院目前的组织机构中审前法官显然只能设于立案庭。
（二）建立审前强制答辩制度。
答辩既是被告的权利，也是一项诉讼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举证时限，但在没有强制答辩制度配套的情况下，举证时限难以真正实现，操作效果并不理想，以致有的法院实践中已经弃之不用，因为：原告的举证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被告答辩决定的，被告在举证时限内不答辩，原告只能根据对答辩内容的估计举证，不免茫然被动；对于因被告答辩而新产生的举证义务，又不得不打破举证时限允许原告重新举证，且此种情况也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新的证据”的范围，即没有制度依据又不得不如此；没有答辩就是没有主张，举证的意义在于支持主张，在被告没有主张的情况却要求其提交证据不合诉讼逻辑，也势必影响对原告诉讼请求变更的限制，以致诉请、证据在庭前都无法固定。可见，没有审前答辩，审前程序的功能会受到很大限制。
审前强制答辩制度应包括：答辩期限，应严格限制在审前程序中，以保证原告在庭前了解被告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材料；答辩内容包括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诉讼请求的基本态度，反驳的理由，即所持的事实、法律依据；拒绝答辩的惩罚性后果，被告拒不答辩一般应按承认原告诉讼请求、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处理；答辩对被告以后诉讼行为的约束，即“禁反言”。在立法确立此项制度之前，法官应在审前程序中对当事人加强释明引导。
五、运行中的具体问题。
（一）预审和速裁。
在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法院将庭前的一系列工作称为预审，它和一般的庭前准备工作的区别在于，它由立案庭的预审法官独立完成，庭审法官既不直接操作，也不监督、指导。工作内容除包括裁定、执行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调查取证等程序性事项外，还有：指导举证，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类型向当事人释明举证范围、举证的方式、证据交换的具体要求及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主持证据交换并对当事人举证加以导引、释明和排除，证据交换要完成固定诉请、固定争点、固定证据。工作成果以预审报告的形式呈现。预审报告的内容主要有：案件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没有争议的事实、证据；排除的证据；预审法官的意见建议和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庭审法官根据预审报告，在没有接触当事人情况下，即可明了案件的争议焦点、无争议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上的争议，以便将精力集中于争点的判定上，从而保证庭审的针对性，提高了庭审质量，这是预审辅助功能的体现。但实践中，预审与庭审的衔接也时常出现一些问题，如庭审法官不认同审前法官对当事人的某些释明，造成法院在程序上陷入被动，另外，预审报告对庭审法官只是参考还是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这一点也不明确。笔者认为，应科学把握预审与庭审的边界，预审应以辅助庭审为本，防止不当扩张。
速裁是各基层法院实践探索中的做法，目前还不是一个严格统一的法律概念，它是在简易程序的基础上，通过法官一定限度的程序指挥权及引导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诉讼行为的期间、方式作出选择或约定，以使诉讼更为简便快捷的审判方式，其合法性基础是当事人的程序自决权和合意性。
（二）预审、速裁、调解、繁简分流在审前程序中的运用。
如前所述，审前程序中的功能一是辅助庭审，将当事人五花八门的纠纷“翻译”、类分成标准的法律问题，并以法律的语言、法律的逻辑呈现在庭审法官面前；二是在按普通程序开庭审理之前终结诉讼、分流案件。前者通过预审来实现，后者是审前程序发展的重点和独立价值所在，是审前法官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在充分释明有关法律关系、法律性质、法律责任的基础上通过调解速裁、劝导当事人撤回无利益的实现的。
预审、速裁、调解的共同特点是程序的柔性，与庭审相比，它们强调的是程序的简便性、互动性、通俗性、沟通协商性。共同的特点和效率要求使它们应当合为一体，具体流程为：案件立案后，先由审前法官独任主持预审，在不违反法定诉讼期间的前提下，本着公平高效、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引导当事人在预审阶段完成诉答、举证和证据交换，在此基础上进行调解。此时，当事人对诉讼态势和结果已有了较为理性的判断，又未经过庭上的对峙，情绪对立不明显，调解成功率会大大高于庭审。对于调解不成，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或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简易的案件，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由审前法官迳行判决结案，无需再次开庭；调解不成又有必要按普通程序审理的，由审前法官提交预审报告，移交庭审。案件是否适用普通程序过去一般由院长或立案庭庭长以案件管理负责人的身份决定，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决策过程，难免主观臆断，而由审前法官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裁决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显然更大程度地实现了案件繁简分流的科学化、规范化。另外，依笔者理解，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优先适用简易程序之意，故这种流程设计也是与此一致的。
操作中，审前法官应首先对审前程序独立解决纠纷的功能和程序特点进行必要的解释，使当事人知晓通过审前程序结束纠纷可以减少诉讼成本，取得诉讼利益，使其主动配合法官工作，理性诉讼，促进诉讼的柔性解决，提高诉讼的效率和社会效果。其次，具体运行要灵活便捷，减少环节，使当事人易于理解和接受。如，对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或有条件通知被告当即到庭的，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当即组织诉答，进行调解，不必拘泥于顺序：一律确定举证时限，进行证据交换。另需指出的是，审前程序改革的目的并不仅是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便利诉讼，增强诉讼程序的人性化、易参与性，使当事人易于理解与接受，重在案件质量和效果，故操作中不应唯“快”是从，要增强与当事人的沟通，交待清楚诉讼权利，保障当事人在最大限度地获得与案件相关信息基础上作出自主选择。由于审前诉讼活动的一些变通是以当事人的选择为基础的，故对当事人的释明过程进行完整记录尤为关键，它是程序合法性的依据。因为可能在此阶段终结诉讼，还特别要向当事人交待申请回避的权利。
在这种工作格局之下的立案庭职能大大扩充，不仅是传统立案工作的承担者、审判管理与服务的中枢，还是化解纠纷的重要阵地，对其人员素质、数量也需相应调整。这并非是对庭审解决法律争议的基础性地位的动摇，而是使庭审更加专注于真正的法律争议，这正是对最高法院倡导的“大立案，精审判”工作格局的具体落实。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