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起源篇1
假如想真正破解中国汉字的起源，就必须首先打破一切思想障碍，解放思想，尤其是放弃以往所谓“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过早“定论”。据说截止今天，中国文字的起源尚无定论，其实是连一点眉目都没有。我认为所有的人在探索汉字起源的时候都被“中国文明独立说”给误导了，所以才延滞100多年的时间也没有头绪。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独立说”的阴影下在中国境内打转转，起码近几十年是这样。假如我们肯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一切豁然开朗，变得非常简单。
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来说”许多人不了解它的起源，也不了解它的覆灭，所以任何有嫌疑支持“西来说”的言论或发现都会显得冒天下之大不韪，汉字起源更是越不过这个槛。所以我认为，重新认识“西来说”，认识我的“全球文明同源”是解开汉字起源的关键。否则，汉字起源揭迷永无可能。
考古学对于中国是门年轻的学科，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并且它是由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人开创的，并且这个人是个业余爱好者，当时他在中国的正式职业是工程师。这个起源似乎宿命一般预示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紧密地与西方人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人根据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特色正式提出了“西来说”这一概念。这是发生在8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来说”中的“西”与今天的“西方”概念并无联系，它是指地理上的“西”，具体指中亚和西亚地区。
史前史的研究有自己的规律，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发掘与更新，各种不同的结论随时被改写是很正常的。“西来说”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命运。但不同的是，“西来说”这一可能牵涉到中国人情感的研究恰好碰到了上个世纪复杂的政治运动，反对“西方”在某些时候成为明确的政治任务，在谈“西”色变”的年代里，伴随着本身的局限与弱点“西来说”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就这样不出人意外地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国文明起源独立说”悄然成为“定论”。
诚然，“独立说”并非没有道理，比如中国自己的学者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发现越来越的相互之间可以印证关联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释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时似乎在做着a=b，所以b=a，b=a=c=d的一连串封闭游戏，转晕了头的中国学者竟然认为中国的文明源头应该就在这些a、b、c、d之内了。完全无视中国新石器时期起源晚于西方这个大前提，也不看中国之内存在着大量的不能解释的“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东西方经过文化交流的证据，“独立说”就这样“定论”了。怎么样定论的，谁定论的，谁都不清楚。大概是一种旧时代最常见的“引公一言，终成定论”吧。
应该说这个“西来说”不了了之既有考古与历史学界内部的原因，也有当时中国学术环境的外部原因。但是它最直接说明了中国学术界科学观念的脆弱，在没有肯定的证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就仓促地做出了“中国文明独立”说，并且灌输进所有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假如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多元论”者，千万不要弄错，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地区之内的“多元”，比如有中国西北说、中国黄河说、以及长江说、中国东部与西部说，这与中国部分自生与其他地区文明输入并列的“多元说”根本不一回事。在中国国内，任何大规模公开试探文明起源的行为都受到了这一“定论”的无形压制，或者说只能在这一前提之下才能探索，否则就被看作歪门邪道。
殷墟大墓中的玉石来自新疆的喀拉昆仑山，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探索，因为他们的视点差点就出界到“西来说”所指的中亚地区了。今天人们普遍接受了新疆确实与商朝时期的中原是有联系的，因为那些玉石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个事实。我用米尺丈量了一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与新疆到埃及的罗马其间的距离基本相等。并且从地理气候条件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的道路更为艰险困难一些。这些条件说明了很多问题。假如我还不能证明商朝与古埃及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可以推论，殷商人与古埃及的联系通过新疆地区的沟通根本不成为问题。或者说新疆人与古埃及人发生联系是肯定的。并且，考古发现上古时期的新疆人就拥有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贝币，这个距离之迢遥已经足可以换取新疆人跑到中东的任何地区了。
考古专家陈星灿先生说：“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个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我认为这一认识是客观正确的。今天恰好是“老材料上的假说坍毁”的时候到了，因为从“西来说”被否定的30多年前到今天积累已经够多了。当然，首先要感谢许多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他们许多人立场上依然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说”，但他们小心翼翼故意避开给“西来说”可能支持的材料还是给我找到了“西来说”的一些准确数据，比如一些重大遗址的发掘，人种方面几乎都避而不谈。
二.两个分期分层
我认为中国史前史阶段大致分层为6、7千年前起源的仰韶文化和大约4000年前起源的夏商周文化这两个大的阶段，之所以集中说这两个阶段是因为他们的特征明显，其他的暂且不提。他们两者之间衔接在4千年前左右这个时间。又由于他们本身来源于一个大的文明系统——中东，所以可以说衔接得严丝合缝，几乎难解难分。偶尔甚至会有人说，他们有直接的承续关系。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彩陶，其宗教符号以半坡的双鱼为主。其发展区域主要在中国西北地区，分布于青海、甘肃、陕西，以及部分山西、河南，其发展态势明显由西向东南倾斜，其来源通道可以考虑从新疆进入，也可以考虑从南亚跨越青藏高原进入青海。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学非常发达。双鱼崇拜很可能来自天文上的双鱼座崇拜。双鱼星座与春分这个节气有密切的联系。
仰韶时期的文字符号主要应考虑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与楔型文字，其主要依据为甘青以及半坡彩陶之上的符号。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除了一般的象形文字特点之外，其主要特征还有许多圆点符号的排列，中国的几种古牌，比如牌九上面的黑红圆点排列，以及麻将上面的“筒牌”符号等都可以考虑为其某种继承。一个应该引起有关研究者注意的是，牌九这种似乎只有中国传统里才存在的古老赌具其实今天在距离两河很近的阿拉伯半岛地区的民间依然存在，比如也门这个国家。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研究不多，但是由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从两河继承来的，其他方面可以参考古埃及的情形。以陕西的半坡文化为主的陶器文字符号以及三角形演化而来的形状，应该着重对比两河流域后期的楔型文字——它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当然了，由于双鱼座本身就是三角形状，也有可能仰韶文化出现的大量三角形是对于双鱼座这一天文星象的两重描绘而已。三角、六角都是双鱼座的符号，双鱼座还经常抽象为类似“h”的形状以表示“西鱼”与“北鱼”之间的联系，这一图形在仰韶彩陶里都可以找到对应（配图）。在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据说发现中国人有姓“h”的，假如可能的话对他们做出族源追溯或许会有些意外收获呢。许多专家曾经对彩陶上的符号做出过“鱼”与“三角符号”之间的过渡渐变关系，我也认为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有机联系。
太阳崇拜是整个中东地区新石器时期最主要最普遍的信仰。无论两河流域还是红海沿岸的古埃及以及腓尼基人和希伯莱人，全部遵循了这一传统。以前在正统的历史读本里畅行的“中国的万字符号来自佛教”的“定论”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万字符号，它是太阳崇拜的痕迹，中国上古时期不仅有“万字”，而且有太阳符号的其他各种变体。这一崇拜不仅出现于中国的仰韶文化，还出现于中国的夏商周。
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显然有别于仰韶文化，其特点为善青铜和玉石雕刻，陶器并非他们所长。这些都符合古埃及及其周边国家的特点。中东的两河流域尽管在大约5千多年前已经有了青铜，但是由于缺石的这个地理特征遏止了他们玉石以及青铜的工艺发展，陶器反而成为其专功首善，这一点也符号仰韶文化的特点，更何况他们两个地区的陶器如此相象，从造型到颜色再到花纹无一不是如出一个娘胎。夏商周尽管也有龙山文化的陶器，但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与仰韶文化不一个特点，并且在制陶方面不如仰韶文化发达。从殷墟发掘看，他们的陶器主要是灰陶而不是红陶（也就是彩陶），并且纹饰也截然不同。夏商周的发源地应着重考虑北非一带，并且他们在中国的登陆地点尽管不排除与仰韶人一样从西部而来的可能，因为“玉石之路”的探索似乎已经说明了这样的可能。但是同样有一个可能不能忽视，例如殷人很可能就来自海上，并且是在山东附近登陆，然后发展壮大后开始向夏人发难。也有可能夏从西部进入，后来夏商东西汇合于中原。许多专家提到中国境内的几个文化层之间关系犹如“叔侄关系”，既统一又有区别，这个特点可以从中东几个地区之间的关系读解中得到启示，尤其是拙作《向东向东再向东》的提示，即便其中描写的不是历史的确切再现，但是那种复杂关系已经给中国境内文化的复杂联系做出了合适的类比。夏商周器皿上的宗教符号明显呈现出与古埃及的全面一致性，除了太阳崇拜同样外，牛、羊、猛兽、鸟、蛇是古埃及与夏商周两地共同敬仰的神灵。
假如说后世12星座的起源与流行代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力的话，那么以双鱼为代表的这个12个星座系统很可能在中国的三代时期转化为了12属相。假如事实如此，说明了中东南部地区的埃及文化在中国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在中国地区的文明转化也符合中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两河流域从大约4000年前后将最强大的文明古国让位于古埃及。两河流域至少在4000年前就有了12星座的占星术。其操作符号与代表是：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称座、天蝎座（又叫摩羯座）、射手座、山羊座、水瓶座、双鱼座（2月20-3月20日）。中国的12属相则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一转变标志着具有辉煌天文历史的两河流域文明在中国的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古埃及的农业文明。另外，这12属相清一色陆地动物（包括两栖动物如蛇、龙）；双鱼、宝瓶等标志着两河的符号彻底从主流社会消退，中国人从夏商周开始不再如仰韶人那样重视天空的精彩。其实，这可能还反映了另外更多的信息，天文星座的抛弃说明大规模的人类全球迁徙活动基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国家民族基本到位就绪。以上两个系统的特点在仰韶文化与三代时期各有表现，所以可以看出古代彩陶以及礼器的雕刻符号，多与天文和信仰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八迁”至河南腹地的商朝与临海的山东之间有着种种的神秘联系。“东夷”之“夷”尤可怀疑与“埃及”之“egypt”的可疑联系。同时，戎、狄、蛮、夷中的其他三者当也与族源有莫大关系。甚至我们是否可以将这四个中国古代的民族划分与今天大家熟知的人种划分粗略对应呢？假如夷是黄种蒙古人，狄是白人，戎是红人，则蛮可以是黑人。当然这个划分是很主观的，但是古代民族的区别一定主要与人种有关，所以也是可以从这些方面做些考虑的。戎人与夏的联系只能说明他们可能西来的通道，并不能说明他们就与商人之间有截然不同的族源联系。一般认为“夷”字“从弓”，我倒是认为可疑解释为“从蛇”。无论在古埃及还是中国古代，都有蛇缠人或蛇缠绕太阳的图案，皆此谓也。“东夷”为“东方人”是来到中原之后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但是还有一个可能，这些人当初曾经在大约3900年前后其祖上曾经到达美洲，后来部分人不知出于何故重新回到中国并落脚在山东这里，所以他们看起来也符合“东夷”的含义。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夏商周整体上最终融合了仰韶文明，不管是友谊还是战争，总之，中国人就在这两重文明之上诞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正如文字一样，不是全部照搬，而是逐渐的接纳整合的一个过程，最后形成了自己具有鲜明色彩的独特文明体系。可以说他们有继承，也有在中国本土的自生独创。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一个过程。
三.文字的产生过程
两河流域到红海沿岸甚至地中海东部地区，他们皆在一个大的文化环境之中，相互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交往。一般认为古埃及文明来自两河流域。所以在中国境内发现仰韶文化与夏商周之间有文化联系是很正常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承认他们之间确实也是有区别的，这才构成意义。同时夏商周之间尽管有更进一步的族源联系，但是参考《向东向东再向东》的分解模式不难看出，这几个家族本来属于一个大的家族，后来又分化为几个小的家族，他们之间有着一些扯不清的恩恩怨怨，再牵涉到时间的先后，他们也有一定的差别和对立是可以理解的。
从现有的仰韶彩陶上看，其符号与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关联（图，彩陶一，楔行文字数一）。但是大多数的符号都应该看作一种文字或者符号的艺术化处理或变体，而不是直接的文字。鱼的图腾大量出现说明了这支文明不属于古埃及文化，而只能是两河流域文明，因为古埃及文化里面少见鱼崇拜（但是犹太文化里却未必没有鱼崇拜）。我曾经一直为中国西部流行的双鱼崇拜找不到根据，有一天我登上一家介绍两河楔型文字的美国英文网站，在他们的首页上赫然画着巴比伦人手提双鱼的画像，我恍然大悟：假如不典型或者没有根据，这个网站不会挑选双鱼作为两河人的首要标志。（附图）
（图解说）九大星辰在占星术中的表现符号。以上的顺序为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下行为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不难看出他们与象形文字的联系。日、月位居其中，而不是严格按照九大行星的排列，说明了这个观察体系的“古老”，月亮这颗卫星因其明亮程度被排列在第二位显然更能说明其系统的原始性。占星术的源头就在两河流域，目前可以找到大约4000年前的这方面证据，发达的天文学是其理论基础。
上古时期希腊地区与中国地区陶瓷上面的花纹装饰不同，说明了他们上的某些区别。在今天，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宗教大多都反对偶像崇拜，不允许动物与人类作为装饰出现在他们的物品上，所以他们的艺术家只有在植物以及几何图案方面得以发展。我想这些宗教思维在远古时代就应该在一些部族中间多少存在，他们也影响了来到中国的人们，使其主要的器皿上避免了动物的出现，而只是具有线条与几何图案。然而由于偏于一端，这些陶艺家使这些几何图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于今天的人们见到这些作品也为他们的精美几何图案叹为观止。我说的这些陶器很明显是指以青海、甘肃南部为代表的大约4000年前的彩陶文化。人们常常在惊讶于那些图案精美的同时也突然会问：这些心灵手巧的工匠们为什么不去描绘动物与人呢？今天阿拉伯人主要信仰的伊斯兰教依然恪守只能描绘几何与植物叶子的习惯，他们拒绝任何偶像崇拜，拒绝让动物出现于他们的物品以及建筑上面。但是集中在陕西半坡的陶盆人面鱼纹似乎是个例外，不过后来动物图案的减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禁止，逐渐就只能描绘几何与植物图案了。同时还要考虑到地域上的差异，比如半坡与甘青两地由于地理上的跨度还是有所区别的。
夏商周文化的首端是夏文化，从考古发现的符号上看主要是“眼睛”与一些类似于腓尼基字母的符号。“眼睛”符号的传说主要流行于古埃及一带，比较著名的有两条线索，其一为哈特尔女神，他是太阳神的眼睛，同时她还常常表现为一头母牛；另外一个眼睛神话来自哈特尔的丈夫：何露斯——他在与叔叔的殊死搏斗中产生了著名的“何露斯之眼”神话。这两个有关眼睛的神话对于古埃及都影响深远，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使用是把眼睛符号作护身符。而所有的埃及法老都认为自己是何露斯神在人间的再现。这个文化特征还连带解决了三星堆遗址的源流问题，因为那里也出现了大量的“眼睛”符号，所以说，无论三星堆来源于山东还是来源于商朝，其最初的文明根源依然应该在中东。
夏文化无论从器物造型与质地上还是从其他的一些痕迹来看，都应当与商有更多联系。但是夏文字与仰韶文化符号的接近却也让人十分疑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几乎采用过同一种文字符号。所以夏是仰韶文化与“三代文明”的一个明显过度，夏的文字符号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象形文字特点，而不仅仅是腓尼基字母。夏的两者特色兼具似乎让我们把它的起源放置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最为合适。用《向东》一书里的“夏甲”最方便解释这个现象：就丈夫的男性家族方面他们确实与两河流域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居住在地中海东岸地区，但是由于“夏甲”本人是埃及人这一特点，决定了夏甲所代表的这个文化兼有几种文化的特色。但总的来看，夏更多倾向于“三代”的共同特点。
腓尼基文字按照正统的说法应该成熟于大约3800年前，所以夏晚期以及半坡晚期出现腓尼基字母是可以从逻辑上解释得通的。一种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很可能需要几百年的长期孵化，并且不同地区的人们同时加入了这一孵化过程也并非不可能。起码我们从半坡和夏以及腓尼基人同时出现了一种共同的符号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我们今天也可以怀疑：所谓的腓尼基字母真的是腓尼基人发明创造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猜想其实腓尼基字母是从中国半坡或者夏文化这里发展出来的呢？这要靠考古证据说话了，哪里发现的最早哪里就是真正的发源地。不过我认为腓尼基人最终将这种文字发展成熟肯定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疑问的仅只是这些字母到底起源于哪里。
中国区域内至今没有发现4000年前的成熟文字体系其实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区域内的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对落后时期，中东数个地区产生文字其实都与他们的文明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希伯莱这个民族也发展出自己民族的语言就说明他们曾经有着很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民族。我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的真正成型不应该超过商朝。当然勉强也可以说从半坡时期就开始了，那些陶器上的符号都可以称作中国汉字的起源与雏形。但也不能超过5000千年，定在4000年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中国境内真正强盛的“国家”是从山东大汶口发展起来的商朝，证据是他们发展出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文字的定型一般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但是语言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发展。山东大汶口发现的文字符号具有鲜明的象形文字特点，并且与古埃及的文化联系最紧密。这一点似乎又减弱了他们来自美洲的可能。但是把山东作为一个古埃及到中国再到美洲的一个中转站还是值得考虑的，这方面值得重新考虑的疑奠点很多。大汶口的类埃及象形文字给我们提供了殷商晚期甲骨文起源的直接暗示。
汉字文化起源篇2
一、汉字认知视角下的教材状况
我们认为汉字认知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积累一定数量的汉字，掌握其形音义，并能运用于契合儿童身心需要的阅读和书面表达。按照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小学阶段（第一、二、三学段）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000个左右，其中2500个左右会写，至初中阶段（第四学段）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500个左右。
第二，获得汉字思维，树立汉字规则意识，具有自主识字的能力。汉字是目前世界上仅存且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是形音义的综合体。它以象形字为基础，继而构造出指事字和会意字，又进一步向半表音半表意的形声字发展，具有以形表义的特征。汉字的形体逐步演变发展，从原始表意性图画到甲骨文，历经金文、篆书、隶书，直至楷书。汉字教育，须遵循汉字整合性与具象性的特点，也应符合汉字发展的规律，使儿童充分感受、认识汉字构造特点，能够运用汉字构造的思维方式自主识字。
第三，积淀传统文化，了解与汉字相关的文化知识，亲近传统文化。汉字文化，既包含有关汉字起源、演变、构造、书写、规范等文字知识，也包括与汉字关联的历史、经济、宗教、民俗与艺术等文化内涵，其中蕴含着汉民族的文化、行为与思维模式。汉字学习，除了掌握汉字的形音义，养成汉字思维，还应在一定程度上感知汉字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获得对汉字及其相关艺术的审美体验。
以汉字认知的内涵衡量现行小学语文教材，普遍存在着汉字意识不强的问题，即对汉字认知的内涵认识不足或不全面，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对汉字构造特征关注不足。汉字是源于象形的文字，以形表义，现行教材并非没有注意到汉字的构造特征，如基本上都阶段性地设计有形声字归类、形近字辨析等练习，有的教材还注重引导儿童关注偏旁与字词意义的联系，也不乏诸如“日月明，鱼羊鲜”“二木林，三木森”之类的识字歌，但总体而言，若从字种选择、汉字识读内容与顺序的安排来看，大多数缺乏一以贯之的汉字特征逻辑。这就在教材内容层面减弱了从本体特征人手培养儿童汉字思维的基础。
对汉字认知缺乏文化维度。一方面表现为凭借字源及其字形演变学习汉字文化。尽管各家教材都会不同程度地呈现一些象形字、指事字的字源，有的也包括字形演变，但往往是举例性质的几个或十几个字，如“日、月、山、水、石、田、火、人”等，大多数汉字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都处于被忽略状态。另一方面表现为处理汉字与汉语拼音学习的关系不当。除了少数的几家，多数教材的教学顺序是汉语拼音学习先于汉字学习，这一设计显然忽视了汉字认知和汉语阅读的特点。因为汉字的形体特征，汉语阅读者最终一般会获得由视觉符号关联概念的认知方式，而汉语拼音是拉丁字母，形体与意义之间并无联系。儿童入学之初，首先接受的是非汉字的认知方式，且不论拼音学习的难度，从母语教育的角度来说，母语特性的缺失是毋庸置疑的。
二、识字教材内容的组织要旨
教材内容必须反映、体现课程内容，其组织依据由特定的教育价值观以及相应的课程目标决定。识字教材内容的基本组织取向有三种：社会需要取向（以汉字的使用能够满足参与成人社会生活的需要为基本依据）、汉字特征取向（以汉字构形系统、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的特点为组织依据）、儿童特点取向（以儿童的语言和生活经验、发展需要以及学习心理为组织依据）。基于现代教育理念，以整合取向组织识字教材内容成为越来越多汉字教育研究与实践者的共识。整合取向并非各个维度平均用力，而是以其中一个取向为核心来整合其他维度。通过汉字教育传承传统文化的根本是以汉字特征为基点整合组织教材内容，把汉字应有的文化内蕴充分地发掘出来。
以汉字特征为基点组织识字教材内容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初始阶段的字种选择。目前义务教育阶段识字教材的字种选择依据当然主要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附录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共3500字），那么初始阶段学习哪些汉字比较合适呢？我们认为初始阶段的字种选择应整合汉字特征和儿童特点。从汉字特征而言，如清代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所主张的“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即先学习构字能力较强的象形、指事字等；从儿童特点而言，则是选择儿童心理词典中已经储存了音、义的字词。所谓整合，便是尽可能地择取二者的交集部分（下文将增加新的维度）。
第二，汉字的呈现形式。通常第一学段儿童所要认读的汉字组织在两类材料中，一是篇幅短小的诗文，一是词或短语等。从文化传承而言，应较大幅度地增加韵文的数量，除了儿童文学作品，还可以借鉴古代声律启蒙读物的编写经验，使儿童在学习汉字的同时充分感受汉语的节律。
第三，识字的内容与方式。教材内容及其组织的理想状态，“是形成可供选择的教学设计”，组织识字教材内容需要考虑识字内容与方式。识字是在一个汉字的音形义三者之间建立联系，以汉字特征为基点组织教材内容的要旨是：有助于明字源、讲字理。明字源，即把汉字的字形演化过程呈现出来；讲字理，即阐明汉字字形与意义的关系。
明字源、讲字理是符合儿童认知特征的组织方式。儿童时期的思维与记忆模式以形象性为主，而汉字起源于图画，具有象形和表意的特点，恰与儿童心理发展阶段的认知特征相吻合。基于汉字构造特征明字源、讲字理，在汉字教育中可谓一举两得。
一方面，有助于培养汉字思维。儿童在感知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中，可以学得汉字的构造方式。象形、指事、会意是图画式的纯表意文字，古象形字能准确描画出事物的典型特征，指事字用象征性符号，或在象形字基础上加指事性符号来表示意义，古象形、指事字的意义往往一目了然，儿童可轻松识别。会意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形字组成，也有的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象形字以象形方式组合起来的（如上“小”下“大”为“尖”），解析会意字的构件就能推测其意义。形声字是半表意半表音的表意文字，儿童基于象形字、指事字与会意字的经验，可以很好地理解形声字。由于长期演变，形声字的许多形旁和具体事物的形态已有较大差别，借助对字源和字形演变的追溯，可以帮助儿童形成这些形旁的具象性表征。如“宀”在甲骨文中为一尖顶房屋形状“”，儿童掌握其演变后，就能通过“宀”提取出尖顶房屋的心理表征，从而迅速理解形旁宝盖头的含义。汉字大多数部首都是表意的形旁，儿童了解字形的演变后，就可识别很多部首的形义关系，提高自主识字的能力。
另一方面，有助于传承汉字文化。若能理解和欣赏古文字，表意的汉字在儿童眼中就能成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同时，追溯汉字字源，实质上也是引领儿童感受中华文化，文字起源与演变的信息中蕴含着汉民族的文化、行为与思维模式，这种熏陶与浸染正是文化的传承。
对于可以依据明确和明显理据明字源、讲字理的汉字，教材应呈现相应的学习材料。
明字源、讲字理的方式因字而异。如象形字、指事字可以通过追溯字源来讲字理，会意字可以通过拆分、组合构件来讲字理，形声字则可以依据形旁归类来实现。在教材的组织中，对于象形字、指事字可以用直观的方式把字形演变的过程呈现给儿童：原始表意性图画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会意字也跟图画有密切联系，呈现的应是各构件及其关系，若其中的构件是尚未学习的内容，同时呈现这一构件的字形演变过程，让儿童明了各个构件的形义关系以及构形的依据；形声字要呈现的则主要是形旁的字源以及结构关系。
何时呈现明字源、讲字理的材料比较合适？并非每认读一个汉字就必须呈现相关材料，这一时机应根据汉字特点和儿童经验来确定。大致可以分为两档，一档是汉字认读当下就出现，如象形字、指事字；另一档是阶段性地呈现，教材可以按照一定的周期设置特定的明字源、讲字理专题。阶段性呈现适合各种类型的汉字。
组织明字源、讲字理的材料需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识字初期少一些，具有一定的识字量后可以大面积地呈现；二是应从象形字和指事字开始。另外，有些形声字的声符与意义也有一定的联系，这些汉字可在中学阶段的教材中适时归类介绍。
为使汉字所承载的文化更快更好地内化为儿童的心理结构，教材呈现讲字理的方式宜适当采取整合取向，即追求汉字特征与儿童心理逻辑的契合。汉字学习中引导儿童关注、探究汉字构造方式，旨在传授儿童识字方法，培养儿童自主识字能力，但要求学龄初期的儿童完全按照汉字造字的理据来分析每个汉字形体与意义的联系是不现实的。在明字源、讲字理后，儿童的“说文解字”，只要不对字义的理解造成误导，应鼓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记忆汉字，如：乌鸦太黑了都看不到眼睛了，所以“乌”没有“鸟”中间的一点。这是儿童创造的识记方式，虽然从汉字个体而言并不符合字理，但是不能说不符合汉字构造的思维方式。因而，教材有必要呈现少量的儿童“说文解字”的样例，当然也可将样例编排于配套的教学参考书中，由教师传递给儿童。
三、汉字与拼音的学习顺序
汉语拼音是识字阶段儿童学习的重要内容，厘清拼音学习与识字的关系是教材组织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汉字具有独特的形音义结构，尽管关于汉字认知、汉语阅读的心理机制尚无权威定论，但已有研究表明汉字认知、汉语阅读有其不同于拼音文字的心理特点，汉字认知的脑区、个体发展过程中对字词处理脑区优势的发展路径等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汉语特有的认知方式是母语赋予我们的民族属性，汉字教育有责任保护母语认知特性的传承。我们认为语文学习的起步阶段，先识读一部分汉字再学习拼音有利于儿童亲近汉字。
汉语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是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汉语拼音是正音、识字、汉字输入的工具，利用汉语拼音可以学习普通话、多识字、快识字，从而及早阅读，但汉语拼音本身不是与汉字相当的学习目的物。
我们主张识字教材采用先识后拼的编排顺序。例如，某版语文教材一年级上册从第八单元才开始汉语拼音的学习，“先安排学生认识一些常见常用的实词――独体字，而且是构字能力很强的独体字，以及一至十的数字，然后再安排拼音学习，再过渡到认字、识字、写字的学习”。编写者如是阐释，“汉字是母语文字，随处可见，应当充分利用”，“拼音不是汉民族的母语，不应当脱离母语环境学习拼音”；“汉字是方块字，像一幅图画，儿童认识汉字比认识拼音字母容易得多”，“儿童学习拼音困难，容易一入学就产生挫折感”；而首先学习汉字是可行的，实践和专家研究都证明，不识拼音直接学汉字可行，“而且比先学拼音效果更好”。
深圳南山实验学校的实验课程也是先识后拼，其语文学习开始于集中大量识字，识字五六百后开始汉语拼音学习，并与计算机汉字输入学习整合。“在儿童认读一定数量汉字的基础上，习惯于汉字的以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习惯于接受汉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和语义密码后，再来学汉语拼音。从而养成儿童直接认读汉字的阅读习惯。”
在学习了一部分汉字后再学习拼音，然后在汉字认读、阅读与书面表达等学习活动中继续运用拼音，我们认为这是依循汉字认知心理的学习顺序。同时，从识字心理的角度看，先识后拼还可以充分利用儿童学前的语言经验，激发儿童学习语文的兴趣。识字是在一个字的音形义三者之间建立联系，利用儿童已经具有的口语心理词典，先识已经掌握音、义的字，字形和音、义之间的联系就比较容易建立，可谓事半功倍。另外，从音节拼读的角度看，先识后拼也有助于降低拼音学习的难度。相对于汉字，汉语拼音对儿童来说更为陌生，先期识得的汉字可以成为拼音初学阶段的工具。综上所述，识字初期教材的字种选择应该从三个维度来考量：一是适合于明字源、讲字理的基本字；二是儿童的口语经验；三是普通话400个基本音节的覆盖率。
要在汉字教育中比较充分地实现汉字文化的传承是一项系统工程。就教材建设而言，不仅仅是教科书的编撰，相应的教辅资源建设也是必需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为每一个“明字源、讲字理”的汉字设计开发专业性的帮助教与学的资源，因为教科书中呈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帮助儿童学习汉字的除了常规的图书、挂图、音像等产品外，还可以设计成学具，让儿童在操作中明字源，在拆分、组合汉字的构件中讲字理，在快乐的学习中传承汉字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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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起源篇3
一、初中汉字文化课程的实施要义
毋庸置疑，初中汉字文化课程的开设，无论对母语文化复兴的积极建设、初中语文课程的多元建构、教师文化修养的自觉砥砺以及学生文化积淀的终极关怀，都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价值取向。意义诸多，倘从学生方面而言，笔者以为撮其要者有三。
1.为触发学生淡漠的汉字文化情结之需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汉字教学普遍使用注音识字法。孩子从懵懂的幼儿时期，就开始接受ɑ、o、e一类的启蒙教育。其实ɑ、o、e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语音符号，和汉字根本搭不上边。而学好这些拼音字母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给将要学到的汉字生硬地配上一个读音，至于这个汉字的形与义的关系，则往往被忽视。用这种方法教学汉字，常常要求学生数十百遍地死记硬写，以致在他们的眼中，汉字只是用笔画拼凑而成的躯壳而已，枯燥无味。且学生对于汉字的认识，又多限于语文课，可是语文课直面的东西太多，句读音韵、字词句章、语修逻文、内容结构、人物情节、主旨情感、行文技法，纷繁芜杂，林林总总，而汉字教学不过其一。而这“不过其一”的汉字教学，其中所传授的汉字文化又有几许？所以学生对汉字虽十分熟悉，他们每天说的是汉字，读的是汉字，写的是汉字，至于汉字中孕育着的悠久汉字文化却知之甚少，对汉字的理解和应用也仅停留在一个相当肤浅的语言层面上。既如此，那么汉字之美感、汉字之理趣、汉字之奇妙、汉字之神圣，从何谈起？到了初中，不少学生对汉字已经产生了厌恶和疏远的心理。汉字“素被尊崇”的地位在学生心中每况愈下，而由汉字传承下来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离他们越来越远了。一群对自己的文字缺乏崇敬之情的学生，很难说他们的汉字文化情结会有多深。遗憾的是，他们对汉字文化表现出的态度是生疏的，情感是淡漠的。这不是悲观的臆测，而是冷静的推断。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线，是最深层的文化基石。中华文明之所以传承五千余年而不衰，靠的就是方块汉字的文化凝聚力。可见，复兴汉字文化，不论是对汉字文化的昨天、今天，还是明天，都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因此，从初中开始，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汉字文化的濡染和熏陶，以触发学生淡漠的汉字文化情结，当是学校和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2.为丰厚学生浅薄的汉字文化素养之需
几年前，上海复旦大学举行汉字文化知识比赛，夺魁的竟是外国留学生队，作为炎黄子孙，其在国内学汉字、汉语，竟比不上外国留学生，岂不尴尬？母字、母语学习教育如此下滑，连英国广播公司亦惊呼“文字差错，在中国大陆比比皆是”。何必惊诧，大学生汉字文化素养低下，这是有目共睹的。大学生的汉字文化素养尚且处于如此糟糕的境地，更遑论中小学生了。虽然问题反映在大学生身上，但根子还是在中小学。从一年级学习汉字开始，孩子们整天跟它打交道，而老师教的只是每个字的音、形、义，所以，学生无法感受到这些熟悉的汉字所蒙蔽的那层神秘的文化面纱。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认识的汉字也就三千多个，然而就这三千多个汉字也并没有真正掌握，读错、用错自然是见惯不惊的事。教学中常发现不少初中生连“己”与“已”、“燥”与“噪”这样的字都不能区别，更不用说体会汉字的内在美了，还谈什么汉字文化？某市中考，要求依据对联的有关知识说明“爆竹两三声人间是岁”与“梅花四五点天下皆春”哪是上联，哪是下联，孰左，孰右？结果竟有95%的考生得了零分。按理说，不应是这个结果，语文课本曾涉猎过对联的相关知识。或许老师没有“传道授业解惑”？或许学生“惑而不从师”？单是这类现象，已可见初中生汉字文化的匮乏甚至断层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受应试教育大环境的影响，汉字文化素养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被逐渐弱化、淡化以至于趋向缺失，当前初中生汉字文化素养的现状着实令人担忧。因此，作为中学语文教师，应该正视现状，树立忧患意识，在汉字教学实践中必须重视汉字文化的传承，强化学生汉字文化的教育，构建学生对汉字文化全面了解的框架，丰富他们的汉字文化底蕴，使其浅薄的汉字文化素养逐渐丰厚起来，这是刻不容缓的要务。近年，从汉字来解读古代丰富多彩的文化不仅已经成为一门学科，也成为普及国学的一项有效途径。因此，在许多高等院校，汉字文化已经作为一门通识课程普遍开设。高校汉字文化课程的开设，给了我们有益的启迪，可否在初中开设汉字文化课程呢？答案是肯定的。
3.为优化学生不良的汉字文化环境之需
事实证明，50多年来，尤其近十多年来，我们运用汉字、汉语的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目前社会上冷落、忽视、削弱汉字和汉语的现象比较普遍。在强烈西化情绪与国家教育制度和人才政策中，英语的重要性被空前夸大，成为中国当代教育中的高杆，左右着知识界和教育界的视线，并且在体制中被日益固定为一种模式。从考初中、高中、大学，到职评、升迁、招聘等中国的任何一级晋级考试，皆须考英语，而汉语水平如何则不过问。整个中小学、大学、研究生教育，以学好英语为尚，为学英语而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远远超过汉字、汉语。国家语委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用他们全部学习时间的1/4以上学外语的比例高达65%以上，有的人是一半，有的人是多半。从小学到大学，听不到汉语的朗朗书声，而只闻aBC在舌上打转，恍若置身于国外。不少人将精通英语的人戏称为“精英”。想升名校吗？想找好工作吗？想加薪升职吗？各种学费不菲的英语培训广告铺天盖地。盲目迷恋英语，极大地伤害了汉语的学习与运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几个孩子能听得明白“汉字是中华文化之根”的箴言呢？如今以网络文化为代表的流行文化，则在汉字的应用上，一味追求颠覆，自行其是，许多英汉夹杂、汉拼共用，以英语字母代替汉字，语言庸俗，错字连篇，词语晦涩，语法失范，呈现出草率化、粗鄙化、游戏化的趋势。只要看看网上的留言、帖子和聊天，就会发现我们的汉字被糟蹋到何种程度。并非巧合的是，这些肆无忌惮地糟蹋汉字的网民们不少是中小学生；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对之也居然见怪不怪了。网络语言又一次严重地损害了汉语的纯洁。我们的出版物也到了无错不成书的地步，电视、媒体亦存在着大量用语不规范的现象。凡此等等，其结果必然导致学生的汉语水平大幅度下滑以及对传统汉字文化的失语与冷漠。追根溯源，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汉字文化长久以来已经忘却了最基础性的筑基铺路工作，导致了学生汉语能力的缺失、汉字文化认同感的减弱。在这里，我们呼吁教育主管部门不仅要强化重视汉字文化素养的社会价值，为优化不良的汉字文化环境营造一种健康的社会舆论氛围，还要建立提高汉字文化素养的长效机制，把加强汉字传统文化教育有机地渗透到基础教育改革的目标建构、课程标准、教材建设当中去，让优秀汉字传统文化教育在整个基础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初中汉字文化课程的实施目标
以《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为宗旨，以《初中汉字文化基础课程》（讲稿）为载体，通过汉字文化教学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了解汉字的起源、发展、演变与构成，感受汉字形体中积淀的文化元素，体会汉字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信息，认识汉字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汉字文化智慧，提高汉字文化素养，培植热爱汉字文化的情感，增强汉字文化认同感，养成汉字文化学习的自信心和良好习惯，掌握最基本的汉字文化学习方法。
三、初中汉字文化课程的实施内容
1.课程内容遵循的原则
汉字文化浩瀚博大，丰厚深邃，而本课程的教学对象是初中学生，所以要充分考虑这一阶段学生的汉字文化基础和心理特质，在课程内容上宜遵循以下原则。
（1）平易。选择符合初中学生的心理诉求和认知水平的教学内容，力求通俗易懂，晓畅明白，以免深奥晦涩，高不可及。
（2）典型。选择典型的教学内容，避免汉字文化素材的简单罗列和重复出现，使学生从典型的汉字知识结构体系中举一反三，见微知类。
（3）熟悉。选择学生熟悉的贴近现实生活的教学内容，拉近知识与生活的距离，促进学生对汉字文化的认同感。
（4）直观。选择可以直接利用图形、动画、音像、视频等媒体资源的教学内容，增强教学的直观性，为学生汉字的视觉审美提供平台，浓厚学生的学习兴趣。
2.课程内容实施要点
（1）对象。以所执教的班级学生为主体开展本课程的教学活动。
（2）时间。以初中阶段三个学年段为本课程的实施阶段，即初一、初二、初三阶段。每周1课时，每学期18课时，每阶段36课时，三个阶段计108课时。
（3）形式。以课内辅导为主，兼顾课外拓展。汉字文化的传承是一个长效的过程，仅仅靠课内是不够的，还需要教师鼓励并引领学生走出课堂，在系列的语文课外活动中走近汉字文化。如：利用课外时间读读有关汉字文化的书籍，看看有汉字文化的视频，写写有关汉字文化的作品，谈谈有关汉字文化的感受。
（4）内容。以“单元”加“专题”的形式，构建多样化、多层次的课程体系。本课程包括六个单元，即汉字之源——汉字与信史时代、汉字之体——汉字与华夏历史、汉字之理——汉字与民族智慧、汉字之趣——汉字与文学艺术、汉字之奇——汉字与传统文化、汉字之尊——汉字与人类文明；单元之间既相互独立，含各自明确的教学目标，又有内在联系，基本呈渐进之态。每一单元由若干目标相近的教学专题组成，如第二单元“汉字之体——汉字与华夏历史”中按照汉字形体演变的历史时序来开设专题，第五单元“汉字之奇——汉字与传统文化”中依照心态文化、物态文化、制度文化等文化学序列开设专题。
（5）方法。以多种教学方法来实施本课程教学。选取何种教学方法，要因教学内容而定，灵活处理。比如，教学第一单元“汉字之源——汉字与信史时代”时，可用情境教学法。创设课堂情境，让学生回到没有文字的远古社会，想一想那时应该如何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以此让学生明白文字的产生跟结绳、图画、刻契相关的道理。教学第二单元“汉字之体——汉字与华夏历史”时，若采取多媒体演示法来引导学生理解汉字的演变规律，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教师出示“星”字的演变动画，学生通过观察发现，甲骨文作（由五个小方块儿组成，表示繁星），小篆省去两个星，隶、楷又省去两个星作“星”，从而理解汉字由繁趋简的演变规律。这种方法把抽象的知识形象直观地展示给学生，使教学过程情境化、趣味化，既丰富了学生们的情感体验，又拓展了他们的思维空间。教学第四单元“汉字之趣——汉字与文学艺术”时，则采取活动教学法，穿插学生喜欢的游戏，如“猜字游戏”、“造字游戏”、“连线游戏”、“对对子游戏”等，这些设计如调味品，以趣激趣，带着学生在娱乐中探讨汉字文化内涵，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艺术、习俗等，真正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教学第五单元“汉字之奇——汉字与传统文化”中的“汉字与颜色”这一专题时，则采取整合教学法，将课文《陈涉世家》的内容整合到本专题中来。《陈涉世家》中涉及到一处颜色词，陈胜、吴广为举行起义大造舆论时，曾“丹书帛曰‘陈胜王’”。课本注释只说“丹，朱砂。书，书写”，并未说明为何要用朱砂书写，这就令学生茫然。原来古代统治者托信天命，捏造所谓天书，往往用丹笔书写，所以也称“丹书”。于是“丹书”就成了王权的象征。可见陈胜、吴广以丹作书，并不是为了鲜明醒目，而是适应当时的社会习俗，利用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以达到号召民众、造反“举大事”的目的，因而“丹书帛”就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在汉字教学中，汉字丰富文化内涵的呈现，有赖于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是创设生动活泼教学情境的手段之一，既能展现汉字丰富的文化底蕴，又让学生沉浸在一种特定的氛围中，无疑会使枯燥的汉字文化学习变得趣味盎然。
3.课程内容布局建构
下面以教学单元为经，以教学内容、教学指向、教学课时为纬，来阐释说明本课程内容上的布局建构。
第一单元：汉字之源——汉字与信史时代
教学内容：汉字的产生（从汉字起源说：结绳说、图画说、图腾说、八卦说、刻契说、仓颉造字说、众人造字说；逐步揭开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汉字的特点。
教学指向：了解汉字起源的种种传说，认知汉字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的标志，在追溯汉字的源起和探求原始社会的文化史之中，感受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教学课时：4课时
第二单元：汉字之体——汉字与华夏历史
教学内容：汉字字体演变过程（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与秦始皇相关连的文字——篆书，古今汉字的分水岭——隶书，卒迫的字体——草书，汉字字体的楷模——楷书，亦楷亦草的中间体——行书）；汉字字体演变规律（①字体演变的趋势；②汉字结构的变化）
教学指向：了解汉字演变的过程和发展的基本趋势，能辨别出不同时期的文字，认识汉字发展演变的过程本身就是华夏民族文明发展的缩影，体会汉字是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加深对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情感。
教学课时：4课时
第三单元：汉字之理——汉字与民族智慧
教学内容：何谓“六书”（画鸟为何不点睛——象形字，指点所示——指事字，拉郎相配——会意字，秀才识字认半边——形声字，为他人作嫁衣裳——转注字，假作真时假亦真——假借字）；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
教学指向：了解汉字的六种构造方法及其特点，能用“六书”理论简单分析常用汉字的造字方式和意义，体会汉字所包藏着的丰富的文化内蕴，所凝聚着的先民的高度智慧。
教学课时：5课时
第四单元：汉字之趣——汉字与文学艺术
教学内容：汉字与字谜、汉字与对联、汉字与诗文、汉字与书法、汉字与篆刻、汉字与谐音（谐音双关、谐音隐喻、禁忌谐音、祈福谐音、取名谐音、歇后谐音、网络语言中的汉语谐音）、汉字与现代广告、汉字与行业用字。
教学指向：了解汉字在字谜、对联、诗文、谐音等文学艺术领域的特殊价值，感受书法、篆刻的无穷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赏析、咀嚼、历练中，品味汉字的妙趣横生，体验汉字的形体之美、声律之美、意境之美，使语言和精神同筑共生。
教学课时：5课时
第五单元：汉字之奇——汉字与传统文化
教学内容：汉字中所蕴含的心态文化（人本心理、审美心理、求吉心理、贵和心理、尚德心理）；汉字中所蕴含的物态文化（汉字与生老病死、汉字与衣食住行、汉字与经济活动、汉字与天文地理、汉字与动物植物、汉字与文房四宝、汉字与颜色）；汉字中所蕴含的制度文化（汉字与姓氏文化、汉字与家庭婚姻、汉字与宗法制度、汉字与宗教文化、汉字与兵法吏、汉字与教育、汉字与文字狱、汉字与生肖）。
教学指向：通过对汉字的文化解读，感受汉字超凡的表意功能和它在形体中积淀的丰富文化元素，蕴含的厚重文化信息，帮助学生积淀汉字文化素养，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激发对汉字和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教学课时：80课时
第六单元：汉字之尊——汉字与人类文明
教学内容：世界文字知多少、汉字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汉字和汉文化、汉字与兄弟民族文字、汉字改革面面观、汉字与流行文化、汉字在海外、东方汉字文化圈。
教学指向：了解汉字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贡献，触发学生对汉字的敬畏之情，唤起学生对汉字文化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了解以网络文化为代表的流行文化对汉字文化传承产生的消极影响，增强学生规范用字的意识，激起维护汉字文化纯洁神圣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汉字文化起源篇4
通过对汉语的考古发现人类思维起源于物质世界，也就是说人类的语言是由物质世界刺激人的感官后所产生的。
哲学最大的分歧主要在认识论方面，汉语考古的成果恰恰解决了哲学这一基本的问题。人的思维是从哪里来的？有些人认为世界是唯物的，有些人认为世界是唯心的。通过对汉语起源的解密，发现人的思维是来源于客观存在。
哲学并不像国内外专家学者们所说的那么高深莫测。其实哲学是很简单的。哲学的本意就是人受到挫折后生存的学问，或是如何使人类避免受到挫折的学问，包括认识论和方法论。
哲学研究的范畴主要是人类生存的问题。而哲学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又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唯物和唯心是哲学的分水岭！一部分人认为人是上帝造的，一部分认为人是进化而来的。大家争论的焦点就是人和万物到底是谁造的！
西方的哲学家尼采说上帝死了，东方的哲学家却说上帝走了。不管东方也好，还是西方也好，都说明上帝已经离开我们不在了。
100万前年人类已经出现了。那也就是说，上帝已经在100万年前走了。既然，上帝走了，那我们就把所要研究问题的时间段落定位在最近的100万之间。
我们抛开那些无谓的争论，假设能够证明人类在近10万年间，人类的意识是来源于整个客观世界的。如果，这一点能够得到证明，就足以说明唯物论在之前的10万年间是正确的！
那如何又能证明人类的思维是来源于客观存在的呢？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载体。也就是说，假设，如果能够证明人类的语言来源于客观存在的事物的话，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除了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外，人的Dna也应该算是人体内的客观存在。
汉语是人类目前保存较完整的没有间断过的古老语种，也可以说是人类语言考古的活化石。所以，研究汉语对中国人乃至人类的文明都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汉语最具代表性，主要是因为汉语中存在着很多的虚词、副词、形容词和介词等。假设世界是物质的，那汉语中的虚词、副词、介词和形容词都应该来源于实词，也就是一定来源于客观世界存在过的事物或是实物。
如何找到汉语语言中虚词、副词、形容词和介词对应于客观世界的实物，就是研究和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点。如果一旦这关键点被证明，也就证明了人类在近100万年间，人的意识来源于客观物质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在100万年间就是相对的真理。把哲学引入时间概念称作哲学相对论。
不管任何民族，其语言起源的最小单元都应该是男女。由此推论，任何民族的语言起源都应该是男女。汉语也是一样，最早也起源于男女。由于男女之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所以，汉语的起源的根本就是男女的生殖器，即阴阳。阴阳即辩证。
由于汉语起源于人类生殖崇拜年代，所以，汉语大部分的字和词都和男女的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必然联系。这就是《德庶汉语阴阳理论》。
汉语有别于其他民族语言的就是同一个音有多声调的变化。一般，汉语同一个音多为四声。现发现汉语最早是通过同一个音的声调变化来描述同一事物的运动状态或运动轨迹的。
一般情况是现代汉语的第三声是事物的主题，二声一声是过程，四声是事物的结果。这一发现，称之为，《德庶汉语四声理论》。
汉语和其他民族的语言发展过程一样，都有一个缓慢的时间和空间的过程。大脑在接受外部世界和自身内部刺激的同时，产生了语言。语言先在少数人群中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不断地被多数人认同。语言随着岁月的流逝，不间断地传播，随着人口的不断扩大，语言的发展就越趋于成熟。当人口的数量达到语言所需要的最小基数后，语言趋于稳定，这就是语言的发展全过程。
语言从发展到趋于完善经历了漫长地时间过程。人类有些语种产生于1万年到10万年之间，也就是说当社会出现之后，语言才真正得以完善。这也说明不管任何语言从产生到完善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语言是时间和空间产物，也就是说，通过语言本身可以去追溯时空，从而找到人类语言中留存的远古时空的痕迹。我们把这一推理称作为《德庶汉语时空理论》。
不管任何民族都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而且，有文字的历史几乎都没有超过一万年。社会出现之后，由于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需要，文字出现了。这里所说的文字就是语言的代用符号。
在没有文字出现之前，汉语的一个音代表一个实物，也就是最初一个音所代表的就是一个意思。随着汉民族生活领域的不断扩大，一个音所代表的字义也在不断地延展，所以，汉字又出现了通假字和同音字。
换话句话说，在没有文字出现之前，汉语同一个音最早就是一个意思，也就是同一个音对应的是一个本源或一个实物。这个结论称作《德庶汉语同音字理论》。
汉字符号的形成是基于汉字的基本意思，通过想象和逻辑创造的象形符号，也叫象形文字。汉字符号的特点是由基础的简单的象形符号通过字义的逻辑关联，在平面上进行的有机拼图。所以，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符号里面蕴含着很多原汁原味的远古的语言信息。从汉字符号中寻觅信息称作《德庶汉字符号理论》。
通过《德庶汉语阴阳理论》、《德庶汉语四声理论》、《德庶汉语时空理论》、《德庶汉语同音字理论》以及《德庶汉字符号理论》，这五个汉语研究的基础理论,已经成功地打开了破解汉语起源以及汉字符号的大门。
现在已经证明了，汉语的虚词是由实词而来，形容词和副词也是由实词而来，介词助词也是由实词而来。实词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汉字文化起源篇5
所谓年度汉字，就是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字。各地民众根据一年内发生的国内国际大事，选定一个汉字反映全年焦点。2015年12月21日上午，“汉语盘点2015”年度字词揭晓，“廉、互联网+、恐、反恐”分别当选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际字和国际词。这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机构连续十年举办该活动。
从去年的“法”到今年的“廉”，一字乾坤，足以让人窥见中国社会的世态和世界变迁的万象。截至2015年12月7日，汉字评选活动共收到网友推荐字词11000余条，有效字词800余个，微博“汉语盘点”相关话题阅读量也达到800余万。
社会民生的晴雨表
关于汉字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如今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五千年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往往又被称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利用现代汉语应用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并进行动态分析、统计和研究，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与商务印书馆开展的一项重点工作。其中评选年度汉字已经成为一项对当年社会民情综合考量的晴雨表，当选的汉字，既有对社会时代变迁的呈现，也有象征国家命运的重大标识。2015年，是“汉语盘点”连续举办的第十年。在汉字评选活动中，“廉”字收服人心成为大家普遍认可的年度汉字，而这被看作是对上一年国内候选词“反腐”的延伸，反映出人们对净化社会环境、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迫切期待。
有专家指出，年度汉字的评选在信息交流“短频快”的时代，起的实质作用是加深公众对自身、社会、国家、世界的理性思考。同时，汉字言简意赅的特点恰恰在信息高效流通的时代，成为推动汉语文化向世界文化靠拢的助推器，这种自带象征意义且具有一定探讨价值的评选，使得基于个体情感而形成的自由表达，凝聚成的是所有人对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而真正追根溯源起来，年度汉字的评选最开始是从1995年的日本先行开始。在日本，年度世态汉字的评选又叫今年汉字，是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最先向民间发起的一项全民参与的评选活动。从1995年发起至今，日本的汉字评选活动已经进行了整整20年，而中国汉字年度评选则在2006年才逐渐在国内兴起。但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年度汉字的概括性和高度“浓缩性”，都是对一个国家民意、社会焦点、舆情走向的集中反映。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字和词的文字游戏，像反腐和法，它体现的是汉语言魅力，同时有些字词也不仅仅代表一个政府的态度，也会体现治国理政的措施，而汉字评选更反映出社会关注的普遍问题和老百姓关注的社会问题，因为这一切还与民生密切相关。”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如是说。
汉字听写综艺热播
顺应“汉语热”在世界形成的影响力，目前，在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以及众多行业、媒体、单位，年度汉字评选早已成为每年岁末的“例行传统”。马来西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从2011年开始马拉西亚也成为继日本、中国等国家之后提倡进行年度汉字评选的国家。
担任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席的吴恒灿说，汉字拥有数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马来西亚举办年度汉字既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也是对当年全国大小事件的总结，评选年度汉字十分有意义。基于目前加入汉字年度评选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他建议推动所有举办年度汉字评选的国家和地区能成立年度汉字联盟，形成共同推广中华文化的合力。
而说到对中华汉字文化的推广，这些年鼓吹的“汉字危机”时不时会引起部分国人对汉字文化缺失的恐慌。在反思危机形成的背后，人们将“提笔忘字”的尴尬归结为对汉字审美的钝化。以汉字听写节目热播趋势为例。此前在电视媒体播出的《汉字英雄》和《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一经播出，收视率便连续杀入全国前十，而且引起了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每日电讯报》、法国《世界报》、日本《读卖新闻》、韩国《中央时报》等众多国外媒体的广泛报道。
两档以“汉字”为主角的节目何以引发如此效应？事实上，汉字听写比赛高收视率的背后，是国人汉字手写能力普遍下降的严峻现实。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不断推进，人类文字记录的方式已经发生革命性变革，键盘上“敲字如飞”常常代替了一笔一画的汉字书写。提笔忘字、频写错别字，正成为一个令人忧心的文化现象。
而就目前汉字发展的背景，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承认，在新技术的冲击下，早已忘记了汉字中还蕴藏着丰富的中华文化与艺术。作家王蒙也曾叹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那么，在写不出汉字的背后，最终如何达到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国书法家赵长青就建议，各地都应该“在师范学院里增设书法专业，扩大招生”；明星巩汉林也曾建议公务员考试应将汉字书写作为阅卷的一个重要标准，并在大学开设硬笔书法课，提高学生们对汉字的再认识和书写能力。
难道汉字真的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其实不尽然。目前，随着“汉学热”、“国学热”不断升温，孔子学院在全球建立，汉字文化传播展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即使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各种语言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但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依旧将延续和传承中华文化。
汉字文化起源篇6
关键词：汉字教育；小学语文；学习途径
汉字应用于各个方面，小到谈吐之间，大到文化之间的交流，而针对刚刚接触汉字的小学生，学好汉字是很重要的。它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文化，在语文课堂上如何让更多的学生学得更多的汉字呢？这也正是教师们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学生在课堂上要体会到汉字的魅力，掌握汉字的方法，识得更多的汉字。因此，教师对于汉字的教育一定要掌握适当的方法，既不能过多地要求学生机械地记忆，又要教出乐趣。
语文教学中充满文化渊源，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典故，汉字的认知并不是所想的那么简单，语文教师要把汉字规划分类，从一点一滴做起，所以，汉字文化教育从小学开始就要受到重视。
一、加强汉字文化教育，提高汉语文化能力
汉字文化教育对于学生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常常把汉字的教学方法曲解，只是机械地让学生记忆，并不在乎方法的对与错，出现教学方法的错误会使学生对汉字的认知能力下降，从而失去学习汉字的意义。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可以先把汉字拆开讲述，把每个字体形成的意思进行讲解，让学生理解速度加快。例如，狠、恨、很这三个字读音上很相似，教师为了让学生区别字的写法，可以讲解这几个字的含义，这样有效地解决了学生区别字的烦恼。
汉字文化教育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包括教师让学生用拼音标注不会的字，提前认知不会的字，这无疑加剧了汉字文化的缺失。加强汉字文化的教育，可以拓展学生的思维，多多讲解汉字的由来和典故，更能够激发学生对汉字文化的兴趣。
二、加强汉字文化教育，传承中华民族文化
小学汉字文化教育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延续的起点，让更多的汉字文化教育形式出现在小学课堂上，这是教育新背景下必然实施的教育形式。汉字文化的教育在当今社会已经越来越重要，文化传承中它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会有中华汉字的身影，孔子学院在各个国家也被普及。在一些大型比赛节目上，汉字听写也被当做一项比赛内容。而在小学的汉字文化教育上教师也可以在教会汉字的基础上，开展一些汉字方面的比赛活动。例如，汉字听写大赛，大赛前几名用获得奖品和奖状的方法鼓励学生，还可以举办汉字由来讲解大赛，比赛的目的不在于奖项与奖品，而是激发学生记忆汉字的能力，更好地加强汉字文化教育。
小学汉字文化教育势在必行，教师只有从小学教育开始才能够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向世界文化方向发展，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和学习汉字的热情。
总而言之，学习汉字文化教育，应该从小学语文课堂做起，语文教师要将汉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让更多的学生了解，把汉字文化的魅力共同传递下去，让学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使者。
汉字文化起源篇7
关键词：古文字构造法；汉字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六书理论
汉字的发展经历了从图到字，从少到多，从抽象到具体的漫长历程。古人研究文字，有“六书”之说，就是将汉字的形、音、义三者统一考虑。
什么是“六书”呢？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又作《说文解字序》）中提到：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郑“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本文将以六书理论为依据，结合甲骨文、金文字例分析汉字的基本构造模式。（转注和假借虽在“六书”之列，现一般认为其实为用字方法，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造字法。在此将不作列举。）
一、指事字
汉字中一小部分是由象形字和一个指事符号构成，而这个指示符号表达汉字的本义。这类汉字称为指事字。指事字中常见的基础汉字有“上”“下”“一”“十”“本”“末”等。
以“中”为例：
甲骨文和金文中（）为旗形，代表两军部队，中间部件为两军中间不偏不倚中立地位的非军事地带。又作空旷地面的中央地带，由旗杆标出位置，方便部族聚集。
在讲解汉字“中”的时候可以结合“中原”（中国）、“中央”以及中国国旗等文化知识给学生予以介绍。在汉语教学课堂中，积极适量地加入相关的中华文化知识在里面，不仅可以满足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欲望，还可以增加课堂趣味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象形字
汉字源于物形。物，本身有其音，据此物所造之字也就被赋予了读音，由此产生的汉字便是象形字。此类汉字教学中，应该抓住象形表意的特点，用图画和分析字形的方法理解字义，记忆字形。由于造字规律所限，常用的汉字中，象形字大概有仅两百个左右。但是这二百多个象形字对于提高汉字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有着重要影响。常见汉字如“日”“月”均是象形字。
以“牛”字为例。
甲骨文，以牛头代表牛，突出牛角这个主要特征。文字表达牛这个物的含义。
金文，仍是以牛头为象形。因为金文是浇铸而成，浑厚的笔画使牛头的额形象更完美。
其它类似用于表动物名称的汉字有“马”“猪”“龙”“鸟”“羊”“鱼”“虎”
“象”“鹿”等。实际教学中，可以如上图所示范，结合动物图片演示汉字的出现和演变过程，加深学生印象。
具体的汉字课堂教学中，还可以让学生“画”汉字。每个学生选择可不同的汉字进行演示，然后根据画出的“汉字模型”在班级上跟所有师生一起分享其中的故事，故事中可以再次穿插图画把汉字作出进一步演绎。通过“画”汉字和“讲”故事，用编写绘本故事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动手、动脑、课堂展示所学汉字，表达各自的见解，对汉字中蕴含的深层次文化内含进一步探讨学习，加深学生对汉字的了解以及汉字学习的兴趣。
三、形声字
形声字是在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由表示意义范畴的意符（形旁）和表示声音类别的声符（声旁）组合而成。意符一般由象形字或指事字充当，声符可以由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充当。“形声”以其一半表音、一半表意的结构模式，适应了记录汉语的需要，是一种最能产的造字方式，成为创造汉字的主要方法，现代汉字中，形声字的数量最多。然而，由于汉语发展历史久远，古音与现代汉语发音有说不同；古语有云“十里不同音”，区域汉语方言发音有出入，我们在看待形声字声符时，不要纠结于其在汉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发音。
以下是汉字的声符（音符）举例。
常见汉字以“方”为声符的如：芳、坊、纺、放、仿等。
金文常见汉字以“平”为声符的如：苹、砰、评、坪等。
常见汉字以“方”为声符的如：俘、孵、浮等在课堂教学中，应积极借助多媒体教学工具，让声符发声，意符表意，帮助学生建立起形音、形义联系，理解字义。可以采用现有的教学资料，也可以让学生参与制作视频短片，语音文件，小型话剧表演等方式演绎、诠释汉字含义。抓住汉字读音演变规律，使教学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让传统上枯燥的汉字学习变得丰富多彩。
四、会意字
由两个以上不同物形符号组合在一起，可以从中领会其意思的字，简称会意字。会意字是象形字的发展，不同的象形符号用不同的形式组合在一起，表达不同的含义。会意造字法产生的汉字数量更多，使用更广泛。会意字造字法演变出的常用汉字用“家”“休”“朋”“友”“明”“从”
“森”“胖”“多”等。
以“福”字为例。
甲骨文中，左边“t”形部件意为祭祀用的供台；右边部件意为双手举起酒器。会意为祈福。文献记录中显示“福”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多钟不同但是类似的写法，归根于古人汉字书写还没有统一规范。但是，“福”字的根源和演变在上面完全可以体现。
教学中，可以将福字在现在汉语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引入，介绍春节以及春节有关的传统。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加入书法入门课。
五、结语
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对于母语是表音文字的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来说在认知书写上必然是困难的。如何让汉字学习更加有趣，吸引学生而不是让学生“闻汉字色变”是汉语教学工作者应该重视的。分析汉字的造字模型，探讨汉字衍变过程和规律，有利于激发学生汉语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生的汉语学习水平。
汉字发展至今，经过数千年的演变过程，以及近代的汉字繁简字改革，基本上已经定型。汉字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在进行汉字教学、演示汉字演化规律过程中，适量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让汉字教学中的文化渗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文化知识的引入也能加深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有利于学生的跨文化认知水平的提高。
汉字教学也不应该只停留在对外汉语教学初级教学阶段，应该让学生认识到汉字学习对于了解中国文学，尤其是古代诗词作品的重要意义。音、形、意兼备的汉字在诗词中可以传达深厚的文学意境。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通过开设汉字课程，融入书法、绘画等中国元素，让学生欣赏汉字美，才能真正体会中华文化及文学最品种蕴藏的深厚美学。
【参考文献】
汉字文化起源篇8
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
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
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
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
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
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
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
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
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
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p2)
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
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
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
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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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起源篇9
关键词：语言文字；中国文化；越南文化；影响
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南征百越之地并在当地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中国封建王朝开始了在越南的郡县统治，越北地区就进入汉文化圈，并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间对越南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在两千多年的积累中深深沉淀下来的，它不可能因为人为因素的影响而消亡。直到今天，越南的许多方面仍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汉语在越南的传播
汉语传入越南是随着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南征百越开始的。到了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大批的文人因此避居相对安定的交州，并在此地以各自的方式传播汉语和儒家、佛教文化。汉语伴着人员交往及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通过口头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输入越南，汉语输入越南在两汉时期达到了一个繁荣阶段。汉语在北属时期作为官方语言传入越南并得到了推广和应用。而且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北地区的直接统治，并在此地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政策，以及一大批中国官员和文人在当地积极传播和推广汉文化，使得汉文化逐渐深入越南，并为当地士人所接受，成为古代越南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汉语也因此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载体，在“化训国俗”的目的驱动下，连同它所负载的汉文化内涵一同输入，并深深扎根于交趾地区。正是这种语言与文化的双重影响，为北属时期结束后汉语在越南的继续传播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唐代，中央王朝加强了对交趾地区的控制，设置了安南都护府，强化吏治，大举兴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安南文人与中原士子的交往十分频繁，这一切都为汉语和汉文化的传播拓宽了道路。公元10世纪，越南脱离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取得了独立。独立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终结汉语在越南的传播历史，反而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繁荣阶段。这主要是因为越南的封建统治者从儒学中找到了一种能用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权利的牢固意识形态。出于统治需要，越南统治阶级大力推行儒学，把儒学作为其统治的精神支柱，一切政令、建制、律典都效仿中国，大力推广汉字，规定汉字为全国通用文字；建文庙、塑孔子和周公像，建国子监、国子院，诏天下学子入院学习四书五经，仿中国的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等等。中国文化在越南的影响更加深入细微，而且由越北地区扩展到了中南部地区，最终使整个越南融入了“汉文化圈”。传入越南的中国典籍和历代越南文人用汉语写成的著作，共同构成了古代越南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学术资源。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宋、元、明、清诸代，汉语继续保持着源源不断输入越南的局面。
1885年，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之后，法国殖民当局为了割断越南与中国之间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等传统关系，也为了全面推行其殖民化政策，在确立法语的“宗主国语言”地位和逐步建立起西方化的教育制度的同时，强制在越南推广应用拉丁化的“国语字”，并于1917年取消科举，废除了汉字。汉语在越南的影响由此被削弱，但这种影响是无法根除的。目前越语中大量存在的“汉越词”（即指唐代以及唐代以后输入越语中的汉语词，其语音体系是在唐代汉语音系基础上形成的），对现代越南语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越南语言学家阮文修估计，越语中约有60%的词是汉越词。数量如此多的汉语词输入越语中，大大丰富了越语的表达功能，改变了越语词汇的结构成分，对越语走向成熟，不断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文字方面
在汉语传入越南以前，越南是没有文字的。直到这一地区被纳入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版图，汉字从此传入才结束了越南没有书写符号的历史。在北属时期，汉字就一直作为正式的官方文字。在越南独立建国后，汉字仍然一直高居于封建国家正统文字的地位。不论是官方文告还是许多重要的史学、文学、法医学等著作都是以汉字撰写的，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更以汉字为首选文字，汉字因此成为越南古代文化的首要载体。汉字以及它所负载的汉文化自传入之日就对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促进越南科学技术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汉字和汉文化的输入以下了越南民族的语言，甚至有些了越南民族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越南流传至今的大量用汉字写成的哲学、经学、史学、文学等文化典籍既说明了汉字在越南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越南人精通汉语汉字的程度，更说明了中越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和中国文化对越南文化的深远影响。
此外，汉字还制约着越南使用过的第二种文字――喃字的创制、应用、演变和发展。喃字是以汉字为基础创制的，它借取整个汉字或汉字偏旁，以汉字中的假借、形声、会意等造字方法创制而成。它是一种复合体的方块字，每个字的组成都需要一个或几个汉字。因此喃字体现了汉文化对越南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正因为喃字在字形、读音和造字方法等方面都受到了汉字的深刻影响与制约，使得它只能屈居于从属地位，汉字在越南被尊称为“儒字”或“圣贤文字”，喃字则被越南统治阶级和士夫学子贬为“不正之父”。
总之，由于中国较早地进入了封建社会，其文化发展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在中越文化交流中，汉文化始终处于主导文化的地位。汉文化对越南文化的影响，经过2000余年的积累和沉淀，已经成为越南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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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起源篇10
关键词：简化形声假借异体字
引言
汉字自产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发展变化着。从横向看变化总是细微的、偶然的、个别的、无规则的，但纵向观察就会发现汉字形体变化巨大，由最初的图画文字到后来的大篆、小篆，再到隶书、行书、草书、楷书。汉字这样的发展变化肯定是有规律可循的，贺群在《形体学视域下的汉字演变研究》一文中认为，汉字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和趋势就是简化、声化和规范化，繁化和讹变是汉字发展变化的特殊现象。张桂光在《汉字学简论》中提及声化的两个表现：第一个是假借的普遍使用，第二个是形声字的创造和大量增加。本文认为假借的产生和形声字的出现都是简化的一种形式。而且这些年来国家针对汉字规范化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了使汉字更简单通俗，最大限度地发挥汉字的应用功能。综上而言，笔者认为汉字发展规律以简化为大趋势。
一、简化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记录汉语、辅助汉语的同时为社会服务，过于繁杂的字形会影响应用功能的发挥。而且，从认知接受角度来说，汉字作为汉语的辅助交际工具，形体理应简单，便于学习。如“准备”和“准洹笔峭一个词，简化后废除“洹保群众易于学习接受，符合大众的求简心理。因此，从运用功能角度来说，汉字必须简化。此外，汉字自身的发展特点、书写工具与载体等是促进汉字简化的重要因素。
汉字起源于图画，原始人们倾向于利用图画描摹事物，好像是为了强调它们和被代表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这时使用的主要是象形、指事和会意几种造字方法构成的表意文字，它们是通过表意表音的，人们看到图形，首先想到与其相关的客观事物，其次读出表示该事物的词的读音。这时的文字非常繁杂，写起来像画画，既慢又难。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字的重点不在象形性，而在于它的代表性和实用性，因而文字慢慢线条化和符号化，在这个过程中，汉字的形体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等阶段，汉字的笔画、笔势、结构等都大大简化，其中“隶变”和“楷化”是汉字简化过程中的两个里程碑。隶变促进了汉字的合并和省略，“简化了汉字结构，减少了汉字笔画，汉字进入了以简化为主的时期”①。隶变一段时间后，楷化就开始了，楷书在汉隶基础上进一步简化，主要体现在笔法和字体态势上。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马庆株曾说：“东汉后期出现楷书，从此字体才稳定下来，汉字形体是汉朝定型的，一直用到今天，这样我们的文字才称为‘汉字’，到现在为止总共使用了约1849年。”②这意味着，虽然隶变已经实现了汉字的彻底笔画化，但是到楷书阶段，基本笔画的标准样式才最后定型。
二、简化的几种形式
汉字简化的形式有很多种，朱海娟、徐瑞的论文《试析汉字演变的规律性》从字体简化、字形简化、笔画简化等方面论述了汉字的简化趋势。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每一种新字体的出现，都意味着旧字体字形的一次简化，因为它使汉字字形变得便于书写了”③。字形的简化包括改换笔画简单的偏旁、合并简化（就是把几个繁体字合并为一个简化字，如“阜”和“邑”都简化为“软耳刀”）、笔画简化三种情况。本文中，笔者主要就形声字、假借字、异体字的统一三种简化方式展开论述。
（一）形声字
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追求书写的快捷性，于是汉字字符逐渐简化，字形本身表现出来的意义信息弱化，为了保持汉字表意的稳定性，引发其形体构造方面的变革，原有意符和其他意符或者音符相结合，产生了大批形声字。形声字形声相益，既有形旁又有声旁，一半表音，一般表义，这种以兼音表义的方法造字的过程实为形声化过程。据统计，甲骨文中的形声字占20%，《说文解字》中占85%，《康熙字典》中形声字占90%以上，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形声字在汉字中所占的地位。形声字基本用旧符号组成新字，避免创造更多新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字形上的简易化。试举两例：
星，古时，为了将“日”、“月”、“星”三个事物区别开来，将“星”作三日，汉字形体趋向繁化。后来，随着汉字构形系统的发展，汉字的形声化有所加强，给“星”添加声符“生”，同时将三日减成一日，这样，既将“星”与“日”、“月”区别开来，又使形体得到了简化。
惊，繁体作“@”，字义其实很难跟字形统一起来，最多看出它与马有关。为了表意准确，简化成“惊”，间接表达心慌。
（二）假借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裘锡圭先生把假借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本无其字的假借，二是本字后造的假借，三是本有其字的假借，本文论述的假借单指本无其字的假借，古汉语虚词“其”、“之”及双音节词“犹豫”，都是假借字，语气词“夫”和指示代词“夫”都是假借丈夫的“夫”字，还有很多音译外来词，如“沙发”、“尼龙”、“罗汉”、“巧克力”、“麦克风”等，都是本无其字的假借字。
古人造字时，有些事物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字形或者说为了不使文字数量无穷尽增加，于是借已有字形为新事物标音，同时代表新的意思，这就是假借。类似于一些学者提出的“同音替代”的简化。假借以全字为声，借已有音同、音近之字记录那些抽象的、难以描摹的新词，从而控制文字孳乳。借它字标音，避免创造出更多更繁杂的文字，控制汉字的数量，从这个角度来讲，假借法的产生为汉字简化作出了贡献。
（三）异体字的统一
在整个汉字形体演变历史中，由于繁复和简易的矛盾，导致大批新符号陆续出现。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历来以不同符号表达各种不同概念的词，这个特点使符号数量必然随着语言发展而增长，于是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形：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往往有几种不同形式和结构。在文字学上，我们称这种代表同一个音节同一个词的不同形式和结构为“异体”。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说：“异体字就是彼此音义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严格地说，只有用法完全相同的字，也就是一字的异体，才能称为异体字，但是一般所说的异体字往往包括只有部分用法相同的字。严格意义的异体字可以称为狭义异体字，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可以称为部分异体字，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广义的异体字。”④文中举出了很多异体字的例子，由此可见，异体现象在汉字系统里非常普遍，汉字的简化过程其实包括异体的取正过程。
最初的图画文字是不分左右的，一个字往往有好几种写法，这种现象就是异体，诚然，异体现象很早就出现了，但真正意义上的呈现异体字历史传承关系的著作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其中术语为“重文”。其他一些著作中提到的“异体”都只是古代文人学士的一些比较零星的看法，正式使用“异体”这一术语指称汉字异体现象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因重视汉字简化问题时才有了异体字这个概念。
过多的形体增加了学习困难，影响了人们的交流与沟通，“不但给认字人们不必要的负担，并且容易造成字形混淆和写错字，增加混乱”⑤。没有了共存依据，自然就要舍异取正。其中最典型的两次舍异取正就是秦李斯发起的“书同文字”运动和1955年12月由文化部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联合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当然，由于表意的需要、简化的需要及其他种种原因，两者的异体字取正肯定不同。但不论怎么选择，简单和易于接受都是第一准则。
结语
关于简化形式，众学者看法不一、各执其词：据张书岩说：“系统提出汉字简化法的第一人是钱玄同”⑥，他归纳出来的八种汉字简化方法细致而全面，对后世影响极大。即1.全体删减，粗具匡廓，如圩魇伲p作关。2.采用固有草书，如作为，作实。3.仅写原字的一部分，如作声，m作虽。4.用简单笔画代替原偏旁，如⒆髁酰作边。5.采用古体，如淖鞔樱作云。6.音符改少笔画，如h作远，w作迁。7.别造简体，如^作灶，作响。8.假借他字，如K作姜，鬃骷涪;周园提出简化形式包括：简化声符、简化义符、同音替代;李传书在《怎样认识汉字的演变规律》一文中提出汉字简化主要表现在简省笔画、删除重复、截取部分、改变造字法和改换偏旁等方面。笔者认为形声字、假借字及异体字的统一是汉字的简化形式。
注释：
①张书岩.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3.
②马庆株.简体字古已有之.中国教育报，2009（7）.
③徐志奇.汉语文字学概要[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99.
④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3.7月修订版：198.
⑤蒋善国.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90.
⑥张书岩.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11.
⑦参见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语文出版社，198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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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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