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理论知识篇1
1.知识管理理论。斯克姆对知识管理的定义是：为实现组织目标，通过创造、收集、组织、传播、应用和开发等一系列规范化、系统化的管理手段对知识进行管理。知识管理的内容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知识本身的管理，即对显性知识、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互作用的管理。野中郁次郎将知识的特性（隐性和显性）与知识创新主体结合，提出了SeCi组织知识创新螺旋模型。该模型将知识创造过程划分为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化、内在化四个模式，反映了组织知识创新的动态特征和创新的全过程。知识社会化是隐性知识之间通过共享手段转化成新的隐性知识；知识外在化是通过言语和行为等手段将隐形知识表现出来，形成显性知识；知识组合化是将显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融合起来，形成更加系统、完整的显性知识；知识内在化是通过学习等手段将显性知识变成自己的隐性知识。第二种是知识基本过程的管理，体现知识线性价值链，其过程包括知识的获取、表示、共享、应用、创新以及存储等几个环节。
2.系统设计思路。基于知识管理理论，基础教育改革项目管理系统应该符合如下要求：
（1）符合“省级管理部门-试点县区-试点学校-试点班级”四级知识主体的要求。
（2）符合项目信息采集、项目活动计划、项目过程监控、项目成果总结四个环节的知识管理需求。
（3）符合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获取、表示、存储和共享的特点。其中，从知识基本过程的管理角度来设计，针对知识获取，拟收集项目基础数据、教师和学生能力状态数据，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通知、方案、活动人员名单或总结报告等数据文档，再进行归类整理，提供搜索，形成可用的、有价值的统计信息和知识；针对知识存储，规定统一的数据结构和规范，利用数据库对适用性知识进行存储，便于相互交流借鉴；针对知识共享，遴选推荐优秀案例或总结报告，推送至前台门户网站，将存储的知识分享给项目参加人员，并构建邮件系统和异步交流论坛，促进项目参加人员分享显性和隐性知识。
二、总体架构设计
基础教育改革项目管理系统分为后台管理系统、前台门户网站两大部分，其中，后台管理系统包括基本数据管理、项目信息管理、项目活动管理、教师能力状态监测、学生发展状态监测、站内通知邮件、在线论坛、前台门户管理七个模块。前台门户网站对外宣传试点项目的通知公告、文件、活动、成效等。根据试点项目分级负责、分级管理的要求，系统采取省级、县区、试点学校、实验教师四级管理模式，操作用户相应分为省级部门管理用户（含管理员和领导）、试点县区管理用户（含管理员和领导）、试点学校管理用户（含管理员和领导）、实验教师和项目专家等四大类。用户登录之后，可以访问后台管理系统。前台门户网站面向公众用户开放。
三、功能模块设计
1.基础管理。该模块用于管理系统的基础数据和设置，分为基础数据管理、系统参数设置、模块管理、用户权限管理、系统帮助等子模块。系统管理员利用模块管理，可以对后台系统的菜单模块进行添加、删除和禁用，指定模块标示和aSpX页面，动态维护后台系统的菜单结构。用户权限管理模块，用于实现系统权限的分配和管理，包括用户管理、角色管理、用户组管理、用户权限分配。基础教育改革试点项目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涉及到的部门层级多，用户人员广。有鉴于此，该系统采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来实现用户与访问权限的逻辑分离，RBaC的基本思想是：定义一组用户集和角色集，在特定的环境里，权限被赋予角色，而角色被指定给一个用户，此用户就拥有了该角色所拥有的权限。
2.项目信息管理。该模块对参加试点项目的部门和人员的基本信息进行管理，包括试点县区管理、试点学校管理、实验班级管理、实验教师管理、项目专家管理等子模块。各级项目管理人员可以对所辖区域内的项目信息进行查询、统计、导出和打印，以图表方式查阅统计结果，及时掌握试点学校、实验班级和实验教师的数量与结构。其中，数据图表采用JavascriptCharts实现。
3.项目活动管理。该模块用于对各级部门、各类项目活动的计划、实施、总结的整个周期进行管理，便于上级部门监控下级部门的项目工作状态，以及收集下级部门开展项目的佐证性材料，实现项目知识的获取与存储。
（1）活动计划管理，包括上报活动计划、审核活动计划、查阅活动计划统计。每级部门均可上报本级的活动计划，活动计划表需要填写活动内容、起止时间、参加对象人员、活动地点、活动类型、活动负责人及联系信息等。其中，活动类型包括考察学习类、会议研讨类、培训训练类、展示观摩类、实验研究类、评比竞赛类、检查评估类等。下级单位的上报活动计划为待审状态，经上级单位审核后，即进入已审核待实施状态。
（2）活动实施管理，包括实施活动、填写活动报名表、审核学员报名。活动计划经过上级单位审核后，可以向下级单位活动通知，将活动添加到活动实施表，后的活动进入“正在实施”状态，纳入进程监督和考核验收的范围，活动承担部门需要定期上报活动完成的比率。上级部门可以通过所属地市、试验县区、活动实施状态等字段，筛选监控活动实施情况和完成率，可以对完成率进行排序比对。活动参加人员名单是项目活动的重要佐证材料。经授予权限，实验人员和非实验人员可以填报活动回执进行报名。活动承担部门能够对报名名单进行审核，并导出活动人员名单用于会务工作。
（3）活动总结与存档，包括填报活动总结、审阅和浏览活动总结。活动结束后，要求参加教师撰写教师个人总结，活动承担部门撰写活动总结报告，作为项目活动开展的过程性资料进行存档。活动总结的主要属性有：活动效果评级（1~5级）、审阅状态（不存档、存档）、分享范围（不共享、本级部门内共享、后台共享、前台共享）、上传附件（活动的文档资料、视频、图片等）。
4.教师能力状态监测。该模块包括掌握进度监测和能力档案监测，用于对教师参加项目所需能力的掌握进度进行监测，对教师参加项目的教案、获奖、参加活动情况及总结报告等各种档案信息进行管理。教师能力状态监测利用一个基于系统设定的、包含二级项目的评价量规，由教师本人及上级管理部门进行评价，具体分为个人自评、学校评价、县区评价、自治区级评价等四级评价。评价量规中的每个评分项目由未知、知道、理解、掌握、精通五级（用1~5分表示）构成。定期评价教师能力状态，及时更新教师得分。各级管理人员可以按教师、学校、县区三个层面，对教师掌握能力情况的得分进行查询和统计。
5.学生发展状态监测。该模块用于对实验学校学生的中高考成绩和综合素质等方面的发展状态进行监测，包括上报监测数据、学生发展状态分析等子模块。
基础理论知识篇2
内容提要：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分配权利与利益的平衡机制。在信息的生产、专有和使用之间达成平衡，是知识产权制度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利益平衡因而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基础。它涉及到智力产品的创造、传播之间的平衡、智力产品的创造和使用之间的平衡以及知识产权人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等。知识产权制度本是一种确认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品的专有垄断权的制度，但通过其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围绕知识产品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得到了均衡，从而保障了这种制度宗旨的实现。
（一）
“平衡”也可以理解成均衡。所谓均衡，用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看，是指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1]在知识产权理论上，平衡涉及到在信息的生产、专有与信息的接近之间达成平衡。知识产权可以看成是一定的信息，从信息产权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可以被看成是一定的信息财产、信息产权。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信息的容量总是有限的。在这个有限的信息量内，信息的专有和公有具有彼此消涨的关系。专有的成分太多，势必会给信息接近造成障碍，从而影响到公众对信息的获取以及信息的自由流动，最终将妨碍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的实现；公有的成分太多，则会形成知识产权的弱保护，可能导致对信息的生产的原动力严重不足，从而造成信息的稀缺，最终也不利于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制度应当在信息的生产、信息专有和信息的接近之间达成一个适当的平衡。平衡论特别是强调利益平衡的平衡论就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基础。
知识产权是一种专有权，或称之为垄断权。这种垄断权的授予无论是从智力创造的劳动学说、还是从智力产品的人格属性或者激励主义层面上都具有充分的正当性。然而，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或称为智力产品）具有无形性、继承性的特点，从而使之也具有公共商品的属性。换言之，社会公众对其也有合法的需求。知识产权法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现创造性表达的最大化。该法律通过创造者对其劳动果实的权利和未来的创造者自由表达的权利之间探寻一个适当的平衡，并试图实现这样的目标。缺少知识产权的保护将会减少对于创造的激励；而创制垄断权的过度的保护会超过创造性表达的原材料。这样一来，立法者在进行知识产权立法时，必须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立法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激励创造者并在多大的程度上使公众获得利益；第二，在多大的程度上垄断权的授予会损害公众。这种垄断权的授予，在适当的条件下，赋予了公众一个利益，该利益超过了临时的垄断带来的弊端。例如，著作权法就提供了两种机制，通过这两种机制著作权所有人的权利可以获得保护，而不会损害公众接近信息。这些设计的第一个方面是，在具有著作权性的表达与不具有著作权性的思想与事实之间做了明显的区分。一方面，作品中的思想不具有著作权性，主张保护思想会因为阻碍了信息的传播而减缓社会效用。另一方面，思想的表达受著作权保护，通过这种保护，著作权法为作者的权利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第二个方面是确保公众需要利用信息和作者对于原创物的垄断之间的一个适当的平衡的手段。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知识产权人对智力产品的垄断和社会公众对其的合法需求构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这种矛盾始终存在，知识产权制度从设计（立法）到实施都体现了这种矛盾的彼此消涨。为了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宗旨、功能，确立平衡原则具有关键的意义。否则，要么是知识产权权利的权利过大，损害了公众接近和利用智力产品的权利和利益，从而使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通过对智力产品提供充分的保护，激励对社会有益的创造性智力产品的生产，同时有利于广泛传播这种知识产品，从而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无从实现。或者要么是损害知识产权权的利益，使智力产品生产的原动力不足，同样使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不能实现。
从国外几百年来知识产权立法的轨迹看，一方面，知识产权人的权利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在不断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公众信息自由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围绕着立法设计和实施，在背后作为一个根本的指导原则在起作用的实际上是利益平衡的原则。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一般的法律中同样存在这种原则，甚至它被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论。[2]然而，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利益平衡之特色较之其他的部门法可能要强得多。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所致的：（1）对于一种权利明确被法律赋予专有权，这在其他法律中不多见；并且，在知识产权法中，必须解决好这种专有权的范围、限度——法律上体现为对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时间性和地域性等，以及公众可以自由或有限地接近的领域和程度；（2）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决定了其立法设计必须围绕专有权的分配和公有领域的设定、专有权和公众权利的合理、公平配置展开；（3）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专有权在不断的膨胀，而社会公众对智力产品的合理需求同样在不断扩大，两者始终处于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之中，需要不断修改立法来加以完善；[3]（4）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利益平衡原则被用于指导司法实践。
利益平衡论围绕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与社会对智力产品的合法需求这对矛盾，探讨利益平衡原则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及通过剖析知识产权中所涉及的各种权利的配置和利益的分配，试图提出一个以利益平衡原则为基础和核心的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应当说，这一思路和理论构建在知识产权法理论意义上是值得充分重视的。这里先从信息的生产、控制与信息自由、对信息的接近之间的关系初步阐述这种平衡论的思想，然后再提炼这种思想的一些实质性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利益平衡确实可以作为认知知识产权制度的一种方法论。
（二）
对个人所有权建立以“自由”为基础的权利将会创造有形物中的财产基础。然而，对财产权的以自由为基础的讨论，则可能会得出反对知识产权制度的结论，因为专利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垄断权妨碍了其他人以某种方式占有智力财产的自由，知识产权制度限制了思想的自由流动和个人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主张知识产权存在道德上的障碍，它妨碍了个人自由，故应该被废除。这些权利限制了涉及到合法占有财产的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行为的全部范围。与有形财产权仅仅排除其他人对于该物的控制相比，知识产权是排除了人类行为的全部领域。
从表面看，“自由”和知识产权似乎是不匹配的，因为有形客体中的财产对行为的限制只是及于特定的商品，而观念客体的财产限制涉及到没有空间和时间界限的全部范围的限制，涉及到除了被国家授予垄断权以外的人的所有合法占有的智力财产。也就是说，知识产权在限制自由方面与其他财产权的限制不同。有形客体中的财产权根本就不限制自由——它们只是限制行为。以拥有一个苹果为例。甲拥有一个苹果的实质是，在他希望时他可以随意地处置它，而这要求其他人在任何时候需要时却不能拥有它。但这不等于说，除非甲允许，否则其他任何人不能拥有一个苹果。但知识产权则不同，它不只是如对有形财产的所有权控制一样——排除他人对于该物质的控制，而是涉及到人类行为的很多领域，甚至涉及到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4]知识产权则确实限制自由。如前所述，有人正是从知识产权限制个人自由的角度认为知识产权由被授予特权的那些人限制了“涉及到合法占有财产的在时间和地点上不受限制的行为的全部”而主张知识产权存在道德上的障碍。这种被限制的自由从信息产权的角度讲，实际上是信息的接近和利用的自由，或者简称为信息自由。知识产权和信息自由是否为完全对立的关系呢？是否确实因为知识产权“是抑制自由的特权”而应该否定这种制度呢？这里得借助于利益平衡论的观点解决这个疑团：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利益平衡机制。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兼顾了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和社会公众的自由接近信息的利益，最终使得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对信息接近的有限的抑制，扩张了信息的总量，为更大程度的信息自由提供了保障。从权利的自由度看，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社会在权利界定与分配上实行的是“专有区域”与“自由区域”的分野。所谓专有区域，是指知识产品创造者独占的领域，在专有领域中，他人使用知识产品一般既要征得权利人的同意也要向其付酬，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法定许可、强制许可），虽然不需要征得许可，但是要向权利人付酬。所谓自由区域，是指对知识产品的使用，既不需要征得许可，也不需要向权利人付酬。著作权制度中的合理使用原则就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专有区域的设立，可以为智力创造者从事智力产品生产提供足够的激励，在经济学上讲是有效益的。自由区域的设立则在不损害智力创造者的利益的前提下促进的信息的传播和利用也是有效益的。这种专有区域与自由区域的分配，实际上反映了知识产权人和知识产品的使用人利益的平衡问题。
作为信息选择的工具，知识产权通过专有权的保护，对信息的有价值的交换带来了便利，并且达到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获得福利。另一方面，信息的使用者以不损害信息的交换价值的方式利用信息，这会相应地刺激信息的交换。在信息的生产、交换、流动过程中，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看，信息的最佳分配关注的是怎样构建一种信息生产和传播的制度，使其最大限度地分配相关的信息给那些最需要使用信息的人，而不是怎样地被公正地分配的问题。这样一来，知识产权制度必须考虑一下一个平衡问题——知识产权法有效地促进信息的选择和分配，而不会损害信息提供者扩散信息的积极性。
知识产权对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流动的限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知识产权也确保了思想和信息总流量的增加、确保了思想和信息的公开、确保了信息的专有只是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时期内，从而促进了信息的有效选择和分配，协调了专有权利与公众对信息接近的权利的矛盾，最终实现了对知识产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均衡保护。
从信息产权的角度看，增加智力公有物容量的最佳的办法是通过分配信息的和更广泛的知识产权增加对产生新信息的激励。思想和信息的有效的公开，自然是思想与信息自由流动和传播进而促进信息的分配的必要条件。在促进思想和信息的公开方面，特别是通过产权激励促进信息的公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促进思想的使用和传播。除了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比较特殊外，专利、商标制度对于权利的获得、保护都有公开的要求。特别是专利制度，技术公开是其非常重要的特点。专利法律赋予发明者以专利垄断权，排除他人对其发明的某种使用，以换取其发明向社会公开。这种直接激励公开的产权模式甚至被演绎为专利制度的一种重要理论——契约论。即国家以授予发明者专利权为代价，换取发明者将其发明向社会公开，国家和发明者之间就好像是在订立一个契约一样。当代的著作权制度虽然一般没有公开的要求，著作权人要实现其权利也必须公开其作品，否则著作权只是处在一个期待权利状态。由于人们学习知识离不开对他人思想成分的吸收，思想与信息向公众公开对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不可缺少的。当智力创造者把他们的思想公开时，专利和著作权将会增强而不是限制思想的自由流动，虽然它们仍然限制了思想的广泛使用和自由的传播。
再有是，知识产权制度对权利的授予不是绝对的；相应地，其对信息和思想的接近的限制只是相对的。这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中的权利限制。如那些反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学者如果看一看权利限制的一面，他们就可能发现他们的主张与知识产权制度的本意不相适应。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确立的如合理使用、权利穷竭、侵权例外、强制许可等限制形式确保了在相当多的场合接近信息不受限制，特别是为个人使用、非赢利性目的和教育目的来使用专利或者著作权作品。如果限制自由对于知识产权有消极的后果，那么可以包括更多的对于所有权的限制。
（三）
知识产权理论上的利益平衡论，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以下几个原则：
1.对创造者从事智力创造的激励与对智力创造物的传播的激励的平衡
人类通过智力上的努力，创造了作品、技术、产品，形成了智力上的财产和信息资源，这些财产与资源通过进入市场流转被社会公众所利用而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这些智力财产在市场中的流通显示了其经济价值，在所有权被确认的范围内，它们被称为知识产权。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说，这些智力财产的实现取决于智力产品的创造成本、潜在使用的需要、市场结构，以及允许其所有人控制其使用的法律权利。其中后一点尤为重要，它既涉及到智力产品所有人即知识产权人权利的实现和对智力产品生产的激励，也涉及到对智力产品在市场中的流转的效用，用信息产权的语言来说即是信息扩散的效用和程度，也就是对智力创造物的传播。
因此，在完整的平衡意义上，仅仅对于信息、智力创造物的创造激励还是不够的，信息的传播、智力创造物的使用同样重要。一种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可能使智力创造的激励达到最大化，但如果没有对传播的相应的激励机制，这种知识产权制度的整体社会效用就难以称得上是最佳的。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人财产权，成本与利益共存表明它在观念上可以作为一种激励创造的东西。但这种权利的背后支持的是对智力产品扩散和接近的需要。在建立知识产权的规则时，社会必须建立这样一种平衡：知识产权人控制其智力产品的需要以及使用者使用的需要，如个人对智力产品的必要利用、进行后续发明、智力创作的需要等。
换言之，这种制度应当在创造和传播知识产权方面创造一种适当的平衡。一种不让革新成果不被广泛使用的制度可能比较少强调创造但确保新思想和创造性作品广泛传播的制度得益要少些。例如，许多专利因为没有找到商业市场而从来没有被商业上的使用，此时商业化的刺激就与对创造的刺激同等重要。在这点上，该制度通过以下几方面为刺激创造与激励传播提供了重要保障：（1）准许以市场为基础的促进创造的刺激；（2）尽量使创造活动的成本最小化；（3）为实现经济与社会目标，及时规定发明与创造的公开与合理的公正使用制度；（4）通过与其他规则或经济制度相互衔接，像反垄断政策、影响知识产权价值的贸易与政策等。
虽然知识产权中的不同的制度的经济和社会目标不相同，它们却都试图在为开发新技术、信息产品和艺术创造中提供充分的激励，并且确保在智力产品的有效分配进入经济中达成平衡。从政策工具和市场运作机制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制度对于解决市场中开发和信息流转的失败，是一个极佳的手段，因为对智力创造的刺激是以市场为中心运作的。实际上，在当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中，它被建构为既保护作者和发明者的努力，同时尽可能广泛地传播信息。
从我国的几部知识产权专门立法来看，对激励智力创造与激励智力创造物即智力产品的传播都被看重，可以认为比较好地实现了这种对创造与传播的平衡。以《专利法》为例。在我国第一部《专利法》即1984年《专利法》的起草过程中，对是否应当建立中国的专利制度曾存在激烈的争论，反对者的主要意见是，专利法通过专有权的授予会产生对技术的封锁和垄断，影响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这种意见实际上把专利的专有与发明创造的传播对立起来。《专利法》实施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专利法》在起到鼓励发明创造作用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制度构建使发明创造被广泛地推广应用。这些制度构建表现为专利的公开制度、许可和转让制度、权利限制制度、有限的保护期制度等。
再以《著作权法》为例。我国《著作权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保护作者等著作权人的利益与保护邻接权人的利益并举，以达到既促进优秀作品的创作，又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的目的。处理好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的利益关系，始终是《著作权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原因是，作品创作和作品的传播是一种源和流的关系。没有“源”当然谈上“流”，作品的传播自然是建立在作品的创作的基础之上。但是，作品的传播对于实现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利益也具有关键意义。没有有效的传播机制，作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将很难实现。如果再考虑到社会公众对作品的需要和利用，作品的传播的意义就更大。正是基于此，我国《著作权法》在确立以保护作者权益为核心的同时，注重协调著作权和邻接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注意均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5]实践证明，这较好地实现了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
应当说，在促进智力创造与传播上，商业秘密法律有其特殊性。尽管商业秘密法律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促进智力创造的公开和传播，因为它以保密作为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整个制度的层面上，商业秘密制度最终是促进了智力上的努力。所以，以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否认激励创造与传播的平衡这一特点是不可取的
2.创造者从事智力创造的激励与使用者对智力创造物的需求、使用之间的平衡
从“利益”的角度看，在智力产品中，智力创造者和其他对该智力创造物享有权利的知识产权人以及社会公众都有合法的利益。创造者的合法利益的根基是基于其智力创造的事实行为，而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的根基则在于智力产品的社会性、继承性、人类自身发展对知识共有物的合法的需求。只要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思想的公有，它能够被每个人不受限制地使用，那么每个人至少与在荒野中第一个占有资源的人一样，有机会去占有思想。在那些通过私有化从公有中移除的那些思想与社会主要依靠的那些思想之间，有一个平衡。这有点类似于罗尔斯的关于不同时代之间对待公正的问题的观点。罗尔斯认为，不同时代之间一个固定比例的留存准许每一个时代有同样的收获并在未来做同样的投资。[6]这可很好地印证知识产权。像在一个思想的银行投资一样，思想的公有增加了。在一个特定的智力创造物中，存在着智力创造者或者其他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潜在使用者的利益需求。使用者的使用可能是作为“公有”的思想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作为“专有”的部分。专有的部分之所以也能够被作为使用的对象，是因为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中已经限制了这部分专有的权利，以便利公众的接近。这种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则是创造者对智力产品的专有和社会公众对其合法的、正当的需求的平衡。实际上，试图阻止个人性地使用他人的发明或者创作物可能会严重地威胁到他的个人。作者创作和发明者进行发明的意义和尊严也要求他人来使用创作物或发明以促进智力产品的公开和流转。但问题是，知识产品的创造者和知识产品的使用和消费者的立场和出发点是不同的：知识产品的生产者追求垄断利润的最大化，可能会忽视社会对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合法的最大化的需求；知识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则从知识产品的公共商品的特性出发，他们会追求怎样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大关注是否会损害知识产品生产者的利益。从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信息和非竞争性商品的角度看，为允许最大限度地接近信息，知识产权法在实现最佳社会效用目标中存在一个信息分配的问题。这样也提出了在激励信息的创造与信息的接近之间建立一个理想的平衡的问题。该问题的实质是对智力创造的激励与公众对智力创造的使用与需求的平衡。
3.知识产权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知识产权中的私人利益是不言而喻的。知识产权中的私人利益表现为通过被赋予专有权，知识产权人可以凭着对智力创造的独占而获得精神和经济上的利益。现代各国的知识产权法无不对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作出尽量周全的规定。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目的，也在于保护知识所有者的知识产权。并且，近些年来，这种专有权有不断扩张的趋势。以我国新修改的几部知识产权专门法律——《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为例，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强化了对权利的保护。这种强化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人的私人利益。不过，在自我利益市场知识产权私人利益的可能的膨胀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例如，《知识产权哲学》一书的作者peterDrahos在该书第六章《财产、机会与自我利益》中即认为在市场中自我利益行为者的行为在知识产权膨胀中的危险：“在抽象物中的财产权给那些所有人在市场中的战略性的机会。这些行为是给他们一个警钟。即要认真考虑适合他们的这些权利的行使和重新设计。结果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分开了。”他认为在自我利益的竞争性市场上，知识产权人会进行有限制的竞争，因为他会自然地开发限制模仿的战略。
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只是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机制的一端——知识产权这种私权中还存在着公共利益。知识产权中私人利益的过度膨胀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使知识产权制度的公共目标无从实现。从利益平衡论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制度也试图在激励功能和知识产权法的分配之间，在公共和私人利益之间确立一个精妙的平衡。科尼斯（Cornish）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商业价值的思想和信息的适用。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政治与法律的活动主张强化对思想保护类型。但没有国家对思想的创造授予长期的财产权。这种特权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含义是值得注意的。关键的是通过这种保护获得的平衡适合于国家经济的需要。对不同的标的法律给予的保护不同。不同的标的运行的规则也不同，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达成不同的平衡，即社会的整体利益是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个人利益则是确保对于其智力上的努力或者是资本投资或者劳动能够有一个公平的价值。[7]行为人过多地占有信息自然会导致不平衡，相应地应受到公共利益的约束。
从利益平衡论的角度看，知识产权中的公共利益也是值得充分重视的。这样一来，就牵涉到知识产权中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首先从关于财产的利益学说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加以理解。这里以西方最著名的庞德的社会利益说为例略加阐述。
庞德是上个世纪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任务、美国法学家。在他的观念中，利益是“人们个别地或者通过集团、联合或关系，企求满足的一种要求、愿望或期待；因而利益也就是通过政治组织社会的武力对人们关心进行调整和对人们的行为加以安排所必须考虑到的东西。”[8]他提出，二十世纪不再争论法的本质、权利、制度的出发点等问题，而是转移到人们的利益、要求，并重视调和各种关系。此时人们更多地关注实在的利益分配。但是，这种实在的利益分配离不开法律的社会控制手段。他认为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根本上必须在合作本能和利己本能之间维持均衡。社会控制的任务就在于我们有可能建立和保持这种均衡，而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法就是社会控制的最有效的工具”。[9]庞德的社会法学理论，“以承认个人生活的社会利益为基点”。[10]有学者认为，庞德的真正的学术上的贡献是找到了社会利益的平衡点。[11]笔者深为赞同。确实，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角度看待知识产权的正当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知识产权中的公共利益与“公共领域”有相契合的地方。知识产权中的公共领域涉及到资源共享的问题。在当代，人们注意到，存在着知识产权保护受经济利益驱动不断地升级和信息资源共享的呼声日高并存的两种趋势。在调和这两重利益方面，维护创造者的权利与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平衡作为知识产权法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起了重要作用。知识产权立法虽然立足于保护知识所有人的知识产权，但同时又注重构成这种产权的知识的充分公开和利用。特别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重视个人的经济权益和人身权益时，也要充分重视社会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才能实现繁荣和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目的。
进一步说，知识产权法尽管在总体上属于“私法”性质，但都有公共利益目标，只是在不同的知识产权专门法律中有所不同而已。如在著作权法中表现为，增进知识的学习、促进文化和科学的进步，以及方便接近信息和信息的流动。在专利法中表现为，信息的交流和接近技术与信息，最终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没有对公共利益的保障，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将无从实现。因此，在知识产权中，主要的公共利益也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建立在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上的对创造者和传播者的保护将是实现知识产权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主要机制。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认为利益平衡论是解读知识产权制度的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正如有学者所说，大多数法律制度采用功利主义的态度，认为知识产权追求发明和创造之间的平衡。知识产权是更平等主义的——知识产权具有有限的保护期并且能够被任何人所获得，它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酬报，[12]一种授权的手段。知识产权通常是被称为有天份的财产——它倾向于达成某种平衡。
（四）
知识产权法是一种激励知识创造，促进科技、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法律制度。社会的发展需要丰富多样的知识产品。赋予知识产品的创造者对知识产品的专有权是激励知识产品生产的重要法律机制。然而，知识产权法这种产权制度的运行是有代价的，这表现为专有权的授予限制了知识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为此，需要在知识专有权和知识共享权之间进行利益平衡，以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在几百年的知识产权立法设计和司法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利益平衡原则作为一项根本的指导原则起着实质性的作用。从国外知识产权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知识产权法中利益平衡原则通过司法实践得到了发展，回过头来又明确地用于指导司法实践和立法的修改与完善。国内外学者对知识产权法中利益平衡原则与机制越来越达成共识。在知识产权法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利益平衡始终是知识产权法发展的主旋律。知识产权在历史上总的趋势是不断扩张，这种扩张的背后也是利益平衡机制在起作用。在当代的知识产权立法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利益平衡依然是知识产权法的重心。正是基于此，笔者视利益平衡为知识产权制度之理论基础。
注释：
[1]参看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页。
[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外学者提出了利益衡量论的法律解释方法。
[3]实现这种动态的平衡，这恐怕是当代各国知识产权法被频繁修改的一个重要原因。
[4]在著作权领域的合理使用制度中，对“家庭录制”的限制就是一个例子。
[5]一般性参看笔者文：《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权益分配的均衡思想探析》，《知识产权》1996年第4期。
[6]J.Rawls，theoryofJustice，204-93（1971）。
[7]w.R.Cornish，intellectualproperty：patents，Copyright，trademarksandalliedRights，London：Sweetmaxwell，1996，thirdedition，4-6.
[8]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91页。
[9]引自罗·庞德：《法律的任务》，童世忠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0]引自庞德：《法律史解释》，曹玉堂、杨知译、邓正来校，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基础理论知识篇3
内容提要:劳动理论是认知知识产权的一种重要理论。该理论可从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找到渊源和依据。在劳动理论视野中，知识产权可从不同的层面加以认识，其中增加价值理论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知识产权的增加价值理论主要可从以下几点加以认识:智力创造性劳动是社会性劳动，这决定了智力产品或者说知识产品具有社会产品的性质;在知识产品的流通上，市场的相互作用的利益也是社会性的;建立在创造性要求基础上的知识产权使劳动增加价值变得更现实。
一
洛克的自然法理论，特别是他的劳动为财产权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观点，能够很好地阐释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自然权利观点可以说是关于知识产权制度性质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层面。自然法理论已成为解释知识产权产生缘由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运用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及其相关的理论来佐证智力创造者的财产所有权的正当性，在国外已有一些学者做出过初步探讨，得出的结论是，与对有形财产权的正当性相比，财产权劳动理论更适合于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佐证。笔者通过对洛克理论和知识产权理论的研究，也认同此结论。
实际上，从对自然法的罗马法根源的考察可以看出，在对待占有这一问题上，罗马时期即确认了“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所创造的东西属于他自己”的观念。从18世纪以来，财产的全部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上述这样一个观念上。在一定的意义上，财产的概念因而根植于自然法中。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特别是17、18世纪以来，这种观念越来越与“智力财产”或者说“智力产品”挂钩。在知识产权制度产生后至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人们也逐渐将劳动的自然权利的观念扩展到智力财产或者知识产权领域。人们发现，借助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所创造的东西属于他自己的观念和原则，把财产的概念和智力产品联系起来，可以为知识产权的正当性提供基础。这使得个人就其智力上的创造主张自己的财产权的全部观念在论证知识产权原理上具有重要地位。例如，Kolher指出，关于知识产权法的起源，财产与知识产权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对物的创造上。某人创造了一个新的物，他对于该物享有权利。[1]
在18世纪那时的法学作品已经确认，当某一个人基于自己的劳动和努力而对某物实施实际控制时，该物属于他自己。并且特别强调制作人、作者、画家在创制新物中的劳动与努力。他们所确认的个人对于因为智力劳动和创造所产生的东西应该被赋予财产权的原则，为佐证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起了重要作用。在18世纪的自然法中，“智力财产”原理受到重视。该原理即是建立在个人有对自己的智力上的创造主张财产权、智力财产的创造者对于其智力创造物享有专有权的基础之上。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包含了对专利和著作权制度的确认。因而，这种具有深深的自然法根源的关于智力财产的观念，也深深地影响到了知识产权立法。这一观念与当代知识产权制度也完全相契合，在早期可以说促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1709年《安娜女王法令》的诞生，以及后来的法国《文学艺术产权法》的诞生。
同时，智力财产原理在早期的英美司法实践中也被清晰地体现出来。如作者对于其作品的权利不只是人为创造的特权的思想，也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之上的智力财产原理之中。在18世纪的millarv.taylor一案[2]中，王座法庭认为，《安娜女王法令》并没有移除普通法所确认的出版了的作品的文学产权。上议院在解释保护文学产权的正当性时指出:作者有权就其智力与劳动的成果进行收获，这是正当的;而未经同意，其他人不应该使用他的名字，这也应是正当的。反面论证的例子则是关于商标的案件。在1879年美国最高法院一个案件中，[3]法院使用劳动理论模型主张商标不受保护。法院一方面提到，被保护的创作物是智力劳动的果实;另一方面则指出，商标不受保护是因为它不是有头脑的作品，因为它没有想象、没有天赋、没有劳动的思想。当初美国最高法院拒绝赋予商标以财产地位，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的创造物中没有明显的劳动。[4]又如在19世纪美国最高法院的wheatonv.peters一案中，法院认定一个文学人有权对他的劳动产品像社会的其他的成员一样拥有。[5]这些观点无不隐含了作者对其作品的权利是自然权利而不是通过立法人为地授予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观念。可以说，自然法原则在法律中的确认，连同其对18世纪的哲学的影响，进而形成了财产权与知识产权概念具有正当性的基础。自然法原则在确认知识产权上起了主要的作用。确信一个付出了智力上劳动和努力的个人创造者有权享有其劳动果实，确立了解释知识产权正当性的基础。在当代，关于知识产权正当性的财产权劳动学说的自然权利观点，仍是知识产权理论上一种重要的观点。
以下将在劳动理论的视野中探讨佐证知识产权正当性的一大理论——增加价值理论。
二
增加价值理论主张，当劳动产生了增加的价值时，劳动者对物的增加的价值享有某种利益与权利。增加价值理论与值得理论中的避免理论不同，它不考虑劳动是否为愉快或者不愉快的性质，关注的是为何劳动为社会层次上的财产提供了正当性。
关于增加价值理论，可以联系到洛克学说的一个论点。该论点涉及到个人施加的劳动不足以解释商品的整个的增加的价值，而只是解释增加的价值。对洛克理论批评的一点也就是它不能解释完全所有权的正当性。如果借助于经济学理论，在解释授予个人的权利方面，也不能确信一个特定的权利在所有的情况下会产生有价值的结果。为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种以制度结构为基础的“兼顾”劳动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的提供正当性的模式，并将其运用到为知识产权与工业产权提供正当性上。
该模式认为在形成制度的规则中，两种类型将被区分:结构性规则和确定地位的规则。结构性规则确定了在不同的个人之间分配的权利和义务的界限。确定地位的规则确立了这些界限是怎样由结构性规则来定义的，这将在特定的个人之间来分配。另一方面，一套或者是同一套结构性规则能够总是与一套以上确定地位的规则相结合。可以将形成制度的一套结构性规则称为制度性结构，而能够与任何制度性结构相结合的一套确定地位的规则可以被称为确定地位的变量。根据这种理论，关于财产权的经济学理论与洛克的劳动理论可以以下流行的方式被解释:前者涉及到对于私人所有权和无形财产的制度性结构的正当性问题，后者涉及到法律制度中确定地位变量的合理解释。
基于此，经济学理论具有这一含义:权利群弥补了私人所有权和无形财产（自然，假定获得生产和革新的理想的水平的合乎需要性），在社会上的存在是合乎社会需要的。在这方面，洛克的劳动学说表明，可被容许的确定地位的变量反映了每个人对于他自己劳动果实、天赋和能力的权利。简言之，关于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维护这一制度的正当性在于:（1）它有一个与社会对于创造性和革新相关联的、正当地建立在结构主义考虑之上的制度性结构;（2）在确立作者和发明者作为由制度性结构建立的权利的所有人上，它包含了确定地位的变量，而该变量在结果主义的意义上是被容许的。在结构主义方面——财产权的经济理论——是与结构性问题相关而不与确定地位的问题相关，像权利的赋予这样很明确的问题。另外，对全部物的占有，容易被认为是通过确定了物的内容，某物进入了财产权的范围，这被认为是财产权经济学理论上的一个结构上的事情，而不是劳动理论所关注的。与劳动理论相比，财产权的经济学理论似乎更能够有力地证明财产权覆盖整个“物”，而不是仅仅覆盖到“增加的价值”。[6]
关于基于劳动的自然权利，曾有学者担心授予的财产权与增加的价值不相符合。例如，Robertnozick怀疑为什么一个人拥有他施加了劳动的东西而不是失去他的劳动。他曾设想如果某人把一瓶西红柿酱投到海里，该人是应该得到海洋还是失去西红柿酱。[7]他的观点是，不能因为私人宇航员在火星上扫干净一块地方就能够占有整个火星甚至宇宙，也不能因为向大海投了一瓶西红柿酱而拥有整个大海。也就是说基于劳动的自然权利也要考虑到物的增加的价值。
对此，他明确地指出，对某物的劳动改善了它，使它更有价值;任何人都有权占有一个他创造了其价值的东西。[8]比较而言，增加的理论更加适合于知识产权。当思想的创造者在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时，通过允许他人从思想的公有中以较少的劳动获取财产而为他人增加了一些价值。知识产权的法律史就包含了许多增加价值的足印，知识产权的立法史不断地反映了发明家、作家和艺术家把增加的价值贡献给社会。
三
增加价值理论在论证知识产权正当性方面可从以下几点理解:
1.智力创造性劳动是社会性劳动，这决定了智力产品或者说知识产品具有社会产品的性质
与有形物仅仅与劳动联系起来不同，知识产品的无形性特征决定了能够比较容易地区分共有领域的东西和劳动者本人创造了价值的东西。在确定知识产品的正当性及其相关问题时，考虑智力劳动者增加的价值能为知识产权的确定和保护提供合法的基础。从劳动者劳动的成分看，劳动的内容包括在知识产品中的社会性劳动和个人性劳动。[9]所谓社会性劳动，它涉及的是知识产品成本或者说智力创造具有社会性:个人从社会中学习了知识，这些知识是当代和以前数代人积累下来的人类共有的财富。个人运用这些知识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智力创造物，这使得智力创造物建立在人类共享的社会知识的基础之上，使其成为社会性产品。或者说，智力产品——知识的大厦，是社会性的产品，这种个人投资劳动的产品包含了其他很多人的劳动。该创造物的价值不能完全归功于他的劳动。例如，考虑一下轮子。轮子对人类的全部价值不能都归功于最初的发明者。再考虑一下智力作品的产生。新作品的创作涉及到借用以前存在的作品或构建在以前存在的作品之上，以作为自己的素材。例如，新作品的构思，既包括了作者的表达上的贡献，也包含了以前作者创立的特点、情势、情节、细节等。以前的作品为新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一些创作的原材料。作出构思的作品的生产人偏向于表达受到保护，以补偿其投资。但他们又偏向于思想不受到保护，以使其生产成本较低。这样一来，个人不能对智力产品的所有价值主张权利。由于知识产品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产品，即令人们确认这些产品的价值完全是人的劳动的结果，这种价值却不能完全归功于某一特定的劳动者。
2.在知识产品的流通上，市场的相互作用的利益也是社会性的
一个在技术上产生重大突破的发明的发明者不能对于该发明具有完全的市场价值，该发明的市场价值是通过社会中的不同的人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市场产生的价值和智力创造物的承载体都是社会的产品。如果仅仅将智力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的市场价值作为该创造者创造的完全的价值，就会否认了其他人在其上的贡献，这种贡献甚至可能是巨大的。换句话说，当该智力创造者就智力产品主张市场价值时，这种市场价值应当被所有这些人分享——他们的思想对产品的最初形成做出了贡献。这些贡献者的大多数没有主张获得公正的份额的事实并不是把整个的市场价值给予最后一个贡献者的原因。智力产品来自于很多人的劳动，在市场价值分享方面，除了最后的贡献者外，其他人有权分享。
上面提到的市场的相互作用的利益，实际上也是个人之间相互的行为产生的增加的市场价值或者增加的知识公共积累。这些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产品、市场价值和共享的知识信息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由社会享有或者由社会来使用的。不过，信息和知识是无数的个人努力和劳动的结晶，是社会产品，与主张知识信息由社会享有或者使用，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这里涉及到知识和信息的“社会所有权”。虽然现实中，没有人为集体智慧的使用付费，在教育等领域已经间接地做到了:当父母为孩子的教育付费时，可以看成是社会知识宝库中的一部分已经被公正地购买了。这种形式，通过各种教育形式被扩展了，甚至还延伸到了不再接受教育的人们。所以，如果说社会以对一些知识信息的储藏提出补偿的主张，那么个人通过教育等形式已经公正地购买了这种信息。另一方面，社会占有了源于最初的智力创造者创造的知识和信息，以及对这种知识和信息的利用，社会也没有理由要求被补偿。智力创造者因为其智力产品的创造行为而对社会的增加的价值——虽然这部分价值至少最终是由社会享用，为智力创造者主张对该智力产品的权利提供了充分正当性。
3.建立在创造性要求基础上的知识产权使劳动增加价值变得更现实。
尽管知识产品的生产是一种社会性的劳动，它仍然是立足于个人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之上。正是创造性劳动增加了有形物的价值、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没有谁能够否认技术进步在人类文明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技术进步无疑是无数创造性劳动的结晶。也正是无数智力创造者的智力创造性劳动，使人类思想的宝库不断地推陈出新，使“公共商品”永不枯竭。如在mazerv.Stein一案[10]中，法院所指出的一样:通过由值得报偿的知识产权创造者所进行的智力劳动的努力，公共商品增加了。[11]换言之，他们对于公共商品的贡献使对其以财产权进行报偿具有正当性。当然，法院的这一解释带有激励论的味道。更精确一点地说，它是一个工具主义的规定，旨在报偿那些为社会带来了增加价值的人们;“通过分别赋予创作和发现的专有权，以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的进步”。[12]这些司法观点看起来是将劳动正当性的标准与工具主义的主张结合起来了，不过这种结合依然是建立在增加的价值之上。
与增加价值相联系的创造性要求在知识产权制度上在一般意义上最典型地体现为专利法中对专利性发明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三性”要求。特别是其中的创造性要求。在专利立法上，专利性发明被要求与现有技术相比有足够的进步，不是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一眼就能看得出的。
无论是我国《专利法》所说的“创造性”还是西方国家专利法所说的“非显而易见性”，都提出了增加的价值问题。为了满足专利制度促进技术进步的需要，申请专利的发明显然需要一些新的价值。在专利司法实践中，对争议的专利的增加价值的要求也经常可以看到。例如在美国，有法院主张专利法要求对现有技术的“修补”具有更大的价值。[13]当然，专利法要求的“增加的价值”只是相对而言的。那些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发明对现有技术的增加价值比一般性的发明的增加价值可能要大得多。专利法要求的增加的价值只是一个适度的价值，理由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看出几乎是作为一种直觉的事情。就“实用性”来说，对实用性标准的测试也支持了对增加价值的理论解释。[14]美国的很多法院主张“向前发展了一步”或者“比先前发展了”成为实用性要求的关键的一部分。[15]当然，在从增加价值的程度上理解有用性或者实用性，依然存在不同的认识。如在美国的Lowelv.Lewis一案[16]中，Story法官这样表达了他的观点:法律需要的只是，该发明对于良好的秩序和社会道德没有损害。因此，“有用的”是与有害的、不道德的行为相对照的。但如果发明这方面的缺陷较多，无论它是更有用还是有用性不够，是一个与专利权人利益相关的事情，而不是公众的重要性问题。如果是极端地有用，它会被陷入蔑视和不体面之中。[17]另外，再从新颖性的角度看，新颖性的要求保证了获得专利的发明的独一无二性，从而避开了对重复劳动授予权利。从增加价值的角度看，新颖性条件的满足促进了“公共商品”总量的增加，相应地增加了专利的社会效用。
以上阐述的要点是专利法对发明专利的要求涉及到增加价值问题。这里还有必要再考虑一下一种特殊的情况，那就是有些取得了专利的发明是无效力的、对社会没有增加价值的。例如，peterRosonberg提出，为满足标准的操作性，发明人不需要使其发明比完成同一结果的现存手段更好或一样。法律不需要问，该发明的有用性是怎样的。一个装置可能运行不是很好，但还是能运转。[18]还有的学者提出，一个可能不如完成同样结果的现存手段那样有效果或者有效率的发明没有增加对于社会的价值，但专利法包含了这样的发明。例如，某人可能对于一个晶体管计算机拥有专利，虽然很难想象一个技术复杂到能被它的后继者所取代。虽然后续技术为人们保留了一定的旧技术，但芯片技术取代晶体管技术是如此的彻底，以至在计算机专利申请中对于晶体管方面增加的任何价值都是极小的或是根本就不存在的。类似的情况，假设新的选举依赖于机器统计，错误率在任何选举中不超过百分之十。不仅这种糟糕的事存在，它的运用根本就没有价值。如果人们确信机器的错误率有百分之十，他们就完全靠手工统计。如这种“可操作的机器”不能获得专利，那它是增加价值理论的一个证据。如果他可以被获得专利，那么专利的授予很明显地不需要考虑增加的价值。[19]其实，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由于技术的更新很快，取得专利的发明的价值可能因后续发明的出现而大打折扣，但这并不能否认专利涉及的增加价值的要求。根据这种要求，像上面提到的“可操作的机器”就是不能够获得专利的。
我们可以接着分析一下著作权制度与增加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著作权法中，有对作品的创造性的要求，但没有新颖性要求。即使是在创造性的层面上，也比专利的要求低得多。严格地说，用“独创性”一词更准确。独创性要求排除了非独创性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地位，是促进社会文化进步的一个有力手段。独创性要求也保障了著作权法的积极的社会效用的出现。当然，在实践中，独创性可能是一个比技术问题更富有争议性的问题，以致在有些情况下，作者等人在诉讼之前很难知道他们确实有财产权。不过，独创性在实践判断中的困难并不能否认这一标准在确定作品性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的重要意义。例如，在19世纪的Burrow-GilesLithographoCo.v.Sarony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平板图可以获得保护，只要它是一个“独创的艺术作品”。[20]美国最高法院在另外一个案件中裁决，“福特总统回忆录的那些方面展现了作者的独创性”，因而受保护。[21]但是，独创性并不是指思想的独创性。一部作品可能根本不存在独特的思想，但照样可以满足保护的要求。在time，inc.，v.BernardGeisassociates一案中，Kennedy的电影被认为有独创性，为这类标准提供了一个解释。很明显，Za2pruder没有独创性思想——在它那一位置的大多数人装备一台照相机都能够照下来那一悲剧事件。该案是在非戏剧性照片和公共事情与地点的电影这些类别的保护上的一个显著性的例子。[22]
可能会有人提出，著作权法没有确保增加价值的要求;[23]相反，很多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一部作品可能在学术水平、风格、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像一首拙劣的诗，但这仍然不影响它的著作权性。其实这里是混淆了作品质量的好坏与著作权保护的价值的关系。著作权保护没有价值标准、创造高度的标准，这既是考虑到实践操作的可行性问题，更是考虑到著作权保护的功能。需要进一步理解的是，作品虽然没有价值标准、创作高度的标准，却与作品的独创性的要求并不矛盾。这里可以用上面提到的美国1903年Bleisteinv.DonaldsonLithograph2ingCo.案为例加以分析。在该案中，原告试图保护他的用于马戏团做广告的三幅平板画。被告则提出在授予之前应有一些艺术上的成就。最高法院则认为印制不会因为有限的艺术性而受到影响。Holmes大法官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写道:在其中的一个相当适中的艺术层次是不可减损的。除非在行为的语言方面有一个限制，他可以对于该物获得。另外，艺术性的要件明显地包含了价值的社会判断或者创造物的价值。将其减低为一个“适中的艺术层次”意味着从客体价值的社会判断到那个价值的主观的、个人的判断。这样可以对于更多的个人表达给予保护。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著作权保护在增进人类文化产品总体价值方面的作用。虽然著作权保护只涉及到思想的表达形式，而不是思想本身，思想表达形式的独创，足以体现智力创作中创造性劳动的投入和在增进人类文化公有宝库中的作用——尽管每一部作品的这种作用都是有限的。一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可能因为思想陈旧、内容平庸、表达方式单调而缺乏社会价值，但这不是否认就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总体来说，作品这种精神创造的有形表达在人类文明与进步中的巨大作用和价值。即使是对单个的作品而言，“增加的价值”的衡量在实际中的著作权保护中仍然是体现了的，理由是越是有价值的作品其被授予的著作权的行使就越充分。
易言之，作品的价值与作品是否受到著作权保护没有必然的联系，著作权的实现程度却与作品的价值有很密切的联系。那些流芳百世的作品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作品的价值最终是由社会来决定的。虽然在著作权法中可能具有增加价值的要求，分配及作品的价值认定却不能保留在著作权法中。有趣的是，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增加价值的理论也可以领略到。例如，在Sheldonv.metro-Goldwynpictures一案[24]中，一个适中的著作权分配原则建立了。在该案中，法官Hand和Hughes认为，当被告侵权电影只使用了原告剧本很小的一部分，且专家测试电影的成功使其成为大众明星时，被告侵权利润仅百分之二十分配给原告。[25]但甚至Hand做了这样的判决以后，他对分配问题仍评论到，“严格地说，问题仍没有解决”。[26]分配制度在著作权模式中作为一个理想的模式出现，这体现了人们把增加的价值的理论作为一个规范的标准的深信:被贡献了的社会价值应被获酬。[27]在保护的增加价值方面，我们还可以从著作权制度对精神权利的保护方面略加说明。这里以保护作品完整权为例。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一种典型的纯粹的精神权利。这种权利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中都做了规定。司法实践中这方面的案件常常可见。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正当性可以从智力作品的“人格性”得到说明，但从对这种权利的保护的社会价值和利益的说明来看，也可以为其提供正当性。简单地说，文化作品的保存对于所有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保护作品完整权的确立使得智力作品的原貌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从而能够满足实现社会文化完整性的目的。换言之，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实施能够使作品的最初形式被保存，能够有效地服务于文化流转。在阻止对作品的歪曲、篡改中，作品的原貌被维护，从而实现了智力作品文化流转方面的社会价值与利益。正如RobertaKwall所言“，对创造者个人权利的保护，使社会能够维护它的文化继承的完整性。公众享有创造者在最初形式中的劳动果实的权利和从这种创造物中获得的文化继承的权利无时间限制”。[28]
此外，在涉及到对信息的准财产保护的一些案件中，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禁止似乎也是基于增加价值的理念。例如，美国国际新闻服务公司诉联合出版社一案，[29]开辟了对于聚合的信息的准财产的保护。该观点涉及到了不正当竞争原理和禁止一方当事人占有另一方当事人的劳动产品的关于财产方面的观点。[30]此种占有发生的情况仅仅是获得产品的当事人相信该产品具有一些价值。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这种占有，人们不会以为取走了某个人的无价值的劳动是不正当竞争。该案涉及到不正当竞争是对另外一个人竞争优势的窃取———该“优势”具有社会价值。聚合信息的保护范围依赖于不公平竞争模型，它有必要借助于增加价值理论。如果劳动果实没有显著的价值，偷窃这种果实是对社会不友善的行为，但不是不正当竞争。相类似的情况是，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权利人也提出了对社会价值损失的主张。在商业秘密诉讼中没有法院会对于没有价值的商业秘密进行案件测试。[31]不公平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原则也根植于价值增加理论，这说明有些知识产权种类是在财产代表了对社会增加价值的环境下被审视的。当知识产权制度通过立法等形式被创造得更系统化时，财产理论似乎更倾向于报偿社会价值理论。
增加价值理论在知识产权法上的适用表明，对智力劳动果实的自然权利，没有同时确立智力创造者对该产品获得的整个的价值的拥有。知识产权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创造的现象，在市场和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中获得的市场价值与智力劳动者个人性地使用和占有其劳动产品是相当不同的两个方面。
注释:
[1]Keith，naturalLawprincipleUnderlyingintellectualproperty，12theSouthernafricaLawJournal506，（1990）.
[2]（1769）4Burr2308，98eR201.
[3]100U.S.82（1879）。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商标是建立在先占的基础之上。参看trademarksCases，100U.S.at94.
[4]100U.S.82（1879）。在该案件中，法院指出，没有对商标提供像和专利类似的宪法保护。从对美国宪法关于知识产权的条款的规定看，确实没有体现对商标的保护.
[5]33US（8peters）591（1834）.
[6]Horaciom.Spector，anoutlineofatheoryJustifying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8europeanintellectualpropertyReview（eipR）270（1989）.
[7]nozick，anarchy，StateandUtopia（newYork:BasicBooks，1974，175），175-82.
[8]nozick，anarchy，StateandUtopia（newYork:BasicBooks，1974，175），175-82.
[9]这里的个人性的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下面将接着分析创造性劳动在增加价值方面的作用.
[10]347U.S.201（1954）.
[11]347U.S.201（1954）.
[12]美国宪法第1条，ξ8，cl.8.
[13]Grahamv.HornDeere，383U.S.，1，25，（1965）.
[14]Brennerv.manson，383U.S.519，533-36（1965）（要求显示积极的社会利益以满足实用性的要求）.
[15]Connellv.Sears，RoebuckandCo.，559F.Supp.229，245（n.D.ala.1983）.Brown-Bridgemills，inc.v.easternFinepaper，inc.，700F.2d759，763（1stCir.1983）.
[16]15f.Cas.1018（C.C.D.mass.1819）（no.8，568）.
[17]15f.Cas.1018（C.C.D.mass.1814）（no.8，568）.
[18]p.D.Rosenberg，theFoundationofpatentLaw，1-03（2DeD，1985），ξ8.03，8-8.
[19]参看JustinHughes，thephilosophyofintellectualproperty，77GeorgetownLawJournal323（1989）.
[20]111U.S.53（1884）.
[21]HarperandRowv.nationenters.，471U.S.539，547（1985）.
[22]293F.Supp.130（S.n.n.Y.1968）.
[23]关于价值是不是确定的前提条件，在美国先前的案件中，存在不同的看法。自1903年的Bleisteinv.DonaldsonLithographingCo.一案中被消除。参看188U.S.239（1903）.
[24]106F.2d45（2dCir.1939），309U.S.390（1940）.
[25]106F.2d45（2dCir.1939），310U.S.50（1940）.
[26]106F.2d45（2dCir.1939），314U.S.49（1940）.
[27]HarperandRowv.nationenters.，471U.S.539，547（1985）.
[28]Kwall，CopyrightandthemoralRight:isanamericanmarriagepossible？38VanderbiltLawReview，170，69（1985）.
[29]248U.S.215（1918）.
[30]248U.S.234-35（1918）.
基础理论知识篇4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在坚持传统会计核算原则的同时,又要符合其独特要求,拓展或改变部分原则内涵。历史成本原则显得不合时宜,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应采用某种形式的市场价值,混合使用两种或多种计量基础,完整地反映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原则要做到对外对内报告并重,对外部投资者、债权人和内部经营者都要快速提供相关信息资料,满足多变环境的要求;为利于反映现金流量信息,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等因素,适应现实经济中的衍生金融工具等经济事项,权责发生制原则将与收付实现制结合起来运用,对网络经济以现金流动制为基础进行核算;配比性原则因“虚拟公司”的出现及合作各方要求合理分配实物资产、人力资产、智力资产的耗费,配比范围扩大了,核算方式也因不确定性要进行合理的调整;及时性原则有了更高的要求,在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基础上,会计必须能够随经济业务变化而变化,提供“实时”信息和预测信息;灵活性原则致使人力资源会计、知识会计在坚持精确计量的同时,合理地运用模糊计量方法,将精确计量和模糊计量有机结合起来;充分披露原则既要求反映财务资本的货币化会计信息,也要求将人力资源、知识资源在报告中全面、适当、公正地予以揭示和披露。
二、会计假设
1.会计主体假设。随着我国加入wto,在我国除了具有独立资金、完整组织机构和人员的经济实体外,将会更多地涌现出经济发展水平多样化和财产权益日益复杂化的虚拟主体。虚拟主体实质上是一种名义上或形式上的企业组织。在网络化经济时代,经济组织的结构和功能都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企业可以由多家独立公司通过信息技术进行迅速的联合和重组,形成一种临时性结盟组织,即虚拟公司。虚拟公司的出现,突破了以往的空间概念,它极大地改变了会计主体的存在方式,组成公司的各独立企业借助计算机网络迅速分组,随时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增加或减少组合。虚拟公司使会计主体变成一种新型的“相对会计主体”,这种“相对”会计主体,拓展了传统有形的会计主体假设。“网上公司”、“远距离多主体的网上合作体”等形式的出现,则突破了原有会计主体的“空间”概念。“媒体空间”中的会计主体会越来越多,外延也愈难以界定。会计主体应承认现实主体与虚拟主体并存,会计上对虚拟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计量及有关记录和报告,都应适应这个特殊会计主体的需要。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将有可能被“相对会计主体假设”所取代。
2.持续经营假设。基于现实主体和虚拟主体同时存在的情况,持续经营是假定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将按照既定的目标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但随着竞争加剧和风险增大,企业随时会出现被并购、清算、终止的可能,虚拟公司的经营活动呈现出即合即分的即时性特征,具有临时性和不可预测性,它能根据市场需要,适时介入、退出与转换,虚拟公司是一个存在于网上的临时性组织,进行的多是一次易,完成后即进行解散,因而引发对持续经营假设的挑战。有人主张代之以破产清算和破产清算期间假设。因为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更新、扩散的速度很快,从而经济活动面临着较大风险。正是意识到这一点,“网上实体”的经营活动便呈现出“短暂性”,因此,笔者也认为确立破产清算及破产清算期间假设,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3.会计分期假设。在网络经济环境下,虚拟企业随市场机遇的出现而产生,市场机遇的可变性决定了它的存续时间可能很短,甚至可能在几分钟之间就形成一个虚拟企业,完成一笔业务后即宣告解散,所以在一个极短时间内再划分时间段已无必要,只要把会计期间与交易期间统一就可解决该问题。因此,有人提出以虚拟企业的网上交易期作为一个会计期间,可以在一次交易后只编制一次会计报表便可满足需要。这样就不会产生成本费用的跨期分配问题,从而使收益等会计信息更真实、可靠。从另一方面说,在网络时代,计算机强大的运算和传输功能使企业财务管理由静态走向动态,使企业在任何时点,都可将已发生的经济交易和事项反映在财务报告上,企业内外部信息使用者可以及时地得到企业实时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而无须等待会计期末,因而网络时代信息传递的实时性使会计分期假设消除了时间的断点,因而网络时代信息传递的实时性也引发了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否定。笔者认为,对于网络经济可取消会计分期假设,对实体经济仍可适用会计分期假设。
4.货币计量假设。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已发展成为电子货币。货币出现了无纸化趋势,加上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这些对虚拟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又无法用货币计量,不能在资产负债表上予以披露。为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发展非货币计量单位,以使这些变动因素的计量变成可比性强和易于分析的因素,以满足利害关系人对这些非经济性信息的需求。会计是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全面系统的反映,为记录和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货币这样一个统一的量度,然而在网络时代,经济的全球化模糊了经济活动国内国外的界限,同时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活动的不断增长使得国际间各国货币汇率变动很大,这在客观上要求以全球一致的电子货币作为计量单位,以准确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
三、会计计量模式
1.对于实物资源,可沿用历史成本/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如果物价变动较大时,可在编制财务报表时,按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货币单位计量模式进行调整,以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
2.对于人力资源,可采用现行市价(或公允价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人力资源的计量,可分为成本与价值两个方面。人力资源成本的计量方法主要是历史成本与重置成本(现行成本)。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方法主要是现行成本法或未来贴现法。但人力资源(价值)因其强调人在未来服务期对企业的贡献,其计量是极其困难的,一般可以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以劳动力的现行市价计价。
3.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可采用现行市价(或公允价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由于大多数衍生金融工具,表现为一种合约,它只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而交易事项并未发生,故无历史成本可言,需用市价代表公允价值。
4.对未来需求须估计的事项,可采用可实现净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
5.对于衍生资源,可采用历史成本/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以及现行市价(或公允价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计量。
需要说明的是,公允价值是以当前的市场价格、现行价值为计价基础的计量方法,正好弥补历史成本的不足,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能较准确地披露企业获得的现金流量,能确切地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及所承担的财务风险。对于人力资源、特征各异的衍生金融工具“期货”“期权”“远期合同”等采用公允价值能较好地计量。
四、会计平衡公式
在一般经济学意义上,任何社会的生产经营过程都需要三个因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但在传统的会计中,将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投入者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好像只要有这些便可建立一个企业,自动带来收益,这显然是与事实相悖的。所以,笔者认为企业有两种所有者:一是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他们提供基本劳动条件;二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他们完成劳动过程。所以,客观上要求企业对劳动的投入必须和其他要素的投入一样对待,将劳动视为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会计中得到反映,与此相联系,劳动者权益与投资者权益一样需要在会计权益概念中得到体现。
会计必须对人力资源成本、人力资源价值、劳动者权益进行恰当的评价、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传统的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应修订为:知识资产+有形资产=负债+劳动者权益+所有者权益,即会计要素应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大会计要素再加上劳动者权益要素;利润分配也应随着劳动者权益要素的建立而由仅仅在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改为由投资者和劳动者共享。
资产包括知识资产和有形资产,这里的有形资产是传统会计上除无形资产之外的资产,在知识经济时代,它依旧是资产的组成部分。知识资产将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企业未来的竟争力和盈利能力往往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知识资产价值。知识资产=人力资产+智力资产+结构性资产+市场资产。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人力资产是实现价值和增值的基础;结构性资产则是保证和支持人力资源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资产;市场资产是企业资产获得市场价值,实现价值和价值增值的主要途径,没有合适的市场资产,资产价值难以实现和发挥;智力资产是知识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企业实现资产的价值和增值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知识资产是一种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软资产,是一种无形化的知识、技术、信息形态资产,是以智力劳动为主创造的一种非物质化的战略资源,虽具无形性,但它可借助一定的知识、技术等载体来展现,而不是虚无飘渺的事物,知识资产一般很难确认和计量,但它并非不可确认和计量。
五、会计确认基础
国际上有识之士实际上早已认识到权责发生制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收益表)和全面收益表的确认基础,但对另一个重要的报表———现金流量表的确认基础在会计基本假设中未予以明确。因此,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若用直接法编制,其直接的确认依据是现金流量制,但若用间接法编制时,表中的各项目的确认还是要通过权责发生制转换现金流量制。由此看来,权责发生制和现金流量制均应用来作为会计确认的基础。由于核算的“网络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会计部门和销售、经营、采购等部门业务相融合,经济业务可以实时地发生和结算,使得会计确认的基础将逐步由权责发生制转变为收付实现制。但会计确认基础需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现行会计制度中,权责发生制会计是以会计分期假设为前提的。在网络经济时代,大量虚拟企业的出现使会计分期假设受到了强烈冲击,因此,实现现金流动制正是未来会计发展的必然趋势。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相比虽然比较合理,但其只能用于历史的现金收支信息的处理,而现金流动制不止限于实际已发生的现金收支,它还包括可能的虚拟现金流量,可不受会计分期的约束,可随时提供会计信息,以保证会计信息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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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松.信息化时代企业会计理论创新探讨[J].煤炭高等教育,2004(3)
基础理论知识篇5
关键词：知识基础观；营销知识；营销能力
随着企业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化，学者们发现隐藏在企业能力背后的，决定企业竞争绩效的关键因素是企业掌握的知识，知识基础观(KBV)由此形成。知识基础观认为，企业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建立、应用、整合相关的知识，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企业的优势存在于它们卓越的知识创造与能力获取中。拥有普通技术知识和一流市场能力的公司总是打败了拥有一流技术知识和只有普通市场能力的公司，营销能力的缺乏使企业无力获得丰厚的商业回报。因此，在理解企业间的绩效差异时，必须考虑企业的营销能力。
一、知识基础观与营销知识管理
企业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而存在，企业内的知识，尤其是一些默会知识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现有知识存量形成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企业发现机会、配置资源的方法。知识构成了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这种知识资源的异质性解释了企业间绩效的差异。1994年，企业知识基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野中郁次郎(nonaka)提出了著名的SeCi知识管理模型。SeCi模型把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间的转化，个人知识与组织知识之间的转化概括在一个动态流程图下。他创造了知识创新的四种基本模式，这些模式形成一个“知识螺旋”，体现了企业的知识进化过程：知识从隐性到隐性的社会化模式、从隐性到显性的外显化模式、从显性到显性的组合化模式和从显性到隐性的内隐化模式。
如何定义和测量营销知识，目前在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moorman和miner(1997)把营销知识定义为“通过信息获取、信息传播、信息解释和组织记忆而产生的市场信息”；Kohli和Jawors—ki(1990)从市场导向视角定义营销知识，主要包括市场知识的生成、传播和响应；Hanvanich、Droge和Calantone三位学者基于Srivastava和Bohn等学者的研究，将营销知识定义为对于内嵌于产品开发管理、供应链管理和顾客关系管理的营销过程的理解程度。以往的营销知识概念大多片面地强调与市场有关的信息，尤其是顾客知识和竞争者知识，而忽略了学术界所形成的市场营销理论和营销实践工作中积累的营销工作程序和惯例。营销知识是关于如何有效开展营销活动的理论、市场信息和营销程序与惯例的总和。基于上述营销知识的定义，我们将营销知识管理视为：是系统地规划营销知识的过程，是建立相应的组织，创造、传播和创新营销知识的一系列过程，其对象是企业从事市场营销活动所需要的各种隐性与显性知识，包括来自市场营销理论界的营销理论知识、来自市场环境中的市场知识以及来自企业内部的关于如何执行日常营销工作的程序和惯例。
二、营销能力的内涵与关键子能力
(一)营销能力的内涵。最早意识到营销能力重要性的学者是Buchele(1962)，他对营销能力的内涵和营销能力的质量进行了敏锐的思考。他认为营销能力是指企业将营销资产捆绑在一起的胶水，可促进营销资产在市场上的有效配置。Hooley等学者(1999)针对营销理论界对于营销能力的构成及它们所影响的层面仍存在混乱的问题，提出一个由营销文化、营销战略和营销操作构成的营销能力层级模型。他们认为营销能力是一个整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企业收集的知识、技能和资源应用于市场相关的需求，使企业为其产品和服务增加价值，并应对竞争的需要。总之，营销能力是在执行营销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主要内容是对基础营销资源进行配置，营销能力正是在对基础营销资源不断的“试错”式的配置中得以提高；营销能力的形成以实现营销活动的目的为导向；营销能力是长期营销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组织和员工是营销能力的载体；营销能力是一种才能的存量，这意味着这种存量可以创造、增加，也会耗蚀。
(二)营销能力的关键子能力。营销能力包括三个关键子维度：市场感知能力、顾客联系能力和品牌建设能力。市场感知能力是企业在配置基础营销资源，感知市场趋势，做出相应决策和行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存储于组织和员工中的才能存量，包括两个维度：营销政策调整情况和新产品开发数量。顾客联系能力就是企业在配置基础营销资源以识别、建立、保持和提高与关键顾客关系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存储于组织和员工中的才能存量。衡量顾客联系能力的成效有：来自经济的维度，顾客保留率；来自感情的维度，顾客满意度。品牌建设能力就是企业在配置基础营销资源以建立、维持、提高和保护品牌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存储于组织和员工中的才能存量，包括三个维度：品牌的市场领导地位、品牌的稳定性和品牌的地理传播性。
三、营销知识管理与营销能力的整合机制
(一)基于KBV的营销知识的动态转化过程
1 组织自身知识与外部组织知识向内部员工Ⅰ型隐性知识的转化。组织通过历史积累，已存储了一定的显性营销知识(如营销理论、执行营销活动的书面化程序等)、隐性营销知识(如营销活动中员工自觉遵守的非书面化的工作惯例)和外部组织知识(如竞争者和供应商拥有的与需求、竞争有关的营销知识)。组织员工通过培训、学习及与外部组织沟通，便会吸收这些知识。此时员工的知识还未在工作流程中得到检验，只是员工头脑中所形成的一些初级的知识，我们称之为内部员工Ⅰ型隐性知识。
2 内部员工Ⅰ型隐性知识向Ⅱ型隐性知识的转化。在组织员工应用Ⅰ型隐性营销知识不断解决营销工作问题的过程中，内部员工间、内部与外部员工间频繁沟通和交流，逐渐积累起许多有关营销理论、市场信息和营销程序的新的理解，Ⅰ型隐性营销知识上升为包含应用心得的Ⅱ型隐性营销知识。
3 内部员工Ⅱ型隐性知识向内部员工显性知识的转化。具有营销知识管理意识的组织，会建立一种鼓励内部员工通过内省把自己所掌握的隐性知识书面化的激励机制，这样，可以防范因员工个人离开组织而带走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隐性知识。通过内省机制，组织的知识得以传播、延续和更新，实现了从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惊险的一跃”。
4 内部员工显性知识向组织自身知识的转化和向外部组织的传播。经过内部员工内省并书面化而得到的知识是零碎的，知识管理部门对这些知识进行分类、汇总，整合成为系统的市场知识、工作程序和惯例。整合后的营销知识保存到组织的知识记忆库中，进入到新一轮的营销知识的转化循环。内部员工在与外部组织的接触中，将把自己的显性知识传播给外部组织，增加了外部组织关于企业的信息，也促进了企业的品牌形象提升。
(二)营销知识管理对营销能力的传导机制
基础理论知识篇6
摘要：知识产权滥用原则上属于私法规制的范畴，其也常常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但这并不表明知识产权滥用就完全游离于反垄断法，不受反垄断法的制约，对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法规制的法理基础主要在于利益平衡理论和效率理论。
关键词：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法；利益平衡；效率
1利益平衡理论（theoryofinterestsBalance）
利益平衡是指在社会运行的过程中，基于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法律发挥其对利益的协调和平衡功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和实现各种主体的利益。利益平衡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于如何解决利益矛盾和平衡利益冲突。基本内容是：个体利益应该受到保障，它是构成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每个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能够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也应该得到维护，它体现了每个成员或者说是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需求，如果社会公共利益得不到维护，那么个体利益也无从保证实现，整个社会将处于停滞和混乱的状态。当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会选择优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必要时限制个人利益甚至牺牲个人利益，从而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本来就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法律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一方面使权利人得到可观的回报，能够收回其投入的成本，激发其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市场竞争，从而促进社会的文明化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给公众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
而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反垄断法的规制正是体现了利益平衡理论。社会公共利益一般优于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的实现将损害公共利益时，个人权利得进行适当的限制甚至剥夺。知识产权属于私权，主要体现的是私人权益，属于私法调整的范畴；而反垄断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属于典型的公法。但如果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不当的扩大自己的权利行使范围，非法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阻碍技术进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私法规制基于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有效的进行调整，那么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反垄断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必要将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纳入其规制范围。
因此，当知识产权的滥用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有害于社会整体效益和实质公平的实现，严重背离了反垄断法的目标时，反垄断法得以优先适用，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
2效率理论（theoryofefficiency）
效率，简而言之，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同样多的产出或者用同样数量的资源获得最大的收益。效率是法律追求的价值之一，法律“确认、保护、创造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模式，使之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一部法律不追求效率，那么这部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就会极为有限，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如果一项权利的行使有碍于法律效力目的的实现，那么这项权利极有可能受到法律的限制或者否定。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经济调节的基础，而能促进资源最优配置的则是竞争。如果没有竞争，一切都会是无效率的。反垄断法是以鼓励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和促进竞争为目标，对限制市场竞争行为、阻碍提高市场效率的行为持否定性态度，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和法律、行政手段。权利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通过滥用知识产权，获取垄断地位，非法限制竞争，致使市场运行的低效率，损害了其他竞争者和公众的合法权益。这是与反垄断法以效率为重要目标和宗旨相违背的，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不仅仅要有知识产权法等私法规制，更要受到反垄断法的控制，特别是此种行为严重妨碍到市场竞争秩序时。
从更深层次上说，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权利人的创新成果，使权利人在该领域可能拥有支配地位，从而滥用造成限制竞争的后果，而反垄断法通过保护竞争、打击非法限制竞争的行为，维持市场的竞争效果，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实现法律的重要价值，促进社会整体效益的提升。
3结语
运用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规制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法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厘清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理基础有助于确立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应纳入反垄断法规范领域的正当性，同时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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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制的理论基础［J］法制与经济，.
基础理论知识篇7
1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及知识论基础
1.1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产生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一方面霍桑试验以及人际关系学说的兴起，使得以对人的哲学关怀为主要特征的非理性哲学、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境遇进行反思的存在主义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价值、伦理道德等诸多因素又重新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另一方面，20世纪初以来，环境的恶化和各种社会问题所引起的矛盾的凸显，让人们开始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们越来越质疑打着科学主义旗帜的教育管理是否果真达到了它所宣称的那种客观的、“价值无涉”标准，抽离了价值来谈人和教育的发展，存在很明显的弊端。由此，一种新的教育管理观孕育而生。
1.2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论基础
1.2.1康德哲学
18世纪80年代初期，康德就在《纯粹理性批判》一文中表述了人的认识能力及其范围和限度，认为事物既不是纯粹客观存在的，也不是纯粹观念的东西，而是被划分为“现象界”和“自在之物”世界。格林菲尔德根据康德的“自在之物”感染人的感官从而形成认识这一表述，提出了“组织的人类发明论”，强调组织依赖于个体，因个体的存在而存在，强调人在组织和管理中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差异性和创造性。
1.2.2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
列宁说过“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费耶阿本德采纳了这种思想，并继承性阐释出他自己对于方法论独到的见解，他指出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是阶段性的，而我们想要探索的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未知的实体，因此要保留自己的选择权，不能刚开始就把自己装在一个理论的套子里。同时，他又认为任何的思想理论，都能够改善人类的知识维度，不管它是多么的荒谬和陈旧，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要去克服在此之前业已存在的“科学沙文主义”。
1.2.3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马克思·韦伯认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并着重解释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取决于社会成员各自不同的经验对于自己和他人的主观理解和判断。格林菲尔德借用此观点，直接否定了科学主义教育管理在认识社会科学上的理论依据，即研究教育管理现象尤其是研究学校管理上所采用的逻辑实证主义标准。主观主义的这种主张在强调注重研究作为个体的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机和价值取向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它又忽视了教育管理领域存在的一些为人所共知的规律，显得失之偏颇。
2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的指导意义
2.1理论意义
（1）宣扬人的价值的回归——丰富了教育管理研究对象的内涵。教育管理不仅研究成为教育管理问题或对象的事实问题，也研究价值问题。在对于“价值”这一命题上，文德尔班认为：“每一种价值首先意味着满足某种需要或者引起某种感情的东西，”其承载的主体是人。科学主义的教育管理有如中国女子缠小脚那样，通过压缩来残害人性的一切突出的成分，使一个人根本上迥异于理想中的教育理念。
格林菲尔德认为组织是人创造的，没有人就无所谓组织，那么可以明显的看出他把人即组织的成员放在了核心位置，克服了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长期以来只重（下转第43页）（上接第20页）视组织而漠视组织成员的严重弊端，重新肯定了需要通过组织成员解释各类事件来理解学校管理的重要性，更加关注学校里的校长、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学习状况以及对各种日常事务的认知和理解。这种人的价值的回归还体现在对人的非理性发展的重视，重新又把组织管理从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所简单机械化的现状拉回到了实际上十分复杂的本来面目。对人和组织、理性和非理性关系的重新思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丰富了整个教育管理学科的理论体系。转贴于
（2）重视质的方法的应用——扩展了教育管理研究方法的视野。在高校管理方面，仅仅运用逻辑实证等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合理之处，这种局限性和不合理之处表现在对教职员工各自特点的忽视或“同质化”，对高校管理的组织复杂性和历史性欠缺足够的考虑。而“质”的研究更加的符合高校管理的特殊性要求，与单纯数量化、客观化的调查研究相比，“情景化的”、“主体间的”意义解释在面对特定背景下的教育管理对象和问题显得更为有效，尤其是在面对如此庞大的组织系统面前，也更具有人性化。
这种研究方法使得教育研究者们必须深入到学校组织系统中去，通过亲身与研究对象的交流与接触，收集原始资料，分析并进行意义的解释。它要求研究要与一种政治主张相结合，必须建立在“实践中的有效改变”这一信念之上，所有参与者必须共同合作才有可能实现这一信念。这种研究方法改变了以往学校管理研究只重视“自上而下”的视角来分析教育管理产生的问题和现象，为学校管理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操作方法。
2.2实践意义
强调领导的艺术性——提出了学校教育管理新的要求。高校领导者在实现学校这一庞大和复杂的组织目标上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稍微学过管理学的人都知道，梅奥的霍桑试验表明人不仅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由此带来的人际关系理论运动和人力资源理论的普及为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模式，更为准确的说，是一种领导的艺术。它将学校管理的所有活动理解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它更像是麦柯希所表述的那样，“学校是一种从事于对话的文本，这将为转换型的教育对话和实践创造出有利条件，形成一种相互鼓励和提升的关系。”这也是主观主义教育管理价值在高校教育领导实践上的具体要求：高校管理者必须关心教职员工，满足他们的社会需求，培养学校组织成员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但是这在客观上对高校管理者提出了更高也是更为苛刻的要求，即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全面的个人素质，更要懂得根据被管理者不同的需要来实施领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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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知识篇8
[论文摘要]法律职业化有其深刻的知识论根据，它建立在多种知识论基础之上，并与司法制度合理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为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根据所内在要求的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方面包括司法独立、判决理由合理、司法权力中性化和司法程序正义等。
一、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基础
法律职业化作为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定现象，有其深刻的知识论基础，释明这种知识论基础的基本方面，对于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认为，法律职业建构其上的知识论基础一定程度上也是推进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动力。
对于法律职业化运动的知识论基础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简要界说。首先，法律职业化对应于法律知识的类别属性要求，是法律这一本性上属于实践理性知识所要求的法律实践活动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曾将人类的知识划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三种基本类别，法律属于实践理性知识的范畴，界说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知识，是将其与纯粹理性知识进行的一种必要区分。实践理性这一概念意味着:“理性不仅是一种理论观念或认识能力，而且也是一种行动者的实践能力和意志能力，是实践着的理性。”[1]波斯纳则将实践理性概念很实用主义地理解为“不轻信者对无法为逻辑或精密观察证实之事物形成种种确信时使用的各种方法”，[2]它用于解决人们面对现实问题时如何作出行动。在波斯纳看来，法律作为一种知识类别系统，它更多地不是一个数学式、逻辑般和科学论证型的知识形态，而经常是一个依赖直觉、常识、记忆、习惯、内省、想象等力量资源的过程。因此，作为实践理性知识的法律，如何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势必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方得以可能，而法律职业化正是这种实践理性范畴的法律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恰当社会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表现为一个共同经受法学理论教育和技能训练、并共奉法律信仰且专长于法律实务技能的法律职业家共同体的形成，他们坚持法律至上立场并恪守法律思维作出法律行动。
其次，法律职业共同体在认同法律知识之实践理性本质的同时，并不放弃对纯粹理性知识本性的应然法律的追寻。系统的法学理论学习作为一种经历是法律职业家区别于行业匠人的根本标志，“学识法律家集团的内部尽管存在着职能分工，甚至存在着(例如检察官与律师之间)对抗活动，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必须以共同的法理语言来交谈。他们构成了一个有关法律的解释共同体。”[3]这个具有共同知识背景的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形成，没有经过正统的大学法学理论思维训练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法律家共同体内部，作为成员之一的法学家更是注重对应然之法的追问，没有发达的法学理论根据，便不可能出现一个共享法律价值的法律家共同体。因此，法律职业化正是因为这种对纯粹理性属性的法学理论的开放，才得以区别于以单一的技能传授为特征的行业匠人。尤其重要的是，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或正义法律的追问，并非一种思想实践或形而上学游戏，因为法律职业家追问应然之法和正义法律的过程重合于法律实践行动，即便是法学家的学理思辩，也是很实用主义的。
第三，法律职业化顺应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法律知识增长要求，担负起市场条件下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中介。知识的增长一方面决定于社会关系的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另一方面决定于社会主体对这种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内在的规律及其本质的追问和探寻。导致社会关系分化和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多样化和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这种复杂和多元关系状况必然地要求产生大量以调整人们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对于那些必须将其作为行为约束和结果预见根据的社会经济生活主体而言，显然就是一类重要知识。但是，就社会个体而言，任何人都只拥有该类法律知识的十分有限的部分，哈耶克指出:“我们对于那些决定社会进程的大多数特定事实的无从救济的无知，正是大部分社会制度之所以采取了它们实际具有的那种形式的原因之所在。”[4]因此，因经济市场化发展所引发的人类行动规范之重要一种——法律规范知识的不断增长，客观上要求社会形成一定机制以保证这种知识的创造、传输和服务，这样，法律职业才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法律职业的兴起，根本上是以对社会经济交易活动所引发的利益当事人对日益增长和复杂的法律知识的需求为依据的，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必然地要求法律职业化进程的开始。法律职业家共同体按照角色分工，按照创造法学理论、解释法律规则、提供法律服务、主导司法程序、进行事实陈述和举证等多种游戏规则，使得法律职业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一个重要中介和桥梁，“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之间保持着适度的联系和交流;市民的个人选择可以反映到行政的制度选择上去，而实证的法律规范也可以渗透到自生的民间秩序之中。”[3](222)
第四，法律职业化按照其内在规则处理法律知识，使得法律知识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作为知识系统和行动规则的法律，存在一个如何保持其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实在之法是一个事实性问题，法律如何合法是一个有效性问题。保持法律之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根本上是一个法律的合理化问题。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法律应得到普遍的服从，而为人们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就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语)，这样，就存在一个如何实现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怎样保证法律合法的合法性问题。对实在法律的实现，实际上就是将既有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事实之上;对法律合法性的保证，则成为一个为实在法律的前提根据提供理由并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事业。应当认为，法律职业化所内在的职业规则暗合于保持法律事实性和有效性张力之要求，对于法律职业处理法律知识的规则，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归结:(1)法律职业区别于缺失理论根据和价值引导的技艺，法律职业家按照理论和概念思维指导行为并通过专业术语进行对话和交流。上升为科学学科的法学，其理论原理和概念体系始终是职业法律家赖以为生的专业养分。(2)职业法律家因循法律解释学进路，在处理事实的同时也解释规范。守旧的法律与新生的事实之间始终对立存在，弥补这道鸿沟的正是职业法律家以三段论思维为基础的法律解释学方法，通过这种法律解释学方法，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获得了新的表述(法官造法)，作为小前提的争议事实被赋予规范内涵(法律判决)。(3)法律职业家崇尚形式法律并持以对道德涉入的审慎立场，通过法律维系职业家共同体的自治和团结。道德、伦理、政策、习俗等外在于法律的权力话语并非绝对地无涉于法律，它们对法律这一社会行为规则系统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仅仅只是法律规范系统的外部环境，它们影响着实在法律的实际内容，但没有为实在法律所吸纳的内容并不能成为法律事实结论作出的根据。(4)法律职业形成准入制度，这种准入制度强化了法律职业家对法律知识内容的熟悉范围和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资格考试成为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基本形式，通过资格考试而促成的法律知识掌握和法律技能熟练，使得法律职业家能够胜任法律知识供给和法律服务之社会责任。
二、现代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要求
法律职业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仅仅为法律职业本身的目的追求和实现而出现的法律实践现象，法律职业化本质上没有自己的目的，其意义根本上在于推进法治进程。司法现代化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法律职业化更多地是通过对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作用而推进法治进程，其中，法律职业化之知识论内涵在为法律职业化进程提供坚实基础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出了现代司法制度的合理化要求。
首先，作为实践理性属性的法律知识所要求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法律职业，要求司法独立。法律职业作为法律知识创造、传播和运用的社会组织形式，意味着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共同成为法律知识的主体，他们推进司法活动过程或解释和评价司法活动现象只按照实践理性的法律知识所内在的规则行事，为法律职业家所共享的法律价值成为司法原则，为法律职业家所拥有的实在法律知识成为处理具体法律事务的直接根据，政治权力知识、道德知识、伦理知识、经济知识等，既不是法律职业家所求取的对象，也不是司法运行的决定性力量和司法结论作出的根据。司法权力话语的力量之源来自法律知识本身，任何非法律知识话语的权力形态均不得成为左右司法活动的主导。
其次，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的追问及对正义法律的答案提供，要求司法判决理由的合理化。“判决理由是司法权合理化的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法官思维水平的最典型的表现。在学识性、合理性较强的法律体系下，判决书不阐述和论证把法律适用于案件事实的理由的事情是绝对不可想象的。”[3](229)法律知识之前提根据尽管有其客观性一面，也有其主观性一面，其客观性在于社会关系的法权要求，其主观性在于法律职业家(尤其是法学家)对这种法权要求按照怎样的方法和标准作出了识别和回答。因此，在抽象性层面上，司法判决理由应为法律职业家所共识的法学理论知识;在具象性层面上，司法判决理由应为实际参与诉讼个案的法律职业家意见。
第三，回应法律知识增长之社会需求的法律职业，要求司法成为权力控制和权利维护的中性力量。以经济市场化发展为主要动力所引发的法律知识的增长，一方面意味着国家控制社会权力的强化，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市民为实现其利益而对抗强制和摆脱束缚之权利依据的渴求。权力——权利作为一种二元对立构造，催生了以法律知识生产和服务为使命的法律职业，而这种法律职业所表现出的法律知识生产和服务行为的权力内涵是权力控制和权利维护，即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介，架构秩序与自由之间的通道。从而，以回应法律知识增长之社会需求的法律职业，实际上为司法权力的目的作出了定位——社会整合，也对司法权力的性质作出了限定——中性力量。诚如马克思所言:“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5]
第四，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遵循的处理法律知识的基本规则，要求司法程序的正义品格。如上文所述，法律职业遵循“理论和概念思维指导行为并通过专业术语进行对话和交流”、“法律解释学进路处理事实和解释规范”、“崇尚形式法律并持以道德涉入的审慎立场”、“职业准入制度”等职业规则处理法律知识，这就要求司法制度必须确保司法程序的正义品格。为现代司法制度所一致确认的司法程序正义性价值标准，诸如参与、自治、对抗、依法、合理、效率等司法价值标准的具体要素，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遵循的处理法律知识的基本规则之要求的规范化确认。
[参考文献]
[1]葛洪义.法律与理性——法的现代性问题解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97.
[2][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1.
[3]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21.
基础理论知识篇9
关键词：专业基础教学课程设置课程内容
现代社会要求人才涉猎较宽的学科和专业范围，即打牢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是高素质人才知识结构的“根基”，具有较强的生长力，各种专业性知识都是专业基础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
一、坚持理念观念创新，不断优化基础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程设置必须着眼新设备、新技术的更新周期，跟踪现代科技的发展趋势，适时创新专业基础理论课程设置思路，加速形成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建设体系。
（一）以培养实践技能为根本，建立灵活性的设置模式。
现代科学技术正朝着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各学科专业之间交叉、渗透更加广泛。因此，基础理论课程设置要以技能培养和能力生成为依据，灵活课程设置。一是注重专业基础课本身的课程设置，将实验和课堂教学灵活结合，充分发挥实验在专业基础教学中的巩固作用；二是注重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有机衔接，针对不同专业方向灵活进行课程设置，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知识向技能的转化。
（二）以科学技术更新为牵引，实现前瞻式设置。
专业基础教学要与技术设备、综合信息化发展相适应，随专业课变化适时作出调整。一是课程设置要体现创新性。由于新设备和信息化技术所包含新知识、新理论增加，基础理论课在设置上要随之更新，并及时补充进教学大纲。二是课程设置要体现超前性。及时研究专业相关学科最新理论成果，适时更新课程内容，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前瞻性。
（三）以培养综合能力为目标，实现宽口径设置。
基础知识具有长效性，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只有打牢基础知识，才能跟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力求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扎实的专业基础，提高人才的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就成为各院校教育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因此，专业基础课程涉及的知识面要宽厚，既要满足专业能力生成的需要，又要满足基本技能发展的需要，既要满足现有专业的需要，又要满足相关专业的需要；既要满足技能培养的需要，又要满足学生学历的要求。
二、紧贴专业学习需求，不断更新基础课程内容
院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必须围绕培养现代化人才来构建，满足信息化时代对人才的要求。因此，基础理论课应围绕培养具有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构架内容体系，聚焦培育一流人才，满足全球化竞争的总体要求。
（一）在教学内容上，要体现因材施教。
专业基础课程必须按能满足培训目标的要求来划定知识量、知识结构的范围和宽度，构建合理的知识框架，针对不同的专业方向设定教学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知识的容量要合理。要以满足学生技能生成要求和专业课程的需要为度，不能贪多求全；要以满足学生技能更新和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自觉完善、自我拓展的需要为限，恰到好处地为学生自身发展方向奠定基础，不可面面俱到。第二，内容构架要满足专业需求。基础理论的内容构架应参照高校教育体系为依据进行设计，在进行岗位或职责能力对基础知识需求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各科目的内容组合，进而形成内容构架。第三，在重点确定上要体现目标性。基础理论知识重点的确定要遵从岗位的需求，从学生技能生成的角度出发，将基础理论的知识重点确定在适度的范围内，使其对技能生成真正起到关节点的作用。
（二）在教学目的上，达到服务专业的效果。
理论知识在技能形成过程中的应用效应，能达到知识功能要求，能反映基础理论课与专业课的结合程度或实际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发挥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奠基功能，满足关键能力生成的要求。要充分发挥基础理论知识的奠基功能，切实把关键能力的生成基础夯实，突出方法教学，确立教方法重于教结论的思想，多采取小组学习方式，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注意启发和鼓励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第二，发挥基础理论知识的服务功能，满足特色技能生成的要求。基础课程必须发挥自身优势，紧紧围绕培养特色技能组织教学活动：在知识点的确定、课时的分配上，对其采取倾斜政策；在教学过程中，要筛选出科目中与培养特色技能直接有关并且使用频率较高的基础理论知识内容，服务于相关的实践性教学环节。
（三）实现以实用为目的的能力转化。
基础理论知识在能力转化上的实用，指的是基础理论的教学内容要贴近学生的专业实际，贴近新装备实际，并保证学生所学的知识能在实际技能操作和未来任职岗位中转变成为顶用的实际能力。基础理论知识向专业技能的转化是间接性的，其间有从理论到原则思路、工作计划，最终指导实践的转变过程。一是从理论到原则、思路转变过程中，基础理论知识通过专业举例或采取专业案例教学发挥导向性的作用。教学中，要以学生第一任职需要为导向，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加大操作课、室外课的课时比重，强化实际操作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方面的作用，突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培养，实现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全面衔接，使学生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理解、消化专业基础知识，通过大量的实践课程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专业技能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二是在思路到工作计划转变过程中，基础理论将为学生专业技能的生成实践起到准备性作用。要达到这一要求，基础理论课程就必须紧密联系岗位实际，夯实基础知识，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转化提供智力支持。三是在由专业技能到实践的转变过程中要不断对技能结构是否合理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
因此，基础理论课程应突出知识的应用方法、应用原则和应用条件的内容，使学生在实践中遇到困难或问题时，能够根据所学的理论知识找到解决的办法，并从中发现实践过程所需的理论进行再学习，从而加深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
参考文献：
［1］戴跃侬.加强实践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J］.中国大学教学，2005，（8），43-44.
基础理论知识篇10
关键词：企业战略企业资源企业理论
1.企业战略理论的演变
“二战”以来，物质产品空前丰富，世界范围内的市场逐步转化为多样化的买方市场，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产品大量涌现，企业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正确把握、主动适应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已成了关系企业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企业战略理论就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目前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1.1经典战略理论阶段
企业战略理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与市场营销理论混杂在一起，主要研究企业如何寻找有利的市场机会，如何占领、开拓市场等问题。随着战略管理模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建立在对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系统分析之上的经典理论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Swot分析框架逐渐流行。概括地讲，经典战略理论主要为企业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一套基本的思路和程序：首先，分析企业相对竞争对手的实力和弱点，做到知己知彼；其次，分析外部环境提供的发展机会及可能带来的威胁；再次，结合前面的分析确定企业的战略目标，确保既要抓住可利用的发展机会，又要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最后是制定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步骤，架起目标和现实之间的桥梁。
正如前面所述，经典战略理论仅仅提供了一套方法和程序，掌握了该理论的人可能根本不会制定战略，因为分析企业的实力、弱点、机会及威胁还需要其他非常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敏锐的洞察力等。此外，经典战略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在Swot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一切功夫都在诗外。
1.2产业分析法
随着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产业分析的范式引入了战略理论。在这些努力中，波特贡献卓著，他在《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出了产业竞争结构分析的范式，指出企业赢利能力取决于其竞争优势，而企业竞争优势又一定程度地取决于企业所在产业基本的竞争结构，即由五方面竞争力量———潜在竞争对手的入侵、替代品的威胁、现在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以及客户和供应商讨还价的能力———所形成的竞争结构。这1种竞争力的综合作用随产业不同而不同，随产业发展变化而变化，结果就使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利润水平。企业可以通过其战略对5种竞争力发生影响，甚至改变某些规则，进而赢得竞争优势。
产业分析法提供了制定战略的具体分析方法，指明了获得优势的具体途径，具有良好的操作性，比经典战略理论前进了一大步。然而，产业分析法的缺陷是明显的，它忽略了企业的内部差异，诱导企业进入一些利润率很高但与自身竞争优势毫不相关的产业。
1.3资源基础理论
尽管资源基础理论的很多思想可以在马歇尔的著作中找到，学术界还是把潘罗斯1959年出版的《企业成长论》看作资源基础理论的源头。在潘罗斯看来，企业的成长就是逐渐积累知识以拓展其生产领域的过程。1982年，Lippman和Rumelt发表了“不确定模仿力：竞争条件下企业运行效率的差异分析”一文，他们认为如果企业无法仿制或复制出优势企业产生特殊能力的源泉，各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状态将持续下去。这篇论文将企业的竞争优势指向企业独特的难于被模仿的资源，开创了把企业战略作为企业固有的可以产生“理查德租金”的资源进行精确经济分析的先河。1984年，wemtefelt发表了“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标志看资源基础理论的正式诞生，此后，Barney,petelaf,amit,Grant等人也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时间上看，资源基础理论出现得并不比波特的产业分析法晚，但早期的资源基础理论化，与工商实践相距太远，因此影响相对较小。1990年，prahalad和GaryHan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公司核心能力”一文，将资源基础理论向工商实践方向推进了一大步，从而使得资源基础理论逐渐红火。同时，产业分析的弊端逐渐被认识，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了资源基础理论。
2.资源基础理论的主要内容
资源基础理论为，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企业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概括地讲，资源基础理论主要包括以下3方面的内容：
2.1企业竞争优势的源：特殊的异质资源
资源基础论认为，各种资源具有多种用途，其中又以货币资金为最。企业的经营决策就是指定各种资源的特定用途，且决策一旦实施就不可还原。因此，在任何一个时点上，企业都会拥有基于先前资源配置基础上进行决策后带来的资源储备，这种资源储备将限制、影响企业下一步的决策，即资源的开发过程倾向于降低企业灵活性。例如，拥有1亿元货币金的企业几乎可能涉足任何产业，但它一旦将这1亿元资金用来购买了化工设备及化工原料，它就只可能从事特定的化工生产。尽管如此，企业仍然热衷于资源的开发利用，因为资源的开发增加了资源的专用性，有可能提高产出效率及资源的价值。如果决策得当，上面那家只能从事化工生产的企业也许会从化工生产中赚回2个亿。
一般说来，企业决策具有以下特点：①不确定性，即决策者对社会、经济、产业、技术等外部环境不可能完全清楚，对竞争者的竞争行为、消费者的偏好把握不可能绝对准确；②复杂性，即影响企业外部环境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具有复杂性，竞争者之间基于对外部环境的不同感受而发生的互相作用具有复杂性；③组织内部冲突，即决策制定者、执行者、相关利益者在目标上并不一致，各人都将从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出发影响决策行为。这些特点决定了任何决策都具有较大范围的自由裁量，结果也会各不相同。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企业拥有的资源将会因为企业复杂的经历及难于计数的小决策的作用表现出巨大差异，企业一旦陷入偏差，就可能走入越来越难于纠正的境地。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在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企业获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经济租金的原因。自潘罗斯以来，资源基础论的研究者们几乎都将企业独特的异质资源指向了企业的知识和能力。Barney(1991)则认为作为竞争优势源泉的资源应当具备以下5个条件：①有价值；②稀缺；③不能完全被仿制；④其他资源无法替代；⑤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为企业所取得。
2.2竞争优势的持续性：资源的不可模仿性
企业竞争优势根源于企业的特殊资源，这种特殊资源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租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没有获得经济租金的企业肯定会模仿优势企业，其结果则是企业趋同，租金消散。因此，企业竞争优势及经济租金的存在说明优势企业的特殊资源肯定能被其他企业模仿。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他们认为至少有3大因素阻碍了企业之间的互相模仿：
(1)因果关系含糊。企业面临的环境变化具有不确定性，企业的日常活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而企业的租金是企业所有活动的综合结果，即使是专业的研究人员也很难说出各项活动与企业租金的关系，劣势企业更是不知该模仿什么，不该模仿什么。并且，劣势企业对优势企业的观察是有成本的，劣势企业观察得越全面、越仔细，观察成本就越高，劣势企业即使能够通过模仿获得少量租金，也可能被观察成本所抵消。
(2)路径依赖性。企业可能因为远见或者偶然拥有某种资源，占据某种优势，但这种资源或优势的价值在事前或当时并不被大家所认识，也没有人去模仿。后来环境发生变化，形势日渐明朗，资源或优势的价值日渐显露出来，成为企业追逐的对象。然而，由于时过境迁，其他企业再也不可能获得那种资源或优势，或者再也不可能以那么低的成本获得那种资源或优势，拥有那种资源或优势的企业则可稳定地获得租金。
(3)模仿成本。企业的模仿行为存在成本，模仿成本主要包括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如果企业的模仿行为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预期的目
标，在这段时间内完全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使优势资源丧失价值，使企业的模仿行为毫无意义。在这样一种威慑下，很多企业选择放弃模仿。即使模仿时间较短，优势资源不会丧失价值，企业的模仿行为也会耗费大量的资金，且资金的消耗量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模仿行为带来的收益不足于补偿成本，企业也不会选择模仿行为。
2.3特殊资源的获取与管理
资源基础理论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即培育、获取能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特殊资源。由于资源基础理论还处于发展之中，企业决策总是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资源基础理论不可能给企业提供一套获取特殊资源的具体操作方法，仅能提供一些方向性的建议。具体来说，企业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发展企业独特的优势资源。
(1)组织学习。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人员几乎毫不例外地把企业特殊的资源指向了企业的知识和能力，而获取知识和能力的基本途径是学习。由于企业的知识和能力不是每一个员工知识和能力的简单加总，而是员工知识和能力的有机结合，通过有组织的学习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的知识和能力，而且可以促进个人知识和能力向组织的知识和能力转化，使知识和能力聚焦，产生更大的合力。
(2)知识管理。知识只有被特定工作岗位上的人掌握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企业的知识最终只有通过员工的活动才能体现出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需要不断地从外界吸收知识，需要不断地对员工创造的知识进行加工整理，需要将特定的知识传递给特定工作岗位的人，企业处置知识的效率和速度将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对知识微观活动过程进行管理，有助于企业获取特殊的资源，增强竞争优势。
(3)建立外部网络。对于弱势企业来说，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他们需要的全部知识和能力是一件花费大、效果差的事情，通过建立战略联盟、知识联盟来学习优势企业的知识和技能则要便捷得多。来自不同公司的员工在一起工作、学习还可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促进知识的创造和能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