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责任险方案篇1
经过多次调研和探讨，针对我区各医疗机构现状，单独建立医疗风险基金或实施医疗责任风险均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医疗责任风险的问题。结合全区实际，先提出以下工作方案：
一、背景
近年来，全国各地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患矛盾日渐突出，出现了以下几种现象：一是医疗治疗中有过错，患方主动索赔，但是坚决不走法律途径；二是医院尽力医治无效后死亡，虽然院方无过错，但是患方为了寻求安慰而想方设法找医院索赔；三是患者有时将就医过程中琐事、生活或其他环境中的不如意直接发泄到医务人员身上，甚至出现伤及医务人员的行为发生。
一些纠纷通过协商解决了，一些纠纷升级为维稳事件等等。医院和医务人员只能无奈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纠纷，在没有建立医疗责任风险良好地化解机制前，有的单位和个人往往只能是选择退避，要么让病人转院，要么自己离开。
二、思路
根据《关于卫生应急示范区建设专题会议的纪要》精神，结合实际，建议采取建立医疗稳控基金和医疗责任保险相结合的医疗风险化解方案。
三、方案
（一）医疗稳控基金
基金规模：100万元以内，财政投入50%左右，剩下的从各医疗机构中按比例提取。基金实行总量衡定原则，如当年未动用该风险基金，下一年度不在增补；如当年使用风险基金，下一年度按最初建基金的比例补齐基金。
使用要求：一般纠纷不予动用，主要用于解决全区范围内公立医疗机构发生的难以化解的医疗纠纷或影响到全区稳定、有区域内较大影响的医疗纠纷，基金使用由医疗纠纷防控领导小组联席会议通过后使用。
监督管理：风险基金实行专业账户、专款专用，专用账户设在区卫生局；区卫生局、区财政局负责风险基金的缴纳；区卫生局、区财政局负责风险基金的使用和支付等日常管理工作，区纪委（监察局）、区检察院、区审计局负责对风险基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和审计。
（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按照等文件精神，在我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工作，从根本上建立化解医疗责任风险的机制。
参保范围：全区范围内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医院、个体诊所、卫生所、门诊、村卫生室）。
承保单位：按照市上规定，选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溪支公司承保。
费率标准：由保险公司按市上确定的医疗责任保险责任限额及保费计算标准进行测算。
医疗责任险方案篇2
内容提要:目前，全国的医疗损害纠纷继续呈上升态势，而纠纷处理的法律依据要么欠缺，要么存在冲突，为此，《侵权责任法》设立了“医疗损害责任”专章予以统筹解决。对于救济的渠道，《侵权责任法》应当新设医疗损害纠纷仲裁制度。对于救济的法律依据，《侵权责任法》应当在过错的认定、因果关系的证明及司法鉴定与医学会鉴定之间的法律效力协调等方面作出权威性的规定。《侵权责任法》生效后，可以修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使《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侵权责任法》中的鉴定方式、赔偿标准等规定相协调。也可以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修改为《医疗损害处理条例》。对于举证责任，《侵权责任法》生效后，需要具体规范来细化“不必要的检查”的认定标准。对于赔偿资金的来源，可借鉴北京等地的医疗责任保险经验，建立赔偿责任的社会化机制，提高单个医疗机构和单个医务人员的抗风险能力。
2009年年底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设立了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对医疗纠纷的处理予以规制。针对条文设计的科学性，本文从以下方面予以研究。
一、《侵权责任法》调整的可行性
《侵权责任法》一颁布，便引起卫生法学界的广泛讨论。有的学者提出，医疗行为本身属于对人体的干预行为，其产生的损害和传统的侵权损害是不同的，主要的表现是：第一，医疗干预行为是为保障公共的福利和患者的健康而进行的，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传统的侵权行为一般是以非法的方式侵犯法律所保护的私法权益，大多不具有合法性。第二，医疗行为本身是一种对人体有伤害或者副作用风险的干预方式，[1]其目的是保护、改善人体健康；传统的侵权行为，除了不当的紧急避险和不当防卫等少数情况之外，目的就是损害。第三，医疗行为大多是因患方的请求而启示，即患方的请求导致医疗伤害风险的发生，这与传统侵权损害的“不请自来”的特点不符合。[2]本文认为，用《侵权责任法》解决医疗伤害纠纷既可以满足现实的需要，也可以从法理上找到一些根据或者启示。
从现实需要看，全国医疗纠纷目前继续呈上升态势，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的数量在40起左右。仅2008年一年，全国的医疗纠纷数量达到100万起以上。[3]以上海为例，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多达6000-7000起，86.5％的医院经常发生各类医疗纠纷，70％以上的医院遭到过聚众围攻，医务人员中有62％被骂过、17％被打过。2007年以前，上海每年发生的冲击卫生行政机关、滞留过夜、群访群闹的事件多达100余次。之所以发生上述现象，主要的原因在于救济的渠道、法律条款的适用、举证责任的分配和救济资金的来源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使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都无法令双方当事人满意。医疗纠纷作为已演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新的法律规则予以协调解决。而《侵权责任法》专设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正好为这一立法需求提供了契机。
从发展的角度看，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解决医疗伤害纠纷。还必须等到卫生法学发达到一定阶段，特殊的医疗纠纷处理法律机制得到传统法学界的普遍认可时才可实现。就医疗伤害纠纷处理法律规则发展的阶段性看，目前，需要《侵权责任法》设立基本的私法规则，对医疗伤害纠纷的解决予以规范和阐释。
从立法借鉴的角度看，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关医疗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定，一般的理解是：患方在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应当承担表面举证责任，即应当对其与医疗机构或者行医人员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医疗服务关系、其受到人身损害、损害的金额等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患方不能提出这些证明，其请求权是不能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如果患方对损害救济请求权达到了表见真实的程度，得到法院的初步认可，医疗机构或者行医人员就负有下一步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举证责任发生转移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医疗机构或者行医人员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医疗行为与患者所受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且其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如果医疗机构拿不出具有合理说服力的证据，医疗机构就要承担败诉的结果。这一组规则具有合理性，因为举证责任应当由距离证据最近或者控制证据源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诊疗过程中的检查、化验、病程记录都由医疗机构方面实施或掌握，医疗机构是控制证据源、距离证据最近的一方，由其承担举证责任，符合举证责任分配的实质标准。[15]对于这一套逻辑规则，《侵权责任法》正式公布时，只继承了草案设立的主观过错、过错推定和过错损害举证责任倒置相结合的过错认定模式，却摈弃草案设立的过错责任因果关系推定制度，即“患者的损害可能是由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造成的，除医务人员提供相反证据外，推定该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显然是一种立法倒退。为了防止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过分害怕承担责任，采取过分检查和医疗的行为，《侵权责任法》第63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什么是“不必要的检查”、什么是合理的检查，还需要卫生部颁布有关规范予以细化。
五、赔偿资金的来源问题
医疗损害区别于其他侵权行为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医疗人人都需要，是公益性的事业，具有活动的社会正当性特点。二是医疗具有高风险，这种风险既来自病人的特殊体质，也来源于自然环境条件和医疗方式的固有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演变为现实，一般不需要有大的过错。三是医疗服务不同于其他民事服务，它一般不是等价服务，往往建立在政府的补贴之上。基于此，一些学者目前反对将医疗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之中。本文认为，《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侵权的规定是以过失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而过失的行为肯定是侵权行为。尽管这种侵权行为属于特殊的侵权行为，但它毕竟属于侵权行为，仍然可以作为侵权行为的一个特殊现象予以规范。
无论古今中外，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从事的都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一方面，社会要求每位医务人员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优质高效。另一方面，也要关心和爱护这支队伍，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和后顾之忧，鼓励他们进行医学创新，减轻国家和社会的医疗负担。但是，现在的立法，包括《侵权责任法》的制定，都给医疗机构施加严格的注意义务，施加很大的举证负担和经济上的赔偿责任。而医疗机构的经营具有社会正当性的特点，我们不能因为医疗机构具有一两次重大过失而使其陷入运转困难的境地。医疗机构一旦陷入困境，最后受损的还是广大的就医人员。最好的分散赔偿责任风险的办法是实现责任的社会化，集万家之财，保一家之难，提高单个医疗机构和单个医务人员的抗风险能力。社会化的手段包括建立赔偿基金和医疗事故责任险两种方式。如果建立赔偿基金，医疗机构必然根据一定的标准向基金管理机构缴纳费用。这需要额外成立一个管理机构，在市场经济社会里，难以得到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有效响应。另外，赔偿基金的保障力度和范围都太小，在针对重大医疗事故赔付上相对捉襟见肘。[16]基于此，全面推广医疗事故责任险成为社会的必然要求。一旦建立医疗事故责任险，保险公司作为责任承担方，不仅参与医疗机构平时的运转监管，也参与医疗纠纷的处理，这会有利于医疗机构运转的规范化。另外，由于有赔偿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的参与，使得患方获得的赔偿额度有了充分的保障。规范地解决了问题，患方也不会到医院闹事，也保证了医院的正常工作。
但是，一些条件好的大医院和医患关系较好的基层卫生院，因为很少发生医疗纠纷，普遍抱有“赔付成本有可能低于保险成本”的侥幸心理，不愿意参加医疗事故责任保险。而这类医疗机构又是保险机构竭力争取的对象。另外，一些条件差的小医院和医患关系较差的基层卫生院，因为经常发生医疗纠纷，有的已经难以继续有效运转，普遍希望加入医疗事故责任保险来分担自己的医疗损害赔偿负担。可是，这类医疗机构又是保险机构竭力远离的对象。面对大医院和好医院对医疗责任险的冷淡，因这项保险业务没有保险规模效应的保障，保险公司也就渐渐失去了兴趣。[17]但在政府的协调下，一些地方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措施，例如，2004年11月4日，北京市卫生局了《关于北京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规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北京市所有国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必须参加医疗责任险。[18]
只有科学地设计理赔制度，才能有效地克服上述矛盾。由于医疗事故责任保险涉及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患方等各方利益，必须对保险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各方的接受度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评估。科学预测保险限额和费率，制定一项稳妥的、社会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19]在保险政策的基本框架初步确定后，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管理规范的保险公司[20]制定初步的实施方案。方案运作之前，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督管理部门联合组织力量，对初选方案进行综合评估，从保费计算合理、保障程度高、具有前期运作经验等方面综合评估。例如，《关于北京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要求医疗责任保险费率要按照医疗风险的大小、保险经营的大数法则和微利原则进行设计和调整。
医疗事故处理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为提高处理的效率、水平和公正性，承担医疗损害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成立一个专门的医疗责任保险处理部门，聘请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员，承担定损、定责等处理和索赔工作。此外，医疗事故责任险是一个特殊的险种，外国的长期实践表明，其运转需要政府的协调、监管、适当干预和补贴，因此，为了确保我国医疗机构的参保率和保险的良性运行，有必要建立政府推动、政府补贴和市场运作的良性机制。这些措施需要《侵权责任法》在有机会修订时予以采纳。
注释:
[1]如为病人开刀、为病人开含重金属的中药、药对人体的副作用等。
[2]少数情况是依医生的职责而启始。
[3]《全国医疗纠纷年逾百万卫生部拟重点推行调解制度》，.cn/yw/2008-11/02/content_58073.htm,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0月21日。
[4]一些人也指出，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制度也具有可供推广的价值。参见《全国医疗纠纷年逾百万卫生部拟重点推行调解制度》，.cn/yw/2008-11/02/content_58073.htm，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0月21日。
[5]《建立我国医事仲裁机制的再思考》，/lawyer12759/view/187379/，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0月21日。
[6]杨立新、袁雪石：《美国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及其借鉴意义—以1975年加利福尼亚州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为核心》，，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1月1日。
[7]杨立新、袁雪石：《美国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及其借鉴意义——以1975年加利福尼亚州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为核心》，，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1月1日。
医疗责任险方案篇3
关键词：福建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联动机制；医疗责任保险
目前，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已经在全国全面铺开。福建省自2009年开始实践“第三方调解”后，解决医疗纠纷成效显著。2016年5月19日，福建省人民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福建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自7月1日起实施（下文简称《办法》）。这是福建省第一部关于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的省级政府规章，让医疗纠纷的解决在较高的法律法规层面可以“有法可依”。
一、福建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运行现状
（一）南平模式。2009年8月南平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正式成立，这是福建省第一家由政府批准成立的第三方独立的医疗纠纷专业性调解机构。南平模式的特点是调解机制的各个环节配置较为完备。有稳定的领导机制，形成“县市、乡镇、村居”三级参与，“五位一体”的联动机制，即包括医院内部沟通调解、医患纠纷应急处置联动、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医疗责任保险和社会救助机制。南平市实行点调制，医患双方出现矛盾可以在医调委的名单中选择调解员，更彰显客观公正，使双方信服。
（二）福州模式。福州作为省会城市，医调委承担的调解工作量是全省最为繁重的，但正是由于这种繁重，让医调委积累了更多经验，在规章制度的制定及专业人员的配备等方面更加完备，最关键的是当地政府准备了充足的经费支持第三方调解的运行。专家库比较完善，目前有514名专家在列，涵盖医学、药学、心理、保险、法律等专业。相关的鉴定程序也比较规范，分为简单案件由专家库判断和重大案件进入鉴定程序两个部分。鉴定任务主要还是由医患双方共同认定的社会鉴定机构来承担。
（三）福建省其他地区。泉州市的工作着重点在医疗责任保险的引入上。泉州市于2009年出台《泉州市2009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在机制运行前期借鉴已经相对成熟的宁波模式，市卫生行政部门统一招标，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出现赔付事件的由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而且不但医疗事故要理赔，医疗差错和医疗意外保险公司也要理赔。宁德市于2014年9月出台《宁德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办法》，规定二级以上医院设立医患纠纷投诉调解室。宁德很重视调解人员的队伍建设，并在索赔金额上做出具体的等级划分，由此来确定是进入诉讼、调解或是鉴定程序。
二、福建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运行存在的问题
（一）医疗纠纷仍然存在，没有呈明显下降趋势
首先要厘清医疗纠纷与医患纠纷的区别。福建省2016年的《办法》确定使用“医疗纠纷”一词。“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因为诊疗活动而引发的争议。可以说医疗纠纷是一个“行为概念”，是由诊疗活动行为引起的，而“医患纠纷”是一种“主体概念”，主要明确医方和患方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相对医疗纠纷而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更大。因此谈及医患矛盾危机和解决时运用“医疗纠纷”更为确切合适。目前医疗纠纷仍然频繁发生，原因在于：（1）人民大众越来重视身体健康，医患矛盾的发生越来越频繁，普通的体检也可能引发医疗纠纷。（2）医疗资源更加丰富，医疗新技术引发新矛盾。医疗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需要完善监管体制予以监督，[1]新技术产生的高额费用、新技术运用于临床效果的不确定性都是引发医患新矛盾的原因。（3）人民大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但又对相关法律一知半解，存在过度维权的现象。第三方调解机制已铺开，人民大众也逐渐熟知。这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也想通过法律和平解决医患矛盾，很小的纠纷也希望得到说法得到赔偿，这使得医疗纠纷表面上看是有增无减的。
（二）在联动机制上，最主要的还是公安部门的配合，其他部门形同虚设
福建省早在2011年就提出“五位一体“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即“医院内部沟通调解，应急处置联动，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救助”。但是到目前为止发挥作用的几乎只有应急联动机制中的公安部门。笔者走访福建省内较具代表性的医调委，例如南平和福州，工作人员普遍表示各职能部门对于第三方调解机制的理解和配合是他们工作中最需要的部分。福建省2016年7月的《办法》对于相关部门也做了具体职责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作用是“指导”，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作用是“指导和监督”。县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的作用是“指导和促进”。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的作用是“维护，监督指导，依法查处犯罪行为”。其他部门如财政、民政、价格、的工作是“辅助”。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是配合做好监督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业务。新闻媒体的作用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另外社会医疗救助机制也要继续“建立和完善”。由此可见，第三方调解机制的运行不是独立发展就可以发挥作用的，必须要有各个方面的配合。各个部门应该在日常管理中做好关于医疗纠纷处理的相关预案，一旦有纠纷发生就可以立即应对，让纠纷的前期处置工作更为顺畅。
（三）没有上位法的指导上文提及
福建省已经有省级规章，其他个别省份地区也出台了省级规章，比如北京、上海、广东、山西等。国家卫计委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于2015年10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目前没有正式出台，但是这个《条例》作为当前第三方调解最高位阶的法律法规指导是必然的。《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以人民调解为主，医患和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有机结合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制度。”这里的“人民调解”就是指“第三方调解机制”，第三章专章阐述了“医疗纠纷调解”，立法工作不能追求数量，而是要强调质量第一。可操作性很关键，立法时要尽量征求业内业外的意见，特别是医务工作人员与患者的双方认知。因此，法律法规上的迟滞确实有一定原因，能让医患双方都能认可遵守，医疗纠纷才能理想地减少。当然规章还是位阶比较低的法规，行政法规和法律层面的规范出台仍需努力。
（四）专家库不完善
虽然福建省的专家库建设还算完善，上文提及专家名单几乎也尽量涵盖了各个领域。但随着案件的复杂化，病理学、影像学、心理学、医学前沿技术等专家还是缺乏。目前专家库起的作用是咨询，当然在每个医调委也有一些常驻专家，人数有限。那么名单中的专家在事件发生时，是否带着积极的心态去给一起医疗纠纷案件提供专业意见，是否能让患者感觉到公正，这也是要解决的问题。另外福建省目前实行的是根据案件索赔金额，决定该案件是参考专家库的咨询意见，还是将案件提交有资质的鉴定机构。2016年的《办法》第41条规定“对于索赔金额10万元以上的医疗纠纷，应当先进行医疗损害鉴定或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10万元以下是采取咨询专家的做法。这种做法的缺陷在于，患者对于本地专家的公正性有所怀疑。10万元的法定标准也比较笼统，理由也不充分，无法说明案件的严重程度。因此在专家库的完善、与鉴定制度的有效衔接等方面还是要继续努力。
（五）医疗责任保险参与度不够
福建省2016年的《办法》第45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积极推动公立医疗机构按规定参加医疗责任保险，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医务人员参加执业责任保险，患者参加医疗意外保险。”该法规规定得比较全面，但都不是强制性规定。医院是否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仍然是自愿行为。但是因为保险公司对于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参与，目前还是以保本微利为原则，保险额度很小。毕竟这一机制的运行还是政策性的，没有盈利性，因此保险公司即使参与到医疗纠纷调解机制中去，积极性也不是很高。2015年10月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47条指出：“建立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要求参加医疗责任保险。鼓励患者参加医疗意外等保险。”在立法中用了“应当”一词，旨在强调医疗责任保险在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而并不是强制推行。2014年7月，国家卫计委，司法部和财政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再次强调医疗责任保险在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运行中的重要作用。福建省目前在这一部分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与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结合还不成熟。
三、完善福建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
（一）增强联动，加强多方配合
2016年7月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保监会等9部门决定自2016年7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可见涉医违法犯罪现象并不是一个公安部门与医院和调解机构的配合就可以控制的，需要政府、媒体、司法部门、保险部门等配合。《刑法修正案》（九）“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中“医疗”二字的增加受到社会的关注。当然不能将“医闹”与“医疗纠纷”完全等同。“医闹“是有组织有规模地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不正当经济赔偿的行为，严重扰乱正常医疗秩序，是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医疗纠纷应该说是“医闹”的起源。到了医闹的程度，事态就是比较严重了，如果出现伤亡后果，就不仅仅是一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可以定性的，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因此，司法部门的紧密配合是当务之急，预案的准备必不可少。医疗救助制度的完善配合也很重要。笔者走访福建省多家医调委，他们普遍认为社会医疗救助机构的配合是第三方调解机制顺利运行的重要助力。“医疗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针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口的医疗问题，通过拨款或者捐助等渠道，实施专门的帮助与支持。我国医疗过程中的“赖床”“赖院”现象，归根到底是因为目前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医疗救助制度，由此引发的医疗纠纷也不在少数。加大资金投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注重边缘群体的预先救助都是今后改进的方向。其他部门，如政府的支持、媒体的正面引导也需要继续配合。
（二）完善专家库
专家库所涵盖的领域扩大化、建立专家鉴定组是今后专家库发展的方向。专家库按照不同的学科分类，这个鉴定组人员是不断变化的，案件发生时，由医调委主持，由医患双方共同随机抽取，不能抽取与本案件专业无关的专家。另外请外地专家参加本地无医疗纠纷技术鉴定也应该制度化。一方面可以请到本地区没有纳入专家库的专业人员，另一方面公正度、公信力大大提高。当然即使是专业人士对医方医疗过错的评价，也不能成为有效的依据，不能满足患方对于损害后果发生原因和知悉的权利。[5]还应当在调解程序前设置独立、科学的事实真相查明程序。
（三）增强医疗责任保险在调解机制中的作用
按照目前福建省的《办法》，医疗责任保险并未强制推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也不是各地医调委的工作重心，但是却是他们的瓶颈。笔者认为医疗责任保险在公立医院的强制推行势在必行，但是需要根据本省情况在各个地区逐渐推开。现在要思考的是如何让医院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医疗责任保险中来，参与与第三方调解机制的配合中来。按照固有的思路，医院的规模、业务量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多少，从而决定保费的高低。现在要摒弃这种传统思路，医院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以及具备的防控风险能力才是拟定保费的重要依据。保费计算方法和续保方案，应当由医院和保险公司通力合作，认真分析各医院近几年发生赔偿额的年平均值为赔偿基数，下一年的续保根据上一年的赔偿额做出调整，计算出让医院和保险公司都认可的保费数。另外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中，联合共保也是重要途径，所谓“共同保险”就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共同签订一个保险合同，由多个保险人共同承担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联合共保的公益性更强，也会减轻保险公司个别经营的负担。
政府应当在政策上倾斜，给予经济支持。医疗行业协会在这个方面应当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行业协会可以代表医疗机构或者个体医疗人员向保险公司投保，并且起到监督和督促作用。同时行业协会可以在医疗风险管理方面加强与保险公司合作，成为第三方调解机制运行的助力。山西省已经建立医调委和保险机构的定期联系制度和信息通报制度，北京和上海也已经实行合署办案，一站式全方位的保险保障服务。这些都可作为今后福建省调保合作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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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责任险方案篇4
在昨天召开的“中美医疗责任保险学术研讨会”上，卫生部医政司医院管理处张宗久表示，新《条例》实施后，将使医患双方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但目前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套好的责任保险体系，一方面使医疗风险得到有效的分担，另一方面也保证对患者的赔付落到实处。张宗久称，现在有关部门正在与中国人保、太平洋、平安等国内实力较强的保险公司积极接洽，就保险产品的费率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满足医疗机构及患者的需求。
事实上，国内人保等财产险公司早在几年前就开发了医疗责任险，但是这一险种在市场上的推广情况却并不理想。根据中国人保北京分公司提供的数据，该公司自2000年6月开始在北京地区推出医疗责任险以来，共有10家医疗机构投保，保费收入300万元；共计处理赔案25件，已支付的赔款为80万元，平均每起赔案的赔款为3.2万元。造成医疗机构投保率低的原因在于，过去对于医疗事故的补偿较低，例如一级死亡事故的补偿额仅为3000元。而医疗责任险属于高费率险种，所以，在出现医疗争议的情况下，医院更愿意自掏腰包解决。
不过，新《条例》实施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保险需求将大大增加。首先，医疗事故从过去的三级增加到了四级，增加了“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一条，医疗事故的范围明显加大。同时，在《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各级事故的11项赔偿标准。另外，医疗事故的鉴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长期以来医疗技术事故鉴定一直由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而今后将由医学会进行，必然会减少有争议的鉴定结果的数量。随之而来的是，医疗机构支付的赔偿费用可能会大幅提高。
美国霍顿集团职业责任保险部副总裁梅狄向记者介绍，在美国，医疗事故引发的赔偿诉讼金额非常惊人。在霍顿集团过去处理的赔案中，有一起案例是孕妇在医院生产时，孩子的胳膊受伤并留下残疾，医院必须为此支付300万美元的赔偿金。尽管国内对一般性赔偿进行了封顶，但医疗机构仍有可能无法承担高昂的赔偿费用，运用商业保险手段规避风险成为了必然选择。
医疗责任险方案篇5
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番禺支公司（以下简称中保公司）。
被告：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番禺支公司（以下建成平安公司）。
1996年11月10日上午6时许，原告驾驶一辆粤a9K594摩托车由西往东行为至番禺联邦工业路农药厂门口时，被一辆粤a0F962摩托车迎面碰撞，两摩托车损坏，原告受伤送院治疗，肇事摩托车司机弃车逃逸。经番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粤a0F962摩托车司机肇事逃逸，应负事故全部责任，粤a0F962摩托车车主为何德恒，该已于事故当日上午8时许报失，公安机关以立案侦查，尚未破案。原告因头部受伤在番禺市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中实施的开颅手术，但需二次入院进行颅骨修补术。第一次入院出院后的三个月后，原告第二次入院进行了该手术。第一次入院花去医疗费52697.40元、第二此入院花去医疗费5745元，合共花去医疗费58442.40元。事故发生时，原告及其驾驶的车辆，粤a0F962摩托车及其车主与中保公司没有保险关系；粤a0F962摩托车向平安公司购有不约定驾驶员的第三者责任险。该责任保险条款规定第三者责任保险是在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格驾驶人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中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原告王植松向番禺市人民法院合诉称：1996年11月10日上午6时许，我驾驶粤a9K594摩托车与他人驾驶的粤a0F962摩托车发生碰撞，对方驾车人弃车逃逸，我受伤被送院治疗，共花去医疗58444.40元。后经查，粤a0F962摩托车为被盗车辆，至今未破案。经交警部门认定在事故我不负事故责任。因我省是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行政区域，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4条及《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规定》第11条，我抢救期间的医疗费58444.40元应由被告中保公司预付。
被告中保公司答辩称：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规定》公布实施时，我省只有我公司经营保险业务，自1995年后，多家保险公司相继成立，故现只由我公司承担预付义务是不合理的。另即使预付也只是伤者场抢救期间的医疗费，本案原告两次入院治疗已超过抢救期间的范畴，且原告已自支付的医疗费。原告所引用的两个法律条文，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带交通事故逃逸案件中的义务是预付伤者抢救期间的医疗费、死者的丧葬费。既然原告已自行筹集了医疗费用，我公司的预付义务也就消失。加上在本案中的肇事当事人或车辆存在保险关系的并不是我公司，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亦不应我公司负预付责任。
鉴于平安公司与本案肇事车辆有保险关系，该公司被追加为被告。被告平安公司答辩称：与原告发生碰撞的粤a0F962摩托车所有人向我公司所购的险种为不约定驾驶员第三者责任险，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规定，不约定驾驶员是指被保险人允许的具有合格驾驶资格的人员。本案中该车被盗，肇事者逃逸，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故我公司不应负赔偿责任。
审判番禺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及其所驾驶的车辆和粤a0F962摩托车及车主与被告中保公司没有签订保险合同，故不存在保险关系，而且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我省属实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的行政区域，故中保公司对原告不负预付赔偿责任。肇事车辆粤a0F962摩托车车主虽与平安公司存在保险关系，但事故是粤a0F962摩托车被盗后发生的，不属保险责任范围，故平安公司对原告亦不负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的规定，该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植松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原、被告均未申诉，一审判决发生发法律效力。
评析本案是一宗被盗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受伤，驾车者逃逸，受害人王植松遂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4条和《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规定》第11条之规定，提起诉讼要求中保公司预付赔偿其两次入院抢救的医疗费的案件。法院鉴于中保公司与本案被盗肇事摩托车有保险关系，故追加平安公司为本案被告。由于本案涉及多个法律、法规，且之间出现了内容的冲突，在审理过程中争议较大，争议焦点在于：一、肇事车辆在平安公司投保而不在中保公司投保，受害者的医疗费由谁负垫付赔偿责任。
国务院于1992年1月1日颁布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4条规定："在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的行政区域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的，由当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预付伤者抢救期间的医疗费、死者的丧葬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有权向抓获的逃逸者及其所在单位或机动车的所有人，追偿其预付的所有款项。"广东省人民政府于1994年1月29日施行的《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规定》第11条规定："被盗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受伤或死亡，事故当事人已逃逸的，伤者抢救治疗期间的医疗费、死者丧葬费由当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预付，保险公司有权向抓获的逃逸者及其所在单位或机动车所有人追偿其预付的所有款项，公安机关有责任予以协助。"本案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番禺市是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的行政区域，原告与中保公司虽不存在保险关系，但依照上述法规文件规定，被盗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亡，肇事者逃逸的，伤者抢救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由中保公司预付，是法定的义务。是法律、法规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所规定的一种救济方法。因此，中保公司应从保险业社会效益角度出发，预付原告抢救期间医疗费。第二种观点认为，应由平安公司预付被告两次入院的医疗费。理由是上述两法规文件颁布实施时我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承包保险业务，但时移势易，现多家保险公司并存，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应由有保险关系的平安公司预付。第三种观点认为，中保和平安公司均没有预付第三者医疗费的责任。这是因为肇事车辆没有到中保公司投保，如由中保公司承担预付责任，违背了义务相一致的民法原则，而且在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也没有规定中保公司有这相法律义务。肇事车辆虽在平安公司投保，但车辆属被盗后出险，原车主免责，因而平安公司也无此义务。所谓预付，应该说是爱伤者无力支付医疗费病人是抢救治疗期间的费用，本案中原告已支付的医疗费，就不存在要保险公司预付的问题。因为"预付"属紧急情况下的救济性质。原告要求他人支付其医疗费用的请求，实际上是人身损害赔偿的要求。本案在判决时采纳了第三种意见。
二、对受害人第二次入院治疗的医疗应否纳入保险公司抢救伤者的预付赔偿责任范围。
本案受害人在医院一共治疗两次，第一次抢救用去医疗费52699元，第二次治疗用去5745元。为了查明伤者的第二次入院手术是否属抢救性质，应否由保险公司预付，合议庭曾向番禺市人民医院的法医部门整询意见，法医认为伤者在第二次到医院进行修复颅骨缺损的手术前，仍随时有生命危险，而必须第二次入院进行手术治疗。为此，有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受害人所作的第二次手术是医院第一次抢救工作的延续，目的是使伤者完全脱离危险，可以说经一次手术后伤者的生命仍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意义上说，第二次手术应视作同一抢劫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而不可分割。如果要预付抢救所需的医疗费，应把受害者两次入院的医疗费计算在内。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受害人第二次手术与第一次手术相隔三个月，在第二次手术前，受害人应属于已脱离了危险，生命体征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因为如果伤者生命体征哪怕有一项不稳定，患者是不能出院脱离治疗的，所以第二次手术的费用应是伤者继续治疗的费用，不应列入抢救的费用范围。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
三、关于法律的适用问题1991年9月22日国务院第89号令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1994年1月29日粤府[1994]第16或文《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规定》都相应规定：在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的行政区域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的，由当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预付伤者抢救期间的医疗费、死者的丧葬费。1992年银行 [1992]第272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条平洋保险公司和平安公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逃逸案件发生后，在法律上由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责任先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按其有关保险条款规定的责任预付，各家保险公司在会计年度统一结算；无法追缴收回的预付款项，由各家保险公司按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收入的比例摊付应承担的费用及其先支后付的利息。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以上几个规范文件，前三个规定了第三者责任保险是法定保险，但后一个规范文件又否定了法定保险，法律在这里产生了冲突，应适用哪一个法律来解决本案呢？一种观点认为：应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规定》和广东省交通厅、公安厅、保险公司的文件规定处理，因为在我省实际上对第三者责任保险视为法定保险，规定机动车若不买保险不允许办理车辆执照号牌。另一种观点认为：《保险法》是由人大常委会颁布的，立法机关颁布法律层次较高、具权威性，且颁布时间在后，本案也发生在《保险法》颁布后，虽然广东省交通厅、公安厅、保险公司的文件规定，本案涉及的地区为强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的行政区域，并规定买第三者保险的机构在中保公司及但这个问津未能上升为法规。条例在前，保险法在后，在法律之间发生内容冲突和抵触时，根据法律优越于文件、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来处理，按保险法规定执行。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按《保险》来处理。
责任编辑按：本案的处理揭示了三个很价值的法律问题。
第一，被盗机动车在盗窃后肇事，肇事者逃逸的，对受害人所受到的人身伤害损失，被盗机动车的所有人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应由肇事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正因为如此，本案原告作为被盗机动车肇事的受害人，没有起诉被盗车辆的所有人，而是在找不到肇事者的情况下，依有关法规规定的此种情况下的有关保险公司有法定预付义务的规定，以中保公司为被告起诉，是为明智的选择。最高人民法院自1999年7月3日起施行的法释[1999]13号《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肯定了这种结论。该批复明确规定："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种结论，应是正确地反映了这种肇事侵权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及其规则原则性质的要求的。
医疗责任险方案篇6
这起天价索赔案再次重重地敲响了中国医疗机构防范医疗风险的警钟。
天价索赔案
2002年8月26日，陕西某建筑公司副董事长蔡某被炸伤后送入陕西某发展公司总医院急救。在手术室急救期间，蔡某突然出现抽搐，呼吸、心跳骤停。经治疗，蔡某恢复自主呼吸。医生诊断为左手炮炸伤、炮震伤综合征，共花医疗费5445.08元。
次日，蔡某转入榆林市某医院，诊断为缺氧性脑病、肺挫伤、急性呼吸衰竭、双手炸伤、左手拇指缺如，住院23日，用去医疗费40745.20元。
2002年9月17日，蔡某又转入西安某医院治疗，诊断为缺血缺氧性脑病，住院461天，用去医疗费88万余元、理疗费20万余元，外购药品86万余元，专家会诊费39万余元，共计214万余元。
2003年12月21日，蔡某返回榆林市某医院又住院454天，用去包机等交通费13万余元、医疗费13万余元，被诊断为植物人生存状态。
2005年3月11日，蔡某之妻以陕西某发展公司总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为由，向法院提讼，要求法院判决该公司及其总医院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300万元，后继治疗费500万元，共计800万元。
法院经三次开庭审理后判决陕西某发展公司及其总医院共同赔偿蔡某医疗费、理疗费、交通费、护理费、误工工资等合计274万余元，后继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工资不超过500万元。
陕西某发展公司及其总医院不服一审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故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7年2月，重审之一审审结，法院判决陕西某发展公司及其总医院赔偿蔡某各项损失费总计760万余元。
当事医院收入5445.08元，却判赔760多万元，这种巨大的医疗风险令人震惊。
医疗风险正在加大
2007年2月4日，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在她的办公室里向记者介绍，医疗风险正在加大。
医疗风险加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患纠纷数量上升，二是赔偿额大幅上涨。据统计，北京市审理医患纠纷案2001年有340件，2002年有528件，较2001年上升55.3%，2003年有631件，较2002年又上升16.3%。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理的医患纠纷案2001年只有9件，2005年达到150件。从医院接到的患者投诉情况看，三甲医院以前每年平均不超过100例，现在上升到150例左右。
在医患纠纷索赔案中，赔偿额不断攀升。过去，一起医患纠纷赔偿额在20万元以下，现在三甲医院的赔偿额平均达到100万元左右。高额索赔案屡屡出现，如2006年北京一起迄今为止该市最高额的赔偿案例，法院判决医院赔偿患者490万元。又如上述天价赔偿案。
郑雪倩介绍，据云南省有关部门调查，因医患纠纷影响医院正常开展业务的医院数占该省医院总数的70.8%，医务人员安全受到威胁的医院占62%，在医患纠纷中受到损失的医院占67.6%，新业务、新技术的开展受到影响的医院占50.8%。
据记者了解，2006年9月29日，卫生部部长高强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座谈会上说，据调查，全国有73.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其家属用暴力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的情况；76.67%的医院发生过患者及其家属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不缴纳住院费用的现象；61.48%的医院曾遭遇过病人去世后，病人家属在医院内摆设花圈、烧纸、设置灵堂等的侵扰。
中国医师协会近日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国115所被调查医院里，2004年度、2005年度、2006年度“医闹”行为的发生率分别为89.58％、93.75％、97.92％，平均每所被调查医院发生“医闹”的次数分别为10.48次、15.06次、15.31次，平均每家医院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20.58万元、22.27万元、30.18万元。
2006年9月，四川省卫生协会、四川省医院管理协会对100所医疗机构、106名医务人员进行调查。2005年1月至2006年8月的20个月里，100所医院共发生蓄意伤害医务人员的事件120起；患者及家属因医疗纠纷纠集多人在医院内围攻医院领导或者医务人员的309起；暴力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的381起；治疗结束后，患者及家属拒绝出院，且不缴纳住院费用的476起；病人去世后，家属将尸体停放在医院或病房内，或在医院摆放花圈、烧纸设灵堂的118起。
在接受调查的106名医务人员中，发生医疗纠纷后，遇到过人身威胁的有76人，对目前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感觉不满意的77人，感觉一般的29人，没有1人感觉满意。医院治安状况恶化不仅使正常的医疗秩序受到破坏，医务人员受到威胁或伤害，也严重侵害了广大患者的就医权，恶化了医患关系。
视患者如亲人
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兼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刘谦认为，防范医疗风险需要采取综合措施，规避风险的保险制度、确保规范化操作的医院管理制度和以病人为中心的良好理念缺一不可，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病人为中心，“要视患者如亲人。”刘谦说。
北京协和医院的业务量每年都在上升，相应地，在2004年前，医患纠纷数量也在上升，但是从2004年开始，医患纠纷的数量下降了。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协和医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改善了服务态度，提高了医疗质量。刘谦说：“工作量再大，工作也要抓细，每一个环节都有操作规程，每一个职工都按规程操作，全体职工共同努力，就能降低医疗风险。”
经过2006年的筹备，2007年初，北京协和医院成立了社会工作部，这是该院具体负责防范医疗风险的三个部门之一，另两个部门是医务处和质量控制中心。这三个部门分工不同，但都从不同侧面防范了医疗风险。
社会工作部负责与患者沟通，从患者一进院时起，就了解患者的需求，向患者介绍医院的情况，如果患者有意见，还向患者介绍投诉渠道和方法，从为患者提供满意服务的角度防范医疗风险。
医务处负责接待患者投诉，解决患者在就诊中遇到的问题，不使投诉变成纠纷，从处理投诉的角度降低医疗风险。
质量控制中心负责监督全院各个部门各个岗位是否按规程操作，从提高医疗质量的角度防范医疗风险。
但是，仅靠医院单方面的努力还不足以防范医疗风险，北京协和医院还引入了第三方。该院与公安部门合作，由公安部门在医院设立了警务室。警察长驻医院，能及时处理治安事件，防止治安事件演变成治安案件。刘谦说：“这个办法开支少，效果好。”
按照北京市卫生局的要求，北京协和医院还参加了医疗责任保险。保险费按病床数和医务人员人数分别计算。2006年每个床位160元，每个医务人员统筹200元。全院2006年缴纳保险费123万余元，医疗责任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法律费用累计赔偿限额20万元。
该院社会工作部主任盖小荣介绍，北京市自1998年开始进行医疗责任保险试点，是全国最早开展医疗责任保险的城市之一。但是由于北京市没有以政府统保的形式推行这项工作，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医院数量少。由于无“大数法则”规模效应的保障，加上医疗责任保险风险太大，医疗责任保险濒临夭折。这主要是因为当初的医疗保险是医疗事故责任险，但医疗事故只占医疗纠纷的20%，因此，医疗机构普遍认为医疗事故责任险既无必要，也缺乏可行性。
2005年北京市政府经多方征求意见，将医疗事故责任险改为医疗责任险，负责赔偿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一切赔偿责任。保费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共同缴纳。医疗机构按床位数分成不同档次，在同一赔偿限额内，缴纳保费不同。医务人员保险费率依医务人员所在医疗机构的级别、科室、职业、职称的风险大小不同，按差异化原则设计，即高风险高保费，低风险低保费。同时，实行风险防范的原则，如果某一单位当年出现的纠纷数量少，赔偿额低，第二年就可以降低保费，反之，则增加保费。
盖小荣认为，医疗责任保险是分担医疗机构执业过程中医疗过失纠纷处理与赔偿风险的一种社会承担机制。其好处很多，一是缓解了医患纠纷，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参与解决医患纠纷，可以使矛盾缓解很多。二是把部分医患纠纷引到院外去解决，保护了医院的诊疗环境。三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医务人员的压力。发生医疗事故后，医务人员内心本已很内疚，又面临赔偿患者经济损失的境地，压力很大。有了医疗责任险以后，由保险公司出面解决医患纠纷，并承担赔偿责任，就可以减轻医务人员的压力。四是给患者增加了一个诉求的渠道，通过保险赔付比通过法院诉讼要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即使保险公司不能解决纠纷，也可以将患者引向正常的渠道，使患者更客观、更理智地看待医患矛盾。五是促进中国解决医患纠纷法制化的进程。通过医疗责任险可以积累解决医患纠纷的数据，为推进解决医患纠纷法制化打下基础。
但是，目前医疗责任险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一是理赔程序还很复杂，理赔的时间太长。二是保险公司缺乏既懂医疗技术，又懂法律，有较强沟通、调解能力的专业人才。三是还需要其他险种的补充。在医患纠纷中只有约20%属医疗责任险的范围，其余80%仍由医院解决。
郑雪倩认为，医疗责任险应运用“大数法则”，提倡人人都为自己的健康付出一点。她说，如果在病人看病时缴1元钱的保险费，全国年门诊22亿人次，就有22亿元，再加上住院病人有700万人次，这几十亿元的保费就是“大数法则”。
三拨投诉者留下的启示
记者在中日友好医院采访时，一个上午遇到了三拨投诉者。
第一拨是杜兴师傅和他的女儿杜英杰，他们因未及时领到抚养费而显得非常恼火。杜兴说，抚养费是经法院判决，医院该给的。在预定领取抚养费的日子前三天，他们就通知了医院，可早上到医院后，医院却说没钱。杜师傅因此非常气愤。他说，他们改天来也行，但是医院得赔给他们误工费80元，来回打车费30元。
尽管杜师傅情绪不好，但负责接待他的中日友好医院医务部副主任田献氢始终笑脸相迎。其实，并不是医院没钱付抚养费，而是杜师傅不了解医院的财务制度。制度规定，为保证财产安全，医院不能留现金过夜，当天收入的现金都必须存入银行。第二天银行上班后，再由运钞车送回当天需要的现金。医院要开出现金支票，必须等到上午9点半以后，可是杜师傅并不了解这一点，早上来到后一听说没钱就火了。
说起这笔抚养费也有来历。1998年11月4日，杜英杰因怀孕，伴下肢水肿入住中日友好医院产科，被诊断为双胎、孕33周、妊高症（中度）。经中日友好医院对症治疗，杜英杰于9日剖宫产出二男活婴，其中大者叫王日暖，因系早产儿，转入儿科治疗。治疗期间，王日暖先后出现全身青紫，呼吸减慢，四肢强直性抽搐，双眼斜视等症。医生综合考虑其颅内出血可能性大，并进行了相应治疗。同年12月1日，王日暖出院。出院诊断为新生儿颅内出血，早产儿。后因王日暖不会坐、不会爬、不会看人，家属携其到北京儿童医院诊断为脑发育不良，脑白质少，脑白质髓鞘形成障碍。2000年1月13日，王日暖家属又携其到西苑医院，诊断为脑萎缩、脑瘫-混合型，癫痫。王日暖家属认为中日友好医院在治疗中存在过错，因此向法院提讼。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日暖所患缺血缺氧性脑病主要成因在杜英杰。中日友好医院虽对杜英杰母子进行了相应诊疗，但在王日暖出现病症后所采取的救治措施不够及时和充分有效，致使王日暖的病情持续反复，经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确认，中日友好医院属三级医疗技术事故，经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确认，王日暖脑病成因以内在因素为主，中日友好医院对王日暖病状处理存在不足，是造成病症程度加重的原因。对此，中日友好医院对该事故结果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对王日暖造成的损害应予相应的赔偿。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述杜师傅领取抚养费一事。
田献氢说，医院从这个案子上发现了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如病历记录。其实，病情都及时做了记录并告知了家属，但记录的次数和实际的次数相差太多，实际的次数多而记录的次数少。医疗事故鉴定时依据病历认定医院病情告知不及时。在病情告知上，病人病危时，医院把病情口头告知其家属，后来又书面告知，但其家属没在告知书上签字。现在改为要求病人家属在告知书上签字，家属不签的，应当注明。
从此案中还引申到手术知情同意的管理。对于某些高危病人，在告知病情前要签一份《术前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权的协议书》，先询问病人是否能承受危险病情，如肿瘤、心脏病等，若不能承受，可委托他人行使知情同意权，避免在向病人告知病情时发生意外。田献氢说：“不但要知情告知，还要考虑告知后可能发生的后果，要预防风险。”
第二拨投诉者是一伙开口就骂，举手就指着别人鼻尖的蛮不讲理的年青人。其中一个因做了一个结肠息肉手术，发生肠瘘，又做了一个造瘘手术和还纳手术。病人认为应该只开一刀的手术，却开了三刀，因此，要求医院赔偿。
田献氢说，这件事的原因也在知情同意上。手术前，医生已告诉了病人手术存在发生肠瘘等并发症的风险，但病人并不懂什么叫肠瘘，所以光告知还不行，还要让病人真正地理解。有的医生在告知病情时喜欢说术语，但病人并不懂医学术语，所以并未真正理解医生告知的病情，一旦手术发生意外，就会发生医患纠纷。“告知只解决法律上的问题，怎样告知是情理上的事。情与法相结合才能构建和谐社会。”田献氢说。
第三位投诉者是一位女士。她非常客气，一方面要求医院尽快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感谢医院已做的许多工作。
田献氢说以病人为中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实实在在去做。2006年5月至8月，中日友好医院开展了质量和安全的大讨论，加强“三基三严”、医疗质量安全和法律法规的培训。这次活动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深入学习，提高认识，采取自学和集中学习相结合的办法，重点学习法规和制度，加强“三基三严”的培训，规范医务人员的行为。第二阶段自查自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三阶段专家检查。第四阶段整改提高。
医疗责任险方案篇7
贵州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张光奇在通气会上表示，实施医责险是为建立和完善医疗风险社会分担机制，提高患者、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抵御医疗风险的能力，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此次贵州省卫生计生委与中汇国际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及5家共保公司签署医责险框架协议，将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组织公立医疗机构进行统保。截至2016年6月，贵州省公立医疗机构将全部完成投保。
营造医院“交强险”
作为现代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医责险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美国以互助自保的医疗责任保险公司为主体，具有提供弹性保险计划、有力控制风险、多功能法律服务、低成本运作等特点。尽管至今美国也没有形成明确的国家层面统一立法―规定医生必须购买保险才能执业，但购买医责险早已成为美国医务工作者的共识。
我国的医责险起步相比于其他责任保险要迟很多，1989年才出现了以商业保险为组织模式的医疗责任保险形式，当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西彝族自治县支公司首次销售了医责险相关产品。随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医责险在我国云南、青岛等个别省市开始萌芽。直至2000年，中国人保公司才将该险种从最早试点的广西推向全国。然而医责险的推广经历了风风雨雨，至今仍未能在国内医疗行业真正广泛推行。
作为对医责险探索较早的深圳，中国人保深圳分公司与原深圳市卫生局曾在1999年联合研发新型医责险；2004年，原深圳市卫生局专门下发文件，积极推广医责险。但媒体报道称，2011年深圳投保医责险的医疗机构占比仅为1.1%。上海自探索实施医责险以来，直到2013年末，参保的医疗机构从最初的486家逐年递减至421家，并呈现继续加速下滑的走势。
综合各方观点，可以将医责险推广难的原因归纳为四点：第一，医责险在险种方面缺乏创新，同业内险种相似度超过90%，根本无法满足医院对产品的多样化需求；第二，保费计收不合理，不能科学利用大数法则，不少医院根据经验认为，不投保而自行赔付的成本更低；第三，医学领域属于具有高度专业性的技术范畴，仅凭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难以独自判定一起医疗事故，由此带来的是保险公司“拖赔、限赔、惜赔”现象频发；第四，医疗意外难以纳入医疗责任保险承保体系，违背了医疗机构通过投保达到转移风险的初衷，继而削弱了投保的动力。
在医责险自愿投保难以推广的背景下，近些年，一些省市结合自身实际，通过政府行政命令等方式组织医疗机构统保。例如，云南省卫生主管部门曾规定，县及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必须投保医责险，否则将收回《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疗许可证》。
此次贵州省的医责险统保行为，将医责险投保情况纳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及“平安医院”考核体系，并作为医疗机构医疗质量安全和等级评审工作的考核内容，同样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形象地将医责险统保称为“医院的交强险”。他认为，医疗纠纷并不比汽车发生车祸的风险小，国家在汽车管理中实行“交强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因此医疗行业很有必要强制性缴纳医责险。统保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避免医院院长的侥幸心理，让医生有所保障，而且在全省大面积参保的情况下，参保人越多则个人分担的医疗风险就越小。
创新保险模式
《中国医院院长》在调查中发现，贵州省的二、三级医院都对医责险统保的做法表示支持，但在一些细节方面，有些医院提出了疑问。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一名负责人在采访时直言：“如果有患者不愿意走司法程序，到底这类纠纷能否纳入医责险的赔偿范围？”对此，贵州省卫生计生委某工作人员回答，如果是医疗机构与患者自行协商处理，处理结果可以作为保险公司的理赔依据。这正是贵州推行医责险的特点之一。
事实上，《贵州省医疗责任保险实施方案（试行）》早在2014年底就已在贵州省卫生计生委的官网上挂出，从方案内容可以看出，医责险统保的“贵州模式”相较之前的“云南模式”“深圳模式”，在很多方面都有完善与改进。
早在1998年，云南省就成为了全国第一个开展医责险统保的省份，然而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云南模式”难免显现出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导致难以推广实施。首先是依法赔偿和协商赔偿的矛盾，其次是保险赔偿不能及时兑现，再次是保险范围过窄、缺乏险种创新。
与之相比，“贵州模式”规定，1万元以内的医疗纠纷，由医患双方自行解决，保险公司在签约范围内理赔；1万元以上的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10万元以上的医疗纠纷，则需经过医疗事故鉴定进行责任认定。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与医院、保险公司的沟通协调，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协议等为依据，全省统一理赔，强化理赔效率。在险种方面，实行“主险+附加险”方式，提及的附加险包括医务人员遭受伤害险、法定传染病险等多样险种。
深圳市在2003年开始推行医责险统保工作，因引入了具有激励机制的个人风险储金，将保险赔偿责任与医务人员利益相挂钩，被称为“深圳模式”。但是，“深圳模式”对保险赔偿限额不封顶，令保险公司面临巨大的赔偿风险，无疑诱发医疗责任保险供给严重短缺，最终导致模式运行失败。
医疗责任险方案篇8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04—0256—002
一
、医患冲突的原因
1．患者对公平处理医疗纠纷缺乏信心。
这里不得不提起一个沉重的话题——医疗事故
处理难。
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对医疗过程中发生的不
良后果(对就诊者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损害)
及其原因、医疗方应否或应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等相
关问题认识不一而形成的纠纷。每个人的一生都难
免接受医疗服务并与医务人员打交道，故医疗安全
关系到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一基本的人身权利。由
于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患者依法维权意识的增强，医
疗纠纷必将继续呈上升趋势。从法学角度看，医患关
系是一种以医疗服务为内容的医疗服务关系，医疗
机构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患者是医疗服务的承受
者。所谓医疗事故纠纷，实际上是一种民事赔偿案件
而已。但何以“独领”而成为媒体“宠儿”?在一个
推行法治的国度，法律，承担着调节社会关系、化解
社会矛盾的重要职能；诉讼，是解决多种权益纷争的
重要途径。某种社会矛盾凸现为难点或焦点问题，必
然是相应法律法规的职能之发挥存在障碍或困难。
从司法角度来看，任何一项纷争要得到公正的法律
处理，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事实能够查清、必须查
清。事实查不清，必然导致冤假错案。第二，裁判者
(法官及鉴定人)本身有足够的认知能力，能够对涉
及相关专业技术领域的纷争做出科学、合理的裁决。
第三，法律处理程序公开、透明、科学、合理。
对医疗事故纠纷案件而言，在这三方面均存在
问题，导致医疗纠纷案件处理难。
首先，医疗事实难以查清，主要是，医患双方之
间关于医疗过程的信息不对称，医疗过程不透明、有
一定的隐蔽性，尤其是手术过程、麻醉过程，患者一
方无从直接知晓。如果发生医疗错误，大多数情况下
是医方先于患者知道，但谁能保证由医方单方书写
的病历是真实，客观的?所以医疗方总是处于主动地
位，难以完全排除医疗方利用该优势在病历上作不
客观的记录，这对患者是不公平的．无疑会增加医疗
事故公正了断的难度。
其次，医疗纠纷的处理要求医学与法学密切结
合，裁判者应既懂医又懂法，或者由医疗专家和法学
专家共同审理、鉴定案件。但现状是法官不懂医学，
鉴定人不精通法学，而审判和鉴定又是分别进行的，
没有能很好地结合。
再次，法律处理程序上，法院受理案件后，因为
看不懂病历的证明内容，无法对医患双方的证据的
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进行审查，往往直接委托鉴
定，而鉴定人倾向于以医疗方的病历为主要依据来
鉴定，导致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受到严重影响。
患者家属现在仍然难以信任来自本地医疗机构
的医生会做出公正的鉴定结论。
总之，上述三个因素必然导致医疗纠纷处理难，
使患者缺乏甚至丧失讨得公正说法的信心。
2．医疗机构没有建立分散医疗风险的机制，难
保不采取不当措施来规避责任
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临床医疗工作面临较大压
力，临床医学的探索性与高风险性决定医疗过失损
害赔偿难以完全避免。一定程度上，医疗事故赔偿在
所难免，就如同交通事故难以完全避免一样。医务人
员即使小心谨慎，也难免“大意失荆州”而酿成医疗
差错、医疗事故。从民法上看，由于过错造成人身损
害当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并不能因为
医疗活动的探索性、高风险性而享受特殊的赔偿豁
免，否则，受损害的患者的权益就得不到保护，因为
法律必须维系社会公平与正义。但医疗损害赔偿数
额较大，有的医院让医务人员承担的比例过大，迫使
其为摆脱经济负担而采用不当手段影响医疗纠纷的
鉴定和审判。
3．患方知情权的缺陷和医疗知识的缺乏容易导
致患方误解、猜测而引发医疗纠纷，加上医患沟通不
够，会成为冲突发生的导火索。
总之，上述三个因素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和冲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4卷(第4期)
突的原因。
二、缓解医患矛盾、改善医患关系的对策
1．继续改进医疗纠纷的审判和鉴定工作从科学
审判的角度出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应加大引进医
疗专家以陪审员的身份直接参与审理医疗纠纷的力
度；委托鉴定前尽量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明确争议
的焦点和鉴定的要点。
加强对参加鉴定的医疗专家的法学知识的培
训，必要时，邀请法学专家参与鉴定；赋予当事人较
大的从外省专家库中抽取鉴定人的权利，以淡化同
行保护。
2．推行医疗责任保险以分散医疗风险，有利于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客观面对医疗损害赔偿，为临
床医学创造宽松的执业环境。临床医学必须不断发
展，这才符合患者的根本利益。首先，医疗责任保险
的基本作用是分散、转移医疗机构的医疗风险，解除
了医疗方的后顾之忧。如果没有医疗责任保险作后
盾，为了避免因医疗损害赔偿给自己带来医疗风险，
医务人员在治疗过程中往往采取消极、保守疗法，缺
乏探索勇气，对无十分把握的病人不敢放手治疗。这
样一来，临床医学将难以发展。有了医疗责任保险，
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就会得到减轻，他们就可以放
心大胆地开展医疗活动，积极地进行医疗科学研究。
其次，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能减少医疗纠纷
对正常医疗活动的干扰。医疗事故的发生常常导致
医疗纠纷，而医疗纠纷的解决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
程，医疗方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如果有了医疗责任
保险，发生医疗纠纷时保险公司就会马上介入，从而
使医疗纠纷的“主战场”就从医院内转到医院外，医
疗机构就不会陷入诉讼和鉴定的漫长过程，可以把
精力更多地用于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水平、为社
会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再次，医疗责任保险有助于医疗纠纷得到公正
处理。医疗机构投保了医疗责任保险，那么医疗事故
将最终由保险人来负责赔偿。这样以来，医患纠纷就
变成了保险纠纷，保险人就代替了医疗机构，保险人
成为当事人。如果需要进行鉴定。由医疗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组成的专家鉴定组相对于纠纷双方就处于了
中立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也比较
容易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如此，许多因对医疗事
故鉴定结论不满而久拖难结的医疗纠纷就得到及时
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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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医疗事故如同交通事故一样难以完全避
免，对后者强制推行责任保险，对前者也应如此。现
在主要是医疗机构自主决定，未全面展开。
3．加强医患交流和沟通，共同面对疾病，充分保
障患者知情权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和营造宽松的执
业环境。
如果，法律对医患双方的的权利设定得更平等
一些、使医疗行为更透明一些，相信会给医患双方搭
架起理想的沟通、理解的平台，那么，我们有理由相
信，医患关系就不会出现紧张的局面。实际上，除非
自认为遭受沉重的创伤、欺瞒，中国老百姓一般是不
愿与“白衣天使”对簿公堂的。
目前，我国立法者认为，不让患方复印主观病历
资料(会诊意见、病程记录、疑难病案讨论记录、上级
医师查房记录、死亡病历讨论记录)的理由是，由于
病人不理解医师们在讨论医疗方案时可以有不同的
看法、可以发表不同的学术观点，不了解疾病发生、
发展过程及不可预知的变化。在阅读这部分病历资
料后容易导致医疗纠纷上升。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
得商榷。信息公开和透明是消除猜疑与误会的上上
之策。实践经验，主观病历资料不让患方知晓反而引
发其更强烈的知望，使得医疗纠纷更加复杂、更
加旷et持久。与其遮遮掩掩，不如来个开放、透明；患
者早一天知情，就可能早一天消疑释惑，就可能减少
不少医患纠纷。就可以改善医患关系。
4．对医务工作者个人的法律责任应该轻缓。
目前。一些医疗机构在对患者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后，对医疗事故的责任人员的民事追偿过多，导致
医务人员压力过大，迫使其不得不想方设法(可能已
超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范围)掩饰医疗过错和
推卸责任，平添医疗纠纷的处理难度，造成医患关系
紧张；医务人员也因此不敢大胆开展业务，工作上缩
手缩脚。医疗机构的这种作法应该予以改变。
《医师法》规定，执业医师发生医疗事故的，给予
警告、或者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
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类似的规
定。这些规定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在实际适用时，
应该持宽容的态度，要考虑医疗活动的特殊风险。要
通过法律的适用让医务人员感到自己的执业环境是
宽松的，行政处分上不要太影响职称评定，民事追偿
医疗责任险方案篇9
[关键词]生命健康权;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特殊干涉权;强制救治权
[中图分类号]R1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7210(2010)03(c)-113-02
2007年11月发生在北京的“李丽云死亡案”入选为2007年度十大宪法事件,该案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2009年7月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但目前仍没有得出司法答案。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媒体报道热潮的退去,该案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该案所暴露出的医疗法规问题仍然困惑着医务工作者,值得广大医务人员去思考、探索。本文从生命健康权的角度出发,就现行的医疗法律制度作出评析,对完善医疗机构强制救治权的相关制度提出建议。
1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及影响因素
1.1患者的生命健康权
生命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虽然我国在1982年制订的《宪法》中没有对其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全国人大在2004年公布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中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该规定可视为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宪法保障。另外,《民法通则》第98条也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和道德,都以保护和尊重生命为第一。
1.2威胁患者生命健康的因素
为保障患者利益,防止医方滥用权利,法律赋予患者权利,但由于我国相应法规滞后,这些条款主要偏重于规范医方行为,强调和充实患者话语权,忽略了患者是否有能力正确行使权利以及患者家属的意志是否是正确代表了患者的意志,使患者的生命健康仍受到严重威胁,对患者来说更具有社会危害性。
1.2.1患者及家属的自决能力不足。法律赋予患者知情同意权,知情同意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知情权,一是自决权。实践中,由于医疗行为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尽管医生已经认真履行了告知义务,使患方明白治疗方案及其风险性,但由于患者及家属没有对等的医疗知识,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理性的选择,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得不到保障。
1.2.2患者权利意识缺乏。患者权利法则在国外比较常见,但在中国还不乐观。长久以来,由于不同的社会分工模式决定了男女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也形成了一套男主女从的价值判断体系。虽然现代提倡男女平等,但有一些农村妇女,特别是边远山区的女性患者,这类患者的权利意识极低,当医生询问意见时,尽管患者有自己的治疗取向,但却往往把决定的权利交给丈夫、儿子或宗族内其他男性,由他人主宰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1.2.3人不作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简称《条例》)指出: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也就是说,当患者无能力(如昏迷、精神障碍、未成年等)作出决定时,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由家属或关系人行使。但患者的家属及关系人可以受利益、感情、文化水平、人格等多种因素制约,从而影响到他们对于治疗措施选择的态度,进而决定着患者的生与死[1]。如果人失去理智或动机不良,自主选择损害患者利益的决定,那么患者的生命健康将受到严重威胁。
2现行医疗法律制度的缺陷
2.1伦理与法律的冲突
《执业医师法》以及卫生部的医德规范都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要想方设法为患者解除病痛、挽救生命。临床实践中,常常遇到伦理与法治冲突的案例,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陷入守法与救死扶伤的两难处境。如大出血患者,需要立即进行手术止血,否则危及生命,如果患者或家属明确表示不同意手术,那么医生将不敢为了救人而强行手术,因为此种情形下,即使医方的治疗行为没有过错,治疗结果令人满意,也是不合法的;如果由此引起医疗纠纷,根据后果医方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2]。
2.2法律与法规的冲突
《执业医师法》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医院只有在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的情况下,才必须要患者本人或其家属同意。医生有权利采取合理的方案抢救患者”;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指出,手术必须征得患者或其家属或者关系人的签字同意才能执行。如果医生在抢救患者时,必须行手术治疗,但是患者或家属不同意,医生履行职责应该以哪个法条为依据?
2.3举证责任倒置有悖于制订法律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款明确规定,医疗侵权诉讼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倒置的提出,要求医方在应诉时,要证明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以及针对患者的要求作出医方诊疗护理行为与患者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着因果关系的证明,否则法院将通过过错推定原则判定医院败诉。由于疾病的复杂性、人类认识能力和医学科学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决定了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医方并不都有能力去证明医疗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一旦发生纠纷,医方面临举证困难。另外,由于患者的个体差异性、缺乏医学知识和对健康的期望值过高,使他们对医方的医疗行为越来越挑剔,稍有不满便将医院告上法庭。为规避风险,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往往无奈、消极地采取过度医疗、保守医疗等防御性医疗手段,其结果是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也制约了医务人员一些正常的医疗行为,使医生不敢违法去抢救患者生命,也不敢大胆采用高风险但效果好的治疗方法,最终危害了患者,也阻碍了医学科学的发展,这有悖于制订法律的目的。
3对完善医疗机构强制救治权制度的思考
3.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3.1.1赋予医疗机构强制救治权。当患者无自决能力或人不作为时,如果患者的生命健康受到重大威胁,法律应赋予医疗机构强制救治权,为医疗机构积极挽救患者生命的行为提供法律保障,并且不管救治结果如何,医生的决断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为避免医院滥用强制救治权,法律可确定使用强制救治权的条件及范围,如危及患者生命、不及时救治病情进一步发展最终危及患者生命或者不及时救治造成不可逆损伤危害后果严重等。
3.1.2给予医生特殊干涉权。在我国,一般情况下患者有权拒绝治疗,但这种拒绝必须是理性、法律允许、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当患者或家属作出非理性决定时,需要给予医生特殊干涉权来实现医生的意志,以达到完成对患者应尽的义务和对患者根本权益负责的目的[3]。允许医生行使特殊干涉权的情况:拒绝治疗将给患者带来严重后果或不可挽救的损失;或这种决定是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作出;或患者的精神情绪处于极不稳定状态下作出;或是在药物对思维、认识能力产生影响时作出等[4]。医生的特殊干涉权是知情同意的有益补充,是维护患者和社会人群的根本利益和生命健康权的有力保障。
3.1.3举证责任分配要兼顾医方举证能力的客观限制。举证责任倒置对于医患双方都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但是,由于医学领域的未知性和疾病自身的复杂多变性,将举证责任全部落在医方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这样必将导致医务人员为保护自己而采取防御性医疗行为,最终受损害的不仅是患者的利益,而且会阻碍医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3.2设立医法权威评审机构
当患者生命垂危不能有效表达自己对病情的处理意见,而其亲属又不能或不愿为此承担责任和义务时,应设立一个医法评审机构,由其决定医疗机构是否可以采取强制治疗措施。可建立一个由医院、法律部门共同参与的紧急处置机构来专门应对相关问题,并保证有流畅的工作流程,让医疗机构从“死规定”中松绑,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救死扶伤,使患者得到最及时有效的抢救和治疗。
3.3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台湾学者提出:由于现代医疗的复杂性,许多不良后果依现代手段尚无法避免,责任不应由努力实施救助的医院负担,而应由全体公民共同分担(无过失责任保险)。目前台湾已经出现医疗责任保险(仅限于过失责任),主要由医师自行购买,当其出现医疗过失时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所需费用,同时保险公司还向投保人提供律师顾问等服务[5]。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对于医生的高风险性都有专门的社会保险,美国的医生参加职业保险是一项法定义务,一旦发生争端,都由保险公司处理。在我国,社会各项保险起步较晚,医师执业保险还没有,医疗纠纷的参与者还是医院或医生,这增加了医务人员的负担[6]。我国可借鉴国外和台湾做法,为医生购买医疗责任保险,一旦发生医疗事故,患者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这样可以消除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放心地履行救死扶伤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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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责任险方案篇10
关键词：油田矿区；管理与实践；医疗纠纷
一、医院概况
准东采油厂职工医院坐落于阜康石油基地，主要服务于油田职工家属和周边地区。被自治区卫生厅授予“文明医院”和“爱婴医院”等称号，成为西北地区医疗系统首家通过iSo90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医院。准东石油医院尽管医疗技术和管理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方面的不足。根据2008-2014年诉讼案件统计，医院发生的医疗纠纷诉讼案件有5起，占总诉讼案件的13%。通过其它方式解决医疗纠纷近10起。
二、医疗纠纷的特点
（一）多发性。医疗纠纷激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医学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必然也伴随着风险。医疗纠纷的增加更多的表明了社会观念和医患关系的变化。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们必然对医疗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二）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关键就是举证责任。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使医疗机构承担了较大的责任。
（三）诉讼要求医院数额赔款数额大，负担过重。法院判决准东医院赔款患者20万元以上就有3起，2008-2015年累计赔款133.61万元，严重影响了准东医院的积极性。
（四）医疗纠纷中，准东医院出现的医疗事故中，责任事故占91%的比例。所谓医疗事故，就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五）重复鉴定，案件审理时间过长。由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人员均是由相关医疗单位的人员组成，这种行政性的医疗鉴定缺乏中立性，其鉴定结果的权威性受到了广泛质疑。
三、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
（一）医方因素
1、医疗事故。在医疗工作中，引发医患纠纷的关键因素在于医疗事故，医疗事故是最不可接受的医疗服务。分析准东医院2008-2015年医疗纠纷原因，结果显示，由于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占90%。医疗事故造成一名患者死亡，一名患者残疾，一名患者成植物人。
2、准东医院处理医疗上问题相对于大城市较少，医疗技术水平就很难提高。遇医疗上的疑难杂症，医院出于谨慎态度，往往将疑难杂症以转院的方式推向较大城市医院，逐步形成恶性循环。
3、医风医德问题。少数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时常出现各种不良现象，这些不良行为使医生在患者心中的形象受到很大影响，对医生产生不信任感。
（二）患者因素
1、患者知识水平的提高和法律意识的增强，使相关医疗投诉增多；
2、患者对医生的期望值过高，在诊治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时，患者不能接受事实；还有的患者及家属对于并发症医疗意外等不能理解，对医护人员产生误会。
（三）外部因素
鉴于准东矿区缺乏社会依托、相对封闭现状，医院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受油田用工制度所限，医生编制较少、护士替补不足、资源匮乏；二是由于医院自建自管，医生流动性较差，大部分医生年龄偏大、队伍老化；三是由于医院多年来高度依赖企业费用补贴实现管理运行，随着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医院经费面临运行困难。四是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单一，调解不成，只能走诉讼程序；医院未投医疗责任保险。
四、医疗纠纷防范措施
医疗纠纷已经变成一个热门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下，缺乏统一的标准。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和。所以，应从两大方面，完善解决纠纷的机制。
（一）社会层面
1、制定《医疗损害责任法》，由全国人大单独制定一部专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就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实体处理和程序作出单独规定，以摆脱目前法律适用上的混乱，统一医疗纠纷的法律适用。
2、努力构建医疗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复杂多样的医疗纠纷迫切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与有效性。努力营造良好的运行环境，培育新型的民间调节机构，促进医疗调解工作法制化，加强调解与诉讼的衔接能够较好的解决医疗纠纷案件。
3、建立统一、独立的医疗损害技术鉴定体制，医疗损害鉴定应当建立责任机制，实现权责统一。在当前鉴定制度“二元化”的情形下，带来了很多不利因素：如重复鉴定，加重医患双方的负担，延长诉讼时间，浪费社会和司法资源，降低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公信力。
（二）医院层面
1、医院应建立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开展法律风险源调查研究，系统提出法律风险的概念、特征和分布规律，细分法律风险领域和风险点，按照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防范、风险处理的逻辑结构，做出详细描述。
2、完善并落实各种医疗规章制度。加强对医疗安全的的监督，制定防范与处理医疗事故的预案。严格要求医务人员遵守规章制度，是防范医疗事故最基本的措施。
3、加强病历管理，确保病历质量。病历作为医疗档案，是医生对病情分析和处理过程中的全面原始记录，具有重要的法律作用。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实施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以来，使得病历的法律地位更为重要，已成为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明确责任及医疗事故鉴定或司法鉴定的依据。
4、加强医护人员的服务意识，强化医务人员的服务观念，改善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目前医院要求医务人员做到：1、强化“及时”服务观念，提高服务工作效率；2、加强“谨慎”服务态度，提高服务工作的科学性；3、强化“应答”服务观念，提高服务工作的严密性；4、尊重和维护患者权益，尊重患者的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