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篇1
[关键词]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路径方法论
一、引言
方法论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替的重要作用，不同的方法论层次与视角，将直接制约国际贸易理论的不同对象、不同论域和不同形态，并终将影响到理论的历史命运。鉴于此，本文着重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方法论的演变历程。本文之所以选择讨论这几个时段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方法论，是因为它们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以后的国际贸易的方法论也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出来的，并且这些方法论对今天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仍有重大意义。
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方法论探析
在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出现以前，主要是重商主义的经验总结法，且大多是关于流通领域的，忽视了生产领域的作用，未能真正解释财富产生和积累的源泉。所以还称不上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真正科学。马克思指出：“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开始的。”从古典时期的归纳演绎再到新古典的价格分析、均衡分析，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才真正开始建立了方法论体系，随着新方法论的采用，国际贸易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1.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著名的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为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它们标志着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建立。
（1）绝对优势理论——二重法
斯密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描述法和抽象演绎法相结合的二元方法论，推导出“绝对优势论”。斯密认为由于“利己心”人们便有了交换的倾向，正是这种交换倾向，导致分工产生，而分工又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斯密把他的分工理论推广到于国与国之间。他认为各国分工的基础是自然禀赋的优劣或后天的生产条件，依据交换的原理以及各国之间分工的原则，各国应该利用自己生产条件上的绝对优势进行生产，然后去交换别国具有优势的产品，这样贸易双方都会获利。由此得出了“绝对优势论”。
可见，斯密运用的逻辑演绎方法与重商主义简单归纳法有了本质的区别。同时，斯密极为推崇归纳和演绎的二重法，认为两者是主次分明地结合在一起的，正如马歇尔所说的“经济学需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不同。”正是由于其研究方法的二重性导致了其理论体系的二重性，这也对后来的方法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斯密首创的逻辑演绎法还不够完善，并且只能解释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在这一种特殊情形。此外，斯密虽然指出了“利己心（“经济人”假设的最初内容）”的重要性，但是没有系统而明确地论述其含义。
（2）比较优势理论——抽象逻辑演绎法
“比较优势理论”是绝对优势论的发展和完善。李嘉图提出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分工原则。这使得比较优势论比绝对优势论更具有普遍性，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落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做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主要得益于李嘉图所运用的抽象理性的逻辑演绎法。
李嘉图在论证时先规定了一系列假设前提，并举了英国和葡萄牙生产呢绒和葡萄酒的这个经典例子。李嘉图认为尽管葡萄牙在生产酒和毛呢上都占有优势，但优势的程度不同，生产成本比率上的差异导致了贸易的产生。如果葡萄牙的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都比英国低，并且低的程度一致，这样的交换对双方都无利可图，就不会发生贸易。所以，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不是绝对优势的差异，而是比较优势的不同。这样，李嘉图得出了更为科学的结论。李嘉图在举例时更注意假设条件，他明确地假设资本和劳动不能在两国间自由流动，这是斯密所没有做到的。至此，逻辑演绎法已经发展到非常完善的地步。
但李嘉图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将比较优势理论变成了一种纯粹抽象的推理，并且把这种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分析复杂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使得经济理论日益脱离现实经济生活，大大削弱了它的适用性。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经批评过这种做法，并认为这种方法论指导下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徒具科学化外观，在理论体系形式上看似具有完整性，但却是脱离实际的无用的东西。
（3）相互需求理论——价格分析法
约翰·穆勤在李嘉图比较优势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国际商品交换比率的确定以及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他采用价格分析法，提出了相互需求理论。穆勒认为两国进行交换，其交换比率取决于双方对各该项商品需求的大小，并稳定在输出货物恰好能抵偿输入货物的水平上，也就是贸易双方的总出口恰好等于总进口的那种贸易条件，这是由两国对对方的商品的需求强度决定的。这是对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补充和说明。不过，穆勒的文字叙述简单，其理论分析也较粗糙，使其理论缺乏严密的科学性，进而多少掩盖了其理论价值的光彩。
此外，在方法论上，穆勒也强调演绎法的重要性，并认为其是唯一适用的方法，但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又继承了斯密的二重法。他的方法论可以说是标准实证主义的样板。由此可见，斯密的二重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归。
2.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1）要素禀赋理论——价格分析法
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作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石，最初是用文字描述与逻辑演绎，这种传统的经济学范式表达的，后人在他们的基础上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法，归纳出了一个简洁的定理，即赫克歇尔-俄林定理（H-o定理）。这一理论用生产要素的丰裕度来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和一国进出口贸易的类型，较好的回答了比较成本差异的来源这一问题。
赫—俄首先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即2×2×2模型），虽然这些假设前提有的与实际相差很大，但确保演绎推理逻辑的正确性，反映了逻辑演绎法已日趋成熟。在这些假设前提下，他们通过对相互依存的价格体系的分析，并结合逻辑演绎法，展开了严谨的推理。由于商品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又是由不同国家间的生产要素的差异决定的，而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是由各国的供给状况决定的。由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可知，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商品要素的价格由供需双方决定。由于假设两国对要素（如资本或劳动等）的需求比率是一致的。所以一国的要素禀赋最终决定了要素的价格，并最终决定了进出口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可见，逻辑演绎法已发展到了非常完善的程度，显然价格分析法的采用起了巨大的作用。
赫—俄理论除了可以从理论上进行逻辑证明，其结论还能够从经验中得到实证检验，这是比较优势论所无法比拟的。“里昂惕夫之谜”使赫—俄理论的结论得到了很好的证实检验，以致引起了后来对“谜”的各种解释，包括劳动效率的差异、人力资本的差异、关税结构、要素密集度逆转等，从而使H-o理论得到不断修正与发展。可见，在构建一套理论模型时，不仅要能从逻辑上经得起推敲，更要能经得起实际的检验。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都强调理论假说“可检验性”的重要意义。只有通过了经验证实的假说才是真正的理论，才能更好的指导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方法论上，赫-俄理论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又有了巨大的进步。
（2）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演绎法的数学化与一般均衡分析
20世纪40年代，萨缪尔森又进一步发展了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它进一步说明了在贸易发生后，两国的资源禀赋变化的情况。萨缪尔森认为只要存在产品价格的差异，两国就会继续开展贸易，使得两国两种产品的价格完全相等，同时使贸易前丰富要素的价格上涨，稀缺要素的价格下降，最终使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完全相等，这一趋势被称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由于这一定理是由萨缪尔森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逻辑论证的，因此该定理又称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即H-o-S定理）”。
萨缪尔森借助数学工具对演绎法的加以运用，在推导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中，他借助于单位价值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运用了一般均衡分析，确定了均衡条件下的要素价格水平，最后得出在自由贸易下，贸易后两国的要素价格自然也就相同。但由于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运输成本和一些贸易壁垒的存在，以及生产技术条件的不一致。因此，国际间要素价格均等化在现实中一般难以实现。但萨氏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国际贸易问题了一个有力工具。
三、国际贸易理论方法论的发展趋势
1.数学化趋势明显
早期的亚当· 斯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大经济学家，用语言论述已经把西方社会主要的经济现象讨论得很清楚，但从马歇尔、塞缪尔森等一批较早运用数学形式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表述的学者开始，现在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的角色日益重要，甚至引起了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之间的现实鸿沟。人们需要借助数学，来论证其理论的严密性，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长足发展，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学及理论的发展。
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正如林毅夫所言，如果我们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但是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与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但同时，数学又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应该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服务。
2.方法论的多元化趋势加强
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单一的研究方法已无法解释某些经济现象及了解这种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且不同的研究方法各自有优缺点，所以综合运用这些方法才更能准确、全面的反映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入，方法论的开放性和多元化趋势将得到加强。
四、总结
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最开始的重商主义的简单经验归纳法到归纳法、演绎法，还是到后来的价格分析法、操作主义等，每一次新的方法论的运用都促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但无论哪种方法论，都有各自的长处，也都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方法论本身没有好坏优劣主次之分，它们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在适当的环境、适当的时机正确运用，才能充分发挥方法论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崔永和.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管见[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4（6）
[2]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3]高本权.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演变与缺陷[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09，7（6）
[4]黎均湛，肖俊城.对国际贸易经典理论演变的方法论反思[J].国际经贸探索，1998 （1）
[5]杨祥梅.经济学方法论及启示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0 （1）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篇2
在知识产权协议的第一部分第一条中划出了协议中所包含的知识产权的范围，它们是：
（1）版权与邻接权；
（2）商标权；
（3）地理标志权；
（4）工业品外观设计权；
（5）专利权；
（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拓扑图）权；
（7）未披露过的信息专有权。
由于关贸总协定中的知识产权协议是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缔结的；又由于协议中明确规定对作者的精神权利可以不予保护，可以看出，这个协议偏向于“版权”（copyright）理论，而不是“作者权”（droitdeauteur）理论。所以，协议中的“copyright”翻译为“版权”要恰当一些。至于“邻接权”，协议中所使用的是最早出自意大利与德国的用法，即“有关权”。这二者没有本质的不同。
协议中所涉及的、对未披露过的信息的保护，实际上主要指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其中自然也包括对know－how的保护。多年以来，知识产权法理论界以及司法界，关于商业秘密究竟能不能作为一种财产权来对待，一直是争论不休的。但是关贸总协定的知识产权协议至少在国际贸易领域作了肯定的回答。
与“贸易”有关，这里的“贸易”主要指有形货物的买卖。服务贸易也是一种贸易，但是从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的分类来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并不涉及服务贸易。而另外有一个“服务贸易总协议”，去规范服务贸易问题。
与“贸易”有关，这里的“贸易”，既包括活动本身可能是合法的贸易，也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即活动本身肯定是不合法的贸易。在前一种贸易活动中，有时存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在后一个贸易活动中，则始终存在打击假冒、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所以，在1994年最后文本形成之前，这个协议的标题一直是：“agreementonfrade－relatedaspects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ncludingtradeincounterfeitgoods”。过去有的中文译本，把关贸总协定中的知识产权分协议的标题翻译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这虽然从外文的文字顺序上对照，让人感到是逐字翻译出来的、是无懈可击的。但这种译法可能使一部分人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使另一部分人误认为“知识产权”中包括“假冒商品贸易”，而这又决非原意。所以这种译法并不确切。确切的译法应当是：“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1994年之后，该协议所涉范围无争议地包括假冒商品贸易，这一点已被所有国家所理解、接受，故“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这一附语，没有再出现在最后文本的标题上——它已成为历史。
“知识产权”，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知识产权中的科学发现权、与民间文学有关的权利等等，一般与贸易关系不大，所以这份文件中并不涉及。狭义知识产权中的实用技术专有权的一部分，该协议中也未加规范（例如“实用新型”）。可见，这个协议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既非人们通常理解的狭义知识产权，也非“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中所定义的广义知识产权。这一协议中的知识产权自有它特定的范围。这一范围，是由国际贸易实践中的需要（更确切些说，是由某个或某些经济大国在对外贸易中保护本国利益的实际需要）而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诸如创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等问题，也被认为与贸易无关而排除在协议之外了。
协议的基本原则——国民待遇及其例外
知识产权协议在第3条第1款中，专门提到了伯尔尼公约第6条和罗马公约第16条第1款（b）项。这两个条款原都是允许成员国在特殊场合以“互惠”原则取代国民待遇原则。现在，知识产权协议仍旧允许在这个范围内的“取代”。在这两条所涉及的范围之外，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在其域内法律中依照原有的四个公约对保护知识产权作出过其他例外规定，即可以用互惠原则或其它原则来代替国民待遇了。在这两条范围之内，关贸的成员有权选择以“互惠”取代国民待遇，但须通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
伯尔尼公约第6条是怎样规定的呢？这一条规定：
1.任何非本同盟成员国如未能充分保护本同盟某一成员国国民作者的作品，成员国可对首次出版时系该非同盟成员国国民而又不在成员国内有惯常居所的作者的作品的保护加以限制。如首次出版国利用这种权利，则本同盟其他成员国对由此而受到特殊待遇的作品也无须给予比首次出版国所给予的更广泛的保护。
2.前款所规定的任何限制均不影响在此种限制实施之前作者在本同盟任一成员国出版的作品已经获得的权利。
3.根据本条对版权之保护施加限制的本同盟成员国应以书面声明通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以下称总干事），说明保护受到限制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国民的作者的权利所受的限制。总干事应立即向本同盟所有成员国通报该项声明。
在这里，该条中最重要的实体款项是第1款。
由于在1971年伯尔尼公约的巴黎文本制定时，以及该文本之前的诸文本制定时，世界上多数国家尚未参加伯尔尼公约。但该公约又规定了可享有国民待遇的双重标准——作者国籍与作品国籍。对于因作者国籍（即对在公约成员国有惯常居所的作者）而可以享有国民待遇，多数成员国意见不大。而对于仅仅因作品国籍（即对首先在成员国出版的作品）而使无居所之作者转而成为有资格享有国民待遇的人，不少成员国就有些意见了。这些作者自己的所在国可能不仅没有参加伯尔尼公约，而且根本连版权法都没有。所以，成员国的作品在这些国家可能被“无法无天”地复制或作其他使用，而成员国反过来却必须给这些作者首先在成员国出版的作品以完全的国民待遇标准的保护，使人感到不太公平。于是出现了第6条第1款，允许在非成员国保护水平太低的情况下，对其因“作品国籍”原应当享有的国民待遇，代之以近似“互惠”的保护。但这又不完全是互惠。如果完全是互惠，则对无版权法之国的作品将完全不予保护。可以称这种互惠为“有限互惠”；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有限的国民待遇”了。
该第6条第2款则是规定这种以“有限互惠”取代国民待遇的作法，不能免具有追溯效力。也就是说，对于在版权保护上施加限制之前，一部作品已经享有的版权保护，不得降低保护水平。第3款是讲：如果真的要以有限互惠
取代国民待遇，则必须通知管理伯尔尼公约的国际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此外，伯尔尼公约第30条，也规定了：对于那些实行“翻译权10年保留”的国家（即只保护其他成员国作品翻译权10年，而不是“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50年”。目前，实际上实行这种保留的目录已极少），其他成员国可以反过来也只在10年内保护它们作品的翻译权。
所以，从伯尔尼公约的上述原则可以推断：对于个别不实行伯尔尼公约追溯保护条款的国家，其他国家也有权以“互惠”形式不给这些国家的作品以追溯保护。否则，对其他追溯保护的国家就将显得不公平。例如，在199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有些俄罗斯有关出版单位印制我国抗战时期照片、文字作品，视同使用“公有领域”的作品，而我国出版单位复制前苏联卫国战争图集等，却要“追溯保护”，要支付报酬，是多么地不合理。
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条第1款的后半部分，也正是讲的与上述相同的意思。所不同的只是该款要求通知管理知识产权协议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而不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罗马公约第16条第1款（b）项的基本内容，在程序上与伯尔尼公约第6条第3款相同，只不过受限制的享有国民待遇的主体不是作者而是广播组织，受限制的权利仅限于“电视传播权”。
由于知识产权协议引述了上面这几个其他公约的条款，所以在这里作一些解释，以供读者参考。
“国民待遇”虽然是一切既带实体条款又带程序条款的知识产权公约的首要的一项原则，但它并不是绝对的。至少，在司法及行政程序上，任何人都很难要求在另一国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这是各国传统法律制度决定的，是国际惯例早已承认的，也是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等原有知识产权公约业已承认的。
例如，为了司法诉讼的方便及保证对本国法律的了解及应用，多数国家的诉讼法都规定了外国人在本国诉讼，只能请本国律师。我国从1993年后，已经允许了许多国家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我国开业。但这些事务所只能经办与该外国法有关的业务，它们无权就中国法律提供咨询或服务。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一编中，专门强调：“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国的）人民法院、应诉，需要委托律师诉讼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此外，该民诉法在提交委托书、法院管辖权等许多其他问题上，也都作了外国诉讼主体不同于中国诉讼主体的规定。在其他国家，也都有类似的规定。这是与知识产权协议第3条第2款完全符合的。
在行政程序方面，情况也是一样。为了便于有关文件的交换、送达等等，必须对于在本国地域内无居所（因而无法直接联络）的外国自然人与法人，作出不同于本国国民或居民的要求。否则，专利申请案的更改、商标注册中的异议答复等等，都可能被延误，最终仍旧不利于有可能获得权利的外国人或已获权利的外国人。所以，在这些程序上，“非国民待遇”是应当允许存在的。
在我国现行专利法中，专门规定了：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指定的专利机构办理。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在国内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可以委托专利机构办理。
这里显示出鲜明的“非国民待遇”。中国人申请专利，“可以”委托机构，当然也可以不委托，而由申请人自己办理。同时，这种机构也是可随意选择的。而在中国无居所的外国人，则“必须”委托机构，而且是“指定的”机构。请注意：中国法中的“应”，均只能作“必须”解，是强制性的。中国法律条文中有关“应”的这一用法并不妥当。但它一直这样用着，我们也就不必专门去纠正它了。不过我们要记住：与外国法律及条约用语中相应的词，应该是“shall”，而不是“should”，虽然后者在文学语言中才确实译为“应”。这也是在法条的“英译中”或“中译英”过程中必须加以区别的。
此外，在我国现行专利法实施细则中，还作了如下具体规定：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申请人，申请专利或者要求外国优先权的，专利局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其提供下列文件：
（一）国籍证明；
（二）申请人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其营业所或者总部所在地的证明文件；
（三）外国人、外国企业、外国其他组织的所属国，承认中国公民和单位可以按照该国国民的同等条件，在该国享有专利权、优先权和其他与专利有关的权利的证明文件。
除了专利申请，在专利批准后的异议程序、专利年费的缴纳，等等，也都适用必须委托中国国务院指定的专利机构的规定。
我国的商标法，曾作出的规定比专利法更严。不仅是在中国无居所的外国人，而且是一切“外国人或外国企业”，如果要在中国申请商标注册或办理其他商标事宜（包括续展注册、更改注册人地址、商标转让登记等等），均须委托国家指定的组织。而对中国申请人就更宽，连“可以”委托的规定都没有。
1995年2月结束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在双方协议（即双方政府部门换文）的附件1中，中方承诺将取消中国境内的商标组织“涉外”与不涉外的区别，即全面放开涉外商标。这是商标方面又一次重大变更。
协议的基本原则——最惠待遇及其例外
知识产权协议的第4条，是“最惠待遇”条款。最惠待遇条款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说：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一个成员给予任何另一个成员的利益、优惠、特权、豁免之类，均必须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其他成员。另一方面是说：在四种特例下，可以不实行最惠待遇原则。这又是对最惠待遇原则的修正与限制。
既制定了大量国际贸易中的规范条款，又补之以大量的修正及限制，是关贸总协定的一大特点。早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知识产权协议形成之前多年，关贸总协定总则第1条的“无条件最惠待遇”原则，就受到“历史特惠安排”、“关税同盟及自由贸易区”、“授权条款”等例外的限制，实际上成为“有条件的最惠待遇”。所以，想要通过“入世”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同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贸易谈判问题，往往是不切实际的。
通过上文介绍几个由wipo管理的国际条约，可以看到：过去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中，只有“国民待遇”原则，而没有“最惠待遇”原则，因关贸总协定的
乌拉圭回合而新建的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则在“国民待遇”之外，增加了“最惠待遇”，不论这种增加的待遇在实际上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都已经使wto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与wipo的知识产权保护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具体讲到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最惠待遇，中国与外国或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地区之间，不会发生大的障碍。从中国方面看，在公约之外给予个别缔约方的特别保护，莫过于1992年分别与美、日及欧共体签订的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中的有关承诺了。而这些特别保护，许多外国及地区在与美知识产权谈判中也几乎都已接受，甚至还多了一项保护享有版权制品的“进口权”，即控制“平行进口”。
对中国不讲，可能产生问题的倒是原在公约保护范围之内，但又在中国知识产权法保护之外的一些特例，有可能必须适用于对中国以外地区居民的或外国人权利的保护了。例如，对中国作品来讲，按著作权法第52条，实用艺术作品中一大部分不享有版权。而按照1992年9月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享有公约保护的外国作者、中外合资或外资企业的作者，其实用艺术作品则享有25年保护。这些“外”国，大都是wto的成员国。因此，台湾居民在台湾地区进入wto之后，完全可能依照知识产权协议中最惠待遇原则，要求像其他成员的作者一样，享有对其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
这种原先存在的国内外在版权保护上差别待遇的例子还不少。如计算机软件的登记程序问题等等。两岸进入wto之前，祖国大陆把台湾作者视为本国国民而不保护其实用艺术作品，要求其软件先登记、后诉讼等等，如果还说得通的话，在两岸进入wto之后，把台湾作者作为另一缔约方的居民而如此对待，就说不通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能将面对至少三部分享有高于国民待遇的本国国民——wto成员香港居民、wto成员澳门居民、wto成员台湾居民。解决这一困难局面的唯一可行途径，似乎应当是修改中国的著作权法，使之与行将增补的伯尔尼公约全面地处在同一水平，以改变现行版权保护的内外差别待遇。
至于知识产权协议中所规定的对最惠待遇的修正与限制，亦即在四种情况下，可不实行最惠待遇原则的规定，均包含在该协议第4条的（a）到（b）项中。
其中第一种情况，即原先已经签订的司法协助双边或多边国际协议，而且并非专对知识产权保护签订的这类协议，如果产生出什么优惠来，可以不适用到其他成员国家或地区。到目前为止，中国至少已经参加了1965年的《海牙送达公约》、1958年的《纽约仲裁公约》，又至少与法国、比利时、西班牙、泰国、蒙古等十多个国家签订了“民商事司法协助双边协定”。但是中国与现有的wto“成员地区”之间，尚不可能有这类双边协定。
第二及第三种情况，是按伯尔尼公约与保护邻接权罗马公约中的选择性条款而在某些国家之间所特有的保护（即带一定互惠性质的保护）。同时，知识产权协议中未列入的一部分表演者、录制者及广播组织权，即使承认这些权利的成员之间互相予以保护，也可以不延伸到未加保护的其他成员。例如，表演者的精神权利、表演者具体的经济权利（请注意，罗马公约及知识产权协议中表演者的经济权利可以说是“不具体”的，它们只提供使表演者防止某些行为的“可能性”）。这些，中国著作权法中均有，台湾地区“著作权法”中也有。但大陆法中有的广播组织权，台湾则没有。这样一来，如果中国给德国或西班牙等国广播组织某些经济权利以互惠保护，则台湾表演者未必能够依知识产权协议的最惠待遇原则享有同样的保护。
第四种情况，即知识产权协议对某成员生效之前，该成员已经与其他成员特别签订的协定中给予优惠或特权。前面讲过一例：在进入wto之前，中国与美国，其他一些成员国或成员地区与美国，分别签订了知识产权保护协议。有些成员与美国之间，至少多承认一项版权的“进口权”。如果中国进入wto后，并接受知识产权协议约束后，中国作者也未必能依据知识产权协议的最惠待遇原则，要求在台湾享有版权项下的“进口权”（但中国专利权人届时如果有可能在台获专利，则显然可以依最惠待遇原则在台享有专利权项下的“进口权”）。
在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对“表演者”的保护，不同国家在法律中所划的范围可能很不相同。例如，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表演者指演员或其他表演文学艺术作品的人。”这就是说，不表演作品的人，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如果能称为表演的话）是不能享有版权或邻接权的。然而法国1985年的版权法以及1995年的版权法（亦即现行有效的版权法）都规定：除表演作品之外的其他人，也可以享有表演者权。例如，杂技演员依照法国法也是版权法意义上的“表演者”。在巴西，表演者的范围就划得更广了。就连足球赛也可以享有表演者权。在另一些国家，表演者无论是否表演作品都不受版权法保护，不享有邻接权。
知识产权协议并没有强求成员们采用广义的或狭义的“表演者”作为其保护的对象，而是采用了罗马公约中能够被多数国家接受的“表演者”概念，这就是只有表演作品的人才是“表演者”。至于所表演的作品本身是否享有版权，则并不影响表演者受保护的资格。例如，表演莎士比亚作品（没有版权）的演员，可以享有表演者权；表演老舍的作品（享有版权）的演员，也享有表演者权。
最后，协议中规定的最惠待遇（以及国民待遇）还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协议第5条中指出的：凡参加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的、含有获得及维护知识产权的程序的公约的成员，没有义务向未参加这类公约的成员提供这些公约产生的以及在程序上的优惠待遇。例如，一个微生物备案布达佩斯条约的参加国，可以强制性要求一个非参加国国民必须提交活微生物标本，而不能只提交他在某个国际交存标本机构已交存活标本的证明书，否则将驳回其申请案。而对于布达佩斯条约的参加国国民，则仅仅提交证明书就足够了。
协议的参加者——“成员”
关贸总协定在统称该协定的参加者时，一般避免使用“国家”这一概念，而使用“缔约方”。在1991年底初步达成的知识产权协议中，也全文沿用了“缔约方”这一概念。关贸总协定原先除了“缔约方”之外，还经常使用“成员”这一概念。由于在1993年底乌拉圭回合结束时，已经就建立一个40年代末即曾试图建立的国际性的、实际存在的贸易组织达成一致意见，所以知识产权协议在1994年文本中将原先使用的“缔约方”全部改用“成员”，即新建立起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从协议的行文技术角度看，改用“成员”（member）后，发生误解或混淆的可能性也会更少一些。因此，“缔约方”在英文中是“party”，这与我们常说的诉讼中或合同中的“一方”（party）是同一个词。虽然凡指“缔约方”时，party一词应以大写字母开头，而纠纷、诉讼或合同中的“一方”一般不用大写开头，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混淆。但如果“一方”这个词在条文的句首出现，就也必须以大写开头了。这时，在理解上就容易引起混淆。知识产权协议第三部分第4条第44款就是一个例子，它也确曾引出过错误的翻译。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篇3
关键词: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制度演化;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159-03
一、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演变的阶段划分
1.外贸管理制度改革的探索时期(1978―1987)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处在探索时期,其主要措施为精简政府管理职能,并向地方政府及微观经营主体下放权力。
首先,下放外贸经营权,简化贸易计划的内容。第二,试行工贸结合和外贸专业进出口公司制度。第三,实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时期,政府已经开始通过改革逐步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调动微观经营主体的出口积极性,但是改革对外贸企业的财务体制、管理体制并没有真正的触动,外贸宏观调控手段仍以直接调控为主。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由改革开放前的完全封闭逐渐向鼓励出口,有选择的限制进口方向转变。
2.外贸承包经营管理改革时期(1988―1993)
这一时期的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处于深化时期,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推行对外贸易承包责任制,并逐步加以完善。
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的执行主体由外经贸部下属的外贸企业扩展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各外贸专业公司,这些公司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上缴中央外汇额度和经济效益指标。主要目标是建立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机制。这一时期的改革使中国的出口企业逐步成长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打破了以往大锅饭式的财务体制。但出口承包责任制只是一种在改革中的过渡体制,存在很多不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做法,而且,外贸经营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有了很大发展,急需建立一套多层次的、既灵活又规范的宏观管理体制。
3.新型外贸管理体制建立时期(1994―2001)
这一时期的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外贸管理制度框架,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外贸宏观管理体系。
主要措施有:进一步实施对外贸易企业的自负盈亏管理,继续强化经济手段的调控作用,完善出口退税制度,中央财政承担了所有的出口退税。实现汇率并轨和有利于出口的信贷和税收制度。放宽对外贸企业的行政管制,改革经营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注重出口创汇的数量转向注重效益。完善外贸立法。在这一时期,初步建立起对外贸宏观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显著特征是放宽直接的行政管理手段,加强经济和法律手段在调控外贸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阶段颁布的《对外贸易法》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对外贸易基本法,对维护对外贸易秩序,促进对外贸易发展,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发挥重要作用。
4.外贸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时期(2002至今)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是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转折点,改革的力度和速度都得到了加强。
这一时期国家及地方政府就对外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大规模清理、修改和重新制定,力求在内容上与wto法律制度趋同,许多条款吸收了国际贸易的通行做法。制度设计的目标重点在于通过推动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和升级,同时,逐渐提高贸易法规的透明度,简化行政审批制度等。中国在近年也开始逐渐加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间的合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大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面是法律制度,由国家颁布的关于对外贸易管理的多部法律构成,包括《对外贸易法》《海关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是整个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框架中最具权威,最有强制力的一部分,决定了制度的其他层面。第二个层面是由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制定颁布的各项条例、规定组成的,如《进出口管理条例》《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等,这一层面的制度规范较法律制度层面在内容上更为具体,是整个框架的主体部分。第三个层面是各省、市级政府部门根据各地区自身的对外贸易状况,针对具体地方产业、具体商品进出口的规定。是第一、二层面制度的具体化、技术化,具备更强的可操作性。
二、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演变的绩效分析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不断演变,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对外贸易的制度成本,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又好又快的发展,每一次变迁都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的演变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的促进效果明显。从图1和图2的对外贸易总额可以看出,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平均增长率高达18.53%,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从改革之初的世界排名第二十六位上升至2006年的世界第三位,中国的对外贸易量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由1987年的0.9%上升到2006年的8%。
改革的前三阶段,虽然增长率均值比较高,但是增长率波动性也很大。这是因为改革初期处在探索的阶段,而且表现为“强制性”的方式,在推行的过程中在某些领域或地区并不适用,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开始显现,针对各种现象调整政策也会造成数据的波动。第四阶段的波动性最小,因为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改革力度加大,并表现为“诱致性”的变迁方式,更适应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需要。
总体而言,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改革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增长率的波动性说明了制度的变迁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反复试验、不断完善的过程,没有一种制度是可以完全照搬套用的,探索和创新本身就包含着失败的风险。而中国对外贸易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且增长率的波动性也趋于平缓,说明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演化向着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三、中国对外贸易制度演变的背景及影响因素
诺斯的制度演化思想认为,意识形态对制度的变迁和稳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式取决于人的学习过程。诺斯后期的制度演化思想强调,制度变迁的起源在于决策者所洞察到的机会,这些机会或者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化,或者是来自决策者在给定的心智结构下对各种制度框架在边际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所以,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变化都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
1.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这一有利时机,适时提出对外开放政策参与国际分工,并逐步改革和建立起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外贸管理制度。近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连年增长,与许多贸易伙伴国产生了贸易摩擦,受到伙伴国的反倾销、反补贴,侵犯知识产权和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越来越多,同时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2.国内环境的变化。(1)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步增强,中国企业不仅有能力而且又有必要开拓国际市场。国内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发展要求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改革、发展和完善。(2)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过渡,其改革过程影响甚至是主导着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的改革过程。
3.思想意识的变化。(1)对国际贸易作用认识的变化。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是把对外贸易作为“调剂余缺”的手段,其目标是通过出口换取进口机器设备所必须的外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必然要求改革传统的贸易管理制度。(2)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指导,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思想,比较优势理论代替了自给自足的思想。随着世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建立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外贸管理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外贸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需要。为此,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改革就成为现实的需要。
四、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演变方式和特点
1.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演变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不断的探索、学习、改革和创新,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表现出“渐进式强制性”的变迁特征。渐进式表现为“先试点、再推广”的方式。强制性表现在“自上而下”政府推动的制度改革过程。随着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开放程度日益加深,要求对外贸易经营主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这一时期变迁方式日益表现为“渐进式诱致性”的变迁。诱致性表现在政府以“立法”的形式建立和完善制度环境,由经济主体来选择和建立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
2.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演变的特点。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是从封闭的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外贸管理制度逐步向开放的外贸企业为主体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过渡并与国际贸易通行规则接轨。中国对外贸易的管理制度的演变是从以经济利益为重,向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综合利益并重的转变过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的问题,不可能完全服从对外贸易效率最优化的原则。
(1)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演变过程中,政府始终占主导地位,但其作用的方向和领域不断变化。下放管理权、实行自负盈亏机制等体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政府在改革中依然起到主导作用,但其侧重点逐渐从直接的管理和强制性的推动,转变到根据外贸发展的需求来建立合理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的管理体系。(2)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采取“由易到难”,“由微观到宏观”的演变过程。在改革的初期改革主要对象是微观层面的外贸管理制度,这些领域在改革过程中较为容易把握。随着改革的深化,改革的重点则转向营造统一的制度环境,如着力于外贸领域的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制订,对外贸易宏观管理体系的建立等。(3)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创新的重点逐步从体系的建立转向结构的优化和内容的完善。在改革的初期,主要的任务是逐步建立从微观到宏观的管理制度的体系。之后,改革的重点转向针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完善现有的管理体系。(4)影响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变迁的因素逐步从国内扩展到国外。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加深和领域的扩大,国际市场竞争状况、贸易伙伴国政府的反应和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的影响加大。
五、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演变趋势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提高,国际国内贸易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演变也会出现新的特点。
1.中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将进一步完善。法律手段是最重要的外贸宏观管理制度手段,处于外贸管理体制结构中的最高层次。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面的法律体系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但中国外贸在某些领域缺失,可操作性不强,立法落后于需要的问题依然存在。建立健全中国有效的贸易防御和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体系是将来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趋势。
2.中国对外贸易管理的宏观调控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将会加强。中国的产业制度,利用外资制度,外汇管理制度,环保制度等都与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都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进出口企业。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与其他制度产生矛盾,因此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协调将成为发展的新趋势。
3.中国将加强区域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wto制度存在缺陷和发展缓慢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转向寻求发展双边或区域性一体化组织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中国的区域性或双边安排也取得了巨大进步,通过对国际上的区域性或双边安排方面的制度进行完善,扩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发展的又一趋势。
4.改善外贸秩序,加强对外贸易非正式制度的建立。当前,中国出口企业之间为争夺国际市场竞相压价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情况不仅使中国的出口企业的利润大量流失,而且由于价格过低引使中国出口产品频频遭到进口国的反倾销投诉。此外,诚信制度的缺乏也为中国的进出口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包括因为违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还包括更大的潜在市场的损失。
与正式制度比较而言,中国外贸领域中的非正式制度处于严重供给不足的状态,此类非正式制度的建立离不开国家政府的强制性推动作用。更应该重视和发挥“行业协会”或“商会”在自律经营和诚信经营方面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沈四宝.论wto后过渡期中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梳理和完善[J].wto经济导刊,2006,(7).
[3]谢国娥.中国对外贸易概论新编[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4]戴志强.中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发展进程评述[J].economic&tradeUpdate,2006,(4).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篇4
[论文摘要]：清代的贸易发展始于康熙中叶，“开海”之后，中国对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但正当中国经济的勃兴处在一个新的高峰时，康熙又下令重新“禁海”。在短短的几十年的兴旺发展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在近一百年中逐渐走向衰落。近些年来,我国史学者们在清朝对外贸易的演变方面有着卓越的研究成就。对于清朝后期闭关的原因影响和作用以及对我们的启示方面的研究占据了研究成果的绝大多部分。本文将以海上贸易为代表从“康熙年间的对外政策及演变”、“从‘开海’到‘禁海’的原因”、“对外政策演变的影响”及“启示”四个方面分析清朝前期，康熙的对外政策背后的种种。来对清前第一次开放式的贸易形式进行一些细解。
康熙（1654—1722），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二个皇帝。出生于满、汉文化冲突融合的前清时期的康熙，有着不同于以往帝王的开阔眼光和卓略胆识。这位14岁即亲政的年轻皇帝，除了平三番、等功绩之外，还颁布了让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政策—“开海”。而又是什么让这位皇帝在此之后的短短三十年，再次颁布了与此背道而驰的“禁海”政策？而这一演变背后对中国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给了现在的我们已什么样的启示？现在就让我们从康熙年间典型的海关政策为例，分析其海关政策的演变来映照整个康熙年间的对外贸易政策演变。
一．康熙年间对外政策及其演变
明后期实行有限制的开放海禁，清朝前期因循守旧的延续着几乎有名无实的朝贡体制，消极被动的应付来到中国大门口跃跃欲试的海外各国。终于于顺治十二年，清政府正式全面推行海禁，规定“广东禁海，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谨。”（注：《清世祖实录》卷33）“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29《兵部》）。这一“禁海”政策一直持续到康熙中叶。这些政策具体包括“对国产货物出口的严格限制”、“严格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禁止中国史书流出国外”等.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平定台湾，东南各沿海省份趁机请开海禁，恢复对外贸易的正常运行。康熙二十三年，下令开海。自此两年，在福建、厦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及江南松江县后设立闽、粤、浙、江四海关，与国外同商（注：《清初四榷关地点和贸易量的考察》）。中外贸易趋于正常化。
“开海”时的具体政策表现于：
（一）本国商民出海贸易的基本政策
出海船只一律限定载重为500石以下，且只能打造单桅，须预先禀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从所在地方领取印票执照，还要在船头烙印号码以备出入海口时官府查验；私带违禁品，如硫磺、军器等物出洋的“照例处分”（注：《清圣祖实录》卷270）。出海船只需缴纳货税、船钞及“耗银”等杂税。中国海上在本国大宗商品的外销经营上也受清朝政府的严格限制。政府在通商口岸瑞星“行商”制度，依靠行商经营对外贸易并通过行商来治理、控制外商。
（二）外国商民来华贸易政策
相对于本国商民出海的基本政策，外国商民来华贸易政策要相对宽松的多。在康熙“开海”之前，海外国家便可以以“朝贡”为借口来中国进行贸易。也有个别国家凭借都有的贸易许可证自由出入中国海港进行贸易。“开海”之后，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政策有较以往宽大许多。对于税务方面，海外商人虽需交纳同本国商人一样的货税、船钞，但清政府本着“怀柔远人”之意，不仅对海外商人实行减免货税的待遇；在船钞方面，对海外商人所征收的船钞的标准也远远低于本国商人的标准。由史料估算，西方商船所负担的船钞税占贸易额的0.75%，而本国商船所负担的船钞则占贸易额的0.85%。
自开海以来，国内的对外贸易获得了很大的发针。到东洋、南洋贸贩的船只及人数都日益增多。自“开海”之初，到康熙五十六年重新“禁海”，期间对本国出海商民的政策逐渐放宽，如：将“只能打造单桅”改为“许用双桅”等。相反，对于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管理却逐渐加强。如：“外商必须投宿商行的商馆，不得在内河闲游，不得携带枪炮火药，外商遇事必须用禀帖形式通过商行传递给地方政府”等。但出于种种顾虑（第二节会详细说明），康熙重新下令“禁海”，停止南洋贸易，法令规定：“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政府虽未限制东洋贸易，但此前一年，日本政府实行的“闭关”政策也大大限制了中国的东洋贸易。自此，一打开的通向世界的大门在短短的三十年后，又强行关闭了。
二．从“开海”到再次“禁海”的原因
总体来说，这一转变的原因可分为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
从上述政策上的转变来看，清政府在“开海”之初，就非完全开放，而是有限制的开放。这一点多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康熙在“开海”之初，虽认为商业贸易已可以裕民利国，但后来却在政治上把与外国有联系的本国商业势力视为有害力量。当时，清政府入关不过几十年之久，对于稳固其建立在汉人土地上的证券十分重视。“每以汉人为难治”，使对汉人防范心慎重的清朝统治者及其不安。在康熙执政后期曾说：“海外有吕宋、噶罗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注：《清圣祖实录·卷270》）。除去上述统治者对于汉人反清的种种顾虑，“禁海”出于对西方国家的防范和戒备更为重要。明中叶以后相继航海前来与中国人接触的西方商人都同时兼为海盗，他们的商船队是武装精良的海盗船队。他们不仅在中国领海抢劫杀戮、骚扰同上口岸，掠卖人口，而且还用欺骗和行贿的手段占领中国沿海城市，更有甚者同中国本国的海寇联合抢劫。海外强盗势力日益增长，大大动摇了康熙“开海”的决心。康熙曾预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必受其累。”（注：王庆云《石渠余纪》）。出于对本国汉人和海外强盗两股势力的政治担忧，使得康熙不得不重新“禁海”。
从经济上来看，“海禁”则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不像邦国林立的欧洲国家，生存中充满着与外界的竞争和联系。中国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国内市场，使他不用依赖海外市场的物品补给，为封建统治者实行“海禁”提供了必然的经济基础。用后来乾隆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织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从思想方面看，流传了上千年的“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限制了当时的清政府对于海外世界的视野。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康熙再次下令禁海。
三．对外政策演变的影响
从康熙下令“开海”起，中国打开了与世界隔断已久的国门。答应出海的阀门打开，就很难再加以控制。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很大发展，到东洋、南洋贸贩的船只及人数都明显增多。据康熙五十五年记载，皇帝说，他昔年南巡路过苏州，见到船队，问及海洋事情，被告知“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70），可见其多。南方各省商人赴东北贸易始于康熙中叶海禁开放之后。如康熙四十九年上海县上字73号商船“装载各客布匹、磁器，货值数万金，由海关输税前往辽东贸易”；华亭县华字90号商船领有“县照及江南海关部牌，揽装茶叶、布、碗等货”,“前往关东贸易”(注：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1)。康熙后期已有大量南方海商前来辽东半岛，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商人还在盖州修建了三江会馆(注：民国《盖平县志》卷16)。
然而在当时南洋贸易与国内经济联系已经十分密切的情况下，要强行斩断这种联系是不明智的。禁海令一出，东洋沿海地区经济马上遭到极大的困难。“禁海”，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展，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得不到发展。中国一直呆在中古时代，不爱出来。其次，助长了统治阶级妄自尊大的心理，自诩天朝上国，盲目排外，不思进取，保守愚昧。最后，阻碍了中外文化交流，使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无法传入我国。中国当时的教育还是以科举为核心的，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导致中国全面落后于世界。
四．启示
从康熙“开海”的影响来看，开放式的贸易政策可吸引海外各国的优势资源和科技，进而使中国国力更加强大，经济更加繁荣。采取积极主动地外贸政策，可拉动自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相反，闭关自守，自我封闭，自我孤立，只会导致国内经济的日益衰退被动挨打。由此可见，对外开放开明，外贸活动的发展，使一个国家走向兴盛的标志。
除此之外，在清政府开海后兴起和后期于乾隆年间制定的“行商”制度也给了我们一管理方面的启示。行商又称“洋商”，是当时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洋行”或“洋货行”商人，一般都世代经营，具有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这些商人向政府领取专营对外贸易的特许执照，被授权承销外商带来的进口货物、代外商收购中国出口土货并代外商向海关报税，同时也充当向外商传达政府政令、管束外商在口岸的活动和行为、办理政府与外商间的各种交涉的角色。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广东行商成立“公行”，即后来所谓的“十三行”，进一步方便了清政府对外贸和外商的治理。清政府实行的一口通商，成就了广州口岸海外贸易史无前例的繁荣，这样类似于“广州十三行”的机构也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使得广州在以后的清中叶形成了开往世界各地港口的航线网络，在清朝对外贸易中，这种先进的管理制度所带来的巨大的效应也使得后人在海关管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启示。
总之，康熙年间的对外的海关政策就是康熙年间对外政策总体的缩影。在清朝前期，康熙皇帝曾大胆的开放过我国的贸易市场，使得当时历史阶段的商业有了空前的发展。与此同时，外来文化的进入，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交互融合，最终也使得中国文化得到了一次升华。外来科技业同样带动了当时手工制造业的劳作系统，大大加强了工作效率。但康熙帝考虑到外来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等的侵入会对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根基的动摇，对当朝政府政治上的威胁，最终还是取消了对外开放的想法。在同一个皇帝执政的时期，开放的大门就这样，艰难的打开，又轻易的关上了。这种闭关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清朝统治者这种具有局限性的自卫的想法，成为了中国衰退没落的根本源头。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抹煞康熙帝在中国对外开放上的努力。闭关在当时，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参考书目]
1．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
2．梁嘉彬：《十三行考》。
3．淑敏著《中国海关史》，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
4．德森《中国海关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5．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出版
[参考论文]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篇5
关键词：产业空间演进；区域二重开放；两国三区域模型；贸易自由度；区际开放度；对外贸易的开放度；新经济地理学；区位选择；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061.5；F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6002909
一、引言
经济学家历来注重对产业空间演进的研究。Vonthunen（1862）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并探讨了工业布局，认为生产费用最小和销售价格最低是工业区位选择的最高原则。weber（1909）创立了工业区位论，研究了影响工业在区位间选择的原因，并将影响工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分为区域性因素和非区域性因素。walterChristaller（1933）提出了“中心地理论”，探讨了一定区域内城镇等级、规模、数量、职能间关系及其空间结构的规律性。augustLosch（1939）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区位问题，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格局。
古典区位理论更多地是从微观的企业视角探讨企业的区位选择问题，同样有学者从产业的宏观视角来研究产业转移。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2）的雁行模式理论认为，次发达国家某一行业的生产一般要经历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和出口阶段三个阶段；Vem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的演变应当与产品的生命周期演变相一致；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1978）的边际产业理论认为，投资国在对外投资时应将该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该产业正处于优势地位或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arthurLewis（1978）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会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过低和对低成本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增长，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轻移至存在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
刘朝，鞠市委：区域二重开放下的产业空间演进研究古典区位理论是以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而新经济地理学则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企业的聚集与扩散问题。Krugman（1991）认为即使在完全相同的均质空间下，产业自发的集聚、扩散也能使区域内生地演变为“核心—边缘”结构。martin和Roges（1995）通过自由资本模型得出了企业区位分布的显性解。Robertnicoud（2002）在自由资本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资本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加入了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把资本流动性和垂直联系结合在一起，研究产业的聚集和扩散过程。
然而，限于研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经济背景，上述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即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对外开放会对产业的布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事实上，自20世纪中后期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题。不少研究者也注意到，一国或地区内部的产业聚集在贸易政策自由化或者加入国际或地区经济组织以后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相异。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聚集因为对外开放而强化，而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聚集则因为对外开放而被打破。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历由封闭到对外开放的过程，故不少学者对中国的开放与产业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如Hu（2002）、Fujita和Hu（2001）、黄玖立和李坤望（2005）、贺灿飞和谢秀珍（2006）、Ge（2006）、金煜（2006）、赵伟和张萃（2007）、张萃和赵伟（2009）等。尽管这些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制造业聚集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但是都只研究了一个国家总体的开放对于制造业空间区位变化的影响。而赵伟（2001）的研究认为，一国各地区的对外开放构成了该国国际化的基础，而该国区域间的开放则能促进其区际市场和全国市场的形成，因此一国经济的开放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一国总体经济的开放，这是单纯的国际开放；另一个是一国内部区域层次的开放，是一个区域向国内其他区域的开放。事实上，区域的开放确实带有“二重开放”的特征。
因此，本文拟在开放具备二重性的前提下构建一个“两国三区域模型”，以说明产业在这种二重开放型经济下是如何进行空间演进的。从理论上讲，产业的区位选择由相对收益率来决定，当产业选择一个地区作为生产的地点时，则在该地区生产的收益率必然高于其他地区或者说在该地区生产的成本必然低于其他地区。一般文献在考察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时，主要考虑5个方面的因素，即市场规模、税收、运输及基础设施条件、劳动成本、人力资本或劳动生产率；而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经济活动的区位主要受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市场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区域间差异化的工资，并设定不同的区域间贸易自由度，考察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并着重研究差异化的开放程度对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二、模型的基本假设
本文假设整个经济体中存在三个区域，分别是区域0、区域1和区域2。其中区域1和区域2分别代表一个国家内部的两个区域，如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区域0则代表世界的其它地区。每个区域都有工业部门，且是垄断竞争的部门。区域0也即外国的工业部门生产最终产品，使用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三个区域的消费者均对最终产品有消费需求。区域1和区域2的工业部门只生产中间产品，且区域0的工业部门对区域1和区域2的中间产品都有需求。区域0工业部门生产的最终产品只需要投入复合要素，复合要素是工人劳动和和中间产品按柯布—道格拉斯的形式组合，且复合要素的生产使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而区域1和区域2中间品的生产只需要投入劳动，使用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生产。
四、厂商区位的决定
在不同区位的收益将是决定厂商最终选择生产区位的决定因素。对于母国内部而言，其两个区域内的中间品生产厂商会根据收益来决定是在区域1内生产还是在区域2内生产。但是，对母国总体而言，其有可能面对国外为追求更高收益而来的外国企业，因为外国的企业也会根据自身在不同区域的收益情况来决定其生产区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所以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1.无外商直接投资时母国内部企业的生产区位决定
2.外国厂商区位的决定
事实上，如果外国厂商从区域0迁往区域1生产最终产品，其在区域1和区域2内的收益是始终增加的。这是因为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大于1的，价格的降低将会使收益增加。厂商在从区域0迁往区域1的过程中其销往区域1和区域2的产品价格降低了，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厂商在区域1内使用的工人比其在区域0内使用的工人的工资更低，而且其接受的中间产品的价格指数在区域1内相比区域0也降低了，这使得厂商的生产成本降低，最终使产品价格降低；二是因为厂商的区位变化使得产品的运费降低，从而使商品在区域1和区域2内销售的价格相比厂商迁移前降低了。
3.有外商直接投资时母国内部中间品厂商的区位决定
根据前文的论述，这里假设对于外国厂商而言，其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满足RF0
在外商直接投资选择区域1的前后，母国两个区域的中间品生产商各自的收益变化呈现出相反的关系，而具体的哪个区域厂商的收益增加，那个区域厂商的收益减少，则由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来决定。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具体过程略，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整个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变化由区域间的经济规模相对大小、工资差异的相对大小以及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共同决定；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对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起分配的作用。
五、不同开放政策下的产业空间演进
第一种情况：母国是彻底封闭的开放模式，即φ1=φ2=φ3=0。此时不仅母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成本为无穷大，而且母国内部的两个区域之间的贸易成本也为无穷大。由（20）式可以看出，此时虽然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区域1的中间品厂商迁往区域2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为此时区域1的厂商如果迁往区域2，其将获得更低的工资的工人，而由于其迁移前后的贸易成本都为无穷大，故其贸易成本没有变化，所以说此时区域1的厂商迁移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此，即使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母国内部的中间品生产商也会向具有低工资的区域2聚集。虽然此时所有的中间品厂商都向区域2聚集以争取更低的工资，但是由于此时的交易成本为无穷大，完全依靠对外贸易的企业将无法继续生产，只能倒闭。此时外国的最终品生产厂商将在其本国生产，不会向任何一个区域迁移，但是由于无穷大的贸易成本而无法购买所需要的中间产品，也只能倒闭。
同样的，通过该系统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国内部的区域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对外贸易自由度对于其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上述的第三那种情况中，虽然区域2具有低工资的优势，但是由于其过低的自由贸易度阻碍了厂商的进入，使得产业最终向区域1内聚集。而如果此时区域2能将对外直接贸易的自由度提升到跟φ1同一个水平，在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时候母国内部的中间品生产厂商会向区域2内迁移；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之后，中间品厂商仍然会选择区域2作为生产区位，最终厂商也会向区域2内聚集，从而改变初始的厂商都在区域1聚集的情况。
通过该系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不同的开放模式下产业空间区位变换的趋势；而且通过该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具有低工资优势而开放度较低的地区而言，加大该地区与其他具有高开放度地区之间的区际开放度，或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其直接对外贸易的开放度，都有利于吸引产业进驻该地区。
六、结论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两国三区域模型，对区域之间的工资和贸易自由度进行了差异化的设定，通过比较垄断竞争下最终品生产厂商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以及中间品生产厂商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得出了最终品生产厂商和中间品生产厂商的区位变换条件。在本文模型中，企业在考虑是否选择某一区域作为生产区位时总是会面临运费与要素成本之间的权衡，低要素成本的区域往往有着相对较高的运费，而运费较低的区域则有着较高的要素成本。企业是否进行空间区位变换取决于区位变换带来的收益与成本能否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影响该收益与成本的关键因素则是贸易自由度、区域内的要素成本等区位因素。整个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变化由区域间的经济规模相对大小、工资差异的相对大小以及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共同决定；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对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起分配的作用。通过本文的产业空间区位演进系统，可以判定在不同的开放模式下产业空间区位变换的趋势。分析表明，对于具有低工资优势而开放度较低的地区而言，加大该地区与国内其他具有高开放度地区之间的区际开放度，或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其直接对外贸易的开放度，都有利于吸引区外产业进驻该地区。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和控制国家间以及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引导外商以及国内企业的区位演变，进而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因此，针对我国相对落后、对外开放相对迟缓的西部地区，本文有如下政策建议：（1）西部地区应当通过积极推动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消除区域间贸易壁垒等举措，优化其与沿海地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度，从而吸引国内东部沿海地区和境外的产业进入，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2）西部内陆可以通过进一步开发欧亚大陆桥、打通东南亚出海大通道等举措来开辟新的贸易路径，从而直接优化其对外贸易的自由度，进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并推动其产业结构升级；（3）西部内陆地区可以同时采取上述的两种举措，一方面优化对外贸易自由度以吸引FDi流入，另一方面积极扩大对内开放以优化内部贸易自由度。既吸引FDi流入，又可以通过垂直联系将FDi产业链条中的其它产业也吸引到西部内陆地区，以此形成产业链条的聚集，这无疑将会极大地推动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阿尔弗雷德·韦伯.1997.工业区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奥古斯特·廖什.1998.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
冯·杜能.1993.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
贺灿飞，谢秀珍.2006.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与省区专业化[J].地理学报（2）：212222.
黄玖立，李坤望.2005.对外贸易、地方保护和中国产业布局[C].第5届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
金煜，陈钊，陆铭.2006.中国的地区制造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4）：7989.
沃尔特·克里斯塔勒.2002.德国南部中心地[m].北京：商务印书馆.
赵伟.2001.区际开放：左右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因素[J].经济学家（5）：4550.
赵伟，张萃.2007.FDi与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基于20个行业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1）：8290.
张萃，赵伟.2009.对外开放与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9）：8996.
Ge.2006.Regionalinequality，industrialagglomeratingandForeigntrade：thecaseofChina[R].UnitednationsUniversityresearchpaper，2006（105）
FUJitam，HuD.2001.RegionalDisparityinChina1985—1994：theeffectsofGlobalizationandeconomicLiberalization[J].theannalsofRegionalScience，35.
HUDp.2002.trade，RuralUrbanmigration，andRegionalincomeDisparityinDevelopingCountries：aSpatialGeneralequilibriummodelinspiredbytheCaseofChina[J].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32.
KiYoSHiK.1973.ReorganizationofnorthSouthtrade：Japan’sForeigneconomicpolicyforthe1970’s[J].HitotsubashiJournalofeconomics，2.
KRUGmanp.1991.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9：483499.
LewiSwa.1978.theevolutionof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m].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maRtin，RoGeRSCa.1995.industrialLocationandpublicinfrastructure[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39：335351.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篇6
关键词：“黑三角贸易”；国际贸易；制度；出口商品结构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5-0264-02
制度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比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合约制度、产权制度等。在具体的研究中，大家往往会根据需要侧重于其中的某一方面，比如Levchenkoa.（2007）认为制度应包括合约强制执行、产权及股权保护制度，而nunn（2007）则把制度具体化为合约实施制度。
对制度的研究正成为经济学领域尤其是国际贸易理论和经验分析的热点和前沿。目前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制度的效应，包括贸易效应、投资效应以及增长效应；二是制度的决定及演化发展。主流国际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制度效应，主要集中在讨论人力资本、R&D、市场开放、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制度对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制度的构成非常复杂，其发展演变缓慢且易受很多经济以外的因素影响，所以制度的决定和演化发展方面的研究不多。
“黑三角贸易”也叫大西洋三角贸易，主要是指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并开辟了新航线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等国开始了殖民掠夺的道路，在美洲，欧洲殖民者强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建立种植园的同时，肆意屠杀和奴役印第安人，使印第安人人数锐减，无法为种植园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于是种植园主开始买进非洲黑人，作为奴隶在种植园劳动，这为欧洲奴隶贩子打开了道路。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欧洲商人从本国出发装载盐、布匹、朗姆酒等制成品，在非洲交换成奴隶沿着新航线把奴隶运往美洲，换成糖、烟草、稻米和金银等原材料返回欧洲，在欧洲又把这些原材料加工成制成品运往非洲，如此循环往复。在欧洲西部、非洲几内亚湾附近和美洲西印度群岛之间，航线大致构成三角形状，由于被贩运的是黑色人种，“黑三角贸易”由此而来，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共持续了近四百年。
一、贸易本身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制度变革
在“黑三角贸易”中，各参与方都经历了大规模的远距离国际贸易，这需要一系列制度做保障，因为在这种远距离贸易中产生了很多需要靠制度解决的问题。假设一个商人要从事国际贸易，首先，他出发时会带着其他投资者投入的资本，投资者的资本不在自己的控制和视线范围内，需要所在国制度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比如产权和合约制度，因此商人所在国的制度是激励他们积极从事贸易的基础。其次，商人到达了由其他君王统治的外国土地，外国政府可能会没收他们的商品，此时需要制度来保障商人的利益，比如产权制度，因此目的国相对完善的制度是商人在该国从事贸易的基础。第三，这个商人会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商人建立合同关系，有些商人可能行骗后逃跑，此时需要制度来保障这些商人各自的权益，比如合约制度，因此目的国的制度是该国商业繁荣的基础。
二、贸易增长通过影响国内收入分配进而影响制度发展
贸易增长会影响贸易利益在本国的分配，进而影响参与国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竞争并导致其相对力量的变化，正是这种利益团体相对力量的变化推动了制度变革。国际远距离贸易使一部分商人获得了巨额财富，与此同时，远距离贸易伴随的风险也使得这些商人集团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对行政进行约束并推动有利于本集团的制度变革，为其更好地从事贸易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当建立了有利于本利益集团的制度体系后，他们又会形成强大的力量阻碍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在美洲，三角贸易使其专业化于种植业和采矿业，比如糖、烟草、棉花以及银矿业，这些生产活动需要占有大量土地和强制劳动政策，部分欧洲在美洲的殖民者因此富裕起来，进而使得少数种植业主和矿主能主导政治，保护他们以免受到经济和社会竞争的影响，这种保护使得美洲的一些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制度停滞不前，比如扭曲土地所有权、虐待劳工等。在英国和荷兰，贸易改变了政治权利的平衡，使社会更加关注商业利益而皇家利益。由于代表商业利益的商人希望有较好的产权保护和合约制度保护，他们利用其新的政治关系推动君利的制度改革，比如1688年的“光荣革命”。
三、出口商品结构影响制度演化的内容
在“黑三角贸易”中，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商人和企业家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欧洲专业化生产制成品，比如枪支、火药、盐、布匹、朗姆酒等，美洲专业化生产初级原材料，比如糖、棉花、烟草以及金银等，而非洲专业化出口奴隶。
在非洲，奴隶贸易使制度迟滞不前。对非洲来说，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是最恶性的资源开采：奴隶。许多研究发现，奴隶贸易是至今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在那时的非洲，朋友之间、亲人之间、邻居之间经常会出现欺骗、绑架并把对方作为奴隶贩卖，这种奴隶制贸易带来了广泛的社会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在美洲，其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是种植业和矿产开采，由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使得一些种植业主和矿主极力维护对其有利的制度，并试图改革对其不利的制度。通过Dell（2010）对西班牙在波托西（今天的玻利维亚）的银矿调查研究后发现，贸易利益的驱动使得强迫劳动制度在这一地区流行，这种制度用来招募和管理奴隶在波托西的银矿工作。另外，naritomi，Soaresandassuncao（2012）研究了“黑三角贸易”对巴西制度的影响，他们发现糖业的殖民专业化与今天的不公平制度有关，金矿开采专业化与今天巴西糟糕的政府行为和产权制度有关。
在欧洲，与贸易有关的制度改革积极有效地开展。在“黑三角贸易”中，欧洲的经历不同于美洲和非洲，有来自美洲廉价的原材料和制成品稳定有效的非洲市场，欧洲商人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初级制成品。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西欧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制度，比如现代公司制的前身，这些公司由非亲人组织而成，被各个地区的民事法规合法化并推动了后来欧洲一系列相关制度的改革。
四、贸易对制度的影响依赖于贸易各方的初始制度条件
一般来讲，制度体系是相对稳定的，制度的演化发展存在着路径依赖，制度系统会在相当程度上顺从惯性并遵循相对稳定的路径缓慢演变。换句话说，今天的制度约束了其未来的发展，因此贸易对制度的影响也依赖于制度的初始条件。比如“黑三角贸易”使加勒比一带的种植业主富裕起来了，然后这些精英利用他们的财富把工人排除在政治权利、教育和其他公共物品之外。在欧洲，三角贸易也培育了一批新兴商人，他们利用财富推动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在非洲，奴隶生产专业化导致了国内制度的恶化。
acemogluetal.（2005）对西欧的崛起进行了跨国和跨城市的研究后认为，1400—1500年间国内制度较好的国家，三角贸易使其制度得到了更大的改善，比如产权制度和合约制度朝着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
在新古典贸易模型中，有利的贸易模式转化成积极的需求，积极的需求转换成工人的高工资收入。在“黑三角贸易”中这种收入增加也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制度的改进。然而这一变化不能在强制性社会中实现，比如在非洲，因为罪恶的奴隶贸易根植于扭曲的制度，所以无法使制度得到积极的改善。Dippeletal.（2012）验证了1838—1914年间糖价波动和14个加勒比甘蔗殖民地的强迫性劳动对工人工资的影响，最后发现贸易没有改善强迫性劳动制度。对此，我们的观点是，由于初始劳动制度就不利于劳动者，种植业强大导致很少有人能自由地保有土地，因此工人别无选择。
五、“黑三角贸易”对当代国际贸易影响出口国制度的启示
在“黑三角贸易”中，奴隶贸易使非洲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美洲国家其次，而欧洲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带动了其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制度的完善并使制造业在随后的工业革命中继续升级换代，可以说是贸易的最大赢家。
从这一历史证据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非互利共赢的贸易制度无法持续，这也是“黑三角贸易”被废止的最重要的经济原因之一。第二，国际贸易对出口国制度的影响依赖于生产结构使国内哪个阶层变得更富有，那些支持商业制度而限制君主制度的欧洲商人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制度也朝着更有利于商业利益的方向发展。第三，靠牺牲资源和环境的贸易制度不能长久，比如非洲的奴隶贸易。这对于当今中国转变出口贸易方式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政府应制定切实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出口的相关政策，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张杰，李勇，刘志彪.制度对中国地区间出口差异的影响：来自中国省际层面4分位行业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2010，（2）.
[2]黄汉民，郑先勇.大国崛起中的贸易政策取向及对中国贸易政策启示——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思考[J].国际贸易，2010，（10）.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篇7
关键词：比较成本学说；演变；发展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001-02
一、比较成本学说的演变及分析
（一）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及局限性
虽然比较成本说是由托伦斯最早提出的，但李嘉图最先注意到比较成本的重大意义并对之加以论证。李嘉图认为，当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存在比较差异时，只要两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那么，两种商品的产量都将会增加，各国都能通过交换得到比较利益。当我们将上述结论进一步推广到三个国家、三种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进行验证，发现它仍然适用，这就证明比较成本说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
李嘉图对国际贸易学说的巨大贡献是重视比较成本差异并以此创立比较成本学说。这一学说纠正了以往学者认为自由贸易的利益只存在于一切商品成本均低的国家的偏见，这为解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原因和利益分配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理论分析中，由于李嘉图采用了与斯密的绝对成本说相似的劳动单因素模型，假设资本和劳动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以活劳动耗费多少来区别成本差异以及所用的隐含假定背离现实，使得李嘉图的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科技进步对当代国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这种局限性也日渐突出起来。
（二）走向成熟的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它以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国际贸易产生的更深一层原因，论证了国际分工的好处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事实上是师承赫克谢尔，故又被称为“赫克谢尔-俄林定理”。萨谬尔森和斯托尔拍发表了《实际工资和保护主义》一文，用数学方法论证了由俄林提出的自由贸易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为此，国际贸易界有时又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称之为“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可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描述为：生产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相对来说是不同的，各国在生产那些能较密集利用其较充裕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故每个国家最终会出口能利用其充裕生产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使用生产要素的商品。
（三）“里昂惕夫之谜”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挑战
从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到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皆为成本比较，对成本差异的分析则从单一要素扩展到多个要素，同时对贸易原因和贸易格局的解释也逐步深入。但随着国际贸易领域的扩大和对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贸易现实情况时，人们愈发感到传统贸易理论的重大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某些理论假定与国际贸易实际不符，诸如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充分流动，而在区域间或国家间不能流动；国际商品贸易自由化，不存在运输成本、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等。上述种种理论假定，显然与国际贸易现实相去甚远，而在这些假定条件下推导出的理论必然难以解释国际贸易中不断出现的新变化，特别是对战后大量出现的跨国公司贸易现象更是解释乏力。第二，分析方法基本为静态分析，表现为假定各国资源禀赋不变；假定生产技术不变，如古典模式中以各国劳动生产率不变为隐含前提，在要素禀赋论中则认为商品生产的要素配置比例不变。
（四）开辟了新领域的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群
对“里昂惕夫之谜”的争论和研究，导致了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群的萌发。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群的显著特点是：注重技术这一生产要素在决定比较成本上的重要性，揭示出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对自然禀赋限制的突破，将使国际贸易格局受自然禀赋的约束日益减少。同时，又强调各国贸易比较利益具有可变性。
西方国际经济学家将战后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归纳为两个相互平行又相互补充的理论支流：一是新要素贸易理论，二是新技术贸易理论。新要素贸易理论认为，在考虑国际贸易商品的比较优势时，剔除传统贸易理论中提出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要素之外，还有其他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战后贸易理论中新要素的分析，主要是提出了“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规模经济及管理等新的要素对贸易比较成本的影响，并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理论分支。新技术贸易理论则以特质商品（指吸收了技术革新成果的新产品及容易产生差别的商品）为对象，研究这些特质商品贸易优势在国家之间的动态转移，考察垄断性竞争（如技术垄断）等因素对国家贸易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技术差距论”和原料产品贸易周期说，等等。
此外，战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比较利益研究的动态化。战后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则以生产技术的变动为出发点，注重研究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比较利益结构的动态变化，并注意研究策略和贸易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对建立动态比较利益的作用。
二、比较成本学说的积极因素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篇8
关键词：贸易保护；对外贸易；贸易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
1国际贸易政策基本演进过程
1.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1.2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
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工业上还处于落后的德国和美国等国的经济学家这竭力主张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代表人物是汉密尔顿和李斯特，他们都提出以保护幼稚工业来促进后进国家的发展。
1.3资本主义垄断时期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垄断国内市场和争夺世界市场，纷纷实行侵略性保护贸易政策。
1.4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贸易自由化时期
新型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为战后贸易自由化的兴起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1.5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时期
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结构性的经济危机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国际贸易领域中自由化倾向逐渐减弱并趋于停顿，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的趋势。
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演进过程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性是本质性的。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保护性始终伴随着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进，即使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2)尽管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若干次自由贸易时期，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总的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3)在二战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4)世纪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
2国际贸易保护新趋向
2.1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重点从关税壁垒转向非关税壁垒
贸易保护多样化的措施主要包括：(1)按照有效保护税率设置阶梯关税。(2)加强了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的活动。(3)非关税壁垒不断增高。(4)强调管理贸易。由于关税壁垒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制约，以提高关税水平来实行贸易保护已不现实了，各国更多的采用以上措施来实行进口限制。
2.2被保护的商品项目不断增加
被保护的商品从传统商品、农产品向高级工业品和劳务部门。从商品类别上分，主要的有四大类商品：纺织品、服装和鞋类；某些钢铁产品；运输工具(主要是汽车)；电子产品。
2.3“奖出限入”措施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
二战后，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和自由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争夺国外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往往会加剧国和国之间的摩擦，受到其他国家的谴责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把“奖出限入”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方面。从经济、组织等多方面促进商品出口。如向出口厂商提供各种财政上的优惠，利用出口信贷、出口信贷的国家担保制、出口补贴等措施鼓励商品出口。
2.4从国家贸易壁垒转向区域贸易壁垒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发展，是当代国际经济体中一个最主要特征。区域性集团的建立本身就带着排他性，在对内加强自由化的时候，势必排挤、打击集团外的竞争者。区域化贸易集团的这种作用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寻找一些国家组织起来进行抗衡，否则就会削弱在国际经贸中的竞争力。这种现象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限制和反限制、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重要特征。
3保护性贸易政策产生的原因
3.1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wto政策执行的不平衡
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材料显示，贸易自由化所创造的财富70%为发达国家所获取，分给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仅仅30%左右，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不仅没有获得好处，有时损失甚至超过其获得的利益，这使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任何国家都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
3.2国内经济矛盾的转移
每当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经济贸易的保护也必然抬头。目前，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都在走低，特别是在去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是必不可免的。美国经济走低，其他西方国家经济随着走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及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利益的影响，西方国家不时笼罩着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并凭借着其优势的经济力量，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环境变得更为恶劣。世界贸易组织虽以促进贸易自由化、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为宗旨，但是由于各国竞争力不同，自由贸易体制受益的程序不同，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和对本国产业的保护，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3.3国内政治矛盾的转移
西方民主政治是各种利益集团斗争后妥协的产物，政治家为了迎合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强行推行其国内市场保护的“国内法”。例如，美国经常引用的“301条款”，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一个条款。该款授予美国总统对外国影响美国商业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进口，加以限制和采用广泛报复措施的权力。其中“不公平”指不符合国际法或与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不一致；“不合理”则不一定是非法行为，只要严重损害了美国商业利益，都是“不合理”。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还有一个406条款，是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商品对美国的进口的。根据这个条款，无需有“严重损害”，只要有较轻的“重大损害”，就足以采取报复行动。”
4面对保护性国际贸易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调整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国的对外贸易已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且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框架。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我国面临的贸易环境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处于国际贸易保护环境中的中国对贸易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调整得进一步深入和有新的思路。
4.1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出口鼓励措施
出于鼓励对外贸易，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出口鼓励政策，包括贸易补贴、外汇留存、出口退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关税减免等措施。但为了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变，推进国民经济内外循环机制的改善，今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改变应单纯的鼓励出口转向建立和培养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完善企业的产权制度，明确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转变政府的行政只能，规范竞争环境，加快外贸经营权的改革，确保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转。
4.2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关税手段
作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唯一合法保护手段，我国的关税措施远在建国之初就已实行，并且关税税率还相当高。但在漫长的计划经济时期，随着计划控制的加强及经济管理权利的日益集中，关税并不能真正起到调节进出口贸易和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强了对关税这一政策手段的控制和管理，我国的关税总水平已是多次大幅下调，税率已是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4.3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非关税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的非关税壁垒是逐步提高的，先后采取的非关税措施重要有：
(1)进口许可证。进口许可证虽已大幅缩减，但我国在许可证的申领手续和环节上还存在多头管理等一些问题，为此必须加快简政放权，简化环节的改革力度，逐步减少许可证管理的范围。
(2)进口配额。从今后的改革形势来看，实行数量配额和价值配额相结合的方法，该宽就宽，该增就增，有效地发挥进口配额调节进口规模的作用。
(3)进口检验措施。应该说我国的进口商品检验制度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基本一致，但还存在程序繁杂、多头检察、条款不统一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在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合理的运用规则，发挥这一手段对我国国内市场的保护作用。
(4)行政控制。为了加强对幼稚产业的扶持，控制相关产品的进口，实施行政控制这一措施主要是对机电产品而言的。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由于各级政府先后制定了许多透明度不高的内部规定、目录管理及进口替代清单。2001年入世以来，为了加快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进程，在透明度方面，我国已经清理修订了全部原有内部行政控制措施，并及时公布了一大批符合世贸要求的法律法规文件。
参考文献
[1]曼昆.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1992-2004.
[3]何茂春.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规则[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4]程宪，程大中.国际服务贸易[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篇9
关键词：国际贸易；保护政策；理论；演进
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重商主义是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史上最早的保护贸易理论学说。
重商主义的思想和政策措施代表了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商业资本的利益。它把加速经济增长以促进经济发展置于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的中心地位，促进了一国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发展。但重商主义的理论也有缺陷和不足。重商主义错误地把价值的代表物――金银货币认为是唯一的财富，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仅局限于流通领域，未能从各种经济要素间的功能联系来正确分析经济社会的现象，也未能正确认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积累社会财富的作用。
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
（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
在实行的政策主张上，汉密尔顿认为重要的是政府要给予支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为了促进工业发展，避免本国的幼稚工业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被摧毁，汉密尔顿主张实行高关税的保护政策，认为关税收入可以用来奖励国内的制造业的发展，必须用关税将美国新建立起来的制造业保护起来，使之生存、发展和壮大。
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从重商主义分离出来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两大流派已基本形成，一个是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一个是汉密尔顿和以后的李斯特建立的保护贸易理论体系。可见，汉密尔顿的思想在国际贸易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思想
李斯特的理论分析是在批判斯密与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的。李斯特否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各国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发展规律，他认为每一个国家只能从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发，找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照抄照搬别人的经验是行不通的。
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思想的许多观点是有价值的，整个理论是积极的，对落后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的生产力理论中，关于“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的思想是深刻的，具有无可动摇的理论说服力。同时，李斯特的理论是对比较优势原理的进一步发展。李斯特从动态的角度，来区分了现实的比较优势与潜在的比较优势，主张对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即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当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即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之后，再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进行自由贸易。
三、资本主义垄断时期
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各国失业现象严重，竞相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对此，传统经济贸易理论不能做出合理和科学的解释。1936年，凯恩斯开创性地提出了保护国内就业的思想，以后凯恩斯的思想由他的追随者们加以充实和扩展，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的贸易保护思想，被称为“新重商主义”。
凯恩斯的新重商主义政策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的贸易保护政策，即经济萧条时期应该采取的政策，实质上是其“萧条经济学”原理的一种延伸。传统贸易保护思想的发展说明的是落后国家如何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发展本国经济，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凯恩斯的保护贸易却是说明发达国家如何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实现国内充分就业，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以保持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它代表了当代垄断资本的利益，代表了保护贸易的新发展，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思想”。
四、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
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普雷维什认为：现在的这种经济体系使中心国家大量侵吞国家的收入，造成“富国与贫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理论作了开拓性研究。他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对当代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中存在的发达国家控制与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实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理论与实践上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丰富了国际贸易的理论。
五、新贸易保护主义
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是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大背景。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蔓延，国际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所谓新贸易保护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中形成的以非关税壁垒为主，以关税壁垒为辅的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新贸易保护主义中最为普遍的形式是直接数量限制；另外还有行政性和技术性的保护措施等。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贸易保护，达到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约束，保护本国就业的目的，从而维持本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
新贸易保护主义所要保护的对象乃是发达国家中受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竞争最为严重、技术含量低的“夕阳产业”，因而它实质上是一种保护“落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一方面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竭力反对发展中国家以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为依据保护自己的民族工商业。另一方面，却竭力鼓吹新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本国市场，这显然是不公正的。然而，新贸易保护主义同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却有着更大的欺骗性，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几乎毫不掩饰其保护本国产业的利己主义动机，而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国内，以维持高就业、高收入水平为号召，较之直接宣布保护某一行业更能赢得本国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在国际上，又打出维护“人权”、保护劳工权益等旗号，显得有理有据。
参考文献：
[1]周雪，王洪雅.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理论的演进[J].中国集体经济，2008（01）.
[2]魏建萍.试论保护政策理论的演进[J].现代商业，2009（09）.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篇10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
2.1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
2.2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2]。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2.3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
(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
3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3.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4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4.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2)积极稳妥地建立中国技术性壁垒体系一是制定和完善技术标准。虽然目前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还比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个别领域制定出本国特有的、并且是国际领先的技术标准，也将极大地增强中国保护本国市场的能力。另外，wto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特点（如地理条件、消费习惯等）制定与别国不同的技术标准，对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加以利用。二是制定和完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虽然gatt中sps协议鼓励各缔约国将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国际标准或指导原则接轨，但它同时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术上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隐蔽性相当强的非关税壁垒。三是建构绿色贸易壁垒体系，又称环保壁垒。即以环境保护为理由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中国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来抬高国内市场的进入门槛。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条件下在必要时候适当地保护本国产业，任务是艰巨和复杂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说制定了几部法律或法规就可以有效保护了。它需要国家各个部门相互配合，不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养人才；不仅要制定保护性的对外贸易政策，更需要将它与国内产业政策结合起来考虑。
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以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增进世界各国经济交往和世界人民的福利为目标，通过削减和限制关税、非关税壁垒为手段，来创造一个世界范围内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世界贸易环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实惠。中国加入wto后，正确认识wto这一多边贸易组织的性质，以及在其机制下当今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性质和动机，才能正确定位中国在加入wto后，应如何在宏观政策上制定出相应的既符合wto原则，又能充分反映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才能不被加入wto给我们在理想状态下的期望冲昏了头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