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业公司税务风险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00:12:10

物业公司税务风险篇1

关键词:营改增;保险业;税务风险;对策

一、营改增后保险业的合规性税务风险

(一)销项端风险

1.三流不一致风险“三流一致”指“货物、劳务及应税服务流”、“资金流”、“发票流”必须都是同一受票方。目前,部分地区税务严格要求“资金流”、“发票流”、“服务流”的“三流一致”。保险业务中存在投保人、被保险人、付款人等,在交易真实合法的前提下,难以保证形式上的“三流一致”。由集团或总部集中采购或支付的业务,部分供应商表示无法向下属子公司或分公司开具发票,这给保险公司开展业务带来一定影响,给税务管理带来一定风险和不确定性。委托代付会出现三流不一致的情况,投保人签署保单后,实际付款人并非投保人,而由他人代付。典型例子如部分航运险由远程机构进单,归集保费后,按月与保险公司结算,导致付款方并非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且发票开给中介机构,而不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此外,各地在税收征管操作中的申报、征缴方式不统一,如不同省份或地区实行不同的纳税申报方式,部分省份主管税务机关对保险公司赔款能否凭票抵扣进项提出质疑,各地赔款抵扣进项的操作要求也不一致。此类情况的出现增加了涉税风险,造成保险企业最重要成本的赔款支出进项抵扣难以“应抵尽抵”,进而引起税负上升。2.虚开发票风险保险公司虚开发票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保险公司向错误的对象、错误的业务类型开具专用发票。如客户为一般纳税人办理出国货运险免税,此时不应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保险公司办理此类业务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就会产生虚开发票的风险。第二,保险公司向中介机构虚开发票。因为中介机构掌握大量客源,保险公司为抢占市场,需要通过中介机构来拓展客户,因此,会出现中介机构虚开发票的情况。第三,保险公司或中介机构向承包人虚开发票。3.视同销售风险根据增值税相关规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属于视同销售,应该交纳增值税。保险业视同销售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第一,赠送保险的情况是否应视同销售?第二,各类赠品按照税法规定应如何进行纳税申报?第三,是否可以将积分换算为第二年的续保的保费而不做视同销售处理?保险公司在销售保险时,附带赠送客户的促销品,如茶具、加油卡等货物,是否按视同销售处理?对此各地税务局执行口径不统一,因此,需要保险企业与当地税务机关沟通,以免做出错误的判断。

(二)进项端风险

保险公司服务对象既有企业,也有大量的终端消费者,个人所占比例较大。很难从某些企业或者个人那里获得抵扣凭证,保险公司也无法逐笔计算服务价值,并告知其客户该笔服务包含了多少增值税。因此增值额的准确计算十分困难,难以将保险业所有应税业务的收支都反应在发票上。如果按照一般纳税人的要求进行管理,采用抵扣制,不仅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税收负担,也使税收征管工作面临困难。同时,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税率差异,导致上下游企业间存在抵扣不充分的风险。1.进项抵扣风险保险公司收取与真实业务不符的专用发票用于抵扣。根据相关规定,若购货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或在货物交易中,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或者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专用发票未申报抵扣税款,或者未申请出口退税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按所取得专用发票的份数,分别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若购货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是虚开的专用发票,或者在货物交易中,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或者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专用发票的,其他有证据表明购货方明知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销售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应按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处理。2.进项税用途不明确根据增值税相关规定:一般纳税人获得的用于其应税项目的进项税,可以用于抵扣。若其进项是直接用于免税项目,其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对保险行业而言,进项税面临以下风险点:第一,是否能对其购进的货物或接受的服务明确区分出是应用于应税险种还是免税险种?第二,是否能对购进货物或接受的服务明确区分不同用途,如集体福利、个人消费、非正常损失等?第三,是否准确地将发票信息和用途录入系统中?可能涉及的场景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人员在填写发票用途时,因疏失填写错误,导致抵扣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3.进项税额转出比例计算不准确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纳税人,兼营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而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销售额+免征增值税项目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对保险企业来说,面临如下的风险:第一,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就其成本费用按照应税、免税险种进行分摊?第二,在录入发票信息时,对于公式的理解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准确划分公式中的不同变量?第三,系统设置转出比例时,公式的每个变量取数是否正确?

(三)纳税申报风险

2016年5月1日开始,保险业全面营改增,核算系统会重新调整,但是要防范系统发票打印规则失控而导致虚打发票或者错冲税金。

二、应对策略

(一)全面梳理增值税税务核算流程

全面营改增后,会计核算不再是单纯的财务问题,尤其在混合销售、兼营、减免税等情况下,企业如不按照要求分别核算,将会增加税负。因此,在会计核算上,保险企业需认真学习增值税核算科目,准确核算相关数据,进行正确的账务处理。还需根据保险行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相关规定,进一步细化核算科目,准确区分一般业务收入和减免税业务收入。区分兼营、混合销售等业务,确保正确计算、申报和缴纳增值税。

(二)切实加强发票的管理

保险业应切实加强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发票的管理,逐步完善增值税发票的内控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细化开票审核、认证、保管存档等关键点,如各分支机构进项税的归集程序、不同征收方式情况下相应的可抵扣进项税额的确定、当期进项税额做转出处理时划分比例的计算等。

(三)妥善规划业务流程

营改增后,保险业应对增值税环境下的系统运行、业务操作、客户、渠道、供应商的税务状况等方面进行认真梳理和改造。实现业务系统与金税系统的对接。对合同涉税条款进行修订,在保险单等业务合同中明确价款是否含税等。营改增后,保险企业符合条件的外购资产可以抵扣进项税,这会对保险企业的采购模式和采购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部分保险公司实行总部统一采购、统一付费、获取全额发票的模式,这种模式进项税额集中在总部,会导致总部进项税额多而销项税额少、分部有销项税额却没有进项税额可以抵扣。此外,全面营改增后,政策已明确保险企业购入赔款所用的货物或服务可凭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抵扣。赔款是保险企业最主要的成本支出,目前主要以现金为主要赔付方式,很难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意味着无法进行抵扣。若要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则需要改变传统的赔付方式,考虑是否在保险理算方法和赔款金额方面进行特殊考虑和调整,避免增加保险企业税收负担。尽量选择对保险标的修复或重置的赔付方式,但赔付方式的改变受到保险监管要求和被保险人接受程度的影响。因此,全面营改增后,保险企业需要对某些业务流程再造或者妥善规划。

(四)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

企业应遵循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报告──风险应对的基本工作流程对增值税相关风险进行梳理、评估,并采取有效的应对和管理措施。1.风险识别通过识别企业内部、外部风险驱动因素来进行。其中内部风险因素主要来自企业组织结构、经营成果、员工素质、内部控制、财务状况等方面。外部风险因素主要来自税收政策变化、经济环境、行业政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等。通过初步风险识别收集,识别风险根源和所在的风险领域。2.风险评估税务风险评估包括税务风险估计和税务风险评价两个方面的内容。通过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估计以及风险造成的影响结果对风险进行评估,应用相关原理和技术方法,对系统中固有或潜在的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确定重大风险,形成公司层面的总体风险图谱,为制定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3.完善内部控制根据税务风险评估的结果,综合考虑风险管理成本和效益,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合理设计税务管理的流程及控制方法,全面控制税务风险。保险业合规性内部控制中,主要包括销项端内部控制、进项端内部控制、纳税申报内部控制及其他内部控制。销项端内部控制主要包括:开票及纳税申报层级控制、批改与退保工作流控制、“三流合一”控制等。进项端内部控制主要包括:进项端进项认证和报销流程控制、进项税抵扣考评控制;专票验证控制、费用分摊控制等。纳税申报内部控制主要包括:开票收入与会计收入匹配的内部控制、纳税工作流核对及复核控制、发票与报税匹配控制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产品定价控制、投资业务控制等其他内部控制。4.风险应对(1)建立密切的税企工作关系,加强与主管税务机关的沟通,以降低税务风险。(2)对企业税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专业素养,使其能在正确处理会计核算的基础上进行税务风险的控制。(3)对关键风险点实施不相容职务分离。对容易发生税务风险和高税务风险的领域加强监管,实施不相容职务分离,防范税务风险发生的可能。(4)实行绩效考评。建立和实施绩效考评制度,设置考核指标体系。凡是涉及到合规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系统及数据风险等税收风险的部门和人员都要进行定期考核和客观评价,并进行相应的奖惩。

主要参考文献

[1]吴春璇,莫磊.企业税务风险日常管理新常态:融入CoSo风险框架的税企合作导向[J].经济研究参考,2016,(29).

[2]李磊,李艳芝.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6,(29).

物业公司税务风险篇2

一、“营改增”下建筑施工企业主要的涉税风险

(一)原经营模式引起的涉税风险

建筑施工企业中母子公司资质共享的情况比较多,这种合同签订单位和实际施工单位不一致的现象给中标单位和实际施工单位带来了巨大的税务风险,因为中标合同是由建设方和中标单位签订的,实际施工方并不是合同的签订方。在施工过程中中标单位给建设单位开具发票,建设单位将工程结算款支付给中标单位,而后中标单位再以内部任务书的形式将工程划分给子公司施工,子公司再与母公司进行工程量结算及款项支付。在营业税下中标单位直接将全额发票开具给建设单位,子公司不再给母公司开具发票,“营改增”以后,母公司需要做到增值税进销项匹配,这种合同主体与施工主体不一致的情况将极大地增加增值税的纳税风险,增值税抵扣不充分将直接影响到项目的盈利水平。

(二)原业务模式引起的涉税风险

1.给分包商材料调拨引起的涉税风险。在营业税下,实体工程所用的材料由承包商统一购买,再按照设计量由分包商领用后用于实体工程,调拨的材料直接从分包商结算工程款中扣除。建筑业“营改增”以后,此种情形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业务应该缴纳增值税,承包商应该给分包商开具发票。假如项目管理人员考虑不足依旧按原来营业税下的方式处理,不仅要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做纳税调增,还要面临税务稽查的L险。

2.内部资产的调用引起的涉税风险。在营业税母子公司资质共享的情况下,项目各类物资均由子公司采购,发票是以中标单位即母公司的抬头开具,因此物资的所有权属于母公司。但是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工作需要,子公司将剩余材料和固定资产调拨到以自己资质中标的项目使用。这种不是在同一纳税主体内部的物资调用也是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应该予以避免。

3.劳务用工形式不当引起的涉税风险。建筑施工企业一般划分为专业分包队伍和劳务分包队伍,一般具有建筑资质的分包队伍能够做到票货款“三流”一致,涉税风险比较小,而具有建筑劳务资质的分包队伍或者其他形式的劳务分包将是“营改增”以后重要的涉税风险控制点。因为这些队伍在“营改增”以后可能无法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使总包方无法抵扣增值税进项税从而导致税负增加。另外,临时用工以工资单入账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也存在涉税风险。

4.供应商选择不当引起的涉税风险。增值税纳税人分为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在“营改增”之前,由于企业缴纳营业税,不存在进项税抵扣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论从一般纳税人处购买货物还是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买货物,只要是取得了真实、合法、合规、有效的发票,都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不影响企业的税负水平。但是在“营改增”后,如果供应商选择不当,一方面使企业无法抵扣增值税,导致税负增加,另一方面,如果测算不合理将会使企业综合采购成本增加。另外,在选择个人作为供应商时更要慎重,除税率原因外会因为个人所得税问题不一定能够按照约定的价格开具发票,导致企业面临税务风险。

5.财务核算水平不高引起的涉税风险。与营业税下的会计核算相比,“营改增”以后的会计核算不仅仅是会计科目的增加,而且也在开票、报税、抵扣、缴纳等环节发生了重大变化,核算难度也大幅增加。此外,增值税核算时要价税分离,不可抵扣项目还要做进项税转出,增加了会计核算的难度,也对财务人员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财务人员稍有不慎,便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三)企业内控不够引起的涉税风险

1.发票开具和管理不当引起的涉税风险。依据国税发[1995]192号第一条第(三)项规定,“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货款、劳务费用的对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运输费用,所支付款项的对象,必须与开具抵扣凭证的销货单位、提供劳务的单位一致,才能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否则不予抵扣。”因此建筑施工企业务必要有票货款“三流”一致的意识,在采购物资时票货款要一致,否则增值税进项税就可能无法抵扣。此外,如果取得的增值税发票未在限定的时间内进行认证抵扣或者增值税发票保管不善,都将有可能给企业带来纳税风险。

2.合同管理不当引起的涉税风险。营业税是价内税,增值税是价外税,原来营业税下使用的合同条款在增值税下需要进行大幅的修改,原来的投标报价体系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如果仍然使用原来的合同条款不在合同中明确对方的纳税人类别、开票类型、开票时间,不通过测算确定合理的采购价格,那么“营改增”以后企业不仅不会降低税负反而会增加成本,降低利润,各种合同纠纷也将不断出现使企业疲于应付。例如,原来在营业税下机械租赁合同无需仔细区分是否连人带机械租赁,但是“营改增”以后必须要加以仔细明确,如果是连人带机械租赁就属于服务业,按6%纳税,如果是只租赁机械则属于有形动产租赁,要按17%纳税,如果不提前在合同中明确,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3.税务稽查风险。建筑施工企业历来就是税务稽查的重点。“营改增”以后一般计税和简易计税并存,增值税的税率也是多档税率并存,使会计核算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建筑施工企业涉及的课税税目较多,业务比较繁杂,如果账务处理不合规、纳税申报不当将会增加企业的税务稽查风险。另外,“营改增”以后建筑业施工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建筑施工企业缴纳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还需要去当地地税缴纳,建筑施工企业被国税和地税共管,如果企业纳税不及时就更加大了税务稽查的风险。

二、建筑施工企业“营改增”后的风险应对

(一)加强企业资质升级,调整经营管理模式

借用资质和资质共享导致企业进项税抵扣链条不完整,因此建筑施工企业应尽量避免借用资质和资质共享。建筑施工企业要通过培养一批技术骨干力量,不断升级自有资质,而且在投标工作中要积极使用自有资质,逐步减少内部任务划转。另外,建筑施工企业需要调整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通过考虑中标单位和参建单位签订专业施工合同的总分包模式以及由中标单位集中核算的管理模式,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

(二)对原有业务模式进行改革

承包单位将采购的材料调拨给分包队伍,其实质属于增值税的视同销售行为,应该缴纳增值税,所以“营改增”以后要极力避免给分包队伍调拨材料这种情况。“营改增”以后承包单位可以建立材料定额领用制度,按照施工设计用量由分包队伍领用并对材料的节超制定相应的奖罚政策。此外,承包单位可以考虑指定材料的具体规格、型号及技术标准,或提出限制性条件由分包队伍按照承包单位的要求自行采购相关材料。

针对内部资产调用的情况,要区分是否为统一纳税主体,如果在同一纳税主体内调拨,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不需要缴纳增值税,也不需要开具发票,不存在涉税风险。如果是非统一纳税主体内部调拨就属于增值税的视同销售情况,需要按照正常的销售业务处理,调出方需要缴纳增值税并开具增值税发票。

劳务用工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具有建筑劳务资质的分包队伍或者其他形式的劳务分包上,为此需要建筑施工企业对劳务分包商进行梳理,清理无资质的劳务分包商。同时对于以工资单形式结算的临时用工,需要考虑转换为劳务派遣的形式,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由劳务派遣单位开具增值税发票,这样就极大地避免了劳务用工的涉税风险。

在供应商的选择上,建筑施工企业要遵循综合采购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化的总体原则。综合采购成本是指与采有关的成本和税金的支出,包括材料款、运杂费以及不可抵扣的增值税,同时扣除由于能够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带来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的减少,即:

综合采购成本=不含税成本-进项税额×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税率

不含税成本=不含税价格+不可抵扣的增值税

在选择供应商时,当采购成本相同时应选择一般纳税人为供应商;不同时则应选择综合成本较低的供应商。

(三)注重内控制度的建设,避免涉税风险的发生

1.通过规范合同条款,避免涉税风险。建筑施工企业在“营改增”以后需要对原有的合同条款进行梳理,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对方纳税人的身份、提供服务的名称、开具发票的类型、付款程序等。另外,在签订合同时还要做到价税分离,将价格和税金单独列示,避免合同内容模糊引起合同纠纷。此外,为保证票货款“三流”一致,建筑施工企业需做好资金的集中管理和合同的统一签订工作,避免由于票货款“三流”不一致造成进项税无法抵扣的纳税风险。

2.通过发票管理,避免涉税风险。增值税的扣税凭证不仅限于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有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税收缴款凭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抵扣凭证,企业在取得上述凭证时要及时查验是否合法合规,不合规的要及时调换。同时上述抵扣凭证要在开具之日起180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认证,并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为避免企业无法及时抵扣,应在合同中明确先开发票后付款,同时增加不能按合同约定提供增值税发票的违约责任,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涉税风险。

(四)提高财务核算能力,避免税务稽查风险

准确的财务核算是顺利实现“营改增”的重要保障,财务人员对“营改增”涉税制度的正确把握是避免税务稽查风险的有力保证,只有账务处理合法合规,企业才能正确地进行纳税申报,避免税务稽查风险。所以建筑施工企业平时要注重财务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财务人员涉税风险的识别能力和会计核算能力,力争将涉税风险降到最低。

三、结论

降低企业涉税风险,做好税收筹划,增加企业利润是每个企业共同的目标,“营改增”作为国家降低税负的一项重要改革,对建筑施工企业来说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建筑施工企业要主动应对“营改增”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从自身组织结构、业务模式改革抓起,不断优化和完善合同、财务、税务等各类管理模式,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刘小龙.“营改增”后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思考[J].财会月刊,2013,(13).

物业公司税务风险篇3

【关键词】税务筹划税务风险税务风险防范

税务筹划目前尚无权威性的定义,但一般理解是,税务筹划指的是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根据国家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其要点在于“三性”:合法性、筹划性和目的性。

一、企业税务筹划的意义

(一)使企业财务利益最大化,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通过税务筹划,选择最优的纳税方案,以求减少税费支出,或者延迟税费支出取得货币时间价值,达到企业增加可支配资金,增加现金流,使企业的财务利益最大化。从另一角度来讲,成功的税务筹划也是企业较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会计管理水平的体现。

(二)普及和健全国家税法

一方面由于税务筹划必须建立在合符税法的前提下进行,企业要从税务筹划中得到实惠,就必须懂法,即必须非常了解现行的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并时刻密切留意国家税收改革方向、税收新政的出台,只要税法有所变化,企业的税务筹划策略便会及时采取相应的变化,因此客观上纳税筹划加快了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贯彻和普及。另一方面税务筹划实质就是企业在依法纳税的同时利用税法的不完善、不成熟等缺陷,趋利避害进行对企业有利的税务方案的选择,反过来企业的税务筹划也提醒了税收立法部门应注意的税法缺陷,从而促进税法的不断发展、不断健全。

二、企业案例的分析

税务筹划能给企业带来利益最大化,以至所有的企业谈到税务筹划都趋之若鹜,但所有的筹划又是否都合法呢?是否都能取得效果呢?以下为两个单位的涉税筹划的案例及分析。

(一)某省属事业单位后勤改革案例分析

某省属事业单位2005年开始推进后勤改革,成立全资下属a企业,由a企业经营该事业单位所有后勤事务,包括车辆出租、食堂、房屋出租、物业管理等。其中a企业将原事业单位食堂餐厅承包给社会人员B经营,承包采取每月上交固定管理费形式,承包合同规定,B设立独立银行账户用于食堂经营收支,食堂主要面对本系统内员工,同时也可对外经营,相关证照仍挂靠a企业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等,a企业要为B代开发票和纳税申报等,所有税费由B承担。a企业和B相关会计和涉税处理如下:B每月经营收入款项均未上交a企业,a企业只对代开出的发票作收入,代缴营业税费,同时收入金额挂与B的往来账,用B上交的正规成本发票作费用,费用金额挂与B的往来账。B每月将每月需上交的管理费、营业税费、收入减去费用乘以所得税率的金额三者总数直接汇入该事业单位的员工饭卡。

该案例看似简单,表面是节省税费,其实已违反了税法属偷税行为:首先a企业只对代开出的发票作收入,没有将不开发票的部分计入收入交营业税费,明显是属偷税行为;其次将B应交的管理费及税费用汇入饭卡的形式,a企业没有将管理费计入收入少交营业税费和所得税,同时也没有代收代缴员工饭卡款的个人所得税。此外该案例还存在以下的税务风险:B为了降低成本费用,可能不会到有发票的超市、农贸市场购买材料,但又为了降低应承担的所得税,很有可能去购买发票交给a企业入账,a企业则存在用无业务往来的发票甚至假发票入账的风险。

(二)碧湖房地产公司的案例分析

碧湖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是民营企业,股东为自然人股东,设立在广东佛山城区,该公司历年的税务筹划中存在问题或风险如下:

公司为了进一步壮大实力,拓展经营范围,拟成立物业管理公司,财务人员认为物业公司成立初期不会盈利,即提议建物业公司以分公司的形式组建,而不是子公司形式。希望在同总公司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可通过分公司的亏损来抵减税费。结果,由于物业公司经营有方,除了管好自己楼盘的物业,还拓展了一些业务,当年就取得微小盈利,不仅没有达到合并抵减税费的效果,而且还因为不是独立的法人,失去了一些兼并其他物业公司的机会。

公司2013年将闲置的一栋厂房出租给其他企业使用,年租金收入200万元,除按5%的营业税,还需按12%交房产税24万元,税负较重,财务人员在这一业务中明显没有考虑税务的筹划。如果公司将厂房出租改为提供仓储保管理服务,与承租方签订仓储保管合同,并为仓库配备仓管人员和相应服务,同样是年收入200万元,除按5%的营业税,房产税只需按1.2%即2.4万元交纳。

公司与购房者B签订《商铺买卖合同》,将一间商铺卖给B,合同总价100万元(市场价为300万元),一次付清,同时公司还要求B与另一家物业公司签订无租金使用合同,约定从交房之日8年内无偿租赁给物业公司(市场租价每年8万元)。该公司采取这种典型的售后回租模式进行税务筹划,只按实际取得的100万元交纳了5%营业税,B也没有进行纳税申报。这种典型的售后回租方式往往会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偷税,存在被追缴税金、滞纳金甚至罚款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有条件优惠价格协议购买商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8〉576号),购买者B少支出的购房价款应视同个人财产租赁所得交个人所得税。

三、企业税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通过以上企业案例分析,要么是因为筹划本身不合法,要么是因为事先筹划和安排客观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也存在不确定,因此筹划失败。这些税务筹划风险在各行业普遍存在,并存在于企业涉税筹划整个过程中。现阶段导致企业税务筹划存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企业财务管理基础薄弱,歪曲税务筹划

这是企业税务筹划最常见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薄弱,会计核算不健全,特别在规模不大的私企,财务人员水平不高,纳税资料不完整,而企业主一方面热衷税务筹划,一方面对税务筹划不甚了解,总以为与税局领导、征管员搞好关系,就可以达到少纳税、迟纳税。甚至以为财务做“两套账”、开“大小发票”就是避税,而具体税务筹划的财务人员也因为企业老板一句话,为了保住职位,顾不上合不合法进行所谓的税务筹划。

(二)国家税收政策调整引起的风险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还在初级阶段,相关税法还在不断完善中,大大小小的地方性法规和制度经常朝令夕改,令企业相关税收知识和信息更新不够及时,导致税务筹划不准确。特别一些偏长远期的税务筹划也会因为税收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形成风险。

(三)税收自由裁量权引起的风险

一般税法都会在纳税范围上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如起征点,不同纳税主体可能不一样,同一纳税主体也会规定一个范围;比如一般纳税人认定的规定,虽然有营业额的规定,但也有只要企业的会计资料齐全,能提供完整的纳税资料,就能认定一般纳税人。诸如此类税务机关都有权根据自己判断来认定和衡量,正是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加上税务机关经办人的素质也参差不齐,企业的筹划也许被定为不合法、被认为是恶意避税或偷税漏税。而企业的偷漏税的筹划行为,如无经营行为开具发票入账等,由于税务机关暂时未查出,使企业对税务筹划产生错觉,为以后埋下隐患更大的税务筹划风险。

(四)税务筹划成本大于效益的风险

主要表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税务筹划产生的机会成本过大,因为税务筹划是企业理财的一部分,既是一种理财管理活动,就会有成本,通过税务筹划不论是节税还是延迟纳税都会增加资金占用量增加,而资金占用量的增加实质上是投资机会的丧失,这就是机会成本。另一种是由于投入的筹划成本太大,比如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进行作单项筹划顾问,最后节税的数额比顾问费用还小。

四、企业税务筹划风险的防范对策

(一)熟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树立依法纳税的理念

企业必须熟知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树立依法纳税的理念,这是成功开展税务筹划的前提。首先,企业不仅要熟知国家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也要对国家税收改革未来方向有一个了解,比如国家推行“营改增”,企业目前虽然还属营业税征收范围,但企业如果有前瞻性,预测“营改增”在本行业是必然趋势,那么企业就可以提前做出涉税方面的预测和统筹。其次企业要树立依法纳税的理念,正确区分偷税、漏税、避税、税务筹划之间的关系,正确区分涉税违法、合法、合理之间的关系。

(二)正确理解税务筹划、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企业要认识到企业的发展不是靠一次两次税务筹划就可以实现的,企业发展关键还是要提高企业经营业绩、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包括财务管理水平。而财务管理水平与税务筹划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财务管理水平提高了,会计信息准确无误,纳税资料齐全,税务筹划水平自然就提高了,反之亦然。

(三)提高税务风险意识,纳入企业风险系统管理

企业经营过程处处存在风险,税务筹划同样也无时不在。企业必须加强风险管理,将企业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包括税务风险,传达给企业每一个员工,提高每一位员工的税务风险意识,让他们熟知企业在签约环节、采购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等存在的税务风险内容,让员工了解企业针对这些环节的风险防范策略及防范目标,从源头就将将风险降到最低。案例一某事业单位后勤改革如果能在签订承包合同时考虑到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在合同规定B承包食堂要设立独立核算企业,单独申办工商登记执照,规定不能偷税漏税等,这样完全可将大部分食堂经营的税务风险转嫁给B。当然该事业单位和a企业收到管理费及给员工发放饭卡福利费必须依法纳税。

(四)营造良好的税企关系

虽然税务筹划不是找路子、搞关系,但加强与税务机关的沟通和联系也是必要的。正因为税收执法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能在有争议的税法理解上取得与税务机关的一致,特别在新税法的颁布或新兴行业的出现,都需要与税务机关达成共识,才能降低风险避免无效筹划。随着全民创新、万众创业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涌现,大量转型的企业主们不可能都熟悉工商及税收法规,不可能都有能力雇用专业财务人员,所以营造良好的税企关系不失为减少税务风险的重要手段。

(五)遵循成本效益原则

企业在税务筹划选择方案时,一定要考虑所有筹划成本,包括丧失的机会成本、税务筹划成本、因执行筹划方案新增成本统统必须考虑进去,通过比较税务筹划取得的收益与筹划成本,只有筹划成本小于筹划所得的收益,该税务筹划方案才是可行的。

(六)监控实施过程并总结效果

税务筹划还要重视监控实施过程和总结效果,通过监控筹划方案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检查和总结纳税筹划的实施效果,然后进行分析,分析该税务筹划有没有取得成效、有没有达到目标要求,如果没有达到目标,有无相应补救办法,如果取得成效,则可以作为以后税务筹划的参照样本。

参考文献

物业公司税务风险篇4

【关键词】epC项目合同;财税管理

epC项目合同管理是施工企业财税管理的重要方面。所谓epC(engineer,procure,Construct),是指施工项目在施工项目过程中签订的“设计、采购、施工”建设项目的工程承包合同。采用epC合同财税管理模式,可降低施工失误及材料价格上涨等与设计、采购和施工相关的风险。以轮南-吐鲁番支干线增输工程pC项目为例探讨施工企业的epC项目合同财税管理。

一、轮南-吐鲁番支干线增输工程项目介绍

轮南-吐鲁番支干线增输工程pC总承包项目(不包含设计e部分),由中国石油管道联合有限公司西部分公司发包,由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总承包。工程施工地点途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轮台县、库尔勒市、库米什镇、吐鲁番市。根据施工设计,项目施工的工期需要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根据项目发包商和承包商签订的合同,epC合同内容涉及:包括甲供物资采购除外的工艺管道及设备安装、防腐、供配电、仪表、通信、给排水及消防、暖通与供热、建筑结构、场坪与道路、动火连头、拆除及三通一平等初设图范围内的所有采购内容、施工及为完成本项目发生的一切措施费用、设备单体调试、投产保驾,移交及工程竣工验收、工程保修;临时用地及三角地补偿、外电部分永久用地补偿及林业手续办理及补偿、复垦保证金缴纳、育林基金缴纳、信息化费用、完成消防验收及防雷防静电检测验收工作、配合消防建审及防雷防静电装置设计审核工作、配合专项评价验收工作、配合联合试运转。

二、轮南-吐鲁番支干线增输工程pC项目管理模式

轮南-吐鲁番支干线增输工程项目的施工是由发包商和承包商之家签订的,同时合同由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和所属管道二公司组建pC管理项目部,履行合同权利和义务,全权组织项目实施。

pC项目部与管道局所属中油物装公司签订物资采办委托合同,由物装公司完成项目主材和设备采购业务;同时pC项目部与管道二公司签订安装工程合同,由二公司负责项目具体的施工作业。

三、轮南-吐鲁番支干线增输工程项目pC合同财税管理评估

1.项目的财务运行模式分析

由管道局授权管道局新疆分公司向业主开票办理结算,工程结算资金通过中石油集团公司内部结算交易平台划入管道局账户。管道局新疆分公司按照兼营模式,设账套对pC项目分别核算建造合同收入和商品销售收入。其中:安装工程部分的收入由甲方代开发票、代扣代缴营业税费;设备部分按照合同清单,向甲方开具销售的增值税发票,按照销售商品核算收入和增值税。

中油物装公司根据委托协议,受托负责pC项目设备清单采办事宜,增值税发票的采购付款方名称为管道局新疆分公司,作为向业主销售设备的进项抵扣。该部分设备采购成本还包括采办服务费、运输费、驻场监造费以及中转站等费用。

管道二公司根据与管道局新疆分公司(pC项目部)签订的专业工程合同,组织工程项目施工,向pC项目部开具分包性质的建筑安装发票,在二公司账套核算安装工程收入、施工成本。

pC项目形成的收入、成本和利润,分别在管道局新疆分公司和二公司两个单位账套核算,期末通过管道局合并报表抵消的方式,考核确认pC项目经营成果。

2.项目财税管理的风险评估

根据合同协定:pC合同总价款60,102万元,其中:设备材料采购款33,060万元,暂估初设外变更费用2,000万元。合同价款为含税价,其中设备材料采购款为增值税,其他价款为营业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劳务(不含装饰劳务)的,其营业额应当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设备及其他物资和动力价款在内,但不包括建设方提供的设备的价款。”

pC合同内总承包人实施工程作业,同时向业主销售设备并负责安装,是否符合建设方提供的设备并免除在计税营业额之外,法规没有明确,实践中存在重大税务风险。

为此,商请业主单位在中标合同价格的基础上,将epC总承包合同拆分为安装施工合同和设备采购2个合同签订,这样可以避免重复纳税,降低双方税务风险。风险效益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甲方业主取得合同清单所列设备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采购合同、设备验收、资金结算的要素一致,办理增值税认证和抵扣证据充分;同时,代开建筑安装发票、代扣代缴建筑安装工程的营业税依据充分,避免承担代扣代缴税款漏税的连带责任。

二是乙方总承包人安装工程和销售设备业务界面清晰,便于合同和财务核算手续齐全,不需要重复缴税,有效规避税务风险。

经过与业主控制部和财务部分别交流沟通,达成风险共识:合同条款确实存在重大税务风险,但是直接办理合同分拆存在重大违规经营风险;经磋商交流,业主财务部门对我们提出的税务风险表示了解,并认为他们是按照本单位惯例执行,业主代扣代缴营业税费时,将按照不含乙购设备的安装工程价款计算,该风险在他们的可控范围之内。显然,业主方面承担了主要税务风险,我方的税务风险已大幅度的降低。

四、结束语

轮南-吐鲁番支干线增输工程项目的最大特点是个性化差异显著,在当前“营改增”政策的推进过度时期,施工企业epC项目管理模式缺乏税务法规的政策规范,财税管理的重点需要提前到项目的初始规划阶段,通过科学规划、系统筹划,才能有效规避经营风险,实现节本增效的经营效果。

参考文献:

[1]郭丽.浅析epC工程项目合同管理[J].经济师,2012(03).

物业公司税务风险篇5

【关键词】税务风险集团公司成本效益

风险管理作为企业的一种管理活动,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从美国通用公司发生的火灾开始,到随后的美国三里岛的核电爆炸事故、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核事故等一系列巨大损失发生,公司高层决策者开始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随着经济、社会、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企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目前,风险管理已经发展为企业管理中一个具有相对独立职能的管理领域,在围绕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目标方面,风险管理和企业的战略管理、经营管理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作为企业风险管理的分支,税务风险全面、客观地存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中,税务风险的管理是企业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保证。若不加以控制,将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利润减少,严重影响企业的声誉及可持续发展。

一、企业税务风险界定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有涉税行为就可能会存在税务风险。一般认为企业税务风险是指企业的涉税行为因未能正确有效地遵守税法规定,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对企业来说应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企业经营行为适用税法不准确,没有用好用足有关优惠政策,多缴纳了税款,承担了不必要税收负担。二是企业纳税行为不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应纳税而未纳税、少纳税,从而面临补税、罚款、加收滞纳金、刑罚处罚及声誉损害等风险。

二、集团企业税务风险形成的因素

与一般企业相比,集团企业由于组织机构庞大,经营业务涉及多个分公司、子公司、行业众多,股权结构复杂,税务风险要比一般企业高得多。集团企业的税务风险通常不仅是来自于账务处理风险,还来自于公司管理层的纳税态度,相关的管控能力及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总的来说,企业税务风险产生主要来自于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两个方面,包括以下具体的原因。

1、集团企业税务风险产生的内部因素

(1)集团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税务风险。集团企业经营业务多而繁杂,采购过程、生产过程、销售过程、资产管理过程中都会产生税务风险,企业采购业务中采购合同的签订、采购发票的取得和传递,货款的结算、增值税进项发票的认证;销售业务中商品价格的制定,商品出库,商品销售发票的开具;生产过程中材料的领用,领用材料的计价方法,资产的构建、处分、保管、减值准备的计提等业务是否符合内部工作流程和是否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防范税务风险的基础,如果缺乏完整的内部控制制度,流程不规范,权责不明确都有可能存在税务风险。

(2)集团企业关联交易产生的税务风险。集团企业关联交易普遍存在,它对集团企业的经营状况有重要影响,但也是税务稽查的重点。新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规定:“企业实施其它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实施条例》第120条规定:“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因此,如果没有合理商业目的,税务机关可以对企业报表进行调整。集团企业是否确立了关联方交易标准,关联方的价格制定是否合理,关联方来往款项的结算方式及关联方对应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否相对应等都存在税务风险。

(3)集团企业投融资业务产生的税务风险。投资业务中投资项目涉及的行业、投资地区的选择,投资项目是否为高新技术行业,是否为资源综合利用企业,企业的融资方式、金额、利率等因素都对企业所得税具有重大影响,这些投资业务都要求企业对国家政策及税收政策十分了解,否则极易产生税务风险。

(4)企业组织机构设置不健全,纳税意识重视不够产生的税务风险。一直以来,很多集团企业虽然风险意识加强,多设立了风险管理部门或岗位但大多未设立单独的税务部门或税务管理岗位,涉税工作多由会计或出纳兼任,影响了企业税务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多年来企业还存在一个误区,认为企业的税务工作应由财务部门来处理,企业的税务风险也应由财务部门来进行防范。其实不然,税务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更多的税务风险是由经营部门的业务活动而产生,并不是财务部门的税务处理,需要企业从战略层次上加以重视。

(5)涉税人员专业水平及会计基础工作欠缺引起的税务风险。一方面很多企业的办税人员多由会计或出纳兼任,由于平时工作较多使他们不能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系统的税务知识学习,日常经营业务中不能熟练地运用税收法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会计人员专业水平和责任心的原因,存在会计核算与税收资料的管理不规范管理,处理会计核算与税法存在差异调整事项也不准确,可能会存在多缴或少缴税款甚至被罚款的现象。

2、集团企业税务风险产生的外部因素

(1)宏观环境引发的税务风险。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外部经济环境在不断的变化,以及社会纳税意识,税务执法等都会造成一定的税务风险。一方面为适应宏观环境的变化,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税收杠杆作为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要手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税收政策、法规等将会不断更新和调整,同时我国税收法规政策多而杂,各地的执行细则又有差别,企业财务人员难免会对涉税政策的理解产生偏差;另一方面我国税收政策对一些企业的经济事项阐述不清晰,仅在原则性上作了规定,具体的执行方法由下级税务机关进行细化和补充,并给了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和解释权,给税务人员执法留下了空间。在目前执法人员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良莠不齐的情况下,执法依据不充分,执法程序不规范的情况时有产生,不但影响了税务执法的公正、公平及严肃,还会造成企业缴纳税款的偏差。造成税务风险的产生。

(2)上下游企业的税务违法行为给集团企业带来的税务风险。2013年1月25日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补缴税款的公告称:由于该公司的两家子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善意取得了上游供应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上述两家子公司共补缴税款2734万元,对两家子公司当年净利润的影响2734万元,减少母公司当年利润2638万元。但是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在生产经营中一贯合法合规经营,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经税务稽查部门、公安经侦部门检查及公司自查,在上述事件中,子公司与供应商的交易过程中,从合同的签订、货物交易的过程、付款的程序和方式等各个环节,均真实有效、合法合规、单据完整齐全;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和人员,履行了相应的职责,不存在工作上的故意过失或者失职的行为。公司建立了相应的供应商评价体系和采购流程及制度,但作为下游的采购企业,在当前的市场环境和税收监管体制下,公司无法、无力也无权对供应商在同公司贸易前与其它企业交易的真实性及其从税务部门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否为虚开进行核实和监管。上述案例说明在目前税务监控环境还存在缺失的情况下,上下游企业的税务违法行为很容易导致企业受其影响产生税务风险,特别是集团企业由于业务繁多,涉及的金额大,易成不法分子的目标。

三、集团企业税务风险管理

企业管理目标是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税务风险的防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了《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指引》为我国企业防范税务风险提供了首个指导性文件,但在近几年的实施过程中《指引》的内容相对抽象,缺乏可操作性。笔者认为集团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应将防范和控制税务风险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采取以下措施对税务风险加以防范控制。

1、建立科学合理的税务管理组织机构

建立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可以有效的防范税务风险。

(1)集团企业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特点和规模按制衡性原则建立税务管理部门或岗位。集团企业税务管理部门应负责收集国家税收政策法规,对公司的涉税业务进行核算,指导和监督各业务单位、职能部门、控股子公司的税务风险管理,对集团公司的税收进行筹划,本企业业务流程进行税务风险监控。建立税务风险管理的信息和沟通机制;组织税务培训,并向本企业其他部门提供税务咨询;承担或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纳税申报、税款缴纳、账簿凭证和其他涉税资料的准备和保管工作。

(2)集团公司的审计委员会下设专职的税务风险管理委员,负责执行公司风险管理机构制定的政策,具体负责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的制定,识别、评估企业税务风险。

(3)加大人力资源投入,为税务管理岗位配备具有专业能任能力和职业判断能力的人才。集团公司要对税务管理人员定期举行培训,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及职业道德素养,使其能正确地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合理地运用税收法律法规,办理涉税业务,发现涉税业务中所蕴含的税务风险,并能运用一系列的方法技术对涉税风险进行全面的评估分析,为集团公司领导对税务风险的防范提供决策依据。

2、完善集团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业务流程,加强涉税关键控制点的管理和控制

内部控制是指由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实施、旨在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内控制度是一切风险防范措施的保障与基础。降低企业税务管理风险必需健全集团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根据风险产生的原因规范内部管理流程,依据成本效益原则加强对以下重要控制点的管理和控制。

(1)明确岗位职责分工和工作流程。集团公司的经常性业务做到明确分工,分清每个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处理每项业务原则上都要求由两个部门、岗位或人员负责,相互制衡。如采购环节中采购合同的签订,进项发票的取得、传递流程和时间、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销售环节中销售收入的确认时间,货款的结算方式,能作为所得税加计扣除抵减项的研发费用归集,生产环节的成本费用的归集分配等等都要有规范的流程和明确的责任机制。对非常规性税务事项确定事发沟通机制和第一责任人。

(2)税收风险管理人员参与集团公司的企业战略规划和重大经营决策,对其从税收角度提出建议和可行性报告。如集团公司的并购重组、重大投资融资、与关联方交易价格的制定、重大经营模式的改变等重大决策制定前税务风险管理人员要进行税务影响分析和规划、税务尽职性调查和相关的税务合规性复核并随时与重大决策实施部门沟通。

3、设计科学的税务风险内控运行机制

科学的税务风险运行机制能有效地防范税务风险,集团企业税务风险运行按高效实用的原则分为税务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三个模块。

(1)税务风险识别。是指在税务风险发生之前,集团公司税务风险管理人员运用各种方法系统的、连续地认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以及分析税务风险发生的潜在因素。一方面可以通过税务风险管理人员的历史经验从信息特征库中分析出可疑的税收风险点,再用风险指标加以审核,进行比对分析,从而排查出税收风险点。另一方面通过座谈会、实地调查、询问、财务状况分析等方法对各种客观的资料和风险事故的记录来分析,归纳和整理,从而找出各种明显和潜在的风险及其损失规律。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生产流程法、环境分析法、财务状况分析法、专家调查法、分解分析法、图表分析法、事故树分析法等。同时由于风险具有可变性,因而风险识别是一项持续性和系统性的工作,要求风险管理者密切注意原有风险的变化,并随时发现新的风险。

(2)税务风险评估。税务风险评估是集团公司在税务风险识别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评估税务风险概率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确定集团公司承受税务风险的能力和风险偏好,并对税务风险的相对重要性及影响程度进行评价。可选用风险因素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内部控制评价法、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及定性风险评价法等方法进行评价。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税务风险承受能力,做出税务风险等级判断。

(3)税务风险应对。集团公司运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方法对税务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后,根据成本收益原则制定出适合本企业的税务风险应对措施。选择策略时即考虑将已经识别的税务风险降低或规避,还要思考提高企业价值的机会。具体可采用以下四种策略:一是当预期损失极高、税务风险超出企业可承受范围时采用合理的税务筹划规避税务风险策略;二是利用政策或措施将企业税务风险降低到企业可承受范围内的风险降低策略。三是在采取其它措施产生高成本、高费用的情况下对现有税务风险进行承担的策略。四是通过购买保险或签订合同、建立同盟等方式实现税务风险转移的策略。

4、建立完善的税务信息沟通机制

信息不对称不仅制约着集团公司的发展,也是产生税务风险的诱因。集团公司与税务之间、与子公司之间、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等有效的信息沟通不仅能合理的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能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防止不必要的损失。信息与沟通是税务管理系统有效运行的保障,集团公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实施:一是加强集团公司税务信息系统建设。集团公司应充分发挥信息化、自动化的优势,借助财务会计信息运行机制建立高效可行的税务信息系统。税务信息系统中应涵盖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集团公司可享受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办税流程、企业交易活动中所涉及的税种、税率、涉税风险的典型案例、经营活动中的税务风险提示及风险点等。通过建立有效的税务信息系统,集团公司税务管理人才能够及时发现、快速解决税务风险。二是加强集团公司各公司、各部门的税务信息的沟通。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务事项涉及人、才、物等事项,税务风险存在于整个交易环节及经营层和业务层,因此,税务管理部门应加强与集团公司其它各部门的信息沟通,及时给其它各部门和管理层提供税务信息咨询,定期组织税务培训,强化集团公司全员税务风险意识,实现税务风险前瞻化。三是加强与税务部门的信息沟通。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税收政策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的调整更新,企业税务人员难免会对涉税政策理解产生偏差。集团公司应定期与税务主管部门沟通,建立税务信息沟通平台,由其对集团公司进行税收政策的辅导,并与税务部门共同对集团公司的重大涉税政策进行探讨,约定税收工作流程,最大限度地防范税务风险。同时企业还可通过税务部门对集团公司重要供应商和客户进行纳税交流,通过交流了解其纳税信誉,学习其先进的纳税管理经验以提高自身的纳税管理经验,降低纳税风险。

【参考文献】

[1]胡玄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解读[m].新华出版社,2010.

[2]周志国:对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探讨,经济研究探讨,2010(29).

物业公司税务风险篇6

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减轻了农民付费的成本,提高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缓解了以往农业保险“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尴尬局面,但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一些客观障碍仍存在,影响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1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使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综合赔付率居高不下。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频率大,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广,其赔付率要远远高于一般的财产保险。以许多国家的经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综合赔付率(即赔偿与收入保费之比)一般都很高。以美国为例,1982~2004年只有6年赔付率低于1。在有的发展中国家,其赔付率经常达到2以上,甚至更多,均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能够完全覆盖灾害赔偿和管理费用。另外农业风险由于其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使大面积范围内的保险对象同时发生灾害事故,遭受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难以承担起赔付额以致亏损严重。

2农业保险经营高成本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农业保险业务不仅风险高,而且经营工作开展难:一是定损理赔难。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后难以准确估计其损失;被保险人四处分散,标的分布四面八方,一旦受损,现场勘查定损、赔付兑现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对时间的要求紧迫,加之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更是增加了理赔工作的难度。二是保费厘定难。由于农业生产的危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发生极不规则,各地在受灾频率、程度及灾害种类上各不相同,而且自然灾害往往具有伴发性,还可能引起其他灾害的发生,加之农村中有关灾害情况的统计资料不全,加大了对危险发生频率测定的难度,使得保险经营主体对种养业等具体项目的损失进行费率厘定需要有专业的评估。这些困难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目前国内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在20%~30%之间,农险业务的经营成本更高,但部分试点地区政府认可的经营成本都在15%以下,有的甚至低至8%。而且由于农险业务的社会公益性,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都不允许承办者有利润,这样很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不利于农险工作的持续良性开展。

3农业保险中委托方与受托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态度由过去的大力发展变为谨慎从事。由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农业保险的委托关系中,农业生产单位作为委托方处于信息优势方,作为方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往往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受农业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法规制度的缺乏,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据统计,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20%。加上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很大,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也很严重,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

二、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的政策探讨

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由政策扶持。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保费补贴水平较低,在税收上除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免征收营业税外,并没有推出新的优惠政策,而且对保险企业经营管理费用没有进行适当的补贴,从而使政府引导保险经营者积极主动开展农业保险的引导作用大打折扣。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1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所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农业保险业务高成本、高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难以获得一定收益水平,所以许多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所承担的税负给予一定的优惠,以吸引各方资本参与到农业保险的经营领域。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的是美国,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向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他方面的负担。日本政府财政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力度很大的税收优惠,《法人税法》中将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纳入公益法人的范围,只对由收益事业所产生的所得进行课税,对其他所得不课税。在日本《农业灾害补偿法》中除规定农业保险的所得税率为22%,营业税率为5%~6.5%之外,免除征收其他一切赋税。

适当的优惠税收政策也是我国大力倡导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措施。根据现行税法,除免征种养两业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以营业税为计征依据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也因营业税免征而免征,同时对农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外,并无其他财税优惠政策。针对这种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应扩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一是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以外的其他农业险产品也免征营业税,特别是将营业税的免征范围扩大到农村家财险、人身险和健康险等其他涉农保险业务。二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可在一定期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增大保险费的返还比例,提高其对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三是允许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甚至可规定对经营政策性种养两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可以将其全部盈余作为农业保险特殊风险准备金提留出来,用作其农业巨灾风险补偿的积累,以增强其抵御农业保险风险的能力。

2提供经营业务费用补贴。国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补贴主要用于补贴经营管理费用。如美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个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业保险费31%的补贴;日本在这方面的补贴也高达50%~60%。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并考虑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政府应为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其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特别提出要“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到操作中,应遵循分级负担、区别对待的原则,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承担;对商业保险公司则根据其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按保费收入的10%~20%左右向其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对于比较偏远、农户保险意识薄弱、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比较困难的地区,政府财政适当加大补贴,鼓励保险公司积极拓展农村保险市场,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3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农业保险巨灾风险比较多,大面积干早、洪水、台风等风险事故往往会给直接保险人带来超过责任准备金数十倍的损失,从而导致经营机构破产。为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务稳定,提高其经营农险的积极性,需要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可考虑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可来源于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中央和省级政府还应通过适当机制筹措资金建立巨灾风险基金,例如从保户缴纳的保费中列支部分资金共同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用于弥补保险公司巨灾之年的亏损,借以平衡农业保险的经营。根据实践经验数据,一般以保费收入的10%计提巨灾风险基金比较合适。就全国而言,如果巨灾风险基金只提供60%的财政支持,在70%参保情况下,则每年需要财政预算安排5~6亿元。

4创新农业保险支持机制——以险养险。在提高保险公司积极性方面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大多数地区在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时都会提出“以险养险”这一措施,并把它当作解决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以险养险”是一种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司中部分商业保险险种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并通过这些险种的收益来弥补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的方法。从上海等地的实践经验看,把以政府资源配置为主的保险与农险捆绑式结合,是弥补农险亏损的重要途径。为保证这一做法的顺利实施,在推行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通过多少商业性财产和人身保险项目养得起农险。第二,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保险业务的盈亏如何核定。第三,在“以险养险”中如何维护商业保险市场的平衡性和公平性。只有上述三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险养险”才能真正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强力助推器”。

三、政策支持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要与政府的财政能力相适应。农业保险过高的赔付率与过高的管理成本,需要政府的财税政策支持。但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补贴力度的情况下,农业保险并没有按照政府的意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相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使政府陷入沉重的财政负担。如美国,1980~1999年政府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总成本是150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政府给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就达22.4亿美元,其中保费补贴13.53亿美元。以此为教训,在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对农民的保费补贴和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费用补贴水平及税收减免优惠的力度一定要考虑国家的财力,既要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又不能给财政带来太大压力。

2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费用补贴要注重效率,建立责任机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政补贴对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政府与保险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在不能完全获知保险经营者提供农业保险的努力水平时,可能使农业保险经营者存在“机会主义”行为,造成政府与保险经营者之间的“道德风险”现象,使得政府通过增加对保险经营者的财政补贴以激励其努力向社会提供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无法达到。因此,在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财政支持中,财政补贴的效率性值得关注,要研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补贴数额应该在什么样的规模,才能使其积极参与农业保险,又不致产生“机会主义”行为。针对这一难题,有学者提出政府在确定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政补贴数额时,要适当参考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天气因素、同行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平均业绩、保险公司的非农业保险的经营业绩等其他可观测因素,用这些因素与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绩共同考评保险经营主体经营农业保险的努力程度,并由此决定政府对其的财政补贴数额。这样,政府可以在更为确定的财政支出预算约束下,以最优的财政补贴规模激励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业务。同时,保险公司也可在政府的财政补贴下,最大程度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水平。也有学者认为要尽量通过再保险、保费补贴等方法来分担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提高保险公司的收入,慎用直接补贴方式,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要给予财政资金支持,但不宜采取大兜底的方式,保险公司必须承担自己的经营责任。

3加快制定和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法律法规。我国虽然于1995年10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但这部法律主要是规范和保障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对于农业保险仍未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法律滞后严重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少,组织体系不完善,制度老化。为了规范农业保险参与各方行为,国家要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尽快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政策性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受益主体及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要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政策性保险中应发挥的作用和职能,准确界定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的范围,并对农业保险的组织形式、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做出相应规定,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物业公司税务风险篇7

关键词:一票制;两票制;实质重于形式;税务风险

中图分类号:U412.3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2

一、高速公路沥青销售业务概述

目前,国内的高速公路沥青采购都是通过招标方式确定供应商。单一型贸易公司参与竞标活动,最终中标成为供货商,通常会涉及四个关系主体:沥青采购的招标单位(以下称为“甲公司”)、进行沥青销售的贸易公司(以下称为“贸易商”)、参与沥青仓储和运输的物流公司(以下称为“乙公司”)、提供铁路运输服务的运输企业(以下称为“丙公司”)。

高速公路沥青贸易商通过竞标并中标开展沥青销售业务,通常情况下标书即为双方购销合同的附件之一,中标价格即为合同总价(包括沥青的销售价格和相关的运输费用),但对于支付方式,各地区的招标单位采取不同的方式,从发票提供的角度看,总体可以归纳为三种,即沥青销售行业内人士习惯称谓的一票制、两票制和不确定方式。

所谓一票制,即招标单位只接收中标贸易商开出的“销货单位”为中标单位名称的销售发票。

所谓两票制,即招标单位可以接受中标贸易商提供的与业务相关的合规发票,通常沥青货值发票由贸易商提供,而沥青的仓储、运输发票由物流公司提供。

所谓不确定方式:即招标单位在其标书中未明确发票提供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招标单位在接受沥青贸易商提供正规发票的同时,还接收与业务相关的其他单位提供的正规发票。由于“不确定方式”中招标单位可以接受由其他单位提供的正规发票,所以“不确定方式”可以视同两票制的操作模式。

为了直观的反映一票制和两票制的业务操作模式,请看下表:

通过上表,可以看到一票制和两票制操作模式主要存在两种差异:

一是票据流程差异。一票制下乙公司向贸易商开具运输发票;两票制下乙公司直接将运输发票开给甲公司即招标单位。

二是收入确认不同。一票制下按照合同总价确认收入并计算缴纳税金;两票制下贸易商按照实际开票金额即合同总价扣除支付的运费后的金额确认收入并计算缴纳税金。

由于两票制操作模式,既客观的反映贸易商对高速公路沥青销售业务的操作模式,又能很为贸易商节约数额可观的税款,所以,为行业内普遍的采用这种操作模式。

二、高速公路沥青销售业务潜在税务风险

上述两种流程如果单从财务核算流程上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即承运部门的发票开具给购货方且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货方的,该运费可以不包括在价外费用中,不用并入销售额计算应纳税额。但是,因招标单位(甲公司)与贸易商签署的购销合同中只明确销货数量和销售总价款,甲公司并没有确认乙公司作为贸易商的商资格,如果将财务核算方法和购销合同结合起来看,上述两种操作模式均存在一定的税务风险。

三、贸易商合理规避税务风险的措施

对于沥青销售的业务操作,由于招标单位(甲公司)的强势地位,贸易商在招标项目中不具有控制权和足够的主动权,所以我们无法改变交易合同所确定的交易实质,也就无法彻底的消除上述风险。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补充和完善支持性证据的方式,尽可能的将交易实质和交易形式统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税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按照现行税收法律规定,结合此类业务的特点,本文提出以下合理规避税务风险的建议:

1.规避虚开增值税发票风险的措施

对于贸易商和乙、丙公司之间的交易、票据、资金关系,建议贸易商可以将原先由贸易商单独和丙公司签订运输协议改为由贸易商、乙公司和丙公司三方同时参与签署三方协议,协议的主体为乙公司和丙公司,而贸易商作为第三方监督审核,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形成乙公司为丙公司代开增值税票的嫌疑。

2.规避偷逃增值税税款风险的措施

对于两票制下直接由乙公司将运输费发票开给甲公司的情况,考虑到招标单位招标书和合同协议的不可控性和不可变更性,所以建议采用以下的方式来降低税务风险。

乙公司和贸易商签订一个委托协议,明确由于贸易商没有运输、仓储的经营业务,但是沥青销售招投标要求沥青供货包括运输环节,所以贸易商和乙公司协商双方为合作伙伴关系,由乙公司委托贸易商在沥青销售招投标项目中其参加运输仓储业务的投标工作,中标后的运输仓储业务由乙公司承担,并根据实际的运输费用和乙公司结算并由乙公司向甲公司出具相应的票据。在取得招标项目后,贸易商以书面的形式向乙公司告知中标情况,并取得乙公司的书面确认。项目结束后,由乙公司出具项目运输费用的结算清单,清单包括标书金额和实际金额,双方进行确认。

这种方式虽然没有改变甲公司和贸易商之间的标书和销售合同,但是通过委托的方式,将标书的投标者变成了两个主体:即贸易商自主参与的沥青销售招投标和贸易商乙公司参与的沥青运输招标。这样,形式上的标书主体还是贸易商,但是实质上的标书主体就变成了贸易商和乙公司。运输费用发票由乙公司直接提供给甲公司,也就符合交易实质了。

在取得标书后,贸易商向甲公司提交书面备忘录,并取得甲公司的签收确认证明。该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说明贸易商无法提供运输服务,为了能顺利地完成标书项目,所以贸易商委托乙公司直接向甲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并提供相关票据,由贸易商代为支付运输费用。

这种方式下,虽然标书实体仍为贸易商,但是以备忘录来代替合同附件(或追加合同)的形式,确认乙公司直接为甲公司提供销售服务的事实。尽管这种方式税务机关仍可能质疑该备忘录的合同作用,但是只要贸易商能提供合理的解释,例如行业常规等原因,会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税务风险。

总之,高速公路沥青销售业务两票制模式下的增值税涉税事项是一个普遍的行业问题,但是,通过合理的税务筹划和正当的商业运作,可以将税务风险降低到可接收水平。

参考文献:

[1]《税法》2011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

物业公司税务风险篇8

[论文摘要]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风险保障机制。为了应对农业的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机制来支持农业发展。我国新农村建设同样需要借助于农业保险机制来分散和转移农业生产风险,为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损失提供经济补偿。

农业是人类生存之本,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农业也是一种弱质产业,农业生产既要面对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又要面对市场风险。为了应对农业的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各国都在逐步建立农村灾害保障体系支持农业的发展,其中,农业保险是一种重要的风险转移工具。目前,我国农业保险还处在低水平发展阶段,亟须通过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本文通过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经验,分析农业保险发展的制度基础。

一、非市场盈利性是发展农业保险的基本方向

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由国家伸出有形之手,对农业活动给予相应的信贷、保险等方面的政策扶持,乃是一种通行的做法。由于农业生产的风险很高,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壤、环境等自然禀赋往往是影响和制约农业生产的第一要素,这就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高成本、高风险、高赔付”的特性,往往会使保险经营者陷于“不保不赔,少保少赔,多保多赔”的境地。对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保险公司而言,绝少愿意承保这样的高风险业务。农业保险最早产生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些商业性保险公司曾尝试开办农业保险,但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开始实施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保险并取得了成功。目前,全球约有40多个国家实行了农业保险制度,这些国家大多将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转而以国家为主导建立相应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或者采取对商业保险公司给予资助、补贴等方式鼓励其发展农业保险业务,从而使农业保险具有了很强的政策性。

从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过去农业保险完全是由商业财产保险公司来经营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业保险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由于农业保险业务风险大、赔付率高,亏损较为严重,而且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断下降,从1993年开始,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险险种和农业保险机构、从业人员,均在不断萎缩。因此,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如何构建合理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已经成为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环节。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非常重视农业保险发展,支持保险公司恢复农业保险业务,批准设立了上海安信、吉林安华和黑龙江阳光等专业性农业公司,力求改变现有的农业保险经营格局。但从现有的农业保险的整体运行机制来看,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制度还远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机制,商业保险公司尚缺乏充足的动力来发展农业保险。如何按照非市场盈利性的要求来设计有关制度,将直接影响到农业保险的健康顺利发展,影响到广大农民享受风险保障的水平。

二、财政支持是发展农业保险的基础条件

按照wto规则,成员国可以采取相应的农业收入扶持政策(即“绿箱政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标的保险进行保费补贴。为了兴利除弊,已经建立农业保险的国家大多通过财政手段对农业保险给予必要的支持,从而为农业保险发展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一是实行低费率高补贴的财政政策。各国在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同时,为了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使农民能够买得起保险,政府往往对农民支付高额的保费补贴,从而调动农民运用农业保险机制分散风险的积极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另一类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相关的业务费用补贴。为了使财政补贴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有的国家还建立了专门的基金。

二是实行相应的税收优惠。为了提高农业保险经营者的积极性,很多国家采取了税收优惠的措施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如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对农作物保险免征一切税赋,并且通过其他法律鼓励各州政府适当提供农作物保险专项补贴,经营农业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除缴纳1%—4%的营业税外,免征其他各种税收。

在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体系发展还没有建立起来。《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根据不同险种的性质,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涉及国计民生的政策性保险业务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鼓励人民群众和企业积极参加保险。但是,由于我国税法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目前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扶持还停留在文件层面上。在今后的税制改革中,我国应当对农业保险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探索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户投保给予补贴的方式、品种和比例,提高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此外,对于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国家还需要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或者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

三、专门立法是发展农业保险的法制保障

鉴于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各国普遍将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单独经营、单独核算。同时,农业保险体现着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国家一般都要承担相应的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等社会责任,国家一般也要求农业保险的经营不得以营利为目标。在很多国家,法律甚至将农业保险规定为强制性保险,要求农户必须购买。

物业公司税务风险篇9

【关键词】纳税;筹划;分析

一、营业税的税种与企业所得税之间的统筹策划

例1:某甲(a)房地产公司与某乙(B)投资公司联合竞拍总价8000万元的土地,双方各出资50%。a先把50%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开发商业楼盘设施自用,待开发完后交由B投资,B公司无开发资质,必须收购a公司的股权,约定在收购时,a公司已经开发完成的商业设施留归自己,不被投资公司收购。2007年底,a公司商业楼盘顺利开发完成,转作固定资产6000万元。a公司实行了免税改组,a决定将6000万元的商业资产分离给现有的控股公司C,在分立6000万元的商业资产的同时分立承担负债5000万元,以净资产1000万元全部作为对C公司的股权增资,增加对C公司的实收资本。B公司按a所剩的净资产进行收购。

在所得税方面主要考虑了“免税分立改组”。税法规定,分立企业在支付给被分立企业或其股东的交换价款中,除非股权支付额(分立企业股权之外的)不高于股权票面价值的20%的以外,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被分立企业可以不确认分离的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不计算所得税。由于a公司分离的1000万元净资产全部用于增加现有分立企业C的股权,没有取得任何非股权支付额,可以不确认a公司分离的6000万元资产的转让所得。

在营业税方面主要考虑以不动产投资可以不缴纳营业税的规定:“自2003年1月1日起,以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由于a公司将资产全部用于投资,与接受投资方C公司参与利润分配,共同承担风险,所以6000万元资产所有权转让也不缴纳营业税。在契税方面,a房地产公司将6000万元的资产转移到自己的控股公司C后,没有缴纳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节省了税收成本,但由于C是a的控股公司,两者的投资主体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契税并不能免,a公司分离了6000万元的资产,C公司要缴纳6000万元×4%=240万元的契税,如果a公司在免税分立改组的情况下,采取新设立分公司方式分立,将新设立的分公司的注册资本按股份比例分给a公司原来的股东,则被分立公司与分立公司主体一致,不但仍然符合所得税免税改组和营业税免税的规定,而且契税也免了。

二、对营业税等税种的筹划

(一)对营业税的筹划方案

例2:a房地产开发公司计划于一住宅小区的宣传活动,开幕当天,推出了客户群体的营销方案:方案一:凡在开幕当天与开发商签订了购买合同的客户可享有1年的物业管理费的豁免、送新马泰旅游和价值千元的冷暖空调一台。该销售优惠吸引了许多顾客前来购买,在优惠期间销售住宅,实现销售收入1600万元,送出空调价值10万元,优惠的物业管理费合计为4万元,送出的旅游团票价值26万元。方案二:公司采取折扣的方式,优惠2.5%,直接送价值40万元的折扣。

在方案一中,公司直接给业主免交物业管理费用,免费赠送空调和旅游,这些免费赠送的实物和劳务要视同销售,在销售商品房的同时送实物和劳务,等于发生了混合销售行为,所以要将所赠送的实物和劳务的价值加到房屋的销售收入中,合并缴纳营业税,则公司应缴纳的营业税为(1600+40)x5%=82万元。在方案二中,公司将实物和服务优惠的价值直接作为购房折扣,在成交价中抵减,则可以直接按折扣后的金额作为营业额,公司应缴纳的营业税为(1600-40)×5%=78万元。可见,方案二只是修改了优惠方式,由赠送实物转换成直接折扣就节省了营业税4万元。

(二)对契税的筹划方案

例3:a房地产公司要将6000万元的物业资产转移到自己控股的C公司名下,由于所有权发生了转移,需要缴纳契税,目前税率为1.5%,则要缴纳6000万元×1.5%=90万元的契税,税法规定:“企业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分设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投资主体相同的企业,对派生方承受原企业土地、房屋权属,不征收契税。”尽管本例中C是a的控股企业,但双方的投资主体不全相同。如果a房地产公司采取新设立分公司方式分立,将新设立的分公司注册资本按股份比例分给a公司原来的股东,则被分立公司和分立公司主体一致,就免征了契税。

物业公司税务风险篇10

关键词人寿保险避债免税。

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以生死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人的寿命不可以用来买卖,但人寿保险合同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人的寿命从无价的形态变成有价的形式并通过法律加以保护,人寿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可以根据个人的能力和需求决定其受保护的范围。因此,借助于人寿保险合同这一工具,人生的财务自由是完全可以由自己设计出来的。也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合理地运用人寿保险,可以成功地避债与免税。

一、人寿保险的避债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寿保险合同的功能在不断演化,目前人寿保险合同已成为个人特别是公司股东合法避债的金库。

(一)人寿保险合同的功能演化与合法避债分析。

1.人寿保险的功能演化。

人寿保险是人身保险中产生最早的一个险种,最初,人们一直认为死亡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人身风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不仅希望生存,而且也希望长寿,由于维持生存和长寿需要支付相当的生活费用,所以实际上也是一种风险。为了应对这些风险,人们往往通过订立人寿保险合同的方式将这些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来承担,这样既可以减轻人们经济上的负担,又可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维护社会安定。这就是人寿保险之所以产生的初衷——转嫁人生由于生死所带来的风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寿保险的目的又从最初的转嫁风险演变成保全资产,成为公司股东用以避债免税的常用工具。

2.人寿保险合同的合法避债分析。

人的寿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是无价的。当人的寿命作为保险的被保障对象时,其价值则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在一般情况下,人寿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是由投保人根据被保险人对人寿保险的需要和投保人的缴费能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的。这可以理解为投保人想投保多少就可以投保多少。

在人寿保险合同中保险受益金的给付属于约定给付,保险公司只是依照人寿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而不是以因被保险人的生死所发生的实际费用计算,也不实行比例分摊。这可以理解为投保人投保多少就可以得到多少。

签订人寿保险合同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转嫁风险分担损失,但从人寿保险合同中保险受益金的给付属于“约定给付”这一特征中我们发现,对于富人来说,被保险人何时发生风险、风险的损失有多大等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不论被保险人是否发生风险或风险损失有多大,人寿保险合同中的这笔财富(保险收益金)都归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有。

综上,由于法律没有限制人寿保险合同的最高限额,也就是说只要是人寿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人寿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协商一致,人寿保险合同的标的额就可以有无限大的空间。在企业家眼里,这无疑是一个可以合法避债的巨大金库,而不仅仅是普通人眼中规避和转嫁人生风险的工具。

(二)人寿保险合同本身的风险隔离墙作用。

按照《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的、属于个人的财产应当是安全的,一般不会受到公司经营不善甚至破产所产生的债务的侵害。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公司法》的这一规定恰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陷阱,有时会出现公司经营不善累及家庭和个人财产的情况。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也称“揭开公司面纱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法律上在一定情况下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继而否认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剥夺股东依法享有的仅以其对公司的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而令其直接全额清偿公司债务。但一个人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因公司的经营而产生的债务,与他以自然人的身份因投保人寿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费而产生的保险金额,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同一身份证名下的同一个人一经人寿保险合同的签订就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笔账,债权人只可以依法向公司法人或公司股东追讨债务,而不能向一个公司以外的自然人及其家人追讨债务。

人寿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人寿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当人寿保险合同生效后会发生如下法律后果:(1)作为投保人只有向人寿保险公司按期缴纳保费的义务,没有向人寿保险公司请求保单利益的权利。(2)作为人寿保险公司,在人寿保险合同约定的受益条件成立时,只对享有受益权的被保险人支付收益金,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况下向其受益人支付受益金。(3)受益权的取得是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在人寿保险合同中指定的(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须经被保险人同意)。(4)人寿保险合同中的指定是受益权取得的唯一方式。(5)受益权具有排他性,除同一顺序受益人外,其他人都无权分享或剥夺受益人的受益权,即使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或是债权人也没有这个权利。(6)即便是在人寿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同一人,其法律地位已截然不同。

在人寿保险合同签订时,投保人的身份是自然人,其所缴纳的保费的性质上属于家庭资产或公司资产的一部分,属于共同财产,可是一旦人寿保险合同生效,在人寿保险合同中体现的只有保险金额(保额),保险金额的性质是在被保险人名下的个人财产,只和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关,与投保人已毫无关系。

《合同法》第73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2条又对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合同法第73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从最高法院的解释中可以看出,除了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权利外,其他所有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都是人们正常生活所必须的费用,只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这里,只有人寿保险是可以由被保险人自己决定的、并且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识提前安排好了的一笔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

总之,人寿保险合同是公司股东可以合法避债、保全资产的巨大金库,他即可以用其资金池中的储备为其公司长期经营做战略后盾,可以达到企业倒而企业家不败,还有东山再起的资本;也是企业家家庭幸福的经济支柱,做到企业破产而家庭不受牵连。

二、人寿保险的免税问题。

我国《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的助推器和社会的稳定器”。鉴于保险对于增强全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全世界各个国家一般都对保险受益金实行了免税制度。

(一)与个人所得税法相关的人寿保险免税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保险赔款可以免纳个人所得税。而在该条规定的可以免纳个人所得税的款项共有十款,其中与个人相关联的有六款,这六款当中有国务院部委以上单位颁发的科学、教育、卫生、环保等方面的奖金类,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类,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类和离退休生活补助类等,这些都是个人所无法参与和掌控的,只有国债类和保险赔款是个人可以直接掌控的款项。在这里,保险赔款又同时具有两大优势:第一,保险赔款具有规避债务风险的强大功能;第二,《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只规定了保险赔款可以免纳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规定保险赔款的最高限额,也就是说保险合同中所能承载的资金量是巨大的。因此,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司法人、大股东多用保险合同搭建起巨大的、免税的战略资金储备金库。

(二)与遗产税法相关的人寿保险免税问题。

遗产税作为一种财产税,是税法体系中的一部分。美国著名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一是死亡;二是税收。还有一件比死亡和税收更不幸,那就是死亡与税收结合的产物——遗产税。全球共有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100多个发达与中等发达国家与地区征收遗产税。在我国,虽然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没有获得通过,一直以来,我国推行了一系列缩小贫富悬殊的政策,逐步为遗产税的实施铺平了道路,2010年8月新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修订并且添加了新的内容。

在我国遗产税将要开证之际,每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都应引起高度的重视。遗产税法第二条规定应征收遗产税的遗产也包括被继承人死亡前五年内发生的赠与财产,因此,做好相应的财务安排还必须有足够的提前量才行。

遗产税法第五条所列共有六项不计入应征税遗产总额,其中有四项与被继承人相关,第一款是指捐赠给各级政府的遗产,第二款是各类文物及图书资料等物品,第三款是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而只有第四款“被继承人投保人寿保险所取得的保险金”是以真金白银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没有费用和任何损失的一笔财富。如果事前没有很好的财务安排,没有规划出足额的人寿保险来应对,则公司资产和家庭财富越多所纳税的比例就越高,按照第十一条所附的《遗产税五级超额累计税率表》,资产达到1000万时税率可达到50%。最重要的是,在没有合理的财务安排、资产配置不均衡的情况下传承失误的可能性极大,在现实社会中因遗产继承而破产的事例大有人在。我国遗产税法草案第十五条规定:在遗产税税款缴清前,其遗产不得分割、交付遗赠,不得办理转移登记。遗产的安排只能妥善规划而不可以逃避。

避税的方法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向保险公司购买保单,将受益人指定为后代;二是通过信托持有保单;三是让信托成为保单的受益人。2004年9月27日台湾首富蔡万霖因突发心肌梗塞辞世,留下了46亿美元的遗产,若按台湾相关的法律需缴纳高达23亿美元的遗产税。但其家族最终只交了5亿新台币(相当于不到2千万美元)的遗产税,还不到应缴税额的1%。这是在台湾以寿险、信托为核心业务的蔡万霖家族爆出的令世人称奇的大手笔。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