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意识的价值篇1
关键词：教师自我意识；自我需要；价值取向；职业生活
需要，是人的永恒追求，是人呈现自身特质的理想表达。每一个人都试图在追求中建构自我的需要层次、寻找自我的需要定位和深化自我的需要蕴涵。人无法避开个体的现实需要，只有深入自我需要的理性世界中，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人选择了怎样的自我需要的价值取向，就选择了怎样的自我发展的职业定位。
一、典型需要理论的批判与重识
（一）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对“真实需要”的追求
马尔库塞认为，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的发达工业社会，在肆无忌惮地占领人的私人空间，虽然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却是以牺牲人的真正自由为代价的，物质需求的满足并不代表人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马尔库塞进一步将人的需要分成两个部分：“虚假的需要”和“真实的需要”。“虚假的需要”的衍生，是因滥用物质、知识资源，致使人的本能受到严重摧残，是社会把对个人进行压抑的整体利益，通过各种手段变成个人的却并非出于自主需要的结果。人一旦被这种“虚假的需要”所控制，就会成为社会机制的受控者，人就会变成“单向度的人”，从而失去自主性和个性化。正是为了避免“虚假的需要”所带来的危害，马尔库塞极力主张人要追求一种出自人的本性的“真实的需要”。马尔库塞认为，人的需要必须进行一场全面性的“本能革命”，“既不是单纯地扩大需求的现有满足范围，也不是把需求脱离较低的水平，而是要与这种范围决裂，是质的分越”[1]。马尔库塞的需要理论，是在对“工具理性主义”进行批判，是在物欲化的当代社会里寻找“自由人”的生存出路。
（二）自我的实现———对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理性辨识
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成七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2]。马斯洛认为这七种需要都是人类天生的，而且只有当低一级水平的需要获得基本满足时，才能激发高一级水平的需要，人的自我实现就是建立在这七个需要等级的逐次攀越上的。马斯洛将这些需要理解成了人的内在潜能，而且是天生就具有的，只不过暂时储存在人的自身结构中而未释放出来。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地将内在潜能变成个体现实的需要，这是“实践理性主义”的突出表现，只有社会实践活动，才能使人踏上“自我实现的趋向”之路。
（三）人性的解放———马克思对人之需要的本质性探寻
马克思曾批判以往哲学在理解人和社会活动时，“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3]，并认为人的需要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4]，而正是由于个人的“需要”以及获得满足的方式，才让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彼此联系。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成三个层级：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并从人存在的三重性来具体分析人的本性与需要之间的关系。第一，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人在能动性地通过个体的物质实践活动，从客观世界中获取满足自身生理需要的原料；第二，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不再仅仅停留在自然的生理需要上，而是要去获得高于生理需要的社会性需要；第三，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存在物，能有意识地去审视自我的需要和寻找满足需要的方式，自主地去实现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以及个性的自由解放。在马克思看来，需要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仅是由于它在演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而且合理性的需要也有利于促进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马克思对人之需要的理解，更多的是倾向于“解放理性主义”：人需要在欲望追求中，反照自然的本性以使自己能够把握正确的发展航向。
二、教师自我需要的价值取向
（一）“自在”的忠实生活取向
这种价值取向认为，教师的自我需要，是教师被动地获取维持基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衡量教师自我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基本标准，是教师能否获取维持生命存在和个体发展的各种资源。“忠实”的指向，强调物质需求对个体教育行为的有效控制。教师自我需要的忠实生活取向，在本质上是受“工具理性”支配的。教师是现实生活的被动适应者，其生理需要和发展需要，都是在客观生活对个体的“逼迫”下通过实践活动来获取的，或者说，是谋生的意向性决定了教师个体的行为方式。教师不能主动地去适应和改造外部环境，不能主动地去激发和调适个体内部的精神意识，而是成为生活的“奴隶”和教育的“附庸”。教师的自我需要仅仅停留在物质欲望的层面上，而无法摆脱自然“物性”的束缚，从而成为生活物质“牢笼”中的“单向度的人”。
（二）“自为”的积极适应取向
这种价值取向认为，教师的自我需要，是教师在主动地成为生活世界的积极“消费者”和“建构者”的前提下，形成促进个体职业发展的基本导向。衡量教师自我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基本标准，是教师能否通过主动地适应教育环境的变化和改善个体的教育实践活动，来获得职业发展层面上的满足感。教师的自我建构，只是为了能够以自身素质的提升，促使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实践。教师的积极适应取向，在本质上是受“实践理性”支配的。教师不再把自己当成生活的被动适应者，而是通过个体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使生活更加具有丰富性，使事业更加具有成就感。在积极适应取向的观念中，教师拥有明确的教育教学目标和自我角色定位，并结合自己的教育理念，将其贯穿到整个教育生活实践过程中。“适应”的本质，是教师能够及时更新个体的教育观和生存观，促进教育实践的个性化变革，以谋求职业的高度发展，获得职业幸福感和自豪感。换而言之，教师的教育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了一种“有教育意图的实践行为”[5]。
（三）“自觉”的理性创生取向
这种价值取向认为，教师的自我需要，不仅是教师获取维持生命存在和促进职业发展的物质资源的前提，也是教师摆脱生活的物质局限和教育的传统束缚，走向生活的理性建构、个体的生命自觉以及教育创新的重要基础。此刻，“需要”既是教师“生命体生存与发展的客观依据和各种积极形式的来源”[6]，也是教师萌发生命的创生意识，促使个体突破自我拘囿和现实控制，实现个体解放的精神指向。因此，教师自我需要的理性创生取向，在本质上是受“解放理性”支配的。“自觉”，是教师在教育情境中实现自主性发展的核心动力，它不为物质生活和职业发展所束缚，而是真正能够诠释人之本性的最佳概括。生命的发展导向，就是使“自觉”成为人的一种本体范式，成为人张扬个性和秉持理性的一种行为准则。在理性创生取向的观念中，教师是课程知识的开发者、教育生活的创造者、个体生命的监控者、学生心灵的照亮者以及教育精神的构建者。因而，教师的个体需求超越了世俗定义，上升为能够促使教师个性解放的生命之源。这种“自我需要”，实现了内涵的拓展和意义的深化，它不再把个体的“生存”仅仅界定为生理的维持和职业的谋取，而是在宏大的“存在”意蕴上，将物质、职业与精神境界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将职业的整体结构纳入个体发展的范围之中。教师的生活自我、专业自我、精神自我就不再分离，而是有机融合，成了完整的自我生命体。
三、基于自我需要实现的教师自我意识养成
自我意识的价值篇2
从内容上看，教师的价值观是一个观念系统，同时也是一个知识系统。在这里我把知识理解为人在后天所获得的关于世界、社会、人生的认知、情感、意志以及整合为一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和个性心理倾向性的总和。因此，知识也就包含价值观念。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显性的知识是可以言说、能够表达清楚的，而隐性的知识是不能用语言表现出来的，也是教师意识不到的东西。
对教师来说，教师在从教之前，甚至在接受师范教育之前，从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受教育经历以及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隐性的价值观念知识对其教育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教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什么，或者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但却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它会对教师在课堂中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教师在师范院校和工作岗位上学习教师的职业道德价值观念时，以前形成的隐性的价值观知识及其相应的心理期待会影响他们对所教的知识及其价值观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的隐性价值观念的形成。因为，学生在这里有他自己的体验和理解，这种体会和理解将成为他今后进一步学习和工作、生活的先在性的内隐认知机制。如果忽视教师的隐性价值观，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科学地去理解教师的价值观念系统及其作用，也不能够找到转变教师价值观念的更有效的途径。
二、教师隐性价值观念对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不利影响
教师的价值观念影响教师的教育行为，从而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念。教师的价值观念影响他们的直觉、判断，而这些又影响他们的课堂行为。教师的知识体系是由显性的知识和隐性的知识两部分组成的。后者所构成的隐性价值观念作为一个内隐的信念系统同样影响和支配着教师的教育行为。教师作为一种职业的特殊性，他的职业与他的价值系统具有很高的关联度，这就需要他的隐性价值意识与他的显性的价值观念的一致性程度更高，否则将会使学生的隐性价值意识与显性价值观出现矛盾，从而抵消正面的价值观教育。因此，对于教师来说，我们主要担心的是他们的隐性价值意识中不正确的、肤浅的、不符合社会要求的因素会给学生造成负面影响。
1．无意识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念
现在的新课程改革，不少老师也按照要求进行教学方法改革，教授新的课程内容，但是，他们灵活运用的程度，在教学中对学生的态度等都会表现出一些没有变化的受隐性价值意识支配的无意识行为。比如，在教学中讲授某些知识的时候，讲话的声调、重音、节奏、表情等能够表现老师对待其所讲的这些知识的隐性价值观。再比如，启发学生思考问题，提问的方式，对学生回答问题成功与不成功的态度等能够表现出教师的隐性价值观。这些涉及到隐性的价值观内容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态度，都是植根于他们的隐性价值观念的。虽然教学的方法、内容等一系列的教学环节都有变化，但是，如果他们隐性的价值观念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思、批判，就会在很多方面以非常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
2．习惯性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念
隐性价值观知识，尤其是隐性的程序性知识的存在，使教师一些行为自动地进行。这就得到了一个可能，即使教师能够意识到已有的一些显性知识是错误的，过时的，不合理的，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习惯性地自动陷入到隐性价值观念的这个误区中，然而当时对其却没有任何意识。我们经常遇到一些教师说，仔细想起来自己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到时候就是不知不觉地这样做了。也有不少教师已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的显性的价值观念有些过时、陈旧，但是，他们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行为中，总是以其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来行为。比如，教师知道调皮学生不一定就不是好学生，其内隐的价值观就是听话的学生和不给自己找麻烦的学生是好学生，于是，对调皮学生就会产生出自内心的讨厌感。
三、教师隐性价值观念的显性化与改善
教师隐性价值观知识的存在使教师在接触新的价值观念的时候，往往会无意识地运用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来对其进行重组和改造。所以，如果原有的隐性价值观知识没有得到澄清，教师就有可能在意识层面接受新理念的同时，行为上却无意识地进行歪曲和抵制，甚至在接受新价值观的时候进行改造歪曲。所以，在引导教师接受新的价值观的同时，应当帮助教师认识新旧价值观念的本质区别以及操作上的差异，触动和解释教师的隐性价值观念。特别是缄默程序性价值观知识这个盲点。否则，他们就会习惯性地进行新瓶装旧酒的改造。
1．重视对隐性价值意识的反思、批判与改善
每一个人都有隐性的价值意识，这是不可否认的。隐性价值意识对别人产生什么好的和不好的影响，一般情况下自己觉察不到，他人也觉察不到，只有当产生了与这种价值意识相关的严重的不良后果之后，我们反思什么的时候才能认识到它的存在。实际上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老师的隐性价值意识时刻都在影响学生，而且这种影响还不能被意识到。因此，我们都应该重视自身的隐性的价值意识反思、批判和改善。
2．对自己的需要、价值意识进行自由联想
隐性的价值意识是一种潜意识的价值取向，多来自于本能的需要、长期积累和习惯养成，当一个人处于清醒的意识状态，很难觉察出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自己不存在内心的矛盾，实际上，有很多行为都是受自己内隐的价值意识支配，特别是在面对一些左右为难的价值选择和习惯性的价值行为的时候表现更为明显。虽然受隐性的价值意识支配，但是我们自己却觉察不到。只有当我们处于轻松、自由，无拘无束的状态下，才会自由浮现出来。如果我们不抓住，可能就一闪而过。因此，教师在轻松自由的情况下，应对自己的教学行为、与学生的交互关系等进行自由联想。
3．开展对话，寻找自己情绪化和习惯化言行的内在价值观因素
开展对话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我对话，一种是主体间对话。
自我对话是教师自己与自己对话，通过对话来找出自己的隐性价值意识，让隐性的价值意识显性化，并与显性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对照，分析是否有矛盾，是否有缺陷等。隐性的价值意识，往往自己很难觉察，一般通过自己的情绪化言行或习惯性的言行表现出来。情绪化的表现是隐性的价值意识与显性的价值观之间产生矛盾的情况出现，习惯性的表现一般是隐性价值意识已经成为自动化的操作行为，自己已经意识不到价值观的明显的支配作用了。开展自我对话，就是针对情绪化和习惯化的言行，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等。
自我意识的价值篇3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巨大的选择自由，对爱之对象的抓取和放手以及投入和放弃之间的频繁转换，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稳定的人格、微弱的人际关系、自我怀疑、自我疏离感与认同危机。[1]大学生在价值多元的时代，面对越来越多的选择伴随着更大的考验，更多的自由产生更大的不安，如果他们的价值观不能在教育中得到较好的提升，可能会导致价值主体在人群中渐渐迷失自我。
一价值观
从不同的学科视角，理解价值观的涵义会有很大的差异。心理学学科认为，要诠释价值观概念，必然与价值主体的行为息息相关。如布赖特·怀特认为，价值观是深植人心的准则，这些准则决定着个人未来的行为方向，并为其过去的行为提供解释。施瓦茨认为，价值观是合乎需要的超越情境的目标，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或其他社会存在中起着指导原则的作用。黄希庭认为，价值观为人们用来区分好坏的标准并指导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通过对价值观定义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价值观包含这几个特点：一是相对稳定性。价值观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进行概括获得的观念结构系统。一旦形成就会使人自觉或不自觉的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对客观事物做出价值判断。但这种稳定是相对的，由于价值观拥有社会历史性的特点，当社会经济基础、政治条件等发生变革，价值观迟早也要发生变化。旧的价值观被淘汰，新的价值观会被接受。二是社会性。人们对某种事物的价值判断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受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制约。价值观念的内容是社会生活中各种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及其相互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相应的社会状况催生对应的价值观念。三是复杂的观念结构体系。价值观的观念结构体系是多层次的。从价值观的主体来看，既包含个人高层次的理想、抱负，也有较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和要求，同时也包含了个人习惯化、大众化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所有这些价值观念经过价值主体的编码加工，形成了有层次的观念结构体系，价值主体对生活相对稳定的态度随之就形成了。
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
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以强大的力量作用于价值主体，引导和规范着价值主体的实践行为。价值观获得的形成过程蕴含着价值主体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心理机制，是在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即价值心理——价值观念——价值观。[2]
价值心理是对价值客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的感性认识，是价值主体的内在需要直接激发的一种心理活动。价值观是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价值关系抽象概括的结果，是价值主体价值认知发展的最高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以理想、信念和信仰三种形态出现。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是价值主体注意、认识和接受价值客体与自身的关系，其次是评价和组织各种价值关系，最后成为价值主体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价值主体正是通过这些一系列的活动不断建构自己的价值观体系。
1价值客体的感知和接受
价值客体的感知是价值主体对直接呈现的价值客体的一种认识和感受，是对价值客体的形象性的认识。它是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的一种察觉和发现，注意到价值客体的存在。如学生愿意听教师宣讲雷锋精神。这种感知既依赖于客体本身的性质和特征，如刺激的新颖性、对比的强烈性等，也随着价值主体自身的心理状态而变化。在直观感受的基础上，价值主体会从情感上产生一种自愿行为，开始会用更积极的情感和态度重新思考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的相互关系，超越单纯的注意行为，如学生会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向雷锋学习的活动。凡是能够从感知方面吸引价值主体的事物，就会从情感上肯定它。但价值主体对事物本身还是缺乏清楚而深刻的认知和体验，仅局限于愉悦感和满足感的积极反应。
2价值认知和评价
面对外界的刺激，价值主体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来理解和领会，基于自己的知识经验形成对价值事件个性化的理解。知是行动导向，实践是伴随着价值选择的。实践后价值主体会运用自己的内在尺度对现实的价值关系进行科学评判。比如行动后获得了满意感，价值主体将会赋予行动以价值。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的认识，最根本的尺度是主体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价值主体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喜好来认知和评价事物，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价值主体的需要是大相径庭的，由此也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认识。一些事物对某些主体有价值，但对另一些主体则不尽然。价值主体需要受到一定社会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与此同时，价值主体的需要也是社会引领和创造的。所以，价值主体的需要也不是纯粹主观的，而是主体的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在主体意识中的自觉反映和要求。[3]引起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的认识的又一尺度是兴趣。它是以价值主体的喜好增强主体对客体的关注度。凡能够激起价值主体兴趣的，就能得到积极的评价。兴趣和需要有着紧密的联系，但相比而言，通过需要判断事物的价值一般具有间接的性质，而兴趣则要直接得多。在现实生活中，价值主体除了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来判断事物价值的大小，也会有意无意地运用社会规范和价值准则来进行价值和意义分析。一般而言，符合社会规范的事物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价值主体正是通过对社会规范的认识和接受，从而实现自身的社会化过程。价值主体正是基于以上各方面，深刻地把握和理解自己的需要和喜好、事物的价值属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对价值客体有了全面、客观的认识，从而形成独特而稳固的价值观念体系。当然，一个人的价值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价值主体的认知、体验和分析判断等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一个人的价值认识水平对价值观的形成非常重要。
3价值内化和组织化
有关态度学习的理论都一致认为人类有“一致性的需要”。需要维持自己的信念的意志来保持心理平衡。价值主体在价值的感知和接受、认知和评价过程中不断地将各种价值观念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中，由于价值主体所在环境的变化、认知水平的提高以及知识经验的丰富等，极有可能会产生冲突。认知失调带来的不安会让价值主体重新调整自己价值体系中的各种观念。在持续的将各种价值观念进行内化的时候，会遇到多种与价值相关的情境，价值主体会不断地思考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克服其间的矛盾和冲突，糅合成一个价值体系，并且会逐步地确定占主导地位和具有一般价值的价值。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价值主体的实践活动发挥着尤为关键的作用。正如李顺德教授所言，价值关系只有在主体的实践中才会形成，实践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决定者和体现者，标志着价值关系和价值的形成、建立，标志着需要与不需要、满足与不满足的界限。[4]一个人对某事物的价值认识和体验，如果能被实践证实，就会强化自己对这种价值客体的理解，经过多次的加工，就会在头脑中固化为一种稳定的态度，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评价价值主体是否形成某种价值观主要是看他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表现。价值观的意义不仅是获得了认识外在世界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价值主体可以作用于实践过程而改造外在世界。个体在实践中的行为表现也是衡量某种价值观形成与否的唯一标准。价值观最终是要通过行为来体现出来。只有经过长期的生活和实践锻炼，才会真正地认同某种价值观，才会表现出言行一致。
价值观的形成与价值主体对自身认识的发展即自我意识分不开的，依赖于自我意识的高度成熟。价值主体的自我意识是心理上决定和调节行为的自觉因素，也是自觉地认识自我的前提。自我意识一方面能够帮助价值主体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内在属性、内在联系，从而发现事物能够满足自我需要的性质;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认识自身的状态、利益、需要等。在理性地掌握了客观对象，也合理地把握了自身的主体存在，有助于价值主体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经历了多次的凝练最终形成价值主体的价值观念。因此，拥有较高水平的自我意识对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因而，一方面为了能够准确地认知自我的需要和能力等现实状况，另一方面深刻全面地了解客体的价值属性，价值主体应该有目的有计划地唤醒和提高价值主体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的价值篇4
人类自我意识的获得有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通过反省自身的心理活动，我们发现，个体产生自我意识的心理学前提是主体自身的某种需要，例如自我保护、自我显示、自我规划、自我满足等等。缺少这些基础，自我意识将无从产生。
自我意识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作为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我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独立地位的确认，是一种纯粹逻辑反省的结果。
自我意识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是人类个体在具体实践中对自身存在的确认。这种对自身存在的确认总是与具体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譬如说，一个人在回忆往事时，会产生“我变了”的类似感觉。在这里，变化了的并不是那个恒常感知客体的本体自我，而是主体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
当主体对自身进行评价时，他总是倾向于把自我等同与自身的价值取向，并产生相应的情感。当一个人的需要、价值取向不能顺利实现时，他会产生“我失败了”的沮丧，当他的价值取向顺利实现后，他会有“我成功了”的愉悦。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个体的价值取向的状况与个体的自我意识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在宗法等级制的社会形态中，个体的需要、价值取向受到压抑，自我意识也就比较淡漠，而在社会流动性强的社会制度中，个体的价值取向得到发扬，自我意识也表现得较为强烈。
综上所述，个体的自我意识有两种形式。在具体的实践中，个体总是倾向于把自我意识等同于自身的价值取向。
二、自由，主体价值取向的顺利进行
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与探索与人类同样古老。在思想史上，关于自由的定义或认识无花八门。但他们大多从主体外部去考察人的自由，因而往往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自由始终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首先是一种发自于主体的心理体验，脱离主体的心理体验来谈论自由毫无意义可言。我们在前面把“自我”定义为主体诸多价值取向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自由定义为，自由是主体对自身价值取向得以顺利实现的一种心理体验。当一个人有了某种需要并计划用行动来获得它后，如果这一行为得到顺利的实现，他会产生自由的感觉，如果这一行为被困难阻挡了，则产生不自由的感觉。
自由作为一种心理现象，与其它的心理现象一样，具有个体性，每个人的自由观都与他的自我价值取向相联系，即使在同一环境里，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不同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自由感。只有在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取向的那些领域，他才可能有自由与否的心理体验。价值取向不同，所获得的自由感也不同。
三、自我与自由的动态关系
一个人的需要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一个人的自由总是与他的实践领域(价值取向领域)相对称，并随着他的实践领域的变化而变化。在某一特定的领域中，个体的自由心境的获得可分为三个过程
(1)不自觉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人们还没有把认识和价值取向投入到这个领域，对这个领域里存在的必然性毫无知觉，因此，也就无所谓自由与不自由的心理体验。
(2)不自由状态当个体由于不断增长的需要把他的价值取向和认识活动投入到某一领域后，个体的这个领域里存在的必然性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它们，他对这个领域里的许多行动都有被束缚的感觉，也就是说，处处感到自我的需要和价值取向不能顺利实现，处处感到不自由。
(3)自由状态当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了这一领域的规律之后，人们就把这些外在的必然性内化为自律的意志和意识，达到了相对自由的境界。
但是，人们在某一领域里获得了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获得了绝对的、终极的自由。人的需要是不断发展的，人的价值取向随着需要和实践不断改变它的方向和层次。当人们在某一领域里获得了自由以后，他的价值取向又转到另一个方向，另一个层次，于是，他重新体会到不自由。只要一个的需要还在发展，他的价值取向就必然要把他拉向一个无法摆脱、没有穷尽的自由与不自由的搏斗。
从个体的心理体验上讲，这种自由与不自由的交替是一种心理上的回归。他的特点是个体已经获得的自由在以后的实践中并不会留下很深刻的心理体验，它只是转化为一种文化无意识的内容保留在人们的意识之中；与此相反，人们在新的领域内发现的不自由状态却可以给个体产生很深刻的心理体验。因此，这种自由与不自由的交替进展，可以称为心理上的轮回。
四、超越：自我的无价值取向
一些喜欢追求永恒和终极真理的哲学家所追求的是一种“绝对自由”。那么，他们如何获得“绝对自由”呢？
首先，他们要求“无欲”，个体应该取消任何价值取向，不再执著于对生活的追求和对未来的渴望，达到一种完全不自觉的“混沌”状态，个体不再是与环境相对立的存在，而与自然溶为一体。这时候，个体的自由不是通过对必然性的扬弃而获得，而是与自然直接观照，在这种观照中，个体可以朦胧地感受到一种绝对的无拘无束，一种所谓的“绝对自由”。
但是，这些获得所谓“绝对自由”的哲学家与其他人一样，同样要生存，要满足由生存而带来的种种欲望，那么他们又如何在这些欲望中保持“无我”呢，他们宣扬要做到“无我”，不执着与任何具体的生活细节与感官享受，他只观照到一种毫无内容的流变，而他自己也就随着这种流变顺流而下。
庄子认为一切价值取向都具有相对性，因而都不足以作为追求的终级目标。作为“得道”的“圣人”，必须超越一切价值取向：“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避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庄子·其物论第二》)并做到“无己”，“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一个人只有抛弃一切价值取向和一切认识活动，作道“无欲”、“无己”，才可能得到绝对的自由：“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游》)“宁游戏行读之中自快”《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
自我意识的价值篇5
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认知并不全面,这影响了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价值认同,最终导致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理想和价值信仰的缺失。因此,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项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在这种形势下,正视当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挑战,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作用,进而总结提升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实现方法,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和历史使命。
一、当前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挑战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由于国际上各种文化相互渗透,各种社会思潮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改变着人们的观念,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重大的挑战,并且出现了日益淡化的趋向和认同危机。[2]
1.意识形态的多元自由化泛滥
一切意识形态的斗争归根到底都是政权问题。正是因为这一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思想和观念的斗争与碰撞从来就没有停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利益两极分化,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使得部分大学生对集体主义产生了动摇。更有甚者,借着追求思想多元自由化的幌子,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左右下,大肆宣扬思想多元化、政治自由化,借着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人权利的保障,宣传私有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颠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2.新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的复杂影响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广播、电视、报纸而言的,是指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传播媒体形态,如互联网、手机、移动电视等。[3]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充分满足了大众对信息的需求而受到普遍欢迎。一方面,新媒体技术下信息的极大丰富为人们更全面、深刻地了解社会、了解国情、了解政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和渠道。另一方面,新媒体虽然建构了一种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似乎“无所不能”,但也要清楚的认识到一个完全“自由、平等”的信息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都会在这里交织碰撞,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内容在“自由、平等、多元”的名义下共存。当大学生在新媒体上遇到某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背离的思想观念时,会对主流意识形态或多或少产生动摇,轻则陷入迷茫困惑,重则为错误思想摇旗呐喊而步入歧途,加大了社会意识形态控制的难度。
3.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怀疑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也随之不断加强。[4]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接受更加理性和实际,更多地关注于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实际问题。过去,人们思想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远大理想和虔诚信仰,而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感到单纯依靠理想、信仰并不能直接解决现实中面临的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教育公平等具体问题,仿佛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世界越发脱节。与此同时,转型期新的制度、价值观尚未形成,并不具备解决眼下实际问题的能力,人们往往因为陷入思想迷茫而无所适从,遂迁怒于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当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爆发时,人们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怀疑和“不信任”。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印象多为抽象、枯燥的理论,甚至怀着固有的偏见,认为主流意识形态是对个人的“束缚”。他们只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在巩固统治阶级政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方面的作用,却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他们学习和工作能力,推动个人全面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4.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有了极大提升,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环境仍旧不容乐观,意识形态斗争仍然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大以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让很多西方国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西方对立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他们攻击中国的主要托词、重要原因和常用伎俩。他们一方面抛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正面施压,另一方面偷换“普世价值”、“”等资本主义政治概念混淆视听,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向中国发出了严峻挑战,意识形态领域已成为中国同西方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又有了新变化。网络、报刊杂志、广告、电影、电视、广播、讲座、学术研讨、培训、基金会资助等成为其渗透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变得更隐蔽、更巧妙、造成的危害更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作用
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使命和任务。从认识论视角看待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引导大学生树立意识形态的正确价值认知
价值认知是指通过认知的方法获得价值认识的过程。如果没有对意识形态的正确认知,就不会产生意识形态认同和践行的意识。因此,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通过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意识形态的正确价值认知。
一是要正确认知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为维护和巩固统治,必然会使其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获得合法性地位,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真正代表整个社会和社会成员的意志,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
二是要清醒认知中外意识形态冲突。在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和文化侵略是资本主义国家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战略。因此,在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如果还没有意识到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控制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控制的意识依然淡薄,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险境。[5]
三是要特别注重从国情和现实因素出发认知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具有社会历史性,因而在阶级社会里必然具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维护一定阶级的利益。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扬其所谓“全民”、“普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出于其剥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考虑的,不可能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不符合我国具体国情,更不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2.帮助大学生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
价值认同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以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动”。[6]如果说对意识形态的价值认知是对意识形态的一定了解,经历过审慎、细致的思考,那么价值认同就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的满意感,并在情感上报以赞同或肯定的态度。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实际上就是要让学生明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魅力,对于个人和社会有何重要意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个体完善的角度来说,主流意识形态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地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主流意识形态有助于满足人们的处境和精神需求,改善人际关系,维持社会团结与稳定,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3.教育大学生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
价值理想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有可能实现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价值观的向往与追求。树立和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认知、价值认同是实现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础环节。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关键在于能否将主流意识形态从一种价值观上升到自觉接受付之于行动的价值理想,这是大学生自觉内化主流意识形态并使之成为坚定信仰的前提。价值理想不仅包含着大学生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更指引着他们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大学生在面对意识形态冲突时的思想武器。有了价值理想,大学生面对纷繁复杂、多元化的世界时,才不至于陷入思想上的无所适从而原地踟蹰,更不会被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思想冲昏头脑,继而丧失原则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4.建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信仰
价值信仰是主体源于实际生活实践而对某种价值观的极度信服,并视之为具有终极价值以作自己精神寄托的强烈情感和思想倾向。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主流意识形态同信仰一样,它影响人们的情感和意志,进而影响人们的心理动机,最终以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在充分认知、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追求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理想的过程中,要促使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个人思想中并外化为人的日常行动,才能落实人生价值、人生意义,这个过程有赖于价值信仰的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光荣使命,“努力创造适应大学生科学信仰形成的环境,构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的信仰基础,为当代大学生寻找缺失的精神家园”。[7]通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使当代大学生接受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继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逐步升华为坚定的价值信仰付诸于行动永不动摇。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实现方法
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载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增强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就需要遵循主流意识形态从认知、认同到信仰的规律,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有针对性地解决大学生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需要、价值认知、价值选择、价值理想、价值信仰环节等问题。具体来说,对应地主要有价值分析法、价值灌输法、价值澄清法、价值推理法、价值检验法。
1.价值分析法:满足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需要
价值来自需要。从整个社会来看,意识形态为实现阶级统治服务,满足了进行阶级斗争的需要。主流意识形态则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一是满足了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阶级统治的需要,二是符合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需要,也由此起到了维护和巩固统治的作用。
价值分析法就是运用价值理论,对分析对象的价值的有无、属性、大小、影响等进行分析,以解决与分析对象有关的问题的方法。实现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意义上的肯定和实现,这表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对大学生精神需要的最终满足。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不能满足大学生的精神需要,就必然不会为大学生所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运用价值分析法,着重阐明主流意识形态在塑造大学生理想信念、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公民道德和综合素质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必然满足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价值需要。大学生只有具备了主流意识形态,才能提高相应的素质,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为大学生所认同,必然使得大学生自觉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认同并践行主流意识形态。这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能否成功的检验,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践性参照。
2.价值灌输法: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认知
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认知依赖于价值灌输法的运用。第一,作为一种政治概念,灌输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体现了社会统治的规律。灌输并非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发明,无论哪个新型的革命阶级,在统治阶级的过程中,都要尽一切可能向人们灌输本阶级的思想体系;同样,无论哪个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都要想方设法向社会成员灌输其意识。[8]第二,作为一种教育方法,虽然其本身就包含着某种教育强制性,但灌输并不意味着绝对地教条式生灌硬输。科学的灌输并不排斥教育者在价值观内容传授中的主导作用,而是强调充分调动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激发受教育者主动思考的潜能,进行科学的正确的价值认知,使受教育者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灌输与脱离教育对象的生活实践,采用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注入式灌输是截然不同的。
科学的价值灌输,不仅是大学生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认知的重要方法,也是最终实现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认知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运用价值灌输法,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和方法科学地、有针对性地灌输给学生,使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有一个清醒而正确的价值认知。大学生通过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灌输,正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认清根本利益和历史使命,自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号召下,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并脚踏实地努力奋斗。值得指出的是,为了避免生灌硬输的注入式灌输,在灌输的过程中,一是要注意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创新,时刻与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保持一致;二是注意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有分别、有针对性地灌输,提升灌输实效;三是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灌输手段和形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亲和力。
3.价值澄清法:优化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选择
在社会的急剧变化和思想观念多元化的今天,如果大学生不注重正确的价值选择,很容易陷入价值冲突和价值混乱,甚者误入歧途。在这种背景下,价值澄清法在优化大学生价值选择方面具有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价值澄清理论就是以此为问题从人们的生活经验、心理发展特点出发提出的一套可供人们对各种价值进行分析、判断、选择的方法,帮助人们从价值混乱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形成适合自己的价值观。[9]因此,价值澄清法,尊重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从学生熟悉的社会生活出发,注重学生个体的生活世界和生活体验,指导学生全面地认知主流的、非主流的思想观念,鼓励学生形成自己的价值辨别和选择,弥补了价值灌输法理论灌输的不足。
思想政治理论课将价值澄清法引入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既要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科学性,又要正面、科学、辨证的“澄清”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碰撞、排斥和融合。因为在这种境遇下,大学生在价值选择中产生困惑和迷茫是必然的。为了减少价值混乱,做出符合个体和社会发展的最优选择,就需要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各种思想、观念进行“价值澄清”,分析其具体条件下的合理性,在主流与非主流、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间,取长补短,减少冲突,最终回归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正确价值选择。这样,大学生在价值澄清的过程中,自觉形成并掌握价值澄清技巧和方法,就可以将其转化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具体行为,继而持之以恒地坚持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选择,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4.价值推理法:树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理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的陈述,即强调“主流意识形态是好的、善的”。这种抽象化、形式化、孤立化的判断陈述,撇开其本身各层次、各结构存在的逻辑关系,借助于语言的、逻辑的分析方法,来孤立地考察主流意识形态价值陈述的意义、性质等问题。因此,包含价值逻辑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宣扬的是善,推崇的是正当,提倡的是应该。至于主流意识形态怎样由“事实的善”推出“价值的应该”的价值理想问题就需要价值逻辑及其价值推理法的确立和应用。
价值推理法,即以价值知识体系内部所存在的层属关系作为价值思考的基础,依据不同层次价值陈述(判断或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行推理论证。[10]将价值推理法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揭示了主流意识形态由“事实的善”到“价值的应该”的合理性问题,使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价值实现的价值推理更加清晰。大学生对不同意识形态进行价值推理,树立价值理想的过程,实际上研究的是意识形态产生的特定原因、社会基础、形成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等客观事实,是一个价值逻辑意义上由“善”到“从善”的推理过程,是在众多意识形态中凭借理性的逻辑推理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价值理想的过程。它排除了主观偏见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干扰,继而自发地从意识形态本体出发,产生关于不同意识形态(包括非主流意识形态)客观、中性、全面的价值评价,最终才能从众多意识形态中认同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国情,符合我国人民的价值判断和评价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使之作为每个人应该树立的价值理想。
5.价值检验法:践行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信仰
自我意识的价值篇6
【摘要题】档案鉴定
【关键词】档案价值形态
【正文】
档案价值形态，就是指档案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档案价值相对性特点的表现。因为档案价值取决于档案主体，以档案主体的尺度为尺度，所以档案价值必然会在现实实践中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形式。也可更通俗地讲，档案价值形态就是档案的具体价值或者具体的档案价值。档案价值是对各种档案价值具体的抽象和概括。档案价值与档案价值形态之间是抽象和具体、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一般融于个别之中，个别包含着一般。
一、为什么要区分档案价值形态
我国档案界一直有人对档案价值的具体形式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如张开森在《天津档案》1987年第2期上发表了《试论在档案鉴定工作中档案利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关系》一文，提出一个公式：档案的保存价值=档案的利用价值-保管成本，从而得出结论：“有利用价值的档案材料未必都有保存价值；无利用价值的档案肯定无保存价值；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文件必定有利用价值”。其它相关论文还有周耀林的《档案价值层析》，吴祖鲲、吴桐的《论档案的功用和文化价值》，柳再义的《档案保存价值的定量研究》，彭光照的《浅析档案利用价值的构成因素》，张斌的《论档案价值形态》等等。由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也认为，档案的基本价值可分为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但笔者感到，我国档案界对档案价值具体形式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即不够系统和深入。正如张斌所指出：“我国档案界一直比较注意对档案价值具体表现形式的总结和研究，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是其研究也存在较明显的缺憾：一是对档案价值形态的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零散状态’，没有统一地、系统地把其作为档案价值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二是对某些档案价值形态的认识比较浅显，感性认识的成分居多，缺少进一步的、深层次的理性思考”。（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档案价值形态的研究推向系统化和理论化。
除上述之外，区分档案价值形态对笔者来说，还有两点考虑。首先，我们认识和评价档案价值，应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去把握。从宏观上讲，档案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绝对的。但是微观上，档案价值会因其相对性特点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形态。如一个单位的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在价值结构、价值表现形式乃至价值实现的方式和途径等方面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不同的主体对同一种档案的需求性质、需求角度以及需求内容也存在差异性的，某种档案此一时有价值，彼一时则无价值等。研究档案价值形态，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档案价值，进而科学地鉴定档案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研究档案价值转化，需要实现分析档案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研究档案价值转化提供逻辑支点。档案价值转化就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因此，对档案价值进行区分，并剖析不同档案价值形态的特点，将为后面章节的展开论述做好准备。
二、档案价值具体形态及其关系
1.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
按照档案价值的源流关系，可将档案价值从整体上划分为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原始价值是源，从属价值是流，两者之间是源和流的关系。这一思想最早是由美国的档案学家t·R·谢伦伯格提出的。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指出：“我们现在承认，文件要能够成为档案，其产生和积累就必须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并且除了达到此种目的的价值之外尚有其它一些价值。这就是说，成为公共档案的文件有两种类型的价值：对于原机构的原始价值，对于其它机构和非政府使用者的从属价值”。（注：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我们应当正确理解谢伦伯格的本意，谢氏认为，档案对于原机构的价值是由文件当初被产生和被积累的特定目的决定的，这说明档案的原始价值包括文件价值（由文件当时的作用大小决定）与档案的初始价值（文件产生机构积累的意义）两部分。而档案的从属价值是由其原始价值衍生而来的价值，表现为对文件形成者以外的利用者的意义和作用。当档案不再被其形成者所利用时，并不说明此时的档案已没有价值了，实际上，档案的原始价值已转化为从属价值了，表现为档案价值的扩展趋势。在我国档案界，通常把档案的原始价值叫第一价值，把档案的从属价值叫第二价值。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指出：“档案具有对机关的作用和对社会的作用的双重性及过渡性。从双重性来说，档案时机关的作用，可称为第一价值，对社会的作用可称为第二价值。”（注：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可见，档案价值一方面表现为双重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过渡性。当档案由第一价值（原始价值）过渡到第二价值（从属价值）时，其价值发生了扩展，我国档案界称之为“档案价值扩展律”。其实，从实质上看，档案价值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转化过程中。档案的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过渡实质上是档案的原始价值向从属价值的转化。
2.凭证价值和参考价值。
关于档案的凭证价值和参考价值的思想，最早也是由谢伦伯格提出的，他当时称之为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指出：“在讨论美国国家档案馆所逐渐形成的那些鉴定标准时，我要提到两个问题：（一）公共文件内关于产生它的那个政府机关的机构组织和职能运行的证据；（二）公共文件关于与政府机关有关的个人、法人团体、问题和情况等情报资料。因此，公共文件有两种价值，即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注：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谢伦伯格只谈到政府机关形成的公共文件的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没有涉及到政府机关以外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形成的文件。其实，他的这一思想完全可以延伸开来，同样适用于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形成的文件。所谓档案的凭证价值，就是指档案能够作为其形成者的有关情况（如单位的组织、职能、开展的活动、个人的自然情况等）的证据；所谓档案的参考价值，是指档案所记载的内容对档案形成者及其以外的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参考意义和作用。笔者认为，谢伦伯格所说的情报性价值即指的参考价值，因为“证据性”和“情报性”就如同“凭证”和“参考”两个概念一样，它们的外延界限非常清楚，非此即彼，非彼即此。
对于一个政府机关来说，要判定其档案的凭证价值，应当从3个方面去把握：一是该机关在所属行政等级系统中的地位；二是该机关的职能及其性质；三是该机关根据规定的职能所进行的活动及其性质。总之，判定档案的凭证价值，主要是根据机关的地位、职能和活动，地位越高，职能越重要，档案价值就越大；反之，档案价值就越小，谢伦伯格认为：“在考察证据价值时，档案工作者也可能会同时保存具有其它价值（不仅对于行政官员和行政管理研究者有价值，而且对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一般学者有价值）的文件”，（注：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并进而认为，档案的情报性价值一般也被称为研究价值，即公共文件由于含有对各种研究有用的情报资料而固有的价值。情报价值来源于公共文件中有关公务机构所处理的人、地、问题之类的情报资料，而不是来源于公共文件中关于公务机构本身的情报资料。
我国档案界一般将档案的情报性价值表述为“参考价值”，或通俗地称为档案的“参考作用”，指的就是档案所记录的信息对于人们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活动所具有的参考意义。所以，档案的参考价值又可分为多种具体形态，如行政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知识价值等等，这是由于人们参考档案的角度及所运用的领域不同决定的，在此，不必赘述。
3.利用价值和保存价值。
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档案界最常用的一个关于档案价值的术语，“在档案学和档案工作实践中，通常所说的档案价值，指的是档案的利用价值”。（注：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也就是说，一提起档案价值，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档案的利用价值而非其保存价值。因为，“利用价值”可能会更通俗、更直接地反映档案可供人们利用从而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的价值属性。实际上，档案的利用价值是针对档案的具体用途而言的，即指某一（或一部分）档案对具体的利用者的具体意义和作用。如某份学籍档案中有关某一学生在校学习成绩的记录，对该学生考研、谋职或出国留学等起到一定的参考和凭证作用；某份工程设计档案成为有关设计人员进行工程设计的直接依据；某份车辆管理档案成为处理某起交通事故的原始凭证等等。上述中的“参考作用”、“直接依据”及“原始凭证”都是指的档案具体的利用价值。“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档案价值微观化的表现形态。从宏观上讲，档案价值是绝对的；从微观上讲，档案是否具有价值，会受到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此时有价值而彼时则没有价值。这里所谓有没有价值，则是以有没有某一具体的利用价值为衡量标准的。”（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所以，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有多种具体形态的，多层次的。
档案的保存价值是在人们意识到档案的利用价值之后才认识到的价值形态，因为只有人们认为档案有用，才有可能有意识地保存它。再者，当我们判定档案的保存价值时，不仅要首先断定档案有无利用价值，而且要搞清楚其利用价值的大小，以确定合适的保管期限。“档案的保存价值，是与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紧密相关的一种价值形态，我们在鉴定工作中所讲的鉴定档案的“价值’实质上就是鉴定具体的保存价值”。（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也有人认为：“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主要着眼点，是挑选和确定哪些档案需要保存以及保存多长的时间。因此，鉴定档案价值，更确切地说，是鉴定档案的保存价值”。（注：陈兆＠①、和宝荣主编：《档案管理学基础》（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可见，档案的保存价值与档案的利用价值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档案的保存价值实际上指档案是否具有被保存的意义。“档案的保存价值在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的具体反映或形式，是以保存时间长短体现出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的保存价值也就是指档案具有利用价值的时间限度，保存价值的外在体现就是档案的保管期限”。（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总之，档案的利用价值与保存价值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述：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档案的保存价值的基础，保存价值是利用价值的时间限度，档案的保存价值包括利用价值和保管代价。
4.潜在价值与现实价值。
按照档案价值的存在状态或表现状态可将档案价值分为潜在价值和现实价值。档案的潜在价值是指档案处于“休眠”状态时的价值形态，此时的档案没有被纳入主体的活动范围，档案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这就是档案价值的隐含性。档案价值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毕竟不像档案实体那样具体。档案实体是档案价值的载体，档案价值是档案载体的灵魂。无论是档案的凭证价值还是档案的参考价值，平时都表现为潜在价值，只有被人们利用时，档案的潜在价值才能外现，即转化为现实价值。如一份合同，平时只是放在档案室或档案馆里，这时，它只具有潜在价值而不具有现实价值。
档案的现实价值相对于其潜在价值而言，是档案正在被利用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形态。由于档案被利用，从而对档案主体造成一定的效应（包括正效应和负效应），可以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所以说，此时的档案价值表现为现实价值。一份房产证为某起民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证据，维护了当事人的利益。这一过程使该房产证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
由上述可知，档案的潜在价值是我们从理论上认识的，档案的现实价值是我们从实践角度衡量的，从理论到实践，必然要经过利用档案的主体——人这一中介，档案利用主体是实现档案由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转化的决定性因素。
5.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
如果撇开具体的档案，把档案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档案价值表现为绝对价值形态。因为档案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别的不说，单从延续人类文明史这一角度来说，档案价值也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档案具有绝对价值。再者，从档案价值的客观性来说，档案价值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档案对于人的价值是绝对的。
“绝对”与“相对”是哲学上两个重要的范畴，两者不可分割。提到“绝对”，必然有“相对”与之对应。档案的相对价值是人们从微观上对档案价值进行认识的结果。从微观上看，有四条理由可以说明档案具有相对价值：其一，同一份档案对于不同的利用者具有不同质或同质不同量的价值；其二，同一份档案在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价值，如我国至今还保存的6件唐代档案，在当时来说，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珍贵；其三，同一份档案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具有不同的价值，如一个地区的土壤档案对于另一地区来说，可能就没有多少价值；其四，同一份档案在全宗内档案完整程度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价值，完整程度高时，其价值相对小，完整程度低时，其价值相对大。
6.自在价值与自为价值。
所谓档案的自在价值，是指客观存在的未必为人们认识实现的档案价值；所谓档案的自为价值，是指已被人们认识和发现的档案价值。档案价值是不依赖于档案价值认识和档案价值评价主体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对于档案价值和档案价值评价主体来说，一切档案价值都是自在的，都具有自在性。但是经过人们的实践、认识、评价以后，人们就可以观念地把握档案价值。譬如，“高龄”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直到迈斯耐尔提出“高龄档案应当受到尊重”原则之前，一直未得到人们的重视。档案的书法艺术价值、美学价值等在一开始也未被人们所认识，档案的这些价值就表现为自在价值。因为档案的这些价值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未被人们认识、发现和观念地把握而已。当人们正确地认识并在观念中把握档案价值时，档案的自在价值就转化为自为价值。档案的自为价值是其自在价值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档案自在价值的已知形态，是档案自在价值的近似反映。
档案的自在价值如果不被人们发现和认识，就可能永远是自在的，不能得到实现。档案的自在价值与自为价值的关系是存在与认识、被反映与反映的关系。档案的自在价值向自为价值的转化，是以档案利用主体实践、认识和评价活动为中介的。档案客体的自在价值是未知的、无限的，其中的某些自在价值转化为自为价值，并不等于说，档案客体就无自在价值了，相反，档案客体仍有其它自在价值需要人们去不断地认识和发现。档案价值不断地从自在形态转化为自为形态，再转化为潜在形态，最后到现实形态，档案价值就是始终处在这样的运动过程中。
7.正价值与负价值。
档案价值最终表现为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效应或功效，由此可知，档案价值应当包括正价值和负价值。所谓档案的正价值，就是指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正确的、积极的效应；所谓档案的负价值，是指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反向的、消极的效应。那么，档案价值如何表现为正价值、负价值呢？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我们知道，档案价值是通过人们的利用活动表现出来的。人们从事任何活动都有其特定目的，而且这种目的往往是由特定需要决定的。因为人们的需要形成人们的动机，动机又形成目的。可以说，人们利用档案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但这不等于说，“满足需要”就是档案价值。其实“满足需要”只是形成档案价值的一个必经环节，它不是档案价值的标志。档案价值的标志是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效应或功效。档案主体的需要是产生档案价值的出发点，没有档案主体需要，也不会产生档案价值。当档案主体的需要是正当的和健康的时候，那么，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效应就是正向的、积极的，档案价值就表现为正价值；档案主体的需要不正当、不健康时，档案客体对档案主体的效应就是反向的、消极的，档案价值就表现为负价值，即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档案只能产生反作用。用设备档案来维修机器，用历史档案进行学术研究，用城建档案进行城市规划与建设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满足档案主体的正当需要而利用档案；相反，为了沽名钓誉而篡改自己的人事档案，法庭作证提供假证据等等，这样的利用是为了满足一些人不正当的需求，档案价值必然表现为负价值。可见，决定档案价值正负的因素是档案主体需求的性质，
8.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提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其实就是指的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档案价值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所谓档案的眼前价值，就是指档案对于人们眼前或近期的生存、发展具有的功效；所谓档案的长远价值，是指档案对于人们将来的、长远的生存发展具有的功效。档案的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一般指档案的正价值，它们是按照档案功效的长短来划分的。档案功效的长短既与档案客体本身的特点有关，也会受到档案主体的档案意识的影响。
首先，档案功效的长短受档案客体本身特点的制约和影响，不同类型档案，其功效的长短自然不同。如一般而言，会计凭证的功效要短于会计报表的功效，机密档案的功效一般长于非密档案。不同内容的档案，其功效也不同。如一般的事务性通知只具有短期功效，而与其同一个立档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无疑具有长期功效；反映立档单位主要职能活动的档案，其功效相对长，反映立档单位次要职能活动的档案，其功效相对短。即内容重要的档案，其功效持续时间长，内容不太重要的档案，其功效持续时间较短。
其次，档案的功效也与档案主体的社会档案意识有密切关系。档案主体的档案意识，很大程度上是档案价值在档案主体头脑中的映象，即档案主体的档案价值意识。当然，档案主体的档案价值意识是建立在档案主体对档案客体及其属性价值的认识基础上的，但档案价值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档案主体的档案意识，档案价值意识强，档案意识就强；反之，档案价值意识弱，档案意识就弱。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对同一档案客体，具有不同档案意识的人，对于档案客体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也不一样。档案意识弱的人，可能只看到档案的短期功效，而档案意识强的人，既能看到档案的短期功效，又能预测档案的长期功效。档案意识的形成与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对档案作用的感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在1931年，就表现出其关于档案的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的思想。当年，他在党中央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上亲笔批示：“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种，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注：周雪恒主编：《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4页。）
档案的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是辩证统一的，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一般而言，档案的眼前价值是对于档案形成者的价值，或者说是档案的原始价值，它是档案长远价值的基础。没有档案的眼前价值就不会有档案的长远价值；档案的长远价值是对于包括档案形成者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体的价值，所以，档案的眼前价值服从于其长远价值。在鉴定档案价值时，立档单位的眼前利益应服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是首要的原则。档案的眼前价值，在扩大档案利用范围的条件下，就会转化为长远价值；档案的长远价值，在缩小档案利用范围的条件下，又转化为眼前价值。
如何处理档案的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的关系？应当从档案的长远价值着眼，从档案的眼前价值着手，既照顾到眼前价值，又充分地考虑到长远价值，从而使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互相促进。
自我意识的价值篇7
关键词：价值；价值根据；价值秩序；天人相与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5-0030-10
收稿日期：2011-12-28
作者简介：光（1956-），男，江苏沛县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甲：从国内和国外的哲学界来看，价值哲学的研究是在回应现代世俗价值观的过程中产生的，应具有分析、批判和纠正现代世俗价值观的能力。但就国内的情况而言，似乎并不那么理想。价值论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活跃，后来一直没有大的进展。我们应当怎样评估国内的价值论研究？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乙：我们知道，强调价值的主体性这样一种思想取向，从德国的新康德主义一直沿袭、发展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日本和苏联，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思想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而康德、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和实践观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更是中国学者们的主要资源。国内的价值论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把哲学从近代传统的认识论带入到价值论域，把单纯的“真假”问题进一步引向“好坏”问题，突出了人的主体的评价和选择，哲学这才谈得上进入人的现实生活。现在的问题在于这种价值论没有突破认识论框架，走不出人是“价值”的主体这一论域。世界是客体、有用物或欣赏对象，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这样一套说法，无法批判性地应对越来越世俗化、功利化的社会现实，和人们越来越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说人的价值在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回报，也不过是说这其实是双方的一种交换关系，所以，人们才会把“价值观”等同于“需要观”、“利益观”。在这种理论视域中，诸如人的“仁爱”、“尊严”、“自由”，天地自然的“生机”、“博大”、“神圣”，文化艺术的“丰富多彩”、“优雅隽永”等这些具有内在意义的、根本性的“价值”，都难以呈现出来。并且，囿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也无力深入到价值问题的根本所在和矛盾之中。比如，简单地认定“价值是客观的，评价是主观的”一类结论，就阻碍了价值论研究的深化，因为它不能解答人的“理想”、“爱”、“自由”和“幸福”等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价值还是评价这类问题。
甲；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指出：众所周知，价值（value）这个词本身来自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他们把价值理解为“效用”据以比较和交换的尺度。尼采把这个概念一般化了，用它来指一切与由意志产生的评价的对应词。意志创造着自己的评价，并表现为这种力量（权力意志的力量）的核心。从此以后，自由和价值的哲学，就变成了把价值的等级与意志不同强弱程度联系起来的哲学。尼采的价值论是非理性主义的，也是反西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主义的，但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意志主体论。现代价值哲学色彩各异，如有的偏重经验，有的偏重超验，但又不乏某种家族相似性，它们大都拥有“主体”和“主体性”这一组关键词，主张人是价值的主体或强调价值的主体性，将价值现象从属于主体性即人的自为的能力、需要和行动。那么，这是否不言而喻，天经地义？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海德格尔的批评。基于反对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海德格尔写道：“反对‘价值’的思并不主张人们认为是价值的一切东西——‘文化’、‘艺术’、‘科学’、‘人的尊严’、‘世界’与‘上帝’——都是无价值的。倒是现在终于需要来明见正是把一种东西标明为‘价值’这回事从如此被评价值的东西身上把它的尊严剥夺了。这意思就是说：通过把一种东西评为价值这回事，被评价值的东西只被容许作为为评价人而设的对象。但一种东西在其存在中所是的情形，并不罄于它是对象这回事中，如果这种对象性有价值的性质的话，那就完全没有罄于此中。一切评价之事，即便是积极地评价，也是一种主观化。一切评价都不让存在者：存在，而是评价行为只让存在者作它的行为的对象。要证明价值的客观性的这种特别的努力并不知道它自己在做什么。”显然，海德格尔并不一概地拒绝价值概念，他认为存在自身即有其价值，主体性并非价值的根据，所以，他依据非主体主义的价值观批评了主体主义的价值观。
乙：海德格尔反对站在人的主体立场上看待世界，要让世界自身，让存在通过此在绽出、呈现。关于价值问题，庄子也有一个批评，《庄子·秋水》中有：“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最后一句是说贵贱不依赖于你自己，而取决于你的作为是否合潮流顺时宜。主体性价值哲学的立场显然未曾超出庄子批评的“以物观之”。无论是否在功利价值之外承认善美等更高的价值形态，只要人们持一种以己为“主”以人为“客”的立场，就不可能超出功利的态度，如“真”自身似乎无价值，其价值在于转换成“有用”的知识或技术，这就以偏概全甚至因小失大了。在我们这里，有用或无用、用处的大小，更成为评判一切事物的准绳，这种“实用性”价值论连我们平常说的“无价之宝”都无法给出解答。所以，毋宁说价值是“作为问题”存在的。
甲：如同有正价值就有负价值，有价也是相对于无价而言的，甚至可以说其来自于无价。试想，我们与自己的父母、兄妹，首先是认知关系、功利关系吗？我们像打量一个陌生人那样以“客观”的眼光来看他们，以“评价”的眼光评估父母、兄妹对自己的“用处”吗？这是一个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啊！家庭内部的确存在着功利性，但更根本的东西，彼此的依赖、信任、亲情和帮助，能归结为功利性价值吗？推而广之，小到一个民族，大到人类社会，乃至包括人类的整个生态系统，从根本上也有一个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的属性。
乙：海德格尔和庄子的批评，既涉及对价值概念的界说，更关乎价值的语境和根据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主体性的价值论，却应当基于一种更为根本也更为广阔的视野，扬弃这种价值论。说到底，主体及其活动只能在社会和自然所提供的可能和境域中产生和展开，支持并制约着我们生命活动的关系与世界的秩序，其本身就具有价值意蕴，而不只是事实。如果我们的价值哲学，只能让我们围绕着自己的需要和事物的效用做文章，却无视那些根本的、前提性的东西，那么，价值哲学也就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哲学意义。价值论作为继哲学认识论之后的哲学新形态，要有能力涵盖和解释传统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乃至神学所处理的价值形态和价值现象，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到人类内部的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发现人类生存的各种可能性与可行性，洞察人性的复杂性及其弱点，理解和把握人的社会历史命运，继承和更新现有的文化符号世界。这才是现代价值论研究的宗旨所在。
甲：为了论说的方便，我们应当预设一个合理的价值定义，例如，一个与古人的“好”、“善”相通，与康德的“目的性”概念相合，而又不外于中国哲学思想所推崇的“天人相与”之“道”的价值界说。我先尝试性地给出这样一个界说：价值是体现着目的或规范的功能性存在，或者说是人和事物在趋向于目的或规范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功能。
乙：这还需要给出一些解释。
甲：是的。一般而言，目的是人的目的，如同规范是人所给出的规定、标准。人按照目的、规范去行动，才会不断提升行为的合理性，带来优良的秩序，并借以自我实现。而任何具体目的的提出、规范的制定，都要依据事情本身的内在逻辑和秩序，事情自身的这种内在逻辑和秩序，是根本性的目的或规范，用西方哲学的术语表示它属于“逻各斯”，用中国道家和儒家的术语表示，它则属于“天道”和“仁道”。所以，在逻辑与秩序的意义上，事物皆有其目的、规范并受其引导和节制。如果说事物是实体性、结构性的，那么，逻辑和秩序则是功能性的，功能总要依据某种实体或结构，如“好”、“善”总要通过好人好事或善人善行而存在，否则就成了柏拉图纯粹观念形态的“理念”。人当然始终有基于生命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有各种欲望，在认识和实践的意义上还有主体性，但从根本上说，人的生命活动及其自我意识是大自然的自觉形态，人要贯彻和体现的是自然生生不息、动态平衡的“天道”。中国儒家提出的“仁道”，是对这一天道的自觉转化。用现代的语言说，仁道就是对自由、公正与和谐的“爱与追求”，有了这样的爱与追求，人类才能在与自然建立良性关系的同时，获得长生久视、自我实现。
乙：任何定义都只有“索引”的意义，我们不妨由此索引进入到对天道和仁道的考察。从历史上看，人类最初正是从日月的运行和季节的更替，即自然秩序中领悟自己的行为和社会生活规则的。自然秩序既是事实性的存在，又具有内在的规律性、规范性，因为自然秩序是自然因素在互动中产生的有序性、和谐性和可持续性。自然之道，用老子的话说，“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不仅如此，“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第二十五章、第三十四章）大自然是人类最初的老师。从自然中产生出来的人类，在与自然有了一定的对象性关系，而又感觉自身直接由大自然所支持和制约时，就有了对自然秩序的崇敬和对他们自身关系的规范性要求，也就有了应然的价值意识，价值意识也是评价意识。人从混沌状态的无价值意识，到价值意识的萌生，接着就有利害、善恶、美丑等价值形态的区分和选择，价值也就成了人生的内在动力和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直接感受到的一般是具体对象的属性，即价值特殊的、相对的方面，而支持并制约着人及其生命活动的那些东西，人们却容易忽略，或以为它们只是一些客观条件。这样，价值的境遇性、公共性和世界性就很难进入人们的视野，甚至导致理论上对价值根据的忽视。
甲：这可以参照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对美、善的研究。苏格拉底不满意人们以一个人、一朵花来说明善、美，而不断地追问一般的美、善，要得出美与善的普遍的、最终的定义。后来人们知道以知识论的提问方式探究价值这类现象有问题，人与对象的认知关系可以得到知识，而善与美属于人与世界的生存性关系，它与人的信念、情感和意志的关系更加直接。然而，正是苏格拉底论辩式的提问，推动着人们不断地反思日常的评价和价值现象背后的根据，努力从一般和个别、经验与超验的关系中，去理解和把握美、善和其他价值形态的形式与内容，从而敞开人的伦理、审美甚至等精神和文化现象方面的矛盾，使人们对价值的研究从知识论转向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方法上来。从柏拉图基于灵肉对立的“善的理念”，到康德独立于一切经验和质料的“实践理性”的提出，不难发现，西方哲学的主流在人的伦理价值的探究中，长期奉行感性与理性、经验与超验的二元对立。康德十分警惕由于诉诸个人“禀好”而贬损德性的经验主义，他认为超越人的感觉经验的“实践理性”，才既有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又具有自然科学所没有的崇高性。然而，这一抽掉一切质料，从而抽掉人类愿望的客体的实践理性法则，难免陷入形式化。马克斯·舍勒批评康德白以为在纯粹的、普遍有效的人类理性本身之中找到的根源，实际上却只是属于普鲁士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的一个有限的民族伦理和国家伦理。凭借“情感直觉”，舍勒跳出康德纯形式的伦理学，提出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确立了由最高的神圣价值主导的价值谱系或者“爱的秩序”。其旨趣概括为一句话：“一切价值，也包括一切可能的实事价值，还有一切非人格的共同体和组织的价值，都隶属于人格价值，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人格，而是那个神相连而知晓着的、朝向爱中的世界并与精神世界和人类之整体凝聚一致地感受着的人格。”舍勒不推崇“共同体或善业世界”，而推崇个人的“人格价值”，这里既有人类价值追求的相通之处，又反映了他作为德国学者的基督教思想文化背景。
乙：舍勒曾说：不论我探究个人、历史时代、家庭、民族、国家或任一社会历史群体的内在本质，唯有当我把握其具体的价值评估、价值选取的系统，也就是他们的精神气质或性格时，我才算深入地了解了他们。我们对自己和其他民族的了解，也应当着眼于其价值取向和价值排序。舍勒关于价值的看法，基于其基督教的上帝之爱，主要从人生纵向的“灵肉”对立来把握，柏拉图主义的痕迹很明显。他最后提出的是“肉身的精神化和精神的肉身化”。其实，每个人的身心两重性既关乎天地自然，又密切地联系着物我关系和人己关系，这里面有纵有横、纵横交错，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视从天人两方面来理解和把握人生价值，也是天道之落实。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及其所形成的气质和性格的差异，不同的民族其文化和价值观也有明显的差异。现代各民族之间文化和价值观的对话和相互理解问题，变得更为迫切。
甲：现代解释学与现象学从人的意向性活动理解对象，更能让事物的意义呈现出来。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通过人的生存活动、语言活动对“真”或“真理”的解释，即真理是对遮蔽的不断地开显，就把真理与价值内在地联系起来了。真理何以为真理，人为什么认为这一论断是真理，那一论断却不是真理，从理解和接受的角度看，真理是在人们的生活场域中“呈现”或“绽放”出来的。可以说，自然科学的真理，在它被少数天才如爱因斯坦发现时就是真理，只不过作为有前提有条件的真理，也是相对的，也会被超越。语言符号的显与隐的双重功能，决定了任何真理之显现，都意味着某种我们还不了解的遮蔽的开显。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真理是“发现”，就其关涉着人为的技术条件和符号表达而言才是“发明”，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更多地联系着人自身的进步和规则的制定，因而更接近价值，更需要“发明创造”，但这又是依据自然和自身的可能性的发明创造，是事物本性及其内在逻辑的“呈现”和“开显”。人类的启蒙、解蔽就是真理的呈现或开显，所以，实践和历史自身就蕴涵着解释学与现象学的原则。
乙：形象地说，人和世界原来有如一个“黑箱”，它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你可以说它是可能性的渊薮，也可以说它是“无”。有人说老子的本体是“无”，我则认为是“有无相生”。《老子》第一章说得明白：“元，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故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这里的“有”与“无”，都是本体性的，从一方面说是“无”，如同黑箱，看不到具体规定、具体内容，从另一方面说又是“有”，因为万物都是它生育的。“道”呈现在感性的时间中就是有无相生、生死循环、生生不息。个体生命既本能地执著于自身的生命，又构成物种繁衍的环节，这里就有了个体与整体、有限与无限的矛盾，有了人以价值或评价意识对这一矛盾的体验和解决。人开始和动物一样，本能地执著于个体的存活与种类的繁衍，趋利避害、趋乐避苦，凭借在自然选择中形成的本能和后来萌发的意识，越来越能动地利用、了解并改变自然条件，为自己营造适宜的生存环境，人自身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心智不断地开发，经验和技能不断地增长，分工与合作变得越来越有成效，与此同时，人的心理和意识也越来越有了广阔的空间感和绵延的时间感，生物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变成了人的自觉目的，并以此为自己设定对象，指导自己的行为，协调他们的相互关系，最后分配和享用自己的活动成果。这样，人的活动的目的性越来越强、自由度越来越大、社会性也越来越高，上述“黑箱”就渐次被打开了。当然，它永远也不可能被完全打开，总有许多我们不了解然而又支持和制约着我们的东西。世界的存在、我们的生命存在本身就是最让人惊奇的谜。所以，在思想上，人一方面努力地向下、向后，试图寻根究底、追本溯源；另一方面，则努力地向上、向前，试图超越一切的限制而获得自主、自由。人生的问题、希望和信念都生发在这两个向度的努力之间。
甲：人所谓的价值问题也都是在这两个向度之间展开的。按照老子的观点，“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章）谈天论地，毕竟有谈论者，这就是人。人既为天地所生，又成为其中的一大，那么，天地生出人之后，是否就不再干预人的事情和命运了？人就完全自主自由了？天地自然生养万物而不自恃，所以诞生在其中的人类可以自主、自由。人有了意识就有了自由，用萨特的话说，人注定要自由、不得不自由，但是，这种似乎只是依赖于自己意识的自由，又无不受到外部环境和他人自由的作用和制约，所以，人会感受到种种的不适甚至痛苦。意识是什么，或意识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意识意味着生命本能形态的自身突破和变化。生命原来本能地执著于自身，现在以意识的形式肯定自己，但意识既意味着人的肉身的自我肯定，又意味着人的肉身的自我超越或否定，这就是“自由”，并且常常表现为“任性”。在本能状态下，人无所谓任性，但有了既表现着本能，又突破着本能的意识，人就可以强化、放纵自己的本能，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不管不顾，就成了任性。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就会由此发生冲突，原来的自然秩序被打破，如何建立新的秩序就成了问题，但它一定要建立。前面说的对自然秩序的仿效，成为人们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式，这在西方表现为依据自然和理性的所谓“自然法”。中国古代虽无这样的自然法，但同样尊崇自然秩序，并且在信仰中越来越融入了人的社会经验和理性。殷商信奉的上帝是自己的祖先神，殷纣王死到临头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人汲取了这个教训，产生了怀疑和忧患意识，提出了“敬德保民”的观念，把外在的对抗和改朝换代，转换为内在的自我警觉和规范，这才真正形成了《易经》所说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思想。至先秦老庄孔孟，则深入而明确地论述了“天人关系”。老子要人道效法天道，在他看来，那个取象于形下又指向形上的大道，是人“长生久视”的最终凭借，它自然而然，生生不息，动态平衡，周而复始，无为而无不为。用今人的话说，它是一切事实和一切价值的本体或根据。可见，人的自主自由，仍然处于自然的大道之中，人只有将自然之大道自觉地转化为自己的行动，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
乙：我插一句话，有意思的是，老庄的追求似乎相反。老子是追根究底于自然自在，《老子》第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其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人追溯、回归于那个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的自然之母，心境就会空明宁静，摆脱一切纷纷扰扰，不再受任何外在的强制。庄子也讲心斋、坐忘，但庄子心向往之的是像鲲鹏一样作逍遥游，扶摇直上九万里，甚至达到完全无待的自由境界。这两个向度貌似相反，其实相通。自在、自由，都是在自己、由自己。我们常说，某人活得很自在，即自如、自得其乐。但人要真正达到这种自在状态，却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它不但要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即从无为到有为的过程，而且又要能够驾驭自己分化开来的各种潜能，掌控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收放自如，从容淡定，无为而无不为。这种有思想文化内容的自在，就是人的自由。
甲：在先秦儒家那里，这种有内容的自由，是群体性、伦理性的自由，即体现为社会秩序和自我规范的自由。孔子将老庄所说的天道转化、落实为仁道，在他看来，西周已经有了“尊尊亲亲”的“礼乐”制度，它带来了社会的良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规范的人文价值秩序和政治组织秩序，春秋乱世把这个礼乐破坏了，所以，孔子的理想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为政》）但是，他又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所以，《论语》强调“仁者爱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指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后来更是致力于培养仁人君子，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等论点。孔子看重的虽然首先是人心的价值秩序，但这个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有着互为因果、相互转化的关系，根本环节是践行仁道的活动。《中庸》开篇即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性本乎天命，人也自然地依循其天性，但人的天性毕竟由于意识而生发多种可能，变得复杂，所以要根据仁道也是中和之道兴教化、讲修养，君子更要“戒慎”、“恐惧”，要“慎其独”。然后又接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以说，致中和就是努力地寻求天人、情理、人己、内外的“和合”。
乙：孔子的这些论述既本之于天人关系，又是针对人自身的问题而言的。这就要求我们正视自身，正视真实的社会历史，而不只是关于它的观念和理想。前面提到，人由于意识而有了“自由”，因而，他就既可以自由地“为善”，也可以自由地“为恶”，并且，人从自身出发区分的好坏、善恶，都是相对而言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般来说，人的第一天性无所谓善恶，但它蕴涵了这个可能，然后由于“意识”和社会生活形成第二天性，这个第二天性就有了善恶的问题，即善恶的二重性；同时也由于这意识而知善知恶，有了应当“何去何从”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是具体的，它要每个人根据具体情景给出具体回答，但有一个原则的答案，就是不管具体情况多么复杂，都应当秉持天地生物生人之“大德”，“参天地、赞化育”。儒家仁道就是对天道的人文转化，基本观点也可以说是天人本体论，它源于天地自然，又直接靠人的生命活动来体验、理解和践行。《传习录》中记载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给出人们共同生活的一种应然取向。当然，这种“应然”恰恰是针对人的问题而言的，是要人们自觉地警惕和反对“为恶去善”，努力扬善祛恶。世人往往既行善又作恶，有时甚至作恶多于行善，有的人则泯灭良知、无恶不作。如果对此无动于衷，到头来多数人都会受害，所以，人们不会任由恶行泛滥，相反，却会激起许多人打黑除恶的正义感，激起人们对理想生活的憧憬。阻止一个社会沦落所凭借的，归根到底是多数人的良知，是人的自我期许和理想。王阳明的四句教体现的是“心体”说，我认为“天人相与”、“天人之际”才是本体，天人相与也蕴涵着人与人的相与之道。换言之，天人、人人的自存与共存，就既是我们所肯定的本体，也是我们的信念所在；人的价值和价值观的分化与整合，人的文化和文明，都是从这一本体论中生发或开显出来的。天人相与、天人之际既是人的最大的价值所在，也是人的价值评价的最终根据。
甲：有人说，人们之所以遵守“不杀人、不抢劫”的戒律，是因为知道别人会反抗，别人也会杀自己、抢自己；如果别人不反抗，逆来顺受，人就会肆无忌惮地杀人抢劫了。这是否说明人的道德行为其实是出于认知理性，出于对自己被伤害的担心，而不是康德所讲的善良意志和你说的信念？虽然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能苟同。韩非子、马基雅维利早就提出人性恶的观点。人性无疑有恶的一面，从古至今一向如此，在历史转折、社会变革时期更是如此。原则地说，善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恶是善得以存在的条件并成为善的推动力，所以恶有积极的意义，如同人类猎杀其他生命以成就自己，经由生存竞争而提高生存能力。现代市场经济规则的建立，也离不开人们相互之间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恶性的竞争。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善是诸恶的妥协”。但是，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善与恶孰主孰次，应该是善为主恶为次吧？我们承认恶的作用，不就是因为它能够通向善吗？否则，我们还会给它一席之地吗？善本身就表征着人们可欲的生活，值得人们追求。认为恶是根本的，善是从属的，让人性恶遮蔽人性善，这在理论上难以说通，在实践上也难以行得通。既然人知道别人也是人，和自己一样，一方面，“己所欲施于人”，按照这一逻辑，“人所欲也施于己”，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人们只好克制自己并相互防范；另一方面呢，不是也可以得出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结论吗？前者体现的是做人的底线，后者则既是人对理想的追求，也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所以，从消极方面看，善是诸恶的妥协，从积极方面看，善是对恶的超越与扬弃。人有善有恶，善恶两重，不是单纯的性善或性恶，善恶的关系也不是半斤八两，善优越于恶，恶会刺激并转化为善。我们常说，人是“不打不相识”，是这样，但人通过包括误会、暴力在内的“打”，不仅会变聪明，而且还会悟出更高的道理，从而转换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取向，由消极转向积极，把“不得不然”的被动转向应然的、自觉的主动。人的共同生活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都需要这样，也推动着这样的变化。人只要意识到自己是“人”，想在社会上过一种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就必须努力地扬善祛恶。
乙：说得更彻底一点，我们的生存依赖于我们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经验和理性认识又总是有限的，所以人在面对每天都要遇到的世界的未知领域时，才需要信念，支持着人的信念的不仅有经验和理性，而且更有生命的情感和意志，它们之间形成张力。人们相信命运，既表明人生有“不得不然”的一面，也表明这种不得不然既是人生的必然性，也有其必要性，所以人的命运也是人的使命。人作为生物必须维护自存与种存，自存和种存构成人类生存的底线。但是，由于意识和有意识的行动，人的生存有了外在和内在双重向度，产生了文化和意义的问题。所以，“食”成为美食、“色”演为爱情；共同体还要求成员们相互帮助、相互关爱，甚至在特定情况下牺牲自己；而所有的人都要敢于回应自然的挑战、社会的竞争，积极地创新甚至冒险——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生存都充满变数和危险，这会暴露甚至诱发人性恶的一面，但人只有不回避这一点，才能培养出自主的意志，独立的人格，树立信念和理想，从而不断地反省和发现自己的问题并加以改变，使其逐渐变得聪明起来，也人道起来。这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主流，这个主流意味着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在世界上“活着”并越活越“好”，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各方面关系的和谐。在价值问题上，我们既要转换知识论的科学主义态度，也不能完全倒向一种无批判的、一厢情愿的“小人文主义”。所谓小人文主义，就是庄子在《逍遥游》里所批评的世俗的“人情”。老庄赞许的都是“大仁不仁”。
甲：前面我说，人的实践和历史自身就蕴涵着解释学与现象学的原则，所以，我主张以具有主体问性的“实践解释学”来理解和分析价值现象。实践本来是一个目的性鲜明，而又意蕴丰富的开放性概念，但在我们这里往往成为一种简单的、无须展开的遁词，所有的问题似乎纳入到“实践”就万事大吉了，而我宁可用“生命”、“自省”、“信念”与“创造”来表达，人是通过他们互动的生命活动及其后果，认识世界并体验自身的，包括对象的性质及其可能，人的天性、能力及其限度，还有善恶美丑的分辨，应该和不应该的判断等。因而，认识就是“知道”和“明理”；懂事了、明白了，人才能形成信念，设定“目的”，去“爱”，去“追求”应当爱、应当追求的东西，创造也是以此为动力的。我前面提到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亲情和理性态度，可以用“亲兄弟，明算账”这句俗话来表达，主体间性的实践解释学所要提示的就是这种活动的本体论性质和方法论功能，即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生命形态在世界中生成和觉悟的活动，也是人追求意义即创造和阐释文化的生活活动，它关联着人的个体和群体、先天和后天、发现和发明、现实和理想等方面，而不是简单或抽象的概念。
乙：可见，研究价值问题，人当然要从自己的活动、感受出发，但它首先要直面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人生天地间，而天地本无所谓人的价值或评价意识，也无所谓那些相对性的善恶美丑。《庄子·知北游》中讲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何言哉？天地通过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而展示自身的自然和神奇。有意识的人参与其间，首先要体现天地自然之道，但客观上的分化和竞争与主观上的自我认同，使得人类不能不进入基于物我之分、人己之别的价值分野之中，因而人也就难以尽窥“天地之大美”了。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这说得不只是美丑、善恶的相对性，更是说人自己推崇的“美”、“善”自身即有“丑”与“恶”，如同人的自我认同也意味着自我的分裂。因为人既认同于自己的整个生命，又有了身心、灵肉的二分；既认同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又与这个世界有了对象性关系。这在哲学上就表现为人与世界的本体论关系和作为它的一个方面的认识论关系。所以，不能首先在认识论框架中看意识，当“意识”的对象明确地指向这生命自身时，意识就成了自我意识，生命意识也就成了人的意识。“人”意味着他的自我称谓、自我命名，因而，人内在地通向“自我”，具有“我向性”或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来我属性”。人不再是生物的“种”，而成为自觉地创造着自己的符号和文化的“族”群，并指向在“人”的称谓或概念中已经蕴涵的普遍的“类”意识、类属性，人的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人的公共性的语言符号，在人与人之间形成共同的生活经验、情感与智慧的交流，并由此使人能够自觉地共同地开展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所以，它是一切社会性价值与评价的直接基础。没有意识和符号，人就不会有理想和信念，不会有价值观与价值评价，不会有道德规范和审美能力的提升，也不可能有整个文化意义世界的出现。人们的评价与意义感都直接发生于人的精神直觉和体验中，呈现在他们的意向性活动和语言中，人的意向不止是意识的意向，更是生命的全幅展开。例如，审美虽然不是反映对象客观的美，“美”或“不美”是人的直观感受，却必定与人的生命性状和精神追求相应。人的审美既有生物学前提，更离不开后天形成的生活旨趣、自由创造和欣赏的能力。人的美感既可以说是人的情感及审美图式与对象之间的同化或顺应关系，也可以说是人与特定对象或艺术符号之间的契合所带来的生命的共通感、欣悦感与自由感。因而，舍勒认为人的精神追求就是要达到普遍的绝对的本质，使上帝这一绝对本质与人的精神之爱融合在一起，用宋儒的话说，这就是人与天地万物的一体之仁。当然，这在现实中很难达到，族群之间的利益之争往往强化族群的自我中心意识，将“非我族类”视为异己的他者，甚至加以蔑视和敌视。由于利益和文化不同，至今各民族之间仍然充满着怀疑和误解，甚至动不动就诉诸武力，更不要说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了。可见，人有了自我意识，有了“我们”和“我”，一方面，人由此获得社会性规定和对自身与族群的认同；另一方面，也会产生分别心、自私心，强化排他性的争夺与占有，人的价值观也总有某种功利性、狭隘性，即使自己认为属于真善美的东西也难以超越个人的或群体的尺度。老庄批评的就是这个问题。但事情都是相反相成的，如传统共同体曾经是个人的保护伞，但它也是个人发展的局限；人只有在更大的平台和尺度上社会化，才能更有益于自己的个体化，形成自由而丰富的个性。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人的自我意识拓展到“类”意识，形成“类”属性，已不是什么抽象的理想，而是现实的需要了，也只有实现这一要求，才能“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甲：是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一个过程，人类思想文化上的进步也要通过多样化、多向性的看法、观点之间的争奇斗艳、竞长争高来实现，并且遵循社会的选择机制，优胜劣汰。各种价值形态，各种价值取向体现着人与世界全面的关系，我们应当努力使之保持必要的张力，既不任其冲突、分裂，也不抹杀它们的差异。善恶的基本关系前面已提到，我们不妨再具体地谈一下这个基本的价值问题。善恶既基于人的利害，也关涉人的自我意识、人性和理想。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无所谓善恶，那是本能，属于自然生物链，但它却为人的善恶之分提供了可能，因为当人有意识地猎杀其他生命时，已不再是纯粹的本能，而是对这种本能的有意的强化、放大，并且还有了一个被自己评价和选择的问题。原始人发现某个地方的猎物特别多，也较容易捕捉，就会特别兴奋；意识到留一部分猎物或把它们豢养起来对自己更有利，就慢慢地形成了畜牧业；自己养的宠物，有了感情，更是不忍伤害了。在人们定居下来，有了财产，并且高度依赖血缘共同体时，区分善恶的标准是共同体的利害，共同体通过劝诫、示范和奖惩，让成员树立道德意志，把他们的意识和行为取向提升到集体共有的层次，久而久之，形成风俗习惯，甚至形成一个价值谱系、价值的金字塔，人类也由此进入文明时期。在文明时期，一部分人可以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生产包括科学知识、道德规范和宗教教义在内的文化产品，负责知识传授、思想教化和心灵安顿。但也正是在文明时期，东西方历史上特别是基督教的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残酷的暴行，这些暴行往往是在善恶二元的信念下发生的，如以扬善祛恶的名义迫害异教徒、杀害所谓的女巫等等。但到头来，这种暴行同时也会伤害到施暴者自己，人们从中意识到，善恶的价值其实已经被颠倒了，善成了恶的帮凶。当人们把文明与野蛮、人性与兽性完全对立起来时，文明和人性却不期然地过渡到了它们的反面，这既是文明的悖论，也是人性的悖论！老子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人类文化的矛盾和悖论，在《老子》第十八章中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在他看来，人类走出自然成为人的过程，既是向上的过程，也是向下的过程，人类在获得某些东西时，也遗失了另一些很可宝贵的东西。现在人们批评西方的进步主义，应当说，基于理性的进步主义顺时而生，它推进了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首先是积极的。但是，它也有先天的缺陷，就是与人类文明的矛盾、对理性的相对性了解不够，因而对历史的认识失之简单和片面。理性、文明好像通体光明，有了理性，蒙昧、野蛮和黑暗似乎就一扫而光。西方从柏拉图开始就向往阳光、光明，但没有意识到物极必反，纯粹的光明也是纯粹的黑暗。意识不到这一点，人们越是自以为文明、高贵，就越是容易对他认定的野蛮、低贱的人作出非常野蛮和残酷的事情。正是对这一悖论及其严酷事实的反思，一种宽容和理性的意识才慢慢地在社会中形成。而宽容当然是对人们视为“异己”的、“恶”的东西的宽容。人类从过去对“异己”、对“恶的”仇视和不容忍，到后来的宽容和理解，这是人们在价值观上的巨大进步。这一进步意味着人们有了对自己的反省，开始超越基于传统共同体的“我们”和“我”的狭隘性，对陌生的、异己的他者有了同情和了解，也意识到人类的社会存在方式恰恰是由各种相反相成的因素构成的。我认为，西方的“自由”、儒家的“仁爱”，都蕴涵着宽容，并通过宽容联系起来。
乙：我们由人的实践和生活步入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历史总是一方面伴随着新旧交替，现代更是经历理性化的祛魅；另一方面，它既有些像“东逝水”又非一切“转头空”，因为历史毕竟是由人们活生生的生命活动和代际关系构成的，其中的悲欢离合、爱恨恩仇，总会在人们的意识和文化心理中积淀下来。历史中不乏价值毁灭的悲剧，价值哲学在显现价值毁灭的意义时，也应当给出深入的解答。所以，重要的在于历史的演化和场景的变换，能否转化为人的精神财富，转化为人的智慧，促进人性的丰富和提升，使人类内部、人与自然万物之间都能和平共处，而不是自己越来越乖张，越来越背离大自然。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意义，就是在人那里绽放出来的“存在”的意义、“存在”的可能性，而非个人一己之主观情愫。马克思说历史是人类史和自然史的统一，但由于现代性突出的是人的主体性，所以，历史越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变得越疏离、越紧张了。历史当然是人自身的展开和实现的过程，但它永远是在大自然的母体中进行的，是自然的可能性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儒家讲“人与天地参”，很对，人既然参与天地的化育，就总要适应天地的化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使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人的活动引起的历史变化既是“人”自己的变化，还应当是天地的好生之德、万物并育之道的体现。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人道应当越变越像人，越符合人的理念，人的生活也越变越让人感觉到醇厚、丰富、广阔，而不是越来越没味道，更不是狭隘化、恶化。这固然是人的愿望，但不是主观的一厢情愿，其根据就在于人的“应该”所依据的是自然的可能与自己的意志、理性和情感的整合所形成的信念，这里面既有人的理想，也包含了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境遇的体认。因而，我们所关注的人的情感，也应当是与理性构成张力的情感。在许多情况下，人是需要“狠”下心来对自己的柔情说“不”的，如同父母狠下心来让儿女到外面去吃苦，去闯荡。《战国策·触替说赵太后》中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里的情感是通向理性的，而理性是对人生“不得不然”，也就是对“必然性”同时也是“必要性”的把握。所以，老庄“不言情”甚至表现出“无情”。当代学者提出“情感本体论”，我则主张生存信念本体论，对“天人相与”的信念，或者说是对“天地人亲”的信念。因为在人类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中形成的文化心理，特别是信赖、信念更为基本。情感是人的生命本能和文化心理的重要属性与表现，但它不能代表人的生存整体，离开了信赖与希望，就不是属人的情感。
甲：历史的文明时代也是善恶价值谱系与社会的等级系统既密切联系又相互作用的时代，文明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的社会组织秩序。我们过去既重视“形上”的价值观念，也重视“形下”的功利价值，但却不重视价值系统、价值秩序，不重视研究社会组织系统自身的价值维度及其价值引导功能。在传统社会，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社会组织系统特别是政治组织系统垄断了主要的资源，一个人无论是为了实现政治抱负，还是个人的荣华富贵，都要进入这个系统并努力往上爬，所以，它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许多人的价值观、价值取向。传统社会的人们重视“忠诚”、“荣誉”，崇尚英雄气概，现代人看重“自由”、“平等、“公平”等价值，这些都与社会组织系统的性质有关。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的基本推动力量，是人们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只不过限于历史条件，以及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低下，少数人垄断了权力，多数人的自由就难以实现甚至被剥夺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每个人的权益，每个人的自由生活，才逐步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进步。
乙：现代性的人文价值谱系与社会组织秩序，都呈现出新的性质和面貌。传统的社会意识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世俗的多元文化，人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成为主客体关系或互为主客体的关系，但这也造成了社会价值的功利化、表浅化。现代人的价值观趋向多元化、相对化甚至滑向虚无化。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后发国家中，由于传统文化的危机和现代化进程的重重矛盾，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和迷乱，人类生存的意义和智慧面临着考验。每代人都制造着自身的问题，也唯有他们自己才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人类为自己制造的是什么问题呢？其实是人随着自己能力的发展和新的理想的提出，总是希望过“更好”生活的问题。人类所谓的“问题”，都既是相对于自己的“应当”和“期望”而言的，也是相对于社会文明程度而言的。为什么人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其实是因为人的要求更高了，实现的难度也更大了。比如，在传统社会，女性受男性的压迫或支配不是什么问题，现在就成了大问题；人类越是有“类”意识，就越会产生价值问题，即善、美、公平等问题。人们越来越希望有更大的自由度，同时有更高的平等，然而，自由与平等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就现代社会而言，每个人都有了独立性和一定的自由权利，但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竞争也会频繁化，社会管理的难度也会相应增加。当然，重要的问题是人类的那个越来越“高”、越来越“自由”的要求本身是否合理，所以，我前面才提到要倾听老子的教诲。
自我意识的价值篇8
【关键词】主体意识；价值判断；文科生；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对策
Liberalartsstudentsbodyawarenesstrainingbasedonthetheoryofconstructivism
LiuXiang—na
【abstract】withtheimplementationofthemaineducationstudentawarenessalsogetattention.Liberalartstalentneedtostrengthenthebodyawareness，torecognizetheself—subjectivityandthingstomakeauniquejudgment.Subjectiveconsciousnessthisnewdivision："i—mysenseoftherelationshipbetweenconsciousnessandi—theworld'srelationshipfactualjudgmentandvaluejudgmentissubjectiveconsciousnessculture.Butliberalartsstudentsandsciencestudentshaveadifferentemphasisonthesubjectiveconsciousnessculture，liberalartsstudentsshouldbemoreemphasisonthevaluejudgmentability，andbasedontheideologyofconstructivismcultureofliberalartsstudentsbodyawarenesscountermeasures.
【Keywords】Bodyawareness；Valuejudgment；Liberalartsstudents；postmodernism；Constructivism；Countermeasures
学校以学生主体理念，“主体教育”的实施也使“主体意识”成为了关注点。在现实中，高校“重理轻文”现象仍然存在，我们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文科生。培养这种文科人才要从主体意识开始，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进而能进行自我判断并能提出一些新观点。一般地，文科就是指人文社会科学，包含以人类社会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文科生主要就是从事这些学科研究学习的高校学生。
1.主体意识新界定“主体意识”的内涵有多种界定，简单来说，“主体意识就是人对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自觉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外部世界和人自身自觉认识和改造的意识”。[1]它是主体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表现，包括主体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自我意识指主体对于自身，社会及自然界有着自己的认识，对于事物有自己的判断与选择。对象意识指主体意识到发挥自己的能动对客观世界及主观世界进行改造，这样才能实现自身价值。[2]
个体存在于“自我世界”与“外部世界”之中，“自我世界”就是主体自身的内在世界；“外部世界”是主体所生活的社会及自然界。主体有主体意识，
也就是要在这两个世界中树立主体性观念。
基于这两个世界，我们可以对主体意识进行新界定，即：“我—我”关系意识和“我———世界”关系意识。“我—我”关系意识就是在“自我世界”树立主体观念，指主体对自身能力，地位和价值的认识，并有改造和完善自我的信念。“我—世界”关系意识是在“外部世界”中的主体观念，是主体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自然界的认识，而且将改造世界作为实现主体价值的目的。
认识是实践的基础，树立正确观念和认识才能改造世界并有所创造，因而培养主体意识首先要形成正确认识。一般地，我们将认识分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所谓事实判断，就是要原本地再现客观事实，清除以主体为转移的成分，清除主体的需要和干扰等，解决的是“是什么”的事实真理问题，获得“关于实际事情的知识“；而价值判断要以主体自身需要作为评价的依据，其内容自然不能排除主体，理所当然地以主体的需要为转移，解决的是“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取向问题，获得“应然性的知识”。[3]两者也相互联系，价值判断要以事实判断为基础，进而作出自己的选择；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手段。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能力是形成主体意识的基础与关键，只有主体能对自我和外部世界做出正确判断才能加强其主体意识。
自我意识的价值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意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047-03
中国价值哲学的序幕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序幕是同时开启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因此，我们可以说价值哲学的研究与现代化的推进有着内在联系，所以当下我们要研究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去探求发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深刻内涵，来更好地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价值问题是哲学中一个高层次的、全局的普遍问题。价值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实践中一个普遍的、基本的内容，具有重要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其中以价值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领域——价值论，也已像传统本体论、认识论一样，成为哲学基础的一个基本分支。所以哲学的发展和规律也就是价值论的产生和发展，价值论对一些问题研究的观点看法也直接地影响哲学对待某事物的态度。但我们研究价值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是由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从这里切入使得人们能够对哲学的本质以及传统的已经定型的认知模式进行一个对比和反思，并探究和创造出一套更加符合当前实践和认知水平的，更有助于人类发展的理论。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哲学一直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和社会意识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发展却是在一个不正常的政治理论氛围中成长和发展着。这种哲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旨，而且是用马克思所批判过的直观唯物主义思维去理解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之后，唯物主义和“对象决定主义”之间就被画上了一个等号，认识的对象决定认识的性质，一门学科的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决定这门学科的性质，人的活动的对象的规律决定人的活动的性质；这样一来，人就离开了唯物主义中主体的位置，不仅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了限制，人甚至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即使在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人也只是成为了其中实践的一个环节。导致这种主客颠倒的思维方式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当时人们把用来认知自然科学领域的所使用的方法当作是唯一合理的模式，把人与对象之间原本复杂的关系过度抽象得仅剩下单一的一种“理论关系”，把认识者假想成为一个与现实环境脱离了的、不受客观条件约束的、甚至毫无感情的单纯的“理论人”。近代的哲学研究都会犯这个错误，西方的研究也深受其影响。不过这里的问题却是，当西方学术界开始用价值论的视野对当时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加以批判和重新思考时，我们却在教条地巩固和加深这个错误。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价值论的兴起，使我们看到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层面，即客体对主体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和二者意义的层面；探究出了人作用于对象除了认识这一种关系以外，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实践与对象的关系，即对对象的评估和选择。能够成为人的活动实践对象的原因，首要的是它必须对人有意义并有其存在价值，也就是说这个对象在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它存在的意义、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人生活在两种世界，一个是一般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又存在于一个因为有了主客体价值而具有意义的价值世界。作为自然界主体的现实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以实践的方式改造自然，这一活动过程构成了感性世界的现实基础，并且也主宰着意义世界的存在与变动。这种以客体为基础的思维方法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但当处理所有的问题时，如果把它放大为一种唯一合理的思维方式，这无疑是不全面的并且无益的。
在价值论的研究过程中，基于上述错误的思维方式研究问题的弊端的显露，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哲学本质的新思考。哲学是作为世界观的一种观点一种理论的形态，并不是直接地去认识研究客观世界而下的结论，也不是对现有的知识的整理和归纳，它本质上是人类自我产生的一种意志，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对自己的思想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一些反思所产生的结果；但是它的产生固然要以人类自己的知识为基础背景，从一定的视角上来研究整个客观世界，但它不是用来揭示所谓的世界一般规律，而是要以一种辩证的方法，在人和世界、主体与客体辩证关系之间，以科学知识为背景，以人类实践的最新成果为基础，来揭示人类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发现的最普遍和最一般的规律，从而为人类自身在以后的活动中提出一般性原则，以及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来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人活动的基本原则，而规律和真理所揭示的只是物的尺度。人的实践活动作为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既要尊重对象的客观规律，又要以对象对人的价值为目的，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依归。因此，就像实践范畴一样，价值虽然只是有了人之后才产生，但它同样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即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意义。
所以当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加以研究有巨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一、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研究
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是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将人类与自然界密切地结合起来，为价值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车轮不断前进和发展的系统理论科学，本文结合现实的环境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中被遗忘、被扭曲的东西重新梳理，以科学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结合，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拓展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研究范围，发展人的生态价值，同时也是对西方环境哲学研究的一个回应。
二、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马克思认为，“人类是对象化的类存在物，人类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自然界通过劳动这种人类实践的根本形式和原初形式，“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自然界进化的同时人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人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是大自然演化的结果，他的产生是一种价值的实现，即人的本质发生着对象化的变化。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不断地通过实践去改造自然的同时，自然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自然无情地制造着灾难的同时又孕育着世间的万物。人类表现为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以实践的方式改造自然。实践是有目的的改造自然的活动，是社会化的活动，实践的对象包括自然世界，人与人以及其自身意识。自然界进化的同时人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人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是大自然演化的结果，他的产生是一种价值的实现，即人的本质发生着对象化的变化。自从人类开始认识自然以来，二者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人的发展使得自然自身去改变去适应，自然的演化又促使人们去更深刻的去认识自然，去不断实现、创造人的新价值和自然的新价值。
三、有助于指导解决现实问题，加强价值观教育，拓宽价值观教育视野，实现思想解放
价值观的形成源于实践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是对现实的价值运动状况的反映，会随着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价值观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同时又积极地反作用于后者。
如果我们仍不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环境继续遭到破坏，随之一同而来的只有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的继续恶化；各种资源浪费导致能源供应紧张，使得经济发展滞缓、矛盾尖锐，更无从谈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了。所以，我们必须运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前提下，指导实践，解决棘手的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党离不开强调价值观的教育，特别是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各种问题不断涌现出来。当今，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才能对人们的活动起到约束、限制或激发、鼓励的作用。我们更应该立足于广大干部群众的现实价值观念和思想觉悟的实际水平，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层次、结构作深入的研究，用研究出来的成果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我们的最终理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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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的价值篇10
［关键词］人生价值观个人主义意识理性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9－0051－02
人生价值观是人们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以及怎样实现人生价值等问题的根本看法。青年的人生价值观是青年社会行为的源泉和动力，是青年成长的方向问题。作为跨世纪的一代青年，他们将成为世纪的中坚力量，其人生价值观上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具有重要的历史内涵及影响。当代青年是担负和决定社会未来的群体，而青年时期是一个人人生价值观和个体自我意识形成的时期。当代青年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凸现出很多与以往不同的特征。
一、当代青年人生价值观个人主义的体现及特征
（一）人生价值观传统和独特兼有
在当今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人生价值赖以生存的客观基础正在动摇，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与价值尺度面临着一个重新选择和建立以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观念也发生着变化。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观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其独特的一面。一方面，大部分年轻人同意“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认同“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同意“奉献与索取应该是平等的”，他们也希望能够早些担当起责任，学会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但另一方面，在遇到涉及个人价值和利益关系时，当代青年往往表现出利己的价值观，他们更加注重个人利益、满足个人欲望。传统的价值观中“温、良、恭、俭、让”等价值观和道德已经被个性自由所取代，更注重自我感觉。
（二）人生价值观生活化
首先是消费价值观方面，年轻人的精神消费领域流行“快餐文化”。在消费习惯方面，越来越多有时代感，并更加具有社会意义，成为文明的尺度。在消费模式方面，他们更注重个人偏好，不会在乎其他群体怎么看。在大众传媒方面，因特网以强大的信息资源和高度自由的传递对青年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将网络当做一个与外界交流的重要通道，喜欢在网络上发帖、灌水、点评时事要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在阅读内容方面，政治、哲学书籍的阅读率较低，名人传记和充满生活情调的品味人生的书籍却往往很受关注，当代青年无论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还是消费方式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其次，职业选择方面注重工作与兴趣结合。当下青年择业的最高目标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当代青年的择业以人本化为核心取向，他们比较注重个人利益和欲望满足，在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时，“能力”和“知识”则成为主要标准。在择业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并不仅仅看福利待遇的多少，而注重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结合，不是以社会的评价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惟一尺度，个体内心的快乐达到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认同。工作已不再停留在谋生手段的初级阶段，而进入到了寻求发展的更高阶段。注重开发自己的潜能、实现自身价值，已经成为支配青年择业的重要因素。
第三，在人生幸福和理想方面，“事业”和“家庭”并重是多数青年的选择。在当代青年的人生理想中，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已被置于同等地位，事业和家庭是人的幸福感的主要来源，青年们从过去片面重社会评价、重信义、重名节而转变为具有较强独立意识、自我意识的一代，他们更看重社会提供的机遇和自身的情感；女性从过去明显的依赖性、依从型转变为追求独立人格、追求平等权力的新形象。高扬自我是对传统社会压抑主体意识的反动，“自我”“人性”中的积极性、自主性、主体性不言而喻值得倡导。
（三）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导致文化结构呈现多元化，青年面临的是多种价值观的碰撞，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和相对性，他们的思想变得具有跳跃性和不稳定特征。社会现实的变化如上大学不再是成功的惟一途径，“韩寒”的成名和追随者显然开辟了这一时代的年轻人对于自我价值实现的另一条通道。尤其是全球化和现代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实现梦想的可能，他们打破了传统的价值体系，逐渐通过各种方式确立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感。
二、对当代青年人生价值观的个人主义意识的分析
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个人主义意识要正确地给以定位和评价。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试图从以下两个角度分析青年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
（一）当代青年的生活态度正在形成并趋于理性化
生活态度是一种对生活的解释，它随不同的人格而异。青年对人性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以及对快乐和痛苦、成功和失败等等的认识，是对自己的评价、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以及对生活方式的选择。青年心理活动的独特性，并呈现出日渐求实的理性化个人主义意识。传统的价值观中“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价值观和道德已经被个性自由所取代，追求自我实现。表现在人生态度上是“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地接受现实的驱使又不跟现实“较劲”，求生存成为青年的一种理性的选择。当代青年价值观的日渐求实的理性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述世界青年的价值观的特征。价值观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青年都具有怀揣梦想和面对现实的双重特征，但在现代化大潮的到来，却使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一直在扩大，这种矛盾还在日益突出。青年们一方面憧憬满满，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却感到迷茫。青年的价值标准表现得更为世俗，他们“理解和接受任何现实的或现存的东西”，甚至包括很多不合理的社会和生活现象，表现出一种消极取向。
（二）价值观行为上的独特表现：“边缘主义”
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中国青年在求知、求职、婚恋、消费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变化，价值观念也必然发生变化。他们既不是完全以为社会贡献来考虑自我价值取向，也不是完全脱离社会市场需要，而是结合两者，同时兼顾个人与社会发展，但基础是个人发展。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现在高速发展的社会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青年用原来学到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比如在市场经济中，利益经常成为人与人建立关系的基础。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传统的教育体系一直抽象地教育学生，忽视了把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因此当这些离开学校的年轻人遇到新问题时，就会把原有的道理忘在一边。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多元化、个性化，体现自我追求，他们常处于欲望与情绪的边缘状态，他们在行为方式上，力求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求平衡，在求实与享受生活之中求合理，他们选择逃避现实，沉迷于网络空间，追求享乐生活，但这种逃避无法彻底，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边缘主义”价值观。
（三）当代青年价值观个人主义的评判及对策思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东西方文化出现交融，青年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凸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当代青年价值观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性的全面发展和人文价值的失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使广大青年从空洞的口号中走出，认识到政治盲从的严重后果；改革开放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则令他们放弃了对激进个人主义的幻想，也深刻了解抽象集体主义的弊端。邓小平理论逐步深入人心，对青年自身政治理想的确立起到重要指导作用。这种变化说是一种积极适应社会的变化，它调动了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青年的行为取向，促使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但也使一部分青年将现实利益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理想和人文精神失落。
这需要我们以发挥青年积极性为前提，加强教育实践环节，选取体验感强、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帮助青年走向社会，正确认识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在参与实践中通过自己的思考、分析及鉴别能力，寓思想教育于实践氛围中，使青年在个人与社会互动中寻求和谐统一。要丰富思想教育的载体，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和信息网络技术，加大思想教育宣传力度，增强教育的感染力。
第二，道德意识提高和道德行为消极。当代青年普遍认识到道德在凝聚国家力量方面的重要性，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人格健全的人。但是，面对各种社会思潮、信息爆炸和形形的道德评判标准，许多青年难以清楚地辨别是非与美丑，茫然不知所措，而世俗化的生活又给他们提供了各种欲求与渴望，因此现实生活中滋长了某些不健康的道德意识，出现了一些道德失控的现象。近年来青年中损人利己、吸毒等犯罪现象增多，青年道德消极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全社会发动起来，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把握青年价值观变动的特点和规律，引导青年健康成长。要全面掌握青年的心理特点，积极引导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教育，同时改变以理论灌输为主的思想教育模式，进一步探索新的有效形式，加强实践教育环节，使青年在个人与社会互动中寻求和谐统一。要丰富思想教育的载体，加大思想教育的信息量和宣传力度，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三、结语
“关注青年就是关注未来，拥有青年也就拥有未来”。青年期是个体发展的重要时期，个体在这一时期往往面临许多来自内外部的压力。我国的巨大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变革给青年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它给青年带来价值追求新境界的同时，也给青年带来了不容忽视的价值观负面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促进青年主体意识成熟的同时，也诱发了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意识的滋生和膨胀；实践方式的变革推动了青年发展，求知观念的更新的同时，却淡化了他们的集体观念和国家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引起青年个性追求丰富化的同时，又使一些人产生享乐主义和消费上的盲目攀比的意识；在全方位对外开放进一步实现的条件下，青年在开阔眼界、增长全球意识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因此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促进青年健康的积极发展，促进青年价值观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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