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和经济的关系篇1
关键词：经济；科技；协调发展；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3-00-01
一、经济与科技协调发展的基本含义
所谓经济与科技协调发展指的是通过建立经济与科技之间的合理关系，使经济与科技相互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现阶段，科技的发展应该超前于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发挥先导作用。经济与科技协调发展的基本含义则是：（1）经济发展支撑科技进步。（2）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3）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起先导作用。（4）经济发展水平应该与科技发展水平相当，若是差异过大，无法体现经济与科技之间的协调性。
经济与科技的协调发展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系统的内部协调。（2）经济发展促进科技系统的内部协调。（3）经济与科技运行协调。具体表现在：经济水平和科技的投入相协调、经济科技外部协调。经济水平和科技的投入相协调指对科技的投入总量、对科技的拨款、全社会范围内的科技贷款以及技术引进用款等占总量份额在一个适宜的水平上。经济科技外部协调指的是科技成果的应用率提高、反映物质投资与智力投资平衡的指标在一个适宜的水平上，科技综合实力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正相关度提高等。
二、经济与科技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功能要求
（1）描述功能。通过评价指标体系能够较为全面、深刻且客观地动态反映经济与科技各个领域的现状，既能够反映经济系统、科技系统各自内部因素间的对比关系，又能够反映经济与科技两者之间的关系。
（2）解释功能。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要既能够测量出经济与科技两者之间协调的成都，而且还应该有能够帮助判断协调原因的指标。
（3）预测功能。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拥有能够利用近一段时间内历史、现状指标的动态变化特点，预测未来经济、科技各自的发展趋势和协调趋势，从而制定相应的对策。
（4）预警功能。预警功能是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最重要的功能。能够通过研究经济与科技的协调发展规律，分析出影响经济与科技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和相应的数量关系，制定适应的指标阈值，将其作为经济与科技严重失调的数量界限。若是靠近或超出这一界限，能够及实地发出预警。
三、经济与科技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
（一）R&D投入额和R&D强度指标
科技进步需要人力、物力投入以及资金投入，现阶段资金投入对科技进步起到的作用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R&D投入水平通常采用R&D投入额和R&D强度两个指标来表征。R&D投入额，指的是一国对R&D的投入总量，计算方法为：
R&D投入额=R&D经费内部支出+R&D经费外部支出-企业以外的单位资金投入本企业、委托本企业进行R&D活动的R&D经费支出额
或：R&D投入额=企业进行R&D活动的R&D资金支出额+企业R&D资金外部支出
R&D投入额指标能够反映科技投入的纵向变化，但不能反映经济发展与科技投入的相关性。
而R&D强度指的是R&D经费占GDp的比重，能够较好地反映经济发展与科技投入的相关性。R&D强度低则表示科技投入量不足，经济缺乏对科技的支撑力度。横向比较R&D强度，能够清楚地看出经济发展对科技的支撑程度。
（二）索洛：技术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用增长速度计算科技进步对产值的增长速度的贡献，他提出的计算公式是：
y=a+αk+βl
上式中，y是产出增长速度，k是资金增长速度，l是劳动者人数增长速度，a是技术进步速度，α和β分别是劳动和资金产出弹性系数。
进一步分析可得出科技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即：产出增长的贡献率=技术进步速度比上产出增长速度。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在索洛公式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增长的来源，一是来自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变化，二是来自投入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提出了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计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大于要素投入量的贡献，那么经济增长模式属于集约型，否则为粗放型。
（三）R&D弹性指数
科技投入快速增长，并且科技的发展超前于经济的发展是当今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映这一特征的重要标志是一定时期内，R&D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快，用R&D弹性指数来描述这种关系，R&D对GDp的增长弹性大于1，则表示科技的投入增长适当超前于GDp的增长，这是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普通状况。
（四）位差
位差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位置科技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能够说明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水平在区域内所处的位置是否相当。经济综合指标可以用GDp总量或者人均GDp，技术综合指标可以用科技发展R&D投入额和R&D强度等指标，计算出的位差越小，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协调程度越高。
四、经济与科技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
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为3级，一级指标是经济科技协调程度指标，二级指标包括科技内部协调指标、经济科技外部协调指标以及经济内部协调指标三个指标。三级指标是反映经济、科技内部协调的子指标和反映经济与科技外部协调的子指标。
科技内部协调的评价指标包括科技投入结构、科技人员结构、科技成果数量和成果等三个方面的指标，如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投资比、科技人员各个等级职称的人员比例、技术出口额等。经济科技外部协调的评价指标从经济水平与科技投入水平的协调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与科技运行的协调性三个方面来看，有科技成果应用率、Gnp增长率等。经济内部协调的评价指标则可以从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地区布局等多个方面来看，有恩格尔系数、各地GDp等等。
五、小结
综上所述，经济与科技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按照经济与科技协调程度、内部协调、子系统等来分为3级，每一级都有对应的具体的评价指标。笔者认为可以从科技投入的强度、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R&D弹性指数、位差等四个方面来评价一个区域内经济与科技的协调程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析预测未来可能的趋势，以此为依据来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战略。
参考文献：
[1]孙喜杰.科技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指数规律分析：兼论科技规模“指数增长”佯谬[J].科学研究，2012（06）
科技和经济的关系篇2
【关键词】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科技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科技创新与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紧密结合，是解决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发展慢问题，提升冀中南地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项关键措施。目前国内外科技创新迅猛，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有效支撑着经济的增长。然而，河北冀中南经济区的经济增长却不尽如人意，最大的瓶颈是科学技术落后，创新力度不够。因此，科技进步和创新成为促进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战略快速实施的关键。
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有利于河北实现经济外向外循环式发展，打造经济发展的新的战略支撑点，促使河北摆脱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培育经济区发展的新的产业增长点，推动经济区经济协调发展，提升河北整体竞争力，进而带动河北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于河北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科技创新的评价方法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经济数学模型法，二是指标体系法。河北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综合评价，既要从整体上对经济区的科技创新状况做出综合评价，又要从选取指标的不同侧面反映相对水平，因此选用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二、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指标体系的构建
1、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是指标选取及指标之间结构关系的确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应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主要是从评价的目的和原则出发，考虑评价指标的充分性、可行性、稳定性、必要性等因素。定量研究则是通过一系列检验，使指标体系更加科学和合理的过程。因此，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指标的初选过程和指标的完善过程。指标体系的初选方法有综合法和分析法两类。综合法是指对已经存在的一些指标按一定的标准进行聚类，使之体系化的一种构造指标体系的方法。分析法是指将度量对象和度量目标划分为若干部分、侧面（即子系统），并逐步细分（即形成各级子系统及功能模块），直到每一部分和侧面都可以用具体的统计指标来描述、实现。科学的指标体系是获得正确的统计分析结论的前提条件。而初选后的指标未必是科学的，因此必须对初选的指标体系进行科学性测试。可行性是指指标的数值能否获得，那些无法或很难取得准确资料的指标，或者即使能够取得等费用很高的指标，都是不可行的。正确性是指指标的计算方法、计算范围及计算内容应该正确。
2、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评价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套明确的量化指标，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关系到评价结果可信度的关键因素。构建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指标体系应遵循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层次性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指标体系必须遵循经济规律，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确立的指标必须是能够通过观察、测试、评议等方式得出明确结论的定性或定量指标，因此，必须以科学态度选取指标，把握科学发展规律，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以便真实有效作出评价。
（2）系统性原则。“系统性”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坚持全局意识、整体观念，指标体系要综合地反映经济区资源环境系统中各子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强度和方向等各方面的内容，是一个受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系统的量。
（3）综合性原则。任何整体都是由一些要素为特定目的综合而成，在设计体系时应综合平衡各要素，要考虑周全、统筹兼顾，通过多参数、多标准、多尺度分析、衡量，从整体的联系出发，注重多因素的综合性分析，求得一个最佳的综合效果。
（4）层次性原则。层次性是指指标体系自身的多重性，评价体系也应具有层次性，能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反映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指标体系应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尽可能体现层次分明，充分落实分层次评价原则，消除指标间的相容性，保证指标体系的全面性、科学性。
3、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指标体系的内容。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指标体系是对河北省的科技创新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与研究的依据和标准，是综合反映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效率、科技创新产出、科技创新影响力不同属性的指标按隶属关系、层次关系原则组成的有序的动态系统，五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只有当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同时具有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效率、科技创新产出、科技创新影响力时，其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根据对前面所论述的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指标体系的结构框架理解，并结合河北省地域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对河北省经济结构评价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选取河北省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为基本数据来源，根据科学性和可行性统一、全面性和代表性统一、可比性和公平性统一的原则，选择与环境有关并且能够反映经济区特点和区际差异的23个指标进行分析，提出了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指标体系。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指标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整个指标体系为二阶层矿架结构，其基本内容包括五个模块，二十三个子项：第一阶层即一级指标，由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效率、科技创新产出和科技创新影响力构成。第二阶层即二级指标共23个，分为人均GDp、大学入学率、企业赋税、信息化指数（上述四个指标为反映科技创新环境的指标）；研发人员总数、每千人研发人员数、R&D经费、R&D经费占GDp比重（反映科技创新资源的指标）；每千研究开发人员专利授权数、每百万元R&D经费产生的专利授权数、每千研究开发人员科学论文数、每百万元R&D经费产生的科学论文数、每百万元R&D经费产生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劳动生产率（反映科技创新效率的指标）；三方专利总数、专利和许可证收入、三大机构检索论文总数、论文引用数、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反映科技创新产出的指标）；诺贝尔获奖人数、知名品牌、知名大学、知名企业（反映科技创新影响力的指标）（见表1）。
三、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指标评价方法
1、权重的确定。确定权重的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观赋权法，一类是客观赋权法。另外还有一种综合赋权法，它是在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的基础上，将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进行综合的赋权方法。本文根据多级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无量纲化后，再结合河北省实际，采用通过主观权重、客观权重以及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分别计算权重。
2、指标无量纲化。指标序列有正向和负向之分，正向指标是指指标数值大小与效果呈正相关，越大其效果越好，而负向指标则相反。无量纲化的变化关系也因此有所区别。
对于某一指标序列值xi（k），令：
3、运用动态分析法可以对不同时段的科技创新状况经济纵深比较，将本期科技进步发展情况与前期对比，进行总体对比，找到河北省冀中南经济区经济发展的优点和弱点，科技进步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扬长避短，学习先进经济，为政府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推进科技进步提出对策和建议。
（注：本文属2012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民生调研专项成果：积极推进冀中南经济区建设的对策建议，课题编号：201201137。）
【参考文献】
[1]刘宾：河北省农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与政策导向研究[D].河北农业大学，2006.
[2]刘秀兰：河北省冀中南经济隆起带发展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09（2）.
[3]刘树、田英法：河北省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方法研究[J].中国软科学，1999（9）.
[4]陈兰杰：河北省R&D投入结构分析[J].中国统计，2011（9）.
[5]马荣贵：动态双向经济区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模型的构建[J].山东社会科学，2011（8）.
科技和经济的关系篇3
关键词：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科技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8-0156-02
一、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理论概况
1 国外对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
关于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研究较多，自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经过多层面研究取得多项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技术发展决定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技术内生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知识生产与经济增长；政府在技术影响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索洛模型表明，当经济达到均衡时，资本和总产出的增长率将等于劳动力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之和，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率都等于知识增长率，表明了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索洛之后的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沿着两个方向拓展：一个方向主要是由罗默开创的，就是考虑一个专门的知识生产部门，增加对该部门的投入会增加知识产出，最终导致物质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从而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另一个方向是对资本概念的拓展，即引入人力资：本的因素，这样即使不考虑外生知识增长率的不同，也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这一方向的开创性工作首先是由卢卡斯进行的。独立的知识生产部门也好，人力资本也好，其发挥作用的形式必然是科技的进步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实际上证明了科技进步在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2 国内对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研究
(1)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研究。主要集中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际验证研究和国际或地区间比较研究。国内学者在这一方面也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如史清琪等把计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法进行了归纳，提出了相应的几个主要指标，并从理论上作了一些初步探讨。周勇、李廉水等探讨了“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概念与内涵，提出科技支持经济的发展是指科技资源超过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并且能够满足经济增长“量”与“质”的需要、满足各类产业发展的需要和满足后发国家跨越发展的需要。李建平等系统地阐述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科技进步又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尤其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更是与日俱增。
(2)科技政策对策性研究。探讨了科技创新政策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比较分析。主要集中于：科技政策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地区、行业科技创新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在农业科技创新政策领域的研究；关于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科技政策研究；科技创新政策分析、借鉴和评估的研究。此外。一些政府领导的报告和政府规划也对该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和尝试。
二、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内涵解析
1 加强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研究的必要性
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其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不断突破人类传统认识的极限，引发新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导致众多跨学科领域的诞生，预示着科学技术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时代；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缩短，造就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特别是在一些新兴领域，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突破，带动整体科技竞争力的跃升；科学理论超前发展，引领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向；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人类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演进，科学技术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 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内涵
通过对国际经济社会的历史考察，对现阶段国际经济环境的客观分析和对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目标的透视，我们对现阶段提出“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新命题的背景有了深刻的认识。据此，我们认为，“科技支撑经济发展”是在当前国际竞争聚焦于科技竞争，中国处于经济增长关键时期，人口与环境资源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又面临全面小康和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战略任务的背景下提出的。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要重视基础性研究，更要注重科学技术的经济可用性和经济适用性，这是科技强国的关键。经济可用性要求科技知识的创新要面对市场需求，经济适用性要求科技知识的创新要多层次。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必须从依靠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向依靠科技创新的发展模式转变，必须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道路中的基础性、引导性和全局性的战略作用。
三、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体系构成与要素分析
1 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体系构成
(1)科技运行体系。科技运行体系，是一个由科技投入、科技活动和科技产出组成的有机系统，具体地讲，即是一个由科技资源投入，经过科技主体运作，形成符合产业需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技产品产出的有机系统。其中，科技资源是科技运行体系的物质基础，包括科技人力资源、科技财力资源、科技物力资源和科技信息资源等；科技主体是从事科技活动的实体组织，是科技活动的实施者和承担者，包括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产出是科技运行体系的产出成果，包括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科学理论和技术。
(2)科技支持体系。科技能力强弱与科技资源投入数量和科技活动主体运行效率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科技资源投入数量越大，科技活动主体运行效率越高，科技能力越强。因此，增强科技能力，既需要加大科技资源投入，又需要优化科技活动主体运行效率，更需要外界力量的有力支持，即加强科技支持体系建设。科技支持体系是科技支持主体对科技活动主体进行支持的行为的集合，包括其组织构成及相互联系。其中，科技支持主体是保证科技活动正常运行的实体组织，包括政府、市场、中介组织、社会团体等，它们共同作用于科技活动主体，为科技活动主体提供支持和服务，以促进科技支持能力水平和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2 科技支撑体系构成要素分析
科技和经济的关系篇4
关键词:科学技术;教育;经济;共同发展
1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关系
所谓科学技术，就是“科学”与“技术”。“科学”是一个理解世界系统知识的理论体系。“技术”是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过程。“教育”是一种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实践活动，教育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未来有重要的影响，更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大家的素质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现在科学技术已成为许多生产要素的核心因素，科学技术提高了社会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教育者的观念，它还影响着受过教育的人的内容、方法和数量。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因为教育是科学技术再生产最有效的形式，是我们所知道或听到的大量的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创造，都是在大学里完成的，大学是高等教育是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也可以说教育培养了大批的科学家和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壮大了科学技术发展人才的队伍，教育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教育的普及程度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成果在社会中的吸收和应用，教育的实施培养了人们的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所以科学技术想要更快更好地发展，就必须要依靠教育，只有教育不断进步发展，科学技术才能不断进步发展，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发展。
2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2．1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呈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的大趋势。经济发展为科技进步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是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撑;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二者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全面的、整体的、综合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对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提出了新要求，促使着科学技术更快的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产业的调整，改善了生产关系，促使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两者互相协调，最终达到一个良性循环。
2．2科学技术与经济转型
在当今社会，经济支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经济竞争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具体的体现就是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比重迅速上升，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渐减小。众所周知，科技进步是形成产业分工的基础，产业结构的每一次重大变化或调整，都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当科技进步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使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就会使整个产业体系发生革命，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急剧的变化。所以说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要素的变革，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但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着经济形式发生变化，比如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生物经济、知识经济等等，这些新形式的出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此促进着经济的发展。事实上，由于科技进步与经济的增长存在相互作用，科技成果的会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与增长，而经济又会反作用影响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这样科学技术的进步便可以在科技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继续发展。
3小结
在这个阶段，大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科技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简单来说，科学技术就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以经济提供的物质作为基础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没有经济的支撑科学技术也是没有办法很好地发展的。所以说，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应该是相互依存的，相互依赖的，处理两者关系对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非常重要。
4科技与教育、经济的关系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日益密切，然而无论是医学方面、航空航天方面、还是生物工程等等方面的显著发展，都在显示出人才的重要性。那么人才的培养就要依靠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关键是要依靠科学技术。只有教育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才能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然而，经济为教育和科学技术提供了物质基础。教育、科技、经济三大领域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核心和动力，我们想要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要统筹好三者的关系，努力提高教育水平和质量，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鄢晓．新兴教育技术之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张力［J］．中国高教研究，2017，(11):65－70．
［2］孟宪平．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科学技术力量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7，(06):14－21．
科技和经济的关系篇5
关键词：区域；科技投入；经济增长；回归分析
一、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标准，我国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域。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和辽宁；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和黑龙江；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东部经济发达，中部人口密集，西部地域广阔，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特点，我国应因地制宜提出发展对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在1995年，我国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我国的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科技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样，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者相互存进，共同推动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我国不同区域的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步伐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影响了我国科技与经济和谐发展的局面，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通过收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然后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最后针对各个区域提出适合各地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
科技拥有着改变世界的力量，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也起着毋庸置疑的作用。针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持续吸引着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在国外，这一研究起源于新古典学派的增长经济学，以索洛（1957）[1]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索洛剩余”，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背后有科技进步因素的推动，大大推进了生产函数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和卢卡斯[2]为代表的一批新经济理论经济学家突破性地将技术进步作为系统的内生变量，认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资本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有效地避免，推出了技术进步可以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此后，格里利切斯（1986）[3]通过研究1957―1977年间大约1000家美国最大制造企业的数据，发现科技投入尤其是R&D的投入对于生产力的提高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接着格里利切斯、依顿等人对R&D支出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以及R&D支出几乎可以解释50%的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差异，又一次证明了R&D投入对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此外，Guellec（2001）[4]还对不同类型的R&D投入对生产率增长的长期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
国外的研究发现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论证了这一点。我国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省域研究、区域研究以及全社会研究。针对各省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多，比如陈理飞、夏建伟（2009）[5]对江苏省的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进行动态分析；乔朋华、郑继兴（2010）[6]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黑龙江省的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区域研究方面陈义华、董玉成（2003）[7]对东西部的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关系做出了比较；还有朱春奎、米传民（2004）[8]从区域经济角度分析了武汉、江苏等地区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影响。全社会方面的相关研究也有许多，许治（2007）[9]检验了我国1991到2005年政府公共R&D不同方式对经济的影响，发现政府公共R&D与经济增长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沈渊（2009）[10]对我国2005年31个地区的科技投入效率进行了计算和评价；卢方圆（2011）[11]的研究表明R&D人员投入效果比R&D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更加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近十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包括31个地区的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进行比较和分析，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探寻出其中的规律并比较出最为有效的区域，并针对各个区域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三、基本数据及描述性分析
（一）基本数据。关于科技投入的指标有很多，包括科技活动人员、R&D人员、科研投入经费、R&D投入经费等，基于本文研究的是从2004年至2013年我国三大区域的科技投入情况，而2008年后我国不再统计各地方的科技活动人员和科技投入经费，因此我们选择R&D人员和R&D投入经费这两个指标来对我国的科技投入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对于各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我们通过各区域的GDp值来表示。本文所选取的这三个统计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及比较。由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包含的省市数量不同，直接其各自R&D人员、R&D经费投入和GDp值进行比较并没有实际意义，因此我们将各指标转换成有实际意义的指标，包括R&D人员全时当量占总人口的比例，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和人均实际GDp，具体计算数据见表1和表2。
表1代表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自2004年至今这十年来科技投入的变化过程，表二代表了其各自的经济发展情况，根据上表的统计情况，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从2004年至2013年，我国东西中部的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都在逐渐上涨，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呈同方向变动。
从科技投入方面看，无论是R&D人员，还是R&D经费支出，都是我国东部地区更胜一筹。从2004年至2013年，三大区域R&D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是在逐渐上升的，这代表近年来各区域对科技人才都越来越重视，其中东部科研人才占总人口的比重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另外，三大区域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反映了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能够反映出各区域对科研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以看出东部仍然是处于领先地位，在2004年至2007年，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而在2008年至2013年，西部地区被中部地区反超，科研经费支出成为三大区域的最后一名。
从经济增长方面看，从2004年至2013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实际GDp都是在逐渐增长的，说明我国的经济正处于不断繁荣发展的局面。另外，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其人均GDp远远超过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明显。近十年，和全国的人均GDp比较来看，只有东部地区超过了全国平均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落后于国家平均线，其中中部地区稍好于西部地区
四、我国东西中部三大经济区域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
（一）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的相关性分析。根据搜集的原始数据，我们用统计软件SpSS17.0来计算出GDp值与R&D人员、R&D经费支出的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其中GDp与R&D人员之间的相对关联系数记为δ1，GDp与R&D经费支出之间的相对关联系数记为δ2，统计分析出的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诸要素之间的相对关联度见表3。
由表3可知，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GDp值与R&D人员、R&D经费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其中东部地区的GDp值与R&D人员投入比其与R&D经费支出之间存在着更加显著的相关性，中部地区的GDp值对R&D人员与R&D经费支出的相关性相同，而西部地区的GDp值对R&D经费支出存在更加显著的相关。由于三大区域的相关系数都较高，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二）回归模型的建立。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因此R&D人员作为科技人员投入，R&D经费支出作为科技资本投入，二者共同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在此用RDR代表R&D人员，RDJ代表R&D经费支出，我们可以建立出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来衡量GDp值与科技投入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模型可以表示为：GDp=C1+C2RDR+C3RDJ，其中Ci为常数，C2、C3为系数。然后我们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做线性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三）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的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表4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R值和调整过后的R？值都较大，说明回归方程有很好的拟合优度，F值明显较大，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较显著，选择R&D人员与R&D经费支出来解释GDp是有意义的。t检验可以检验出各个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根据各个系数的t值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R&D人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而R&D经费支出却不太显著；中部地区的R&D人员与R&D经费支出对于经济增长都有一定的影响，显著性却不强；西部地区的R&D经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而R&D人员却不太显著。这一结论还可以通过标准化后的系数相互映证，其中东部地区标准化后的系数为1.010和-0.012，中部地区为0.523和0.474，西部地区为0.164和0.834，标准化后的系数主要反映R&D人员与R&D经费支出分别对GDp的影响程度，由此分析可以得到与前面相同的结论。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根据描述性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科技投入与经济都呈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这说明各区域都开始注重科技的力量，通过科技的增长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我国东部地区无论是科技投入还是经济发展，都远远超过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且只有东部地区的GDp在国家平均经济水平之上，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发展都有待增强。自2008年以来，西部地区的科研经费支出被中部地区反超，而中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始终领先于西部地区，说明西部地区科研经费的投入步伐需加快，才能更快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节奏。
根据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R&D人员与R&D经费支出与GDp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本文所研究的科技投入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意义的。三个区域具有不同的地理特征与经济情况，针对不同的科技投入，影响和制约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也不同。对于东部地区，R&D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对于中部地区，R&D人员与R&D经费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有相似程度的影响，而对于西部地区，R&D经费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二）建议。由于东部地区占据优越的地理优势，又受早期政策的影响，其经济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而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来说，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缺乏充足的科技资源投入就是其中之一。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应该立足未来，加大科技投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两个区域的科技力量与经济状况并肩发展
在科技投入的诸多要素之中各个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对于不同区域来说是不相同的，应该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到效率的最大化。对于东部地区，应该加大R&D人员的投入，科技人才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大。对于中部地区，R&D人员与R&D经费支出二者对于经济增长有相似的重要性，那就需要合理分配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科技人才与科技经费的投入缺一不可。对于西部地区，则应该加强R&D经费的投入，有力的资金支持才是经济快步发展的保障。只要各个区域合理地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相信经济的快步发展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SolowR.technicalchangeandtheaggregateproductionfunction[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57，39（3）：312-320.
[2]Romer.endogenoustechnologicalchange[J].Journalofpoliticalandeconomy，1990，98（5）：71-102.
[3]Z.Griliches，F.Lichtenberg.inter-industrytechnologyFlowsandproductivityGrowth：aReexamination[J].ReviewofeconomicsStudies，1984，（86）：81―83.
[4]Guellec.R&Dandproductivitygrowth：paneldataanalysisof16oeCDcountries[J].oeCDeconomicStudies，2001，33（2）：103-126.
[5]陈理飞，夏建伟.江苏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9（05）：35-37.
[6]乔朋华，郑继兴.黑龙江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22）：55-57.
[7]陈义华，董玉成.东西部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联关系比较[J].重庆大学学报，2003（12）：84-87.
[8]米传民，刘思峰，杨菊.江苏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研究[J].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1）：34-36.
[9]许治，周寄中.政府公共R&D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协整的实证分析[J].科研管理，2007（4）：60-66.
科技和经济的关系篇6
l研究方法、变蕞选取和数据处理
1．1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时间序列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问的关系进行分析，所采用的主要计量方法：(1)首先，采用aDF方法对农业科技资源即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技术人员、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业经济增长四个时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确实其单整阶数。(2)其次，如果aDF检验结果表明四个序列具有同阶肇整性，利用e—G两步法来检验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3)在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条件下，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二者之i．日J的短期动态关系。(4)最后，利用Grange因果关系检验来考察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1．2变量选取
1，农业科技资源。农业科技资源是农业科技人力资源、农业科技财力资源、农业科技物力资源及农业科技信息资源要素的总和，是由农业科技资源各要素及其子要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系统。本文中的农业科技资源的度量主要由农业技术人员(H)、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RD)、农业机械总动力(肘)来体现。
农业技术人员：指从事农业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以及从事农业专业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农业科技人员数量最能代表农村科技人力资源的状况。
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研究与开发机构的R&D活动增强了我国农业领域的竞争能力，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对促进我国农村科技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状况则更能真实地体现科技活动经费的实际投入与使用状况。因此，选择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指标来代表农村科技财力资源。
农业机械总动力：主要指用于农、林、牧、渔业的各种动力机械的动力总和，一定程度反映了农业科技物力资源的水平。
2．农业经济增长(y)：该指标用农业总产值来表示，即农林牧渔总产值(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农林牧渔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成果，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代表性。
1．3数据来源与处理
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数据分别来自1990—2008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对于个别指标所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了修补。
由于对数变换并不影响原始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而且对数变换往往可以消除异方差现象，所以对农林牧渔总产值、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等4个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可得到对数变换后的新变量记为LnY、LnRD、LnH和Lnm。
分析软件采用的是eviews5．1。
2实证分析结果
如果直接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有可能出现“谬误回归”的情况，导致不可靠的推论，并且只有当变量序列都为同阶单整序列时才可进行协整分析，所以在协整分析前，有必要先检验LnH、Lnm、LnRD和LnY四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2．1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常用的方法是DF检验以及它的扩展形式aDF检验，后者带有变量滞后项，以消除自相关的影响。研究采用aDF方法对变量原始序列、一阶差分序列和二阶差分序列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见表1)，原始序列LnY、LnH、Lnm、LnRD在10％的显著水平下，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跟的假设，因此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序列aLnH、aLnm、aLnRD、aLnY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非平稳的，而aLnRD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非平稳的。但二阶差分后的变量a2LnH、a2Lnm、a2LnRD和a2LnY在l％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是平稳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LnH—i(2)、Lnm—i(2)、LnRD—i(2)和LnY—l(2)，均为二阶单整序列。
2．2协整检验与协整方程
上述单位根检验表明变量LnY、LnH、Lnm、LnRD都是二阶单整变量，所以可以进行协整分析以验证LnY与LnH、Lnm、LnRD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的方法，目前主流的方法有两种：(engle—Granger)e—G两步检验法和Johansen检验法。
本研究首先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序列有确实性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只有截距项，滞后阶数为1，得出检验结果(见表2)。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均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LnY、LnH、Lnm、Ln肋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其次，将农业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农业科技资源作为解释变量运用普通最dx_-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得到如下回归方程：LnY=一11．733+2．743×LnH一1．279×Lnm+1．0915×Ln兄D(1)t值=(一6．43)(5．41)(一2．89)(5．52)R2=0．9766F=209．2018Dw=1．006根据各统计量的精确显著性水平，可知各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高度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0．9766，调整后的拟合优度R2=o．972，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很好，且F统计值为209．2018，模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令e表示上述回归模型残差，根据e=LnY+11．73298552—2．742980416×Ln日+1．279462888×Lnm—1．095938477×LnRD得出残差序列，并对残差稳定性进行检验。表4为e的aDF检验结果，由于aDF统计量为一3．叭l794，小于显著性水平0．01时的临界值一2．728252，可认为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1，进而再次验证序列LnY和LnH、Lnm、LnRD具有协整关系，式l即为协整方程。#p#分页标题#e#
由式(1)可以看到：在样本期内，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弹性分别为2．74、1．09和一1．28，且高度显著，其经济含义为：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每增加1％，则农业总产值分别增加2．74％、1．09％，这充分说明农业科技人力资源与农业科技财力资源投入的增加会有力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农业发展的弹性为一1．28，说明农业机械的利用效率不高，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即农机总动力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显著的负值，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笔者认为在当时农业机械化程度非常低且主要集中在某几个省份的状况下，将农机总动力引入模型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偏差，结果很可能使得农业科技人力资源与农业科技经费投入的效果被高估了，故该模型有待进一步改进。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Ⅱr能是因为农业机械分布不均衡，地块细碎化、土地类型差异导致不适宜机械化而且使用机械成本过高。
2．3误差修正模型通过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无法得知这些变量偏离它们共同的随机趋势时的调整速度，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的目的在于研究因变量在短期波动中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
根据Grange表述定理(Grangerrepresentationtheory)：如果变量X与Y是协整的，则它们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总能由一个误差修正模型表述。误差修正模型既能反映不同的时间序列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又能反映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修正的机制。
通过上述的JJ协整检验，我们得出四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对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其短期动态均衡情况，增强结果的可信度。下面利用e—c两步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aLnY=2．317×aLnH一0．066×aLnm+0．542×aLnRD一0．595×e(一1)(2)t值=(2．892)(一0．116)(3．119)(一3．257)R2=o．512，Dw=1．080．aiC=一4．060，Loglikelihood=40．54。
式(2)各t统计值均在5％水平上显著，F统计量显著，Lm检验也表明不存在自相关，模型整体效果比较好。
误差项的系数为负数，说明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当短期偏离均衡时，将会以59．5％的幅度被调整到均衡状态。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的短期产出弹性分别为2．32、0．54和一0．07，即短期内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增加1％，农业经济增长分别为2．32％、0．54％，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使农业经济产值变动一0．07％。通过长期与短期弹性的对比发现，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其促使农业经济发展的效果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农业机械的短期产出弹性大于长期弹性，即农业机械的功能在短期内就可以体现出来。
2．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和Sims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可确定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Granger和Sims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法的基本思想如下：如果变量x有助于预测变量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原因；否则，称为非Grange原因。同时，Granger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则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都是无效的。Grange检验结果见表5，表中的第一列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零假设，第_-歹ul数据为F统计量的数值，第三列的数据为F统计量在零假设成立时的概率显著性水平，第四列为滞后阶数。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本文采用aiC最小原则来确定滞后阶数。
在10％显著性水平下，我们认为农业技术人员(LnH)是农业经济增长(LnY)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业经济增长(LnY)不是农业技术人员(LnH)投入变动的影响因素，二者之间存在着单向Grange因果关系，农业技术人员(LnH)投入的提高或降低必然引起农业经济发展(LnY)水平的提高或降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第三、第四个原假设，即农业机械总动力(Lnm)与农业经济发展(LnY)呈双向Grange因果关系；同理，在5％显著性水平下，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LnRD)是农业经济发展(LnY)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姜涛(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9。，而农业经济发展则不是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Grange原因，也一定程度反映我国农业科研投入机制还存在深层次问题。3结论与建议本文选取了能够代表农业科技资源投入的关键变量，展开了农业研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经济学的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如以下结论：(1)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序列与农业科技资源序列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即LnH—i(2)、Lnm—i(2)、LnRD—i(2)和LnY—i(2)。
(2)农业经济增长序列与农业科技资源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
(3)农业经济增长序列与农业科技资源序列之间也存在短期动态关系，误差修正方程的误差修正系数均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农业科技资源对短期偏离均衡的调整力度为59．5％。
(4)Grange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存在从农业R&D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技术人员到农业经济发展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反向关系得不到实证支持。但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
针对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证结果，我们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注重农业经济运行中的增长质量和效益，即实现农业的粗放型(外延型)增长向集约型(内涵型)经济增长转变。具体建议如：(1)合理配置农业科技资源并高效利用。农业科技资源开发利用不够的原因主要是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真正对农业生产发展有用的科技成果缺失¨…。同时，应充分发挥科技在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支撑作用¨“，着力对水、土、气和生物资源节约与合理利用，农业污染防治、生态恢复与重建、外来入侵生物风险评估与防治等关键技术进行科技攻关，逐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并为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持。
(2)构建农业R&D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虽然近几年政府加大农业投入力度，但各级地方政府的农业科技投入的短期行为比较明显，且仍沿袭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以致农业科技投入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力度不大，持续性不强，导致农业经济发展缓慢。从长远看，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将会产生持续的正向拉动作用，因此，我国在采用农业科技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上，应采取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p#分页标题#e#
科技和经济的关系篇7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科教兴国政府财政科技教育
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一、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是现代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解决科技、教育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换言之，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所需资源的供给责任，这决定于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属性。从公共财政原理上讲，由于科技、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所需投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有效提供，即无法通过市场来完全有效解决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物质基础问题。因此，政府从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据有关专家估计，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至少有2/3是由于广泛采用了新的科技成果的结果。这一数字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在宏观上，科技对于经济增长有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微观领域，科技能够给投资于科技的各微观主体带来巨额的利益。这似乎已经表明，市场能够有效地解决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然而进一步地分析却不难发现，虽然私人部门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仍然是推动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虽然科学技术可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巨额的物质财富，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群体活动，在科技发展中的许多领域，私人部门往往不愿意参与或缺乏足够的投资积极性，从而需要政府财政扮演主要“角色”。这突出表现在:其一，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由于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研究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科学作为前提，应用科学研究就难以为继。因而基础科学研究是一国科技发展的“基石”。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无法直接转化为商品，可以说是一项很难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工作。因而其发展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只能由政府财政来提供。其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应用科研项目，其往往是建立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之上，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不但其开发周期长，需要巨额的投资，而且投资风险较大。私人部门往往因考虑投资回报率和投资风险而不愿意涉足于此，因此，对于这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缺乏政府在财政与政策上的有力支持，私人部门虽有一定的积极性，也难于保证能有足够的投人。
第二，科学技术是一项智力活动成果，不仅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特性，而且科技进步对公共物品和半公共物品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如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就成为了当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与其成本往往难于直接对称起来;而且，从产权角度上讲，科学技术成果的产权很容易受到侵犯。如果某个人通过学习或其它途径获得了同样的知识，他也同样会得到一样的技术和生产出同样的产品。发展科技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优化这一外部环境的所需资金，只能由政府财政来解决。因此，无论是从提高科学研究工作效率，还是从保护科技成果的产权方面来看，政府财政也是一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财政更是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现有的理论研究已经证明，一方面，虽然教育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从而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这种“人力资本”的支出进行资助有利于改善社会公平。
不仅如此，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政府财政作为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除了改善公平和解决其外部效应外，还主要表现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公共需要。因为，第一，现代社会已经开始进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掌握和创新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国民素质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教育所提供的利益虽然可以内生化和私人化，但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教育已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一种个人需要，已经成为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需的一种基本公共需要。从而使得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成为了政府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第二，更进一步讲，从科技进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方面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的;而科学研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是以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为前提条件的，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教育。这就是说，科技与教育是相互依存、相辅相存的。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必将带来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必备条件和其是否进人知识经济社会的基本衡量标志。因此，政府财政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科技、教育:现代社会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政府财政发展史已经证明，政府财政总是根植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乃至财政制度安排和财政收支结构都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已经先后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目前正向知识经济时展。与此相适应，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而变化。
1、科技、教育将成为现代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
自7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开始变成现实。今天的世界，知识经济扑面而来，人类社会正经历着自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来的第三次巨大转型。
世界的竞争已经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调整政府财政经济发展思路，将振兴政府财政的思路建立在发展科技与教育的基础之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因为，这种从后工业社会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是一种明显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型经济，这种区别突出表现在产业支柱的变化方面。与以农业或工业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其资源配置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其生产是以将高科技作为其资源依托的高技术产业为支柱;其消费是以高技术产品和通过信息产生的新知识为主。现代经济的这一发展趋势的财政意义在于:从财政收人方面来看，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必将催生高新技术与高新产品，这些高新技术和高新产品又会构筑“新型行业”和“支柱产业”，从而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供充足的财源。因而，建立起强大的系统化、高新化、高效化的科学研究体系，以保持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现代政府财政良性循环的必然选择。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由于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的获得，是以加大对人的知识化投资，加快对人的知识化和以管理制度为主的科学研究环境建设为前提的。因此，发展多结构、多层次、多形式、多方面、多阶段和多功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培养出一大批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和管理有方的管理者，营造出一个科技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就是现代政府财政以科技、教育为主要依托的重要表现。这就如同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社会的政府财政是建立在农业和工业经济基础之上一样，现代政府财政也必然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其主要依托。
2、将科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已为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发展经验所证明
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证明，科学技术和教育是现代社会发展经济和健全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虽然我国的科技、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走的仍然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甚至滥用的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而不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为基础来实现财政经济发展目标的。在时期，还出现了轻视知识、排斥科技的严重破坏科技教育的现象。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建设既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加大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投资为中心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力度和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结果是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经济运行中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很大，从而使我国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十分重视发展科技、教育，而且通过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发展新兴产业。这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强了后劲，也为财政收人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巧%，新产品税利已占工业税利的10%。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每年新增财政收人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新兴产业和新产品开发所提供的税收占较大比重。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政府财政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在世纪交替时期要完成由尚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任务，使政府财政摆脱目前的困境局面，其基本途径就只能是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总之，我国财政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政府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振兴政府财政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据原电子工业部估计，在代表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之一的电子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方面，我国的集成电路的水平与世界水平相差15年，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技术出口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低;在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及受教育水平上，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该年龄组的比重，现阶段约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高出我国10—20倍，美国达到80%，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30%，目前我国每万人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巧0余人，而美国1988年就有200多人，日本1987年为700多人，联邦德国1987年为400多人;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我国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仍然较低。
这些差距一方面说明我国通过发展科技、教育来促进财政经济的振兴尚有较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它同时也说明了，我国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目标、完成振兴政府财政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如何发展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以达到振兴政府财政的目的，从财政角度来看，主要要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
科技和经济的关系篇8
［关键词］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经济发展
在面对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以及经济全球化挑战时，我们必须抓住机遇，进行科技战略创新，促进技术进步，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是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来实现的，而科技创新的关键，则是制度创新。
一、科技创新是新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
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从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总趋势来看，高新技术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国际经济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知识与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而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所以科技创新已成为实施科技兴企战略的基础内容。
1.科技创新代表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随着科技迅猛发展，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日趋紧密结合，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思想和行为方式，以科技的发展带动经济的繁荣和企业的振兴正在成为国家和企业发展战略的轴心。
2.科技创新是企业创建国际化大公司的必然要求。国际大企业大多在使用先进科技和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上具有优势。随着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上应用的加快，今后的世界商战将更加直接地表现在先进科技的开发和应用上，体现在科技创新的力度和实效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积极引进国外企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进体制、科技和管理创新，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同一些世界著名企业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其中科技创新和应用能力不足是主要表现。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型企业，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企之路，在科技创新上有大作为，要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使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促进企业发展，推动经济发展。
3.科技创新是企业自身发展的根本动力。科技创新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提高企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增加经济增长点的主要手段。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对于企业来说，能否把新的科技成果与生产经营实践紧密结合，结合的速度和质量如何，也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市场经济将一改过去那种资源、资本总量和增量决定模式，更加强调创新的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只有不断创新，企业才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但是，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科学技术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以及大规模应用，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则不能?在同一国家里，为什么一些企业科技创新如火如荼并成果显著，而在另一些企业里则不能?这促使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即制度创新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
二、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紧密联系
1.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关系。1912年，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schumter)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将“创新”概念引入经济学。他的概括揭示了创新所包含的两种类型：科技创新和制度（组织）创新。对于这两者的关系，经济学家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阿里斯坚持“技术决定论”。他认为，制度对科技创新只有阻碍作用，资本主义制度对科技创新不具有任何积极的作用。而拉坦认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虽然互相影响，但一方不能决定另一方，二者是互不决定的，即主张“互不决定论”。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是制度创新决定科技创新，即“制度决定论”。他指出，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科技创新不过是制度创新的结果或者说派生物。正是由于制度的创新，才有了科技的创新、教育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从而才会有经济的增长。
实际上，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是一个交互决定的动态演进过程。动态的科技进步是制度得以变革的首要力量，制度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得以变迁；而创新后的制度又反过来给科技进步以决定性的推动，促使其飞速向前发展。
2.制度创新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为经济主体实现科技创新提供有效激励，使经济主体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与收益相联系。其次，为科技创新提供约束，为经济主体在科技创新中实现合作创造条件。再次，通过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抑制“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提供稳定的预期等而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技术进步。最后，可以协调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减少由于不协调而带来的成本费用，使科学技术产业化，并促进经济发展。
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现存的制度成为科技创新的阻碍或不适应科技创新的要求时，制度创新便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了。良好的制度安排通过减少科技创新活动中的外部性，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和减弱不确定性来增加创新者的预期收益，鼓励创新活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制度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生产力中内在的自发力量的推动。
例如专利制度，它能保护发明人对新成果在一定时期内的排他独占权，持续地激发人们进行发明创造的热情。美国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研究认为，如果没有专利保护，60%的药品不能被研究出来，65%不能被利用；化学发明有38%不会被研究出来，有30%不会被利用。可以这样说，没有制度的保护和支持，就没有今天如此高的科技水平。
目前，由于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要求我国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必须进行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第九届北京科博会“2006中国经济高峰会”上指出，国际经验和中国已有的经验表明，仅仅有科技创新而没有体制、组织和政策的创新，科技创新很难推进，甚至是寸步难行。
三、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几个途径
1.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首先，要建立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机制。这里，明确政府和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关系十分重要。要区分政府和企业的职责与分工，政府应引导企业制定并实施有效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并完善宏观科技创新体系的激励机制的建设，努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在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的同时，还要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从而保证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
其次,处理好国家科研机构与大学、企业之间的关系。第一，在科研上,国家科研机构必须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开展定向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而大学更适宜于从事自由的科学前沿探索,促进以学科深入为主的科学发展。第二，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是技术创新投入与行为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在技术创新领域不发挥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应与社会生产要素紧密结合,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和需求为导向,走社会化之路,实现规模产业化。
最后，应该为企业科技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以促进科技创新的良好发展。二是完善科技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与引领作用,发挥大学的基础作用和生力军作用,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和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其中关键的是要鼓励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中介服务系统。三是政府应给予政策引导、服务与支持，形成全社会崇尚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
2.建立并不断完善创新型企业科研机构管理模式。在我国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同时，还应加大力度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科研机构管理机制，并根据实际中的具体发展状况不断将其同步完善。第一，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重大战略高技术研究的投入力度，重点支持对提高国家竞争力有直接影响的重大项目，加大支持由科学家自由选题的探索性研究；第二，建立起与原始性创新相适应的评价制度。鼓励具有原始性创新、风险大的研究项目，高度关注创新性强的小项目、边缘项目以及学科交叉项目，邀请国外专家参加重大、重点项目的全程评估，减少和简化评估程序，完善评估活动的监督体系等等；第三，建立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激励机制。鼓励技术开发更多地在市场中实现其价值和取得相应的回报；第四，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指导思想。大力培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对有思考能力和独立创新精神的人物和青年人才积极给予支持，加大力度引进在国际科学前沿作出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的顶尖人才。
3.重视企业技术中心的制度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企业的技术中心与研究院，是开展自主创新的主要实施者，因此要高度重视企业技术中心与研究院的建设发展水平。技术中心的定位不应局限在为满足当前市场需求的技术供给，而是面向企业3年～5年，甚至更长远的技术创新，从而支持企业的发展从满足市场的需求到创造新的市场需求的转化。技术潮流和科学进展的预见、开展技术集成和融合、研制新兴技术，甚至部分基础研究，应该是企业技术中心的新任务。
同时，企业还要充分认识到自主创新是一个充满试错的过程，为了加快这一进程，企业必须动态地确认自己的领先供应商及领先顾客，并永不间断地与之建立战略性的、真诚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加强交流与合作。一个富有成效的创新型企业，除了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占尽优势外，也要拥有极强的社会资本，这包括建立与各类科研、教学部门，产业界，政府以及非营利性组织广泛而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任冬梅:关于增强国有大型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思考.山西焦煤科技，2004年第7期
[2]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3]尚林林泉: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关系――从四次技术革命中得到的启示.中国科技论坛,2004年01期
科技和经济的关系篇9
关键词：创新理论；国家创新体系；创新型国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8/09-0052-05
作者简介：方在农(1948-)，男，江苏南京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现代科技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科技与社会。
2006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用15年时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目标。显然，它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指导意义。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对创新问题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探讨，即从理论发展脉络，来阐述创新型国家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及其战略部署。
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创新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经济学范畴，创新主要是指，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来提高生产力、推动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西方经济学中第一个系统地、完整地描述创新理论的是熊彼特，一般称之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核心，从微观领域入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质、动力与机制，探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周期波动，预测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提出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他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阐释和解构经济活动及其变化，突破了西方传统经济学仅仅从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变量在数量上的增长来诠释经济发展。而且，熊彼特运用创新概念，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发展历史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特征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从而将历史的发展与理论的探讨融为一体。
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创新概念。熊彼特认为，“创新”(innovation)，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
熊彼特指出，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具有五种情况：一是生产新的产品，即产品创新；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四是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即材料创新；五是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
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主要属于技术创新范畴，也涉及到了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但他强调的是把技术等要素引入经济，使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因此，他所说的创新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指经济上引入某种“新”的东西，不能等同于技术发明。他认为，只有当新的技术发明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能成为“创新”。
第二，创新与企业家的关系。熊彼特指出：“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企业家活动的动力源于对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的追逐，其目的或结果是实现“新组合”或创新。可以说，创新的承担者(主体)只能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发明者不一定是创新者，同样，资本家和股东也不同于企业家。拥有资本的资本家或技术发明者，如果不把他们的资本和技术用于生产方式的新组合，没有创新行为，那他们就不能成为企业家。他认为，企业家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眼光，能看到市场潜在的商业利润；二是有胆略，敢冒经营风险，从而取得可能的市场利润；三是有能力，善于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进行并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最终获得利润。
第三，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熊彼特认为，创新会导致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呈现周期性。由于创新者不但为自己赢得利润，而且为其他企业起到示范作用，开辟了经济增长的道路，因此，创新一旦出现，往往会引起其他企业模仿。普遍的模仿，则引发更大的创新浪潮，于是经济走向高涨。当较多的企业模仿同一创新后，创新浪潮便消逝，经济出现停滞。只有新一轮的创新，才能保证经济再度出现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通过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周期过程而实现的，而创新是决定这种周期的主要因素。
第四，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创新的过程，是不断破坏旧的结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创新的持续过程中，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企业蓬勃发展，导致一批批老企业被淘汰，一批批新企业在崛起，促使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推动经济不断发展。持续创新，持续破坏，持续优化，持续发展，这就是创新的经济发展逻辑。
当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非至臻至善。首先，他的创新理论忽视了生产关系及其变革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导致创新理论在阐释经济与社会发展时的片面性。其次，创新理论也过度夸大了企业家的作用，把经济发展完全归功于企业家的创新作用，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群众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动力作用。第三，创新理论把创新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经济利益的驱使，把谋取收益最大化作为创新的出发点和核心，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第四，他把创新局限在生产过程中的新变化，仅仅突出了新技术的商业应用，未能充分揭示科学技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不完善的地方，为后来的相关创新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所补充和发展。但熊彼特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及其经济发展理论，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对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流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
限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上世纪50年代，由于科技进步的广泛作用，西方经济发展相当快，已不能用传统的资本、劳动力因素来解释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显著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受到广泛重视，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后继者将其理论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另外两个分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以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形成了所谓的“新熊彼特主义”。
技术创新经济学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即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用于技术创新的研究。以英国的弗里曼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经济学者，提出了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对技术创新起重要作用的理论。弗里曼在将技术创新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同时，更强调技术创新对劳工就业的影响，强调科学技术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为政府提出了相关科学技术政策，用以刺激技术创新、扩大劳工就业。弗里曼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尔斯继承了熊彼特关于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制度创新”来解释美国等国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例如股份公司、工会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国营企业建立等，都属于“制度创新”。这种组织和管理上的革新是历史上制度变革的原因，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从另一方面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总之，20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也促进了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系统研究。其成就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在分析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引出了技术创新理论；二是在分类研究熊彼特的创新类型的基础上，界定了技术创新的概念、内容和主要类型；三是探讨并厘清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任务和理论命题等。这一时期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问题，主要涉及技术创新过程、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技术创新的市场体制、扩散模式、与企业经营的关系，对企业、行业、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度方法，同时也研究了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策略、企业内外因素等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新熊彼特学派对熊彼特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为以后有关“创新”(主要是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87年，英国著名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弗里曼在研究日本经济起飞的经验之后，首次提出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innovationSystem)的概念。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由公共和私有部门和机构组成的网络系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活动促成、创造、引入、改进和扩散各种新知识和新技术，使一国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他特别强调该系统的四个因素：政府政策的作用，企业及其研究开发努力的作用，教育和培训的作用以及产业结构的作用。
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在研究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与地区的资助技术创新的国家制度体系，特别是初现端倪的知识经济之后，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他认为，现代国家创新体系在制度上相当复杂，它们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以及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政府的相关机构。国家之间在产业组合上的差异强烈地影响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态。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协调国家的创新活动。
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提出，在学术界和各国政界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并使国家创新体系成为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热点问题。
一般而言，所谓国家创新体系，是指为创造、扩散和应用新的知识与科技成果，在一个国家内由公共和私有部门等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推动创新的组织、机构与制度的网络。国家创新体系包括4个子系统：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成果传播与扩散系统(包括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教育培训体系和信息传媒体系等)、政府和社会支撑系统(包括政策法规体系、投融资体系和计划标准体系等)。其中，知识创新系统主要创造新知识、新成果，并为技术创新提供基础和源泉；技术创新系统的主体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能力；成果传播与扩散系统主要培养和输送高素质的人才，并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应用各类知识成果，促进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转变成现实生产力；政府和社会支撑系统则为创新活动创造良好的政策法规、资金投向、文化氛围、社会环境和管理体制与机制，是创新系统的基础和社会化平台。
创新层面一般可分为：科技创新(又可分为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主要是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其中，制度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保障和条件，主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主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
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配置国家创新资源，构建国家创新制度与政策，建设国家创新基础设施，执行并评估创新活动，以推动一个国家内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因此，它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是国家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引擎，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摇篮，是综合竞争力的支柱和基石。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制度构建和制度变迁的因素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和效果起到基础性作用，制度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基本变量。
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从提出到被广泛接受，仅有十余年时间。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国家之间的竞争已转向以经济竞争为主，知识经济的兴起使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在这种形势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当然，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和实践，尚处在发展阶段。虽然其理论还不成熟，但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发展及其实践，促进了全球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根据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同方式，学界将世界各国分为三类：一是资源型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二是依附型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三是创新型国家，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逐步成为创新型国家。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芬兰、韩国等。它们的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资金占GDp的比重大都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在30%以下。通过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它们抢占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在全球形成国家竞争优势。
三、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
我国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逐步成为政府、学界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并于90年代末，启动了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他指出：“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为一个转型国家，我国创新体系建设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但其普遍性则表现为是一项涉及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一方面，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9．4%，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大(GDp位居世界第四，制造业位居世界第四)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目前我国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12∶47∶41)，使综合国力得到飞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目前，我国已具备推进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能力：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每年参与研究开发的人数达105万人，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随着国家、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研发资金的投入逐年增加，2004年已达1843亿元，居世界前列；已建立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并具备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生物、纳米、航天、高速计算机等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此外，我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巨大的持续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即人口资源环境与工业化的矛盾。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种粗放型为主、正向集约型转变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环境容量小、自主创新能力差的现实国情，难以支撑这种粗放型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严峻的现实向我们昭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向尽头。如果再不转变增长方式，资源将难以支撑，环境将难以承受，竞争力将难以提升，经济持续增长和平稳运行的安全性将受到影响，因资源问题及贸易问题而引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也将增加。因此，我国必须从技术依赖型、资源依附型、环境污染型、发展粗放型转向创新驱动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集约型的路子，即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的道路。
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目前应重点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快建设并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第二，加快建设并完善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以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为中心，高效利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稳定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集中力量形成若干优势学科领域、研究基地和人才队伍。应根据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并加强科技储备，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加快建设并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加强军民科技资源的集成，实现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制造到技术和产品采购的有机结合，形成军民高技术的共享和相互转移的良好格局。
第四，加快建设并完善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准备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率先建成创新型省份，做到：全省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科技引领发展能力显著增强，科技研发投入、科技进步贡献率、对外技术依存度、专利授权量等主要创新指标提前达到国家的要求，科技进步综合水平排序居于全国前列，部分产业自主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加速从“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提升，基本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从传统的投入拉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基本实现从科技大省向科技强省的跨越。
第五，加快建设并完善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引导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向专业化、规模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构建与市场化国际化接轨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第六，加快建设并完善政策法规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实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等政策，完善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
科技和经济的关系篇10
一、社会经济发展及分析模型的基础：生产力结构及要素关系
1.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量，又如何分配的一种理论学说。经济增长理论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不仅最先论述资本经济增长取决于国民劳动的总生产物对该国人数的比例，并且论述了可以用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每个国民。李嘉图更是直接把研究重点从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认为社会总产品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国民收入可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并且认为利润是国民收入中扣除地租和工资后的余额。
马克思扬弃斯密与李嘉图，将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和本质构成，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阻碍或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矛盾加深，经济周期极不稳定，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再生产中的矛盾，探讨资本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凯恩斯总结罗斯福新政编制宏观经济增长理论，5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理论提出，代表人物为英国的米德和美国的索洛，他们批评哈罗德、多马理论提出自己的模型；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为代表，期间罗宾逊夫人的理论较有价值，认为工资相应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才能消除商品销售的困难刺激发展。新古典学派理论代表人物认为劳动与资本可以互相替代；而现代新古典学派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是技术进步不快，主张扩大投资加速技术进步。
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再研究，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基本没有脱离社会经济实际并且触及到基础和核心问题及内涵，局限是就经济而经济；二是发展脉络基本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热点，如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兴起其理论的反映便是科技因素由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三是每一时期的理论都有一定可参考的价值，但是都不全面完整且存在片面性；四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总体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并没有突破古典学派范畴，仅就某些具体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因此也就更不可能超越马克思的视野。
2.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建立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就是从整个大的社会经济着眼而从具体领域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建立科学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而不是全要素，就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提炼丰富；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关系要素对生产力的影响程度也不断变化，因此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随变化调整。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教育和科学技术。劳动力是人从事劳动的能力，资本为过去劳动的积累，劳动对象即土地等资源，教育是劳动力生存的必要成本和社会需要，科技是人类劳动经验的总结、传播和应用。公式可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
由公式也可以深刻理解为什么邓小平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效率、增加劳动对象产出、为教育提供先导。因此公式可另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科技k（劳动力l1•科技k+资本z1/资本z2•科技k+劳动对象d•科技k）
公式中劳动力l1为在业劳动力，劳动力l2为后备劳动力。资本z1为产业资本或称实体资本，资本z2为金融资本或称货币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既是产业结构问题，更直接原因是金融资本泛滥的问题。
国际经济相互交融的当代社会经济中，作为生产力及基本五要素都受到国际经济的整体或单方面的深刻影响。因此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
金融危机仅仅是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美国又是全球经济链中的重要环节。因此贸易依存度越高受到的影响越大，美元储备越多受到的影响越大。
3.劳动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至今争论不止，马克思学派理论深刻揭示出劳动力作为核心要素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揭示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质、作用和方式，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是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无非是科学技术即劳动经验的不断积累丰富，且明确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提高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型显示劳动力是社会经济的核心和直接因素，劳动力与资本、劳动对象结合直接形成生产力，而随着科技对劳动力、资本和劳动对象的渗透，劳动力素质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资本（生产工具）效率提升、劳动对象更趋于深加工而富含劳动量。
劳动力l1的素质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是三要素的基础和现实动力，劳动力l2与教育结合是为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培植后备劳动力。而资本不过是过去劳动未被消费的积累转化，现实劳动对象也无不包含劳动。因此说劳动力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核心要素，离开劳动力及其劳动一切所谓生产和价值创造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都不存在。
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实际就是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是通过人力资本实现社会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劳动力l1素质的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中，劳动分工及专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劳动力l2与教育结合培植后备劳动力中的家庭起着决定作用，但后备劳动力的培养不仅是家庭问题更社会义务。
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归根结底是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和使用质量。劳动力使用质量即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表现是技术进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如果说是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要素的投入函数，不如说是现实劳动力、过去劳动积累（资本和资源）、劳动创新（科技）、劳动技能转化（教育）的投入函数。
4.资本及其积累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依据不同理解学术上建立起众多研究模型，但又基本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只有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发展模型克服表面化和片面性，深刻揭示出资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资本的实质和作用，证明人类社会无非是物质和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劳动经验的积累，且明确指出资本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资本的实质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未被消费而用于再生产的劳动成果的积累，资本直接表现为能够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载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即人类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资本的“表现”为以货币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即资本z1和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实物资本即资本z2；金融资本进一步衍生出虚拟资本，而实物资本进一步衍生出不同的产业行业实体资本。实物资本即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人类劳动转化，如厂房建筑、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设施或工具。
资本由现实形态演绎出虚拟形态后，虚拟资本时而膨胀时而萎缩，而实体资本则相对稳定。从质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的相互作用关系既表现为良性互动，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又表现为恶性互动，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危机。从量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相互作用中存在停滞、扩张和泡沫等相互影响关系。把握虚、实资本的本质和相互影响关系规律，以实体资本为核心利用虚拟资本的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经济在封闭的情况下法币只要相对体现过去已经完成的产品和劳务成果的量，就能保持一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如果加入债务成分就有产生膨胀的可能性。膨胀会掩盖实体资本问题，借新债还旧债似乎不成问题，但是，当泡沫破灭被抵押的股票、房地产等抵押品出现大幅缩水，银行则连本带息都无法收回。
5.劳动对象d即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基础的位置，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建立科学的分析理论，并用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生产对象即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先开发什么后开发什么、以什么资源及能源为常轨以什么为替代都必须有章程，都必须上升到法律政策的高度；利用中，循环经济是一种良性的利用理念和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原则是减量、再利用，重点是清洁生产、节约和开发综合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科技的支撑，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
6.社会经济发展中需要大力提高教育j的水平程度，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因此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7.科技k在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促进作用，在当代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在速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已成为主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因此研究科技进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和途径，对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现实性。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科学科技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愈来愈大。科技进步产生新的生产工艺，改进或更新设备，完善产品设计，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最终提高生产效率，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质量更高的产品。
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归根结底都是科技进步推动的结果，新兴生产部门的出现和建立也源于科技的发展进步。科技进步使传统经济萎缩，使新科技为基础的产业迅速发展，从而改变原有经济结构的格局，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科技密集型发展，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累进产生整个社会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客观上要求增长方式转型，而这主要取决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因素中最为显著的是体现在科技引进模仿及劳动者的边干边学；之后，研究开发部门的新设计、新发明推动生产科技的进步，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越来越大，但是研发与生产企业仍然脱节；目前通过体制改革科技部门与生产企业越来越融合。
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模型表述及制度作用
1.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经济制度。经济关系及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经济实践的发展为基础，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强制性影响经常摧毁原有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体系，使其陷入矛盾并为新的经济关系及制度开辟途径。进而经济的再发展又需要稳定持续的秩序，没有相对稳定的秩序，在混乱的社会中经济不可能发展。
发达国家理论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财富的比重高，劳动力获取的就低。发达国家理论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财富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就高。却避而不谈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直接表现为社会需求的有效性，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社会经济过程就产生波动及危机，甚至产生社会动荡。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上述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直接反映，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只要社会经济关系不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关系及制度至少是基本经济经济制度就相对稳定。存在经济利益差别的商品经济社会决定的阶级、阶层社会中，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统治阶级、阶层意识的表现。然而有利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一旦确立，伴随发生的是人类的制度化的过程，否则将引发或激烈或温和的反抗或消极对待。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关系用制度准则规范的经济，没有一系列旨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制度规范则市场经济无法运转。经济活动的主体家庭、企业和政府，都在制度的约束和保障下选择经济活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和利益。制度约束和保障下，家庭可以自由选择经济手段来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可以选择一切经营方式来实现企业利润目标最大化和长期发展；政府也必须依据制度行使其经济职权。
2.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主体是个彼此联系、相互制约、错综复杂的统一体，需要制度规范。基本经济关系需要制度确认调整；经济主体关系需要制度明确保护；经济主体的行为需要制度规范。经济制度调整的是经济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即人和由人组成的经济组织在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马克思学派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脱离经济关系的生产力及发展，生产关系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市场经济初期是斯密所描述的依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是市场机制调节信号准确，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市场客观归属明确。但是
目前，社会阶层分析的依据主要是各个阶层对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依此社会可划分为：社会管理者阶层、资本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阶层、工商劳动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阶层等。
上层建筑中的党派政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执政党及政府是廉政还是腐败、是有才能还是无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巨大。而政党的民主宪政程度又直接决定政党及其控制的政府的廉政与勤政程度。
思想文化在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在上层建筑结构中具有特殊作用及功能，不仅具有相对独立性且广泛渗透并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的各领域，并间接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思想文化产品又直接成为生产力作用下的可交换的劳动成果。思想文化与政治组织相融合表现出先进性，与社会结构相融合表现出民族性，与制度法律相融合表现出规范性；与大众相融合表现为出广泛性，与资本相融合表现出产业性，与自然资源相融合表现出生态性，与教育融合表现出基础性，与科技融合表现出形式性；与各国文化融合表现出扬弃性，就文化自身发展而言还具有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强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需要拥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以此有效地凝聚党员、动员人民，站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潮流。因此，就要不失时机地制定思想文化发展策略，解放和发展思想文化生产力，繁荣思想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
四、社会经济意识、与社会经济存在互动关系及其模型反映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辨证理念曾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也曾被简单僵化地理解为社会政党政治的存在，阶级分歧的存在；而社会意识仅仅被理解为对社会政党政治存在的反映，被理解为对阶级分歧存在的反映。这就不能完整科学的认识什么是社会存在及其基本内涵，也就不可能完整科学地运用这一科学理论解决社会经济实践中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社会存在不仅包含社会政治存在，还包括社会经济存在、社会文化存在等，并且现代社会起基础作用的是社会经济存在；社会意识也不仅是包含社会政治意识，还包括社会经济意识、社会文化意识等，并且现代社会中起基础作用的意识是社会经济意识。社会经济意识能动地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并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存在；而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也间接的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
发达国家理论家提出的社会经济分析模型中“心理”要素占据重要位置，其论述往往给人唯心主义的感受。当然，意识的简单加总并不能对社会存在产生重大影响，意识只有形成社会性的、起主导性作用的社会意识才会有效的作用于社会经济存在，才会有效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将社会经济意识概念引入社会经济“存在”分析模型，将“完整”的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社会结构+制度法律+党派政治＞•思想文化）•系数］•国际社会影响gh}•社会经济意识y
实际上，影响社会经济的任何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社会经济分析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表述，无法精确到企业收入-成本=利润的程度。如自然环境因素中对社会经济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水、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产或劳动对象中的基础原材料，那么自然环境对社会经济影响究竟多大，无法计算。
建立社会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分析模型的价值在于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复杂问题具体化，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