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治理现代化篇1
统一思想认识，深刻领会加强城建档案管理工作的深远意义。
在解决征用土地、地界纠纷等方面的问题时，城建档案是重要的法律依据，可以为维护相关组织和公民合法权益提供重要凭证。因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要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研究和处理档案管理中的问题，达到对档案资源的有效管理，使城建档案管理工作满足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城建档案工作者要站在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树立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把依法开展档案管理工作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各职能部门也要共同参与，齐心协力，使城建档案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完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城建档案管理机制。
制度管理是最有效的管理，也是最高效的管理，日趋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城建档案工作正常运转的根本保证。要强化制度体系建设，完善建设工程档案备案制、专项验收以及竣工验收等制度，通过与建设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等形式，从制度上强化对工程档案的监管力度，保证档案的接收质量。同时，要建立健全文件材料积累、归档、整理以及档案收集、鉴定、保管、利用等相关制度，用制度规范档案管理工作，并且要建立健全城建档案执法机制，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确保各项制度能够落到实处，使档案管理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应用现代科技，提高城建档案现代化管理水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把城建档案工作作为信息产业来管理、开发和经营，走科技强档之路；要用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提高城建档案信息服务功能的实现水平，使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价值。要配备必要的档案管理现代化设备,实现档案储存缩微化、保护科学化、办公自动化。要采用现代化信息处理技术和手段保证已产生的需要长久保存归档的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要选择好适合于城建档案馆特色的管理软件,建立档案数据库系统。
提高服务水平，发挥城建档案工作的社会作用。
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以及科学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建设系统的各项工作对城建档案的需求在内容上越来越广、要求上越来越高，为此城建档案部门要紧跟形势,加快档案开发利用工作向深层次服务转化，不断创新服务机制、拓宽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法、更新服务手段、提升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城市建设对档案利用的要求。要在主动服务、超前服务上下工夫,积极探索从档案收集保管型向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型转变的路子,广泛开展编研工作,使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勘测、设计、施工以及城市建设管理、科学研究、修史编志、社会教育、国防建设和应对突发事件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还要加强与政府公共安全和应对突发事件机构的合作,做好重点工程档案的备份和安全保管工作,加强对重点工程档案信息的研究分析,为制定应急预案和抢救方案提供服务。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2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w.pyeandSidneyVerberde，political CultureandpoliticalDevelopment，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8〕《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18〕《论语·里仁》。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3
关键字：法兰克福学派；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发生了极大变化。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科学技术也带给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即通过对社会生产活动、文化活动、消费活动的渗透，与政治、法律、道德等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使得科学技术也具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给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致使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的考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批判理论
在众多的研究和讨论中，具有独到见解的要数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在二次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在走向目的化，工具理性逐渐统治社会的价值理性，并以前者为中心使两者合二为一。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科技的运用超越了生产和经济的范围而进入到社会治理领域。一方面他们承认，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技术决定论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同意说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技术“终结”了意识形态职能，而是科学技术自身发展了新的社会功能：科学技术否定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反之它本身执行了意识形态的职能，或者说，科学技术是新的意识形态，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作辩护。他们在对科技异化的批判中来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
其第一代人物霍克海默最早提出了科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他指出，“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但他对此并没有更多的发挥。随后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具体的阐述和发挥。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和统治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他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创造出了一个富裕的社会，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了一种起一体化作用的政治统治制度。它为特定的历史规划所固有的目标服务，作为一种总体体系、一种文化形式，在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辩护中，代替了传统上的意识形态地位。科学技术理性先验地适用于维护社会统治，它排斥个别性、特殊性，要求普遍性、共性，其本质是统治的合理性。它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单面的社会，人失去了最宝贵的一面，即否定性和批判精神。因此，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不能造成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反而由于预先封闭了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阻碍了人类向自由解放发展。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职能的理论，由霍克海默提出，经马尔库塞发展，到哈贝马斯时真正达到了系统化。他提出科学技术是“新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用两句话概括了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功能：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科学本身以普通的实证论思想的形式，表现为技术统治的意识，代替被废除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二、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不同理解
1、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
哈贝马斯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明确提出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家。他把“科学技术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结成一体”[31l”视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根据和重要标志。
哈贝马斯提出的这一观点并不是为了推崇、歌颂科学技术的作用，而是在于揭露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应，对之展开批判。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之所以产生着消极的政治效应，主要在于：它履行意识形态功能。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也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其主要功能就是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他说到“科学技术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一方面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另一方面它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同，他强调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合法化”的影响等方面。
这里便要引入哈贝马斯关于人的行为的划分，即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前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劳动，即工具行为合理化，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因为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则意味着“人的解放，个体化和自由”，而工具行为的合理化则意味着“技术控制力的扩大”。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并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致使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了，人的劳动完全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技术的合理性成为了对人的统治的合理性。同时，交往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化了。这样，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首先，“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也即政治活动日益技术化；其次，科学技术日益侵入和“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再次，由于群众政治意识的非政治化致使公众舆论也日益非政治化。最终，在“技术统治论”的笼罩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摆脱了合法性危机。
2、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
无独有偶，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重要的地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科技思想，同样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并将此理论应用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
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首先表明它必须渗透于生产力的基本因素中，并同其紧密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科学技术的这一特点，绝不会随着它在生产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的凸现，成了第一生产力而有所改变，它不会也不可能独立地创造价值。其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它是价值、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与源泉，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不是唯一的生产力。马克思说过：“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
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可见，除科学技术以外，劳动和自然同样也是生产力的源泉和社会财富的源泉，这一点，也不会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而改变的。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性地反思了生产力系统中的科技作用，指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历史性地发展变化的。他强调必须正视科技在社会生产力中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否则，就无法正确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
邓小平从世纪末政治格局的历史演变中，认识到科技发展水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对我国自身的实力有一个清醒的意识，并以此定位来制定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为建立循环的、良好的“科技――教育――经济”三位一体化趋势，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正确认识、评价和运用科学技术
对于科学技术社会地位的上升和出现社会新功能的变化，我们应当予以正确认识和评价，以便于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4
[关键词]现代水利水利现代化莱芜市
1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快水利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保障防洪、供水、粮食安全和生态、经济、国家安全，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明确了水利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确定了水利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是指导和推动水利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水利现代化的内涵
2.1现代化
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辞海》称现代即现在这个时代。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和目标，“使具有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现代汉语词典》），“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辞海》）。作为过程，其首先的标志是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生产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形态也随之出现变化。作为目标，它一般指以当达社会为参考系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先进生产力水平及消费水平。
2.2现代水利
现代水利就是适应当代的水利。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利事业发展现状、治水理念更新和治水技术进步看，其内涵应包含科学治水思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水利可持续发展方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运用市场理念的水利运行机制、各种现代技术的充分运用等。
2.3水利现代化
水利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一个目标，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现代化的治水理念、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的基础设施、科学的管理制度武装和改造传统水利，有效解决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四大水问题，通过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综合治理、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科学治理，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利现代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其标准、内容也会不断变化。
2.4水利现代化的目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提出，“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的要求，即力争通过5～10年的努力，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基本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水资源节约和合理配置的水价形成机制基本建立，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基本形成，这“四大体系、一项制度和三个机制”可以作为“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内容；其过程就是在5～10年时间用先进的治水理念发展水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水利，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进行水利建设与管理。
3推进莱芜现代水利示范市建设的建议
3.1科学确定建设目标
研究确定现代水利示范市建设目标时，既要有3～5年内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定量指标，又要有较长时期内适应超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定性指标。由于现代水利的动态性，有时定性指标可能比定量指标更科学。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指标，都应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基本适应，并保持一定的超前性。
3.2注重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
在建设水利示范市时，既要重视最终结果，又不能忽视“推进”的精彩过程。既要坚定信心和决心，先行一步、敢创敢试，朝着水利现代化目标推进，又必须立足当下，着眼于轰轰轰烈的水利建设实践，深入总结莱芜在河砂资源整治、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小农水重点县建设、水行政执法、落实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河道综合开发等工作中创造的、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得响的新鲜经验，将实际中探索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充分实践现代水利示范市的理论内涵，为全省提供示范经验，并用于指导实践。
3.3注重实物和精神层面的两个体系建设
推进现代水利示范市建设，一方面要搞好工程体系建设，为推动水利事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创新治水理念，积极发展、大力弘扬先进的行业文化（即水文化），使水利工程建设与美化水环境、改善生活环境相结合，在建设水利工程的同时，建造亮丽的人文景观，以青山绿水、碧空蓝天带给人们美的享受，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切实解决重建设、轻管理，重实物体系建设，轻精神文明、文化软体系建设问题，力争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治水理念创新、机关文化和水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好成绩，做到双丰收。
3.4注重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现代水利示范市内涵丰富、建设内容广泛，必须统筹规划，明确目标方向，上下联动、全员参与、整体推进。要选准突破口，集中优势资源，全力攻坚，特别是各县（市、区）要立足实际，选准优势项目，倾力打造亮点，达到以点带面、辐射带动整体发展的效果。
3.5强化水利科技工作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水利，是发展现代水利、建设水利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进一步强化科技意识，不断学习新理论、新技术，更新治水理念，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水利工程建设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以工程带科研，以科研促工程。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引进，积极争取编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支持，引进高端人才、培养科技领军人物，带动莱芜水利科技的快速发展。积极引进全国乃至世界最先进的水利技术，在水利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最先进的技术、最亮丽的示范点，要将莱芜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水利新技术的聚集区、试验区，成为引领水利科技发展的“航空母舰”。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部门的联合，充分发挥莱芜高等院校和科技人才力量雄厚的优势，在水利科学研究方面搞好联合，解决工程建设中的难题，加大科技攻关的力度，在工程建设中出成果，在解决问题中提升科技工作水平。加大对引进新技术的资金支持，对引进全国或世界先进新技术的单位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加大对水利科学研究的支持，对获得市级以上水利科技奖励的课题组、科技论文作者给予资金奖励。对部分水利科研课题给予资金支持，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进水利科技的创新水平。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5
关键词：现代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
中图分类号：S4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01010502
1引言
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地球环境的不断改变，在林业生产中，更好地保护生态建设，成了当今林业发展的根本所在。而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上，不同的防治措施，都会对原始林业环境造成影响。如何用不同的标准，对有害生物进行防治，成了当今的研究重点。下面就现代林业可持续发展保护中的应用进行简要的分析探究。
2林业有害生物研究现状
在现代国家林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建设中，为更好地满足基本的社会生产需求，其林业生产的规模，正在逐u扩大。在现代林业的发展中，为保证林业发展的生产安全，就需要从林业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探究。而在林业建设中，来自物种方面的林业有害生物，成了当今可持续生产发展中的一项主要因素。在对林业有害生物的物种研究方面，我国已经处于世界先进行列。为了从根本上减少林业有害生物对森林资源的危害，就需要从最基础的生物防治技术上进行综合分析，加强对林地的保护措施，执行合理的生物防治方针。
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林业建设情况，需与国外的森林自然生物防治技术进行综合分析。随着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在进行货物外贸运输中，结合材料的生产基础进行分析，生物干扰问题，是影响林业生产的根本所在。而我国现阶段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之中，林业生产需要大量的现代化林业生产技术，促进对地方区域成长的有效建设。
3现代防治技术策略分析
随着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在进行现代化的林业生产中，应用机械化的生产理念进行改良生产，可以更好的满足科学化的生产需求。而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并延续现代化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够有效的保证其达到对现代林业生产的有效防护。在进行防治过程中，应当做到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的层次化管理，保证地方林业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在进行无公害的防治过程中，需要结合如下几点来进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处理。
首先，提高民众对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控意识。从现代的管理工作形式来看，生态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根本重心，而如何应用现代化的生产结构机制来促进战略性的发展要领，则需要从最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我国人民思想认识范畴方面的有效提升。只有基层劳动人民能够采取最为合理的防治措施，才能够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而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过程中，还要提防外来生物，应当严格检疫执法程序，防止外来森林有害生物的入侵。从严格意义上讲，种苗产地检疫可从源头上控制林业有害生物的传播扩散。与此同时，在植物调运过程中，要加强对外来森林有害生物检疫措施，来实现国内森林的生态安全。
其次，在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过程中，应当以森防部门的预测预报作为最主要的防治依据。地方林业部门，应当做到以身作则，及时对林业有害生物进行监测调查，并通过监测数据提出相应防治措施，促进地方相关部门对林业有害生物的及时防控。在部级中心测报点的预测分析上，可结合当地的预测结果，进行及时的预防治理，保证在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工作上，做到防范于未然。加强对监测预报信息的现代化管理工作，实现林业信息的现代化，通过现有的精确性和时效性，扩大监测覆盖面以及影响信息措施上的防护作用。从部级测报点的发展形式来看，不同的应用基础和针对性的结构使用环境，都可以从现代生物的预报促进对基础性措施的防护应用，引导公众加强对生物的监控预防处理。
然后，深化现代化改革，以科学的社会发展观为总动力，促进科学有效地进行防治处理，并以此来促进对林业有害生物的有效防治。在进行这一类工作的落实过程中，相应的工作人员，应当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基础建设上，并建设合理的统一管理规范。这样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通过相应的研发机制，促进对规范化应用基础上的有效建设，可以更好地满足基本的行业管理措施，并以此促进现代化发展的规划应用。以科技作为生产力，提高防护措施的现代化、科学化。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力争做到科学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并合理利用农药进行生物控制。例如在使用中，需要严格按照农药的使用日期来进行及时地喷雾防治，同时加强检疫工作的监督管理，促进科学化管理的应用力度。而在实际的生产使用中，为更好的满足基本的生产需求，就可以结合生物防治技术，加强检疫工作的执行力度，并通过科技投入力度上的增加，从而确保对防治方法上的科学化推进。
最后，根据现有的法律依据，在生物预防措施上加强安全防护建设，做到协同防护的全面部署。在进行防护管理的过程中，及时地进行防护处理，并依照相应的改革机制，加强对突发事件的及时处理，并做到统一部署，分级联动的作用，实现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中，达到协同作战的效果。为更好的满足林业保护人员的工作实际要求，可对整体的护林工作队伍进行防治技术培训，加强其自身在有害生物防治措施的实际演练。通过演练结果的分析，不同的应用机制，实施有效的防护措施，可以更好满足设施生产基础。而在进行技术培训的过程中，对于有害生物的防治管理规范，应当结合日常工作需求，进行常态化规划，加强对资金供应方面的有效实施，才能够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我国的林业生产中，需加强对林业保护系统上的经济补贴，并依照相应的持续常态作用，促进林业工作的有效建设。在进行政府资金的维护管理上，结合国家的相关资金补贴，可促进生态稳定性方面的管理，完成林业结构的和谐化发展建设。
总的来说，在进行林业的防治技术应用上，对于林业有害生物的控制，可从生态系统的平衡性上进行综合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十”对和谐美丽家园建设的指引进行全面建设。
4林业有害生物防护工作的展望分析
随着我国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林业生产的需求正在逐步扩大。而在这个过程中，为更好的满足社会的经济需求，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已经成为当今林业发展的基础需求。为更好地促进林业生产，结合当今的应用基础，促进对现有森林环境的有效拓展。
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为更好满足基本的生产需求，需要结合现代的社会发展需求，加强对现有社会的不断完善发展。应用现代化防治管理，可以更好的满足基本的生产需求。
伴随着现代机械数字化的发展，在执行应用的过程中，为确保促进基础生产的应用，可结合现代机械农药的洒，促进对现代林业的发展建设。而在进行林业有害生物的预防中，应用现代科技进行林业管理，可以从根本的生产结构体系上，完善对整体结构的有效建设。而在进行不同林业体系的建设中，加强对周边环境体系的有机建设，也可以更好促进对环境体系的合理化应用。通过应用结构的过程分析，促进对基本应用状态的分析，就需要结合时代的需求，加强对林业结构的有效管理。
在进行结构的划分分析过程中，其不同的应用结构，对于基本的使用状态等，都可以更好满足基本的使用需求，其防治费用也得到了极大的控制。在进行这一类的应用措施管理上，可结合相应的应用指标，确保对不同使用管理的强化执行，改善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措施。
在我国现代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中，林业生产体系的建设，在整个发展中都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为保障林业生产的体系能够满足基本的社会需求，就需要结合地方林业结构特点，制定有效的防护策略。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应结合现代的发展规划进行管理服务业务上的有效培养，完善对防治人员的积极性调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从林业有害生物的特点上，促进对现代防护体系的有效建设，确保其生产体系的结构有效性。
而随着现代化的建设发展，在进行这一类的林业结构发展中，可通过现有的林业政策和应用培训结构，实现对规划内的林业规划，促进对现代化林业发展。通过现有的科学防治措施进行管理，可以更好的促进现代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快速发展。
5结语
随着我国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在进行林业生产中，为更好地满足基本的社会需求，应加强在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工作管理，以更好地满足基本生产需要。通过加强基础地带的防治协调工作，并通过相应的沟通情况，可进一步实现现代化防治工作的进程，并通过相应的边界分析，从地带的附属性上，加强对现代制度的有效调控。对于基础的边界防范设施建设，可加强基础的防治处理措施，实现对林业边界环境上的合理化调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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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治理现代化篇6
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简析
随着整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舍、生存方式也随之日趋现代化。与现代化伴生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精神生活领域出现的诸如价值观念混乱、理想与信仰迷惘等问题，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从理论上做出正确的回答，从实践上给予恰当的引导。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象就是广大人民群众。适应对象的实际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只有思想政治工作本身走向现代化，才有可能解释和回答出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才有可能有效地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有针对性的化解矛盾、调动和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现代科学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现代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人们思想认识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一方面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从内容和形式上跟上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也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使其现代化成为一种现实可能性。同时，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思想政治工作从务虚到务实的转变，例如：公司工程队突然出了大事故了，你是不能只说好听的，宽心的话，而要实实在在的把工作做到家，解决家庭与公司的矛盾，解决家庭内部矛盾与保险公司的理赔的矛盾，这些都要思想政治工作跟上去。二是思想政治工作要从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三是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居高临下”，要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表现
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一方面要从科技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实际出发，积极借鉴吸取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善于运用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手段，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含量，靠真理的力量去激发人。另一方面要认真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并以此来指导和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上的现代化。只有科学地对人进行了认识和了解，思想政治工作才可能走向现代化。为此，首先要把握“人的本质”。人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里，人的本质应该表现为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其次，要把握“人的需求”，要以人为本。人既有物质需要，更有精神需要；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应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第三，要把握“人的思想”。人的行为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支配的，因此要把理想信仰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第四，要把握“人的观念”，要重视科学发展观。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总会遇到公与私、义与利等各种观念碰撞和现实选择，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一定要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第五，要把握“人的发展”。人是“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人，每个人都有“发展自我的需求和要求”，都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要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不断开发人的潜能，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7
关键词：后现代语境；心理治疗；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B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1-0044-03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传统道德危机、机械论世界图景崩溃、后现代哲学理念引导的社会、科学、哲学背景下产生和兴起。后现代主义思潮孕育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对心理学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相对于心理学理论研究而言，“心理治疗否认普适的知识存在、尊重知识体内在的差异性、推崇新实用主义”，[1]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存在共通性。由于这种知识观和认识论上的共通性，心理治疗方法的研究与发展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反应更为灵敏。
一、后现代语境下心理治疗的含义
（一）后现代精神的实质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源于20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其倡导的后现代精神具有极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和理论内涵。例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F.Lyotard）认为后现代精神在于“去中心”和“多元化”；[2]美国思想家艾米兰（e.amiran）和安斯沃斯（J.Unsworth）指出，后现代精神是一种对不可还原关系的知觉，这种关系不能被发现，但它存在于所有的事物中。[3]美国哲学家格里芬（D.R.Griffin）则认为，“创造性”是后现代精神的重要特征。[4]我国学者麻彦坤进一步指出，后现代认识论具有四个基本主题：无根基、零散性、建构主义、新实用主义。[1]因此后现代精神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在知识观上属于多元论；第二，在认识论上持建构论或社会建构论；第三，在方法论上持新实用主义的观点。
（二）何谓后现代语境下的心理治疗
在上述后现代语境下，心理治疗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普遍适用的心理治疗理论与技术是不存在的，心理治疗的理论与技术应该更关注个体内在经验的差异性、并且更具有文化敏感性。其次，心理疾病的“真相”不是永恒的，是个体与治疗师之间构建起来的，那么通过心理治疗参与者的重新构建，就可以达到心理成长的目的。最后，方法的合法性在于它的有效性，[5]（p65-71）那么所有可以促进心理成长的知识都可以成为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的资源使用。这种后现代语境下心理治疗内涵的变化暗含了后现代心理治疗的三个发展方向：第一，心理治疗方法应该从西方单一的文化语境向多元文化语境发展，本土心理治疗方法应该是后现代心理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第二，后现代心理治疗的重心应该是帮助个体重构自我经验，赋予个体调控心理的内在能量，从而达到心理成长、克服心理障碍的目的。第三，来自不同学科、不同文化形态中的心理治疗思想和技术都可以为后现代心理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后现代精神冲击下心理治疗理念的转向
（一）从西方文化语境向多元文化语境发展
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心理治疗的基本信念是运用某种心理治疗理论与技术，对个体的心理问题进行诊断，然后根据这种标签式的诊断提出解决方案，并通过方案的实施来恢复患者的心理健康。这种心理治疗理念的实现需要以三条必要的理论预设为基础：第一，心理治疗理论、技术及其所描述的心理疾病是客观存在并且普遍适用；第二，这种心理治疗理论与技术的应用必须保持“价值中立”；第三，心理疾病的完全解决是恢复心理健康的唯一途径。后现代语境下的心理治疗否认了一切现代心理治疗理论预设存在的必要：首先，它认为传统的心理治疗知识只是建立在一种解释性理论框架上的创造和发明，并不是一种客观存在。[5]一种解释性理论必然依据特定的语言与文化，其适用性也不可能超出这种文化范畴。其次，包括心理治疗理论构建者在内的所有心理治疗参与者的生活都由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以特定风俗、习惯、制度、传统为基础的“生活形式”构成，因此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中立”的心理治疗。最后，后现代心理治疗认为心理问题是个体心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可以通过经验的重新构建，赋予个体心理能量而达到新的平衡，使个体恢复健康状态。这种经验的重新建构也必然要依据个体特有的“心理资源”。[6]（p38-57）因此，在后现代精神的引导下，心理治疗正朝着基于本土文化的方向发展，致力于提高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对受本土文化传统驱动的心理问题的敏感性。
（二）从单一心理学探索向多学科、多形态交叉结合发展
现代西方心理学信奉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在关于心理治疗方法的合法性上只承认能够被人的感官所感知的客观世界所提供的经验才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现代心理治疗方法一般都要依托在观察、实验基础上产生的心理学理论。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个体无法超越主观存在的思维模式和概念系统去判断和推理，因此观察的经验或是实验结论不可能是中性的，这就将现代西方心理治疗方法这座宏伟大厦置于在没有基石的沙土之上。同时，后现代主义心理治疗在方法论上持新实用主义的观点：知识的产生从试图描述本原实在转向收集能有效地实现预定目的的行为描述的程序表。[4]即接受了等值结果（equifinality）的观念，认为同样的结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取得。正如格林（m.J.Gielin）指出：“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生理的或心理的，都指向同样的结果，即治疗提高的结果”。[7]（p123-214）因此，后现代心理治疗可以吸收各种形式的知识作为其治疗方法的资源。心理治疗既可以是一种文学性的解脱方式（aFormofLiteraryLiberation），如叙事疗法（npt），也可以是一种哲学形态的心理咨询方式，如哲学心理咨询（philosophicalCounseling）；既可以接受本土心理治疗的救心方式，如道家认知疗法（aBCDe），也可以是类同形态的心理治疗技术，如混沌理论（theoryofChaos），甚至宗教、巫术与心理治疗方法在作用上都存在着某些意义场域同构。
三、后现代心理治疗方法研究的新进展
（一）西方经典后现代心理治疗方法的新进展
著名心理治疗理论家内梅耶（neimeyer.R）和里斯金（Raskin.J）把后现代心理治疗范式分为三类：即建构主义治疗范式、社会建构主义治疗范式和叙事治疗范式。[8]建构主义治疗范式侧重对个体的自我概念的建构过程进行重新考察。[9]（p8）社会建构主义心理治疗则认为一个人存在的意义是被其所处的特定文化所规定的，因此该范式强调系统性和合作性的治疗模式。[10]（p24）叙事范式则鼓励和帮助来访者摆脱压抑性的、占支配地位的叙事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积极的生活故事的作者。[11]（p253-261）在这三种范式下产生多种经典的后现代心理治疗方法，如焦点解决短期技术（SolutionFocusedBriefCounseling/therapy）、家庭心理治疗方法（Familypsychotherapy）、叙事心理治疗方法（narrativepsychotherapy）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精神影响的持续扩大，西方经典的后现代心理治疗方法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一，出现了现代心理治疗方法与后现代相整合的趋势。如精神分析与焦点解决短期心理治疗技术结合，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确定问题的焦点，然后通过正向的、朝向目标的解决问题的积极观点，来促进改变的发生。叙事疗法与人本主义疗法相结合，郑晓芳博士指出，[12]（p73-75）“人本主义疗法与叙事疗法存在共同的人性观，因此，这是可以加以整合的。”第二，开始区分不同文化观下的后现代心理治疗方式。如20世纪80年代后的家庭治疗不仅把个人置于家庭情景中加以理解，而且还考虑家庭所处的更大的政治、文化环境。[13]（p151-155）代表性的疗法有Schwartz等人的家庭系统疗法、Breunlin等人的元框架模式、pinsof的问题中心疗法等。
（二）本土心理治疗方法对后现代心理治疗的贡献
现代系统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大都产生于西方，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应用于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时往往会产生不相容的矛盾。本土心理治疗的兴起是心理治疗在后现代精神影响下，向多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本土心理治疗方法的发展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心理治疗对象的转化，这一阶段主要是使用西方心理治疗方法治疗解决不同文化背景中个体的心理问题。第二阶段是方法的拓展，研究者试图增加西方心理治疗方法对本土文化的敏感性，开始寻求多样性的方法。第三阶段是寻求立足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原始性理论创新阶段。而对后现代心理治疗具有重要贡献的则是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原创性心理治疗理论与技术。表现为两个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直接寻找心理治疗的方法，如情志相胜疗法、相反情志疗法、物证释疑疗法、情趣易性疗法等。[14]（p64-65）第二个层次是深入挖掘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心理治疗理念，结合西方心理治疗的解释框架进行理论创新，如悟践疗法、道家认知疗法等。本土化心理治疗极大地丰富了后现代心理治疗的内涵，增强了其文化敏感性，迅速地使心理治疗的性质由“客观知识”转变为对个体“有用的知识”。
（三）类同形态心理治疗对后现代心理治疗方法的贡献
所谓类同形态的心理学指的是，在与心理学相类同的或相接近的科学分支或科学学科当中存在的人类心理行为的相关研究成果。[15]（p12）后现代心理治疗同样可以从类同学科中吸收营养，来发展自己。例如，心理学家将混沌理论引入心理治疗领域，基于这种理论，美国学者威廉姆斯（williams）和阿里戈（arrigo）认为大部分的病人其实没有病，他们所需要的是帮助他们适应变化的环境和自我，而不是带有强制性质的“治疗”。[16]（p155-162）混沌心理咨询理论所支持的方法包括，敏感性分析法、混沌反控制法等。此外，后现代心理学还从哲学中汲取了心理治疗的资源，形成了哲学心理咨询学，哲学心理咨询是一个在整合哲学与心理咨询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哲学心理咨询，以对话而不是诊断为核心，不是将来访者看成病人而是看成健康人，其基本形式是在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展开一种自由的对话。哲学心理咨询在国外已经有三种比较成熟的方法取向，分别是马里诺夫（L.marinoff）的“宁静”法，瑞比（p.Raabe）的四阶段法，achenbach的超越方法。最后应该指出，宗教、巫术也具有一定的心理治疗作用，也可以作为后现代心理治疗的心理学资源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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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治理现代化篇8
论文关键词：现代科技；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论文摘要：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高校师生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并对师生的学习生活乃至思想观念产生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如何积极主动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主要探讨了在现代科技手段下创新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要素的联结点，是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中介，是实现教育目的、任务、目标与内容的手段与形式，与教育途径、渠道、方式、方法密切相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起着传输、增效、互动和检测作用，是教育落到实处的关键环节。基于电子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发展而产生的mp3、mp4、pSp、teL、pDa、pC、GpS、XBoX、多媒体、手机、学习机、数码相机等现代科技工具，融计算、通信、网络、存储、学习、娱乐、电子商务等功能，集形、声、像、文于一体，深度介入影响着受众和社会。
据《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网民职业结构中学生占33.2%；《2008年我国手机行业发展回顾和2009年展望》报告中显示，大学生是手机拥有者的主力军之一。可见，现代科技手段的大量运用对大学生具有着全面且深刻的影响。当代大学生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享受科技手段带来的乐趣与便利的同时，也在感受着现代科技手段对其的反噬，如现代科技手段的滥用威胁着青年学生的道德伦理，盗窃金钱、获取情报、传播不健康内容、诽谤他人、侵犯他人隐私及版权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有发生。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在现代科技手段大量运用条件下面临着诸多的难点，如现代科技带给人类的“全球化”问题、现代科技手段对传统教育和模式的挑战问题、现化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大学生表现出的“异化”现象问题、大学生主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接受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者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先进思想文化教育效用问题。
对于以上问题，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找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科技手段下的实现点、夯实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软硬件基础等，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科技手段充分运用的前提下，创新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一、内容中心模式
以培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目的和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先进思想文化为主要教育内容，围绕教育内容的传播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工具，如电视、网站、校园BBS等来影响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的教育方式。
在这种内容中心模式下，教育者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注重方向原则，用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等传播、灌输给大学生，从而影响受教育者社会思想、道德准则的形成。第二，注重灌输原则，强调全面覆盖，突出主动出击、主动占领，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工具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具体内容。第三，注重示范原则，强调正面宣传，典型引路，增强感染性和可接受性。第四，注重求实原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避免假大空。第五，注重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坚持持之以恒地努力，贯穿于日常工作的始终，切忌可有可无、时冷时热。
在具体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转变为便于现代科技工具传播的方式，一是建立各种专题网站，如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专题网站、纪念建国六十周年专题网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红色先锋网站等，使教育系统化、主题化；建设学校网站，各单位、各部门网站，便于传递信息，服务学生。二是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鼓励广大教师利用多媒体教学，并相应增加课时数，在保证教师积极性的同时，使学生感受现代化教育。三是建立学校电视站，在学校宿舍、食堂接通学校有线电视线路，在教学楼设立电子屏等，突出引导，把思想政治教育做到日常化。四是建立学校学生论坛（BBS），开通心灵直通热线，并以学生组织和社团为依托，建立各组织的QQ群、飞信集团；以班级为单位有组织地建立校友录、班级QQ群等，把这些载体建在大学生身边，使大学生能够进行比较深入的思想交流和心理沟通，增强了成员的集体归属感，让大学生身处其中，感受其中，在无形中使思想政治教育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转贴于
二、中介中心模式
以现代科技工具的特性为依托，以其特点、类型和功能决定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对象，以疏导为原则，通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平等交往、交流等形式，主要应对校园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事件的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
在这种内容中心模式下，教育者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注重发挥现代科技工具特性的时效作用，实现对其思想发展状况的动态监测，应对校园内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第二，注重主动介入，抢占先机。倡导“先机介入法”，即注重观察、分析、预见，经常组织开展活动。把握思想倾向和不良苗头，打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提前量”。第三，注重交互性作用，重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协商、对话、交流、合作，从而实现有效疏导。
在具体实践中，一是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影响力。重用说实话，给大学生提供全面充分、值得信服的事实真相，树立学校的公信力，增强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二是学校注重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坚持围绕思想焦点和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思想上的疏导，如在2008年发生的抵制家乐福事件、2009年防控H1n1流感等，通过校园网、广播站、有线电视、校园BBS等渠道，及时疏导大学生情绪，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成效。三是学校要针对现代科技手段体现出的平等、自由特性，开通在线答疑、网上教学、心理咨询热线等，便于学生自主选择与学习。四是针对现代科技手段体现出的开放特性，成立信息网络中心，设置网络运行室、信息资源室、现代教育技术室、多媒体管理、计算机管理等，对学校的信息网进行综合管理。五是重视BBS、短信等现代科技平台反映的问题、述求、事件的信息，实施及时性的引导和梳理，把倾向性的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三、需求中心模式
以学生的需要和实际接受能力为立足点，以满足大学生的合理需求为目标，以服务为基本要求，根据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区别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个体，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激发受教育者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促进受教育者现有思想道德品质的完善和发展，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体意识的人的教育活动。
在这种内容中心模式下，教育者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注重大学生的利益关切和发展需求，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把抽象而深奥的理论还原为具体的实践、丰富的生活，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多为大学生办实事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注重在现代科技手段平台上，平等真诚相待，推心置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把工作做得“人性化”，做到“心坎上”，力求产生共鸣、共识。第三，注重“上”与“下”的结合，思想政治工作既要在现代科技手段利用上进行，又要结合实际需要脱离现代科技手段，实行“面对面”的方式，以解决不同问题，取得不同的效果。
在具体实践中，一是教育者要全面了解学生的需要。了解学生的年龄、性别、习惯、性格、学习背景、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差异，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二是满足学生的合理需要。按照大学生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并及时满足学生的合理需要。三是正确引导学生的需要，提升学生的需要层次。在设法满足学生合理的、正确的需要的同时，及时扭转学生不合理的或不切实际的需要。四是在软硬件实现需要的保障。要大力加强现代科技设备、设施建设，满足大学生的使用需求和教育者的教育需求。
参考文献
[1]宋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十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9
关键词：院士群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意义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里，作为我国科学技术研究的精英，院士群体是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当代大学生心目中越来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成功经历蕴含着丰富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因此，在新时期，有必要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的主要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的精神，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道德规范教育和全面发展教育等四个方面。院士群体作为科学精神的化身，在顺利完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任务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院士群体作为科学技术领域的杰出代表。这必将促使当代大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知识成就理想；以理想来促进他们的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绝大部分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都是践行爱国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他们怀着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毅然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的怀抱。现在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能够达到如此高度离不开广大院士在自己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不断创新、弥补空白和打破垄断。这必将在大学生中产生共鸣，努力践行爱国主义精神。
我国的院士群体不仅是科学精神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高尚人格的化身，特别是他们在科学技术研究中的艰苦拼搏、团结协作、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等思想道德素质，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一个崭新的思路：践行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完美地结合起来，在学习和工作中促进道德素质的提升，在践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中促进学习和工作更上一层楼。
全面发展教育是我们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当代社会的全面发展越来越表明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来推进。院士群体不仅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全面发展的成功典范。如果我们的院士群体不能全面发展，在大科学时代就不可能做出系统的科学技术成就。因此，需要当代大学生不断实现全面发展，向我们的科技精英院士努力看齐。
综上可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主要是示范性、引导性和榜样性的。但是这种作用又具有不可替代性，正如列宁所说：“要记住，工程师为了接受共产主义而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的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如此等等。”即院士群体能够将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精神、道德规范和全面发展与他们的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试想如果能够将当代大学生各自的专业学习和大学生活等具体状况予以紧密结合起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话，相信就一定可以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
二、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特点与方式
院士群体是我国宝贵的科技人才资源。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因而他们不能成为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完全主体；要充分发挥他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中的独特性。
1院士群体不是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主体。院士群体有自己的科学技术研究事业。对他们来说，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因此，他们不能成为专门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能是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消极主体；需要广大专门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在不影响他们的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有效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2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主要是示范性、引导性和榜样性的。由于院士群体不是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主体，因此，这个作用主要是示范性、引导性和榜样性的；应该是积极引导当代大学生向院士群体靠拢，以院士群体为榜样，积极促进当代大学生成长进步。
3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隐形性。由于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主要是示范性、引导性和榜样性的，因此，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具有隐形性的特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教育是相对于显性教育而言的，主要是“学校通过教育环境（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关系结构的）有意或无意地传授给学生的非公开教育经验”。现在我们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是通过显性教育来实现的，往往忽视了隐性教育。在新时期，采用隐性教育更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4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全面性。当今的时代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学技术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现在我们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就忽视了新时代的这一个重要特点，导致科学与人文的严重偏离。而院士群体不仅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人文领域的佼佼者。如果能够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就能够积极引导当代大学生在科学与人文中实现有机统一，以适应当今时展的要求。
因此，要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就需要采用恰当的方式。比如，邀请院士为当代大学生做报告、授课座谈等，即实现院士与当代大学生能够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让当代大学生与院士们一起分享他们成功的喜悦、为国争光的自豪；让当代大学生了解科学技术研究的前沿，激发他们对科学技术研究的兴趣；让当代大学生学习领会院士们思考问题的方法和方式；让当代大学生在与院士们的交流中消除学习生活中碰到的各种焦虑等；在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积极引导他们阅读与院士相关的书籍，比如，传记、科技成果介绍、奋斗历程等。面对各类突发事件，如疾病、食品安全等，院士群体可以利用自己在该领域的权威性，准确的信息，达到稳定校园、稳定社会的效果。总之，必须在不影响院士群体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进行。
三、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主要困难和解决的初步策略
1由于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的特殊性以及我国院士群体的具体状况，要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1）时间的制约性。由于院士群体有自己的研究事业，不能拥有充分的时间来专门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院士群体基本上就是职业科学家，他们的唯一事业就是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取得越来越多的突破性成果。因此，要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在不影响他们的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基础之上。
（2）分布的不均性。根据“两院”官方网站提供的统计信息，我国院士群体在各省级行政区的分布状况是严重不均衡的，主要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省级行政区，如北京、上海、江苏等；并且在各高校的分布也是如此，主要集中在“985工程”高校，其次是非“985工程”的“211工程”高校，最后就是非“211工程”的全国重点大学；对于一般本科院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几乎没有院士。院士数量偏少的省级行政区、高校和绝大部分没有院士的高校要发挥院士群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就显得比较困难了。
（3）作用的有限性。由于院士群体的时间之宝贵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的分配不均性，导致了要在全国高校中全面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显然是比较困难的。这就导致了这个作用的有限性。相对于以人文社科类为专业的当代大学生而言，要他们去充分关注院士群体，关注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无疑是缘木求鱼！因此，要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还任重而道远。
2针对这些困难，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策略，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根据杰出科学家一生的工作特点来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科学家一生主要承担科学研究、行政管理、教育教学和服务社会等四个角色；随着科学家年龄的增长，教育教学和服务社会的所占时间将会越来越长。这为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提供时间的可能。也就是说，当一位杰出科学家慢慢地远离了科学技术研究事业时，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用；而不能让一位正处于科学技术创新高峰期的杰出科学家积极投身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2）根据我国院士群体分布不均的状况，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必须实现就近原则和共享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虽然分布不均，但是根据“两院”的相关统计，至少现在在中国大陆的31个省级行政区均拥有院士。这就为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因此，可以采用就近原则和共享原则来实现这个作用。
（3）需要在当今大学生中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院士群体不仅是科学精神的化身，也是人文精神的杰出代表，即在他们身上基本上实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当今的高校由于专业化的存在，导致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严重分离，学科学的不了解人文，学人文的不懂科学，从当今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可见一斑。因此，要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就必须在当今大学生中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4）加强对院士群体的宣传。虽然院士群体是我国的最重要的科技人才资源，他们为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做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贡献，但是现在的新闻媒体报纸杂志等对他们的宣传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高校本身需要在当代大学生中积极宣传院士群体，特别是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要加大对我国院士群体的宣传。
四、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意义
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必将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活动，仅仅停留在认知领域，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活动。需要将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直接运用到实践中。在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积极开展有关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当代大学生尊重科学、学习科学、认识科学和运用科学，自觉抵制各种非科学的落后思想。只有这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真正达到实践的实效性。院士群体就是开展这方面工作的重要载体，比如，参观我国著名科学家的故居、纪念馆，阅读院士群体传记等相关书籍，等等。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10
一、国家治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理论命题中，治理和国家治理是一个重要的关系。从治理走向国家治理，构成了一个必经的和重要的历史阶段。
人是趋向于群居的，由此结成了群体性的社会和各种组织。治理，是人类社会处置自身集体事务的一种组织活动，它始于人类的原始时期。在原始社会里，人人共同劳动、相互平等尊重，既没有强制性的政治权力，也没有不合理的特权存在。人类在共同生活中，面对着要解决的公共事务，采取了全民议论、大家参与、集体决定的方式。例如，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书中，叙述了美洲原始易洛魁人的公共组织机构――氏族议事会，它是该氏族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集会。这种议事会就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以及是否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外族赎金或者实行血族复仇等氏族内部事务作出决定。当议事会开会时，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按照规定的程序参加讨论并做出表决。这种以氏族议事会的形式出现的处置集体事务的活动，可以说是治理的原初形态。但也正是这样，表达出了治理的平等、公正、民主、大众参与的本原意义。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出现了国家，原始社会的治理遂转变为国家治理，即以国家为中心对公共事务进行安排和处理。在古代国家、中世纪国家，国家治理不过是皇帝、国王统治意志的表现，它的本质特征是人治、专制。这样的治理，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治理的原意，成为治理的反面。近代以降，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各国不断走向民主，追求平等公正，致力于大众参与，国家治理开始向着本原的治理逐步地复归、提升。
唯物史观揭示，国家不过是缓和社会利益冲突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待到今后国家消亡了，国家从社会那里收取来的权力就将归还于社会，治理也将进入全新的未来阶段。这说明，治理与人类始终相随，只要人类存在，就必然需要治理，它的发展经历着“原始治理――国家治理――未来治理”的历史进程。
国家治理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它并非是最终、最完美的阶段。国家治理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是达到更好的未来治理的前阶。
二、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理论命题中，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又是一个重要的关系。国家治理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则构成国家治理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英语中是一个动态的名词，是要使其成为现代（tomakemodern）的意思。modern（现代）这个词，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里首先使用，人文主义者用它来表达与中世纪时代（农耕时代）相对立的一个新时代。因此，从最早提出的“现代”到后来出现的“现代化”，就是指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使农业社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转变为工业社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这样的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一般来说，有着11个方面的显著转变和普及，即从手工劳动转向机器操作，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固态转向社会流动，信息封闭转向信息传播，习俗惯例转向规章制度，保守单一转向开放多元，乡村分散转向都市集中，文盲转向知识，愚昧转向科学，人治转向法治，专制转向民主。这11个方面的变化，可概括为十一化：机械化、信息化、科技化、市场化、社会化、城镇化、知识化、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
现代化带来的11个广泛变化，和国家治理有着怎样的关联度呢？从机械化、信息化、科技化来看，这主要属于生产力和生产率的范畴层面。从市场化、社会化、城镇化、知识化来看，主要属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范畴层面。只有现代化中的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才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尽管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不是全部直接勾连，但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所造成的波及影响实属重大深刻。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现，就是要求由国家主导的公共事务治理必须达到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包含法治、德治、共治、自治。
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词语，本身意味着国家治理要从未现代化或者前现代化进入现代化。它表明，国家治理作为一个跨度很长的历史时期，自身可以分为未现代化和现代化的两个阶段。现在，中国共产党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进入尚未达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阶段。这就要突出民主化与法治化，保障在民和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宪法和法律成为国家治理的最高权威；突出制度化建设与促成多元化格局，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治理制度体系，并在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之下实施多元主体构成的协同治理。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认识现代化的最新成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形成和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现代化、不断求解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横跨了半个多世纪，勾画出四条清晰的轨迹。
一是20世纪中期前后在提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从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开始提出工业、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到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四化”。1964年作《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把“四化”表述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此时，还把“四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通过“四化”，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四化”是作为这个总目标下面的主要内容。
二是20世纪后期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目标的前提要求下，探索更多方面的现代化问题。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在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同时，更加重视现代化建设问题。他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内容，从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延伸到更多的范围，它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诸方面。他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诸多方面中，邓小平特别重视市场经济问题，为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和运行方式，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奠定了市场化的基础。
三是自中共十三大以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目标的内涵作出清晰的界定。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是“富强、民主、文明”。此后，这样的内涵规定为十四大至十六大报告所沿用。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又增加了“和谐”的内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际上概括了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现代化的内容。这也为十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肯定。
四是在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继续强调“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同时，阐明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要搞好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第三方治理等等多方面的国家治理。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从上述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的思想进程来看，曾先后形成了关于现代化的7个提法，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则是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的最新成果。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特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这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比，它们构成两个不同的层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两化”，居于目标性、总体性的层次上，具有统摄的作用；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五化”，居于手段性、方式途径的层次上，是为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服务的。
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下的一个具体的现代化，毫无疑义，它从属于社会主义。这突出地强调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性质。世界上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西方国家走的是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扩张掠夺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现代化在本质上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依靠的是全体人民的团结、智慧和力量，在本质上充满着和平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