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调查报告篇1
【关键词】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金融机构
近年来，在人民银行指导下，苏北各市金融机构一般可疑交易报送工作质量有明显提高。但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成效并不明显，金融机构向当地人民银行提供涉嫌洗钱犯罪的有价值情报数量偏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总体效果。为了解苏北各地金融机构重点可疑交易报送工作情况及当中存在的问题，5月下旬，人行南京分行反洗钱处对徐州、连云港、宿迁、盐城、淮安等苏北五市开展了一次专题调研。
一、苏北五市金融机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现状
截止2011年底，苏北五市金融机构总数332家，其中，银行业118家，证券期货业45家，保险业165家，非金融支付机构4家。在重点可疑交易报告上呈现以下特征：
（一）重点可疑交易报告数量偏少
经统计，苏北五市金融机构在2010年、2011年上报反洗钱监测中心的可疑交易报告分别是413410份、914570份，涉及金额分别19803亿元、121785亿元，上报的笔数和涉及金额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同期向当地人民银行报送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仅分别为8份，16份。而同期，苏南地区（本文中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金融机构分别上报反洗钱监测中心的可疑交易报告2114701份、4488623份，涉及金额分别为198774亿元、498177亿元，报送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分别为42份、81份。与苏南地区相比，苏北地区可疑交易报告数量，尤其是重点可疑交易报告数量明显偏少。
（二）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分布不均
截至目前，苏北五市金融机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全部集中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目前还是零报告。这与一般可疑交易报告多数集中在银行业是相关联的。五市中，重点可疑交易报告较多的徐州和盐城，2010年和2011年两年分别共有8份和7份重点可疑交易报告，而淮安、宿迁则相对较少，都仅有2份，其中分别有一年完全是零报告。另外，苏北五市重点可疑交易报告目前全部集中在本币上，外币重点可疑交易尚未发现。考虑到区位因素，苏北各市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在数量、地域、币种上分布不均与各市经济金融活跃程度不同有一定的关联，但也并不存在完全的因果关系。
（三）重点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不高
苏北五市金融机构报送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普遍质量不高，多数存在客户尽职调查不充分，交易对手及交易背景了解不透，以及缺乏必要的类型及性质分析等问题，有的仅从交易金额和交易笔数、频次来判断是否为重点可疑。由于上报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价值较低，导致最后向侦查部门移送的可疑线索数量较少。也是因为向公安部门移交可疑交易的线索少头绪乱，情报价值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难度大，成案率较低。近2年来苏北地区人民银行共向公安机关移交线索10起（其中，淮安截至目前还没有公安机关移送过可疑线索），最后立案及最终破获案件仅1起。
二、苏北五市金融机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工作存在问题
（一）对反洗钱工作的认识有待提高
从调查情况来看，苏北五市金融机构普遍存在反洗钱意识不强的问题。由于反洗钱工作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多数金融机构认为反洗钱工作不仅不能够促进业务的拓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运营成本，甚至担心因为严格执法丧失潜在客户，在行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很难把反洗钱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多数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还停留在合规层面，认为只要合规即可免责，仍处于被动的机械式应付，没有从风险控制的角度主动去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可疑交易报送上，依然存在着较多的防御性报送问题。而对于涉嫌犯罪的重点可疑交易，普遍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和相应的制度及人员安排，有的金融机构甚至还抱有地处苏北，不会有洗钱案件发生的侥幸心理，更有个别金融机构则对重点可疑交易怀有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从而导致反洗钱工作，尤其是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浮于表面。
（二）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机制欠缺
一是部门有效履职难。苏北五市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多数指定由合规管理或风险控制部门牵头负责。但反洗钱具体职责履行牵涉到会计、零售、公司、国际、信用卡等多个部门，虽然设立了由单位主要领导负责的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但主要工作要由合规部门去协调组织，作为普通的内设部门，其协调难度比较大。特别是涉及到重点可疑交易，需要回溯调查，工作力度往往不够。二是工作流程不完善，可疑交易报告职责履行难到位。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一般由营业网点柜员利用反洗钱系统分析形成，交由业务主管复核后再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并上报。其中，网点临柜人员由于日常柜面本职业务工作量大，一般要利用上班前和下班后的时间兼职完成反洗钱工作，加之反洗钱监测系统根据“客观标准”自动识别和筛选的可疑交易数量较多，临柜人员基本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很难把职责履行到位[1]。
（三）人工甄别分析不足且识别能力欠强
对可疑交易开展人工甄别，是履行可疑交易报送义务的基本要求，也是确定某项可疑交易是否涉嫌洗钱犯罪的关键环节。但从调查来看，苏北各市多数金融机构限于人员编制和成本，没有设立专职的反洗钱可疑交易分析人员，对一线网点依靠反洗钱监测系统自动抓取的可疑交易，普遍存在着人工甄别分析不足的问题，容易遗漏一些有价值的重点可疑交易。另外，随着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洗钱领域的不断扩大，现有反洗钱工作人员对可疑交易识别能力欠强。在调查中，多家金融机构反映现有人员业务知识跟不上反洗钱工作的实际需要，在平时工作中发现一些似乎存在疑点的，或似乎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确认的可疑交易，不敢轻易做出判断，也不知如何进一步追踪。而对于网上银行、poS机等近年来发展较快的非面对面业务，更加缺乏识别风险的能力，无法形成有效的防范机制，从而影响了反洗钱情报的获取和工作成效。
（四）反洗钱系统不完善对重点可疑交易的提炼形成制约
为履行反洗钱义务，提高工作效率，目前金融机构基本都开发了反洗钱监测系统。但从调查来看，多数金融机构存在着反洗钱监测系统与核心业务系统不能完全对接的问题。如客户风险等级划分，不少金融机构未将等级划分结果嵌入反洗钱监测系统。而像网上银行等非面对面交易，交易对手信息一般都集中在金融机构的省级分行，地市级分支机构无法查询。对可疑交易实行的有效的监测，需要金融机构对客户的了解和支付交易的完全掌握。由于系统不衔接，导致客户信息和交易信息采集不全，金融机构难以按客户为单位对交易情况进行全面监测，从而制约了对可疑交易及时分析和准确判断。
三、加强苏北地区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工作的对策与措施
（一）进一步强化金融机构反洗钱意识
首先是要强化各级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反洗钱意识，要充分认识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反洗钱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其次是要强化金融机构员工的反洗钱意识，积极履行法律规定的反洗钱义务，增强工作责任感。同时将反洗钱工作纳入到业务合规工作考核体系中，加大对相关人员的考核力度。随着金融业务的转型和工作理念的转变，要提示金融机构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认真考虑并履行对国家对社会及对公众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二）加快培养反洗钱专业人才
反洗钱工作是专业性、技术性强的专项工作，要督促金融机构要针对自身的业务现状和特点，下大力气解决反洗钱岗位人员流动性高、反洗钱人员兼职且业务技能和水平低不适应等问题，培养专家型反洗钱队伍，保证反洗钱相关人员的专业性和延续性。同时，加大对员工进行新产品新业务洗钱风险，特别是可疑交易识别的培训力度，提高员工对可疑交易的甄别、分析，尤其是从可疑交易中提炼情报的能力，确保对反洗钱监测系统抓取可疑交易数据处理的及时、完整和准确。
（三）推进反洗钱工作从前台分散处理向后台集中处理的转变
鼓励金融机构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查找分析自身工作模式和流程中的不足，学习工商银行反洗钱业务“系统做，集中做、专家做”的集中处理模式，创造条件逐步推进反洗钱工作从前台分散处理向后台集中处理的转变。要指导金融机构完善反洗钱工作流程，加强人员配备，特别是人工分析甄别人员的配备，在反洗钱系统自动筛选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并进一步强化人工分析甄别机制，加强对重点可疑交易监测与排查力度，提升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四）切实做好反洗钱系统与核心业务系统的对接和整合
指导金融机构完善反洗钱内控制度并做好与新业务特性的衔接，在此基础上，优化反洗钱监测系统与核心业务系统有效整合。一方面完善核心业务系统与客户基础数据仓库等系统的接口，提高交易数据和客户信息的提取率，实现数据报送的全过程管理。另一方面将核心业务系统与信用卡、票据等业务的链接，将网银交易、atm存取款、poS机刷卡以及汇票、本票、支票等业务信息直接接入核心业务系统，尽可能扩展同一交易客户可疑交易数据识别来源，为可疑交易的识别和排查创造条件。
（五）督请省级金融机构加强对其分支机构的管理和支持
加强与省级金融机构的沟通与协调，督请各省级金融机构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其分支机构反洗钱工作，特别是在履行可疑交易报告等反洗钱核心义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省级层面进一步完善工作流程，整合系统资源的基础上，着重要抓好反洗钱工作在分支机构的落实。一方面要抓好薄弱地区，加大对反洗钱工作薄弱的分支机构管理和指导力度，另一方面要抓好薄弱环节，指导分支机构加大可疑交易分析排查力度，加强反洗钱系统数据的监测分析，不断优化参数设置，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挖掘有价值的洗钱线索上来。另外，还要督请省级金融机构在人员编制和经费上给予其分支机构反洗钱工作必要的支持。
（六）人民银行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指导
人民银行分支行要高度重视金融机构重点可疑交易报送工作，在法人机构监管框架下指导辖区金融机构采取措施，切实解决当前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有效拓宽涉嫌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的情报来源。对含涉嫌洗钱犯罪线索的重点可疑交易，鼓励金融机构直接向侦查机关报案。要在反洗钱案例和风险控制方面加强宣传与培训，指导金融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资金监测，密切关注和经济犯罪高危地区的资金往来，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资金监测分析水平。另外，还要研究建立反洗钱激励机制。对于及时报告重点可疑交易、协助破获案件、成效突出的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调动金融机构参与反洗钱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反洗钱工作质量和水平，共同防御洗钱犯罪。
金融机构调查报告篇2
关键词：反洗钱；反恐融资；协调机制；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F8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5－0029－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5.07
为有效发挥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制度的作用，协调机制建设至关重要。FatF（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最主要的国际反洗钱组织）《40+9建议》第4条指出，“规则和条例应允许国内外主管当局和金融机构进行信息共享”；第31条还强调，“政策制定者、金融情报机构、执法机构和监管机构等主管当局落实有效机制，促进合作，并在适当的时候协调与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政策和活动的制定与实施有关的国内各方”。
一、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协调机制的重要性
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协调机制主要包括政策层面的协调合作和操作层面的协调合作两部分。政策层面的协调合作是指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相关各方共同起草或制定政策与法规或设置国际标准。操作层面的协调合作主要理解为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相关各方之间的信息交流。在任何有效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制度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所有相关者愿意并有能力进行协调合作。反洗钱与反恐融资预防制度的核心功能是收集信息，并在必要时向他人传递信息。相关者之间任何形式的互动都可被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合作，这种合作必须满足国际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标准。
对于反洗钱与反恐融资主管机构，FatF《40+9建议》主要条款为第23条、第25条、第31条和第40条。第25条指出要为报告实体提供指导，第31条要求“政策制定者、金融情报机构、执法机构和主管机构”进行国内合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相互协调”。第40条建议指出主管机构需要跨境合作，与国际同行分享跨国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信息。第23条建议是关于主管机构的执照核发职责的，指出应由“适当人选”对金融机构中大量股权所有者或者控股权所有者进行检查。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检查标准，但在实践中，要想防止犯罪分子及其同伙“控制……大量股权或者控股权或……管理职能”，肯定会涉及犯罪前科检查。核查结果的核实离不开刑事记录的支持，因此就会涉及与能获取这些记录的部门进行合作。
至于合作能力方面，规则和程序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赋予权力机关某些分享信息的权力，除阻碍信息分享的保密规定，建立适当的合作流程，设立委员会，任命协调人员等等[1]。不过在合作的意愿方面，法律框架或谅解备忘录的作用很小。但是，如果权力机关不愿意相互合作，这些安排将只能是纸上谈兵。对于任何有关协调合作的讨论而言，这都是最基本的限制性条件。如果缺乏合作意愿，任何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制度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二、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在政策层面协调合作的国际经验
（一）所有反洗钱、反恐融资相关者在政策层面的协调合作
反洗钱与反恐融资体系各成员机构的日常业务联系对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非常重要。而要保证它们的承诺可以持续兑现，各机构高层代表之间的定期会议不可或缺。通过讨论和了解反洗钱与反恐融资体系中其他机构的能力和目标，这些高级别代表就可以确保避免工作中的重复和不连续。为了达到这些目标，FatF《40+9建议》第31条指出：“在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政策和活动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政策制定者、金融情报机构、执法机构和监管机构……要进行国内合作”。
参加这些高级别会议的成员一般包括来自有关部委、执法机关(包括调查和机关)、主管机构、所有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情报机构、税务机关、业界及专业团体的代表。除了解决实施中的潜在困难，并为操作层面的合作铺平道路，这些机构也需要在编制和检查立法草案方面发挥作用(无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来自最重要相关者最高层的意见和评论将会很好地促进立法草案的顺利通过。如果报告实体也参与其中，会议就会取代咨询过程，至少可以为咨询草案提供反馈信息，形成一些建议。
以美国为例①，美国国家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政策协调机构――《银行保密法》咨询小组的成员包括来自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主管机构）、司法部、美国国家药品策略控制办公室、各执法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包括自律组织和国家监管机构)的代表和《银行保密法》辖下金融服务行业(包括专业团体)的代表。《银行保密法》咨询小组接收财政部长或其指定人员的信息，其中包括《银行保密法》的管理和执行情况，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情况以及执法机构对这些数据的使用。它还会告知参与的私营部门有关代表执法机关对这些报告的使用情况。在此对话的基础上，咨询小组可向财政部长提出对报告规则的修改要求，以加强执法机构使用这些信息的能力和减少报告实体的负担。
（二）主管机构与其他监管机构在政策层面的协调合作
当反洗钱与反恐融资主管机构为落实正式立法而被授权监管规则时，必须与其他监管机构沟通协调，以确定这些规则如何起草和实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在类似环境下的平等待遇，这种平等不仅要体现在法规中，也要体现在个案中。在所有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一家银行因偶发性报告缺失仅仅遭到银行监管机构的警告，一家证券机构的类似问题就不应招致10万美元的罚款。平等不仅要体现在更高水平的规则制定中，还要体现在监管机构对最具体环节的处理上。
（三）主管机构与金融情报机构在政策层面的协调合作
金融情报机构是反洗钱与反恐融资领域的专家，并且一直奋战在最前线，不断发现新趋势和新方法，因此主管机构应该接受培训。这种训练可以帮助它们在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中确定高风险领域，并找到应该从被检查机构获取的信息。金融情报机构还可以为反洗钱与反恐融资领域的“新手”机构以及需要全面解这个领域的机构提供基本培训。同样，金融情报机构也自行担负一些监管责任，所以也需要在如何进行现场检查方面接受主管机构的培训。例如，在比利时②，银行监管机构（银行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主管机构）会在如何进行现场检查方面为金融情报机构提供帮助和培训。
（四）主管机构与报告实体在政策层面的协调合作
FatF《40+9建议》第25条指出“主管当局”应制定指导原则，并为报告实体提供反馈。尽管提供反馈通常由金融情报机构执行，但制定指导原则的主管机构应帮助被监管实体履行反洗钱与反恐融资义务，毕竟它们才是监督这些义务的监管机构。
FatF《40+9建议》第25条指出，指导原则应“协助金融机构和指定非金融企业及行业（DnFBp）执行和遵守各自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要求”。指导原则通常会明确给出实施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政策的方法，包括客户尽职调查流程、反洗钱与反恐融资风险评估、收益所有权结构、记录保全、可疑交易报告和通过人员培训保持专业知识水平和结构。各国的指导原则都会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制定，所以不尽相同。
提出指导原则的公立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持续合作不仅仅建立了信任，而且它们都是一个有效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有关当局了解了私营部门的实际情况，并采取了私营部门能掌握并有效实施的适当管理措施，对洗钱与恐怖融资风险的控制就可以得到改善。如果公立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没有互信，或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制度的运行缺乏私营部门的全面参与，这样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制度是不可能有效的。例如，在香港，确认银行客户收益所有权结构是很困难的，因此香港金融管理局就这一问题了特别指导，要求银行验证客户公司拥有人的身份(包括收益所有人)。如果业务是通过第三方介绍的，银行也需要对所有中介机构进行“适当人选”评估。
指导原则通常被视为“软法”，因为它不能直接执行，但是如果一个被监管实体持续无视指导原则，它们的无视行为可能成为今后行动的一个决定因素。不过，指导原则是一般性的，也不同于主管机构在考察后给出的建议或指示，因为建议或指示通常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其目标是特定的某个机构。指导原则关注的是被监管实体群体，并涉及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制度的方方面面。它并没有强加新义务给实体，但它说明了实体应该如何在实践中履行已经承担的义务。
最后，主管机构还常常作为分发站，分发联合国安理会委员会依照安理会第1267号决议(/制裁委员会)定期印发的名单。这份名单中会列出疑似与这些恐怖组织有关的自然人和法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冻结这些恐怖组织所有或被它们控制的资金。为此，主管机关――通常是中央银行或银行监管机构会在该国金融机构中分发这份名单，以确保任何持有相关资金的机构会冻结这些资金。
三、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操作层面协调合作的国际经验在操作层面上，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协调合作的目的是分享信息、情报和证据，以预防、调查和洗钱与恐怖融资罪行。这里所说的合作是指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协调机制框架内的所有机构和机关之间的互动，包括金融业内各个部分、金融情报机构、官方记录和登记部门（这些可能包括执法机构、身份或护照、监管机构、税务机关、海关、土地登记、车辆记录、公司登记、商业数据库等记录和登记）、执法机构（这些可能包括警察、特种警察部门(如反和反恐怖)、罪案记录、反腐机构、国内外安全部门和情报机构、主管机构、税务稽查等）、金融行业监管机构、检察和司法系统以及其他非正式或正式组织（政府与非金融业务及专业机构，如律师、会计师和房地产商等之间应建立对话机制）。
（一）主管机构与金融情报机构在操作层面的协调合作
为了使主管机构洗钱与恐怖融资风险分析更加全面准确，从而帮助主管机构确定核查计划，金融情报机构是最有价值的信息来源。金融情报机构从报告实体获得的报告会反映出它们是否遵照执行了客户尽职调查和其他义务。举例而言，如果某机构提交的报告中总是缺乏有关受益人或所有权的资料，这就说明该机构在客户尽职调查义务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除了可疑交易报告的质量，金融机构申报的其他资料也是有用的。将某银行提交的可疑交易报告数量与相似银行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各银行是否正确地履行了其报告义务。假设银行甲和银行乙位于同一地区，并为同一客户群提供同样的服务，如果银行甲提交的报告数量仅相当于银行乙提交报告数量的一小部分，就会引起主管部门的注意。不是银行甲少报或瞒报，就是银行乙提交了过多的报告。无论哪种情况，对主管机构而言都是有价值的信息，不仅有助于细分风险状况并确定检查安排，还可以直接作为警告或罚款等行政处罚的依据。
鉴于金融情报机构可提供有关上述问题的资料，各国已设法开辟了主管机构与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信息渠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当地情况和各国的数据保护立法。开辟这些渠道也有可能无需法律依据，但有关报告实体的申报行为信息仍受到金融情报数据保密性的制约。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保密性只适用于与客户有关的可疑交易报告所涉及的内容。如果是这样的话，因可疑交易报告不足或缺失而得出的结论就不受这些规则的限制，金融情报机构就可以将这些资料提交给主管机构。不过一些国家认为，从可疑交易报告中得出的任何信息都在保密规则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金融情报机构和主管机构能进行信息交流，就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例如，在西班牙和意大利①，金融情报机构和银行监管机构会酌情分享各自的检查报告。在意大利，意大利中央银行和金融情报机构建立了一套信息交流方案，使各机构能够分享来自金融情报机构的信息(如金融情报机构用于识别异常情况的银行回复)并确保它们充分协调各自的方案。例如，部署中央银行与金融情报机构的检查小组进驻同一家银行。此外，金融情报机构以及其他机构都会在执行问题上积极地同经济与财政部合作。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也可以采取联合组建现场检查小组的形式，检查小组的每个成员都带有独特视角和技能，以更有效地识别洗钱与恐怖融资风险。例如，在法国①，银行、证券与保险业监管机构的成员都可以加入现场检查小组。一次非现场检查形成某金融集团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缺陷报告可能会引起不同监管机构的兴趣，也可能被同一综合监管机构中的不同部门所注意，或最后引发共同制裁进程。在加拿大②，金融情报机构(正式执行反洗钱立法工作的机构)和加拿大金融监管局拟定了一项谅解备忘录，阐明金融监管局要与金融交易报告分析中心分享所有反洗钱评估计划获得的信息，而金融交易报告分析中心要与金融监管局分享可疑交易报告和大额现金或电子转账档案的信息、以及归档趋势和效用的细分统计。两家机构要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发展趋势和新出现的问题，以及个体实体评估的具体结果。
同样，由主管机构流向金融情报机构的反向信息流也是需要的。由主管机构执行的现场检查可能使未呈报的可疑活动曝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个国家可能赋予监管机构通知金融情报机构的相应权力，即可以直接向其发送一份报告，或责令报告机构向金融情报机构提交迟来的可疑交易报告。主管机构和金融情报机构之间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不过这要视主管机构在各国所担任的角色而定。如果保密规定禁止分享在执行监管职责期间获得的信息，可能需要申请豁免。
最后，在金融情报机构担任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监管职能的国家（如美国）必须要确保审慎监管机构与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金融情报机构显然会很重视审慎核查中发现的有关内部控制问题的信息，而由金融情报机构收集的此类资料也会得到审慎监管机构的重视。
（二）主管机构与执法当局在操作层面的合作
当然，主管机构有可能在现场检查中发现更严重的证据，不仅仅是一些有关被忽视的交易的简单证据，还可能是该银行参与犯罪行动的证据(无论这种参与行为是银行主动参与还是重大过失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主管机构可能会通知执法当局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实际上，主管机构别无选择，它们有责任提交任何不法行为的证据。由于涉及犯罪行为，任何主管机构获得的信息都不应受到保密规定的限制。立法机关需要在法律条文中制定明确的相关规定。
在任何情况下，主管机构与执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和结构性合作都是必要的。如果主管机构在不进行任何沟通和协作的情况下决定单独采取行动，它们就可能对刑事调查造成整体干扰。如果监管措施中包括行政制裁，这些制裁措施可能会阻碍刑事制裁的适用。同样，检察官在不与主管机构进行磋商的情况下采取执法行动，可能使金融机构遭受沉重打击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或造成可能影响到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意外结果。检察官的目的是惩治犯罪行为，而主管机构的目的是维护国内金融体系的完善和稳定性，两者的目标应该相互平衡一下。
在荷兰③，反洗钱主管机构将定期与检察官办公室和金融经济犯罪侦查机关举行三方会议。举行三方会议既是实际需要，也是法律需要。由于荷兰法律认为行政罚款也是一种处罚，因此可能导致重复追诉。结果，同一犯罪行为不能同时受到行政罚款和刑事制裁。因此，主管机构对任何反洗钱与打击恐怖融资违规行为采取的执法行动都不能包括执法当局的行动，反之则相反。三方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决定采取何种途径。
各个国家可能希望合作与协作采取专案方式进行，不过一项谅解备忘录或约定可以将合作规范化，同样也可以就采取何种制裁手段(行政、刑事或两者兼而有之)正式达成一致。此外，还应当明确监管手段能在何种程度上对执法工具构成补充。例如，当检察机关无法找到提讼所需的足够证据时，它们可能将案件移交给主管机构。即使缺乏构成反洗钱刑事诉讼的足够证据，调查也可能会找到违反反洗钱与反恐融资规定的行为，如在确认客户身份方面以及监控或报告方面，而这些都可以成为主管机构实施处罚的依据。
（三）主管机构与报告实体在操作层面的协调合作
主管机构在组织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培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协调合作的一部分。
在不同的国家，主管机构参与培训的方式也不同，它们可能直接为金融机构提供培训（通常是培训ii培训师项目），或鼓励全国银行协会或合规人员协会等其他机构提供这类培训。例如，在韩国①，韩国金融情报中心（KoFiU）与韩国金融监督院（FSS）合作，为银行提供反洗钱教育和培训。韩国金融情报中心每半年举办一次研讨会，金融监督院的人连同银行内部审计员和首席合规官员会聚一堂，讨论包括反洗钱与反恐融资问题在内的合规问题。这些研讨会（以及出色的培训方案）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加强反洗钱合规，并因此降低洗钱风险。研讨会讨论的内容包括反洗钱信息共享以及银行保密规定的一般准则，如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异常交易类型、银行在反洗钱方面的责任等。研讨会的举办旨在帮助银行制定反洗钱政策，并创建或更新培训计划。为此，韩国金融情报中心已经制定了一项培训课程，银行可以用它来培训自己的员工。
四、对我国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协调机制建设的启示
2007年6月，我国正式加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FatF在此之前对我国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制度进行了系统完善的评估。其中，FatF分政策层面和操作层面对我国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协调机制进行了评估分析。从政策层面上看，协调合作机制主要体现为反洗钱部际联席会议及其对反洗钱与反恐融资体系的有效性审查。从操作层面上看，协调合作机制主要体现为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之间的金融业反洗钱协调机制、公安部与人民银行之间的核查协作与情报会商机制、公安部与金融业监管部门的紧密合作、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局与其它国内部门的合作。FatF对我国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协调合作机制给出了大致合规的评估结论[2]，认为执法部门（包括主管部门在内）和检察机构之间在操作层面上的合作应该改进。
建议加强主管部门、执法部门与检察机构在操作层面上的合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主管部门、执法机构与检察机关之间的联席会议框架内的沟通机制应得到改善，需要增强监管人员、侦查人员对成功洗钱案件所需的法律要素的理解。例如，人民银行的监管人员与公安部的调查人员应更紧密地与检察机关合作，共同决定在调查以及侦查过程中处理那些犯罪活动，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此外，我国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协调机制建设还应加强培训方面，主管机构应为其它联席会议成员机构和金融机构在金融调查方面（包括“追踪资金”方法和法务会计技能）为其调查人员提供培训，培训调查人员加强其对财务记录和财务报表的理解等。
参考文献：
金融机构调查报告篇3
洗钱就是将犯罪所得的赃款通过金融机构或其他途径转移、转换、隐瞒、掩饰犯罪所得赃款的性质和来源，使其变为貌似合法收益的不法行为。洗钱的危害极其严重，在此不再赘述。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在1990年禁毒决定的基础上，对洗钱犯罪作了新的规定。新刑法第191条明确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构成洗钱犯罪。新刑法将洗钱犯罪作为单独的一种犯罪，并将其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而不是像关于禁毒的决定将洗钱犯罪与其他的犯罪混同在一个条款中加以规定。新刑法关于洗钱犯罪的规定是预防和惩治洗钱犯罪的法律根据，奠定了控制洗钱的国际合作的国内基础，对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控制洗钱将具有重要作用。
除了以刑法措施作为遏制洗钱犯罪的主要手段外，我国应充分发挥金融系统在控制洗钱中的预防作用。巴塞尔委员会在1988年12月防止罪犯使用银行系统洗钱的声明中强调指出，防止洗钱的最重要的措施在于银行自身管理的完善。银行要具有相关的措施防止其机构成为洗钱的渠道。洗钱者通常利用金融机构作为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的工具。国际社会反洗钱的实践证明，金融机构承担法律义务验明客户身份、保存记录、披露可疑、大额资金交易、内部控制措施和政府对金融机构加强监管，是控制洗钱的至关重要的措施。
（一）建议金融机构的范围
在关于建议金融机构的适用范围方面，考虑到洗钱者不仅通过银行，也通过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处理现金的某些行业进行洗钱。因此，我国有关反洗钱的措施，不仅应适用于银行，也应适用于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并尽可能适用于在其业务中接受大量现金的组织。建议要求，国内当局应采取措施确保有关反洗钱措施的建议在一个尽可能宽的范围内履行。上述具有创新性的建议，在反洗钱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由于一些国家所确立的反洗钱措施只是与银行系统有关，而洗钱者除了利用银行，还利用各种形式的公司以及信托活动去清洗犯罪收益，因此，必须拓宽反洗钱措施的适用范围，才能适应控制洗钱的需要。同时，我国应尽快列出适用反洗钱措施的银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以及处理现金的其他行业的清单，包括：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所，农村信用合作社，或经授权从事国内银行法规定业务的其他机构，不论上述机构属于公有、私有或混合所有；
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财务公司；
典当行，货币兑换所，交通工具（飞机、汽车、游艇等）出售商，珠宝古董商；
（二）客户的身份证明以及记录保存规则
关于客户的身份证明以及记录保存规则的建议强调了使金融系统在反洗钱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核心问题。要发挥金融系统在反洗钱中的作用，金融系统就必须具有揭开遮盖有问题客户面纱的能力以及对法律实施当局提供有关交易和客户身份证明的可靠文件的能力，基于这些文件，法律实施当局可以展开有关洗钱的调查。因此，建议要求，金融机构不应保存匿名帐户或明显假名的帐户。也就是说，要控制洗钱，就必须改革金融系统内部为客户保密制度，使金融保密制度不成为洗钱者进行洗钱活动的“保护伞”。应要求金融机构在确立营业关系或进行交易（尤其在开立银行帐户，进行信托交易，租借安全储存箱，进行大量的现金交易）时，根据官方的或其他可靠的身份证明文件识别客户，并记录客户的身份。上述要求可通过法律规则、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协议或金融机构的自律协议予以规定。
由于洗钱者常常通过金融机构的被提名人帐户及持有的公司股份掩饰受益所有人，培植非法来源的资金。因此，建议要求，金融机构对于客户是否为他本人进行交易产生怀疑时，尤其在住所公司的情况下，应采取合理的措施获得掌握客户所开帐户或所进行的交易所代表的某人的真实身份。该项建议强调了金融机构应对于基金的受益所有人予以密切关注，通过采取合理措施确定在金融机构所流转的资金受益人的真实身份，从而使洗钱者利用空壳公司等名义掩饰犯罪收益的企图难以得逞。
记录保存包括保存交易记录和身份证明记录。在有关交易记录方面，建议要求，金融机构应至少保存5年所有必要的有关国际和国内交易的记录，使其能够根据主管机关的要求提供信息。金融机构所保存的记录必须符合重建个人交易的要求（这些记录应包括所涉货币的类型和数量），以使必要时对于起诉犯罪行动提供证据。在有关身份证明记录方面，建议要求，金融机构应在有关帐户关闭后至少保存5年该帐户的客户身份证明、帐户档案以及业务通信的记录。在我国客户的身份证明文件可以是诸如身份证、户口簿、护照、出生证、驾驶执照、合伙契约和公司文件、或任何其他官方或私人文件，记录或核实客户的身份、代表能力、住所、法律能力，职业或业务目的，以及关于这些人是偶然的还是通常的客户这些其他的身份信息。国内的主管当局在刑事起诉和调查中可以利用上述文件。
（三）建立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
除了加于金融机构有关识别客户身份和保存记录的一般性义务外，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美洲国家组织关于洗钱犯罪的模式规则还专门要求金融机构对超过一定数额的现金交易予以记录和报告以及对可疑金融交易予以记录和报告。
为加大我国防范与打击洗钱犯罪和经济犯罪力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要借鉴国外防范与打击洗钱犯罪的经验，建议要求建立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该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规定大额资金下限。从国外情况看，美国是1万美元，澳大利亚是1万澳元，荷兰是2.5万荷兰盾。德国1993年《反洗钱条例》规定银行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2万马克以上的现金交易。加拿大法律规定银行必须向政府报告1万加元以上的现金交易。在我国，大额现金的下限以多少为宜，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有要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大多数居民的收入还比较低，人均储蓄存款并不高。鉴此，笔者认为，大额现金以5万元为宜。这样规定，一是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个人储户一日一次性从银行储蓄帐户提取现金5万元以上的，除按原有规定填写有效的身份证件，储蓄机构审核无误后即可予以支付），二是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三是大大减轻银行等单位的报告工作量，节约时间，降低报告成本。
2．其他单位有无报告大额资金交易的义务。前已述及，银行有报告大额、可疑资金交易的义务，同样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此项义务。笔者认为，我国应当规定上述单位均有报告大额资金交易的义务。
3．接受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报告的机构。国外有的国家将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报告给财政部隶属的反洗钱机构，有的报告给司法部下属的反洗钱机构，也有的报告给中央银行隶属的反洗钱机构，还有的报告给警方所属的反洗钱机构。我国的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报告给什么机构，涉及到反洗钱机构的定位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应将其定位为金融情报机构（英文缩写为FiU）；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将其定位为有侦查权的金融情报机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将其定位为有侦查权的机构。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即将我国的反洗钱机构定位为金融情报机构，该机构将同银行、证券、保险、海关、工商、税务、外汇、商贸、公安、检察、法院等单位联网，负责收集、分析和提供有关信息，及时了解国内洗钱手法的新变化，对洗钱特点、规律、趋势进行分析、研究、预测，提出对策，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指导、协调全国的反洗钱工作，经常同国际反洗钱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反洗钱机构联系，了解国外洗钱的新手法和国际反洗钱的最新进展，有效地开展反洗钱的国际合作，打击跨国洗钱犯罪。
4．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报告的分析与处理。银行收到大额交易要和已掌握的客户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可疑交易，立即向侦查机关、反洗钱机构和金融监管机关报告。其他非银行机构应将大额交易报告给反洗钱机构，反洗钱机构根据有关信息进行分析，发现可疑交易报告给侦查机关和金融监管机关。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每天发生数百亿元的金融交易，且相关单位的信息网络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此条件下，若只设全国性的反洗钱机构难以满足工作需要。据此，可考虑在省、地、县设立反洗钱机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向反洗钱机构报告大额、可疑资金交易，非银行机构向反洗钱机构报告大额交易，反洗钱机构对非银行机构报告的大额交易进行分析，发现可疑资金，报告案发地侦查机关和金融监管机关。若大额、可疑资金交易跨省、跨国同时报告国家侦查机关、金融监管机关和反洗钱机构。
5．关于大额、可疑资金交易的调查。国外对大额、可疑资金交易的调查大致有两种做法：一是反洗钱机构直接调查。如罗马尼亚“防范与打击洗钱行动署”由政府总理直接立案调查，在掌握证据后10天内向总检察院起诉。二是反洗钱机构无调查权，将可疑情况提供给执法机关调查。如美国执法机关根据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提供的可疑情况，组成特别行动小组调查洗钱犯罪案件。这种小组不是常设机构，是根据不同任务组成的临时工作组，任务完成，小组解散，人员回原单位。具体牵头单位也是根据工作任务决定的。如是毒品洗钱，由美国禁毒署牵头，相关部门参加；若是走私洗钱，美国海关牵头，有关部门配合。我国对大额、可疑资金交易的调查可分两种情况：如是贩毒洗钱，由禁毒部门调查；若是走私洗钱，案情重大复杂，由海关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组成专案组，联合调查。调查结束，专案组解散，工作人员回原单位。
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的建立，将逐步推动侦查机关的工作方式发生变化，即由案发后被动调查，转变为案发前主动控制，大大减少国家、单位和个人的经济损失，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四）金融机构的特别注意
建议有关报告可疑交易的规定，包括金融机构披露可疑交易的义务，金融机构不泄露信息的义务以及善意披露免责的保护措施。建议要求金融机构予以特别注意的交易包括：所有复杂的交易，不正常的交易，或巨额的交易；所有不正常类型的交易；以及无明显经济或合法目的的定期小额交易。金融机构一旦怀疑上述交易可能构成非法活动或与非法活动有关，应立即向主管机关报告可疑交易。对于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要求或取得可疑交易信息的情况，金融机构不得通知除法院、主管机关和法律授权的其他人以外的任何人。
金融机构或有关人员有意从事不履行上述义务的活动，将构成刑事犯罪。
建议规定，金融机构及其雇员、职员、董事或法律授权的其他代表，对可疑交易的报告，只要是遵守规则善意进行，不论结果如何，免除有任何合同所予以的披露信息的限制，免除由任何法律、法规或行政规定所予以的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这种善意免责的规定，要求金融机构披露可疑交易必须善意进行，只要善意依法披露，就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随意、恶意泄露金融信息，并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善意免责规定对于促进金融机构与政府合作，对于保护金融机构以及成员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价值。
那么，银行等单位如何识别大额可疑金融交易呢？即规定识别可疑金融交易的标准。美国银行防洗钱工作指南规定了50多种情况，出现其中之一的，即认为是可疑金融交易，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例如，使用单位帐户存取款，主要用现金而不是支票，帐户内存有大量本票、汇票，而开立帐户人的经营状况却与此不符；把资金存入多个帐户，但存入每个帐户的金额通常都低于需报告限额，然后，再调集每个帐户里的资金到某个主帐户，并转帐到国外；某业主同一天内在不同的银行分支机构分别打入几笔存款；帐户在接受了许多小额电汇或者帐户使用发票、汇票存款后，立即将绝大部分存款（留下少量象征性的存款）汇到另一个城市或国家，而上述活动不符合客户的经营状况；某客户突然还清了一笔大额贷款，但无法正确解释资金的来源；某客户不愿提供强制性报告所需的信息，不愿填写报告，在被告知必须填写报告后不愿再继续交易；经常收到大量往来于离岸金融机构的电汇；一些银行职员生活奢侈，明显与其收入不符；注意不愿休假的银行职员，等等。我们在制定大额可疑金融交易标准时，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适当借鉴国外经验，使其符合我国实际。
有的国家认为，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反洗钱中的作用，应建立对可疑交易的强制报告制度，因为在自愿报告制度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可以报告也可以不报告。考虑到即使是自愿报告制度对许多国家来说也具有一定难度，需要改革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因此，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提出了强制报告制度和自愿报告制度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对可疑交易的强制报告制度，因为其一，1994年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我国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随着金融机构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带来了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并进而引起了竞争的激化以至于竞争的无序，导致我国金融秩序混乱。其二，非法民间借贷，是洗钱的“第二渠道”。其三，金融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和操守不高，使规章制度俱成空文。其四，如实行自愿报告制度，若有金融机构故意不报，那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岂不是形同虚设？因此，要使对可疑交易的报告要求有效实施，必须有相应的规则和制度予以配合和保证，其中有关披露信息免责规则、不对客户泄露信息规则以及报告的程序规则是必不可少的。转贴于
（五）处理来自不具有或不充分具有反洗钱措施国家资金问题的措施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洗钱天堂对于反洗钱措施带来的挑战。大量的洗钱活动表明，有些国家加强反洗钱行动可能导致洗钱渠道移动到不具有或不具有充分的反洗钱措施的国家，通过这些天堂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国内金融系统的清洗，然后安全回到对洗钱加以控制的国家，完成洗钱的整个过程。针对保密天堂所造成的问题，建议我国金融系统适用下述原则：使之对来自不具有或不充分具有反洗钱措施国家的资金予以特别注意，并采取措施处理相关的问题。建议规定金融机构对于与没有或没有充分适用上述建议的国家的个人，包括公司和金融机构的业务关系和交易应特别予以注意。但要真正解决洗钱者利用保密天堂洗钱的问题，有关国家应在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和不具有或不充分具有反洗钱措施的国家进行对话和合作，逐步形成具有广泛约束力的控制洗钱的法律规则。已采取反洗钱措施的国家可以自己的反洗钱措施影响具有保密天堂性质的国家，但不能将自己的国内法措施强加给他国，强迫他国采取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也不能在他国范围内要求违反他国法律或规则的行为。不论有关控制洗钱的措施对于控制跨国洗钱和跨国犯罪，以至维护国家和平和安全是多么重要，只要这种措施涉及到他国，就必须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国际法基础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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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
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预防洗钱中的作用，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机制必不可少。建议要求我国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和发展预防洗钱的内部控制机制。根据美洲国家关于洗钱犯罪的模式规则，金融机构应采取、发展、补充内部方案、政策、程序和控制，以预防和监测洗钱犯罪。内部控制纲要至少应包括下述内容：
建立确保其雇员高度诚实的程序和对雇员人品、工作和金融历史进行评估的评估机制；
开展持续发展的雇员培训项目，诸如“知道你的客户”培训项目，对雇员进行有关预防洗钱的教育，使雇员知道自己在识别客户、保存和提供记录、记录和报告现金交易以及报告可疑交易方面所具有的责任；
具有独立的审计职能，对内部控制方案的遵守情况予以检查。
金融机构应指定属于管理层的官员负责内部控制和程序的适用，包括负责适当保存记录和报告可疑交易。这些官员应具有与主管机关联络的职能。
对于不履行内部控制义务的金融机构可以予以罚金、暂时中止营业或许可证，或中止、撤消金融机构的经营执照等处罚措施。
我国可以借鉴美洲国家组织关于洗钱犯罪的模式规则来发展和完善自己预防洗钱的内部控制制度。
总之，我国应借鉴国际社会反洗钱的成功经验，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将金融系统纳入综合治理洗钱的法律网络，使金融机构承担法律义务采取反洗钱的政策和措施进一步完善控制洗钱的法律机制。
参考数目
1.news.eastday.com>>今日关注>>我国悄然拉开金融反洗钱“序幕”影响重大（2002年9月18日）
2.邵沙平著：《跨国洗钱的法律控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71~80页，第148~154页，第237~239页
金融机构调查报告篇4
(一)银行制度执行意识不强，报告信息质量不高
1、没有正确处理追求效益与执行制度的关系。部分商业银行片面奉行“客户至上，效益第一”的指导思想，不能正确处理追求效益与执行报告制度的关系。部分银行几乎未履行尽职调查的责任，无原则满足客户的各种要求，忽视款项来源及用途合法性。
2、甄别和分析可疑交易的能力不足，报送交易信息质量不高。一是错报情况仍有发生。目前我省部分银行在填报中身份证号码录人错误、识别编码错误、数据项填报不规范依然存在。二是甄别和分析能力不强，存在“三多三少”问题，即大额交易信息报告多、可疑交易信息报告少，非现场分析多、现场核查少，对交易帐务记录核查多、对客户背景深入了解少。“办法”中包括了31种的可疑外汇交易类型，但由于”办法”执行时间不长，深度培训远远不够，导致银行机构甄别和分析可疑交易的能力明显不足，除较易判断的少数交易有所反映外，绝大部分交易类型都未进行有效监测。迄今未报送一笔企业单位的可疑外汇交易信息，也无一家主报告行报送“金融机构甄别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表”。
3、科技手段支撑不足，影响“办法”的实施效果。目前，山西省只有少数银行采用直接从业务系统中提取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数据（据了解，目前绝大部分银行正在开发相应的系统），大部分银行尚处于手工采集、逐级汇总数据的方式。由于手工统计环节多，核对机制薄弱，数据错漏时有发生。
(二)外汇管理部门监管力度有限，监测手段不完善
1、监管工作开展不平衡，尚未形成全面有效的监管机制。对未严格履行报告义务的金融机构，外管局按“办法”有权进行处罚。但此项工作面广量大，机构设置、人员定编、经费保障都有待时日，加之尚未形成全面有效的监督处罚机制，导致部分银行报告的主动性不强，制度落实不力。同时，山西省外管系统相关监管工作开展不平衡，所辖中心支局对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信息的采集、汇总、分析、筛选、甄别、核查等工作尚未真正全面展开，全辖的有效监管机制尚未形成。
2、囿于监测手段及核查权限所限，难以进行深人甄别及核查。一是鉴于目前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以个人为主，其交易主体多、交易分散、信息不完全，加之校验程序的筛选、甄别和分析功能不强，以外汇管理部门现有的人力、设备、技术难以进行连续的跟踪分析和全面深入的核查，核查工作往往浅尝辄止。二是核查权限有限，使核查工作难以深人目前外汇部门缺乏必要的强制手段，当被调查对象不配合调查时，常常束手无策。而公安部门又不能仅以其银行交易记录作为立案证据，立案证据不足导致其不能依法展开侦察，导致部分可疑对象多次出现在“黑名单”上，有关部门却无能为力。
(三)部门间的协作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有效地发挥各自优势并形成工作合力尚在探索之中
1、报告主体的覆盖范围不广。从山西省目前实施的情况看，报告主体还仅限于外汇指定银行，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邮政国际汇兑等机构未纳入报告主体范围，部分银行、邮政的美国西联汇款公司的相应国际汇兑业务也未进行专题报告。从报告实施看，银行的西联汇款按“办法”进行大额和可疑外汇交易报告，而邮政国际汇兑及其西联汇款业务则未纳入“办法”的报告范围，使外管部门监控的大额和可疑外汇交易报告存在遗漏。按“办法”的规定，证券经营机构指令银行划出与交易、清算无关的外汇资金、通过银行频繁大量拆借外汇资金，保险机构通过银行频繁大量对同一家境外投保人发生赔付和退保行为，报告主体均是银行机构，外管部门无法了解交易双方在证券或保险公司外汇资金交易中的明细情况。
从已经实施反洗钱法律的国家经验表明，如报告制度仅适用于金融机构，洗钱活动还会从受法规约束的金融行业转移到不受该法规约束的其他行业，特别是房地产公司以及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2、联动协作机制还不健全，尤其一些非金融行业的相关工作亟待加强。洗钱犯罪要从“防”到“反”，不仅在于银行机构，还在于诸多执法、司法部门的密切合作，而现在我国尚未在海关、司法、工商、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建立有效反洗钱合作机制，涉及多部门的信息收集、情报交流等方面的
综合信息交流体系尚未形成。就当前重庆外汇部门与公安部门的初步协作而言，由于在如何认定涉嫌非法外汇买卖证据等有不同的理解，两部门实施联手行动存在诸多障碍。由于目前非法外汇交易双方一般不当场进行现金交割，而通过银行以单单、单卡、单折等进行交易，外汇局较难获得法定的证据，而公安机关对没有法定证据的非法外汇买卖交易不予立案侦察，导致查处工作大打折扣。
(四)反洗钱法规体系不健全，“办法”等部门规章独木难支
1、法规体系不完善，缺乏专门的权威法规。目前，有关反洗钱的规定分散在《刑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及相关部门规章中，缺乏专门的权威法规，不利于统一和协调。而反洗钱不仅涉及金融行业，还涉及诸多执法、司法等部门，需要多部门加强联动协作，这些都不是单靠人行的部门规章所能约束。
2、对洗钱的上游犯罪范围规定过于狭窄。我国《刑法》只将、黑社会、恐怖活动、走私四类犯罪界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实际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贪污受贿、偷税漏税等犯罪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比这四类罪更甚，数额巨大的经济犯罪收益每天都在通过洗钱转移境外或合法化，因此应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大到所有重大犯罪。
3、反洗钱配套法规中存在很多盲区。现有反洗钱法规中，对证券、保险等机构的报告义务规定不详，对房地产行业、法律服务行业、会计行业也没作规定，加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网络洗钱已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而我国有关网络洗钱的法规尚是空白，缺乏对这些洗钱“重灾区”的法律监控，会直接削弱我国的整体反洗钱能力。同时，对洗钱行为的管辖也不明确，按《刑法》规定洗钱罪属公安经侦部门管辖，但具体到上游犯罪的管辖权，又涉及公安刑侦、缉毒部门、海关缉私局等，这种管辖交叉导致的管辖不明和用上游吸收下游犯罪的行为不利于打击洗钱犯罪。加之我国尚未成立专门的反洗钱组织机构，虽然人行设立了反洗钱领导小组，但只是一个内设机构，权限和职责非常有限。
二、工作对策
(一)提升法律层次，尽快完善法规体系
1、尽快出台《反洗钱法》，完善相关法规。当前，许多国家在反洗钱方面已建立包含不同层次、不同法律部门的法规体系，并制定了专门的反洗钱法来协调各种义务和关系。据悉反洗钱法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反洗钱立法经验，加快《反洗钱法》立法进程，统一调整与反洗钱有关的权利和义务。为控制洗钱的各个环节，要逐步修订《保险法》、《公司法》、《会计法》、《证券法》等相关法规，消除配套法规存在的盲区。同时，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尽快将“办法”上升到国务院行政规章，才利于外汇管理部门对不履行大额和可疑外汇交易报告责任等行为加大监管与行政处罚力度。
2、建立执行报告制度的保密免责制度。《商业银行法》规定对客户有保密义务，“办法”规定大额和可疑外汇交易必须报告，因前者的法律效力高于后者，使金融机构处于“两难”境地。银行既需履行反洗钱报告职责，又有依法为存款人保密的义务，但往往难以兼顾。因此，建议建立反洗钱免责制度，明确报告机构因履行报告义务而与有关保密规定发生冲突时，无须承担责任。
3、完善客户尽职调查的制度。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要求是：“在建立业务关系时，或进行下列特殊交易(金额超过限额，没有完整提供汇款者资料的电汇的可疑资金划转)时，或对有洗钱嫌疑的交易，或对现有客户资料的准确性和充分性发生质疑时均应进行深入的客户尽职调查。”目前，部分银行只停留在对机构了解其基本情况、对个人只是核对身份证号码的简单层面上。因此需要通过完善立法，详细规定报告主体对客户的尽职调查责任，明确其了解客户的身份、业务状况、资金运行状况、交易性质等内容，以督促报告主体及时识别和判断可疑交易。
4、逐步扩大报告主体范围。首先尽快将报告主体从外汇指定银行扩大到保险、证券、邮政汇兑、西联汇款、速汇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汇款公司以及整个金融行业。其次通过完善立法将报告主体尽可能扩大至现金交易较密集的高风险行业，如房地产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
(二)加大监管力度，强化银行报告主渠道的地位与作用
1、督促银行不断完善相关内控制度。不断强化银行机构反洗钱意识，加强队伍建设和业务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反洗钱工作能力。银行要正确处理报告职责与追求利益的关系，由被动反映型转向主动核查型，增强主动核查能力，推动反洗钱深入开展。
2、加大监管力度，督促健全有效的报告工作机制。不断修订完善“办法”，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大额和可疑外汇交易类型。对于银行工作人员明知是非法交易的存取业务仍充当“验钞机”或“交割台”的，或涉嫌协助洗钱的，要依法追究责任。实现外汇部门与金融机构的联网，使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信息能实时传送，提高报送效率与质量。督促银行提高技术手段，充分利用其既有的业务核算系统，尽快实现从银行原始会计数据库中采集反洗钱数据的方式，并使之能通过可疑交易监测识别系统对特定客户或账户进行全面、连续、实时监测及综合评价，增强报告的时效性、准确性。
金融机构调查报告篇5
一、美国风险为本反洗钱检查方法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国风险为本反洗钱检查简介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2005年了《银行保密法/反洗钱检查手册》(以下简称BSa/amL检查)，2007年进行了修改。该手册对不同监管机构的反洗钱检查进行了全面指导，是以风险为导向的反洗钱检查方法。BSa/amL检查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即风险评估、核心检查和扩展检查。1.风险评估。BSa/amL风险评估一般包括两个步骤:一是针对特定的金融机构，确定具体的风险类别(例如产品、服务、客户、实体、交易和所处地区等);二是进行详细的数据分析，以更好的评估这些类别的风险。检查人员在进行风险评估审查时，首先确认金融机构是否针对具体的风险类别自行进行了评估。如果金融机构未开展风险评估，或风险评估不够充分，检查人员则必须基于可用的信息完成风险评估。评估应考虑金融机构的资产、客户群体、产品、服务和地区等因素，采取查看《银行保密法》报告数据库信息、与管理层谈话、分析经营状况和业绩报告等方式进行。检查人员要通过评估识别潜在的高风险业务，确定金融机构的风险概况，评估金融机构的BSa/amL合规程序是否能够管理并缓解风险，从而确定其整体风险概况和内部控制有效性。2.核心检查。BSa/amL的核心检查包括客户身份识别、客户尽职调查、可疑交易报告、现金交易报告(在美国大额交易报告主要指现金交易报告)、资金划转和货币工作涉及的买卖交易记录保存等内容，即对金融机构应履行的反洗钱核心义务进行检查。以客户尽职调查检查为例，检查程序包括两项:一是有效性评估。评估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政策、程序和流程的适当性和全面性，并评估上述客户信息在发现、监控及报告可疑交易方面的价值。具体包括四个方面:1.确定金融机构的客户尽职调查政策、程序和流程是否与该机构的风险状况相匹配。确定其在开户时是否具有相应流程获取客户信息，并确保信息留存的客户信息的有效性。2.确定政策、程序和流程允许变更客户的风险等级或状况。确定由专人负责审阅或批准此类变更。3.审核金融机构用于识别为其带来较高洗钱风险或恐怖融资风险的客户的深入尽职调查程序和流程。4.确定金融机构是否制定客户尽职调查调查流程相关分析的指引，包括指导解决客户信息获取不足或不准确问题的指引。二是交易测试。在审阅风险评估报告、以往检查报告和金融机构审计结果的基础上，抽取高风险客户的尽职调查样本。确定金融机构是否收集了恰当的客户信息并将信息用于可疑交易监测。在完成风险评估和交易测试基础上，就客户尽职调查政策、程序和流程的适当性、全面性得出结论。3.扩展检查。扩展检查包括对金融机构提供的20类产品和服务的检查和对政治敏感人物、非居民等8类自然人和实体的检查。以政治敏感人物检查为例，检查程序与上述客户尽职调查检查类似，也包括对制度、流程的有效性评估和交易测试两部分，不再详述。
(二)对我国反洗钱检查的启示1.注重评估。美国反洗钱检查十分注重风险评估，既有针对金融机构风控架构的整体性评估，又有渗透到金融机构履行的核心反洗钱义务及各个业务条线的具体评估。每个业务条线检查时，首先进行政策、程序、流程方面的评估，然后进行交易测试。从手册的指导思想看，核心检查和扩展检查程序都可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的情况选择适用，但风险评估却是必须的。2.深入业务。除风险评估和核心义务检查外，《银行保密法/反洗钱检查手册》十分注重针对产品/服务的扩展检查。手册中列明了对关联银行、账户、贷款业务等20类产品/服务的扩展检查。这些扩展检查详细列明了针对不同业务的特点进行检查的重点，既给检查人员提供了工作指引，也给金融机构明确了反洗钱工作的方向。
二、以客户为中心检查的概念及方法
(一)以客户为中心检查的概念和内涵在部分借鉴美国反洗钱检查方法基础上，结合我国反洗钱监管实际，本文提出了从我国反洗钱发展的规律出发，以客户为切入点，全流程了解反洗钱风控措施在客户办理各项业务的渗透情况的以客户为中心检查模式。具体可表述为:以客户为中心、条线检查为纽带，流程控制为主线、高风险业务/客户为重点、有机连接内控制度、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可疑交易报告等内容的检查模式。该模式下，针对客户的全流程检查与风险评估并重，旨在发现被检查单位的反洗钱系统性、整体性风险。
(二)以客户为中心检查的特点与方法1.以客户为中心，有效解决随机抽样代表性不足问题以客户为中心检查侧重分析金融机构业务特点和客户风险状况，以特定标准挑选高风险客户作为重点检查对象，标准随不同金融机构及不同时期洗钱特征进行动态调整。以对辖区某商业银行检查为例，针对该行业务特点和客户风险状况，按照5条定量标准和4条定性标准从3.7万个客户中，选取高风险客户300个，样本数量大幅减少，大幅提高检查效率。2.以条线检查为纽带，有效解决模块化检查忽略反洗钱工作间联系问题以对辖区某商业银行检查为例，针对该行100名对公高风险客户、200名对私高风险客户，分别沿对公、对私业务线条，从内控制度与组织机构建设、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识别与资料保存三个方面同时检查，综合反映其整体反洗钱工作，避免按不同条块检查、不能反映整体风险的问题。3.以高风险业务为重点，有效解决模块化检查与金融机构业务脱节问题根据金融机构业务特点，将反洗钱检查融入被检查单位业务条线，对相应高风险业务进行重点检查。以对某外资银行和某中资银行检查为例，根据被检查单位特点不同，对中资银行重点检查客户贵金属交易、大额人民币现金交易和非面对面交易;对某外资银行重点检查客户外币现金交易及跨境汇兑、nRa账户管理等高风险业务。4.以流程控制为主线，有效解决模块化检查忽视风险控制过程问题在对公、对私两条线检查中，针对金融机构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业务关系存续、业务关系结束三个阶段的反洗钱流程控制措施实施连贯检查，发现流程设计和风险控制陷，整体评估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风险。一是“五步检查法”对建立业务关系阶段的反洗钱流程控制措施进行检查(见表3)。二是在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对被查单位涉及高风险客户和高风险业务的国际业务、信贷管理、会计、营业部等部门就该阶段履行客户重新识别、风险等级调整、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反洗钱义务情况实施检查。三是在业务关系终止阶段，主要对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和客户资料的回溯利用等方面进行审查。
三、以客户为中心检查的成效
(一)全面准确评价被查单位反洗钱风控体系有效性以客户为中心检查既可以发现被检查金融机构大额可疑交易漏错报、客户身份识别不到位等合规性问题，又可以发现问题产生的原因和风控隐患，形成对被查单位反洗钱工作有效性的准确判断。
(二)大幅提升反洗钱检查工作效率以客户为中心检查采取标准化、流程化检查方式，且高风险客户挑选标准、每个阶段检查内容、检查方法均相对固定，有效缩短检查周期，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金融机构调查报告篇6
1.1编制目的
维护良好社会环境，保持正常金融秩序，促进全县金融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有关经济、金融法律法规，制定本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因下列事项引起严重后果，确需有关部门给予支持和援助的突发事件。
(1)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引起的、危及金融安全与稳定的突发事件；
(2)各金融机构出现被冲击、被盗、被抢、被袭击，运钞车辆遭抢劫、劫持等突发事件；
(3)金融机构计算机系统因硬件设施受损或普遍遭受病毒侵袭，发生系统性故障；
(4)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集体辞职、失踪、发生重大意外事故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业务营销人员携巨款潜逃，发生特大金融诈骗案件；
(5)金融债券到期未能及时兑付、金融机构被公告撤销(关闭)或其他因素引发存款挤提、保证金挤提、集体退保、其他债务挤兑、集体上访等规模较大的；
(6)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困难、偿付能力恶化或者出现巨额亏损；
(7)出现对金融业、金融机构进行负面失实报道，造成严重影响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重大事件；
(8)暴发区域性金融风险或系统性金融危机；
(9)发生其他影响金融稳定运行的事件。
1.4工作原则
统一指挥，条块结合；依法处置，稳妥缜密；整合资源，信息共享。
2组织机构与职责
2.1县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成立县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县金融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由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县长担任总指挥，县政府办联系金融工作的副主任、人行县支行行长担任副总指挥，人行县支行、县财政局、县公安局的分管领导为成员。
主要职责：研究部署全县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指导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实施；修订《县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根据情况和需要，在发生金融突发事件时，决定是否启动本预案；负责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协商应对策略，采取措施，妥善处置；围绕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分析经济金融形势，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根据金融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决定是否终止本预案。
2.2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人行支行，办公室主任由人行支行行长兼任。应急值班电话：
主要职责：负责接收、管理、上报有关资料和信息，核实了解金融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提出处置意见建议，及时报告指挥部。在指挥部决定启动本预案后，通知并协调各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具体实施；督促检查各部门、各成员单位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组织开展应急工作信息报送和新闻报道工作；负责金融突发事件信息档案的建立与管理。
2.3各成员单位职责
人行县支行：负责组织制定本系统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根据相关职责，当全县银行系统或金融机构发生金融突发事件时，按照相关应急预案和应对金融突发事件的有关规定，实施报告和处置；对金融突发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做出判断，指导本系统和相关金融机构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根据金融突发事件严重程度和涉及范围，建议指挥部启动本预案。
县财政局：在处置金融突发事件过程中需要动用财政资金时，经县政府批准后予以及时划拨；积极申请有关优惠税费政策，防止经济金融运行出现不稳定因素。
县公安局：加强对金融机构安全保卫工作的监督指导，督促金融机构按照国务院《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有关规定，落实防范措施；派出警力参与金融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对有关嫌疑人员采取控制措施；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防止出现和发生治安事件，保证金融单位正常业务经营和员工人身及财产安全。
2.4各金融机构职责
负责组织制定本系统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将预案报县应急委员会和上级监管部门备案；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报告发生的金融突发事件；发生突发事件时，各金融机构按照指挥部要求共同开展处置工作。
2.5信息联络员
各成员单位要确定1-2名联络员，负责相关事宜联络和沟通、指令传达等工作，联络员变更要及时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3事件分级
金融突发事件按照特别重大(i级)、重大(ii级)、较大(iii级)和一般(iV级)分为4个等级。当金融突发事件等级指标有交叉、难以判定级别时，按较高一级突发事件处理，防止风险扩散；当金融突发事件等级随时间推移有所上升时，应按升级后的级别处理。
3.1i级金融突发事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i级事件：
(1)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金融(含证券、期货)突发事件；
(2)金融行业已出现或将要出现连锁反应，需要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处置的金融突发事件；
(3)国际上出现的，已经影响或极有可能影响县内宏观金融稳定的金融突发事件。
3.2Ⅱ级金融突发事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Ⅱ级事件：
(1)对金融行业造成影响，但未造成全国性影响的金融突发事件；
(2)县级主管部门不能单独应对，需要进行跨市区或跨部门协调的金融突发事件。
3.3iii级金融突发事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iii级事件：
(1)对本县金融行业造成影响，但未造成全县性影响的金融突发事件；
(2)县级主管部门能单独应对，不需要进行跨县区或跨部门协调的金融突发事件。
3.4Ⅳ级金融突发事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iV级事件：
(1)对全县金融行业造成影响，但未造成区域性(县范围内)影响的金融突发事件；
(2)县级主管部门能单独应对，不需要市级监管部门进行协调的金融突发事件。
4预测、预警
4.1体系建立
人行支行应建立本系统定性、定量数据监测分析指标体系，加强本系统及金融机构运行情况的跟踪、监测、分析，及时收集、汇总发生在本县范围内和县外对本县辖区形成重大影响的有关金融突发事件的信息，及时向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送风险提示信息，力争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4.2信息报告
各成员单位应将其监管职责范围内发生的较大及以上金融突发事件及时向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预警报告，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各部门通报的信息，提出综合性预警报告。
5应急晌应
5.1应急信息
5.1.1信息报告原则
金融突发事件信息要按照分级负责、条块结合、逐级上报、及时准确的要求报送。
5.1.2信息报告程序
发生金融突发事件时，事件发生单位应在2小时内立即向其上级主管单位、县政府、人行县支行和公安部门报告，同时组织应急工作组，开展处置工作。各接警单位、部门应按工作权限、职责，及时向本系统、本行业的上一级单位报告。
5.1.3信息报告内容
主要包括金融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性质、等级、原因、危害程度、影响范围、涉及金额、涉及人数、可能造成的损失等情况；事件发展态势和拟采取的应急对策；其他与事件有关的内容。
处置金融突发事件过程中，相关金融主管部门要及时统计、调查、分析事件所涉及的金融机构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等情况，处置的措施和取得的效果等内容，并报告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5.2事件处置原则
处置金融突发事件要反应迅速、专业对口、各方参与、相互配合，做到依法、快速、高效、稳妥和节约成本。同时工作人员要遵循保密原则，不得随意向外泄漏相关情况。金融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应在指挥部统一领导下，采取金融机构、上级主管单位和人民银行3级递进的层次处置
5.3i级响应
县级主管部门接到报警后，属于i级金融突发事件的，应2小时内报告指挥部。指挥部召开紧急成员会议，启动本预案进行处置，并与县政府有关部门协商制定处置金融突发事件的措施，必要时报市政府成立全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进行处置。
5.4ii级响应
县级主管部门接到报警后，属于ii级金融突发事件的，应2小时内报告指挥部。指挥部召开紧急成员会议，启动本预案进行处置，维护全县行政区域内的社会稳定。同时与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协商制定处置措施，并将结果报告上级单位。
5.5iii级响应
县级主管部门接到报警后，属于iii级金融突发事件的，应在2小时内报告指挥部。县级主管部门能够单独应对的，由事件发生单位与所涉及相关部门共同处置，启动本系统应急预案进行处置。需要县级主管部门跨部门协调应对处置的，由指挥部决定召开紧急成员会议，启动本预案进行处置。
5.6iV级响应
县级主管部门接到报警后，属于iV级金融突发事件的，应在2小时内报告指挥部。县主管部门能够单独应对的，启动本系统应急预案，并与突发事件发生单位共同处置。需要县级监管部门跨部门协调应对处置的，启动当地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5.7成员单位应急预案启动
本预案启动后，各成员单位要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立即启动本部门、本单位的应急预案，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处置工作，防止风险进一步扩散。
5.8相关应急预案终止
指挥部根据金融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和事件处置情况，决定终止本预案的实施。同时，各成员单位根据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和处置情况，决定终止本系统应急预案，并向指挥部报告。
5.9与其他部门的协调
指挥部协调法院、检察院、工商、税务、企业主管部门，依法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打击各类损害金融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并给予金融机构各类优惠政策，帮助其渡过难关。金融机构出现支付风险时，县财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单位应筹集资金进行救助。
5.10相关信息的对外
根据处置金融突发事件的需要，实行新闻制度，由指挥部或各成员单位指定专门的新闻发言人，统一对外信息。未经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采访或对外信息。指挥部要协调各媒体，统一宣传口径，及时、准确报道事件的有关情况，澄清事实，正确引导舆论。
6后期处置
6.1原因调查和责任追究
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权限、职责对金融突发事件进行全面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相关部门对事件所涉及金融机构的账目进行保管、清理，对关闭的金融机构个人债权进行核实，落实兑付和补偿措施。
6.2损失评估
相关监管部门对事件所涉及金融机构在突发事件中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进行评估，并报告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6.3分析总结
金融突发事件处置完毕，负责事件处置工作的成员单位应在处置工作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向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交书面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基本情况、采取的措施、处置结果和防范措施。
6.4改进措施
各成员单位应及时总结金融突发事件处置经验，汲取教训，并针对事件暴露出的问题，找出差距，堵塞漏洞，制定和完善各项制度办法，并强化内部管理，加强外部监管，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时，向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预案修订的建议。
7附则
7.1指挥部应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并上报县政府批准后实施。
金融机构调查报告篇7
一、中国反洗钱监管出现无效性
200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一规两办法”),并自3月l日起实施。“一规两办法”确立了合法审慎、保密和与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全面合作的金融机构反洗钱下作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制定反洗钱内部控制和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建立了解客户、大额交易报告、可以交易报告和保存记录的金融机构反洗钱四项主要制度,经过几年的努力,反洗钱监管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获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国反洗钱监管的无效性依旧存在,主要表现在:
(一)反洗钱监管带有盲目性。具体表现在:(1)商业银行不能有效识别客户。金融机构主要从两个方面识别客户.一是靠审查客户的身份信息,二是掌握客户经营范围、经营规模、经营特点及资金流量流向规律,在实际工作中,身份证明品种多达五种,基层金融机构人员很难确保其真实、合法性,而客户认为所要了解的内容是商业机密,也不配合+现实是,柜面业务的审查询问了解,没有专门的反洗钱人员和部门指导.部分金融机构为自身的短期利益.而放弃履行有关核对客户真实身份和报告的义务。2007年的反洗钱报告中,全年发现14399起未按规定审核客户身份证件的情况,33468起未按规定登记客户基本信息或留存客户身份资料的情况,并有744个匿名账户。(2)商业银行不能有效识别可疑支付交易。目前基层人民银行反洗钱手段缺乏,仅把反洗钱重心放在基层金融机构大额支付交易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上,由于“两个办法”中较原则,没有细则,现实中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金融机构也没有根据自身的实际业务特点和情况制定本系统有针对性的可疑交易识别标准或实施细则,临柜人员很难及时准确、综合掌握特定客户在结算、清算外汇等方面的资金运作信息.对反洗钱的监测停留在逐笔监测、逐笔报告阶段。2007年全面共检查金融交易3-36亿笔,从中发现未报告的可疑交易共计52.7l万笔。
(二)信息失真。这反映在两个方面,(1)洗钱者与洗钱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职能是根据已被发现的洗钱行为确定反洗钱政策,而洗钱者却可根据公开的反洗钱措施做出不同行为选择。这对商业银行来说,很难判断资金来源与去向。(2)反洗钱系统内部信息不对称,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均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反洗钱监管未形成监管合力。首先是人民内部横向各具体职能部门与监管部门之间几乎没有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与交换网络,反洗钱监管部门、公安部门、银监、工商管理部门及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之间均缺乏成熟的、必需的信息共享机制,往往多部门对同一目标重复花费人力、物力、财力,而对如何形成合力。提高监管效果考虑较少。
(三)洗钱数量仍很高,反洗钱社会成本高。尽管反洗钱监管工作有了较大的成绩,加强了与各部门的合作协调,建章建制,在甄别分析大额可疑交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洗钱数量仍逐年增加根据中国反洗钱监测中心分析的大额可疑交易数量由2005年的1.27亿笔上升到2007年的2.1亿笔.移交执法部门的案件从2005年的41份.金额259.59亿元上升为2007年的328起537.2亿元。反洗钱的最高目标是通过信息、情报工作发现所有的洗钱线索,并给所有的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应有的惩罚。但在现实中很难发现所有的线索,我们只有在既定的成本约束下发现最多和最有价值的线索。按现行两条渠道逐级上报模式,商业银行各个营业网点和人民银行的基层行都必须配备两名以上专职反洗钱人员,才能满足反洗钱工作的需要,全围金融机构十多万,加上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甄别分析信息、上报可疑交易等均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这与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相背离.难以调动商业银行反洗钱的工作积极性。
二、反洗钱监管有效性制约因素的分析
反洗钱监管的有效性是基于全社会、个人、工商企业和银行诚实信用度良好.信息真实基础上,目的是通过对个人、工商企业和银行的有效监管,防止和控制非法所得收入的合法化.稳定金融安全性,坚定社会信用.防止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在现实世界中,目标的制定与监管实际效果是两个概念。随着金融开放步伐的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跨国洗钱及国内洗钱活动也更加猖獗.反洗钱监管当局也采取了多项举措.将监管向科学化、定量化方向尝试.但反洗钱监管本身是防范和控制洗钱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在实务处理中.反洗钱监管的有效性受以下因素的制约:
(一)没有独立的、权威的反洗钱专门机构,反洗钱监管效率很难有效发挥。反洗钱防范、监控工作涉及到诸多部门和行业,是一项系统社会工程.不仅涉及到金融业,也需要反洗钱相关部门和行业如公安、税务、工商、海关、财政等执法部门和证券、保险甚至零售、珠宝等行业的共同协作和参与,单靠人民银行下设的反洗钱处来监管,力量单薄,主要局限在金融机构内.很难分析研究出洗钱的本来面目;2007年期间,715家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4533家金融机构(含其分支机构数)进行反洗钱现场检查.其中350家金融机构受到处罚。而银行就占了341家,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加大了反洗钱的检查,但金融机构达十几万家,在检查中也只能进行抽检,不可能全检,加上金融机构对反洗钱检查力度认识不够,对于一些大额可疑交易并不放在心上,对《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一规两办法”虽然赋予了人民银行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职责.但一方面人民银行所制定的“一规两办法”只是属于部门规章,法律层次低,使反洗钱工作受到了局限,实践中对洗钱活动的打击很难形成合力,缺乏有效的打击手段。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别负责汇总分析研究金融机构报送的本币、外币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会人为割断洗钱活动的本来联系,即增加信息流动成本,也降低信息利用的效率,越来越不适应跨币种洗钱犯罪的形势,也与国际上反洗钱本外币统一监管的趋势相违。
(二)反洗钱监管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缺乏对反洗钱工作的科学评价.金融机构反洗钱行为力度和效率受经济利益驱动。打击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是每个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基本义务,虽然法律规定了金融机构反洗钱的义务与责任,但是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反洗钱必须付出成本的直接负担和收益的间接享有的矛盾,其具有消极反洗钱的动机增加反洗钱的处罚成本,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反洗钱的积极性,但是一味强调消极法律后果.由于反洗钱监管机构未有一套考核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评价机制,重处罚轻激励;对反洗钱工作积极配合、努力尽职的机构或个人缺乏激励机制和成本补偿机制;有的金融机构为完成任务抱着觉得是大额或可疑交易有就上报,是不是洗钱南反洗钱监管部门监测的思想和工作态度,加上实务人员的反洗钱意识及技术都不充分,对大额或可疑交易之间的内在关联认识和分析不够,这无形中加大了反洗钱监管的实务处理难度和反洗钱成本,从而影响了反洗钱监管的信息准确性。
(三)基层人民银行监管工具不足.技术分析水平不高,监管手段落后.不适应现代金融的业务发展。限制了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发挥。有效监管的决定因素在于监管人员,但对于基层央行来说,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县域人民银行,十多年没有进新人,人员老化,根本不具备承担反洗钱监管工作的能力.知识急需更新。这一方面表现在因专业知识缺乏,在监管中仅能根据上级要求进行一般的计算、汇总工作,不能透过对非现场监管数据指标的分析反映出深层次的问题,提出有预见、起指导作用的反洗钱监管意见。另一方面基层反洗钱监管手段难适应金融机构日益发展的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发展,面对金融机构数据的高度集中,反洗钱的数据处理技术手段落后,尚未与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及商业银行电子汇划系统对接,反洗钱部分工作处于手工操作阶段,工作量大、效率低、差错多,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绩效。
三、反洗钱有效监管的创新安排:提高监管有效性的对策
针对当前反洗钱监管所承受的约束,要建立有效的反洗钱监管机制,需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良好的信息分析渠道,完善科学的防范手段。笔者认为采取如下对策能提高反洗钱监管的质量和效果:
(一)建立有效的反洗钱组织架构.实行垂直领导.建立健全反洗钱监管运行体系。针对目前反洗钱监管机构人数与金融机构数量的不匹配,监管缺位或监管不到位现象.设想建立独立的反洗钱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提出反洗钱立法和司法建议,向政府提出反洗钱斗争的方针、政策建议,部署和协调处理全局性的反洗钱工作,建立反洗钱的评估和激励机制,检查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执法情况。
在反洗钱机构下,设立反洗钱情报数据中心,主要负责收集、汇总、分析和甄别金融信息,监督金融机构和有关人员守法经营.向执法部门报告可疑支付,向反洗钱机构提对策建议,协调反洗钱的政策实施,并对外交流。针对金融机构监管反洗钱工作实行专职人员派驻制.由情报数据中心外派专员到下级中心及金融机构相应的反洗钱机构进行指导.外派专员由情报数据中心实行垂直领导,统一调度。外派专员的职责一面是指导下级中心和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数据收集、整理、甄别.提高收集数据的有效,直接对总中心负责,使其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监督金融机构严格内部控制,合法合规经营。
金融机构调查报告篇8
章乃器先生在阐述金融的涵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金”是一种坚硬而固定的物质,而“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的燃烧,但有时‘信用之火’烧得太猛烈了,融化的金腾沸洋溢,反而要浇灭了‘信用之火’;跟着,融化的金也冷却而结冻了。这就是信用过度膨胀成了恐慌的现象――就是所谓资产的冻结。”
七十多年过去,研究美国的次贷危机,上述譬喻依然鲜活。
章乃器是中国征信业的开拓者,被称为“中国资信业第一人”。马洪先生认为,章乃器是中国近代经济学家中少有的货币专家和理财家,是首倡创建中国现代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学者之一。
章乃器强调信用对金融市场的调节作用,并首倡“信用膨胀”说,主张把信用放款改为票据贴现,使呆滞的“账面债权”化为可以流通的“票面债权”,以加快资本的流通。他呼吁:“以稳健的扩张信用之手段,代替不健全的通货膨胀手段”;“推行票据承兑和贴现,使短期资金市场现代化;同时推行股票和公司债票,使长期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国民经济化”。
竞争中的思考
章乃器1916年从浙江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银行界,从练习生做起,经过十几年的奋斗,逐步升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他熟悉金融业务,精于银行管理,对业务多有创新,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著,成为一位成功的银行家和知名经济学家。
1927~1937年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黄金十年”。在远东金融中心上海,中国、交通、通商、浙兴、浙实、金城、上海等华资银行,与被称为“外滩银行”的汇丰、麦加利、花旗、东方汇理、横滨正金等洋商银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据当时同在金融界服务的李文杰先生回忆:章乃器是“银行实务研究会”和“银行学会”主持人之一,他曾协助银行同事朱博泉先生,联合上海银行公会旗下多家银行,组建了联合准备库及票据交换所、票据承兑所。“为了适应银行收受国内外财政金融市场信息,调查研究掌握客户信用状况,确保投放贷款的安全回收”,章乃器建议组设征信所,作为同业的横向联合的科学管理机构。
从20世纪初开始,征信所作为一种个人及机构资信的调查机构,逐渐在欧美和日本普及。民国初年财政部颁布《银行公会章程》时,即规定银行公会应该办理征信机构。20年代,国内银行界曾草拟征信所章程,提出过设立征信所的议案,但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上海在1932年前,已有5家外商征信机构,其中日商3家、美商2家,但一直没有国人自办的同类机构。华商银行的信用调查各自为政,规模及资讯有限。这种现象引发了章乃器的思考:“为什么在上海,我们仍要用外人办理的信用调查机构?”
少壮派联手创业
章乃器与当时上海金融界中的一批新锐,被公认为上海金融界的少壮派。其中有中国银行的张禹九、祝仰辰,浙江兴业银行的吴承禧、方培寿,新华银行的孙瑞璜,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资耀华、侯厚培、章植等人。
据资耀华先生回忆:他与章乃器一见如故,倾谈甚亲,“总想设法在上海金融界创立一个‘中流砥柱’的组织,既不像目前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那样,勾心斗角,尔诈我虞,一盘散沙,浪费精力,又不要受南京蒋、宋、孔、陈的政治特权所支配,而能特立独行,发展金融经济。”但他们都不是银行的当权者,殊感有心无力。
1931年天津“协和公司案”引发的金融大风潮,意外地成为中国征信所的催生剂。
天津协和贸易公司,是祁仍奚及段祺瑞的女婿奚东曙等开办的,经营进出口业务。该公司背景深厚,排场阔绰,以印刷精美的栈单,到处向银行做抵押放款。各大银行经理趋之若鹜,但又互相保密,不通声气。不料协和公司债台高筑,突然破产,两家银行因之倒闭,其他各行不同程度地蒙受损失,全市金融几乎崩溃。
风潮轰动全国,上海金融界深受震撼。章乃器、资耀华等大声疾呼,批评行业积弊,主张各行联合组建中国征信所,掌握市场变化,抵御金融风险。
1932年3月,张禹九、祝仰辰、资耀华、章乃器、孙瑞璜、方培寿等银行界精英,组成学术团体――中国兴信社,目标为“研究信用调查的方法,促进信用调查的技术,交换信用调查的资料”。为实现上述目标,公推章乃器、祝仰辰、资耀华三位干事,指导中国征信所工作的进行。资耀华回忆说:“章乃器当时勇气很大,说我们银行也要革命,不能老是墨守成规。”
由于在中国无先例可援,许多人担心这个事业太空洞。而章乃器等则以为:“倘使外国人设立的机关有法子调查,我们必然也有法子调查。而过去对于调查工作的实际经验,也使我们感觉到这个事业是有相当的把握的。”
创立这种联合机构,需要上海全体金融业排除私见,出资合作,过去很难取得一致。但在天津金融风潮的冲击下,这个主张立即获得了金融界实力人物张嘉、李馥荪、陈光甫、秦润卿、钱新之、徐新六、徐寄、林康侯、贝淞荪等的支持和赞助。
1932年6月6日,中国征信所在上海香港路4号银行公会内正式成立。该所由12家基本会员共同组成董事会,章乃器出任董事长,潘仰尧任经理。当时中外报纸对这一新生事物都很关注,发表了不少鼓励的社评。
“真、善、美”的服务标准
中国征信所主要业务为:报告市场实况;受会员或外界委托,调查工厂商店及个人身家事业之财产信用状况,于最短时间内将调查结果报告给委托者。企业或个人均可加入征信所成为会员,除基本会员外,普通会员分为甲、乙、丙三种,享受不同标准的服务。非会员也可请征信所做调查业务,但费用较高且手续繁复。
章乃器将调查工作譬喻为搜集旧邮票,只要不断努力,持之以恒,自然就会有惊人的成绩,成为极有价值的府库。他主张:“优美的工作成绩,是事业的生命”,制定了科学严密的工作制度,一切调查工作按照调查、复查、审查三步程序进行,其工作规条是:审慎以求“真”,详尽明晰以求“美”,忠实公正以求“善”。
“真”即调查报告的正确,在事务组织上,调查者与委查者之间,复查者与调查者之间,相互不知道身份。各自以不受拘束的客观态度,充分提供资料和意见,再由熟悉该业的人员严加审查。最后整理成报告书。
“美”被概括为“详尽明晰”四字,报告书应多叙事实,少下批评。无关宏旨的微言细行,片鳞只爪的数字记录,都尽量容纳。令使用者可以因小见大,见仁见智――批评最好还是让别人来下。
他认为“善”是“真”和“美”的基础,“征信所负责调查信用的重责,倘使自身没有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怎能判断别人的信用程度,而取得社会对我们的报告的信仰呢?所以,这种忠实公正的空气,在征信所当中是顷刻都不能缺少的。”他主张在用人上摈弃染有习气的人物,任用勤奋努力,清白自好的人,并以严密的组织去维持他们对于工作的兴趣和信仰,才能有把握获得“善”果。
“积极猛进”的事业拓展
在发展方针上,章乃器提出一个原则:“一切的事业要从积极的方面找出路。”他主张高投入高产出,认为中国人对于事业观念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守家产”和“做事业”混为一谈;把大部分的精神,用在消极的节流的工作上面,而对于积极的发展事业,反放在脑后。结果会越来越消极。“不日进则日退”,学业然,事业亦然。
他以“积极猛进”的作风迅速拓展事业,开业4个月后,业务量增加了约3倍。1934年初,中国征信所迁入圆明园路133号底层大厅,业务发展到鼎盛时期,在天津、汉口设立了两个分所。全所职工上百人,基本上都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及信用调查的专业知识。
章乃器除照常在浙江实业银行处理公务外,每天中午驾车来所办公两小时,从未支取过分文薪酬和车马费,这在当时工商界是史无前例的。所内有中英文秘书各一人,负责行政事务。下设信用调查、资料档案、编审、行名录编辑及总务五个部门及一个小型印刷所。
在提供常规调查报告的同时,中国征信所还从事商品研究、市场预测,出版“每日商情报告”供会员参考,提供各种超值服务。当市场发生特别变化,或有商业欺诈等危险事项发生,立即派员调查,分析事件原因、影响及补救办法,在最短时间内制成报告分送各会员。最著名的例子是:1935年一家外国纸商行投机失败后隐瞒真情,继续接受订货收取定金,并向银行贷款。经该所查明向会员通报,避免了一场危机的发生。
除日常业务外,该所的一项重要业务是编纂《征信工商行名录》,这与信用调查也有密切关系。当时上海出版之行名录有七八种之多,编辑者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立场不同,详略互异,可用者不过二三种,一个机构往往要同时购备几种才能应付业务之需。
当时经常出版且有参考价值的中国经济调查,只有一份洋人主编的海关报告。中国人从未连续出版过两期以上的中国年鉴,而英国人胡德海氏的英文版中国年鉴,已持续出版十年以上。章乃器指出,这表明中国人并不愿意或者需要了解中国的事情,而外国人反比我们注意。《征信工商行名录》预定的目标,是内容要超过外国人办的。倘使我们不能出产精美的作品,就情愿不做。
《征信工商行名录》出版后,以其编辑周密、内容宏富、印制精美的特色,一举压倒了几十年间影响最大的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行名录》,成为那个年代工商界必备的工具书。抗战爆发前,中国征信所已拥有公司行号调查档案3万户,工商界个人档案1万多户,并积累了一大批经济资料。除每年推出行名录外,该所还编纂出版了《上海工商名人录》,并在《申报》辟有专栏,不定期刊登商品及市场研究报告,后来又负责上海《大公报》经济版的采编。
征信业从兴盛走向衰亡
中国征信所开幕时,基本会员为12家,4个月后增加到18家,几乎囊括了重要的华商银行和官方控股银行;同时还发展了普通会员29家,其中洋商22家、华商7家,共拥有会员47家。会员数量跃居上海信用调查机构之首。
不少华商开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要求先作个案调查,及至看过明晰翔实的调查报告书,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汇丰、麦加利、花旗、横滨正金等洋商银行,怡和、亚细亚、德士古、三菱、三井、卜内门等一些大洋行,也纷纷加入成为特别会员。上海原有的几家外商征信所,因无力竞争相继倒闭,中国征信所遂成为全国的独占事业。
一部分人批评中国征信所,不该把中国工商业家的信息,向洋商会员和盘托出。章乃器反问道:“我们和外人的营业竞争,是应该靠组织上的秘密性呢?还是应该靠营业方法的敏捷和知识的充分?我想一个正当的营业机关,决不拒绝把组织的内容告人。”他以一堆品质高低混杂的商品为喻:“征信所的报告也许要告诉别人若干内容不良的工商业者,然而同时告诉别人许多内容优良的工商业家。这样,我们把这大堆的‘统货’按等级整理清楚了,总价格自然马上要抬高。”
1936年夏,章乃器因从事救国运动受到当局压迫,辞去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职务。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所业务萎缩陷入困境。抗战胜利后业务曾一度回升,旋因内战和金融危机而再度跌落。1949年5月上海易手,中国征信所于同年8月宣告结束。
改革开放后中国重返市场经济,中断了数十年的征信事业才得以重生,面对广泛的社会诚信缺失,信用体系的重建至今行之惟艰。
金融机构调查报告篇9
笔者认为，新加坡之所以被认定为新的全球私人银行中心，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可在7小时飞行半径里覆盖众多亚洲国家，尤其对离岸信托有时效性要求的亚太客户，在欧洲下单后有24小时时滞，而新加坡不存在）、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完备的私银业生态系统外，最主要的就是健全的法律框架和高标准的金融监管，值得我国借鉴学习。
一、新加坡私人银行业务反洗钱工作经验
作为一个发达、开放和稳定的东南亚经济体，新加坡已成为国际洗钱行为的理想目的地。尽管新加坡政府对犯罪活动采取强硬立场，但东南亚地区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是历史性的，其他东南亚国家存在严重的与腐败有关的资本外逃现象以及清洗犯罪收益的活动，再加上新加坡作为新晋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其面临的清洗黑钱及恐怖融资活动的风险愈发严峻。对此，新加坡当局建立了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对私人银行业进行严密监管。
（一）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新加坡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战略委员会和内政部负责反洗钱立法及宏观政策制定；金融管理局（maS）负责银行业机构的反洗钱监管；金融调查组、贪污调查局和中央禁毒署等执法机构负责调查、打击洗钱及其上游犯罪。总检查署负责立法的起草和修改，洗钱/恐怖融资犯罪，处理刑事司法互助事项和引渡的请求。
新加坡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主要法律是《贪污、交易和其他严重犯罪（没收犯罪收益）法》（Corruption，DrugtraffickingandotherSeriousCrimes，CDSa，1999年9月起实施），规定了424种严重犯罪为洗钱的上游犯罪，涵盖了FatF制定的21个犯罪类别，明确了可疑交易报告的法定义务。而且不论上游犯罪发生在何地，只要犯罪收益在新加坡境内或经过新加坡，CDSa都将适用。为了应对不断演变的洗钱/恐怖融资威胁，并满足国际标准新要求，法律框架和执法标准也在不断进行更新和修订，如2013年7月，新加坡当局根据FatF新40项建议将税收洗钱定义为严重犯罪。
金融管理局依据CDSa，对金融机构规定了更加具体明确的法律义务，并就如何履行这些义务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引。金管局要求新加坡所有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架构，对客户进行严格的尽职调查。当客户、商业关系或交易呈现更高的洗钱/恐怖融资风险时，强化的客户尽职调查是必须的，这一点对私人银行业客户尤为关键。根据客户尽职调查的具体要求，任何银行不得开立或者保持匿名或假名账户，并应对任何与客户有关的受益人进行调查。当银行不能完成客户尽职调查措施时，应终止业务关系并根据情况的可疑性决定是否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二）严密的监管
金管局作为银行业管理当局，采用风险为本的方法，根据每家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客户/产品/服务类型，经营的地理区域，以及机构内部风险控制系统的质量，对其洗钱/恐怖融资风险进行评估。
金管局采用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考察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确保机构手册中规定的政策、程序和控制得到充分执行。对于被认定为高风险的机构，金管局进行现场检查的频率会更高。由于金管局的目的是为了要防范于未然，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发生触犯法律法规的情况，金融机构还是会因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控制措施薄弱而受到处罚。
对于那些没有达到要求的金融机构，金管局会加以警告。根据机构的不同情况，金管局会要求金融机构指定外部咨询师，对机构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架构进行彻底的评估；或者要求金融机构加大对合规的资源投入。在一些案例中，尽管金融机构制定了完善的反洗钱架构和流程，却由于无效的管理层监督而导致制度没有得到充分执行，金管局因此要求金融机构更换高管。
商业事务局金融调查组下设的金融情报中心―可疑交易报告办公室，负责接收和分析可疑交易报告，为侦查洗钱、恐怖融资以及其他犯罪提供金融情报。金融机构必须在交易被标识为可疑后的15日内及时将其上报。当金融机构因为任何理由不能完成客户尽职调查时或者因为客户不能或者不愿意提供金融机构要求的信息导致申请中的业务关系或交易的延迟、现有业务关系的终止的，银行应考虑这种情况的可疑性是否有必要制作可疑交易报告。在对可疑交易报告进行分析时，分析人员将调查可疑交易主体以及与交易主体有关的其他个人或公司的各种情况，确定构成洗钱罪的可能性。
（三）积极开展跨境合作
新加坡当局积极与FatF、税务透明与信息交换国际论坛，以及巴塞尔委员会下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专家组合作，协作建立一个适当、有效的国际标准。可疑交易办公室与国外各执法和情报机构保持密切合作，签订谅解备忘录。新加坡还修订CDSa，允许可疑交易办公室在保密和互惠的基础上与外国金融情报机构共享信息。金融管理局也与国外对应机构交流共享核查报告、参与联合监管，提高在境外运营的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控制和标准。
目前，打击跨境逃税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新加坡在2009年开始采纳税务信息交换国际标准，提升信息交换的效率。新加坡于2013年11月通过的所得税（修正）法案就税务信息交换做出制度上的变动，包括允许国内税务局（iRaS）在税务信息交换的情况下，无需获得法院颁令，就能自行向金融机构要求特定的银行及信托信息，以及在无需与个别合作伙伴更新双边税务协议的情况下，扩大税务信息交换援助以符合国际标准。今年5月，根据美国2010年出台的《美国海外账户合规法案》（ForeignaccounttaxComplianceact，FatCa，今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以下简称《合规法案》），新加坡政府与美国财政部就税务信息共享达成实质性协议，正式协议预计在年底前签订。
根据《合规法案》，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纳税人必须向美国税务局申报这些海外资产信息；外国金融机构，包括银行、投资基金和保险商，必须向美国国税局提交符合条件的海外账户信息，没有遵从上述要求的金融机构在美国的投资收益将被征收30%的预扣所得税，甚至可能完全遭到美国资本市场的排斥。这对于那些将偷税漏税作为一项盈利业务的金融机构来说不啻是重大打击。而在新加坡的美国公民、美国绿卡持卡者和其他美国税务申报人为数众多，因此协议的签订对新加坡造成重大影响。
（四）加强对可疑资金流流入的警惕
新加坡面临的洗钱风险主要来源于国外上游犯罪导致的洗钱活动，如2007年至2011年间，外源性上游犯罪引发34%洗钱犯罪，涉案金额高达2.65亿美元。近年来，随着外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举措的进一步实施，新加坡面临的非法资金流入的风险进一步加深。比如，瑞士此前与英国和德国签订了双边协议，新加坡金管局了一系列指引防范潜在非法资金的流入。这些指引提示各金融机构在维护新加坡金融诚信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应采取措施防止成为非法资金的避风港或清洗通道，无论这些可疑资金是源于避税还是贪污。
（五）加强与业界的合作
为了帮助金融机构找出差距，进一步增强控制和风险管理，新加坡金管局了私人银行控制指南（2014年7月最新修订）。在指引第三章“反洗钱/反扩散融资”中，从接受客户、持续监控、使用金融中介、可疑交易报告四大维度，详细阐述了有关反洗钱/反扩散融资的政策、内部控制流程、业内最佳实践和重点关注点，尤其是针对高风险客户（包括政治公众人物）的控制措施。
在新加坡金管局的支持下，由来自私人银行业的资深代表组成的私人银行顾问组于2010年1月成立，以加强新加坡私人银行业的竞争力，提高市场执行标准，把新加坡打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声誉良好的国际财富管理中心。pBaG的新加坡私人银行行为准侧是国际上第一套由私人银行为私人银行业务撰写的职业标准。其别针对尽职调查，公平、透明的信息披露，以及合规实践做出了详细规定。
这一准则中还包含了私人银行业小组关于执行FatF新建议，将税收洗钱定义为严重犯罪的业内最佳实践，以协助金融机构审查自身有关现行反洗钱法律、法规和指引的内部控制措施，查漏补缺，防止金融机构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严重税务犯罪的避风港或清洗非法资金的渠道。这一补遗规定了所涉金融机构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及其在接受客户和持续监管方面的要求，责成金融机构确保员工遵守相应的政策、指引和流程，并对其（包括管理层）进行充分的培训。
此外，新加坡银行业公会（aBS）下设的管理与合规常委会通过组织研讨会、开展培训、业界指引等形式提升业界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认知，提高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合规水平。
但是，严格的制度和严密的监管在维护了新加坡良好的金融秩序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担心和质疑，包括银行的合规成本水涨船高，私人银行业务的利润率降低，特别是税务信息交换与保密原则的冲突可能会削弱新加坡私人银行业的竞争力，甚至动摇经营的根基。
银行对客户信息资料负有保密义务是长期形成的行业惯例和法定义务，保密更是私人银行业务中建立、维护客户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必须遵循的“传统”。但是，信息披露也是银行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从义务的角度上看，的确无法衡量孰轻孰重。但是从权利的角度来考察，就可以衡量权利位阶。与保密义务对应的是客户的金融隐私权，与信息披露义务对应的是特殊目标机构（在这里是国内外税务机构、执法机构等）的知情权。由于税务信息交换有助于打击跨境逃税，维护金融秩序，这种公共利益逻辑上的优先性使得特殊目标机构的知情权处于权利优先的地位，使对客户金融隐私权的限制具有了合理性，因此一些国家的银行法对客户金融隐私权的保护作出了例外规定。
综上所述，为客户保密不是绝对的，保密不代表银行不去详细了解和调查客户，对私银业务的高净值客户应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同样保密原则不能被用来掩盖金融犯罪和非法资金流动。保密是为了保护客户合法的金融隐私诉求，但是当有充分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时，保密原则就不应成为执法和跨境合作的阻力。作为前车之鉴的瑞士，在固守客户信息保密制度为本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因涉嫌过度保护客户信息，甚至染指洗钱、吸收腐败人员存款、协助客户逃税等行为，而饱受各国监管部门的诟病，遭到国际社会谴责。例如在美国，瑞士银行成为近年来受到、惩罚措施最多的境外银行。这给其瑞士银行的声誉造成巨大冲击，付出的代价比过度保密带来的收益要高昂地多。
透明与高效可以并行，高标准的金融诚信和作为财富管理中心的吸引力也不相冲突。事实上，新加坡的《银行保密法》在加强账户保密制度方面，做出了比瑞士更为严厉的规定：比如对违反相关保密制度的执业人员罚款高达7.6万美元以上，或者最多三年监禁，甚至两项处罚合并执行。新加坡税务局也表示会谨慎地处理具体、明确且合法的税务信息交换要求。加之新加坡自2009年就开始采纳了税务信息国际标准，税务局从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使该局有能力去自行判断各项税务信息请求是否符合标准。而且纳税人仍可就某项税务信息交换要求向税务局做出申述，税务局的决定也仍受到司法审查。
此外，共享税务信息、打击跨境税务犯罪已成为国际共识，不仅是新加坡，许多国家都已采取相关措施，携手共同实现目标，大家也都面对相似的合规成本上涨问题，大家的起点会重归一致。比如，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6月的统计数据显示，与美国已签订协议，或同意与美国合作共享税务信息的国家与地区已经达到86个，其中还包括瑞士、芬兰、比利时、丹麦传统避税天堂。今年5月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和中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共同签署了《银行间自动交换信息与税收事项宣言》（aeoi），缔约国之间可获得对方金融机构所有与税务事项相关的金融信息，并每年自动与其他缔约国交换信息。而倘若新加坡不采取相应举措，可能会有更多不受欢迎的国际热钱或避税资金涌入，加剧洗钱风险。
二、对我国私人银行业务反洗钱工作的政策建议
在我国，随着为富裕阶层提供全方位财富管理服务的私人银行业务蓬勃发展，其被用来进行洗钱的风险也不断加大。下面借鉴新加坡私人银行业务中的反洗钱经验，针对我国私人银行业务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健全私人银行法律和制度
现阶段各银行主要依照《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开展私人银行业务，在合规方面依据的是反洗钱“一法四规”，但这些法规均没有专门针对私人银行业务的反洗钱规定，而且各监管机构也没有对私人银行这一高风险业务过反洗钱工作指引。由于私人银行业务保密性强的特点，银行自身合规部门的人员都难以获悉客户的身份和交易信息，反洗钱监督管理措施比一般客户更加弱化。
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尽早制定针对私人银行业务的反洗钱工作指引，明确反洗钱工作要求。同时，监管部门引导各金融机构制定私人业务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特别是合理有效的客户尽职调查和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流程，为私人银行业务免受洗钱分子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二）加大对私人银行的监管力度，尤其是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私人银行业务本身的特性使其易成为洗钱重灾区，属于高风险业务。特别是在中国，许多外资银行将“为富人理财”定为主要业务方向。一是要根据“风险为本”的原则，合理分配反洗钱监管资源，将监管重点投向私人银行等高风险业务；二是适时对私人银行业务开展反洗钱专项检查，特别是对外资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检查，以督促各银行加强私人银行业务反洗钱工作，勤勉尽责地履行合规业务；三是加大对涉嫌洗钱的处罚力度，以警示银行重视私人银行反洗钱工作，震慑利用私人银行业务进行洗钱的犯罪分子。
（三）强化反洗钱意识，加强反洗钱培训
金融机构调查报告篇10
为了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保障受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定义）
本规定所称的社会保障基金，是指由政府部门或者受政府委托的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下统称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的用于社会保障事业的各类基金和资金。
第三条（原则）
对社会保障基金进行审计监督，应当有利于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实现社会保障基金运作的规范化，有利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和管理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四条（主管部门）
*市审计局负责组织实施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审计监督。
第五条（审计范围）
*市审计局和区、县审计机关（以下统称审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本规定，对本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以及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基金的征集、支付、增值运营以及其他有关事项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计监督。
第六条（审计内容）
审计机关对社会保障基金进行审计监督的主要内容是：
（一）社会保障基金的征集情况；
（二）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和使用情况；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结余和专户储存情况；
（四）社会保障基金的上解、下拨、调剂情况；
（五）社会保障基金的核减和转移情况；
（六）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提取、上解、下拨、使用管理费用的情况；
（七）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直接承办或者委托金融机构承办社会保障基金汇缴结算、增值运营的情况；
（八）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执行国家财政、财务制度的情况；
（九）国家或者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应当接受审计监督的事项。
第七条（定期审计和专项审计）
审计机关应当在每年第二季度结束前，对本办法第五条所列各项社会保障基金上一年度的征集、支付以及增值运营情况进行审计。
审计机关可以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要求，对本办法第五条所列各项社会保障基金进行专项审计或者审计调查。
第八条（审计组的组成）
审计机关对社会保障基金进行审计监督，可以根据审计项目计划确定的审计事项，组成审计组。
由市审计局直接进行审计的事项，可以组织下级审计机关以及有关专业人员参加。
第九条（审计通知书的送达）
审计机关应当在实施审计的3日前，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和依法接受委托承办社会保障基金汇缴结算、增值运营等业务的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受托金融机构）送达审计通知书。
第十条（审计方式）
审计监督可以由审计人员通过审查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查阅与审计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检查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等方式进行。
第十一条（有关资料的报送）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和受托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审计机关报送社会保障基金的征集、支付和增值运营的预算、决算报告以及其他与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
第十二条（有关资料的查阅、调取）
审计机关有权查阅、调取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
审计机关有权查阅、调取受托金融机构承办社会保障基金汇缴结算、增值运营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资料。
第十三条（对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调查）
审计机关有权就审计事项所涉及的问题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进行调查，并取得证明材料。
审计人员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时，应当出示审计人员的工作证件和审计通知书副本。
第十四条（审计报告的提出）
审计组对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审计结束后，应当向审计机关提出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报送审计机关前，应当征求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和受托金融机构的意见。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和受托金融机构应当自接到审计报告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意见，并送交审计组或者审计机关。
第十五条（审计意见书和审计决定的作出）
审计机关审定审计报告，对审计事项作出评价，出具审计意见书；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有关社会保障基金征集、支付、增值运营等规定的行为，需要依法给予处理的，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或者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处理意见。
审计机关应当自收到审计报告之日起30日内，将审计意见书和审计决定送达被审计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和受托金融机构。
审计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第十六条（纠正建议）
审计机关认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和受托金融机构所执行的有关基金征集、支付以及增值运营的规定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的，应当建议制订该规定的机构或者主管部门予以纠正；不予纠正的，审计机关可以提请本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审计结果的报告和公布）
审计机关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社会保障基金审计结果。
审计机关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可以向社会公布社会保障基金审计结果。
第十八条（内部审计制度）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和内部审计机构。
审计机关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的内部审计工作负有指导、监督的职责。
第十九条（应用解释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