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分类管理的方法篇1
［关键词］合同档案；风电企业；管理分类
合同档案详细记录了风电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在企业制定年度预算、评估和审计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调查发现，许多企业对合同档案管理的重视程度不高，合同档案管理存在分散、混乱等问题，给档案的查找和利用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风电企业必须要采取合理的合同档案管理分类办法，实现合同档案的科学分类和优化管理，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1企业合同档案的基本特征
对风电企业来说，企业运营中产生的档案种类主要有技术合同、劳动合同、工程合同等，这些档案虽然在具体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共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1法律性
法律性是企业合同档案的基本特征，也是区别于企业其他档案的标志之一。合同档案的内容主体是合同，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企业合同档案具有明显的法律特征，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合同档案的保存、管理还是销毁，都必须严格依照相关的法定程序。除此之外，合同作为记录了企业经济活动和维护企业法律权益的文件，也只有在具备法律特性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1.2凭证性
近年来，风电行业蓬勃发展，风电企业在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行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部分企业为了谋求私利，往往会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从而带来许多经济纠纷。合同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真实记录，对企业应尽的义务和拥有的权利进行了明确说明，在解决经济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凭证作用，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1.3规范性
规范性是企业合同发挥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合同档案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合同档案内容的规范性。一份完整的合同档案，应当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内容、当事人的亲笔签名、合同的数量以及书写形式等，只有这些条件符合法律规定，才能确保合同具备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是合同档案管理的规范性。合同档案在管理过程中，如果出现损坏或缺失，都会影响其法律效力的发挥。因此，必须要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管理，保证合同档案的完整性。
1.4繁杂性
企业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合同，合同档案的管理工作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同时，企业合同档案还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别进行分类管理，例如，合同签订前的洽谈、招投标等；合同签订后的招标书、评标报告、会议记录等。要想确保合同档案应用价值的发挥，相关工作人员就要收集、整理和保存好这些合同档案。
2企业合同档案管理分类的优化措施
2.1强化企业合同档案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合同档案管理机制，能够为合同档案管理工作的优化开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完善的管理机制应当包含合同档案的收集、汇编、整理、保存等工作。相关工作人员要根据风电企业经营业务的发展情况，有针对性的补充合同档案管理制度的内容，以确保合同档案的管理能够与企业发展向适应。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说，只有在完善的合同档案管理制度下，才能借助于合同档案，帮助企业减少市场竞争风险，进而在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推动风电企业实现健康和持续发展。
2.2加强合同档案之间的联系
企业合同档案数量较多，如果采用单独整编和单独管理，必然会导致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剧增。因此，为了提高企业合同档案的管理效率，在进行合同档案的整理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有重点的寻找合同档案间的内在联系，而合同档案的分类管理，可以显著提升其工作效率，减轻工作压力。例如，可以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单立类目、分类组卷，这能够起到化繁为简的效果。当然，企业管理者也要为合同档案管理分类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可指派独立部门负责合同档案管理的相关事宜。
2.3实施合同档案的统一编号
为了便于进行合同档案的管理，风电企业在开展分类管理时，可以将不同的合同进行统一编号。这样一来，今后在查找某一份合同档案时，不需要花费过多的时间进行翻找，而是直接查找编号，极大的提高了合同档案的管理效率。合同档案的编号要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例如可以根据合同档案内容的不同进行分类，如物资类、工程类等；还可以根据合同档案的生成时间进行分类等。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采用何种分类形式，都需要在档案袋上进行标注，避免混淆。
2.4定期进行档案材料的整理
合同档案的管理是一项动态的工作，随着企业各项业务的不断开展，也源源不断的产生了许多新的合同档案。因此，风电企业在进行合同档案的管理分类时，也要注重对新生产合同档案的整理和保存。档案管理人员还需要定期进行档案检查，确保合同档案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例如，要保持合同档案储存室的整洁干燥，避免因空气潮湿导致档案发霉、变潮。在合同档案移交时，也要提前清点好合同档案的数量、种类，对于失效的合同档案要按照法律流程进行销毁。对合同文件变化情况都要进行及时的掌握，由于有些合同文件资料的不确定性，不能一次性终结，因而不主张将刚签订的合同归入档案室，而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关注合同的变化情况，将完结的合同档案统一移交给档案管理部门，这会使合同档案分类管理更为全面和系统化。
3优化企业合同档案管理分类的方法
3.1集分式归类原则为核心的合同档案分类管理
企业合同档案的分类管理要重点对科技档案和文书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科技档案主要包括企业的生产、科研内容以及建设项目的文件资料，具有技术性和保密性较强的特点。文书档案的分类整理包括企业行政事务的管理以及经营方面的管理内容，这些档案内容不利于查找和统计，在进行分类、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难度，因而，需要依循集分式归类的原则，进行合同档案的分类管理，还要依照《合同法》中的无名合同和有名合同的不同种类，进行重新拟定和分类，从而增强合同档案分类管理的有效性。
3.2集分式分类表
我国企业的有名合同主要涵盖了9种不同的合同形式，又称为典型合同，是具有规则和名称的合同形式；而无名合同又称为非典型合同，是没有规则和名称的合同形式。这9种不同形式的合同要以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为前提，拟定规范且科学的集分式分类表，并要在集分式分类表中，对合同档案进行分类归档，进行统一的编号和整理。实践证明，集分式分类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业合同档案管理分类的效率，与传统的分类方式相比，无论是在管理工作强度还是人力资源需求上都更具优势，这也是集分式分类方法在企业合同档案管理中得到普遍应用的主要原因。
3.3分类表的使用方法
集分式分类法作为一种新型的合同档案管理办法，具有提升合同档案管理效率、减轻档案管理工作压力等优点，但考虑到合同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应用集分式分类管理时，仍然需要使用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以确保其应用优势得到完美的体现。首先，要明确合同档案的分类标准及其所包含的基本信息，例如合同档案的生成年份、分类号、合同数量等，这些信息都需要记录在分类表中，以便于档案管理人员进行参考。其次，科学区分合同档案的年号、分类号和流水号，这三个要素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含义，在合同档案分类管理和后期档案查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结语
在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中，合同档案成为关系到企业经营业务开展和市场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规范化、科学化的合同档案管理，能够确保合同档案的保存安全和其应有价值的发挥。作为风电企业的管理者，应当重视合同档案在企业经营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以实际行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确保合同档案管理分类的顺利开展；对于合同档案的管理人员来说，其也要强化岗位责任意识，不断提升个人专业能力，确保合同档案管理分类工作的顺利完成。
主要参考文献
［1］蓝玉超.新时期国有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兰台世界,2015(z3).
［2］蒋怡琴.解除待履行合同的溯及力研究——以完善《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为切入点［J］.特区法坛,2016(5).
［3］陈雪萍.重视合同档案管理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如何做好企业合同档案管理的探讨［J］.祖国,2013(6).
合同分类管理的方法篇2
[关键词]物业服务合同典型合同有名化
引言
物业管理，又称物业服务或物业管理服务，概括而言，系指“为维持区分所有建筑物之物理机能，并充分发挥其社会的、经济的机能，而对之所为的一切经营活动。”[①]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物业管理，是指业主对物业依法进行的自治管理和物业业主选聘、委托其他主体管理的结合，包括自主管理和委托管理两种形态。其中委托管理又分为委托一般主体（自然人或组织）管理和委托专业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两种。狭义的物业服务，仅指委托管理的后一种情形，即物业小区的业主通过与专业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对其物业所进行的维护和管理。现代意义的物业管理一词仅指狭义物业管理，[②]本文如无特别说明，也在此意义上使用该概念。
在物业管理中，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以物业管理合同（实践中也称物业服务合同或物业合同等）为表现形态。在我国，随着物业管理业的兴起，各种因物业管理合同而引起的纠纷随之出现并不断增多，统计资料表明[③]，人民法院受理的物业合同纠纷案件近3年来增长了8?78倍，并仍以年20%的速度增长，其中在2005年广东省发生的重大中，因物业管理纠纷引起的占12%，物业合同纠纷引发的民事纠纷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热点问题之一。
然而，人们发现，物业服务合同不仅在合同主体、客体、效力等方面与传统私法上的合同存在诸多差异，甚至有违传统合同理论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和合同自由原则等基本原则，与传统合同法理论明显相悖。学者指出，契约类型的判断，是解决契约法律问题的首要步骤。[④]由于对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导致实践中对物业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各行其是，这既违背了法治的统一性要求，也对我国现代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不利影响。物业服务合同是公法上的合同还是私法上的合同吗？如果是私法合同，它属于哪一类民事合同？在物业管理服务中，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存在哪些法律关系？物业公司行使的物业管理权的权利来源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涉及到对物业管理合同性质的准确定位。本文试就物业管理合同的性质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适用有所裨益。
一
首先考察第一层次的问题，物业服务合同是行政契约还是私法上契约？
契约本为民法所特有的内容，行政契约作为一项行政制度能否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各国学者尚有不同的见解。一般认为，行政契约是指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公民或法人之间，为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目标而依法签订的协议。行政契约的法律特征在于，合同的一方必须是行政机关，行政合同的成立是基于双方业已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签订行政合同的目的在于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利益的目标，而且在行政契约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行政机关享有优先权，关于行政契约的纠纷也要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有学者指出，物业服务合同不是私法上的合同，或者至少不是纯私法上的合同，其理由：（1）从物业管理合同的名称就可以看到，双方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2）物业管理关系既涉及公权关系，也涉及私权关系，体现公私权关系的混合特征。物业服务的内容非纯民事活动，涉及对人的管理和公共秩序（城市管理）的维护，属社会公共管理（治安、民政）等行政事务和公共利益；（3）在物业管理中，国家意志占主导地位，合同主要条款内容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如服务价格的确定、合同内容的备案审查、前期物业管理合同对业主自动适用的效力等；（4）物业合同对合同主体的限制也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关于小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一个物业小区只允许一家物业公司从业；（5）合同效力的强制性和广泛性，如不受签约主体限制、排除合同相对性规则，其效力自动适用购买小区物业的业主及其共同居住人甚至出入小区的人，并排除个体业主的合同解除权等。众所周知，当事人主体地位平等、意思自治、合同自由为私权合同的基本特征，而物业服务合同所具有的上述特征，使其超越了私法的调整范畴。[⑤]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第一、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长期被称为物业管理合同，但“物业管理合同”这一名称本身就表明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管理”一词虽广泛见诸于公法，但并非公法上的专利，“管理”同时也为私法制度所确认，如无因管理、失踪人的财产管理、破产财产管理等等，所以，仅仅从合同名称上望文生义站不住脚。
第二、对人的管理非民法调整的范畴？这一命题也很难成立。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对物业管理的内容进行界定。物业管理行为涉及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这两大方面。所谓对物的管理，系指“对建筑物、基地及附属设施之保存、改良、利用乃至处分等所为之物理的管理”，主要表现为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的维护、保养、修缮等行为，防止发生坏损，以保持物业的正常使用功能和小区环境的整洁美观，譬如电梯安全检查、自来水水箱清洗、日常生活垃圾清运等等。所谓对人的管理，系指“对区分所有权人群居生活关系所为之社区管理”.[⑥]“其对象不以居住于区分所有建筑物上之区分所有权人的行为为限，凡出入区分所有建筑物之人的行为，均应纳入。”[⑦]管理的内容为监督业主（含非业主使用人，下同）对物业的专有部分或共用部分的使用方式，制止危害整体利益或妨害他人使用的不当行为。具体而言，主要是对建筑物不当毁损行为的管理、对建筑物不当使用行为之管理及对生活妨害行为的管理，譬如查验居住小区出入人员的证件、维持小区治安秩序、制止业主的滥搭滥建行为等等。对人的管理又可细分为对业主的管理和对其它人的管理两种情形。
在上述两类物业管理行为当中，对物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维护和保护行为，并不带有所谓“管理”的色彩，体现为一种人对物的关系，只有后者才存在管理行为所作用的对象——人，但这种对人的管理，是否属于行政管理意义上的“管理”呢？
笔者认为，物业管理行为中所涉及的对人的管理，其性质不属于行政管理意义上的“管理”，其本质是业主行使物业所有权的延伸，仍应受私法的调整。上文已论及，物业管理分为自治管理和委托管理两大类，为了能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自治管理这种管理类型谈起。
在自治管理中，物业管理也涉及到对人的管理等内容，但相信没有人会说业主这种自治“管理”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自治管理中对人的管理同样也分为对业主的管理和对其他人的管理两种情形。其中，对业主的管理表现形式为业主之间的自律“管理”，这种管理与其说是“管理”，倒不如说是业主出于共同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自我约束更为恰当，该类“管理”行为之目的其实在于约束物业权利人的使用行为，即对个别业主的不当使用方式予以制止，以确保物业的整体利用秩序，这种“管理”的法律基础是民法关于共有和相邻关系的法律规范。而对其他人的“管理”即对出入物业小区的其他人的管理，其本质上应属于一种排除物上妨害的行为，是物业所有权人（业主）行使物业所有权的一种具体方式，根据所有权本质上乃是所有人对于所有物为全面支配的权利的原理，[⑧]管理也当然包涵在支配当中。因此，对其他人的所谓“管理”，其法律基础仍然是民法关于所有权不受侵犯的法律规范，是业主对物业享有所有权的必然结果与表现形式，亦即物业归谁所有，谁就是有权管理的主体。因而，自治管理场合的物业管理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行为，是私法上的行为，当无疑义。
而在委托管理场合下，业主只不过是把其本身所拥有的这种权利移转给物业公司来行使，物业公司所拥有的对人的管理权既非其所固有，也无法律法规的授权或其它国家机关的委托，而是从业主那里受让渡而来。物业公司必须通过订立物业合同的途径，才能获得对他人物业进行管理的资格，享有物业管理权。虽然从形式上看物业公司有权要求业主履行某种义务或禁止业主为某种行为，比如说要求业主定点倾倒垃圾，制止业主在公共走道上堆放杂物以及对进出小区人员进行查验盘问等，似乎物业公司拥有一种类似于行政管理的权力，而事实上，这种管理权仍源自业主（业主自治机构）的授权，是在业主自治机构的授权和同意下，由物业公司来代表整体业主的意志实施管理活动，其目的仍在于维护业主自身的利益，此相当于业主的一种自我约束行为，仍然属于业主对物业所有权的一种行使方式。因此，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这种所谓管理、被管理关系不具有行政管理性质，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民事行为，是私法上的行为。
第三、物业管理合同的内容是否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笔者认为，《物业管理条例》和《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虽然对物业管理有较多的限制诸如前期物业管理合同的强制效力、业主委员会的代表权、管理公约自动成为合同内容、物业服务价格的确定、排除个体业主的合同解除权、一个小区只允许一个物业公司从业等强制性条款，体现了较浓的国家干预的色彩，但这主要是居于对物业管理服务活动的特殊性考量，即为解决物业管理活动的公共服务性与众多业主个体分散性和意志多样性的矛盾在立法上作的特殊规制，并非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物业合同效力的强制性和广泛性也居于同样的政策考量。
第四、从契约的主体看，公权契约立约人中必须有一方为行政主体或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团体，且缔约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而物业管理合同并不具有这些特征。
综上，物业服务合同虽然具有部分公法色彩和比较鲜明的独特个性，但它仍然是私法上的合同，应当由私法来调整。
二
物业合同既是私法合同，那么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给它定性，它是典型契约还是非典型契约？如果是典型契约，属于哪一类契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笔者并非出于理论的偏好，更源于实务的需要。
对契约的定性，在大陆法系成文法典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立法者在债法体系的建构上，无不在其所认识的契约类型中，选择若干认为有规范必要的契约类型，分别规定于债编各论中。[⑨]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对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及其实益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与物权法定主义不同，对债权契约，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或公序良俗的范围内，得订定任何内容的债权契约。民法对债权契约中不采类型强制原则，但立法者对于若干日常生活上常见的契约类型，以法律明文规范，并赋予一定名称，学说上称为典型契约或有名合同。非典型契约，也称无名合同，是指法律未对其类型加以规定且未赋予其特定名称的契约。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是根据各国在契约立法时对契约类型是否作明确规定所作的一种立法分类。有名合同并非因其“有名气”，而是因其在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被经常使用且具有区别于其它合同类型个性特质，而被立法者赋予一定名称的契约类型；无名合同则因其非属常用合同或因其不具有典型性而未被立法者类型化的契约类型。
对于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契约法中的分类，理论与实务界可以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来形容，归纳起来，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第一种观点，认为物业管理合同属于委托合同之一种，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中，业主处于委托人的地位，而物业公司处于受托人的地位，物业公司受托处理的委托事务就是物业管理。在物业服务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法院对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也习惯于将合同双方关系表述为“物管公司受业主委员会委托”。[⑩]第二种观点认为物业服务是完成工作（提供劳务）的合同，业主是物业服务的买者，是雇主，物业公司是劳务的提供者，是被雇用者，二者之间是雇佣关系，或是认为双方是承揽关系，是按照一方的具体要求完成特定工作的合同。[11]第三种观点认为，物业管理合同既不是现行法中所规定任一类型的有名合同，也不是一般所谓的无名合同，而是一种类型结合合同，属混合契约之一种；[12]或者认为，物业服务合同与委托合同、行纪合同一样，都是提供服务的合同，且都为信赖合同、诺成合同、双务合同，因此它是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的复合合同。[13]第四种观点，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属于无名合同。
第一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如果将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认定为委托合同，那么，按照委托合同的性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在委托合同范围内所获得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委托人，其结果将导致业主可能要为物管公司所进行的物业服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显然违背物业服务的目的与当事人的意愿；其次，《合同法》第399条明确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这实质上是规定了受托人的忠实义务。但在物业公司的物业管理活动中，业主、业主委员会只有监督权，而没有干涉和指挥权。物业公司也没有服从业主、业主委员会指示的忠实义务；再次，委托合同的订立以双方当事人相互信任为基础，无论是委托人选定受托人还是受托人接受委托都是基于对对方的了解和信任，当事人双方均享有任意终止权，可任意终止合同。《合同法》第410条明确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如果允许物业服务合同的任何一方随时任意地单方解除合同，这对物业管理行业发展的影响将是致命的，甚至给物业管理行业带来一种灾难。试想，只要双方的“信任”有所动摇，不问客观上是否有理由，可以随时、任意地行使解除权，这势必造成物业管理企业短期行为，小区管理极度不稳定，从根本上造成对全体业主利益的损害。因此，物管合同显然不会是委托合同，至少不是单纯的委托合同。
第二种观点也难以成立。第一，物业服务合同不同于承揽合同，虽然它揭示了承揽合同与物业服务合同的相似处，却忽略了二者的本质差异，即承揽合同的承揽人依合同完成特定工作后尚须交付工作成果，且其工作成果在交付前后还存在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问题，这与物业管理企业仅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而不须交付工作成果，也不负担意外毁损灭失风险是决然不同的。第二，它也有别于雇佣合同，从物业管理的内容分析，物业公司在实施管理行为时有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物业公司在履行合同时不受业主的干涉，不象受雇人那样只是机械地服从，且提供劳务并不是物业管理合同的目的，只是进行物业管理的手段，而提供劳务则是雇佣合同的根本目的，同时，业主也并不能像雇主那样任意解除合同，所以物业管理合同不是雇佣合同。
第三种观点看似一定道理，但这种区分没有任何实益。正如前文所述，对契约的分类，是根据各国契约立法对契约所作的一种分类，而使各类典型契约能在契约法对号入座，要解决的是法律适用问题。立法除了有名契约外，就是无名契约，并不存在模糊交叉地带，非白即黑。虽然有学者认为，在有名契约与无名契约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即介于有名契约与无名契约之间的“混合契约”或“复合契约”，但多数学者认为，这类契约事实上还是属于无名契约。而且，即使在承认所谓“混合（复合）契约”的学者中，在关于“混合（复合）契约”的法律适用上也是众说纷纭，争议很大，没有任何一说可以单独圆满解决混合契约的法律适用问题。[14]说它是一种“混合（复合）合同”，与说它是无名合同并无二致，既不能厘清理论上对物业合同的性质争议，更不能解决其法律适用，对实务无裨益。
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即物业合同属于无名合同，并且认为物业管理合同属于我国契约法中提供服务类合同，但它又不属于《合同法》分则中现有6种提供服务的合同中的任何一种。我国《合同法》分则共规定了15种典型契约，根据学理及《合同法》分则的编排次序，这15种典型契约又可从理论上分为5大类：转让财产所有权的合同、使用财产的合同、完成工作的合同、提供服务的合同、技术合同。其中，提供服务的合同包括运输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和居间合同6种有名合同。学者认为，提供服务的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征：第一、提供服务的合同的标的为一方向对方提供特定的劳务行为，而不是劳力行为所产生的工作成果。第二、提供服务的合同的债务人完成约定的劳动行为，合同即履行完毕，一般不涉及给付效果。第三、多数提供服务的合同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提供服务的义务方必须亲自履行合同，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第四，提供服务的合同通常不能适用实际履行原则。[15]一般认为，除《合同法》分则规定的6种提供服务的合同外，还有尚未被典型化的医疗合同、邮政合同、旅游合同、培训合同也属于提供服务的合同。物业合同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所签订的就小区房屋及配套的设备设施和相关场地提供有偿服务的合同，其内容不仅有对全体业主的公共物业的管理和小区秩序的维护，还涉及到对业主个体相关财产的保管，以及对共有物业设施的购买、更换，对物管用房的妥善利用等，物业管理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提供服务的形式进行的，它具备上述提供服务的合同的所有法律特征，但它与《合同法》规定的6种提供服务的合同和尚未被典型化的其它提供服务的合同中的每一种都有显著区别，很难使其在现行法中对号入座，因而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提供服务的合同，在传统契约法分类中无法给它定性。
三
作为一种被千家万户广泛使用、个性鲜明的契约形态，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仍然处于非典型契约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同时，这也是当前我国物业纠纷为何层出不穷并不断酿成的主因。
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其意义在于：对于典型契约直接适用法律，非典型契约则适用类似性质的典型契约及一般契约的规则。[16]众所周知，一般契约规则即债法总则高度抽象，可操作性很差；而由于物业合同主体、内容及其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强烈个性，在民法学者对物业合同定性或类似性质的理解上都五花八门、各执一词难于统一时，作为基层法官在裁判物业合同纠纷那更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为政了，其后果只会是严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破坏法治的统一和和谐社会秩序的建立。因此，只要物业合同处于无名合同的地位，无论适用哪一种合同的处理规则，都不符合物业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目的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
在大陆法系国家，各国一般根据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法律文化传统和交易习惯等通过立法来规制典型契约。典型契约的一般标准是：第一、一般应是在本国、本地区或某一行业大量、普遍使用的合同类型；第二、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即在合同主体、客体或合同内容上与其它契约类型有明显的区别特征；第三、需要通过用区别于债法总则的强行性规范、半强行规范或指导性规范等将其特征具体化；第四、一般是通过债法各论（分则）或单行立法作为其表现形式。台湾学者王泽鉴说：[17]法律不是凭空创设契约的类型，而是就已存在的生活事实，斟酌当事人的利益状态及各种冲突的可能性，加以规范。通常，民法系以给付义务为出发点，而设各种契约类型的。然而社会生活纷繁芜杂，千头万绪，交易活动亦频繁多变，法律终有照顾不周之处，此时当事人不得不在法定契约类型之外，另创新类型的契约，以满足不同的需要。按王泽鉴先生的分析，非典型合同主要由三种途径发展而来：有就特殊情况而特殊约定者；有因长期间之惯行，俨然具有习惯法效力者；有因应现代化交易需要，以定型化契约条款而创设的。而且，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习惯不同以及法律处于不断修改完善的动态中，在甲国的无名契约，在其它国家未必法律无名文；在此时为无名契约，未必永远藉藉无名。如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为无名合同的射幸合同在法国民法上是有名合同；我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5月5日修订民法债编时将原为无名合同的旅游、合会及人事保证等无名合同有名化。[18]
一般来说，大陆法系各国都是在民法典或债法典中对契约进行分类。但对不断涌现的新种类的合同，往往通过特别立法使其典型化，其原因一是为了保持民法典或债法典的相对稳定，二是基于该类合同的特殊性，不便在民事法典中进行规定。我国也采取这种做法，我国《合同法》分则部分共规定了15种典型合同，但担保合同、保险合同都是以单行法形式规定的典型合同。
我国《合同法》分则没有规定物业服务合同的类型。国务院于2003年6月8日颁布了《物业管理条例》，但该条例仅在第35条作了“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服务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物业管理用房、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的笼统规定，无典型契约所必须的强行性规范、半强行性规范或任意性规范能使物业服务合同与其它契约类型相区别的限定条款，对物业合同在当事人主体、客体、效力范围、双方的权利义务、解除条件及违约责任等等方面所具有的明显个性也未进行规范，因而《物业管理条例》并没有将物业服务合同典型化，并导致多数学者和实务界认为物业合同是委托合同的错觉。
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尽快对物业服务合同典型化，其理由在于：第一、它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提供服务的合同，在传统契约分类法中很难使其对号入座。第二、物业管理合同作为一种不同于常态合同的新类型合同，是一种糅合了较强公法关系、物权关系的债法合同，在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与传统契约区别明显，由于其个性大强，在现行契约法中很难进行类推适用。第三、我国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使物业服务合同成为以使用最为广泛的合同，具有普遍性。第四、物业服务合同的标的——物业管理权，属于物权性质，[19]根据物权法定的原则，也应当对其进行立法类型化。第四、物业合同的当事人涉及千家万户，而且多数业主往往法律知识欠缺，尤其需要通过立法加强对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控制，从而减轻当事人订立合同过程中的负担。第五、顺应司法理性化的需要，有益于司法机关办案品质和办案效率的提高，有益于办案成本的降低。因为经过科学归纳而类型化的一个个有名合同，其性质、其基本条款、其订立程序乃至违约责任等等，都给定型化了，从而在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能使裁判者自动适用法律之规定。[20]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物业管理合同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物业管理法律关系与其他相似民法制度、行为存在的重大区别。换言之，物业管理合同和物业管理活动在民法调整的生活关系中具有较大的个性，法律完全应该对其实行个性化的、具体的而非一般化的、概括的调整和规制，使其实现从无名合同向有名合同的转换。对物业合同有名化的具体规则及其立法途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展开探讨，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我国将来的民法典不宜规定物业服务合同，而应当通过单行立法予以解决[21]，其中，物业管理公司在物业管理活动中所涉及的部分职能，需要相应的行政法规授权，因为物业合同所涉及的公法关系如城市管理、社区管理和保安服务等无法划地自限于民法领域；其次，即将出台的《物权法》应当将物业管理权物权化，以使物业服务合同的标的合法化；再次，由物业管理合同具有主体的特殊性、内容的复杂性、效力的广泛性等鲜明个性所决定，不宜将其纳入统一合同法中，而宜用特别立法如《物业管理法》使其典型化。
注释：
[①]陈俊樵“论区分所有建筑物之管理组织”载《中兴法学》（24）第191页；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②]我国国家和地方的相关立法文件也在该意义上使用的“物业管理”一词，如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再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第1条也称本意见所称物业管理纠纷是指居住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因物业管理行为发生的民事纠纷。“在笔者所能见到的其它地方性物业管理立法文件中，也均在狭义上使用”物业管理“一词。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立法文件仅在狭义上使用“物业管理”一词表示疑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05年12月14日北京双城律师事务所赵恒律师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对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进行违宪审查，赵律师要求对其中的13个法律条款进行违法审查，其第一个理由就是“只有物业公司能进行物业管理吗？”，事实上是对立法文件中仅在狭义上使用“物业管理”一词表示难于接受。有关此事件的详细情况，可参见：[].
[③]资料来源：《中国法院网》，.
[④]陈自强：《民法讲义Ⅱ》，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16页。
[⑤]参见夏善胜：《物业管理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25-26页，在关涛“物业管理合同析辨”（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6期）及葛治华等“物业之法律属性解析”（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4期）等文中也有关于此问题的介绍。
[⑥]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
[⑦]同上揭，第209页。
[⑧]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⑨]参见陈自强《民法讲义Ⅱ》，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13—116页。
[⑩]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学者大都持此种观点，详见：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3月版；陈?“也谈‘物业管理权’的性质”，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7期；葛治华、邓兴广、葛成“物业管理之法律属性解析”，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4期；关涛“物业管理合同析辨”，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6期；钮丽娜“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特征及相关案件的审理”，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8期第14页；范云“论物业管理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宁波大学学报》2001年9月号，第112页；周四新“完善我国物业管理立法的构想”，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3期，第119页；何红峰、尹贻林“析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性质和特征”，载《中国房地产》1995年第11期；潘科明、张勇坚“物业管理合同构成要件初探”，载《人民司法》1996年第6期。
在由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课题组负责人梁慧星）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中，也将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性质归位于委托合同，该建议稿将“物业管理合同”单列为第五十二章，共十四条，第1318条物业管理合同的定义为“物业管理合同是物业管理人受业主或者业主团体委托，为委托人持续处理物业管理事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1331条“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第1327条“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物业管理合同。”第1328条：“物业管理人不得解除物业管理合同，但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的除外。”
[11]王文辉“物业服务合同的特征”，载《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4年第6期。
[12]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13页。
[13]夏善胜主编《物业管理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142页；谭玲、廖鹊鸣“物业管理若干问题刍议”，载《政法学刊》2005年第4期。
[14]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13页。
[15]余延满：《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44页。
[16]周??：《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60页。
[17]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10页。
[18]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33页。
[19]潘嘉伟：“论物业管理的物权性质”，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6年第9期。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如陈?“也谈‘物业管理权’的性质”，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7期。
合同分类管理的方法篇3
[摘要]在企业生产活动中，合同是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种主要手段，因此，做好合同档案的管理工作，也成为了风电企业日常管理的重要任务。随着风电企业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展，合同档案的数量随之增加，如何更好的管理合同档案，为企业发展提供信息支持和便捷服务，是档案管理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首先概述了企业合同档案的基本特征，随后在分析合同档案分类优化的措施的基础上，结合笔者的实际工作经验，提出了优化合同档案管理分类的可行性方法。
[关键词]合同档案；风电企业；管理分类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10.107
[中图分类号]G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0-0-02
合同档案详细记录了风电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在企业制定年度预算、评估和审计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调查发现，许多企业对合同档案管理的重视程度不高，合同档案管理存在分散、混乱等问题，给档案的查找和利用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风电企业必须要采取合理的合同档案管理分类办法，实现合同档案的科学分类和优化管理，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1企业合同档案的基本特征
对风电企业来说，企业运营中产生的档案种类主要有技术合同、劳动合同、工程合同等，这些档案虽然在具体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共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1法律性
法律性是企业合同档案的基本特征，也是区别于企业其他档案的标志之一。合同档案的内容主体是合同，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企业合同档案具有明显的法律特征，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合同档案的保存、管理还是销毁，都必须严格依照相关的法定程序。除此之外，合同作为记录了企业经济活动和维护企业法律权益的文件，也只有在具备法律特性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1.2凭证性
近年来，风电行业蓬勃发展，风电企业在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行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部分企业为了谋求私利，往往会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从而带来许多经济纠纷。合同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真实记录，对企业应尽的义务和拥有的权利进行了明确说明，在解决经济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凭证作用，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1.3规范性
规范性是企业合同发挥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合同档案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合同档案内容的规范性。一份完整的合同档案，应当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内容、当事人的H笔签名、合同的数量以及书写形式等，只有这些条件符合法律规定，才能确保合同具备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是合同档案管理的规范性。合同档案在管理过程中，如果出现损坏或缺失，都会影响其法律效力的发挥。因此，必须要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管理，保证合同档案的完整性。
1.4繁杂性
企业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合同，合同档案的管理工作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同时，企业合同档案还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别进行分类管理，例如，合同签订前的洽谈、招投标等；合同签订后的招标书、评标报告、会议记录等。要想确保合同档案应用价值的发挥，相关工作人员就要收集、整理和保存好这些合同档案。
2企业合同档案管理分类的优化措施
2.1强化企业合同档案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合同档案管理机制，能够为合同档案管理工作的优化开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完善的管理机制应当包含合同档案的收集、汇编、整理、保存等工作。相关工作人员要根据风电企业经营业务的发展情况，有针对性的补充合同档案管理制度的内容，以确保合同档案的管理能够与企业发展向适应。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说，只有在完善的合同档案管理制度下，才能借助于合同档案，帮助企业减少市场竞争风险，进而在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推动风电企业实现健康和持续发展。
2.2加强合同档案之间的联系
企业合同档案数量较多，如果采用单独整编和单独管理，必然会导致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剧增。因此，为了提高企业合同档案的管理效率，在进行合同档案的整理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有重点的寻找合同档案间的内在联系，而合同档案的分类管理，可以显著提升其工作效率，减轻工作压力。例如，可以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单立类目、分类组卷，这能够起到化繁为简的效果。当然，企业管理者也要为合同档案管理分类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可指派独立部门负责合同档案管理的相关事宜。
2.3实施合同档案的统一编号
为了便于进行合同档案的管理，风电企业在开展分类管理时，可以将不同的合同进行统一编号。这样一来，今后在查找某一份合同档案时，不需要花费过多的时间进行翻找，而是直接查找编号，极大的提高了合同档案的管理效率。合同档案的编号要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例如可以根据合同档案内容的不同进行分类，如物资类、工程类等；还可以根据合同档案的生成时间进行分类等。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采用何种分类形式，都需要在档案袋上进行标注，避免混淆。
合同分类管理的方法篇4
关键词：金融犯罪；客体分类法；大章制；小章制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2）10-0079-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0.21
所谓金融犯罪，是指发生在金融活动过程中的，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而洗钱罪、金融诈骗罪等都是熟知的金融犯罪类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金融犯罪被规定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从规定来看，其中第四节是按照客体标准进行的分类，但是第五节是按照犯罪的行为方式予以分类的，两者存有差别。笔者认为，对金融犯罪采取的这种混合分类法，使得刑法理论界对于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的依据争议很大。另外，金融犯罪所涉罪名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复杂多变，是刑事审判实践的难点和重点，因此，探讨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的依据，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现行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依据的批判
传统理论界认为，我国刑法分则在对犯罪的分类上，主要是以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作为分类依据，并按照罪名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大小进行排列的。另外，当某一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直接客体为复杂客体时，其同类客体的确定则依据其中的主要客体进行。据此标准，我国刑法分则将所有犯罪分为十章。其中的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因其所纳罪名之多，层次复杂，立法时采用了章下设节的方法予以再次细分。而节的设置其实是根据同类客体之下的次同类客体划分的。以第三章为例，“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同类客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该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次同类客体为金融管理秩序。类罪名与次类罪名的关系，和同类客体与次同类客体的关系是相对应的，既系上下位阶关系，又系一般与特殊、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但是这种划分方法在该章中并没有完全得到统一，因为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与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次同类客体皆是金融管理秩序，但是立法却将第五节独立于第四节设置，立法者如此例外设置的理由何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了大量的金融诈骗案件，涉案金额之巨，社会危害性之大，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和相应的金融管理秩序。对于金融领域的诈骗案件，若以一般诈骗罪予以处罚，力度过小难以起到有力打击的效果。于是立法者顺应司法实践的要求，将八项金融犯罪从一般的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一节，为“金融诈骗罪”。可见，立法者如此设置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金融诈骗罪不侵犯金融管理秩序，而是为了突出打击金融诈骗罪的力度。从一般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刑罚设置中就可以看出：《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而《刑法修正案八》修订之前第199条规定，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都有死刑，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的死刑，但是依然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
对此，支持者认为，金融诈骗单独设节的这一做法实属必要：其一，刑事打击的需要。与其他金融犯罪相比，金融诈骗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其对国家利益、金融机构利益和社会大众利益破坏性更大，可以说非严惩不足以维护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因此，出于打击的需要将金融诈骗犯罪单独设为一节非常必要；其二，司法实践的需要。但凡金融诈骗犯罪，在手段上都具有相似之处，即都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手段，而这一行为方式明显的区别于其他金融犯罪，因此，从司法实践定罪处罚的角度而言，单独设节较为有利；其三，罪刑法定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条文明确化，而将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无疑能更加明确地区分普通诈骗与金融诈骗的界限。
（一）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与现行《刑法》的体例结构不协调
从我国《刑法》体例结构来分析，我国刑法一向是以犯罪的同类客体作为刑事立法分类的依据。而“金融诈骗罪”的单独设节，显然是以行为方式为分类依据，这就使得其与现行《刑法》的体例结构不协调，从而导致刑事立法标准的不统一。然而，有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并不有悖于传统刑法以客体为分类依据的标准，因为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金融交易秩序，而犯罪分类是以主要客体作为同类客体的。司法实践中，金融诈骗罪往往在金融交易中发生，这些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金融交易秩序，而金融管理秩序只能说是其侵犯的直接客体。相对交易秩序而言，管理秩序只能作为次要客体。
笔者对此种说法不敢苟同。虽然金融诈骗罪主要侵犯金融交易秩序，但是问题在于金融交易秩序与金融管理秩序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金融交易秩序与金融管理秩序并非并列关系，金融交易秩序只能是被包容在金融管理秩序中。所以在分类时，将其并列设立是错误的。另外，在刑法分则中，并不是仅有金融诈骗罪侵犯了金融交易秩序。例如，内幕交易罪、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等罪同样也是对金融交易秩序的侵犯。但是，这些罪名在设置时却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如果按照以上学者的观点，那么立法时为什么不将这些罪名也独立出来呢？显然，认为金融交易秩序与金融管理秩序并列的观点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二）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是我国刑事立法注重打击效果忽略法的稳定的体现之一
结合上述分析，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是对现行《刑法》体例结构的突破，导致了刑事立法标准的不统一。笔者认为，在面临现实问题优先还是法的稳定优先的选择时，我国往往选择前者。从1997年以前那20余个决定和补充规定一直到现今《刑法修正案八》的内容中，这种对现实问题的高度重视，往往带来了某类罪名的刑罚大幅提高或某类行为的肆意入罪。所以，我国在刑事立法中，为了打击需要，不惜增加罪名、提高刑罚，相比之下，将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不过是刑事立法的一个小动作。但是，片面追求打击效果而忽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会导致整个刑法体系的不严谨，从而有损法的权威，毫无理性可言。况且，金融诈骗罪按照其侵犯的主要客体，已经从一般诈骗罪中脱离出来而纳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已经足以体现刑法对于金融管理秩序保护的目的。所以，将其独立设节，也没现实的必要。
二、对各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依据的参考
纵观各国的金融犯罪立法，在对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时，多数按照以下三个标准：
（一）客体分类法
所谓客体分类法是指以金融犯罪所侵犯的客体为标准，对金融犯罪进行分类和排列的方法。事实上，所有金融犯罪都是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侵犯。广义而言，金融管理秩序是金融犯罪的同类客体，其具体表现为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但是由于国家对金融管理发生的领域不同，因而形成的管理制度及具体的金融管理秩序有所不同。所以一些国家从具体的金融制度角度对金融犯罪予以分类。如《法国刑法典》第四编第二章伪造货币罪中，将所有的妨害货币制度的犯罪都规定在一起[1]。
（二）行为分类法
所谓行为分类法是指在刑法分则中，以犯罪行为的某种特征为根据，对金融犯罪进行分类和排列的方法。有些国家的刑法分则体系虽然是以客体为根据建立起来的，但对于金融犯罪个罪的划分，都是以行为为分类依据。例如《西班牙刑法典》即采用此种模式。
（三）混合分类法
所谓混合分类法是指既以行为侵犯的客体，又以犯罪行为的某种特征作为金融犯罪的分类依据。这种方法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运用，我国现行《刑法》也受其影响，采取这种混合分类法。
比较以上三种对金融犯罪的分类方法，可以看出：
首先，客体分类法比较彻底地贯彻了分类标准的单一性、统一性，在逻辑上比较周密、严谨，但行为特征不够明显。对金融犯罪再按照客体分类法进行划分，于我国现行《刑法》并不可行，同时我国的金融犯罪已经是章下设节的方式加以规定，是按照“次层次”客体进行划分的，所以对金融犯罪再予以细分，在刑事立法上并不允许。
其次，行为分类法在反映金融犯罪的行为特征上较为清晰，但是在揭示社会危害性方面不如客体分类法深刻。另外，从整体刑法分则来看，行为分类法与我国刑法分则整体以同类客体作为分类依据的做法并不一致，如果仅是金融犯罪采取此种分类方法，同样会导致体例的不一致。
最后，混合分类法正是我国现行《刑法》所采用的模式。如前所述，与我国现行《刑法》的刑事立法体例并不一致，从而导致刑事立法标准的不统一。
三、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依据的取向
结合各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的方式，比较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依据的取向，大致分为以下三种意见：
意见一认为，将金融诈骗罪作为一类单独设置为第五节，对于司法实践的定罪量刑非常有利。对于金融诈骗罪这类应予完全保留，且不宜再作细分。而在第四节中，法律规定了金融管理的各个领域，可以依据其所侵害的具体客体的相同性，并兼顾犯罪方法的特殊性，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作进一步分类。具体细化为七类：（1）危害货币管理制度的犯罪；（2）危害外汇管理制度的犯罪；（3）危害信贷管理制度的犯罪；（4）危害证券、期货市场管理制度的犯罪；（5）危害股票、有价证券管理制度的犯罪；（6）危害金融业务经营管理制度的犯罪；（7）危害票据管理、结算管理制度的犯罪。
意见二认为，刑法分则体系应采用小章制，可以使章节设置的合理性与立法原意之间达到平衡。假设我国刑法典采用小章制，则将金融犯罪单独列为一章，并将第四节与第五节合并，名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其下按混合分类法设若干小节。并且相应的原《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下的每一节均各自成章。根据混合分类法的原则，原则上根据金融犯罪客体的性质，同时也兼顾犯罪行为的特殊性，将金融犯罪分为8类：妨害货币管理犯罪；妨害金融机构犯罪；金融资金犯罪；金融票证犯罪；证券、期货犯罪；金融诈骗犯罪；外汇犯罪；洗钱犯罪[2]。
意见三认为，从统一立法之角度，将第五节金融诈骗罪归入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之中[3]。
笔者同意以上第三种意见。以上第一种观点，很明显是支持我国现行《刑法》所采取的混合分类法。持该种观点的学者，从有利于司法实践的角度，甚至认为这一模式是我国刑事立法在建立科学的刑法分则体系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前所述，混合分类法与我国的刑事体例结构是不一致的，是我国立法中的一大失误。所以，在此基础上的分类也是不可取的。
第二种观点虽然能保证刑事立法体例的一致性，又能够将金融犯罪予以细分。但是，笔者认为在刑法分则中采取小章制，没现实的可能性。在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就如何对刑法分则安排体例的问题，发生了大章制和小章制的争论。赞同大章制的学者认为，刑法分则除了个别章节调整外，基本保持现行刑法分则体系不变，对内容庞杂、条文过多的类罪可以在章下设节。持小章制观点的学者认为，要重新编排分则体系，将原来内容庞杂、条文繁多的犯罪类型再细分为若干章，和其他章共同组成修改后的刑法分则体系。当时，持小章制观点的占刑法理论界的多数。1993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研究室也曾拿出“小章制”的方案，该方案把刑法分则总共划分为27章[4]。其中，第10章“危害金融罪”共11条，第11章“危害证券、票证管理罪”共9条，第14章“经济欺诈罪”共7条。但是，立法者在真正修订时，还是放弃了小章制的方案，本着保持刑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1997年《刑法》最终还是保留了大章制的体系。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立法者之所以选择大章制而排斥更为科学的小章制，更多的是为了突显刑法的阶级性。按大章制划分为十大类，每一类所侵犯的客体极为清晰。而小章制的划分，在排列上不如大章制一目了然，立法者也唯恐采取小章制会对社会关系保护不力。所以在我国，小章制的设想，虽然科学、合理，但是在我国没有适合的土壤。
综上，就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而言，可以采取折衷的做法，仍按照章节制的体例。将第五节“金融诈骗罪”归入第四节“金融管理秩序”中，该类罪的同类客体即为金融管理秩序。但在刑法理论研究中，完全可以按照客体分类法再对金融犯罪予以细分，即可以从具体的金融制度角度对所有金融犯罪加以分类。这种分类方法既有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又有利于正确揭示金融犯罪的共性本质特征。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几类：（1）危害货币管理制度的犯罪；（2）危害金融机构设立管理制度的犯罪；（3）危害金融票证、有价证券管理制度的犯罪；（4）危害证券、期货市场管理制度的犯罪；（5）危害客户、公众资金管理制度的犯罪；（6）危害外汇管理制度的犯罪；（7）危害金融业务经营管理制度的犯罪。
参考文献：
[1]杨月斌，王群.金融犯罪种类划分及其特征显示——兼论金融犯罪的此罪与彼罪之界分[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6）.
[2]俞理伟，李进.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法分类[J].中国商界，2008（4）.
合同分类管理的方法篇5
房地产行业的飞速发展，促使人们对其所提供的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房地产档案作为服务房地产项目的重要依据，如何高效、快速利用房地产档案来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已经成为房地产档案管理工作中重点所在。通过研究表明，选择科学的方法将房地产档案进行合理分类，能够有效满足社会各层面的服务要求。然而这就要求房地产档案管理人员必须掌握房地产档案分类方法，从而为做好房地产档案管理工作提供可靠的保障。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就此展开以下几点仅供同行参考与交流的浅见。
1.房地产档案概述
1.1房地产档案的特点
房地产档案主要由三种档案组成，包括房地产权属档案、使用管理档案和建设工程档案。房地产档案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法律凭据性。房地产档案是一份证明房地产所有权及相关权益的，具有法律凭据的文件。其是基于当前国家实际国情及相关法律法规下而形成的，并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其进行仔细登记、确认和规范，是房地产行政管理法定职责的物质体现，房地产档案能为房地产权力人与房地产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重要的、最原始的凭证，进而为房地产权管理与保障提供合法、可靠的法律凭据。第二，动态性。房地产的动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房地产自身出现了变化，例如城市规划、旧屋拆除、旧屋翻修导致产权灭失等；另外一方面则是房地产受外部条件影响而发生的变化，例如房屋买卖、馈赠、继承、转让等原因导致房地产权属发生变更。为了确保房地产权利的现势性与一致性，就必须对房地产档案实行动态管理。第三，区域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在一个行政区内只能有一家房地产发证机关。属地管理是房地产档案管理的基本原则，每一处房地产权属的记录与管理在一个行政区内都是唯一的，因而房地产档案管理是否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将对该行政区的房地产管理秩序与进程产生直接的影响。
1.2房地产档案作用
一是能够有效解决群众纠纷。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不断加深，房地产纠纷问题也在不断增加。而具有法律效应的房地产档案能为房地产纠纷问题提供重要的原始凭据，从而有效解决房地产纠纷。
二是能够为城区改建项目工程及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不断加深，大量的棚户区得到大规模改建，但是在棚户区改建拆迁过程中，仍存在较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拆迁的房屋是否具备合法的权属、拆迁的面积大小、拆迁范围内的人口多少等等。而房地产档案能为这些问题提供最为原始的依据，通过仔细核实，从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三是能够为房地产权属仲裁提供重要依据，并为房地产交易提供重要的信息服务。随着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二手房的交易情况也在逐渐增多，由于购房者对于所购房产信息没有一个全面仔细的了解，导致出现民事纠纷，这类情况也在逐渐增加。房地产档案能为购房者提供所购房屋的原始信息，帮助购房者进一步了解所购房屋的具体情况，核实产权证真假，从而避免民事纠纷的出现[1]。
2.房地产档案的分类方法探析
2.1根据主题分类方法
每一个房地产项目都是由多个不同的项目组成，且不同的房地产项目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例如地域、规模等，所以根据主题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其实就是按照房地产项目的不同进行分类。每一个房地产项目从启动到建成销售，都会产生大量不同的档案，例如将房地产项目上报政府进行批示，聘请设计人员设计各种工程建设图纸，建成后销售等都会产生大量不同的档案，不同需求的人群会形成不同的使用档案，这是每一个房地产项目所独有的特点，是其他房地产项目无法复制的。每一个房地产项目都具有独特的、强烈的项目特征，因此，在进行房地产档案分类时，必须对这些项目特征进行充分考虑，并且有效地在各个房地产项目中建立有机联系，便于房地产档案查考利用工作的进行[2]。
2.2根据种类分类方法
房地产档案种类分类方法就是将房地产档案按照权属档、使用管理档案和建设工程档案来进行分类。种类分类方法是房地产档案进行分类中最为常用的方法。其中房地产权属档案的主要作用就是能够清楚证明房屋产权的归属，具有法律系、证据性、严肃性的特点。房地产使用管理档案主要是指房地产日常管理中所形成的档案，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使用最广泛的房地产档案类型。而房地产建设工程档案主要是指房地产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档案，是对房地产项目工程建设过程的一个相关记录，例如房地产项目建设工程图纸、施工计划、施工周期、竣工档案等。此外，相较于其他两种档案，房地产建设工程档案具有较高参考价值。根据种类分类的方法对房地产档案进行合理分类，不仅能够让房地产企业中不同部门明确自己的职责，还能为房地产档案管理工作提供便利。
2.3根据时间分类方法
相较于其他行业，房地产行业受影响因素较多，例如国家政策、市场经济等因素，加上房地产行业自身具有一定的政策性和时效性，这就决定了其具有极强的时间性。因此，房地产档案还能够根据时间的顺序进行分类，例如将房地产档案分为月度、季度、年度的分类方法。使得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所有档案聚集在一起，这样有助于房地产企业明确把握房地产项目情况，并根据情况制定后续计划。采用这种分类方法具有以下几点好处：第一，按照月度分类的方法，周期较短，能够在短期内为房地产企业的市场发展给予有效的指导，但是不适应长期发展需要。第二，按季度分类的方法，时间周期相对适宜，能够对房地产企业的发展给予很大帮助。房地产行业具有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因此，房地产企业的任何一步发展方向的制定都是至关重要的，而采用按季度分类的方法是房地产企业发展中势在必行的一步。第三，按年度分类的方法，该方法主要就是对房地产企业一年活动的总结提供重要的依据，这样能够更好的符合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政策，从而帮助房地产企业更好的发展。
3.做好房地产档案管理工作
房地产档案分类是房地产档案管理工作中的核心所在，因此，采用科学方法对房地产档案进行分类的同时，应不断强化房地产档案管理工作，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提高房地产档案管理人员的综合素养；人员是房地产档案进行分类和管理的具体执行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提高房地产档案管理人员综合素养非常有必要。第二，建立统一规范的房地产档案管理技术标准；房地产档案的标准化、规范化能很好的适应现代化房地产档案管理工作的需要。第三，建设房地产档案信息数据库，加强房地产档案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建设，这样不仅能够大大提高房地产档案信息的准确性、安全性，还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3]。
合同分类管理的方法篇6
关键词：企业法律顾问合同管理预防性合同救济性合同
“企业法律顾问”本既可包括身为企业雇员、担当法律顾问职责的工作人员，又包括依法在律师事务所执业、受托从事企业常年或专项法律顾问工作的社会律师，但进一步考察1997年国家经贸委《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以及国务院国资委近年来的一系列规章，可以发现，“企业法律顾问”似乎专指“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其次，律师受聘从事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并不对律师的身份有任何影响或产生一种新的律师种类。因此，本文就将所要探讨的问题——“企业内部法律顾问的合同管理”径直表述为“企业法律顾问的合同管理”，应该不会造成管理主体上的误解。
一、企业合同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分类
(一)合同管理:一项重要的管理内容与管理方法
和国外相似，我国企业法律顾问同样具有广泛的职能，可归纳为:(1)决策参与;(2)合同管理;(3)公司设立和运行中的法律事务管理;(4)企业知识产权保护;(5)诉讼管理，即运用诉讼、仲裁、调解等手段解决已产生的涉及企业利益的争议，维护企业合法权益;(6)聘请社会律师为企业服务，并代表企业参与工作，行使联络、协助以及监督职责。
合同管理无疑是上述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此外的(3)至(6)项工作中，起草、审查、管理、监督合同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是企业重要的管理手段或管理成果。因此，企业法律顾问的合同管理既是企业法律顾问本身的工作职责，还是贯穿于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生产、销售、财务、人事、权利救济等)的管理方法，在企业法律顾问工作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企业合同管理的主要分类及内容
我国合同法学上对合同有各种理论分类，如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要式合同与非要式合同、格式合同与非格式合同、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等，这些分类在法学研究层面当然各具理论价值，但从企业实务层面来说，主要考虑将合同管理中所涉各种合同进行如下三类划分:
1.业务合同、劳动合同及其他合同。视企业所在行业或经营范围的差异，合同涉及本企业商品或服务正常生产与销售的，则为“业务合同”。“劳动合同”为本企业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以劳动用工内容为核心的各种合同。除了上述两类合同以外，以本企业作为合同当事人的任何合同均可划入“其他合同”之列。最常见的“其他合同”有银行借款合同、保险合同、建设工程合同，以及运输合同、仓储合同等等，其范围十分广泛，难以也不必逐一罗列。
2.涉外合同与非涉外合同。以本企业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合同中，如果合同含有“涉外因素”，如对方当事人为境外主体、合同客体在境外，或者合同内容与境外有关的，则为“涉外合同”。它们同样可以纳入上述涉外业务合同、涉外劳动合同及其他涉外合同三项分类当中。与涉外合同相对应，不含涉外因素的合同，无论是业务合同、劳务合同还是其他合同，均为“非涉外合同”。
3.防范性合同与救济性合同。从订立合同的根本原因来看，企业的各种合同仅为两类，一类是为了便于事后有约可循、操作规范、减少或避免争议、防范合同风险而订立的，另一类则是争议已经发生、为解决争议而达成的各类协议。前者称之为“防范性(或规范性)合同”，后者则为“救济性合同”。
二、企业法律顾问在防范性合同管理中的主要工作
(一)完善合同管理制度与制定常用格式合同，发挥制度的作用与“批发性管理”的效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合同管理也应重在防范，即企业法律顾问应该担当防范企业法律风险的“防火员”，而不该只在风险已经产生后充当“灭火员”。不过，企业涉及的合同份数众多、种类复杂，法律顾问人手有限，往往又难以事事参与、件件过问、款款亲为、字字把关。
为了解决这一管理效率上的矛盾，首先必须从完善合同管理制度与制定格式合同开始，为企业建立或完善合同管理规章制度，发挥制度的作用与“批发性管理”的效率。相关管理制度包括:(1)交易对象审查制度。从合同相对主体究竟如何开始，弄清交易相对方的身份、状况、资信等基本信息，做到不谈、不订连交易对象基本状况都没有搞清楚的糊涂合同;(2)高水准格式合同使用制度。对于常用、非重大的书面业务合同，区别其性质与种类，由企业法律顾问会同外聘社会律师制定比较规范的合同格式，供业务、劳资管理等人员在工作中经常使用;(3)合同条款及法律讲解、培训制度。定期为业务、劳资管理人员讲解条款、研读法律，让他们在提高合同法律及风险意识的同时，能够真正理解有关条款的具体含义及利害关系，避免不知其所以然的机械套用;(4)合同签订前的最终把关制度;(5)已签合同的企业法律顾问留存备案制度;(6)履行过程中风险出现或极有可能出现时，对企业法律顾问的第一时间报告或通报制度。
(二)对于重大、复杂的业务合同，企业法律顾问必须从各个环节真正参与其中，必要时与单位外聘的常年或专项法律顾问律师协同管理
标的较大、法务复杂、事关企业重大利益的合同，从一开始洽谈时就应该有企业法律顾问的全程参与，以便在交易对象、交易标的、结算方式、品质保证、合同担保、争议解决方式、诉讼管辖乃至于适用法律、合同文本等方面从严把关，在合同签订、履行、协商等各个环节，为企业争取进了能多的合法权益。
考虑到专业知识、执业经验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局限，可会同单位外聘的常年或专项法律顾问律师进行合同协同管理，以真正帮助企业避免法律风险，维护企业最大的合法权益。
(三)注意合同签订、履行、协商、联络等环节证据的留存与收集工作
对于与合同相关的票据、文书、往来业务资料认真收集，妥善保管;对于未能顺利履行、可能发生纠纷的合同，相关往来文书必须由企业法律顾问起草与经企业法律顾问修改发出，避免业务人员因不谙法律而可能造成的被动局面;同时，又为其后的救济性合同管理留下证据、打好基础。
三、企业法律顾问在救济性合同管理中的主要工作
由于现实世界及企业运作环境的复杂性，再周密的防范性合同管理措施也不可能绝对不出意外，从而诉讼风险的控制或诉讼管理在所难免。这就需要企业法律顾问做好救济性合同管理工作。
(一)出现纠纷后，进行协商、调解解决问题可能性的判断，并与业务人员一道，做好纠纷解决工作
合同履行过程完全顺顺利利、当事人之间毫无不同意见可能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利益的不同与冲突使得合同履行过程中(及履行后)的不同看法、争议并不少见。如果争议不可避免，且争议明显具备法律性质，则企业法律顾问就不能置身事外，而应根据争议的具体情况，如争议产生的原因、涉及企业利益的大小、对方态度与要求等等进行综合判断，看是否具备协商、调解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并与业务人员一道，订好解决纠纷的各类具体协议并参与、监督这种救济性协议或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实现妥善解决纠纷的合同管理目标。
(二)诉讼、仲裁难免时，应积极准备并及时进入司法或准司法程序
如果不具备协商或调解的可能，或者协商、调解久无效果，以及发现严重危害本企业合法权益的事件，如侵犯本企业知识产权(包括商标权、专利权、专有技术等)与商业秘密，挪用、侵占企业财产，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等，则应积极收集、准备证据材料，向企业权力决策层书面建议进入诉讼、仲裁等司法或准司法程序。
(三)选对、用好律师
鉴于社会律师在诉讼方面相对广泛的业务范围(如刑事诉讼领域)与相对丰富的水平与经验，企业法律顾问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企业一切法律事务包揽在身，而应在社会律师的选择、配合、监督方面，代表本企业做好相应的工作，如根据案件性质选择有经验的律师并签好委托合同(这本身也就是一项合同管理工作);会同社会律师一同做好案件;在案件过程中共同参与(共同、认真旁听、提供及留存证据、诉讼文书)，以便及时了解案情进展，确保律师最大限度地维护本企业合法权益。
四、企业法律顾问合同管理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任何一种管理都离不开人际关系的协调，企业法律顾问的合同管理也不例外。特别是因自身具企业员工身份、难免受到企业科层制带来的种种负面制约时，如何处理好一些关键关系，就成为影响合同管理质量的重要因素。
(一)与权力决策层之间的关系
相对于企业权力决策层而言，企业法律顾问，即便居企业总法律顾问之位，也永远是副手，且难免参谋咨询色彩，在对法律负责的独立性与对上司负责的依附性之间，永远存在着矛盾。特别是企业权利决策层人员存在专业局限、唯我独尊作风甚至私心杂念时，企业法律顾问人员要真正为企业领导人在法律方面当好参谋和助手，做到法务工作“到位不越位”，认真完成《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和建议”、“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管理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还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为了真正对企业负责、对法律负责，企业法律顾问人员在进行合同管理时，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在认真吃透法律、真正理清企业利害关系的基础上，不放弃起码应当具备的独立性要求，对在合同条款的合法性上据法力争，在合同条款的有利性上耐性建议与解释，争取得到权利决策层人员的理解与支持。:
(二)与业务部门等内部人员之间的关系
企业良好的合同管理制度是处理好企业法律顾问与业务等部门关系的基础，而这种关系的理顺，反过来又会促进企业的合同管理工作。因此，企业法律顾问对合同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完善，既是合同管理制度本身的要求，也是处理好与其他部门人员关系的首要保证。为了避免业务人员因自身业务优势而容易产生的对法律顾问的偏见，企业法律顾问在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的同时，也应不断学习，掌握企业所在行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提高合同管理的含金量，实现与业务部门等内部人员之间的有效沟通与认同。
(三)与外聘律师之间的关系
外聘社会律师永远是企业法律顾问的积极补充与法律事务后盾，特别是涉及疑难复杂合同管理以及救济性合同管理时，情形更是如此。企业法律顾问要善于为企业选择、利用好外聘律师，并从其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在凭职业良知确信自身意见正确、但企业权利决策层人员不能认同时，可以借助企业外聘的社会律师的法律业务水准，印证自己顾问意见的正确性，并通过外聘法律顾问律师的意见影响决策层人员的看法，以真正维护企业的最大利益;同时，也应坚持自己是代表企业的立场，不因迷信外聘律师而人云亦云，更不放弃对外聘律师应有的监督。
参考文献:
合同分类管理的方法篇7
关键词：第三方物流业连锁超市仓储分类管理方法
目前国内的第三方物流公司的经营服务范围因为经营的品种有限，所以用传统的aBC分类管理法比较合适。但是，第三方物流切入连锁超市后，由于连锁超市本身对配送需求的一系列特殊性，如批量小、种类多，特别是生鲜商品多、配送频次高、信息处理量大、紧急性强、时效性要求高等，aBC分类管理法存在局限性。
传统的aBC仓储分类管理法
在货物的仓储管理中，如果经营服务的商品品种较少，就可以运用一般传统的aBC分类管理法把经营的物资按照其种类、数量多少以及创造利润量的高低等加以分类：将那些品种数量少，而价值大的物资分为一类，称为a类，实行重点管理；把那些品种数量多，而价值少的物资分为一类，称为C类，实行一般管理；其余的物资介于两者之间，称为B类。根据情况，既可以实行重点管理，也可以实行一般管理。aBC三类在数值比率上，大致有如下关系：a类：品种占20%左右，创造的利润率要占70%左右；B类：品种占10%左右，创造的利润率要占20%左右；C类：品种占70%左右，创造的利润率只占10%左右。
连锁超市在物流配送需求方面的特殊性
要提出更适合连锁超市经营以及配送需求特点的物流配送控制方法，只有了解连锁超市在对物流配送需求方面的特殊性，才可能根据传统的aBC分类管理法的局限，有针对性地提出第三方物流切入连锁超市后的物流配送控制模型，使之既适合连锁超市独有的配送要求，又使第三方物流专业服务公司同时得到发展。连锁超市在物流配送需求方面的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四点：连锁超市缺货压力大，要求第三方物流公司做到物资周转快，对订单反应敏感；快速消费品比重较大，对加工要求高；对需求信息及销售信息要求较高，需要第三方物流专业服务公司提供个性化的客户管理和信息服务；第三方物流专业服务公司应建立起关注连锁超市零售终端的信息系统。
aBC仓储分类管理法的局限性
分析了连锁超市在物流配送需求方面独有的特殊性之后，可以知道传统的aBC分类管理法在第三方物流切入连锁超市后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不适应连锁超市商品配送范围广泛的要求
第三方物流切入连锁超市后，和传统的第三方物流专业服务公司相比，其配送服务的货物品种极其广泛。因为超市经营的成千上万甚至几万种商品的配送服务都要由第三方物流公司提供，这些品类极其广泛的商品对于存储条件的要求相差极大，比如生鲜蔬菜对于存储的要求主要是保鲜，而家用电器等商品对于存储的要求则主要是防潮，还有另外一些日常用品如玻璃器皿和瓷器主要是防震，而零用食品巧克力则主要是在存储地的温度和湿度上有较高的要求等。这样一来，主要针对品类相近存储条件也大致相同的商品而产生的传统物流服务中的aBC分类管理法就显然不适合了。
（二）不适应商品个性化加工的要求
进行的分析中，已经知道连锁超市的很多商品如生鲜蔬菜都要求第三方物流公司可以提供随时随地进行加工而且保鲜保量，例如对于蔬菜类可能会要求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存储地直接进行菜心和菜叶的分离和包装，对于肉制品会要求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存储地直接进行整片肉的切割分成小包装等要求。这些都会对传统的第三方物流在服务方面形成挑战。
（三）不适应连锁超市配送频次相差较大的特点
连锁超市经营的商品从家用电器到日用品到生鲜蔬菜类，随着用途性能的不同，各种商品的销售量也会有较大变化，配送频次也就高低不一、相差较大。像生鲜蔬菜类商品，因为属于日常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比较小，所以其配送频率就相对较高，平均每天的配送频率达到2到3次，而其它的商品配送频率就会稍低一些。传统的第三方物流中的aBC仓储分类管理法主要侧重于在仓储地对货物实行静态管理，如果涉及到对连锁超市进行动态配送服务，加上时间因素的话，就有了一定的局限性。不同的商品其配送频率千变万化，如果还是按照传统的aBC仓储分类管理法进行管理，就会造成配送频率接近也即出货频率接近的商品存储地并不在同一地方，会给及时配送货造成很大压力。
适应连锁超市特殊配送需求的F-aBC分类管理法
考虑到传统的aBC分类管理法在切入连锁超市后的局限性，根据连锁超市经营的特点，第三方物流加入连锁超市后，要想真正为连锁超市服务，就需要研究制定出新的符合连锁超市特殊要求的aBC仓储分类管理法。具体分类方法如下：
将批量小、配送频率高(一般一天在一次以上)的商品，如生鲜、蔬菜等商品定为a类商品;将批量较大、配送频率较高(一般在5天以下)的商品，如日化用品定为B类商品:把那些配送频率低(一般在5天以上)的商品，如家用电器、服装类定为C类商品。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为连锁超市提供独具特色的服务了。
对于a类商品，因为配送频率最高，所以在供应商将所需货物运送到第三方物流配送中心后，可以不经存储，只需按照不同运输路线上各个连锁超市分店的需求量将货物就地加工卸装到第三方物流公司已经准备好的运输卡车上，直接运往各连锁超市门店；对于B类商品和C类商品，因为配送频率较低，所以在供应商将所需货物运送到第三方物流配送中心后，就要先将商品分门别类整货入库。
根据各连锁超市的订货要求，通过自动化机械进行自动分货、拣货，再将各连锁超市所需的货物集中起来，用最佳路线原理，安排卡车运输，保证准确及时地送达连锁超市。
根据连锁超市的特殊性对各类商品按照配送频率的高低进行新的aBC分类后，再按照传统的aBC分类法，即将那些品种数量很少，而创造利润很大的物资分为一类，称为a类，实行重点管理;把那些品种数量多，而创造利润很少的物资分为一类，称为C类，实行一般管理;其余的物资介于两者之间，称为B类，根据情况，既可以实行重点管理，也可以实行一般管理。这样就可以对各大类商品中创利较高的品类商品予以更多地重视和管理。
因为这种新的aBC分类管理法是在考虑到动态时间因素和配送情况下，通过对传统的aBC分类管理法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形成的，即在传统的aBC仓储分类管理法的上面又多加了一层按照配送频率和出货频率进行的aBC分类。为了更好地直观地区别这一新的aBC分类管理法和传统的aBC分类管理法，本文把新的aBC分类管理法称为F-aBC分类管理法，即说明该管理法是在传统的aBC分类管理法基础上，考虑到时间和配送频率(Frequency)而形成的新的管理法，其中F-aBC分类管理法中的F是频率(Frequency)的第一个英文字母。
F-aBC分类管理法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优势
和目前连锁超市所用的配送模式比较，利用该方法后，能明显预期到的优势主要有：
（一）降低物流成本
因为连锁超市自己做物流，车辆、仓库、员工都是单一用途，员工每天运完货后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那么对于超市来说，其付出的人工就是单一的。而如果将同样的这些员工都放在物流公司的话，每天要处理几家或几十家货物，而物流公司给他们的工资水平是差不多的，这样，分摊在每家连锁超市头上的物流成本就会控制得更低。
（二）适应连锁超市的要求
对于模型中提到的新的F-aBC分类管理法，在反馈的意见中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因为超市和别的企业相区别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且配送频率高低不一、相差很大。而新模型中aBC管理法中第一层aBC三大类商品的分类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第二层中的aBC三个子分部的划分是按照传统的aBC仓储分类管理法来进行的。这样既考虑到了连锁超市在物流配送需求方面的特殊性，又能做到对各大类商品中创利较高的商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管理，比较符合目前连锁超市业界在物流方面的需求。
（三）整合库存资源
该方法从连锁超市角度来讲，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对库存的资源进行整合，从而降低成本。用物流行业的话来讲，就是库存后移。例如，一个物流公司同时给两家超市配送，这两家超市都预测将在三天内销售一个水桶。如果库存是分散的话，这两个点将分别需要储存一个水桶，而两个店未来三天的库存将是2个水桶，库存提前期是5天。假如通过第三方物流公司对库存进行整合的话，两店的库存都有物流公司来管理，物流公司的库存也许就不需要2个水桶，因为两个公司都是三天之内销售一个水桶，不一定都在第一天内销售出去，考虑到安全系数，物流公司管理的库存为1-1.5个水桶就够了。但是物流公司的补货时间肯定不能在5天，集中配送后时间可能是一天。因此，第三方物流公司可以用库存整合的方法来解决超市的库存成本过大的问题。
（四）解决供应商结款难问题
由于市场竞争的关系，供应商在和超市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处在劣势地位。超市需要补货时，一个电话打过来，供应商马上送货，超市收到货后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及时结账，经常拖延结款期限，使供应商有口难言，因为超市有任何不满，都可能导致更换供货商。现在，利用该模型后，超市需要的货物大部分都通过第三方物流和供应商来间接打交道。这样一旦超市对某种商品拖延结款，第三方物流企业就可以通过限制向其供应其他货物而促使其及时结账，从而一方面保证了供应商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双方走向互动良性发展。
新的F-aBC分类管理法除了对切入连锁超市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有较强的适应性之外，同样适用于像国美等大中型连锁电器卖场，因为这些连锁企业经营的电器商品同样存在着商品流转速度不一的问题，所以，本文对继续研究第三方物流切入其它类型的企业在仓储分类管理方法上有实际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其中，鲍丽珍.连锁超市呼唤现代化的商业物流.物流技术与应用，2005.09
合同分类管理的方法篇8
一、关于守信企业、警示企业、失信企业、严重失信企业指标的设置问题
第一,企业信用指标的设置应使于基层理解和操作。众所周知,信用监管指标的设置是确定企业守信、警示、失信和严重失信的前提条件,是能否对企业实施分类监管的关键。国家总局在《关于对企业实行信用分类监管的意见》中对监管指标和分类标准作了明确的阐述,但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关于对企业实行信用分类监管的意见》中第一部分“企业信用监管指标体系”与第二部分“企业信用分类标准”在项目设置上联系还不够紧密,有些脱节,既设“指标项”又设“标准项”,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同时,具体项目也过于原则。如市场准入指标中的“年检申报材料”、经营行为指标中的“对外投资情况及广告行为”等表述不便于基层理解和运用,另外,“参考指标”在分类中的参考程度也难以把握,因此,可以考虑把一、二两个部分的内容进行合并。在表述上,通过简捷易懂的格式化语言,将法规中有关市场准入、经营、退出的必要条款予以提炼和概括,统一并入企业信用分类标准中,易于基层理解和掌握,同时为编制计算机分类监管软件提供便利。
第二,企业信用指标设置应坚持以工商职能监管到位为目的。实行企业信用分类监管的最终目的,是使守信企业得到激励,失信企业受到警示、惩戒或淘汰。因此,企业信用分类指标的设置应充分考虑和研究监管指标涵盖的自身行政职能,对市场主体的评价主要看它的守法程度,避免把企业的全部经营信用状况作为信用指标设置的条件,如果把企业的经营效益及风险程度等也作为信用指标设置的内容,就超出了工商职能范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工商部门对企业实行信用评价,目的是对企业实施信用分类监管,它与企业间的信誉评价以及社会公共评价是有区别的,行政评价是法律范畴,其他评价则属于经济和道德范畴。信用指标设置无限制的扩大化，就容易在企业分类监管中发生行政职能嬗变,由搞行政评比到干扰企业经营，限制企业自由发展。
第三,企业信用指标设置应增加企业负责人的信誉状况。人格信誉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宝贵的无形资产。作为一个企业而言,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信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决定着企业的经营活动和信用状况,而且还会给整个社会的信用建设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在设置企业信用指标时,要从长远考虑,借鉴发达国家建立个人信誉中心、设立个人社会安全号的做法,增加对企业信用行为起重要作用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经理乃至股东的信用记录,在对企业征信的同时，将其个人信用行为和在经济活动中的历史信用状况,如投资企业、纳税、守法、消费信用等一并作为企业信用分类监管的参考指标,使信用指标设置更加完善。
第四,企业信用指标设置中守信企业分类应进一步细化。守信企业的基本条件是诚信准入、诚信经营、诚信退出，且在整个过程中无违章违法行为,这一基本要求在市场运行中，绝大部分企业均能做到,如果将占相当比例的企业都列入激励机制行列,势必削弱诚信度高的企业的积极性,使分类监管失去意义。以我分局辖区企业为例,如果按a、B、C、D四个等级进行划分,具备法人资格、年内无违法记录并通过年度检验的企业将占到全局企业总数的94.2%,这些企业均符合总局《关于对企业实行信用分类监管的意见》中明确的守信标准,对辖区如此庞大数量的a级企业均实行激励机制,享受年检免审、免于日常巡查、开辟“绿色通道”等待遇,就违背了建立激励机制的初衷。因此,对a级企业分类标准进一步细化，更加符合当前工商监管实际。我们在监管实践中,将a级进一步扩展为aaa、aa、a三个档次,并重点对aaa、aa企业实施激励措,给予重点扶持,体现了一般与重点的区别,比较客观一些。
、关于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指标的量化标准
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指标的量化标准,是在企业信用指标设置后，对指标中的具体项目按照一定方式进行量化,形成企业的分类等级。由于企业信用行为的多样性,用一种量化方式无法对其涉及的各项指标进行全面量化。因此,我们认为,应采取不同的量化方式,制定相应的量化标准,对不同的信用行为进行量化,如罚则量化、分级量化、据实量化等。
1.罚则量化。是针对企业有失信行为,受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法律法规的相应罚则处罚的一种量化方式。实施罚则量化,需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执法中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条款进行分类,归纳出适用于警示、失信和严重失信的相关罚则,形成企业的不同信用等级。去年,我们沈河分局对142部现行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罚则进行了分类整合,依据罚则规定的违章违法性质和程度,对警示行为、失信行为和严重失信行为进行了量化,确定了轻微违法行为(B级)17条,一般违法行为(C级)905条和严重违法行为(D级)721条,共计1643条,作为企业分类监管指标的量化标准,划定企业信用等级。
2.分级量化。是针对企业获得不同级别的荣誉称号或资质等级采取的量化方式。如重守企业分为部级、省级、市级乃至区级几个档次,商标的知名程度、aBC级广告资质等级等,均可按照分级量化的方式实现信用分类。
3.据实量化。是针对企业违反相关行政法规中的行为规范或道德规范,又没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条款对其实施行政处罚而采取的一种量化方式。如企业未按《公司法》的有关条款组建相应的组织机构;未按程序进行选举而产生的董事会、监事会等行为。
4.累计量化。是指对企业受到多次消费投诉、行政告诫及行政处罚采取的累计叠加的量化方式。
上述四种量化方式,是我分局在企业信用分类中的一些初步探索和尝试,还很不全面,很不完善,还不是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指标的全部,如量化方式之间的系数关系、违法失信行为的界定等,还有待于采用先进可行的评价方法、聘请专家调研、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精确计算,在监管实践中进一步论证,以达到科学分类的目的。
三、建立企业信用分类监管长效机制的途径和方法
企业信用分类监管,除指标设置、量化标准、分类方式需进一步研究探讨外,还要在组织领导、监管模式和措施保障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1.提高思想认识,树立现代监管理念。对企业实行信用分类监管,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大市场的客观需要,是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与传统市场管理理念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为此,必须引导和教育全体监管执法人员进一步提高对信用分类监管的思想认识,认清对企业信用分类监管,不是自己愿意不愿意、会干不会干的事,而是时展的必然趋势。走出传统监管模式,树立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现代监管理念,已成为全体工商管理人员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把学习信用监管新知识、研究分类量化新方法、掌握分类监管新本领作为做好工商工作的必修课,为实施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打下良好的思想认识基础。
2.搞好人员培训,提高依法监管水平。企业信用分类监管作为以现行的法律法规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监管模式,它的每一条量化指标和监管标准,都与相关法律法规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它要求监管人员严格按照企业的信用等级进行分类,严格按照激励、警示、惩戒、淘汰四个机制的不同要求实施监管,变突击式监管为长效式监管,变被动式监管为主动式监管。因此,各级工商部门都要有培育大批信用分类监管骨干的紧迫感,把依法行政作为对监管人员培训的主要内容,通过网上培训、法规集训、以会代训等不同形式,指导和组织全体工商干部系统地学习工商法律法规,学习信用分类监管的先进经验,努力掌握企业信用分类监管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提高监管队伍良好的执法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从根本上保证企业信用分类监管的顺利实施。
3.抓好基础建设,保障分类监管落实。一是研制一套企业信用分类的计算机操作系统,解决信用分类监管的瓶颈问题。相关部门要对各地已经开发的各类信用监管软件予以整合、优化,扭转信用分类软件多头开发,层次低、浪费大现状,形成适合工商部门信用监管实际、便于管理人员操作的软件系统;二是出台一套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办法,解决信用分类监管有章可循的问题。要对实施《关于对企业实行信用分类监管的意见》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加强调研,搞好论证,尽快出台《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办法》,并抓好试点，为全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提供依据;三是形成一套企业信用分类监管的制度体系,保障分类监管的有效实施。坚持着眼当前、立足长远、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通过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如《信用监管系统管理制度》、《企业信用监管档案管理制度》、《企业信用监管员行为规则》等,保障企业信用分类监管落到实处。
4.加强横向沟通,确保信用信息完整。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最活跃的细胞,在经营中以创造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基本前提,其活动范围在时间和空间上远远超出工商部门的视野。要准确掌握企业在不同时期的信用状况,并根据信用状况实现对企业的长效监管,就必须加强工商部门与其他监管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和沟通,通过网络互动、联席会议、经济形势专题分析等形式,把辖区企业的各种不同信用信息进行征集、分析与整合,确保信用分类基础数据的准确性。
合同分类管理的方法篇9
（一）我市两级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截至20__年3月，我市两级法院共计受理委托理财类案件6件，其中，委托买卖股票纠纷1件，因委托理财合同而引发的财产关系损害赔偿纠纷2件，一般委托合同纠纷2件，信托合同纠纷1件。在这6件案件当中，已经审结的2件，正在审理的4件。
（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及问题
通过调研，发现我市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1、案件的数量较少但标的较大。从案件总量上看，与全省其他地市相比，我市两级法院受理的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数量较少，但是，该类案件总标的达到1.65亿元。
2、案件多发期在20__年之后。在6件委托理财纠纷中，只有泰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1件委托买卖股票纠纷系发生于1996年，其余案件均发生于20__年之后，这是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在20__年前后发生的一些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的收益无法兑现，导致当事人发生纠纷，从而成讼。
3、案由较多，不统一。现在委托理财纠纷并没有统一的类案由，我市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在确定案由时也不统一，如有的定成委托买卖股票纠纷，有的定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有的定成信托纠纷，还有的定为一般委托合同纠纷。
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委托理财纠纷的概念不够统一规范，比较模糊。这直接影响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受理与审判；2、审判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不足，判决缺少统一尺度。由于实践中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仍存在较大争议，加之委托理财合同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均不甚相符，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很少能找到适用于此类合同纠纷的法条，加大了案件的审理难度。
二、关于委托理财的概念
委托理财的概念，在实践中比较模糊，不够清晰。而由于委托理财现象比较复杂，因此对概念的界定，实际上决定着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范围。因此，委托理财的概念是我们首先需要予以明确的。
有人提出将委托理财定义为客户将其资金交付给管理人并由后者将该资金投资于证券、期货等交易市场或者以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获利益由双方按照约定进行分配或者由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的活动。这里强调金融性质显然是从委托投资的对象及管理方式而言，而非指委托投资的主体，并排除了非金融性的经贸、实业投资及其委托管理。所以，这一概念没有涉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将国债、股票或期货合约等作为合同标的的情况，因此有些偏颇。
还有观点认为，委托理财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委托人将其所有或募集的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交由受托人掌管，并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从事营利性投资经营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委托理财活动必须在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开设资金账户，通过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方可进行。这一概念基本上揭示了委托理财的实质，但却忽略了现实当中存在的以实物资产作为理财对象的情况。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实质上是一种投资委托管理或资产委托管理的行为。严格地说，“委托理财”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只是金融业界的习惯用语。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它包含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委托理财现象。
委托理财合同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委托理财合同泛指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不动产）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而狭义的委托理财合同仅指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如货币、票据等）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以受托资产的种类为标准，委托理财可分为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和非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金融性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合同纠纷。我们所说的委托理财纠纷，就是指的此类纠纷。
三、关于委托理财合同的类型
委托理财合同千变万化，种类繁多。总体看来，委托理财合同有名实相符的，也有名实不符的。在名称上，比较多的情况下，称为委托理财合同、投资理财合同、委托投资合同、资产管理合同或投资管理合同等；有时，第三方监管合同或委托监管合同是单列的，也有合一的，单列的由委托人与监管人签订(委托人与受托人另签委托理财合同)，合一的由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共签。委托理财合同也有以其他名称出现的，如委托合同、证券(股票)交易(买卖)合同、委托()国债投资(购买)合同、股票质押投资合同、合作(共同、合伙)投资合同，甚至托管合同、保管合同、国债回购合同、投资咨询(顾问)合同、信托合同等等，不一而足。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对委托理财合同作出相应的分类：
(一)根据委托理财的表现形式来区分，实践中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有以下两种:(1)子母协议，一份正式协议，一份补充协议，保底和保收益的内容一般约定在补充协议中；(2)三方监管协议，委托理财合同由三方主体共同签订，即委托方、受托方和监管方，监管方一般由证券公司充当。但是在具体的合同名称上，则可能各不相同，实践中比较多的有委托理财、委托投资、合作投资、资产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信息咨询服务协议、国债托管协议等等。
(二)根据合同中关于亏损负担和赢余分配的约定来区分，委托理财合同可以分为如下七种类型：（1）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的本金和一定比例的年收益率，超出部分归受托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受托人赔付。（2）本息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本金和一定比例的收益；对超出部分，由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成。（3）本金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委托人的本金不受损失，亏损由受托人予以补足；对盈利部分，则由双方按比例分成。（4）盈余分成，亏损分担无约定型。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从事股票交易，双方只约定盈利按一定比例分成；对亏损，则没有约定承担的比例和方式。（5）缔约当时没有约定盈亏负担，受托人事后承诺补偿损失型。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交易的盈亏负担没有约定，对投资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委托资产损失，受托人书面承诺补足委托人全部或部分损失。（6）盈余分成和亏损未约定型。合同当事人对于盈余的分成和亏损的分担未作出约定。（7）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型。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出资，以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名义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由受托人负责资产的运作，有时委托人享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约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三)根据在证券、期货市场上出现的投资人名义的不同，委托理财分为委托的投资理财和信托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使用委托人的账户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委托型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受托人借用他人名义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信托投资理财。
四、关于合同主体
委托理财合同的主体，主要包括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三类。其中，受托人的主体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委托人的范围。委托理财纠纷的委托人，其范围的确定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确定，包括各类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因为委托理财纠纷均为因委托理财合同所引起，而只要是平等主体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则上均可以成为委托人。
(二)受托人的范围。实践中，受托人主要包括自然人、一般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顾问)公司、理财工作室、经纪人、私募基金等民间性机构，也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企业财务公司及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公募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等专业性金融机构。
上述受托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金融机构，主要涉及券商，第二类是非金融机构，主要涉及投资公司。对于前者，证监会已在《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中作出相应规定。对于后者，则尚存争议。肯定意见认为，既然“代客理财”列在投资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且强行法又未作禁止，应认定其具有理财资格；否定意见则主张，委托理财属于特许经营，非金融机构不宜介入。我们认为，投资公司在受托理财时基本处于监管盲区，而目前理财活动往往涉及巨额资金，一旦失控势必殃及金融安全。有鉴于此，今后宜适度限缩受托理财的主体范围，将该业务视为许可经营项目为妥。
五、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及案由的确定
（一）对委托理财合同性质的认识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合同是一种新类型的合同。
首先，委托理财合同实际上使双方形成了一种临时性的合伙关系，双方分别用不同的客体，即委托方以货币、受托方以劳务进行投资。委托人开立账户后，在合同有效期内由受托方负责该合伙人的具体运营，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投资技巧进行具体操作。双方内部对该合伙人进行期货投资而产生的亏损和盈利进行划分，但该约定仅对双方有约束力，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在协议期内交易的盈亏都体现在该账户内，一旦协议期满，清仓结算后，双方就按照约定承担责任。
其次，委托理财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理性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对保底条款有人提出，由于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如果由受托人承担全部亏损，会使受托人的义务单方加大，是不公平的。并非理性投资主体的行为。其实，保底条款并非当事人不理性的行为。委托理财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有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资金和投资专业知识在很多时候并不为相同的主体占有。委托方的目的是使其货币增值，但缺乏使其货币增值的手段。对受托方来说，虽然具有可以使货币增值的技能和知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相应的货币资金为载体，其技能是没有价值的。为了将二者有机结合，实现“共赢”，委托理财便应运而生了。
最后，无论委托理财合同如何归类，但只要此类合同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以及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受到法律尊重与保护。申言之，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必须慎重，不能以监管为由阻碍其创新。法律规定应来源于现实需要，对于委托理财行为，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不要视其为洪水猛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而否定其合理性。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一切行为应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二)关于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的案由确定
案由的确定关系到法律关系的识别和案件的定性。对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案由的确定，实践中五花八门，很不统一，主要有买卖股票纠纷、证券（股票）交易纠纷、一般委托合同纠纷、委托理财酬金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合作炒股纠纷、赔偿纠纷、委托买卖股票合同盈利纠纷、存款合同纠纷等等。有的同志认为，应当将委托理财纠纷作为一种新的案由单列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有名合同。有的同志认为，从委托理财合同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来看，这类合同无非就是法律已经规定的有名合同的某种复合，不能将其作为有名合同对待，对此类纠纷应细化分流，区别案件类型，分别确定案由。
我们认为，对委托理财纠纷作更进一步的类型化划分和处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是必要的。在实践中，委托理财类合同虽然千变万化，但细分起来只有五种典型情况：
1、约定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所有的，实与民间借贷无异，应将案由定为借款合同纠纷；
2、合同约定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管理的，属于信托行为，应将其认定为信托合同纠纷；
3、合同约定委托人自己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委托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的，应将其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
4、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应将其认定为合伙合同纠纷。
5、对存在前面几种合同之复合情况的合同，由于合同法对复合合同的问题没有涉及，因此，宜按照类推适用的原则，对其各构成部分分别适用各有名合同的规定。
六、关于委托理财合同及保底条款的效力
（一）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
合同效力是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的事后评价。目前，对此类合同的定性在理论界和司法界都存有较大分歧，实践中首先依据何种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调整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在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认定上，不应拘泥于合同的性质，关键要从法理高度对其本质内容进行研判，依据《合同法》第三章的规定确定此类合同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判断委托理财类合同的有效与否，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把握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虚伪表示、隐匿行为、恶意串通、假借名义损害国家、集体、自然人合法权益甚至实施违法犯罪的，应当视为合同无效；同时，有效性应当也源于法无明令禁止即为许可，如果当事人以法律法规禁止委托的资产实施了委托理财，合同应为无效，但是，根据《行政许可法》和《信托法》的规定，委托理财不应采取许可制和专营制方式。
在此次调研中，金融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成为在确定合同效力时争论最大的问题。我们认为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二）保底条款的效力
“保底条款”是人们对各种委托理财合同中委托人向受托人作出的保证本金不受损失，超额分成、保证本息最低回报，超额分成、保证本息固定回报，超额归受托人等约定的统称。实践中保底条款可分为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条款和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等三种。
在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保底条款的效力。我们认为，对保底条款，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原则上应当认定有效。理由是：
1、基于市场主体投资和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人们发明了委托理财合同这种投资方式。实践中典型的委托理财合同，徒有委托的外壳，其具有与一般的委托或信托合同明显不同的本质特征，即受托人承担民事责任不以过错为条件，并原则上承担受托行为的所有风险。金融性的委托理财与通常意义上的投资行为也有差异，是对证券、期货等虚拟市场的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由于绝大多数委托理财合同中都约定有保底条款，对委托理财合同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具有资金融通和资金管理双重功能的新类型的商事合同，我们简单地用委托合同或信托合同去套，或者非得将它定性为我国合同法中的有名合同，并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因此，审判实践中我们也没有理由运用委托合同或投资行为的属性，去阐释委托理财合同，并认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
2、迄今为止，我国法律、法规中禁止金融性委托理财的规定，仅见于《证券法》第143条关于“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的规定。但依体系解释方法，从该法第194条对违反第142、143条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来看，禁止接受全权委托和承诺保底收益仅仅是针对券商的经纪业务。其他的禁止保底条款的规定主要表现为人民银行的规章，如《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31条、《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等，而这些规章又显然是从强化对信托投资公司的风险管理方面作的规定，且信托投资公司的现实运作和人民银行对其的监管均未严格遵守上述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合同的效力，只能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上述规章显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另一方面，即使国家现在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可保底条款，也存在法的溯及力问题。当事人此前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保底条款，其无法预见会发生无效的后果。认定保底条款约定无效，对当事人明显不公。
合同分类管理的方法篇10
【关键词】药品；层次分析法；aBC分类；帕雷托原理
activitybasedclassificationmodelofdrugbasedonaHp
［abstract］objectivetoestablishaclassificationmodelaccordingtoimportanceofdrug，soastopromotetheefficacyanddirectionofmanagement.methodUsingthemethodsof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ndactivitybasedclassificationtoestablishaclassificationmodelaccordingtoimportanceofdrugappliedinhospital’sdrugmanagement.ResultthemodelpromotedworkefficacyafterapplyinginthepharmacydepartmentofFirstHospitalaffiliatedtomedicalCollegeofZhejiangUniversity.Conclusiontheclassificationisworthofspreadinginthehospital.
［Keywords］drug;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ctivitybasedclassification;plato’stheory
保障临床药品供应是药剂科的一项主要工作，在整个药剂科业务管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临床药品满足率的高低对临床有着重要的影响。现代医院，尤其是大型综合性医院，药品品种繁多，有的医院甚至有两千多种，由于各种药品的相对重要程度不同，在繁杂的各种药品中找出对提高维护管理工作绩效起关键作用的药品，以提高管理活动的效率和针对性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药品的相对重要程度分析的主要手段-aBC分类法广泛应用于医院药品管理的各个领域［1～4］，但由于它仅仅从药品占用资金的角度出发来区分药品的重要性，按此法找出的重点管理药品往往不能全面反映药品重要性的实际情况。针对aBC分类法在药品分类管理中的上述缺陷，本文提出了基于层次分析法［5］（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的aBC分类，该方法在帕雷托原理的基础上，将层次分析与aBC分析结合，用于药品的重要性分析，以避免aBC分类法的片面性。其思想是：在进行医院药品的层次分析时，为了获得某一药品对准则的权重，对每一准则在方案层将具体药品集依据帕雷托原理进行aBC分类，对aBC三类分别赋以不同权重，然后结合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重计算某一药品的组合权重，最后依据组合权重由大到小对药品排序并再次进行aBC分类。分类结果中属于a类的药品即为药品管理人员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收集2008年4月17日-11月24日共32周我院所有在用药品的有效期、药房向药库请领的次数和数量出库情况作为药品统计及分类的样本。
1.2方法
1.2.1药品分类层次模型的建立进行层次分析，首先要建立分析对象的层次模型。医院药品分类的层次结构为单目标三层层次模型［5］（如图1所示）。目标层为药品重要程度i；方案层为所有需要分类的药品p；准则层参照临床药品使用的实际情况，选取下面三个对药品管理起主要作用的指标。
C1：有效期，药品在一定的储存条件下，能够保持质量的期限。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该药品的有效期来综合分析。
C2：发放频率，各药房向药库请领药品的频繁程度。由于药品需要由药房向药库申领后才能发到临床使用，这里通过统计每个药品的周发放次数来进行衡量。
C3：经济性，药品占用资金的程度。采用aBC分类法的评价指标，即药品的年消耗量占用资金额。
图1药品分类的层次模型
1.2.2准则层对目标层i权重的计算根据标度表（见表1），将准则层的三个准则两两比较可得如下比较矩阵a：a=（aij）3×3（i，j=1，2，3）由公式（1）可计算出准则Ci对目标i的权重wi
wi=3∑3j=1aij∑3i=13∑3j=1aij，i=1，2，3（1）表1标度表
1.2.3方案层对准则层权重的计算由于药品对准则的权重通过两两比较无法实现，方案层对准则层权重的计算通过aBC分类来实现。基本方法是对准则i按一定的规则将所有药品按对该准则的重要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依据aBC分类法将药品分为三类：a类为前20%左右的药品，表示药品对准则i的重要程度高；B类为前20%～50%左右的零件，表示药品对准则i的重要程度一般；C类为剩下的50%左右的药品，表示药品对准则i的重要程度较低。aBC三类药品可以赋以三种不同的权重wa，wb，wc，同类药品具有相同的权重。设药品数为n，可得药品对准则i的权向量w（2）i
w（2）i=（w（2）i1w（2）i2……w（2）in）r，i=1，2，3（3）
由w（2）i为列向量可构成矩阵w（2）
w（2）=（w（2）1w（2）2w（2）3）r（4）
由w（2）”i为列向量可构成矩阵w（2）
w（2）=（w（2）1w（2）2w（2）3（4）
由这种方法获得的药品对准则的权重符合完全一致性要求，w（2）即药品对规则的权重矩阵。
药品对每一准则的aBC类的计算规则如下。
1.2.3.1有效期准则C1的aBC分类规则的确定有效期时药品储存养护中必须关注的重点，药品有效期的长短，很大程度上影响医院药库采购、库存数量的确定。我们根据各个药品有效期的年限数值由大到小排序，根据帕雷托原理对药品分类：前20%的药品计为a类，20%～50%的药品计为B类，剩下50%的药品计为C类。
1.2.3.2发放频率准则C2的aBC分类规则的确定以药品的周发放频率为依据，按周发放频率由高到低对药品排序，根据帕累托原理对药品分类：前20%的药品计为a类，20%～50%的药品计为B类，剩下50%的药品计为C类。
1.2.3.3经济性准则C3的aBC分类规则的确定可由物资分类的aBC方法，即通常的aBC分类法，在考虑药品单价和需求量的基础上根据药品消耗量占用金额由高到低排序获得。
1.2.4组合权重的计算及分类根据公式（2）和（4）可计算方案层对目标层的组合权重w（3）:
w（3）=w（1）w（2）
因为方案层对准则层的权重符合完全一致性，所以当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重符合一致性要求时，组合权重也符合一致性要求。对所有的组合权重右大到小排序，依据前述aBC分类方法即可获得药品重要度的最终分类结果。
2应用实例
选取我院2006年4月17日-11月24日所有用药（剔除临时用药）应用上述方法进行分类。根据医院的实际情况，有关评价数据如下。
转贴于
2.1有效期，发放频率，经济性规则的权重由矩阵
wi=135
1/315/3
1/53/513x3计算，分别得到：w1=0.4382，w2=0.2993，w3=0.2625
即w（1）=（0.4382，0.2993，0.2625）t
2.2对层次单排序的aBC分类结果三类药品分别赋以权重5，3，1；即a类=5，B类=3，C类=1。根据表2所列药品相关原始数据获得层次单排序结果后，有单排序分类结果的赋权规则可得w（2）=（w（2）1，w（2）2，w（2）3）894*3
=111
511
………
153=（aji）894×3
aji为第j个药品对第i项规则单排序分类结果对应的权值。由上述结果，应用matLaB分析软件计算组合权重w（3）:w（3）=w（2）w（1）
=111
511
………
153894×3
0.4382
0.2993
0.26253×1=1.0000
2.7528
…2.7222894×1
2.3结果根据组合权重的计算结果，应用aBC法对894种药品进行最后的层次总排序并分类，选取其中序号1号至20号药品原始数据集分类结果，见表2。比较药品2和药品7的单项排序结果和总排序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按照传统的aBC分类法与基于层次分析法的aBC分类法的区别。药品7按照经济性分类应归为a类，但由于该药品有效期有4年，且发放频率也很低，可以临床需要时再采购，所以最终结果归为C类；药品9与药品7正好相反，它按经济性分类应为B类，但由于其有效期较短，只有1年，药品流通到医院往往只有半年多的有效期，故需要加强管理，防止过期，所以组合排序归为a类。表2药品原始数据及分类结果
3讨论
3.1帕雷托原理反映在药品仓储分类管理中就是所有药品品种中20%左右的品种占用了80%左右的系统资源，值得药品管理人员用80%的精力去来管理它们，将该原理应用于药品管理形成药品aBC分类法。该方法应用于商业物资管理这种经济性指标占绝对重要地位的场合比较有效，对物资分类管理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将这种方法直接用于药品的重要性分类，由于它仅仅从药品占用资金的角度出发来区分药品的重要性，按此法找出的重点管理药品往往不能全面反映药品重要性的实际情况。对药品管理而言，反映药品是否属医院基本用药、疾病治疗中的重要性（如某些急救药品）、有效期的长短（如有些药品有效期只有1年）的评价性指标与药品的经济性指标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在某些场合下，这几项指标比经济指标还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针对aBC分类法在药品分类管理中的上述缺陷，本文提出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aBC分类。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它可以将上述指标进行量化比较，对药品综合衡量分类排序，得到较为全面的药品重要度分类结果。本文提出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aBC分类的基本思想与实现过程，并以本院药品分类为实例，笔者认为，该方法应用对药品管理有较大的帮助。
3.2应用这种方法，可以比较全面地找出对药品管理起着主要作用的药品类别，提高药品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对于a类药品，由于占用资金较大，且有效期较短，故需要重点管理，掌握合适的库存和进货频率，作为日常的药品养护的重点，防止过期，及减少资金占用；而对于B、C类药品，相对于有效期较长，资金占用也较少，可以适当增加库存，延长购货周期，可以减轻工作压力，将精力主要集中在a类药品的管理中。
3.3本文仅对药品使用涉及到的三个最为重要的具有一般意义的指标建立了一个三指标单规则层的层次模型。在实际应用中，不同医院还可以根据本院药品管理的特点再补充若干规则，如医保属性，季节属性等，但总的指标数不宜太多。对最后层次总排序的结果根据实际需要还可以参照层次单排序的结果给予修正。
3.4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如果对a类药品再根据方案层对准则层的分类结果进一步分类，就可以使分类结果的实际意义更加明确，便于采取对应的管理策略，对药品管理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徐涛，陆晓彤.物流库存控制技术在我院药品库存管理中的应用.药学实践，2006，24（3）：1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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