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总结篇1
一、农业保险情况
我镇农业保险工作涉及面广、量大、任务艰巨。现阶段农业保险的主要对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作物，今年种植业继续保险玉米、小麦、葵花三个品种。玉米47045亩，小麦41492亩，葵花115467亩。
二、农业保险的工作总结
（一）政府积极引导，广泛宣传，提高农民风险意识。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为了发展好农业保险，关键要在政府的政策框架下，统筹政府、保险公司与农民的利益，发挥好政府的引导作用。随着农业政策的出台，财政补贴等手段的推行，农民可以实现低投保、高保障，切实保证惠农利民。然而，农民思想守旧、风险意识淡薄，使得国家的惠民政策在实施环节上困难重重。我镇根据实际情况，在宣传动员上狠下功夫，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各村通过组织宣讲会、动员会等措施，进一步引导群众参保的积极性，增强群众的风险意识和市场意识，让更多的群众自愿、积极参保，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的参保率。让农民群众享受到惠农政策，增强抗灾害能力，减轻灾害损失，保障经济收入。
（二）加强领导协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粮食安全关系到社会安定团结，实施好农业保险政策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有力保证。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农业保险工作领导组，建立系统完整的工作机制，形成了“由分管领导抓政策、包村干部抓实施、村委干部抓落实”的层层责任制。镇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形成政策合力和工作合力。民政部门负责农业灾害预测、预警、防灾减损和灾情评估工作；财政部门负责保险征收和任务统计工作；其它有关部门会同保险机构做好宣传、咨询、承保、查勘、定损、理赔等保险服务。同时，加大对各村的任务和责任落实，鼓励其创新思路，增添措施，确保任务的完成。
（三）明确考核机制，严明奖惩。一方面，引入激励机制，镇政府将农业保险列入全年目标考核，根据工作完成的总量和进度情况，给予差量奖励，形成竞争氛围，以激发各村干部的工作热情，确保农业保险工作的顺利完成。另一方面，严明纪律要求。镇政府在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要把维护好农民利益作为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农民积极投保。
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在强有力的领导和各村干部的努力下，我镇农业保险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突破，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同时，也意识到仍存在某些不足。由于农业保险工作起步晚，还处于探寻和摸索阶段，需要不断的总结问题和不足，更好地完善机制。结合我镇实际，当前存在有以下问题：一是农民风险意识淡薄，配合情绪不高；二是少数干部主体意识不强，遇到阻力轻易退缩。
在以后的工作中，应拓展宣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广大干部的主体意识培养，建立健全更加有效的激励奖励制度；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细化村级任务分配准则，制定更具执行力的村级保险任务；加强政企交流与合作，密切联系与监督保险机构出险、理赔等中间环节，全心合意为农民谋实惠。
农业保险总结篇2
【关键词】农业保险；北京模式；政策性
1.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农产品的生产直接关系到国民生计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农业保险的发展都十分重视。作为一种风险转移和风险应对机制，农业保险在分散农业风险、补偿农业损失、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促进农民增收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保险公司参与农业生产、防灾、销售等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可以提升农业抵御自然灾害和提高处置灾害或疫情的能力。通过农业保险将农户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风险以较小的代价转移给保险公司，对农业和农户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和经济补偿，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持续增长。
2004年至2013年，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我国的“三农”问题，连续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为涉农文件，多次提出要加强农业保险的发展。由此可看出我国对农业及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视程度极高，因此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2.“北京模式”的经营方式
随着近八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保险的重视与强调，我国已经形成了安信模式、安华模式、国元模式、阳光模式和安盟模式等五种农业保险经营模式。自2007年5月以来，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吸收上述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经验教训后，按照制度先行、稳步推进的原则，结合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特点，在运作模式、财政扶持、风险监督、政策辅助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北京模式”，即以“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方式进行农业保险的经营运作。
3.“北京模式”的经验总结
从相关数据中可以看出，实施北京政策性农业保险的3家农业保险公司总体呈现良性运行态势；从农业保险在北京地区的试点情况看，农业生产获得了极大的保障，促进了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受到北京农民的热情拥护。由此总结出“北京模式”的经营经验。
（1）政策扶持与商业运作有机结合
“北京模式”之所以能够较好的开展实施，根本原因是政府的主导力量，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对投保农户给予高达50%的保费补贴，对承办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给予政府支持和税收优惠，对农业保险经办机构以承办政策性农业险种保费总收入10%的标准给予经营管理费用补贴，依法对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农牧保险、相关技术培训、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等免征营业税。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参保农户、保险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利益，同时调动了保险公司承保和农户参保的积极性。
在运作上，由保险公司单独建账，独立经营，运用各种展业手段进行宣传，吸纳农户投保，按照保险公司的正常展业、查勘定损、理赔等保险程序开展各项经营。政府主要承担财政补贴、监管等责任，充分尊重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自，农业保险的微观经营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政府仅在超赔风险发生后，即对赔付率超过160%以上的农业风险损失承担超赔责任。
（2）保险法制环境健全完善
健全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制环境是北京农业保险成功实施的基础和保障。2007年北京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建立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方案（试行）》，市财政局下发了《关于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随后在2009年颁布了《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服务规程》，2010年颁布了《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业务经营规范》等相关文件。其次，根据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农民保险需求和农业产业发展布局等因素，北京市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讨论后确定了16种险种，2011年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颁布的《北京市2011年政策性农业保险统颁条款（试行）》将险种增至19种，对原险种的保险责任增加了泥石流、山体滑坡、暴雨洪涝等保险责任，同时新增了农机损失险，2012年1月出台的《北京市2012年政策性农业保险统颁条款（试行）》增加了“低温冻害”的保险责任，而且对个别险种的保险费率再一次进行下调。再次，2011年颁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规划》明确了今后五年北京农业保险的发展目标。
以上这些相关政策都为北京市农业保险的开展提供了正确的引导，为“北京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健全完善的法律环境。
（3）市级财政与区县级财政补贴比例高
2007年出台的《关于建立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方案（试行）》中规定，北京市政府补贴农民保费50%，各区县财政结合实际累加补贴30%，农民只需自行担负20%的保费。例如，小麦的每亩保险金额为500元，保险费率为6%，总保险费为30元/亩，市级补贴15元，区县级补贴9元，则农户仅需缴纳6元即可享受农业保险带来的保障。而在安信模式中，上海市政府对种植水稻的农民给予35%的保费补贴，对其他品种按30%实施补贴；在阳光模式中，采取了黑龙江农垦总局、地方财政与农民三方共同出资的方式，其中农户承担65%的保费；在安华模式中，吉林省积极引导龙头企业担负一部分保费，政府、龙头企业和农民的综合保费承担比例为39.5：16.5：44[1]。
显然，“北京模式”中投保农民所承担的比例远远低于安信模式、安华模式、阳光模式中农民承担的费用比例。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共同对投保农户进行保费补贴，可以大大减轻农民的费用负担，更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投保积极性。
（4）保险专业部门与农村基层部门相结合
我国农户经营分散且规模不大，因而组织农户投保、开展灾害评估和理赔等工作的难度大、成本高，仅靠保险专业部门很难完成。在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乡镇级基层政府部门搭建的保险产品销售平台，对开展农业保险起到了组织协调和行政推动的作用。从上述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图1）中可知，保险公司与投保农户之间并不进行直接联系，都是以政府的基层组织——村委会为纽带进行联系的。村委作为村民信任依赖的负责人，在农险的操作中确实发挥了很多作用，既能弥补保险公司不了解投保社区基本情况的缺陷，又能通过已有的组织优势，有效降低保险操作中的交易成本。实践证明，将保险专业部门与农村基层部门的优势结合起来，能更有效地促进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康意，杨泽云.北京市农业保险与国内其他省、市农业保险比较[J].东方企业文化，2011（8）.
[2]董程明.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立初探[J].内蒙古农业科技，2010（3）.
农业保险总结篇3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精神，在深入调研、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决定选择若干市、县（市、区）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各地按照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决策，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但是，目前我省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多年致富、一灾致贫”的矛盾比较突出。随着我省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快速发展，必须进一步建立完善农业风险防范体系。
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符合广大农民群众多年来的心愿，有利于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促进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稳定和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符合wto规则“绿箱政策”，有利于改革农业补贴方式和救灾救济方式，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融通能力，建立市场化的新型防灾减灾机制；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
试点，符合中央作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决策部署，有利于保险企业进一步拓展市场，增强经营发展能力。因此，试点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保险企业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执政为民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要意义，扎扎实实地抓好试点工作。
二、总体要求
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确保参保者灾后能迅速恢复生产、促进农民增收、保险企业可持续经营为目标，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实行共保经营、互保合作等多种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试点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三、运作方式和试点选择
（一）共保经营方式。由两家及以上商业保险公司组建“*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以下简称共保体）。受共保体委托，首席承保的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具体业务经营。共保体经营范围为农险、以险养险、涉农险三类，实行“单独建账、独立核算、盈利共享、风险共担”。按省统一公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目录，对进入目录
的农产品参保实行保费财政补贴，原则上多保多补、不保不补。共保体与当地政府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保持经营的连续性。共保体章程和农险条款、费率的制定和修改须按程序批准，商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确定。
在各地上报的基础上，省里在各市确定一个县（市、区）开展共保经营试点，分别为杭州市萧山区、慈溪市、瑞安市、桐乡市、德清县、上虞市、温岭市、永康市、舟山市定海区、龙游县、缙云县。平湖市为自筹资金开展共保经营试点。
（二）互保合作方式。依托各类农业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按照自愿原则，建立农业生产者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实行“会员缴费、财政补助，自我管理、合作共享，专户监管、滚动发展”。省财政对列入试点的农业生产者互助合作保险组织给予一次性补助。试点市、县（市、区）财政相应配套给予支持。
省里确定金华市开展奶牛互保合作试点，衢州市开展生猪互保合作试点，三门县开展青蟹互保合作试点。杭州市萧山区为自筹资金开展生猪互保合作试点。
共保经营和互保合作试点时间为3年。
四、共保经营方式的具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1.有限风险与责任分层相结合。实行低保障起步，保大户大灾为主，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积极应对和化解巨灾风险，实行全省范围内政策性农业保险封顶方案，合理划分和界定风险责任，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可持续发展。
2.全省统筹与县级核算相结合。建立省与试点县（市、区）政府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筹资分担机制。以试点县（市、区）为单位建立核算账户，强化控制超赔风险的责任。
（二）保险产品目录和保障程度。试点起步阶段共保经营的产品目录为水稻、生猪、鸡、鸭、大棚蔬菜、西瓜、柑桔、林木、淡水养殖9种。具体由各地根据当地特色优势农业发展和抗风险需要，按“1+X”模式自行选择，原则上试点品种总数不超过5个，其中“1”即水稻为必选统保。保障程度原则上以补偿承保对象的物化成本为主，以保障农民灾后恢复生产为出发点，以大灾如台风、洪水、疾病等为主要保险责任，实行低保额的初始成本保险。以低保障作为基础费率，根据需要对不同风险地区实行区域差别费率；对同一品种设计不同档次的保险费率及相应的保额，由参保者自愿选择。
（三）参保对象、方式。加大引导力度，重点组织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和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参保。鼓励农业龙头企业自建基地或与农户紧密联结的生产基地实行统一投保，鼓励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为其成员统一投保，鼓励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以村为单位联户投保。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调整鼓励粮食生产和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补助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实行特惠式的全额统保。原则上各试点县（市、区）承保面要求达到符合参保对象的50%。
（四）财政补贴。省与试点县（市、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列入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目录的参保对象给予35%的保费补贴；对水稻补贴为50%。有条件的地方，可增加对农民的保费补贴。省财政与试点的欠发达和海岛市、县财政的保费补贴实行“”比例分担；对其他县（市、区）实行“四六”比例分担。各级财政对共保体结算实行“按实补贴、一年一结”。财政安排的保费补贴等资金应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为应对今后巨险可能带来的政府超赔责任，省和试点县（市、区）财政对保费补贴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账核算，每年补贴资金结余部分，应及时转入专户，用于以后年度的“以丰补歉”。
（五）风险管理。在试点阶段，实行全省范围内农险风险责任在当年全省农险保费5倍以内的封顶方案，承担在此以内的保险赔付责任。以试点县（市、区）为核算单位，建立共保体政策性农业保险资金专户。原则上所有农险业务和经核定的以险养险业务，均纳入共保体政策性农业保险资金专户管理。试点县（市、区）农险赔款在当年农险保费的2倍以内，由共保体承担全部赔付责任；赔款在当年农险保费2—3倍的部分，由共保体与政府按1∶1比例承担；赔款在当年农险保费3—5倍的部分，由共保体与政府按1∶2比例承担。政府承担的超赔责任由省与试点县（市、区）财政分担，参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执行。
试点县（市、区）年农险赔款总额超当年农险保费5倍的情况下，实行先预摊、再年终结算。其中，政府承担的预摊超赔责任，由省与试点县（市、区）政府按“二八”比例执行。在保险年度末统计全省全年总赔款后，再按全省范围内5倍封顶的要求，实行封顶系数（全省农业总保费×5／全省总赔款，下同）转换后统一结算。
（六）理赔支付。共保体必须按规定及时向农户支付农险赔款。赔付分二次进行，先由共保体向农户支付核定损失50%的预付赔款；再在保险年度末统计全省全年总赔款后，进行个案清算。全省全年总赔款在农险保费的5倍之内，则按核定的赔款扣除预付赔款后全额支付；若全年总赔款超过了全省农险保费的5倍，则个案赔款额为：核定赔款额乘封顶系数，减扣预付赔款额。在操作中，要实行保单明示，即对“全省全年总赔款在农险保费5倍以内按核定损失全额赔付，超5倍以上按年终核定比例赔付”的理赔责任进行明列，并要求参保农户签字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同时要做好宣传工作，特别是事先解释工作要做细，确保农民充分了解参保信息。
五、配套措施
试点市、县（市、区）要把农业生产者是否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作为享受各类政策性扶持、信贷支持的重要前提条件，对参保者在财政扶持、贷款等方面实行优惠、优先。要发挥农产品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联接机制，带动广大农户团体参保。要充分发挥农村工作指导员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作用，协同代办理赔定损和开展防灾防损工作。有条件的可依托乡镇建立专门的农险核损理赔专家小组，由保险企业和农技人员、协会代表等组成，共同做好责任界定、现场查勘和定损工作，并建立必要的利益分享和责任约束机制。
县及县以下财政拨款机关事业单位的车辆险、综合财产险等，由承办农险的共保体承保，省保监局提出具体指导费率。在加强引导和参保者自愿的前提下，支持共保体开展农村建房险等其它涉农险业务的发展。各试点县（市、区）要从促进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共保体相关业务的开拓和落实。
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共保体向国内外再保险市场购买再保险。加强对试点运作尤其是共保体项目的监管维护，合理控制管理运作成本。共保体管理费需按程序协商确定。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的风险评价预警和运行监控体系。
六、切实加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领导
农业保险总结篇4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立法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6-0103-07中图分类号：F840.66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决策指出，要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根据此精神，我国正在进行农业保险法的立法工作。有关部门正进行立法调研。学术界对农业保险法立法内容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为农业保险立法工作提供了较丰富的理论资源。由于学界在研究农业保险问题时，一般都要涉及农业保险立法问题，本文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从十二个方面对研究状况进行总结整理，以期对农业保险立法有所裨益。
一、关于农业保险制度模式
选择和确立何种农业保险制度模式是农业保险法立法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确定了制度模式，才能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庹国柱、王国军将国外农业保险的制度模式归纳为：政府主导模式，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代表；政府垄断模式，以苏联为代表；民办公助模式，以西欧为代表；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代表。该学者主张我国应建立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保险的制度模式，具体包括四种经营模式：政府主办并由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政府支持下的合作社经营的模式；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模式。这四种模式各有利弊。黄河等学者则主张政府主办并由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曾、阚道平主张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刘云琳、干天则认为模式的选择不能搞“一刀切”，需要区别对待，主张在《农业保险法》的有关条款中把四种模式都概括进去。
冯文丽提出，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主要由农业风险管理局、农业风险管理基金、农业保险合作社和商业保险公司组成，形成“保险合作社(商业性公司)经营原保险+政府机构(商业性公司)经营再保险”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陈向聪主张，我国应该采取复合模式，即政府主导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相结合的，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多形式多层次的立法模式。
匡敦校认为，选择何种农业保险模式，离不开对农业自然灾害以及农业保险的深刻认识。由于气象灾害的特点，单靠商业性保险是无法担当起农业灾害保险的重任的。
虽然学者对我国农业保险究竟采取何种模式未能达成共识，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对于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认识是一致的。
二、关于立法目标
多数学者认为立法目标应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体现国家的农业支持政策。但在立法目标是否同时包含农村社会保障、稳定农民收入等内容有不同认识。如刘荣茂、马林靖认为，立法目标应是推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稳步增长，而不是把农业保险作为农业保护政策和农民社会福利政策为目标。冯文丽、陈璐等认为，立法目标还要考虑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政策；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庹国柱、朱俊生则认为，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目标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同时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我国现有的物质财力条件和经营水平下，政策性农业保险尚难以成为稳定农民收入的手段。尹海文则提出了涵盖内容较广泛的立法目标：以推动和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服务和保障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
王俊凤、郭翔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就是要通过确认国家的政策性扶持和规范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主导作用来平衡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通过利益的选择与协调创造政府、保险经营机构与农民的共赢局面。现阶段要把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活动纳入到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框架中。
三、关于立法原则
学者们认识不一，主要有一原则说、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和六原则说等不同主张。
谢根成、车运景、尹海文等持一原则说者主张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原则。
关于三原则说，学者们的具体认识并不一致。李军较早提出，农业保险立法工作应借鉴商业保险法中适合农业保险的部分，如诚实信用原则、保险业务专营原则和本国投保原则。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立法时应着重体现以下原则：总体报偿原则、公共选择原则和国家扶持原则。
其他学者所确立的三原则内容有：非盈利原则、政府扶持原则和强制保险原则；社会效益最大化规定、强制保险原则与国家扶持原则；社会本位原则、强制保险原则和政府扶持原则；社会效益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强制保险原则及政府扶持原则；非盈利原则、“诱导型强制保险”原则和政府扶持原则；政府扶持原则、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原则和因地制宜原则。
对于四原则说，其内容也各不相同，具体表述分别是：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原则、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原则、政府扶持原则和基本保障原则；政府主导原则、强制保险为主兼顾自愿原则、按行政区划投保原则和分层管理原则；自愿保险原则、政府引导原则、独立经营核算原则和政府补贴原则；强制和自愿相结合原则、政府扶持原则、基本保障原则和社会本位原则。
主张五原则说的学者所确立的原则包括：政府引导、政策支持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原则、统一制度框架与分散决策实施相结合的原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补贴条件下实现财务平衡的原则、实行风险区划和费率分区的原则、保证农户对农业保险的可得性和可及性的原则。
主张六原则说的学者所提出的原则有：试点原则、相关政策逐步出台原则、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经验原则、总体补偿原则、公共强制原则、政府扶持原则；政策扶持原则、循序渐进原则、总体补偿原则、自愿投保原则、风险共担原则、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差别化原则、合理借鉴原则、总体补偿原则、政府扶持原则、透明性原则。
作为法律原则，应是规定于或者寓意于农业保险法之中，对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的根本准则。就学者们对立法原则的概括来看，其中有很多项实际并不属于法律原则，而是属于经济原则，或工作指导原则，或业务操作原则，或将目标当作原则，或将某方面的原则当作整个立法的原则。尽管如此，政府扶持原则是学者的共识。此外，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原则也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四、关于农业保险基金
建立农业保险基金是应对巨灾风险，维系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学界对该问题尚不够深入细致，仍需进一步探讨。
对于农业保险基金筹集与使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渠道和方式。谢根成、车运景认为，可以从以下渠道筹集：1、政府每年可以征收1％的农产品销售税，用以建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2、从社会各界募捐的救灾支农款项中划拨部分款项充作基金；3、以从商业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农业风险基金；4、向国际银行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贷款；5、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信贷基金；6、中国人民银行直接划拨。对这些基金必须进行严格管理，由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统筹使用，由税务、财政部门征缴和管理，避免渗漏。
曹艳春建议可考虑从以下渠道筹集农业保险风险基金：从国家和地方政府已设立“农业风险基金”中列支一部分；从农业和水利部门每年安排的救灾、防洪费用中划归一部分；从社会各界捐赠中拿出一部分；从农产品流通渠道中征收一部分。
王锡铜、黎已铭等提出农业保险基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交纳的保险费；二是政府资金，主要是政府补贴资金，包括从中央政府农业发展基金中拿出一块，民政从救济金中拿出一块，乡镇企业从上缴资金中拿一块；三是商业保险公司的垫底资金。
高伟提出的筹集渠道应主要包括：国家采取财政补贴和财政拨款方式充实；将农业保险公司无大灾年份农业保险保费节余滚存中，抽出一部分充实；将农业保险公司税收减免部分，防灾、减灾和救灾专项支出中与农业保险服务标的相对应部分等几个方面的资金整合起来，充实到巨灾风险基金；国家为防止国内粮食短缺，用来平抑粮食市场价格而储备的粮食风险基金，可以在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补贴基金；由政策性保险机构在资本市场上发行一定数量的巨灾风险基金债券，采取融资的方式引进资金。只有在大的自然灾害出现后农业保险公司超赔部分由该基金赔付。在中央设立国家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机构。
孟春、陈昌盛提出，巨灾风险基金的筹集渠道包括政府财政预算拨款、国家粮食风险基金和从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其主要用于农业保险公司抗击重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保险损失，补偿农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部分，提高被保险人生产自救能力。此外还可以用于其他方面：巨灾风险的预防，支持设立农业灾情研究机构。
曾、阚道平主张基金应来源于政府财政，在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中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及时到位，并专款专用。其管理和使用由农业主管部门负责，通过政府审查合法的方式支出。其使用方向包括：用于补贴农民缴纳的保费；用于补贴商业保险公司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的保险金支出。在已经建立农业保险基金的情况下，无须再建立农业再保险机制。
此外，有学者提出，在保证充足的偿付能力之后，农业风险准备基金可以进行银行存款、国债和投资基金等多渠道投资。保险合作社因此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应全部留作风险准备金以作赔付准备；商业性保险公司因此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应在风险准备金账户上最低保留50％。
其他学者也探讨了我国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需要注意的问题。
五、关于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
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如何进行构建和安排，一直是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学者们给予了很多关注，提出了很多观点。
施晓琳、胡凡等主张在我国应建立中国政策性保险(有限)公司为主导，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为主体，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为补充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
谢根成、车运景提出农业保险的组织形式主要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制。具体组织体系为：中央成立农业保险总公司；各省、自治区自设政策农业保险公司；辅之许可成立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由中央农业保险总公司为各省公司与私营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中央农业保险总公司与地方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是一种承保与受保关系，从而构成全国农业保险体系。
庹国柱、朱俊生认为，针对我国广大的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户，比较适宜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由商业保险公司唱主角，包括财产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制度框架中，应给农业保险合作组织发展的空间。
闫海主张农业保险组织形态为农业互助保险社。其法律制度构建是：乡镇一级组建基层农业互助保险社；县级以上组建农业相互保险联社；省级可以设立总社，其职能是为基层相互社提供分保或再保、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以及接受下级社的委托进行自留保险费的投资活动，其组织形式可以是相互保险公司或股份公司。
曾艳军主张应在《农业保险法》中规定和完善农村互助合作保险的组织形式、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及商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和市场同样也是农业保险市场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中介和机构。
郭永利提出了农业保险体系功能和体系构架，第一级是互助会，直接组织农民保险，收取保费；第二级是保险公司，接受互助会的分保，承担部分风险；第三级是国家的再保险，解决保险公司的后顾之忧，建立起一套保险再保险网络。
匡敦校提出未来应依照中央、省、县、乡四个层级设立相应的机构。其中，乡一级农业互助保险协会是最基层的，也是农业保险体系建设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层级；县一级设农业互助保险协会联合会，以所辖区域内的乡农业互助保险协会作为其团体会员；省一级农业互助保险协会联合会以所辖区域内的县农业互助保险协会联合会作为团体会员。中央设立农业灾害补偿基金，专款专用，由国家专门设立的国家农业灾害保险中心依法进行管理、分发。上一级分别接受下一级的分保。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的，应当向国家农业灾害保险中心办理再保险。
曹艳春主张，应该发挥政策性保险公司主渠道作用，同时大力发展农业保险风险基金会、农业保险合作社、农村保险互助会、保险公司与地方等有关部门联合共保等多种形式的农村保险组织。
王艳建议我国农业保险主体基本制度的框架应该是：建立一个以基层保险互助合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为主体，国内各商业保险公司、金融机构为辅的，以国家再保险公司和以政府为主、多方筹资建立的农业巨灾补偿基金作“最后防线”的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农业再保险公司设立方式有三种：由国家出资建立全资农业再保险公司；国家部分出资，与民营或者外资合资建立农业再保险公司；设立农业再保险基金。
谷政主张，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情况下，地方可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模式，该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农业保险的一种方式。允许多家办农业保险，政府设立专门的机构统一规划和管理。
邓国取提出，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基础上，
组建中国农村金融总公司，主要经营政策性农业贷款和农业巨灾保险业务。
黄河等学者认为应由政府主办并由政府组织经营农业保险，经法定程序与方式成立政策性保险经营主体“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其性质属于依法实践国家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政策的政策性保险企业，依法具备法人资格。其主体模式应为国有独资公司，下设的分公司各具法人资格，其再下设的经营代办处不具备法人资格。经营目标是贯彻执行国家支农政策，不以营利为目的，仅保本或微利经营。该观点还认为，政府支持下的合作制农业保险模式虽具有诸多优点，但需要重新构建全国性的农业生产合作体系，涉及现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全面制度变迁，成本太大，不宜作为现阶段在全国推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模式，但可在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进行试点与局部推行。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模式也具有优势，但要求政府必须有强大的财政能力长期负担大量的财政补贴，而在现阶段，政府财政无此能力。
很多学者对相互制保险进行了研究，都认为相互制保险是我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性选择，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总体来看，虽然具体建议不同，但大多数学者主张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应是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的，由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农业互助保险组织、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等组成；但对以哪种(些)组织形式为主，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六、关于保险标的
第一种观点认为农业保险的标的可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食物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物。如小麦、水稻、棉花、玉米、大豆、油菜、花生、蔬菜、瓜果等；二是对城乡居民生活意义重大的主要养殖禽畜，包括猪、牛、羊、鸡、鸭等；三是主要水产养殖，如淡水和海水养鱼、虾、蟹、海带等；四是从事海洋捕捞的渔民的小型渔船和渔民人身伤亡。可以允许各省(区、市)自主确定农业保险发展的重点区域。
第二种观点主张根据我国农业保险的目的、原则和政府的财务来确定保险标的范围：法定的主要是小麦、水稻、棉花、大豆、玉米等；自愿投保的有林业、渔业、副业、牧业。确定财政补贴的农业保险标的应坚持基本保障、量力而行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原则，根据以上补贴顺序，当前可重点考虑对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类作物提供保费补贴，然后再逐步扩展到棉花、奶牛、生猪和肉牛等标的。
第三种观点主张划分和界定一级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二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标的范围。可将有关小麦、水稻、玉米、棉花、猪和奶牛等列入一级政策性农业保险，其他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均列入二级政策性保险。
七、关于保障水平
多数学者认为，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农民投保能力和财政补贴能力，在短期内，农业保险的保障金额应以立足维持农民基本再生产能力为基础，保险金额以直接物化成本为依据较为适宜。
八、关于承保风险
学者们认为主要承保农林牧渔生产过程中以及农产品进入市场前的初加工和运输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其中，农作物保险承保的风险包括干旱、洪水、雨涝、台风、冰雹、霜冻、低温、泥石流等重大灾害风险；饲养动物保险承保的风险包括一般性非传染性河传染性疾病风险(可将禽流感、口蹄疫、疯牛病等作为除外风险，国家对此另有规定)。不宜考虑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技术风险。
九、关于财政补贴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政府的财政补贴应包括保险费补贴、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费补贴以及由财政逐年出资金建立巨灾风险准备金。补贴问题涉及补多少、补给谁、如何补等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对待。有学者认为“以险养险”的间接补贴方式不可取。
有的学者认为，具体补贴比例和数额因政府的财力状况和不同险种而应有所区别。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重点扶持的农业保险项目，由国家和地方两级政府根据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政策以及财政的支持能力确定。中央财政对风险费率进行补贴，地方财政对管理费用进行补贴。政府保留对重点扶持农业保险项目调整的权力，以防止财政负担的加重。除了国家和省级政府给予经济支持外，各地方政府(包括县、区、市和乡政府)也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和财力状况，向农业保险提供补贴，以进一步减轻农民的保费负担。可以将原来的农村救灾基金部分转化为农业保险发展补贴资金。
有的学者主张，在保费的补贴标准上，对不同的投保主体(如全职农民与兼业农民、女性农民与男性农民、集体投保的农民与个人投保的农民)实行不同的保费补助标准；对不同的保险标的实行不同的保费补贴标准。
有的学者提出由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为各地的分支机构或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补贴，包括保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一般对法定保险项目必须进行补贴，其余视具体情况而定，具体补贴比例和数额视险种而定。
有的学者在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划分为一级和二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上，提出对一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和保险人都进行补贴，对二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和保险人则均不提供补贴。
十、关于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
对于农业保险立法中应该如何处理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关系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多数学者倾向于农业保险立法中应该规定强制保险，当然具体规定的方式、涉及保险标的的范围等还可以继续讨论。
刘京生认为不应该实行强制保险，其理由，一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国现行的《保险法》明确规定自愿投保的原则，强制保险违反了该原则，没有法律的支持；二是从可实现的角度来分析，因为农业保险的监督手段不完善，强制保险无法实施。他认为如果没有好的体制，即使将农业保险通过立法强制投保，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农业保险的发展问题。
庹国柱、王国军则认为我国应该实行强制保险，首先是担心自愿保险参与率过低，只有强制才能保证参与率；其次认为《保险法》是不构成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约束的；再次是认为强制保险有诸多的“好处”：避免逆向选择、有效防止道德风险、解决交易费用过高等。庹国柱和朱俊生进而认为，强制保险可能防范投保人的逆向选择，但有可能带来农业保险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只有给农业保险足够的补贴，强制投保才具有可以自我实施的合法性。农业保险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能在一定范围内可控，才可以考虑选择强制投保来抑制逆向选择以及实现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问题。
有学者认为应该实施“诱导型”强制，即有条件的强制，把强制保险和我国当前的一些惠农政策相挂钩，例如直接补贴、农业贷款和农业技术服务。
有的学者主张实行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根据政府特定时期的农业产业政策目标，依法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和基础性农产品实行强制
保险，其他农产品则实行自愿保险。可借鉴国外的经验，将法定农业保险与农业生产信贷结合起来。
十一、关于农业保险合同
有学者设计了中国农作物保险示范合同，内容包括：术语和条件、法律条款、可保风险、保险范围、未播种土地保险索赔表填写的最后期限、未播种土地延迟索赔处罚、收获产量报告、索赔诉讼、记录与合同防范等。
牛新中提出制定农业保险条款的原则：合法性、科学性、社会性、保本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条款内容应清晰明了，通俗易懂，直观性强，便于农民识记。
有的学者认为农业保险合同应当包括以下条款：1、保险人(保险公司)名称和住所。2、投保人的名称和住所。3、保险标的。法定的主要是小麦、水稻、棉花、大豆、玉米等；自愿投保的有林业、渔业、副业、牧业。4、保险责任和责任负责。5、保险期限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6、保险价值与金额。7、保险费的支付办法。8、保险金的给付办法。9、违约责任。10、争议处理。11、订立合同的日期。合同签订后，应到公证机构办理公证手续。
有的学者认为，在农业保险合同部分，可以参照《合同法》规定保险合同原则上应该具备的条款，以及合同生效、变更、解除、效力终止细节。保险合同应着力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尊重农民灵活地选择适合自身的保险产品，允许双方当事人约定保险范围以及其他具体事宜。同时，规定投保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扣除其相应的手续费和已经承保期间的保费；保险人不得享有随意解除合同的权利，除非农民具有欺诈、虚假理赔等情节。对于理赔，该学者建议建立集中理赔模式，即灵活地划定某一辖区的农户集体提出理赔要求，并由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统一评估、集中赔付；规定农民理赔请求的期限以及保险公司调查、核算以及赔付的期限，以体现效率。
十二、关于农业保险立法的框架结构
许多学者提出了农业保险立法的框架和所应规定的内容，对今后的立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温铁军认为，农业保险立法要确定保障的对象，即是对那些少数进入农业的公司提供保险，还是面对2亿高度分散的小农户，还是主要对农村中的各种合作组织，要以政府的保险政策推进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还提出了立法所应涵盖的主要内容。涵盖的范围一般应包括：对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政府的职能作用、经营主体资格、农民的参与方式、保险双方权利义务、会计核算制度、精算制度、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财政补贴标准及计算方法、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方面。
第二种观点提出，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应包含以下内容：总则、设立农业风险管理局、组建农业保险合作社、承保范围和费率负担、再保险和手续费返还、税收减免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农业保险准备基金、农业风险管理基金和优惠贷款、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监督管理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农业保险法》的内容应主要包括：明确规定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作用、投保原则(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采取多种组织形式、政府的具体支持方式(税收优惠、经营费用补贴、鼓励自主投保)、保险人的责任和权利、投保人的责任和权利、农业保险合同、巨灾风险基金、再保险机制、农业保险的监管等。
第四种观点认为立法内容不能面面俱到，能解决当前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就行；立法应着重解决政策扶持问题，包括国家给予保费补贴、经营费用补贴和再保费补贴，并承担巨灾风险损失；还应明确相关部委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责与分工问题。
第五种观点认为立法的内容，一是要明确农业保险制度建立的法律地位，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中的领导、支持的职能与作用。二是建立国家农业再保险机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主要职能是对各地开展的农业保险提供巨灾分保和再保险扶持。三是明确规范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受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四是明确政府补贴和农民的投保方式、保费交纳比例；农业保险机构的组织形式、设立程序、初始资本数额和筹资方式、准备金的提存及运用、业务范围、再保险，以及保险金额、费率的确定、赔偿办法、财务会计核算、精算等制度要点。五是鼓励和支持在农村建立各级各类行业性的农业保险互助会。
第六种观点建议，为了使法律具备可操作性，应当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以下制度：集体投保制度，保险费率差别制度，保费补贴区分制度，保费奖励制度，农业再保险制度，建立农业互助保险协会与农业互助保险协会联合会作为民间合作组织的办公费使用制度，对于经过批准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法律应当允许其搞混业经营。
第七种观点认为，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明确以下内容：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作用，确定农业保险为政策性法定保险。实行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并用的经营模式，都享受政府补贴和再补贴。建立再保险机制，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必须建立同中国再保险公司的再保险业务关系。中国再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方式，代行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职能。
第八种观点主张应规定立法原则、农业巨灾保险性质、组织制度安排、保险产品、风险管理、投保方式等内容。
第九种观点提出，立法模式的构建应当如实反映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诸如组建政府主办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体系及组织结构、不以盈利为目的以及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立法目标与经营原则的确定、再保险体制的建立、政府财政补贴的范围和额度、免税优待的明确化等。并应当确定为与现行《保险法》相并列的法律层面，立法的表现形式应当是以《农业保险法》命名的专门性法律，不宜将农业灾害财政救济等内容包含进去。
第十种观点认为，地方性农业保险法规应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规范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受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避免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农业保险立法要紧跟当地农业保险发展需要，不同阶段和地区的实施细则要有所差异，避免不同生产力水平和地理环境下的农业保险都一个样。
第十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业保险法》可分为六个部分：总则、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法律责任以及附则等。
有的学者研究了地方性农业保险立法的问题，提出《宁波市农业保险条例》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立法目的、保障原则、管理机构、适用范围、运作方式、保险范围和品种、财政补贴和政策扶持、参保对象与方式等内容。
农业保险总结篇5
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必然衍生一些需要保险参与解决的社会问题。通过发挥保险的功能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体现了保险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过程。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农业保险在稳定农民基本生活水平、提高灾后恢复再生产能力和农业防灾减灾方面的作用逐步发挥；农村医疗保险工作提高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效率，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服务，不仅减轻了政府管理强度和费用压力，较好防止了养老基金亏空问题，而且使征地农民得到了持续性的生活和养老保障。
大力发展“三农”保险是中国保险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只有让农业、农村、农民保险发展起来，中国保险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从保险需求角度看，“三农”保险需求市场潜力巨大，主要包括农业保险、农村农民医疗保险、农村农民养老保险和农民工养老和意外伤害保险。只要将以上四个方面的潜在保险需求逐步转化为有效需求，必将推动整个保险业的发展。因此，大力发展“三农”保险，在服务“三农”的同时合理开发农村巨大的保险市场，对保险业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一是要高度重视，循序渐进。要高度重视“三农”保险，切实增强发展“三农”保险的信心，把发展“三农”保险当作一件大事。既要积极推动，又不能急于求成；既要通盘考虑其它业务，又要科学规划“三农”业务。发展“三农”保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保持清醒头脑，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先起步、后完善，先试点、后推广，精心谋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向前推进。
二是总结经验，因地制宜。要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经验，巩固试点成果；积极探索以农业产业化为纽带、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鼓励和指导保险公司积极发展“三农”财产保险，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销售相关涉农保险产品。同时要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的组织形式，逐步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
农业保险总结篇6
内容提要：农业保险需要政策扶持已经成为共识，一般认为农业的高风险以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因素导致了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本文没有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而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应当使商业保险公司成为农业保险市场中的主角。本文引用大量事实印证这一观点，同时运用数理方法证明了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建立有效的风险集合来承担农业风险。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风险，政策性保险
一、引言
自从农业保险于1982年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开办以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较快发展，但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与蓬勃发展的城市保险相比，农业保险日渐萎缩。到2003年末，农业保险赔款额仅占农业自然灾害总损失的0.16%，占总补偿额的5%。我国基本上还是依靠政府救济与灾害扶持对农业的损失进行补偿，而且补偿率也仅占总损失额的2%～6%之间。这种现状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极不相称，农民承担农业生产中的绝大部分风险，阻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农业投入的增长。农业保险发展的滞后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长久来看，多模式运作的农业保险模式必然统一为一种最优的模式。本文的研究带有一定的预见性，认为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成为主要的农业险保险人，在农业保险市场上发挥主体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对农业保险提供政策与财税上的支持，以保证农业保险市场有效的运行，不至于使财政背负沉重负担。
二、我国农业保险市场供求现状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农险保险人与农险投保人作为农业保险的供求双方，在农业保险市场中是最为主要的两个主体。
1.农业险保险人。农险保险人的角色可以由商业保险公司担当，也可以由政府来担任。在我国，从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农险业务起，一直由商业保险公司充当农险的保险人。在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农险业务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过较快增长，但随着保险公司运作市场化程度加深，近些年来，农险业务量不断萎缩(见表1)。与此同时，农险的种类也在不断减少，从最初的60多种下降到如今的30多种。农业保险不振的—原因，一方面是农业风险本身带有的高风险、难精算、难定损特性，使保险公司不敢轻易涉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制度上的原因，无论是从政策还是从立法方面，都没有给农业险以最为有效的支持。基于以上原因，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我国农业险市场出现供给不足的状况。
2.农业险投保人。构成农险投保人的主体是农民。作为农险的需求方，其行为直接对农险市场的均衡产生影响。农民的保险行为与预期紧密相关，农险中的一个典型的情况是，如果前一年的自然灾害很少发生，当年的承保范围和承保额就会大幅下降。预期不合理直接导致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富有弹性的需求曲线，另一个是严重的逆向选择。当对农险的需求富有弹性时，费率的增加将在更大程度上抑制需求，从而强化农险市场的萎缩过程。而如果只有高出一般风险的农民有购买农险的愿望，而大多数人因为侥幸心理不购买保单时，农险市场的萎缩会加剧。我国农民长期处于分散封闭的小生产状态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加之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往往比较注重眼前既得利益，而对未来缺乏全面周详的考虑，并时常抱有侥幸心理，加之社会上对保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认识偏差和不理解，使得农民的风险意识淡薄，缺乏参加保险的主动性。而且农民收入偏低，不能承受较高的保费。
三、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农业保险人主体的可能性与潜在问题
保险最主要的功能是风险集合，风险集合的作用是将大量风险单位组合在一起，形成保险基金，使参与集合的个体的风险具有可预见性，并在出险后得到补偿。一旦损失规模大到使所有保险基金耗尽，风险集合就不能再发挥作用，这种情况被称为“崩溃(ruin)”。有效的风险集合要拥有足够的保险基金来尽量减少崩溃发生的概率，为应对崩溃而多出的那部分基金被称为缓冲基金(bufferfund)，带有缓冲基金的风险集合方法也被称为“安全第一标准”(roy，1952)。农业保险能否以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主体得以实施，关键看其风险集合是否有效，然而由于农业风险事故往往不是独立的，有很强的伴生性，加之农业风险单位很大，在一个风险单位内，承保的农产越多，面积越大，风险反而越集中，风险损失会越大，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就越大。在这样的条件下，用传统的精算方法计算会使为建立缓冲基金而收取的附加保费相当高，从而得出农业保险具有商业上的不可行性这一结论。这里我们尝试采用“空间过程统计学”(spatialstatisties)的方法来从理论上分析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农业险保险人的可能性提供依据。
通过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理论上看，如果能利用商业保险公司在保险营销上的优势扩大参保面，商业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风险集合将有可能是有效的，其价格最终也会降到投保人可以支付的水平。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保险公司一旦承保农业险，将直接面对以下几个问题：
1.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由于人们根据自己对未来损益的期望投保，因此在保险市场中总是只有风险较高的人购买保险，这使得保险费率无法真实地反映风险在不同标的间的分布情况。这就是逆向选择问题，该问题在农业保险的商业化模式中将十分显著。农业生产者对产量及收入的判断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保险费率的确定往往是基于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历史平均值，这样的话，只有风险高于平均水平的农民才会购买保险，而低风险的农民因为过高的保费而不愿参保。表2为1999—2002的农业险保险金额、保费收入与赔付情况，经过计算，我们发现保险费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赔付率仍然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一现象的出现恰好与市场上逆向选择产生的结果相吻合，其结果农业保险有效供给不足，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险市场，引起农险市场萎缩。
降低逆向选择的最佳办法就是扩大承保面。如果政府不打算使用强制所有农户参加保险的办法，就应该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营销方面的优势，使更多农业生产者加入到农险保障体系中来。政府的补贴也可以起到降低逆向选择的作用。综上所述，利用商业保险的营销方法辅之以国家补贴会大大减少农险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农业保险中所出现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由参保率与农业投入的数据的对比很好地表现出来，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发展不够充分，难以得到这方面的数据。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参保率与农业投入确实存在一定负相关性(goodwin，1996；b.k，v.h。smith，2003)。解决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最主要的方法是加强监督，与公共保险机构相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保险公司更有可能去履行监督职责。还有一个方法是合理设计保险合同，以减少由保险合同的规制诱发的道德风险。例如在免赔额设定上，过高的免赔额可能诱发投保农民在保险标的发生没有达到这一额度的损失时，人为扩大损失程度，以此向保险公司求得赔偿。
2.农业保险的费率精算中遇到的问题。造成农业损失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每年农业产量的波动不但取决于气候因素，甚至包含一些人为因素，保险费率精算的准确性会因此大打折扣。事实上，像我国这样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多变的国家，农业保险开办范围越窄，对农业保险的损失情况的统计数据就会越缺乏，保险费率也就越缺少精算数据基础，最终使我国农业保险事业停滞不前。
在我们所倡导的“政府支持下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险”的模式下，由谁来确定保险费率是一个关键问题。如前所述，农业损失的发生因时不同，因地而异，我国又是一个地理条件复杂的国家，如果由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统一费率，很难充分反映各地区的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农民的利益，政府可以确定一个与当地农民收入挂钩的最高限价，而具体的保费由保险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保险公司的风险分散与保险方案设计。对于承保农业险的原保险公司来说，合理安排再保险方案来分摊风险是十分重要的。而风险分摊比例的确定是再保险方案中的关键环节。以美国农业保险模式为例，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通过标准再保险协议(standadreinsuranceagreement)分摊风险。在协议下，保险公司通过在相互独立的基金间进行选择决定风险自留与分出的比例，按照风险分担的比例，保费收入也在保险公司与政府间进行分摊。
为了应对农业保险中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费率精算困难等问题，在农业保险方案上产生了许多创新。目前在这方面的进展主要在两个领域，它们分别是：区域保险(areayieldinsurance)与天气指数保险(weatherbasedinsurance)。在这两种方案中，被保险人领取保险金的依据不是个人的损失情况，而是与地区总体的损失情况及天气变化情况挂钩。在这样的方案下，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得到缓解，同时保险人的监督管理成本与理赔的费用也大大降低。它们的缺点是在减小保险公司成本的同时增加了“基差风险”，即一旦投保农民的个人损失与指数化的标准不一致，其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尽管如此，上述两种方案作为个人保险的低成本替代品，对我国发展农业保险有特殊的价值。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通过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方案的创新，不但可以扩大参保率，提高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还可以大大减轻开展农业保险计划为国家带来的负担。
四、讨论与结论
农业保险是一个具有高风险、高成本特性的行业。这直接导致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各国的农业保险中的一切险费率最低也在2%左右，高的达到15%—20%，在自愿投保的情况下，农民对保险的购买受到支付能力的约束，也受到农业本身预期收益和农业保险预期收益不高的约束，因此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很低。如果按私人物品在竞争性市场上进行交易，农业保险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不可能相交(见图1)。
在图1中，需求曲线是d，商业性保险公司根据其经营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平均利润所确定的供给曲线是s，二者在正常情况下难以相交。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当政府愿意为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使农民实际支付的保费降低，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平行移动到d’，此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于a点，成交数量为oq1。政府如果给保险公司补贴经营管理费、减免相关税费，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行移动到s’，此时需求与供给曲线会相交于b点，成交数量为oq2。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给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占保费总额的1／3且支付全部管理费，但自愿投保的农场不到1／2。
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干预还存在着如下的理由：首先，保险的收益具有外在性。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民在购买农作物保险后，由于增加了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降低了价格，供给曲线下移，但对全社会来说，社会福利即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总是增加的。其次，农业保险产品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搭便车”现象。单从购买保险享有保障上来看，农业保险的消费是排他的。但保险公司在为投保农户进行防灾防损服务时，是无法排除不买保险农户受益的。
由此可知，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更多地趋向公共品。这种产品的性质从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农业险的表现也可以感觉到。所以，作为准公共品的农业保险，仅靠市场经营是行不通的，农业保险的经济学特性决定了农业保险经营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也就是必须采取国家财政支持下的政府经营方式或国家财政支持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并使之目标服务于政府给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农业保险总结篇7
关键词：农业保险；最后要价仲裁博弈；政府补贴
中图分类号：F84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一、引言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保险可以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稳定农民收入，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
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有不少研究成果，但运用博弈模型进行分析的却为数不多。王韧，邓超（2008）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对农业保险行为主体分析发现，面对损失程度较高的农业风险必须由政府实施补贴才能实现纳什均衡，指出必须通过制度供给，明确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实施机制，保证充分的补贴资金来源，并提供相关服务推动措施。
本文利用最后要价仲裁博弈模型来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博弈中的主体。发现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农业保险的最终定价是两者要价的中值；而在政府的支持下，保险公司与农户的福利会更好。本文在最后还对我国的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与建议。
二、博弈理论分析
1.理论假设
（1）商业保险公司和农户满足“理性经济人”假设，他们的行为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2）政府是非盈利的，政府的博弈行为是为了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
2.农业保险定价的最后要价仲裁博弈
起初，保险公司开出农保价格，农户开出农保价格。这里因为农民希望价格更低自己才能获得更多收益，保险公司则仅考虑到公司收入，因此。中立的第三方作为最后仲裁人，仲裁人理想的农保价格标准s，并且按照最接近s的农业保险的补贴作为最后的合理结果。如果，农户选择否则选。保险公司和农户要价分别为和，被选中的概率分别为和。
且
据此，期望农保价格为：
假定农户的目标是接受保险价格补贴最小化的仲裁结果，保险公司则设法使其最大化。双方的要价组合是政府和保险公司间博弈的纳什均衡，满足
且必须满足：
从而双方对农保的要价组合必须满足上面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
可以求得
即双方要价的平均值一定等于最后方案的中值，进一步代入求得
表示双方要价之差等于最终方案中值点概率密度的倒数。假设仲裁者的偏好方案服从均值为，方差为的正态分布，密度函数为
因为
且
所以纳什均衡的保险公司要价为，农户要价为因而
因此，在政府不干预的条件下，农业保险最终的价格将是保险公司与农户要价的均值。
政府支持下：若政府对农户或保险公司补贴K，农户实际支付的价格为，保险公司价为，其中。因此，无论政府对保险公司或农户补贴，都能让社会的福利变好。
三、总结与建议
1.政府方面
首先，根据上文博弈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在农业保险的博弈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政府需要制定有效的政策性农险法律法规。其次，政府需要完善与农业保险相配套的财政支持系统，通过对政策性农险补贴，提高农户防范风险的意识和参保的积极性。最后，政府还应当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市场的监管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而给农户和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
2.保险公司方面。保险公司由于农业保险的风险较高，不确定性较大，往往对农业保险采取高定价的策略，因而保险公司需要注重风险的防范。保险公司需要用更规范的经营方式控制风险，可根据受灾程度、概率和补偿金额实行差别定价。
3.农户方面。农户需要有长远的目光，明确投保的目的是避险。并且根据自身从事的具体农务和风险选择投保对象，根据保险公司的农保产品以及政府的农保政策选择适合自身风险的农险投保。
参考文献：
[1]谭中明，徐勇谋.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与主体博弈分析及风险防范策略[J].保险研究，2009（11）：52-58.
[2]王韧，邓超.基于我国农业保险补贴行为的博弈分析[J].金融与保险，2008（7）.
[3]谢家智，周振.基于有限理性的农业巨灾保险主体行为分析及优化[J].保险研究，2009（7）.
[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第一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农业保险总结篇8
关于农业保险发展的研究，国外由来已久。JerrySkees认为从效率和福利的角度总体来看，政府导向型的农业保险基本上也是失败的。DuncanJohn、RobertJ.myers在具体的调查中发现，当农民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政府一旦给予相应的救助，那么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慈善危害。Brucea.Babcock对美国农业保险的具体背景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险补贴、纳税人支持农作物保险服务、净承销的收益以及行政和操作补贴四个方面阐述了美国农业保险当前的情况，并且据此构建了一个模型，描述了当前美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具体前景，其观点认为美国的农业保险获得了全国性的成功和胜利。尽管国外学者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农业保险，不过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具有其特殊性。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保险快速发展，对于农业保险业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开始加深，当前国内研究比较多集中在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具体情况、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农业保险的外部性与农业保险的信息不对称等相关问题。
对于农户实际收益影响农户在农业保险当中的实际需求关系进行了仔细地研究和分析，进一步得出农户收入和农户在农业保险当中的实际需求有着高度相关的关系。但是高杰研究发现：农业保险保费并不是如同理论预期的一样，没有对农民收入造成正向的影响，而它的影响在t检验中也没有合格通过，也就是说它的影响不是很明显，乃至于某些时段中农业保险保费和农民收入是反向变动的关系。张跃华、顾海英、史清华则从效用层面的角度研究发现，假如农户收入低于一定的阀值，那么由于财富或者收益的提高，农户就会选择规避风险。而我国的农户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对于风险的偏好属于中性阶段，即便没有财政补贴，农户也不十分偏向于利用农业保险来对自然风险进行分散。
根据我国1985-2007年的具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村生产技术、农业保险、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三者同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所得到的收入有着一定的协整关系，而且经过研究构建了误差修正模型，对于农户在农业经营生产中所得到的收入和农业保险两者之间在长期和短期的关系进行定量刻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户提高有关农业经营生产的收入，刺激其收益增加，但是农业保险的影响力远不如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而孙朋、陈盛伟利用山东省的相关具体数据资料通过研究证明，该省的农业保险可以帮助农户提高有关农业生产的收入。综合来看，我们发现农业保险对农户居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已有文献关于考察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耦合关系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有关农民收入是否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农业保险对于农民收入的提高贡献度多大，二者之间耦合性多大等问题仍待研究。
二、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发展的耦合关系机理分析
耦合关系，即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耦合关系是各要素通过良性互动，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同理，我们可对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发展的耦合关系作如下定义：即二者各自耦合元素所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
（一）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与工业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其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农业保险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第一，利用对灾害风险进行转移，农业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进行再生产。最近几年来，我国的生态环境处于逐渐恶化的现状，因此灾害性天气对于农业生产的损害程度逐渐加深，发生的次数也逐渐增加。利用农业保险来对风险进行转移，以此来降低农民的损失，这已经成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农业良性发展的重要方法；第二，利用对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的转移，农业保险可以推动农村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和升级。农产品需求具有刚性以及很难进行长时间的存放，这就会引起居民消费结构或者农产品产量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利用对农作物价格变动风险和产量风险的专业，农业保险可以保证农民拥有稳定的收益，防止出现市场对农作物需求不高而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又能够促进农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此提高农民的收益；第三，利用对农户信贷违约风险的减少，农业保险可以让农民得到比较好的资金扶持。农业生产经营具有高风险，这就提高了农业信贷违约的情况出现，而它也是农民信贷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主要因素，导致农民排斥农村信贷。农民可以从农业保险中获得有效的收入保障，因此农村的很多金融机构比较愿意向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进行贷款。尤其是在比较落后的信贷市场和农业储蓄地区，农业保险能够为参保农户进行风险转移，帮助其得到相当额度的贷款。
（二）农民收入对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
我国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使得我国农业十分容易因为天气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加之我国之前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也导致农民成为弱势群体。这样我国农民就更加需要通过农业保险来对农业生产的风险进行分散，进而保证农民可以拥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和资金收入。而这也导致农民收入较低进而不愿意抽出部分收入来参加农业保险或者不能承担农业保险的费用，造成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不能够变成有效需求。农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从1990-2011年呈现下降的趋势，从42%一直下降到19.8%，这既表明我国农民收入一直处于降低的趋势，也表明我国的主要经济从农业转变成现代化工业经济。特别是随着城镇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在农民的整体收入当中，农业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因此农民不十分需要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的市场需求就逐渐降低。而我国农村的生产方式又是以家庭为小单位的经营方式，这样农业的生产活动就不能进行规模化的经营，这同时也造成劳动力严重过剩。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的小规模经营，导致农业保险当中农民的预期收入减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引起劳动力进行转移，这样农产品的损失就由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进行主要的补充。尤其在我国没有系统完善的农业风险保障以及农业保险保费率十分不合理的情况下，农民投保的积极性和意愿很小。由于农业保险供给和需求同时不足，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就导致农业保险和农民收入之间产生了制约的关系，进而引起恶性循环，导致两者发展都十分缓慢。
三、我国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发展的耦合关系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
本文当中所提到的数据资料和变量主要包括农业保险保费、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保险赔款与给付额。本文所涉及的全部数据都是以1990年为基期，全部指标均使用《中国金融年鉴》（1991—2011）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1年）的年度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1所示：
（二）实证结果分析
把相关变量数据分别代入方程并使用eviews6.0作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结果如表2与3所示：从表2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ap和1/2ap2项都于分显著，Fni关于ap的一阶偏导系数为63.318大于零，表明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发展之间显著正相关。二阶偏导系数为-0.132小于零，说明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并不是一味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而是表现出增加速度不断减小的趋势。也就是说，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与之的正相关关系逐渐减弱。从表3的回归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出Fni和1/2Fni2项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ap关于Fni的一阶偏导系数为0.005大于零，表明我国农民收入亦随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二阶偏导系数为0.001亦大于零，表明ap随着Fni增加而增加的速度是递增的。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发展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研究，采用非线性耦合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1990-2010年，我国农民收入和农业保险发展之间呈现出显著非单调的互相影响关系。具体说来，一方面，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水平随农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的速度是递减的；另一方面，我国农民收入亦随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且增加的速度是递增的。针对以上结论，为促进农民增收与农业保险发展之间良性互动，本文建议如下：
第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规范政府行为。总结发达国家有关农业保险实践可以得出，农业保险法规和法律是发展农业保险的需要。依据《保险法》为根基，进而根据农业保险的具体特征，对于《农业保险法》当中的有关内容进行仔细的确定和建立完善的系统，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确定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实际作用和真正地位，通过有关细则，对于农业保险补贴的经营模式、资金源头和补贴费率（支持力度）进行明确，进而将强制险种的运作方式和具体范围进行明确。同时在发展农业保险的时候，要利用相关法律法规对政府的作用和行为进行规范，保护农户的利益，促进农业保险系统成功建立并有效运作。
第二，增强农民认知农业风险能力，提高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因为农民的总耕地面积和专业生产程度的不同，农户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也就不同，加强农民认知农业风险的程度，也就是让农民了解农业风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进一步影响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意愿[8-9]。每一个农业保险机构和其他当地的相关部门，应当通过多种不同方式的宣传推广活动，将全员力量进行调动，增强宣传推广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力度，进一步诱导农民参与农业保险。另外，目前农民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所受到的限制因素是小规模的经营方式，而这个经营模式也是阻碍提高农业保险经营费用的主要原因。借鉴农业信贷的成功经验，可以通过用农村土地经营权当做可抵押品的形式，把属于同一区域生产相同种类农产业的农民的经营生产当做统一的整体，推动农户自主建立统一的农业协会。农业保险机构和农业协会进行有效合作，双方对实际的农业保险合同款项进行讨论、协商。利用规模化的市场交易和经营，让农业的预期收益得到进一步增加，交易成本得到有效减少，有助于提高农户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
农业保险总结篇9
开展高效农业保险试点，对于增强我市高效农业抗风险能力，实现“打造全省高效农业第一市”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根据省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年省农业保险条款（第二批）的通知》（金融办发[]71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迅速启动高效农业保险试点工作。
高效农业保险试点仍实行地方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联办共保的运作模式,主要政策是：（一）保险险种及参保对象。保险险种暂定为：蔬菜大棚（含棚内蔬菜）、规模猪场、规模禽场、桑蚕。各县（市、区）先按四个品种各选择一个单位（农户）开展试点，有条件的地方也可适当扩大试点。参保对象为：种养大户或专业合作组织、规模种养企业。试点具体要求：蔬菜大棚集中连片50亩以上；规模猪场，育肥猪存栏200头以上且出栏500头以上；规模鸡场，肉鸡存栏10000只以上，种鸡或蛋鸡存栏5000只以上；规模鸭场，种鸭、蛋鸭存栏1000只以上，或肉用鸭存栏5000只以上；规模鹅场，种鹅存栏500只以上，或肉用鹅存栏2000只以上。桑蚕投保数量要求由有关县（市、区）按实际情况确定。（二）保障程度和保险费率。竹木大棚，新棚架每亩保险金额为600元，使用1年、2年的棚架分别为400元、200元，年保险费率为5%；钢架大棚，宽4.5m-5.5m的新棚架每亩保险金额为1200元，宽6m及以上的新棚架每亩保险金额为2000元，旧钢架大棚棚架均根据已使用年限、并按年折旧额200元计算保险金额，年保险费率3%；新长寿膜（含进口膜）每亩保险金额不超过600元，使用1年、2年的长寿膜（含进口膜）分别不超过400元、200元，年保险费率为12%；普通膜每亩保险金额不超过200元，年保险费率为18%；棚内蔬菜，叶菜类每亩保险金额为200元，瓜果类每亩保险金额为500元，其他非叶菜类每亩保险金额为300元，年保险费率为6%。育肥猪每头保险金额为400元，年保险费率为5%。肉鸡、肉鸭每只保险金额为10元，蛋鸡、蛋（种）鸭每只保险金额为20元；肉鹅每只保险金额为20元，年保险费率3%，蛋（种）鹅每只保险金额为40元。鸡、鸭、鹅年保险费率均为3%。桑蚕保险金额，每张春蚕暂定为300元，每张秋蚕暂定为200元，保费费率为5%。（三）保费补贴。蔬菜大棚、生猪、家禽和桑蚕参保品种，中央和省财政保费补贴比例为50%，县（市、区）财政保费补贴比例不低于10%[具体比例由各县（市、区）确定]，个人缴纳保费比例不高于40%。（四）承保保险公司的选择。响水、阜宁、建湖、都、大丰、东台等六个县（市、区）高效农业保险由人保财险公司承保；滨海、射阳、亭湖、开发区等四个县（区）高效农业保险由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承保。（五）保险风险承担比例及费用提取。县（市、区）政府与保险公司仍按年主要种植业和主要养殖业保险的风险承担比例和费用提取比例执行。
二、抓紧建立年农业保险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
按照省统一部署，从年开始，市、县（市、区）两级都要对主要种植业参保品种（水稻、棉花、玉米、三麦、油菜）建立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并将其所需资金[县（市、区）按主要种植业参保品种保费总收入的5-10%，市一级按统筹各县（市、区）保费收入总额的50%]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各承保保险公司按补贴险种当年保险公司保费收入25%的比例计提巨灾风险准备金，逐年滚存，逐步建立应对巨灾风险的长效机制。
建立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要按照《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省农业保险试点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外金[]49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县级政府的巨灾准备金由县级财政部门负责管理，市政府巨灾准备金由市财政部门负责管理，实行专户存储、专项核算、滚动积累、定向使用。市级农业保险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由财政核算到每一个种植业品种，每年通报一次资金收支和结余情况；市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设立台帐，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县级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的提取使用情况，由各县（市、区）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财政局于次年1月15日前，分别向市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财政局报送上年度相关财务报表。
年先建立水稻、棉花、玉米三个品种的农业保险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三麦、油菜两个品种在年上半年建立）。各县（市、区）按照本地年水稻、棉花、玉米三个品种保费收入总额（包括各级财政补贴部分及农户自缴部分，下同）的5-10%的比例[具体由各县（市、区）研究确定]，由财政安排农业保险县级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并与县级农业保险基金结余和当年保费结余一起，建立农业保险县级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
各县（市、区）按当年水稻、棉花、玉米三个品种保费收入总额的10%统筹到市，市财政预算按统筹县（市、区）保费收入的50%配套市一级农业保险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并争取省50%的资金到位，从而建立农业保险市级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各县（市、区）应统筹到市的政府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具体金额见附表），在年12月22日前汇至市农业保险保费资金专户。今后每年三麦、油菜应统筹的保费收入在5月底前，水稻、棉花、玉米应统筹的保费收入在10月底前统筹到市。各地应从贯彻落实省文件精神、抵御小区域大灾和全局的高度，及时足额地安排、落实和解交统筹资金，以便省、市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建立。
三、切实做好当前农业保险试点的其他有关工作
三麦、油菜保险，全省统一的保险条款已经下发，农业保险工作已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各地要加大工作力度，努力提高覆盖率，确保农户参保率在80%以上。加快推进进度，确保12月底前拿出保险清单，年1月15日前开出保单。
农机保险，目前相关政策已经明确，市里也已作了部署，但总体进展不快。各地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从落实党和政府强农惠农政策的高度重视农机保险工作。各县（市、区）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做好综合协调以及专项督查和考核工作；各承保保险公司要采取过硬措施，按照省市文件规定，切实做好农机保险承保工作；各级农机部门要积极配合，确保农机保险试点工作顺利展开。
抓紧做好农业保险理赔工作。要迅速拨付资金，抓紧组织兑现，取信于民；要严格按照保险条款和实际损失进行理赔，做到公开、公正、透明；理赔到户，确保理赔资金真正兑付到受灾农民手中。任何人不得截留、挪用农业保险理赔资金，制止未经农民本人同意，用理赔资金抵充下年度农业保费的做法。
农业保险总结篇10
关键词：农业保险；供求矛盾；农民
贵州农业为确保全省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经济类作物包括甘蔗、烤烟、药材、茶叶和水果等，不仅保障了省内消费需要，还将更多地农作物进行加工输出换来现金收入。农业具有提供就业机会，保障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功能。由于农业所具有的地域性分布特点，农业不仅为农村居民提供了谋生手段和就业机会，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生活和社交场所，有助于形成和维持农村生活模式及农村社区活力，具有减少农村人口盲目项城市流动、保持社会稳定的功能。
农民对农业保险供求矛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一级方面：
第一，收入低，购买力差
农业保险产品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不是生活必需品，它是随着经济发展，人们为有效分散农业风险而产生的。在农业经营者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后，出于人类都有对风险厌恶的本能，他们愿意选择购买农业保险来分散风险。所以他们是在满足一定收入水平条件下的潜在的农业保险购买者，即存在潜在的农业保险需求。根据供求理论，农业保险的需求受购买能力的直接影响，而购买能力由农户的收入和农业保险产品的价格决定。首先，就收入水平而言，根据张跃华等学者（2005）对财富的存量和保险需求做了实证分析，认为当收入水平初始值低的时候，收入水平与保险需求成正比关系，即农业保险随收入水平的升高而增长，随收入水平的降低而减少。但是当财富存量超过某一特定值后，农业保险需求开始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而下降。其次，由于我国农业自然灾害频繁，而农业的防灾减灾能力不足，导致农业灾后损失严重，进而导致农业保险产品的价格较高，农户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的购买能力相比就越弱，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就越少，也就是说农业保险产品的价格与农业保险的需求成反比关系。所以政府补贴降低了农业保险价格，不仅提高了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也增加了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的动力，缓解了农业保险供给双方的矛盾，使得农业保险供求趋于平衡。
近年来，贵州省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消费支出水平均逐年提高，且增长速度接近（如上图表所示），表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提升。而保费收入曲线从2006年到2010年有大起大落，但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因此可以得出农业保险需求与收入水平基本保持相同变化趋势，即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上升，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总体也呈上升趋势。
此外，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近十年内始终低于人均总支出，生活消费支出（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教育了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等的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60%以上，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始终在50%左右（如下图表）。种植业和牧业生产总支出增长相比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增长要缓慢很多，而且始终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由图4.1-2看出，种植业和牧业生产总支出占全年总支出的比重从2002年到2012年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下降趋势，中间阶段有轻微波动。
综上所述，贵州省农村居民目前收入水平还很低，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处于入不敷出的生活状态，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尚未转化为有效需求。
第二，农民收入结构非农化提高
农民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四个方面。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又可根据来源于不同产业分为第一产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和第三产业收入，第一产业收入主要是指农业、牧业、林业和渔业（以下讨论第一产业收入即广义的农业收入）。
农民收入结构影响农户是否形成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主要表现在：当农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下降，而非农收入比例不断上升时，即使农业遭受灾害损失，致使农业收入减少，灾害对农民总收入造成影响也是很小的。贵州省农民农业收入在今年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但由于上升比总收入上升速度慢，导致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其他非农收入都成上升趋势，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上涨最快，转移性收入所占比例上涨幅度稍次，财产性收入比例上升幅度不明显，基本保持稳定（如下图表）。因此从农民收入结构非农化提高来看，贵州省农民只形成潜在的农业保险需求。
第三，缺乏对农业保险的了解和信任
贵州省农村居民受教育情况比较落后，由图4.1-5看出，大专以上受教育群体比例在上升，但所占比例始终没超过2%。受教育总体水平落后严重影响他们对保险知识的接受能力，再加上保险公司和政府对保险宣传教育不到位，农民很少主动学习保险知识，当保险公司提供保险产品时，由于不了解，对复杂的农业保险规定，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失去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兴趣。如果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出现判断不专业、未履行应尽的风险告知义务等，会出现农民对保险条款的误解，甚至出现纠纷。农民对农业保险的不了解和不信任会进一步减少农业保险需求。
第四，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由于农业保险的需求正外部性，农民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且由于农业的周期性、专业性和高风险性等复杂的原因，使得农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生频率更高。
如果从委托――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出发，道德风险是指契约的甲方（通常是人）利用其拥有的信息优势采取契约的乙方（通常是委托人）所无法观测和监督的隐藏性行动或不行动，从而导致的（委托人）损失或（人）获利的可能性”。在此处是指农户在投保后采取了利于自身而使保险公司蒙受损失的行为没有被保险公司发现或监测到。农民相比保险公司对农业经营了解更多，熟悉农业如何经营获得产值最大，另外由于农业保险标的是活物，保险合同中无法事先明确未来收货时标的的实际产值，所以农民利用这一优势，在农业经营过程中，采取消极的种植方式或消极的防御灾害措施。这样参保农民可以根据保险的预期价值和未来标的实际价值状况的对比获得利益，同时使保险公司蒙受损失。长期合作后，保险公司会选择缩小保险范围甚至不再这一区域设立保险，减少农业保险供给。
逆向选择是指在市场交易中，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难以顺利地作出买卖决策，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平衡供求、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本质就是由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在农业保险交易中，保险公司希望以较低的赔付获得较多的保费，农户希望以较低的保费获得较高的赔付，但农户是农业保险市场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所以会出现高风险农户在保险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等同于低风险用户的保单，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高比例的赔偿，是保险公司遭受损失。与道德风险相似，逆向选择也会降低保险公司对农户提供农业保险的积极性，缩小被保险农业区域范围。（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吕春生.我国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8.
[2]费友海.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困境的深层根源――基于福利经济学角度的分析.金融研究.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