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分类管理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01:52:12

合同分类管理篇1

[关键词]合同档案;风电企业;管理分类

合同档案详细记录了风电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在企业制定年度预算、评估和审计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调查发现,许多企业对合同档案管理的重视程度不高,合同档案管理存在分散、混乱等问题,给档案的查找和利用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风电企业必须要采取合理的合同档案管理分类办法,实现合同档案的科学分类和优化管理,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1企业合同档案的基本特征

对风电企业来说,企业运营中产生的档案种类主要有技术合同、劳动合同、工程合同等,这些档案虽然在具体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共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1法律性

法律性是企业合同档案的基本特征,也是区别于企业其他档案的标志之一。合同档案的内容主体是合同,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企业合同档案具有明显的法律特征,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合同档案的保存、管理还是销毁,都必须严格依照相关的法定程序。除此之外,合同作为记录了企业经济活动和维护企业法律权益的文件,也只有在具备法律特性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1.2凭证性

近年来,风电行业蓬勃发展,风电企业在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行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部分企业为了谋求私利,往往会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从而带来许多经济纠纷。合同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真实记录,对企业应尽的义务和拥有的权利进行了明确说明,在解决经济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凭证作用,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1.3规范性

规范性是企业合同发挥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合同档案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合同档案内容的规范性。一份完整的合同档案,应当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内容、当事人的亲笔签名、合同的数量以及书写形式等,只有这些条件符合法律规定,才能确保合同具备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是合同档案管理的规范性。合同档案在管理过程中,如果出现损坏或缺失,都会影响其法律效力的发挥。因此,必须要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管理,保证合同档案的完整性。

1.4繁杂性

企业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合同,合同档案的管理工作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同时,企业合同档案还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别进行分类管理,例如,合同签订前的洽谈、招投标等;合同签订后的招标书、评标报告、会议记录等。要想确保合同档案应用价值的发挥,相关工作人员就要收集、整理和保存好这些合同档案。

2企业合同档案管理分类的优化措施

2.1强化企业合同档案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合同档案管理机制,能够为合同档案管理工作的优化开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完善的管理机制应当包含合同档案的收集、汇编、整理、保存等工作。相关工作人员要根据风电企业经营业务的发展情况,有针对性的补充合同档案管理制度的内容,以确保合同档案的管理能够与企业发展向适应。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说,只有在完善的合同档案管理制度下,才能借助于合同档案,帮助企业减少市场竞争风险,进而在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推动风电企业实现健康和持续发展。

2.2加强合同档案之间的联系

企业合同档案数量较多,如果采用单独整编和单独管理,必然会导致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剧增。因此,为了提高企业合同档案的管理效率,在进行合同档案的整理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有重点的寻找合同档案间的内在联系,而合同档案的分类管理,可以显著提升其工作效率,减轻工作压力。例如,可以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单立类目、分类组卷,这能够起到化繁为简的效果。当然,企业管理者也要为合同档案管理分类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可指派独立部门负责合同档案管理的相关事宜。

2.3实施合同档案的统一编号

为了便于进行合同档案的管理,风电企业在开展分类管理时,可以将不同的合同进行统一编号。这样一来,今后在查找某一份合同档案时,不需要花费过多的时间进行翻找,而是直接查找编号,极大的提高了合同档案的管理效率。合同档案的编号要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例如可以根据合同档案内容的不同进行分类,如物资类、工程类等;还可以根据合同档案的生成时间进行分类等。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采用何种分类形式,都需要在档案袋上进行标注,避免混淆。

2.4定期进行档案材料的整理

合同档案的管理是一项动态的工作,随着企业各项业务的不断开展,也源源不断的产生了许多新的合同档案。因此,风电企业在进行合同档案的管理分类时,也要注重对新生产合同档案的整理和保存。档案管理人员还需要定期进行档案检查,确保合同档案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例如,要保持合同档案储存室的整洁干燥,避免因空气潮湿导致档案发霉、变潮。在合同档案移交时,也要提前清点好合同档案的数量、种类,对于失效的合同档案要按照法律流程进行销毁。对合同文件变化情况都要进行及时的掌握,由于有些合同文件资料的不确定性,不能一次性终结,因而不主张将刚签订的合同归入档案室,而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关注合同的变化情况,将完结的合同档案统一移交给档案管理部门,这会使合同档案分类管理更为全面和系统化。

3优化企业合同档案管理分类的方法

3.1集分式归类原则为核心的合同档案分类管理

企业合同档案的分类管理要重点对科技档案和文书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科技档案主要包括企业的生产、科研内容以及建设项目的文件资料,具有技术性和保密性较强的特点。文书档案的分类整理包括企业行政事务的管理以及经营方面的管理内容,这些档案内容不利于查找和统计,在进行分类、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难度,因而,需要依循集分式归类的原则,进行合同档案的分类管理,还要依照《合同法》中的无名合同和有名合同的不同种类,进行重新拟定和分类,从而增强合同档案分类管理的有效性。

3.2集分式分类表

我国企业的有名合同主要涵盖了9种不同的合同形式,又称为典型合同,是具有规则和名称的合同形式;而无名合同又称为非典型合同,是没有规则和名称的合同形式。这9种不同形式的合同要以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为前提,拟定规范且科学的集分式分类表,并要在集分式分类表中,对合同档案进行分类归档,进行统一的编号和整理。实践证明,集分式分类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业合同档案管理分类的效率,与传统的分类方式相比,无论是在管理工作强度还是人力资源需求上都更具优势,这也是集分式分类方法在企业合同档案管理中得到普遍应用的主要原因。

3.3分类表的使用方法

集分式分类法作为一种新型的合同档案管理办法,具有提升合同档案管理效率、减轻档案管理工作压力等优点,但考虑到合同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应用集分式分类管理时,仍然需要使用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以确保其应用优势得到完美的体现。首先,要明确合同档案的分类标准及其所包含的基本信息,例如合同档案的生成年份、分类号、合同数量等,这些信息都需要记录在分类表中,以便于档案管理人员进行参考。其次,科学区分合同档案的年号、分类号和流水号,这三个要素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含义,在合同档案分类管理和后期档案查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结语

在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中,合同档案成为关系到企业经营业务开展和市场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规范化、科学化的合同档案管理,能够确保合同档案的保存安全和其应有价值的发挥。作为风电企业的管理者,应当重视合同档案在企业经营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以实际行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确保合同档案管理分类的顺利开展;对于合同档案的管理人员来说,其也要强化岗位责任意识,不断提升个人专业能力,确保合同档案管理分类工作的顺利完成。

主要参考文献

[1]蓝玉超.新时期国有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兰台世界,2015(z3).

[2]蒋怡琴.解除待履行合同的溯及力研究——以完善《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为切入点[J].特区法坛,2016(5).

[3]陈雪萍.重视合同档案管理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如何做好企业合同档案管理的探讨[J].祖国,2013(6).

合同分类管理篇2

[关键词]销售合同管理合同信息链用例图类图顺序图

一、前言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销售合同的管理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已成为与生产进度管理、质量管理、资产管理、其它信息管理等同等重要的职能管理,企业生产的一切产品的交换过程都是通过缔结和履行销售合同的方式来进行的,销售合同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和关系到企业经营活动顺利运行。企业销售合同确定了产品销售的价格、交易日期和质量等项目,规定着合同双方责任权利关系,它贯穿于企业从产品的研究、设计到质量检验及交付货品的各个阶段,涉及到企业生产的各个部门,渗透到企业的生产进度、质量管理和成本管理之中,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庞大的合同信息链。

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更加错综复杂,经济交易活动的不稳定性随之增大,销售合同的管理难度也随着客户的增加而加大,由此产生的风险也愈来愈多。目前,部分企业管理者或决策者存在合同法律意识差,不熟悉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基本上没有把销售合同管理纳入经营管理视野,合同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无机构、无人员、无销售合同台账和档案,一些销售合同资料不全,甚至出现文本原件丢失时的现象,各业务部门协调不够,没有对合同的履行进行深入监控,往往致使销售合同履行不到位,出了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的情况,这样一定会干扰正常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给企业决策造成不利影响,导致企业形象和利益受损。企业的销售合同管理采用无制度管理或手工管理方式甚至孤立的由某个管理层的管理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竞争的要求。

根据企业销售合同管理的实际需要,设计一个省时省力地、轻松地管理众多复杂的销售合同管理平台,构建出信息高度集成的企业销售合同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企业销售合同管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1.销售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就是对企业的项目涉及到的产品设计、生产、物资采购等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违约、索赔和争议处理等进行的管理,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一系列活动。销售合同管理系统是对销售合同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处理,便于企业各部门的管理人员能够实时了解合同履行情况,对企业的资源进行合理安排,以便对产品的质量、生产进度、成本等方面进行合理地控制和管理。

2.系统需求的分析

本系统采用UmL(UnifiedmodelingLanguage)进行面向对象的分析和设计。UmL是一种通用的、广泛适用的、得到工具支持和工业标准化的革命性建模语言,用于对系统密集型过程的制品的描述、可视化处理、构造化和文档化建模工作。UmL在系统分析和设计过程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识别系统中用例和执行者,首先对销售合同管理进行需求调研,依据销售过程的业务流程以及项目中涉及的各级操作人员,识别出系统中的所有用例和执行者;接着分析系统中各执行者和用例间的关系,最后使用UmL建模工具设计出系统的用例图;第二阶段是通过用例图分析和抽取出各种类以及绘制系统的静态模型,从各种角度分析用例图,从中抽取出类,并描述类之间的关系,建立系统的静态结构;第三阶段是设计系统的行为模型,用顺序图来描述用例的动态行为,顺序图是按时间顺序的类对象之间的交互图,图中采用从上到下的顺序来表示时间的顺序。

3.系统的用例模型

UmL的需求分析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和细化用例的迭代过程,在不断细化过程中需要完成用例和执行者的识别,并用自然语言具体的描述出用例发生的条件与事件及与其他用例的关系。限于篇幅,用例的细化和描述过程不一一列出。如图1所示为员工管理销售合同的子用例图,表是对图1中“添加销售合同”用例进行详细地描述。

图1员工管理销售合同的子用例图

图2执行者和销售合同的类图

表添加销售合同的描述

4.系统的静态模型

类图的设计始终贯穿整个系统的分析和设计阶段。为了建立以UmL类图表示的系统静态模型,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1)销售合同管理需求描述的用例说明;(2)销售合同业务领域中的相关规范、标准和术语定义;(3)反映销售合同业务领域知识的既往经验。例如,销售合同管理系统的静态模型之一“执行者和销售合同的类图”如图2所示。

图2中共有“系统管理员”、“部门领导”和“员工”三个执行者类和一个销售合同类。系统管理员类与部门领导类,以及员工类之间存在分配角色的关联;部门领导类与销售合同类存在审核与查寻的关联;员工类与销售合同类之间存在维护的关联。

图3添加合同顺序图

图4销售合同管理信息系统的包图

5.系统的行为模型

顺序图用来描述类对象之间动态行为的交互关系,侧重表示类对象之间消息传递的时间顺序。图3是添加销售合同顺序图,图中描述了员工类对象成功地把销售合同数据添加到数据库系统的过程。在此顺序图中,员工类对象首先通过系统的验证进入数据录入界面,然后将销售合同文本中的信息输入到销售合同管理界面,并保存到相应数据库文件中,返回成功保存信息,最后在系统的页面上显示已经录入的合同数据信息。

6.系统的功能包模型

根据前文系统分析,销售合同管理系统功能包模型由用户信息管理、销售合同管理与维护、销售合同的控制与查寻、合同提醒功能和系统维护管理等子包模型组成。销售合同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包模型如图4所示。

7.系统实现

针对某水泵企业的具体情况,本系统选用了DreamweavermX网页开发工具,利用编程语言编写页面应用程序,采用SQLServer2000作为后台数据库平台,web服务器采用iiS6.0。

图5是系统的添加销售合同界面,其主要功能是添加销售合同的详细信息,以及保存合同文本的文件等。图6是销售合同的查寻条件设置界面,可以设置各种查寻条件。

图5添加销售合同界面

图6查寻条件设置界面

三、结束语

本文以UmL技术结合某水泵企业的销售合同管理的分析与设计应用为例,介绍了合同管理信息系统采用UmL进行建模的过程,并运用对其进行了编程实现。该系统对企业的销售合同中涉及到合同信息链进行了高效的管理,能够促进企业的管理人员迅速获取销售合同信息,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监制,保证合同管理工作顺利地进行。

参考文献:

[1]徐兰英李向民:企业如何加强合同管理规避和防范交易风险,商业研究[J].2003.15

[2]林红珍雷德明:企业销售合同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商场现代化[J].2006.6

合同分类管理篇3

药品分类管理是根据药品安全有效、使用方便的原则,依品种、规格、适应症、剂量及给药途径不同,分别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进行管理。处方药须凭执业医师处方购买使用,非处方药则由消费者自行判断、购买和使用。我国建立并完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是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监督管理深化改革的大事,对促进我国药品监督管理模式与国际接轨,保障人民用药安全有效,增强人们自我保健、自我药疗意识,合理利用医疗卫生与药品资源产生重大作用。

对药品实施分类管理有利于提高药品监督管理水平。通过规范并加强对非处方药的指导,引导消费者科学、合理地进行自我保健。

我国药品分类管理政策的发展情况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荐将《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这一管理模式作为药品政策立法议题;1997年1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国家建立并完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1999年4月,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SDa)与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五部局联合了《关于我国实施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1999年6月,SDa了《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同年10月18日起开展药品分类管理流通试点工作,11月公布了《非处方药专有标识及管理规定》(暂行)。12月制定了《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流通管理暂行规定》并了相关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2000年1月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颁布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将开始对药品实行分类管理;2004年2月又对注射剂的使用进行了规定,规定注射剂必须凭医生处方才能售出;2004年7月1日又作出规定抗菌药必须凭医生处方才能销售。未列入非处方药药品目录的各种抗菌药物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零售药店必须凭执业医师处方才能销售,这标志我国全面实行的药品分类管理制度已进入攻坚阶段;2005年1月1日规定抗肿瘤药、激素类(避孕药除外)处方药等必须凭医生处方才能销售;2005年7月1日规定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内分泌疾病的处方药必须凭医生处方才能销售;2005年12月31日以后,实现全部处方药必须凭医生处方才能销售,在药师指导下才能使用。

实施药品分类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首先,相同分类名词所指的分类范围不同。国家药品质量公告中的“化学药品”所指的分类范围不包括抗生素、生化药品;新药审批办法等规章中的“化学药品”则包括抗生素、生化药品。此类情况在“中药”、“中成药”等分类中亦有发生。由于名称所指的范围不固定,造成管理制度所指的管理对象不固定,在不同的管理者或不同的管理制度之间发生矛盾,引起混乱。如:对经营企业使用“化学药品”、“中成药”或“贵细中药材”等分类名词来限制经营范围时,就难以准确地认定“超范围经营”的违法行为,甚至会产生不必要的行政诉讼。

其次,同类药品使用不同的分类名称。化学药品与西药在上述规章及有关文件中被随意使用,没有专门的释义依据,缺乏科学、严格的范围界定,互相代用或混用,很不规范。同时,两个名称在《药品管理法》中均未使用。在药品批准文号的格式中,按“X”代表“化学药品“;“Z”代表“中药”;“S”代表“生物制品”;“F”代表“辅料”的解释,“X”的含意应该理解为“西药”第一个字“西”的拼音首写字母。中文所指既然是“化学药品”类,为何要用“西药”,“西”字的首写拼音字母,而不使用更为合理、规范的“H”(化学药品“化”字的拼音首写字母)来表示。

再次,“中西药复方制剂”的分类缺乏依据。按《新药审批办法》的分类规定,分别将以中药为主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划归“中药”;以化学药品为主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划归“化学药品”。如此划分虽有依据,但未注意到两者其实都已不是单纯的或传统意义上的“中药”和“化学药品”。其它法律、法规或规章使用的“中药”或“化学药品”所指的范围也没有包括“中西药复方制剂”。分别归类时如何认定是以中药为主还是以西药为主,也没有具体的依据。

以上种种分类名词不规范,不仅会给药品监督管理、科研、档案、教学等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产生物价、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对具体管理对象的分类归属各持己见,造成管理工作的混乱。

最后,缺乏对药品分类名称含义的规定及其对原规定含意的更新。

对较常用的“中成药”、“中西成药”、“中草药“、“草药”等名称缺乏专门的含义规定。有些文献对药品分类名词的解释也需要进行修改或调整。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可采取以下对策。

由有关部门制定药品分类及其名称的管理规定。药品分类方法、分类名称及其含义是对药品实施法制管理的依据之一。分类名称及所指范围如同药品的通用名称一样应该具有法定性、规范性,不能随意改变、随便使用、任意发明。以便在制定药品管理法规、审批药品事项、学术交流活动、资料统计、文件等相关工作中有章可循。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实现理解统一、用语规范,达到管理准确有效的目的。

及时调整药品分类,更新分类专用名称药品的类别及其分类名称、各类药品的含义等,均应随着医药学的发展而发展。新的理论、技术、剂型不断产生,旧的观念、认识、概念、定义要不断更新。如:由于中西医的结合,产生了中西医结合的理论,中西医结合的医生,中西药结合的疗法,同时也产生了中西药结合的“西药复方制剂”其中西医药理论(术语)结合的药品说明书。但是,的药品分类却没有“西药复方制剂”分类地位,们只能被一分为二,行“非中即西”的分类原则。笔者认为,确立“中西药复方制剂”的独立分类地位,可以开辟一条新药研究的新路,有利于中西药理论的结合,进而支持中西医理论的结合,同时也符合《药品管理法》发展现代药的基本原则。

另外,对已经形成传统的一些分类名词,如:中成药、中草药、抗生素等,也应吸纳新的理论及研究成果,更新定义的内容。使药品分类工作体现医药科技的整体发展水平,并通过药品分类促进有关工作得到最新医药理论及技术的指导与支持。

合同分类管理篇4

[关键词]物业服务合同典型合同有名化

引言

物业管理,又称物业服务或物业管理服务,概括而言,系指“为维持区分所有建筑物之物理机能,并充分发挥其社会的、经济的机能,而对之所为的一切经营活动。”[①]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物业管理,是指业主对物业依法进行的自治管理和物业业主选聘、委托其他主体管理的结合,包括自主管理和委托管理两种形态。其中委托管理又分为委托一般主体(自然人或组织)管理和委托专业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两种。狭义的物业服务,仅指委托管理的后一种情形,即物业小区的业主通过与专业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对其物业所进行的维护和管理。现代意义的物业管理一词仅指狭义物业管理,[②]本文如无特别说明,也在此意义上使用该概念。

在物业管理中,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以物业管理合同(实践中也称物业服务合同或物业合同等)为表现形态。在我国,随着物业管理业的兴起,各种因物业管理合同而引起的纠纷随之出现并不断增多,统计资料表明[③],人民法院受理的物业合同纠纷案件近3年来增长了8﹒78倍,并仍以年20%的速度增长,其中在2005年广东省发生的重大中,因物业管理纠纷引起的占12%,物业合同纠纷引发的民事纠纷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热点问题之一。

然而,人们发现,物业服务合同不仅在合同主体、客体、效力等方面与传统私法上的合同存在诸多差异,甚至有违传统合同理论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和合同自由原则等基本原则,与传统合同法理论明显相悖。学者指出,契约类型的判断,是解决契约法律问题的首要步骤。[④]由于对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导致实践中对物业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各行其是,这既违背了法治的统一性要求,也对我国现代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不利影响。物业服务合同是公法上的合同还是私法上的合同吗?如果是私法合同,它属于哪一类民事合同?在物业管理服务中,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存在哪些法律关系?物业公司行使的物业管理权的权利来源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涉及到对物业管理合同性质的准确定位。本文试就物业管理合同的性质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适用有所裨益。

首先考察第一层次的问题,物业服务合同是行政契约还是私法上契约?

契约本为民法所特有的内容,行政契约作为一项行政制度能否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各国学者尚有不同的见解。一般认为,行政契约是指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公民或法人之间,为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目标而依法签订的协议。行政契约的法律特征在于,合同的一方必须是行政机关,行政合同的成立是基于双方业已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签订行政合同的目的在于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利益的目标,而且在行政契约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行政机关享有优先权,关于行政契约的纠纷也要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有学者指出,物业服务合同不是私法上的合同,或者至少不是纯私法上的合同,其理由:(1)从物业管理合同的名称就可以看到,双方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2)物业管理关系既涉及公权关系,也涉及私权关系,体现公私权关系的混合特征。物业服务的内容非纯民事活动,涉及对人的管理和公共秩序(城市管理)的维护,属社会公共管理(治安、民政)等行政事务和公共利益;(3)在物业管理中,国家意志占主导地位,合同主要条款内容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如服务价格的确定、合同内容的备案审查、前期物业管理合同对业主自动适用的效力等;(4)物业合同对合同主体的限制也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关于小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一个物业小区只允许一家物业公司从业;(5)合同效力的强制性和广泛性,如不受签约主体限制、排除合同相对性规则,其效力自动适用购买小区物业的业主及其共同居住人甚至出入小区的人,并排除个体业主的合同解除权等。众所周知,当事人主体地位平等、意思自治、合同自由为私权合同的基本特征,而物业服务合同所具有的上述特征,使其超越了私法的调整范畴。[⑤]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第一、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长期被称为物业管理合同,但“物业管理合同”这一名称本身就表明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管理”一词虽广泛见诸于公法,但并非公法上的专利,“管理”同时也为私法制度所确认,如无因管理、失踪人的财产管理、破产财产管理等等,所以,仅仅从合同名称上望文生义站不住脚。

第二、对人的管理非民法调整的范畴?这一命题也很难成立。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对物业管理的内容进行界定。物业管理行为涉及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这两大方面。所谓对物的管理,系指“对建筑物、基地及附属设施之保存、改良、利用乃至处分等所为之物理的管理”,主要表现为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的维护、保养、修缮等行为,防止发生坏损,以保持物业的正常使用功能和小区环境的整洁美观,譬如电梯安全检查、自来水水箱清洗、日常生活垃圾清运等等。所谓对人的管理,系指“对区分所有权人群居生活关系所为之社区管理”.[⑥]“其对象不以居住于区分所有建筑物上之区分所有权人的行为为限,凡出入区分所有建筑物之人的行为,均应纳入。”[⑦]管理的内容为监督业主(含非业主使用人,下同)对物业的专有部分或共用部分的使用方式,制止危害整体利益或妨害他人使用的不当行为。具体而言,主要是对建筑物不当毁损行为的管理、对建筑物不当使用行为之管理及对生活妨害行为的管理,譬如查验居住小区出入人员的证件、维持小区治安秩序、制止业主的滥搭滥建行为等等。对人的管理又可细分为对业主的管理和对其它人的管理两种情形。

在上述两类物业管理行为当中,对物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维护和保护行为,并不带有所谓“管理”的色彩,体现为一种人对物的关系,只有后者才存在管理行为所作用的对象——人,但这种对人的管理,是否属于行政管理意义上的“管理”呢?

笔者认为,物业管理行为中所涉及的对人的管理,其性质不属于行政管理意义上的“管理”,其本质是业主行使物业所有权的延伸,仍应受私法的调整。上文已论及,物业管理分为自治管理和委托管理两大类,为了能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自治管理这种管理类型谈起。

在自治管理中,物业管理也涉及到对人的管理等内容,但相信没有人会说业主这种自治“管理”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自治管理中对人的管理同样也分为对业主的管理和对其他人的管理两种情形。其中,对业主的管理表现形式为业主之间的自律“管理”,这种管理与其说是“管理”,倒不如说是业主出于共同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自我约束更为恰当,该类“管理”行为之目的其实在于约束物业权利人的使用行为,即对个别业主的不当使用方式予以制止,以确保物业的整体利用秩序,这种“管理”的法律基础是民法关于共有和相邻关系的法律规范。而对其他人的“管理”即对出入物业小区的其他人的管理,其本质上应属于一种排除物上妨害的行为,是物业所有权人(业主)行使物业所有权的一种具体方式,根据所有权本质上乃是所有人对于所有物为全面支配的权利的原理,[⑧]管理也当然包涵在支配当中。因此,对其他人的所谓“管理”,其法律基础仍然是民法关于所有权不受侵犯的法律规范,是业主对物业享有所有权的必然结果与表现形式,亦即物业归谁所有,谁就是有权管理的主体。因而,自治管理场合的物业管理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行为,是私法上的行为,当无疑义。

而在委托管理场合下,业主只不过是把其本身所拥有的这种权利移转给物业公司来行使,物业公司所拥有的对人的管理权既非其所固有,也无法律法规的授权或其它国家机关的委托,而是从业主那里受让渡而来。物业公司必须通过订立物业合同的途径,才能获得对他人物业进行管理的资格,享有物业管理权。虽然从形式上看物业公司有权要求业主履行某种义务或禁止业主为某种行为,比如说要求业主定点倾倒垃圾,制止业主在公共走道上堆放杂物以及对进出小区人员进行查验盘问等,似乎物业公司拥有一种类似于行政管理的权力,而事实上,这种管理权仍源自业主(业主自治机构)的授权,是在业主自治机构的授权和同意下,由物业公司来代表整体业主的意志实施管理活动,其目的仍在于维护业主自身的利益,此相当于业主的一种自我约束行为,仍然属于业主对物业所有权的一种行使方式。因此,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这种所谓管理、被管理关系不具有行政管理性质,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民事行为,是私法上的行为。

第三、物业管理合同的内容是否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笔者认为,《物业管理条例》和《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虽然对物业管理有较多的限制诸如前期物业管理合同的强制效力、业主委员会的代表权、管理公约自动成为合同内容、物业服务价格的确定、排除个体业主的合同解除权、一个小区只允许一个物业公司从业等强制性条款,体现了较浓的国家干预的色彩,但这主要是居于对物业管理服务活动的特殊性考量,即为解决物业管理活动的公共服务性与众多业主个体分散性和意志多样性的矛盾在立法上作的特殊规制,并非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物业合同效力的强制性和广泛性也居于同样的政策考量。

第四、从契约的主体看,公权契约立约人中必须有一方为行政主体或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团体,且缔约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而物业管理合同并不具有这些特征。

综上,物业服务合同虽然具有部分公法色彩和比较鲜明的独特个性,但它仍然是私法上的合同,应当由私法来调整。

物业合同既是私法合同,那么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给它定性,它是典型契约还是非典型契约?如果是典型契约,属于哪一类契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笔者并非出于理论的偏好,更源于实务的需要。

对契约的定性,在大陆法系成文法典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立法者在债法体系的建构上,无不在其所认识的契约类型中,选择若干认为有规范必要的契约类型,分别规定于债编各论中。[⑨]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对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及其实益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与物权法定主义不同,对债权契约,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或公序良俗的范围内,得订定任何内容的债权契约。民法对债权契约中不采类型强制原则,但立法者对于若干日常生活上常见的契约类型,以法律明文规范,并赋予一定名称,学说上称为典型契约或有名合同。非典型契约,也称无名合同,是指法律未对其类型加以规定且未赋予其特定名称的契约。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是根据各国在契约立法时对契约类型是否作明确规定所作的一种立法分类。有名合同并非因其“有名气”,而是因其在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被经常使用且具有区别于其它合同类型个性特质,而被立法者赋予一定名称的契约类型;无名合同则因其非属常用合同或因其不具有典型性而未被立法者类型化的契约类型。

对于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契约法中的分类,理论与实务界可以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来形容,归纳起来,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第一种观点,认为物业管理合同属于委托合同之一种,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中,业主处于委托人的地位,而物业公司处于受托人的地位,物业公司受托处理的委托事务就是物业管理。在物业服务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法院对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也习惯于将合同双方关系表述为“物管公司受业主委员会委托”。[⑩]第二种观点认为物业服务是完成工作(提供劳务)的合同,业主是物业服务的买者,是雇主,物业公司是劳务的提供者,是被雇用者,二者之间是雇佣关系,或是认为双方是承揽关系,是按照一方的具体要求完成特定工作的合同。[11]第三种观点认为,物业管理合同既不是现行法中所规定任一类型的有名合同,也不是一般所谓的无名合同,而是一种类型结合合同,属混合契约之一种;[12]或者认为,物业服务合同与委托合同、行纪合同一样,都是提供服务的合同,且都为信赖合同、诺成合同、双务合同,因此它是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的复合合同。[13]第四种观点,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属于无名合同。

第一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如果将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认定为委托合同,那么,按照委托合同的性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在委托合同范围内所获得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委托人,其结果将导致业主可能要为物管公司所进行的物业服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显然违背物业服务的目的与当事人的意愿;其次,《合同法》第399条明确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这实质上是规定了受托人的忠实义务。但在物业公司的物业管理活动中,业主、业主委员会只有监督权,而没有干涉和指挥权。物业公司也没有服从业主、业主委员会指示的忠实义务;再次,委托合同的订立以双方当事人相互信任为基础,无论是委托人选定受托人还是受托人接受委托都是基于对对方的了解和信任,当事人双方均享有任意终止权,可任意终止合同。《合同法》第410条明确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如果允许物业服务合同的任何一方随时任意地单方解除合同,这对物业管理行业发展的影响将是致命的,甚至给物业管理行业带来一种灾难。试想,只要双方的“信任”有所动摇,不问客观上是否有理由,可以随时、任意地行使解除权,这势必造成物业管理企业短期行为,小区管理极度不稳定,从根本上造成对全体业主利益的损害。因此,物管合同显然不会是委托合同,至少不是单纯的委托合同。

第二种观点也难以成立。第一,物业服务合同不同于承揽合同,虽然它揭示了承揽合同与物业服务合同的相似处,却忽略了二者的本质差异,即承揽合同的承揽人依合同完成特定工作后尚须交付工作成果,且其工作成果在交付前后还存在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问题,这与物业管理企业仅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而不须交付工作成果,也不负担意外毁损灭失风险是决然不同的。第二,它也有别于雇佣合同,从物业管理的内容分析,物业公司在实施管理行为时有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物业公司在履行合同时不受业主的干涉,不象受雇人那样只是机械地服从,且提供劳务并不是物业管理合同的目的,只是进行物业管理的手段,而提供劳务则是雇佣合同的根本目的,同时,业主也并不能像雇主那样任意解除合同,所以物业管理合同不是雇佣合同。

第三种观点看似一定道理,但这种区分没有任何实益。正如前文所述,对契约的分类,是根据各国契约立法对契约所作的一种分类,而使各类典型契约能在契约法对号入座,要解决的是法律适用问题。立法除了有名契约外,就是无名契约,并不存在模糊交叉地带,非白即黑。虽然有学者认为,在有名契约与无名契约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即介于有名契约与无名契约之间的“混合契约”或“复合契约”,但多数学者认为,这类契约事实上还是属于无名契约。而且,即使在承认所谓“混合(复合)契约”的学者中,在关于“混合(复合)契约”的法律适用上也是众说纷纭,争议很大,没有任何一说可以单独圆满解决混合契约的法律适用问题。[14]说它是一种“混合(复合)合同”,与说它是无名合同并无二致,既不能厘清理论上对物业合同的性质争议,更不能解决其法律适用,对实务无裨益。

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即物业合同属于无名合同,并且认为物业管理合同属于我国契约法中提供服务类合同,但它又不属于《合同法》分则中现有6种提供服务的合同中的任何一种。我国《合同法》分则共规定了15种典型契约,根据学理及《合同法》分则的编排次序,这15种典型契约又可从理论上分为5大类:转让财产所有权的合同、使用财产的合同、完成工作的合同、提供服务的合同、技术合同。其中,提供服务的合同包括运输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和居间合同6种有名合同。学者认为,提供服务的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征:第一、提供服务的合同的标的为一方向对方提供特定的劳务行为,而不是劳力行为所产生的工作成果。第二、提供服务的合同的债务人完成约定的劳动行为,合同即履行完毕,一般不涉及给付效果。第三、多数提供服务的合同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提供服务的义务方必须亲自履行合同,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第四,提供服务的合同通常不能适用实际履行原则。[15]一般认为,除《合同法》分则规定的6种提供服务的合同外,还有尚未被典型化的医疗合同、邮政合同、旅游合同、培训合同也属于提供服务的合同。物业合同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所签订的就小区房屋及配套的设备设施和相关场地提供有偿服务的合同,其内容不仅有对全体业主的公共物业的管理和小区秩序的维护,还涉及到对业主个体相关财产的保管,以及对共有物业设施的购买、更换,对物管用房的妥善利用等,物业管理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提供服务的形式进行的,它具备上述提供服务的合同的所有法律特征,但它与《合同法》规定的6种提供服务的合同和尚未被典型化的其它提供服务的合同中的每一种都有显著区别,很难使其在现行法中对号入座,因而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提供服务的合同,在传统契约法分类中无法给它定性。

作为一种被千家万户广泛使用、个性鲜明的契约形态,物业服务合同在我国仍然处于非典型契约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同时,这也是当前我国物业纠纷为何层出不穷并不断酿成的主因。

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其意义在于:对于典型契约直接适用法律,非典型契约则适用类似性质的典型契约及一般契约的规则。[16]众所周知,一般契约规则即债法总则高度抽象,可操作性很差;而由于物业合同主体、内容及其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强烈个性,在民法学者对物业合同定性或类似性质的理解上都五花八门、各执一词难于统一时,作为基层法官在裁判物业合同纠纷那更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为政了,其后果只会是严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破坏法治的统一和和谐社会秩序的建立。因此,只要物业合同处于无名合同的地位,无论适用哪一种合同的处理规则,都不符合物业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目的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

在大陆法系国家,各国一般根据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法律文化传统和交易习惯等通过立法来规制典型契约。典型契约的一般标准是:第一、一般应是在本国、本地区或某一行业大量、普遍使用的合同类型;第二、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即在合同主体、客体或合同内容上与其它契约类型有明显的区别特征;第三、需要通过用区别于债法总则的强行性规范、半强行规范或指导性规范等将其特征具体化;第四、一般是通过债法各论(分则)或单行立法作为其表现形式。台湾学者王泽鉴说:[17]法律不是凭空创设契约的类型,而是就已存在的生活事实,斟酌当事人的利益状态及各种冲突的可能性,加以规范。通常,民法系以给付义务为出发点,而设各种契约类型的。然而社会生活纷繁芜杂,千头万绪,交易活动亦频繁多变,法律终有照顾不周之处,此时当事人不得不在法定契约类型之外,另创新类型的契约,以满足不同的需要。按王泽鉴先生的分析,非典型合同主要由三种途径发展而来:有就特殊情况而特殊约定者;有因长期间之惯行,俨然具有习惯法效力者;有因应现代化交易需要,以定型化契约条款而创设的。而且,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习惯不同以及法律处于不断修改完善的动态中,在甲国的无名契约,在其它国家未必法律无名文;在此时为无名契约,未必永远藉藉无名。如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为无名合同的射幸合同在法国民法上是有名合同;我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5月5日修订民法债编时将原为无名合同的旅游、合会及人事保证等无名合同有名化。[18]

一般来说,大陆法系各国都是在民法典或债法典中对契约进行分类。但对不断涌现的新种类的合同,往往通过特别立法使其典型化,其原因一是为了保持民法典或债法典的相对稳定,二是基于该类合同的特殊性,不便在民事法典中进行规定。我国也采取这种做法,我国《合同法》分则部分共规定了15种典型合同,但担保合同、保险合同都是以单行法形式规定的典型合同。

我国《合同法》分则没有规定物业服务合同的类型。国务院于2003年6月8日颁布了《物业管理条例》,但该条例仅在第35条作了“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服务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物业管理用房、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的笼统规定,无典型契约所必须的强行性规范、半强行性规范或任意性规范能使物业服务合同与其它契约类型相区别的限定条款,对物业合同在当事人主体、客体、效力范围、双方的权利义务、解除条件及违约责任等等方面所具有的明显个性也未进行规范,因而《物业管理条例》并没有将物业服务合同典型化,并导致多数学者和实务界认为物业合同是委托合同的错觉。

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尽快对物业服务合同典型化,其理由在于:第一、它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提供服务的合同,在传统契约分类法中很难使其对号入座。第二、物业管理合同作为一种不同于常态合同的新类型合同,是一种糅合了较强公法关系、物权关系的债法合同,在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与传统契约区别明显,由于其个性大强,在现行契约法中很难进行类推适用。第三、我国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使物业服务合同成为以使用最为广泛的合同,具有普遍性。第四、物业服务合同的标的——物业管理权,属于物权性质,[19]根据物权法定的原则,也应当对其进行立法类型化。第四、物业合同的当事人涉及千家万户,而且多数业主往往法律知识欠缺,尤其需要通过立法加强对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控制,从而减轻当事人订立合同过程中的负担。第五、顺应司法理性化的需要,有益于司法机关办案品质和办案效率的提高,有益于办案成本的降低。因为经过科学归纳而类型化的一个个有名合同,其性质、其基本条款、其订立程序乃至违约责任等等,都给定型化了,从而在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能使裁判者自动适用法律之规定。[20]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物业管理合同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物业管理法律关系与其他相似民法制度、行为存在的重大区别。换言之,物业管理合同和物业管理活动在民法调整的生活关系中具有较大的个性,法律完全应该对其实行个性化的、具体的而非一般化的、概括的调整和规制,使其实现从无名合同向有名合同的转换。对物业合同有名化的具体规则及其立法途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展开探讨,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我国将来的民法典不宜规定物业服务合同,而应当通过单行立法予以解决[21],其中,物业管理公司在物业管理活动中所涉及的部分职能,需要相应的行政法规授权,因为物业合同所涉及的公法关系如城市管理、社区管理和保安服务等无法划地自限于民法领域;其次,即将出台的《物权法》应当将物业管理权物权化,以使物业服务合同的标的合法化;再次,由物业管理合同具有主体的特殊性、内容的复杂性、效力的广泛性等鲜明个性所决定,不宜将其纳入统一合同法中,而宜用特别立法如《物业管理法》使其典型化。

注释:

[①]陈俊樵“论区分所有建筑物之管理组织”载《中兴法学》(24)第191页;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②]我国国家和地方的相关立法文件也在该意义上使用的“物业管理”一词,如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再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第1条也称本意见所称物业管理纠纷是指居住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因物业管理行为发生的民事纠纷。“在笔者所能见到的其它地方性物业管理立法文件中,也均在狭义上使用”物业管理“一词。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立法文件仅在狭义上使用“物业管理”一词表示疑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05年12月14日北京双城律师事务所赵恒律师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对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进行违宪审查,赵律师要求对其中的13个法律条款进行违法审查,其第一个理由就是“只有物业公司能进行物业管理吗?”,事实上是对立法文件中仅在狭义上使用“物业管理”一词表示难于接受。有关此事件的详细情况,可参见:[/GB/15017/3944608.html].

[③]资料来源:《中国法院网》,.

[④]陈自强:《民法讲义Ⅱ》,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16页。

[⑤]参见夏善胜:《物业管理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25-26页,在关涛“物业管理合同析辨”(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6期)及葛治华等“物业之法律属性解析”(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4期)等文中也有关于此问题的介绍。

[⑥]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

[⑦]同上揭,第209页。

[⑧]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⑨]参见陈自强《民法讲义Ⅱ》,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13—116页。

[⑩]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学者大都持此种观点,详见: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3月版;陈甦“也谈‘物业管理权’的性质”,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7期;葛治华、邓兴广、葛成“物业管理之法律属性解析”,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4期;关涛“物业管理合同析辨”,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6期;钮丽娜“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特征及相关案件的审理”,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8期第14页;范云“论物业管理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宁波大学学报》2001年9月号,第112页;周四新“完善我国物业管理立法的构想”,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3期,第119页;何红峰、尹贻林“析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性质和特征”,载《中国房地产》1995年第11期;潘科明、张勇坚“物业管理合同构成要件初探”,载《人民司法》1996年第6期。

在由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课题组负责人梁慧星)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中,也将物业管理合同的法律性质归位于委托合同,该建议稿将“物业管理合同”单列为第五十二章,共十四条,第1318条物业管理合同的定义为“物业管理合同是物业管理人受业主或者业主团体委托,为委托人持续处理物业管理事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1331条“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第1327条“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物业管理合同。”第1328条:“物业管理人不得解除物业管理合同,但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的除外。”

[11]王文辉“物业服务合同的特征”,载《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4年第6期。

[12]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13页。

[13]夏善胜主编《物业管理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142页;谭玲、廖鹊鸣“物业管理若干问题刍议”,载《政法学刊》2005年第4期。

[14]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13页。

[15]余延满:《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44页。

[16]周枬:《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60页。

[17]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10页。

[18]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33页。

[19]潘嘉伟:“论物业管理的物权性质”,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6年第9期。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如陈甦“也谈‘物业管理权’的性质”,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7期。

合同分类管理篇5

关键词 企业法律顾问 合同管理 预防性合同 救济性合同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识码:a

“企业法律顾问”本既可包括身为企业雇员、担当法律顾问职责的工作人员,又包括依法在律师事务所执业、受托从事企业常年或专项法律顾问工作的社会律师,根据国务院国资委2004年6月1日实施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近年来的一系列规章,可以发现,“企业法律顾问”似乎专指“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其次,律师受聘从事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并不对律师的身份有任何影响或产生一种新的律师类别。因此,本文就将所要探讨的问题径直表述为“企业法律顾问的合同管理”,并不会造成管理主体上的误解。

一、企业合同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分类

(一)合同管理。

和国外相似,我国企业法律顾问同样具有广泛的职能,可归纳为:(1)决策参与;(2)合同管理;(3)公司设立和运行中的法律事务管理;(4)企业知识产权保护;(5)诉讼管理,即运用诉讼、仲裁、调解等手段解决已产生的涉及企业利益的争议,维护企业合法权益;(6)聘请社会律师为企业服务,并代表企业参与工作,行使联络、协助以及监督职责。合同管理无疑是上述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此外的(3)至(6)项工作中,起草、审查、管理、监督合同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是企业重要的管理手段或管理成果。因此,企业法律顾问的合同管理既是企业法律顾问本身的工作职责,还是贯穿于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在企业法律顾问工作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企业合同管理的主要分类及内容。

我国合同法学上对合同有各种理论分类,如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要式合同与非要式合同、格式合同与非格式合同、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等,这些分类在法学研究层面当然各具理论价值,但从企业实务层面来说,主要考虑将合同管理中所涉各种合同进行如下三类划分:

1、业务合同、劳动合同及其他合同。

视企业所在行业或经营范围的差异,合同涉及本企业商品或服务正常生产与销售的,则为“业务合同”。“劳动合同”为本企业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以劳动用工内容为核心的各种合同。

除了上述两类合同以外,以本企业作为合同当事人的任何合同均可划入“其他合同”之列。最常见的“其他合同”有银行借款合同、保险合同、建设工程合同,以及运输合同、仓储合同等等,其范围十分广泛,难以也不必逐一罗列。

2、涉外合同与非涉外合同。

以本企业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合同中,如果合同含有“涉外因素”,如对方当事人为境外主体、合同客体在境外,或者合同内容与境外有关的,则为“涉外合同”。它们同样可以纳入上述涉外业务合同、涉外劳动合同及其他涉外合同三项分类当中。

与涉外合同相对应,不含涉外因素的合同,无论是业务合同、劳务合同还是其他合同,均为“非涉外合同”。

3、防范性合同与救济性合同。

从订立合同的根本原因来看,企业的各种合同仅为两类,一类是为了便于事后有约可循、操作规范、减少或避免争议、防范合同风险而订立的,另一类则是争议已经发生、为解决争议而达成的各类协议。前者称之为“防范性(或规范性)合同”,后者则为“救济性合同”。

二、企业法律顾问在防范性合同管理中的主要工作

(一)完善合同管理制度与制定常用格式合同,发挥制度的作用与“规范性管理”的效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合同管理也应重在防范,即企业法律顾问应该担当防范企业法律风险的“防火员”,而不该只在风险已经产生后充当“灭火员”。不过,企业涉及的合同份数众多、种类复杂,法律顾问人手有限,往往又难以事事参与、件件过问、款款亲为、字字把关。

为了解决这一管理效率上的矛盾,首先必须从完善合同管理制度与制定格式合同开始,为企业建立或完善合同管理规章制度,发挥制度的作用与“规范性管理”的效率。相关管理制度包括:(1)交易对象审查制度。从合同相对主体究竟如何开始,弄清交易相对方的身份、状况、资信等基本信息,做到不谈、不订连交易对象基本状况都模棱两可的糊涂合同;(2)高水准格式合同使用制度。对于常用、非重大的书面业务合同,区别其性质与种类,由企业法律顾问会同外聘社会律师制定比较规范的合同格式,供业务、劳资管理等人员在工作中经常使用;(3)合同条款及法律讲解、培训制度。定期为业务、劳资管理人员讲解条款、研读法律,让他们在提高合同法律及风险意识的同时,能够真正理解有关条款的具体含义及利害关系,避免不知其所以然的机械套用;(4)合同签订前的最终把关制度;(5)已签合同的企业法律顾问留存备案制度;(6)履行过程中风险出现或极有可能出现时,对企业法律顾问的第一时间报告或通报制度。

(二)对于重大、复杂的业务合同,企业法律顾问必须从各个环节真正参与其中,必要时与单位外聘的常年或专项法律顾问律师协同管理。

标的较大、法务复杂、事关企业重大利益的合同,从一开始洽谈时就应该有企业法律顾问的全程参与,以便在交易对象、交易标的、结算方式、品质保证、合同担保、争议解决方式、诉讼管辖乃至于适用法律、合同文本等方面从严把关,在合同签订、履行、协商等各个环节,为企业争取尽可能多的合法权益。考虑到专业知识、执业范围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局限,可会同单位外聘的常年或专项法律顾问律师进行合同协同管理,以真正帮助企业避免法律风险,维护企业最大的合法权益。

合同分类管理篇6

一、实施党员分类管理工作的实践分析

当前,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社会生活、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党员队伍也出现结构复杂化、就业形式多样化、教育需求多元化等新的情况,需要我们探索更贴近实际的党员教育管理新模式。

第一,实施党员分类管理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需求。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先进性作用的发挥,更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群众看党员,他们首先是通过看党组织怎样管理党员,党员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来看待我们党的。因此,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基础,加强农村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事关我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

第二,实施党员分类管理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需求。近年来,我们首创了“海推直选”、“自荐海选”的民主选举“村官”的做法,保障了农村群众的民利,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同样,实施农村党员分类管理,能更有针对性地参与商定村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务,更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其在村党组织中的党内民利得到更好的行使,同时,也使得村党组织班子的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第三,实施党员分类管理是发挥党员先进性的必然需求。从我区的现状分析,农村党员主要可以划分为老年党员、企业务工党员、从事农业生产党员三大类型,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定的接受能力的差异。因此,我们通过实施党员分类管理,区分不同专业党组织提出相应不同的党员先进性标准,并开展设岗定责活动,使得党员找准了自身定位,明确了相应职责,发挥了各自特长,从而也使得农村党员的先进性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体现。

第四,实施党员分类管理是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需求。共同的党员身份和不同的党员个体也是和谐统一的。从现实情况看,不同的党员因年龄、文化程度、接受教育状况、从业情况等的不同,而导致其知识信息、兴趣爱好以及价值取向等的不同,需要实行分类管理。同时,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工程的实施,更给基层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提供了直接、便捷的方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党员分类管理工作的开展,增强了各级党组织对不同的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的实效性。

二、实施农村党员分类管理的主要做法和初步成效

针对以上的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从20*年底开始,在南苑街道联胜村进行了党员分类管理的试点,尝试把农村党员按年龄、职业进行分类,编入不同支部,对不同支部的党员提出了相应的先进性要求,并针对性地开展活动,让每个党员定责定岗,发挥先锋作用。经过一年的试点,南苑街道的党员分类管理模式取得了成功,并在全区进行了推广。我们主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整合资源,科学设置党组织。结合20*年开展村规模调整,将全区原505个建制村调整为262个,建立42个村党委、100个村党总支和120个村党支部。设置三种主要类型的分类支部:以老年党员为主的老年支部;以从事生产为主的行业支部;以流动人员为主的流动支部。目前,全区村级党委、党总支以下共设置分类支部478个,设置分类党小组1252个。

第二步,分类施教,创新党员管理新模式。一是创新分类教育方式。将农村党员教育方式从以会代训多、读书看报多、单向灌输,多向实务培训多、实践体验多、双向互动多转变。二是区别分类教育内容。按照教育对象类型,侧重不同的主题开展组织活动。三是丰富分类活动载体。

第三步,因事设岗,分层发挥党员作用。一是坚持合理设岗。结合当地改革发展和稳定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设置思想政治类、经济发展类、公共事务类、村务监督类四大类岗位。二是实行公开上岗。通过召开党员大会,将岗位名称、职数、工作职责向全体党员公布,由党员自愿申报岗位。三是加强引导履岗。由村级党组织总体负责,分类支部、党小组按党员选定的岗位,开展教育、培训、引导,使他们明确目标,掌握程序和要求。四是强化考核评岗。上岗党员每半年填写一次《履岗记录表》,每年向村党组织作一次汇报,党组织根据汇报情况,进行评比考核。

通过两年多时间的党员分类管理工作的探索实践,我们主要取得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初步成效:

第一,实行党员分类管理,有利于增强村级班子的合力。实行分类管理后,基层党组织在设置上更好地顺应了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对属于同一行业党支部和专业党小组的党员进行分类集中管理,便于把下属党员的聪明才智更好地用于农村的生产经营,影响和带动村组群众为该村发展献计出力。

第二,实行党员分类管理,有利于党员活动的广泛开展。党员实行分类管理以后,参加活动的对象都具有共同的群体性特点,同一产业的党员、老年党员及流动党员等都有了共同话题;不同党支部和党小组根据党员共性和特点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使原来较单一的组织活动转变为贴近党员和实际的多样化活动形式。党员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大提高,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得到增强。

第三,实行党员分类管理,有利于党员作用的充分发挥。推行党员分类管理以后,实现了农村党员的优化组合,因人定岗,以岗定责,使农村党员无职者有责、无位者有为,激发起了党员的责任意识和乐于奉献、发挥作用的热情。

三、进一步推进党员分类管理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党员分类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和延续性很强的工程。在推进党员分类管理工作中,我们认为应当注意把握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坚持标准,因人分类。在推进分类管理工作中,既要严格坚持党员标准,又要对广大党员按从业特点、年龄层次、性格特长进行划分。

第二,要把握条件,分类推进。党员分类管理工作在农村层面已经全部推开,我们下一步在非公有制企业、社区中探索推行这项工作时,将先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再全面推行。

合同分类管理篇7

关键词:aBC分类法;煤矿企业;物资管理

一、aBC管理法原理

aBC法主要针对品种繁多较为复杂系统,进行分类管理,在众多元素中寻找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且按照管理策略对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集中分类。在煤矿产业常规化经营管理机制建立过程中,应用aBC方法,能对事物的数量进行有效分析和集中管理,并且对其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细化分析,将其在整体物品中占据的比例作为基本的标准,从而参照相应的标准进行细化分析。在实际分类过程中,要对a类物资、B类物资和C类物质进行细化分割,按照物资种类以及规格等参数进行细化分类,并结合重要程度以及消耗数量等进行集中处理,真正践行重点控制和重点管理的相关标准,能有效的对相关信息和物资项目进行细化处理。其中,占用量最大、重要性最高的是a类物资或B类物资,要求相关管理人员在物资库存管理、采购以及储备管理方面都要着重关注。而相对较次列为C类物资。例如,a类物资是年消耗金额控制在60%到80%之间,B类物资年消耗金额控制在15%到40%之间,C类物资年消耗金额控制在5%到15%之间。

二、煤矿企业应用aBC进行物资管理的措施分析

(一)煤矿企业应用aBC机制对各类物质进行管理

煤矿企业在物资管理项目中,要针对实际物资储备进行细化管理,积极践行具有实效性的管控机制,建构系统化的运行体系和控制维度。本文以a类物资为例,对其库存管物资管理项目进行细化处理,由于a类物资的数量较少,但是整体物资的占用率最高,需要技术人员在保证物资管理质量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减少库存额度以及资金占用率,确保相关资金流动效果的最优化。管理人员要积极践行以下三点,第一,保证进货速度和额度符合标准,要在每次采购过程中减少额度,按照经济性批量进货的方式进行订货和批货。第二,要在实际应用管理机制建构过程中,要建立发货机制优化的原则,确保适当控制发料量,减少发货数量的同时,减少二级库存量,并且利用“以领带耗”机制建构更加有效的控制机制和管理维度。第三,要积极了解管理人员的需求动向,煤矿企业要按照自身物资需求量进行细化管理和集中控制,对于日常需要以及消耗量较高的项目进行有效处理,只有对生产经营管理项目和需求进行及时性管控,合理安排物资供给机制也能保证资源的协同管理,确保管控要求贴合实际。例如,煤矿企业每年要购入煤钻头75箱,单位物资年保管费用约为30元,每次实际项目的订货成本控制500元,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经济订货批量公式,能对物资量进行测定和计算,约为50箱。以此类推,C类库存物资管理项目,由于品种数量较多,且消耗金额少,主要采取的是多储备以及少报警的机制,能提升整体管理机制的有效性,并积极落实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管控措施,确保管理模型和运行维度的最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管理项目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库存占用率,及时进行清仓处理,并且保证物资管理模型贴合实际需求。B类库存物资管理项目,是介于a类库存管理项目和C类库存管理项目的管理办法,因此,利用常规化管理机制即可。

(二)煤矿企业应用aBC机制管理的优化机制

在实际管理机制建立过程中,要积极践行分类管理标准,严格按照物资品名以及规格分类机制,对于不同类物资年消耗总金额进行集中的计算和统计,并且要结合实际应用效果和数量结构,对物资年消耗总金额占全部总量比重数值进行集中处理和计算,从而按照不同的顺序对其进行排列分析,将其直接列为aBC不同类别。另外,在煤矿生产单位进行沟通时,也要建立多元化沟通和交流的机制,建构更加系统化的管理维度,并对相关物资建构及时性的跟踪机制,确保管理维度和管控要求之间相贴合,在节约工时和资料的同时,减少人力资源浪费。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煤矿企业物资管理项目中,要积极落实更加有效的管控机制,减少资源和材料的消耗量,深度挖掘物资管理能力的同时,减少资金浪费,有效应用aBC方法,建构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管理框架。

参考文献:

[1]沈雪飞.aBC分类法及条形码系统在宣钢物资管理中的应用[J].河北冶金,2013,15(01):73-77

[2]传正江.aBC分类法在机电安装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应用[J].居业,2015,29(12):101-102

合同分类管理篇8

关键词:国土资源土地档案分类改革

1、引言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并经国家档案局同意的《县级土地档案分类方案》(以下简称分类方案)自1991年4月26日颁布实施以来,曾为各级土地管理部门档案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并一度成为上级主管部门考核检查下级土地管理档案工作实绩的检验尺。但随着各地机构改革工作的推进,土地管理部门与地质矿产(或房屋、规划)部门合并新组建的国土资源局已基本定形。由于科室职能的变动和新业务的不断增加,原《分类方案》所确立的土地管理业务档案与现时性己不相适应。既给国土资源业务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带来了诸多不便,而且还导致个别国土资源部门只注重土地管理业务档案的收集、移送,而忽略了对地质矿产业务档案的收集,且严重影响了国土资源档案管理部门档案查阅速度。为此,笔者就如何改革土地管理档案分类工作提出几点粗浅看法,意在抛砖引玉,不妥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2、原《分类方案》缺陷

原《分类方案》明确规定:县级土地管理档案分类方案是以县级土地管理部门的职能分工为基础,结合土地管理内容记述和反映的事物性质,设置类目加以编制的,具体原则是,类目的设置和序列力求具有科学性。同时,按原土地管理职能和业务内容,将土地管理业务档案分为综合类,计划财务类,地籍管理类,土地利用规划类,建设用地类,土地监察类,土地宣传、科技类,土地管理声像材料类等8大类。在每一个大类下,视需要设置若干属类,除地籍、土地利用规划外,一般只设三级类目,即a、B、C、D……H为一级类目;a1、a2、a3、a4……为二级类目;a11、a12、a13、a14……为三级类目,部分县(市)土地管理局还根据自身业务实际情况增设四、五级类目。以类中的综合类为例,该类共设一级类目1个;二级类目6个;三级类目37个,其三级类目中还将分为永久、长期和短期三类。但从目前县(市)国土资源档案管理部门实施的情况看,综合类的内容已从原土地管理业务扩展到包括地质矿产(个别省、市还将房屋、规划、测绘等职能一并划入)等诸多部门合并的新格局。因此,原《分类方案》所设立的一至三级类目早已随着各级国土资源部门机构改革而使其失去参考借鉴作用,加之原设立的类目过细,一般的县(市)国土资源档案管理部门历年来从未整理过相关的档案内容,使得从事国土资源档案归档整理工作的人员分类复杂、繁琐,往往一年的档案分类占据了整理档案的相当部分时间,少数三级类目一年发文仅几份甚至只几张,既无形中增加了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又浪费了档案用品资源。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国土资源工作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强化了保护国土资源的责任,理顺了国土资源行政管理体制,明确各设区市、县(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其机构编制仍由同级人民政府管理。市辖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改为设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设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其机构编制由设区市人民政府管理。同时,进一步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和审批管理体制,强化规划管理职能,健全国土资源执法监察体制。目前,各级国土资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其主要职能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要求上级国土资源部门要根据工作实际,对原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实施的《分类方案》进行健全和完善,使国土资源档案管理朝着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3、对策与建议

3.1增加一级类目。当前,国土资源业务不仅含囊了人事综合、计划财务、地籍(测绘)管理、土地利用规划、建设用地、土地监察等内容,还相应增加了耕地保护、国土资源法规、矿产开发、地质与地质环境、信息中心、房屋管理、驻局纪检监察等业务科室与职能。为此,笔者建议上级国土资源部门在健全和完善《分类方案》时,将原有的类档案增加至十二大类。即:a、综合类(含文书档案、外事、宣传信息工作),B、计划财务类,C、地籍管理类(土地资源调查、土地确权、城乡地籍、地籍调查、土地统计和动态监测、土地分等定级、土地登记发证,近年来还增加了测绘职能),D、耕地保护(土地开发整理、土地复垦、基本农田保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原建设用地类因科室职能变更,分为土地资产和农用地转用征用两个业务科室,建议将原设立的一级类目分为e-1、土地利用类(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及转让、租赁、作价出资、转让、交易和政府收购储备),e-2农用地转用征用类(农用地转用、征用、各类用地的审查、报批、建设用地信息),既便于与原建设用地类相衔接,又可以使这两个业务科室相对独立,F、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类(含土地、地矿执法),G、科技信息类,H、声像图片类,i、矿产开发(探矿权、采矿权审批登记发证、采矿权转让、出租审批、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地质资料、地质勘查单位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制、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和使用),J、地质与地质环境类,K、纪检监察类。凡国土资源部门与房屋管理、规划部门合并的,视其职能相应增加一级类目。

3.2完善二级类目。目前,随着国土资源机构的健全,其所承担的业务工作也日渐细密。因此,各级国土资源档案管理部门可视本地实际,相应增加或减少二级类目的设置。如B计划财务类的二级类目包括:B1计划财务工作计划、总结、报告及其它综合性文件材料;B2国土资源综合统计年报;B3财务年度预、决算、季度会计报表;B4国土资源收费、收税文件材料;B5财务总帐、分户帐、明细帐;B6财务凭证。如果某县(市)国土资源局按原《分类方案》实施,就可能出现B1、B4类档案(属文书档案),B2、B3、B5、B6类档案(属于会计档案),从而给每年档案整理归档工作带来了难度。因B1、B4类属文书档案,一般由县(市)国土资源部门的办公室收发文,次年3月份以前由办公室统一移送到档案室整理归档。而会计专业档案即B2、B3、B5、B6类一般允许其3年内移交到档案室,倘若财务科未及时将业务档案移送,将严重影响档案管理人员收集整理、编写案卷号及归档入库工作。为此,笔者认为,县(市)级国土资源部门业务科室涉及的既有文书类又有业务类的档案,凡涉及文书类内容的档案,应全部归入综合类。具体步骤是:先将文件按一级类目进行粗分,并列出哪些文件归属永久保存,哪些文件归属长期或短期期限,然后,依二级类目顺序及收发文时间先后进行排列、编号、编目、装盒、入库。而涉及业务类的档案,应根据增加(或减少)的专项业务内容,在相应的三级类目中加以区分,仍以卷为单位进行整理、归档。

3.3改革三级类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实施的《分类方案》曾对三级类目的设置作了明确的规定,但随着国土资源业务工作的不断增加,原设立的三级类目过细,且有相当的业务工作已停止,而一些诸如土地资源利用现状调查业务,已逐步被历年开展的变更调查业务所替代,同时,一些县(市)国土资源部门近年来已陆续将原土地、地矿职能合并,其业务工作已基本步入正轨。由于上级主管部门至今尚未出台新的国土资源档案分类方案,从而给档案管理人员分类工作增加了难度。对此,笔者认为,县(市)国土资源档案管理部门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一些已停止的业务或临时性工作所涉及的档案进行整合,或直接归并到二级类目内,逐步减少三级类目,以减轻档案人员分类压力。而对近年来新增加的如商品房、房改房土地登记发证,商品房上市交易、变更登记、分割转让登记,土地市场、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治理整顿,地质灾害防治,探矿权、采矿权出让,青山挂白,建设用地听证等业务,应在所属二级类目下新增设三级类目。

3.4把握立卷原则。当前,个别县(市)国土资源档案室在整理业务科室的专业档案时,未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就直接分类,把本应属于同一件事的文件材料散见于多卷档案之中,由此给查档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为此,笔者认为,凡牵涉到业务类的文件材料,在归入综合类前,应遵循以下归档原则。

一是按“问题特征”立卷。这是因为多数业务科室起草或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复必然会涉及到其业务问题,以问题特征来立卷,便于查找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处理这个问题的全过程。按这种特征立卷,可以有效提高档案利用频率。

二是按“机构特征”立卷,此机构是指该收发文机关,按其特征,可将本机关与某一机关就某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的来往文件组成同一案卷。也可依机构的地位、职权不同,区分文件的重要程度和保存价值。

三是按“名称特征”立卷,名称即文件的种类,这样可以把相同文种的文件组合在一起立为一卷,便于计算机录入和查找,提高调阅速度。

四是按“时间特征”立卷,就是指文件形成的时间或文件内容所针对的时间,将同一时间,同一时期文件组合在一起,可以查考这一时期该机关这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可比度强。

3.5加快信息化建设。国土资源档案作为国土资源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多年来一直受到国土资源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其职能也由原来的重整理、保管、保密转到收集、利用、开放、数据库录入、提供完善的信息服务。为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建议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统一开发出符合本系统档案管理工作特征的数据库软件,既可以提高计算机输录速度,缓解手工查档费时、工作量大的现状,又便于今后利用互联网或局域网,跨区域共享档案资源,更好地为社会各界查询、利用国土资源档案提供优质服务。

参考文献:

合同分类管理篇9

论文摘要:采用mbti对中国和澳大利亚管理者人格类型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人格的维度、维度组合、类型上,澳大利亚管理者比中国管理者有更大的性别差异;而两国男性管理者在人格的维度、维度组合、类型上的差异比两国女性管理者的差异更大。研究同时发现,中国男、女管理者人格类型的分布都较集中,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的人格类型分布都较均衡。

1 引言

性别是影响人格发展的重要个体变量,人格的社会化是形成人格差异的重要基础,因此人格的性别差异和跨文化差异是人格研究中的重要领域。mbti作为一个有效的人格测量工具,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不断修订和发展,在跨文化环境中得到广泛应用。澳大利亚的mbti研究已获得澳大利亚基础人口人格类型分布及性别分布的研究成果;guthrie[1]曾搜集了2288名管理者的大样本进行研究,该研究发现较多的澳大利亚管理者的人格类型为istj和estj,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比男性管理者更偏好于n、f、p型。我国对mbti的研究和应用较少,尚没有中国基础人口的人格类型分布、性别分布以及跨文化比较研究。broer&mccarley[2]对中国一个合资企业的管理者研究发现,中国管理者倾向于stj结构,男性管理者有同样的倾向性,而女性管理者更倾向于i型;在类型上,中国管理者的estj和istj的人数各占一半,intj和entj的人数次之。近年来国内学者[3-7]才开始对mbti的效度、信度及mbti在不同职业群体中的应用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获得了有价值的结果,但总的来说,国内对mbti的研究远未达完整和系统。

中国和澳大利亚在文化和社会制度上都具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都会对个体的人格特征/人格类型有一定影响,造成人格类型分布及性别分布的差异。管理者的管理工作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国家、不同性别的管理者的人格类型又会呈现怎样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本文试对中国和澳大利亚管理者人格类型的分布和性别分布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人格类型分布的跨文化普遍性及差异性有更深刻的揭示。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中国被试为江苏省各地区及北京市的国有、三资、民营企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人力资源、营销、生产、财务、技术、决策等管理工作。澳大利亚被试的数据来源于澳大利亚心理类型研究所于1996年开始、现仍在进行的mbti研究项目的数据库,澳大利亚管理者来源于澳大利亚的各个州和地区。

2.2 研究工具

中国被试采用mbti-m,澳大利亚被试采用mbti-k和mbti-g。mbti-m、mbti-k和mbti-g是在不同年代修订的版本,使用mbti不同版本测量获得的结果可以进行比较。

2.3 施测及数据处理

在中国以团体方式对随机抽取的江苏省和北京市的企业管理者施测mbti-m,要求被试按照指导语完成所有测题,回收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253份,其中男性管理者195份,女性管理者58份。澳大利亚管理者的mbti数据由ianball提供,其中男性管理者650份,女性管理者300份。两国管理者的mbti数据合并后利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的指标为ssr(self-selectionratio),ssr值以i(index)标示,并以χ2检验(df=1)检验其显著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中国、澳大利亚管理者人格维度的性别差异

表1表明,中国管理者仅在t/f维度上男女人数的差异达到显著,较多中国男性管理者具有思维倾向,较多中国女性管理者具有情感倾向,但中国女性管理者的整体仍然具有思维倾向(64%为思维型)。澳大利亚管理者在四个维度上男、女人数的差异都达到显著,并且在s/n、t/f维度上的差异达到极其显著。具体来看,在e/i维度上,较多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具有内倾倾向,较多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具有外倾倾向;在s/n维度上,较多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具有感觉倾向,较多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具有直觉倾向;在t/f维度上,较多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具有思维倾向,较多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具有情感倾向,但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的整体仍然具有思维倾向(56%为思维型);在j/p维度上,较多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具有判断倾向,较多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具有知觉倾向。显然,在人格类型的四个维度上,中国管理者的性别差异较小,澳大利亚管理者的性别差异较大。

在男性管理者中,除了t/f维度,两国男性管理者在e/i、s/n、j/p维度上人数的差异都达到极显著(p<0.001),较多中国男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更具有外向、感觉、判断倾向。在女性管理者中,仅在j/p维度上两国女性管理者人数的差异达到极显著(p<0.001),较多中国女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更具有判断倾向。这表明两国男性管理者在人格类型四个维度上的差异较大,而两国女性管理者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

3.2 中国、澳大利亚管理者人格组合对的性别差异

mbti分析三类组合对:功能组合对sf、st、nf、nt,与个体的沟通方式、职业选择和问题解决模式有关;象限组合对in、en、is、es,与个体的领导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变革模式有关;气质组合对nf、nt、sj、sp。三类组合对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管理者中的人数分布见表2。

对两国男女管理者比较发现,功能组合对中,中国男女管理者在st、nf中人数的差异达到显著,中国男性管理者比女性管理者有更多的st、有较少的nf;而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在sf、st、nf中人数的差异分别都达到极显著,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比女性管理者有较少的sf、nf,较多的st。在象限组合对中,中国男女管理者人数的差异都未达显著;而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在en、is中人数的差异分别达显著和极显著,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比女性管理者有较少的en、较多的is。在sj、sp气质组合对中,中国男女管理者的人数的差异未达到显著;而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在sj中人数的差异达到显著,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比女性管理者有更多的sj。

对两国同性别管理者比较发现,功能组合对中,两国男性管理者在st、nt中人数的差异都达到极显著(p<0.001),中国男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有较多的st,较少的nt;而两国女性管理者在功能组合对中人数的差异都未达显著。在象限组合对中,两国男性管理者在所有象限组合对中人数的差异都达到显著或极显著(in、en:p<0.01;is:p<0.05;es:p<0.001),中国男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管理者有较少的in、较少的en、较少的is、较多的es;而两国女性管理者仅在en上人数的差异达到显著(p<0.01),中国女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有较少的en。在气质组合对中,两国男性管理者在nt、sj、sp上人数的差异都达到极显著(p<0.001),中国男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有较少的nt、sp,较多的sj;两国女性管理者也在sj、sp上人数的差异达到显著(p<0.01,p<0.05),中国女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有较多的sj、较少的sp。

3.3中国、澳大利亚管理者人格类型的性别差异

中澳两国男女管理者人格类型的人数分布见表3。对两国男女管理者人格类型分布的比较发现,中国男、女管理者在16种人格类型上人数的差异都没有达到显著;而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在istj、istp、infj、infp、enfp、esfj、enfj上人数的差异达到显著或极显著(分别为i=2.5***,i=2.5**,i=0.5*,i=0.5*,i=0.3***,i=0.3***,i=0.3***),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有较多的istj、istp,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有较多的infj,infp,enfp,esfj,enfj。

对两国同性别管理者人格类型分布比较发现,中澳两国男性管理者在istp、intp、estp、entp、estj、esfj上的人数的差异达到显著或极显著(分别为i=0.2**,i=0.1**,i=0.3*,i=0.1***,i=2.5***,i=4.2***)。

中国男性管理者有较多的estj、esfj,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有较多的istp、intp、estp、entp。中澳两国女性管理者仅在estj上的人数的差异达到极显著(i=2.6***),中国女性管理者比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有较多的estj。

另外,由表3可见,中国男性管理者人格类型分布人数较多的依次是estj、istj、entj、esfj、intj;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人格类型分布人数较多的依次是istj,estj,entp,entj,intj,intp,istp。从16种人格类型整体分布比例看,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的人格类型分布更均衡些,中国男性管理者的人格类型分布较集中。中国女性管理者人格类型分布人数较多的依次是estj、istj、entj、isfj、esfj;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人格类型分布人数较多的依次是estj、enfp、entp、istj、entj、intp。从16种人格类型整体分布比例看,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人格类型的分布更均衡些,中国女性管理者人格类型的分布较集中。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mbti对中国和澳大利亚管理者人格类型的研究表明,在人格的维度、维度组合、类型上,中国男、女管理者之间的性别差异较小。中国男、女管理者都倾向于e、s、t、j,人格类型非常集中地分布在estj和istj上(男、女管理者在这两种人格类型上比例分别达到58.9%、43.1%),这说明estj和istj是中国男、女管理者的典型的人格类型。这也表明中国男、女管理者在人格特征上有趋同的特点,暗示着中国男、女管理者在面对管理领域的问题时,可能会倾向于采取相似的方式。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在人格的维度、维度组合、类型上的性别差异较大,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倾向于i、s、t、j,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倾向于e、n、t、j,说明澳大利亚男性和女性管理者拥有一些不同的人格倾向,他们在解决管理问题时可能表现出较大差异。与中国管理者相比,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在人格类型上的分布相对较均匀,istj是澳大利亚男性管理者典型的人格类型。总体看,t、j是两国男女管理者共同具有的人格倾向,estj和istj可视为两国管理者共同偏向的人格类型。另外,鉴于已有的mbti研究表明人格类型与职业预测有较高的相关性,本研究表明人格类型对中国管理者的职业预测性极其明显,对澳大利亚管理者的职业预测性也较明显。

本研究发现,两国男性管理者在人格的维度、维度组合、类型上的差异比两国女性管理者的差异大,说明两国男性管理者处理管理问题的差异性可能大于两国女性管理者。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国女性管理者在s/n维度上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但中国女性管理者多为感觉倾向,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多为直觉倾向,因此她们在解决管理问题时会表现出较明显的不同。对于澳大利亚女性管理者多倾向于直觉倾向,latemore[8]认为这与澳大利亚职业女性在男性为主导的、追求成就与竞争的文化中承受了较多的职业压力和性别角色过载(roleoverload)有关。

本研究发现中澳两国管理者人格类型的跨文化差异和性别差异都较明显,今后的研究需要扩大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样本量以获得中国企业管理者人格类型更为准确的研究结果。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形成,企业在跨文化环境中的经营管理活动日益频繁,因此,了解不同国家管理者的人格和行为差异,据此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管理和沟通,将对跨国企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

5 结论

5.1 澳大利亚管理者在人格的维度、维度组合、类型上比中国管理者有更大的性别差异。两国男性管理者在人格的维度、维度组合、类型上的差异比两国女性管理者的差异更大。

5.2 中国男、女管理者人格类型的分布都较集中,澳大利亚男、女管理者的人格类型分布都较均衡。

6 参考文献

1guthrie,j.(1993).themyers-briggstypeindicatorattheaustralianmanagementcollegemt.eliza.thepractisingmanager,april,11-18.

2broer,e.&mccarley,n.g.(1999).usingandvalidatingthemyers-briggstypeindicatorinmainlandchina.journalofpsy-chologicaltype,51,5-21.

3苗丹民.mbti人格类型量表的效度分析.心理学报,2000,32(3):324-331.

4蔡华俭.心理类型量表(mbti)的修订初步.应用心理学,2001,7(2):33-37。

5唐军.人力资源管理者的mbti类型研究.人口与经济,2002增刊。

6唐薇.mbti理论及应用的初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3届硕士学位论文。

合同分类管理篇10

关键词:单机设备评价应用

一、单机综合量化评价的内涵

建立设备单机综合量化评价的主旨,就是理顺影响设备单机安全平稳、高效、低耗运行的要素,落实管理责任。通过记档分析建立一种对设备性能、运行参数匹配的综合评价体系,将设备单机安全运行、成本消耗的目标细化为责任主体的管理责任,最大程度的发挥操作手的积极性、主动性,强化操作手的“养、修、用”,实现设备安全运行效率最高,消耗成本最低的目标。

单机评价的内涵:一是建立一种能够对设备安全平稳、高效、低耗综合运行性能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从以往设备管理单一注重安全平稳运行指标评价管理,向高效、低耗指标评价延伸。二是实现合格设备、标杆设备的递增。通过对急需整改类、需整改类设备和落后指标原因的强化分析,落实整改,使合格、优秀设备不断增加。三是促进单机运行效率的最高化。采油一线管理的注采设备主要是抽油机、增注泵,随着油田开发进入高含水期,单井产量逐年下降,投入成本逐年下降,而运行设备总数却在逐年增加。由于设备新旧系数较低,在现有状况下,只有通过推行单机评价,瞄准最优设备单机及单项指标,剖析问题,制定针对性措施,保障单机安全高效运行。四是对单机运行指标做到及时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制定措施并落实,保障单机设备最大程度的在低成本、高效率的状况下运行。五是促进岗位操作手的竞争意识和综合素质提高。单机设备的管理主体是人,操作手的技能决定了单机设备的管理水平,通过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氛围,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操作手的综合技能。六是抓住影响单机设备运行的关键要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个操作手的精力有限,必须在众多影响要素中,抓住影响设备高效、低耗运行的关键要素,才能使操作手准确及时查找出问题,制定落实相应措施。

二、单机综合量化评价设置的原则

根据设备的不同使用性质,消耗成本的不同,在单机设备量化评价中侧重不同的评价指标,真实准确的反映操作手“养、修、用”的效果。

指标设置原则:一是能科学准确的反应出责任主体“养、护、用“的效果;二是指标要便于量化,并在实际工作中能被设备操作手主观能动控制;三是指标在同类型设备单机中要有可比性;四是指标数据可以日常监测,并便于统计和管理。

三、单机综合量化评价的内容

对单机设备量化评价进行分档管理,降低了评价操作难度,简化了操作程序,使设备整改需求的轻重缓急,更加明确,更便于结合计划停井工作进行工作量安排。

(一)考核内容

1.单机量化分类。根据全区设备的不同类别、类型、使用环境、成本消耗的情况,按照量化有公平性,评比有可比性的原则,将全区设备分为机动设备及固定设备。

2.单机量化内容。根据设备的不同使用性质,消耗成本的不同,在单机设备量化评价中侧重不同的评价指标,真实准确的反映操作手的“养、修、用”的效果。

(1)固定设备分为抽油机、增注泵和混输泵。抽油机量化内容为能耗指标(功率因数、平衡率)和管理指标(基础管理、泵效);增注泵、混输泵量化内容为能耗指标(功率因数、机组标耗)和管理指标(基础管理)。

(2)活动设备分为成本指标和效率指标。成本指标量化内容为单车材料费、单车修理费、修旧利废折合成本;效率指标量化内容为红旗设备指标、单位工时油耗。单车材料费、单机修理费因车型不同,配件材料费差距较大,以及不同使用年限车辆对于材料费的实际消耗不同,根据车型、投用年限对车辆设置不同系数。

(二)单机考核办法

1.固定设备。按照能耗指标和管理指标的综合成绩进行排名,其中能耗指标权重80%,管理指标权重20%,能耗指标包括功率因数、平衡率;管理指标包括基础管理、泵效。

该设备得分=(功率因素排名得分+平衡率排名得分)×80%+(管理指标排名得分+泵效排名得分)×20%

对于纳入评价考核的能耗指标采用分档赋分法,依据设备能耗指标情况分为良好、合格、不合格、急需提高四档,良好得标准分100分,每下降一档减10分。

功率因数以每季度厂供电测试数据为准,>0.9为良好,>0.5为合格,

基础管理以机安组检查为依据,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优秀得标准分100分,每降低一个档次减10分。

泵效能反映抽油机参数管理对于泵利用效率的影响。以全区平均泵效为合格,合格为80分,高于平均泵效加10分,低于泵效减10分。

2.活动设备。按照成本指标和管理指标的综合成绩进行排名,其中:成本指标权重60%,管理指标权重40%。

该车辆得分={(材料费+修理费)×该车系数-修旧折成本}排名得分×60%+(管理指标排名得分+单位工时油耗排名得分)×40%

对于纳入评价考核的指标采用标准赋分法,考核指标排名第一者得标准分100分,每下降一个名次减5分。

(1)成本指标:该车材料费、修理费按消耗金额乘以该辆车系数后减去修旧折合成本,按总金额多少进行排名。

(2)管理指标:红旗设备评比每月检查两次。采用记分制进行评比,分基础管理、车容车貌、维护保养、安全管理四项,每项25分,共100分,总成绩为两次检查成绩之和。单位工时油耗为全月所消耗成品油量与该单车本月所挣工时的比值,单位油耗最低者得标准分100分,每下降一个名次扣5分。

(三)管理办法

单机量化评价的目的就是选树单机设备、单项指标标杆,营造全区设备操作手学有榜样、赶有目标的争创先进氛围,并对落后设备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最终实现管理提升。

1.单机设备量化评价分档

固定设备:根据抽油机量化评价得分将抽油机分为标杆类、良好类、合格类、需提高类、立即整改类。

标杆类:标杆类设备能耗指标、管理指标均不低于良好档次,总量控制在全部参评抽油机的5%。

良好类:能耗指标、管理指标不低于合格档次,总量控制在全部参评抽油机的25%。

合格类:功率因数、平衡率、基础管理、泵效有一项指标为不合格指标,总量控制在全部参评抽油机的40%。

需提高类:功率因数、平衡率、基础管理、泵效有一项以上指标处于不合格,直接纳入需提高类进行整改,总量控制在全部参评抽油机的20%。

立即整改类:功率因数、平衡率有一项以上指标处于急需提高档次的,直接列入需立即整改类管理,总量控制在全部参评抽油机的10%。

2.管理办法

(1)建立单机设备综合评价例会分析制度。每月在对单机综合量化评价完成后定期召开分析例会,及时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制定针对性措施。

(2)分析例会参加人员:机安组全体人员,采油组设备副组长,专业化班组班长,以及立即整改类设备操作手和档次下降设备操作手。

(3)分析步骤:一是由立即整改类单机设备操作手和档次下降设备操作手对于造成落后和下降的因素进行自我分析;二是由参会人员帮助分析;三是由机安组汇总意见,制定整改措施。

(4)对于分析的原因和制定的措施以计划工作量通知单的形式下发,对于问题整改措施结合停井计划,及时安排整改。

(5)问题整改管理:处于立即整改类的固定设备,根据厂停井计划,由设备所属单位在15日内整改完毕;处于需提高类的固定设备,根据厂停井计划,由设备所在单位在2个月内整改完毕。

3.考核办法

(1)奖励基金来源:一是固定设备每台抽取5元奖励基金;二是对机安组下发的计划整改工作量未按要求完成的,每台设备扣20元;名次下降的设备,每下降1个档次扣5元,扣罚金额全部纳入下次奖励基金。奖励基金全部用于单机设备综合评价中成绩突出、水平提升的设备。

(2)奖励范围:标杆类、良好类固定设备、名次提升的设备。

(3)奖励办法:按班组综合得分计算班组奖励金额;良好类设备标准分1分,标杆类设备2分,单机评价类每上升一个档次增加0.5分。

(4)奖励分配计算:班组奖励金额=奖励基金总额÷全区总计得分×本班组得分;活动设备每台抽取10元奖励基金,对排名前50%的单机设备全额进行奖励。

四、单机综合量化评价的基础管理

加强量化评价的过程管理,健全单机设备成本消耗、管理指标等基础台账,是科学准确进行单机设备量化评价的基础,规范建立单机设备消耗分析例会制度是提升管理水平,形成长效机制的保障。

(一)评价的基础资料管理制度建立

建立单机功率因数测试制度,积极配合供电电机功率因数的测试,并做好基础数据登记台账;每月组织对抽油机平衡率进行测试,建立抽油机平衡率统计台账。坚持开展固定设备每月的基础管理检查,及时发现设备管理存在的问题,做到大问题不过夜、小问题不过天,并做好检查的排名,为单机设备综合评价建好基础资料。

(二)评价后的基础管理

形成单机设备量化评价后的例会分析制度、评价考核制度。单机设备量化例会分析制度是每月进行量化排名后,定期召开例会分析,分析方法采取纵、横向两种分析方式。纵向分析既单机设备和自己历史最好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横向分析既同类型单机设备与当月标杆设备对比进行分析,通过查找差距分析原因,制定针对性措施并落实,促进单机设备的指标提高。评价考核制度严格落实到单机设备责任主体,以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积极营造“比学赶帮超”的竞争氛围。

五、单机综合量化评价办法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