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篇1
中国的传统文化拥有着浩瀚的“诗词文化”。在古代里面有一群闲暇下来的农夫，看着太阳一步步的升起来，心里高兴就说了一句：“日日春光斗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自此我国的“文字文化”的延伸就诞生了；一句句诗词通过农夫，工人等唱作出来，诗词开始流传与民间之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之一，到了后来，诗词，文字等通过作者个人的情感写出，在文字一个个的间隔之中，流露出诗人当时的心境与感情，而现在就产生了诸多流派，这反而是个好事，因为说明诗词文化并没有消逝，而是一步步的向前进，具有勃勃生机！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还具有一股特殊的“美学文化”。这是我国独特的价值观所产生的，因为在古代里面，没有丰富的染料，而其他颜色被封为“禁色”普通人不可触摸也；就这样中国流传下来欣赏艺术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颜色比较单调的衣服，美学文化就开启了雏形，而当美学与诗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是一副自然的山水画，我们欣赏一首首美丽的诗词，体会作者当时的心境与感情，慢慢地我们的美学观也慢慢蜕变，便的独特起来，但中华的“美学文化”也会一直影响着我们。
同时古代的先贤的哲学文化也非常独特，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教会我们该如何做人，老子的无为而治，对立面思想教会我们判断事物，墨子的兼爱非攻教会我们树立多些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多一些敌人，孙子的上善伐谋，教会我们要运用智慧去解决事物.....非常之多，这些思想充分着超前的理论，而这些也留到了现在，作为我们中国人基本判断事物的方式与思维方法，也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
中国的传统文化篇2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毁灭;重建;历史感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糅合了道、释思想来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状况的一种文化。自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莫过于注重道德修为和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了。儒学“执著的追求人生意义,有对超道德、伦理的‘天地境界’的体认、追求和启悟”。[1]因此在传统社会中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和安身立命的归宿,从而支撑着中国人的价值信仰和理想共识。无论我们今天对儒家思想持一种否定态度还是赞同态度,我们都必须承认这个基本事实。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步伐正在逐步加快,这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与满足,人们越来越追求“世俗化”、“物质化”和“物化”,另一方面它也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合理成分,这造成了人们道德的失范,乃至信仰的缺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与目前我们社会中产生的“道德缺失”“信仰真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以儒家思想为主题的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是“唯道德主义”的,人们以“做道德人”为目标,以“行道德事”为荣,从某种程度上说,“道德”成为大多数人的目标和信仰,人们在它的指导下进行自己的实践活动。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道德是什么”“道德应是什么”无法做出正确的认识和明确的回答,道德对人们的“软约束”已不再具有很大的效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被不断地解构,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日渐趋向于一种碎片化,这种碎片化被物欲、世俗、利益等各种极具诱惑力的东西充盈着,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得以淡化和弱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人们的传统信仰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其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惨烈。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直接抗拒传统文化,曾一度风行一时。与中国传统信仰的群体原则针锋相对,他们要求援引西方信仰的个体人格,并推崇个性自由的原则,甚至要求照搬西方整套的意识形态。也许是过多地由于政治性因素,这个时期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批判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情绪化的倾向。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态度及愤慨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批判的观点却不无偏颇。他们的激烈的批判应该说是儒家思想近代受挫的一个历史原因。此外,反动军阀和政客对儒家思想的玷污是其衰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杜维明所说:“西化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的迎头痛击是今天儒门淡薄的原因之一,但使得孔孟之道一蹶不振的杀伤力不是来自学术文化的批判,而是来自非学术、非文化的腐蚀。确实,假借孔孟之名而行复辟之实的军阀和政客,才是儒家遭受奚落的罪人。”[2]
(二)市场经济下,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冲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这使得西方现代哲学在中国长驱直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先后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弗洛伊德热、尼采热、海德格尔热、现象学热和后现代主义热等一次又一次的思想高潮。这些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其本身就是市场化、商业化和快餐化时代潮流的产物,一味追求别出心裁的解构,具有一种标新立异的特点。在当代中国,这样一种风靡全球的流行文化正在对中国青年一代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他们是以好莱坞、因特网、麦当劳为象征的快餐文化。这种快餐文化说到底是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一种典型表现形态,其基本特点是,以一种感性化、快捷化和平面化的方式来获取知识和进行社会交往,解构一切深刻的反省理性和批判意识,彻底颠覆各种传统的意识形态和。[3]这样一种消解一切深层文化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随波逐流、跟着感觉走的文化,在当今的中国不仅冲淡了西方传来的各种深刻的哲学、文学、艺术思想的影响,而且从根本上抹平了一切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差异,将它们全部消解在短平快的感官快乐之中。中国传统的文化在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不堪一击。青年一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和浅薄认识更说明了中国文化所面临的碎片化状态。
(三)的挑战。
现代社会中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盈,人们的精神世界却越来越匮乏和空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使得人们经济基础日渐巩固的同时,也使上层建筑飘忽不定、岌岌可危。近年来,西方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亦成为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作为西方发达社会的,基督教与其他世界性宗教相比无疑具有一种强势性,这种强势性使它在积极认同西方价值理念的当代中国人心中具有很大的精神感召力。此外,再加上西方教会在态度上和经济上的赞许与支持,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徒的人数成几何倍数地增长。[4]虽说人作为一种神性的动物,毕竟需要一种信仰,但是基督教信仰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仍然逃脱不掉“中国特色”的历史命运。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基督教信仰实际上已经与各种民间宗教同流合污,成为一种巫术式的低俗迷信。更多的中国人则是以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基督教信仰。由于真正的宗教是对神圣、绝对和无限的追求,那么他们所信奉的也只能被看成是伪饰的宗教,因为他们不是对神圣和绝对存在的信仰。所以,他们在精神层面上就缺少了安身立命的所在。而人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都是指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哲学的意义上这些都属于“形而上”的问题。《易传•系辞上》说:“行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形而上不仅是事物存在的根据,而且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根。历史上儒家和道家都把“道”视为形而上的存在。而如今,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的多元化,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形而上的根据与存在被绝大多数人理解为过时的东西而遭摒弃。
二、碎片化所带来的毁灭与重生
面对此种现状,我们不得不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个重新的审视。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该是其中核心的组成部分。如此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碎片化,从狭义上讲,亦是中国哲学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其必然性,它是由中国哲学自身的特征和局限性所决定的,因为较之西方哲学的严密的逻辑性,中国哲学的确缺少思辨性与明晰性,这使得人们无法从宏观上对其进行准确的把握,从而易陷入原样照搬西方哲学研究中国思想的误区。
而如今,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碎片化,一方面造成了人们道德范式及道德信仰的缺失,逐渐“西化”的思维方式使得人们对传统道德的认识日渐淡化和弱化,道德的约束力逐渐流于一种形式;而另一方面它也打破了原有的封建伦理以及道德的束缚,使得这种束缚下的种种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被人们所正确的认识,从而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合理和恰当的解决办法。正如西方哲人所说:“的设定就意味着重生”,如何打破传统的来获得现代社会的重生,如何把握这种设定的“度”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三、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感
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的问题,实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这一向是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断层”的危机,换言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方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学术语言,传统的文献典籍被束之高阁,研究者日益渐少。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需要与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学术基本上已经“西化”了,现在中国人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教育,甚至汉语的语法也是根据西方语言的语法框架整理出来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甚至是通过反传统文化的方式实现的。所以,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从而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的问题,就需要确定或者确立现代文化所植根的土壤或者根基,就是要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感。
那么如何重新建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感呢?我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努力:
一个是从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方面。为了使中国哲学研究走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框架,20世纪80年代,一批中国哲学史研究者由哲学基本问题史研究转向哲学范畴史研究。这一转向使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更重视抽象的范畴及其演变,更注重逻辑方法的运用,而淡化、疏离了哲学史与具体的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形上之“思”与形下之“史”的一种明显的分离。从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方面建构中国文化的历史感,就是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形上之“思”的内容,而且要关注形下之“史”的内容;关注“思”与“史”的联系,关注“史”对“思”的影响,即要重视那些来自历史文化的哲学问题,重视历史对思想的现实影响。
另一个是从古今之间的时间向度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进一步走出西方哲学史研究模式的影响,许多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提倡中国哲学原典的阅读与研究。近年来,这种原典的阅读又与电视人文讲座、儿童读经活动相结合,泛化为不同形态的大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用哲学原典的阅读与研究代替了哲学史的考察与研究,致使哲学原典阅读孤立化、绝对化,甚至神圣化,从而凸现了阅读原典之“文”,而遮蔽了由古及今之“史”。从古今之间的时间向度方面着手,就是要使中国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视阅读原典之“文”,而且要深入由古及今之“史”。换言之,就是需要有“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所谓“通古今之变”,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也就是要重视从长时段上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进行考察,注意从背景、来源、进程、演变、影响诸环节中把握历史上的重要思想。
这两种向度之间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的。如脱离历史的哲学原典阅读,固然以原典之“文”遮蔽了由古及今之“史”,同时也表现为形上之“思”与形下之“史”的一种分离。因此,要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感,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找到根基,需要从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入手,既注重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又注重古今之间的时间向度。只有这样,才能对重建历史感作一种完整的把握。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5
中国的传统文化篇3
四个特征：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中国的传统文化篇4
在中国数不尽的文人墨客以花卉题材创作了许多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古佳作。这些精彩的花卉题材作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温暖、滋润了人们的内心。这些作品不但提高了人们的审美，而且使花卉的文化内涵更加充实。各式各样的花卉为文人提供了数不胜数的创作题材。例如《，红楼梦》六十三回中贾宝玉生日，玩抽签游戏，十二位姑娘各自的代表花卉，不但代表了每个人的气质性情，还暗喻了每位姑娘的命运。又如第二十七回，林黛玉这一多愁善感，悲观心态的人物形象由于“葬花”这一情节的设计，使其更加深入人心。再如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中，很多情节的人物形象都是花仙、花精。这些著作都是以花卉题材进行想象和创作的。周敦颐赞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不会被坏的环境所影响，依然保持高洁的品质。陆游赞美梅花不畏惧风雪寒冬，勇敢坚毅地盛开在百花之前。中国人不仅仅把花卉作为大自然界的一种植物，更是认为花卉有精神，有灵魂，有情有智。中国传统文化民俗与花卉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人的想象力丰富，将花卉人格化，再加上花卉的实际用途和特质，便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嫁、丧事、送礼、庆祝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民俗。在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人们郊外游玩称之为踏青，到郊外观花赏画，娱乐游玩。端午节时，人们将可以作为药材的花卉加工制作，装入精美的香囊里，系在腰间。这么做可以对传染病的预防起到很好的效果，同时也可以驱除蚊虫和身体异味。在中国盛行花会。每年春天都是花会的盛行季节，在花会上人们表演戏曲，杂技，和众多民间的节目，甚至有的花会就是一个博览会。
2中国传统文化花鸟画体系中花卉题材的演变
自古，花卉就是中国绘画上“最有力之中心题材，亦即于世界绘画之画材上，占一特殊地位”（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中国花卉绘画从起初发展的六朝时期到最繁盛的五代十国、南宋期间，许多专长于花卉绘画的人物，形成了“徐黄体系”，代表人物是徐熙、黄筌。徐熙和黄筌的绘画艺术风格不同，形成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黄筌的作品线条细且流畅，画面干净真实。徐熙的作品更偏向于追求落笔成型追求意韵。由此形成了花鸟体系中的两种绘画画法，工笔和写意。在中国人的意识中花卉作为物质形态展现带来的美好感受让人流连忘返。在中国人的毛笔下，不仅仅描绘了花卉的形态，同时花卉的气质秉性，独特魅力在浓墨淡彩下更加传神。画出了花，画出了花魂。花卉绘画发展最繁盛的时期是宋代，宋代文人的花卉题材作品是其精神意蕴的表现。例如，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提到国画映入人印象的首先就是四君子（梅、兰、竹、菊）。为何中国人如此爱花中四君子，这跟中国人所认同的精神气节息息相关。高洁坚毅如梅花、品质脱俗如兰花、气节不凡如竹、淡泊纷争如，这些都是千古至今中国人传唱的高贵品质，也体现出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在千千万万中国名画中，以四君子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尤为众多，耐人寻味。四君子的出现为中国传统文化花鸟体系添加了新的内容。明清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山人、扬州八怪。山人在自己的画中注入了思想，表达忧国之情、爱国之情。恽寿平的没骨花卉创新应用结合了徐熙和黄筌的两种不同的绘画风格，使花鸟体系得到新的发展。到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都在中国传统文化花卉画中进行创新。潘天寿擅长于写意花鸟画。画面构图精妙，墨的浓淡到位，精致却也不显紧张，用笔潇洒肯定。使得笔下的平凡普通的题材却显得与众不同。现代的中国花卉画在传承古人的技法和绘画韵味的同时也不断地创新，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花卉绘画持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花卉绘画的发展强调神韵和意蕴的制造，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绘画的大写意，形成了鲜明独到的特点并发展至今。如现在存放在的沈振麟《十二月花神册》。
3花卉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思考
中国的传统文化篇5
传承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字典中“传”是传递、接续；“承”是承接的意思。与继承不同的是：继承是指完整的承接过来，不做改变；而传承中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把先进的理念、符合时代要求的元素流传下来，在继承中寻求发展。筷子，作为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代表，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从中发掘文化表现规律，找寻传统文化中可以继续发扬的智慧，力求将传统文化思想、概念特征与现代化的经济、技术、材料等时代要素完美融合，创造出有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产品。
筷子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从手抓到借助于工具进食，筷子的发明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索引。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影响下产生的，加上各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等诸多因素，光辉灿烂的中国饮食文化才得以在世界舞台上散发出独有的中国传统气韵。
与西方借助于刀叉工具不同，中国文化偏向于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性。这主要表现在筷子的取材和使用方法上：从最开始的两根小木棍到后来的竹筷、象牙筷等都取材于自然界。另一方面，相对于西餐餐具的切、戳，筷子使用方式所反映的中国饮食文化不是侵入式的，而是努力寻求一种平衡的和谐，以突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意蕴，更体现了中国文化中谦让有礼的民族气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筷子上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体现在很多方面，但如果只是在外观上的纯粹拷贝或简单挪用甚至生搬硬套并不是我们意图得到的文化与产品的契合点，而是要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分析总结出这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特色的风格元素中的精神寄托与内涵表现点，以应用和体现在我们的产品上，使之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精髓。
1.中庸之道与对称之美
中庸之道一直是中国人所推崇的至高精神境界，《中庸》中提到“大中之道是社会人生对平衡、和谐、对称宇宙法则的本质观照”，可见中庸体现了一种对称与平衡，而对称与平衡，也是古往今来人们所追求的外在表现和内在追求。以故宫为例，为了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表现以皇权为核心的等级观念；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采取严格的中轴对称的布局方式。空间位置的这种对称性设计，不仅是对大自然的敬仰与崇拜，也体现出了其中所蕴含古典艺术中的仪式感和高贵感。
对称美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庄重大气的代表，也是结构设计中受力均衡的有效手段，体现在筷子上就是一双筷子两只，一般对称地成双成对的出现。而每一只筷子上纹理及图案的变化可以是任何无序的元素，这些元素经过对称都会出现一种平稳的秩序感，这样既在统一中变化又不失稳重大气。
2.方与圆
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天圆地方”的理论，崇尚“天人合一”，效法自然，追求发展中的变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赋予古钱币，虽然朝代更替，但这种方孔圆钱币形制一直持续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可见它作为钱币中所蕴含的文化被历代君王和百姓所接受；尤其是正圆与正方的形态与其相互组合方式，一直是中国最为典型的人文文化形态，应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
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筷子在方与圆上已有体现，在使用时方端放置可以稳定而不至于滚动，圆端进食时没有明显的棱线，方便夹取：“方头圆身的筷子，两头代表了天与地，天圆地方，天长地久，历来就是人们心中的美好愿望”。而筷子若能与筷架有正方与正圆的搭配，或相切或相交的结合，一定能在统一中体现变化，既突出了传统文化中方与圆的关系，又可以迎来不凡的视觉效果与人文体验。
3.厚重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厚重，格调高雅，积淀和蕴涵着中国人的经验和智慧，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支柱和文化遗产。它经历了上下五千年的沉淀和积累，其厚重程度是其他民族文化望尘莫及的，在经历了历代的社会变革后已经千锤百炼，炉火纯青，是非一般外力所能渗透和破坏的。
应用在筷子上，其厚重感主要体现在材质、重量、声音等方面：塑料的材质重量偏轻大约20g，声音发脆、急促；银质和不锈钢材质的筷子大约110g，过于重而且导热快，容易烫伤，而且其声音短促、刺耳；象牙材质重量适中31g，声音温润、悦耳，不过价钱昂贵，容易发黄；竹木筷子的口感和触感都比较舒适，只是重量偏轻只有18g，声音柔和，也是从古至今使用人数最多的筷子。从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感方面，30～40g重量的筷子最易操作和接受，若将竹木筷柄上部配合以其他材质，使之重量增加更显厚重，长度更显悠长，改变其耐热性不强的缺陷，也不应失为运用现代手段表现传统文化的表现方式。
4.优雅
古往今来，各种流传下来的具有文明进化感的如出行阵仗、典礼奏乐等仪式，都是人类迈向优雅的前进步伐。古琴是让我联想到的最为优雅的代表：从意境上讲，它独有的注、揉、吟的指法，让人体会到余韵袅袅、象外之致的味道，恰似中国画中的那种水墨烟云，似浓又淡，绵绵不断，古琴妩媚优雅的魅力尽显其中；从形态上讲，古琴不仅是金属丝与木头的结合最典雅的方式，同时在线与面或者说线与体的对比与结合上，也表现出脱俗的特质。
筷子中的优雅与写意体现在筷子的使用方式上，使人自我感觉有餐饮仪式感，优雅自然地夹起食物。从眼睛看到筷子到手拿起筷子再到夹起食物后总入口中，筷子充当的不仅仅是餐饮的工具，更是餐饮仪式的载体，使人们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优雅内涵。形体上表现为形态修长，曲线流畅写意；筷架若是能与古琴有异曲同工之妙，使筷子悬浮于“琴弦”之上，既体现出其优雅空灵之感，又有东方禅意之美。另外，筷子与盘子、碗的组合与摆放方式也是一种线与面的结合，相切与相交的变换中更能透露出优雅的使用方式。
结论
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人类的文化是多元的，多元的文化具有民族性，而文化的民族性在于它的传承性。随着世界诸文化的全面交融，蕴含中国传统文化设计特点的筷子中包含的设计智慧，以及传承中的设计启示，无疑是现代中国设计以及世界现代设计最具建设性意义的因素。
中国的传统文化篇6
其实，在公元前1070年时，殷朝属下的一个诸侯国——小邦周的君主周文王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留下了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及深邃智慧的《周易》一书。时过五百年，春秋时代的老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人又留下了阐述和描写人际关系，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探讨，对痛苦人生的思索和总结的《道德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荀子》等书。然而，所有这些著作，后来都成了汉朝董仲舒、宋朝朱熹等封建文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三纲五常”的有力武器。他们依凭着封建君主政权的力量，进一步把道家、儒家思想法典化、神秘化、教条化，从而对一切进步的、唯物的思想的存在与发展起了压制和阻碍的作用。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越到后期，这一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的保守、反动作用就越明显，成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精神枷锁。这是人类的悲哀！
看问题、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就要研究最根本的东西，才能解决问题；就如同研究植物一样，光研究它的枝叶花果，是永远弄不懂植物的。然而这两千多年来，人们只是从表面上研究所有这些著作，等于只是站在地面上研究植物的枝叶花果末梢，没有人去看看它的根怎么样，所以致使自《周易》以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观念被一再误解和歪曲！《周易》成了占卦卜蓍的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成了封建礼教的八股文，《道德经》成了道土们的气功养身书。这亦是人类的悲哀！我不幸之中有幸，有冷清的闲暇，悲哀的心情，有奋不顾身的耐心，有顽强的忧患，犹如唐·吉柯德挥舞着手中的长矛（中国传统文化原解丛书），与现代的大风车（习惯思维定势），作着殊死的博斗。终于双手鲜血淋淋地刨开了封存得厚厚的泥土，挖出了最原始的根——《周易》，并对这些著作一一作了原解，即最原来的解释，现在一并奉献给所有的人，希望人们挤出一小点找钱找爱找乐找无聊的时间，从这些著作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及人生道路，幸福并快乐地度过这一生！
人，都是要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而快乐的精神是精神适意、安宁、自足，一个人的精神快乐并不需要荣华富贵和金钱女人，这些东西不属于性命本身的。真正的快乐是从生命的本性流露出来的，它源于自己的精神内部。自然而然地顺乎人性，是快乐的人格内涵。快乐是与对人生的憧憬，对未来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而享乐则是缺乏生活目标，没有人生信念，更没有创造乐趣。享乐者认为人生没有什么信念和意义可言，人生就是为了吃喝玩乐。享乐则从来没有安宁和自足感。享乐的背后是病态和失望，旧的刺激刚过去又得马上寻求新的刺激，否则，享乐者就会百无聊赖，就惶惶不安。之所以许多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丧失了自我，甘愿把自己作为商品推销，失去人的本性，其根源是想以此换得金钱物质，以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远离了自然的本性，抛弃了赤子的天真，还自以为精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真诚，相互的理解和同情就成了空话。可悲的是，我们的社会以权谋为天秤，将纯真的人反而淘汰出局。可怕的扭曲的社会，成为了人性的地狱，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撬开了自己的坟墓之门！
给自己一个坦白的空间，扪心自问，我们曾有过多少的言不由衷，曾有过多少的良心折磨，这一切不正证明我们在愚弄歪曲着自己的本性吗！以此种痛苦伴随一生，我们会有做人的快乐吗？生命的根基迷失了，才会导致如此的痛苦，只有找回自然而然的生命根基，我们才会有快乐，人类才能走出误区，走向光明。
所以周文王（公元前1070年左右）率先写下了充满智慧的“建国立业的道路和规律”——《周易》一书，论述了建国立业的根本基础。《周易》根本不是用来占卜或问蓍的书，也根本不是迷信意义上的卜筮之书，而且也不是单纯的哲学著作，是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为求得一种生活上的指导而获得的关于周围世界的整体性认识，是古代人民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探索宇宙和人生奥秘的最早尝试，是首先揭露大自然运行变化的道路和规律之书，是周文王生活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记录，也是周文王对大自然现象的探讨与治理，对国家统治现象的探讨与治理的总结与记录之书。夏商崇神敬鬼，以大自然不可解释的神秘现象为鬼神，而周文王却是开祖先崇拜之先河，即对人的崇拜，因为只有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先进的。所以，周朝八百年天下，没有崇拜鬼神的宗教诞生。时至今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鬼神，然而却有很多人迷信宗教，崇神敬鬼，这不是愚昧又是什么呢？因为一切巫术、宗教的诞生，都是人类以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拟人化，神秘化进行“说理”，从而取得很多人的相信，而演变成为宗教。然而大自然就是这样运行的，并没有想神秘，只是人类自己还认识不到而已。由此可见，三千年前周文王破除宗教迷信是何等地先进。然而三千年后又有人大骂“祖宗崇拜”，力图要人们去崇拜上帝，这难道是先进吗？否！这是落后，是愚蠢！周文王、孔子若泉下有知，必悲愤不已。《周易》全书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结构紧凑，爻爻相扣，首尾呼应，前后相连；每一卦都是主题明确，中心突出。其以自然现象为表，联系人事，挖掘出现象后面的本质的东西，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及深邃的智慧，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广怀，跃然纸上。因此，那些关于“卦爻辞是占筮的记录或脱离卦爻象对记录的整理，卦名是依辞而题”之说，则不攻自破。因为人们总无法抹杀这样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即不同的卦爻辞在不同的卦中各有所属，都有其深刻的含义，固定而不能相混。而且其中还存在着一个何以此爻辞系于此卦而不系于它卦之原因，这是只有作者才能说清的。所以，现在重新认识《周易》，还《周易》的本来面目，也就非常重要了。
经过西周幽、厉时代的大混乱，这期间直到老子、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在这三百多年时间里，周国以及所有的诸侯邦国的人民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也没有真正地得到安居乐业，一直生活在战乱中。这一时期，即可称为第一次“文化断层”时期。老子由此而感到，很有必要说明一下“人与自然的道路和规律”，于是便写下了《道德经》。在《道德经》中，“道”字就是指道路，“德”字就是指规律，再也没有其它意义了。“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正因为这个道路太大，所以好象就不象了。若是相象，这个道路时间长了也就会变得细小了。正因为这个道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是人们平常走的具体的道路，所以它就不会象具体的道路那样会因为时间长久而变得细小。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呢？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这个“道”呢？就因为这个“道”是处于“无”的状态，虽然它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然而它却是“有”的，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它自古以来就有了。由于这个“道”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只能靠人类的理性思维去把握，所以历来的哲学家们把这个“道”规定为无形、无声、无体的形而上之道。老子为什么要谈论道路和规律这个问题呢？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状况、环境条件和前景的困惑与疑问。是人类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于整个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一种学识体系，哲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类心灵与心灵、心灵与物的问题，即人类怎样认识大自然的问题。人类自从开始思维以来，首先就是对神奇的大自然的思考，智慧的“智”字，由知和日组成，其义就是知晓太阳；“慧”字由彗和心组成，其义就是用心领会天上的彗星。我们人类古老的祖先在漫漫长夜里用他们的眼睛注视着天上并开始了思索的时候，智慧的哲学便产生了。由于解释不了神奇多变的大自然，某些人就利用某些神奇的自然现象，称鬼称神，于是就产生了鬼神崇拜乃至于宗教崇拜。自从周文王起，人们就开始破除鬼神迷信和宗教崇拜，揭开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纱，重新认识了大自然，使神秘的大自然不再神秘。而老子则把天、地、万物、人类的道路和规律作了系统的描述，大自然由许多小自然构成，诸如人与动物，作物和树木，山与泽，水与火，风与雷，天与地等，凡此不同的存在物都有自己的道路，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每天的日出日落，月盈月亏，四季的交替，植物的生长、发芽、开花、结果，动物的出生、成长、死亡等等都各有其独特的道路。普遍性的大道由众多的小道构成，一切小道都有其自然之道要遵循，从开始到成熟最后到终点。因此，掌握自古以来的天和地的道路和规律，就能够知道宇宙万物的原始，也就能够知道了宇宙大道的纲领、头绪和要领，也就能使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所以不承认这个道是不行的！因此，“道”是顺其自然而运行，依其本性而活动的。一切一切万物的各自独特的小道也是根据这个宇宙大道而顺其自然而运行，依其本性而活动的。但所有这些小道都要依照大道的原理，依据大道的规则，都要遵循自己独特的有生有灭的道路而运行而活动。
天和地既然有道路，那么所有的这些道路都会有其不同的运行变化规律，人类生活在这个天地间，生活在这个大自然间，就必须要懂得这个天地和大自然的道路和规律，而只有懂得了这些道路和规律，才能知道人类的道路和规律，才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和规律。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而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不是相同的，其规律亦是不一样的，有的曲折，有的平坦，有的艰难，有的苦难，各不一样。而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或快或慢，或停下来休息不走了，或者越轨了，甚至走上了岔路了，全在于个人自己。至于道路上出现的绊脚石、大山、河流、沟坎等困难，也是由自己去克服。至于道路上出现的财富、名誉、地位，也要看自己是否会辨别，是否去获取、去占据。因此老子用“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用“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说明这些问题。从而使人们知道了天、地、万物的道路和规律，认清了人们自身的道路和规律，从而可以认清人类自己的使命。
之后，孔子开始系统地思考与阐述“人际关系的道路和规律”，孔子的学生们为什么要编纂这部《论语》？他们到底是想“论”什么“语”？自荀子以降，似乎再也没有谁弄清楚了。人类如何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上求得生存？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代的探索和思考，人们终于意识到只有依靠群体生活；不但抗击天有不测风云的自然灾害，抗击其它生物的侵害需要依靠群体，而且种植和创造生活资料也必须要依靠群体。因此群体生活便成了人类生活的保障，并由此而产生了群体意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就要维护群体，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而劳动，而付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这就是人类由自然存在向自觉存在而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而人们的团结，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爱心，要想团结人，就必须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仁）；而要想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就必须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义）；而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礼）；而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就必须要有智慧（智）；有智慧还不够，还要有诚信（信）。如此，用诚信，用智慧，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便是《论语》一书的重点。
孔子的教材是《诗》.《书》.《礼》.《乐》，然而孔子的学生们在孔子去世以后，认识到《诗》.《书》.《礼》.《乐》已经不能适应现实，也就是说，《诗》、《书》、《礼》、《乐》的“说理”体系不够完善，不能说服人了。于是他们根据孔子的言行，编纂了《论语》。“论”，议论，衡量，评定，评论，辩析，研究，分析和说明事理；“语”，交谈，说话，古语，词语；合起来，《论语》就是一本议论、衡量、评定、评论、辩析、研究、分析和说明事理的“说理”之书。孔子之所以举了那么多人的例子，就在于说明人们的社会行为准则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和认可。而《论语》作为教材，显然是要比《诗》.《书》.《礼》.《乐》好得多了，因为它是从社会整体性上来把握怎样做人的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种人文知识，而不是技能、工具性的知识。
孔子的学生曾子，感到孔子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修养自己的心身”，于是便写下了“正心诚意的道路和规律”一书——《大学》。明明德，即是明白那明明白白的人与自然的道路和规律，想要治理整个国家的人，先要在家族里实行平等；想要在家族里实行平等的人，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性；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性的人，先要使自己意念诚挚；想要使自己意念诚挚的人，先要达到认识明确；而达到认识明确的方法就在于度量和衡量事物的原理。度量和衡量事物的原理而后才可以知道周密与周到，知道周密与周到而后意念才会诚挚，意念诚挚而后心性才能端正，心性端正而后自身才有修养，自身修养而后才能使家族里的人平等，家族里实行平等而后整个国家才能治理，国家得到治理而后天下才有太平。全部《大学》就紧紧围绕着这一人生“规律”主题而展开，详细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个不同阶段，尤其强调了个人心性修养的重要性。
曾子的学生子思认为他的爷爷——孔子没有详细说明生活方式的问题，于是便写下了“生活方式的道路和规律”——《中庸》一书。中等的需要和需求的生活方式是根据天地万物的道路和规律而总结出来的人们最需要遵循的一种生活方式，遵不遵循这种生活方式，全在于各人自己的意愿。因为只有遵循这种生活方式，人生才能够得到快乐和幸福；如果是勉强自己遵循这种生活方式而造成痛苦，那也就不对了。所以这个中庸之道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它、找到它。然而，子思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上，他从个体延伸到了天地大自然，延伸到整个人类；天地化育万物，并没有想要占有万物，也没有要求万物回报，而人们却无视天地的本性而想要占有万物，想要万物都给予回报，无止境地向大自然索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所以他们也就迷失了本性。如果能够认识到天地本来就是如此，我也如此，那么就能尽到人的本性了。只有做到天下那周密而周到的诚信，才能够尽到本性。什么叫本性？就是本来如此，本来就是如此，还有什么诚信不诚信？本来如此的也就是诚信的。只有本来不如此的，才会有不诚信的。所以，天地能够尽到本性，人则能够尽到人的本性；然而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尽到本性呢？那就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天地本来就是如此。因此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必须维持在中等的需要和需求上。这就将中庸之道提高到全人类。如果人能够尽到人的本性，才能够尽到物的本性；就象天地对待人类一样，人类也是厚待万物，化育万物，不占有万物，不要求万物回报，那么，万物也就能够尽到万物自己的本性。
子思的学生孟子则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行为方式的问题，于是便留下了“行为方式的道路和规律”——《孟子》一书。这是一本专门探讨人类行为方式的专著，现代心理学是这样定义的：人在生活实践中与周围事物相互作用，必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主观活动和行为表现。这就是人的心理活动，或简称之为心理。具体地说，外界事物或体内的变化作用于人的机体或感官，经过神经系统和大脑的信息加工，就产生了对事物的感觉和知觉、记忆和表象，进而进行分析和思考。人在实践中同客观事物打交道时，总会对它们产生某种态度，形成各种情绪。人在生活实践中还要通过行动去处理和变革周围的事物，这就表现为意志活动。冯特所创立的心理学只兴盛了三、四十年就遇到困难。问题出现在“心理学是研究意识的科学”这个定义上。因为要承认这个定义，首先就要求承认意识的存在。但是，这不是心理学界所有的人都能同意的。1913年美国心理学家j·b·华生首先向冯特的心理学提出挑战。华生指出，心理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能和自然科学其他学科处于平等地位，就必须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就要放弃意识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华生说意识是主观的东西，谁也看不见、摸不到，更不能放到试管里去化验，这样虚渺的东西决不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科学的心理学要建立在可以客观观察的东西上面。人和动物的行为是可以客观观察的，因而行为才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华生在心理学界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行为主义运动。
孟子的学生告子的思想就如同现代西方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一样，其理论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可以共证和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意识。行为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的各种身体反应的组合，不外是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通常由各种环境刺激所引起。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刺激与反应间的规律，从而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客观观察法、条件反射法、言语报告法和测验法，而不是内省法。后来美国又兴起一种“新行为主义心理学”（20世纪30年代创始于美国，主要代表人物有托尔曼、赫尔和斯金纳等），它的理论继承了早期行为主义的基本立场，保留了早期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客观研究，找出刺激与反应间规律的方法，试图建立关于人类学习或行为改变的严密理论。和早期行为主义不同，吸取了其他心理学派的一些概念，开始重视对肌体内部条件和行为动机的研究，重视行为的整体性。但仍未摆脱早期行为主义拒绝研究意识的立场。现在看来，行为主义的理论太简单化和绝对化了，不能因为头脑中的活动看不见，就否认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存在。心理学毕竟要研究人的心理的内部过程。再者，人的社会活动极为复杂，不是简单的行为工程所能阐明的。而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心理学是研究“无意识”的作用。其主要兴趣在于探讨人在生活中基本的心理动机。认为人的根本心理动机都是无意识的冲动。正是这种强有力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在人的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根本作用。至于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则只是显露在表面的一些孤立的片断。近年的新精神分析已不再那么强调生物冲动的作用，而更为重视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在西方社会中精神病发病率很高，许多病因都与道德堕落有关，所以精神分析理论很容易就被接受了。
而孟子并没有停留在“行为方式”这个问题上，他在探讨人们的行为方式时，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深处，提出了著名的“性本善”学说，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人的行为是来自于心理活动，心里想什么，才会去做什么；心里想不到，也就不可能去做到。所以观察人的行为方式，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心理内容，而知道了这个人的心理内容，也就可以识别这个人的心理本性是善是恶了。为什么要讨论“性本善”的问题？这不是孟子、告子忽发奇想，而是孟子就探讨最佳行为方式的问题而顺理延伸下来的。人，既然要生活、要工作，就要有所作为；而人们的每一个、每一次所作所为，每每都要面临选择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是很多人感到迷惑和痛苦的事情，很多人在无法决定选择时，便胡乱行为，结果弄得事情一塌糊涂，事后悔恨不已。因此，孟子认为，行为方式问题在人的一生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本是好心，却办了错事、坏事，这就是源自于人们的教育程度不够，学识不丰，不肯思想，不能思考的原因。《孟子》一书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当然，从老子到孔子，再到孟子，他们所探讨的大部分是统治者的心理和行为，所以荀子感到有必要详细论述领导与管理的道路和规律，于是他纵览古今，包罗万象地写下了《荀子》一书，详细论述了领导人与管理者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领导与管理的道路和规律。在《荀子》中，与《论语》、《孟子》等著作不同的是，他对领导人的身份有好几种称呼，如“国君”、“君人者”、“君主”、“主”、“用国者”等，这些称呼并不专指统治者，而是对不同地位的领导人的不同称呼。荀子充分认识到，统治者、领导人和管理者是不同的，有着不同的职责，因此他从若干事例中论证了这之间的不同，并探讨了各自不同的行为方式、道路和规律。这是一本即使是现代管理学也无法比拟的管理学专著。
从董仲舒开始，《论语》就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其他著作亦是如此！他为了汉武帝的封建统治需要，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所谓的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由此，孔孟思想成了董氏的儒家思想。表面上看，“独尊儒术”是定孔子思想为至尊，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但实际上，儒家思想已经是名存实亡，它们自身所存在的丰富发展的可能性和活力也在这一思想文化政策下被扼杀了。儒学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在被统治者们抬到吓人的高度后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工具和武器。虽然董仲舒举起了儒学的大旗，但却没有搭起“文化断层”（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到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灭齐，中国统一，这期间又是两百多年，孔孟思想虽没有灭迹，但也少有人传承了。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对这些思想的传承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便是第二次“文化断层”）的桥梁。再到宋朝，公元后1150年左右，朱熹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发现了儒、道、佛之学的“破绽”，于是专心儒学，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他在董仲舒阴阳五行理论的基础上，糅释、道入儒，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把朱学巩固起来，作为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政治文化专制的理论依据，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尤其是对孔孟思想起了变异的作用（这便是第三次“文化断层”）。1919年的“”，乃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企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全盘性反传统的兴起与泛滥。直到七十年代的“”，“破四旧、立四新”，仍然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在蠢蠢欲动。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斥儒学为封建糟粕，以为只有“科学”才能强国、才能救国。
“文化断层”标志着人类社会公理解释系统的崩溃，于是人——每一个地球生物，就只会用对“神灵”（未知领域里的神秘现象）的崇拜（宗教的说理体系），就只会用有限的解释先把自己封闭起来，自造一个心灵的“堡垒”，然后利用有限的知识和狭隘的世界观、人生观对其他人、其它事物、未知事物，对整个世界，对庞大而复杂的人类社会进行种种的自我猜测和解释。面对着现实生活中吉凶祸福等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问题，人们自然地以村落、地域和风俗习惯、特定的文化氛围等形成多种多样的解释法则。而由周文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建立起来的社会公理解释系统的崩溃，使历代的中国统治者在维护其利益时，首先是“私有”的，野蛮的，其次才是说理的。在这“文化断层”中，大多数中国人就因为“儒家”思想的被改毁、被窜造而不知所措，于是老百姓们在一家一户的独立的生产单位中，按照自然经济封闭模式而“自得自乐”，在自己狭小的自我中心基点上建构着自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说理体系和生活方式以及梦想着美好的未来。
我们自小曾为五千年的文明而自豪，也曾为落后的现状而悲愤不已。文化是文明和愚昧的集结。我们的身体里，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精华，也集沉着长期滞存的糟粕。存精华去糟粕创文明新路，是我们当代人的历史责任，也是人类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历史给了我们知识与力量，历史也给了我们痛苦与迷惘。或者出于种种目的，或者出于能力的局限，许多人“庄严地”歪曲了历史，曲解了文明。作为后世人，我们遭受了愚弄，同时，我们又不知不觉地在愚弄别人。这一切的代价太沉重了，这一切都该结束了！没有文化的巨人，就没有强大的民族；没有文明的巨轮，就没有昌盛的国家。不幸的是，很多代人不能很好地理解和运用这一切，造成了历史发展的极大曲折。长期以来，周文王、老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人被人戴上了哲学家的礼帽，穿上了文人考究的长衫，吓得那些穿粗衣短袄的普通百姓以之为神，不敢接近；加之历代以咬文嚼字为生的学者文人们，把他们所说的那些一目了然的真理弄得玄而又玄，使一般人更对他们敬而远之。偶有充满灵性洞察人生世界的人，也被“正人君子”们污为离经叛道，世代遭受唾责，如同哥白尼的“日心说”受到“地心说”的攻击谩骂一样。我们要摘下那他们不应该戴的礼帽和不应该穿的长衫，让他们摆脱只会说“之乎者也”的骚人墨客的纠缠，重新走到他们本来很乐于接近并从中汲取生活智慧的平民百姓中间，恢复其普通人的原貌。将其博大深远的思想恢复其平实的表达，人们一定会很乐意很容易从中得到生活的智慧和生命的启迪。我们不该再犹豫再等待了。用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活力、我们的判断力，撕破世俗的陋网，痛诋其惰性积习，找到人类驶向文明的方舟。
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明确地指出：“奥?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意思是说，在房屋的西南与东南角之间，在床席之上，那些圣王的典籍文章都具备了，……孔子、子弓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早就有的，孔子和子弓只不过是钻研进去了，于是便获得真正的学识。而很多人却不去看，不钻研，视而不见，便武断地认为那些古代典籍里没有适合现代的东西，于是便弃之如敝屣，斥之为糟粕，束之置高阁。现代的很多人也是这样，一听说“四书五经”，便摇头而去，认为这些东西不适用于现代社会，没有用，学它找不到钱，不能获得名誉地位。然而面对这个世界的广博，人际关系间的复杂，他们又束手无策，茫无头绪，只好束手待毙。其实，在人类发展史上，很多好的思想都出现过，但由于交通、通讯、印刷以及不肯学习、不肯钻研的缘故，有很多好的东西便失传了。但是，只要人们肯学习肯钻研，有很多好的东西还是可以发扬光大的。孔子和子弓只不过是发扬光大了古人的东西，于是便获得了圣人的称号。如今的我们现代人也是如此。当然，光是发扬光大还不够，还要创新，还要与时俱进，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才能少走弯路。我们现代人动不动就说创新，与时俱进，其实这个话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有人说过，《大学·三章》：“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个意思是说，商朝的《盘铭》上说：“如果这是新的一天，那么天天都是新的一天，未来的一天也就是新的一天。”《康诰》上说：“要做新的人民。”《诗经》上也说：“周国虽然是旧的一个邦国，但其因时代的趋势而成为一个新的邦国。”所以君子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追求到极点——根源。这句话说的也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天地规律。道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道路，规律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规律，然而规律和道路却不是一回事。规律没有道路，它是不断发展而且多变的，永远不会同样。所以它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每一条不同的道路都有不同的规律，即使是同一条道路，走在上面的人的人生规律也不一样。所以《论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学习而又经常不断地调节自己以适应社会。人生的过程，人生所处的环境既然是每天都是新的一天，那么天天都是新的一天，未来的一天也就是新的一天。那么调节自己以适应新的一天、新的过程、新的环境也就很重要了。这就是说，明白那明白无误的规律，一定要认识到这件事情的规律，以至追求到这个规律的根源。
中国的传统文化篇7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汉语为例，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对于我们的母语—汉语，在国内远没有英语的地位重要。现在不论参加什么考试，应聘什么职位，英语都是必须要过的一关，但是汉语呢？很多大学生写文章抓耳挠腮，不知如何下笔，就是勉强写出的文章也是语句不通，错字连篇。其次，从小接触现代科技文化知识的现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甚少，一些流传千年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正在逐渐消失。再次，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典籍是经过几千年历史的检验，留下的精品，其中保存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很少有大学生认真地去读，去背。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文化的断层。这也是很多大学生在进行口头或者书面表达时，往往是淡入白开水的大白话，感受不到那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修养。最后，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庞杂，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需要我们认真进行整理研究，给它注入现代气息。
二、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一）对传统文化的搜集整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造就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我们根据时代精神进行挖掘和整理。有时候，大学生并不是不尊重祖先留给他们的宝贵财富，而是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太丰富了，不知道从何入手。所以高校一定要充分利用自己丰富的人力和知识资源，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整理。
（二）在大学开设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当前的大学教育，法律、经济、计算机等一些实用的社会急需的学科备受青睐，而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却是门前冷落、少人问津。为了继承和发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把它作为一门基础的必修课列入学校课程体系，让各个专业的学生都来学习，从而带有强制性的为大学生系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三）开掘学科课程的人文内涵对于大学的各门课程，尤其是文科，教师要在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注重蕴含其中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大学语文课，教师可以充分挖掘文学作品后丰富的文化资源：民风民俗、人文精神、语言文字、审美意趣等等。再比如自然科学课程，教师可以在史的这部分给学生讲授我们的祖先在这个领域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加他们对我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其他课程亦是如此，只是在比例上可以适度调整，力争把中华文化的精髓贯穿课程的始终。
（四）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高校要努力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于潜默移化中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比如，在校园里播放一些优秀的中国古曲，张贴古代先贤的诗歌语录，组织各种形式的诗歌朗诵、古文阅读比赛，邀请有关的专家学者做关于传统文化的讲座、举办各种民俗活动等等。总之，要让学生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于无形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三、结语
中国的传统文化篇8
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独立、封闭发展的过程，对外来文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中华帝国，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转贴于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已经能够自觉地、有选择地吸取利用当代西
中国的传统文化篇9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传统文化
一、引言
人类的文化与社会意识形态依赖于社会存在，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与配置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带来各国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使各国文化呈现出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新的发展态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其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其中。经济全球化必然会给全球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使各种文化都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巨大推动力的作用下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文化将在冲突与融合的交互中走向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新阶段。
二、“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遇到的挑战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说：“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事实，我们关注全球化，不仅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更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发展。由于全球化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处于弱势，全球化对发展中的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以及带来的文化安全都够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幅度要宽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速度更是要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本土的民族文化发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更是面临着危险和困境。
（一）传统节日的没落
全球化过程中，随着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不断扩大，西方文化如洪水一般涌入中国。在这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守住我们民族文化的底线。然而，现实告诉我们的是，随着西方节日文化传入中国，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对那些“洋节”情有独钟，而对中国民族文化中的某些传统节日却不闻不问，甚至忘却。诚然，这里面有商家对洋节的炒作的原因。但从深层次反映的是，国人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盲从与不适的状况。而就是由于这种盲从与不适，才导致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传统节日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甚至某些传统节日走向了没落。
(二)文化创新力不足
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在生产上从国外引进了大批先进的高端技术，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后来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对国外科学技术的依赖性过大，具体表现为只会积极引进，而很少对其从事消化吸收工作，直接影响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
在学术研究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我们在很多领域都只能被迫同别人接轨。对于这一点，有一部分原因是受近代中国历史上某些社会因素的影响，我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起步要比西方国家晚。而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在中国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找不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联结点，缺乏在科学文化发展观上的积极竞争与进取变革的精神，不能够通过中西现代文化的整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构建。
（三）文化自主性不足
文化全球化过程必然导致世界各民族文化在“世界场”的全方位冲突，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占据全球文化传播的主导，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形成所谓的“文化霸权”。在这一文化冲突过程中，西方文化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起到强大的辐射。我们被西方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吸引，又经过重新审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落后因素，在中国表层物质文化中出现了“西化”的现象。（如语言文字的异化，商品的“洋名”热，出国热、物质生活的西化、娱乐方式及上文提到的西方节日的兴起等）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应对策略
(一)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市场经济法则成为世界经济规则和相同的制度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为中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下，我们在制定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时，首先就是要将这两种体制文化有机地进行整合，将市场经济的优秀理念与计划经济的优秀理念有机地揉合在一起，形成“自由与控制”有机统一的新型文化。
(二)既要反对文化部落主义，又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并存并相互作用，昭示我们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时既不能过分强调多元而产生文化部落主义，也不能过分强调趋同而容忍、接纳文化霸权主义。文化部落主义过分强调保存固有文化，无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往与影响，反对文化交往与沟通，不加分析地提倡“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结果自然是束缚了本民族文化的进步。每种文化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每一种文化形态都应当自觉地将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放在同等的水平上进行比较，寻找文化差异的内在原因，找出自身文化相对于外来文化的不足。
四、结束语
众所周知，“全球化”是一只双刃剑。它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些威胁与挑战，更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发展的机遇。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文化，曾给世界东方乃至全球人类文化的发展以广泛深刻的影响，这是足以值得我们永远引以为自豪的。然而，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非常重要、极富特色的一支，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我们有许多胜过西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及西方的地方。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既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又充满着全新的机遇。我们有必要抓住文化全球化这一切契机，以勇于开放的精神，既吸收西方文化对中国民族文化有用的精华，又要强调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使民族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陆仁柱.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11)
中国的传统文化篇10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国梦精神力量传承
【中图分类号】B504【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必须发挥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思想源泉，如何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从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是我们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
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是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发挥传统文化社会推动作用的关键。本文仅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几个主要方面及其时代价值做一分析：
家国天下的价值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学说的重要思想，从国家、家庭和个人关系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这一思想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爱家爱国的价值理念：既要求个人注重德智才的修养，又要求处理好家庭关系和家族事务;既要求个人积极参与国家的活动和管理，又要求把报效国家作为个人价值的体现和所追求的目标。可以说，爱国忠国、家国一体、修齐治平的价值和理念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推动国家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利器，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价值遵循。
刚健有为的精神品质。《周易・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传颂了千年的话语表达了一种积极进取、顽强拼搏、奋发图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无畏气概。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它体现了敢为天下先、不断开拓进取的改革精神。作为一种思想力量，刚健有为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精神元素;作为一种改革精神，刚健有为具有极大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影响力。当今我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进入深水区，唯有坚定信心、凝聚力量、冲破障碍、不断开拓，协同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才能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体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态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这种思想认为天地万物与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的活动应顺应“天道”。这里的“天道”是指自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及自然秩序。换言之，天人合一思想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思想。党的十报告中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与天人合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所以，我们应当树立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努力。②
浩然正气的道德修养和崇高气质。《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有三层涵义：一是必须坚持正义和正道，二者相辅而行，做事既要坚持原则，同时又要体现公平公正;二是它至大至刚，必须把浩然之气内化于心，并作为自己行动和实践的指南和重要目标不动摇;三是养浩然之气应发自于心，是个人自觉、自愿、自然的行为，应持之以恒，切勿怀有功利目的。浩然之气弘扬的是刚正宏大的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思想道德的典范。对当今的中国来说，浩然正气不仅是个人必备的道德修养，而且是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实现中国梦必不可少的道德要求。因此，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我们要弘扬浩然之正气，彰显中华民族道德之光辉。
中国梦有着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渊源和民族担当
中国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有着显著的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渊源，有着内在精神的高度一致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中国梦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国梦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主题之一。《诗经・魏风・硕鼠》中对“乐土”、“乐国”、“乐郊”的渴求，《礼记・礼运》中对“大同”、“小康”社会的美好描述，历次农民运动对平等均富的热望，近代《大同书》对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的憧憬等，均表达了这一美好的愿望。可以说，中国梦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美好社会理想的继承，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现代表达，是优秀传统文化与时展相融合的智慧结晶。
中国梦强调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价值追求以及所蕴含的公平正义、自强不息、科学发展等诸多思想要素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魂。古代先贤对施王道、行仁政的推崇，对社会小康、天下大同的向往，对富国强兵的追求，对百姓疾苦的关注等，无不体现出传统文化对民族生存发展、国家兴衰命运的关切，以及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中国梦与中国传统社会理想及精神追求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梦承载了中华民族传统的荣耀和梦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精神、文化的源泉。
中国梦承接了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进入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丧失了民族独立的地位，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等，使中国饱受灾难、祸患频仍、备受，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一些爱国志士先后发起各种救亡图存运动，寻求摆脱外辱，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之路。从洋务派发起的“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推动的“维新变法”，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均体现了近代中华民族对复兴之梦的追求。由于历史条件、阶级局限等因素的制约，这些救亡图存的探索和实践均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担负起了民族复兴的重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正确之路。
中国梦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凝聚了亿万中国人的夙愿。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为己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宿愿;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③以和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绘制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蓝图;党的十以来，在一系列讲话中，对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做了全面、深刻的阐述。④中国梦体现了中华儿女的共同利益，表达了亿万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是中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
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文化之源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精神与文化之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国爱国之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爱人助人之心;“自强不息、天道酬勤”的坚韧品格等等。这些优秀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民族复兴所不可缺少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要继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其思想精髓，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及其中国梦的实现寻求绵延不绝的精神、文化源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当前，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国家综合实力较量最为核心的部分，文化软实力主要是通过社会核心价值观展示出来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脉、中华儿女的文化基因、华夏文明延续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丰厚滋养，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沃土，也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四个自信”的基础。我们应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宣传教育，在文化传承中不断开拓进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真正激发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认同度，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同时，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践行中国梦，也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综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我们应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基，使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与现代文明发展相协调，与时展趋势相符合，不断推陈出新，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富于浓郁的时代精神，并与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使其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之髓与文化之源。
（作者为天津体育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
【注释】
①②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页，第36页，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