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成就篇1
论文提纲：引论----------------------------------------------------1一.律、律学------------------------------------------2二.中国古代律学的阶段分野及其成就---------21.律学在先秦的初萌--------------------------------22.秦汉时期——律学的发轫阶段-----------------33.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44.成熟与发达的隋唐律学--------------------------55.走向衰微——宋元时期的律学研究-----------66.律学在明清时期的的历史性终结--------------7尾论----------------------------------------------------7内容论文摘要：律学在中国古代法制建构与完善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扩充了法的内容，解决了由于成文法条的抽象性、具体案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带来的诸多法律适用问题。从先秦到明清，古代律学因应时代，一脉相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古代法制进程的推进提供了持久稳定的动力，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和整个东（南）亚古代社会的发展演进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法理支持。其斐然的成就、独特的法学视角和学术文化系统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学研究乃至于国家法治的最终实现都有着特殊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论文关键词：律学律学成就阶段分野再认知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引论法学论域内的律学，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领域，也是中华法系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中国古代法学中的至显之学，律学萌芽于先秦，滥觞于秦汉，独立于魏晋，成熟于隋唐，衰微于宋元，终结于明清1。本文拟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对古代律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予以概括性的阐述和再认知。一．律、律学“律”，是一个很古老的字，甲骨文中有之，《易经》和《尚书》中亦有之。《说文解字》曰：“律，均布也。”按前人的解释，“均”是一种木制的工具，长八尺，上面有弦，用以调声。“布”是分布之义。用“均”将十二种音调和谐地分布在乐器上，即为“均布”。从古人对“律”的释义中可以看出，“律”的本义为音律。古乐中有以六律较五声（宫、商、角、徵、羽）之说。以律较声，律由是得出“范天下之不而归于一”的引申义。律在师旅中又引申为纪律、约束之意（如《周易》中就有“师出以律”的说法），这一用法在先秦的军队中已得到广泛使用。从公元前356年起，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他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2，制定了秦律，“律”即成为当时及后世绝大多数王朝最主要的基本法律形式。中国古代律学（亦称“刑名之学”、“刑学”）以注释法学为主体，它主要研究以成文法典为代表的法律的编纂、解释及其相关理论。作为一种以古代法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形态，律学关注的视角既包括立法原则的确定、法典的编纂，也包括法理的探讨、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等。秦汉以来，律学研究名家辈出，成果斐然，不仅出现了如郑玄、张斐、杜预等一大批杰出的律学家，而且产生了以《律注表》、《唐律疏议》为代表的诸多律学经典著作。可以说，律学的发展对于中华法系的确立与发展、对于古代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法制建构都给予了重要而有益的理论支撑。二.中国古代律学的阶段分野及其成就1.律学在先秦的初萌先秦时期律学研究的萌芽，有着多方面的历史表征。早在西周初期，刑法原则中就有了针对犯罪主观心理状态如眚[过失]与非眚[故意]、终[惯犯]与非终[偶犯]的明确区分，诉讼程序上也出现了狱[刑事]、讼[民事]之别，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从理论的高度探讨法的现象与其适用的问题。春秋时齐国的管仲曾从概念上对法的含义予以阐释，他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公元前501年郑国大夫邓析作《竹刑》，虽然该书内容已不可考，但从当时的执政者将其作为成文法加以应用来看，《竹刑》当属萌芽期的律学著作，邓析本人也被后世奉为古代“讼师”及律学研究的鼻祖。战国初年魏相李悝在变法中主持撰成《法经》一书。虽然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成文法典，但就编撰体例、篇章结构和实体内容来看，《法经》不愧为初萌期律学的最高成就，它在律学乃至中国古代整个法律文化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法经》首次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宗旨和“重刑轻罪”的重刑主义原则，初步创立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篇章体例结构，为封建律典法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对后代王朝的封建立法及其法制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先秦时期初萌律学的发展还很稚嫩，这种探索性研究其本身还处于偶然和自发的状态，其初衷甚至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和一味用刑的法家偏激主义倾向；然而它却为律学在秦汉时期的发轫乃至于后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背景，作了十分必要而有益的准备。2.秦汉时期——律学的发轫阶段律学在秦汉时期的诞生，以秦代法律注释书《法律答问》等的出现、西汉和东汉相继展开的以经释律、以经注律活动等为主要标志。律学在这一时期滥觞,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首先,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以及国家的制度设计的日益完备等,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其次,这一时期成文立法的发达、立法活动的频繁以及法律数量的日益庞杂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客观的需要。再次,秦汉时期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经学的发达以及语言学、文字学和逻辑学的进步为以法律注释活动为主要表征的秦汉律学研究的展开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环境。作为以法家理论治国的典型,秦王朝虽然由于其高压的集权统治而对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活动均予以取缔和镇压,但却异常重视法制,实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国策,从而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国家支持(以《法律答问》为代表的法律注释书的风行即是很好的例证)。尽管秦代律学由于缺少其他的学术支撑而在表现形式上仍略显稚嫩,但它却为两汉时期律学的持续的开创性发展奠定了基础。汉朝建立后,经过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两汉的统治者逐渐认同并采用了“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治国方针,通过说经解律、引礼入法以及推行春秋决狱等,把封建法制与儒家伦理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开始了封建伦理法制化、封建法制道德化的进程。因应这种时代的政治背景,两汉时期的律学研究也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突出表现为董仲舒等儒家经学大师的以经释律及东汉学者将经学方法应用于律学研究并进行的以经注律的实践。如果说西汉的律学研究因为克服了一味用刑的缺陷而培植了较为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东汉时期通过训诂方法(经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律学研究则变得更为系统、周密和严谨。据《晋书-刑法志》载:对当时(汉)的律文“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东汉学者的律章句,是东汉时期最典型的律学著作,为秦汉时期律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儒者们通过律章句对汉律令中的概念、立法背景和历史渊源等均作出了各自比较精确的界定和阐述。比照初萌期的律学,秦汉诞生期的律学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它内容更加丰富,注释也更为详尽。秦汉律学有对某项法律、法令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演变的阐述分析,有对律文的立法宗旨、含义的归纳总结,还有对法律概念、术语的训诂、解读和界定,呈现出一种较为系统的状态。其次,律学研究中儒法合流的趋势明显。秦代律学对宗法伦理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如秦律规定:“父盗子,不为盗。”而两汉时期法制的儒家化更使律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儒家的思维与视角所同化。汉时的儒者不仅用儒家经义来阐述法律文意,而且用经学方法来诠释法律概念。再次,秦汉律学开创了立法与编撰律疏同时（如秦朝的《法律答问》）、法律注释与私学并行和前文已述的以经释律等传统,这些都对后世影响极大。3.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尽管律学于秦汉时期诞生，但对律学研究予以明确记述并使用“律学”来指称法律注释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却是魏晋以后的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性演变时期，秦汉早期的封建法制经由它完成了向成熟完备的隋唐封建法制的转变。在长达近四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封建集权统治的相对削弱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整个社会的结构(包括文化结构)在剧烈的变动中得到了新的整合。因应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独立性明显增强并呈现较前代更为昌盛与活跃的形态。主要表现在：〈1〉儒家思想在律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律学研究儒家化基本完成。可以说，律学的诞生过程，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律学研究儒家化趋势日益发展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在国家立法、司法活动中，在社会的律学研究中的影响，不仅较秦汉更加广泛、深入，而且出现了系统化、制度化的倾向，为隋唐及后世律典的“一准乎礼”奠定了基础。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这一时期“十恶”、“八议”等的出现以及围绕“十恶”、“八议”的入律，律学家们从经义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的深入研究和阐述。〈2〉律博士的设置和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的形成。公元227年，卫觊上奏魏明帝：“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魏明帝采纳了卫觊的建言，于是曹魏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9年）颁布《新律》的同时，在廷尉之下，置律博士一人，位第六品中中，负责对地方行政官吏和狱吏教授国家的法律、法令。此后西晋及南北朝时期的政权也大都设有律博士或类似职位。魏晋南北朝的律（学）博士，是在司法机构廷尉或大理寺之下的属官。这样，法学教育附属于司法行政之下，律博士们既研究、教授法律，也参与立法与执法活动。又据史书载，后秦姚兴当政时期（394-416）于长安设立律学，“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设立的第一个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律博士和独立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的设置，使律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偶然自发的状态和单纯的学者热情而具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对促进这一时期律学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名家辈出与律学地位的提高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名家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职业阶层。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曹魏时期的刘劭、卫觊，西晋时期的杜预、刘颂、张斐，南北朝时期的封氏家族等。律学家们或直接参与当朝立法，或对成文法典的条文做出权威性的注解——这些注疏经由官方认可甚至可以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文件，从而使律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律学研究在国家法制建构中的作用也日益彰显。例如律学家杜预曾直接参与《晋律》20篇的制定工作，而由封述（出身渤海律学世家封氏家族）主持完成的《北齐律》则取得了这一时期立法的最高成就。又据《晋书-刑法志》载，太和初年，魏明帝下诏要求各级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但用郑氏[注：指郑玄]章句[以经释律著作]，不得杂用余家”，这一规定使私人对法律的注释在历史上首次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司法文件。当然，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律疏注释成果当属张斐、杜预两位律学家对《晋律》所作的注本和律解。他们的晋律注经晋武帝诏颁天下，具有了与法典律文条目相同的法律效力，以致后世径称《晋律》为“张、杜律”。〈4〉方法论的进步和律学研究的深入与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晋代以后，由于玄学宇宙观和“辨名析理”方法论的影响，律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了进步。律学家们一般不再单纯使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条文和法律名词，而是更多地使用抽象的逻辑思维及归纳、演绎的推理方法，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在方法论进步、法制发展、文化昌明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律学在研究上愈加深入繁荣，其成果集中表现于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改革与创新之中。其一是魏晋律的制定和刑名法例篇的定型；其二是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于世的并为隋唐律典十二篇目、五百条文的结构体系提供了直接历史渊源的《北齐律》的制定。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除了上述四点表征，还表现为刑法原则的确立与完善、法律解释的精确与明晰等等，笔者限于篇幅，此不赘言。虽然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有着浓厚的承启性色彩，然而毋庸置疑，其在整个律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重要而关键的，而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革新法制方面的独特的开创性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律学史、法制史中无疑将永放光芒。4.成熟与发达的隋唐律学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封建法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空前的完备状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因应立法发展、法学教育全面展开、法学世界观进一步成熟的时代法制背景，在总结吸收前代律学成果的基础上，律学在隋唐时期步入了历史性的成熟与发达阶段。主要表现在：1）官方及私家编纂的律学著作为数众多（代表性著作为唐长孙无忌等人奉诏编著的《永徽律疏》）且社会普及度较高；2）以儒家为核心并综合各家精华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全面渗入到律学的研究之中3；；3）律学研究中有关法律体系的理论进一步成熟，体现立法学成果的法典的结构也更为合理；4）刑法的基本原则更为丰富，刑罚的体系更加完善；5）专门性法律制度的研究更为深入；6）律文注释更为全面（如在阐述“十恶加重”原则时，唐律疏议对“十恶”重罪的立法意图和宗旨均作了详尽的说明和论证，并阐释了与之相关的皇权原则、宗法伦理原则及贵贱尊卑等级原则等），法律名词概念的解释更为精密周全（如唐律疏议在探讨“罪刑法定”问题时虽然指出：“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制敕，量情处分”，但同时也认为人主之断为个案，强调“不得引为后比”）；7）律学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隋唐律学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巅峰时刻”，而作为中华法系的标志性律典和人类历史上三部最杰出的法典之一的《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则是这一时期律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从唐律的结构体系看，作为中国古代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其序列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它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犯罪居中，诉讼程序置后”，整部法典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充分体现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创新。前人有言,唐律“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范围甚详，节目甚简”。的确，唐律不愧为我国古代法学世界观和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继承了历代立法的成果，其本身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从而达致了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为唐代封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在后世中国及东亚、东南亚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当社会稳定发展、成文立法发达，讲求“法条之所谓”的律学便会兴旺。隋唐律学的成熟与发达，尽管有其历史积淀的因素，但也正是上述规律的具体体现。当然，律学在隋唐时期的成熟与发达已经有着浓厚的总结性色彩，而其在唐之后的衰微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物极必衰”的哲理——然而这却并不构成我们置疑隋唐律学之辉煌成就及其历史性地位的理由。5.走向衰微——宋元时期的律学研究唐朝灭亡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由动荡的五代十国进入到了地区局势相对稳定的宋辽夏金元时期，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多元法制并存阶段（其中宋元法制较为完整）。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较之隋唐，其形衰式微的趋势明显。然而独特的社会时代背景赋予宋元时期律学以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其时斑斓的封建后期法制的建构。终两宋之世，律学兴废几番，其路坎坷。律学教育在宋朝有三次大规模的兴起，即所谓的“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及“崇宁兴学”，这三次“兴学”可以认为是两宋读书读律风行及律学研究较为活跃的时期。然而，尽管宋朝统治者对当时的读律之风予以了肯定，但其在设置律博士和官方法律教育机构“律学”问题上的游离不定的态度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律学的发展4。再加上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日益确定、两宋时期对总结司法审判经验的异常重视以及宋代司法中敕的风行等等使得律学在两宋时期事实上沦为“小道”。然而即便“落寞”如斯，两宋律学依然在历史上绽放出了其独特的光彩，突出表现在有宋朝特色的立法成果《宋刑统》之中。《宋刑统》由宋太祖时期的朝廷司法官员和法律专家受诏编撰，经由太祖皇帝诏颁天下而成为两宋通行全国的刑书类型的根本大法，其独特之处在于：1.采用刑律统类的形式，不仅是中唐以来立法编撰形式的一次重要变化，而且也是对传统的封建律典命名的革新。2.添附敕令格式的体例，首开我国立法史上律令敕式合编体例的先河。《宋刑统》不仅在两宋时期得到实施，它还影响到了辽、金、元至明清时期甚至于东南亚诸国的立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朝律学研究的独特的富有开创性的成就。元朝未设律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时律学研究的偃旗息鼓。作为我国古代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大一统的封建政权，元代的法制有着浓厚的夷族色彩（如确认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维护落后的生产方式、保留蒙古习俗、赋予宗教僧侣法律特权等等），但其主要的趋势是汉化、封建化。元朝的立法，从1291年的《至元新格》、仁宗时期的《风宪宏纲》到1323年的《大元通制》、1346年的《至正新格》，有元一代的法典编撰“附会汉法”，到处可见律学的影子（应用了汉人历代政权的律学研究成果）。虽然元代律学无法同隋唐甚至两宋的律学研究相比拟，但我们必须看到其在夷法汉化、封建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的历史作用，而其凭借元朝强大的军政帝国实力所达致的周边影响力也同样不可轻视。6.律学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性终结处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晚期的明清二朝，其封建法制在隋唐宋元的基础上在封建专制集权统治极端强化的背景下又有所发展，法制因应集权专制的需要而更加严酷，司法也愈加腐朽。在这种条件下，我国古代律学也终于在僵化的总结与思考中失去了生命力，在登峰造极的因袭与保守中走向了历史的终结。当然，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律学对邻国较之前代毫不逊色甚至更为突出的影响。有明一代，立法活动主要集中于开国之初。从历30年编纂始成的以“严”、“简”著称的《大明律》，到堪称古代中国社会普及度最高的封建法典的明《大诰》以及各种例典，无不是在明初统治者尤其朱元璋的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作为明代法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刑用重典”表征着汉唐以来在立法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此成为明代律学的一大特色（虽然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朝统治者的意志）。尽管律学在明代总体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与僵化，但明代律学著作的极大丰富与较为完好的保存、其时中国律学对满清一朝及周边诸国尤其日本、朝鲜和越南法制建构的突出的影响力，却使其在整个中国古代律学史中占有了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与明朝相比，满清时期的律学异中有同。一方面，少数民族的背景使其法制建构凸现民族特色，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也有带上了浓厚的民族融合的色彩；另一方面，因袭明制并走向终极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对这一时期的律学发展同样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虽然清朝的私家注律盛极一时，但出新的很少，绝大部分是在整理“祖宗的家底”。当然，这种整理旧故本身也是清代律学较为活跃的体现，而且也确实出了一些成果，比如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编》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比较法著作。另外，清代律学对周边国家的法制也同样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不管怎么说，鸦片战争渐渐的近了，西学东渐的思潮即将涌动，我们的古代律学也将在隆隆的近代化的号角声中走向终结。而清末律学家沈家本因应时代而进行的中西结合的律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我国古代的律学研究画上了一个兼具传统底蕴的近代化的句号。尾论绵延千载的中国封建社会成就了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三代以来从未停息的法制进程也成就了讲求“法条之所谓”的中国古代律学。古代律学的辉煌成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古代律学家们的治学精神和敬业态度值得我们在仰瞻的同时躬身实践。当前，我国的法治进程正在稳步推进，与之相应，法学研究也日益繁荣。对古代律学（成就）进行历史的回眸，从中汲取有益于法学研究乃至法治发展的合理养分，无疑将大有裨益——这也是笔者于此不吝笔墨展开论述的原因。只要我们不懈的进行相关的探讨和努力，我想，我们就有理由期待这样的一幅远景：在古代律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法学至显，法治昌明。[参考书目]张晋藩《中国法制史》何勤华《略论明代中国律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沈家本《刑法杂考》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官修正史《晋书-刑法志》《旧唐书-刑法志》《清史稿-沈家本传》1.有必要说明，尽管在此笔者对古代律学发展的脉络予以了阶段化的描述，但这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对各个时期律学发展主要特点的一种粗线条的勾勒。历史的发展、学术的演进其事实的状态应是曲线而非沟壑分明的梯级。2.关于商鞅改法为律的原因，学界尚无定论。主要有三种观点：1.借用音律之义，以示罪之轻重不容丝毫差异；2.借用竹器之名，以称书于竹简上之刑法；3.移军法之律作刑典之称，用军律的极大权威性来强化成文法的地位与作用。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3.这一点可以从《唐律疏议》中得到证明，因为其中不仅有儒家的学说，也包含有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墨家的观点。4.宋开国之初没有设置“律学”，仅设律博士掌授法律；宋神宗时期始于国子监设立律学，并设律学教授。其后的几任皇帝对律学及律博士有设有废；南宋时则基本上没有设置律学和律博士。
古代文学成就篇2
关键词：言之有方中国文化文论经典讲演录教学策略
古代文论研究与古代文论教学不同，古代文论研究只要有问学之才，把自己的学术创见用学术话语撰写成学术出来即可，而古代文论教学要面向大学生，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言说古代文论，把晦涩艰深的古代文论观点有效地传达出来，让大学生愉快地接受，则除了要有问学之才，还要有授业之才，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既有独特的学术创见，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又有高超的授课技巧，把自己独特的学术创见深入浅出地融入古代文论教学当中，他的古代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精彩地展示了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古代文论，为大学古代文论教学做了很好的示范。
一.中西对话
中西对话，按照李建中教授的说法就是“借石攻玉”，就是在教学中引入西方文论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
在讲授司马迁和《史记》的文学思想时，李建中教授借用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如自卑与超越的理论，替代满足的理论，心理需求层次的理论等等，来分析司马迁的自卑与超越，以及他的“发愤著书”的重要文论思想。首先，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来分析司马迁自卑心理的形成与超越。司马迁家族的后世中衰，家庭的穷困窘迫，仕途的苟合取与，个人的孤独寂寞，尤其是身遭腐刑的奇耻大辱。这一切，在司马迁的心灵深处组成了一个自卑情结。当他沉湎其间时，自卑不仅默化为浓郁的悲剧意识，而且发酵成强烈的创作欲望，呕心沥血写作了《史记》，是司马迁超越自卑的非常重要的文化行为。
李建中教授认为，从心理学层面来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一种替代满足，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是司马迁对中国文论的卓越贡献。司马迁自卑的形成和对自卑的超越，就是司马迁对他自己所提出来的“发愤著书”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践。
在讲司马迁替代满足这一创作心理时，举了大学生都很熟悉的台湾作家琼瑶的例子，分析其爱情经历与爱情小说创作的关系。琼瑶在出名之前有一段很坎坷的爱情经历，她读中学时就爱上了她的国文老师，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后来结婚，这个丈夫又酗酒，又，回家后还经常打她，让琼瑶非常痛苦，琼瑶早期的作品如《窗外》、《在水一方》等，男主人公都是一个模式：长的很帅，很心细，很体贴女性，对自己的恋人照顾的无微不至，是女人心中完美的男人，这就是琼瑶的替代满足。还举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歌德失恋后的创作，是歌德的替代满足。古今中外的例子都有，很生动形象的讲述了文学创作中的带普遍性的心理学问题，同时和分析司马迁的替代满足创作心理互相印证，
运用西方心理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而实现了中西文论的对话，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了司马迁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动机。
二.古今对话
古今对话，就是运用古代文学理论解说当代文艺现象，实现古今对话。如果说学习西方，是为了解决我们本土的问题，那么研究古代，是为了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古代文论教学，不仅仅要学生了解古代文论的有关知识，而还要训练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运用古人的文论观点来观察思考当前的文艺问题，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才能深深体会到学习古代文论的必要性。
比如李建中教授在讲授李渔的文论思想时，就运用他的“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当前的文艺现象。首先理清李渔“立主脑”的含义，就是文艺创作要有主题，有事件，有人物，要通过主要人物和事件来表达主题思想。在讲明白“立主脑“含义的基础上，李建中教授运用“立主脑”理论来分析当前一些文艺现象。比如用“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评价张艺谋的电影，认为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如《秋菊打官司》、《红高粱》等成功在两点，第一点，它有很好的一个文学本子，全部都是很好的小说，有一个很好很成熟的情节框架、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思想，第二点，张艺谋出生底层，始终有底层的目光，关注底层，关注最贫困的人的生活。可是当张艺谋转向拍摄商业大片后，以前成功的因素被丢弃了，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物和事件完全照搬《雷雨》，但《雷雨》的非常深刻主题没有了，只剩下对权力的崇拜，它只能靠大制作、大色彩、大明星和暴露来吸引观众。从而认为张艺谋过去的成功就在于“立主脑”，现在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主脑，丢掉了主脑。由于张艺谋电影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因此引起大学生强烈反响，纷纷议论当前中国大片存在的问题，举出还有哪些大片没有做到“立主脑”，从而加深了对李渔“立主脑”理论的理解，实现了知识的迁移。
依经立论，古今对话，用今人的作品去印证古人的相关理论，从而证明古代文论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仍然具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使教学不脱离实际，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论的积极性。
三.史论结合
古代文论教学中只进行文论观点解读，脱离古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史、论割裂，学生只能孤立地接受抽象的文论观点，造成学生感觉古代文论晦涩难懂，李建中教授的古代文论教学则在充分展示文论观点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基础上解读文论观点，史、论融合，学生接受的文论观点就是具体的鲜活的。
在文化的背景下考察文论，是李建中教授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的自觉追求和鲜明特色，这是建立在对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的紧密关系的清晰认识上的。“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而古代文论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中国古代文论从思想观念到范畴术语，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形态，无一不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针对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忽略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紧密联系这一现象，李建中教授在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释道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髓”①，《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就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在导论部分，对儒、道、佛、文、文化、文学等中国文化、文学的基本概念进行细致分析，廓清认识，中国古代大文学观念对古代文论的影响，得出文论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是“文学”从它的滥觞期开始，就深深第扎根与“文化”之中，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的文体是一种文化的文体，三是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与儒家经典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每一专题的讲解中，紧扣文化背景，如在第一讲里就详细分析礼乐制度与儒家文艺思想的关系，第七讲里详细分析三教合一的时代文化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儒释道融合的文艺观点。
“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这个民族心灵的诗性展示，是‘文心’的历史”②。李建中教授把古代文论史看成是批评主体的心灵史，因此在古代文论教学中，注重揭示批评主体的内在精神。如在第一讲中“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孔子”一节，把孔子作为一位充满理想的忧道者、温文尔雅的教育者、充满艺术情趣和诗意生活追求的真实形象生动描述出来，改变了一般人心目中孔子刻板形象，了解了孔子丰富而真实的心灵，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文艺思想。
在一个个故事中展示批评主体的精神气质，是李建中教授讲课常用方法。讲课中批评主体的经历故事随手拈来，李建中教授“知人论世”的知识之丰赡令人赞叹，当然讲故事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注重叙说一般人容易忽略而又紧扣讲课主题的细节，让听课人听的津津有味，在兴趣盎然的听课中，理解和体会了理论的背景和内容。
如在第六讲“文气清浊：《典论・论文》的创作主体论”介绍“才性二元论”这一观点时，举了阮籍蔑视礼法名教公开拉嫂子手送行的故事、亲人去世喝酒吃肉的故事，阮咸不拘礼法娶姑母婢女的故事，阮咸曝的故事，李白丢妻的故事，潘岳与《闲居赋》判若两人的故事，元稹妻子去世一月娶妾的故事，李煜文才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宋徽宗艺术才能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当代作家三毛、钟阿城的故事，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有古代，又有当代，既有中国，又有外国，举这些生动的事例就把什么是才，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德分离，讲的形象而又清楚。
除了上述几方面，李建中教授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还有叙事言说、诗性语言、冷幽默式的调侃等教学策略，把一门大学生望而生畏、晦涩难懂的古代文论课程讲授的生动而引人入胜。《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既是一本精彩的中国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也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论专著，其有效的古代文论教学策略，值得古代文论教学者学习。
注释
①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页。
②李建中、吴作奎，《借石攻玉，依经立论――中国古代文论教学方法新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古代文学成就篇3
论文摘要：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存在“以史为纲”、“独学不用”和讲授内容存在片面性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在思想认识、教材编排、教学方法等方面对其进行改革，以使古代文学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涉及人物之多、作品数量之大，从对宋代主要文学作品集的粗略统计即可看出一斑：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收录可考诗人9000余位，诗歌作品20余万首；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全宋文》收录宋代作家近万人，作品17万余篇；唐圭璋编《全宋词》收录宋代词人?1330余位，词作近2万首。各书补遗之作尚不在以上统计数字之中。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师来说，要讲好这门课程实非易事。笔者对当前部分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梳理，发现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仍存在若干误区。这些误区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并已引起部分高校的重视。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是要对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进行批评，只是想发表一点看法，以期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古人云，“切磋琢磨，屡治而益精”［1］，即此之谓也。
一、误区之一：以史为纲，忽视文学原典
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以讲授文学史为主，以分析文学作品为辅。这是解放以后，在考试“指挥棒”的指引下逐渐形成的教学传统。直到今天，在各种类型的涉及古代文学知识的考试中，仍以文学史为主。这也是产生今天古代文学教学重视对文学史的讲授、轻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的现象的主要原因。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舍本逐末，以偏概全。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包括文学史与文学作品两个方面。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主要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等内容。学习文学理论是为了指导文学创作，而学习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是为了评价与审视文学作品。很显然，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来说，这些内容虽然很重要，但它们不能代替文学作品本身。因为，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都是以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就整个古代文学结构体系来说，文学作品应占有主要地位，讲授时也应占据主要课时量。况且，学生们也只有在充分了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才能对文学史上有关该作品的评价做出全面的、深刻的、正确的分析。如果我们没有读过文学作品本身，而仅凭文学史上的观点去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话，那么我们的评价将是非常空洞的，而且是没有说服力的。目前，许多高校对古代文学的讲授主要以讲文学史为主，而略讲或者不讲文学作品。其实，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因为学生们更多的是从文学作品中而不是从文学史中汲取知识与营养。例如，有些学生没有读过《水浒传》，只能对《水浒传》的艺术特色、写作源起、结构体系等侃侃而谈，而对《水浒传》的具体内容却并不了解。“以史为纲”进行教学的结果是使学生偏执于对浅层次知识的了解，而不能洞悉文学原典的真谛。
其次，观点陈旧，非出己意。文学史是当代人写给当代人看的，其对文学作品内容的理解及艺术特色的分析等都具有历史性。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对同一文学问题所持的观点或许有很大不同。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在写文学史时，由于占有资料以及归纳角度的不同，所持的观点也未尽相同。以“变文”的定义为例，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寺院僧侣向听众做通俗宣传的文本”［2］，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转变的底本”［3］，刘大杰主编的《文学发展史》认为是“讲唱奇异故事”［4］，郑振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和演义一样，把故事再演说一遍”［5］。如果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以史为主，而忽视对文学作品的讲授，那么将会使学生失去判断的标准。要么是对某个观点深信不疑，要么是面对不同观点莫衷一是。由于对文学作品本身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很难提出属于自己的观点。毋庸讳言，学习文学史其实是学习文学研究史。今天所谓的文学史无非是用一代一代人的文学研究资料堆成的历史。“以史为纲”的教学将使我们越来越疏离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文学史对各类文学问题所持的观点也会严重地影响我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与理解。
第三，涉猎狭窄，忽视原典。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人文学科呈现了愈分愈细的趋势。文学史教材也由“涉猎广泛、兼容并包”，转为“深究一艺、不关别类”。内容精于专，而失之泛。五四之前，对中国文学的学习历来是以直接讲授、背诵文学原典的形式进行的。“文学史”之名是晚清以后才出现的。可以说，此前的中国文学是只有“文学”而无“史”。虽然继唐代吴兢的《西斋书目》之后，诸家书目有了“文史”之称，讥评文人之得失，然仅附于“集部”之末，难登大雅之堂。范晔首创《后汉书》，其中的《文苑传》虽开辟了正史文人传记之先河，但于文学史不大相干。这种“大文学”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据复旦大学周兴陆先生考证，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文学史是东林书院教授无锡人窦士镛于1906年油印出版的《历朝文学史》［6］。其内容乃涉及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延续着广义文学的观念。其纯文学理论的部分只占很小的比例，主要是对各时期文学作品的脉络加以说明，总体上仍是为阅读文学作品服务的。而在以后的文学史中，纯文学理论的比例逐渐提高，且逐渐专门化，最终形成狭义文学史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文学原典的阅读愈发缺乏兴趣了。
二、误区之二：独学不用，教学目标得不到实际落实
统而言之，古代文学课程最主要的教学目标有两个：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二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两个方面其实都离不开实践训练。人文素养包括人的气质、情趣、意志、道德修养等，这些并不是靠背诵几首唐诗、宋词就能得到提升的，还需要深入的精神体验才行。我们学习古代文学不仅仅是为了积累知识，而且要从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丰富经典文学作品中体悟人生，陶冶情操，认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同样，写作能力的提高也是以大量阅读、鉴赏经典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原因之一就是“只学习，不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只讲不练，忽视实践教学。就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来说，不论是人文素养的培育，还是写作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实践教学。古人立身处事的道理是暗含在文学作品之中的。通过对古代文学的学习，我们要使学生明白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深层次的道理，并引导他们将这些道理应用于自身。只有这样，才能使其人文素养真正得到提高。以《史记•项羽本纪》的教学为例，教师除了讲授文章的行文风格、艺术技巧、人物形象、文体类型以及所记历史事实等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通过对这篇文章的学习自己究竟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做人的道理”、“于自己的人生有何帮助”等问题。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7］、“文选烂，秀才半”［8］，其实强调的就是学习与模仿经典范文的重要性。读的多了，练习的多了，掌握了各文体的写作规律，写作能力自然就会得到提升。所以“读”与“写”应该贯穿古代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对诗、词、曲、歌、赋、文、小说等各类文体进行创作训练，把他们变成温文儒雅之士。
第二，隔绝古今，对古代文学敬而远之。目前，在高校仍有相当一部分师生认为，古代文学就是过去的语言文化，是死去的文本，面对它仿佛有一种距离感，更不用说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了；还有的甚至认为，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容于今天毫无关涉与益处，只能用来欣赏。许多学生感觉自己只是在被动地学习古代文学，而无法融入古代文学的智慧体系之中。他们很少思考古代文学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对其自身发展及当今社会有何影响，认为其虽然博大精深，但所关涉的内容与今日的社会生活相距甚远，并无实际用处。基于以上认识，多数师生对古代文学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事实上，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作为文化之基的中国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是没有古今之分的。之所以将其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主要是为了方便研究与教学。跨越两千多年的古代文学作品和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其实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赞扬的知耻、守信、气节、伦理、气度等人文精神，同样也是当今社会所大力倡导的。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古今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不应隔绝古今，更不应将古代文学看作是过去的事情，于我们无关。虽经世事流转，朝代更迭，然于人之常情，古今一也。原因很简单，一是共同的人性，二是文化的传承与积淀。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其实就是在与古人对话，读古代高品大德的文学作品，无疑将使我们受益良多，除了“文章之艺”之外，于人生、事业、家庭诸端皆必有可取法之处。
三、误区之三：避重就轻，讲授内容存在片面性
古代文学作品数量庞大，我们不能对其一一进行讲授。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某些教师任意选择篇目进行讲授的借口，也不应该成为教师任意选择某些文学史内容作为讲授重点的理由。事实上，古代文学教学应遵循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要把各个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最主要的文学思潮、最重要的文学家以及最基本的文学体裁讲解清楚，使学生对上述内容有所了解。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存在着以下两种现象。
第一，驾轻就熟。有些教师只讲传统名篇，而对自己不感兴趣或不太熟悉的篇目不做讲解或略作讲解。很显然，这种讲法不能反映整个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学生也得不到应有的训练。名篇固然重要，而对于那些反映一代文学风貌的赋、玄言诗、宫体诗、诗僧及其作品、笔记文、八股文等也需兼顾。其实这些作品就像唐诗中的“排律”一样，虽然数量不多，也非主流文体，但其中却包含了大量的艺术技巧与历史、文学知识。比如，“四六”文为历代“章表奏记”所用之体，历经唐、宋古文运动而不衰。在宋代，四六的好可以青云直上，官运亨通。文章利病，不在奇偶。对于这种集智慧与技巧于一身的文体，我们应在古代文学课堂上进行详细讲解。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技巧训练，写作能力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再如，作为明清科举程文之一的“八股文”也并非像某些人描写的那样可怕。作为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竞相习作的文学体裁，在我们的古代文学课堂上介绍一点也未尝不可。要让学生全面了解古代文学的整体风貌，一方面要尽可能选择合适的教材，另一方面，要合理安排课时。即使教材编排有所遗漏，对于这部分内容，教师也应该适当补充一点，务必使学生有“大文学”的眼界，而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经典名篇之一隅。
第二，重雅轻俗。当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多以讲授各个时期贵族文人所创作的传统诗文为主，可以说是将雅文学之路一走到底，而对俗文学不大重视。这虽然和历代流传下来的俗文学作品较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俗文学持轻视态度所造成的。许多优秀的俗文学作品难以被选入教材，现行文学作品及文学史教材中雅俗比例悬殊。雅文学作品比比皆是，而俗文学作品却寥若晨星。这是导致广大师生注重雅文学的直接原因，而对俗文学不甚措意。雅文学是用精致的贵族化的书面语言写成的，而俗文学是用世俗的平民化的书面语言写成的，在古代文学领域，其实雅、俗一直是并存的。就文学作品的整体来讲，俗文学作品的数量并不比雅文学少。这从敦煌藏经洞所存唐、五代、宋、元作品中可见一斑。雅、俗文学作品之间也并无绝对的界线。同一文学家，可能既创作雅文学作品，也创作俗文学作品。南朝民歌转为宫体诗、宋词由宛约到豪放、宋诗的以俗为雅等，其实就是由俗到雅的转变。俗文学作品对下层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雅文学作品所无法替代的。所以，我们今天应更加重视历经数百上千年而沉淀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民歌、史诗、神话、寓言笑话、民间故事、禅宗灯录、道家语录、词曲、宝卷、小说、杂剧等俗文学作品，充分发掘其所蕴涵的文献价值，而不是把它们当成文物而束之高阁。只有做到雅、俗并重，我们才能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全面汲取营养。
四、反思
1.应充分重视古代文学教学
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培养在某一方面技能突出而在其他方面什么都不中用的人，也不是要培养对某一领域钻研得很深，而对其他领域却一无所知的人。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人文教育的力度，这也是高校的理科专业开设“大学语文”、“艺术欣赏”等通识课程的原因所在。古代文学为国学之基，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文、史、哲以及艺术之间的界线是不甚分明的。比如《周易》、《老子》、《庄子》、《墨子》等既是哲学著作，也是文学著作；《诗经》、《礼记》、《荀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其中也有大量的关于音乐、舞蹈等艺术方面的论述；《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既是文学著作，也是历史著作。而且古代文学不管在作品数量和时间跨度上都大大超过现、当代文学作品之和。在传承中华文化以及培养国人的人文素质方面，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学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未必能够超过历史与哲学，但文学所具有的审美性，更能感染读者。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小而言之，对于全校人文教学具有示范作用；大而言之，对于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高校古代文学教师的责任可谓重大而艰巨。因此，应加强对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的认识。
2．应加快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以上问题不是短期内形成的，也不是由某一个方面原因造成的。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首先，要编出内容全面、雅俗比例得当、重点突出、应用性强、有针对性的文学史教材。其次，古代文学教师要有传承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与整体眼光。“这门课程不应被当成“史”或“论”来讲解，而应重点讲授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多读和细读经典文学原著。使学生通过阅读感受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从而培养学生典雅的气质与高尚的情趣，并进一步体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9］。再次，要改革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应加强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在课堂讲授的同时辅以背诵与模仿训练。通过学习和借鉴古典名篇的语言艺术，将其转化为一种实用的技能，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最后，在学习古代文学时，应消除白话与古文、雅与俗的人为界线，同时也应消除贵古贱今、以今非古、重雅轻俗等错误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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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成就篇4
古文在这里就是古代汉语的简称，也就是白话文改革前中国社会所使用的语言。高中古文的学习一直是学生最头疼的内容。由于古文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在语法和含义上区别也非常明显，词汇含义众多，阅读习惯也不一样，学生在学习古文的过程中往往会感觉晦涩难懂、不易掌握。因此，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将学习的古文知识汇总一下，分清知识的重点与难点，然后在此基础上合理地安排自己的学习。
一、高中古文学习的重点内容
高中古文学习中的重点内容，也就是高中古文学习中必须掌握的内容，包括诗、赋、散文这三个方面。因为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这三类文学体裁的成就最高，而这也是高考中最常见的考察内容。如2003年高考就考察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而诗歌中的一些名言名句，也是高考中的重点内容。因此，把这三个部分学习当作高中古文学习的重点内容一点也不为过。
1.诗歌的学习。诗歌是学生最早接触的古文形式，在小学课本里就有《鹅》。进入高中学习以前，学生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就已经系统地学习了几十首诗歌，可以说诗歌的掌握比词、赋、曲、散文等古文学习掌握得要好很多。但是，高中学习阶段要求学会分析、理解诗歌的内容，欣赏、学习诗歌的精妙之处。因此，学生要想真正体会到其中的韵味，理解诗歌所表达的诗人的情感世界和内容，就只有加强诗歌的阅读。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必拘泥于课本，而应该把阅读的内容放在课外，这也符合近年高考命题的趋势。学生通过加强诗歌阅读，可以增强语感，通过阅读把握诗歌内容的规律和要点。当然，阅读也不是胡乱阅读的，而应尽量以名家的作品为主。
2.散文的学习。散文并不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但却是高中学习的重点内容，因为散文在唐宋兴起以后，代表了中国古文向白话文发展的过程。散文的学习内容可以说非常集中，主要集中在唐宋家中，尤其是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为主。学生在学习的时候，要多读、多体会散文，思考作者在写散文时的心情，从而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对于散文的学习，学生不必计较枝枝末末，而应以理解文章的内容为主，至于散文中的各种语法知识，则不必过于重视。
3.赋的学习。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虽然没有诗的成就高，但它却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运用修辞手法最多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中国古代文学中表现力最强的文学形式。赋应该是高中古文学习的重点内容，因为它是之后很多古代文学形式的渊源，如诗、词、曲等，这些古代文学形式的一些写作手法、修辞的运用等都来源于赋。因此，如果掌握了赋的知识，就很容易进入到诗歌、词、曲的学习中了。但赋的篇幅比较大，语言表现形式更是复杂多样，学生学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一首赋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多，赋与赋之间很多内容都是相似的，所以只需掌握很少的篇幅即可。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找一些名篇进行学习，如曹植的《洛神赋》、左思的《三都赋》，等等。
二、高中古文学习的难点内容
1.实词的学习。在实词的学习中要注意四个方面的内容:
(1)古今异义词的掌握。在古代汉语中，有些词只有一个含义，也就说是特指的，意思比现代汉语中的意思要小得多，如“河”就专门指黄河，“关”也就是指现在的嘉峪关，“山”就是指太行山。如古代的“山东”意思不是山东省，而是太行山以东的意思。有的词的含义则比现在多，如“妻子”在古代是妻和子两个人的意思，现代则单指丈夫的配偶。这些古今异义词在古代汉语中比较少，学生可以收集整理一下，以便于系统地掌握。
古代文学成就篇5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5）12―0160―02
古代汉语课程是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之一，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素养，阅读古籍能力，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然而，由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理论性较强，距离今天时间久远，内容比较枯燥，教师教学困难，学习不愿意学，教学课堂死板成为目前古代汉语教学的普遍状况。尤其是现在注重应用本科高校建设背景下，古代汉语教学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
一、目前古代汉语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1.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普遍使用的是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采用繁体字，把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文选中所选文章都是有代表性的历史名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全书注音、释义准确，成为大多数高校首选的古代汉语教材，但是由于教材是1962年出版的，使用年代较长，教材修订相对比较滞后，文选部分与中学教材重复部分较多，如《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烛之武退秦师》等篇，学生在中学阶段已学过。文选中有些字词注释较模糊，通论部分有些难理解的概念如古今字、异体字的讲解也较少，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近年来教材对新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知识相对陈旧。
2.课堂的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由于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内容比较枯燥，从目前教学情况来看，古代汉语的文选部分的讲解多是逐字逐句讲解，字词解释都是根据各种参考书的解释，古汉语通论部分纯理论的讲解更为枯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兴趣不大，觉得教学内容枯燥，古汉语的术语难以理解，对繁体字书写的课本产生畏难情绪，感到沉闷、乏味，久而久之就产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厌倦感，加上学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学生认为古代汉语实用性不强，远离现实生活，对今后就业关系不大，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古代汉语存在的价值充满怀疑。
3.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单一。古代汉语目前的教学方法主要采取“满堂灌”的填鸭式授课方式，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仅仅依靠课堂教学，忽视课外学习的作用。虽然教学手段上大多数高校都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也不过是课堂内容是从板书到ppt的转变，与传统的授课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很多学生只是在把ppt拍下来，考试前再突击学习，课堂教学中缺乏学生的积极主动的参与和探讨。学生的上课积极性不高。
4.学校不够重视。在现在注重应用本科高校建设背景下，一些高校单纯重视学科的应用，将传统的语言类课程逐渐削减，甚至取消了《语言学史》等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古代汉语的课时量也逐渐减少，这与古代汉语课程的中文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极不相称。
二、提升高校古代汉语教学的策略
针对古代汉语课程尴尬的处境和学生学习的现状，面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新的需求，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需要进行重新调整，教学工作要改变当前的传统的填鸭式授课方式，应转移为注重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应注重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以及语言的理解运用能力和写作能力。针对目前的教学现状，提出以下改革的策略。
1.优化教学内容，调整教学计划，要突显古代汉语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课的地位，同时教学计划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古文应用能力。教学内容的设计上要针对教学大纲进行合理的拓展和补充，教学过程中可将文选、通论相结合，分章节教学，课程讲解中要注重与现代语言生活相贴近，教材所选文选篇目较多，教师可重点选择有代表性的篇目，中小学教材学过的篇目可不再讲解，教师未讲的篇目可作为课堂作业布置给学生。
在讲文选部分时，可以将古代文史知识融入文选部分的教学中，从字词的讲解扩展到对古代的思想文化的讲解上，将二者结合起来，既要讲好字词，又要将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结合起，利于学生理解，将生涩难懂的文言文放在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中，引入相关历史背景知识和文化地理知识，提高学生的兴趣。如《论语？公冶长》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就可以讲解古代的车马的称谓，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古人所谓御车也就是御马，所谓乘马也就是乘车，两匹马拉的车称为骈，三匹马拉的车称为骖，四匹马拉的车称为驷，古人乘车以左为尊。《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这不在于说他有四千匹马，而在于说他有一千乘车。
通论部分的教学内容包括词汇、语法、诗词格律以及常用的字词典等内容，内容较广，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内容进行整理，在语法教学如“判断句”、“否定句”、“疑问句”的讲解时可注重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规律。教师要更新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提高古今贯通的能力，密切与现代汉语的联系，培养学生运用古汉语的知识解决现代汉语中遇到的问题，现代汉语也是由古汉语发展而来的。
2.在古汉语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利用各种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建议配合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使教学内容更形象丰富，在教学方法上，要综合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如启发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等，在课堂中提高学生主动参与性，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学生学习的热情，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在课堂中，教师可以提出某个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或者布置一些小论文让学生在课堂外完成。如在讲解古今感彩的不同的几种情况时，教师可以先举例让学生说明一些字词各自古今的含义，然后再让学生来归纳古今感彩的变化有哪几种情况。
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教育技术，缓解古代汉语课的枯燥、乏味，增强古代汉语课程的趣味性，可以将相关的背景资料和知识点通过ppt展示给学习，扩充教学内容，节约大量板书的时间，通过一些有趣的背景图片和视频，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如在讲解《战国策》的有关篇目时，就可向学生展示出自《战国策》的一些成语的图片，如“亡羊补牢”，“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如在讲汉字形体的演变时，举例讲解“行”字时，依次展示出“行”的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行书等古文字形的图片，使学生能够清晰地看出“行”字的演变，加深学生对古文字的印象，避免了教师讲解的含混不清及板书的不准确，节约了课堂时间，也使教学过程变得生动、有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教会如何利用网络查询资料，如可通过《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查询字词义，可通过“汉字字源”网查询6552个常用汉字的的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各种形体，教师也可在课堂中进行在线演示。
3.加强课程实践环节的教学，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古代汉语课程理论性较强，现有的教学内容没有体现出文化应用的内容，因此应充分考虑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重新思考古代汉语的课程结构，根据各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及时引进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新颖性，将教学内容与现实社会有效地结合起来，突出课程的实践。
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着力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为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打好基础。关注古代汉语的现实价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可突出古代汉语的应用功能，将古代汉语的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现实社会有效地结合起合，如对于毕业后有意考公务员和从事文秘工作的学生，可鼓励学生多读名家名篇，提高写作技巧；对于想考古代汉语专业研究生继续深造的同学，可鼓励学生对古代汉语进行深入透彻的学习，并多阅读古汉语其它的教材和相关的参考书籍，如《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中国语言学史》等；对于有志于做中小学教师的学生，可鼓励学生多阅读并熟悉文献，掌握中小学古汉语中常用的文论知识，熟练使用《古汉语词典》《辞源》等工具书，并可选择一些中小学课本的古文文章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并备课，形成教案，并让学生在课堂上讲解，这个环节对学生的能力提升作用很大。
4.加强高等学校教师古代汉语教师专业素质的培养，古汉语教学需要教师具有扎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很多高等学校古代汉语专业的教师毕业后很少再进行古代汉语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很多教师自身就对古代汉语课程的相关知识理解得不透彻，在讲解时难以向学生阐述清楚，学生自然就感到晦涩、枯燥，难学。因此，应加强对高等院校古代汉语教师队伍的培养，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注意平时的积累学习，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对古代汉语进行系统的、专业的学习，以及古代汉语教学中最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能够掌握古汉语的新动态、新现象，并能将现代化教学元素和传统相结合并运用到教学中，革新传统的教学方法。同时教师应注重自身的科研能力的培养，通过科研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并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5.在考核中，传统的“古代汉语”课程的考察是单一的期末考试制度，无法体现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因此新的形势下，需要探索新的考核模式，考核命题要以教学大纲为依据，考试内容要反映大纲规定的基础知识、理论和技能，并要反映课程的主要内容，要体现学生对课程掌握和古汉语的综合运用能力。考试的类型可包括多种形式，如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平时作业等多种方式，考试内容应注重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可建立包括课堂回答问题和课堂讨论情况，平时作业、考勤制度和考试相结合的考核制度，把期末考试的一次考核变为多次考核，记分方式为百分制，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其中平时作业和课堂提问讨论情况占平时成绩的20%，考勤占平时成绩的10%，平时的各单元部分的考核成绩总共占总成绩的70%，这样便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课堂内容，也能促进学生对平时上课的重视，最终有效地促进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
〔参考文献〕
〔1〕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赵红.应用型专业古汉语课程的教学思考〔J〕.文教资料，2013，（24）.
古代文学成就篇6
关键词：新文学作家;古诗词;创作主体;新诗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作家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全盘否定古诗词,主张建立一种全新的用白话写成的表达现代思想的具有自由形式的新诗。在这个时期,这些从传统中走来的擅长古诗词创作的新文学作家基本上停止了古诗词创作,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五四”后期尤其“五四”落潮以后,大量的新文学作家创作了大量的艺术成就比较突出的现代古诗词,并且开始在文学观念上肯定古诗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一、从古诗词自身说起
古诗词这种文体能够在“五四”后的现代社会生存下来的前提条件是古诗词自身的原因,是因为古诗词有自身的优势。
中国的旧诗,限制虽则繁多,规律虽则谨严,历史是不会中断的。过去的成绩,就是所谓遗产,当然是大家所乐为接受的,可以不必再说;到了将来,我想着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原因是因为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1]
上面的这段话是郁达夫对中国旧诗的看法,他认为“历史是不会中断的”:一是古诗词是一种文化遗产,大家愿意接受;一是古诗词有音乐成分。在这里郁达夫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谈到了古诗词在当代甚至将来存在的原因,我认为这是十分合理的,也是十分准确的。
首先,古诗词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化,具有超稳定性。古诗词作为中国几千年文学的核心文体,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样式,而且是一种文化,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它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心理,而古诗词作为传统文化的形式化,也就具有了这种超稳定状态。尽管历史已经进入现代,中国也已经开始现代化进程,人们正在吸收新的思想尤其是西方文化思想,适合传统文化存在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了,但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不论文化如何变革,都无法脱离传统文化,只能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上进行。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文化是完全靠从别的国家移植文化当作自己的文化的,任何一种文化在移植的过程中都会与已有文化发生整合,产生新的文化,因此无论文化怎样变革,在中国人骨子里都会深深留下传统文化的烙印,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传统文化都是中国人的根,都会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尤其是对那些从传统文化中走来的新文学作家。因此,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的古诗词也同样会在中国文人的骨子里留下烙印。更为重要的是古诗词和传统文化一样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能够适应形势的变化,吸收某些新的因素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如古诗词从四言到杂言再到律诗绝句,虽然发展变化很大,但是一直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中心,各种新因素的吸收不仅没有削弱它的地位反而巩固了它的地位。因此,古典诗词虽然不能很好地适应表达现代人生体验的需要,但是他不会立即退出历史舞台,它还会吸收白话新诗的优秀因素,来发展自己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其次,古诗词是诗歌领域的“这一个”,她自有她的姿色,是别的诗歌样式所无法取代的。尽管白话新诗也有其进步性,也有自身的艺术特色,但是作为一种诗歌样式她无法包容古诗词的艺术特色,所以也就代替不了古诗词,只能成为“另一个”,与古诗词并存。
一是古诗词具有独特的形式特征,而且她的形式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古诗词是中国语言文字特殊规律的产物,是在总结中国汉语特点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的,它形成了极为完美的形式,如讲究对仗、平仄,富有音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可以说古诗词的形式与其他诗歌样式相比具有独特性,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古诗词的形式本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美,一种中华民族审美经验的体现,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具有永恒的艺
术魅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永远不会消失,正如郁达夫说的那样“到了将来,我想着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原因是因为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2]。所谓形式美,就是美的事物的外在形式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审美特性,我们研究诗歌的形式美就是把诗歌的形式从内容中抽取出来,考察出纯粹的语言组织方式所凝结而成的美。诗歌作用于读者的两个主要的审美器官:眼睛和耳朵,因此,古典诗歌的形式美主要表现在诗句的听觉美感和诗行的视觉美感两个方面。在这一方面已经有很多古典文学方家做了非常精彩的论述,无须多言。
二是中国古诗词本身具有某些情感表达的优势和特殊的用途。综观中国古代诗歌,大部分都是抒情之作,如抒爱情、友情、游览之情、思乡之情、热爱生活之情、离情别恨、惆怅落魄之情、怀才不遇之情等等,而叙事诗很少,保存下来比较有名气的也就是《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两首,可以说古诗词是一种长于抒情的文体。更为重要的是古诗词具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抒情的优势,如在应酬答对的场合,短兵相接的瞬间;在创作条件比较艰苦的条件下,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时候;在革命烈士临刑前的时候;在题写书画的时候;在游览山水,触景生情的时候;在表现有关传统文化生活的题材,渲染典雅庄重的民族色调,再现历史的真实性的时候;在追求典雅,显示文人风范的时候等等。在这些特殊的场合,与新诗相比古诗词更有优势,因为在应酬答对的场合,短兵相接的瞬间,要求才思泉涌,一挥而就;在创作条件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尤其是在狱中,这个时候,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具备创作的条件,而创作古诗词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古诗词韵律和谐、排列整齐,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在革命烈士临刑前的时候,时间比较紧迫,没有时间来构思长篇新诗,这个时候就需要随口吟出比较有气势的诗句来,而古诗词尤其是格律诗语句俭约、排列整齐,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在题写书画的时候,一般在字数方面要求俭约,在排列方面要求整齐,这样能够不影响画面的表现,看起来美观,而且更便于使题词和画面其他内容比较自然地融合为一体;在旅游的时候,往往触景生情,这种情感来得比较快,去得也比较快,可以说来去匆匆,稍纵即逝,如果不能很快地记录下来形成一种文学语言,就会丧失机会,而如何能够迅速地记录下来,而又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呢?答案就是古诗词;古诗词虽然最开始是民间的产物,但是经过文人的加工,最终成为上层社会的表情达意的工具,具有典雅含蓄的风格,是传统文人身份的象征,而某些需要显示文人身份的场合,吟唱一首绝妙的古诗词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说,古诗词由于自身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字数俭约,音韵和谐,排列整齐,富有音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能够短时间内创作出来等等,从而具备了新诗所不具备的特点,使古诗词在某些领域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而这些正是古诗词在现代乃至将来能够在中国诗歌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保证。
二、创作主体是关键
“五四”后古诗词创作现象之所以在新文学作家中出现,与新文学作家的主体素质和观念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首先,新文学作家年轻时大都受到过古诗词的专业训练,这为他们创作古诗词提供了技术支持。五四新文学作家这一代人大多出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中国虽然已经开始了向西方学习,但是多是在科技方面向西方学习,人们依然认为中国在文化上是强于西方的,主张“中体西用”,真正的向西方学习尚未开始,因此他们在文化教育上所接触的仍然是传统的东西,接触的是传统文化教育,他们仍然上私塾,读传统书籍,接受传统文化训练,而传统文化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古诗词的专门训练,因为在那个时代作古诗词是一个文人最基本的技能,离开了这一技能,文人就不称为文人,文人也就失去了科举仕进的可能。可以说这些新文学作家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下长大,接受过古诗词的专门训练,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如俞平伯,他的祖父俞樾,就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大学问家,精通古诗词,他自然也就在这种家庭中受到了严格的古诗词训练。再如周作人,他上过私塾,接受过古诗词的训练,1897年2月他去杭州陪他的祖父时开始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并抄过《诗韵》两三遍[3],1898年2月他把在杭州陪读时学做的八股文和试帖诗订为《丁酉诗文》[4]。
其次,新文学作家对五四时期“革命性策略”反思的结果。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但是这些现代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稳定性,认为常规变革不足以实现中国文化的转型,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革命性策略”,即矫枉必须过正,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积极引进西方文化,希望借西方文化来改造传统文化以实现现代启蒙,因此,这个时期他们的态度是激进的,对传统文化是坚决否定的。但是经过几年的实验,他们发现尽管他们在知识分子内部搞得轰轰烈烈,但实际上政治依然黑暗,国民依然麻木落后,中国文化没有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实现现代转型,甚至连文学本身也因为新文学的不成熟而显得支离破碎、幼稚,显然新文学作家不会对这种结果表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五四后期,这些新文学
作家开始对五四时期的“革命性策略”反思或怀疑。周作人在《国语文学谈》中说:
我相信所谓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并不是绝对地不同的东西。
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如还是不承认他是华语文学的一分子,正如中华民国人民还说满清一族是别国人,承认那以前住在紫禁城里的是他们的皇上,这未免有点错误了。[5]
从周作人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在“五四”时期采取的“革命性策略”具有历史合理性,但是在新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文学的时候还去批判古文学就不对了,因为古文学原本也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五四新文学作家已经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高度意识到单纯依靠西方文化来进行中国文学的重建是不可能的,于是开始去重新建立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新文学作家的观点更趋于理性化,他们这种对五四“革命性策略”反思也就自然带来了对传统的重新肯定,也就带来了对古诗词的肯定,认为古诗词有自己的优点,肯定古诗词存在的合理性。
再次,情感表达的需要。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后,尽管随着对启蒙的反思,新文学作家发生了分化,但是,不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积极参与社会的新文学作家,还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隐逸派新文学作家,他们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感需要古诗词来表达。
2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文化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四时期的自由环境已经不再存在,******政府推行反动政策,查禁进步文艺,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学则过分注重文学的功利作用,使文学纯粹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一些追求艺术独立性的作家既不同意******的文艺政策,也不赞同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游离于时代主潮,独自经营自己的文学园地,或徜徉于山水之间,如俞平伯、朱自清,或闭门读书,如周作人,或放弃创作搞古典文学研究,如闻一多,做起新时代的名士,产生了类似名士的情趣:他们逃避现实,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采取隐居态度,如郁达夫30年代隐居杭州,俞平伯隐居北京等等。那么,在这种隐居的条件下,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们纵情山水。素朴淡远的山水田园曾是古代隐逸之士赖以生存的理想空间,五四时代由于时代环境的原因,不可能真正远离浊世,在幻想的世外桃源过实实在在的自耕自食的生活,但精神的疲倦、情绪的焦虑,同样驱使以上这些作家去寻找宁静温馨的憩园,寻求内心的平衡,流连于山水花木之间,在对自然的体悟中感受个体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生活艺术化,注重生活琐事。徜徉于山水间毕竟受时空的限制,对大多数置身书斋的文人来说,最方便的莫过于象周作人那样信马由缰地空想,与古人、花鸟虫鱼,生活琐事交谈,把琐屑平常的生活艺术化。他们交游酬唱,互相赠答。概括起来说,隐逸派作家的生活就是交游酬唱、纵情山水、闭门读书,因此他们的情感必然是闲适的。这种闲适的情感需要得到艺术倾泻,而上面我们已经论述了古诗词在表达这样的情感方面有某些优势,因此古诗词就成为这些闲适作家情感表达的首要选择。
事实上,不仅隐逸派新文学作家如此,以鲁迅为代表的参与派新文学作家也是如此。他们相互之间也有酬唱,需要古诗词来表达朋友之间的情感和相互之间的鼓励和祝福;他们有时候也游览山水来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需要古诗词来表达他们游览山水的感悟;他们在抗战中,辗转各地,创作条件比较艰苦,时间比较紧迫,也需要古诗词来记载他们的行迹、生活和感怀等等。
最后,新文学作家对传统审美的依恋心理。五四新文学作家大都从传统中走来,他们在童年时候都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淫,精通古代文学,接受了传统美学的观点。童年时期的这种审美经验已经形成了他们审美的潜意识,当进行审美的时候,他们不自觉地就会流露出这种古典情怀。但是,这些新文学作家大都生于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他们都深受其苦,因此他们都充满了责任感,力图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五四时期这些新文学作家从功利的角度批判传统文学,否定古诗词,但是他们的审美在骨子里仍然是古典的,他们在审美上没有否定古诗词,他们依然有着对古典审美的依恋心理。这就造成了五四新文学作家的创作的两重性,当他们面对大众,需要发挥文学的启蒙作用的时候,他们就创作新文学;而当他们面对自己,缩向内心的时候,他们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来进行创作,而他们的这种审美标准就是古典审美,而古典审美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就是古诗词,因此他们创作古诗词就不足为怪了。
三、白话新诗是外部诱因
新文学作家创作古诗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白话新诗出现的问题。白话新诗本体存在的缺陷和新诗建设过程中经历的多重困惑导致新文学作家情感表达不畅,为了情感的顺畅表达,他们必然会选择另一种诗歌样式来完成情感表达,可以说这是诱导新文学作家进行古诗词创作的外部原因。
“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认为古诗词已经不能担负表达现代人生体验的重任,于是他们全盘否定古诗词,倡导建立白话新诗,试图通过这种断裂疗法来实现中国诗歌的现代突围。可以说这种观点确实有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意义,但是他们没有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完全批倒了古诗词以后,剩下的是一片废墟,他们希望在废墟上进行重建,但是他们在批倒古诗词的同时,实际上也已经变得一无所有。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学作家在面对诗歌样式的重建时无计可施。尽管否定了古诗词,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诗歌样式来替代它,他们心里也没有成熟的想法,我们来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胡适根本没有从正面提出该如何建立新文学,新诗歌,只是从反面肯定不要什么,没有说出要什么,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尽管提出了要什么,但是却比较模糊,到底什么样的文学才是“平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他也说不清楚。他们在把古诗词批的稀巴烂之后,不知道该如何建设现代新诗,只能在摸索中建设新诗,这种断裂疗法,不吸收传统诗歌的优秀因素,完全另起炉灶,必将产生某些副作用,造成了白话新诗具有“先天缺钙”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新创造的白话新诗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如缺少音韵、诗意、语言不够精练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白话新诗就不能很好地承担情感表达的重任,不能成为新文学作家表情达意的合适文学工具。
面对白话新诗的种种缺陷,新文学作家也逐渐认识到了这种不足,并且进行了多次新的探索,如后来的小诗派的出现,试图增加白话新诗的诗意;郭沫若诗歌的出现,试图改善白话新诗的内在韵律;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的出现,试图改善白话新诗太过直白的缺点;尤其是20年代中后期,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格律派诗歌提出“三美”主张,从音韵、语言到外在形式方面都进行了新的规定,全面弥补白话新诗的不足,可以说格律诗派的出现,使这种探索达到了高潮。但是,每次探索都不尽如人意,都没有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没有建立一种更为完善的白话新诗。这种复杂的诗歌建设过程,使新文学作家产生了许多困惑,使他们对新诗这种文体产生了疑问。尽管许多白话新诗作者仍然锲而不舍,继续进行诗歌实验,如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等等,但是许多诗人开始转向,或者退出了诗坛,或者转向了古诗词创作,如俞平伯、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沈尹默、闻一多等。《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妈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写旧诗。”[6]是曾写了很多现代诗、开现代诗一代风气的闻一多先生,创作的一首反思自己的白话诗歌创作的“检讨”诗,从他的自白中不难看出,尽管他曾经把旧体诗词讥之为“带着镣铐的跳舞”和“旧瓶装新酒”,致力于新诗的建设,但是最终却有感于新诗建设的不成功和建设的困苦而写旧诗了(此后诗人再也没有创作过旧体诗,即使是停止新诗专门致力于古代文学研究以后,但是他的格律诗主张显然是吸收了传统诗词的优点),尽管这首诗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但是却反映了新文学作家的一种思想动向,是当时许多重新开始创作古诗词的新文学作家的心声。
综上所述,诗体建设的不成功再加上探索过程中的艰辛和困惑,使许多新文学作家对白话新诗这种文体产生了疑问,甚至是否定,从而对古诗词产生了缅怀情趣,而且由于新诗的不完善造成了情感表达的不顺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选择另外的文学样式来释放情感,于是古诗词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
参考文献:
[1][2]郁达夫.谈诗·郁达夫文集(第六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
[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止庵校订)[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张菊香.周作人年谱(上)[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古代文学成就篇7
关键词:古代文物文献;断句;误读;阅读
中图分类号:K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107-02
古代文物文献的使用效率是较低的,这并不利于我们的学术研究,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一项原因就是古代文物文献使用难度较大。关于古代文物文献的使用不得不涉及阅读问题,阅读古代文物文献的一大难点就是断句。
或者说,只有敢于涉及古代文物文献,一般都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其实不然,对于古代文物文献的使用不仅仅是依赖于古文功底,对于古代文化背景知识和古代文物文献阅读量的要求应该是非常高的。如果阅读古代文物文献仅仅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从传统小学概念中音韵学等基础入手,固然可以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未必能够真正的把握古代文物文献的内在节点。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是杂而多端,同时有多引用的典故,这必然注定了阅读的困难。如果不能很好的掌握中国古代文化,那么就对于字句之间的关系不能明确把握,也就是说,所有中国文字组合在一起组成并不能被所有人都能够阅读的文句。当然,这是在排除单字阅读的困难之后才可能出现的情况。
一、古代文物文献的查阅
古代文物文献对于研究者来讲,除了针对性的研究之外,更多的情况下是作为被查阅的对象而被附带性研究的。一方面,对于古文字语言的研究对象,可以展示给研究者丰富的语言现象。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古代文物文献承载了重要的文化信息。这种文化信息的破译有时并不能依靠某一两位专家,因为古代文物文献承载的文化信息有时是复合型的,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界定与视角。中国古代文化的综合性特点反映在古代文物文献中,必然导致传承信息的多元化解读,时间流逝的痕迹则再次加深了这种文化的模糊色彩。
西方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学术研究规范的确认,使得中国现行的学术研究有了另外一个系统的参考。并且,由于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的西式化规范,目前中国学术研究的规范性援引自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学术研究体系。英国学者萨莉・拉姆奇提出资料搜集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分析问题;定义研究范围,明确所需资料;识别资料来源(发现资料);找出资料存在地点(定位资料);设法获取资料;评估所获资料,确保它们:①正是所需资料;②真实可靠;③时效性强;管理资料查找过程及成果;及时更新查找,留意最新东向。”这种查找文献的过程已经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学人。如果以这种方式和过程来查阅中国古代文物文献也未尝不可,但是中国古代文物文献查阅上的瓶颈问题是查阅程序的复杂。西方文献的查阅方便一方面是建立在网络发达的前提下,而另一方面则是收藏方的公共责任感。目前,国内的收藏机构在提供查阅资料的服务平台上还是建设不够,网络的整体化传播也还有待时日,所以,直接查阅仍然是中国古代文物文献查阅的主要选择方式。
中国古代文物文献整体存世量虽然很大,但是单本的存世情况却并不容乐观,同时由于历史问题,还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并不保存在国内,这首先就为古代文物文献的查阅带来极大的障碍。纵容国内的馆藏资料中收藏有某种古代文物文献,整体查阅体系的不健全和保密原则也限制了对于该种古代文物文献确切位置的查询。当寻求确认某文物文献收藏处之后,限于身份和原收藏单位的保密限制,多数情况下也不能亲自阅读古代文物文献的原本。面对复印本的研究必然不能很好的把握古代文物文献的原始状态。
二、断句所需要的素质
古代文物文献的研究者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业的文献学研究者,另一类则是专门文化研究者,此外,还有大量相应的研究者和文化爱好者也或多或少的涉及古代文物文献的学习和使用。古代文物文献除了整理并重新出版的极少部分外,大量的原本古代文物文献不仅没有标点,句读都多不存在,这样必然提高了门槛,把一部分人限制在初级的了解状态中。
无论是哪一类研究者,面对古代文物文献必然先要有古文字学的知识,能够把握古代汉语的文字及运用模式。其次,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学术史等通史性的专门知识也必须系统掌握,这样才能够对于古代文物文献所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从而了解古代文物文献内在的意义。第三,对于某一门类的文化知识要做系统化的了解,因为泛泛的学习必然要与专业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够有一个着力点。
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之后,才能够较好的把握相应的研究对象。古代文物文献的查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断句的问题,如果只是能够认识汉字,或通过工具书了解个别汉字的意思,并不能系统性的了解整句之间的意思是难以真正的使用古代文物文献的。
古代文物文献的断句如前面所说,在识字的基础上首先是断句,断句的前提则是把握文句的真正意思和内在联系。一般同类的文献需要对该门专业知识的了解以及对于历史整体背景的熟悉。但是古代文物文献的类别较杂,除了经史子集的分类法之外,类书和丛书的普遍存在,就使得单独研究某一方面的学者在查阅古代文物文献的问题上需要面临极大的考验。
所以,中国古代文化驳杂和浑然的特点是难以完全用西方学科体系式的研究方式来分解的,研究古代文物文献不得不承袭“杂家”的特点,把中国传统的金石学、考据学等治学方法和现代学科体系相结合,进行带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物文献研究。
三、误断所产生的误读及其后果
断句关乎文义,不能很好的把握内在的系统,就不能很好的进行断句。误断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影响对于整体文义的理解,对于整体文义的理解出现偏差所产生的误读效应影响的是治学所得出的结论,这样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
并非只是今天的学人面临误断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由于时代语言的变迁,阅读本身始终会面临误读问题。清代学者之所以在考据学上有相当的成就,就是因为当时对于许多之前的文物文献的解读存在分歧,这种分期已经影响到不同群体对接的前提。清代考据盛行,如在历史文献方面主要是考史和补志,同时以怀疑、辨伪、考信,三者为主旨考辨远古文献,这使得今人对于上古等时期的文献有一个系统性的参考,同时也提供了研究方法的参照系统。今天,我们除了面对原有流传有序的古代文物文献之外,还有大量的出土文物文献需要面对,这就使得我们今天研究的对象不仅是有着多种参考体系的文献,还有曾经被历史遗忘的大量地下文献。所以,新的解读系统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对于文献掌握度的不平衡,使得解读者往往是以某种垄断者的身份出现。这种垄断的身份并不能获得学术上的完全认同,但是伴随着原文的非公开化存在,这种质疑就有难以释怀的沉淀。面对公共学术领域探讨的问题,则由于学术派系的纷争也很难以得到完全明确的统一,这样使得误读成为普遍存在的阐释前提。这种误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学者不同的学术背景使得学术研究异彩纷呈,旁观者的清冷使得学术的研究局限在个别范围内,这样的结果是难以避免的,这是时代变革中学术尴尬的必然,更是古代文物文献研究的必然阶段。
四、小结
断句对于研究古代文物文献虽然是一个基础的能力要求,但是这种能力的获得却并不只是经过简单的学习就可以解决的了的。长期的积累不仅要涉及基础的古文字学等基础语言知识,对于整体的历史背景和专门的学术知识都有一定的要求,更为重要的还有长期的实践积累。误读是误断产生的必然结果,但是目前对于误断和误读的界定还有着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学术上的完全统一并不都是学术本身的建构问题,行政等外在因素有时会自觉不自觉的影响学术自律的存在。所以,断句是影响古代文物文献解读的重要环节,但是误读的产生却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原始意思的把握与新时代的分析早就了解读的多元存在。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成就篇8
笔者认为,在宋元时期出现发展并在明代得以全面应用的中国珠算,[(4)]作为中国传统算器的历史性创造以及它作为实践应用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得到数学史界的充分认识。目前的评价没有把中国珠算与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规律联系起来,没有把中国珠算作为宋元数学成就之后的又一重大成就,明代珠算与宋元数学的比较评价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评价中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
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中,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和评价方面的某些困难。客观地历史地评价明代珠算,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算器型的算法体系、技艺型的价值取向和古代数学评价标准等问题。
1珠算与算器型算法体系
目前,许多中国数学史的学者都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认识到,中西古代数学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构造体系的数学模式。许多中国学者都从中国古代数学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规律中指出中国古代数学区别于古希腊数学的特征,并且强调要在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之处体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意义及其对人类数学的贡献。
在论证分析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时,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古代数学不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依逻辑运演和逻辑证明为主要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以筹算的运演为主,算筹的运演规律构成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使用算筹这样一种算器,并以其为基本运演形式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
李继闵先生认为:“形数结合,以算为主,使用算器,建立一套算法体系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显着特色。”[(5)]吴文俊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数学模式时强调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6)]
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构成的一种算法体系。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期依靠一种直观的、具有符号特征的、可操作运演的算器,表明了人类古代数学的一种有代表性倾向的算法特征,它与古希腊数学代表了人类古代数学的算法和演绎的两种发展趋势。[(7)]
筹算的算法体系有两种必然的发展方向,其一,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继续创造和发展解决问题的筹算运演规律(这一点既需要实践问题的推动也需要运演经验的积累)。其二,是筹算运演工具在运演操作中被改进或被创新(这一点同西方逻辑运演形式的改变,即严格化、形式化、符号化的改变有相类似之处)。在人类的历史中,人类对任何应用工具都有不断改进和创新的特性。筹算排摆及其运演中带有的不方便、易变动等特征必然会随着筹算运演的发展而被人们不断地改进。在宋元时代得以发展到明代得到广泛应用的珠算,正是中国古代数学对算器本身进行改进创新的一个里程碑似的成就。
中国古代数学是运用算器以算法为中心而构成的数学模式,当算法形成一定构造性的规律时(如宋元数学的成果),人们对此给予高度的赞誉,而对算器发生根本性变革(从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取得的成果却评价的如此平淡,这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以算器为运演工具的算法体系是有很大困难的。
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规律上分析,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是中国算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算器为运演形式的算法体系的一个重大进展。认为宋元数学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中断了,明代珠算只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断时的一种民用和商用数学,那么这至少表明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没有得到理论评判的重视。
2珠算与技艺应用的数学价值取向
在数学的发展中,人类数学在其原始状态都具有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功能(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双重的文化特征),这一种现象无论是在对现有原始部落的考察中[(8)],还是在人类数学历史的发展流变中都可以发现。在中国古文化中,以蓍草形式为代表的筮占活动实际上就兼具神秘和数量的双重解释功能。《左传·僖公十五年》写道:“龟象也。筮数也。”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以竹棍摆排来表现数量意义的筹算与神事活动的一些共同起源。[(9)]在古希腊的文化中,数学的神秘解释功能被毕达哥拉斯以“万物皆教”的形式用来表现世间万物。
原始数学的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功能,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数学发展流变的模式。在中国文化中,始于竹棍(蓍草)而起的神秘功能和数量功能,逐渐分化为两个彼此相异的操作运演体系。一种体系是经孔子推崇而盛行的《周易》蓍草占卜运演体系(即从原始的神秘形式演化为一种具有一定理性思辨色彩的中国文化的理性解释系统)。另一种体系就是“算数事物”的应用体系——筹算体系。古希腊的数学发展与中国不同,原始的数学神秘功能与数量功能一直没有分化,反而在毕达哥拉斯之后,经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努力,使数学的神秘功能具有了哲学理性的色彩。古希腊数学神秘性功能与数量性功能的结合一致的共同发展,使欧洲中世纪的数学具有了基督教神学的宗教特征。罗素指出:“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10)]
古代文学成就篇9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观念；分级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9-0268-03
一、选题缘由
汉语是母语，也是国语，作为国人，熟练掌握和准确运用汉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古代汉语是学习现代汉语的基础，学好古代汉语对于掌握和运用现代汉语，熟悉和运用国语具有重要的现实应用意义。然而随着信息化的到来，古代汉语教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些年轻的学者公然地提出古代汉语是一种“业已死亡的语言”[1]，认为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不禁让我们为古代汉语深深地捏一把汗，古代汉语真的会成为博物馆里的珍藏品吗？然而近几年，“国学热”的再次掀起，使“古代汉语重要性”、“强化古代汉语教学”等问题提上日程，并得到了国人们的支持。这样的社会环境，赋予了古代汉语新的发展契机，古代汉语教学研究也正期待一场全新的革命。本课题的提出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的需求。本文将从教学观念的更新、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方法的多元化三个方面入手，探索全新的古代汉语教学方法，使素质教育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真正得到落实，并为21世纪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二、结合素质教育的目标，完成古代汉语教学观念的更新与变革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古代汉语处于尴尬地位的重要原因就是师生的观念问题。据此，我们认为可以治本的唯一方法就是教学思想的改变。
1.教师“教”的思想的改变。目前有很多老师不能正确认识“教”的目的，认为“教”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仅仅是教学任务的完成，仅仅是自己工作的职能。以这样的思想做指导就很难深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就古代汉语来说，就更难提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了。因此，作为古代汉语老师，要以提高学生古文兴趣为终极目标，要确立“领路人”的思想。老师要尽一切努力把学生领进自己的研究领域，把知识的本末完全交代出来，让学生在好奇与理解的基础上学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比如讲到《左传·成公二年》“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2]这句话的“越”字，教材上解释：“越，坠。”而在我们现在汉语中“越”并没有“坠”的意思，如果只是告诉学生在这句话中“越”就是当“坠”讲，让学生只是当成新知识记忆，这无疑会增加学生的负担，也会使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我们应该这样告诉学生：在《说文解字》中：“越，度也。”度，就是渡河的意思。那“度”与“坠”（坠入河中）的意思又相去甚远，为什么“越”可以当“坠”讲呢？原来这是在特定语境下的形成的灵活义。因为古代战车的形制大致是由车辕（辀）、车轮、车厢构成的，翻过车厢就会跌落车下，在这个特定语境，即“越车必坠”的情况下，“越”便有了“坠”这一灵活义。通过这番讲解，让学生既知道了词语运用的内在含义，又能了解古代的一些生活常识，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古义古训产生了探奇求根的兴趣”[3]，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热情也会由此高涨！
2.学生“学”的思想的改变。大多数学生对古代汉语提不起兴趣，主要是因为存在畏难心理，一旦形成这样的心理定式，就很难产生真正的学习热情。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克服学生畏难的思想。古代汉语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只有学习了古代汉语我们才能对现在汉语有更为系统的认识，要告诉学生从古代汉语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掌握到一些有用文化现象，另外，学习古代汉语不能一蹴而就，应该循序渐进，把握规律，先易后难，逐步提高。通过这些疏导让学生从根本上消除畏难的心理。充分利用汉字的表意性，把枯燥的知识讲出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采用“分级教学”方法，促进古代汉语教学内容整合与优化
由于古代汉语知识系统繁多，语法知识较为零散，某些理论较为深奥，这就为我们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尤其针对专科层次的教学，提出了难题。对此，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教学形式，即“分级教学”。所谓“分级教学”就是从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应用出发，实施不同水平等级的教育。目前所提到的“分级教学”大多针对外语教学，而我们发现“分级教学”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开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1.完成教学内容的整合。教学内容的整合，就是对教材内容的重新处理，即将其中每个知识点根据教学目标的不同进行重新分组。下面我们以专科学生的教学内容为例加以说明：专科学生的古代汉语知识较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以专业研究为终级目标，因此针对这样的班级，我们以常识性讲授为主，尤其侧重高中阶段所涉及到的基本理论知识，比如文字、词汇、语法等章节，进行系统、详细的讲解，并通过大量练习，使这部分学生掌握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加深对古代汉语的了解。对于那些高中阶段没有涉及的内容，如古书音韵、训诂和修辞等理论知识，我们则略讲或不讲。实践证明，通过对教材内容的重新整合，进行针对性的因材施教，使所有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都提高了一大步。因为学得会，所以愿意学，这也就调动了他们学习古代汉语兴趣。
2.促进教学内容的优化。所谓教学内容的优化就是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加工处理，用自己的认知结构来优化教材的理论知识。我们所使用教材的内容知识相对稳定，但是学科在不断地发展、更新，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关注本学科前沿的理论，并把获得的新成果、新知识融合到课堂教学中去，以充实教学内容。比如讲“之”字的词性时，王力教材上当介词用，教师不能仅仅把教材上的这一结论传达给学生，还应该告诉学生关于学术界对“之”字词性的争论，即连词“之”和助词“之”的说法，将这些学术的争论讲给学生，引导他们在将来的学习中，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些尚未定论的知识，避免钻牛角尖。再比如讲“古今词义演变”时，要与现代的词汇知识相结合，把最新的分析理论运用到课堂上，告诉他们所谓的古今词义演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重新分析”或“重新理解”。这样古今结合起来，教给学生的才是一个更为全面系统的知识。
四、利用现代科技，实现古代汉语教学手段的多元化
1.采用讨论辩论式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就是所谓“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老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缺少互动，即使老师讲得很投入，甚至激情澎湃，下面的学生依然东张西望，我行我素，好像事不关己，高兴了就听几句，不想听就干自己的事情。这样的教学状态发展到最终会导致教与学的双向恶性循环，是无论如何也提高不了教学质量的。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满堂灌”，采用讨论辩论式教学，给学生创造一个轻松、活泼、自主的课堂氛围，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到教学中来。比如古代汉语文选作品中的字、词、句方面的疑难问题，像古今字、异体字、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等，或者通论中一些基本理论知识，此外，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变换教学地点，比如可以直接把学生带入图书馆，进行关于某一专题内容的讲解，这不仅帮助学生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而且还加深了课堂印象，提高了兴趣。
2.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强教学的直观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多媒体技术发展的日渐成熟，为我们古代汉语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们充分利用多媒体这一现代化教学手段，集图、文、声、像于一体，使教学形式既直观，又生动。传统板书时间的减少为学生直观的思考赢得了更大的空间，这样一来，教学内容自然就更为充实，教学效果也大大提高。比如，在“汉字的结构”这一通论里要涉及到汉字形体的演变。教师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描摹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到楷书的字形，既费时又费力，形体还不一定描写得准确。使用多媒体，教师可以将甲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文字直接投影在屏幕上，也可以制成动画效果，以动态的方式将汉字形体的演变展示出来。这样让学生真实、感性、生动地看到了汉字的演变过程，认清了它们造字理据，为进一步了解汉字的表意性质以及推求汉字的本义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关于文选教学，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可以找一些相关的视频，加深学生对历史背景、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的了解。如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之前，在学生预习过的基础上，先播放东周列国（春秋篇）中关于这一历史故事的视频，让学生置身于母子兄弟之间的一场权力与孝义的厮杀中，可以更形象地了解人物特征以及故事本身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此同时，教师再步步设问：共叔段的行为是否应受到惩罚？母亲姜氏是否可以原谅？郑伯认母是否有政治上的原因？让学生参与到故事中，并训练了他们的思维。在完全理解文意之后，教师再引导学生归纳出文中用字情况、特殊句式、词类活用，这样轻轻松松地把文言基础知识也落实了。此外，还可以利用办公自动化进行网上讨论，解答疑难问题，加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沟通，也弥补了课堂教学时间的不足。
3.注重实践环节，努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质量，不仅仅包括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注重实践环节，即引导学生通过反复实践，理解、掌握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技能，从而有效地加以运用。我们可以适当地安排一些语言研究方法训练，将教材中有争议的问题拿来让学生思考与探索，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关于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的说法有很多，争论也很大，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面”在《史记·项羽本纪》：“马童面之”中作动词“面向”讲。有的人说“面”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也有的人说是名、动词的兼类。像这样的问题，教师应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体会哪种说法更为合理。通过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从不同程度加强和培养了学生自觉观察语言现象、探索语言规律的习惯，提高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水平和质量。我们还可以在教学之外，设计完整情境，让学生进行模拟教学；还可以安排学生到中小学去听语文课教学，分析当前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使教学有较强的针对性，这样既巩固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也培养了大学生的职业技能。
综上所述，在遵循古代汉语教学目的与内容的前提下，正视高校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实现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水平与质量，使素质教育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真正得到落实。
参考文献：
[1]摩罗.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J].粤海风，2001，（5）.
[2]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2.
古代文学成就篇10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理念审视
在高校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古代文学作品占有较多的篇目和重要的地位，在课程教学中，教师一般也会把古代文学作为重点内容来讲授，但有些教师还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比较落后，不能适应现代文化建设的需求，针对以上问题，需要我们对学习古代汉语言温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改进，进行重新审视。这样，高校教师才能在教学中，让学生有兴趣学习古代文学课，教师要通过前人的教学经验，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对自己的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扩充和更新。
1在学习古代文学中存在的问题
1.1教学方法比较传统，教学效果难如人意
在古典文学的讲授中，有些教师教课方法比较传统。他们在讲课时经常采用传统教学法，整节课下来也听不到什么主要内容。他们经常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对知识点刻意加重，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提高学生的成绩，由此看出，他们的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显得比较死板、单一。以自我为中心，让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学生对课程不感兴趣，机械的讲解，让学生感到厌倦，根本就记不住有用的知识。
1.2学生学习面狭窄，获取古代文学贫乏
学生的古代文学学习都是在课堂上，获取的古代文学信息多数是听教师的讲解，了解古代文学的渠道少，在平时的生活中根本用不到古代文学知识。学生的学习面变得很狭窄，家里也没有给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古代文学氛围，对古代文学的世界不了解，每天都是死记硬背，收到的信息量很少，获取文学知识贫乏。
1.3偏重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
教师在教课中比较偏重“交际能力”的培养，在语言学习中过分的注重语言的意义和语言信息的传递。教师在教学中的这种理解偏差，让学生理解文学的一些常识上会出现失误现象。教师不能正确的分析语言能力和掌握语法的能力，导致学生忽视语法和语言形式的正确性，这样就会影响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继而导致他们的成绩提不上来。学生的古典文学才力与素养日益下降等问题在推进大学教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大背景下愈加凸现。
2学习古代文学的新思路
2.1注重朗读
我们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若不能理解、对接，体现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寄托，中国古代文学的生命精神，那么学生就不可能接触到文学的内核，不可能得到美的享受与思想的振动。需要注意的是，古人强调生命，并不一定是就作品所写具体内容而言，而是指作品整体，一种超越抽象的生命感。所以古人对诗文的欣赏强调、顿悟、吟咏。因此，读诗的人必须通过反复吟咏，把握这个活泼的意象，把握它内在的血脉流通，这些表述都再次说明：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必须要加强诵读教学，留出甚至挤出时间让学生先读作品，老师事先不要讲解，不要代替学生阅读与感受。否则就是剥夺了学生作为生命个体的主体作用与内在需要，剥夺了学生作为生命个体与古代文学中的生命精神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因而，类似文学史教材不宜由老师占用过多课堂时间来重复讲授，而是交给学生事先自读自学，从而将课堂的时间留给师生用于作品的诵读和对作品的体悟，然后才是所谓规律性知识归纳。
2.2学习古人优秀做法
我们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要思考中国古人在进行文学教育教学时的特点与优秀的做法。中国古代的文学教学一脉相承地重视健康的伦理型人才的培养，突出心灵的陶冶，人格的塑造与道德的完善，这既与中国哲学的生命精神，重人贵人，注重礼乐教化的传统契合，也与中国文学的重人贵人，言志抒情，兴观群怨的传统契合。换言之，在关注人的生命，塑造人的精神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实现了同构。
2.3将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放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视野中
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学的发展与交融是中国古代文化、文学史观研究当然的题中之义。因此，在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与科研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贯穿新理念的《中国文学史》尚未出版之前，可以自行调整自己的教学思路，适当改变原有的理念，开展有关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另外，有关港澳台文学以及各地古代地域文学的研究成果也要纳入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2.4把育人放在首位
既然古代文学的突出特质是富于生命精神，古代文学教学的核心价值是“育人”，再加之中国文学注重心灵体验，以抒情言志为主体。中国文学创作与欣赏讲究含蓄之美，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这就要求和提醒我们在接受，阐释“传承时应该以感悟”体验为主，改变唯理论“唯讲授”唯阐释的模式，留出时间让学生先阅读原作品，从古代文学的生动形象入手，引导作为生命主体的学生进入充满感性形象的世界与充分想象。
联想的课堂情境中，不断体会古人对于人自身，对于外在自然，对于社会变迁的感悟、思索和实践，不断从前人的思想、情感、体验中汲取当代生存的力量和操守，而不是扮演一个“全知全能”的角色去代替学生阅读，感知和归纳，因为，文学教育的本质是让学生去审美，去感受美，去创造美。
反观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我们恰恰是在这些点上距离古代文学本身越来越远，越来越不符合文学教学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及其教学特质，重新彰显古代文学对于人生修养提升，人格塑造完善的意义以及诵读、体验等学习方式的意义，不断优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艺术，让学生感受到来自远古前贤的心灵激动，人生体验与生命精神，最终提高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杨柏岭.文本・美育・文化：当代高校文学类课程教学的问题与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10（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