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的分类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04:11:27

对外贸易的分类篇1

      【关键词】职业岗位;分类;对外贸易专业;教学改革

    

      一、 当前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事物的性质,即事物内在的本质属性, 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原因。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即高等职业教育内在的本质属性,是高等职业教育有别于其他教育的根本原因。

教育类型是由社会需要的人才类型所决定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现和探索客观规律,即研究科学原理的人才——学术型、科研型人才;一类是将科学原理应用于实践,从而转化为工程、产品等物质形态的人才——应用型、实用型人才。前者是培养探索未知的人才,后者培养是应用已知的人才。

        不同类型的人才要由不同类型的教育来造就。一般来说,学术型、科研型和工程型人才由普通高等教育来培养,而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则由职业教育来造就。其中的技术型、高级技能型人才一般由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在类型上属于技术应用型教育,而不是学科型、工程型教育。但在现实中,高等职业教育刻意向普通高等教育看齐,把技术应用型教育办成学科型、工程型教育的现象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偏离”:

        .专业定位和专业设置偏离了社会的实际需要。不是按照职业岗位或职业岗位群的需要设置专业,而是完全套用普通高等教育的专业目录,以学科来设置专业。 

        .课程设计和组织教学偏离了人才的培养目标。不是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设计教学体系和培养方案,而是走高等专科学校的老路,办成普通高等教育的压缩版。

.教师的激励杠杆偏离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方向。特别是在职称评审方面,完全套用普通高校的做法,把教师引导到写理论文章和出专著上去。 普通高等院校应该鼓励教师创造学科理论去探索和预测未知,高等职业院校应该引导教师创设实践过程去应用已知。

        改革的总体思路是:设置职业化的专业,开发岗位化的课程,实施过程化的教学,推行成果化的考核。

      二、 职业、岗位的关系

?职业是具有一定特征的社会工作类别,它是一组相互关联但又不能相互替代的特定工作的统称。一个社会性的职业本身是一个系统,它是由若干个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个岗位组成,即通常所说的岗位群。它具有集合性、关联性、层次性和目标性等特点。在这个系统中,它是由一个核心岗位支撑起来,将众多的岗位有机集合在一起。比如,教育是一个职业,教师就是一个核心岗位,其他的行政管理、实验实训、后勤服务等岗位都是直接服务于这个核心岗位而存在的。

??岗位是企业根据生产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的工作位置。企业根据劳动岗位的特点对上岗人员提出的综合要求形成岗位规范,它构成企业劳动管理的基础。

??职业和岗位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对高职院校课程设置要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要对职业进行科学的分类。职业分类客观地反映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和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阶段社会管理水平。 

既然高等职业教育部门要设置职业化的专业,那么专业所培养的学生就应该是掌握这个专业所对应所有岗位的操作规程和实践技能,因而,对岗位的科学分类就成为高职教学改革的基础性工作。无论是一个岗位开发一门课程还是几个岗位整合成一门课程,但专业岗位的科学分类是前提条件。划分出来的职业岗位必须是全面、科学、切合实际,这样既能突出专业岗位的工作过程和操作规程,又能针对工作过程融合岗位所需的岗位技能,为教学改革的后续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三、专业岗位分类的依据

        高职对外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就业为导向,以专业能力为本位,以岗位要求和职业标准为依据,并能满足学生职业生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具体目标应是:

        .以职业资格要求为蓝本划分职业岗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国家职业资格是一种以能力为基础的资格认定,是经专门机构在综合测试和考察实际工作效果后颁发给个人的能在全国得到承认的一种凭证。它标志被授予人所具有的能力和操作水平,是提供就业的主要参考凭据。每一张“国家职业资格”都对应一个具体的岗位及所需的岗位技能,它由主要职能、能力单元,能力要素及操作上的具体要求和范围等所构成。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可以将对外贸易专业划分为外销工作、报关工作、报检工作、单证工作、船务工作等职业岗位。

        .以工作过程为主线构架职业岗位。岗位工作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技术方法,按照一定的操作规程和工作程序作用于具体的劳动对象并产生一定工作成果的社会活动。因此,职业岗位都是由技能、过程和劳动对象组成的有机整体。任何岗位都对应了一定的工作过程,能够相对独立的工作过程必然包含一定的岗位。那么在进行岗位分类时,以核心工作过程为主线,着眼于相对独立的的工作过程,逐一进行分解,划分不同类型的岗位工作。以工作过程为标准构架职业岗位,要对整个职业化的专业有一个比较透彻的理解和认识,要冲破学科体系的束缚,重新构建行动导向的岗位体系。例如,对外贸易专业从作业过程上划分主要有:商流、物流、资金流、单据流等四种基本作业运动。

  

.以工作任务为引领归纳职业岗位。上述两种划分方法主要是基于职业岗位内部的工作流程和常规的工作内容进行划分的。但每种职业岗位总难免面临着由于外界的冲击而产生非常规的工作任务。外部环境的变化给职业内部系统带来新的工作任务时,要完成这些工作,就应该有常设岗位或临时岗位来承担这部分工作。因此,以工作任务为引领划分职业岗位是对以上两种划分方法的有效补充。例如,对外贸易专业在做好各个岗位的常规工作时,经常遇到反倾销、反补贴、合同危机等非常规事件,而且这些非常规任务对于对外贸易职业而言,发生频率并不少见。那么我们应该划分出仲裁与应诉、的职业岗位,纳入到职业岗位系统当中来。

.以工作部门为线索划分职业岗位。按涉及的部门进行划分,海关作为代表国家政府而独立行使对国家所有的进出口活动而进行监管调控的部门,它有自己一套独有的工作程序和工作规程,在以上的分类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但是考虑到未来学生报考公务员进入海关部门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岗位并入到对外贸易的岗位体系中是比较合适的,体现了专业设置中的可拓展性。以上四种划分方法不是独立使用,而是以工作过程为主线,再辅助以其他三种分类标准归纳整合成任务明晰、过程突出,相互衔接的职业岗位系统。结论:以岗位和职业资格要求为依据确定课程标准,以工作过程为主线确定课程体系,以工作任务为引领确定课程设置。那么,对外贸易专业岗位就划分成如下八个方面的内容:外销实务、外贸物流与保险实务、外贸商检实务、报关实务、单证实务、外贸监管与预防、外贸仲裁与应诉实务、海关实务。自然构成了对外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

      四、 知识技能的重组——课程开发

通过以上划分,以工作过程为主线构建的课程体系框架已显山露水。让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毕业之后要做哪些事情,怎样做这些事情。就好比学生置身于大河彼岸,清晰地看到对面的风景,可惜的是面前横卧着一条大河,只能远观而不可近赏。要能近赏,技能不可或缺。怎样将知识和技能融合到以工作过程为主线的课程体系中去呢?用一句话概括为:因岗定能,构建职业通用技能、专业核心技能和专业方向技能的课程体系,形成金字塔式的技能和能力体系,职业通用能力是金字塔的最底端,中间则是专业核心技能,而金字塔的塔顶则是专业方向能力。

例如,对外贸易专业的通用技能是外贸英语能力,具体包括外贸领域的口语会话能力、外贸函电的阅读能力、外贸函电的写作能力等。这种能力是以上所有岗位工作共同所需要的技能。专业核心技能是以上七种核心岗位各自所需要的技能。专业方向技能是基于社会变迁产生新岗位后的适应性技能或发展性技能。这种技能可以通过以上两种技能的培养之后着手打造的技能。

外贸英语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通用技能的课程先行讲授。但不能按照现有的教材开展教学。而是紧扣专业核心技能,以工作过程为依据,将对外贸易活动中各个环节所使用到的专业词汇、常用句型和固定表达方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编写成听、说、读、写于一体的实用教材。我们打破以往按语言学的结构以章节的方式编写教材,要以工作业务流程为线索,开发模块化学习单元,将那些外贸过程中必须用、反复用的词汇和习惯表达方法作为教学的重点,学生记住了常用词汇,能套用有关的句型,能完成日常的外贸沟通工作,学生就算达标了。

以外贸仲裁与应诉实务这个岗位为例,我们在学科体系中开设的《wto规则》、《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等有关办事规则的课程,要依据仲裁与应诉的岗位需要,精选必须的知识和技能,融合到岗位工作过程中去。在过程中讲授法律知识,在动手中领会办事规则。将那么学术探讨性的漫无边际的理论知识统统删减。

对外贸易的分类篇2

【论文摘要】中国和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且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产业结构和自身优势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额并不很大,但是近年来的贸易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两国间贸易发展空间仍然宽裕。所以,两国应共同寻求南南合作的新途径。从对两国商品贸易的结构分析,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双方贸易商品做出合理安排,从而充分利用各自的禀赋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达到增强两国贸易紧密度和双方和谐利用外资的目的。【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商品结构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约2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面积1200多万平方公里,GDp总额约2万亿美元,外贸总额1.5万亿美元。然而,从历年的外贸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印贸易额占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的分量却不到2%,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份量不到6%,从这些基本数据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双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很多互利的投资与合作机会,贸易增长潜力巨大。事实也正如此,印度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合作伙伴,两国的贸易额近年来呈现出以较高的增长率逐年递增的态势。另外,由于两国领土接壤,在云南、西藏地区,两国边境贸易也有很好的发展空间。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中印边境贸易在一段时间里面有所衰退,但是两国自身都客观具备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互补和合作的优势。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中印乃堆拉口岸的开放、胡锦涛主席2006年底成功出访印度等一系列增进双边交流合作的利好消息的到来,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发展前景被十分看好。一、加强中印贸易合作对双方的经济腾飞具有战略意义曾经有人预言,中国和印度在将来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许多学者也曾提议并探讨了关于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这些都说明这两个国家应该在经济发展的方向上寻求某种共同的道路。但是,在现实中,中印双方各方面的相互合作的确还存在一定困难,单从贸易方面来讲,由于受到政策、文化、历史、国情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中印贸易的实际开展远不如理论上那样顺利。总结阻碍中印双边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首先,中印之间由于历史原因,印度对我国有一定戒备心理;其次,两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在对外出口和吸引国际投资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格局;第三,两国陆运贸易不发达,虽然接壤,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目前两国之间大部分贸易的开展是通过海运进行的,路程远、费用高,不利于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中印加大互利合作是两国的明智之举,中印双方应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寻求一种南南合作的新格局。其中中印贸易紧密程度的加强,是这种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主要表现在:1.加强中印贸易的紧密联系可促使中印两国在政治方面更加相互信任同我国一样,印度也正处在改革的浪潮之中,它的目的同样也是经济的迅速腾飞。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对此十分感兴趣,印度也有意希望借助美国等一流发达国家的力量来迅速达到赶超的目标。但这样对于我国而言无疑是不利的。如果能够使两国的经济依赖性加强,在各个领域展开更充分的合作,使双方都成为彼此不可缺少的伙伴,那么经济上的紧密性会影响政治的紧密性,在双方互为有利的基础上,稳定的双方关系应该不难创造。2.双边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提高两国的经贸效益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对于双边贸易,特别是陆运贸易,如果能适当降低关税,则可以进一步扩大贸易量。但就目前而言,印度的关税依然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这对双方贸易的进一步开展无疑是不利的;另外,如果像许多学者提出的那样,中印自由贸易区能够建成,则双方获利会更大,根据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经济理论,不难推测出这个结论。3.加强中印贸易合作可以给我国西部地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几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状况已经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是这点成绩对于彻底改善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还是远远不够的,仅仅依靠优惠政策也是远远不够的,西部地区应该发掘自身的禀赋优势,并能够将资源转化为资本。西部地区应努力做成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基地。首先,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明显,从云南、西藏到印度都有公路到达,去年建成的青藏铁路,更是将内地和印度的陆地距离延伸到了拉萨,而且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青藏铁路的延长线已经被纳入重点工程,该延长线将现有的青藏铁路从拉萨延长到了日喀则,按计划,以后还会延长至亚东口岸,这将进一步拉近了与印度的距离,为中印贸易的开展,包括边境贸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其次,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廉价且众多的国家,西部地区正是我国劳动力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在我国的劳动力流动方向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如果西部地区作为中印贸易的门户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么随着该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大量的劳动力会回归到西部地区,从而可以相应减少流动开支和一系列其他相关社会问题,使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分布不均的问题得以缓解。二、中印商品贸易结构分析1.中印产业间贸易情况分析在中印商品贸易中,双方的进出口产品类别有着较大差异,本文根据HS(the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编码的商品分类标准将参与贸易的商品进行分类研究,该分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完善和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它将所有贸易商品共分为22类、99章,考虑到实际情况,本文在研究中印贸易商品时,剔除了第19类(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20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和21类(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主要原因是由于这几类商品贸易量太小,故本文以下只研究其他19类商品。如图1-图3所示,从2003年到2005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印商品贸易有如下特点:(1)中国和印度的商品贸易结构比例基本保持平稳;(2)多数类别的商品贸易量较小,但也有部分商品显示出较高的贸易额度;(3)从印度出口方面来看,该国出口到我国的金额最大的商品是第5类(矿产品),且在该类商品中,印度保持了较大的顺差;第15类(贱金属制品)中,两国贸易量也较大,虽然在2003年,印度在这类产品的出口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但随后2011年、2005年数据显示两国贸易差额不大;第7类(塑料橡胶制品)中,印度显示出略微强势的出口额,但两国这类产品的贸易量并不大;(4)从我国的出口方向来看,我国在第6类(化工产品),第11类(纺织品)和第16类(机电产品)的出口中占有比较优势。图12003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图22011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图32005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从图中还可以看到在贸易量较大的产品类别中,进口或出口一边倒的形式十分明显,双方都有具备贸易比较优势的产品,显示了双方商品的互补性,这对于双方贸易的开展是有推动作用的。然而,这样的商品在中印贸易间只是少数,而且,由于诸多原因,一国某类商品大量的贸易顺差无疑会增加另一国一定程度上的贸易恐慌,特别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与许多国家的一直保持了顺差形式,加之印度本国也正在实行一系列崛起战略和改革战略,双方较大的贸易差额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一国的利益,从而影响到两国的贸易进一步开展。所以,这种基于双方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国际贸易并不十分适合于这两个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中印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完全依靠这种传统的贸易形式是不够的,而基于规模经济优势的产业内贸易应该更适合目前双方的贸易开展甚至对两国吸收更多的国际投资也能起到促进作用。2.中印产业内贸易情况分析学术界一般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的高低。在一系列统计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数(Grubel-Lloydindex)简称GL指数,是迄今最常用的权威性测量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标,某产业的GL指数表达式为:Xi-miBi=1-————Xi+mi其中,Xi表示某国i产业的出口额;mi表示某国i产业的进口额;Bi在0-1之间变动,Bi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越接近于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很低。根据统计数据计算,中印产业内贸易指数如表2所示。表2中印19类主要贸易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1997-2005)数据来源:高校财经数据库根据表2中的数据,本文只着重研究双方贸易额较大的商品类别的产业内贸易情况(即第5、6、7、11、15、16类商品),可以发现如下规律:(1)在印度顺差较大的产业中,第5类商品两国的产业内贸易程度逐年降低;第7类和第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比较大,且近年依然呈现上升趋势。(2)在我国贸易顺差较大的产业中,第16类产业内贸易指数较平稳,且产业内贸易程度很小;第6类产业内贸易指数指数逐年上升;第11类产业内贸易指数逐年下降。可总结得到以下结论,如表3:表3中印贸易中适合不同贸易形式的商品类别三、发展中印贸易对策分析针对前文所研究的发展中印贸易的战略意义和双方贸易商品结构数据的分析,笔者认为发展中印贸易可以采用以下策略。1.对双方具备比较优势产品要继续保持其优势对于印度的矿产品和我国的机电产品和纺织品(虽然纺织品还有一定的产业内贸易成分,但是其趋势已经越来越小,所以对于纺织品贸易而言,中国还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而言,因为双方都有着较强的绝对优势,这种优势的具备前者是因先天禀赋后者是后天多年的积累结果,且都是不容易改变的固有优势,所以对于这两类产品双方应该进一步巩固各自的优势,而不必刻意弥补贸易差额,更不要恶性竞争和制定高额壁垒加以限制。2.利用规模经济开展产业内贸易对于塑料橡胶制品、贱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内贸易已经形成且有逐步加强的趋势,所以,对于这几类产品,两国应着重加强产业内的分工协作,在产品质量、档次、用途等方面,结合本国其他资源如土地、劳动力等,展开合理分工,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创造规模经济效益。另外,由于双方协作分工,产业间的恶性竞争会相应减弱,这对于目前两国吸引FDi方面的矛盾也会有所缓解。3.大力加强边境陆运基础设施建设和沿线配套服务建设目前,印度进口到我国的商品所经过的陆运途径主要是经缅甸到达我国云南。值得欣喜的是青藏铁路的开通及已经纳入“十一五”工程的其延长线的修筑无疑对双边的陆运贸易往来是一个利好消息。铁路的运力是陆运的数倍,这样一来既可减少以往绝大部分依靠海运的运输成本,又可以提高运输的速度、效率和安全性。另外,在陆运沿线也应该相应地建立服务于双边贸易的配套设施,如在云南、四川、广西等地设立货物装配和集散仓库、商品加工厂等;也可以不定期在这些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产品博览会,针对双方的优势产品展开贸易洽谈,不论双边贸易还是地区经济亦可在会展经济中获得一部分收益。参考文献:罗文宝周金秦: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障碍及对策研究[J].南亚研究季刊,2006(1)郑利:中印经济优势分析[J].合作经济与贸易,2006(1)张建红:中印两国贸易合作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1999(5)斯瓦兰·辛格:中印双边贸易的基础探悉与前景展望[J].现代财经,2006(3)朱晶陈晓艳:中印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及贸易潜力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1)徐康宁韩剑:中国和新加坡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5(7)

对外贸易的分类篇3

数据采集存在局限性,导致数据完整性不足。如上所述,新的贸易信贷管理制度要求各类企业分别报送一定范围内的贸易信贷数据,导致外汇局无法全口径掌握由贸易信贷因素引起的实际收付汇和进出口时间上的错位。

银行缺乏代位监管职能,降低了贸易信贷管理的有效性。改革试点下贸易信贷管理政策取消了银行对贸易信贷协同监管的职能。即银行无需再进入监测系统进行相关贸易信贷的审核,通过银行版的监测系统也无法查询企业相关的报告信息,这既加剧银行办理收结汇业务的风险,也降低了企业贸易信贷报告的准确性。

由贸易融资引发的贸易信贷行为加大外汇局的监管难度。如企业因办理90天以上境外代付融资业务,而引发的企业超过90天以上的延期付款是否应报告尚待明确。因为境外代付行实际发生的付汇业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延期付汇业务。可见,由贸易融资业务引发的企业贸易信贷行为,必然会虚增部分贸易信贷数据,扰乱贸易信贷秩序。

贸易信贷未实行额度和期限管理,报告金额无上限,企业资金可自由进出。新的贸易信贷管理制度未采用额度和期限管理,致使企业资金可无限制地自由进出。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大量资金涌入,企业可无限制地进行100%以上的预收、延付报告;一旦形势出现逆转,企业又可无限制地进行100%以上的预付、延收报告。贸易信贷无期限约束助长了超长期贸易信贷的存在,容易成为境外“热钱”流入的便利渠道,显然不利于外汇局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

未制定针对特殊行业的贸易信贷管理办法,不但显失扶优限劣原则,而且增加了外汇局监管工作量。新的贸易信贷管理制度未对如船舶、飞机、大型成套设备等特殊行业实行有针对性的管理,而将其等同于普通行业一并纳入总量核查管理。由于特殊行业的产品、时间周转以及金额等均具有特殊性,贸易信贷指标也常处于超标状态,导致外汇局频繁地对其进行非现场监测指标筛选和现场核查,影响外汇监管效率。同时,将特殊行业等同于普通行业进行管理,无法体现扶优限劣原则,不利于支持实体经济的贸易信贷需求。

缺乏有效的贸易信贷惩处机制,弱化了监管力度。新的贸易信贷管理办法仅明确将报送贸易信贷数据错误率高且严重影响外汇收支与进出口匹配的企业,移交外汇检查部门或将其列为B类企业。对违反贸易信贷管理规定的各种情形,均未明确相关的处罚依据,也没有细化对贸易信贷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贸易信贷管理的有效性。

改革试点下提高贸易信贷基础数据质量的思路

为了提高贸易信贷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增强外汇局对贸易信贷监管的有效性,建议依托外汇金宏系统全面采集贸易信贷登记数据,在此基础上合理设置贸易信贷的期限结构监测指标、综合监测指标和差额监测指标。通过额度管理、期限管理、特殊行业有针对性的管理等手段,结合原有的总量核查、分类管理、现场核查等措施,进行深度监测与多维度分析,进一步提升贸易信贷管理效率。

设想一:实行全口径数据采集,提高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一)具体方案。在国际收支申报系统中增设贸易信贷数据的申报功能,实现国际收支申报数据和贸易信贷报告同时生成。监测系统可通过国际收支申报系统采集到全口径的贸易信贷数据,进一步提升贸易信贷非现场监测工作效率。

(二)前提条件。修订现有贸易信贷管理制度,将企业向监测系统报送的预收货款和预付货款数据的时间口径,改为与外汇金宏系统中采集的预收货款、预付货款数据的时间口径保持一致。

(三)实行全口径数据采集的制度优势及面临的挑战

1.利用国际收支申报系统采集全口径数据的优势:

(1)进一步推动贸易便利化。一是由于国际收支申报系统中增设的内容与监测系统中企业贸易信贷报告的内容一致,数据导入监测系统后即可自动生成企业贸易信贷报告,取代了企业通过监测系统报送的贸易信贷报告和到外汇局的现场报告。二是将企业报告贸易信贷前移到国际收支申报时一并处理,企业只要在同一系统进行一次操作,即可同时完成收支申报和贸易信贷报告两项工作,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2)提高贸易信贷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目前贸易信贷管理数据的获取主要依靠企业通过监测系统自主报告来实现,但如上所述,这一管理制度存在一些弊端,影响了贸易信贷非现场核查的有效性。通过国际收支申报系统采集贸易信贷数据,借助银行在对企业国际收支申报数据进行审核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企业贸易信贷相关单证的审核,有助于克服由企业报告随意性所带来的数据不准确性和不完整性。同时,通过国际收支申报系统采集的贸易信贷数据,可在监测系统中自动转化为企业的贸易信贷报告,企业可在导入数据的基础上着手进行核对、修改、删除、补漏等项事宜,进一步提高贸易信贷数据的准确性。

(3)可赋予贸易信贷管理更多的数据支持。鉴于通过国际收支申报系统采集的数据属于全口径数据,外汇局可监测到任意时间段的贸易信贷情况,因此外汇局可在更广的统计范围、更全面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提高贸易信贷外汇管理的有效性。如针对实际收汇与实际出口报关的时间差,可设定按期限统计外汇局可监测到的延期收款在30天、60天、90天、180天等的数据,便于外汇局准确掌握企业贸易信贷的期限结构、规模结构等情况。

2.利用国际收支申报系统采集全口径数据带来的挑战。为了使现有国际收支申报系统涵盖贸易信贷的内容,便于贸易信贷数据的采集,必须在系统中增设相关统计功能,并相应带来国际收支申报内容、法规和各种要素凭证的修改。此外,全口径数据采集也对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设想二:部分口径采集和银行审核与企业贸易信贷报告双向核对制度相结合

(一)部分口径采集是指仍通过国际收支申报系统进行预收货款、预付货款数据的采集,转化为企业的贸易信贷报告。(做法同设想一)

(二)银行审核与企业贸易信贷报告双向核对制度。即银行在审核延期收款和延期付款时,必须审查企业提供的进出口报关单,要求进出口与实际收付款的时间差超过90天的a类企业或超过30天的B类、C类企业,必须提供监测系统打印的贸易信贷报告单。银行或企业如发现报告信息与实际收付款信息不符,企业必须对错误的贸易信贷报告内容进行调整、修改或删除。#p#分页标题#e#

(三)部分口径采集和银行审核与企业贸易信贷报告双向核对制度相结合的优缺点。从优点来看,一是与现行法规一致,不必改变现行系统的操作。二是强化银行的代位监管职能,提高企业延收延付报告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通过银行的审核可督促企业及时通过监测系统进行贸易信贷业务的报告,及时发现错误并督促企业进行修改。三是与全口径数据采集的制度相比,双向核对制度从总体上可减轻银企双方工作量。从缺点来看,主要是平添了对企业进出口报关单的审核,即必须多审核企业在监测系统中录入的进出口报关号、金额和进出口日期的准确性。

改革试点下提高贸易信贷管理有效性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系统贸易信贷监测统计预警功能。可按贸易信贷债权债务、期限、行业类别、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境内区域分布、境外国家/地区、货物类别等设置统计指标,对指标异常变化及时预警,并且在系统中增设企业贸易信贷指标监测功能,对贸易信贷报告期限较长(1年以上)且余额较大(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频繁修改、删除、变更报告内容(特别是收付汇时间、进出口时间)的,增加系统自动提示功能,防止企业通过自行报告随意删改数据,从而影响贸易信贷监测效率。

(二)对贸易信贷实行分类管理。要在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前提下,建立贸易信贷交易主体分类管理机制。对不同类别企业办理贸易信贷业务采取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引导和激励企业合规守法经营。一是对a类企业只要求实行必要的贸易信贷报告及银行审核操作。二是对B类、C类企业则实行较为严格的贸易信贷管理措施,限定上述两类企业各项贸易信贷发生比例,同时禁止其办理一定期限以上的预收货款、预付货款、延期收汇和延期付汇业务。

(三)实行地区贸易信贷业务规模总量控制,制定防范贸易信贷资金异常流动风险应急预案。要结合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变化,适度控制我国贸易信贷业务总体规模。对各地区按贸易信贷预收、预付、延收、延付比照年进出口总量设定一个平均比例,各地区、各企业有义务执行比例管理。当这个总体平均比例被突破时,由外汇局根据跨境资金异常流动情况,及时调整贸易信贷管理方式,并对贸易信贷监测指标阈值进行调整。当外汇收支净流入或净流出较为严重时,缩小债务类或债权类指标的监测阈值,增加B类、C类企业的数量,同时缩减B类、C类企业债权或债务类贸易信贷的比例及期限。

(四)增设“特殊贸易信贷标识企业”标志,对船舶、飞机、大型成套设备进出口等特殊行业贸易信贷实施差别化管理措施。建议在系统中增设“特殊贸易信贷标识企业”,经外汇局审核同意,将上述特殊行业中进出口合同金额超过100万美元、进出口周期达1年以上的企业,纳入“特殊贸易信贷标识企业”管理,不实施总量核查,由外汇局对其实施专项监测,其纳入特殊标识的期限与对应合同项目执行期限一致。上述特殊行业中进出口企业应如实向外汇局申报相关信息,如发现虚假、不实申报等违规情况,外汇局可取消其“特殊贸易信贷标识企业”资格,并将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对外贸易的分类篇4

[关键词]数学模型国际贸易中部地区

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学模型的应用范围在不断地扩大,早已突破了传统的物理、力学、工程技术范围,已经扩展到包括生物、化学、生态、经济、管理等极其广泛的领域。因此,数学建模的基本知识已成为经济管理人员所必备的基础知识,而专业的应用数学工作者和经济理论研究者更需要具有熟练的数学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加快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数学方法,努力做到学以致用。近年来,数学模型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迅速发展,主要包括回归模型、时间序列模型、多元统计模型等等。本文以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例,来探讨聚类分析方法、因果检验分析方法和多变量回归模型在国际贸易学中的运用,期望能对国际贸易领域的教师在数学模型方法的运用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相关数学模型说明

1.聚类分析方法

聚类分析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对其进行分类的多元分析技术的总称。聚类分析方法的思想是通过定量测算各样本之间的相似程度和亲疏关系,将性质比较相似、综合差异比较小的样本分别聚合成类,而将性质相似性比较小、综合差异比较大的样本区分为不同的类,从而将整个研究对象聚合成若干类。聚类分析法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步骤完成:第一步选择恰当的变量。本文根据变量必须和目标密切相关、反映分类对象特征、变量之间不应高度相关的原则选择了对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影响最大的5个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商品贸易出口总额、商品贸易进口总额、国际旅游贸易总额和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总额。第二步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数据的量纲标准化的处理。第三步距离测度。本文以欧式距离的最短距离法来进行测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第四步,对样本进行分类与分析。

2.协整检验和因果分析方法

协整检验是指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表现出平稳性,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因此它有助于分析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的。由于协整分析从分析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入手,探求非平稳变量间蕴含的长期均衡关系,既避免了传统的线性回归对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进行简单回归时产生的“伪回归”现象,又解决了对非平稳进行差分,往往使数据中包含的长期调整信息丢失的问题,把时间序列分析中的短期动态模型和长期均衡模型的优点结合起来,为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建模型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法。

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

3.多变量回归模型

多元回归模型一般是指当有多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起作用时,可以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来测量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方向和影响程度。本文以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为例,选择3个外部间接影响因素和4个自身直接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以对外贸易为被解释变量,并为消除变量的不平稳性,对变量取对数,建立如下模型:

LntR=a0+a1Lnwei+a2LneeR+a3Lntot+a4LnGDp+a5LnFDi+a6Lnin+a7LnHC+u

其中a0为截距,u随机扰动项。

二、数学模型分析结果

1.基于聚类分析方法的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现状在全国的地位比较分析

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滞后,在全国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从1996年~2006年,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年均所占全国的比重仅为3.2%。中部六省在全国排名总体上偏后,但部分省份排名也较前。以2006年为例,中部地区安徽、江西、湖北、河南、湖南和山西在全国的排名分别是第12、22、13、15、18和20位。那么,中部地区各省对外贸易发展在全国的综合地位究竟如何?聚类分析将使我们得出更为直观的结论。

本文以2006年全国31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商品贸易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国际旅游总额和承包工程及劳务总额为指标,运用Sa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的我国各地区对外贸易地区分类(如表1所示)。我国31个地区依据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分可以为分三类:第一类是发达地区;第二类较发达地区;第三类是欠发达地区。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对外贸易很不平衡,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全国31个地区中,真正能够进入前二类的地区只有10个(分别是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天津、福建、辽宁、山东和河北),所占比重不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剩余的三分之二都是属于第三类欠发达地区,可见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大部分地区的对外贸易还有待进一步发展。而且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进入前二类的10个地区除辽宁外全部为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只有海南没有进入前二类地区),中西部地区和辽宁以外的东北地区全部属于第三类,对外贸易发展极为落后,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基于协整检验与因果检验方法的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本文利用1986年~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检验来考察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均衡关系,并通过因果检验方法来验证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在此之前,为保证变量的平稳性,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最常用的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方法来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认为原始序列变量国内生产总值(LnGDp)、出口(LneX)和进口(Lnim)均为i(1)的,即一阶单整的,而只有其1阶差分序列变量才是i(0)的,故不能用简单的回归方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要使用协整理论来进行定量分析。

(1)协整(co-integration)检验。由协整检验结果表2可知,由于在5%和1%的显著水平下,30.33分别大于24.31、29.75,7.35分别小于12.53、16.31,2.04分别小于3.84、6.51,因此变量LnGDp、LneX、Lnim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估计出的协整方程如下:

LnGDp=2.4060+0.9317LneX+0.5409Lnim

t值:(40.8249)(10.0014)(13.9264)

ad-R2=0.99151F=193.95

协整方程表明,从长期来看,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出口和进口都对GDp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中,出口对GDp的作用要大于进口对GDp的作用。出口的产出弹性为0.93,表明出口平均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将增加0.93个百分点;进口的产出弹性为0.54,表明进口平均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将增加0.54个百分点,其对GDp的作用要小于出口的作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2006年);表中r代表协整向量个数,检验的滞后期为3期。

(2)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test)。协整检验结果告诉我们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是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三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2006年)。

根据检验结果表3所示,dLnGDp与dLneX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尽管中部地区出口贸易能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但还不是其主要原因,同样,中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主要还是体现劳动力优势,国内生产总值不是其出口扩大的主要原因。dLnGDp与dLnim之间只存在单方面的因果关系:dLnGDp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是dLnim的原因,而dLnim不是dLnGDp的原因。说明中部地区国内需求的扩大导致了较大的进口需求,而进口贸易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原因。

3.基于多变量回归模型的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利用中部地区1986年~2006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多变量回归模型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大部分变量不显著,因此逐步删除不显著变量LnGDp、LneeR和Lnwei,得到相对来说较为理想的回归方程:

LntR=-15.8965+3.7091Lntot-0.1867LnFDi+0.4517Lnin-

0.3067LnHC

t值:(40.8249)(2.3802)(-1.6046)(1.9498)(-1.5726)

ad-R2=0.9551F=59.6174

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较高,达到0.9551,说明模型的回归拟合优度很好,F检验值为59.6174,F>F0.01,说明方程总体线性关系在99%水平下显著成立;同时D.w值为1.9607,说明这个序列排除了自相关的干扰。具体考察各解释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发现有2个变量显著性水平比较高,通过了10%的显著水平检验,有2个变量通过了15%的显著水平检验,有3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对各解释变量的分析如下:(1)贸易条件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贸易条件系数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系数分别为3.7091和0.4517,这2个变量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与对外贸易贸易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一般结论相符。(2)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贸易作用非常微弱。这2个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1867和-0.3067,而且它们只通过了1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我们可以说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与一般的研究结论不符。(3)全球经济指数、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与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贸易没有直接关系。这3个变量被剔除在模型之外,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没有产生影响,这与一般的理论看法有些不同。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数学模型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现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影响因素及其发展环境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聚类分析表明,中部地区各省的对外贸易发展在全国相对还比较落后,在三大类地区中,中部地区六省均处于第三类欠发达地区。(2)协整检验和因果分析显示,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外贸易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对进口有作用。同时,因果检验显示,尽管出口贸易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进口贸易同样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不过经济增长却是进口贸易的格兰杰原因。(3)多变量回归结果告诉我们,中部地区影响因素主要是贸易条件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对外贸的作用较小,全球经济指数、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与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没有直接关系。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数学模型可以广泛运用于国际贸易领域的各个方面,较为精确的数学模型有利于我们得到更为直观而准确的结论。当然,除了上述三种数学模型外,大多数的经济计量模型都可以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包括因子分析、差分方程、脉冲反应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法等等。因此,要使这些数学模型到国际贸易领域得到充分利用,还需要我们的教师和学者不懈地努力和探讨。

参考文献:

[1]余斌:经济研究中的数学应用问题[J].当代经济研究,2007(11),28~32

[2]徐冬林:经济学中的数学思维及其教学启示[J].统计与决策,2006(4),130~132

对外贸易的分类篇5

关键词:贸易结构;竞争优势;贸易战略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8)03-0001-06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仅206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格局中无足轻重;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7067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大国。从1978年至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了80多倍,年均增长17.1%,远超过同期GDp年均增长幅度,在世界贸易中所处地位不断上升。伴随着对外贸易额的高速增长,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外贸易商品的竞争优势也在不断转换。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演进趋势,把握其竞争优势的变化特征与规律,对于今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进而实现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分析

1 工业品成为主要对外贸易商品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高速的对外贸易增长,使得中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品的比例显著上升。上世纪80年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占整个出口的比率高达50%以上,而进入90年代,纺织、机械等工业制成品的份额迅速上升并占据着出口商品的主导地位。199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74.8%,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比例为20.18%。2006年,机电产品出口规模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达5494.3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56.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达2814.9亿美元,占总出口的29%,全部工业品的出口已经占到整个商品出口的94.5%。

另一方面,进口的商品结构相对比较稳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口产品中工业制品的比例一直维持在80%左右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国际市场上油价的大幅上升及国内投资过热,使得一部分国内短缺的资源性商品进口大幅增加,进口产品中工业品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工业品占据主导地位的进口结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2006年进口商品中,工业品所占的比例仍然达到76.4%。

2 美国,欧盟及东亚是中国的主要对外贸易市场从中国贸易的地理方向来看,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今天的主要市场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从出口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地区一直是中国大陆的主要出口市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香港作为大陆出口市场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和欧盟地位的上升。其中,美国市场的比重由1990年的8.3%上升到2006年的21%,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其次分别是欧盟18.8%、香港地区16.0%、日本9.5%。另外,从进口来看,尽管日本、欧盟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进口伙伴,但来自韩国、东盟、台湾省的进口近年来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已经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从贸易总额来看,2006年,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接下来依次为美国、日本、我国香港地区、东盟、韩国、我国台湾省。上述7个国家和地区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4.4%。

3 加工贸易的比例在不断扩大加工贸易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1978年广东承接第一份来料加工合同至今,中国的加工贸易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1979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2.35亿美元,只占当年出口总额的2.4%,至2006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增至5103.7亿美元,是1979年的2140倍,占整个出口贸易的比例高达52.7%,中国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世界加工贸易大国。换句话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从日本、欧盟、韩国等国家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然后在国内加工成制成品或者半制成品再出口到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拉动中国加工贸易高速增长的主力军是外资企业。外资企业通过对中国的投资,一方面引发了中国大量从国外进口机械设备,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加工贸易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而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又进一步推动了加工贸易快速发展,外商投资与加工贸易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不仅是加工贸易,事实上,伴随着中国吸引外资的急剧增加,外资在中国对外贸易所占的比重也在迅速提高。1985年,外资企业所占贸易的比重尚且不过3.4%,而1990年则上升到17.4%,1995年达到39.1%,2006年则上升到47.9%,达到创纪录的8435.5亿美元。

二、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的竞争优势分析

1 中国对外贸易商品国际竞争力的测算衡量一国对外贸易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有许多指标,本文采用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来测算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所谓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某对外贸易商品的净出口与进出口总额之比,即tC指数=(出口-进口)/(出口+进口)。若指数为正值,表明该类商品为净出口,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若指数为负值,表明该类商品为净进口,不具国际竞争力,若指数为零,表明此类商品为产业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水平相当。为了使分析的结果更具国际可比性,本文对贸易商品的分类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将我国的贸易商品分为九大类,即SitC中的0~8类,不考虑其中的9类商品“未分类的商品”。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商务部商务统计的有关资料,笔者对1980~2006年中国贸易商品的贸易竞争指数进行了计算,计算的结果如表1所示。

2 中国对外贸易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基本状况及变化趋势从以上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及九大类贸易商品tC指数的分析来看,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变化呈现出如下特点:

(1)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竞争力的基础是比较优势。从上面中国tc指数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除个别年份以外,中国在0类、1类、8类商品tC指数一直保持大于零,显示比较强的竞争优势,0类、1类、8类商品主要包括肉及肉制品、饮料、服装、家具等商品,这些商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尤其是8类商品,除了个别年份以外,其tC指数持续保持在0.5以上。这说明这类产业一直保持着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是我国的主要出口产业之一。在此类商品中,服装、鞋靴、旅行用品、家具等我国具有世界一流的国际竞争力,但在科学仪器及摄影器材等技术含量稍高的商品中,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偏弱,其tC指数仍小于零。5类、6类、7类商品的tC指数除了少部分年份以外,基本上为负数,显示中国在这类商品上缺乏国际竞争能力,而这类商品大多属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占世界总量的26.3%,再加上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这种

现状决定了中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劳动力成本低是中国吸引成本驱动型的国外投资、承接国外公司加工制造环节的海外转移的一个重要的参数。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是分不开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表现为比较劣势,这是我国目前对外贸易的基本现状。这一点适合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与技术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特征,说明中国工业产品的对外贸易基本符合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原理。

(2)原材料、燃料等资源短缺的状况越来越严重。2类、3类、4类商品主要包括木材、纸浆、矿物燃料、动植物油脂等商品,这类商品大多属资源密集型产品,tC指数大多小于零,且整体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这表明中国原材料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较低,并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改革开放以前,包括木材、纸浆、矿物燃料在内的原材料、燃料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内的供应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国内的需求,中国已经成为原材料、燃料的纯进口国,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完全丧失了竞争优势。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展开,原材料、燃料等资源短缺状况将不断恶化,对外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成为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3)对外贸易商品的竞争优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80~90年代中期,中国初级商品tC指数基本是正值,而工业品的tC指数基本上为负值,说明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是出口国内尚且不是十分充足的原材料、能源、食品等初级产品换取国内经济发展急需的包括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在内的工业产品。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初级商品tC指数转变为负值,而工业品的tC指数转变为正值,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转而从国外进口国内不足的原材料、能源,出口工业制成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7类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的tC指数在2003年以前一直为负数,但一直呈现逐步上升趋势,表明我国在机械及运输设备国际商品市场上,尽管没有竞争优势,但总体竞争力呈现持续上升。进入2004年,第7类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的tC指数首次上升到0.03,表现为正值,而2006年更是达到0.12,显示出一定的微弱竞争能力,表明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目前在国际贸易中已经处于产业内贸易状态。鉴于机械及运输设备行业的发展趋势,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机械制造产业将成为中国未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个主要产业。

三、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

中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最终目的是如何不断提升整个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而要促使整个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必须将现阶段的产业竞争力与将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行有机的结合。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竞争力提高可以满足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对外贸易方面的需要,但这种利益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利益。而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地上升才会给中国带来动态的利益,促使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但这种持续稳定的增长必须以产业竞争力作为支撑,否则就难以持续。基于以上的考虑及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竞争优势的变动趋势,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应该是在继续实施比较优势战略的基础上,大力扶持劳动生产率发展潜力很大的产业。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继续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通过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地位的迅速上升,国内有关今后中国应该放弃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转而实施赶超战略的呼声越来越高。从上面中国对外贸易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基本状况及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国际贸易分工中,仍然是以比较优势、要素禀赋为基础。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的竞争优势仍以纺织服装、玩具、杂品等劳动密集型为主。中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分工合作,既是缓解中国就业压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中国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取得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离开了这种基础,中国的对外贸易将失去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

2 积极扶持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的竞争优势是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这并不等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只能局限于按照比较优势来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由于经济发展必然会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产业的不断升级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的过程,离开了产业的升级,经济发展迟早会走向停顿。改革开放以前,原材料、能源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今天,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是进口原材料、能源,出口工业制成品。尽管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中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将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中国也不可能一直是一个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劳动力工资的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从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的比较优势现状来看,我国的机械、化学、金属制品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仍然不具备竞争优势,但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增强,部分商品已经在全球的产业链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要成为经济大国,仅仅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撑是不现实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应该是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必须重点发展的行业。环顾世界经济大国的现状,其产业结构无不是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因此,我们必须动态地去把握和运用比较优势战略,在大力发展纺织服装、杂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对于我国目前尚没有绝对竞争优势,但与国际上的差距不是太大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给予积极的扶持。

从上面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竞争力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机械及运输设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一直在持续上升,近年来的出口量已经占据了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相当一部分的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等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商品的竞争力达到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已经初步具有参与全球国际分工的竞争能力。对于这样一些新兴产业,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该在政策上加以扶持与引导,促使这些行业加快科技进步的步伐,不断改善工业产品的品质,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从而使我国的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在不断追求动态比较优势中获得更多的动态利益,促进我国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根据积极扶持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除了扶持机械及运输设备产业以外,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还有:化工、飞机制造、计算机等产业。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

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他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3 充分利用国外能源、原材料资源 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与资源大国,但能源及相当一部分原材料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包括铁矿砂、氧化铝在内的40多种大宗矿产基本上都处于紧缺状态。铁矿砂、氧化铝进口依赖度高达45%,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约占国内消费总量的40%,石油资源严重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和不稳定要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能源、原材料的短缺状况将进一步加剧,高耗能、大量使用原材料的工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将进一步降低。在我国目前贸易顺差比较大、外汇储备比较充分的条件下,对能源、矿业产品等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工业产品,可适度减少国内生产,充分利用大量的外汇储备,到国际市场去调剂供需缺口。在这一点上,中国应当借鉴美国的经验,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的开采,适当地将本国的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充分认识与把握我国在能源、原材料资源禀赋上的劣势。通过不断优化和调整能源的结构,提高能源、原材料资源的利用效益,促使中国的工业和对外贸易结构逐步从以大量消耗资源、原材料为主的粗放型加工工业,向节约能源与资源为主的机械装备工业、高科技产业等效益型工业过渡。

4 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产业内贸易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更大范围内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跨国公司的大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相互渗透,温特主义(wintelism)与跨国生产网络(Cpns)的形成,促使各国围绕着产品标准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按照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生产和分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各国在产业的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产业内贸易比重迅速上升,已经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在机械及运输设备方面参入到了全球的产业内贸易。尽管目前我国的产业贸易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主要是以成本和相应人力优势为基础的,但由于产业内贸易可以形成产业集聚、充分享受规模效益,不仅如此,机电、运输设备、it等实行产业内贸易的产品大多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价值。因而以机电、运输设备、it为龙头的部分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将在我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应充分利用全球产业内贸易不断扩展的条件,积极学习贸易伙伴在工艺创新、产品差异化等方面的优点,作好消化、吸收与创新工作;以此成为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动力。

5 逐步实现从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向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过渡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学说和东亚一些国家(地区)凭借对外出口鼓励使经济获得成功的诱导下,中国一改过去30多年采取的“进口替代型”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转换。作为对进口替代失败的反思,中国对国外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自觉和不自觉地在全国统一地推行了出口导向贸易战略。通过不遗余力地扩大出口和利用外国的投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外贸出口的迅速增长和外商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改变了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对平衡国际收支,获取大量的国际分工比较利益,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对外贸易的分类篇6

本期我们特别邀请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中心理事长、瀚闻资讯董事长童友俊为我们详解“一路一带”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情况,作为本刊系列专题报道的开篇。

2015年3月,中国政府《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描绘了贯穿亚欧大陆,一头连接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连接发达欧洲经济圈,且涵盖中间广大腹地的“一带一路”战略路线图。

针对以上“一带一路”沿线64个主要国家,基于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我国对外贸易大数据,本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情况进行分析。

一、中国主要贸易出口国家及产品种类

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64国家出口额总计637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占我国2014年出口贸易总额的27%,增速超过我国总出口贸易增速(6.1%)。2010年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贸易出口大幅增长,2012年之后增幅减缓,但增速也均维持在10%以上,远高于我国总体出口贸易增长速度。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东北亚的俄罗斯和南亚的印度等地区。机电类产品出口所占比重最高(33%)。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和主要产品种类如表1-1。

近三年来,我国主要产品年出口额基本保持稳步增长,其中对越南和伊朗出口增长幅度较大,分别比2013年增长31.17%和72.26%。2014年,我国出口额大于100亿美元的17个国家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总出口额83.11%。

二、中国主要贸易进口国家及产品种类

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64国家进口贸易额总计4834亿美元,同比增长2.6%。占我国2014年进口贸易总额的25%,增速超过我国总进口贸易增速(0.4%)。2010年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贸易进口大幅增长,2012年增幅开始减缓,但增速也均维持在2%以上,远高于我国总体进口贸易增长速度。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中东、东北亚的俄罗斯和东南亚地等地区。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的进口量最大,占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进口额的42.58%。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和主要产品种类如表2-1。

近三年来,我国主要产品年进口出现下滑,其中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两个最主要进口国家进口额分别比2013年下降7.49%和9.25%。2014年,我国进口额大于100亿美元的15个国家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国家总进口额84.84%。

三、中国主要贸易方式与贸易主体

1、出口情况

(1)主要贸易方式

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方式主要包括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边境小额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国家间、国际组织无偿援助和赠送的物资、租赁贸易、出料加工贸易、其他境外捐赠物资和补偿贸易。其中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三种方式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出口额的87.56%。

(2)主要贸易主体

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主体包括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集体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其中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额占到总出口额的85.7%。

(3)主要贸易主体采用的贸易方式

私营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商户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77%、60%、88%和95%。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中,进料加工贸易比重较大,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55%和44%。

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占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两种贸易方式总出口额的99.64%,其中私营企业占37.70%,外商独资企业占27.03%,国有企业占21.33%,中外合资企业占13.58%。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出口贸易分别占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出口总额的3.17%、7.04%、7.23%和5.80%。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方式中,出口企业主要为国有企业和部分私营企业,2014年,国有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额占全国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额的93%,私营企业占6%。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额占国有企业出口贸易总额的11%。

(4)主要出口产品种类的贸易方式

我国绝大多数主要出口产品(top10)的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除精密仪器及设备和矿物燃料、矿物油产品外,一般贸易所占份额均超过50%。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以及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出口易以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为主(47.87%),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和矿物蜡产品出口以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方式为主(54.43%),此外,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出口也占有较大比重(24.44%)。

(5)主要出口产品种类的贸易主体

出口额在100亿美元以上的14个产品种类中,私营企业在9个产品种类中所占比重超过50%。其中,在家具和寝具、针织服装及附件、非针织服装及附件、鞋靴、护腿和陶瓷产品出口中占到83%以上。外商独资企业在电机、电气、机械器具及零件和精密仪器及设备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30%。国有企业在钢铁、钢铁制品、车辆及其零件以及矿物燃料、矿物油等资源型产品出口比重较高,尤其在矿物燃料、矿物油产品出口中国有企业占到6成。

(6)主要出口国家的贸易方式

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中,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为越南、印度、俄罗斯联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泰国、伊朗、菲律宾,其中一般贸易出口总额占向前十国出口总额的63.81%,进料加工贸易额占比为18.06%,边境小额贸易出口额占比为5.69%。

前十国中,除了越南和新加坡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方式的贸易额占比小于50%以外,其余国家该比例均大于60%,其中伊朗该比例高达86.25%。向新加坡出口贸易中,进料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向新加坡总出口额的37.9%,十国中排名第一;伊朗该比例为5.22%,占比最小,其余国家排名基本保持在10%-20%之间,集中在15%左右。而在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下,向越南和俄罗斯出口额占该贸易方式下前十国总出口额的99.9%,其中越南占近73.47%,俄罗斯占近26.53%,且在向两国出口贸易中,边境小额贸易占向越南、俄罗斯总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分别为22.42%和9.61%。

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方式下,出口额占到向新加坡总出口额(除去主要贸易方式贸易额)的48.26%,菲律宾该比例为36.67%,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该比例超过了40%,分别为42.94%和45.90%。

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贸易方式下,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口额占总出口额(除去主要贸易方式贸易额)的80.65%,另外,印度、越南、俄罗斯、泰国该比例都在60%以上。

向伊朗的出口,在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贸易方式下,出口额占到向伊朗总出口额的47.53%,印度尼西亚为31.88%,其他国家在此贸易方式下的出口额占比基本保持在12%以下,印度(20.78%)除外。

(7)主要出口国家的贸易主体

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中,排名前十的国家的出口主体包括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集体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其中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前十国中出口贸易额占总出口贸易额的85.67%,其中私营企业出口贸易额占比最高,为53.13%。

向印度、新加坡、泰国出口贸易中,私营企业出口贸易额占总出口贸易额的比例分别为47.28%、35.74%、44.66%,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该比例均超过50%,伊朗最高,为69.95%。前十国出口贸易中,外商独资企业出口额占比最高的是新加坡,占向新加坡出口总额的31.69%,泰国占到26.38%,马来西亚该比例为26.06%。

国有企业作为贸易主体在出口贸易中占13.16%,向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中,国有企业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18.60%;伊朗该比例也相对较高,为17.07%;向越南、印度、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出口贸易中,国有企业出口的贸易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均超过了13.16%的总水平。

2、进口情况

(1)主要贸易方式

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等四种方式进口额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进口额的92.01%;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两种贸易方式在进口中的比例达到16.43%,较出口高出两倍多;边境小额贸易进口仅占1.96%,远低于出口(6%)。

(2)主要贸易主体

同出口一样,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是较为主要的三种贸易主体,其进口额占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进口额的86.41%。

(3)主要贸易主体采用的贸易方式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一般贸易进口为主,分别占其进口总额的81%、74%、57%、68%和62%。外商独资企业,进料加工贸易比重较大,占其进口总额的38%;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两种贸易方式进口额占外商独资企业进口额26%。中外合资企业一般贸易进口额占50%,进料加工进口额占24.3%。

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在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方式下的进口额占该贸易方式总进口额的98.41%,其中国有企业占比为57.06%,外商独资企业占到19.68%,中外合资企业占到17.77%,私营企业占到3.9%。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贸易额占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进口总额的比例分别为7.76%、0.98%、5.41%和8.69%。

边境小额贸易进口企业主要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总占比达到99.16%。

(4)主要进口产品种类的贸易方式

我国绝大多数主要进口产品(top10)的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除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和天然或养殖珍珠、贵金属等产品外,一般贸易所占份额基本超过50%。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等进口贸易以进料加工贸易为主,占比75.83%。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的进口贸易在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贸易方式下的进口额分别达到23.72%、38.63%和29.15%。木及木制品、木炭产品贸易方式除一般贸易外边境小额贸易也占有相当比重(35.51%)。

(5)主要进口产品种类的贸易主体

进口额在50亿美元以上的13个产品种类中,国有企业在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矿物蜡产品中进口占比高达79.49%。此外,在矿砂、矿渣及矿灰产品中,国有企业进口占比最高位41.11%。私营企业在木及木制品、木炭进口中占比为77.59%,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包贵金属及其制品等的进口中占58.55%。同时,塑料及其制品、矿砂、矿渣及矿灰和铜及其制品等产品的进口贸易中,私营企业的进口额占比都接近50%。外商独资企业,进口额占比较高的产品领域主要集中在电气设备及零件、核反应堆、机械设备及零件和光学类精密仪器和设备类产品中,其中电气设备类产品占60.09%。

(6)主要进口国家的贸易方式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额排名前十的国家中,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占60.85%;进料加工贸易占13.54%;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贸易进口占17.44%,比出口保税贸易占比高出两倍多。

进口贸易前十国中,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尼、阿曼、伊拉克一般贸易进口额占从各国进口贸易额的比例均超过65%。进料加工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四个国家重要贸易方式之一,占从各国的进口贸易总额23%-30%。此外,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的进口占从马拉西亚总进口额的38.09%,菲律宾的26.44%,新加坡的20.12%。

(7)主要进口国家的贸易主体

进口贸易主体以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为主,四类贸易主体的进口额占贸易前十国总进口额的98.28%。国有企业的进口贸易额占比远高于出口贸易额占比(进口:42.39%、出口:13.16%)。私营企业的进口贸易额占比则减少为21.28%,减少了2倍多;同时,外商独资企业在进口贸易当中的贸易额占比相比出口贸易的排名虽然降低,但是比例却增加到了21.92%。

就具体国家而言,国有企业进口额在从伊拉克的进口总额中的占比高达89.47%;阿曼其次,国有企业进口额占比为79.20%;进口贸易前十国中,国有企业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伊朗进口的贸易额占从各国总进口额的比例均超过了50%,分别为58.29%,67.71%和78.15%。

对外贸易的分类篇7

中国贸易顺差的基本情况

中国贸易顺差总量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对外贸易总量还是对外贸易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特别令人瞩目的还是从1994年以来的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次顺差是1982年的30.3亿美元,1983年虽然持续贸易顺差,但差额大幅收窄,仅为8.4亿美元,只有1982年贸易顺差的27%。接下来,从1984年到1989年中国经历了6年的贸易逆差,期间贸易逆差累计为462.6亿美元,最大贸易逆差为1985年的149亿美元,平均每年逆差为92.5亿美元。1990年、1991年和1992年中国又转为连续三年的贸易顺差,顺差分别为87.4、81.2、43.5亿美元。1993年又出现逆差122.2亿美元。但从1994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持续9年保持了较大的贸易顺差,其中1997和1998两年的贸易顺差分别高达404.2亿美元和434.7美元。1994年-2002年累计贸易顺差达2214.4亿美元,平均每年顺差为264亿美元。

中国贸易顺差的结构

中国贸易顺差的结构可以从地区结构和商品结构两个方面来分析。在此,我们以1994―2002年间中国贸易顺差的地区结构和商品结构进行分析。

中国贸易顺差的地区结构

从1994年到2002年,我国对外贸易前10位地区依次为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东盟、韩国、台湾、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这10个贸易地区当中,中国只对香港、美国和欧盟有贸易顺差,对其他贸易地区都是逆差。在贸易顺差来源地区中,中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最大,在1994至2002年期间累计顺差为2941.7亿美元。其次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1994年到2002年,中国对美贸易每年都是顺差,累计顺差为1871亿美元,平均每年大约为208亿美元,尤其是2000年―2002年,中美贸易顺差甚至超过了中国贸易顺差总额,2002年高达427.2亿美元。第三是中国对欧盟的顺差,1994年―2002年,中国对欧盟的顺差累计为339.8亿美元,平均每年大约为37亿美元。考虑到中国对香港贸易主要是转口贸易,而且主要转口到美国和欧盟的实情,因此,所谓中国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主要是指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其中又主要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中国贸易顺差的商品结构

1994年-2002年中国贸易顺差的商品结构,按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itC),从大类来看,除了1994年以外,贸易顺差完全来自于工业制成品贸易,并且无论是各年还是累计,工业制成品贸易的顺差都大于中国对外贸易总的顺差。工业制成品2002年贸易顺差为511.5亿美元,将近是工业制成品1994年贸易顺差21.7亿美元的19倍。初级产品在1994年―2002年期间,除1994年有32.2亿的美元顺差外,其余各年都是逆差。初级产品逆差的最低年份1998年,逆差为24.6美元,初级产品逆差的最高年份2000年,逆差为212.7亿美元;1994年―2002年初级产品逆差累计为787.1亿美元。从分类来看,在工业制成品贸易的5-9类中,只有6类的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和8类的杂项制品是贸易顺差,而5类的化学品及有关产品、7类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和9类的未分类的其他商品在1994年―2002年间每年都是逆差。在1994年―2002年的初级产品贸易中,0类的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和1类的饮料及烟类是每年顺差,3类的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只有1994年和1995年两年是小额顺差,其余年份都是逆差,2类的非食用原料和4类的动、植物油脂及蜡则每年都是逆差。进一步观察我们还会发现,在所有贸易顺差的项目中无论是每年还是累计,8类的杂项制品贸易顺差都最大,累计顺差为5507.6亿美元,是该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累计总顺差的2.5倍,平均每年贸易顺差约为612亿美元;0类的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累计顺差602.7亿美元,平均每年贸易顺差约为67亿美元;1类的饮料及烟类,累计顺差62.4亿美元,平均每年贸易顺差约为7亿美元;6类的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累计顺差53.6亿美元,平均每年贸易顺差约为6亿美元。如果根据要素禀赋将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分为三类:资源和原材料密集型产品,包括轻纺产品、橡胶产品和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包括杂项制品;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包括化学品及其产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

储蓄大于投资的宏观经济条件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一国的贸易差额,从总量上来看,与该国的国内宏观经济条件有关。如果一国的储蓄大于投资,则该国净出口为正则曰有贸易顺差;如果一国的储蓄小于投资,则该国的净出口为负或曰有贸易逆差。中国1979年至2001年储蓄一直大于投资。

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一个国家出口什么,出口给谁和进口什么,从哪里进是由该国的比较优势决定的。中国劳动力非常丰裕,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但技术、资本相对短缺,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处于比较劣势。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贸易结构应该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进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果进一步假定没有政府干预(包括本国和贸易伙伴的政府干预),并且中国国内存在储蓄大于投资的宏观经济条件,那么中国向那些贸易比较优势主要在于资本和技术,并且存在储蓄小于投资的宏观经济条件的国家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就会成为现实,结果表现出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文章第一节中关于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结构分析正是这一理论逻辑的现实写照。而且美国的现实情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是一个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的国家,这种资源禀赋决定了其必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地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储蓄小于投资,使美国对商品的需求过大。

外商投资企业的作用

现代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对国际贸易流动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不仅会影响生产要素流出国的生产资源结构,而且也会给生产要素流入国的生产资源禀赋注入新的因素,从而对他们之间的贸易产生重要的作用,并且影响其贸易差额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贸易顺差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商投资企业经过大量引进机械设备和零部件的投资期后,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内的供应能力提高,外资企业从国外进口零部件的比例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国国内订购零部件的成本较低,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之提高,结果外资企业的出口不断增加而进口逐渐减少,最后增加中国的贸易顺差。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占中国总贸易顺差的35%;二是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他们在中国生产、原本是中国需要从外国进口的产品,从而减少了中国的进口,对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出口退税与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的影响

一国的贸易差额不仅受储蓄与投资关系、比较优势和资本流动的影响,还受到贸易政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的贸易顺差与中国进口限制政策无关因为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的是不断放松进口限制的政策。在关税方面,经过不断地下调进口关税,进口关税的简均税率由43.2%降至2003年初的11%。在非关税方面主要是大量削减包括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管理商品的进口控制措施和扩大进口商品的经营权。

中国贸易顺差与中国出口退税政策有联系出口退税是一种国际通行的扩张性出口政策,出口退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出口行为。因此,出口退税对出口增加乃至贸易顺差的形成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出口退税对企业出口行为的直接影响主要有两方面:降低企业出口成本和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十多年来中国出口退税的实践证明:当出口退税率降低时会明显的增加企业的出口成本,进而影响外贸出口,例如1995年和1996年两次降低出口退税率,使出口企业要负担征、退税的差额部分,增加了出口成本,影响了外贸出口,1996年外贸出口增长比1995年降低了21.4个百分点。当出口退税率调高时会明显的降低企业的出口成本,从而扩大外贸出口,例如1999年两次较大幅度提高退税率使每1美元出口增加退税额0.4元左右,大大增强了出口货物的价格竞争力,有效地减轻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不利影响。中国出口退税在资金上大力地支持了企业的出口。1985年是中国实行出口退税的头一年,实现退税19.7亿元,其后出口退税额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加,1993年退税额达301亿元。1994年至2002年,累计出口退税6461亿元,年均约718亿元。退税资金的到位,大大缓解了出口企业的资金困难,加快了资金周转,有力地支持了出口业务的开展。由于出口退税对扩大出口的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有专家测算,中国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出口总额提高1.09%(不包括提高退税率对加工贸易当地采购的作用)。

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是主要的贸易政策因素自1951年“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出口管制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就一直实施管制政策。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程度的松动,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对中国的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例如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先后将中国划入“p”组和“V”组。但是,在美国的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使中国未能真正享受到“V”组国家的待遇。1983年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原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开始考虑放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并于1985年9月形成简化对中国出口审批程序的决议,但同时提出对出口到中国的所谓“受控商品”不能改变用户和用途的要求。另外美国还要求中方对美国出口的所谓“受控商品”做这样那样的额外承诺,如提出对最终用户实施许可前检查及到货后核实的要求,对出口许可证附带各种苛刻条件,如24小时现场监控、随时抽样检验等。1994年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不能不作某些调整,但其对中国歧视性的出口管制政策改变甚微。正是由于美国对中国长期采取的歧视性出口管制,极大地限制了美国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中国技术引进总额中美国所占比例不大,与其科技实力很不相称。据有关方面的分析,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每年美国要丧失对中国出口几十亿美元的贸易机会。结果美国对中国歧视性出口管制的贸易政策一方面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政策因素。

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不显著

对外贸易的分类篇8

[关键词]国际贸易商品结构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约2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面积1200多万平方公里,GDp总额约2万亿美元,外贸总额1.5万亿美元。然而,从历年的外贸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印贸易额占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的分量却不到2%,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份量不到6%,从这些基本数据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双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很多互利的投资与合作机会,贸易增长潜力巨大。事实也正如此,印度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合作伙伴,两国的贸易额近年来呈现出以较高的增长率逐年递增的态势。另外,由于两国领土接壤,在云南、地区,两国边境贸易也有很好的发展空间。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中印边境贸易在一段时间里面有所衰退,但是两国自身都客观具备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互补和合作的优势。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中印乃堆拉口岸的开放、主席2006年底成功出访印度等一系列增进双边交流合作的利好消息的到来,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发展前景被十分看好。

一、加强中印贸易合作对双方的经济腾飞具有战略意义

曾经有人预言,中国和印度在将来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许多学者也曾提议并探讨了关于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这些都说明这两个国家应该在经济发展的方向上寻求某种共同的道路。但是,在现实中,中印双方各方面的相互合作的确还存在一定困难,单从贸易方面来讲,由于受到政策、文化、历史、国情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中印贸易的实际开展远不如理论上那样顺利。总结阻碍中印双边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首先,中印之间由于历史原因,印度对我国有一定戒备心理;其次,两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在对外出口和吸引国际投资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格局;第三,两国陆运贸易不发达,虽然接壤,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目前两国之间大部分贸易的开展是通过海运进行的,路程远、费用高,不利于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为中印加大互利合作是两国的明智之举,中印双方应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寻求一种南南合作的新格局。其中中印贸易紧密程度的加强,是这种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1.加强中印贸易的紧密联系可促使中印两国在政治方面更加相互信任

同我国一样,印度也正处在改革的浪潮之中,它的目的同样也是经济的迅速腾飞。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对此十分感兴趣,印度也有意希望借助美国等一流发达国家的力量来迅速达到赶超的目标。但这样对于我国而言无疑是不利的。如果能够使两国的经济依赖性加强,在各个领域展开更充分的合作,使双方都成为彼此不可缺少的伙伴,那么经济上的紧密性会影响政治的紧密性,在双方互为有利的基础上,稳定的双方关系应该不难创造。

2.双边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提高两国的经贸效益

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对于双边贸易,特别是陆运贸易,如果能适当降低关税,则可以进一步扩大贸易量。但就目前而言,印度的关税依然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这对双方贸易的进一步开展无疑是不利的;另外,如果像许多学者提出的那样,中印自由贸易区能够建成,则双方获利会更大,根据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经济理论,不难推测出这个结论。

3.加强中印贸易合作可以给我国西部地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几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状况已经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是这点成绩对于彻底改善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还是远远不够的,仅仅依靠优惠政策也是远远不够的,西部地区应该发掘自身的禀赋优势,并能够将资源转化为资本。西部地区应努力做成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基地。首先,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明显,从云南、到印度都有公路到达,去年建成的青藏铁路,更是将内地和印度的陆地距离延伸到了拉萨,而且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青藏铁路的延长线已经被纳入重点工程,该延长线将现有的青藏铁路从拉萨延长到了日喀则,按计划,以后还会延长至亚东口岸,这将进一步拉近了与印度的距离,为中印贸易的开展,包括边境贸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其次,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廉价且众多的国家,西部地区正是我国劳动力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在我国的劳动力流动方向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如果西部地区作为中印贸易的门户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么随着该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大量的劳动力会回归到西部地区,从而可以相应减少流动开支和一系列其他相关社会问题,使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分布不均的问题得以缓解。

二、中印商品贸易结构分析

1.中印产业间贸易情况分析

在中印商品贸易中,双方的进出口产品类别有着较大差异,本文根据HS(the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编码的商品分类标准将参与贸易的商品进行分类研究,该分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完善和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它将所有贸易商品共分为22类、99章,考虑到实际情况,本文在研究中印贸易商品时,剔除了第19类(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20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和21类(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主要原因是由于这几类商品贸易量太小,故本文以下只研究其他19类商品。如图1-图3所示,从2003年到2005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印商品贸易有如下特点:(1)中国和印度的商品贸易结构比例基本保持平稳;

(2)多数类别的商品贸易量较小,但也有部分商品显示出较高的贸易额度;

(3)从印度出口方面来看,该国出口到我国的金额最大的商品是第5类(矿产品),且在该类商品中,印度保持了较大的顺差;第15类(贱金属制品)中,两国贸易量也较大,虽然在2003年,印度在这类产品的出口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但随后2004年、2005年数据显示两国贸易差额不大;第7类(塑料橡胶制品)中,印度显示出略微强势的出口额,但两国这类产品的贸易量并不大;(4)从我国的出口方向来看,我国在第6类(化工产品),第11类(纺织品)和第16类(机电产品)的出口中占有比较优势。

图12003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从图中还可以看到在贸易量较大的产品类别中,进口或出口一边倒的形式十分明显,双方都有具备贸易比较优势的产品,显示了双方商品的互补性,这对于双方贸易的开展是有推动作用的。然而,这样的商品在中印贸易间只是少数,而且,由于诸多原因,一国某类商品大量的贸易顺差无疑会增加另一国一定程度上的贸易恐慌,特别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与许多国家的一直保持了顺差形式,加之印度本国也正在实行一系列崛起战略和改革战略,双方较大的贸易差额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一国的利益,从而影响到两国的贸易进一步开展。所以,这种基于双方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国际贸易并不十分适合于这两个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中印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完全依靠这种传统的贸易形式是不够的,而基于规模经济优势的产业内贸易应该更适合目前双方的贸易开展甚至对两国吸收更多的国际投资也能起到促进作用。

2.中印产业内贸易情况分析

学术界一般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的高低。在一系列统计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数(Grubel-Lloydindex)简称GL指数,是迄今最常用的权威性测量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标,某产业的GL指数表达式为:

|Xi-mi|

Bi=1-————

Xi+mi

其中,Xi表示某国i产业的出口额;mi表示某国i产业的进口额;Bi在0-1之间变动,Bi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越接近于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很低。根据统计数据计算,中印产业内贸易指数如表2所示。

表2中印19类主要贸易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1997-2005)数据来源:高校财经数据库

根据表2中的数据,本文只着重研究双方贸易额较大的商品类别的产业内贸易情况(即第5、6、7、11、15、16类商品),可以发现如下规律:

(1)在印度顺差较大的产业中,第5类商品两国的产业内贸易程度逐年降低;第7类和第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比较大,且近年依然呈现上升趋势。

(2)在我国贸易顺差较大的产业中,第16类产业内贸易指数较平稳,且产业内贸易程度很小;第6类产业内贸易指数指数逐年上升;第11类产业内贸易指数逐年下降。

可总结得到以下结论,如表3:

三、发展中印贸易对策分析

针对前文所研究的发展中印贸易的战略意义和双方贸易商品结构数据的分析,笔者认为发展中印贸易可以采用以下策略。

1.对双方具备比较优势产品要继续保持其优势

对于印度的矿产品和我国的机电产品和纺织品(虽然纺织品还有一定的产业内贸易成分,但是其趋势已经越来越小,所以对于纺织品贸易而言,中国还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而言,因为双方都有着较强的绝对优势,这种优势的具备前者是因先天禀赋后者是后天多年的积累结果,且都是不容易改变的固有优势,所以对于这两类产品双方应该进一步巩固各自的优势,而不必刻意弥补贸易差额,更不要恶性竞争和制定高额壁垒加以限制。

2.利用规模经济开展产业内贸易

对于塑料橡胶制品、贱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内贸易已经形成且有逐步加强的趋势,所以,对于这几类产品,两国应着重加强产业内的分工协作,在产品质量、档次、用途等方面,结合本国其他资源如土地、劳动力等,展开合理分工,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创造规模经济效益。另外,由于双方协作分工,产业间的恶性竞争会相应减弱,这对于目前两国吸引FDi方面的矛盾也会有所缓解。

3.大力加强边境陆运基础设施建设和沿线配套服务建设

目前,印度进口到我国的商品所经过的陆运途径主要是经缅甸到达我国云南。值得欣喜的是青藏铁路的开通及已经纳入“十一五”工程的其延长线的修筑无疑对双边的陆运贸易往来是一个利好消息。铁路的运力是陆运的数倍,这样一来既可减少以往绝大部分依靠海运的运输成本,又可以提高运输的速度、效率和安全性。另外,在陆运沿线也应该相应地建立服务于双边贸易的配套设施,如在云南、四川、广西等地设立货物装配和集散仓库、商品加工厂等;也可以不定期在这些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产品博览会,针对双方的优势产品展开贸易洽谈,不论双边贸易还是地区经济亦可在会展经济中获得一部分收益。

参考文献:

[1]罗文宝周金秦: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障碍及对策研究[J].南亚研究季刊,2006(1)

[2]郑利:中印经济优势分析[J].合作经济与贸易,2006(1)

[3]张建红:中印两国贸易合作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1999(5)

[4]斯瓦兰·辛格:中印双边贸易的基础探悉与前景展望[J].现代财经,2006(3)

对外贸易的分类篇9

(一)多部门协同管理

由于服务贸易交易具有无形性和不可比性,无法类似货物贸易可借助海关货物流信息来匹配资金流印证真实性,因此主要依靠商务、税务等主管部门的规定实施协同管理,即要求境内机构办理服务贸易购付汇业务时,除提供合同或协议、发票或支付通知外,还要求其提供对应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或备案登记证书。例如办理境外承包工程项下的工程款、中介费购付汇时,需提供商务主管部门批准该企业经营劳务承包的批准文件;办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作设计、合作研究、合作开发、合作生产等项目购付汇时,需提供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技术进口许可证》或《技术进口合同登记证书》及《技术进口合同数据表》等。

(二)限额和资格审批管理

对真实性较难把握,且容易成为异常资金出入境渠道的部分服务贸易项目实行限额和资格审批管理制度。例如对单笔超过合同总金额10%且超过等值10万美元的出口佣金购付汇、法规未明确规定审核凭证且等值10万美元(不含)以上的服务贸易项下购付汇、企业和预算外单位公务出国购汇超过指导性限额、境内机构单笔提取超等值1万美元的外币现钞、国际海运船长借支项下单笔提取超过等值3万美元的外币现钞等业务,境内机构都需经外汇局核准后,凭核准件到银行办理售付汇手续。另外,对于跨国公司所属境内公司向境外关联公司办理代垫及分摊费用购付汇前,跨国公司须经所在地外汇局分局办理资格核准后,凭核准件及相关材料到银行办理购付汇手续。

(三)多环节交叉管理

目前,对于境内机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实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多环节交叉管理模式。其中事前以真实性审核为重点。境内机构办理服务贸易外汇业务前,需由银行按照规定审核申请书、合同、发票、主管部门批件及税务凭证或外汇局出具的核准件,确认交易的真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的一致性后办理;事中以非现场监测为重点。主要运用服务贸易外汇业务非现场监管系统,通过设立单笔大额、高频累计、异常波动等监测指标对企业服务贸易数据进行数据筛查,对收支较为频繁、总量较大或增长迅猛的服务贸易交易及企业实行专项监测;事后以核查与检查为重点。通过事中监测发现的异常交易线索,核查银行或境内机构留存的业务凭证,查实违规交易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移交检查部门进行立案查处。

(四)项目和主体分类管理

现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实行事前项目分类管理和事后主体分类管理。按照国际收支统计口径,服务贸易项目不仅包括运输、旅游、通讯服务、建筑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其他商业服务、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等11类的服务项目,还包括收益、经常转移项目下的10类传统非贸易项目。由于服务贸易一直注重事前真实性审核,且不同的交易项目特点不同,真实性审核需要的材料也有较大差异,因此目前的政策法规均是针对不同的交易项目特点而分别出台的,实行交易项目的事前分类管理。另外,为逐步实现管理方式由行为监管向主体分类管理方式转变,外汇局在监测、核查的基础上,对存在未能在要求的时间内就相关交易疑点做出合理解释或不配合核查等情况的交易主体实施服务贸易内部分类监管,将其作为“关注类”主体,密切跟踪其服务贸易外汇业务,实行交易主体的事后分类管理。

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存在问题

(一)政策较为分散,尚未形成统一的体系

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政策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目前,涉及服务贸易外汇管理的规章制度超过50个,大多是对新问题的临时性规定和对现有规定的补充或调整,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尚未形成统一的法规体系,个别银行和境内机构反映办理相关业务时,搜集和学习政策法规的成本较高。以现行法规未明确审核凭证的交易项目的售付汇而言,前后涉及的现行有效法规就有《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现行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的非贸易项目售付汇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3]35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06]19号)、《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调整部分服务贸易项下售付汇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6]73号)等文件。

(二)宽进严出特征明显,未实现均衡管理

现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总体呈现“重流出、轻流入”的格局,除捐赠外,绝大多数服务贸易外汇收汇和结汇缺乏明确的管理规定,仅凭客户描述,由其提供合同或发票等证明材料即可在银行办理,随意性较强。资金流入结汇方面目前主要依据《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办理,而对结汇的规定也较宽泛,仅规定了需要结汇的类别,对于审核材料的要求,相关法规也没有明确规定。银行反映,由于服务贸易收结汇管理规定不够明确,有的银行审核合同、发票及主管部门批件等材料,有的银行却仅审核合同或者发票,导致不同银行对服务贸易收结汇真实性审核的标准不统一,严格审核的银行反而失去客户,导致市场不公平竞争。

(三)政策设计缺乏前瞻性,难以适应形势变化

新的服务贸易交易项目和交易方式不断涌现,而由于服务贸易外汇政策在设计时未充分考虑形势发展变化,缺乏前瞻性,导致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政策与形势发展不太适应。例如国际海运费售付汇业务,当前的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仅规定了货主、国际海运企业对外支付海运费的情形,而没有对货代企业对外支付海运费的规定,导致货代企业海运费购付汇缺乏政策依据。对于境外承包工程境内外汇划转业务,也仅规定了总分包形式的境内划转,而没有考虑到不断涌现的联合体形式的境外承包工程款的境内外汇划转。另外,对于虚拟物品的跨境交易涉及的收付汇以及通过电子渠道交易的服务贸易,现有的政策法规也处于空白。

(四)真实性审核难度较大,实际效果欠佳

服务贸易项下外汇收支范围广、项目多,特别是国外提供的单据更是名目繁多,交易真实性审核难度和复杂程度远高于货物贸易等有形贸易,由于相关材料真实性难以保证,当前以审核合同、发票等材料为主的传统审核方式难免浮于表象、流于形式。另外,由于服务贸易本身具有无形性和虚拟性特征,其市场公允价格难以判定,一般不存在实物进出口,不能像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可借助货物流匹配资金流来核实真实性,因此,服务贸易真实性审核难度更大,容易成为关联企业间异常资金流出入的便利渠道。

(五)行政许可标准较低,企业申请核准业务频繁

目前,涉及服务贸易外汇管理的行政许可项目共计有6大类,其中部分项目许可的标准较为严格,造成企业服务贸易交易中需要核准的业务数量较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影响了服务贸易外汇业务的顺利开展。例如,跨国公司非贸易售付汇管理政策核准,跨国公司必须到所在地外汇局分局办理,对于不在省会城市的跨国公司而言,就需要花费一定的人力和财力,往返于不同城市办理该项核准业务,如果期间出现材料不齐全或不合规定的情况,跨国公司还需多次往返两地,办理的时间较长,经营成本较大。再如现行法规未明确规定审核凭证且超过限额的非贸易售付汇核准业务,单笔超10万美元就需要核准,对于快速发展的服务贸易而言,限额标准较低,企业需要核准的情况较为频繁,据外汇局某直辖市分局业务人员反映,该分局每年核准的该类业务就达千余件,给企业经营带来不便。另外,对于国际海运船长借支项下单笔提取超过等值3万美元的外币现钞提取业务,海运企业也普遍反映金额标准较低。以外汇局某市中心支局为例,该市近年来船长借支提钞核准业务年均超过90笔。再如企业和预算外单位公务出国购汇超过指导性限额核准,出境时间在30天(含)以内或30天(不含)以上的购汇限额,每人每次只有等值3000美元或5000美元,以目前的境外差旅收费而言,该购汇限额标准也明显偏低。

(六)分类管理规定不够完善,对市场主体约束力不强

《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司关于印发<服务贸易外汇业务非现场监管工作制度>(暂行)的通知》(汇经函[2012]4号,以下简称“工作制度”)明确了服务贸易“关注类”交易主体的核定标准,对于存在不配合外汇局核查或受到外汇检查部门处罚等情况的主体,应将其作为“关注类”主体,并要求分支局通过系统密切跟踪其外汇收支行为,但由于该工作制度是以部门“函”的形式,效力相对较低,且缺乏对“关注类”主体的差异管理措施,即使被外汇局列入服务贸易“关注类”主体,银行和企业也没有相应的渠道知晓“关注类”主体名单,“关注类”主体在银行办理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也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对其没有约束力,主体分类管理政策执行效果难以充分发挥。

三、推进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的总体构想

(一)管理思路

坚持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五个转变”,顺应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简化真实性审核凭证,取消不必要的限额和资格审批,满足市场交易主体合理的服务贸易用汇需求。同时整合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资本项目外汇监管资源,建立外汇局内部联动监管机制,拓宽非现场监测渠道,并构建与税务、商务等部门的电子信息交换机制,借助税务、商务部门业务数据核查服务贸易外汇收支真实性,全面实现服务贸易的主体监管,形成有效监管和促进服务贸易便利化的有机统一。

(二)管理原

1.系统性原则。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涉及面广,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应全面梳理和总结现有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广泛听取商务、税务、银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意见,分别从政策法规整合、信息系统改造和人员素质提高等角度进行认真调研和仔细论证,力争使改革具有系统性,避免由于制度设计考虑欠缺,而导致改革无法达到预期效果。2.前瞻性原则。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应立足现在、着眼将来,在不影响有效监管的前提下,能够充分满足境内机构的合理外汇收支需求,能够涵盖不断涌现的新的服务贸易交易项目和交易方式,能促进服务贸易快速健康发展,能适应“十二五”规划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国家战略需要。3.有效性原则。鉴于服务贸易具有无形性和不可比性等特性,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在便利境内主体外汇收支的同时,也应通过采集货物贸易、资本项目、税务、商务等多部门的业务数据,实现服务贸易的分类对比核查,做到放得开、说得清和管得住,避免改革后服务贸易成为异常资金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便利通道,从而对宏观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不利影响。

(三)管理

对外贸易的分类篇10

关键词中国对外贸易CiteSpace文献计量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贸易格局将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外贸易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持续受到各国关注与重视。在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更是飞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因此,研究我国对外贸易状况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对中国对外贸易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对外贸易核心期刊文献为数据来源,利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进行分析,梳理我国对于中国对外贸易领域的研究现状,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实证分析

(一)关键词共现矩阵

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并获得相应的矩阵坐标,具体操作为:(1)将下载的文献数据进行格式转换,满足CiteSpace软件的格式要求,转换后的有效数据为19620。(2)将转换好的数据导入软件中,并对CiteSpace软件进行相应设置,进行文献分类处理。“关键词”的阈值设定为(9,9,13)、(10,9,13)、(9,9,13),默认用余弦指数值的大小来衡量共现强度。(3)运行CiteSpace软件,获得相关频数分布和共现矩阵。

软件运行结果获得381个高频词关键词并生成381×381的矩阵,该矩阵中的数值表示余弦指数的大小,即两个相关的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强度大小。矩阵中,出现的具体数值越大,则表明两个关键词之间的相关性越大;数值为0,则表明两个关键词间无相关性。

(二)共词聚类分析

利用共词聚类原则进行分析:(1)在CiteSpace软件生成的共现矩阵(381×381)中,通过查找最大余弦指数值来确定一对关键词。(2)将这对关键词与原矩阵中381个关键词的余弦指数降序排列,按余弦指数由大到小,选取余弦指数大于0的关键词(最多选10个)。(3)上述选取的关键词即形成一个聚类,将聚类中的关键词在原矩阵中删除(关键词所在行和列同时删除)。(4)重复上述三步,直到矩阵中的最大余弦指数值为0,即生成所有聚类。

根据上述操作,381个关键词被划分为56个聚类。合并或删除无代表性聚类后,最后保留43个聚类。

(三)战略坐标分析

通过分析得到战略坐标图1,其中43个聚类中有2个聚类位于第一象限,13个聚类位于第二象限,10个聚类位于第三象限,18个聚类位于第四象限。

在以关注度为横轴、新颖度为纵轴的战略坐标图1,位于第一象限的41、43聚类的关注度和新颖度都大于0,说明这些聚类代表的研究内容是2004~2013年间中国对外贸易领域国内相对比较成熟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即属于2004~2013年间的中国对外贸易学术研究热点,因此为该领域的核心内容,具体包括“投入产出”、“碳排放”、“碳关税”、“出口贸易结构”等相关内容。根据各战略坐标,可以看出关注度和新颖度都较高的是聚类41,其主要内容为“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碳排放”。

位于第二象限的2、4、5、6、7、12、14、19、21、30、35、40、42聚类的关注度小于0,但新颖度大于0,说明这些聚类代表的研究内容是2004~2013年间的国内对中国对外贸易学术研究的新热点,但关注度还不高。这些学术研究方向可能在未来受到更多关注,并随着关注度的增加而成为未来国内在对外贸易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称之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潜在性研究领域,具体包括“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物流”、“化学物品进出口情况”、“多边贸易体制”等相关内容。其中关注度较低,但新颖度最高的是聚类19,其主要内容是“保税物流中的特殊监管区域”。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以及我国加工贸易转型的要求,很多企业开始转变“两头全部在外”的传统加工模式,而是通过保税监管转内销方式开始积极探求和开拓国内市场,所以该聚类于2013年才得到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因此是属于较新颖的研究领域,还未得到太多关注,适合于未来的重点研究,应得到更多关注而成为热点问题。

位于第三象限的1、9、16、17、24、27、29、31、36、39聚类的关注度和新颖度都小于0,说明这些聚类代表的研究内容是2004~2013年间的国内对中国对外贸易学术研究关注度不高,而且不太新颖的研究内容,属于边缘性研究。出现这类聚类的原因可能有两类:一是这类聚类所代表的研究方向可能是曾经比较热门的课题,但受到政治经济等环境影响而逐渐失去关注。二是这类聚类所代表的研究方向一直未受关注,并且没有新的研究内容加入。具体包括“汽车商品市场分析”、“反倾销应诉”、“边境贸易障碍”等相关内容。

位于第四象限的3、8、10、11、13、15、18、20、22、23、25、26、28、32、33、34、37、38聚类的关注度大于0,但新颖度小于0,说明这些聚类代表的研究内容是2004~2013年间的国内对中国对外贸易学术研究的热点,虽然关注度高,但新颖度低,不是近几年的研究内容,属于当前国内中国对外贸易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内容。具体包括“出口成本”、“技术溢出”、“主要出口商品”、“双边经贸关系”等相关内容。

三、结论

为了梳理近年来我国对中国对外贸易研究文献的现状与趋势,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CnKi发表的相关核心期刊论文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通过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提炼出在2004~2013年出现频次最多的关键词,并建立了相应的战略坐标,对现有文献的关注度和新颖度进行分析,得出新颖度高但关注度低的研究内容,包括保税、多边贸易体制、中国进出口贸易等,表明了这些研究领域是比较新颖、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