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产业发展篇1
所谓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指农户与供销、加工服务主体的产销协作、经营组合。伴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组织发育，现在已形成了多种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其主要有：公司＋农户、合作组织＋农户、批发市场＋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以及一些少量的产销一体化公司。尽管其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多样，但其参与的主体不外乎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处于产业化中生产环节的农户以及一些小规模农民专业户；二是起连接生产和市场的龙头企业，其中包括农村乡镇企业、农民专业大户、城市商贸加工企业以及一些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三是以一些农户为主的合作中介组织，如专业合作性的专业协会；四是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销一体化公司。在产业化过程中，几类主体在一定程度上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本文以龙头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来探讨如何做好金融支持工作，以推动和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
一、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性
（一）农业产业化主体融资的特殊性
在我国农业产业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是那些起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大都在资本运作、融资方面具有弱质性，其主要表现在内部弱质性和外部融资环境的不利性两个方面：
农业龙头企业融资的内在弱质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些龙头企业内部信用达不到银行贷款的要求，自有流动资金先天不足，内部治理结构常常不规范、企业产权不清，资信等级低，从而没有长期信用基础，信用地位不稳固，获取担保贷款能力差。
农业龙头企业外部融资环境的不利性主要表现在银行信贷和直接融资方面。信贷资金分配向国有大中型企业过度倾斜，多为其它所有制经济的龙头企业却得不到应有的信贷支持，对这些企业的信贷投放规模与其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极不相称，且对农业龙头企业贷款条件要远远高于大企业，限制了龙头企业的发展。在利率政策上，对国有企业给予较多的利率优惠，而对农业龙头企业则不实行。少数金融机构还采取一些不合规的方式，擅自或变相提高对这些企业的贷款利率。此外，这些企业单笔借款额小，笔数多，商业银行监管难度大、风险大、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高。而且在中间业务方面，金融部门的服务水平远难满足农业龙头企业的需求，突出表现在服务的品种少，仅能提供开户、结算、贷款等常规服务，而资信评估、理财咨询、承兑汇票、贴现各类等特殊服务则很少，服务层次低，大多数是一些小额零散的业务，长年正常性的服务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农业龙头企业由于在大银行贷款困难，不得不在信用社开户，其中间业务水平更差、效率更低，直接影响了这些企业的效率。
其次，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上，农业龙头企业无论是通过争取额度直接上市，或通过股权转让间接上市，还是发行企业债券，都存在一定困难。
（二）制度安排的必要性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一度忽视农业的发展，其结果是农业的停滞导致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因而采取一定的方式带动农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农业产业化融资，本质上是一个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鉴于农业产业化达到重要作用和农业龙头企业的融资状况，有必要对其融资体系进行制度的重新安排。现在各国政府大都在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利用产业金融政策干预经济发展。完全“财政式”的产业发展资金的解决方式和寄希望于完全市场化、商业化的运营机制这两种思路都有失偏颇。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迁的模型主要有两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一群人的自发行为所引起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以法规形式来实现的制度变迁。在目前金融秩序混乱，行为不规范，农业龙头企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完全依赖诱致性制度变迁将势必阻碍及延缓农业产业化进程，不利于我国农业发展，基于此，政府应以多种形式给农业产业化以金融支持，走政策融资与商业融资相结合的道路。
二、构建完善的龙头企业金融支持体系
龙头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直接融资系统，间接融资系统，信用担保体系。其中，直接融资系统包括并购、公开上市（主板、二板）、债券、产业投资基金等四个层次；间接融资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等金融机构融资；信用担保体系由政策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非盈利性的企业间互助担保机构、盈利性的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三个层次的组织结构。
为使农业龙头企业顺利融资，这三个子系统之间和内部各层次应相互融合、互为支撑、分担风险、共享收益。这三个子系统的融合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以间接融资支持企业兼并收购，以信用担保体系支撑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以金融机构为发起人、采取向社会公募或向特定对象私募的形式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基金通过购并或公开上市撤出，以信用担保体系与银行信贷相结合等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金融创新建立新的切实有效的融资方式，寻找能真正解决农业龙头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途径，以此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三、目前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系统的构建重心
（一）通过兼并收购服务，支持资本扩张
兼并、收购是企业实现资本扩张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企业融资的有效途径，它可以使企业在资产规模、新产品开发、市场份额等诸多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通过对该企业的兼并、收购拥有了对该企业资产及劳动力的控制权，并通过这种控制权将被兼并、收购企业的资源与自己企业的资源形成互补和协同效应，产生1+1＞2的效果，从而企业带来整体价值的激增。农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兼并收购其他企业扩大资本，是迅速扩大规模提高竞争力的理想选择。
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兼并收购市场是很不完善的，政府有必要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培育和完善中国的兼并收购市场。除了对中国股票市场上的一些上市公司实施必要的兼并收购政策以外，也应该重视数量众多的农业龙头企业的兼并收购，给予更宽松的市场环境，进行合理的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
在农业企业采用资产重组方式扩大资本时，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亦可给予资金或信息服务等方面支持，资金支持方式可以是多种形式，如回租租赁、抵押担保贷款等等，信息服务包括目标公司评价、税务、法律等方面的服务。
（二）设立专项产业投资基金
产业投资基金是以资本市场为纽带，以产业发展政策为引导，通过对国家亟待发展的产业，如农业、能源、交通等，实行股市融资及资本运作，以解决国家因财力有限而不能满足的产业重点项目资金需求的困难，促进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等新兴产业集约成长的一种有效的金融工具。农业投资基金，如已设立的农业高科技产业投资基金、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其投资目标主要是产业化链条上急需融资的微观主体。
建立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可以有效的组织和引导民间投资，将城乡分散的资金汇集起来投向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公募或私募筹资，设立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引导全社会办大农业。农业产业化链条是一条价值增值链，要争取利用其投入产出利润率高、对资本牵引力强的优势，抓住机遇，加大农业产业化的资本运营力度，吸引大企业、民间资金、证券市场上的游资合理投向农业；设立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通过资金的有效流动，有助于龙头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促使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投资基金将会大量流向诸如优质种苗繁殖基地项目、各优质水产养殖项目、区域性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加工保鲜和运输行业、农业市场信息建设等方面，这些项目将带动农业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
农业产业化中的投资基金的设立将有利于减少政府对农业方面的投入，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解决了国家投资的部分不足，同时，农业方面投资基金需要一定的政府支持，如在税收政策上应实行优惠、提供配套的政府低息贷款，与此同时，还应对基金的投向进行合理约束。
（三）建立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信用担保体系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是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与债权人约定以保证的方式为债权人提供担保，当被担保人不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时，由提保人进行代偿，承担债务人的责任或者履行债务，它是一种信誉证明和资产责任结合在一起的金融中介行为，可以排除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时担保品不足的障碍，弥补中小企业信用的不足，改变资本供求双方的利润流和剩余控制权配置结构，分散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促进融资交易的发生，进而优化金融结构。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要将龙头企业纳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完善为龙头企业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解决农业龙头企业贷款难、担保难、抵押难的问题，降低部分银行风险，提高银行给龙头企业的融资的积极性，关键是建立龙头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应以中小企业间互担保机构和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为基础，建立省级再担保机构，为辖区内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服务，开展一般再担保和强制再担保业务，并配合人民银行、财政等部门，对辖区内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进行监管。担保机构与再担保机构之间约定风险承担比例，对风险性较大的项目应该实行强制性的再担保。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要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做好对龙头企业贷后资金运用的监管工作。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可以选择协作银行并进行授信管理，与协作银行明确保证责任形式、担保资金的放大倍数、担保范围、责任分担比例等内容后，由担保机构将担保资金存入协作银行，在企业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时，由银行自主决定是否发放担保贷款，贷款损失按责任分摊比例分担。
（四）建立资产支撑或订单支撑的证券化融资方式
目前，我国的银行业普遍面临信用风险过大的问题，因而，在研究农业产业化融资支持的同时，需要开拓一种将这二者兼顾的新型融资方式。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际新型融资方式——aBS(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它是以项目所属资产为支撑的证券化融资方式，它以项目所拥有资产为基础，以项目可以带来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该种融资方式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通过信用增级计划，使得没有获得信用等级或信用等级较低的机构，照样可以进入债券市场，通过资产证券化来募集资金。
该种融资方式适用于规模大、期限长的项目建设，是将较稳定的项目收入权利转让给SpC(SpecialpurposeCorporation)，以此将项目风险与原始收益人自身风险隔断。该机构应能获得较高的资信级别，它可以是信托投资公司、信用担保机构等等，根据我国国情，还应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并给予他们更宽松的环境开展此项业务，这也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风险。SpC通过专业化的信用担保进行信用升级，直接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募集资金，或者同其他机构组织债券发行，并将募集来的资金用于项目建设。若SpC担保的信用等级不够理想，可采取再担保形式。通常为了保证以资产为支撑的债券能够有足够的按期还本的能力，提高还款能力，还可由多种不同的资产收入形式组合共同支撑一个特定的aBS债券。
附图
图1aBS融资方式的具体操作模式
而对于固定资产规模不大，但效益良好的企业，可采取以收入可靠的订单为基础，通过SpC（可以由政策性银行担当）的信用加强，发行短期债券融资。相对而言，以订单为基础的债券风险较大，必要时可采用政府贴息支持或政策性担保机构再担保。
在我国目前开展该种方式融资，需要其他方面的辅助配套建设，我国尚无权威性的信用评级机构，这不利于各类债券的发行。此外，还需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
综上所述，做好金融支持工作有助于加快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同时，在做好金融支持工作时，也应该做好产业政策、技术创新政策、税收政策、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政策、社会化服务政策等工作，使得各方面互相配合共同促进产业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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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业发展篇2
【关键词】产融结合金融控股集团
一、国内金融市场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金融服务业发展迅速
金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金融服务业已基本经形成了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投资、财务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和典当等多种服务机构的金融体系。2011年金融业为实体产业提供的资金支持12.83万亿。金融在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二）金融管制政策正在逐步放松
虽然国家并未明确表示对混业经营的态度，但从政策角度正在不断松动。从1998年至今，先后允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市场，允许保险资金购买证券投资基金，允许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允许商业银行基金买卖，允许商业银行证券开户，《商业银行法》修改方案中也删除了有关混业经营的明确禁止性条款，为今后混业经营在法规上扫除了障碍。
（三）产融结合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面对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产融结合是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国外大型企业集团发展的历史表明，企业集团走产融结合的发展道路，是大型企业集团迅速发展壮大的一种成功发展模式，世界500家最大的企业中，约有80％的企业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国内产融结合的成功案例也是不断涌现，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保险、复兴集团、雅戈尔集团等实际产融结合的运作，均显示出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融结合模式会进一步加深。
二、实现产融结合的必要性
（一）集团实体产业发展需要金融服务支持
一是融资。掌握金融板块，能够有效提升集团直接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扩大融资规模，切实满足集团投资需求。二是信息。有效的资本市场平台，可以为集团提供最新的政策信息、行业信息，有力地支持集团产业投资、并购、风投、ipo等各类业务，提高集团投资效率。
（二）金融板块可以有效提高资产管理水平
资产证券化是未来市场发展的大趋势。通过金融资产，提升集团资产管理水平，可以直接实现集团资产保值增值，贡献利润，创造资产膨胀，直接体现产业发展成果。
三、推进产融结合的重要性
发达国家企业发展的实践表明，产融结合是企业培育竞争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企业集团达到一定规模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金融资源在我国尚属于稀缺资源，参控股金融行业，就能够分享到因牌照稀缺而获得的高收益。近几年，在一些行业实业资产效益大幅下滑的情况下，金融服务业对其利润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集团企业发展金融行业，推进产融结合，有利于各个业务板块之间协同发展，贯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优势互补。近年来，产融结合已经成为我国企业集团流行的发展模式。以中石油为例，其昆仑系金融控股架构已基本成型，几乎拥有全金融牌照，为中石油发展提供了有效帮助。
四、集团实现产融结合的战略部署
（一）整体目标
利用现阶段新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的机会，搭建自我控制的金融通道和管理平台，在为集团实业板块发展提供资金以及信息支持的同时，提高集团的金融能力和竞争力，最终实现产融结合的战略目标。
（二）发展目的
1.解决内部资金需求。将金融板块业务与实业板块业务形成联动，可以有效解决企业发展资金瓶颈，不断协助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为集团扩张提供资金。
2.获取高效经营利润。金融板块实现稳定超额回报，支持集团进一步发展实业板块，实现产融结合共同壮大。
3.构筑资本运作平台。通过打造上市公司板块资本运作平台，提高资本运作能力，为提高集团融资能力、增强资产变现灵活度打基础。
4.发挥集团整体协同效应。通过金融板块与实业板块的协同以及金融板块之间的协同，实现集团内部多层次沟通创新，最大限度发挥集团潜能。
（三）实施计划
1.第一阶段起步阶段
围绕“在产业的基础上发展金融”这一当前发展金融产业的核心，以为集团产业发展提供所需金融服务为出发点，通过收购或设立金融机构，构建金融产业的雏形。
（1）成立财务公司，做好集团内部资源有效利用工作。
——以网络结算系统和票据服务系统为基础，通过资金管理平台，实现资金的有效归集和监控，构建集团资金池，提高集团资金管理水平。
——通过集团内部资金在余缺单位之间的调剂使用，降低集团资金沉淀量，降低集团贷款规模，减少财务费用，实现集团货币资金效益最大化。
——通过组银团等多种方式，协助集团做好融资工作，落实融资资金。
（2）增加金融领域投资，把握机会，入股各类金融机构。
——至少参股一家保险、一家信托公司，寻求控股省内保险公司的机会；
——做好现有参股银行企业、金融租赁企业管理工作，汲取经验；
——择机参控股基金公司，为后期项目融资、引进战投等做准备；
——择机参股证券公司，为后期获取利润、发挥集团协同效应做准备；
——跟踪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发展情况，作为新兴投资板块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金融产业发展篇3
文化产业与金融的融合发展离不开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与支持。本文梳理了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政策的发展历程，指出了各个阶段相关政策的重点内容与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未来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的政策取向与重点，主要包括构建财政多样化支持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机制，构建多元化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和版权保护制度，优化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的市场环境以及构建适应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的人才体系等内容。
【关键词】
文化产业；金融；融合发展政策；回顾与展望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与支持。梳理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政策的发展历程，既有利于总结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到现阶段的成功经验，又是进一步促进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的基础。我国学者在查阅文化部历年政策法规基础上，将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政策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文化向金融示好阶段；二是文化与金融初步合作阶段；三是文化与金融融合发展阶段[1]。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之间也大体经过了这样的三个阶段，但相较而言，政策法规的出台时间较晚，前期主要以配合中央政策为主，后期才逐渐形成具有四川特色的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政策体系。笔者依据这种划分，主要对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政策进行梳理，并结合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政策的不足，提出未来四川省加快推进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政策设计重点。
二、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政策回顾
（一）文化向金融示好阶段（2003-2008年）
在这一阶段，系统谈及文化产业与金融关系的文件主要是在国家层面。2003年文化部印发了《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产发〔2003〕38号），对文化金融合作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文化产业发展；二是争取金融支持对外文化贸易；三是争取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文化产业。这份文件主要着眼于为发展文化产业争取资本支持。2004年文化部印发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文产发〔2004〕35号）表达了同样的立场与观点。2006年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06〕32号）首次将保险服务纳入金融支持文化范畴。在此阶段，四川省政府设立了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下发了《关于申报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和《四川省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06年，四川省在已设立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基础上，由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会同省财政厅制定并出台了《四川省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专项资金来源、使用范围、申报和审批程序、资金监管等事项[2]。为推动文化产业品牌建设，四川省财政厅、文化厅从2007年起又设立了“四川扶持文化产业品牌专项资金”，并联合出台了《四川省扶持文化产业品牌资金管理办法》。为推介优秀文化产业项目，促进文化产业招商引资与合作交流，四川省文化厅印发了《四川省文化产业招商引资项目推荐册》，推荐企业免费参加会展，为企业搭建了招商引资和对外交流的良好平台[3]。可见，在这一时期，四川省政府及相关部门主要是响应国家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为落实国家文化产业与金融政策提供配套服务。
（二）文化与金融初步合作阶段（2009-2013年）
在这一阶段，国家层面的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相关政策出台比较密集，对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产发〔2009〕36号）、《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出口的指导意见》（商服贸发〔2009〕191号）、《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09）、《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94号）、《关于贯彻落实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的通知》（文产函〔2010〕1031号）和《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文产发〔2012〕7号）等文件。该时期的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政策主要有以下特点：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这说明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已经有了实质性进展，开始“互动”发展；金融机构成为了联合发文单位，成为了直接参与者，文化部门不再唱“独角戏”；文化产业与银行业的合作提升到了“战略合作”的层面；另外，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主体进一步扩大。该时期也是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初步融合的阶段。2011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的《四川省“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川办发〔2011〕96号）要求，加快培育文化资本、人才、信息、技术和版权等要素市场，促进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的对接，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根据财力情况，加大对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投入力度，有条件的市（州）、县（市、区）要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011年的《四川省“十二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川办发〔2011〕82号）则针对旅游业构建多渠道融资体系，以财政资金、民间资本、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多种形式支持旅游业发展。同年1月，四川省文化厅和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签署了《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2012年2月，省文化厅与工行四川省分行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金融文化领域合作的通知》，要求各市、州文化主管部门和当地工商银行分支机构加强合作，积极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有效拓宽文化企业融资渠道。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决定》（2011年11月）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川府发〔2012〕14号）是这一阶段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的标志性文件，将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提到了新的高度。《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决定》提出文化融合发展战略，把文化发展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同时强调，以文化企业为主体，引导多元主体投入；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省内外股权投资基金对文化企业及项目进行股权投资，提升骨干文化企业整体竞争实力；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在投资核准、信用贷款、土地使用、税收优惠、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对外贸易和申请专项资金等方面依法给予支持。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对四川省文化产业发展进行规划的文件，使得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的发展融合更加系统化。《意见》从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省内外股权投资基金、省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型文化企业、中小文化企业等不同角度全面论述了金融如何支持文化产业、文化企业如何利用金融获得发展问题。
（三）文化与金融融合发展阶段（2014至今）
2014年是文化产业政策“大年”，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0号）、《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国发〔2014〕13号）、《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2014〕15号）等文化产业重磅政策，对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进一步细化。更值得指出的是，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文产发〔2014〕14号），这是《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之后，又一项专门指向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重大政策。《意见》从认识推进文化金融合作重要意义、创新文化金融体制机制、创新文化金融产品及服务、加强组织实施与配套保障这四个方面提出了深入推进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要求，共15条具体内容。目前，推动《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贯彻落实成为各有关部门、各地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4]。与中央一致，四川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重视程度也空前提高，不仅在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2014）、《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4）都有不少篇幅提及，更出台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4〕37号）和《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14—2020年）》，推进文化产业相关领域与金融的融合发展。此外，四川省还充分重视《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贯彻落实工作，四川省文化厅、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四川省财政厅等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落实<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川文发〔2014〕29号）（下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从创新文化金融合作体系、创新文化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强组织实施和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深入推进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要求。《实施意见》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强调推进金融业与文化产业的有效对接；强调要完善建立文化金融合作厅际会商机制，共同推动文化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针对加快推进直接融资、探索建立符合文化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制度提出了明确方向，以进一步拓宽文化金融合作渠道和范围。《实施意见》的政策亮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支持，一个探索，一个创新”，即加强对重点文化企业、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示范基地（园区）的融资支持；探索创建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以及创新文化金融服务组织形式。可以说，《实施意见》既提出了深化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全面部署，又突出了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重点，并对进一步拓展工作留有政策空间[5]。
三、四川省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政策展望
四川省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效地推动了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的进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四川省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政策仍然不成体系，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现阶段四川省相关政策仍然以配合国家为主，多是国家政策的细化，没有形成系统的政策体系；政策设计与出台在完善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合作机制、优化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环境、保护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以及培养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专业人才方面着力不够。但这也为未来四川省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政策制定指明了方向与侧重点，笔者将这些政策设计的侧重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财政多样化支持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机制
政策导向与财政支持在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的发展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过去，四川政府财政对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不低，但资金投入形式单一，政策的导向作用发挥不明显。根据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经验，下一步财政助力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的方式应当更加多样化，通过积极的政策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除了要给予相关文化产业直接的财政资金支持外，还应该实施有差别的政策，不断创新融资的方式，建立一些基金、担保平台以全面推进四川省的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为加快推进四川省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支撑。例如，发挥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扶持创业期和萌芽期的企业起步和发展；灵活运用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充分利用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契机，以合理配置文化市场资源，从而吸附各地区、各类文化创业资本；设立文化企业融资担保基金，通过担保来提高文化企业的信用度，进而增加投资者的信心。
（二）构建多元化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
由于文化产业轻资产、高风险的特殊性，文化产业投资的主体比较单一，文化企业融资大多来自于银行贷款。但要真正实现文化产业的繁荣及其与金融的融合发展，必须建立多元化的文化产业融资体系，既要规范银行贷款融资，也要支持企业的直接融资，完善整个产业链的融资体系。根据不同的企业发展阶段和企业类型，可以通过以下政策措施建立多元化文化产业融资体系。对于大型文化企业，政府要建立文化企业上市的激励机制，协调好文化企业与金融投行合作关系，培育有上市潜力的优秀文化企业；对于中小型文化企业，政府应该鼓励支持中小文化企业集合发债，针对单个中小企业独立发行债券的可能性较低的问题，探索集合发债的融资新模式。同时，下一步的政策也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文化产业和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开发创新与文化企业经营产品相适应的金融产品、服务方式和风险管理的新方法，降低贷款门槛，探索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新业务。
（三）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和版权保护制度
虽然文化产业发展存在有形资产不足的天然局限，但是文化企业拥有的版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正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但从四川省文化产业的发展来看，文化产业中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体系不够完善，知识产权、版权保护针对性和系统性不强；管理部门在对假冒产品打击方面主要是采取受害企业报案方式，缺乏主动性，处罚力度不够；四川省对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版权等无形资产认定和评估还处于摸索阶段，知识产权及版权质押贷款业务无法正常开展。为解决文化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足等问题给文化产业的融资和发展带来的困难四川省必须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知识产权和版权保护体系，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开发力度，由此提高文化企业融资的竞争力，促进文化产业和金融业的深度融合。相关的政策切入点可以从加强优质版权推选与登记、推进版权权属核查与价值评估、建立版权交易专业化中心加强版权监管等方面入手。
（四）优化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的市场环境
良好宽松的市场环境是推进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四川省可以从构建联动机制、发展资讯平台和提供专项服务等入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优化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环境。在政策的加强顶层设计方面，要推动形成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的联动机制，利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产权保护，给文化企业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同时也要设立四川省文化产业发展咨询平台，建立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平台、信息服务平台，推进文化产业与金融服务的深度对接。另外，鼓励金融机构建立文化专营机构、专业服务团队，对文化产业投资风险的顾虑，同时控制投资文化产业的风险，为文化企业顺利实现融资提供机会。
（五）加强兼备文化产业与金融知识的人才引进与培养工作
文化产业与金融业都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二者的融合发展更是需要大量具备文化产业和金融投资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才加入。从实际情况看，四川省文化产业投融资方面的专业人才匮乏，文化产业投融资方面的专业性不强，而四川省在引进与培养相关方面人才的政策措施又相对滞后，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四川省在下一步推动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工作中，必须制定专业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的优惠政策，从而构建适应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的人才体系。短期政策可以以相关人才培训和引进为主，如对现有金融机构的基金管理人进行文化产业知识的培训，与国外建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合作，引进国外优秀的基金管理人。但是从长期来讲，应实现人才的自给自足与素质提升，如鼓励高校开设专门的文化产业融资课程，培养专业的人才，同时对整个文化产业投融资的教育进行长远的规划，形成一个全面的培养体系；建立基金管理人资格考试制度和淘汰机制，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促使其接受专业知识的培训，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作者：陶恒单位：四川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文为四川省社科规划文化产业专项“加快推进四川文化产业与金融融合发展的对策研究”（SC15XS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4]孙家宝:文化金融合作政策研究（载张洪生、金巍主编《中国文化金融合作与创新》第1版）[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09.
[2]中国文明网.四川完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eB/oL].2009-10-30.
金融产业发展篇4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6-0032-08
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途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对于一国的产业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始终是资金向生产领域流入的增长和变化趋势，随着资金向具有更高效率的部门、领域的结构性流动，产业结构也能够实现优化升级。金融通过储蓄与投资渠道，可以影响资金的流量结构，进而影响生产要素的分配结构，引致产业间资金存量结构变化，最终影响产业结构。
一、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由于金融发展包括了总量增长和结构改善，因此，近年来关于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了较多关注。
金融结构的内涵相当宽泛，且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层次性，与“二分法”金融结构视角的研究相比，其他视角的研究相对单薄。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无论是研究金融问题，还是研究产业问题，都不能忽视区域差异，金融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仅是各要素间以及要素内部的协调和转换，而且也应当包括区域间要素的协调和转换。因此，在研究我国金融结构问题时，应当对金融空间结构（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源在不同区域间的集聚和扩散）给予重视。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空间结构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martin和minns[1]、Dow和Rodri[2]、Klagge和martin[3]、martin[4]等从地理学视角对金融空间系统变化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范方志和张立军[5]对1978―2000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王辰华[6]研究了我国金融资源与金融机构的空间分布的制度逻辑与绩效问题，指出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是区域金融差异形成由外生化转向内生化的集中反映。王纪全和张晓燕[7]通过比较1990―2003年我国金融资源在地区分布上的差异，指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是影响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的两大因素。崔光庆和王景武[8]认为政府制度安排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区域金融差异的两个决定因素。张汉飞[9]认为金融空间结构表现为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和分散，指出金融空间差异新变化是金融不安全的重要原因。彭宝玉等[10]基于对河南省数据的分析，认为在金融集聚经济的强大的作用下，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牛润盛[11]以广东省为例，分析了金融空间溢出的转化机制及驱动因素，指出金融空间溢出效应可以减弱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王霞等[12]以科技金融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认为一个地区的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科技基础。李鑫等[13]基于对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数据的分析，考察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发现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迹象。
上述关于金融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金融资源的区域差异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对产业结构问题关注不多。本文以金融空间结构为视角构建分析框架，从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和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两个维度分析我国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状况，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和湖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个省（市、区）。并对我国金融空间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旨在从不同的角度探寻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从理论上为我国金融结构优化调整提供依据。
二、我国金融空间结构：“二维式”金融资源空间分布
白钦先[14]认为，金融资源包括三个层次：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货币和货币资金；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即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及其运行法规、金融人才与金融意识等；整体性高层金融资源，即由国家掌握的具有垄断性、独立性的金融制度、金融政策等。由于整体性高层金融资源不具有区域性，因此，本文主要从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和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两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
1.存款、贷款资源的空间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地区间呈现出不平衡态势，与此相对应，存款资源在空间分布上也不均衡，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分布状态，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到西部地区存款规模依次梯度递减，东部地区存款规模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如表1所示，1978―2013年，东部地区存款额占全国存款总额的比重一直在60%左右，最高时达到73.3%，接近总额的3/4。中部地区存款额占总存款额的比重呈现出“升―降―升”趋势，先由1978年的21.9%逐步上升至1984年的26.1%，自1988年开始比重不断下降，2005年已降至18.0%，之后比重开始稳步回升，2013年已达到19.4%。西部地区存款额所占比重则“稳中有升”，与中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渐缩小，2013年中西部仅相差0.2个百分点。从存款增长速度来看，西部地区增长最快，1978―2013年年均增速达到21.2%，东部地区次之为20.4%，中部地区最低为20.1%。
1978―2013年，三大地区贷款规模均出现显著增长，其中东部地区年均增长16.8%，中部地区年均增长16.9%，西部地区年均增长19.3%。从三大地区贷款额占贷款总额的比重看，东部地区自1979年开始基本处于上升态势，2003年达到67.3%，之后略有回落，但仍然超过60%；中部地区则呈现“先升后降”趋势，由20.5%逐步上升至33.4%，之后持续回落至17.7%，2012年开始出现回升势头，但自2009年开始中部地区已落后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在1979年后有所回落，1985年开始逐步回升，2009年达到17.9%，首次超过中部地区，2013年则达到20.0%，高出中部地区1.7个百分点。
2.证券市场资源的空间分布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得大量实物资本开始取得相应的金融资本形式，各地区证券市场发展程度不同，资本转化的程度也就不同。如表2所示，我国的实物资本转化程度具有明显的区域结构，东部发达地区集中了大量的上市公司，而中部、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较少。从上市公司股票市值来看，东部地区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远高于中部、西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东部地区股票市值占全部股票市值的比重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已由1990年的57.2%上升至2012年的79.6%，而中部、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市值占比在近几年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与中部、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证券交易更为活跃。2000―2012年，我国三大地区的证券交易额占交易总额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由东部向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但不平衡状况更为显著，东部地区交易额基本占到交易总额的3/4甚至更高。证券市场发展滞后，使得中部、西部地区大量企业难以将实物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无法实现企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3.保险市场资源的空间分布
总体来看，我国保险业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一些主要指标仍然偏低，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如表3所示，从保费收入来看，1990―2011年东部地区保费收入所占比重一直维持在58%以上，多数年份超过60%，远远高于中部、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保费收入所占比重在18%―23.5%之间波动，西部地区则在14%―20%之间波动。我国三大地区的保险密度差距较大，1990―2012年间除少数年份外东部地区保险密度超过中部、西部地区保险密度总和，自2008年起东部地区保险密度超过1000元/人，中部、西部地区保险密度差距不大，近几年中部地区保险密度已逐步赶超西部地区。1990―2012年我国三大地区保险深度不断扩大，东部地区由1.0%扩大至2.8%，中部地区由0.7%扩大至2.5%，西部地区由0.8%扩大至2.6%，三大地区间保险深度差距不大，东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略高于中部地区。
（二）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
本文主要从金融组织体系角度分析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状况。当前，我国的金融组织体系主要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业金融机构、保险业金融机构）。
1.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空间分布
由于物理网点是银行业竞争的主要手段和服务的主要渠道，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各个区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物理网点分布变化，来描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空间结构，如表4所示。
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的空间分布呈现东部地区多、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略少的格局，2013年末东部地区占比接近49.7%。政策性银行是国家调控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其网点设置表现为相对均衡的区域分布特征。从2013年数据来看，三大地区政策性银行网点数量基本持平，基本体现了国家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初衷。股份制商业银行遵循市场化原则运作，网点设置主要依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2013年末东部地区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点数量占比接近64%，远远超过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与中资银行不同，外资银行在国内的布局更注重效率原则，因此，其分支机构设置往往集中于那些经济基础好、市场潜力大的大中型城市，即东部沿海地区的发达城市，2013年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外资银行网点数量占比合计不足13%。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均设置在本地区内，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其成立之初基本按照“一乡一社”设置，网点分布与乡镇分布基本一致，在各区域间差别不大。
2.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空间分布
与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样，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空间分布上也呈现出“区域不均衡”格局，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和保险公司总部多集中在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东部省份的总公司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资本实力和知名度上都远远强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如表5所示，2013年末，东部地区证券业金融机构总部数量占全国的比重达到80%，保险业金融机构总部数量占全国的比重达到57.1%。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部数量相当，中部地区基金公司总部数量依然为零，西部地区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期货公司总部数量都出现了下降趋势。
三、金融空间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基于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
（一）指标设计与数据说明
1.金融空间结构指标
目前，我国金融结构属于“银行主导型”，股票、债券、保费收入等在金融资产结构中比重相对较小，存款和贷款是最主要的金融工具。在相关研究中多采用金融相关比率（包括戈式指标和麦式指标，戈式指标通常被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麦式指标通常被简化为m2与GDp之比）作为金融资源的衡量指标。但分析区域金融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各地区金融资产和m2的统计数据，难以直接使用戈式指标和麦式指标，基本采用各地区存款和贷款之和作为金融资产的一个窄的衡量指标，来反映各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我国金融空间结构，本文设置两个指标：
（1）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金融资源=存款+贷款+股票市值+保费收入，用Fa表示，该指标相对于以往的金融资源指标更为全面。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分别用“_e”、“_m”、“_w”表示，如Fa_e表示东部地区的金融资源。
（2）金融资源空间差异指标。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来反映我国金融资源在地区间的分布差异，用CV表示。
CV=σX-（1）
其中，σ表示标准差σ=∑ni=1（Xi-X-）2n；X-表示三个地区金融总量的平均值；n为地区数量，本文取值1―3；Xi为第i个地区的金融总量。CV值越大，表明地区间金融资源分布差距越大。
2.反映产业结构的指标
根据产业结构理论和相关研究文献，产业结构升级在实践中表现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参考相关研究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之和与总产值的比值来度量产业结构的升级，用CYJG来表示，即：CYJG=（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GDp。
（二）数据平稳性检验
由于宏观经济数据通常是非平稳的，为避免回归过程中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首先对相关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数据平稳性检验方法种类较多，但其检验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本文采用aDF检验法。aDF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原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其1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engel和Granger研究认为，两个或多个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可以是平稳的，即存在协整关系。由于上述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因此本文利用协整检验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engel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方程残差项的两步法平稳性检验；另一种是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的协整系统的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方法对上述序列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建立产业结构指标与三大地区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的VaR模型。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aiC信息准则确定，协整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式（2）表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和产业结构指标存在正向协整关系，而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和产业结构指标存在负向协整关系。在影响程度上，西部地区最为明显，而东部地区相对较小，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科技水平高，产业发展对资金的依赖程度小于中部、西部地区。
其次，建立产业结构指标与金融资源空间差异指标的VaR模型。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aiC信息准则确定，本文采用不带截距项的检验模型对VaR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式（3）表明，我国金融资源空间差异指标和产业结构指标存在正向协整关系，即金融资源空间分布差异扩大，对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幅度略高于金融资源空间分布差异变动幅度。
（四）Granger因果检验
我国三大地区的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和金融资源空间差异指标与产业结构指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协整关系，但尚不能判断金融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因果关系检验。根据上述VaR模型，分别对各个变量采用非平稳序列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均是产业结构指标的Granger原因，而不存在反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金融资源空间差异指标不是产业结构指标的Granger原因，而产业结构指标是金融资源空间差异指标的Granger原因。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地区的金融资源总量变化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显著的影响，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金融资源增加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而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增加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负面作用。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是西部地区以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金融机构体系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以及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导致金融资源外流；金融资源空间分布差异的变化并没有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金融资源空间分布差异变化产生了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由东部地区主导，东部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加速了金融资源向本地区集聚，导致金融资源空间分布差距扩大。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和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两个维度对我国金融空间结构进行了考察，并构建了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和金融资源空间差异指标，对我国金融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的金融空间结构呈现出“金融资源向东部地区集聚”的显著特征；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由东部地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了金融资源集聚，使得金融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改善我国金融空间结构不仅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差异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改善金融空间结构并不是要消除这个差异的存在，而是要在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实现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协调、合理配置。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实施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我国中央银行自2004年4月25日起开始实施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然而这种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依据金融机构的规模大小而定，不同区域的金融机构在存款准备金率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差异，其效果是促使风险类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更为审慎，但在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方面作用有限。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将金融机构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与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挂钩，发达地区略高于欠发达地区，使存款准备金率体现出区域差异，从而起到平衡区域间资金投入的作用。
第二，实施差异化的利率政策。当前，我国贷款利率管制已经放开，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在加速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更需要实施差异化的金融支持策略。因此，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以及改革完成后，中央银行依然需要对利率进行调节，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确定并公布各期限存贷款基准利率，作为商业银行存贷款定价的“利率锚”，并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进行引导，使其符合货币政策要求。对于欠发达地区，仍要控制利率的浮动区间或者实行优惠利率，通过差异化的利率政策支持经济金融协调发展。同时，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金供求状况，探索建立区域性利率定价协调机制，对应不同区域并体现出区域差异，藉此形成欠发达地区的价格优势，促进资金在区域间合理配置，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金融产业发展篇5
一、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1.样本选择、模型构建与指标设计
（1）模型建立和指标设计。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选取商业银行贷款余额、股票市场总值、政策性银行贷款余额为解释变量，以高技术产业总产值为被解释变量。样本时间段选取1995～2010年。建立的模型如下：LnGJS(i)=α0+β1LnCB+β2LnSma(i)+β3LnpBC+γLnL(i)将高技术产业分为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室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五大行业。并以YY代表医药制造业，HH代表航空航天制造业，Dt代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DB代表电子计算机及办公室设备制造业，YL代表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以GJS代表高技术产业的总产值，CB代表商业银行信贷总额，Sma代表股票市场总值，pBC代表政策性银行信贷总额，L（）i表示i行业从业人员，模型β1、β2、γ分别代表商业性银行信贷总额、股票市场总值、政策性银行信贷总额和从业人员数量变化引起的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变化的弹性系数。
（2）模型数据说明。被解释变量———高技术产业中各个行业的总产值数据来源于1996～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各个行业的股票市场总值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商业银行信贷总额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1996～2010年数据。在商业银行中选取四大国有银行即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即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本文政策性银行信贷额数据来源于1996～2010年《中国金融年鉴》，各行业从业人员数据来源于1996～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计量结果基于高技术产业
1995～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eviews7.0软件的混合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其中，被解释变量为第i个高技术产业的总产值，LnSma、LnCB、LnpBC、LnL被设置为截面单元特定系数，表示这四者对5个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的影响在不同产业之间是不同的。模型估计的结果见下表：上表中的结果表明，在1995～2009年，国内的商业性金融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大于政策性金融的影响。具体表述如下：
（1）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股票市场总值对高技术产业3个行业的影响是显著的。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影响系数最大，为0.418981。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股票市场总值与生产总值是不显著的负相关，可能是国家对药品相关调控政策的影响。如近年来，国家为了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先后出台了药品降价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对医药制造企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另外，近年来人民币升值也是较大原因，使大部分原料药企业受到重创。从影响大小看，我国股票市场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较小，可能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比较滞后、市场不健全所致。
（2）商业银行贷款对4个高技术产业行业的影响在统计上基本显著。同时，对他们有很高的正相关，其中最大的是医药制造业，为0.829701。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商业银行贷款与其生产总值呈现负相关，即商业银行贷款增加一个百分点，其生产总值减少3.67053个百分点。原因可能是因为，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需要大规模的设备，资金投入较大，风险也较大。银行为了规避风险，提高其贷款利率，则使该行业成本增加，总产值降低。
（3）政策性银行信贷对4个高技术产业行业的影响在统计上很显著。其中，医药制造业与其是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为0.956182。说明对医药制造业的政策性支持方向正确，其余4个行业总产值与政策性银行信贷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最大的是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为30.962079。最小的是航空航天制造业，为0.000404，而且不显著。政策性银行可以弥补商业性银行的不足，但从这几个行业来看，对于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本身，商业银行对其的贷款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是，政策性银行对其的负面影响较大，其原因，一是我国政策性银行资金有限。国外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于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但由于我国金融市场欠发达，政策性银行资金全都是政府资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四万亿”的救市计划，使得政府资金对高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不大。二是2007年我国三大政策性银行转型，其商业性质银行的特点，使本身就面临融资难的我国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更加雪上加霜。
二、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1）商业性金融主导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其正相关。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对高技术产业中除了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影响系数均为负，而且是不显著的负相关。
（2）政策性金融与高技术产业负相关。即政策性金融对高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不够。
2.几点建议
（1）应加大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室设备制造业的资金支持。因为，这两者是高技术产业的主导产业。
（2）应增加政策性金融资金的来源渠道，建立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制定政策性银行的管理法规，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通过其诱导和扩张，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
（3）完善资本市场。从前面的统计来看，资本市场对3个行业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因为我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虽然完善资本市场势在必行，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对高技术产业这一外部融资依赖性大的产业需要政策性金融的支持。
金融产业发展篇6
采用我国1990－2014年金融发展和产业升级相关数据，通过多指标的交叉协整检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戈氏指标和麦氏指标）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和就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从长期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相对弹性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无论是金融发展的“戈氏指标”还是“麦氏指标”都对产业结构优化率及就业结构优化率具有正向的敏感性；第二，在剔除物价因素后，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更具真实性，一国的金融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或者敏感性远远大于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第三，从短期来看，无论是选择金融相关率还是麦氏货币指标衡量产业结构优化，都具有正的相对弹性，即短期内，两者都具敏感性，并以不同的调整力度把非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
一、文献述评及问题的提出
西方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结构变化是金融发展①的道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随着总量和人均的实际收入及财富的增加，金融上层结构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亦增大，同时金融发展能加速经济增长［1］。Stiglitz、mayer、Levine＆King、Levinetal．一致认为经济的发展与增长与金融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2－6］。wurgler发现在更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会增加在成长产业中的投资，而在衰落产业中减少投资，具有较高的资金配置效率；在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资金流向衰落产业，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升级是通过金融发展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来实现的［7］。Carlin＆mayer较早对金融结构和产业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结构与产业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应根据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金融结构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选择发展更多的直接融资市场；在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应健全银行系统，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8］。Binh、Shin和park、allenetal．认为在以技术密集型和高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国家，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更容易建立，发展得更快，相比以劳动密集型和低成本密集型主导的经济，更依赖以银行为主导金融体系的建立［9，10］。Jeanneneyetal．和Greenwoodetal．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间互为因果的关系，非单方向的关［11，12］，而Guarigliaandponcet研究论述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关系［13］。aghionetal．
从股票市场分析上市公司的资金流动性和融资能力，认为股票的价格不能反应公司的发展业绩，造成优秀公司的融资成本过高，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影响公司的积极性，不利于新兴行业的出现［14］。国内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刘世锦认为金融发展要着眼于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并为其提供更好服务，同时也作为金融发展创新成功与否的标准［15］；伍海华、张旭从国际比较角度，探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金融通过投资储蓄机制影响产业机构中的资金流量，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并提出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作用更明显［16］；范方志和张立军实证得出我国金融结构的转变与各地区实体经济部门产业结构升级呈正相关［17］。傅进和吴小平认为金融通过资金形成机制、资金导向机制和信用催化机制，改变资金的供给水平和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18］。杨德勇和董左卉子系统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而且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19］。钱水土和周永涛运用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20］。苏建军、徐璋勇构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多方程模型系统考察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互相影响，但作用方向具有差异性。金融发展规模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因素，但金融效率严重制约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发挥，快速发展的金融产业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发展起着巨大的拉动效应，金融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外部支撑条件［21］［22］。其他学者［23］［24］从其他视角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综上所述，从国外研究情况看，西方学者主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结构调整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所以可以借鉴其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同时各个学者对金融发展具有各自不同的度量。从国内看，大多数学者致力于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而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时，只关注金融发展的某一方面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且不同学者选取的衡量指标不同，同时也尚未形成标准化的实证分析模型，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检验具有片面性。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是当前“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及提高社会资金的供给水平和配置效率，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研究内容。所以引起我们思考以下问题：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更能反映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建立的模型有多大的解释力度及可靠性？两者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协整关系的多指标进行定量交叉检验。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本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及中国人民银行官网，由于国债发行额、企业债券发行额、股票市价总值1990年以前数据获取受到限制，本文采用1990－2014数据进行分析。
（二）变量选取1．金融发展指标对于金融发展的考量，本文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方面着手。（1）金融总量指标金融发展总规模主要考虑两大指标：1）金融相关率（FiR）①，又称“戈氏指标”，用来反映金融发展总量，其值是全部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其中债券包括国家债券、金融债券等。具体计算公式如下：FiR＝（m2＋股票市价总值＋债券期末余额＋保费收入）／GDp2）麦氏货币指标，用货币存量（m2）与GDp之比表示，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mi＝m2／GDp（2）金融结构发展水平（FSR）金融结构由直接融资数额与间接融资数额之比表示。采用证券市场累计发行额（包括股票、债券）与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额之比表示，即：FSR＝（股票累计筹资额＋债券累计发行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3）金融发展效率（FeR），一般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之比度量，该指标能准确反映金融系统资本配置的效率。FeR＝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由配第－克拉克定理及库兹涅茨理论可知，产业结构升级不仅表现在产业产值变动上，同时也体现在就业结构的变化上。包括两方面的指标：（1）产业结构优化率（iSR），iSR＝（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GDp。（2）就业结构优化率（eSR），eSR＝（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总从业人员。3．控制变量指标对控制变量的选择是个难点，也直接影响对产业结构升级模型解释力度。袁绍峰、吴洪鹏采用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余额）、国有经济比例（国有工业企业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GDp）、人口教育程度（中等学校在校生数量）、经济开放程度（出口额／GDp）4个控制变量研究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冯根福、石军、韩丹同样也采用了SGD（政府支出／GDp）和出口贸易额／GDp两个控制变量［25］。an－gelosa．antzoulatos，nicholasapergisandChristsoumas（2011）设计的控制变量最全面，包括（出口＋进口）／GDp、政府支出／GDp，总固定资本／GDp和人均GDp。笔者认为人力资本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变量，用普通高校在校人数／总人口来表示。最终选取控制变量包括国家开放程度、政府支持力度和人力资本存量3个控制变量。4．数据处理及说明需要指出的是，受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会导致主要指标变量与实际情况相悖，因此需要消除物价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26］。实际产值需要用物价指数进行核算，本文采用GDp平减指数②。我们在名义产值中扣除GDp平减指数，且三次产业与GDp具有不同的物价指数，按1984年的价格表示GDp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实际值，从而得出第二、三产业实际产值占实际GDp的份额，即产业结构实际优化率（iSRV），结果如图1、图2所示。明显看到名义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和实际产业结构优化率（iSRV）都具有一种单一稳定的趋势，但是实际产业结构优化率（iSRV）远远高于名义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在2013年多达8个百分点。金融属于第三产业，所以我们在核算金融发展实际值时采用第三产业的物价指数，图3则对1990年～2014年金融总量指标的“麦氏指标”和“戈氏指标”名义比值及实际值进行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麦氏指标”名义值高于实际值，“戈氏指标”名义值同样也高于实际值，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此看出，剔除物价因素与否对产业结构优化率的影响巨大。我们通过核算物价指数及相关指标①，发现：以各种货币总量进行测量的名义指标值高于实际指标值，而在产业结构优化率中，实际产业优化率高于名义产业优化率。另外，我国金融发展所有主要指标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增长迹象，而且金融发展的增长幅度要快于其他产业升级影响因素的增长，结果是所有金融发展指标与产业结构优化率和就业结构优化率之比均显著上升。另外，为了消除物价因素对控制变量的影响，我们采用相对指标的形式。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在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升级的文献中，虽没有确定的模型但大同小异。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前提下，采用对数函数形式分析指标的有效性及影响程度，以体现采用金融发展不同指标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敏感程度，即弹性，更具合理性。考虑到产业升级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就业结构调整、金融发展指标的“戈氏指标”和“麦氏指标”以及名义指标和实际指标的影响，比较不同指标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敏感程度。1．序列平稳性检验表1提供了文中所有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变量FiR、FiRV、mi、miV及ieR的水平值是不平稳的，但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平稳。而其余变量在水平条件下已经平稳，故所有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都是平稳序列。2．协整检验本文采取Johansen多重检验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所有模型中有两个协整关系原假设被接受。模型三所有迹统计量值大于1％水平的临界值，有5个协整关系。3．eCm模型的建立从单位根检验来看各个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而且协整检验表明长期内存在协整关系，但短期内可能会出现失衡，因此本文中建立如下误差修正。
（二）实证分析1．长期结果分析对各个模型eCm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除了模型5在5％的显著水平下平稳，其他均在1％显著水平下平稳，说明存在协整关系，得到各个模型标准协整方程如下：我国金融发展各个指标FiR（FiRV）、mi（miV）、FSR、FeR与产业结构升级iSR（iSRV）、eSR存在协整关系；同时，在不同金融指标“戈氏指标”与“麦氏指标”衡量下，为了能够检验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敏感程度，各个模型中均分别采用相同的控制变量，得出金融相关率、麦氏货币指标与产业结构优化率、就业结构优化率的相对弹性显著正相关。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结构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率的提升也产生促进作用，而以“戈氏指标”的衡量下其对就业结构优化率产生抑制作用，相反“麦氏指标”衡量具有促进作用。“麦氏指标”名义值核算的产业升级相对弹性（0．768832）明显高于“戈氏指标”核算的相对弹性（0．353995）；而实际值核算前者骤降，回归理性值（0．196845），后者小幅下降（0．207957）。从长期来看，剔除物价因素后，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更具真实性，同时我们也可得出“戈氏指标”和“麦氏指标”衡量下，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长期具有促进作用；在“麦氏指标”衡量下，金融发展会促使劳动力的部门间流动，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从mod1′与mod3′对比来看，金融相关率每变动一个单位，产业结构优化率的相对弹性由0．353995个单位下降为0．207957个单位，可见剔除物价因素后以“戈氏指标”衡量回归一种理性值；同样在mod2′与mod4′中，产业结构优化率相对弹性由0．768832锐减为0．196845，“麦氏指标”对产业结构影响敏感程度远远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我们应该理性的看待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从mod3′与mod5′、mod4′与mod6′分析得到，在“戈氏指标”实际值衡量下，就业结构相对弹性约是产业升级相对弹性的4．8倍；在“麦氏指标”实际值衡量下，前者约是后者的28倍，可见，一国的金融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或者敏感程度远远大于其对产业结构，金融的发展会促使生产要素（劳动力）的高速流转，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最终促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和升级。2．短期结果分析回归结果显示，从mod1＊与mod2＊的误差修正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来看，无论是选择金融相关率还是选择麦氏货币指标衡量产业结构优化，都具有正的相对弹性，即短期内，两者都具敏感性，但后者统计量不显著。误差修正项eCm都是显著的，其数值反映了对长期均衡偏离的调整，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以两指标度量的模型中分别以－0．221和－0．061的调整力度把非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剔除物价因素后，mod4＊中麦氏指标衡量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相对弹性，统计也是显著的，而mod3＊的金融相关率统计是不显著的。在就业结构方面，mod5＊中，可能受到“延迟效应”影响，“戈氏指标”核算的金融发展对就业结构产生抑制作用，误差修正项eCm是显著的，其数值同样反映了对长期均衡偏离的调整，并以0．079的调整力度进行长期均衡调整，而金融发展统计量没有通过检验。
四、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在“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的大形势下，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溢出效应，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完善我国金融系统，促进各个区域间金融合作，以扩大金融发展的规模，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开发融资新渠道。通过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打造与本地区优势产业相关的金融服务产业，扩大金融规模。
2．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支持企业运用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中的重要作用。
金融产业发展篇7
（一）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状况1980年，陕西省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比例结构为30∶50．3∶19．7，呈现出“二一三”模式，第二产业在陕西省生产总值中占有绝对优势，第二产业比重高达50．3％，第三产业发展落后，比重仅为19．7％。1986年，陕西省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比例结构为27．7∶44．2∶28．1，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比重，陕西省产业结构开始呈现出“二三一”模式，反映了陕西省产业结构开始走向高级化。此后，陕西省第一产业比重不断降低，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第二产业比重开始略有下降，后来又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稳定。至2013年，陕西省第一产业比重降为9．5％，第二产业比重略有上升为55．5％，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为35％，陕西省的三次产业结构仍然保持着“二三一”模式，但第三产业的地位更为突出。陕西省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反映了陕西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不断地向高级化调整，但与发达国家的“三二一”产业结构模式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二）陕西省金融发展状况从金融发展规模上来看，1980年，陕西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7．67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59．37亿元，存贷款总额为107．04亿元，为陕西省生产总值的1．13倍。截止到2013年末，陕西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5577．1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16219．84亿元，存贷款总额为42274．41亿元，为陕西省生产总值的2．51倍，而全国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63倍。截止到2013年末，陕西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通资金占全国上市公司融资总额不足1．3％。反映了陕西省金融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从金融机构发展来看，陕西省已形成了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核心，证券、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辅助的多元化金融体系。陕西省有银行类机构37家（其中外资银行3家），信托公司3家，资产管理公司4家，财务公司4家，证券公司3家，期货公司3家，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40家，小额贷款公司168家，融资性担保公司124家。但是，银行机构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作用有限，2001—2013年陕西省银行贷款占整个社会融资量的比重在85％以上。
二、模型选择、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选择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会面临数据的非平稳性问题。因此，为了避免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而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选取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作为主要的实证方法。VaR模型的表达式是：Yt＝a1Yt－1＋a2Yt－2＋…＋anYt－n＋BXt＋εt这里Yt是一个内生变量向量，Xt是外生变量向量，a1，…，an和B是待估的系数矩阵，而εt则是误差向量。
（二）变量选取产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各个产业部门、行业间质的内在联系及量的比例关系。具体来讲，宋国宇、刘文宗认为，产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各种生产要素在该国或地区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构成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6］。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是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是指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不断上升。通常学者们使用产业结构优化率（iSR）来反映产业结构调整的状况，iSR＝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之和／地区GDp。本文即选择该指标衡量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状况。考虑到陕西省金融发展现状，将陕西省金融发展研究对象界定为陕西省银行类金融机构业务。一般来讲，金融发展的内容包含金融相关比率、金融中介效率、金融储蓄结构三个方面，因此对于陕西省金融发展，本文也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衡量。（1）金融相关比率（FiR）。陕西省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银行金融机构中，而银行金融机构的主要金融工具是存款与贷款。因此，本文将金融相关比率表示为：FiR＝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GDp，金融相关比率反映了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的规模变化关系，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金融深化程度。（2）金融中介效率（Fae）。金融中介效率Fae＝贷款／存款，用来衡量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3）金融储蓄结构（FSS）。金融储蓄结构FSS＝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用来衡量金融机构吸纳居民储蓄的能力。
（三）数据来源本文样本数据选取时间段为1980—2013年，共33年，数据来源于1980—2013年各年的陕西省统计年鉴，或根据其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而来。为了回避数据中的异方差问题，分别对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实证分析借助于eviews5．0计量软件。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存在非平稳性问题，如果直接对两列非平稳性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导致伪回归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通常采用单位根检验方法，本文拟采用单位根aDF检验法，对各时间序列lniSR、lnFiR、lnFae、lnFSS及其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滞后阶数由aiC和SC准则确定。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变量lniSR、ln－FiR、lnFae、lnFSS的aDF值均大于10％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因此它们表现为非平稳性。在对lniSR、lnFiR、lnFae、lnFSS分别进行一阶差分后，D（lniSR）、D（lnFiR）、D（lnFae）、D（lnFSS）的aDF值均小于1％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因此lniSR、ln－FiR、lnFae、lnFSS均为一阶单整向量。
（二）Johnson协整检验进行协整检验的目的就是从分析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入手，寻找非平稳变量之间是否蕴藏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Johnson协整检验适用于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因此本文选取Johnson协整检验方法来分析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协整关系。在进行Johnson协整检验之前，首先需要对lniSR、lnFiR、lnFae、lnFSS进行VaR时间滞后期检验，以确定合理滞后期，保证VaR模型最为合理。根据表2的VaR检验结果，表明当滞后期为1时，LR、Fpe、aiC、SC、HQ五项指标均为最小，因此可以确定滞后期为1。根据表3的Johnson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当滞后期为1时，lniSR、lnFiR、lnFae、lnFSS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零假设H0∶r＝0下，迹统计值为52．66426，大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迹统计临界值47．85613，因此拒绝了零假设。同时，根据p值判断，在5％的置信水平下也拒绝了零假设，即r＝1。在零假设H0∶r≤1下，迹统计量为25．84415，小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迹统计临界值29．79707，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在零假设H0∶r≤2下，迹统计量为13．50213，小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迹统计临界15．49471，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在零假设H0∶r≤3下，迹统计量为2．748035，小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迹统计临界值3．841466，因此不能拒绝零假设。根据Johnson协整检验，在5％的置信水平下，陕西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协整方程表明，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金融相关比率的自然对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陕西省第二、三产业比重的自然对数将上升0．060501个百分点；陕西省金融中介效率的自然对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陕西省第二、三产业比重的自然对数将上升0．46987个百分点。陕西省金融储蓄结构的自然对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陕西省第二、三产业比重的自然对数将下降0．250563个百分点。
（三）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通过协整检验可以检验出陕西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对于陕西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是否具有时间上的因果关系，需要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行验证。根据表4的检验结果，陕西省金融相关比率不是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同时，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也不是陕西省金融相关比率的格兰杰原因。陕西省金融中介效率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但是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不是陕西省金融中介效率的格兰杰原因。陕西省金融储蓄结构不是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但是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陕西省金融储蓄结构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论及建议
金融产业发展篇8
1.重点支持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
我们应该重点支持河北省的网络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p2p借贷，众筹融资等符合国家有关监管要求的网络融资与网络融资平台等新型金融产业；网络征信平台，销售金融产品、科学管理财富，采掘加工一些金融大数据等；
2.以普惠金融为指导思想，促进社会共同繁荣
（1）坚持服务于小微企业，落实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主要的优势在于降低了小额金融的交易成本，将金融服务边界向下延伸，便利了交易活动、改善了居民生活。因此，坚持互联网金融产业服务于小微企业、家庭居民、创业投资等传统金融无法覆盖的领域，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增进社会福利，推进普惠金融实践。
（2）要制定产业升级计划，淘汰河北省的实际发展不配套的落实产能，并立足于做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工作。要让互联网金融给河北省相关产业提供的金融服务更多样、更灵活；传统金融业、制造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要迅速与互联网金融产业实现融合发展。
（3）要鼓励并支持互联网金融产业创新，并引入竞争机制，以促进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的管理模式、思想观念等也应当不断创新，以适应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发展，做好基础服务工作。同时还要注重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差异化发展，错位竞争，持续提升核心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3.加强政策支持，促进集聚发展
（1）要把市场的准入门卡不断放宽，以促进互联网金融也在河北省的迅速发展。要做好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金融业务备案工作，放宽部分企业金融业务的许可。要规范互联网金融产业商标的发展，同时为了突出互联网金融特色，允许互联网金融企业以互联网金融等词汇来命名，在这些企业进行工商登记时要主动提供一些便利政策，进行扶持。
（2）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倡导条件合格的企业主动在我省设立金融机构。积极鼓励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设立一些新型金融机构在河北省，如小额贷款、融资担保等金融业务。
（3）出台相关互联网金融政策，鼓励并支持互联网金融企业推出新型的互联网金融产品，要让它们在服务上不断进行创新，把金融服务的深度与广度全面提升。省、市两级政府在政策方面应对哪些持牌金融机构在省设立的金融机构积极进行支持。
（4）加大互联网金融产业财税支持。要促使哪些条件合格的企业主动进行一些相关认定，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等，并且应在财税方面积极给予他们优惠。探索设立互联网金融企业专项认证，享受专项财税优惠政策。（5）要把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相关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应积极设立一些投资基金以及天使投资基金等来鼓励人们进行互联网创业。鼓励互联网金融产业积极吸纳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融入到企业中来，同时，也要仅仅引导并支持各类机构投资互联网金融企业。除此之外，还要鼓励有经济势力的企业积极挂牌上市到境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中，以在发展与推广金融业务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另外，要积极鼓励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才俊投入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创业中来，将助推互联网业发展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6）鼓励互联网金融企业合理集聚。鼓励互联网金融企业重点聚集发展在河北省各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以及经济技术开发区。要鼓励势力允许的市、园区结合自身情况进行全方面科学性的定位，从中找准自身的特色及独有优势，并集中资源并采取各项有力措施，有针性地发挥自身优势，从而有力推进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发展，并形成地方优势。政府要在政策方面给予哪些优秀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园区)相应支持。
4.鼓励研究创新，营造发展环境
（1）要把互联网金融人才的激励机制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业内的高级管理人才与技术人才，以及互联网金融科研人员等金融人才，应按照河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冀办发【2009】12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并制定互联网金融专项政府奖励和政府资助基金，用于互联网金融中高端人才的激励。省内各类高等院校以及专业机构要重视培养互联网金融方面的人才，对相关从业人员要进行必要的资质认证，要适当补贴一些必要的培训认证费。
（2）完善互联网金融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支持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冀建设统一的互联网金融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要让它们把信用信息查询系统充分利用起来，对信用信息的记录、查询以及使用工作不断进行规范。要鼓励互联网信用服务机构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研发一些信用产品，要不断创新它们的服务理念，要按规定给予哪些为互联网金融企业做专业信用服务的机构相应支持。要促使互联网金融机构主动加强与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的合作，让一些信用信息能够实现互动互用的效果。
（3）鼓励互联网金融领域研究创新。要促使省内的各类高等院校、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企业以及一些持牌金融机构主动对互联网产业进行研究。省社科基金、省科技基金等省厅级课题重点资助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与转化互联网金融研究成果，并设立专业的互联网金融研究机构，同时吸纳专业人才，努力打造互联网金融论坛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具备有一定影响力。
（4）促进互联网金融生态体系建设。鼓励持牌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在信用平台、客户资金存管（监管）、渠道营销、风控外包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要促使互联网金融产业形成一个联盟，要让信息技术手段与金融业务能实现彼此的融合运用。支持设立、发展提供数据存储及备份、云计算共享、大数据挖掘、信息系统及数据中心外包、信息安全维护等基础服务的机构，支持建立互联网金融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5.以法治为基础，引导规范发展
（1）营造良好法治环境。针对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出台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规，积极配合制定河北省的实施细则，探索开展互联网金融相关领域地方立法研究，加大对互联网金融企业专利、软件、品牌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为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创新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机制，着力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2）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为重中之重。引导互联网金融企业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作为企业发展的基础，推动互联网金融企业开展客户资金存管（监管）、做实各类准备金账户，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的权益放在企业经营的首要重任。
（3）加强投资者教育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多种形式，加强互联网金融适当性教育，提高投资者风险意识及产品认知、风险识别能力。畅通互联网金融消费投诉渠道，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4）引导互联网金融企业合规经营、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引导互联网金融企业尊重法治理念，遵守经营“底线”、政策“红线”。健全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纠纷处理等方面的内控机制。切实提升自身风险防控能力。
（5）严厉打击互联网金融领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积极配合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开展工作，严厉打击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非法集资、洗钱犯罪、恶意欺诈、虚假广告、违规交易、买卖客户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
（6）支持开展行业自律与第三方监测评估。支持建立河北省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联盟，制定自律公约、行业标准，加强对会员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约束。
金融产业发展篇9
关键词：航运金融 港航产业 产业链
一、航运金融现状及特点
航运金融指航运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发生的结算、融资、保险、货币保管和兑换等经济活动及相关业务，广义上还包括以航运业为平台，通过对航运相关资产资本化运作产生的一系列业务的总称。
航运金融是港航物流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又贯穿于大宗商品交易、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港口和船舶运营等各领域，其中大宗商品期货及中远期交易本身就归属于金融服务范畴。在政策引导下，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对航运金融的重视程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高，许多商业银行都已开始涉足船舶融资业务。
总体来说，我国港航金融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民营资本较活跃。由于资金进入造船业要比进入房地产业、矿产开发门槛低，因此许多民营资本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该行业。以浙江为例，近5年来港航业吸收的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等非政府投入就已超100亿元。但目前民营资本背景的船舶中1万总吨以下的中小型船舶占大多数，船台过剩，高附加值、高技术船舶建造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较突出。民营资本对船舶、航运行业的投资大多处于产业链低端，民营航运企业融资难，后续发展乏力，民营资本迫切需要统筹安排和引导。
二是航运金融服务还处于初级阶段。虽然我国部分船舶交易机构除船舶交易外还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了其他航运金融服务，如船舶拍卖、船舶评估、船舶勘验等相关咨询和服务，但总体来说航运金融服务还在初级阶段，高端航运金融服务还十分欠缺，航运中介机构发展滞后问题突出。我国进出口贸易80%的贸易条款为FoB，由于缺乏正规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经纪人公司，许多业务通过香港和国外经纪人在境外撮合成交①。船舶融资具有很高的专业性，涉及海事登记、法律、船舶检验、船价评估、审计、会计等各个环节，但目前我国航运服务产业链仍集中在下游附加值较低的产业，如货运、船舶等，基本没有高端航运金融的中介服务机构。
二、航运金融对港航产业发展的促进机制
港航产业发展指港口基础设施、航运业、临港产业、港口现代物流和港口集疏运体系的综合发展，包括横向的发展，即港航产业链配套完善和整体实力的增强，以及纵向的发展，即港航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状态转变的产业升级过程。
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产业结构调整的本质是部门间的资金配置和流向问题。因此，港航产业发展离不开航运金融的支持。航运金融促进港航产业发展的基本机理是：航运金融体系通过发挥其资源配置功能、风险管理功能以及促进产品、服务和契约交换的功能来控制资本、激励技术创新，降低市场摩擦造成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发展②。具体来说，航运金融可通过三大机制来影响港航产业的发展：
（一）资金供给机制
航运金融可以通过资金供给机制从纵深两个方面影响港航产业。第一，可以增强港航产业实力，即通过资金供给机制，产生投资增量效应，促进投资增加，提高投资收益率，深化港航产业资本水平，带来产业扩张。第二，可以推进港航产业升级，其传导机制是：港航金融在政策指引下通过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进行资金分配，投入港航产业资金的流量结构将随之发生改变，进而港航生产要素的分配也将随着资金走向变动，港航部门（企业）资金存量结构就会受到影响，从而逐步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资金引导机制
金融部门将在对港航企业竞争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投资效益高、风险小的企业开展融资，同时在产业政策引导下，融资会集中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将产生信息溢出效应，对港航企业而言，会以此为标杆，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以获得资金；对民间资本而言，金融部门的融资活动信号会发挥资本集聚效应，进而改变资本配置，推动产业升级。
（三）信用催化机制
航运金融体系的建立也包括交易平台和金融环境的建设，这可以帮助港航企业完善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信用风险和企业的贷款门槛③。在此基础上，可通过信用催化机制推进产业发展，即利用信用创造把潜在的资源加速形成资本。从而可使企业不必为了返还贷款局限于投资短期可回收利润的项目，敢于投向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利润回收周期较长的项目，从而促进产业成长，加速产业结构调整。
三、我国航运金融促进港航产业发展的瓶颈
（一）金融服务配套体系与港航产业发展不平衡
一方面，我国港航业规模发展迅速。2011年，全年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0.7亿吨，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27.5亿吨，增长10.8%。规模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16231万标准箱，增长11.4%，目前我国集装箱吞吐量为世界第一，中国共有9个港口进入全球20大集装箱港口行列，其中大陆港口7个。我国货物吞吐量超过亿吨的港口有20个。
另一方面，金融服务配套未跟上。据统计，全球每年航运金融相关交易规模达几千亿美元，其中船舶贷款额约3000亿美元、船舶租赁交易量约700亿美元、债券融资和航运股权规模约150亿美元、海上保险规模约250亿美元、航运运费衍生品交易量约1500亿美元④。但是我国在这些领域涉足不多。纵观全球港口的变迁，国际航运中心的功能从航运中转和货物集散，发展到货物集散和加工增值，到目前同时兼具综合资源配置功能。随着经济金融化趋势加深，如果在发展港航业的同时不具备金融服务功能，必将被边缘化。因此港航发展与金融服务配套体系不平衡是制约港航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二）航运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呈现双向抑制
1、航运金融供给受到制约
目前，我国港航产业链发展水平处于航运体系的下游位置，主要业务停留在仓储、码头、货运、报关等港口服务业，而航运金融业是综合性产业，许多业务要涉及海事登记、法律、船舶检验、船价评估、审计、会计等服务机构。因此我国航运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航运金融的发展。主要体现在：
（1）保险业发展不成熟，缺少再保险机构，保险经济等中介发展滞后
国内的金融机构专业化服务水平同国外著名的金融机构相比差距较大，保险产品匮乏，风险管控能力较薄弱，多数为粗放式经营，普遍使用低价竞争，致使许多航运企业倾向于选择服务质量好的国外知名保险机构。据统计，境内的船舶公司70%以上船舱责任险在境外投保⑤。并且国外的某些政策、法律更有利于航运金融机构，业务外移趋势明显，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保险业价格战。同时再保险机构不足，经营船舶保险的中介机构少，国际化网络较少，导致理赔实效性较差；保险经纪、保险公估等海上保险相关专业服务机构发展不够，侧重经营国内货运险，海上保险业务参与较少，无法提供专业化服务。
（2）航运保险法律及政策环境不够完善
我国有自己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海商法》，有的保险条款与国际通用的条款有一定出入，而国际性海事仲裁通常会采用欧美法律，这就造成法律与政策环境不明确，航运金融发展缺乏制度保障⑥。国内公司处理贸易、运输、结算等理赔案时由于要涉及不同法律关系、司法管辖，并对货损实施财产及证据保全、担保、反担保等，往往力不从心。
同时，在财税体制方面也受到极大的政策制约。如在香港等地船舶贷款无需交纳税负，而境内船舶贷款则要交纳5%的营业税；英国等发达国家对出租人所出租设备等采取多种税收激励政策，以降低承租人租金压力；境内船舶登记周期长，一般需要七个工作日，且抵押费用高，达到船舶抵押额的万分之五。由于以上等原因，中资船舶大量在境外注册，相关的航运金融业务也随之外移。
（3）我国金融机构缺乏航运专业人才，航运金融创新能力不强
中资银行船舶融资业务处于起步阶段，缺少具有海商法知识及海事、船舶、贸易、航运相关的技术人才，航运金融创新发展缺乏人力资本保障，相关衍生产品匮乏，金融机构在设置上也对专业化服务能力有一定限制，比如：在资金结算服务上，部分国内银行的技术无法满足企业资金集中结算需要；在金融产品的提供上，因为国内投资渠道有限，航运企业集中托管的集团外币资金很难实现资金收益最大化。
2、航运金融需求受到抑制
（1）港航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很难从银行得到满足
从世界范围看，2008年起欧洲大部分银行船舶融资业务全面萎缩，造成船舶融资缺口，2010年仍普遍处于收缩状态，而亚洲金融机构则因流动性充裕在世界船舶融资市场迅速崛起。2011年，日本专注于灾后重建，中国则面临人民币升值和货币紧缩，亚洲银行业务规模则出现下降，船舶融资业务的发展明显放缓。而同一时期，欧洲各银行的船舶融资业务稳步上升，2011年上半年银团贷款簿记行前五名的均为欧美银行。虽然欧洲主要船舶融资机构融资利率多在Libor+300点以下，但为严控风险，贷款期限一般都在8年以内，贷款比例也控制在60—70%，致使船东自筹资金的压力较大⑦。同时资金向大企业集中趋势明显。2011年上半年，银团贷款交易总额是去年同期的一倍，但交易总量仅90笔，平均贷款规模为3亿美元，最大的3笔银团贷款总量达到92亿美元，占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比重。比较去年同期平均贷款规模1.7亿美元，贷款结构的转变显示资金分配两极分化严重，反映出多数航运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获取贷款难度较大。
（2）融资担保困难问题较为突出
按照国际惯例，融资担保主要是国外船东在向船厂下订单支付一定的定金后，船厂向国外船东提供银行保函，一旦船厂未如期交船，船东将可以向承保银行索赔。目前银行开具保函的前提是船厂有土地证、综合素质强，但我国多数中小船厂达不到这一要求。一些船厂与外商谈妥了业务，却因为拿不到银行保函而不得不放弃。我国有的船厂找大企业担保，除向银行交纳开证手续费外，还要支付给担保企业约百分之二的担保费，船企负担较重。民营船舶企业做强做大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期间信用问题成为他们获得金融支持的巨大障碍。信用评估体系和机构缺失、担保途径单一等一系列金融服务问题都在某些程度上抑制了港航企业的金融需求。
（3）航运企业对相关金融工具认识不足
依据本课题组对浙江地区部分船舶、外贸、货代物流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他们在业务中希望规避收汇风险、运价变动的风险和汇率风险等，但是对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了解得很少；企业最多愿意支付收入的10%购买相关金融产品，大部分可以承受支出收入的3%左右购买金融产品回避风险；一些企业因为对金融产品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表示不愿意通过花钱购买金融产品这样的方式来降低风险。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有：目前的金融产品选择少，航运价格衍生品缺失，现有产品难以很好地规避风险、实现资金收益的最大化；有的金融产品门槛较高，有的金融产品专业性较强，航运相关企业很难了解其优点；还有金融机构服务航运企业的意识不强等。
四、航运金融促进港航产业发展的对策
为了进一步发挥航运金融的资金供给机制、资金引导机制和信用催化机制，更好地促进港航产业发展，首先应加强航运金融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一个自上而下系统性工程，需要社会各利益群体参与，解决深层次矛盾，谋取在重点领域的突破和整体的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见图1）。
（一）发挥航运金融资金供给机制的策略
1、航运金融业务创新
符合实际需求的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将会是促进港航产业发展的强心剂。通过激励航运金融服务创新，开展各类新产品宣传活动，大胆进行服务创新试点。具体可以从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两方面入手。
（1）在金融产品创新上
一是可以考虑可在完善中国船舶交易指数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相关金融机构，开发船舶交易指数的衍生产品,并提供船舶交易结算、船舶评估、船舶融资配套、船舶拍卖、委托招标、船舶经纪机构资信评估等辅助服务，促进航运金融业务的发展。二是可以设立船舶基金，吸收民间资本，结合绿色航运产业链发展，对高技术船舶资产进行股权投资或股权注入，实现有效资金管理。三是为丰富产业融资渠道，可以考虑开发短期融资券、专利权或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并购贷款等创新产品。
（2）在金融服务创新上
金融机构应完善船舶融资市场管理模式，增强航运金融市场透明度。依据本课题组调研，目前中资银行提供船舶融资以出口信贷为主，船舶租约是船舶贷款的前提，金融机构并没有针对港航产业特点设计有效的金融贷款工具，而船舶企业十分希望能完善船舶抵押和在建船舶质押服务缓解贷款难的问题。因此需要金融机构创新发展，加强与国际航运银行的合作，开展企业船舶抵押贷款、在建船舶抵押贷款、企业船舶按揭贷款等形式多样的贷款服务。同时，为了满足航运企业资金周转和回避风险的需求,应当利用离岸金融平台为航运企业提供离岸、在岸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
2、推动港航企业的兼并
航运金融运作应重点帮助港航企业内部兼并整合和对外兼并扩张。就国内而言，目前技术相对落后的中小型船企数量较多。本课题组调研发现，许多中小型船企在金融危机中生存困难，已产生被收购的意愿。因此航运金融在船舶企业兼并重组方面的业务需求量和发展潜力都很大。同时，应当引导资金进入规划重点发展的特种船舶、远洋渔船油船、集装箱船等高附加值大型船舶。并且对于航运产业链上的企业，如船舶修理、生产海洋工程装备及船用装置等配套设备企业可以通过股权注入,改善治理结构。
放眼国际，目前我国港航企业已积累了丰富的精良资产，面对金融危机影响下航运市场下行所带来的机会，宁波-舟山港应抓住机会主动出击，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开展兼并扩张，提高国际市场份额，提升国际市场地位和影响力，在航运金融的支持下实现多元化、集团化、股份化发展。
（二）发挥航运金融资金引导机制的策略
1、支持绿色航运产业链
2011年7月15日通过的《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Vi修正案表明：2015年起将执行新造船出厂标准，如果不能达到标准，则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将受阻于绿色技术壁垒，失去国际市场，因此进行绿色技术革命迫在眉睫。
因此，我国在航运金融体系建设中应集中投资和宣传绿色航运产业链，包括研发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项目；改进动力推进系统、优化船体结构项目；以及对制定船舶能效管理计划，对操作流程和所用能源实施优化的企业优先融资。使我国船舶技术能够尽快适应国际绿色船舶技术要求，为打造绿色航运产业链提供基础条件。同时在航运金融支持下开展航运产业多方合作，为打造绿色航运产业链提供管理体系保障。
2、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产业
依据船舶工业“十二五”规划，优先投资工程类船舶、液化天然气船（LnG）、LpG类船舶、豪华游船项目、集装箱船、油船、散货船的升级换代以及海洋平台建设项目，以发挥引导作用。
（三）发挥航运金融信用催化机制的策略
1、投融资平台建设
根据我国港航金融发展状况和实际需求，结合相关规划，可以考虑在宁波等地建设航运金融服务聚集区。一方面，可通过优化航运生态环境，支持航运经纪发展，提升本地船舶配套业比率，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可通过引进国际知名的保险、航运资金结算和融资机构，通过构建政府、银行、市场、企业共同参与的融资平台，利用推介会、项目库等促进国际项目交流，推动航运企业转型升级。
2、完善金融基础环境建设
建设和完善与航运金融相关的基础环境。首先，要建立全国船舶交易和融资中心，应在船舶融资政策上给予优惠，包括提高船舶抵押登记程序的便捷性；对融资租赁机构适当放宽投融资渠道；使用组合政策在船舶交易过程中对购买低能耗船舶给予优惠等。其次，在税收政策方面，应当借鉴国际大港的经验，一方面减少航运保险税负，具体来说，可以降低银行对船舶贷款的营业税和保险公司航运保险的营业税；加大保险公司防灾防损费用的税前扣除比例。另一方面，对融资租赁给予税收优惠，比如对租赁取得的设备给予优惠，降低承租人的租金费用等。最后，在人才政策方面，应建立航运金融专业人才引进机制、交流机制和培训机制，具体来说，应当通过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吸引熟悉航运业务和金融业务的高级人才在航运金融领域工作；加强与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的交流合作，开展与航运金融高级人才交流、培训计划，培养专业化队伍。
参考文献：
①吴建环．航运金融：上海“双中心”建设最短板[n]．上海：上海证券报，2009．4．29第7版
②RossLevine，SaraZervos，Stockmarket，Bank，andeconomicGrowth[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8.
③索纾.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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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吴文斌.发展航运金融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思考[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10（4）
⑥连平，肖建军．抓住时代契机积极推动创新大力发展航运金融[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1）
⑦刘玮.船舶融资市场潜藏危机[J]．船舶经济贸易，2011（10）
金融产业发展篇10
作为资源型城市，东营市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产业基础良好。石油生产稳定在全国第二的位置，石油化工、盐化、纺织、石油装备、轮胎、造纸、有色金属等重点产业在全省乃至全国名列前茅，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汽车、海洋产业等新兴产业高点起步。但是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仍不尽合理，重化工业色彩浓厚。目前，东营市仍以传统产业为主，2009年石化、轮胎、纺织和造纸等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利税、利润分别占地方规模以上工业的86.2%、87%和88%。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仍然较小。高新技术产业产22.2%，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7个百分点。石油装备制造产业存在产品结构雷同、缺乏特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产品少等问题，核心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东营市以转方式调结构为主线，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根据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结合东营实际状况，我们可以了解到，东营三产结构随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动。其中，2009年三产结构为3.6∶73.9:22.5，农林牧渔结构为45∶1∶30∶24，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林牧渔业全面增长，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11.62元，增长1%。第二产业比重，特别是工业比重缓慢下降，2004年传统采掘业和制造业比重分别为43%和31%，2009年传统采掘业比重下降为39%，而制造业比重上升为32%；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由2005年22亿元提高为2009年1057亿元，年均增长47%，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005年15.53%提高至22.19%，年均提高2.17%。第三产业比重也逐步上升，金融保险业、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所占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1.7%、1.3%提高为2009年的2%，现代物流产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一批物流园区、综合性物流中心和专业化配送中心初具雏形。2009年全市物流企业达215户，物流业实现增加值110亿元，同比增长10%。
总之，东营市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演变，产业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与优化。而金融依托实体经济而发展，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将促进金融结构优化。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现状即是资金和融资在不同产业和部门内的配置格局，同时也是社会财富在不同产业部门和劳动者内的分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所引起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规模化生产等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更大规模、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服务要求，而这就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成本更低、更加便捷的金融工具，并通过强化管理而降低经营风险。另一方面，根据patric（1996）的“需求追随”和“供给领先”理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要求金融结构做出相应变动。如提供更为复杂、优质的金融产品，改善金融机构网点、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等以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从而导致金融结构、金融功能、金融发展水平的一系列变化，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金融运行空间，提高金融配置效率，产生金融集聚效应而促进金融发展。从东营1997—2007年经济金融发展数据看，第一产业产值增长率滞后于金融机构存、贷款增长率，而第二、三产业产值增长率则与金融机构存、贷款增长率保持相对一致的发展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同步，但是是否就可以说明现有产业结构现状有利于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呢？需要进一步用实证方法证明①。
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和指标选择
1、基本模型的构建结合东营市实际情况,借鉴Huang（2005）及张登国（2011）的研究②③,将基本的计量模型设定为：Y＝C＋β1Xi＋β2Xj其中，Y和Xi分别为衡量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量,Xj为其他影响金融发展的因素变量。ij＝1，2，3…2、指标的选择（1）区域金融发展指标的确定。结合已有文献研究，本文选择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FiR为Goldsmith首创,是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最广义指标,为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为了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统计金融资产总量时,以银行存贷款之和来代替。（2）产业结构指标的确定。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本文分别选择工业产值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来反映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发展情况,用g2，g3表示。选取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的指标。用g32表示。（3）其他变量的确定。影响金融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结合实际，选取以下指标：一是地方政府一般性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例，用于衡量地方政府干预地区金融发展的程度，用SZB表示，二是出口额占GDp的比重，用于反映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用CKB表示。
（二）结果分析
数据来源于东营市2000—2009年各年统计年鉴。运用eviews6.0软件，对各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计量结果如下。FiR＝13.13－14.20×G2－15.75×G3－1.28×G32＋1.21×SZB＋0.06×CKBRa2＝0.998D.w＝2.041F＝270.178从以上计量结果来看，方程拟合优度检验R2＝0.998，D.w＝2.041，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353，模型整体效果较好。统计结果显示政府行为指标与金融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但系数的值较小，这说明政府对地方金融的适当干预有利于地区金融发展。而东营产业结构现状与金融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当前产业结构比例不利于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尚未发挥对金融发展的有力促进作用。东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产业锁定和金融锁定双重锁定。产业锁定的主要表现为，东营市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受到资源型产业———石油产业发展的影响和带动,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产生了对其他产业的排挤现象。这可从东营市三产产值结构中了解到，2009年全市生产总值为2062.69万元，其中，第二产值占GDp比重高达77%，第一产业比重仅为3%，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20%。在第二产业产值中，传统采掘业占比高达95%。在第三产业产值结构中，传统批发和零售业所占比重高达25%，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所占比重分别为10%，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所占比重更小，仅为5%。金融锁定则突出表现为金融主要服务于国有大中型资源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同质化较为严重，中间业务发展不足。
结论
资源型城市东营存在金融锁定和产业锁定双重锁定，金融锁定又主要由产业锁定造成，而打破产业锁定的出路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因此，本文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提出如下建议，以其为实现东营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推动金融发展提供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
（一）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
未来发展规划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组织结构调整和区域结构调整，着力培植骨干企业，以化工、橡胶轮胎、纺织、石油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6大产业为重点，突出用先进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及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海洋产业等战略型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石油装备、汽车及零部件制造、新能源装备制造等现代制造业，拉长产业链，打造关联企业空间相对密集、生产分工协作、技术互动创新、资源互补共享、区域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特色产业集群。
（二）加快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节水农业和外向型农业，构建高效农业循环经济体系，建成全国重要的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优质特色农产品供给基地。进一步优化农林牧渔复合生态系统，创新农林牧渔复合生态模式和经营模式，逐渐形成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循环利用、结构灵活多样的经营模式，实现农林牧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特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方面，以集约化、规模化、设施化、标准化、园区化为生产方向，以优质、安全、特色、鲜活、精美为质量目标，以高档畜产品、水产品、棉花、蔬菜、水果为主体，面向国内高端消费市场和国际市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另外，依托现代农业园区，充分挖掘具有鲜明特色的黄河口文化内涵，与休闲观光农业相整合，从而拓展农业生产的休闲、旅游、服务、文化功能，打造特色生态休闲地。
（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