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研究分析篇1
【关键词】区块链比特币数字货币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正在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重要影响，一些经济学家预测，数字货币有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主要的金融支付工具。2016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数字货币研讨会，周小川行长指出需要密切关注区块链等技术发展对金融Ю吹挠跋臁S纱耍支撑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研发的关键技术――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引发多方关注，各方对区块链的关注程度甚至不亚于对数字货币本身。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已经从数字货币领域逐渐进到金融、公共服务等领域，在国内外正掀起一股研究和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热潮。
一、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内涵
作为支撑比特币的重要技术，区块链的概念最早由比特币创始人中本聪提出。以比特币应用为例，区块链是指一串使用密码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结构，每一个数据块中包含了过去十分钟内所有比特币交易的信息，以密码学方式保证信息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并生成下一个区块。
有学者（秦谊，2016）认为，区块链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基于计算机程序的公开的总账数据库。它的特点是数据库可以记录区块链上发生的所有交易信息，区块链中的每个节点都可以将其记录的交易信息更新至网络并保存，每个参与维护的节点都能复制获得一份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的完整数据库储存，这就构成了一个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分布式数据库，这种数据库能够在无须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实现信息的直接交互，即人与人之间点对点式的交易和互动。
也有研究（穆启国，2016）认为，区块链是指通过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方式共同维护一个可靠数据库的技术方案。这种数据库方案以涉及系统中的任意多个节点，把一段时期内系统包含的全部信息交流的相关数据，通过特殊的算法和密码方法计算并记录到一个数据区块（block）中，同时产生该数据区块的防伪识别码用于链接（chain）下个数据块及校验，系统的所有相关节点来共同验证交易信息记录是否为真，生成的数据区块不可篡改。实际上，区块链技术是一种类似于tCp/ip协议的互联网底层技术的分布式数据库技术，它的出现有望实现互联网从信息传递向价值传递的突破。区块链技术最大的颠覆性在于信用的自我建立，数据存储、传输和证明的去中心化，采用分布式储存的数据区块替代目前的中心服务器，使全部数据信息都被记录并储存在云系统之上，无须第三方验证即可实现数据的自我证明，使得信用的建立成本大幅降低。比特币就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创造的一种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因此无须基于信用来实现货币的发行和交易。
对于数字货币的认识，有学者认为（王永红，2016），数字货币是“法定电子现金”，即由货币当局发行、存储于电子设备、具有现金特性的价值载体。数字货币区别于与银行账户相关联的电子货币，与价值完全由市场决定虚拟货币不同。同时，从数字货币体系建设的需求的角度来看，数字货币要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支付手段，必须具备区别于电子货币、虚拟货币的显著特点，包括安全性、可控匿名性、周期性、不可重复性、系统无关性，并且要在开放互联环境中达到很高的交易性能。谢平和石午光（2015）认为数字货币是基于密码学和网络点对点（peertopeer）技术，由计算机程序产生并在互联网上发行和流通的一种货币。
二、区块链应用于数字货币的优势
新货币经济学认为，货币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职能可以分离，比特币的应用可以被视为此观点的一次尝试。该理论提出，所有的经济活动在没有中央银行和法定货币的情形下一样存在，基础货币的记账和交换职能可以同时使用两种不同的媒介，前者仅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化的记账单位，可以同所有的经济交易之间建立起映射关系，而后者则是内生的，可以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实现交换。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比特币或许只是货币职能分离的一次大胆的实践，离诞生真正意义上能广泛流通的数字货币还有十分遥远。但是无论如何，基于数字货币的比较优势，创建一种成熟、稳定、可靠的数字货币体系是未来世界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无疑，区块链技术为创立稳定可靠数字货币提供了技术基础，受到了各国央行的关注。
利用区块链技术发展数字货币具有明显的优势。有学者（蔡钊，2016）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数字货币去中心化信用和方便快捷地交易，使得其具有较高交易流通价值，并能够通过开发对冲性金融衍生品作为准超货币，从而保持相对稳定的价格。数字货币建立了货币背书下的数字货币交易信用，交易量越大，交易越频繁，数字货币交易信用就基础越发牢固。一旦在全球范围实现了区块链信用体系，数字货币自然会成为类黄金的全球通用支付信用，并可借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使得货币变得十分安全。目前的中心化的金融系统容易遭受电脑黑客的攻击，安全成本高且难以防御。但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创立数字货币，它去中心化的特点能够实现全网络记账，有效预防故障与攻击。另外，区块链信息的时序记录、不可追溯和难以篡改的特点，使得货币防伪变得十分简单。这一防伪特性在与数字货币相关的票据、凭证应用上有更为广阔的前景，这使得金融诈骗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邓迪，2016）。
有学者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分析了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的优势（肖风，2016），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联盟链发行数字货币，这种联盟链是由几个中心化机构共同发起建立，兼具部分去中心化功能的同时让分布式网络节点得到控制的区块链。在这种区块链中，让所有参与金融机构的数据中心共同构建联盟链的分布式网络，单中心变成多中心，从而实现安全稳定运行。另外，零知识证明技术和共识机制能够保证所有参与者的信息保密，链条各节点网络通过账本网络共享机制确保达到高效率和高可靠性的结合。这种设想一旦实现将十分有利于人民币有序、可控地实现国际化。同时，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外接端口将认可的全球金融机构接盟链，可实时监控人民币流动，并且可以节省人民币印刷和储存成本。最重要的是根据区块链技术实现信息流与资金流的统一，实时结算、逐笔交割与无间断运行，初步构建一个科学高效的全球化人民币登记结算与支付清算网络，这将极大提高人民币结算、支付清算的效率，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反洗钱领域，区块链技术的作用突出。秦谊（2016）认为，借用区块链技术，通过各金融机构的交易都必须有客户提供电子身份信息（私钥）同银行掌握的公钥共同验证，并且与用户地址进行匹配，确保每笔交易都有完整的记录。在这种模式下，交易信息在各金融机构间实现透明共享，交易的所有环节都无法脱离监管机构的视线，黑钱将无法洗白。
但是，也有学者对区块链应用于货币创新有不同的看法。姜奇平（2016）从货币价值的角度分析，认为区块链在货币方面的应用只能是被设计为一般等价物的分布式系统，但如果未来货币的发展不再是一般等价物，那么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与货币发展从贝壳到黄金再到纸币一样，只是货币在形式上的创新。而未来货币的流动性将必须在利用、使用、服务应用中体现价值，表现在更为具体的价值体现。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在比特币上，相当于设计了信息量机制，却没有设计信息流速机制。吴晓灵（2014）认为算法货币目前只是解决了货币信用问题，但尚无法适应社会经济需求的调节需要。在当前的情形下，其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能够通过互联网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价值传递。
三、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货币创新的实践：比特币
区块链技术最广泛也最为成功的应用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从中本聪开发出第一个创世区块开始，到比特币区块的诞生，再到比特币作为投资工具价格飞涨，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广受追捧，凸显了区块链技术及应用的广阔前景。英格兰银行的研究认为中央银行未来可以考虑发行流通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操作得当可以增强金融的稳定性。
对于比特币是否为数字货币的判断，Yermack（2013）的研究结论比较具有代表性。作者认为，比特币在履行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方面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在流通手段方面，比特币的流通范围小；从价值尺度看，比特币价格波动十分剧烈，因而尚不能视为具有稳定的价值尺度；从支付手段来看，比特币仍未被广泛接受。Forianetal.（2014）分析了比特币的货币和资产属性，认为持有者更多视比特币为一种投资和资产。因此，比特币从根本上来说仍不是货币。
不少学者肯定了比特币对于创新货币形式的重要作用，张春霞（2016）认为去中心化、非国家化是未来货币的发展方向之一。货币去中心化是指一种货币不通过中央银行等中心机构发行流通，交易过程不依赖银行或中央清算机构等第三方机构的协助。类比特币的非国家化能有效避免中心机构造成的货币多发，以及信用风险和人为因素导致的货币危机，从而根本上保证了币值的稳定与流通的自由。比特币去中心化、数量有限、完全匿名和交易便捷的特征，是目前区块链技术最为成功的应用。姜立文等（2013）认为比特币有效解决了在经济全球化下如何降低信息成本与交易费用的问题。交易可以实现全球同步，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有学者（闵敏和柳永明，2014）从货币价值与职能的角度分析认为，比特币本身不能度量商品的价值，在当前的比特币的交易中，衡量商品价值的因素依然是法定货币。现实中绝大多数可以使用比特币交易的实体店都同时使用法币和比特币标价，实际上是法币提供价值尺度，而比特币充当流通手段。从这个方面讲，比特币实现了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分离。而货币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分离，则价值尺度退化为记账单位，商品的价格就能充分反映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避免受到货币价值波动的影响。
许多外国学者从比特币的交易特征分析得出了一些有用的结论。Ronetal.（2013）通过跟踪分析比特币持有者的数量、账户变动、交易和储蓄特征，发现大多数的比特币从产生到现在，并没有参与流通，大多数的比特币被少数人集中。Smith（2014）对比特币的价格波动进行了分析，发现比特币同直接货币市场之间存在套利行为，同时比特币与其他货币的直接汇率波动更加明显。这些现象表明受比特币数量的稀缺性、升值预期和流通限制影响，比特币的持有者愿意选择持有而不是交易，价格波动也更为剧烈。
四、区块链技术创新发展货币面临的挑战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数字货币创新具有安全性、匿名性、方便交易的天然优势。尽管如此，应用区块链技术创立一种广泛流通的数字货币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安全性仍是区块链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比特币遭黑客攻击失窃和被盗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数字货币在技术面上尚未成熟。袁勇和王飞跃（2016）认为，虽然实际系统中为掌握全网51%算力所需的成本投入远超成功实施攻击后的收益，但受攻击的安全性威胁始终存在。另外，区块链的非对称加密机制也将随着数学、密码学和计算技术的发展而变的越来越脆弱，隐私保护也不是绝对的安全。
从法律上看，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受现有的国家制度的制约。益言（2016）认为，一方面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和自治性淡化了国家和监管的概念，对现有的货币制度造成很大冲击。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对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威构成严峻挑战，而且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果。监管部门对区块链技术缺乏充分的认识和预期，与区块链技术及其应用缺乏相关法规的保护，增加了市场主体的风险。
从监管上讲，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让中心化的政府对数字货币的监管变得非常困难。孙建钢（2016）认为，虚拟货币数字化的价值代表属性决定了其很难确定监管主体，去中心化的属性使原中心化的传统监管模式不再适合，跨国界市场参与及交易的属性更是增加了监管的复杂性，从而给各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
另外，陈一稀（2016）的观点比较独特。文章认为，区块链技术存在与传统货币银行学中相类似的“三元悖论”，即无法同时达到高效低能、去中心化和安全的三个要求，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同时，文章提出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区块链技术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去中心，而是换中心或是多中心。
随着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的强势崛起，新兴的区块链技术逐渐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热点研究课题。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信用、不可篡改和可编程等特点，使其在数字货币的应用上具有广阔的前景。目前，对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数字货币的研究仍停留在初级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多数研究集中分析了区块链技术对于数字货币创新的重要意义，与传统货币的比较优势，以及未来面临的安全、法律认可、政府监管的挑战，但都没有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同时，对于未来数字货币如何实现一般货币职能，构建数字货币与现有货币体系相融合的框架，以及如何实现数字货币广泛流通的分析和讨论不够充分。本文对有关区块链技术用于数字货币的创新做了粗浅的归纳，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与借鉴。
参考文献
[1]穆启国.区块链技术调研报告之一：具有颠覆所有行业的可能性――区块链技术解析和应用场景畅想[J].川财研究，2016，1.
[2]谢平，石午光.数字加密货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金融研究，2015，01：1-15.
[3]邓迪.数字货币的前奏[J].金融博[，2016，03：9-10.
[4]姜奇平.区块链与货币哲学的发展[J].互联网周刊，2016，04：70-71.
[5]陈一稀.区块链技术的“不可能三角”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研究[J].浙江金融，2016，02：17-20+66.
[6]肖风.从公有链到私有链：区块链回归现实[J].当代金融家，2016，Z1：35-37.
[7]秦谊.区块链冲击全球金融业[J].当代金融家，2016，Z1：43-46.
[8]王永红.数字货币技术实现框架构想[J].中国金融，2016，08：14-16.
[9]姜立文，胡h.比特币对传统货币理念的挑战[J].南方金融，2013，10：31-35+92.
[10]吴晓灵.从信息网络到价值网络――信息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J].三亚・财经国际论坛，2014.
[11]ForianG.，Z.Kai，H.martinandw.m.（2014）.Christian.Bitcoin-assetorcurrency？Revealingusers’hiddenintentions.thetwentySecondeuropeanConferenceoninformationSystem.
[12]RonD.anda.Shamir.（2013）.QuantitativeanalysisoftheFullBitcointransactionGraph.FinancialCryptographyandDataSecurity：LecturenotesinComputerScience，6-24.
[13]SmithJ.（2014）.ananalysisofBitcoinexchangeRates.SSRnworkingpaper，no.2493797.
数字货币研究分析篇2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格兰杰因果检验
1理论回顾
有多种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和赤字之间关系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Barro(1976)在讨论李嘉图理论体系中持续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时认为，一旦政府债务存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引起通货膨胀。
二是Sargent和wallce(1981)就时间、利率对财政赤字的影响进行了详实的论证，指出对于给定现值的财政赤字，如果现在较少地采用铸币税（也即货币发行）弥补，即一部分财政赤字由国债发行弥补，则将来势必要用比原本更多的铸币去弥补。
三是Dornbusch(1998)等提出的分析框架，认为通货膨胀对债务存量的实际价值和实际利息率具有显著影响。
四是wray(1997)等提出的成本效应理论，认为赤字影响总供给。
五是阎坤（2000）认为由于中国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业务中收购国债，加之过大的外汇储备，从而形成巨大的货币扩张压力。
这些理论研究表明了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为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国家背景进行的不同时期的观察与研究，在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后，得出的结果必然有差异。但是至少能说明的一点便是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之间的相关性值得研究与探讨。
2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
2.1研究方法
2.1.1单位根检验法
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一种正式方法，在序列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下，对参数估计值进行显著性检验的t统计量不服从常规的t分布，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给出了检验用的模拟的临界值，所以称该检验为Dickey-Fuller检验，简称DF检验。后macKinnon又改进了单位根临界值。但在DF检验中，常常因为序列存在高阶滞后相关而破坏是误差值的假设。augmentedDickey-Fuller(aDF)检验对此做了改进。
（1）无漂浮项且无趋势项：
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一组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假设数据是一组非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如果序列的aDF检验t统计量大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序列存在单位根，是一非平稳序列。反之，如果检验t统计量小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序列是稳定的。最终的数据资料需要具有稳定性，以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要求。
2.1.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的一种方法。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为序列x是y的Granger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通常还要考虑序列y是否是x的GrangerCause。其检验模型为：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H0∶β1=β2=^=βα=0。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Granger因果检验同时要求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非稳定的数据资料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会出现“伪相关”问题。所以本文要对数据二阶差分，以确保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
2.2数据搜集与整理
本文以各年的国家统计年鉴为依据，收集了1990年到2006年17年间的数据，我们选取以各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减去100代表通货膨胀率变量(GRti),以各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代表财政赤字变量(DDeF)。全部数据均来源于有关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见表1)。
本文对这两部分数据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说明数据是非稳定的。在对其二阶差分的数据再次检验,则拒绝假设,显示二阶差分数据是稳定的,符合GrangerCausality检验的要求。表1为aDF检验结果。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经过二阶差分的数据是稳定的数据资料,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数据的要求。
2.3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1）模型设定及样本数据选择。财政赤字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当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增加量超过经济增长要求的货币需求量时,超过的部分才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即成为没有物质保证的空头票子。财政用这部分借款安排支出,无疑会造成社会需求总量的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此,本文拟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相应构建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有:
由表3可见,对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61205,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39958,说明通货膨胀也不是财政赤字的格兰杰成因。可见,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不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通过对表1的观察,我们也可进一步证实上述结论,例如,1996年和1997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时期最低,但1996年通货膨胀率却达到6.1%;而2002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期间最高,为2.64%,但1991年的通货膨胀率却仅为-1.3%。笔者认为,虽然这期间财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但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在于: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幅度还远没有超过由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的增加幅度。根据我国在此期间的实际经济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算:(1)1990-2006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0%左右,而货币流通速度(GDp/m)由1990年的1.224下降到2006年的0.6129,即平均每年下降4%左右,因此,在此期间,我国由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货币化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平均增加幅度为ΔY/Y-ΔV/V=10%+4%=14%。(2)1990-2006年我国的货币乘数平均为2左右,而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平均在1%左右,因此由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为m(Dgc-Dgc-1)/m=2*1%=2%。(3)综上所述,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2%远远小于经济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增加幅度14%,因此,在此期间财政赤字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构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联系机制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对我国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研究结果,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利用VaR模型,我们进一步对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这个时期财政赤字虽然对货币供给量都有一定的扩张性作用,但由于无论从财政赤字率或是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来看,我国财政赤字的规模仍然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幅度还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因此,这个时期中财政赤字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虽然从现阶段看,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机制。但随着今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债市场的逐步成熟,财政赤字规模的增长有可能与利率上升建立必然联系。如果此时政府仍然任由赤字与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由此引起的利率的持续上升必将迫使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进国债以维持利率水平,而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将使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此外,当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后,政府信用的可持续条件将会被打破,一旦政府通过国债实现不了预期的结果,那么就只有靠铸币税来弥补所有的财政赤字,那么同样最终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今后我国政府至少应从以下两方面做好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风险的防范工作:第一,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明确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给予法律的保证将有利于割断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量的内在联系,从而限制政府直接通过向央行透支来弥补赤字的可能性。同时,中央银行将“币值稳定”作为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将可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间接发行。第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作为今后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即使有财政赤字化的情况出现,如果财政赤字能够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非常小。因此,我国政府应以目前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契机,通过建立健全现代税收征管体制、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以及加快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手段,为逐步缩减财政赤字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Barro.RelytoFeldsteinandBushanan［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6,84:343-350.
［2］Sargent,wallace.Someunpleasantmonetaristarithmetic［J］.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polisQuarterlyReview,1981,5:1-17.
［3］Sargent,wallace.Someunpleasantmonetaristarithmetic［J］.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polisQuarterlyReview,1981,5:1-17.
［4］Uribe.afiscaltheoryofsovereignrisk［R］.europeancentralbankworkingpaper,2002,187-196.
［5］阎坤.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J］.税务研究,2002,(6):10-14.
［6］［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财政赤字与物价上涨［J］.世界经济译丛,1982,(3):4-10.
数字货币研究分析篇3
关键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宏观经济学
一、什么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
多年来，全球各地的传统银行业监管机构一直在努力控制比特币和以太币等流行加密货币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些货币在区块链网络上运行。这种虚拟货币因其分散和不受监管的性质而广受欢迎，并已对当今在国家监管当局（如中央银行）的控制下运作的传统银行体系造成很大威胁。
由于无法控制此类加密货币的增长和影响，全球许多主要央行都在研究或考虑推出自己版本的加密货币。所谓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是指中央银行根据具体的政策规则，授权发行的通用、电子化、实时、以国家货币计价、可计息并能够访问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数字货币。这些受监管的加密货币被称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将由特定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操作。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也被称为数字法定货币或數字基础货币，它是一个国家法定货币的数字代表，并由黄金或外汇储备等适当数量的货币储备作为后盾。
每个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单元将作为一个安全的数字工具，相当于一张纸币，可以用作支付、价值存储和官方帐户单位。就像带有唯一序列号的纸币一样，每个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单位也将是可识别的，以防止被模仿。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目标是将数字货币和传统货币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数字形式的便利和安全，如加密货币，以及传统银行系统的监管、储备支持的货币流通。该国家的中央银行或其他主管金融当局将对其运作全权负责。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正式推出由央行支持的数字货币。然而，许多中央银行已经启动了试点计划和研究项目。这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走在世界前列，目前已在深圳开展试点。英国央行（Boe）是率先提出CBDC方案的。随后，其他国家的央行，如中国人民银行（pBoC）、加拿大银行（BoC）、乌拉圭、泰国、委内瑞拉、瑞典和新加坡等国的央行，都在研究推出一种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的可能性。
俄罗斯一直在推进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putin）于2017年宣布的“加密卢布”计划。据推测，普京对区块链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交易是加密的，因此更容易谨慎地汇款，而不用担心国际社会对该国的制裁。2018年1月，《金融时报》报道称，普京的经济顾问谢尔盖·格莱泽耶夫（SergeiGlazyev）在一次政府会议上表示，“这种工具（即密码器）非常适合我们进行敏感行动。在这一方面，中国面临越来越恶劣的外部贸易环境，推出数字人民币对中国也有很多好处。
自2017年以来，委内瑞拉一直在开发名为“petro”的CBDC，这将得到原油现货的支持。委内瑞拉政府还在2018年宣布了“石油黄金”，据称是与石油、黄金和其他贵金属挂钩。
二、中央银行需要开发数字货币
在当前体制下，中央银行作为所有银行间交易的单一中心，已经具备规模经济。这正是拥有处于中心位置的、可靠、单一第三方的优势：即不需要过多的中间环节。目前已经有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了英格兰银行常规设施的准入权。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将使这一进程更为容易，可以向更多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甚至是个人家庭开放权限。我们的债务就由商业银行债务转为中央银行债务。
比特币等私营部门数字货币不可能成为普遍交易手段。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私营部门数字货币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交易手段。这不仅仅是因为比特币的价值极不稳定，而且因为现行货币有一个显著的内在优势。除非货币充分贬值、恶性通货膨胀、银行系统的崩溃，才会找寻替代品。即便发生，也会重新选择可信的货币——通常是美元，而不是一些全新的记账单位。
比特币等私营部门数字货币关键创新是解决机制。比特币既不是“数字”，也不是“货币”，可以定义为一种“分散虚拟交易所和资产登记”。比特币的关键创新是其解决机制。比特币持有者使用去中心化（分散）的计算机系统，而不是依靠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处理和记录交易，此系统被称为分布式分类账。
数字货币导致“狭义”银行体系的产生。目前央行基本只持有流动性资产，并且主要是政府债券。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使存款从商业银行转移至央行，将导致出现一个“狭义”的银行体系，即资产与负债均具有一定流动性。此外，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设计将影响实体经济对银行存款及纸币需求。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对纸币需求所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商业银行存款的影响。如果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一开始就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开放的话，这一问题可能就不会产生。随着接入的对象越来越多，对存款的替代效应越来越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将不再是一个关于成本和货币兑换安全方面的纯技术的决定，而是一项更加审慎的政策。
三、加密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根据英格兰银行、BiS的研究，加密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主要有如下影响：
一是央行数字货币对市场利率水平、财政政策及实际经济产出均有影响；央行数字货币降低了交易服务的成本，加剧了支付服务和账户服务的竞争，减少了最终结算中抵押品的数量，优化了支付系统的运转维护时间安排等。
二是央行数字货币可成为央行的第二政策工具，中央银行除了传统利率政策外还可以控制一个额外的政策工具，可以以逆周期的方式使用该政策工具支持政策利率。当面对紧缩冲击时，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逆周期投入可能比传统量化宽松政策更有效，更有利于解决零利率下限抑制货币政策效果的问题。央行数字货币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多的数据，包括观察经济对冲击或者政策突变的反应能力，这将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管理。
三是在金融稳定方面存在以下问题，包括引入央行数字货币系统
在内，任何一种货币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在于转型能否获得合理的收益；引入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的另一个主要潜在问题是银行存款向央行数字货币转移发生挤兑的可能性；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不会使银行系统面临资金短缺，且可以消除潜在的部分“大而不能倒”的担忧，提高支付系统弹性。
四是央行数字货币系统具备众多宏观经济优势。投放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的数字货币可带来大型稳态产出收益近3%的涨幅；可大幅提高系统性或自由裁量的逆周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尤其是在对私人信贷创造或货币性交易余额需求有相当大的冲击时，或央行数字货币和银行存款之间在交易技术方面的可替代性很低时。分析表明，保证这些收益所需要的条件包括稳定发行充足大量的央行数字货币，以及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机制能确保央行仅将数字货币与政府债务工具进行交易。
数字货币研究分析篇4
关键词：DCep；第三方支付；数字货币；数字经济；金融
1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产业信息化持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采用数字货币是大势所趋。克服监管障碍后，加密货币终将取代现金，并成为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我国人民银行早在2014年就已启动数字货币的专项研究，于2019年开始5个试点测试地区的内部试点工作……这绝不仅是一场货币形式的变革，更是一次大国间争夺构建数字金融体系主动权的博弈。2020年，我国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继续扩大，应用场景主要覆盖零售、餐饮服务、交通出行、工资发放等多个领域。数字人民币落地后毫无疑问将对现有行业造成严重冲击，首当其冲的便是第三方支付行业。由于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目前的定位是不付息、仅替代m0，而第三方支付工具早已取代了大部分现金支付，这一现象更是加剧了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在支付体验上的竞争。到底央行数字货币会不会取代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政府不干涉的情况下，有多少民众会放弃目前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而选择采用DCep进行交易？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从理论基础、支付流程和存款流程三个方面对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进行比较。
2文献综述
关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脉络。姚前（2018）提出数字货币思想由来是因早期密码学家思索手里的现金能不能像加密和签名的邮件一样，从一端转移至另一端而产生的[1]。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数字货币应运而生，以比特币、狗狗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摆脱了有形货币的形态，但发展至今，它们更像是一种数字化的证券资产。吴金旺（2021）从辩证角度提出非数字货币火热的背后，既是民众对现有纸币和第三方支付的高期待，又含有对中心化形式带来垄断局面的担忧[2]。关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特征与运行机制，从特征上来看，季晓南、陈珊（2021）指出法定数字货币具有发行管理中心化与技术架构去中心化并存、可控性与匿名性有机结合、币值稳定等特性[3]。此外，刘川等（2021）也提出“以信用作为信用背书使得法定数字货币天然性地兼具便捷高效与币值稳定两个特征”[4]。从运行机制上来看，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体系是一国金融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5]，理论上有两种架构模式：一是“中央银行—公众”的一元发行模式，公众直接在央行开立账户，央行不通过商业银行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并全权负责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二是采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公众”的二元模式，中央银行面向商业银行进行货币发行和回笼，商业银行受央行委托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币存取等服务，并与中央银行一起维护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6]。我国数字人民币采用的发行与流通机制便是二元模式，与传统的现钞发行流程基本一致，仍然保留了商业银行的基础设施，最大限度降低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对商业银行现有体系的冲击。此外，巴曙松等人（2020）还提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采用“一币、两库、三中心”架构，二是采用“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监管，三是通过智能合约聚焦传统货币政策失灵[7]。法定数字货币可以弥补第三方支付存在的不足及两者存在的差异。张筱晨（2019）提出“法定数字货币有利于提高清算效率”，目前互联网线上交易的完成涉及央行、商业银行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多个主体，且各自都拥有独立的系统和数据库，一笔交易的背后涉及多层清算与结算，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基于点对点交易的法定数字货币可以将中间环节省略[8]。穆杰（2020）认为，尽管第三方支付平台使互联网交易渐渐脱离了传统金融，但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发行银行存款货币并以1∶1的比例与法定货币兑换会增加金融体系的风险以及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而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可以满足人们对支付安全、便捷的需求，还能减少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依赖[9]。此外，郭艳等（2020）提出，法定数字货币作为货币履行交易媒介的功能区别于现有第三方支付工具，它具有无限法偿和支付全场景覆盖[10]。吴婷婷、王俊鹏（2020）通过比较央行DCep与支付宝、财付通在法律效力、安全性、结算模式、隐私保护、离线支付等方面的差异，得出法定数字货币对第三方支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支付业务、销售业务、征信业务[11]的结论。
3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的比较分析
3.1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的理论基础比较
法定数字货币是人民币的数字化，仅替代流通中的现金，具有无限法偿性，属于m0的范畴。而第三方支付则是一种由信誉佳、实力强的独立机构担任中介，为解决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促进交易正常进行的网络支付模式。公众因日常充值、提现、支付的需求而存放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被称为客户备付金，其本质是第三方支付机构收到的预收代付的货币资金，属于m1的范畴。随着第三方支付用户量和交易量的迅猛攀升，客户备付金存储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形成了一笔数额巨大的沉淀资金，为缓解大规模沉淀资金带来的压力与风险，余额宝、零钱通等货币基金应运而生，该资金属于m2的范畴。因此第三方支付的货币属性归属于m1和m2级别。
3.2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的支付流程比较
支付是离现金最近的窗口。线下使用第三方支付时，用户间的交易只需通过扫描二维码来完成资金的调拨，平台的清算系统和财务系统会实时处理每一笔支付业务。这正是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平台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而平台经济的网络外部性又在不断吸引新用户进入，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现象级产品的出现更是掀起了移动支付的浪潮。2020年8月，建设银行针对试点地区的普通用户短暂开放了法定数字货币DCep账户。开通账户需要从建行app的“数字货币”界面进入，提供姓名、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号等基本信息，成功后可以看见付款、收款、转账、扫码等基本功能。从中不难看出，数字人民币的支付业务与第三方支付存在重合，主要集中在零售端、小额度、高并发的应用场景，并且在安全性、便捷性、服务费用等方面较第三方支付存在比较优势。(1)非离线支付。在充当中介角色方面，法定数字货币侧重依赖商业银行数字货币系统，法定数字货币系统只负责二次校验、更改信息的兜底工作，这种有国家信用背书的二元支付体系更加安全、可靠。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整个支付流程更依赖于自身的资金处理平台、财务系统、支付清算系统、核算中心等。一方面，在这种平台模式下资金会沉淀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加剧平台本身的信用风险；另一方面，第三方支付平台充当信用中介为交易双方提供担保，却忽视了企业信用本身就存在安全性风险。(2)离线支付。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离线支付是非离线支付的演变，它要求收款方必须在线，同时还需要借助其他设备，如智能手表、刷脸支付自助贩卖机等，前者在非离线支付流程添加了一个提前绑定设备的步骤，后者则是把流程中的出示付款码换成了识别人脸。不论是哪种形式都对交易场景有所限制，而法定数字货币则很好地规避了此类问题。首先，它支持收付款双方都处在离线状态下完成支付，付款方凭借个人密钥对交易信息进行加密，再通过nFC近场通信将加密信息传送给收款方，由于交易信息已经使用密钥签名，因此无需担心收款方虚报交易，只需等待收款方联网后法定数字货币系统对交易信息进行处理即可。其次，它不需要付款方提前准备并绑定离线支付时的额外设备或要求收款方更新收款方式，只需要交易双方的电子设备相互靠近即可完成交互。可见，法定数字货币丰富了支付场景，符合公众对支付安全、有效、匿名、便捷的期待。(3)双花预防。第三方支付作为唯一的中介机构会实时记录每一笔账款，并对数据进行中心化管理；法定数字货币在已公布的专利技术中并未说明解决方案，但很有可能会参考区块链的成熟技术，如UtXo模式（Unspenttransactionoutput）、时间戳等技术，或者通过健全法律制度、加强金融监管来有效规避恶意操作。(4)余额支付限额。第三方支付是基于用户日常支付金额和支付场景自动计算额度，年累计支付限额最高达20万元；法定数字货币则将数字钱包分为四类，用户开通账户后即可获得30万的年累计支付限额，可根据个人需要去柜台办理一类钱包，提高额度上限能更好地满足用户个性化多元化的支付需求。
3.3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的存款流程比较
对于第三方支付而言，存款意味着提现，当支付指令发送给平台的清算系统后，平台会自动扣取提现金额的0.1%作为提现费用。提现费率一直以来都是公众争议的话题，为了缓和争议，支付宝和微信都推出了“支付换取积分，积分兑换免费提现额度”的活动。而数字人民币具有非盈利性，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央行会建立免费的数字人民币价值转移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不向发行层收取兑换流通服务费用，商业银行也不向个人客户收取数字人民币的兑出、兑回服务费[12]。在节约交易成本上，法定数字货币具有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从货币的最终去向来看，资金都流入了存款账户对应的商业银行。从资金划拨的性质来看，第三方支付的提现是通过网联、银联等银行接入方式把滞留在平台的资金转移至商业银行的个人账户，是两个商业主体间的转移；法定数字货币的提现是个人数字货币钱包余额存入数字货币存款账户对应的商业银行，更类似于商业银行传统的存取款业务。从整体来看，法定数字货币的存款不需要授信于第三方支付平台，而是直接与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往来。在交易流程中绕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降低个人信息和消费偏好等隐私被盗用和窃取的可能。
4比较分析的结果
基于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在支付流程、存款流程等方面的比较，不难发现，法定数字货币在以下两个方面优于第三方支付：
4.1安全性
首先，法定数字货币基于国家信用，第三方支付依靠平台的商业信用。其次，虽然由于高并发性是目前区块链技术难以克服的难题，但法定数字货币在密钥保密、防范双花等方面的设计上会采用区块链的非对称加密算法、UtXo、时间戳等技术，确保用户数据信息仅由央行获取并不对外泄露。而第三方支付则依托于银行的账户体系，采取“账户紧耦合”和中央账本的模式，交易的匿名性差。由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法律允许和用户授权下可以收集与使用用户数据，平台利用用户历史数据在其应用场景和“支付+行业生态圈”进行大数据杀熟的情形屡见不鲜。
4.2便捷性
从支付的应用场景来看，小额度、零售端、高并发的支付场景是移动支付的主要应用场景，涵盖了零售、餐饮、交通、医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竞争的主要战场。首先，“双离线支付”功能、本位币的法偿性和个人客户无服务费使得法定数字货币在传统的线下交易场景中更具有优势。其次，第三方支付结算主要通过网联、银联等商业银行的接入方式进行，而法定数字货币的支付可以省略其中间环节，“支付即结算”，提高了支付效率。因此，基于上述结论可以预测：法定数字货币对第三方支付会产生替代和挤出效应。
参考文献
[1]姚前.数字货币的前世与今生[J].中国法律评论,2018(6):169-176.
[2]吴金旺,申睿,马利华.中国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及路径探析[J].浙江学刊,2021(2):111-119.
[3]季晓南,陈珊.法定数字货币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机制与对策探讨[J].理论探讨,2021(1):94-98.
[4]刘川,张庆君,桂杨.货币演进视角下的法定数字货币再认识[J].西南金融,2021(4):75-84.
[5]封思贤,杨靖.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国际实践及启示[J].改革,2020(5):68-79.
[6]田慧芳.法定数字货币还有多远[J].中国金融,2019(4):72-73.
[7]巴曙松,张岱晁,朱元倩.全球数字货币的发展现状和趋势[J].金融发展研究,2020(11):3-9.
[8]张筱晨.我国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研究[J].中国商论,2019(7):55-56.
[9]穆杰.央行推行法定数字货币DCep的机遇、挑战及展望[J].经济学家,2020(3):95-105.
[10]郭艳,王立荣,张琴.中央银行法定数字货币:结构与功能[J].经济研究参考,2020(1):46-57+69.
[11]吴婷婷,王俊鹏.我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影响、问题及对策[J].西南金融,2020(7):25-37.
数字货币研究分析篇5
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当局干预宏观经济备选工具箱中的最重要选项，财政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物价稳定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基于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践意义，在众多力求规范刻画政府政策当局财政货币政策行为、科学合理评价财政货币政策操作经济绩效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货币政策泰勒规则颇为引人注目。泰勒规则研究的常见结论是：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边际反应大于1的“积极”货币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taylor）。遵循泰勒原则，包含汇率反应、前瞻和滞后等惯性的模型仍然能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woodford；Ball；Svensson，1998；Rotemberg和woodford；Schmitt-Grohe和Uribe，2003）；相反，违背泰勒规则会使价格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Self-fulfillmentexpectation），从而使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并不断波动（Clarida等，2000）。
但应注意到，因为基于强有力的限制性前置条件，泰勒规则研究存在两个重要缺陷：其一，出于便利，泰勒规则坚持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的理论范式，完全集中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作用考虑不充分。其理由则在于，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因此就更能成功地实现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的主要目标①。但其忽略了适当刻画货币政策规则需要匹配以财政政策规则的适当刻画。Leeper（1991）、woodford（1996）和Benhabib等（2001）强调必须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决定理性预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其二，假定财政政策体制的潜在稳定性，并被表示为Leeper（1991）意义上的消极的，也即财政赤字（和/或税收）充分有力地对真实债务变化反应，或更苛刻地假定政府预算总是平衡②。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假定，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该假设屡受质疑。继卢卡斯批判（Lucas，1976）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1984）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因此，Sala（2003）、Favero等（2003）认为必须构建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理论。马尔可夫体制转换（markovRegimeSwitching）模型方法（Hamilton，1989）则解决了为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建模的技术难题。
与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不同，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不仅因为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而且，广泛认同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也存在巨大困难③。其一，难以获取财政政策指标数据，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可靠的财政变量季度度量（perotti，2004）；其二，财政政策中存在自动稳定器，使财政规则识别中刻画财政政策对产出的相机抉择反应变得复杂④；其三，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或称财政政策意外），因为财政政策预期的变化通常要早于财政政策实施⑨（mountford和Uhlig，2004）。
尽管如此，作为泰勒规则研究缺陷的回应，遵循决定财政和货币政策选择的规则是经济环境的函数且这些规则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两个主题，考虑到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对政治偏好多样性随时间推移的摇摆更敏感，财政政策规则及其体制稳定性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体制转换模型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规则分析，至少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对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传统范式提出挑战。首先，财政货币政策存在持续的体制转换，应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设计及其宏观经济绩效评价中重视体制转换因素，并因此谨慎地使用经济计量方法度量和解释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及其经济绩效；其次，政策体制转换背景下，积极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范围扩大，不仅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以及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能够得到解释，而且，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的双积极和双消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woodford（1998）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比较合适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而消极财政政策更适合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Davig等（2004）研究发现，美国战后财政体制在被描述为符合预算平衡逻辑的财政政策规则和仅以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而忽视政府债务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之间交替。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为基本赤字（primaryDeficit）对产出缺口（outputGap）和债务稳定赤字（Debt-stabilizingDeficit）反应，Favero和monacelli（2005）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识别财政体制变化，根据1960-2002年美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得出不同于美国战后财政政策体制一直都是消极的结论，并发现，与基于不变参数识别的规则相比，体制转换财政规则能更好地追踪美国基本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
在我国，政策规则研究明显呈现出货币规则比财政规则获得更深入研究的不对称性趋势。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中国数据实证估计泰勒规则参数并进行泰勒规则原式及修正形式中国适用性的经验验证和探索（谢平和罗雄，2002；陆军和钟丹，2003；赵进文和高辉，2004；王胜和邹恒甫，2006；卞志村，2006；张小宇和刘金全，2010）。作为在我国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中考察体制转换因素研究的代表，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的实证研究认为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存在明显的体制转换特征，并结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特点划分出“惰性”和“活性”两个区域。相对地，我国财政政策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国债效应（刘溶沧和马拴友，1995；史永东，1999；夏杰长，1999；周波，2009；龙成学，2008）、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范炜和娄依兴，2005；郭庆旺，2004；闫坤和孟艳，2008；张建平等，2005），而关于财政政策规则问题研究仍相对较少。
基于此，遵循宏观经济背景和政策作用时间差异引发财政政策参数潜在地取决于马尔可夫状态变量，从而存在经济系统未知结构性变化的理论假设，本文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并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内在识别这些体制变化；提出内生捕捉我国财政政策体制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其中，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财政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值，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以捕捉自动稳定器机制）和债务稳定动机反应，其本质类似近期用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估计和分析（Clarida等，2000），并使用马尔可夫体制转换方法对我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进行实证估计。
在展开本文研究之前，有必要明确界定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以及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简单说，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主要指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则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予以确定界定。遵循Leeper（1991），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l，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类似地，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⑥。
一、我国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构建和实证估计
总体而言，无论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还是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都不曾关于财政当局的政策工具达成广泛认同的一致意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研究通常选取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支出和税收（alesina和perotti，1995、1997；perotti，2002；Blanchard和perotti，2002），mcDermott和wescott（1996）、alesina和ardagna（1998）进一步集中于公共工资和转移支出，arcangelis和Lamartina（2003）将财政支出细化分解为工资和转移支出、剩余支出⑦。就财政政策规则研究而言，常见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债务（Bohn，1998；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或同时考虑政府债务和税收（Davig和Leeper，2005；Davig等，2004）。本文采用的政府财政政策工具，与Favero和monacelli（2005）一致，即政府财政赤字，并使其与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目标联系起来。实质上，作为实施政府活动对应的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所产生的客观结果，政府财政赤字度量实际上不仅是政府财政政策取向的更全面刻画，而且规避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公共财政体制日渐完善进程中税制不断改革完善、税收以外的其他财政收入形式占全部财政收入较高比例等问题导致的财政收入指标选取和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搜集难题。
因此，给出本文构建的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之前，有必要简要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历史表现，由此给出本文构建财政政策规则的直观合理性。
1.中国经济动态效率分析
首先考虑我国政府债务、国债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等行为的历史时间序列证据。如图1，我国政府债务/GDp比率行为揭示出，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2季度，除2003年第3季度的简短反转外，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一个政府债务积累的持续长期向上趋势，经历2004年第2季度～2007年第2季度渐进下降后，在2007年第2季度～2008年第1季度急剧上升，后在2008年第2季度～2009年第1季度下降，并在2009年第2季度后发生温和反转。
如图2所示，GDp增长率和作为中国国债名义利息成本的国债利率比较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3年第3季度和2009年第4季度～2010年第3季度，国债利率高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正，由此，上述期间我国经济动态有效。而在2003年第4季度～2009年第3季度以及2010年第4季度以后时期，国债利率低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负，看起来，在此期间，我国经济是动态非无效的。国债利率和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的显著变动性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规则实证识别中必须充分考虑该因素。
2.识别和估计
刻画财政政策执行滞后，并充分考虑财政政策预期（内生）组成因素的重要性，本部分给出财政政策反应规则识别。假定财政当局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财政赤字。财政当局的反应规则识别刻画实际政府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水平，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被视为捕捉经济自动稳定器机制）和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反应。
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识别是本变的核心变量。假定财政赤字目标刻画对两个主要变量的反应：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关于财政赤字目标的弹性能反应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规则的差别。因而，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考虑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而非政府债务本身，具有能够控制利率和GDp增长率关于政府财政赤字的债务偿付压力随时间变化效应的优势。这也是考虑如图2所示的我国动态效率转换到动态非效率这段被观测历史转换的主要动机。
为刻画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将定义为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真实政府赤字，亦即与政府债务稳定一致的政府财政赤字。名义流量政府债务方程如下：
之所以在财政赤字均衡水平的决定因素中包括产出缺口，是为了控制财政政策的周期因素。注意到与Gali和perotti（2003）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中使用经周期调整的赤字（或盈余）度量（Cyclicallyadjustedmeasure）不同，本文财政政策工具度量是政府真实财政赤字。试图分解财政政策的真正相机抉择部分并藉此控制财政当局直接控制之外的原因导致财政政策变化的因素时，该区别尤其重要⑧。本文暗含假定，产出缺口是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指标，并因而可很好地包括来自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反应⑨。
3.数据
模型包括政府赤字、政府债务、产出缺口、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GDp增长率等经济变量。模型经济变量季度数据来源及处理如下。
（1）GDp增长率和产出缺口。GDp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季度GDp为当季发生额，以本季的当年累计额减去上季的当年累计额。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将名义季度GDp转化为真实季度GDp（记为RGDp）：RGDp=名义季度GDp/当季Cpi。为估计产出缺口，采取如下策略潜在产出水平估计：以Hp滤波得到季度真实产出长期趋势值（记为HpRGDp），根据真实产出对数关于HpRGDp和三个季度虚拟变量（11）的回归方程计算潜在产出季度估计值（记为UGDp）。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季度潜在GDp增长率可计算为g=，时间序列行为如图2。对应地，我国季度产出缺口数据计算为，时间序列行为如图4。
（2）政府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为计算真实政府债务/GDp比率，使用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债期末余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国债余额季度度量。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名义季度国债余额除以当季Cpi转化为真实季度国债余额。在此基础上，真实季度国债余额除以R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国债余额/GDp比率。值得强调的是，作为本文实证识别的核心经济变量之一，我国国债期末余额数据统计可以获得的最早来源是1999年第1季度，这也是本文研究局限于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的主要原因。
政府财政赤字数据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财政收支差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政府财政赤字季度度量。采取与计算类似地剔除通货膨胀影响、除以真实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财政赤字／GDp比率。依据式(3)并结合计算完成的序列，可计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对应的时间序列行为如图3。
（3）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Cpi。理论上，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应该是政府债务利息支付额与政府债务偿付额比率。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都不存在政府债务融资成本数据统计，本文依据财政部公布的历次国债发行公告进行计算，作为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的变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统计自1999年1月起每月到期国债需支付的国债利率水平，因为国债动态连续滚动发行，同一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多个批次。比如，1999年1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7年发行的2年、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发行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第一次增发的5年期国债，第二次增发的3年、5年期国债，第三次增发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共11个批次。考虑到每批次国债都可能发生持有者提前兑付的可能性，按照财政部规定的国债计息规定进行统计。比如，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在1999年1月～1999年4月期间满3年而不足4年，故该时期国债利率统计为10.26%，而1999年5月～2000年6月、2000年7月～2011年4月、2011年5月～2011年6月3个期间，国债利率分别统计为11.34%、11.88%和13.06%。自1999年1月始，分别计算每批次国债发行在每个月份偿付国债的利率，然后计算每个月份所有到期国债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就是该月份到期国债利率月度数据；计算每季度3个月份国债利率平均值得到国债利率季度平均值，如图2所示。
就用于各真实变量转换的通货膨胀率变量而言，本文选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指标，原因在于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相比，Cpi不仅将服务价格计算在内，能更全面地反映物价变化程度，而且具有与GDp关系更密切、反映商品经过流通环节形成最终价格的优势。更重要的是，Cpi倒数衡量货币购买力指数，能反映价格上涨后国债持有主体可能面临的资产收益损失，直接形成对财政当局调整财政政策的公众压力。具体而言，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公式为通货膨胀率=（季度Cpi-1）×10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来源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月度数据，每季度3个月度数据简单算术平均可得到季度数据。
4.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
使用RatS7软件估计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式（4）。本文尝试允许任意数量的财政政策体制，但总体上，被刻画为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的两个体制情形稳定地实现收敛，并给出最好的统计刻画，估计结果见表1。
同时，注意到作为财政当局工具的政府赤字变量对产出缺口的反应也随着财政体制转变发生变化。消极财政体制下，政府赤字变量关于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53，并不显著异于0。而积极财政体制下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1，统计显著。
二、财政体制转换模型评价：基于与不变财政体制估计的比较
1.不变财政体制估计
为评价财政体制转换因素对于刻画我国财政政策行为随时间变化特征的重要性，本部分将基于财政体制转换模型的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与不变财政体制条件下的财政规则估计进行比较。实际上，在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不变财政体制假设意味着，对所有t有=s。由此，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由具有取决于特定时刻t体制的时变参数非线性模型系统转变为固定参数线性模型系统。对应地，用于估计的方程系统如下：
然而，基于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识别的结论与经由式（6）估计得到的结论显著不同。若财政政策规则式（4）正确，则财政政策始终处于消极财政体制状态的刻画与历史数据严重不符。如图6积极财政体制概率估计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0年第l季度、2001年第4季度～2002年第2季度、2008年第3季度～2008年第4季度和2010年第2季度～2010年度3季度四个样本区间被识别为积极财政体制状态。
2.体制转换与体制不变模型的财政赤字拟合比较
基于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和固定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可以进一步比较两者关于政府财政赤字行为拟合效果。
为更好地衡量体制转换特征相较于固定体制因素关于财政政策规则估计拟合的显著改进程度，引入政府财政赤字“缺口”概念。
政府财政赤字缺口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下的实际政府财政赤字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显然比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具有更大的持续性。两种体制情形下政府财政赤字持续性的差异，可以解释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下的政府财政赤字估计贴近真实政府财政赤字平均趋势路径、存在较多异常值的原因，而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能揭示真实政府财政赤字的动态趋势。
三、政策意涵：结合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的分析
根据新凯恩斯主义“取景假说”（FramingHypothesis），政策当局总是为最为逼近的损失风险设置更大的权重。Kozicki（1999）认为，泰勒规则中通货膨胀缺口调整因素和产出缺口调整因素的权重，可以体现中央银行在短期内面对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难局面时的权衡结果，反映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偏好，即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孰重的决策尺度。若真实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关于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和产出缺口的边际反应规模的比较，能揭示出财政当局关于政府债务稳定和产出缺口稳定的相对权重，则我国财政当局将在相对更重视保持产出缺口稳定和政府债务稳定之间相互交替：积极财政体制下，财政当局更注重追求产出稳定，而消极财政体制下更看重政府债务稳定。
20世纪90年代初，为治理通货膨胀，在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我国决定，自1994年起不再允许通过向银行系统透支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消除市场疲软和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增长，基于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相对货币政策更直接的判断，我国在1998年之后采取注重货币政策的同时以财政政策调节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12）。因此，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匹配，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尝试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和财政支出规模，推出增发国债，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1997年，我国财政赤字约580亿元左右，按当时的财政预算，1998年的赤字应为460亿元，比1997年减少100多亿元。但鉴于当时形势，中央决定于1998年8月首次面向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并要求国有商业银行配合增加1000亿元的贷款，用于农林水利建设、交通通讯建设、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经济用房建设等六个建设重点。1999年财政部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且对企业生产经营提出各种减免税政策，出口退税力度进一步加大。2000-2003年，我国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投资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保持不变。截至2002年，我国已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并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财政政策正式由积极转型为稳健。
2007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非常突出，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从3月份的3.3%上扬到10月份的6.5%。为实现“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任务，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而考虑到改善民生、重点建设、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各项工作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财政支出会比较大，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在2008年下半年果断实施“四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对应地，2009年和2010年预算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9500亿元和10500亿元水平，财政赤字率一度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根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我国拟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000亿元，继续代地方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并纳入地方预算，赤字规模9000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财政赤字率回落至2%左右的安全地带。但与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之前2003年的历史最大规模赤字3198亿元相比，在绝对量上依然很大，意味着积极财政扩张力度依然强劲。可以预见，我国将在未来某一时点重复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财政政策的演变轨迹，正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
对照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并根据图5和图6我国同期消极和积极财政体制两类区间划分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行为主要考虑政府债务稳定目标。这实际上引发应对经济衰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权衡问题，因为以扩大政府赤字的方式进行财政扩张固然能阻止经济颓势、实现产出稳定，但财政扩张之后政府往往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期履行政府债务偿付义务。有关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四、结论
鉴于体制转换特征在宏观经济现象和数据解释中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在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应用的非对称性，本文给出了将财政政策体制随机变化的思想融入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的实证框架。分析结论表明，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较好地揭示了我国财政体制变化，财政政策操作呈现显著的体制不稳定性。作为解释变量，财政政策规则中的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都是显著的。与不变参数财政政策规则规则识别相比，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能更好地解释我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这支持Schmitt-Grohe和Uribe（2003）、Sala（2003）、Dayig（2004）、Davig等（2004）将财政体制不稳定性考虑在内来识别宏观经济最优模型的贡献。
财政体制随机变化的显著特征意味着，在我国从事货币政策规则和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VaR实证研究都应慎重。因为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典型做法是假定积极货币政策规则（泰勒原则）与不变消极财政政策规则（典型的平衡预算规则形式）匹配，而VaR实证研究试图在不变财政体制框架度量财政政策冲击的高频率效应（13），并通常忽略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以及财政政策中的债务稳定动机问题。当然，就体制转换模型识别和估计而言，国外相关研究通常使用比本文规模更大的样本数据，而本文可用数据相对较少，由此可能影响识别、估计和结论的稳健性问题有待进一步挖掘或随时间推移增加数据予以验证。
注释：
①该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核心，集中于泰勒原则。见广泛引证的woodford（2003）和Clarida等（1999，2000）。
②贯穿全文都坚持Leeper的消极和积极概念。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
③早期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包括，taylor（1996，2000a，2000b）将财政立场（FiscalStance）度量与产出缺口联系起来（未考虑对政府债务变化反应）识别美国财政规则，Bohn（1998）基于美国百年数据揭示出政府盈余/GDp比率与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采用不变参数法估计包括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的欧洲国家财政政策规则。
④采用固定结构VaR事件研究法，Blanchard和perotti（2002）使用税收和转移体制的制度信息以及税收征缴时机来识别财政政策行为的自动税收和支出反应，其基本逻辑是，政策制定者收集经济状态信息、考虑财政政策反应并最终实施财政政策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滞后意味着，财政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用于估计模型的周期内，比如一个季度）不可能有对未预期经济活动的相机抉择反应。Fatas和mihov（2001）假定政府支出不对一个季度内的宏观经济条件反应，将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区分开来。
⑤幸运的是，若分析重点是政策冲击，则财政政策意外识别就至关重要，但就本文关注的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而言，该问题并非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⑥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当然，由于本文的财政政策工具（财政赤字）与既有研究不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界定稍有不同，下文将结合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详细说明。
⑦主要是公共债务利息支付，因其在某些债务水平较高的欧洲国家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较大，因此成为重要的预算项目。
⑧例如源于周期性条件和/或失业率的税基变化触发失业利益规模的摇摆。
⑨参见Fatas和mihov（2003）的类似做法。
⑩理论上，该相关的符号是模糊的。实际上，政府支出外生增长影响真实产出（很可能经由就业的财富效应）和自然产出水平。冲击符号将典型地取决于劳动供给弹性和冲击的持续性程度（Baxter和King，1993）。
数字货币研究分析篇6
关键词：主观货币函数；传统货币函数；货币幻觉；显性数字；隐性数字；最优化分析；价格粘性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1-0023-05
一、文献回顾
传统经济学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之上，其中理性人假设处于核心地位。理性人具备高超的计算能力，可以准确、快速地完成数字计算，而不受备选项外在形式的迷惑。然而货币幻觉的存在却对理性人在计算能力方面的假设形成了挑战。费雪（1928）认为货币幻觉源于行为者忽视购买力变化的心理错觉；Haberler（1941）则认为货币幻觉是选择行为违反了里昂惕夫“齐次性假设”的结果；marschak（1943）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构造了需求函数，验证了货币幻觉的存在。RichardDusansky和peterJ.Kalman（1974，1980）则把名义收入和价格同时引入效用函数，证明了需求函数的非齐次性；ernstFehr和JeanRtyran（2001，2005）认为在给定的博弈中，即使行为者能够通过不断学习消除货币幻觉，但只要其他对手行为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货币幻觉仍将对均衡结果产生影响。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中，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认为人们脑中的“决策框架”使其在选择时关注更加明显、简单的备选项。Gamble等（2002）则通过实验发现消费者普遍倾向于认为以大单位小数字货币计价的商品看上去更加便宜，以小单位大数字货币计价的收入看上去更丰厚。Raghubir和Srivastava（2002）发现，人们在对以外国货币标价的商品进行估值时，往往无法充分考虑汇率的影响。Desmetp和Jonas等经济学家（2002）通过实验发现，由于欧元的价值高于马克的价值，当商品价格用欧元来标识的时候，人们认为商品变得更便宜了。mishraetal（2006）发现，相对于持有少量大面值的购物票，消费者在持有总额相等但数量更多的小面值购物票时的购物意愿更强。
尽管行为经济学家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幻觉源于人们固有的认知偏差，但缺乏相关的数理分析使其一直没有被纳入到经典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本文通过构建“主观货币函数”，运用约束条件下求最优解的方法，实现了对这类认知偏差行为的数理化分析，为货币幻觉奠定了微观基础。
二、显性数字与隐性数字
在主观货币函数中，自变量不再是数量本身，而是表达数量的数字符号，它由显性数字和隐性数字两个部分组成，它们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任意货币备选项。显性数字是指相对容易辨认的数字符号形式。例如：价格标签10.00美元中的“10.00”，购销合同20000欧元中的“20000”等。隐性数字则是指相对较难辨认的数字符号。例如：对于10.00美元和69.00元人民币的两种货币形式，隐性数字就是它们的汇率，其需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到。如果假设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恰好为6.9∶1，那么隐性数字值分别是6.9和1（或1和1/6.9）。显性数字和隐性数字并不是两个绝对的概念，在某种货币形式中是隐性数字，在另一种形式中则可能变成了显性数字。两者的区分依赖于给定的表达形式是否便于行为者的理解和计算。如图1所示：22L中的“L”，在这里是隐性数字，因为它表达的数字含义不如“22”明显。但是，如果写成“贰拾贰L”时，L就成了相对容易识别的显性数字。
三、主观货币函数
六、行为实验检验
1.行为实验的目的。第一，人们对于显性数字部分和隐性数字部分的弹性随着消费值的增大而递减；第二，对数量相等的备选项，人们对显性数字形式的敏感度大于对隐性数字形式的敏感度。
2.行为实验的方法。有90名18～22岁的学生参加了该项实验。实验要求每个被试者都把自己设想成一个日用品零售商。一位知名洗涤液公司的营销人员来到他们的店里，告知被试者正在为公司的新产品进行容量定价调研。在调研的过程中，被试者了解到，该洗涤液公司将产品的容量设定在500毫升～3750毫升，并且公司已经为500毫升的产品定价为10元人民币。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为剩下的容量确定建议出售价格。问卷共分为2个类型：第一类问卷的数值用隐性数字来表达，即所有容量的表达形式都是以中国汉字的形式显示出来的，如200ml表示成“二百毫升”，2L表示成“二升”等；第二类问卷的数值则用显性数字来表达，即所有容量的表达形式都是以阿拉伯数字的形式显示出来的，如200ml、2L等。
此外，实验规定了以下4个方面：第一，90人分成两组各45人分别填写这两类问卷。第二，要求每个人在阅读完实验材料后，必须在规定的6分钟内填完。由于每份问卷一共包含12个子项，因此要求每个选项平均在30秒的时间内被填写完毕。第三，问卷里容量的数据是随机设定的，即容量不一定是按照从小到大或者从大到小等有规律的顺序列示的。第四，主观货币的弹性用价格变化的百分比除以容量变化的百分比近似表示。
3.行为实验的结果。根据实验数据计算显性数字和隐性数字的弹性，图3呈现出明显的弹性下降趋势，并且大部分显性数字弹性高于隐性数字弹性。通过计算，显性数字平均弹性值为1.36，隐性数字平均弹性值为0.82。
分别对容量值和价格进行对数换算，以价格的对数作为因变量，容量的对数作为自变量，利用SpSS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得到线性回归后的系数，如表1所示。显性数字问卷的自变量系数为0.743，t=11.46，而隐性数字问卷的自变量系数为0.711，t=28.67。显然，回归得到的结果也表明，人们对显性数字的敏感度高于对隐性数字的敏感度。
运用方差分析，比较显性数字形式和隐性数字形式下被试者对各个容量设定的平均价格结果（如表2所示）。显性数字的洗涤液价格明显大于隐性数字的洗涤液价格（F（2，21）=7.488，p
七、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建立主观货币函数并进行约束条件下最优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货币备选项的不同表现形式会对人们的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对于实际值相同的不同收入形式，行为者偏爱显性数字较大的形式；第二，货币幻觉的程度取决于人们对显性数字和隐性数字敏感性的差异，当隐性数字弹性绝对值大于显性数字弹性绝对值时，差异越大，货币幻觉越明显。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扩展：首先，当选择者面对表现形式更加复杂的备选项时，如复合货币形式？姿n1u1+（1-？姿）n2u2，？姿？塬∈（0，1），他们的行为将会表现出何种特征？其次，经济计量工作可以被用来估计特定环境下的主观货币函数参数，从而有针对性地定量分析人们在该环境下的行为。最后，主观货币函数也可以被纳入到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从而为价格粘性现象进行新的解释。
参考文献：
[1]CaroleB.Burgoyne，Davida.Routh，anne-marieellis.thetransitiontotheeuro：Someperspectivesfromeconomicpsychology[J].JournalofConsumerpolicy，1999，（22），pp.91-116.
[2]DavidH.Krantz，R.DuncanLuce.patrickSuppesandamostversky，Foundationsofmeasurement[m].newYork：academicpress1971.
[3]Desmetp.astudyofthepotentialeffectsoftheconversiontoeuro[J].Journalofproduct&Brandmanagement，2002，（3）：pp.134-46.
[4]edmundCannon，GiampietroCipriani.euro-illusion：anaturalexperiment[J].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2006，（38）：1392-1403.
[5]eldarShafir，peterDiamond，tversky，a.moneyillusion[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7，（2）：pp.341-374.
[6]ernstFehr，Jean-Roberttyran.“Doesmoneyillusionmatter？[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1，（5）：pp.1239-1262.
[9]JamesS，Dyer，RakeshK.Sarinmeasurablemulti-attributeValueFunctions[J].operationsResearch，1979，（4）：pp.810-822.
[10]Jonase，Greitmeyert，FreyD，Schulz-HardtS.psychologicaleffectsoftheeuro-experimentalresearchontheperceptionofsalariesandpriceestimations[J].europeanJournalofSocialpsychology，2002，（32）：pp.147-69.
[11]JohnsoneJ，payneJw.effortandaccuracyinchoice[J].managementScience，1985，（31）：pp.395-414.
[12]KahnemanD.，tverskya.onthepsychologyofprediction[J].psychologicalReview，1973，（80）：pp.237-251.
[13]Kahneman，D，amostverksy.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underRisk[J].economitrica，1979，（47）：pp.263-292.
[14]KahnemanD，Slovicp，tverskya，JudgementunderCertainty：Heuristicsandbiase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andtheRussellSageFoundation，1982.
[15]Kahneman，D.newchallengestotherationalityassumption[J].Journalofinstitutionalandtheoreticaleconomics，1994，（150）：pp.18-36.
[16]marschak，J.moneyillusionanddemandanalysis[J].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43，（1）：pp.40-48.
[17]mariniG，piergallinia，Scaramozzinop.inflationBiasaftertheeuro：evidencefromtheUKanditaly[R].workingpaper.CentreforFinancialandmanagementStudies，UniversityofLondon，2004.
[18]priaRaghubir，JoydeepSrivastava.effectofFaceValueonproductValuationinForeignCurrencies[J].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2002，（29）：pp.335-347.
[19]priaRaghubir.aninformationprocessingreviewofthesubjectivevalueofmoneyandprices[J].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2006，（59）：pp.053-1062.
数字货币研究分析篇7
一、1900年前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回顾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之前，对该领域在上的发展及上一个世纪之交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作以简要概括，应该是逻辑的起点。
（一）货币金融理论逐步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在古代先贤哲人那里便已开始了，但在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与、伦、政治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体现在思想家丰富的著作中。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年）在他的《理想国》和《论》两部著作中，就曾对货币和高利贷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论述；古希腊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年）在他的《政治论》和《伦理学》著作中也曾多次讨论过货币和高利贷问题，并对货币流通、价值形式和信用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的。古代思想家对货币、信用问题的分析在货币金融思想史中具有开端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西方形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大致是在15-16世纪，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确立的时期。在此之前，由其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经济学还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15-16世纪，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制度快速成长，小商人和手者开始独立出来，经济迅速向商品经济转变，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各种方式在加速，社会生活中经济力量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中对经济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开始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相对独立出来。
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开始走向相对独立的过程中，最初的也是最有的是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学。重商主义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已不是像前人那样主要放在哲学和政治学著作中，而是把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来研究。1615年，盂列克钦写作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托马斯·孟于1664年出版了《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该书被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
虽然重商主义者开始把经济问题作为相对独立的范畴来研究，但真正确立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则是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古典经济学兴盛的时期是从17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其代表人物在英国是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最著名的著作有威廉·配第1662年发表的《赋税论》、布阿吉尔贝尔1695年的《法兰西详情》、大卫·休谟1752年的《政治论丛》、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李嘉图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西斯蒙第1819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等。威廉·配第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李嘉图则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既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大师，又因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被看作经济学的开创者。古典经济学兴盛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是经济理论的主导思想。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货币、信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新式银行的出现，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使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对货币、信用、利息、银行等问题的研究成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世纪70年代，以法国的瓦尔拉斯、英国的杰文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建立了从各个市场分析供求的微观分析，也称均衡分析方法，他们提出了边际需求的概念，认为边际需求决定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决定市场均衡。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被认为是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理论发展的集大成者，该书的广泛使用使微观分析成为主流。该书也是第一次放弃使用"政治经济学"而采用"经济学"这一概念，这也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的完全独立。
在边际主义兴起（有些学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之后，货币、资本市场开始成为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货币金融理论便在经济学科体系中快速发展起来，并随着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上升而逐渐成为经济学科体系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在20世纪初期信用货币广泛流通和货币金融关系与经济生活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之后，货币金融理论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上升的同时，也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得到更快的发展。
（二）20世纪初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如前所述，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在古代先贤哲人那里即已开始，其思想体现在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等著作中，所表达的主要是货币、信用问题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等方面。从涉及的内容看，主要包括货币、信用、银行等方面。其中，在货币理论方面，研究的主要范畴有：货币的起源、币材、价值形式，货币的性质与职能，铸币与可兑换银行券，货币发行权、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货币与财富的关系，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的关系等；在信用理论方面，有信用的起源、信用形式，利息的本质、利息率的决定以及高利贷问题；在银行方面，有银行的产生、职能，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银行与货币兑换业和银钱业的关系，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的关系等；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有汇率的决定、国际收支的平衡等。这些内容就现在看来，有些已属于货币史、信用史、银行史的范畴，理论分析多有大致可以接受的结论，后来未有大的发展。有些则成为后来研究的起点，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展丰富起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产业革命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技术条件极大改善，经济空前繁荣。与此同时，货币制度与货币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信用货币广泛流通，经济的货币化趋势日益明显，货币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出来。在这一时期，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有两个特点极为突出：一方面，对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货币金融基本理论问题有了重新认识和发展；另一方面，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微观分析法，形成了新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大大扩展。关于前者，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货币的本质与货币的职能
对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的认识，是货币金融理论中最基本的问题。早期的思想家研究经济和货币金融问题，大都是从此开始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历史上大致有两种观点，即"货币金属观"和"货币名目观"。货币金属观认为货币的本质是财富，必须具有实质价值，货币天然是贵金融，货币的职能便是储藏财富，交换的目的便是增加财富的储藏。货币名目观认为，货币是一种价值符号，只是名目上的存在，其流通是由国家的权威规定的，由此货币的职能是充当交换手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已不是这样简单的看待货币了。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生产的扩大和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货币，而货币不必限于具有实体价值的贵金属，于是有了银行券和纸币的流通；另一方面，学者们也认识到，银行券和纸币的流通也不能是无限制的，要有一定的价值储备作基础。由此，对货币职能的看法也扩展到流通手段、计价手段和财富储藏这几个方面。
2.关于银行券和货币发行制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银行券已广泛流通，铸币流通已日益减少，并已呈现出纸币取代铸币流通的发展趋势。因此，这一时期，对银行券流通和货币发行制度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在此之前，银行券的发行已逐步统一到中央银行，对发行准备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上取得一致，即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提供货币，根据兑换需求保留一定比例的准备金。此时对银行券和货币发行问题认识的一大突破是淡化银行券和纸币之间的区别，把二者和铸币统一起来考虑，这便为后来货币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3.关于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
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在完全的金属货币流通体制下也是一个研究的焦点，早期的"货币数量说"便是很有影响的一种观点。生产和商品流通规模变化不大而新的金银矿的发现使金银在短时间内的突然增加，货币数量的相对稳定而农作物的歉收等，都曾导致物价的波动，给货币数量说提供了支持。19世纪末20世纪初，信用货币已广泛流通，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明显，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取得很大进展。20世纪货币供求理论的发展基本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上。
4.关于信用和利息理论
信用是一个古老的范畴，信用理论是货币金融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学者们大都给予充分的肯定。斯密认为，信用的作用主要有两条，一是节约资本家所必须保有的准备金和金银货币，二是可以把节约下来的准备金和社会流通的金银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李嘉图认为，信用还可以通过资本的再分配，促进利润率的平均化。约翰·穆勒认为信用能为有才干的人提供条件。在银行发展起来之后，对银行信用的认识更加深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信用与货币量之间的关系、信用与物价之间的关系等都已有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调节控制信用量的必要性。对银行提供信用的态度，历史上有两种学说即"信用媒介说"和"信用创造说"影响很大，前者主张银行应在接受存款的基础上提供放款，放款的数量决定于存款的数量，银行只是充当媒介的角色。后者主张银行的放款可以超过存款，且能用放款的办法创造存款，银行提供信用的限制在于社会的真实需求。到19世纪末，"银行创造论"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理论界对于信用创造货币的机制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利息与信用是相并存在的古老范畴。历史上对利息问题的研究一般是与信用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最初的研究焦点在于利息的合理性及其界限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对利息的研究转移到利息率的决定上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古典学派从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分析利息率的形成和决定，提出了"均衡利息论"，成为20世纪利息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回顾20世纪初期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除了上述在货币金融基本理论问题方面有了重新认识外，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还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货币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金银铸币，而是扩大到存款、商业票据等形式
历史上对货币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指金属货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和国家发行的纸币已广泛流通，由于转账结算体系的建立，银行存款明显起着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商业票据的使用也节约了金属货币的流通。学者们已看到银行存款、商业票据等与金属货币的联系，已把存款纳入了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围，开始把存款看作货币。20世纪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便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并且随着货币形式的不断增加，对货币的研究开始分层次进行。
2.把货币供给与需求放在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
在金属货币流通体制下，学术界对货币供求的分析基本上是分别单独考察的。从货币需求方面看，主要是分析商品流通对货币的客观需要量；从货币供给方面看，重点考察的是货币是否足值以及从物价的角度判断货币是多还是少。新古典学派兴盛之后，引入了边际分析方法，建立了市场均衡分析模型，把供给和需求纳入了统一的分析框架。由此，对货币供求的分析也开始联系在一起，此时的研究重点则仍然集中在宏观方面，即统一框架内的总量分析。
3.对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的研究开始引起广泛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之后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起了重要作用。相应地，对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当时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的作用、证券交易的组织与运作原理等方面，也看到了资本市场与货币供求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奠定了20世纪资本市场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
4.国际货币体系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本位货币制度虽然仍然是占主导的货币制度，但此时信用货币已呈现出即将取代金属货币成为主要货币的发展趋势。经济的发展和生产与流通的扩大，使金本位制度面临极大的挑战，新的国际经济关系需要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很明显，信用货币体制下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比金属货币制度体制下的国际货币关系复杂的多。因此在上个世纪之交，理论界已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了集中探讨，并使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货币金融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20世纪初期的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在经过此前数百年的发展之后，在许多方面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认识深度，并建立了货币金融学科体系最初的研究框架。
二、20世纪西方货币的主要脉络
20世纪，世界各国在、、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曾在一系列著作中对西方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19世纪生产力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出高度评价，而20世纪世界经济领域的成果又远远超过了19世纪和以往任何。在新的世纪之交，美国经济学家拉迪·多恩布什应德国《明镜》杂志之邀，写作了《伟大的繁荣》一文，对人类社会在20世纪取得的经济成就作了充分的评价，他写到："这个世纪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好。尽管有大萧条，尽管有两次世界大战，今天人类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从生物学到国际互联网，革新的种子发育出即使是最大胆的梦想也无法想象的福利"，"无论是汽车、电视机的人均占有量，电话通讯成本的下降，还是机容量爆炸性地增长都体现了这种进步。根据这个标准，站在今天的水平上进行比较，1900年简直就是石器时代"。同样，对货币金融理论的来说，20世纪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也是20世纪初所远远不能想象的。
理论的发展永远都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决定的。20世纪货币金融理论也是遵照这一发展的。根据20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其主要脉络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一）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
在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里，西方各国的经济都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就货币金融领域来看，银行券的流通补充了经济发展对金属货币的需要；比较完善的金本位制使国际经济关系比较顺畅。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经济发展的进程，许多国家经济与金融发生了剧烈的波动，生产急速下降，银行券普遍停止兑现，物价普遍上涨。战争结束后，面对混乱的经济秩序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各国开始从多方面致力于恢复经济，主要措施包括：努力使财政收支平衡，控制通货膨胀，健全中央银行制度，执行稳定的金融政策，共同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等等。由此决定了货币金融领域研究的重点开始向现实政策转移，这也是货币金融理论研究史上的重大转变。货币金融理论研究更加服务于现实这一特点基本上贯穿于整个20世纪。
这一时期，货币金融领域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以及在国际间传递的主要途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其中，对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从商品的供求和银行券的过量发行以及政府赤字方面进行考察，对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主要从贸易和货币制度方面进行分析。(2)对国际收支和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具体研究上，把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提出了进出口需求弹性的重要概念，马歇尔--勒纳条件、古斯塔夫和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凯恩斯的远期利率决定于利差的利率平价论等即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3)对金属货币和信用货币同时流通条件下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进行了研究，并结合"一战"前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4)对中央银行制度在稳定经济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了初期中央银行制度运行的经验，加快了各国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步伐。(5)货币供求和均衡分析大大扩展，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分析引入了数学这一工具并取得很大进展。甘末尔的交易方程式、费雪的交易方程式、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方程式、庇古的"剑桥方程式"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对上述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有些直接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如中央银行制度的普遍建立，物价水平的稳定，财政赤字的降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等等；有些研究则推动了货币金融理论走向深入，如通货膨胀传递机制分析，国际收支理论分析，货币供求的数量模型分析等，使货币金融理论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1929-1933年的大危机至"二战"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主要国家经过几年的恢复发展和政策调整，经济很快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22-1928年，西方各国出现了一次经济发展的高潮，但1929-1933年发生的大危机再次使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断。这次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迅即扩展到西方世界。美国的GDp在1929-1934年间下降了24%，大批和银行倒闭，工人失业，生产凋敝，物价剧烈波动，货币金融制度受到极大的冲击。这次危机使生产力水平倒退了20年，1934年西方世界的生产只相当于1908年的水平。在危机发生过程中及危机结束后，产业界、理论界和政界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危机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就经济理论来说，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的"第三次革命"，即凯恩斯主义的兴起。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这部后来被奉为经济学经典的著作中，他依据对大危机发生原因的深刻分析，系统批判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开创了经济学全新的理论框架、思维范式和政策方向。凯恩斯否定了市场经济能够自动配置资源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状态的均衡理论，提出了"有效需求"这一新范畴，分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开出了具体的政策药方。在他的政策药方中，最重要的便是赤字财政政策和低利率及增加货币数量的"廉价货币政策"。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改变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国家干预理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货币金融理论迅速成为经济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两大基本手段。尽管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是第一位的，但他同时指出财政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凯恩斯革命"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直接是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研究的无比关注。事实上，凯恩斯本人理论体系的形成除了他对经济现实的认真观察和慎密思考外，对货币理论的研究正是他建立新的理论大厦的基石。在《通论》发表以前，他即于1923年发表了《货币改革论》，1930年发表了《货币论》，并多次就货币问题发表讲演。他认为从中短期的宏观经济分析，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数量会对经济总量产生影响。《通论》发表以后，更是引起学术界对货币金融问题研究的高潮，货币理论成为新的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果衡量、货币供求与通货膨胀、利率的决定与信贷的作用机理，成为这一时期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重点。
与此同时，根据大危机发生前几年信用过快增长和证券价格大幅度上涨的现实，货币金融学家还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信用膨胀与危机发生的内在联系，资产虚拟性和资本（证券）价格的变动也成为研究的另一个重点，产生了最初的股票定价模型，推动了信用理论和金融市场理论的发展。
（三）"二战"结束至60年代末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建立是在大危机之后，在由此带来的新经济理论的兴盛和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尚未得到充分实践的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二战"给所有参战国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经济再一次受到极大的破坏，只有美国是一个例外。"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在美国和英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对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展开了大讨论，成立了联合国以及世界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实行了复兴欧洲的"战后计划"等一系列措施。在制定战后恢复经济的措施过程中，很明显地受到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真正进入实践，并逐步确立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就货币金融领域来说，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研究的重点首先是重建国际货币体系，最主要的成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这个体系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70年代初该体系的解体。
经过战后几年的努力，到40年代末，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得以确立，各国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西方世界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50-60年代，西方经济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一时期，经济理论得到极大发展。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不论是学科体系、基本架构，还是基本原理、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就货币金融理论来说，50-60年代研究的内容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扩展。最主要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广泛于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2)把众多因素引入货币供求分析，货币需求理论和货币供给理论的内容都大大丰富了；(3)利率理论得到极大发展；(4)主流经济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全面深化；(5)货币主义学派等迅速崛起，推动了货币金融理论走向更高的层次；(6)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结构分析引起广泛关注；(7)储蓄和投资理论走向成熟；(8)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理论成为货币金融理论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并奠定了后来发展的基础；(9)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理论不断完善；(10)由金融业务发展带来的相关理论研究不断填补着以前的空白点，丰富了整个学科体系。
（四）20世纪70-80年代
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在经过50-60年展的黄金时期之后，70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趋势遇到阻碍，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被称为"滞胀"的现象出现了。石油危机又使经济发展的困难雪上加霜。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扩张性政策的利弊得失。在这一背景下，对经济"滞胀"的原因及解救措施的研究成为70年代中前期的一个焦点，就货币金融理论来说，对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并在理论上取得很大进展。与此同时，"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不再承担按官价兑换黄金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出现重大的困难，由此，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又一次成为国际性的大课题，其结果是浮动汇率制度的建立。这一时期的货币金融研究，除了货币政策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和国际货币体系这三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外，还在下述几个方面取得重要成果：(1)金融创新理论得到极大发展。在50-60年代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金融领域的发展很快，进入70年代后，面临新的环境，新一轮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成果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由此，对金融创新的研究，包括创新的原因分析、创新的成本、创新的效益、创新对金融发展及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2)金融市场理论又一次深化。在50-60年代建立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理论框架基础上，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对资本市场的研究再次掀起一个高潮，各种模型得到充实、完善，特别是对新出现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研究很多，丰富了资本市场理论；(3)对资本流动的分析成为新的热点。70-80年代，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已日益明显，跨国公司纷纷建立，资本流动数额迅速增大，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分析也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重点；(4)对外债的分析引起广泛关注。80年代初，拉美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不但对债权国带来很大影响，也影响到世界经济的运行，因此，80年代对债务尤其是外债问题的研究也成为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5)对发展家的金融分析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的关注始于50-60年代，到70年代后，更多的学者把研究的重点转到了这个方面。60年代提出的金融压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影响不断扩大；(6)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了极大的扩展。
（五）20世纪的最后十年
数字货币研究分析篇8
关键词收益率；波动；股票；因素
abstractBasedontheShanghaistockmarketfortheresearchbackground，weScreenthesampledataduringthestudyperiod,applythestatisticalmethods,analysisthefactorsaffectingthestockyieldunderdifferentconditions.concreteanalysisofproofandcauseofunusualfluctuationsforthestock.findouttheimpactofyieldofmacroexternalfactors,internalfactorsoflistedcompaniesinChinesestockmarketinthesocialistmarketeconomicdevelopmentprocess.thispaperstartsfrommacroeconomicfactors,what'smore,expectation,canbeconsideredtobethemacroeconomicvariablefactors,becausewecanonlyunderstandthemicro-expectedfromacquaintaionofmacrofactors.
Keywordsyield；fluctuation；stockmarket；factor
股票市场价格及收益率的变化特征是考察和分析股票市场运行机制、风险特征和结构特点的重要层面，也是运用现代资本市场理论对股票市场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而研究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因素，是解决许多实际问题的需要。
本文试图运用比较简单的数学原理来分析中国股市，对各种影响因素加以简单分析从中找到某种必然联系。然而并不是看这些方面就可以正确的分析股市的发展。还必须了解更多更重要的信息，比如：利率、人民币升值、外贸顺差、股市资金流动性等等方面去探索。以上这些都是可以影响股市价格波动及其收益的的因素。
一、影响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
根据很多方面的信息我们知道，影响股市的因素有很多，具体可分为三方面来说，从宏观调控方面来讲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失业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政治因素都大大小小的影响着股市的走势；微观方面，公司本身的业绩增长或下跌、盈利能力、行业地位、公司的产业前景、管理层的经营战略，当然还有它的行业生命周期。[1]
（一）宏观经济因素
宏观经济因素与政策因素对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无论在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都起非常直接的作用。根据宏观经济的各个组成因素，宏观经济中国民生产总值(GDp)、经济周期、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物价、利率、汇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政治因素等都对股票市场有影响。
1．国民生产总值(GDp)
从根本上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决定着股市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因此，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一些因素都将对股市及股市中存在着的各种股票发生显著作用。很难想象，经济持续滑坡的国家股市会保持持续的增长而不疲软。
2．经济周期
一般说来，在经济衰退时期，股票价格会逐渐下跌；到危机时期，股价跌至最低点；而经济复苏开始时，股价又会逐步上升；到繁荣时，股价则上涨至最高点。这种变动的具体原因是，当经济开始衰退之后，企业的产品滞销，利润相应减少，促使企业减少产量，从而导致股息、红利也随之不断减少，持股的股东因股票收益不佳而纷纷抛售，使股票价格下跌。当经济衰退已经达到经济危机时，整个经济生活处于瘫痪状况，大量的企业倒闭，股票持有者由于对形势持悲观态度而纷纷卖出手中的股票，从而使整个股市价格大跌，市场处于萧条和混乱之中。经济周期经过最低谷之后又出现缓慢复苏的势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商品开始有一定的销售量，企业又能开始给股东分发一些股息红利，股东慢慢觉得持股有利可图，于是纷纷购买，使股价缓缓回升；当经济由复苏达到繁荣阶段时，企业的商品生产能力与产量大增，商品销售状况良好，企业开始大量盈利，股息、红利相应增多，股票价格上涨至最高点[2]。
3．通货膨胀、通货紧缩
一般认为，通货膨胀率很低（如5％以内）时，危害并不大且对股票价格还有推动作用。因为，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货币供应量增多造成的。货币供应量增多，开始时一般能刺激生产，增加公司利润，从而增加可分派股息。股息的增加会使股票更具吸引力，于是股票价格将上涨。
4．利率
利率是最重要的宏观因素，如果利率上升，会使投资股票者认为存入银行带来的高利率回报可能会高于股市，所以会使资金回流到银行。同理，如果利率下降，可以使买股票的人认为值得为股市的风险买单，那资金会回到股市。
5．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同传导机制影响股票市场及其发展的。它的影响途径可分为两个大方面：①直接影响，宏观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作为股市基石的上市公司将直接受益，公司利润水平提高；②间接影响，宏观经济快速增长，有利于投资者提高对股市的信心，从而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股市。有些宏观经济政策，虽然并非直接针对股市，但股市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潜在的、长期的，有时政策效应在股票市场的显现也会有一定的时滞。但是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股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管理层对股市发展也非常关注。因此，宏观经济与股市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密切。
6．政治等其它因素
这里所说的政治因素，包括：战争、政权、国际政治形势、法律制度等可作为外生变量来看待。政治稳定的国家经济也会比较稳定，有利于投资，对股市是有利的。
（二）微观因素
1．行业因素
行业因素分为行业周期、政府产业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平衡等。行业周期包括初创期、成长期、稳定期和衰退期。处在不同寿命周期的行业,其股票价格必然存在差异。产业政策直接影响行业的发展前景。国家对某一产业的扶持,意味着这一产业有更多更快的发展机会；对其限制,则意味着封杀了发展的空间。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较快、交通便利、信息化程度高的地区,投资活跃,股票投资有较好的预期。
2．市场因素
在成熟市场股票价格的波动中市场因素起着绝对的作用。股票市场的技术投机操作对股价的影响很大。尽管各国都已制定相关法律以保证股票市场的正常交易，但是投机现象仍屡屡发生,经常运用的手段主要有:转账、做庄、轮作、布遥、串谋、公司操纵。
3．公司内部因素
决定公司股票价格在合理范围内调整的主要依据是股票的内在价值，而内在价值是由公司内部因素决定的。内部因素包括：行业地位及产品竞争力、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经营管理水平与未来发展战略、股权结构调整与重大的人事变动等。近几年由于市场改革的需要，股权分置改革成为中国资本市场自建立以来最大的制度改革，上市公司的股改政策带动股票价格的波动。
二、建立模型实证分析
（一）相关假设与变量解释
1．股票价格及其指数
股票价格是指货币与股票之间的对比关系，是与股票等值的一定货币量。它有广义与下一之分，广义的股票的价格是股票的票面价格、发行价格、账面价格、清算价格、内在价格、市场价格的统称；狭义的价格是指股票的市场价格。在此，我们研究的是狭义的股票价格。
股票价格指数中尤以上证指数影响最大，上海综合指数的编制方法，上海综合指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综合指数的简称。该指数的前身为上海静安指数，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与1987年11月2日开始编制的。上海综合指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1年7月15日开始编制和公布的，以1990年12月19日为基期，基期值为100，以全部的上市公司股票为样本，以股票发行量为权数进行编制。随着上市品种的不断丰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这一综合指数的基础上，从1992年2月起分别公布a股指数和B股指数；于1993年5月3日起正式公布工业、商业、地产业、公用事业和综合五大类分类股价指数。
上证a股综合指数＝（报告期成份股的总市值/基期）×基期指数[2]
2．收益率
股票收益率指投资于股票所获得的收益总额与原始投资额的比率。股票得到投资者的青睐，是因为购买股票所带来的收益。股票的绝对收益率就是股息，相对收益就是股票收益率。我们以a股上证综合指数来衡量股票的平均收益率。
（二）数据与变量
1．变量选择与解析
为了量化评估宏观因素对证券市场股票指数的影响，我们主要选取了以下变量作为模型变量。
(1)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在描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时，我们采用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RoU、通货膨胀率三个变量。
(2)上证a股指数
在研究证券市场股票指数时，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各自股票指数的基期指数及计算方法不同无法合并研究，因此本文选取了上证a股指数为例来代表证券市场股票价格指数的变化。
(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指标
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多方面影响着证券市场的股票指数。财政政策我们主要选取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作为变量，反映货币政策则采用货币供应量和利率。
2．数据选取
本文以1991至2007年为样本，选取这期间的上证综合指数作为研究对象。上证综指每年的数据我们采用当年各月收盘价的平均值[3]，货币供应和Cpi采用每年的12月末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进行处理。具体各变量所需数据见（表1）。
变量解释:Gpi每年平均股价指数，m货币供应量，RoU失业率，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FD财政赤字规模（亿元），R利率，GDp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3．模型分析
(1)模型设计
我们建立一个能够反映我国证券市场股票价值指数的宏观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联立方程模型来进行分析和验证。根据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构造模型方程如下:
Gpi=C(1)+C(2)×m+C(3)×RoU+C(4)×Cpi+C(5)×FD+C(6)×R+C(7)×GDp
这个方程反映了上海证券市场上的a股股票价格指数与国内宏观因素之间的线性关系[4]。
(2)模型估计及检验
本模型参数估计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样本区间为1991至2007年,模型估计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上证综合指数的影响在分析中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被删除。）
参数估计方程结果:
Gpi=2351.988305+0.004595577311*m-486.2785512*RoU+0.2252290938*FD-75.03727697*R+0.007362256359*GDp
从eviews5.0中处理得到以下的结果：
如表2所示:由此可见,本模型估计出来的参数反映了其经济意义；实际值与拟合值的匹配程度较好,残差项取值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本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方程的拟合优度为0.934997，参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能够通过参数的显著性检验。
4．结论
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对于影响证券市场股价指数的因素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1)经济发展水平与股价指数不呈单一关系
①GDp与当年上证综指的相关系数为正,且存在正向的滞后效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一直都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从理论上说GDp的增长会促使上市公司业绩变好，股民收入增加，促进股市的繁荣从而股价指数攀升，传统金融学认为，投资者是“经济人”，投资行为是理性的，在有效市场中，投资者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因此，投资者在投资股票的时候，、要看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分析GDp的增长率，、如果GDp增长，政策利多、上市公司效益出现止跌回升的增长拐点，投资者就会积极投资股票，从而拉动股指。
②失业率与股价指数呈负相关关系
失业率也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失业率与股价指数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失业率增加则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失业者增多。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会将原有的储蓄和投资变成消费，消费能力下降了自然投入股市的资金量也会有所萎缩，从而企业产品的市场变小，导致利润下降，综合作用导致股价指数下滑[5]。因此，总的来说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股市的繁荣，但经济发展并不会和股价指数呈现简单的一致关系。
(2)财政政策对股价指数的影响呈滞后效应
在衡量政府的财政政策时,我们主要采用了财政赤字这个指标。实证表明,政府当年的财政赤字与上证综指呈现负相关关系，上一年的财政赤字与上证综指呈现更强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政府财政政策的滞后效应，政府若在当年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下一年才开始产生效用，而当年由于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增加，中央政府必须发行国债以弥补赤字，反而对股价指数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6]。因此我们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促进股市的繁荣，但有滞后效应。
(3)货币政策对股价指数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主要从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两方面来观察政府的货币政策。可以发现利率和货币供应量都和股价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利率提高是紧缩的货币政策，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却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它们却会同时给股市带来积极的影响。由于储蓄的收入效应，使得投资者财富增加，扩大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股市的发展。并且，储蓄具有刚性，利率的提高并不会大幅增加居民的储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直接放松了银根，促进了投资和消费，带动经济的发展和股市的繁荣[7]。因此，积极的货币政策对股市会产生促进作用。
三、总结
总之，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很多，而且错综复杂，既包括公司所处的行业、经营业绩、未来预期、重大事件、经营风险，又包括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形势及变化、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等。[8]每个公司的股价都或多或少地因这些因素的影响而造成股价波动，给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只要参与投资、进入股市,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随着股权分制改革的逐步完成，随着“清欠”、“新会计准则”、“两税合一”等一系列法规制度的完善和实施，相信中国股市作为“经济晴雨表”的功能也会越来越突出。
参考文献
[1]马树才、宋丽敏、王威.沪市股票市场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0，(08)。
[2]吴晓求,证券投资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第一版79页。
[3]埃德温・J・埃尔顿等.现资组合理论和投资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51页。
[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资料(FactBook,2005年)[eBpoL].http://省略/psseportal/ps/zhs/yjcb/fact.shtml,2006-01-02/2006-07-26.
[5]张妍.套利定价理论在中国上海股市的经验检验[J].世界经济,2000,(10).
[6]郝军红.上海证券市场股票价格波动的因素分析[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07,(06).
[7]williamF.Sharpe.SomeFactorsinnewYorkStockexchangeSecurityReturns,1931-1979[J].Journalofportfoliomanagement,1982,(08).
[8]刘霖、秦宛顺.中国股票市场套利定价模型研究[J].金融研究,2004，(06).
作者简介：
数字货币研究分析篇9
关键词：电子货币；通货膨胀；放大效应；加速效应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1)06-0014-06
通货膨胀始终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研究热点，长期以来，理论界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从未停止过，并从不同的视角研究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形成机制。在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看来，通货膨胀从长期来看是一个“纯货币现象”，即当中央银行增加货币的发行量，物价就会上涨。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则将通货膨胀的原因划分为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以及由合理预期而引起的固有型通货膨胀。然而，随着电子货币的不断发展，传统的金融理论面临着巨大的冲击。电子货币主要通过对传统货币的替代来改变传统货币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机制，这其中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明显。在当前通货膨胀压力日益明显的背景下，从不同角度探寻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就显得非常必要。研究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对通货膨胀理论的前瞻性探索，而且研究的结论将有利于央行更好地选择货币政策工具和中间目标，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一、文献综述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1996年，国际清算银行（BiS）给电子货币进行了较为权威的定义，即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公开网络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预付支出机制［1］。Singh（1999）结合了澳大利亚的实例，从商业银行和货币使用者的角度指出了电子货币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2］。Cohen（2001）认为电子货币的出现对传统通货形成竞争替代，从而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3］。palley（2001）提出，电子货币将威胁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进而减弱了央行控制利率的能力［4］。Hawkins(2002)认为电子货币会降低央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能力，并且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5］。williamson(2004)认为非货币当局所发行的电子货币将极大地改变最优货币政策，人们在交易中将减少使用央行发行的通货，但央行可以在电子货币清算中发挥作用［6］。Juang（2007）提出了电子货币改进的技术建议，通过加入关键日期信息来计算并获得电子货币的利息收入。Halpin（2009）讨论了2009年欧盟最新版电子货币指导中的一些改变，削弱了电子货币发行中的壁垒［7］。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陈雨露（2002）认为电子货币一方面减少了央行的铸币税收入，另一方面指出随电子货币对现金的逐步替代，货币乘数将变大［8］。周光友（2007）也认为电子货币对传统的货币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从而影响货币流通速度［9］。唐平（2005）认为电子货币将使通货比率、定期存款比率以及总准备金率发生变动，进而影响货币乘数［10］。周光友（2007）用实证的方法对电子货币的货币乘数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电子货币的发展放大了货币乘数效应［11］。梁强（2010）用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对货币乘数进行了估计，认为电子货币的使用率与替代率和货币乘数正相关［12］。
综上所述，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电子货币技术层面的研究较多，并侧重电子货币对央行资产负债表以及央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能力的研究，而针对电子货币影响货币政策机制的研究却不多；二是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方面，而对于电子货币影响通货膨胀的机制，却几乎没有文章进行详细讨论。虽然有的文献在研究其他问题时有所提及，但是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与论述。为此本文拟以电子货币为视角，研究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效应，并试图通过研究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揭示电子货币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内在机理，旨在为决策部门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二、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分析
电子货币的通货膨胀效应是指电子货币通过对通货膨胀决定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通货膨胀的作用过程。虽然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对传统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通货膨胀的，但由于电子货币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与传统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必然不同。而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放大效应和加速效应，接下来我们分别对它们进行分析。
（一）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放大效应
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放大效应可从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1.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在现代货币理论中，货币供给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因素。基础货币（B）由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R）和流通中的现金（C）两部分组成，而货币供给（m）即为基础货币（B）与货币乘数（m）的乘积。一般来说，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可控性较强的外生性变量，而货币乘数则主要取决于社会大众与商业银行的行为。
我国的电子货币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早是以卡基的形式流通，后来逐渐产生了“数基”型的电子货币。在1990~2009年期间的相关数据显示，流通中现金（m0）和狭义货币（m1，由m0和商业银行活期存款D组成）的绝对数量不断递增，但是m0占m1的比例却由最初的38%下降到了17.3%，同时m1在m2（广义货币，包含m1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中所占的比例也由45.4%下降到了36.3%。由此可见，电子货币的出现对流通中的货币以及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发生了替代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基础货币的数量。但是，这种数量上的减少是有限的，因为央行可以通过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进行弥补。
接下来再看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m的影响，由于对广义货币乘数的分析涵盖了狭义货币乘数，因此，我们采用广义货币乘数m2来进行分析，货币乘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m2=1+k+t(t+1)•r+e+k（1）
其中，k为流通中现金与活期存款的比率，e为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r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t为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率。首先，电子货币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能快捷而低成本地为商业银行在头寸不足时融资，因此，超额准备金率e显著下降，从而增大了货币乘数。其次，电子货币现阶段主要对流通中的现金发生替代，因此k也会显著减小。而在一般情况下货币乘数大于1，即(t+1)•r+e+k－1－k－t＜0，则：m2k=(t+1)•r+e+k－1－t－k［(t+1)•r+e+k］2＜0，
所以k的减小也会增大货币乘数。再者，由于m1占m2的比例不断下降，可以判断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的比率（t）随着电子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又由于
m2t=e+k•(1－r)［(t+1)•r+e+k］2＞0，因此，t的增加也会增大货币乘数。虽然随着电子货币对活期存款的替代，央行会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弥补基础货币的减少，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小了货币乘数，但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改变相对于其他三个因素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货币政策工具中的“猛药”，只需很微小的幅度的调整即可给货币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由此可见，电子货币的出现提升了广义货币乘数，这种乘数效应在原有的基础上显著地扩大了货币供应量。
2.电子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凯恩斯将人们对于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归结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因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收入水平越高，人们会为了日常交易而持有更多的货币，并且也需要更多的货币来应付突然开支的紧急情况。而投机性动机则与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相联系：预期利率越高，则债券价格预期将在未来下降，于是人们会抛出债券而持有货币。因此，货币需求函数可表示为：
(mp)d=L(Y,i)（2）
其中(mp)d为货币需求，Y为收入，i为名义利率，且LY＞0,Li＜0。
电子货币的出现首先减少了人们因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求。其原因在于电子货币的流通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信息流所代表的资金传送十分迅速、便捷，方便人们为了交易和预防的目的进行资金融通，而且持有现金的减少也降低了货币时间价值的损失。于是，货币需求关于收入的敏感性降低，即LY减小。
其次，电子货币增大了人们因投机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求。由于电子货币在不同金融资产之间的转换非常高效、快捷，方便人们进行跨市场的投机。当预期利率上升时，金融资产的贴现率变大，使得预期金融资产价格下降，于是人们会及时将通过电子货币的媒介迅速将金融资产转化为银行存款；当预期利率下降时，人们预期金融资产价格将上涨，于是会将持有的资金转化为金融资产这一广义货币形式。由此可见，电子货币使货币投机对利率的敏感性增强，即Li变大。因为Li＜0，所以Li减小。
3.电子货币条件下的货币市场均衡。
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是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即：
(msp)=L(Y,i)（3）
其中ms为货币供给，p为物价。如果对式（3）两边取自然对数，然后移项取微分，则可以得到：
dpp=dmsms－LY•dY+Li•diL(Y,i)（4）
其中dpp为物价增长率，也就是通货膨胀率，而p，ms，L(Y,i)均为基期水平。从式（4）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取决于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和货币需求的增长率。
由于电子货币放大了货币乘数效应，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货币供给，因此dms变大。而电子货币使得货币需求对于收入的敏感性降低，而对于利率的敏感性增强，所以LY•dY+Li•di变小。于是，通货膨胀率dpp=dmsms－LY•dY+Li•diL(Y,i)将增大，亦即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有着放大效应。
（二）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加速效应
现实生活中，通货膨胀的发生与人们的预期息息相关。图1即为附加预期的通货膨胀模型，其中aD为总需求曲线，eaS为附加预期的短期总供给曲线，而LaS为长期总供给曲线。短期总供给曲线eaS0与总需求曲线aD0在价格水平为p0处相交，同时经过代表充分就业的长期总供给水平Y。当总需求扩张到aD1曲线时，人们预期价格水平也将升高，从p0不断修正调整，一直到预期价格水平为p1为止。这时，短期总供给曲线也上升到了eaS1，预期价格等于实际价格p1，高于原先价格水平p0，达到新的均衡，发生了通货膨胀，但是实际产出仍然等于潜在产出Y。
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加速效应体现在短期总供给曲线从eaS0调整到eaS1的时间将会被大大缩短。原因在于随着电子货币的不断发展，产生了诸如多功能信用卡、atm、电子化资金划拨系统、自动转账服务、电子支付清算网络等众多创新产品。而交易和货币的电子化、网络化大大降低了资金在不同资产之间转移的成本，与此同时，整个交易过程将更加快捷，并且不再像传统交易那样受到时间和地点的约束。当企业预计到价格将发生变化时，可以及时、快速地周转资金，从而调整生产规模以获取利益最大化。其次，金融市场的电子化、网络化也极大地加深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尤其是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和大宗电子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让人们对现实中的价格投机更为敏感。一旦发现有套利的机会，人们便会借助电子货币，及时周转资金进行投机，于是通货膨胀率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峰值。由此，在加入了电子货币后，整个市场中的物价波动幅度将会比以往更大，对于政策的反应会更加灵敏。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指标与模型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及本研究的需要，我们选择年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样本区间为1990~2009年，共20个年度样本。其中m1、m2分别为各年末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数量，基础货币则选取了货币当局负债中的储备货币余额，这三列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与人民银行网站。GDp为各年度名义国内生产总值，Cpi则是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它们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m1为狭义货币乘数，由狭义货币数量m1除以基础货币计算得到。V2为广义货币流通速度，根据经典的费雪方程：mV=pY，则V=pY/m，可以由名义GDp除以广义货币数量（m2）而近似得到。
在选取数据指标时，首先将年度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率的指标，反映了一篮子与居民生活有关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总体变动。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通过放大效应与加速效应两个渠道，因此，分别选择狭义货币乘数（m1）和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分别作为衡量放大效应和加速效应的指标。另外，由于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存在着非常强的自相关性，所以，还选取了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作为影响当期通货膨胀的另一项指标，从而更好地保证了模型的科学性。
1.狭义货币乘数（m1），由狭义货币数量（m1）除以基础货币而近似得到，可以用来作为衡量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放大效应的指标。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电子货币的不断发展，狭义货币乘数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虽然有一些波折，但仍从1990年的0.962上升到了2009年的1.538①。
2.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可以用来衡量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加速效应。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的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处在下降的趋势中，从1990年的1.22下降到了2009年的0.56。在一些金融创新程度非常高的欧美国家中，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呈现V字型［13］。由此可以推断，随着我国电子货币化的不断深入，流通速度应该也会有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而目前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仍在下降中，表明电子货币仍需进一步发展②。
3.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Cpi)是模型中用于衡量通货膨胀率的指标。从图2看，各年的Cpi虽有波动，但无明显的趋势，因此可以推测，Cpi的变化受呈上升趋势的m1与下降趋势的V2综合影响。此外，由于适应性预期因素的存在，人们往往会根据上一期的物价指数来对当期的物价指数进行推测，从而改变自己的生产与消费。由于物价指数时间序列存在的这种自相关性，因此，将滞后一期的物价指数作为自变量指标之一是合理的。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初步判定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最明显的。为了检验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放大效应与加速效应，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Cpit=β0+β1Lmt+β2LVt+β3LCpit－1+ε（5）
其中，LCpi是对数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Lm是对数狭义货币乘数，LV是对数广义货币流通速度，LCpit-1是滞后一期的对数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
（二）检验过程
1.平稳性检验。
由于变量序列的平稳与否是进行协整与格兰杰检验的前提，而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目的在于判断变量序列的平稳性，因此，必须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通过Stata11.0软件对LCpi，Lm，LV分别进行aDF方法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见，LCpi，Lm和LV的mackinnon统计量p值均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即不能拒绝这些变量存在单位根，因此LCpi，Lm和LV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2.协整检验。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由于各变量自身并不平稳（即存在单位根），并且各变量序列是同阶单整，从而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因此，可通过协整检验来确定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必须对回归方程进行协整检验，在此，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方程LCpit=β0+β1Lmt+β2LVt+β3LCpit－1+ε，结果见表2。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可得到如下协整方程：
LCpit=1.49+0.2786Lmt+0.2636LVt+
0.6764LCpit－1（6）
再对长期均衡误差进行滞后期为1的aDF方法检验，得到mackinnon统计量p值为0.0385，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了长期均衡误差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LCpit，Lmt，LVt，和LCpit-1之间是协整的，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
经过协整检验，得知上述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无法判断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及其方向，尚需进一步验证，这就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为此，采用滞后阶数为1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三）对实证结果的分析
在长期均衡方程LCpit=1.49+0.2786Lmt+0.2636LVt+0.6764LCpit－1的回归结果中，F检验的p值为0.001，远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整个回归方程是显著的。而且，自变量系数t检验的p值也都小于显著性水平，因此，这些系数也都是显著的。
LCpit-1的系数为0.6764，衡量了前一期物价指数对当期物价指数的影响程度，即前一期物价指数变化1%，则当期物价指数将会平均朝同方向变动0.6764%。可见人们对通货膨胀存在着正向预期，即前一期的通货膨胀率越高，人们对当期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也越高，并由此调整行为，进而正向影响当期物价指数。
Lmt的系数为0.2786，反映了物价指数的货币乘数弹性，即狭义货币乘数每上升1%，当期物价指数将平均上升0.2786%。物价指数的货币乘数弹性的经济意义在于衡量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放大效应，弹性越大，则电子货币的放大效应将越显著。随着电子货币的不断发展，货币乘数受电子货币的影响将会逐渐变大，进而通过改变货币市场的供求来对通货膨胀产生明显的放大作用。
LVt的系数为0.2636，反映了物价指数的货币流速弹性，意味着广义货币流通速度每上升1%，则当期物价指数将平均会上升0.2636%。物价指数的货币流速弹性的经济意义在于衡量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加速效应，弹性越大，则电子货币的加速效应就越显著。当电子货币发展到某一程度时，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将会呈现上升的趋势，从而使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加速效应进一步增大。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电子货币一方面通过对货币供求发生影响，从而对通货膨胀有了放大的效应；另一方面，电子货币交易的快速与便捷，对通货膨胀产生了加速效应。这两个效应在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体现，并且可以预计，随着电子货币的不断普及，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显著。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为了提高电子货币的可测性，从而更好地监控电子货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中央银行应完善对电子货币的统计。
（2）央行应加强对电子货币发行企业或机构监管，防止电子货币的滥发而导致货币供给的膨胀以及央行资产负债规模的缩减，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加强对游资在各种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通过不同货币形式迅速转移的监管，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防止电子交易中的货币非正常地向实体经济大量涌入，造成短期内恶性的通货膨胀。
注释:
①货币乘数是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产生放大效应的重要环节。之所以选择狭义货币乘数，是因为此处的通货膨胀指标是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而目前对居民生活有关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动产生放大效应的主要是狭义货币的供求。
②选择广义货币流通速度，是因为在分析电子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加速效应时，主要的影响来自于不同货币形式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转换，而广义货币可以更好地涵盖各种货币形式。
参考文献：
［1］BiS.implicationsforcentralbanksofthedevelopmentofelectronicmoney［R］.BiSworkingpaper,1996:2027.
［2］SupriyaSingh.electronicmoney:understandingitsusetoincreasetheeffectivenessofpolicy［J］.telecommunicationspolicy.1999,(23):753-773.
［3］Cohen,B.J.electronicmoney:newdayorfalsedawn［J］.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2001,(2):197-225.
［4］palley，t.i.theemoneyrevolution:challengesandimplicationsformonetarypolicy［J］.JournalofpostKeynesianeconomy,2001,(2):217-233.
［5］JohnHawkins.electronicfinanceandmonetarypolicy［R］.BiSworkingpaper,no.2002.
［6］williamsonS.D.Limitedparticipation,privatemoneyandcreditinaspatialmodelofmoney［J］.economictheory,2004,(4):857-875.
［7］RuthHalpin,Roksanamoore.Developmentsinelectronicmoneyregulationtheelectronicmoneydirective:abetterdealforemoneyissuers?［J］.ComputerLaw&SecurityReview.2009(25):563-568.
［8］陈雨露，边卫红.电子货币发展与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2,(11):21-25.
［9］周光友.电子货币视角下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原因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1)：20-24.
［10］唐平.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J］.上海金融,2005,(7):66-69.
［11］周光友.电子货币的货币乘数效应：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7,24(3):68-73.
［12］梁强，唐宝安.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J］.金融与经济,2010,(5):10-12.
［13］蒲成毅.数字现金对货币供应与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2,(5):81-89.
anempiricalStudyontheimpactofelectronicmoneyoninflation
ZHoUGuangyou1,XUZekun2
(1.instituteforFinancialStudies,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2.DepartmentofinternationalFinance,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theemergenceanddevelopmentofelectronicmoneyhaveproducedimpactsonmanytraditionalfinancialtheories,includingasignificanteffectoninflation.inthispaper,electronicmoneyisintroducedintotheframeworkoftheformationmechanismofinflation.itisfoundthatthecirculationofelectronicmoneyhasmagnifiedandacceleratedtheinflation,whichincreasethedifficultyofmacrocontrolbythecentralbank.thentheempiricalstudyhasbeendonetotesttheamplificationandaccelerationeffectsbythedatafrom1990to2009.asisshownintheempiricalresults,bothofthetwoeffectsaresignificant.atlast,somesuggestionsaregiven.
Keywords：electronicmoney;inflation;magnifyingeffect;acceleratingeffect
收稿日期：2011-05-04
数字货币研究分析篇10
[关键词]虚拟货币；发展；研究
一、导言
（一）虚拟货币概述
由于虚拟货币形式多样且尚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很多现象还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学术界对它的定义也有不少的争议，现阶段虚拟货币的含义指的是虚拟货币的发行主体是除了中央银行以外的其他实体单位或个人，现阶段主要是非金融机构的网络运营商；虚拟货币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于网络或电子设备中，通过网络系统以数据传输的方式流通；虚拟货币执行的是类似货币的支付功能，能够用于购买现实商品、虚拟财产和电子服务等。
（二）虚拟货币的发展及应用
（1）国外发展现状
“网豆”，是一家名为的公司的产品，消费者可以在近200家认可网豆支付方式的电子商务网站消费。“第二人生”（SecondLife简称SL）是硅谷互联网公司“林登实验室”在2003年推出的一个互动三维平台。
（2）国内发展现状
我国最早出现的网络虚拟币是在2000年，中文利网开始以积分的形式，给消费者提供虚拟货币。各个网站为了在电子货币这个新兴的产业中获得自己的利益，纷纷掏巨资建立自己的支付平台，比较有名气的是淘宝网的支付宝，易趣网的贝宝等电子货币系统。日益发展起来的各个网站虚拟货币，目前都处于封闭状态，虚拟货币以单个网站为背景依托，相对封闭的集中服务于网站内部各个产品之间的价值交换，想要同其他网站之间进行货币交换，还有一定的障碍，但是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某些虚拟货币已经跨出了预先设定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行使了虚拟世界的货币职能。
二、虚拟货币的研究进展
目前，国际国内对虚拟货币的研究都尚处于萌芽阶段，尚无成型的理论，我国对虚拟货币监管在法律上也处于空白状态，关于虚拟货币是否会冲击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地位以及是否会冲击我国金融市场的探讨还没有一个定论。因此，关于虚拟货币的研究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虚拟货币的研究，国内外仍缺乏相关的专著，至于虚拟货币对货币政策影响的文献更为少见，有关资料主要散见于国际清算银行（BiS）、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发表的报告以及一些学者、研究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虚拟货币的研究开始于2000年，但系统深入地对虚拟货币的研究并不多，大部分是新闻评述式的探讨，大部分学术文献从经济角度和金融角度对虚拟货币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机技术与安全、金融监管、网络游戏产业、货币等领域。关于虚拟货币对货币政策影响的观点散见于一些学者的文章中，主要有：谢平、尹龙在《网络经济下的金融理论与金融治理》一文中提出虚拟货币的发展将对货币供求理论和货币政策的控制产生影响。陈雨露、边卫红在《电子货币发展与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分析》中指出虚拟货币流通将使得中央银行面临丧失货币发行权、损失铸币税收入和货币政策失效的风斟。李狮在《虚拟货币的发展与货币理论和政策的重构》中分析了虚拟货币的使用将使得货币供给的变化，以及货币乘数发生变动从而产生货币创造，并进行了关于虚拟货币对货币政策影响的理论分析。国内对虚拟货币分析得比较全面的著作苏宁在《虚拟货币理论分析》一书中，把虚拟货币划分为初级虚拟货币和高能虚拟货币，并对虚拟货币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此外，国内关于虚拟货币问题比较重要的文献还有：黄宪等编著的《货币金融学》，钟孝生的《网络虚拟货币本质及其对货币流通的影响》等。
三、虚拟货币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法律的缺失
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虚拟货币的相关法律。当前的法律并不承认虚拟财产的合法性，国家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政策保障虚拟物品交易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虚拟财产的保护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致使很多与虚拟财产有关的纠纷无法可依，给司法机关定罪判案造成了很多困难，更使许多正当的虚拟财产受到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同时，这也使得虚拟货币与现实货币的交易只能在地下秘密的进行，交易行为和交易规则混乱。
（二）监管的缺失
作为一种支付工具和货币形式的发行，虚拟货币已经不再类似于一般的商品，它的稳定合法的流通对于稳定我国金融市场具有一定作用。由于虚拟货币的发行不需要严格的备案或审批，而采取零售的方式，这就意味着虚拟货币的持有者对这些虚拟货币的总量和发行状况没有一个确切的了解，信息的不对称可能会引起虚拟货币发行者的道德风险。当前市场上流通着大量的虚拟货币，而且种类繁多，这些虚拟货币的流通是以各家运营商的信誉与实力做担保的，如果一家运营商由于经营不善或信用不良关门的话，市场上流通的由其发行的大量的网络货币将一文不值。如果一家运营商发生这样的情况，人们会对市面上流通的所有虚拟货币都产生不信任，势必会引发虚拟货币市场的混乱。由此，对发行虚拟货币的网络运营商的监管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谢平、尹龙，网络经济下的金融理论与金融治理[J]《经济研究》
[2]陈雨露、边卫红，电子货币发展与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
[3]李狮，虚拟货币的发展与货币理论和政策的重构[J]《世界经济》
[4]钟孝生，网络虚拟货币本质及其对货币流通的影响[J]《商业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