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教案设计篇1
关键词：民法典；法律知识；法治思维；实践运用
青少年是祖國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使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树立法治观念，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是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而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应合理地运用这部法典，帮助学生增长民法典知识，提升民法典意识，指导民法典在实践中的运用。
一、学习民法典条文，增长民法典知识
学生的生活经验决定了他们的理解能力、水平和范围。“见多”才能“识广”。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要加强民法典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从而丰富学生法律知识。教师可采取以下两种方式。
1.加强民法典条文直接呈现和学习，增强学生对民法典知识的直观感受。
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是法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教师可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利用晨会、班会、宣传橱窗、问卷调查、知识竞赛等方式，选取民法典的条文，帮助学生了解民法典内容。现行统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非常注重法律知识的普及，多次在教材正文或者辅文中直接引用法律条文。例如在七（下）第10课“法律伴我们成长”探究2“感受法的关爱”中，就引用了宪法第46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3条、婚姻法第21条、劳动法第15条等4部法律的相关条文。在八（上）第5课第2框“预防犯罪”中引用了刑法第13条和第17条等。八（下）很多正文就是宪法条文的直接引用。但是，当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教材后，不难发现编者更多的是选取典型案例引导教学，从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概括出基本原则和特征，并非每次都提供相关的法律条文。
例如，八（上）第5课“做守法公民”第1框“警惕身边的违法行为”中，在探究分享部分列举了违反合同、侵犯肖像权和知识产权的行为，在随后的正文部分就概括了典型的民事违法行为包括侵犯他人民事权利或者没有依法履行合同义务，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法律条文帮助学生理解。教师在这部分教学中可以适当增加民法典第509条、第1019条以及第123条等相关条文。呈现相关民法典条文后，教师可以设计一个“阅读与反思”环节：（1）这些法律条文告诉我们民事违法包括哪些形式？（2）你能列举生活中与这3条民法典条文相关的案例或社会热点吗？（3）你还能找出与“民事权利”“合同的履行”相关的民法典条文吗？在解决3个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感性地认识了民法典，在查阅更多的民法典条文的过程中，澄清认识，丰富法律知识。
2.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或者通俗易懂的视频，帮助学生理解民法典条文，增强民法典知识。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完善，公民生活与法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法律知识相对而言是晦涩难懂的。想要帮助学生形象化地理解教材知识，提升学生的法治思维，教师可巧借主流媒体关于法律的宣传短片，完成教学任务。如3D动画大片《当哪吒遇到民法典》中的“独家招式泄密记”“高空坠物伤人记”“贷款购物被套记”“离婚冷静和好记”，这一系列动画故事配套相关民法典条文，生动幽默，帮助学生直观了解民法典知识，理解法律的本质与作用这一教学重点。当然，教师在选取视频时，需要仔细甄别，不能只追求趣味而忽视教育性；同时视频不宜过长，5分钟以内比较适宜。在找不到合适视频或者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教师还可以选择更加直观明了的宣传漫画。
二、解决情境中的问题，提升民法典意识
法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呈现、分析案例。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学生脑中对很多法律问题还是一片空白，对于事情的是非曲直并不清楚，所以，教师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可以将民法典条文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培养学生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习惯，帮助他们增强法律意识，提升法治思维。
1.创设生活化、有冲突的情境，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有冲突、生活化的案例，更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领他们主动探寻，培养他们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树立法治信仰。例如，笔者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5课第3框“善用法律”这一课时，就选取了这样一则案例：2017年10月8日，小黄在杭州市骑共享单车时，把化妆包忘在了车筐里。等她回来寻找时，车和化妆包都不见了。小黄通过监控视频找到了当天自己离开后把车骑走的小姜。小姜称，自己捡到化妆包后就扔掉了。小黄列了一张清单，写明化妆包里的东西价值约1700元，要求小姜赔偿1000元。最后，经当地民警调解，小姜赔偿小黄500元。在大多数学生的认知中，我们应该拾金不昧，见到贵重物品要交给失主或者警察，不重要的东西则会随意处理掉。案例中的失主要求赔偿，警察也支持，这与学生已有的经验发生了冲突，较好地引发了学生求知的欲望。此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查找民法典条文，寻找警察这样做的法律依据。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引出民法典条文第316条：“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这个教学案例中，教师运用民法典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情境问题处理得有理有据，同时也帮助学生丰富了相关法律知识。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学生会牢固树立法治意识以及相信法律、依法办事等观念，真正把法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如：坐出租车下车开门时，后方来的电动车撞上出租车车门，谁应承担损失？在小区里开车撞死没有拴狗绳的名贵小狗，需不需要赔偿？当然，教师在创设情境时，可以配合设问，分段呈现，这样更能激发学生深入学习的兴趣。
2.优化问题设计，激发求知欲。
教师设计问题时应注意呈现冲突，留有悬念，激发学生探究未知的意愿。例如，笔者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5课第3框“善用法律”时，在呈现上文中提到的捡到遗失物的案例之前，做了这样的提问引导：（1）你捡到过东西吗？（2）你遇到过捡了别人的东西又将其丢弃的事情吗？（3）捡到的东西被丢弃以后，失主找到你，让你赔偿，你会赔偿吗？通过3个追问，教师成功地调动起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随后，教师呈现上文案例，引发学生思考：“你从案例中的小黄身上，学到了什么？”通过讨论交流，学生明确了要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和尺度，而非主观臆测，从而激发自觉学习法律、尊重法律，养成用法律知识和法治思维解决问题、处理矛盾的能力和习惯。
三、指导生活实践，熟悉民法典的运用
立德树人作为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教学目标，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更应该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去。《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要求以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全过程、全要素开展法治教育。开展法治教育实践活动，运用法律指导生活，离不开法律知识，特别是民法典知识。
1.以民法典为参考，开展法治教育活动。
知行合一是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的落脚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主动开展一些专门的法治教育活动，让学生在参与活动中学习法律知识，提升法治思维。我们可以开展模拟法庭、“法律在身边”演讲比赛、法律情景剧展演等专门的法治实践活动。教师在设计活动内容时，要尽量选取与学生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和场景，并以民法典作为活动开展的重要参考依据。例如，模拟法庭活动需要学生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在模拟法庭上进行质疑辩论，进而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升华情感。如果没有对法律条文的学习，模拟法庭就会变成部分学生对法律概念及原则的诵读，从而失去开展这一活动的实际意义。
2.以民法典为指南，指导学生生活实践。
民法典教案设计篇2
二期计划及调整
依据此三项目标，该计划办公室设立了拓展台湾数字典藏、推动人文社会经济与产业的发展，推动国际合作交流网络3个主轴计划，以及技术研发、网络核心平台两个核心计划。主轴分项计划涉及推动各项工作以达成计划的总体目标，并在核心分项资源的提供下，与典藏专业领域的各种文化、教育、研究机构以及产业应用建立连结、互动与对话，并进一步与国际合作伙伴相互交流。核心分项计划通过技术与内容的互相协调，整合前端的产出与后勤支持工作，提供主轴分项计划关键的生产力与竞争力要素，因此在第一期计划执行过程中，属于跨分项、整合不同机构间的重要工作，例如联合目录、公共展示系统、异地备份系统、标准规范以及创新技术与平台，都在此双核心分项计划中以协同合作的方式进行。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2007年1月，台当局“立法院科技及资讯委员会”认为，将台湾重要典藏文物加以数字化毕竟只是数字内容产业的起点，为落实数字典藏与数字学习资讯的知识化与社会化，朝知识社会的发展与构建，进而实现提升台湾竞争力的终极效益，有必要将“数字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与晚一年实施的“数字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合二为一。
整合后的所谓“数字典藏与数字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于2008年开始执行，至2012年结束。以“典藏多样台湾，深化数字学习”为总体目标，并致力达到如下的子目标：呈现台湾多元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应用数典内容与科技促进产业、教育、研究与社会发展；储备数字关连产业发展的基础资源；深化数字学习在正规教育及终身学习的应用；奠定华语文数字教学的国际地位；推动数字典藏与学习成果国际化、建立国际合作网络。共有中研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教育部”、“新闻局”、“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原住民族委员会”、“国科会”、“国史馆”、博物院等20个“部会”机构参与。
该计划团队设置总主持人一人，共同主持人两人；计划办公室有主任一人，负责整体计划办公室运作事宜，向总计划共同主持人负责。计划办公室之上设有指导小组、咨议小组。此外，计划办公室还设有审查小组、工作小组，依据权责内容分级审视该计划的运作。
“国科会”希望通过这些“部会”和机构的参与，能够扩大该计划对于整体资讯社会的影响力，在一期典藏文物、精致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更多强调本土内涵、呈现台湾文化多样性脉络、彰显台湾的文化主体性，从最底层的数字化档案、整合深度后设数据描述的文化内容、开发技术与创意结合的应用，呈现台湾文化在人文领域、社会领域、自然环境领域的多样性脉络，全面性地将典藏与学习、内容与技术融入到产业、教育、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并结合可持续经营的商业模式，将台湾丰富深邃的数字内容带向国际舞台，与世界建立平等互惠、合作创造的有机连结与创意互动，最终达到提升台湾竞争力的终极效益。
核心分项计划内容
该计划共设置了“拓展台湾数字典藏”、“数字技术研发与整合”、“数字核心平台”、“数字典藏与学习之学术与社会应用推广”、“数字典藏与学习之产业发展与推动”、“数字教育与网络学习”、“语文数字教学”及“数字典藏与学习的海外推展暨国际合作计划”等8个核心分项计划。各分项计划分别设有分项计划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若干名，及专案经理与助理若干名，负责该计划的整体各项事务运作。其中与数字典藏内容有关的分项计划有：
“拓展台湾数字典藏计划”主要目标是建立呈现台湾文化、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多样性的数字内容，并将基础的数字化产出提供各分项计划进行加值应用（包括教育、商业及学术研究等）。主要任务是提供方便的参与渠道，扩大数字典藏参与对象，推广数字化标准与经验共享，降低数字典藏的建设成本，以深化加值为导向推动跨机构之计划合作等。在“典藏台湾多样性”的大目标下，向民间公私营部门和机构公开征选数字内容，其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台湾自然、考古、语言文字、地理、族群文化、历史、经济与民主历程、艺术与美学、民间生活等。除了针对各种数字化物件、数位化工作流程及技术，结合国际标准，兼顾本土化的需求，形成岛内外相关领域的典范之外，未来还希望跨自然与人文、文化与科技领域，系统性的整合岛内数字资源，提供各知识领域的数字典藏内容素材，促进全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
“数字技术研发与整合”
主要目标为整合技术平台，发展先进数字典藏及数字学习技术。主要任务是开展数字化技术研发，并提供内容典藏计划资讯技术相关咨询以及支援各项服务需求。主要研究方向分别是：多媒体技术、影音处理技术、语言处理技术、后设数据、缺字与异体字、系统整合服务以及数字学习环境与工具开发等。通过研发典藏系统所需的相关工具及拟定数字典藏相关规范，并配合未来无线网络与多媒体发展趋势，研发先进数字典藏资讯技术，建立技术支援与服务能量等，促进数字学习相关产业的发展，数字学习环境与工具开发子计划，通过成立大型研究团队及研究中心，整合岛内的研究资源，以促进数字学习领域更深入的研究与发展。
“数字核心平台计划”
主要目的是协助计划办公室建立并维持整体计划运作的基础架构，与整合、维护、展示及保存全体计划产出的数字资料，并以追求自动化的计划办公室运作及最佳化的数字资料检索、呈现与保存为主要目标。主要任务是筹办年度成果展、建立办公室自动化系统、维护资料室及出版推广工作，以提供共通性核心服务；建立联合目录，以整合数字资料检索平台；规划成果展示平台，以促使计划成果展示多元化、大众化、精致化及国际化；建立异地备份长期保存机制，为数字化资料的长期保存提供一致化的使用界面，以达成计划成果可持续保存与经营的目标。
“数字典藏与学习之学术与社会应用推广”
主要目标为促成数字典藏与学习之内容与技术融入文化、学术、社会和教育，健全数字典藏与学习的使用环境及推动社会大众、学术界及研究单位等各界使用者运用数字典藏与学习的经验与知识，进而协助上述群体经营共同创作的公共园地。主要任务为整合协调与策略拟定、成果管理与跨单位团队合作，在岛内推广数字典藏并与海外交流，同时推动盘点暨法律咨询、商业竞赛、海外推广、应用竞赛与教案设计比赛等应用推广专案。
“数字典藏与学习之产业发展与推动”
主要目标是厚植数字学习与典藏厂商核心能力，创新学习服务经营模式，并有效运用奖励刺激增加市场需求，辅导企业提升数字学习的应用成效。主要任务为：运用台湾目前数字学习学术研究居全球领先地位，及企业产品能力已达一定品质的优势，辅导并协助厂商将学术研究成果产品化，创造产学合作最佳价值；结合新兴科技与应用，研究新兴数字学习内容与服务的商业模式；建立学习产业链（包括载具、行销渠道、出版业等），协助出版业或载具业者与数字学习业者合作，促使异业整合；推动数字学习业者协助补习教育业转型数字化，扩大数字学习应用层面，提升学习效率，增加业者岛内商机；引进国际讲师及专业顾问的丰富实务经验，提升业者专业能力，并促进国际交流与营销。预期达到辅导数字典藏与学习产业升级，并协助其他相关产业竞争力提升。
“数字典藏与学习之海外推展暨国际合作计划”
目标为推动计划成果国际化、建立国际合作网络，藉由典藏与学习成果国际化推广，展现台湾丰富的资源，进而拓展台湾经验于国际社会。以多元主题内容，融合先进典藏与学习相关技术，提升台湾研究领域深度与发展。参与国际组织与会议，将台湾多年累积的数字成果、技术输出海外，并与国际知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希望藉由计划执行及推动，达到以下成果效益：执行国际合作计划，签订合作备忘录；参与国际会议与发表计划成果，提升台湾能见度；举办国际会议拓展国际交流平台；持续维护及扩增网站内容，提供岛内外人士运用资源；持续参与及营运重要国际组织，深耕国际社群；整合岛内数字学习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
数字典藏技术研发重要成果
通过该计划开展各项典藏技术研发，作为教学应用与创意增值的基础。已完成的有“时间轴导览”以及“动态在线艺廊”，皆已上网供各界试用。
在资料检索应用方面，博客主题侦测可以找出最近的热门主题或意见领袖，藉由掌握住社会脉动，影响意见领袖的看法，可以进而引导社会的趋势。现今研究搜寻网站效益的趋势是收集并分析搜寻网站的使用者查询纪录与使用者标记，运用网页探勘的技术。网页查询结果自动分群技术，可协助搜寻网站将重复的结果整合起来，提升查询品质。资料检索研究中，网络事件侦测可以自动群聚某些重要的事件，提供使用者在进行查询时，扩充相关查询词及提供网页建议。
影片视讯强化技术针对影像的局部对比强化问题，先后提出两种有效技术。根据过去学者对人类视觉与影像局部对比关系的研究，该计划提出在学术上更具理论基础的新技术，并且得到相当好的实验结果。
在影像与视讯内容分析技术研发上，该技术结合影像灰阶矩形特征与边缘强度直方图特征，加上阶层式分类器进行视讯内容人物侦测。此技术改进阶层式分类器的架构，加入适当的中间阶层，取代原先每一层互相独立的方式，利用层与层之间的资讯来增加侦测正确率。研究团队已提供台湾师范大学奇美博物馆技术服务，进行环物影片拍摄与环场环物虚拟博物馆制作的技术教学。
在影片视讯优化技术上，研发新对比强化技术结合加权式直方图分解法（简称wHS）与灰阶群聚法（简称GLG）两技术进行视讯影片的对比强化处理，复合技术称为wHS-GLG。此外，将该技术功能提升针对区域性影像内容进行处理，称为awHS-GLG。该计划所构建的长期保存基础架构是在各机构计划建立储存资源节点，以直接支持各机构所有备份与保存需求，改善各机构长久保存基础架构。同时，结合各机构储存资源，通过资料网格（datagrid）技术，建立整体数字典藏完整的长期保存基础，提供备份与保存所需的各项服务。在过去多年的实际运作与服务经验下，验证了此方法是兼顾长期保存与储存撷取的最佳解决方案，无论就成本、长久技术变动的冲击性都最小，而稳定性、效能、安全性均最高。
该计划开发的数据库应用系统，将能提升各部门后设数据的生产及管理品质，进而催化在研究上的用途。如植物标本检索系统可查询各种植物的分布状况及图鉴，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汉字构形数据库可用来解决文字学数字化的问题，尤其是缺字问题。汉字构形数据库收录古今汉字11万多字，是一个记录汉字形体知识的数据库，这些知识包括：古今汉字的字形演变、古今汉字的字形结构、不同汉字间的使用关系等。
中文语意自动分析的中文断词及剖析技术广受学术各界肯定，经由剖析产生的语法结构树数据库是能提供语言学相关工作及研究者分析语法的工具；断词工具常用来协助处理中文各种自然语言问题，例如古汉语的处理、文件分类及检索等。义类关系数据库的建立除了可以用来帮助解歧外，也可以应用在中文剖析、全文检索等方面。
多媒体影音典藏技术组发展的分镜侦测、精华影片与画面粹取，可以有效的将影片摘要与索引，让使用者可以用较少的时间，了解整部影片的全貌，目前在一般的系统上很少利用这样先进的技术。此外，影音线上编辑技术，可以让使用者在web上直接编辑影音的内容，包括加入影片字幕、影片分段等，此技术已提出专利申请，技术上领先于一般影音系统。
研析后设数据标准整合服务，以资料编码与传输标准作为一种共享暨互通式的整合框架，结合不同后设数据标准，以及各式数字物件，同时可进一步作为与数字学习及数字长久保存相互结合的应用。该计划针对静态数字影像档相关后设数据标准进行研析，包括niSoimG，LC-aV，miX等，并以岛内主题计划为个案进行数字典藏3类属性（描述、结构、管理）后设数据的整合研发，作为日后导入该计划相关配套的草案。
“古典文献文物的三维立体视讯数字典藏研究”探讨应用于古典文献文物的三维立体转换芯片，由多种角度所拍摄出来的影像来产生三维立体影像，可以让使用者不需经过麻烦的立体辅助眼镜，而是让使用者直接用肉眼便可达到同样且舒适的三维立体视觉效果。
2010年推出汉字构形数据库2.64版，累计收录古今汉字143，173个，此版本全面涵盖古籍、文字学及宗教三大缺字应用范围，已开放下载。
研发自动地理数字化技术，利用撷取后设数据中地理候选名词描述资料，通过网络探勘方式进行自动地理数字化模组，可进行单点、多点定位或是进一步处理范围型资料分布，提供典藏单位将数据库内容自动定位至地图上，进行整合呈现。
研发保护CSS档案的技术，可以将秘密讯号藏入CSS档案内，更可以抽取出这些秘密资讯，让窃取档案的人无法宣称自己是档案的撰写者，使侵权者无所遁形。同时在多媒体数字版权管理新技术与应用的研究方面，以多媒体作秘密传输，用文字矩阵中表示坐标的数字隐藏秘密资讯。
开发进阶性超频谱扫描系统影像技术，采用芬兰制造的光栅为基础，采用延迟透镜组成像于中阶CCD模组，以多频谱的运算模式，将影像呈现在液晶屏幕与标准四色印刷品上，达成初步的多频谱复制系统，突破目前国际色彩联盟（iCC）色彩管理系统仅能在单一特定光源下保证色彩一致的限制，使文物能在不同照明环境下，外观的色泽仍与原件相吻合。
目前大部分的辨识码均以英文和数字作为出题的主要依据，该计划提出的新兴人机辨识码是以中文字作为基础，称为中文人机辨识码。通过中文字的拆解组合，让使用者不需有中文能力即可进行，而且配合触控式屏幕，可以轻易地在移动装置上进行使用。
数字典藏内容产出、展示与应用
为丰富数字典藏内容的多样性，该计划积极邀请拥有珍贵典藏品的部会机构或单位加入，同时为扩大数字典藏参与对象，通过公开征选计划的方式，提供中小型典藏机构、公私立单位和一般大众有共同参与的机会。为了向社会大众展示典藏成果，提升该计划在岛内外的知名度及影响力，并促进数字化内容（含联合目录内容与数字学习教材等）的利用，因此设立数字典藏与数字学习成果入口网，包括各类数字内容、网络技术以及创意增值示范专题，向各界呈现计划成果。使用者可以从单一平台依主题和适用对象浏览各式网站讯息，并与各网站相连结以获取完整资讯。
截止2013年底，台湾“数字典藏与数字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结束为止，联合目录累计完成的藏品原件约447万件，数字化产出约820万笔数字化媒体材料。资料来源82%来自机构计划，18%来自公开征选计划，主题类型以文献与档案类为最主。
该计划共建立了524个网站，目前仍在持续运作的有379个。通过大型展览、发行出版品等途径，举办推广活动等方式，以多元化、精致化、大众化方式进行计划成果推广，提升社会对于数字资源的了解与应用。该计划展现数字典藏与数字学习成果入口网站群包括：入口网与专题、联合目录、成果网站资源库及博客，迄今访客已超过3000万人次。
此外，为配合台当局“台湾书院”推动计划，该计划协助“国科会”建立“台湾书院数字资讯整合平台”，整合20个“部会”的入口网、数据库等，将具有台湾特色的数字资产通过分类的方式介绍给全世界，且拍摄宣传影片，宣扬中华语文教学暨中文繁体字（台湾称“正体字”）推广、台湾研究暨汉学研究、台湾文化的展现与输出，作为国际认识台湾的一个宣传媒介。此平台已于2011年10月中旬正式上线，并在美国纽约、休斯顿及洛杉矶三地成立“台湾书院”的同时，正式将此平台推向全球。
该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逐步推动数字典藏珍贵成果资源与联合目录的多语化，通过翻译的方式，将台湾重要的数字典藏资源以英、日、西班牙语的方式呈现，屏除语言的隔阂，不但可拓展台湾数字典藏联合目录与成果资源内容的使用族群，更能将台湾数字典藏的成果推向国际市场，提升台湾数字典藏成果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为了使该计划在数字典藏目录的多语化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自2009年度开始构建数字典藏联合目录翻译平台，进行初步的测试与评估，执行联合目录的翻译工作，执行一年的多语化翻译成果约有110万字。
该计划征集的史料成果当中，包括自美国空军历史研究部征集的航照及档案资料，有助于对于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对台湾的军事战略、作战攻击有更深入的了解，特别是有关于美军空袭台湾所做的研究准备、情报搜集及攻击任务计划，提供细致且精彩的档案文献及图象资料。就台湾史研究而言，这些材料可以提供研究二次大战后期美日之间的军事活动，以及对于台湾基础设施和社会的影响，同时当时美军所搜集的台湾各项军事、人文及自然环境的情报资料，也成为台湾历史研究基础素材。在档案文献部分，吉冈喜三郎文书原件的取得，则可通过第一线实务官僚的观点，了解日本殖民时期台湾警察及理蕃工作的执行情形。
该计划及项下机构计划以国际合作方式，征集散佚海外珍藏，内容涵盖范围包括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各典藏机构珍贵藏品，有关的重要文化资产有器物、文献、模式标本等型态与载体，内容多元且形式多样，可充实数字典藏数据库、数字内容知识库，与台湾现有的收藏相互补充，丰富岛内各领域研究主题重要资源，改善岛内学术研究资源环境。目前该计划已与14个国家和地区96个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德国自然史博物馆、韩国闵贝类研究所、澳洲格里菲斯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及法国巴黎自然史博物馆等机构。通过与存放台湾模式标本的海外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将模式标本相关资讯征集回台湾。搜集到许多散落海外的台湾产模式标本，并与岛内也在整理模式标本的机构做交流合作及网络资讯的连结，完整呈现台湾模式标本资讯的网页，未来更能与其他生物物种（动、植物）模式标本，结合台湾生物物种模式标本资料，完整呈现在网际网络上。另一方面，也征集取得多样性的台湾文史资源，不仅可支持历史研究所需的完整与客观的知识资讯来源，亦能促进台湾史研究主题的拓展与研究成果展出。
例如台湾本土鱼类数字典藏的国际合作发展与研究计划，与国际鱼类数据库进行合作交流，除了配合其整合需求而更改台湾镜像网站的网域名称及更新网站统计软件，也将协助推广aquamap数据库的建立与其分布绘图功能效能的提升，未来将提供台湾“海鲜指引”的资料到国际上“海产食品指南”网站。
深远影响与意义
建立沟通平台及合作机制，加速数字化知识的累积
通过“数字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的实施，客观上加速了台湾岛内数字化知识的积累，许多珍贵史料、文献也因该计划而得以广为学术界使用，例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台湾“外交部”签署合作协议，将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外交”档案寄存到近代史研究所，使中国近代外交档案得以整合，近代史研究所也得以成为中国近代外交档案的典藏中心。以往台当局对中国近代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资料取得限制较多，经过对这批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之后，配合部分档案解密，其内容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有莫大帮助。此外，台湾“国史馆”所藏台当局各部门档案资料也是史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素材，台湾文献馆也收藏丰富的台湾省级机关档案，台湾“省咨议会”的史料，包含“参议会”、临时“省议会”以及“省议会”时期的档案、公报、议事录等，是岛内最完整的台湾省政建设资料，其查询系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将产生重要影响。
再如中研院史语所利用该计划，开展岛内民族文书的编目译解与全文翻译工作，提供了岛内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相关重要史料。中研院史语所进行卑南语的“祭典”语料、布农语南部方言语料和排湾语等翻译工作，也极大促进了对该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和了解。
提供在线知识服务网，创新学术研究模式
凭借各馆藏资源数字化的过程，如典藏品分类与后设数据建立等，有利于各典藏品学术价值的再发现，以及既有价值的保存与使用，与资讯技术的结合改变既有的学术研究模式。例如中研院史语所的台湾“国语自然语音数据库”即提供语言学重要的研究介面，用以记录及分析“国语”在台湾使用时的种种不同社会意义；一方面通过建立语言典藏数据库与量化分析语言资料，让典藏的共时语言资料在未来也能用来印证历时语言的演变；另一方面则可利用区域性标记、社会性标记、功能性标记来分别反映方言变因的地理因素、社会情境与社会阶级因素、语言风格因素。
该计划项下共有126个数据库，提供学者及研究者可以经由远距网络上线，或利用单机上线方式浏览，检索档案资料，快速有效的收集研读所需档案资料，减少研究成本，提高研究效率。例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与“省政府档案中心”合作，在档案数字化后提供网络线上检索的功能，使用者只要键入欲查询资料的关键词，即可获得数据库中相关的资讯，便于读者在查询台湾省政相关资料时不需要省府与文献馆两地奔走，节省民众在各典藏地之间往返的经济成本。
通过这些数据库，台湾民众不但得以一窥古籍、古物等原貌，同时脆弱的珍贵原件也不需一再被提借，藉由数字化流程，影像档案完整保存下来，并成为重要的文化资产。在有形的文化资产方面，例如台湾文献馆的台湾盐业档案数量庞大，文别种类多或时间演进纸质老化、或保存不当，部分档案已破损，即时数字化通过网络传输，提供民众了解台湾盐业专卖的样貌。又如澎湖的石沪推估已有300年的历史，其发展有其历史与保存的价值，但是相关的建筑、人文、产业、信仰等的文化资产正逐年凋零，澎湖县保护石沪文化资产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通过网际网络无远弗届的属性，将澎湖石沪的资讯传送至世界各地，以期广为流传应用。在无形的文化资产方面，例如语言，亦得以通过数字化加以保存，如中研院台湾南岛语数字典藏计划着重于原住民人才培育及语言保存和推广，且持续培养相关研究人力，提供社会关于南岛语、闽客语及古文字汉语相关学问的人才。
在数字典藏计划中有许多标本物件，除可作为过去生物多样性的最直接证据，物种讯息的存证与利用及重要的系统研究基础外，同时也可藉以侦测种间关系，并建立分类架构，近年来标本更可作为环境受到干扰的生物指标。另外，标本的参考价值和为历史的见证，并可协助农业和医学上害虫的鉴定、支持环境研究及生物防治计划，因此标本的保存为相当重要且不可忽视的部分。
再如台湾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田代文库》、歌仔册、《狄宝赛文库》等为具有独特性的珍本或独一性的重要史料资料，通过原件影像数字化，完成上述该馆重点特藏资料各原件的内容判读、诠释及分析或描述等工作，通过网络提供清晰且完整的文献资料，将可拓展台湾文学、语言学、史学及植物学等的深度研究与广度。其中，《田代文库》尚可与该校植物系的标本数字化成果结合，提供植物学者完整的学术研究资源。
由于以往台湾地区的数字典藏工作大多以单一物件作为描述的标准，然而在网络环境之下，资源合集层次的描述可提供使用者更完整的资讯，并可协助使用者在跨领域的检索中，获取更高层次的资讯。该计划参考海外的相关研究，并考量岛内典藏单位的实际情形，订定资源合集层次描述资料的相关标准，建立资源合集层次描述资料的栏位（schema）与相关的描述资料，以及《资源合集层次描述指引》手册，可作为岛内外典藏单位进行多语化工作的参考依据。
推广数字典藏成果，消弭社会数字落差
该计划通过数字典藏素材的利用与公开，以第一期计划的民族学藏品资料成果为媒介，例如通过1930年代台湾民族志纪录片中有关赛夏族与平埔族的影音光碟，建立与原住民部落的交流与合作，也藉由社区互动与公共参与，收集更深入的社会文化脉络资料，并建立兼具整合性、系统性的多媒体数字数据库，将数据库提供给社区文物馆及社区文史工作推广，制作成乡土教材，以实现知识普及和公共参与的目的。
该计划致力于偏远乡村原住民部落数字典藏推广研究，由学界与民间组织组成工作团队、调查部落对数字典藏的认知与保存文化的期待、根据调查结果建立部落数字典藏网站，逐步开始搜集部落典藏的素材。为了使数字典藏内涵更加多元，并扩大数字化工作参与层面，该计划建立“数字岛屿”平台，广泛向民间募集台湾图像，期盼能展现更丰富更完整的台湾面貌。除了不同部门分工合作，弥补乡村地区资源不足的困境，也掌握部落文化典藏的需求，使典藏成果贴近部落居民生活。该计划项下子计划通过至新竹尖石乡新光小学推广数字典藏，缩短城乡差距，带领原住民儿童认识数字化、了解考古知识并设计互动游戏来认识珍藏文物。
另外，该计划还构建网络电子书导览系统平台与一套“电子书自动产生器系统”软件，配合台湾“教育部”推动缩减城乡数字落差相关计划，向台“教育部”设立的偏乡数字机会中心捐赠软件200套，协助偏远乡镇改善数字落差现象。
该计划还在岛内举办主题特展“通往数字国度的探索列车”，参展单位有台湾大学、博物院、中研院、科博馆等单位，充分展现各典藏单位的特色。其中由故宫所提供的《国宝总动员》影片也是在台湾首次离开故宫院区播放，对于台湾民众可以进一步体验典藏文物经数字化后的便利性。
台湾故宫博物院参与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拍摄纪录片《旧宝藏.新未来：故宫博物院》的拍摄。由国家地理频道纪录该项目的360度环物摄影系统进行拍摄故宫古文物的情形。该纪录片于2007年10月以34种语言转播至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2.5亿的收视者，有助于宣传与提升该计划项下故宫数字典藏的专业形象，对台湾执行数字典藏计划的宣传上有加分效益。
通过授权，扩大教育应用与商业增值
该计划自2005年起邀集业界厂商、官方与民间典藏单位，结合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一同前往纽约参加全球最大规模的纽约国际授权展，不仅将学术与商业结合，提升学术资料在使用上的灵活度，也不断延伸台湾典藏的珍贵资料的发展可能。
该计划开发的“图库文件授权数据库系统”，提供项目内部查询各类授权图片，主要的目的是用来收集已经授权给数字典藏使用的档案，例如图片、影像与文件等，提供给该计划内各项非营利性活动使用，以提高授权典藏品的使用率，并藉由典藏品的使用，进而创造出更多的作品。例如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授权三民书局使用岩石标本数字影像图档，包括角闪黑云母花岗岩、石英云母片岩等42件，使用在《高中基础地球科学及其实验活动手册及教师手册》以及《高中地球与环境（下）及教师手册》教科书中。
通过技术转让，降低企业开发成本。例如对有心经营web2.0影音平台的公司与个人，提供一套低开发成本的多媒体影音典藏技术解决方案来建立影音与分享平台。此技术已转让给台北艺术大学，并与宏科技公司合作，应用于台当局“新闻局”的影音典藏与对外展示平台。
民法典教案设计篇3
[关键词]民法典立法技术立法程序立法语言条文标题条次
自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的颁布开始，中国民法开始了其坎坷的历史。应该说，中国民法的现代化历程发端于西方文明的冲击。百余年前，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外来压力下，毅然抛弃固有传统体制，继受西洋法学思潮，以求生存〔1〕。目前关于私法现代化的讨论，理念和制定上的争议多于形式的技术上的争议。但是，技术上的合理性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法学研究的一个就是要在实质合理的基础上形成简洁、清晰和逻辑性合理的规则体系，方便法律的适用和对法律的学习与掌握。中国民法的现代化不仅是民法理念和制度的现代化，同时也应是立法技术的现代化。对民法典制定中的技术层面问题不容忽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制定出来的民法典是否科学、进步和完善，而且关系到民法典的适用问题〔2〕。
一、程序视角：“批发”VS.“零售”
从程序的角度来看，多数国家的民法典草案都是分编审议，分编通过。即一次完成民法典的某一个编或某几编，整个民法典的完成有时间间隔达数十年，此谓“零售”。但有少数民法典是一气呵成，一公布就是完整版的，此谓“批发”。后者固然有明显的优点，但以现代国家的立法程序而言，除非是对特定外国民法典的全盘继受，多数无法做到一次完成〔3〕。
我国无论是制定一部“新人文主义”的民法典还是一部“物文主义”的民法典，它终究是由若干编组成的。对于上千条文鸿篇巨制式的的民法典，采用“批发”还是“零售”，也有一个决策过程。
从世界各国立法史来看，在各种部门法中，民法往往是比较难产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和20世纪初的《日本民法典》等法律的产生，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经历了较长的曲折过程。在当代中国，由于经济领域中变化的频繁、加之13亿人口的大国、立法经验缺乏等原因，民法之难产也就可想而知了。早在50年代初，全国人大常委曾曾一度着手于起草民法典，但这一工作不久就中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属法制工作委员会专门组成民法起草小组，于1982年起草了《民法典草案（第四稿）》。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整个社会发展方向还不是十分明确，许多经济、生活制度都没有定型，很难拿出一部成熟、完整的民法典。所以，当时的委员长彭真同志提出，“改批发为零售”，先搞单行法〔4〕。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条件还不成熟之时，只将那些急需的，比较成熟的部分制定成单行民事法律。同时考虑到民事活动中一些共同性问题，还需要有所规定，因而另行起草了《民法通则（草案）》，几经审议，自1987年1月1日施行。在这个思路下，二十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了《民法通则》及一系列民事单行法，基本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民事法律体系。
到了20世纪末，我们国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已经基本确定，社会生活也比较稳定。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内在要求，以及同国际化接轨的客观需要使得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和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了“加快物权法起草和民法典编纂工作”的要求。编纂一部适用于21世纪的中国民法典已经成为立法机关和学界的共识。事实上，现在已进入到实质性的起草阶段。
2002年10月，在已有的民事法律及物权法草案的基础上，人大法工委形成了民法草案。于2002年12月17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进行审议。这部草案中，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采用了现有法律规定，条文暂未做改动，其它五编则是在现有法律基础上重新起草的。
这次提交审议的民法草案，是一个比较好的草案，内容比较全面成熟，是一个很有基础的草案〔5〕。但要达到最后通过的程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总的看来，仍有很多地方不够完善，还需要做大的修改。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立法工作中存在严重的任意性和轻视逻辑性的倾向，认为这只是一部“汇编”式的民法典〔6〕。
由于采用汇编的模式，所以，通过的方式应该也是分编审议，“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立法者自身对整部民法典草案被一体通过并没什么信心。从其工作安排上看，是想在2002年底搞出一个民法草案的初稿来，这算是第一阶段的工作。第二阶段，大约花费5年左右的时间，就民法草案各编研究修改，开展广泛调查，争取分编出台〔7〕。《物权法》应该最先出来〔8〕。因为按人大法工委的意见是先审议通过《物权法》，认为《物权法》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已基本成熟。但也有学者主张先审议通过总则编。
虽然民法典的编纂表现为一个较长的周期，但它始终是再进行法典编纂的通盘考虑之下开展的，并且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最终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先通过《物权法》未尝不可，在当前条件下，可能也是最好选择。但无论如何，我国《物权法》的制定，应当是中国民法典编纂的有机组成部分〔9〕，其对大陆法系传统的法典理念的贯彻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故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在立法程度上，宜采用分编审议，分编通过。
二、立法语言视角：“通俗化”VS.“专业化”
法律应当用合乎语法规范的最准确的用语写成〔10〕。立法语言是法律语言的一部分，它首先须具有法律语言的基本特点，即准确明晰、简洁凝练、严谨规范、庄重朴实。同时，立法于法治过程中，是不同于司法的一环节，与司法语言相比，也势必存在明显的差异。有学者将立法语言的特点概括如下：1、适度概括；2、使用模糊语言以提高其概括能力与准确程度，使之既可包容社会上纷繁复杂的现象与行为，又可给一些条文的司法解释留有余地；3、句类的选择上仅限于陈述句和祈使句，无须反问、设问，更无须感叹；4、分条列项〔11〕。
范式民法典的立法语言各具特色。《法国民法典》以概括、明确、精确著称，便于一般人理解和掌握；而《德国民法典》强调法律的系统化、抽象化和逻辑性，特别注意法律的概念、原理、分类和体系，使用的是较难理解的高度抽象化的用语，对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较难理解和掌握。这种风格上的不同，反映了两种思潮：法国民法典体现了18世纪理想主义思潮，德国民法典是19世纪学说汇纂派的产物。
问题是，在我国国情下，我国民法典在立法语言风格上作出何种选择？有人为向通俗靠拢，主张放弃普通民众难以理解的“物权”、“债权”等基本概念。但我们今天讨论民法典编纂，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是，清朝末年从德国民法继承过来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在中国已存在了一百年之久。从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律传统来看，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尤其以德国模式为主要参照对象。现今中国法学院所采用的民法教材，它上面的一整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都是德国式的〔12〕。中国的立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以《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为典型，所使用的概念，所规定的原则和制度，诸如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法律行为、、时效、物权、债权等等，都是德国式的。可见，从德国民法继承而来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已经融入中国社会之中，成为立法、司法、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构成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基础。
法律语言自身讲究专业性和准确性，同时，法律语言的社会属性又要求我们及时将经济、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人文进步的成就作出回应甚至界定。对立法语言的选择，应尊重科学，更多考虑与国际接轨，更多考虑法律专业人士的知识背景。如果能够用简洁、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并能使最广大的民众易于理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复杂的社会关系不可能用岐义丛生的“大白话”表达出来的，最后不得不创造专门语言，实无可避免。追求通俗而放弃法律语言的专业属性是十分有害的，其结果是法律专业人才无法把握其精神实质〔13〕。而大部分民法规范会成为裁判规则，需要专业人士准确把握，并对争议做出判断。一些高度抽象的法律术语已经为世界法律文化所确认。事实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许多专业化的法律概念术语已为大众接受，这也为我们追求立法语言的专业化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三、条文标题视角：“守成”VS.“创新”
一部法律尤其是内容较多的法律（如民法典）在结构上一般可以分为编、章、节、条、款、项、目等层次。一般而言，一部法律本身有一个名称，各编、章、节也需要有自己的标题，对此基本没有争议。但是，对于节以下的“条”是否需要标题呢？对次，立法例上有不同做法。许多国家的民法典的条文标题均以简练的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概括出一个条文的基本内容〔14〕，但《法国民法典》、《阿尔及利亚民法典》的条文没有标题。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条文标题设置始于《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但这种做法并非推广，尤其是中央一级的立法基本未设〔15〕。例如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之中，刑法典并未规定条文标题，而是通过有关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为其“设置”了标题，诸如“抢劫罪”、“盗窃罪”等。
对于条文标题的设定，学者们进行了尝试。在统一《合同法》起草时，学者们拟定了条文标题，但立法部门最终没有采纳学者的意见。物权法的两部学者建议稿均设有条文标题，而人大法工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各条文不设标题〔16〕。
我们认为，设置条文标题，有利于立法者对整体法律文件结构的安排，保障立法质量；有利于帮助人们正确理解法律规定的内容；对于法典颁布后需要进行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从条文标题入手，也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体系层次标示视角：“通计条次”VS.“重计条次”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标示体系各单元层次的方式，多数民法典都是采用“通计条次”的方式，《荷兰民法典》比较特殊，采各编的“重计条次”的方式。徐国栋教授主持的绿色民法典也是采用“重计条次”的方式。
“通计条次”方式，与只有数十条文的单行法相比，自能彰显其法典的“完整性”，且在引用上比较简单，仅引用条文号即可，这是其优点所在。但民法典乃百年之计，对其修改在所难免，增删条文势必影响其它条文的条次。采用“重计条次”方式，编纂方式较为开放，各编若日后有所增删，不至影响其它编的条次。但引用时稍嫌啰嗦，要标示第××编第××条。
徐国栋教授在《“三根棒棒”还是雄伟石厦？这是一个问题》一问指出，即使是对可能发生的批评的预先欢迎，读者也不必就其绿色民法典草案不连续编号提出批评。因为“我们现在选择是荷兰民法典采用的各编条文单独编码的方式，以表明各单元对于整体的相对独立性”。〔17〕
我们认为，条次不轻易改正，日后修改之外，若充斥之一之二，或删除空条，采用我国惯用的“通计条次”亦无不可。
注释：
〔1〕韩世远：《论中国民法的现代化》，法学研究，1995，（4）。
〔2〕张新宝：《民法典制定的若干技术层面问题》，法学杂志，2004，（2）。
〔3〕苏永钦：《民法典的时代意义》，载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1。
〔4〕汇平教授接受采访报道，载《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2003，1，13。
〔5〕王家福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分组审议民法草案时的发言选登，《法律服务时报》（京），2003，1，17。
〔6〕梁彗星：《我为什么不赞成“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载《人民法院报》（京）2003，4，30
〔7〕王胜明、魏耀荣、杨振山：《中国民法典制定中的重大问题》.
〔8〕马俊驹：《对我国民法典制定中几个焦点问题的看法》，吴汉东主编《私法研究》（第三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9。
〔9〕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典研究课题组：《物权法制定的若干问题研究》，载吴汉东主编《私法研究》（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9。
〔10〕吴大英等：《比较立法研究》，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702页。
〔11〕王洁：《法律语言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2〕梁彗星：《我为什么不赞成“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载《人民法院报》（京）2003，4，30。
〔13〕前引〔2〕，第23页。
〔14〕《德国民法典》第226条规定：“权利的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立法者确定的条文标题是“禁止恶意”。
〔15〕胡玉鸿：《法律原理与技术》，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民法典教案设计篇4
民族文化从文化审美的角度出发，凡是在民族融合、发展与演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民族内的人民集体创造、继承、再创等反应本族的文化精神、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具有此民族特色的文化成果的统称。在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长河里，民族特色这一支流永远夺目璀璨，激情四起。它所带来的美，不仅是特色，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经过漫长的历史检验，这些民族特色逐渐成熟，民族特色之美逐渐被人士所接受认可。民族特色之美主要由文化内涵来诠释。通过民族文化与服装设计教学相融合，把民族特色之美融入到服装设计中，民族文化的内涵通过特定的纹样造型、结构、色彩等形式的表达，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祝愿。设计师将具有特定内涵的传统图案的装饰造型、色彩及工艺等元素巧妙地融入在服装上，使民族元素在现代生活的审美中得以升华。
2民族文化素养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培养
服装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在全球化背景下，要求学生对不同地域的文化有所认知，有针对不同民族文化知识进行设计的能力，在教学大纲中属于专业必修课。目前，国内服装设计院校大多数以培养学生的服装创意设计方面的能力培养，侧重学生设计技能及创新思维的训练，侧重服装应用性人才的培养。根据教学实践来看，这种培养方案容易产生一个误区，学生缺乏宽阔的文化视野及民族文化素养，设计出的服装缺乏人文关怀，服装即是商品也是人们表达情感的载体，在设计中融入民族文化能满足人们对民族文化的需要，唤起民族情感。因此，针对目前高校服装设计教育存在的问题，必须改变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使学生具有宽阔的民族文化知识面，能够设计出充满民族文化内涵的服装。在教学设计上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教学方法与手段以学生为中心，以民族文化为纽带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教学模式注重民族文化素质的培养，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的了解；教学内容以突出民族文化与服装设计相融合为重点，结合学生实际特点，增加民族服装设计实践创新内容的比重。具体改革如下：
2.1加强学生民族文化的理论素养
民族文化承载着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风俗、信仰等综合信息，在理论教学阶段，通过理论教学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浓厚的兴趣，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的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能动性。理论教学分三阶段：第一阶段，用幻灯片的形式展现传统民族文化的视觉符号特征，要求学生对照图片进行识别不同民族文化符号的视觉差异，掌握基本的民族文化知识；第二阶段，掌握基本的民族文化知识后，选择两种不同的民族的吉祥文化符号进行比较，分析其各自的差异，并进行小组讨论；第三阶段，对分析的吉祥文化符号进行传承与创新，在传统民族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利用现代设计理念及表现手法，进行再设计。根据课堂观察、课后问卷反馈，学生在理论课时中学习兴趣很高，在民族和不同民族文化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后面民族文化元素进行服装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
2.2加强学生对民族文化元素的提炼
在学生对民族文化有一定的认知后，需要把民族文化与服装设计进行融合，提取民族元素进行服装产品设计。由于民族文化元素众多，根据服装设计的特色选取具有典型性的民族元素进行专题教学，如民族服装图案提取、民族服装款式提取、民族色彩提取及民族特色服装工艺提取等有针对性的进行专题教学及探讨，让学生掌握如何提取民族元素方法，掌握把民族元素应用到服装中去的设计创新能力。
以民族服装图案提取专题教学为例，采用案例教学法，用图片资料展示不同设计类别中应用民族图案的案例，从而开阔学生的视线。以优秀设计作品作为案例，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并鼓励学生从民族文化中吸取灵感，合理的把民族元素与服装设计相结合。这部分训练可分三个阶段：（一）民族元素资料整理：要求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收集不同民族文化区域的典型图案，建立民族文化数据资料库；（二）课堂演示：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工具，教师在电脑上演示提炼民族元素图案，并把图案进行设计应用到服装中去。让学生掌握从资料图片―提炼―设计等完整的过程及方法。（三）学生练习：教师课前做好准备，从世界各民族选取具有典型特色的40个民族，要求每个学生挑选其中一个民族进行民族元素调研，提取这民族的特色图案元素进行设计并运用到服装设计中。从课堂及学生作业反馈来看，学生能够以民族文化作为灵感来源，从世界各民族文化艺术倾向中吸取元素应用到服装设计的色彩、款式、工艺、图案等方面中，锻炼学生眼―脑―手相结合的能力，提高了学生针对民族元素进行服装设计的能力。
（图1，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取书法元素进行创新）。
2.3民族风格服装的产品开发
服装设计课程除了要求学生掌握先进的设计理论和技能外，还要使理论与市场相结合，了解服装企业的基本操作方法、产品特色、市场定位、品牌的风格、产品的组够及上货计划等。因此，在民族风格服装的产品开发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结合市场，在掌握好基本童装设计能力的前提上要做民族风格服装品牌的市场调研，首先从专业服装市场（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中去认识商品的特点及民族风格服装的设计要求，了解民族风格品牌的运作。经过小组成员及教师的认真分析得出调研结果，再根据各成员的特长，进行小组分工，模拟某一民族品牌做出下一季度的产品设计方案，并以成衣的形式呈现。通过调研―设计方案―产品等教学过程，使学生正真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以后设计出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服装产品奠定基础。从学生的作业反馈来看，在结合理论讲授、市场调研、案例分析法、团队学习等多种教学手段，学生能够把理论与市场结合，提高学生设计出具有文化内涵的服饰产品。学生能够以民族文化作为灵感来源，从各民族文化艺术倾向中吸取相关设计元素应用服饰产品的款式、色彩、材质、装饰等方面中，并使民族元素转换为市场价值，提高服饰产品的附加值。
民法典教案设计篇5
关键词案例教学案例讨论公共危机管理课程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
UseofCaseteachingmethodintheteachingofpublicCrisismanagement
KeYan
（CollegeofHumanilities，Lawandeconomics，wuh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Hubei430081）
abstractCaseteachingmethodisthecommonmethodusedmanagementclasscurriculum.inpubliccrisismanagementcoursetousecaseteachingcanhelpstudentsbetterunderstandtheconcept，cultivatetheiranalysisabilityandinnovativethinkingabilityofsolvingtheproblem.thedesignofteachingmodeincludingimport，rhetoricalquestionsandreporting.needtopayattentiontotheselectionofcasestobetypicalincaseteaching，puttedforwardandappraisalmechanism，avoidalift，andattachesgreatimportancetothecasesummaryseveralkeyproblems.
Keywordscaseteachingmethod；casediscussion；publiccrisismanagementcourse
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深入人心，传统的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弊端已日渐明显，如何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改革教学模式，成为高校教育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案例教学法是值得尝试的一项方法。
1案例教学法在公共危机管理课程中运用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CaseBasedStudy，CBS）也称为实例教学法或个案教学法。该法是通过教师的指导，使学生围绕案例进行分析与交流，从而达到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最早出现在医学和法律教育中，随后在哈佛商学院得到大力推广，进而在公共管理的教育中也得以应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对九种教学方法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后，发现案例教学在包括知识传授、分析力培养、态度转变、人际技巧、接受度和知识保留力六个方面综合效果第一。①
案例教学法在公共危机管理课程中运用的具体意义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加深学生对概念的理解。讲解概念如何做到通俗易懂，使学生真正领会内涵一直是教学中的一项难点。运用案例教学法，可以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例如在讲解“危机”这个概念时，从词源学来说，它有两层意思，即危险的境地和机遇。前一层意思容易理解，后一层意思是难点。在讲解这个问题时，可以结合“非典”案例。我国现有应急预案体系的建设，始于2003年“非典”危机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应急预案工作小组的成立。预案编制工作于2004年全面展开。2005年4月17日，国务院印发《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5至6月，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25件专项应急预案，80件部门预案也陆续。虽然“非典”危机的发生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影响了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但这次危机的发生也促使政府开始重视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是有机遇的含义的。
（2）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育学家杜威说过：最好的一种教学，就是牢牢记住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二者联系的必要性，使学生养成一种态度，习惯于寻找这两方面的接触点和相互的联系。案例教学就是尝试寻找这种联系的一种方法。②例如在讲到预防为主、平战结合的理念时，可以设问“我们身边哪些公共危机事件是可以预防的？”促使学生通过身边的案例来找寻知识点和实际经验之间的关联。长期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自觉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一种学习习惯和思维模式。从宏观来看，公共危机管理作为政府培养人才的主干课程，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现实公共危机事件的水平和能力，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的人才，进而推进公共管理的改革。从微观来看，每个民众都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参与者，其公共危机意识和自救的能力会直接影响公共危机管理的效果。因此，大学生作为社会公民应该接受公共危机教育，提高分析和解决危机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总所周知，教师“一言堂”的状态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普遍存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无法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是盛装知识的容器，无法成为社会建设的实践者，更不可能结合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教师的主导作用是引导和帮助学生去进行发现和创造。通过学生的体验和践行而获得的知识，才可能被真正掌握和运用。例如公共危机管理有一条原则是树立权威，分级管理。一般情况下，公共危机的直接责任主体是事发地的基层政府，但如果危机事态严重或随着事态的发展，基层政府无力处置的时候就需要更高级别的政府介入。结合具体案例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并帮助他们在今后的公共管理事务中学会如何应用这条原则。例如2011年9月21日，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400多村民因到市政府上访无果，发生了群体性突发事件。部分村民毁坏公私财物并冲击、围困村委会、公安边防派出所。最初陆丰市、东海镇组成工作组进村做工作，村内恢复正常秩序。但因为村民对工作组的不信任，加之村民代表薛锦波在关押期间死亡激起民愤，事态再度恶化。村民与警方在乌坎村口互设关卡、路障，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形势十分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中纪委委员、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队的工作组进驻陆丰，并与村民代表谈话，答应了村民的要求。随即，村民取消原定于21日的集体上访和游行，并自行拆除村口所有路障，事件最后以妥善解决告终。这是一个成功运用树立权威，分级管理的原则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这个案例，学生可以自己总结出这条处理原则，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可以培养他们自觉探索知识的思维模式。
2公共危机管理课程的案例教学模式设计
（1）导入式案例教学。导入式案例是在知识点讲解之前，先行引入的案例。在具体设计的时候，可以针对这个案例设计谈论题。问题的设计必须和这节课要讲述的知识点相关，通常是不易理解和掌握的重点和难点。例如在讲解预防预警机制的时候，可以先让学生阅读“三鹿奶粉”事件，并设计讨论题“这个事件是否是可以避免的？它反映了我国食品安全的预防预警机制中存在哪些问题？把案例放在新课的学习之前，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并使学生带着解决问题的态度进行新知识的学习，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设问式案例教学。设问式案例是在讲解某个知识点的时候，提出问题，要求学生联系实际谈谈自己的理解。例如在讲解公共危机的特性——不可确定性的时候，可以设问“哪些公共危机事件表现了这种特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并培养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3）汇报式案例教学。汇报式案例通常是放在某一章节讲完之后，要求学生结合课上所学的理论来分析某个案例。这种方式可以全面考察学生对所学理论的理解程度。例如在讲完公共危机的控制处理机制的时候，可以布置案例汇报题——请结合某一公共危机事件，分析其控制处理的得失，并阐述自己的见解。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给学生发挥的空间，即鼓励学生讲出超出课本知识之外自己的思考。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3公共危机管理课程中运用案例教学的关键
（1）案例的选取要典型。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的大部分行为是通过示范、观察和模仿获得的，观察学习是社会学习的一种最主要的形式。③案例教学中案例的选取至关重要，教师在这个方面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尽量选取最新的、与知识点关联度最大的、社会影响最广的案例。陈旧、相关性不高、影响面小的案例通常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也不能很好地帮助他们理解和掌握知识。教师对案例的选取和分析本身就是学生学习的一个典范，可以引导学生在案例的搜集准备中找准方向。
（2）共同建立案例库。案例教学的实施是以案例库的建立为前提的。公共危机管理案例库的建立可以借鉴哈佛商学院的做法。哈佛商学院案例库收录了近8000个案例，其成功之处在于三个方面。首先，投入经费支持教师参与案例编写。哈佛商学院每年新编的案例大约350个，每个案例投入的经费约1.5～5万美元。公共危机管理课程可根据学校的财力和实际所需费用进行核算。其次，建立信息管理系统，使师生能共享案例资源，并对案例库进行更新。建立信息平台后，所有案例都可以随时下载，并根据时间先后给案例创建多个版本，便于师生查阅和进行对比研究。最后，发动学生参与案例编写。哈佛mBa学生学习的两年时间，需要完成至少500项案例。对于学习公共危机管理的本科生，可以要求在学习期间至少完成一项案例的编写。
（3）建立相应的考评机制。在案例教学的实施中引入考评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对教师的考核。可以借鉴哈佛商学院的做法，将案例的编写作为教师的科研成果，等同于教研论文，并针对优秀成果进行奖励；另一方面是对学生的考核，将课堂的案例讨论作为学生成绩的50%，另50%是考试，并且在试题中加入50%的案例分析题。在这种考核机制下，学生必然会积极参与到案例的准备和讨论的各个环节。
（4）尽量避免“搭便车”现象。高度的参与性是案例教学的重要特征。由于课堂容量有限，目前多数案例教学是以小组形式进行，通常是7～8人一个组，每个组选一名代表发言。这样其他学生难免有“搭便车”的心理，而使某些人成为小组发言代表。为避免这一现象，可以尽量将每组的人数减少，使每个人都有作为发言人的机会。在无法减少人数的情况下，可以设计一些环节最大限度地避免“搭便车”现象，如教师指定发言人，随时向组中任意学生发问、学生之间互评等。
（5）重视案例的小结。学习迁移理论认为，一个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检验的一系列原理、方法及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会迁移到以后的问题解决活动中去，从而提高未来决策的效率。④学生通过案例讨论，实现了知识的探索和思想的碰撞，此时需要作为“引导者”的老师对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和评价，否则案例教学可能流于形式。公关危机管理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唯一答案，教师的评价不是判断观点的是非，而是一方面对学生的讨论结果有一个方向性的指导，另一方面指出可以继续深入探索和研究的问题，引导学生课下继续思考。
注释
①田广通.“项目小组”在案例教学实践中的作用探析[J].人力资源管理，2012（5）：168-169.
②宋华明等.分时段管理案例教学法研究[J].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09（6）：430-431.
民法典教案设计篇6
加强组织领导、创新方式方法，切实加强对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习宣传。充分发挥依法治县办职能作用，指导各协调小组完成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加强督察手段的运用。依法治县办充分发挥法治督察的作用，对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全年工作要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督查。继续开展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规范律师及司法鉴定职业行为，提高法律服务质量，加强律师事务所党组织规范建设。
二、普法宣传
认真总结“七五”普法工作成绩，做好“八五”普法启动工作。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2021年1月1日实施，做好《民法典》的宣传和落实情况。深入学习和宣传民法，组织系列宣传活动。继续加强领导干部学法、公职人员学法用法情况。大力加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深入推进农村法治宣传教育。继续运用好“普法”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微博等新媒体普法工作。继续开展“法律九进”活动，通过“3.8”“4.15”“12.4”等重大节日进行宣传。
三．行政复议与应诉及法律援助
一是重点审查政府涉法文件，代表县政府出庭应诉，办理罚没许可证年检和执法证件考试，检查各科局案卷，审核全县规范性文件，对各乡镇各科局进行不定期督导检查，牵头全县法治政府建设以及依法行政考核工作，办理县政府和市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是重点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落实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认真配合法院、检察院履行认罪认罚制度，落实律师在、法院、检察院值班制度。
三是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案件及时网上登录、审查、审批、指派、归档工作，及时按上级要求做好统计报表。
四是严格法律援助申请程序、提高法律援助案卷质量。
四、社区矫正及人民调解
一、扎实推进人民调解工作，重点是抓城区抓专业行业组织，抓典型抓办案出成效。一是与有关部门配合完善“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与公、检、法的调解对接工作，做好“公调、检调、诉调”对接，实现无缝衔接。进一步加强与土地、民政、城建、劳动人事等行政部门的对接工作，重点解决薪酬、宅基、土地承包等矛盾纠纷。二是进一步巩固完善已经建立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逐步实现城区全覆盖。三是巩固完善乡、村人民调解组织，对乡、村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进行回头看，进一步健全完善组织机构、队伍建设、办公设施及相关制度等。四是抓好广大调解员的培训工作；五是通过抓典型，抓案补，着力提高调解的数量和质量。培树典型，建立一支巡回调解队伍，由县局统一安排，跨区域、跨行业重点解决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将他们好的工作方法和调解技巧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推广学习，切实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在每个乡镇选拔2个村作为金牌调委会，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充分激发和调动了广大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强化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深化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确保管控安全，确保国家重大节日期间不发生问题。社区矫正对象、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工作，是司法行政工作的硬任务、重担子。我们继续加强服务管理、推进社会协同配合，切实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一是重点抓好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及建立好与公、检、法三家日常衔接机制，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运作畅通、工作有序、职责明确、措施到位，使我县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网络信息监控平台系统，利用手机终端达到对所有服刑人员的电子监控，人防技防相结合达到双重管理。同时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轮流培训，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三是进一步健全安置帮教机制，完善县乡村三级安置帮教组织网络。已经建立的两个阳光工程安置基地，我们将进一步进行充实完善安置帮教措施，强化过程管理，主动做好各项工作。让两劳释放人员重新走上正常人的生活，为经济建设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为社会增加和谐音符。
五、行政执法
（一）加强执法监督
对全县各乡镇执法人员进行培训，对全县各执法部门案卷进行评查。
（二）法治政府以及三项制度工作
组成专门的小组，对各执法部门尤其是各乡镇综合执法大队进行督导指导。完善各乡镇综合执法大队的三项制度上网公示以及执法装备服装和车辆。
民法典教案设计篇7
20世纪末，正是电脑科技大发展的时代。信息科技的进步，改变了人类沟通的方式，改变了知识的管理和传承，改变了信息的传播和储存，对人类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面对此冲击，世界各国和地区都在不断转型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文献资料（包括档案、书画、地图、器物等）典藏的数字化，可以有效提升知识的累积、传承与运用，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环节。世界各国和地区也正在积极推动典藏数字化工作，例如联合国的“世界记忆计划”、美国的“美国记忆计划”等。而当时台湾已是全球资讯制造与服务的重镇，网络基础建设逐渐成熟，岛内已有近700万上网人口，全部中小学均已联网，再加上“电子化政府”、电子商务、宽带固网、网络教学及网络医疗等项目推动方兴未艾，在华文市场及汉学研究上皆占有一席地位，台当局希望凭借台湾在全球资讯产业、中文资讯处理成果与能力，及中华文化与语言文字方面的优势地位，能够更上一层楼，加大对数字与网络科技的投入，借机登上世界高科技发展的第一梯队，以此宣示发展知识经济和绿色硅岛的愿景，加速文化资讯产业升级，确保学术发展优势，因此决定推动数字典藏计划。
台湾“国科会”在1998年曾组织实施“数字博物馆专案计划”、“国家典藏数字化计划”和“国际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但规模都不大，效果也有限。1999年7月，台湾“行政院”召开第九次“电子、资讯、电信策略会议”，讨论建立所谓“绿色硅岛”、“国家资讯通信基础建设”及“知识经济发展方案”等议题，最后决定根据台湾整体发展的需要，承袭“国科会”往年实施的这些计划，并将其合并为所谓“国家典藏数字化计划”，以此作为“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的重要内容。
2001年1月，“国科会”将前述三项计划进行重新规划，整编为所谓“国家型科技计划”，并于同年3月“国科会第152次委员会议”上通过“数字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的构想书，正式展开筹备工作，于2001年1月正式开始实施，一期计划执行时间为5年（2002～2006年）。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将台湾重要的文物典藏数字化，建立台湾数字典藏，进而以台湾数字典藏促进台湾人文与社会、产业与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当时台湾唯一一个着重人文与科技内涵的“国家型科技计划”。
综观当时世界各发达国家对数字典藏的利用，主要着重于下列领域：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扬，以及新文化的肇兴；各级教育和各种教育的提升与革新，促使学习资源开放和学习机会均等，丰富教育的素材，协助推动终身学习和远距教学，以建立公平社会；改善学术研究工具，发展未来各个学门的学术研究环境；产业提升与经济贸易配合知识经济与产业的发展；生态和环境的关怀与生活素质的提升；科学知识和医学知识的普及与民众素养的提升；资讯基础建设的配合。
台湾“数字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参考了以上内容，其主要目标是：将台湾岛内重要的文物典藏数字化，建立数字典藏档案，希望以此促进台湾人文与社会、产业与经济的发展。其中，在产业与经济方面，除建立公共资讯制度的雏型，促进有价资讯市场的健全发展外，还积极鼓励产业增值，利用各项数字典藏，促进各项相关生产与管理技术（如知识管理技术、多媒体网络技术、本地常用语文及语言相关技术等）的研发，进而推动在商业、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增值产业、内容产业、软件产业）、教育、学术研究，以及民生、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利用。在人文与社会方面，创造台湾文化新优势，开启人文与科技融合的新局面，以资讯科技辅佐文化的进程；精致文化普及化，以此陶冶社会的体质，提升人力的素质；发展多元的社会文化与社区文化，以利新文化的肇造，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并得以普及社会大众使用资讯服务掌握资讯与知识的能力，提升生活的品质。
台湾数字典藏计划的特点
2002年，台当局拨发预算经费3.8亿元新台币，并在台北市“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内设立总计划办公室。其执行的计划分为核心计划、机构计划及公开征求委外计划等3种。
总计划办公室执行的核心计划共包括“内容发展”、“技术研发”、“应用服务”、“培训推广”、“维运管理”等5个分项计划，分别开展各项研究发展、应用服务及培训推广工作，并沟通协调各参与机构间及各类计划间的整合性工作。各分项计划各司其职，以期达成该计划的目标，如内容发展分项负责调查、建立及发展该计划数字典藏内容；技术研发分项积极研发各项数字典藏相关技术；应用服务分项负责厚植数字典藏整合及增值的研发能力与人力资源，并推动数字交易平台与市场运作；训练推广分项负责数字典藏成果推广及人员培训；维运管理分项则负责协助“计划办公室”推动年度成果展览、开发相关软体系统、出版发行及资料搜集等工作。
机构计划由“国史馆”、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大学、台湾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台湾省文献馆、“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简称“文建会”）及“中研院”等9个单位共同参与执行，初步目标是建立一个“台湾数字典藏”数据库，供民众查询使用。
2002年度公开征求计划共有5个委外技术研发计划、9个数字典藏内容开发计划及52个数字典藏应用计划。其中数字典藏应用计划将构建17个主题网站，提供民众数字学习环境。9个数字典藏内容开发计划分别为：
“中研院国家典藏数字化计划”包括台湾原住民数字典藏计划、语言典藏计划、近代中国外交经济重要档案数字典藏计划、近代中国历史地图与遥测影像资讯典藏计划、珍藏历史文物数字典藏计划、台湾动物相之典藏计划、台湾本土植物数字典藏计划、数字典藏技术发展与技术支持计划。
“文化艺术数字典藏计划”完成台湾美术馆约1700件前辈美术家美术作品的照相、数字化及诠释资料的研析、著录及建档。
“日据时期与光复初期档案数字化计划”。
“台湾大学典藏数字化计划”包括台湾大学岛内文献文物典藏数字化计划、植物标本馆典藏数字化计划、昆虫标本馆典藏数字化计划、地质科学典藏数字化计划、人类学系典藏文物数字化计划、动物博物馆典藏数字化计划及数字典藏资讯技术研发计划。
“自然科学博物馆国家典藏数字化计划”完成馆藏50种昆虫学门鳞翅目标本影像数字化的台湾特有及重要鸟类、兽类32种，两栖类13种、特有节蜱30种标本建档；完成深度介绍代表性馆藏维管束植物标本50种、影像资料500笔，并修订数据库架构，校订馆藏标本各项资料；完成布农族标本文物数字化96件、赛夏族标本文物13件、卑南族标本文物96件；大马U文化代表性遗物200笔；进行鱼形总纲、两栖纲、爬行纲、鸟纲及哺乳纲等脊椎动物的影像数字化。
“典藏国家档案与总统文物数字化计划”开发完成“国史馆”档案文物数字典藏系统；开发完成编目著录系统与简易型目录资料检索查询系统；进行“国史馆”数字典藏计划专属网站的研发与建立。
“故宫文物数字典藏系统之研制”进行“故宫博物院瑰宝―赴法文物精选”数字化；台湾故宫书画数字典藏子计划，检讨各类藏品属性，改进现行数据库的著录栏位；故宫清代档案数字典藏子计划，将分析完成的标准著录格式转档；故宫文物图档建立及管理子计划，完成仪器设备更新及文物图档管理系统开发；台湾故宫文物数字典藏电脑应用系统建立子计划；故宫文物数字典藏电脑网络系统建立子计划；故宫缮本古籍数字典藏子计划。
“国家图书馆国家典藏数字化计划”包括“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典藏数字化、台湾地区地方文献典藏数字化、“国家图书馆”期刊报纸典藏数字化计划、建立“国家图书馆”数字典藏资讯系统软硬件设备。
“国家历史文物数字典藏计划”包括汇整典藏陶瓷类各类型资料的目录、索引与摘要；完成历史文物分析；整理博物馆网络数据库索引词目；规划历史文物词目架构、建立历史文物索引典；完成各类型文物资料的影像资料数字照片，及具深度内容与提供相关学术索引的专业网站。
台湾“数字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与同时期的一些国外数字典藏计划相较，其特色为涵盖多样性主题的学科内容，如生物、史地等学科，藏品项目包括档案、书画、地图、器物等多种的型式，数字化藏品有文字、图像、影音等多种的媒体形式，其内容知识专业精深。
为促进台湾人文与社会发展，自2002年度起开始进行“数字典藏联合目录系统建立计划”。建立《数字典藏联合目录》的目的是汇整该计划项下各机构计划数字化后所建立数据库的成果，提供一引介平台，以增加原典藏部门的效能与其典藏品的曝光率，提高网络世界中知识资讯的质量。在联合目录中查询到的每个项目都提供网络连结，可以连到原来的数字典藏子计划或典藏部门的数字典藏品的后设数据（也称诠释资料）页面。因此，使用者可以通过联合目录，连结到原数据库更加丰富、深入的资讯，并进一步使用原典藏部门的检索系统；使用者也可以继续使用联合目录的系统搜寻、浏览，以接触种类更广泛的典藏数据库。联合目录数字化媒体材料汇入数量越多，则可提供使用者的资讯则越丰富与多元。
该计划的产出除了建立后设数据、历史地图、语言时空典藏档案，为数字产出共同参照及互相融合的基础外，还包括原住民、近代史料、动物、植物、矿物、考古、金石拓片、铜玉陶瓷等器物珍藏、古旧照片、书法、绘画、善本古籍、档案及期刊报纸等数字典藏。
所有产出资料都汇集至“台湾数字典藏数据库”，并分为典藏级、电子商务级、公共资讯级3个等级的数字化产品。典藏级档案为精密的数字化产品，目前暂不开放；电子商务级可提供业者进行各种商业产业增值；公共资讯级的典藏将免费开放民众使用。
为达到典藏重要文物、保存传统文化的目标，该计划第一阶段优先发展的项目是充实数字典藏的内容。而发展数字典藏内容，必须先了解岛内的主要典藏，以排定数字化的优先次序，并根据数字化规范相关知识，制定各种技术规格和技术标准，进而与世界上其他的数字典藏计划接轨与相容。
该计划注重人文与科技领域的沟通以及各部门间的合作，对于计划相关的各种文件、档案及资料等皆予以保存，以供后期计划或相关研究参考；此外，也期望通过该计划培育相关人才，延续数字典藏工作。
除了建立台湾数字典藏，该计划更期望能普及精致文化典藏内容的应用。藉由该计划提供大量的数字资讯，做为发展各行各业的应用基础，如教育、研究、商务、产业、民生（食、衣、住、行）及休闲娱乐等，同时建立公共资讯展示系统，开放精致文化典藏内容予民众共享，进而提升民众生活品质，促进社区文化的发展并建立新文化。此外，藉由该计划的推动，形成公开的内容市场，促进文化产业、内容产业、软件产业与增值产业的发展，刺激相关应用技术的研发，为数字台湾打造基础。
一期成果丰富
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到2006年，该计划一期各项任务目标已基本完成。在内容发展成果方面，根据统计，参与该计划的“中研院”、“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大学、台湾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台湾省咨议会”等机构陆续将其典藏品进行数字化，产生的数字化档案与后设数据结合成数字化产出，包括动画、影片、语音、录音、照片、影像、文字等资料，2005～2006年数字化产出总计达256.77tB。数字典藏联合目录汇入的数字化媒体材料达250万笔。
这些数字化媒体材料包括生物与自然、生活与文化、文献与档案、地图与建筑、艺术与图像、语言、影音与新闻等六大主题，依典藏品类型与特性可细分为16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地质、人类学、档案、器物、书画、地图与遥测影像、金石拓片、善本古籍、考古、新闻、语言、汉籍全文、影音、建筑等，并建立联合目录，根据主题分类，建立网站汇入数字典藏品，数量共约26万笔，依11个分类提供查询检索服务。同时记录各项数字化工作流程出版成手册及影片，以供推广与培养数字典藏专业人才及有兴趣的大众使用。2005年进行了15份数字化工作流程简介，全部置于网页，并于2005年完成13部数字化工作流程影片的拍摄，置于网页供使用者免费观赏。
在技术研发成果方面，完成佛像石刻造像拓本系统等46个主题计划的典藏系统支持与服务系统，包括分析后设数据、引进国际标准、开发数据库等工作，开发出多媒体处理技术、典藏系统与数据库技术、环场环物互动系统等核心技术，以及知识产权与隐私权管理机制的核心技术开发与后设数据分析技术。语言处理技术计有汉字构型数据库系统、断词系统、中英语言跨语言资讯检索技术，开发老旧印刷档案光学字元辨识技术并已技术转让。还完成Livetrans跨语网页搜寻系统，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aCmtaLip、aCmtoiS、JaSiSt等主要期刊以及重要国际会议，如SiGiR、aCL及JCDL等。仅在2007年便发表学术论文228篇，内容涉及对数字典藏学术应用与文化传布议题的创新性研究，以及如何可在理论、实践、技术等方面具体导入各类数字典藏专案计划等。另外，还申请5项专利，包括技术研发分项计划的“无线网络的视讯安全传输技术：可容忍几何处理的数字影像赫序方法与系统”等。
该计划一期重要技术研发成果包括：
多媒体影音典藏技术整合过去发展的影音技术，包括影片分镜侦测技术、关键画面撷取演算法、浮水印、读取SRt档字幕格式、影片字幕加入、档案格式转换等功能，成为电子编辑工具。开发影音博客系统工具与技术，包括影音线上编辑、整合flash影像串流服务器、整合地理资讯呈现、声音播放、系统管理、Gadget应用程序等，并营运影音博客系统。
web2.0核心技术研究包括借重群体智慧来做预测或决策、汇整群众意见的品质、安全性议题及防制恶意行为。
视讯内容了解技术应用局部不变性特征比对不同类型的视讯内容，发现在比对两两相邻的影片时，对应点的数量会随着视讯分段时的影片过场特效而有明显的减少，能将目前摄影机晃动或是视讯中物体快速移动误判为影片过场特效的问题处理得更好，且发展新的视讯内容自动分镜演算法及测试在不同影片中自动分镜演算法的效果；同时结合局部不变性特征与基于模拟疫苗概念的复制影像侦测方法，首先搜集常见的复制影像攻击方法，并利用这些方法预先攻击原始影像，产生新的复制影像，再从新影像中撷取局部不变性特征，产生模拟影像。采用approximatek-dtree的方式快速地比对出遭复制的影像，经由实验图库进行复制影像侦测实验，所提出的演算法能有效抵抗常见复制影像攻击，并能更有效率地比对出复制影像。
音讯处理及检索技术开发SoVideo影音新闻检索系统及Somusic歌曲检索系统。
地理资讯系统共研发7件系统或技术，包括“跨越时空・鸟瞰地图与数字地球的结合”展示系统及单机版应用程序；地图影像及应用软件工具，包括地图影像分割及套件以及地图影像分割应用套件；多人互动触控桌与数字地球整合技术；运用谷歌地图mapplet技术，开发“台湾新旧地图比对-台湾堡图”网络服务；多点触控桌（屏幕）整合应用；车用录影机结合电子地图动态展示街景；建立在影音资料平台上的数字版权管理保护机制。
数字典藏成果推广与应用
为使社会大众能领略多样、深入的典藏内容，带动民众运用典藏内容，该计划从使用者为社会大众的观点及效益出发，将典藏内容经视觉设计包装及互动功能引用，完成FLaSH版公共展示系统“数字101【经典意象・珍藏台湾】”，于2005年该计划成果展出期间正式对大众开放，内容包括数字艺廊、藏品目录、专题特展、典藏说明、教学中心、商务授权等。展览为期一个多月，强调“动手动脚玩数字，随时随地做典藏”，参观人潮达1.4万人，有多家知名媒体陆续采访报导，如tVBS、“中国时报”及联合报等。
为建立提供更完整、清楚的成果展现与交流平台，使民众亲近了解数字典藏，在持续改善充实网站内容后，该“计划办公室”又建立“数字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总门户网站，制作及开发HtmL版公共展示系统，提供数字艺廊、精选目录及专题特展等项目，让大众免费体验精致数字典藏。至2006年12月底为止，网页浏览人次已达208，906人次。
为推动数字典藏在文化产业、增值产业、内容产业与软件产业，以及教育、学术研究、民生、休闲娱乐方面的应用，该“计划办公室”每年都通过“国科会”向社会公开征选研发项目，征选的范围包括数字典藏内容开发、数字典藏技术研发、数字典藏创意增值及数字典藏创意学习（2004年度增设）等4类。例如2005年数字典藏内容开发公开征选项目有31件，数字典藏技术研发公开征选项目有15件，数字典藏创意增值公开征选项目18件，数字典藏创意学习公开征选项目23件，共计87项目。
此外，2006年度共举办58场次推广活动与培育课程，参观人数共计18，522人次。例如举办iCDat2006国际会议，邀请国际metadata领域及多媒体影音专家演讲。包括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陈跃教授发表演讲，主要议题则包括影音典藏技术与后设数据技术，及技术分项的成果展示。参加人数约180人，受邀讲者13人，成果展示有8项。于数字典藏的后设数据方面，研制后设数据需求设计DiY教材，提供15场后设数据培训课程。
为培育数字典藏人员专业能力、加强典藏部门对建立数字典藏的概念与能力，促进参与部门的经验交流，2005年规划14门数字典藏专业培训课程已于2005年10月15日授课完毕，课程讲义全部置于网站供使用者免费下载。为培育台湾文件符码化的种子教师，该“计划办公室”还主办多场文件符码化协会教育培训课程，由国际文件符码化协会主席法兰德斯（JuliaFlanders）及文件符码化协会北美地区编辑包曼（SydBauman）授课，内容分4个主题，包括文件符码化及标志介绍、文件符码化教学介绍、文件符码化格式与验证及未来文件符码化教学议题。
为探讨数字内容应用的议题，该“计划办公室”还先后举办各类研讨会，如数字典藏增值推动与营销策略座谈会、数字典藏增值应用技术研讨会、数字出版研讨会、品牌创造与品牌策略座谈会、国际授权人才培训研讨会等。2006年以“台湾创新”为主题，带领数字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团队参加纽约国际授权展，以培植岛内典藏部门与增值商品厂商的海外授权能力。参展厂商包括12个典藏部门、8个企业品牌，授权项目计有实体商品40件，图像授权514件，影像授权12件，其他授权69件及品牌授权等，吸引500家以上国际授权买家参观，现场交易延伸产值达3.9亿元新台币。2007年再次参加纽约授权展，共有5个授权品牌、5个创新品牌，约吸引1800参观人次，共达成约4400万元新台币预估授权金以及5.5亿元预估产值。
该“计划办公室”还积极开展数字典藏增值应用示范性案例辅导，包括数字典藏创意增值公开征选计划辅导、内容数字典藏增值应用辅导、数字典藏产出的移动内容开发应用辅导、数字典藏网络园区厂商媒合辅导及数字典藏厂商辅导咨询等。
如为推动故宫博物院典藏文物数字内容供创意文化产业进行增值运用，曾尝试通过以下各种方式：Y世代设计商品，邀台湾6所大学所组成的学生设计团队设计，共同开发系列“故宫文化设计精品”；新锐设计精品，邀请岛内多位不同风格的设计师为故宫的商品打造新的面貌；与意大利国际知名品牌alessi合作，以故宫典藏文物发想设计吉祥物新象征图案等相关商品；摩登t恤设计大赛，委托台湾创意设计中心举办“oldisnew时尚故宫-摩登t恤设计大赛”；邀请国际知名的台湾设计团队合作研发设计产品。
近年来岛内数字典藏的产业规模已俨然成形，为整合这些厂商的研发能量，使其不断投入与成长，形成产业聚落，共同建立数字典藏产业的市场利基，该计划办公室于2005年规划成立“数字典藏网络园区”，其目标是在网络上建立一个营销推广平台，提供厂商虚拟进驻，给予各项辅导措施，协助厂商发展有效的商业模式，并与历史博物馆合作进行数字典藏增值商品开发，建立数字典藏商品示范，并媒合辅导厂商与典藏部门的合作。到2006年底，数字典藏网络园区共有100家机构进驻（32家典藏部门与68家厂商），并有多家公司进行合作意向书的签署确认；商品上架数已达930件，并促成典藏部门获得授权收益15.8万元新台币，厂商创造约197.5万元的产值。
由于数字典藏的内容已累积一定数量，增值与应用也走向多元发展，交易与授权的议题愈显重要，该计划办公室还邀请产官学研界专家担任产业推动暨知识产权咨询委员，针对数字典藏发展现况及未来趋势给予建议及指导，共同探讨典藏应用在相关产业的可行性、可能的商业模式，辅导厂商规划商业产品，实际取得数字内容授权，协助解决产业链上、中、下游的知识产权问题。如2005年4月举办“迈进国际市场：数字内容授权说明会”；5月举办“数字买卖与数字分享：2005数字典藏授权暨成果展”，参与厂商约100家。
民法典教案设计篇8
值人民大学法学院喜迎60华诞之际，我们简要回顾人民大学民法学科发展轨迹，[3]从一个侧面展示新中国民商法发展进程，以期与法学界广大同仁一道，助推中国民商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发展与繁荣。
一、新中国现代民法学的思想起源：商品关系说
早在1954年冬天，中国人就开始勾勒中国民法典的蓝图。但作为一种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土壤的文化，法律必然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强烈影响，我国当时并不存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民商法及民商法学。直到改革开放后佟柔教授提出“商品关系说”，新中国现代民法学才得以诞生。
1978年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给中国民法学带来了孕育和成长机遇。但当时经济体制处于逐步转轨和变革中，调整相应经济活动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也处于摸索和论争中。对于如何建设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框架，民法学者倡导制定民法典，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基本法；经济法学者则以当时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关于加强经济立法的提法，以苏联经济法学理论为基础，倡导把经济法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基本法。随之而来的便是长达七年的“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大论战。[4]其核心问题就是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分问题。该论战不仅涉及到民法的调整对象和制度构建问题，更涉及到中国民法学的科学发展和理论构建。
中国人民大学的民法学者[5]深入参与了此次关键的学术大讨论，并提出了对本次论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学术主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佟柔教授，其当时提出的“商品关系说”最后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并成为新中国民法学理论的奠基石。
1979年8月7日—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的“民法与经济法问题学术座谈会”是民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就调整对象问题的第一次正面理论交锋。会上，佟柔教授作了题为《我国民法的对象及民法与经济法规的关系》的主题发言，并提出了著名的“商品关系说”。他提出，尽管民法“内容包罗甚广，但在本质上是调整当时社会中商品关系的”。[6]社会主义中国存在着商品关系……就要有一个民事立法，而这个民事立法必以调整商品关系为主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关系存在于哪些范围，存在多长时间，在它存在的范围、地点、时间内，我们的民法就在这个范围、地点、时间之内起作用。基于“商品关系说”，佟柔提出了由“权利主体制度、所有权制度、债和合同制度”构成的三位一体新中国民法体系。
1981年，佟柔教授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学系统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原理》（上下册）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商品经济说”为基础，对中国民法学的理论体系和具体原理作了系统阐述。该书一经出版即成为中国各大高等法律院校民法学教学的主要用书，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奠定了新中国现代民法学的理论基础。[7]佟柔教授在市场经济道路尚未确立的年代提出的该理论，后成为奠定新中国现代民法学基础体系的重要论断，并成为《民法通则》第2条的立法基础。[8]
二、新中国民法法典化的全程推动和理论贡献
自1954年第一次民法法典化运动以来，虽然我国先后四次启动民法法典化工作，但受经济体制变动的影响和法典化研究水平的限制，四次法典化运动都无果而终。直到2002年全国人大决定采用“分阶段、分步骤”的法典化道路，新中国民法法典化之路才获得了较为清楚的发展方向。在理论界，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始终是这一进程的积极倡导者、全程参与者和大力推动者。其构建的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理论体系，为立法机关的法典化活动提供了最直接、最全面、最权威的立法资讯和参考资料。可以说，中国民法法典化进程深深地打上了人民大学几代民法学人的烙印。
（一）全程深度参与四次新中国民法法典化运动
1954年，新中国民法法典化首次被提上议事日程。郑立教授等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之邀请参与起草研讨活动，掀开了人民大学法学院民法学人60年来深度参与中国民法法典化进程的序幕。
1962年，民法法典化再次启动，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佟柔教授和赵中孚教授深入参加了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人民大学民法学人对民法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为法典化工作提供了积极理论支撑。[9]
1978年11月，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和商品经济战略的提出，民主法制建设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第三次民法法典化运动启动。佟柔教授等人应邀参与起草民法典。但因遭遇了“民法法典化活动时机尚不成熟”的质疑，立法机关决定先制定一批社会急需、条件又比较成熟的单行法规，暂不制定民法典。基于该计划，《民法通则》于1986年诞生。在《民法通则》制定过程中，佟柔教授等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就其中诸多重大疑难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大量立法建议。佟柔教授此前形成的商品经济背景下的民法学说为《民法通则》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其提出的“商品关系说”直接被《民法通则》第2条所采纳。
1998年，我国第四次民法法典化工作启动。当年1月13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邀请五位民法学者[10]座谈民法典起草，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起草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王汉斌副委员长遂决定恢复民法典起草，并委托由九位学者[11]组成的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新一代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仍然是本次民法典起草工作的重要力量之一。第四次《民法典草案》于2002年12月23日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常委会并未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而是决定采用分阶段、分步骤的方式先制定民法典的各个部分，然后制定统一的民法典。
除四次民法法典化和《民法通则》外，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同样是1999年《合同法》、2007年《物权法》和2009年《侵权责任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合同立法中，王利明教授等新一代人民大学民商法学者继续全程参与国家立法。例如，王利明教授对合同的概念作了精辟论述，对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鼓励交易原则）作了深入分析，并对我国合同法“不能采纳德国法上的履行不能、瑕疵担保制度”的主张作了可行性论证。这些都为合同立法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撑。[12]在《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为从编撰学者建议稿、参加起草论证活动、组织国际国内高端学术会议等方面向立法机关提供了全方位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物权法》历经10余年起草论证和8次草案方得以颁布，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伴随着走过了每一次艰辛历程。典型的如，物权立法于2006年进入攻坚阶段，但物权法上的平等保护原则等理念和制度设计却遭到了违反宪法的质疑和批评，人民大学民商法学者对所涉问题展开了深入论证，对此种质疑作了有效地回应[13]，并最终推动了物权立法的成功。
（二）全面构建中国民法典的理论体系
比较法上法典化的经验表明，一个科学合理的民法体系或者民法典体系，离不开一个民法体系化和法典化理论体系的背后支撑。在法典化正式完成之前，是否存在一个民法典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具有决定性意义。就新中国的民法体系化和法典化而言，应当说，中国民法学理论界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已经为民法法典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参考体系。
在该理论体系的构建进程中，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无疑是最为重要力量之一。除了几代人民大学民法学人长期以来为中国民法体系化和法典化提供的理论积淀外，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14]结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编撰了《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系列丛书，对我国未来民法典的体系构建和制度设计做了深入研究和详细说明。该系列丛书是对王利明教授组织起草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深入说明和精辟诠释，共有5本，涵盖建议稿的八篇全部内容，包括总则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物权编、债法总则编、合同编以及侵权行为法编。本套书集权威见解、前沿理论、翔实资料、完整体系于一体，已经受到了广大法学界人和国家立法机关的广泛参考和借鉴。[15]
在起草学者建议稿同时，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还就我国民法体系化和法典化的重大疑难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从民法法典化的价值理念到立法模式、从框架结构到具体制度，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6]成为我国立法机关的重要立法参考资料。例如，“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是20世纪以来商法理论中最为重要和基础的问题之一，[17]也是我国民法法典化运动面临的难题。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商法的起源、民法与商法的功能与角色、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交往模式和比较法的发展趋势等角度做了深入考察，并提出我国应采民商合一的观点。[18]此种主张在我国理论界和立法界已经日益获得了更为普遍的认同。
（三）大力推进“分阶段、分步骤”模式下的法典化进程
在“分阶段、分步骤”法典化进程中，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一如既往地深度参与、大力推动立法进程。无论是中国物权立法，还是侵权责任立法，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典型的有三：
一是根据立法进程编撰立法专家建议稿。除《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外，人民大学民法学人还根据物权法立法需要，组织编撰了专门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并出版了《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19]。该作品成为我国物权立法进程中的重要参考资料，并荣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法学类一等奖。在侵权责任立法进程中，人民大学民法学人再度建言献策，组织中外学者先后编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专家建议稿》[20]、《中国侵权责任法:学者建议稿及其立法理由》[21]，再次对我国侵权责任立法提出了系统的立法建议，很多直接被立法所采纳。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后，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根据制定司法解释的需要，及时编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草案建议稿（草案）》，对《侵权责任法》提出了系统的解释方案。[22]
在向立法机关提供学者建议稿同时，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围绕立法中的重大疑难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著，为立法进程提供了大量理论准备。仅以侵权责任立法为例，自2007年侵权责任法立法工作启动以来，人民大学法学院民法学人先后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两个刊物上发表了近10篇学术论文，就侵权责任法的体系构建、侵权责任法的比较法借鉴方法、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受害人救助机制、医疗侵权责任制度、死亡赔偿责任制度等重大疑难问题作了系统研究，[23]为我国侵权责任立法提供了前沿参考。
二是参加国家立法机关的法律草案起草和论证活动。无论是1986年《民法通则》、1999年《合同法》，还是新世纪的2007年《物权法》、2009年《侵权责任法》，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一直是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要智囊团体，几乎应邀参加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等立法部门组织召开的每一次重大法律草案起草和论证活动，为法律草案的拟定和修改提出建设性建议。如前所述，在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等法律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叶林教授、董安生教授等人大民商法学人也是积极参与者和大力推动者。
三是针对立法中的疑难问题适时举办高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全国人大等立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和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联合召开了一系列高端立法研讨会，邀请全球范围内的权威学者参与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制定工作的研讨活动，围绕立法草案及其重大疑难问题深入讨论，为立法活动提供前沿的理论资讯。[24]
（四）民法法典化进程中的理论贡献
自佟柔教授提出“民法商品关系说”这一新中国开创性民法学理论以来，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长期致力于新中国民法学理论的全面创建，着力增强民法学理论的中国元素，奠定了新中国民法法典化（包括分步骤立法）的理论基石。个中内容，难以一一列举，现笔者试举数例，简要回顾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在新世纪前后提出的部分创见[25]：
1.“中心轴”民法体系化理论。王利明教授提出，民法法典化和体系化需要围绕某一“中心轴”逻辑地展开，民法典必须围绕“中心轴”追求体系的逻辑性和严谨性，应当以法律关系为中心轴构建自身体系。[26]
2.债法小总则[27]、侵权责任法[28]、人格权法[29]独立成编法典化理论。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理论已经为立法所接受，债法小总则、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理论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可。
3．民事法律行为论。董安生教授是我国首位系统研究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民法基本理论问题的学者，其在系统分析和借鉴中外法律行为理论及立法成果的基础上，联系我国的司法实践，对法律行为制度的适用范围、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法律行为的概念、法律行为制度的基本规则、意思表示原理、法律行为控制中的强行法与推定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和富于创造性的研究和探讨。[30]
4．“物格”物权客体理论。杨立新教授提出，要区分为不同物的物格，确定对不同物格的物的不同法律地位，确定民事主体对不同物格的物具有不同的支配力和保护方法。脱离人体的人体器官、组织，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和宠物，植物尤其是珍稀植物，为第一格，即生命格；抽象的物，例如网络空间和网络虚拟货币、有价证券等，为第二格，即抽象格；其他一般物为第三格，即一般格。[31]
5.物权平等保护论。针对物权法平等对待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违反宪法的责难，中国民法学界予以了理论证成。王利明教授当数论述得最为彻底、最为深刻的学者[32]，倡导物权法应当坚持各种物权之间的平等保护原则，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物权立法进程。《物权法》最终采纳了该理论，并获得了广泛认可。
6．合同法“鼓励交易基本原则”。王利明教授在统一合同法制定过程中首倡该原则，要求严格区分合同无效与可撤销，尽可能减少合同无效情形；严格区分合同无效与效力待定、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应将合同形式要件作为证明合同存在的证据，而不作为决定合同成立的标准；应确定合同的解释制度和漏洞填补制度，使更多欠缺部分条款的合同能够最终得以弥补。其中大都被合同法所采纳。[33]
7．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体系论。王利明教授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的学者，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理论，推动了我国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其提出的理论最终被《侵权责任法》广为接受。[34]
8．侵权责任形态理论。杨立新首次系统研究侵权责任形态，即侵权责任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的表现形式。其提出，《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十种责任形态，包括自己责任、对人的替代责任、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相应责任、分担责任、适当责任、垫付责任。[35]
9．侵权死亡赔偿“物质生活水平维持说”。张新宝教授首倡，死亡赔偿金只能是对死者近亲属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救济，在制度上则体现为对死者近亲属相关财产损失的赔偿、精神损害的赔偿以及对被扶养人合理生活费的赔偿和死亡赔偿金。应以“维持被扶养人或者近亲属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物质生活水平维持说)”修正“扶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作为被扶养人生活费和死亡赔偿金的理论基础。[36]
10．民法价值判断的实体性论证规则理论。王轶教授首倡，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唯有以实体性的论证规则为前提，遵循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和形式，运用妥当的论证方法，方可达致相互理解，也才有可能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就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形成价值共识：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主张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37]
（五）商法学的兴起与发展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商事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这一趋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赵中孚、叶林、董安生、郭锋、黎建飞、邢海宝、贾林青等积极投身于商法学基础理论和制度研究，推动中国商法学的发展和繁荣。在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等法律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叶林、董安生、郭锋等都积极参与并建言献策。例如，董安生教授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商法学独立性的深入讨论，并提出了系统的观点[38]。再如，叶林教授参与了2005年《中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的撰写，随后又参加了国务院法制办的公司法修改专家顾问组，其积极倡导公司折中资本制度，主张兼顾债权人利益和其它多方利益。其提出，公司治理外部关系而言，公司治理主要包括公司权力的内部分配和制衡，在此意义上，公司机关设置规则就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就外部关系来说，公司治理不仅要界定企业与公司的关系，还要调整公司与所有的利益关系集团之间的关系。[39]
三、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理论的开创与发展
在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的发展史上，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同样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1950年《婚姻法》及最初的婚姻法学理论主要源于对苏联模式的简单继受。自1950年《婚姻法》颁布以来，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和实际国情，开创了新中国自己的婚姻家庭法学理论，成为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制发展与完善的主要理论贡献者。
在立法中，1978年，中央政法小组修改婚姻法领导小组以1950年《婚姻法》为蓝本，起草新的婚姻法。杨大文教授应邀参加修法小组，并负责执笔起草条文，先后草拟出六稿。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94年，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再度决定修改婚姻法。1996年，修改婚姻法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杨大文教授应邀作为六位专家组成员，全程参与了修改稿的起草和论证工作。龙翼飞教授应邀参加修订活动并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通过了修改稿草案。
在理论上，鉴于简单继受而成的1950年《婚姻法》及其法学理论的明显缺陷，人大法律系的学者积极致力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婚姻家庭法理论，编撰了新中国最早的婚姻家庭法学教材《婚姻家庭制度讲义》（铅印本），奠定了我国婚姻法学理论发展的基础。1958年杨大文、刘素萍等编写的校内本科生教材《婚姻法基本问题》和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婚姻家庭制度讲义》便是教材中的典型代表。这些教材在回顾婚姻家庭制度发展演变历史基础上，阐述了婚姻法的立法精神、任务、作用、基本原则，重点论述了婚姻法所确立的结婚制度、家庭关系以及离婚制度，基本上奠定了我国婚姻家庭教科书体系，该体系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40]
改革开放以后，杨大文教授、龙翼飞教授、孙若军副教授等人大民商法学人充分考察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习俗，对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理论予以了大力完善。其提出的结婚年龄、婚姻效力、离婚条件等具体理论直接为后来法律修订活动、司法解释和婚姻法司法适用采纳。以离婚条件为例，我国1950年婚姻法没有规定。杨大文教授等在“感情论”与“理由论”之争中积极论证采用“感情论”的合理性，在几个草案稿中都规定有“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当准予离婚”，后详细阐述了这一法定离婚实质条件。[41]随着婚姻家庭法学的进一步发展，离婚法定标准又面临“感情破裂说”还是“婚姻关系破裂说”之争，其于90年代末达到高潮。杨大文教授对“婚姻关系破裂说”作了深入阐述，后被于2001年被《关于修改的决定》部分采纳，且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接受。[42]
四、新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的开创与繁荣
从关怀教授参与建国后第一部《劳动法》（1956）的起草工作开始[43]，人民大学两代民商法学人长期活跃在新中国劳动法理论战线上，开创了中国劳动法学理论体系，推动了新中国社会保障法学的发展，并长期大力襄助国家立法和法律修订工作。
从1956年至1979年劳动部第二次起草《劳动法》之前，关怀教授、王益英教授、李景森教授等人大民商法学人对劳动法的概念、劳动权、集体合同法律制度、劳动争议纠纷解决机制作了开创性研究，奠定了新中国劳动法学的理论基石。例如，关怀教授首次系统论证了劳动权，先后在《教学与研究》、《政法研究》上发表了“新中国是真正自由劳动的国家”、“论我国公民的劳动权”等论著，前者被《新华月报》列为本月重要论文索刊之中。[44]关于劳动争议纠纷解决机制，关怀教授积极倡导摒弃“以群众来信、来访的方式处理劳动争议”的模式，呼吁恢复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通过以企业调解委员会调解、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及法院审判三道程序解决劳动争议。粉碎“四人帮”以后，关怀教授积极参与1987年《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和1983年《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及《劳动法》的制定工作，其主张最终被立法部门所采纳。[45]
1979年，关怀教授应劳动部之邀参加《劳动法》起草活动。经过10余次修改的《劳动法草案》于1984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因分歧较大再次搁浅。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我国先后制定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并正致力于社会保险法等社会保障法的发展。从立法层面上看，关怀教授继续深入参与了1990年第三次《劳动法》起草和论证工作。该法于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开始实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综合性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
进入新世纪，我国不但制定了《劳动合同法》（2007），而且还大力开展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林嘉教授、黎建飞教授、郑爱青副教授等新一代人大民商法学人全程参与了新世纪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起草论证工作，就中国劳动法学的完善、中国社会保障法学的构建作了大量开创性研究，并受到理论界和立法机关的广泛认可。
关于劳动法学理论的研究范式，林嘉提出，最近三十年来在劳动法的价值观念、立法策略、利益衡量、学科定位等多种因素的共振下，我国劳动法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最终实现了范式的转变：在调整方式上实现了从政策调整到法律调整的转变，在价值观念上确立和深化了倾斜保护劳动者和保护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原则，在劳动法定位上实现了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在调整模式上实现了从单一模式到个体自治、团体自治和国家强制三种模式共存的转变。关于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发展的指导思想，林嘉提出，应该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作为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的指导思想，社会保障法首先应当以社会公平为其价值追求，在公平的前提下兼顾效率。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首先要实现一个全覆盖、低水平的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的生存权这一基本人权，这充分体现出公平优先。在这一水平之上，可以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险制度，体现出兼顾效率。
黎建飞教授对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必要性和具体路径做了深入研究。关于制定社会保险法的必要性，黎建飞教授形象地指出，[46]其肩负着直接的、与民之生活关系密切的保障任务。社会保险法的历史启示在于:社会保障是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它是社会成员生存、生活和保持人格尊严必不可少的。黎建飞教授同时对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具体模式和路径做了深入分析。[47]关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黎建飞倡导，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囿于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社会保障存在差距，解决农村养老的有效方法是要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依靠社会的力量和长时期的养老基金积累，保障农村的老人安度晚年。[48]
五、面向新世纪的人民大学民商法学
60年来，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始终走在中国民商法学理论建设的前沿阵地，始终秉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团结协作之精神，始终以国家法制建设和社会进步为己任，长期致力于中国民商事立法的体系化和法典化。尤其是老一辈法学家在异常艰苦的社会环境中淡泊名利、潜心治学、无私襄助国家法制建设之精神，是人民大学中青年民法学人的精神财富。新世纪的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将进一步传承和发扬60年来的光荣传统。[49]
民法法典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虽然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商事法制建设道路还不长，但是，我们已经在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短暂30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相继颁布，一部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可谓呼之欲出。60年的法制建设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有能力在新世纪打造一部充满中国元素的《民法典》，藉此推动和繁荣世界民事法律文化。
面向未来，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希望与全国法学同仁一道，憧憬中国民商法理论体系的新高度，迎接一部中国特色当代民法典的诞生，期待中国民商事法律体系化的新境界。我们也相信，在新中国民法典诞生之际，中国民商法学又将迎来法学方法论的新时代。[50]
注释:
[1]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研室编撰的《民商法学科史》为基础，系经教研室集体讨论而成，具体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熊丙万参与执笔。笔者在搜集和整理60年光辉发展史的过程中，深为大量历史人物和事件所震撼，但要真正做一个全面回顾与总结，笔者甚感困难，只能是挑选历史中的部分人物、事件和思想予以展示。如有遗漏之处，还请各位海涵。
[2]此处所称民商事法律制度“法典化”不限于独立的民法典，还包括《婚姻家庭法》、《劳动法》等各类民商事法律的法典化。
[3]本文所称民商法学包括传统民法、商法和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主要以人民大学民商法学教研室所包括的研究方向为考察对象。考虑到我国婚姻家庭法制及其理论的特殊发展历史、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社会法特征，本文先介绍传统民法学，然后再分别介绍婚姻家庭法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学。
[4]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终止了本次大讨论。
[5]佟柔、赵中孚、王利明等都参与了本次学术大讨论。
[6]佟柔教授在提出“商品关系说”之后对其予以了进一步发展。其代表性论文如，《我国民法科学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我国民法调整对象问题研究》、《论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及与经济法的关系》都分析了民法调整对象。另外，在《民法概论》（佟柔、赵中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统编教材《民法原理》（佟柔主编、赵中孚、金平副主编，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中，“商品关系说”得到了系统深入的阐述。
[7]除《民法原理》外，佟柔教授后来还组织编撰了大量民法学教科书，对民法学理论予以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成为后生民法学人传承和发展的理论起点。如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民法概论》、1982年法律出版社高等学校民法试用教材《民法原理》、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1985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疑难问题解答》第一辑、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法律年鉴·民法学》、1991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国法学四十年》中的《民法学》与《民法通则要论》(张友渔主编)。
[8]参见江平：《江平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87-588页。
[9]例如，佟柔教授对计划经济背景下合同的功能和定位作了深入研究，后成为当时计划经济背景下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开创了这一时期的民法学学说。参见佟柔、胡金书：“巩固合同纪律，为实现国民经济计划而斗争”，载《政法研究》1956年第1期。
[10]五位民法学者分别是：江平、王家福、梁慧星、王保树、王利明。
[11]九位成员分别是：江平、王家福、魏振瀛、王保树、梁慧星、王利明、肖峋、魏耀荣、费宗祎。
[12]参见王利明：“统一合同法制订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的探讨（上）”载《政法论坛》，1996（4）；“统一合同法制订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讨（下）”，载《政法论坛》，1996（5）；王利明：“合同法的目标与鼓励交易”，载《法学研究》1996（5）
[13]“物权法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实行平等保护原则”即为其中争议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对此，仅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其先后就“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10余篇，积极倡导社会各界准确认识该原则。例如，王利明：《论物权的平等保护原则》，《中国法律》2006年第6期；《论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3期；《平等保护原则：中国物权法的鲜明特色》，载《法学家》2007（1）；“为什么说平等保护是完全符合宪法的”载《光明日报》2007年1月22日。
[14]在世纪之交，国家大力推动法学研究活动，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9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法学类）。鉴于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科长期以来在国家民商法学教学和研究中的重要影响，1999年9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落户人民大学法学院，依托原民商法教研室挂牌成立，王利明教授和杨立新教授先后担任中心主任。自成立以来，中心极大地推动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的教学研究，日益成为中国民商法学理论研究和民商法学人才培养的重镇。中心先后两次在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评估中被评为“优秀”，于2007年获得“教育部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于2009年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评估中取得了在百所重点基地中排名第六、法学研究基地中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
[15]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梁慧星教授也同期主持编撰了《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同样是我国民法法典化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和立法参考。
[16]例如，王利明：《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该作品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利明:《论中国民法典的制订》，《政法论坛》1998年第5期;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的体系》，《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王利明:《关于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的几个问题》，《法学》2003年第1期;王利明:《试论我国民法典体系》，《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王利明:《中国民事立法体系化之路径》，《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
[17]参见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18]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大学民商法学科邢海宝教授就此提出了不同主张，倡导建立制定一个商法总则，进而制定一部商事法典，以宣扬商法精神或商人精神。
[19]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20]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1][德]布吕格迈耶尔、朱岩：《中国侵权责任法学者建议稿及其立法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2]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草案建议稿（草案）》，载中国民商法律网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49876，2010年7月10日访问。
[23]参见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体系构建——以救济法为中心的思考”，《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王利明：“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机制”，《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杨立新：“我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对国外立法经验的借鉴”，《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杨立新：“中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改革”，《法学研究》2009（4）；张新宝：“侵权死亡赔偿研究”，《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张新宝：“《侵权责任法》死亡赔偿责任制度解读”，《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朱岩：“风险社会与现代侵权责任法体系”，《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朱岩：“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立法模式研究”，《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此外，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人还在各类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关于侵权责任法立法的论文达100余篇。
[24]例如，在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先后组织召开了近10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来自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美国、英国、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五十余个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出席会议并参与深入讨论，其中多次研讨会系与全国人大法工委联合召开，直接为最高级立法机构提供了前沿参考信息。例如，侵权法高层论坛（北京，2008.11）、“侵权责任法立法建议”研讨会（北京，2009.01）、侵权责任法国际研讨会（北京，2009.05）、“海峡侵权法立法学术研讨会”（成都，2009.06）、中美侵权法国际研讨会（北京，2009.07）、中美侵权法草案研讨会（北京，2009.11）、中日侵权责任法研讨会（苏州，2009.11）、《侵权责任法》实施问题国际研讨会（成都，2010.07）。关于2005年6月1日以后的国际会议信息，可参见林嘉主编：《人大法学》网络版，law.ruc.edu.cn/rdfx/。
[25]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科教学研究人员的理论创见远不限于此。
[26]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以下。
[27]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9页以下。
[28]例如，王利明教授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构想。王利明：《合久必分：侵权法在债法中的地位》，载《法学前沿》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29]王利明、杨立新著：《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对人格权的相对独立性进行了专门论证，明确主张“民法应当单独设立人格权制度，对各项人格权作出具体规定”。
[30]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许多观点为国内理论研究中首次提出。
[31]杨立新著：《民法物格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杨立新、曹艳春：“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及其支配规则”，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杨立新、朱呈义：“动物法律人格之否定——兼论动物之法律物格”，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32]参见王利明：“关于中国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上、下），载《中国法律》2001（3）、2001（4）；王利明：《论物权的平等保护原则》，《中国法律》2006年第6期；王利明：《试论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3；王利明：“物权法平等保护原则之探析”，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3期；王利明：“试论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载《中国法律》2006年第3期；王利明：《物权法草案对平等保护原则的体现》，建设部《城乡建设》2006年第5期；王利明：《论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3期；王利明：《平等保护原则：中国物权法的鲜明特色》，载《法学家》2007（1）；王利明：“为什么说平等保护是完全符合宪法的”载《光明日报》2007年1月22日；王利明：《物权法平等保护原则之探析》，《理论参考》，2007/06。
[33]王利明：“合同法的目标与鼓励交易”，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34]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5]杨立新：“法官适用《侵权责任法》应当着重把握的几个问题”，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Z1期。
[36]张新宝：“《侵权责任法》死亡赔偿制度解读”，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论侵害生命权之损害赔偿”，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37]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38]参见董安生、王文钦、王艳萍编著：《中国商法总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9]参见叶林：《公司法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0]参见马忆南《二十世纪之中的中国婚姻家庭法学》，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
[41]20世纪80年代末，“感情破裂”标准遭到流行的“婚姻关系破裂”论的挑战。杨大文教授对此予以了反思，倾向于采用“婚姻关系破裂论”。参见杨大文：“完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婚姻家庭制度”，载《中国法学》1989年第2期；陈甦《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42]专家主持编写的几个版本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均采“婚姻关系破裂说”来设计裁判离婚理由的法律条文。例如，王利明：《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第433条、第434条。
[43]1956年劳动部主持起草《劳动法》，关怀作为劳动法学专家积极参与了起草工作。然而，此后政治运动迭起，劳动法起草工作因此夭折。
[44]参见“为了劳动者的权益——记劳动法学家关怀教授”，载《人权》2007年第6期。
[45]参见“当代中国法学名家——关怀”，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网》，cnlsslaw.com/list.asp?Unid=3973，2010年7月4日访问
[46]黎建飞：《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社会保险法﹚制定中的疑惑》，载《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47]黎建飞：《社会保险立法的时机、模式与难点》，《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
[48]黎建飞：《农村养老：期待由家庭走向社会》，载《人民日报》2005年12月11日。
民法典教案设计篇9
内容提要:本文以刑法立法为视角，对1979年以来我国刑法的发展进行了基本梳理。文章将30年来的中国刑法立法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国刑事法制由初创到成熟(1979——1997)”和“中国刑事法制由成熟到完善(1997——2008)”;同时，对30年来我国刑法立法的主要成就及其特点做了简明扼要阐释。认为，2008年后中国刑法的应然走向是:(1)在刑法的立法理念上，提倡保障人权、确立客观主义;(2)在刑法立法形式上，以修正案为主，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为辅的刑法修改和解释模式将长期并存;(3)在刑法立法内容上，既着力解决现有刑法规范上的遗留问题，又根据国家法制进程和社会需要增减内容。
一部中国法制史，主要是一部刑法史。在世界法律发达史上，以刑律为主的中华法系曾经占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不仅中国古今各个时代没有不重视刑事法制建设的，就是世界各国也概莫能外。但及至封建帝制覆灭和西方法律文化东渐，一度辉煌的中华法系从此消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建设，是在全面废除旧中国法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种种历史政治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法制建设经历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一、1979———1997:中国刑事法制由初创——到成熟
毛泽东在1949年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宣布:彻底废除国民党政府建立的伪法统。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虽然试图尽快建立完善的刑事法制，从1950年开始刑法典的起草工作，但是由于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民主与法制缺乏足够科学认识，过份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致使我国在建国30年内没有制定出自己的刑法典。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与法制重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刑法典的制定工作再次紧锣密鼓地展开，先后易稿38次，终于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典，从而结束了新中国建国30年仍然没有刑法典而主要凭刑事政策、司法解释及几部单行刑法定罪量刑的局面，初步开创了刑事法制的新局面。
应当指出，由于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立法技术的限制，1979年刑法无论在体系结构、规范内容还是在立法技术上都存在一些缺陷。这部刑法典在观念上比较保守，内容上失于粗疏，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显露出与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诸多不适应。为了不过度损害刑法典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同时又适应社会需要，因此，自1981年起至1997年3月前，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先后通过了24个单行刑法，并在107部非刑事法律法规中设置了附属刑法规范，对刑法典进行了一系列修改和补充，内容涉及极广，其中仅罪名就由130个增加到了263个。（1）然而，频繁的修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还使刑法规范过于分散，缺乏体系和系统化，加上司法解释数量庞大，规范之间的不协调性日益凸现，不利于刑事法制的发展与完善。因此，刑法典的全面修改必然提上议事日程。
事实上，中国最高立法机关早在1982年就提出了修改刑法典的设想，且至1997年刑法典修订前，对刑法修改和研究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酝酿准备(1982—1988)。这一阶段最高立法机关开始注意对刑法修改意见进行收集和整理。第二，初步修改(1988—1989)。这一阶段将刑法修改明确列入了立法规划，初步尝试性地草拟了《刑法修改稿》。第三，重点修改(1991)。这一阶段主要是对“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研判、论证。第四，全面系统修改(1993—1996)。这一阶段最高立法机关为全面系统修改刑法典进行了大量工作，草案拟改频繁。第五，立法审议通过(1996—1997)。最高立法机关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对修订草案数次审议，最后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1997年3月14日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此次刑法修订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1997年刑法典主要成就在于:
1.明确规定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废除了类推制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相当原则。
2.扩大了我国公民在国外犯罪的刑法适用范围。规定我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国领域外犯罪的一律适用中国刑法，其他公民在我国领域犯罪，除按我国刑法规定最高刑在3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外，一律适用我国刑法。
3.确立了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范围内，行使管辖权。
4.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问题的修改。首次采用绝对列举的方式规定14周岁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仅限于刑法规定的八种犯罪，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同时，取消了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规定。
5.规定精神病人犯罪减轻刑事责任的制度。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6.对正当防卫制度作出重大补充。明确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才属于防卫过当。最引人注目的是，刑法典同时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急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刑法典第20条第3款)此一被许多学者称为“无限防卫权”的制度设计引来诸多争论，赞成者认为这必将促使更多的公民行使正当防卫权，有利于打击暴力犯罪。反对者则认为这一规定有“同态复仇”之嫌，而且也是对侵害者的人身权利的漠视。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即便是所谓的“无限防卫权”也应当是有限度，也不能超越合理限度。（2）
7.对共同犯罪作出修改。明确规定了犯罪集团概念(即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对于主犯和胁从犯的处罚规定也更为科学，对首要分子和首要分子之外的其他主犯进行区分，而胁从犯仅指被胁迫从事犯罪之人，将旧刑法规定的被诱骗从事犯罪之人排除在外。
8.在以前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首次在刑法典中规定单位犯罪及其处罚原则。
9.对刑种的修改。修改了拘役的期限，由“十五日以上六个月以下”改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大幅度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规定罚金适用的条文占刑法分则条文的40%，并在罚金的“一次或分期缴纳”、“强制缴纳”、“减免”之外增加了“随时追缴”的规定。
10.将“酌定减轻处罚”的决定权由各级法院统归最高人民法院。这虽然有利于防止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权钱交易现象，但同时又极大地限制了个案审理中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不利于司法精神的培育。其利弊尚有待于实践来检验。
11.首次明确规定“自首”的法律概念(即“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有助于统一认识，同时加大了自首从宽处罚的幅度。
12.首次明确、系统规定罪犯立功从宽处罚的制度。“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13.死刑的修改完善。虽然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基本上保持不变，但死刑适用的条件更加严格，适用对象也进一步受到限定，尤其是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更加进步:明确规定“死缓”犯减刑和执行死刑的条件，以暂缓执行期间“无故意犯罪”为减为无期徒刑的条件，“有重大立功表现”为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条件，“故意犯罪”为死刑执行条件。
1997年刑法典分则方面的重要进步主要体现在:
1.条文更加详备，在对大量危害行为进行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后，刑法分则的条文增至350条，罪状和量刑情节也尽可能具体化和明确化。
2.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改变了以往刑法政治化色彩过于浓厚的不当做法，增加了法制化的色彩。
3.将军事犯罪纳入刑法典，并专章规定贪污贿赂犯罪。
4.根据需要，增设了大量的新的犯罪类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计算机犯罪、证券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和国际犯罪。
5.专章规定了“危害国防利益罪”。1997年刑法典对于中国刑法的发展乃至整个法制进程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在总体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极大推动了刑事法制建设的进程;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需要，将刑法惩罚的重点放在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秩序和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方面;对刑法的理念和价值观进行了调整，在保障罪犯人权和被害人权利、强调刑法的社会功能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1997年刑法典非常重视惩治洗钱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偷渡、恐怖犯罪等经常体现为跨国跨境具有国际性的犯罪，有利于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区际刑法的衔接，等等。
至此，中国刑事实体法制基本趋于成熟。
二、1997——2008:中国刑事法制由成熟——到完善
毫无疑问，法律永远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即使有一部比较成熟的刑法典，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对刑法进行修改也是十分必要的。1997年刑法典施行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又出现了若干新情况，犯罪态势也有新的变化，因此修定或完善刑法典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后，我国最高立法机构吸取了以往单行刑法太多且不协调的刑事立法的经验教训。虽然1997年以后也出台过有关单行刑法，但主要采取了刑法修正案的立法形式对刑法典进行修改完善。到目前为止，我国立法机关总共颁行了六个《刑法修正案》，它们分别是:(1)1999年12月25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2)2001年8月3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3)2001年12月29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4)2002年12月28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5)2005年2月28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6)2006年6月29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这些刑法修正案的修改内容分别涉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恐怖活动与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以及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有关的犯罪等。
修正案的每一条都直接指明是对刑法某一条的修改，实际上是吸取了日本和法国刑法修改的经验，即对旧条文的修改与补充采用“增删法”，这是一种进行法典立法的延伸技术。修正案对刑法典条文增删的具体形式有:(1)改换，即明文规定将某一条款改为新的内容。例如《修正案》第2条对刑法典168条的修改。（3）①(2)增补，即某一条之后，再增加某一款或者是将某一条辟为两条。例如《修正案》第1条规定，在刑法典第162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162条之一。（4）②修正案对条文的增删形式还包括删除条文，（5）③不过目前的几个修正案均未采用这种形式，可见，立法者采用的修正案在内容上并未丝毫减少刑法的打击范围，相反，法网更为严密。
1997年以来，最高立法机构还了三个重要的单行刑法，它们分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简称《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简称《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1999年10月30日)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简称《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年12月28日)。在以修正案修改刑法的同时，又采用了单行刑法，这似乎有些矛盾。不过，考察这三个单行刑法性规范的内容和特点，我们可以发现，立法机关的这种做法是有一定原因的，并非随意为之:
一方面，每个单行刑法的通过都有其深刻的政治或社会背景。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为例，其背景正是1997年席卷亚洲乃至全球的金融风暴。这种风暴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尽管中国政府成功应对，但也凸现了刑法典在打击危害国家外汇管理秩序的行为方面所存在的法律漏洞，因而有必要对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行为予以犯罪化。
另一方面，《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规定了新的犯罪和罚则，是较为典型的刑法文件，但另两个《决定》并非一个纯粹的刑法规范文件。《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1999年10月30日)，就刑法意义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对刑法相关规定(1997年刑法第300条)的重申，（6）它更像是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法律决定(或声明)。
表现在其规定:(1)坚决依法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惩治邪教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机关要各司其职，共同做好这项工作。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以迷信邪说蒙骗他人，致人死亡，或者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活动，依法予以严惩。(2)区分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团结、教育绝大多数被蒙骗的群众，依法严惩极少数犯罪分子。在依法处理邪教组织的工作中，要把不明真相参与邪教活动的人同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非法活动、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区别开来。(3)提出了应对邪教犯罪的方法，即在全体公民中深入持久地开展宪法和法律的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实行综合治理。同样，《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也未添加刑法典未作规定的新的犯罪行为。相反，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但规定了危害互联网安全的犯罪应依刑法典相关规定惩处，还对利用互联网实施危害社会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权益的民事侵权行为作出了原则性规定。
最高立法机构不仅及时对刑法典以刑法修正案和单行刑法方式进行修改，同时还注意以立法解释的方式对刑法典的条文及其字面意义进行必要解释。自1997年刑法典颁布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颁布了9个刑法立法解释，即:(1)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第93条第2款的解释》(2000.4.29)，(2)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第228条、第342条、第410条的解释》(2001.8.31)，(3)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第294条第1款的解释》(2002.4.28)，(4)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第384条第1款的解释》(2002.4.28)，(5)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的解释》(2002.8.29)，(6)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2002.12.28)，(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2004.12.29)，(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关于《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2005.12.29)，(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关于《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2005.12.29)。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工委还了两个具有解释性质的“答复”:(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对“隐瞒、销毁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物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主体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2002.1.14)和(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2002.7.24)。这些立法解释或“答复”分别对1997年刑法典中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土地管理法规”、“土地”、“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中的“归他人使用”、拒不执行裁判、裁定罪以及渎职罪主体、信用卡的范围等问题进行了解释。
除了立法机关的刑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的司法适用作出了大量解释。有关统计表明，1979年刑法典颁布后至1997年刑法典修订之前近20年的时间里颁布的刑法司法解释约220余件，1997年刑法典修订之后至今的刑事司法解释也近200件。在名称上，司法解释大致有“意见”、“批复”、“答复”、“解释”、“规定”、“决定”、“办法”、“函”、“纪要”、“通知”等。以解释主体划分，既有最高司法机关单独作出的，也有最高司法机关联合行政部门(如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作出的司法解释。在内容上，刑法司法解释基本上涵盖了刑法总则、分则的方方面面，既有针对具体问题的解释，也有针对刑法条文的较为抽象的解释，有的实际上还是在创设规则，例如关于罪名的解释，刑法典并没有规定罪名，司法实践中使用的罪名是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确定的。1997年刑法典颁布后的刑法司法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就刑事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主动作出的解释和对请示、来函所作的各种答复。其中某些是针对某一类案件的，如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些是针对某一种案件的，如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些则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如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7）2、直接对刑法条文规定所作的解释，如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12条几个问题的解释》。此外，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其他一些具有司法解释功能的“准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机关理论刊物———《人民司法》之“司法信箱”专栏以“本刊研究组”名义对各地法官提问所作的回答。
综上可知，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以刑法典为核心，以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为两翼，以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为补充的完整刑事实体法律制度。
三、2008后时代:对中国刑法的几点期许
回顾过去在于展望未来，中国刑法发展的前景怎样呢?笔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制应当朝以下方面发展:
(一)在刑法的立法理念上，提倡保障人权、确立客观主义刑法立法理念是立法所应坚持的基本观念，刑法规范总是表面和被决定的，实质和决定的因素是刑法的价值和立场。刑法价值在规范的视野中以刑法的机能来加以体现。通常认为，刑法具有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保护机能重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整体利益;保障机能则意在强调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学界普遍认为，从1979刑法强调社会保护优先到1997刑法突出权利保障，中国刑法立法实现了刑法机能的合理调整。
一直以来，刑法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学派之争，所持的基本立场不同会导致刑法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诸多差异。学界认为1997刑法的根本性立场不再如1979刑法偏爱主观主义，而是回归客观主义。现代刑法理论中的客观主义吸收了主观主义的合理内核，成为以追求法制理念为主导思想的世界诸国的首要选择。应该说，修正后的1997刑法与这种潮流是一致的。例如:明确废除类推，规定罪行法定原则，禁止溯及既往等都是贯彻客观主义的表现。此外，在犯罪成立方面，规定的更为明确，尽量明晰分则各罪的罪状等。而1997刑法之后的一系列立法活动，也顺应了客观主义的需要，主要对一些司法中存在争议的模糊规定进行了确定化的操作，便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因而，刑法的保障机能与客观主义立场是相辅相成之物，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呼吁确立客观主义，客观主义的确立反过来保障了权利的实施。今后的中国刑法立法，提倡权利保障、确立客观主义是法制建设应有的题中之义。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的价值理念是多元的，在确立基本价值理念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的考虑。所以，需要进一步把握时代脉搏，追求体现多元价值观念平衡的刑法规范，兼顾公平与效益、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提升刑法的服务和预防功能。
(二)在刑法立法形式上，以修正案为主，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为辅的刑法修改和解释模式将长期并存
值得一提的是，在考量刑事实体法的发展和完善时还必须考虑到刑事程序法和刑事证据法的发展方向。目前中国同时也在进行着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证据法的变革，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的一个基本走向是朝英美法系抗辩制靠拢，此后学界热烈讨论的也是抗辩制和英美证据制度的进一步引进和融合。在此背景下，不难让人想到作为英美法典型特征的判例制度在中国刑事法领域的移植问题。换言之，应当考虑到在程序制度和证据制度向英美法靠拢时的刑法法律渊源的多样化问题:在一个已经如此深地依赖于法典的国家刑事判例有其存在的空间吗?
围绕判例能否具有刑法法律渊源地位这一问题，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笔者认为，判例制度在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应用是有可能性的，除却判例本身克服成文法缺陷的功能不谈，仅就目前强大的刑法司法解释权而言，刑法判例的形成就有其可能性，只不过，根据现有的刑法司法解释权，这种判例可能必须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确认，而不能在判决形成时即自动取得判例地位。此外，判例的实行还有赖于一系列的相关制度如裁判说理制度等的推行。
因此，今后的刑法规范体系将表现为由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刑法立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乃至刑法判例构成的互动有机体，刑法规范相互之间的协调性将成为考验立法者立法技术以及最高司法机关解释技术的重要指标。
(三)在刑法立法内容上，既着力解决现有刑法规范上的遗留问题，又根据国家法制进程和社会需要增减内容
一部法典不是万能的，其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多层次的操作问题。有学者就对刑法领域的法律多元化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原有的法律关系和法律秩序都在重新建构和形成。同时，修订或新立法律就是法制建设的必要之需。为了保持法律条文的权威性和连续性，就要求立法者拓宽立法视野，尽量考虑立法的方方面面，使立法具有一定前瞻性。
在下阶段立法过程中，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很多，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必须解决彻底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1997年修改刑法时理论界普遍存在将罪刑法定原则简单化处理的倾向，直接造成现行刑法尚未完全贯彻这一原则，刑法典总则和分则的规定上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乃至失误。要实现刑法现代化，就必须彻底奉行罪刑法定原则，使刑法规范更加明确化(而不仅仅是具体化)，求得刑法的进一步完善。第二，无论采取何种立法形式，刑法都不宜过于频繁的修改，应当正确处理法的合目的性与法的安定性的关系。因此，在刑法内容上，能够通过刑法解释解决的问题尽可能不纳入立法修改轨道。第三，应当根据行为的危害性恰当地进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以及社会形势的变化，将出项新的犯罪类型，有的行为将不再具有危害性。有必要在充分的犯罪学研究基础上适时“入罪”和“除罪”。第四，在刑罚领域，如何正确处理重刑化与轻刑化的关系，特别是增加刑罚种类、刑罚执行方式以及如何进一步减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等，都将成为今后刑法立法的重大课题。第五，着力解决刑法的国际化问题，等等。
总之，中国刑法的发展与完善将追随法制国目标的进程，将逐步形成一个体现现代社会文明和法制精神的刑法规范体系。
注释:
（1）其他方面的修改还包括:在刑法的空间效力上增加了普遍管辖权;法律的溯及力上，有的单行刑法采取了不同于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某些犯罪如走私罪增加了单位犯罪的条款;对于刑种，针对军人主体增加了剥夺军衔、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等附加刑;对共同犯罪的定罪和处罚进行了补充;对个别犯罪情节增加了加重处罚的规定;在一罪和数罪问题上，有的规定按数罪并罚，有的按一罪从重处罚，有的还增加并处罚金的规定;增设战时缓刑制度;在罪状上，对不少罪的罪状加以明确，并区分情节，区分法定刑档次;提高了不少犯罪的法定刑，包括对某些犯罪增设死刑，等等。详细的论述，参见高铭暄:《二十年来我国刑事立法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法学》1998年第6期。
（2）众多学者对1997年刑法典关于防卫权的规定进行了评述。更为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见李琦:《论法律上的防卫权———人权角度的观察》，《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杨鸿、商志超:《“无限防卫权”质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刘艳红、程红:《“无限防卫权”的提法不妥当———兼谈新第20条第3款的立法本意》，《法商研究》1999年第4期。
（3）该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4）即规定:“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5）条文的删除包括对原有内容和编号的一并删除，例如日本刑法中其分则的第一章就只有两个字“删除”。此条款也全条空缺。
（6）事实上，对与邪教有关犯罪的刑法意义上的解释是由司法解释完成的，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9年10月)。
（7）这一类解释涉及到中国司法实践中独特的案件请示制度，即下级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或程序问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予以答复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颇为盛行，但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的《关于报送请示案件应注意的问题的通知》和1990年的《关于报送请示案件应注意的问题的补充通知》。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5-226页。上级法院的答复除了涵盖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一般问题外，还包括了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意见，后者往往被认为侵害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和法院独立审判原则，也充分反映了下级法官的素质问题或者他们对自身素质的认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书面答复才有可能成为司法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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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铭暄.二十年来我国刑事立法的回顾与展望[J].北京:中国法学，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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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秉志，肖中华.中国刑法的最新改革[J].现代法学，1998，(2).
民法典教案设计篇10
制定一部代表21世纪大陆法系最高成就的中国民法典，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鉴于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阶段，在短时期内制定一部结构完整的市民社会法典所涉及到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法学学术条件尚未完全具备，而为了促进改革开放与社会稳定，建构和谐社会，在财产法领域尽快架构基本框架与基本制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目前，在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侵权行为法）四大财产法领域，知识产权法和合同法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而尽快制定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是两项紧迫的立法任务。
9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2002年12月25日分组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民法草案”）。民法草案包括了“物权法”编（以下简称“民法草案物权法编”）。根据新一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制定民法典，现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开始。结合民法草案物权法编及相关修改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2004年8月3日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修改稿（以下简称“物权法修改稿”）。此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于2004年10月15日形成了委员长会议审议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以下简称“物权法草案”）。这里，按照全国人大现在的立法思路，本人不揣冒昧，对物权法草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供研究者评判和立法者参考。
提出这些修改意见的时候，综合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一项适应渐进式改革的立法，民法草案的立法思路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制定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作为民法草案中的一编，与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编一样，首先作为单行法形式出台，也是一种较为实际的选择；
第二，物权法是财产法领域的固本之法，既需要采世界先进法律理念、原则、制度与规则，又需要考虑本国国体、社会发展、民族法律文化及司法经验；
第三，物权法既要反映我国社会改革的历史成就，又要适应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实践需要，同时要对形成后的法治国家状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第四，物权法是关于物与物权的基础性法律，也是建立与发展财产权理论的基石，它不仅是人们关于财产权权利来源的依据，而且是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基础；
第五，我国学者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和徐国栋教授主持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1]（以下分别简称为梁氏建议稿、王氏建议稿和徐氏建议稿）关于物权编（或物权法分编）的部分，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法律建议，它们也表明，我国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西方法律知识的继受，开始步入本土化制度建设与创新阶段。
之一
物权法草案分正文和附则两部分，共297条。其中，正文凡5编22章，计296条；附则1条，即第297条所规定的施行日。正文5编依次为：总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占有。这五编的划分，建立在学术界对于物权权利基本类型的认识上，即物权法草案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本法所称物权，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特定的物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特别是该款后面所称“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在这种基本类型基础上，再加上一个物权法通则（即总则）和需要进行物权保护的“占有”之事实状态，就形成了物权法草案的五编制。民法草案物权法编和物权法修改稿，都明确规定了这种划分类型。而且，民法草案在第1编总则之第6章民事权利，即第85条第2款中，也有相同内容的表述。当然，从学理角度来说，这种划分类型也几乎是一种教科书式的通说。但是，立法是否有必要明确表明这种学术观点，并据此搭建一个清晰的框架呢？对这一问题，则有必要加以慎重考虑。
本人的看法是，我国物权立法虽然需要采纳这种学术主张，但在物权法中不宜明确表明这种学术观点，更不宜据此搭建清晰的法律结构。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民事立法应该因应复杂生活样态而具有延展性，五编制结构虽然精致，但却也限制了物权立法。例如，以五编制之第5编来说，前面三编均以“权利”类型分编，按照分类标准必须统一的一般原则，后面“占有”编似乎也应为“占有权”编，但立法实际上是将占有作为一种事实状态加以保护的，这就显现出了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再如，五编制结构之下，一些非典型的物权形态如优先权，也必须置于担保物权编中，但是否妥当，也会徒起争端（物权法修改稿将“优先权”一章附于正文之后，物权法草案又干脆去掉了“优先权”一章，是否也有这种困扰，不得而知）。又如，典权虽为用益物权，但也不乏融资担保功能，五编制结构必须明确将它置于用益物权编，也局限了人们对典权功能的更深入地认识与体会。还有，五编制结构，使得我们在以后物权法的修订中，对于每增加一种新型的权利类型，都必须作出它到底是用益物权还是担保物权的学术判断，这就制约了物权法适应社会实践发展的能力。可见，在他物权的分类中，学理上虽然将用益物权定位为发挥物的使用价值，而将担保物权定位为发挥物的交换价值，但我们并不是任何时候和任何角度都能够严格地区分物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某些制度或权利设计，可能会兼具两项功能。同时，民事立法本身具有包容性和扩张性，物权法也应该为今后的物权立法预留一定的拓展空间。因此，这种五编制结构，坚持在所有权之外即为他物权，而他物权即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两类，并必须对除去所有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利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看似结构严谨、精致，但实际上是制约了物权立法。相对于丰富的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只是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不可能绝对的周延。所谓再精致的鸟笼也是鸟笼，这种五编制立法模式，有作茧自缚之嫌。
第二，从民法典的形式上看，物权法五编制势必造成在民法典物权法编之下出现事实上的“分编”结构，不利于民法典结构的统一。民法草案中编与章之间出现“分编”情况的，就只有物权法编和合同法编。合同法编分类较为简单，即“总则”与“分则”；而物权法编这种五编制分类则较为复杂。物权法编的这种复杂结构，如果不标明是“分编”，则不易理解；如果标明是分编，又对民法典中编与章的结构冲击较大。所谓进退维谷是也。
第三，物权立法应该尽量平铺直叙，不宜搭建过于复杂的分层结构，要淡化学术色彩，以亲近民众，便于阅读。名曰物权法，本身就不得不包含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概念、原则、制度和规则，由此就需要立法上相对淡化这种学术性叙述方式，尽量使之通俗、简洁和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