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体制的分类篇1
1．金融综合经营下的分业监管，导致监管成本大幅增加。监管成本增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综合经营，而监管分业致使监管的运行成本，包括监管的人员成本、技术成本等均有所增加。二是由于分业监管机构各自为政，各类监管政策协调性差，导致被监管金融机构的制度成本明显增加。由于各监管部门相互独立难以对各类具体监管达到共识，且各类金融监管政策各异，监管技术、指标、手段、措施等不统一，使金融企业综合经营的制度成本大幅增加。
2．易形成本位主义监管。一方面，分业监管机构在制订本领域监管政策时，受监管机构部门利益制约，很难从全局出发考虑金融体系整体利益，往往以自身本位利益为先;另一方面，在金融交叉业务领域，各监管机构之间又存在争夺监管利益，推卸监管责任的激励，从而降低监管效率。
3．易形成监管真空。根据分业监管相关规则，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相应行业行使监管权，这种看似归口清晰的分业监管制度，却极易形成监管真空。一是目前我国的监管立法尚不完善，分业监管制度决定了监管立法行业属性明显，难以避免立法的漏洞与空白。二是无论分业监管制度如何详尽，都难以囊括各类机构和业务的监管权归属。三是综合经营中出现的新型监管问题监管权归属不明。如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根据分业监管制度对其集团公司根据主营业务性质，确定监管机构，对其所属机构则采取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原则，但由于一些以产业资本为基础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因其市场主体身份不明确，致使出现监管真空。四是创新金融产品往往综合了各类金融功能，涉及多个监管领域，难以明确归口，也易出现监管真空。
4．缺乏对综合性、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分业监管，使得各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缺乏综合统计，易导致个体风险规范下的总体风险失控和系统性风险加剧。分业监管制度决定了各监管机构监管政策的制定仅考虑其监管权所属领域的风险和问题，而缺乏全盘性综合考量，难以对综合性，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控。综上述可见，金融综合下的分业监管，要么存在交叉监管、重复监管现象，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监管冲突，导致监管成本增加;要么出现三不管地带，形成监管真空;加上各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监管标准、监管指标、管理技术等各异，又缺少监管协作和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不能形成监管合力;且各监管机构又易各自为政，使得综合性、系统性风险监管缺失，因此，金融综合经营趋势下，分业监管不利于监管效率的提高，不利于金融稳定目标的实现。
二、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策略建议
综合国外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结合我国经济金融结构特点，考虑到建立一套与综合经营相配套的金融监管体系，往往需要耗费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当前的金融监管结构难以适应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监管弊病频频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可考虑分“三步走”。
1．第一步，不改“一行三会”制监管结构的前提下，尽快确立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实现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改变“一行三会”在我国发展10多年来，各监管机构均积累了不少本领域的监管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监管模式。鉴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非一日之功，为适应我国金融综合经营发展，较简单易行的办法是在不改变当前监管体系架构，不新增监管机构的情况下，可尽快建立一套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具体可由国务院牵头，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参与，建立一种定期和不定期的监管协调会议制度，加强各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的协调，增进各类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性。确立监管信息的有限共享，降低监管成本。明确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责权利，避免监管冲突，减少重复监管，弥补监管空白，提高监管效率，并对系统性、综合性风险进行甄别，提出监管方案。在金融综合经营趋势下，同一金融监管往往同时开展多种金融业务，我国现行的以机构属性划分监管机构的做法已远不能适应国内的金融发展的监管需求，有必要重新根据功能来划分金融监管，实现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变。
2．第二步，作为过渡，对目前的“一行三会”制监管体系进行微调建立综合协调机构，实行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为多元化监管向一元化监管过渡，功能性监管向目标式监管过渡做铺垫。综合经营趋势下，随着国际金融竞争的加剧，为适应未来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全面放开，金融风险的进一步复杂化，改革现有“一行三会”制金融监管体系将是我国金融监管的必然选择。建立一元化综合监管机构，既能对综合经营中的系统性、综合性风险进行监管，又能保障各类监管之间的密切配合。但类似机构的建立既需要多方调研，又需要充分的实践以证明其在我国的可行性。为此，可借鉴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经验，对当前的“一行三会”式监管体系进行微调，在国务院下设一个综合性监管协调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统一领导和协调金融监管工作。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负责国家宏观监管政策的制定，及对系统性、综合性风险的监管，建立中国金融监管数据库，汇总各类监管信息，形成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促进协调，提高监管效率，推动“一行三会”调整其现有的机构式监管向功能式监管过渡，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合作，以适应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迈进。作为分业监管机构“一行三会”仍各自独立地负责相应领域监管政策制定及金融监管的实施，与以往不同的是，各分业监管机构制订监管政策应经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批准或向其备案。同时，借鉴美国金融改革经验，进一步调整功能性监管框架，提高监管技术水平，逐步向目标性监管转变，为下一步实现统一金融监管打好基础。
金融监管体制的分类篇2
关键词:混业经营综合监管
混业经营背景下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是分业监管结构,即针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设立相应的独立监管机构实施监管。随着混业经营愈来愈普遍,尤其是伴随着大型混业金融集团的出现,金融体系风险的特征和传播途径发生显着改变,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混业带来的一系列监管新问题,大多数发达国家从分业监管走向综合监管,目的是进一步加强监管部门的协调与信息沟通,避免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以及实现对金融集团的整体清偿力和资产组合整体风险的有效评价和控制。从已有的实践来看,综合监管主要有以下三类:
英国式的统一监管模式。这种模式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对于不同的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不论是审慎监管,还是业务监管,均是由一个统一的超级监管机构负责,这个机构或是中央银行或是由单独成立的金融监管局来担当。英国于1998年进行监管体制改革,在合并原有的9个金融服务业监管机构的基础上成立新的金融监管服务局(FSa),成为集银行、证券和保险等监管职责于一身的一元化金融监管机构。日本也从1997年起,改革大藏省,将金融监管职能从大藏省分离出来,成立金融监督厅,实现统一监管。目前,采取统一监管模式的地区正在增加,韩国、中国台湾等也都开始采用这种模式。
美国式的伞形监管模式。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颁布后,美国改进原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形成一种介于分业监管和统一综合监管中间状态的新的监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根据所经营业务的种类接受不同行业主要功能监管机构的监管;而联邦储备理事会为金融控股公司伞状监管者,负责评估和监控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资本充足性、风险管理的内控措施和程序的有效性以及集团风险对存款机构子公司潜在影响等。联储必须尊重金融控股公司各类子公司的有关监管当局的权限,从而避免重复监管和过度监管。
不完全的统一监管模式。这类监管模式介于统一综合监管和分业监管之间,主要包括牵头监管模式和双峰监管模式。牵头监管模式是在实行分业监管的同时,由几个主要监管机构建立及时磋商协调机制,为防止混业中的监管真空和监管机构相互扯皮,指定某一监管机构为主或作为牵头监管机构,负责协调工作,巴西是典型的牵头监管模式。“双峰式”监管模式是设置两类监管机构,一类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控制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类负责对不同金融业务监管,澳大利亚和奥地利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影响监管模式选择的因素
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并不单取决于经营模式,还取决于各国金融体系的风险特征,以及历史、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具体地,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对各国采取何种监管模式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混业的组织形式和混业程度有所不同。各国金融混业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德国的全能银行、英国式的金融母子公司和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三种。德国的全能银行是指银行、证券及保险等金融业务完全由单一金融机构以分设事业部门的方式全面经营;英国的金融母子公司是以一个金融机构为母公司,一般是银行,透过其投资的子公司从事其他金融业务,如巴克莱银行集团、国民西敏寺银行集团等;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通过直接、间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对银行、证券或保险等不同金融领域中的子公司实现控制,但控股公司一般不直接从事业务经营。前两种混业是整合程度较高的金融混业经营形态,混业程度深,风险的传染性强,所以监管机构之间加强协调的要求也较高,要求建立一体化的超级监管机构。而金融控股公司混业的程度较浅,利益冲突和风险传染等问题并不突出,适合于伞型监管模式。
二是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环境因素存在差异。一国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对各国监管体制的选择有重要影响。美国是一个政治分权制的国家,在金融监管体制上采用“双线多头的管理体制”,即联邦和各州政府都有监管权力。而大多数政治集权制的国家,其监管体制也较为集中,通常由中央一级的监管机构对全国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英国历史上长时期实行自律监管,政府仅对自律型机构的行为进行必要监督和适当干预,这显然与金融交易惯例、传统习惯和思维模式等非正式制度安排有极大关系。制度环境因素同样深刻地影响着监管模式的取向。美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理念是权力制衡。单一监管机构的权力过大,又没有其他监管机构的制约,可能形成垄断和滥用权力,有悖于其权力制衡理念,自然要选择多个监管机构的并存。
三是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美国原有的双线多头监管体系是美国近百年金融发展史中自然形成的,这既是监管业务上的需要,也有联邦政府与各州权力分配和权力制衡的原因。而美国的民主政治也使得任何一个重大的改革都需要国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达成共识,对这一制度做彻底的变革是极其困难的,美国回应混业的挑战的方式自然是对原有的体制采取改良的做法,即一方面继承了大危机以来形成的分业监管的架构,同时也规定联储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机构,从而形成了当前的伞型监管体制。英国由于原先采取的是自律监管机制,在运行中许多自律组织往往由于既得利益或熟人关系,监管不力,未能很好地起到一个“金融警察”的作用,彻底的“革命”的阻力并不是很大,因此,英国政府得以通过“金融大爆炸”式改革的方式,成立一个超级监管机构,实现统一综合监管。
四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影响巨大。一个国家或地区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往往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但也会受到重大事件冲击的影响。重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往往会打破原有的制度均衡,导致监管制度的根本改革。英国统一监管制度的建立是直接受巴林银行倒闭事件的影响。韩国1998年改革监管体制也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国内要求改革金融体系的呼声较高,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韩国政府采用统一监管体制。
全球范围内金融混业经营的深入发展推动了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尽管历史上各国在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上有所差异,但随着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以及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各国金融市场发展状况和金融体系风险特征逐渐趋于一致,各国金融监管模式日益向统一综合监管的方向演进。
金融业混业经营发展挑战我国现行分业监管体制
回顾20多年经济改革之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也经历了一个从集中监管到分业监管的转变过程,现在又处于开始探索向统一综合监管方向发展。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1993年,我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中国人民银行集货币政策和所有金融监管于一身,既是一个超级中央银行,也是超级金融监管机构。自1993年,为制止金融领域的混乱,防范金融风险,中央政府对金融业分业经营作出严格规定。与之相对应,我国金融监管也开始实行分业机构型监管体制。2003年4月,中国银监会成立并正式履行职责,标志着分业监管体制的最终形成。由此,形成了人民银行同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的“一行三会”的平行配置。在这一体制下,银行、证券和保险的监管机构相对独立、各自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这种监管模式的专业性和力度较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效率较高,同我国分业经营体制基本是适应的。
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结构也变得日益复杂,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如银证合作、银行与基金合作、投资连接保险产品等在我国不断涌现,混业经营初见端倪,这对现行分业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分业监管体制同监管对象结构不一致,影响监管的有效性。根据我国加入wto所承诺过渡期结束,外资金融机构获得完全的市场准入许可和国民待遇,许多大型跨国银行已经开放个人业务。对绝大多数跨国银行来说,它们都是超级金融财团,涉足非传统的银行业务较深,显然单靠银行监管者一个机构来监督,已经明显力不从心。而从将来看,我国分散的监管机构也难以形成与能够集聚大量金融资源的金融控股公司等大型组织相抗衡的有效外部制约的强大力量,难以保障经济金融安全和公共利益。
现行分业监管体制难以综合评估混业金融机构的风险。在目前的“一行三会”体制下,各监管机构在法律上是独立平级主体,不存在上下级关系,难以及时有效采取协作行动开展监管活动。特别是对于国内混业金融集团中,某一实体的风险受其他实体影响很大,而且各种风险相互传染,只对集团某一实体有监管权的机构很难评估该实体的真实风险以及集团整体风险状况,不利于有效监管实施。
分业监管易产生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金融业创新的发展使得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难区分它们究竟属于何种类型机构以及何种类型业务,各金融机构往往利用监管盲区逃避监管或利用监管程度差异进行“监管套利”。尤其是,分业监管模式不利于监管机构明确监管职责,易形成监管真空,也容易造成监管机构之间的推诿卸责。
分业监管易导致重复监管,增加监管成本。金融监管成本既包括维持监管活动费用的直接成本,也包括被监管行业执行成本以及监管活动对金融行业效率影响等在内的间接成本。在分业监管制度下,多个监管机构会增加机构设立的行政成本与相互协调合作信息成本,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加大金融机构受到重复和交叉监管,与多个监管机构打交道,提起多次授权审批程序,遵循多套监管规则,接受多轮监督和管理的成本支出。这会降低金融业的效率,也降低社会整体福利。
分业监管会抑制金融创新,阻碍金融业发展。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监管的有效性衡量标准之一便是能否有利于金融创新。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各监管机构为减小监管压力以及规避自身风险,有很强愿望确认并控制被监管机构的风险和经营行为的动机,这往往会对原不属于本业的新产品和新业务采取抵制态度,从而阻碍金融业创新活动和发展。
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金融混业经营和一体化的综合监管趋势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展,迫切要求改革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重点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前瞻性,确定金融监管体制的框架一定要考虑到加入wto后混业经营趋势给我国监管体制提出的要求;二是制度变迁成本,由于经营模式和监管体制之间并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监管体制变革要考虑到制度变迁成本的因素。基于此,我国监管体制未来的变化方向应当是一体化的综合监管,并且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变革过程,必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要提高各独立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和监管能力,提高在各自分业领域的监管效率。我国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在2003年才真正形成,分业监管格局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当前监管体制下的核心工作是促进银行、证券和保险各监管机构努力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防止监管真空,积累混业监管经验。监管重点应放在健全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因为混业经营必将大大增加混业经营机构的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而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可以起到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的作用。同时,监管机构应加快监管方式电子化的步伐,努力实现监管标准的国际化和现代化。
加强目前我国各分业监管机构的合作,建立制度性的合作机制和通畅的信息交流渠道。当前分业监管体制下对混业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的重中之重是建立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业务合作机制,既避免监管资源浪费,又可实现协调一致的监管效果。2000年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决定建立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但是不定期的会议制度是不能胜任混业形势下的经常性监管。因此,需要设计特殊的机制予以保证,定期研究加强部门的交流与合作,针对金融业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制定监管措施,真正发挥统一协调的功能,并真正具有决策作用。
金融监管体制的分类篇3
论文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以金融危机为背景,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剖析,从而提出参照美国伞形监管模式,结合我国实际,建立一套有自己特色的金融监管体系将是我国金融监管改革较为现实的选择。
1 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
自2007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资产价格泡沫依次破灭,众多持有次级房贷的银行和与之相关的金融机构纷纷破产,金融产品风险及流动性短缺进一步扩散,从而引发了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房地产业持续低迷、房价暴跌、抛售银行股、银行提挤现象加剧,使得短短数月内,华尔街五大投行三家倒闭两家改制,正式宣告次贷危机演变成为金融危机。时至今日,本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已扩至全球,并严重和持续地摧残了实体经济,有学者将目前的状况描述为经济危机。
2 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总结与检讨
金融监管体系是一个国家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美国金融业能够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从另一侧面表明它的监管体系基本适应了市场发展,并具一定优势。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型多头监管模式,也被称为伞式监管+功能监管体制,是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混合体。在这个监管体系中,存在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换言之,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介于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之间的金融监管模式。其中,金融持股公司实行伞式监管制度,美联储为其伞式监管人,负责对公司的综合监管;同时,金融持股公司又要按所经营业务的种类接受不同行业监管人的监督。伞式监管人和功能监管人的共同作用,促进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
然而,随着金融全球化和混业经营的发展,金融产品创新加速、交叉出售、风险传递加快,原先的监管体系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本次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笔者认为美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以下不足:
(1)“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容易出现监管重叠与真空。监管重叠是由于监管机构众多,对某一行为均具有监管权力而发生的现象。监管重叠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在监管过程中会产生不必要的内耗和监管资源浪费,但理论上可通过合理权力划分的方式得到解决。而监管真空是指所有监管机构的职权都无法触及某些金融风险。由于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并不存在一个法定的统一最高监管组织,因此在类似于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管其一”的机构设置,极易使得各监管部门在金融混业经营的环境下,出现对某些金融市场行为,尤其是对一些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出现空白。因此,貌似全面监管的“双重多头”机构设置事实上是存在监管重叠和盲区的。
(2)金融监管制度落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业的全面发展和金融产品创新步伐的加快,对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遗憾的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并未适时地进行调整,从而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在没有足够金融风险管控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不断开拓市场和开展新兴业务实质上变成了积累危机的行为。美国分散的监管体制决定了在风险蔓延的过程中,并没有机构对此负责,现有的监管体系与各类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并不适应,加之监管者面对市场新的变化和发展由于没有相关法规的明确授权,使原本具有优势的分散监管体制反而成为一种缺陷。
(3)监管机构本身职责并未履行到位,次贷源头贷款质量监督缺乏。在次级贷款发放时,特殊客户层没有抵押资产、没有连带保证,监管部门只是事后对贷款机构的财务状况进行判断,并未职履行事前监管的相应职责。由于这类贷款机构都积极介入资产证券化进程,因此财务状况很难及时反映其贷款质量,因此直到最后资金链断裂时,监管当局才能意识到风险的存在。
(4)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乏力。次贷产品属于复杂的结构性融资产品,投资者难以准确评估其内在价值与风险,因此信用评级成了投资者决策重要甚至是惟一的依据。但美国政府及监管部门在将信用评级制度纳入联邦证券监管法律体系之后,并未建立相应的针对信用评级机构本身的监管与问责机制。正由于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乏力和这种权重责轻的制度错位助长了信用评级业的道德风险,为危机的全面蔓延和爆发埋下了隐患。
3 对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再思考
金融监管体制的分类篇4
不可否认，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长期以来在动员储蓄和投资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严格的分业经营体制也在一定时期内为我国金融业的风险管理做出了贡献。然而，随着经济的全面转轨和金融的日益深化，现有金融结构的局限性也逐渐有所表现。不够合理的金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金融效率的提高、影响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这已经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党的“十七大”已经将形成“功能完善、结构合理、高效安全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作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这标志着一场改变我国金融结构，对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相对地位和比例进行再配置的深刻变革已经来临。
本文认为“直接融资比重上升”和“金融业混业经营”是当前我国金融结构演变的两大主要趋势。这两个趋势在我国当前的金融发展中已有所显现，本文将借助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这两个趋势的合理性，并指出在这两个趋势不断发展的同时，只有适时推动金融监管结构随之改变，才能提高监管效率，保证金融结构变革所带来的效率改进得到充分发挥。
当前我国金融结构演变的两个重要趋势
发展直接融资与宏观金融结构变革
从宏观金融结构来看，直接融资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其中以股票市场的发展尤为迅猛（图1给出了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值的快速增长趋势）。2007年我国a股市场发行新股筹资6984.05亿元，而中小板市场发行453.79亿元，开放式基金发行3717.21亿元，截至2007年12月31日，沪市总市值为267811亿元，流通市值为63539.04亿元；深市总市值为56197亿元，流通市值为28017亿元。资本市场总市值达到354396.96亿元，超过了GDp的总量，资本化比率赶上发达国家水平。
虽然从融资规模来看，间接融资仍处于优势地位，但融资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趋势已经形成，直接融资规模必将逐步超过间接融资。
短期来看，2008年从紧的货币政策将对间接融资产生更为严格的控制。企业融资必将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幅度向直接融资倾斜。另外，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社会资金仍然十分充裕。加之我国很多产业的发展尚未饱和，仍有大量优质企业等待上市或发行债券。因此，从资金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看，直接融资获得快速发展的条件都非常充分。
长期来看，直接融资快速发展也具有诸多有利条件。首先，由于我国经济已形成了健康发展的长期趋势，加之逐步富裕起来的居民将出于财富管理需要而产生日益增加的证券投资需求，我国的主板股票市场仍然有稳步发展、做大做强的充足空间。
同时，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也已经成为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深交所中小板市场近年来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为主板市场提供了有益的补充。而正在酝酿的中、西部证券柜台交易市场更将进一步丰富我国资本市场的层次，使资本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与股票市场的情况相似，随着债券发行制度的日趋完善，我国的债券市场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图2给出了近年来我国债券发行规模的增长趋势）。2007年我国债券市场上共发行各类债券42211.89亿元（不含央行票据40390亿元，具体数字见表1）。目前“公司债试点”工作已经展开，这为企业债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地方政府债券近年来也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在条件成熟时，中央政府有限制地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也是完全可能的。
总的来看，随着直接融资的发展，我国宏观金融结构已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截至2007年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总额达到53366.94亿元，占银行贷款余额的比例已达19.21%，占银行贷款增加额的135.22%。可以预见，随着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居民投资意识的觉醒以及证券市场相关制度的不断健全，直接融资在我国融资结构中的地位必将获得不断的提升。我们预计，在两年内直接融资就将超过间接融资，在我国金融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混业经营与微观金融结构变革
宏观金融结构的变革将在中观层面上直接造成金融业产业结构的变革，推动资本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最终会引发微观金融结构的变革，从而使混业经营趋势更加明显。
从历史角度来看，金融产业中是先有银行业，后有证券业，然后才有保险业。在我国目前的金融业发展中，银行、证券和保险也分别占据着金融产业中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位置。但随着直接融资在宏观金融结构中比重的上升，三大金融产业的排名将发生变化，银行业的龙头地位将最终让位于证券业。实际上，这三个产业中，最终对国民经济贡献最大的是证券业，这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证券业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功能就是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本化技术”的支持。“资本化技术”体现了整个国家或社会将社会财富转化为资本的能力。如果说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硬件，那么“资本化技术”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软件。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金融领域中资本化技术的应用正随着金融创新而不断增加，跨市场的金融产品创新（通常也被称为交叉产品创新）日益活跃。各种创新产品在满足了客户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的同时，也使货币信贷市场与其它金融市场之间的隔离被打通，为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的金融机构进入证券市场创造了条件。
在资本化技术的支持下，各类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将日趋多元化，最终使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转变为混业经营。
事实上，作为重要的金融业混业经营形式――金融控股集团在我国已经出现，并在金融领域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秦立莉总结了我国（大陆范围内）三类已经出现的和一类即将出现的金融控股集团形式：
我国已出现的第一种类型的金融控股集团是以金融机构身份同时控制着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机构的金融集团,如中信、光大、平安等即属此类。第二类是由三大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在境外设立独资或合资投资银行向金融控股集团转变而成的。第三类是近几年来在金融机构增资扩股中,产业资本控股银行、证券等多类金融机构的企业集团。还有一类即将出现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对控股的地方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进行重组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表1列出了目前我国已经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金融控股集团以及各集团所控制的主要金融子公司的情况。
除了金融控股集团这种形式以外，近年来我国也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混业经营形式。如2007年11月，由深圳平安银行发起23家中外资银行(含5家外资银行)参与的“跨区域中小银行银团联合会”正式启动。该银团联合会将在银团合作的范围、机制、对象等方面进行创新和突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本次银团合作突破了传统信贷领域的限制，将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业务的交叉销售也纳入了合作的范围。这为我国金融业实现混业经营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载体。
金融结构演变与监管结构演变
我们不难发现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和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可以使我国的金融体系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但我们同时也不能忽视，当前金融结构的演变有可能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冲击，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认为，随着金融结构的转变，我国的金融监管结构也将由严格分立的监管结构向一体化的监管结构转变。
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结构主要有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严格分立的监管结构以我国为代表，完全整合的监管结构（即一体化的结构）以英国为代表。美国采取的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伞型”监管结构。按照巴塞尔有效监管的全面性原则，无论是分立还是整合，不同监管领域之间的协调都是最重要的，只不过在整合体制下表现为同一个机构内部不同部门的沟通，而分立体制则表现为不同机构之间的沟通。
一般来说，金融监管结构必须要与金融结构相适应。这是因为不同的金融结构会引致不同的金融风险结构，而风险控制是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适应金融结构和风险控制的需要，金融监管也必须形成相应的分工结构。
随着银监会的分设和《银监法》的颁布实施，我国正式确立了“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立的金融监管结构。有人把这种监管结构的特征形容为“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表面上看，这种划分似乎是十分清楚的：银行、证券、保险和货币政策，界限分明。但是从有效金融监管的全面性原则来看却并非如此。
实际上“一行三会”所监管的金融领域，就象几条河流相互交叉联通后形成的水系，流动的是相同的金融资源，而不是经过清晰界分的铁路。如果缺乏全面的统筹与协调，很可能在水系的一段已经水满为患，在另一段却已经断流，水系的一段被污染，整个水系也会被污染。也就是说，如果“一行三会”不能形成全面监管的协调机制，那将很容易引发监管过度、监管真空等不良现象，还可能诱发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不利于监管效率的提高。在金融结构变迁的背景下，严格分立的监管结构使金融监管很难有效防范证券保险行业风险向银行渗透，积聚为系统性风险。这就要求监管者针对监管效率和监管成本作出新的选择。
事实上，十七大报告对此已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按照这一要求，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统领“三会”的大部门机构。因此，一体化监管取代分业监管已是大势所趋。鉴于我国金融监管的实际状况，在监管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用“伞型”结构作为过渡。
对策建议
我们认为“直接融资比重上升”和“金融业混业经营”是当前我国金融结构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的重要演变趋势，它们将对我国的金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而金融结构的变迁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针对金融结构的变化，对监管结构进行调整，逐步建立高效、合理的一体化监管结构，才能在保持金融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金融结构变迁带来的效率改进。
由于金融结构及金融监管结构的演变将对我国金融体系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仅针对与金融结构演变有较为直接和密切关系的金融业监管问题提出若干对策建议。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监管人才的孵化机制创新。
首先，要建立人才引进制度：尽快引进相对稀缺的专业人才，加大对基层监管机构中专业监管人才的补充力度。其次，要建立“人本教育”制度：要建立系统的培训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对监管人员进行周期性业务培训，特别要注重证券、保险等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提高监管人员的整体素质，来切实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水平。最后，实施“监管专业带头人”制度：发掘、培养一批符合现代金融业监管需要的专家型人才，提高金融监管部门的实际监管能力，并形成一支学习型、专家型、务实型、开拓型的监管队伍。
金融监管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初始的制度安排直接决定产业组织（行动集团）今后的发展路径。在我国金融结构面临深刻变革、金融发展迎来一个新纪元的时候，我国金融业监管必须努力在诚信制度、呆账强制核销制度、资本强制补充制度、审慎监管制度、金融创新的激励约束制度（特别是推动混业经营的创新）、市场退出制度等六大方面实现制度创新，从而为新形势下银行业的稳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金融监管方式创新。
金融监管体制的分类篇5
关键词：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适度性评价指标体系
在中国实行分业监管，虽然有利于监管当局明确监管目标，统筹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但是，分业监管也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如商业银行为了规避法规的监管，通常将大量资金流向其他行业，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和制度突破口；外资银行带来的新型金融产品，一家监管机构往往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等等。可见，中国现行的以机构监管为基点的分业监管体制，不但抑制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速度，而且加大了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成本，同时也影响跨国银行监管合作的质量，容易导致监管真空或过度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监管的效率。这些情况促使笔者对在中国分业监管模式下，如何加强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有效性，特别是建立一套衡量协调与合作是否适度的指标体系进行深入的思考，借此提出有针对性的监管行动建议。
一、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的主体
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的主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主体包括一国或地区的中央银行和各种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在中国，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的狭义主体主要指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
广义的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主体既包括狭义的监管主体，也包括一国或地区的银行同业协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新闻媒体、公众和投资者，还包括国外银行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主体还包括国有股权代表者。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广义的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主体。
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本文把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的主体归结为以下四类：一是“狭义的监管主体”。包括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简称“一行三会”。二是“国有股权代表者”。包括财政部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汇金公司”，下同)。三是“监管第三方”。包括银行同业协会、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公众及投资者等非官方银行监管组织。四是“国际合作对象”，包括国外银行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
一般而言，纳入协调与合作范围的监管主体数量越多，考虑问题的视角就越开阔，防范风险的效果就越好。但是随着监管主体数量的增多，协调与合作的成本和难度也相应增大。因此，在存在多个监管主体的情况下，各主体之间要加强沟通和配合，否则就会产生重复监管、监管盲点或监管冲突等后果，从而降低监管效率，甚至造成监管失败。
二、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适度性指标设计
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不但有收益，还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我们知道，收益函数边际递减，表明协调与合作力度越大，收益上升的速度越慢，成本函数边际递增，表明协调力度越大，成本上升速度越快，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收益达到最大，达到理想的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均衡状态，此时的监管协调与合作水平是理想、均衡的水平。
为了进一步测度中国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水平是否达到理想、均衡的水平，有必要构建一组衡量指标，来衡量中国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是否适度，是否符合我国银行发展水平的需要。为了讨论上的方便，本文把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两部分，即国内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和国际合作评价指标体系，每一部分的指标又分为广度指标和深度指标两大类。
(一)银行监管的国内协调适度性评价指标体系
这一部分的指标主要反映银监会与国内银行监管协调主体之间的合作程度。
1 广度指标：
(1)“一行三会”及“国有股权代表者”协调会议开会频率一年开会次数／按约定应开会的次数
该指标主要反映银监会与其他银行监管协调主体之间是否按《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备忘录》等有关制度召开金融监管协调会议，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协调越到位。
(2)“一行三会”及“国有股权代表者”现场检查协调率组成联合检查组次数，涉及业务交叉现场检查的次数
该指标主要反映银监会与其他银行监管协调主体之间合作的诚意，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协调主体间越有诚意，协调越深入。
(3)银行年度外部审计比例外部审计家数，银行总数
该指标反映外部审计与银监会的协调情况，该指标值越高，说明银监会对外部审计的认可度越高，也说明市场约束发挥更大的作用。
(4)群众来信处理率群众来信查处数／群众来信总数
该指标反映群众对银行的满意度和关注程度，也反映银监会对市场反映的重视程度。该指标值越高说明银监会对市场纪律越重视。
(5)新闻媒体报道利用率利用报道信息进行监管的信息数目／新闻媒体对银行报道的总数目
该指标反映新闻媒体对银行的关注程度，也反映银监会对新闻媒体反映的重视程度。该指标值越高说明银监会对市场纪律越重视。
(6)新闻媒体对监管当局采访增长率本年比上年新闻媒体采访增加数，上年新闻媒体采访数。
该指标反映新闻媒体对银行监管的关注程度，该指标值越高说明新闻媒体对银行监管越关注。
2 深度指标：
(1)“一行三会”及“国有股权代表者”信息共享率已共享信息，应共享信息
该指标主要反映银监会与其他银行监管协调主体之间是否按《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备忘录》等有关制度共享信息。该指标值越高，说明信息共享率越高，协调越到位。
(2)跨市场违规业务增长率本年比上年跨市场违规业务增长金额／上年跨市场违规业务金额
该指标说明银行、保险、证券之间业务相互渗透时，违规的可能性。该指标值越高，说明风险越大，违规越严重，也说明协调越不到位。
(3)参与协会规范市场秩序比例参与规范业务品种数，需要规范的产品数目
该指标反映银监会与银行协会互动的情况，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协调越到位。
(4)对危机机构救助成功率因动用再贷款等救助资金避免倒闭的银行机构家数／高危银行机构家数。
该指标反映银监会与人民银行互动的情况，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协调越到位。
(5)银行资产胜诉执行增长率本年比上年胜诉案件执行增长金额／上年案件执行金额
该指标反映地方的金融生态情况，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地方政府越支持银行和银行监管的工作，协调越到位。
(二)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适度性评价指标体系
这一部分的指标主要反映银监会与国际银行监管协调主
体之间的合作程度。
1 广度指标：
(1)签署谅解备忘录比例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数目，有相互设立金融机构的国家数目
该指标反映银监会与国外银行监管当局的合作程度，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合作越深入。
(2)对海外机构的现场检查频率一年对海外银行的检查家数／海外银行总数
该指标反映银监会与国外银行监管当局的合作程度，也反映银监会对商业银行海外分行的监管力度，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合作越深入。
(3)国外监管当局对国内外资银行的现场检查频率国外监管当局对国内外资银行的现场检查家数／外资银行总数
该指标反映银监会与国外银行监管当局的合作程度，也反映国外银行监管当局(母国)的监管能力，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合作越深入。
(4)参加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比例参加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家数，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总数
该指标反映银监会与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密切程度和合作程度，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合作越深入。
(5)参加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会议的比例参加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会议的次数/十国集团一年平均参加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会议次数
该指标反映银监会与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密切程度和合作程度，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合作越深入。
(6)参加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会议的比例参加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会议的次数，一年在亚洲召开的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会议次数
该指标反映银监会与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的密切程度和合作程度，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合作越深入。
2 深度指标：
(1)信息共享率已共享母国银行信息／应共享母国银行信息
该指标反映银监会与国外银行监管当局是否按监管备忘录等文件要求共享信息，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合作越深入。
(2)国际监管规则制订参与率参与监管规则制订的数量，一年监管规则制订总数
该指标反映银监会与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程度，也反映银监会的国际地位，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合作越深入。
(3)国际监管规则修改参与率，国际监管规则修改意见数目，各国提出的修改总数目
国际监管规则修改参与率，国际监管规则修改意见数目／十国集团平均提出的修改数目
上述两个指标均反映银监会与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程度，也反映银监会的国际地位和监管水平，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合作越深入。
(4)国际监管规则修改意见采纳率，中国提出修改意见被采纳的数目／中国提出的修改意见总数目
国际监管规则修改意见采纳率，中国提出修改意见被采纳的数目，十国集团平均被采纳的数目
上述两个指标均反映银监会与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程度，也反映银监会的国际地位和监管水平，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合作越深入。
(5)国际监管人才培训率参加国际、区域金融监管组织及其他国家金融监管当局培训的人数，全国金融监管人员数(与十国平均水平比较)
该指标反映银监会与国际和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程度，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合作越深入。
(三)适度性评价指标的聚类分析
上述设计的指标在归属类别上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重复和交叉。为了更准确地将某一个评价指标归属于某一个子系统，有必要对指标体系进行聚类分析。把相似程度较大、关系密切的指标聚合为一类，把不同的类型指标分离出来，对评价指标进行优化处理。该方法称为聚类分析(mierachicalclusteranalysis)。凡是具有数值特征的变量和样品都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距离和聚类方法而获得满意的数值分类效果。聚类分析法就是把个体逐个地合并成一些子集，直至整个总体都在一个集合之内为止。动态聚类是聚类分析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先对分类事物作一个初始的粗糙的分类，然后再根据某种原则对初始分类进行修改，直至分类被认为比较合理为止。
三、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的适度性评价
构建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适度性指标体系只是一种初步尝试，未见国内有相关的研究以供借鉴，本指标体系也尚未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因此，笔者还无法确定每个指标的具体权数。本文的研究只是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四、政策建议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以及中国特有的监管体制背景下，研究银行监管的协调与合作问题有助于防范交叉风险，提高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一)重视监管协调与合作研究，防范交叉风险和监管失度
在我国分业监管体制的背景下，中国银监会要加强银行监管协调与合作的研究。近期可先对本文所提出的监管协调与合作适度性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实施的可行性进行探讨，制定出更加科学规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监管协调与合作的适度性进行评价，指出协调与合作的薄弱环节。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状况，提出改进的先后顺序和可行性方案，不断促进三家金融监管机构加强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以加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之间监管的互动性，防范交叉风险和监管失度。
(二)加强国内监管当局的协调与合作，提升协作监管效率
混业经营是国际金融发展的大趋势，目前，我国仍实行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但为适应金融创新与金融开放的需要，三家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建立顺畅的信息交流通道，确保三者间的信息共享，以加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之间监管的互动性。目前，要坚持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施，通过这一制度可以充分发挥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作用，交流监管信息，及时解决分业监管中的政策协调问题。
(三)成立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升综合监管效率
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银行监管的有效性，但是，在传统职能型的监管体制框架下，各个监管当局往往过多强调本机构的监管职责，忽视对职能交叉地带的监管协调与合作。因此，通过建立协调机制来防范混业经营带来的各种风险只是权宜之策。从中长期分析看，中国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势在必行。对此，决策层应不断评估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和金融监管当局的风险监管水平，适时调整金融监管的制度和政策，使监管机构、监管制度和监管方法更能适应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从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相互传染，促进中国金融业健康、稳健发展。
金融监管体制的分类篇6
关键词：一行三会；治贿；金融监督；金融机构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11-0075-04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
200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成立“一行三会”治理商业贿赂协调小组，通过了《“一行三会”治理商业贿赂协调小组工作规则》，确定了具体协调机制。召开了金融机构治理商业贿赂工作联席会议，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李玉赋出席会议并讲话。这表明我国加强金融监管协力治理金融系统腐败迈出了新的步伐。金融监管对于维护良好的经济金融秩序、优化资金配置、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层矛盾远未解决，金融商业贿赂治理任务艰巨等背景下，查找我国当前金融监管的薄弱环节，探索强化金融监管的途径和办法，对于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完善监管措施，堵塞监管漏洞，促进金融安全等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模式分析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本质上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对整个金融业实施的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在上述含义之外，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内容。本文主要从狭义视角进行论述。
(一)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由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商业银行开始出现跨行业经营的竞争局面，很多商业银行设有自己的信托、投资和证券公司。适应这一形势的发展，国务院于1992年10月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证券委)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即证监会)，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对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在证券经营机构监管方面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分工，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共同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管的体制。1995年之后，我国继续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分业监管体制。1997年1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和健全“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1998年16月，中国人民银行将证券市场监管职责全部移交证监会，真正形成了银行与证券的分业监管。1998年11月，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即保监会)成立，使保险监管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体系中独立出来。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与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即银监会)。人民银行不再承担上述金融监管职能后，将加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不断完善有关金融机构运行规则，改进对金融业宏观调控政策，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
至此，我国正式完成了分业监管体制的构建，形成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简称“三会”)共同负责金融微观监管，人民银行负责金融稳定的监管体制。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模式分析
我国现行的“一行三会”监管模式，属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金融监管体制，是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也是与世界金融监管体制学习借鉴有着各种关联的，在一定时期内有其必然性。这种金融宏观调控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立体制，基本适应当前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在金融监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例如，银监会组建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落实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监管工作新的理念、目标和标准，边组建、边监管，银行业监管、改革、开放和发展都取得了新进展。目前，银监会负责监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35700多家，资产达27.6万亿元，占我国全部金融机构总资产的90％以上。总体上说，目前我国这种专业化的分业监管体制与我国分业经营的现状是基本适应的，但其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缺陷以及面临的挑战，必然要求对这一监管体制不断完善与创新。
二、我国现行金融监督体制机制存在的缺陷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结构也变得日益复杂，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如银证合作、银行与基金合作、投资连接保险产品等在我国不断涌现，混业经营初见端倪，这对我国现行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
(一)分业监管体制内的不协调，势必影响监管效力
在目前的“一行三会”体制下，相互沟通不足和信息共享程度低的问题较为突出，难以及时有效采取协作行动开展监管活动。监管协调性差是分业监管体制的固有弊端，加之我国特有的行政体制和行政文化，各监管机构在法律上是独立平级主体，中央“一行三会”均为独立的正部级单位，自成系统，各司其职，条块分割，导致三家监管部门之间以及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等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大，效果差，易形成部门利益，当发现问题时，由谁牵头，由谁做出最终决定等，都有一定难度，容易造成监管真空和摩擦，给跨业违规以可乘之机。随着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将更为突出，并严重影响监管效率的提高。
(二)分业监管体制与监管对象业务的不对接，容易减弱监管效果
随着我国加入wto承诺过渡期结束，外资金融机构获得完全的市场准入许可和国民待遇，许多大型跨国银行正在或准备在我国开放个人业务。对绝大多数跨国银行来说，它们都是超级金融财团，涉足非传统的银行业务较深，我国分散的监管机构难以与能够集聚大量金融资源的金融控股公司等大型组织相抗衡，难以保障金融安全和公共利益，现行分业监管体制难以综合评估混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特别是针对国内混业金融集团只对集团某一实体有监管权，很难评估该实体的真实风险。
(三)分业监管容易产生重复监管、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
如今，商业银行可以进行包括金融衍生业务、各类投资基金托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等。这些业务与证券、保险业务密切相关，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同时，证券公司股民保证金账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银行储蓄存款的功能。此外，在保险业方面，
新的险种不断涌现，诸如投资联结保险、养老金分红保险等。这些保险业务，既具有投资功能，又具有储蓄功能。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具有趋同性和可替代性。诸如此类的金融业务不断创新，业务交叉不断增多，从而造成严格分业监管的效率逐渐降低，监管一致性问题日渐突出。“三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大金融业进行监管，不同机构需向不同监管部门申请业务许可，执行不同的监管标准，即使是同一业务，也需获得不同部门的许可，重复监管现象突出。与此同时，银行、信托、证券和保险业务的日渐趋同，削弱了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不可避免地造成监管的真空与冲突。在涉及审批权力的地带呈现权力设置的重复和资源控制的重复，在涉及责任追究的地带呈现监控真空和问题处置的真空，也容易造成监管机构之间的推诿卸责。此外，金融业创新发展使得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难区分它们究竟属于何种类型机构以及何种类型业务，各金融机构往往利用监管盲区逃避监管或利用监管程度差异进行“监管套利”。
(四)分业监管与监管对象的不对应，容易导致监管成本增加
金融监管成本既包括维持监管活动费用的直接成本，也包括被监管行业执行成本以及监管活动对金融行业效率影响等在内的间接成本。现行分业监管过程中，大都采取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方式进行管理，金融机构受到重复和交叉监管。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比如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需要在银行监管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之间协调，而不同部门对于同一业务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意向存在较大差异。与多个监管机构打交道，提起多次授权审批程序，遵循多套监管规则，接受多轮监督和管理的成本支出，多个监管机构将会增加机构设立的行政成本与相互协调合作信息成本，产生较高的协调成本，也会降低金融业的效率，降低社会整体福利。
(五)面对金融混业的趋势，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容易面临两难境地
人世以来，金融开放政策和QFii的实施已经使我国金融机构直面跨国金融集团的激烈竞争。如果不顺应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的趋势，中国金融业服务质量、竞争力就难以提高。如果顺应这种趋势，又可能由于巨大的系统风险及道德风险而使整个经济面临危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正面临着“两难境地”。随着QFii的实施以及金融业开放的推进，在境外跨国金融集团混业经营的压力下，境内金融财团必将说服监管当局允许他们开展混业经营。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面对上述压力显得比较被动，并且由于“三元冲突”的存在，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受到很大挑战。
(六)单纯的分业监管体制无法对外资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
主要外资金融机构都实行集团化综合经营模式，尽管其在华机构也必须遵循我国的分业经营制度，但其同一主体可分别进入我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在华机构通过与总部的前后台配合，以“前台分业，后台混业”模式实现实际上的综合经营，在我国实现跨行业持股、跨行业经营和分销产品的目的。目前的分业监管体制无法对上述外资金融集团实行有效监管，难以全面把握外资金融集团在我国的发展和风险现状。
三、完善创新现行金融监管机制的路径选择
针对存在的上述问题和面临的严重挑战，我们必须通过不断的完善与创新来认真加以解决，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与金融混业经营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与创新应当朝着如下目标努力：即确保金融监管目标明确，运作独立，覆盖所有金融机构和功能领域，有效应对现有金融体系的各种风险；能够兼顾监管效率和监管有效性；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以及不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能够建立良好的监管协调机制；能够有效避免监管机构自身的道德风险；适应并促进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实现上述目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必须以此镜子经常对照并努力争取。
(一)促进行业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型
功能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产品所产生的功能而确定监管对象，实施监管规则与标准的监管方式。美国是推行金融功能监管的典型国家，银行监管机构、证券监管机构和州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银行子公司型金融集团、金融控股公司中银行、证券、保险子公司及从属业务开展监管，这种监管按照监管对象的经营业务种类与性质属性，区分监管机构实施监管，优点在于延伸了监管的触角，有利于扫除监管盲区。推动从行业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是我国的理论与实务界已然达成的共识。在提升传统监管模式效能的同时，应当确立功能监管的导向与指引，及时调整混业经营的业务活动。功能监管弥补了传统金融监管的缺漏，有助于实现对金融领域的动态监管，然而，功能监管对同一金融机构下的不同功能类别的金融服务分别进行监管，无法应对监管的统一性难题及系统性风险，这些都要求分业监管与综合监管共同发挥作用。
(二)实施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监管模式转化
风险监管要进一步强调审慎规则，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等行业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在识别、度量银行风险的基础上，提出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的措施，更注重银行本身的风险控制制订程序和管理水平，能够及时反映银行经营状况，预测潜在风险。在关注金融风险时，既注意体制内金融机构的监管，也要注意对体制外民间高利贷等“灰色金融”的监管。
(三)推动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过度
伴随金融经济的日益活跃，金融体系逐渐结成紧密的整体，风险的系统相关度大幅度提高，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监管集中的趋向，英国等很多国家，加强了综合监管的职权，力图打造统领宏观金融经济的“超级监管者”。回顾历史，我国的金融监管进程走过了综合经营、人行统一监管向分业经营、三会分别监管格局的转变、人民银行进行宏观调控三会负责微观监管的监管体制。为了实现我国人世以后对金融对外开放的承诺，金融业面临着与全球混业经营模式的接轨，金融经济产生了推行统一监管的需求。当前的金融监管方针，就是要在提高分业监管专业化水平、巩固分业监管实效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人民银行及其工作部门的总体协调职能，确保金融监管的适应性与有效性。我国政府已开始对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银行、证券、保险三业出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虽然我国监管模式从“分业监管”到“混业监管”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但现阶段的分业监管要为更高阶段的混业监管奠定基础和积累经验。
(四)鼓励金融创新，贯穿风险控制主线
当前，金融创新势头强劲，创新与监管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怎样在坚持鼓励创新的原则下，实现对金融风险的有效控制，成为金融监管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解决创新与风险防控的两难，首当其冲地应
当积极转变金融监管理念，处理好监管与创新的关系，坚持以风险防控为主线和活动规范，牢固树立审慎经营原则，推行风险指标监测体系，将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纳入有效监管范畴。同时引入激励监管的观念，在机构设立、业务开展等方面给予金融机构更大的自和灵活性，保障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大力推动金融创新。
(五)加强组织领导，探索建立统一的监管机制
第一要要完善金融监管的组织领导机制，强化人民银行的监管权威。人民银行肩负起更多的综合监管职责，人民银行省会中心支行、市中心支行或者分行营管部具体行使对管辖区域、本部门工作范围内金融监管的总体协调任务。人民银行应当推出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比例、流动性、盈利性等监管指标体系，对整个金融风险进行监测、评价、预警、处置，对金融风险从源头上加以防范和控制；制定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业务标准，明确分工合作内容，实现对外资金融机构、跨国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规范、连续、系统的监管。通过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与统一监管职能，推动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信息库和信息网络，收集、整理、加工、分析金融监管数据，统一调动监管资源。第二要继续改革部门监管协调机制。我国的分业监管格局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基础性的工作是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提高各独立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和监管能力。在提升三家机构分工监管水平的基础上，确定牵头机构，建立制度性的合作机制，加强混业形势下的经常性监管，实现协调一致的监管效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提升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法律地位，增加行政法规层面的调整，赋予更多的磋商与协助手段，增强联席会议制度的权威性与执行力；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制定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业的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和协调规范，引进国际相关经验及标准，建立灵活有效的监管磋商和行为协调机制，降低多部门分业监管运行的成本，及时应对解决混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第三要提高监管效率，加大集中监管力度。建立牵头监管模式。目前，三家监管机构分别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这三个金融子市场，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子市场之间的互相作用、互相依赖程度显然会不断提高，这就需要各监管机构的相互配合。因而，必须要有一个机构牵头，在这三家机构分工监管的基础上，注重整个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以及不同子市场之间的协调。要适时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结合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规划设计类似于金融风险监管委员会或者金融业监管局的综合性金融监管独立机构，承担跨行业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以及“三会”机构监管政策与标准的协调沟通工作。也可尝试建立综合性的监管体系，成立一个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部门共同组成的金融业最高监管机构，对混业经营实施联合监管，定期就金融政策、金融运行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为混业监管积累经验。
金融监管体制的分类篇7
【关键词】监管模式国际经济金融机构
一、世界各国主要执行的三大类金融监管模式
世界各国主要执行的三大类金融监管模式分别是两级多元银行监管体制、一级多元银行监管机构、集中单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一）两级多元银行监管体制
例如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使用的就是这种监管模式。“两级”是指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有权利管理银行的相关制度及日常业务。多元是指有多个机构进行监管。在美国，多家机构共同负责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每家机构都负责不同的监管领域。货币监理署支持设立联邦法银行，联邦委员会则会负责监测银行的日常运营状况。州法银行的设立和运营与联邦法银行有所区别，其日常运营和设立由政府银行进行监督。为了顺应国际金融环境的变换，美国政府开始注重对金融系统改革，依据新的金融服务法，按机构进行分类的监管模式被更替为按金融服务分类。
（二）一级多元银行监管机构
法国的银行业主要由法兰西银行和各类委员会组成。这些监管机构中，国家信贷委员会负责核验银行的身份，并进行相关登记。银行委员会负责监管银行的业务往来、运营制度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并实时监控银行的财务部门以保证银行的正常运营。法兰西银行则负责现场检查。
在德国，联邦银行主要负责制定相关政策、监督货币的发行和回收，监督局则管理着银行的业务状态和日常运行。
马来西亚的监管体系属于多元化的监管模式，由国家银行和国家财政部等机构联合监管，其中国家银行在众多的监管机构中处于最高地位，领导着监管体制的分配和运行。
韩国实行二元化监管体制，该体制中银行的控制和监督都由财政部负责，同时韩国银行有权监管其他商业银行的业务运营和制度的制定。在韩国银行中，货币委员会则处于最高的权力地位，银行检察院则负责执行委员会的命令，监察院则负责配合检察院进行现场核查。
（三）集中单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在比利时，对银行业的监管由银行委员会负责，该机构虽然属于财政部的下属职位，但在法律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以及高度的独立性。银行委员会不仅能监管银行业的日常业务往来，更有着广泛的权利，其权利的实施主要是非正式性的监管办法。除了监管的职能以外，银行委员会还负责拟定相关法律法规。
比较三种金融监管模式，可见每种模式都有自己的优缺点，至于最后是否能顺应金融监管的要求取决于该模式是否能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例如，新加坡政府的高效率、官员廉洁世界闻名，单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在新加坡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时，中国和其他东欧国家还没有未出现过金融风险，但后来经济转型以后，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并存，逐步发现了贪官腐败的迹象，这时单一的监管模式就无法满足市场发展的需求了。
二、世界各国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
研究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后，可见中央银行都毫无例外的成为了监管领导者。政府财政部通常会设立货币监督局，根据国家的财政政策及时金融机构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中国相比于其他国家还有审计署，主要负责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在许多金融发达的国家，银行都起着至关重要的监管作用。
金融同业会是一个特殊的监管机构，该机构主要依靠同行之间相互监督，这样不仅能有高效率的监管效果，还能有效防止滥用职权的情况。目前，荷兰、比利时、法国等金融地区都建立了十分高效的自律机制，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金融评级机构也是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许多有代表性的公司，例如标准普尔、穆迪等，都会不定期对各大金融机构进行评定。
三、各国银行监管体制的特点
各国银行监管体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美国银行看重规范化；欧洲银行监管体制崇尚自由化；德国银行实行混业经营、统一监管的监管体制。
（一）美国银行看重规范化
世界上只有美国对国内的金融市场不加以行政管制，美国凭借着发达的监管系统实现对金融业的监管。美国目前正在广泛使用的主要分为两类信息系统：银行桌面系统和全国检查数据库。其中数据库只有专門的监管人员具有使用资格，该数据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国家信息，并能为监管服务提供许多有效信息。在开发新的功能后，该系统还能加强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能有效帮助监管人员利用数据对不同机构进行分析。
随着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联邦有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但是，从美国的政治角度来看，美国不会放弃这种多头式的监管模式，但日后的监管中可能会交替分配联邦与州之间的监管权力。在两大管理主体不断竞争的过程中，能快速促进法律法规的完善并有效提升金融业的效率，同时还有发现金融风险的作用。然而该监管体系也有着许多缺点，例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管理不统一的问题，这会使得金融业出现不恰当竞争的现象。
（二）欧洲银行监管体制崇尚自由化
譬如英国的经济体系一直被自由民主的思想所影响，所以这一传统对英国的监管体制有着一定程度的决定性。长期以来，英国很少干预经济，它们崇尚自由契约，并坚信市场存在“无形的手”，在民族性格上有很强的自律自重的理性主义。由于被英国的传统制度影响，监管市场主要依赖于非制度化的模式。直到1970年英国才建立正式的监管体系，在此之前主要依赖于自律性原则和道义劝告。
在1973年至1975年时，英国经历过一次严重的银行制度危机，这一危机给英国金融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并严重影响到英国银行系统的稳定性，为了保证金融业的稳健运营，英国银行制定了一系列的银行法及金融政策。
（三）德国银行实行混业经营、统一监管的监管体制
德国的金融体制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法律从不会对金融过多干预、实行过多的限制。在九十年代，德国实行了一次大型金融改革，减少了对大型金融集团的管制，以便于其参与国际金融的竞争。金融控股公司作为德国的全能银行，能有效率的全面开展证券业务和银行业务，并通过一系列的收購活动，最终发展为地位显赫的金融集团，并能够提供专业的金融化服务。
德国的银行监管体制相对独特，并不像其他国家那么严格。谈到对银行进行集中性管理，德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进行过多限制。由于德国企业高度需要银行的融资，因此德国通过投票权转移、投票权、直接性项目投资的方式来表明占有权。由于独特的债权组合结构，尽管管制不够严格，德国的银行体系也一直相对稳定。
四、有关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相关方案
（一）增强法律监管
目前国际上采用的监管方式主要分为三种，而中国采取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当前我国还未建立起健全的金融法律，因此严格完善相关法律迫在眉睫。在日后的监管中一定要严格依照法律进行金融监管，才能维护监管的公正性和效率。增强监管的措施可采取：通过修订相关条例加强金融行业的纪律性；积极和各国金融监管局进行合作交流，取长补短，杜绝监管真空；建立信息披露机制，例如开展相关市场法规、社会信用的宣传活动、增强公众的风险意识、遏制非法金融活动的产生。
（二）优化监管模式
许多国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对于各种外汇使用都有着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其中的大部分国家都规定了资本项目下的货币不允许兑换政策。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历史上一般都出现过资金短缺的现象，因此金融管理系统不够灵活，不太容易适应国际经济新环境。我国也曾有过类似阶段，因此我国应该根据国情对监管模式不断优化，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三）以金融创新为切入点完善金融监管
金融创新主要指金融行业为了迎合经济的发展而在金融衍生产品、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等方面做出创新，这不仅是促进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方法，更是金融发展的主要源泉，现代金融要想发展就必须不断进行金融创新。但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金融创新虽然能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但伴随着的还有金融风险，最终会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
在金融监管上，我国应当以金融创新为切入点，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例如从健全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来入手，稳步推进金融创新，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在金融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可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但也要有适度性，否则会造成优质资源流向国外，可见处理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十分重要。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更要认识到金融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最后，警惕金融“伪创新”带来的风险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应该参考国际监管不断调整本土的金融监管措施，提高金融市场的参与度和交易者的透明度，以此来降低金融创新的不确定性并有效进行风险规避。
作者：蒋奇
【参考文献】
金融监管体制的分类篇8
关键词: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品;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7)08-0051-03
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现状
(一)商品期货市场逐步规范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产品起步于期货市场,1990年成立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我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期货交易市场,其后各类金属期货､农产品期货､金融期货市场相继成立｡1994年国家对期货市场第一次治理,交易所撤并压缩至14家,期货经纪公司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境外期货交易和外汇按金交易被严格禁止,包括国债､钢材､白糖､石油等20个期货品种的交易被停止｡亚洲金融危机后,1998年国家对期货市场进行了第二次整顿和规范,原14家期货交易所撤并､整合为3家,期货交易品种压缩至12个,非法期货经纪活动被取缔并严格控制境外期货交易｡
(二)利率类衍生产品快速发展｡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利率类衍生产品在我国不断发展｡1995年以放松利率管制为特征的利率市场化政草取得进展,主要标志是利率波动性逐步增加､变动频率加快､风险不断加大,因此市场主体对利率类衍生产品需求加大｡1997年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建立后,现券市场成交量年均增长2．6倍,2006年回购市场的交易量为1997年的860倍｡2005年6月正式推行债券远期交易,2006年1月开始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
(三)汇率类衍生产品稳步推进｡我国外汇类衍生产品起源于远期结售汇业务,1997年人民银行《远期结售汇业务暂行管理办法》,并授权中国银行独家办理贸易项目的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业务｡2002年8月,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相继获准开办此项业务,远期结售汇业务竞争性进一步增强｡2005年7月21日,人民银行宣布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人民币汇率实行参考,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实施一系列配套措施加强外汇市场基础建设,包括扩大远期结售汇业务､开办人民币对外币掉期业务､对银行实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引入做市商制度等,推动我国汇率类衍生产品市场迅速扩大｡
(四)股指类衍生产品进入起步阶段｡一个完整的资本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能够对冲现货市场价格的衍生品市场｡200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品种创新机制｡研究开发与股票和债券相关的新品种及其衍生品”｡2005年我国证券市场的首只统一指数――沪深300指数,完善了市场现有指数体系｡2005年8月份为配合股权分置改革丰富股改对价方式,最基本的股权类衍生产品――权证在我国推出且交易量快速增长｡2006年9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在上海挂牌成立,股指期货预计将于2007年下半年正式推出｡
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体系不完善｡现行法律不能适应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的需要｡关于期货交易的立法,我国还是1999年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此外,现行期货法规对期货经纪业限制过多,国内期货经纪公司不能开展境外期货业务｡对新兴权证市场的发展还没有相应的专门的监管法规,只有各交易所于2005年7月公布的《权证管理暂行办法》｡
(二)市场参与者的内控制度还不完善｡“中航油事件”亏损5．5亿美元,“国储铜事件”亏损额也达数亿美元｡国有资本在期货市场的巨额亏损凸现我国市场参与者内控制度建设的薄弱和道德风险控制的失效｡
(三)跨境监管和国际监管合作需要加强｡现行法律对我国机构参与境外期货交易存在监管“真空”,监管机构难以有效进行跨境监管｡自从允许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参与境外期货市场以来,企业违规参与投机发生巨额亏损的案例时有发生｡2004年底出现的中航油事件凸现了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在这方面存在缺陷｡此外,《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保业务管理办法》都未对国企境外子公司参与境外期货交易有相关的管理措施｡
(四)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金融工具的会计准则｡权证等金融衍生产品没有统一的会计规定,这种状况将大大影响我国会计报表的可信度和透明度,从而加大金融风险｡
三､主要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模式
(一)美国统一的监管体系｡美国的统一监管模式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集中性,建立了系统而完整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体系,设立全国性的､相对独立的金融市场管理机构承担市场监管职责｡二是层次性,注重各种自律性组织,例如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在国家监管下发挥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涉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是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监管三个层次｡在政府监管层次涉及金融衍生品的机构有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证监会(SeC)､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
(二)英国以行业自律为主的监管体系｡英国也建立了政府监管､行业协会和交易所三级监管体系,但受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强调行业自律的作用｡政府主要是制定法律法规和采取非直接手段对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基木不直接干预市场｡目前,在政府监管层次上的是金融服务局(FSa)｡FSa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于2001年底成立,负责全面金融监管,包括金融衍生品交易｡在金融衍生交易方面的行业自律组织有投资管理监管组织(imRo).证券期货局(SFa)和私人投资局(pia)｡这些自律组织审核获准公司是否具备从事投资业务资格；对获准投资的公司进行谨慎监督；监管公司与投资者的交孰处理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诉等｡FSa在监管上比较注重金融机构(投资公司)的治理机构,监管重点在于评价金融机构能否有效组织和控制其经营｡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了投资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提高了自我约束能力｡
(三)德国高度集中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体系｡德国是联邦制国家,有16个州组成,目前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架构也与其行政管理架构相当,为阶梯武三层结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各州的授权监管机构交易所监察部门｡BaFin是根据德国新颁布的《金融服务整合监管法》于2002年5月成立的全新监管机构｡BaFin负责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承担行业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确保合约履行和资金支付顺利的责任｡在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上,BaFin的职责是监管交易所内的交易和otC交易,其监管措施主要有：监控所有金融衍生品交易行为；进行内部违规调查；监控价格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监控市场合规运作等｡而各州的授权监管机构则主要负责监管交易所的交易,监管的重点是监控交易所内交易的市场秩序；对违规交易进行质询和调查；从业人员监管等｡交易所监察部门主要对交易进行实时监控；监督规则和制度的修订程序；监控投机者的持仓情况等｡从德国的情况来看,政府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上处于主导地位｡
尽管上述三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模式上各具特色,但作为市场经济国家,这三国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上有许多共同点一是注重法律体系的完善；二是监管体系分工明确；三是在政府监管层面,对金融衍生品的统一监管成为趋势；四是重视交易所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一线监管职能｡
四､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模式选择
近年来,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在实现银行商业化｡资金商品化､利率自由化､货币国际化､资产证券化等过程中,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国际经验表明,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模式的选择必须与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目前,我国采用的监管模式是一线多头监管模式,即金融监管权集中在中央政府一级,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多个中央级的金融监管机构及其派出机构负责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实施监管｡随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加速发展,特别是跨国银行的进入,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分业监管模式逐渐不能适应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笔者认为,根据美国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选择统一监管模式是建立和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最佳方式｡
统一监管制度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着手：宏观方面就是由统一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整体决策､市场准入､信息披露､检查监督等方面从整体上实施系统风险监控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保障整体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微观方面就是要对金融机构内部运作､组织结构､风险控制､交易规则､合约设计等制度安排等进行适度的监控,以引导和监督其审慎经营､及时控制风险｡具体来讲,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积极稳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刺激金融衍生品有效需求的产生,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中,充分的竞争和非管制的利率､汇率､价格等机制会使收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更为突出,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管理和利用是增强我国金融市场竞争力,转移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
(二)加快进行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系统建设｡这项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加快制订统一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法》,以保证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框架的稳定性､持续性和一致性；二是要针对不同种类的金融衍生品分别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强化各类规范的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金融监管体制的分类篇9
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针对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顶层制度设计，随后，银监会、证监会等部委还会根据具体的行业，如个人网络借贷（p2p）、股权众筹等出台具体的监管细则。
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将成为金融监管的准则。具体而言，在监管职责方面，划分更加明确，人民银行负责互联网支付业务的监督管理；银监会负责包括个体网络借贷和网络小额贷款在内的网络借贷以及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监督管理；证监会负责股权众筹融资和互联网基金销售的监督管理；保监会负责互联网保险的监督管理。几大部分各司其责，形成权责更加分明的立体式监管网络体系。
市场缺陷及金融监管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金融监管遵循依法、公开、公正、效率、独立性、协调性原则展开，具体包括，设立金融机构，对金融业务进行具体有效的监管；在资产负债业务方面，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进行核查和管理；合理规范金融市场，市场准入规则的制定、促进和规范市场融资、调节利率在合理区间内运行、制定和执行规则等等；监管外汇，使外债保持在合理区间内；管理和规范黄金及稀有金属的生产、进口、加工、销售活动；管理规范证券业，如注册制的制定和运行，防止市场过热；各种保险业务的条例细化和审核批复；信托项目的合理管控；典当租赁以及各项融资渠道的疏通和阳光运行。
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对商业银行的管理和监控。其中具体涵盖有，市场准入与机构合并、银行业务范围、风险控制、流动性管理、资本充足率、存款保护以及危机处理等方面。
在无外部风险干扰的有效市场条件下，假设市场的每个参与者都可以保持理性，市场能够在价格供求平衡的驱动下，市场上全部的交易信息都可以透明地显示在市场，并均衡地被每个人获取。此时，金融监管应采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理念，将影响市场的不利外部因素排除掉之后，制造对市场有利的外部氛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能动性和有效性，减少不必要的监管措施，以免抑制有益的金融创新。
但由于金融市场具有自身固有的缺陷，常会发生经济波动和收入分配不公，这是由市场本身无法避免的内在缺陷决定的，导致了收入和资源分配不够理想，产生与价值相悖的情况。
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否合理存在必要的前提条件，即个人偏好是否在合理区间内。不完全理想化的市场中，每个人要求的报酬和实际个人能力不匹配的情况时有发生，并不能时刻保持一致和绝对公平。某商品或者劳务在实际上带给消费者比较大的利润和优质的体验，但消费者出于某些原因只给予了较低的评价，反之亦然，这些都是监管方需要注意的情况。
与此同时，如果是按照个人对生产出的产品和劳务的大小来进行收入的分配，个体的差异，如体力、智力、物力、财力等存在着天然的差别，这时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分配，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贫富差距，并且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现实存在的个人自然条件的不同，将会使得最终结果偏离资源配置情况和收入分配的理想状态。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缺陷，适度的金融监管，合理的制度完善就十分必要了。
金融业混业经营现状决定了功能性金融监管成为必然选择
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是指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的业务互相渗透、交叉。与分业经营有三个层次一样，混业经营也有三个层次，即金融业与非金融业之间的联合经营，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联合经营以及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内部的联合经营。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1993年我国经济发展加快，对金融服务需求增强，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出台，都曾推动银行加快向多元化经营推进，银行不仅可以投资经营证券、信托、租赁等金融业务，而且可以直接投资经营企业、酒店、出租车公司等等。
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明显下滑，银行不良资产和违规案件大量爆发，严重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
这推动中国金融启动了一轮深刻的改革，包括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将国有金融机构的人事和组织关系从地方政府和党委脱离出来，实行垂直管理，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特别是对银行贷款的干预；发行2700亿元专项国债，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剥离银行附属公司和非银行业务，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等等。其中，银行的多元化经营受到最为严格的控制，基本上都收缩到商业银行业务经营范围之内了。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首先提出了“功能性”监管的这一词汇。功能性监管的好处是公平性和监管的专业性，只有当同样的功能是以同样的标准和方式进行监管，而不论何种金融机构实施该功能时，才称得上公平。功能性监管还可以减少“监管套利”（regulatoryarbitrage）行为，即人为地将某一业务放到某一特定机构中经营，以避开某个其不喜欢的监管者的做法。
第一，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更适应混业经营下对监管整体化功能的要求。面对金融产品越来与丰富的情况，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明确了各品类的金融产品的归属，避免多管，也避免了少管，避免了越位，也避免了缺位。
第二，混业经营的监管体制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有更大的优势。随着金融业各类分支产品的衍生和优化，跨行业金融产品品种和门类越来越多，一旦发生金融风险，就可能产生蝴蝶效应，随着风险的逐步扩大，很可能会造成不可收拾的金融危机。因此，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显得尤其重要，如果能够设计出统一的金融整体监管机构，可以打通各个行业金融信息交换渠道，使得各个行业不仅仅只注意到自身内在的风险，从而整体提升金融业防范能力。
金融监管体制的分类篇10
监管机构与监管职能的统一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目前基本与30年代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相似，即以金融分业为基础的法定监管为主，自律监管为辅的模式，稍有区别是国内金融自律监管作用相对薄弱，证券交易场所和金融行业协会组织的自我监管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从监管部门来分，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是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主要金融行业的主管部门。从整个金融市场来看，则监管部门更多，例如财政部是国债市场的主要管理者；企业债券属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管理；而外汇和B股交易又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其他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从各部门的监管职能看，既有各类金融业务资格的审批等市场准入的管理，也有违法违规行为的调查和惩处的权利，此外，在很大程度上各监管机构还承担了金融行业的发展规划和法规的制定工作。这种分业监管模式在金融市场的初级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现代金融业的发展着眼，面临的问题不少。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势必带来金融的混业化经营和市场的国际化运作，以分业为基础（sector-based）的金融管理模式越来越受到制约：一是不同法律规定基础上的自律性管理和法定监管的模式的将困扰着金融机构；由于兼并收购，投资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大量的多目标的混业金融集团将会不断产生（不产生这样的金融集团就无法与海外金融集团竞争）。如果不同金融机构必须向不同的监管部门申请业务许可，并按照不同的监管标准运作，就没有一个监管机构能够总体评价和监管不同行业间产生的金融风险，势必会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缺乏应对之策。一旦发生金融风险，就容易造成我国特有的行政干预市场的重新出现，或是触发国内或国际金融危机。前者违反wto规则和国际金融惯例，损害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声誉；后者则会重蹈前人或别国犯过的错误，影响国家的金融安全。因此，入世后的金融监管体制应当逐步确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框架，使得该机构能够全面承担银行、保险、证券业的监管职责。从长远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还应当行使对其他金融业务或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职能，使其能够对所有金融领域内的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和了解，有效地行使国内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
当然，在目前分业模式的管理格局下，可以先考虑将各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能和宏观管理职能进行分离，在此基础上，整合各部门的监管职能，成立单独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在过渡期间，可以考虑在人民银行、财政部和证监会三个主要监管机构之间进行试点。初步形成金融业务资格核准、金融市场创新发展等宏观管理职能，与金融市场的日常监管和纪律执行只能相分离。随着条件的成熟，再过渡到最终的单一监管机构的确立。
风险识别为基础的监管理念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市场运行的空间将逐步实行国际化，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除了原有的中国特色外，还会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各种风险的影响。如果政府监管部门仍然坚持原来的监管思路，其效果显然是行不通的，即使是风险揭示的监管原则也会受到挑战，因为国际市场上的各种风险种类和成因对于国内监管者而言尚无实践经验和了解，具有一定的揭示困难。因此，整个监管工作的思路和监管理念完全以风险为基础（risk-basedapproach），即必须在明确监管目标的现实性和法规局限性的基础上，对投资者和金融机构两方的适当风险责任进行分析，同时要充分意识到消除金融体系的风险和失败是不可能（impossibility）和不现实（undesirability）的。金融监管机构所确定的基本监管目标应当围绕金融风险的识别（identify）、着重（prioritize）和解决（address）这三个环节，并提出与法定目标相关的具体内容，即保持市场信心、提升公众对金融体系的理解、寻求消费者的适当保护，以及减少金融犯罪。这里的风险与日常经营活动中的商业风险或市场风险不应相混淆。对于监管者而言，基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什么样的金融业务、事件或问题能够带来以上的风险？二是如何有效利用监管资源来集中关注和防范对市场最有影响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法律应当要求监管机构经济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并且要求被监管者合理分担有关监管成本，即可以运用法律经济学的原理来有效地配置监管资源，以达到监管效率的最大化。
为建立新的监管目标和体系，监管部门应当重点分析和掌握具有高水平或普遍性的风险范围。例如，对于保护消费者监管目标构成威胁的主要风险可以归类为：公司破产、金融犯罪和市场优势地位的滥用、公司行为不端或管理不当、市场故障（marketmalfunction）、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理解不充分导致的决策失误等。监管部门还可以建立相应风险事件的案例档案和说明，帮助市场各方通俗了解金融风险的含义。眼下，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关注个别公司或个别行业的风险状况，缺乏对金融风险及其不同成因的归纳和认识。实际上，对当代金融体系构成风险的因素还来源于全球经济的走向、新金融产品、各国经济社会政策的发展，以及金融消费者的行为变化等。
在明确并归类金融风险后，便应对风险的评估和秩序进行排列。首先，监管部门应评估一个不同风险在多大程度上会发生并影响其监管目标？其次，风险的影响性如何？后者是分配资源进行监管的参考因素。在所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相似的情况下，风险影响性的区别就有重要的意义，显然应当首先关注的是那些对消费者损失影响大的风险。
在风险评估和次序排列后，就是如何处理风险的问题了。以前，监管部门习惯于重点关注个别公司的情况，或采取突发性或运动性的监管方式，但经验表明，这不是一个监管范围和对象更广的监管机构所能实施的最有效的监管方式，其结果往往使监管者只关注与个别公司相关的事件，而放弃了在更广的范围内处理风险的事先主动行动的机会。因此，监管机构必须在多种监管方式中有所选取，而非仅关注个别公司的行为。做出决定的关键一点是什么才是解决风险的最有效方式？例如在金融机构为客户提品的风险揭示方面，可以要求金融机构通过互联网或书面形式，向社会公开其不同金融产品的服务信息，以便消费者在充分比较的基础上做出投资决策。核准制实施后要求发行股票的公司特别揭示其发行风险的做法也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此外，监管机构还可以引入了监管的“专题性方法（thematicapproach）”，即针对专门性的金融问题，如来源于特殊的金融市场、行业、金融产品或外部环境等，考察其风险和可能影响监管目标实现的因素，并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和方法。专题监管的内容可以包括低通胀环境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网络证券交易、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监管等。
层次分明的监管关系
监管理念和监管新体制确立后，尽管金融监管在更宽的层面上处理和金融机构等市场参与者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来的以上市公司或金融机构为主的监管（companyfocusedregulation）方式的完全取消。一个最重要的方法仍然存在，即通过监管机构制定业务规则和指引手册来规定投资者的保护标准，并检查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是否遵行。但是，常规的现场检查（routinecompliancevisits）可以考虑取消，取而代之是集中关注那些从事高风险业务的公司以及高风险的金融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