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建议工作总结篇1
同志们：
对市中级法院法官、市检察院检察官开展履职评议，是市人大常委会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进行了专题研究，讨论通过了履职评议工作方案，并对做好履职评议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委、室和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为评议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天，我们召开动员大会，目的是对这项工作进行具体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目标、落实责任。下面，我就如何做好本次履职评议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履职评议的重要意义
开展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是新形势下人大为依法加强司法监督、健全监督机制、拓展监督途径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目的就是通过履职评议进一步增强法官、检察官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进一步推进司法公正、司法公开、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深化认识：
首先，开展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法治建设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观点，实现了从“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向“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转变的重大突破。全会提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着力强调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多次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提出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等要求，顺应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关切和期待，充分诠释了法官、检察官履职行为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我们开展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活动，既能为司法体制改革部署的落实搭建平台、创新抓手，更能推动我市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对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和部署上来，进一步发挥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切实推进我市依法治市进程。
其次，开展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是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工作，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需要。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地方组织法、监督法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进一步用法律形式确定了法院、检察院及法官、检察官接受人大法律监督与工作监督的义务。长期以来，通过法院、检察院每年向人代会报告工作的方式，人大及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各界对法院、检察院工作有了整体性了解。但相比之下，人大对法官、检察官的监督工作还较为薄弱。在此背景下，我省台州、杭州、衢州等地人大相继开展了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工作，通过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法官或检察官，对其履职情况进行评议，以深化、细化、延伸人大司法监督。尤其是台州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该做法得到了省委夏宝龙书记的充分肯定，在去年省人大主任读书会上要求各地予以借鉴。实践证明，开展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是人大加强司法监督工作的一个具体载体，体现了人大司法监督在闭会期间的延续和拓展。通过开展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可以把权力机关的监督、人大代表的监督与人民群众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把人大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与对人的监督统筹兼顾起来，使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渠道更加畅通、机制更加健全、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有力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
再次，开展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是加强“两官”队伍建设，促进公正司法的需要。目前，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由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法官、检察官分别有102名、88名，近年来，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依法履职，在保障社会经济秩序和民主法治秩序、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司法公正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很好的职能作用，得到了市人大代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实践证明, 市中级法院法官、市检察院检察官队伍是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业务精湛、纪律严明的队伍。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这两支队伍建设中还存在着一些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在司法理念、司法水平、司法效果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当前，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按照市委统一部署，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调动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两个积极性，打牢学习教育和查摆问题两个基础，抓住整改落实和建章立制两个关键。因为，只有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本单位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严格的具体要求，才能让问题解决比较彻底。我们开展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既是为了肯定成绩，继续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行使职权，也是为了推进法官、检察官队伍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及时解决突出问题，加强建章立制，促进我市审判和检察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二、坚持原则，有力确保履职评议的正确方向
开展履职评议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创造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方法，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的具体体现。我市对法官、检察官开展履职评议尚属首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履职评议的目的不是“挑刺”，也不是“找茬”，而是通过履职评议这种监督形式，推动、促进法、检“两院”依法履职。要达到这一预期目的，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地贯彻履职评议工作的指导思想，确保履职评议顺利进行。
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履职评议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切实成效的重要保证。我市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工作，是报市委同意，并经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该项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也必须在市委的领导下进行。我们要紧紧依靠市委的领导和支持，对评议中涉及的重大问题及时向市委汇报，听取市委的指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加强领导、协调各方，积极、稳妥地推进履职评议工作。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党组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广泛动员、统一思想、落实责任，以保证履职评议工作的正确方向。
二是要坚持依法评议。
无论是人大的评议工作，还是审判、检察工作，都是法律性、程序性很强的工作。因此，对法官、检察官开展履职评议，评议工作领导小组及调研小组的成员首先要懂法，既要熟练掌握人大工作的法律法规，也要学习了解有关审判、检察工作的法律知识，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这样才能从法律的角度看问题、做分析、提建议，做到监督不越权、评议不干涉。同时，我市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工作，是通过点面结合的方式，以对6名重点评议对象开展评议为切入点，以点带面，实现对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两官”队伍履职情况的总体评议。这种评议模式，既不同于党委组织部门对干部的全面考察，又不同于法院、检察院对法官、检察官的工作考核，是我市“两官”履职评议工作的特色所在，我们在具体组织实施评议过程中一定要始终坚持、注意把握。
三是要坚持实事求是。
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以及接受重点评议的6名法官、检察官要联系工作实际，客观、准确地写好履职情况报告，实事求是地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履职情况。评议工作调研组要围绕法院、检察院的职业特点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采取走访、座谈、案卷抽查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对评议对象的看法和意见，全面掌握相关方面的真实情况，保证调研工作的广泛性和真实性。提出的评议意见要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要充分肯定评议对象的工作成绩，又要客观准确、实事求是地指出评议对象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力求使评议工作更加客观公正，使评议结果让群众信服，让社会满意。
三、精心组织，努力增强履职评议的工作实效
这次履职评议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评议各方要按照整个履职评议活动的方法步骤和工作要求，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做好各个阶段的相关工作，努力提高履职评议的工作实效。这里，我再强调三点要求：
一要加强协调配合。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要切实把接受人大评议作为接受监督、听取意见、改进工作的一次重要契机，将这次履职评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的统一部署和整个评议工作的要求，在各个方面做好充分准备，认真制订迎评方案，有条不紊地安排好迎评工作。接受重点评议的法官、检察官，要以对法律、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消除顾虑，切实增强接受履职评议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尤其是在当前法院、检察院工作任务重、办案时限要求严的情况下，要注重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正确处理好接受评议与日常工作的关系，做到评议与工作“两不误、双促进”。要发挥好新闻媒体的宣传主渠道作用，利用各种形式，加强正确引导，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扩大评议工作的社会效果。
二要认真抓好整改。履职评议是工作载体，整改提高才是目的。通过整改落实，解决存在问题，提高我市法官、检察官素质，提升其形象，才是我们开展履职评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评议各方都要高度重视整改工作，把整改提高作为主线，贯穿评议工作的全过程。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要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接受履职评议作为一项重要自选动作，坚持标本兼治，对于在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边查边改，边评边改；对于评议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建议，逐条研究，查找原因，制定对策，并抓好整改落实。市人大常委会要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监督，使履职评议的各项整改意见落到实处。特别是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加大督办力度，限期整改，并适时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果。
检察建议工作总结篇2
论文关键词量刑建议量刑情节量刑标准
2010年10月1日，“两高三部”联合出台《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量刑建议作为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被确定下来。检察机关推行量刑建议工作对于制约法院量刑裁量权，保障司法公正，加强法律监督，提高诉讼效率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量刑建议工作推行时间不长，检察机关在实施量刑建议工作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为例，从其量刑建议工作实施的基本情况入手，对基层检察院在开展量刑建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以期寻求进一步完善量刑建议工作的方法与路径。
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基本情况
2009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关于推广量刑建议改革的意见》，结合具体工作经验及工作实际制定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实行量刑建议工作细则（试行）》，对实行量刑建议的基本程序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至此，该院量刑建议制度正式建立。
随着量刑建议司法实践的逐渐展开，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正式实施，该院也结合自身情况对相关工作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制作了量刑建议书模板，统一了量刑建议书的格式，使量刑建议工作进一步完善。
由于该院规范了量刑建议书的提出程序及具体内容，将量刑说理纳入量刑建议书中，承办人在制作量刑建议书时需要将认定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具体影响写入，并进行释法说理，对于承办人提出的每份量刑建议，都需要报处长及主管检察长进行双重审批，因此发出的量刑建议质量较高。自全面开始实施量刑建议工作以来，该院针对《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中涉及的十五类常见罪名，以量刑建议书的形式，在提起公诉时一并发出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率高达80%以上，量刑建议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凸现出一些问题，需引起重视。
二、量刑建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侦查机关不重视收集证明量刑情节的证据材料
准确量刑的基础是对涉及量刑情节的事实有全面而充分的掌握。在实际办案过程中，侦查机关往往注重调查证实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案件事实，而忽略了调查影响量刑情节的各种事实，同时侦查机关多注重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罪重的证据，而忽视了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从轻减轻情节的证据材料。如在张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中，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并与被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侦查机关未将该和解协议调取，导致移送审查起诉的卷宗材料中没有证明此量刑情节的证据材料。
侦查机关对涉及量刑情节的证据调取不积极、不主动，容易导致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依据不足，从而影响量刑建议的质量。
（二）量刑幅度过于宽泛、量刑标准难以把握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虽然对故意伤害、盗窃等十五种罪名的量刑作出了相应的操作规定，但其规定的量刑情节幅度过于宽泛，在确定量刑起点、确定基准刑和根据量刑情节确定从轻、从重、减轻、减重的幅度三个环节都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而量刑情节本身内涵复杂、多样、不易把握，当一个案件中有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如何确定各种量刑情节的幅度，如何确定各种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影响，往往只能依靠经验和个人意识，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可能导致相似案件却得出完全不一样的量刑结果。例如某人犯故意伤害罪，持凶器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系累犯，有自首情节，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按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来对此案件进行量刑，则最低可量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最高则可量有期徒刑六年，面对如此大的差别，如何适当的量刑，只能靠公诉人依据经验去判断，这就给量刑建议的准确率打了折扣。
这种过于宽泛的规定，还容易导致在刑罚种类的选择上出现偏差，特别是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关于有期徒刑和拘役刑的选择上。以盗窃罪为例，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可对被告人判处的刑罚有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三种，至于如何选择，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在目前实践中，基本依靠审判人员的经验来判断，这就使得这类案件的量刑建议具有不确定性。如本院办理的两起犯罪情节相当的扒窃案件，因为法院审判人员不同，就做出了拘役四个月和有期徒刑六个月两种判决，这无疑给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工作造成了困扰。
（三）检法在量刑情节的认定及量刑幅度的选择上存在分歧
首先，对于被告人是否具有某些量刑情节，检察机关与法院尚存在分歧。例如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加的如实供述情节，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必须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供述始终稳定一致，才能认定为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如实供述。因为法律之所以对具有如实供述情节的被告人从轻处理，主要是因为如果被告人从一开始就坦白自己的犯罪事实，能够使案件更加容易侦破，节约了司法资源，同时也体现了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而目前法院对此情节的认定却比较宽泛，凡是被告人有过有罪供述，并且当庭承认犯罪事实的，都认定为如实供述。这种分歧使得检法两家对被告人是否具有某种量刑情节都存在争议，严重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准确性。
其次，对量刑情节“从轻”、“减轻”的适用存在分歧。“从轻”和“减轻”在表述上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对于被告人量刑的影响却大不相同。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对被告人适用相对较轻的刑种或者相对较短的刑期，而减轻处罚，则意味着可在法定最低刑以下适用刑罚。目前，检法两家对适用“从轻”还是“减轻”常常认识不同，这也导致了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不能被法院很好地采纳。
再次，量刑情节增减基准刑幅度的适用存在分歧。在《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中规定了增加、减少基准刑的幅度，如累犯情节，《指导意见》规定应当增加基准刑10%-40%，但如何判断这个幅度却缺乏具体的标准，在具体适用时，就可能出现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中提出增加了10%，而法院则认为需增加40%，这种分歧就可能会导致量刑建议与实际刑罚的不符。
（四）对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目前在实践中，法院不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检察机关对此能够采取的监督制约手段却十分有限。一方面，根据相关规定，只有量刑畸轻畸重的，检察机关才能进行抗诉。实践中满足这样条件的案件少之又少，检察机关很难以判决“畸轻畸重”为理由进行抗诉。
对于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法院判决量刑偏轻偏重情况，目前却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一般只能由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对一段时间内的同类罪名的刑罚适用不统一情况进行总结后，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或公函，建议法院注意并纠正。由于这种建议和公函缺乏一定的强制力，法院是否回复、纠正，检察机关无从监督，并且即使法院回复表示接受，但是此时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对实际已经发生的个案已经无法产生影响。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有关量刑情节事实的调查
针对侦查机关对量刑事实的调查不重视，有时可能会调查不全面，甚至有所遗漏的问题，检察机关在起诉案件时，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或走访调查等方式对可能会影响被告人量刑情节的一切事实进行审查、调查，必要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确保所有关于量刑的事实都被查清。在调查有关量刑情节的事实时，要注意不光对法定量刑情节，也应当对可能影响量刑的酌定量刑情节进行调查核实。
同时，要积极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以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等方式对侦查机关未能全面收集、调查证据的行为进行监督，切实改变目前侦查机关重定罪事实调查、轻量刑事实调查的状况。
（二）建立量刑数据库，细化量刑指导
只有遵循科学并切实可行的量刑建议标准，检察机关才能根据量刑情节准确、客观地提出量刑建议。制定量刑建议标准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便是建立量刑数据库。故可通过对本地区近年刑事案件法院判决的量刑情况进行统计，形成量刑数据库，对各个罪名的量刑情况分别进行总结，统一认定量刑情节的标准，对各种情况下各种量刑情节对法院量刑的影响幅度进行分析，将可能影响量刑的情况细致分类列明，确定各种量刑情节在各种情况下分别增减的幅度，形成可供参考的比较具体可行标准规定。
为保证更加准确地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并有效地对法院的量刑工作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与法院量刑所遵从的量刑建议标准应当是一致的，因此，检察机关在制定细化的量刑标准时，应与本辖区对应的法院进行深入的交流，就量刑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分歧进行研究商讨，达成统一的认识，以便检察机关和法院在以后的工作中共同遵守，也便于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工作的监督。
（三）健全法院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工作的保障机制
检察建议工作总结篇3
恢复与建立高检机构
“”的十年浩劫，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更加认识到检察机关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重要性。1977年10月，在征集修改宪法的意见中，全国各地、各部门纷纷提出重新设立人民检察院的建议。1978年3月，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指出：“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会议通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部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
大会通过了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报告，并宣布恢复人民检察院。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77岁的黄火青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高检）检察长，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后第一任检察长。同年3月，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立，黄火青被任命为副组长。197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启用印鉴，正式恢复办公。
黄火青，原名贤佑，字民孚，1901年出生于湖北枣阳县一个没落地主家庭。1924年，黄火青考入襄樊省立第二师范，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黄火青进入中央苏区，到宁都暴动部队编成的红十四军任政委。翌年，他奉调红军学校，后任第一分校政委。1945年，他前往东北，任冀热辽分局副书记兼热河省委书记、军区政委，主管和支前。
新中国成立后，黄火青在天津担任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兼市长9年。在党的上，黄火青当选中央委员，后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长达8年。1966年“”开始后，他受冲击。翌年春，经紧急安排，黄火青被接到北京居住，1969年回辽宁受“监护”。
“”结束伊始，百废待兴，重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检察院困难重重。在没有干部和工作人员，甚至连办公地点都没有的情况下，黄火青白手起家，开始了重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他建议中央组织部调来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苏、原东北局候补书记喻屏等几位同志参加筹建工作。在干部调配上，他尽可能将原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在“”期间同、反革命集团斗争表现好的同志调回工作。没有办公室，黄火青就因陋就简，先在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办公。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在中央组织部的大力支持下，到1978年5月，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任命了副检察长。恢复重建初期，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置了办公厅、厅、刑事检察厅、经济检察厅、法纪检察厅、监所检察厅、研究室、人事厅等内设机构。到1978年7月底，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构初步建立起来了。1979年底，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基本上重新建立起来。1982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有关厅、室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一厅（负责原刑事检察厅业务）、二厅（负责原法纪检察厅和经济检察厅业务）、三厅（负责原监所检察厅业务）、厅、研究室、人事厅、办公厅等。1979年，中国人民军事检察院和所属各级军事检察院也随之恢复建立。1980年4月，成立了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筹备组，1982年5月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及所辖分院建立并开始办公。
提出检察工作要符合国情
重新建立我国的检察工作，不仅仅是机构的简单恢复，更重要的是确立符合我国实际的检察工作基本原则，重新制定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检察院组织法，是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其中有些是照搬苏联检察院组织法的内容，规定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和“一般监督”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我国国情。1978年3月第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虽然对检察机关上下级的关系作了新的规定，但也未能彻底摆脱苏联经验的影响，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制定一部新的检察院组织法迫在眉睫。
黄火青和检察院的同志们，开始了新的检察院组织法的起草工作。他亲自参加讨论，指导起草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黄火青提出，我国的实际情况同苏联当年的情况不一样，列宁当时主张的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和一般监督的原则，已不能作为我们今天检察机关的指导思想。我国的检察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实行群众路线。在检察机关管辖的范围上，既不是一般监督，也不是面面俱到，应限于违犯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也应限于法院是否依法办案，是否存在贪赃枉法、等问题上。这些原则，都体现在检察院起草的组织法修改草案中。
1978年12月16日至27日，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恢复重建后的首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黄火青在会上作了《加强人民检察工作，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的报告，并传达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政法工作，特别是检察院的工作，要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分析一下自己部门的路线是非，提高思想。检察机关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保护人民权利，同违法乱纪作斗争。会议提出了新时期检察工作方针：党委领导，群众路线，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障民主，加强，实现大治，促进四化。
果断建议解散“学习班”
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之初，正值十年“”刚刚结束。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冤假错案，而各地方的检察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来自全国的大批申诉信件，纷纷集中到最高人民检察院。1978年3月到8月，仅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积压的人民群众来信就达28万件。
黄火青对人民来信非常重视。他对、一伙破坏法制、践踏人民民利的罪行深恶痛绝，对人民群众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8月，黄火青组织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和从各省市的检察部门借调来的20多名干部一道，全力以赴处理人民来信。
与此同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带队，分成三个调查组到各省，就人民来信反映的主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对于人民来信中反映的问题，重大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处理，多数批转有关部门处理。经一个多月的努力，积压的信件基本处理完毕。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提出了需要认真解决好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这项工作，推动了全国冤假错案的开展。
通过人民群众来信和各地检察院的简报，黄火青感到各地所办的各种名目的“学习班”，实际上为变相拘人乃至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提供了场所。他果断提出：这样的“学习班”必须立即解散，今后再办者要追究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决定，以黄火青的名义将这个问题报告中央。1979年2月2日，黄火青将有关材料报送陈云并报党中央，建议明文规定，凡以办“学习班”或类似方法变相拘人、捕人、刑讯逼供的，都是违法行为。此类学习班，已办的必须立即一律撤销，今后严禁再办。有违反规定者，应给予适当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陈云阅后，认为问题重要，转请处理。批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下达给所属系统参照执行。此后，“学习班”及类似的违法行为得到了根本的制止。
把驳得哑口无言
黄火青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参与、反革命集团案的诉讼工作，当时简称“两案”。审判、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国的罪行，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大事件。十名主犯中，有原中央委员九人，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原政治局常委三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人、原国务院副总理一人，还有“中国第一夫人”，级别之高，权力之重，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不仅全国各族人民关心，世界各国人民也都在翘首关注。
1979年，党中央决定成立审理、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领导小组。建议黄火青担任组长，黄火青考虑到此案重大，需各方配合，建议由兼任组长，自己和另外三位同志任副组长，得到中央同意。
“两案”开审前，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公、检、法机关统称为“两法”。“两法”的实施，为审理“两案”埋下了伏笔。在此后的一年时间中，年近八旬的黄火青天天守着案头高达一米的“两案”资料，逐件亲自翻阅研究。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决定》，黄火青做了《关于对、反革命集团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鉴于案情特别重大，黄火青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特别法庭、特别检察厅审理这一案件。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两案”进行检察，并任命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两案”，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兼任特别法庭庭长。至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公审、“”所有的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经新华社播发，中国将公审、“”的重大案件。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被一一押上庄严的法庭，开始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公开审理。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和副厅长史进前宣读了书，并同其他公诉人一道出庭支持公诉，揭露和证实了10名主犯的犯罪事实。黄火青的女儿黄易宇回忆说：“法庭上，最难对付的是，耍赖、狡辩、胡搅蛮缠。黄火青早在红军时期与贺子珍很熟，延安时期也与认识，所以当在法庭上胡搅蛮缠时，被黄火青驳得哑口无言，成为当时电视观众瞩目的一件新闻。”1981年1月25日上午9时，在北京公安部礼堂，、反革命集团终于受到了历史的公正审判。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义的判决》。把、一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也是全国人民的心声。
岂能袖手壁上观
1981年，黄火青鉴于自己年事已高，为了给年轻的同志让路，于是给邓小平、写信，向中央提出辞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请求。但中央考虑到黄火青检察长的任期尚未结束，身体也还能够胜任，没有批准他的申请。为了培养新人，黄火青又给中央写信，建议提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其他领导同志担当更重要的工作，给年轻的同志压担子。
1982年，黄火青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常委。1983年，黄火青检察长任期届满。6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易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虽然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如他在《老人愿》一诗中所写到的：“衰老当解甲，思想莫偷闲。”这位一生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己任的老人，即使因病住院，也不放弃读书看报和思考问题，不忘为党分忧。黄火青常说：“虽然从职务上退休了，党员却永远不能退休”。1989年元旦，他写下一首诗，表达了他关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赤诚之心。“流年匆匆两鬓斑，寸心自许尚如丹。壮志未酬人已老，四化全线战正酣。共产理想曾有誓，岂能袖手壁上观！”
黄火青1983年离开最高人民检察院后不久，正逢全党开展整党工作。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黄火青同中顾委委员王从吾、宋时轮、郭述申一起，经过认真回忆和研究，撰写了题为《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的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这篇文章经过彭真审改，联名发表在1986年7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整党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7年10月，对党风忧心忡忡的黄火青在出席党的十三大时，作了《从严治党，端正党风》的书面发言，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1991年，黄火青当选为中顾委第七小组组长，至1992年十四大中顾委撤销为止。90高龄还担任党小组长，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罕见的，体现了黄火青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高尚情操和精神境界。1997年9月，已97岁高龄的黄火青又作为党的十五大特邀代表参加了大会，参与审议了大会的工作报告。
黄火青虽然已经离休，但是仍然心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凡是他认为应该解决的问题，他都要向有关部门或领导同志以适当的方式反映，以促进问题的解决。他曾说，我在党的领导下干了一辈子，有意见就要提出来，不能带到八宝山去。1991年6月，黄火青在读报时了解到，全国著名的“刀具大王”、沈阳重型机床厂的老车工金福长，以惊人的毅力将多年的刀具经验编写成书却无力出版。他觉得非常可惜，立即写信给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建议总工会将老师傅们的成熟经验编印成丛书出版，以保存和推广这些经验，教育年轻一代。黄火青对中草药情有独钟，十分关心祖国的中医和中草药工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曾对中草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过调查，并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就如何保护和发展中草药资源、加强中药的科学研究以及稳定从事中草药工作的队伍，合理解决老药工的定职定薪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作为一个世纪老人，黄火青的一生同伟大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已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不愿更多地回忆自己，但在其他同志和子女亲友的劝说下，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认真的回忆，并由他口授，秘书及子女、亲友笔录，形成了一部30余万字的回忆录，定名为《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回忆录反映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对共产主义信念无比坚定以及对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这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回忆录，是黄火青为后人留下的又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检察建议工作总结篇4
关键词：量刑建议；现状；意义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244-0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司法事业的生命线，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价值追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情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法治进程向纵深推进，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日益提高，对刑事司法公正的关注程度和要求愈来愈高。不仅要求准确、及时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法治，还期待充分有效保障人权；不仅要求定罪公正，还要求量刑公正；不仅要求庭审程序的公开和透明，还期待对庭审程序充分参与。近年来，随着公诉意见改革的深入，国内一些基层检察院纷纷开始试行量刑建议制度，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当前在中国建立量刑建议制度，以促进量刑公开和透明，实现量刑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量刑建议制度概述
（一）量刑建议制度概念
量刑建议制度就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人民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就涉嫌犯罪的被告人应当判处的具体刑罚（包括刑种、刑期、执行方式等）向审判机关提出建议，以及此项诉讼活动的行使和行使的目的、价值、程序、监督等一系列问题和措施的总称。量刑检察建议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成为刑事诉讼法程序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二）量刑建议权
量刑建议制度的核心内容是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指公诉人在出庭支持公诉之过程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代表人民检察院提出建议，要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某种特定之刑罚，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等若干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之权力。
1.量刑建议权的性质。量刑建议权本质上属于公诉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并非一种新的权力。理由是，公诉权是检察机关提请法院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权力。公诉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请求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请求人民法院对的犯罪予以确认，即定罪请求权；二是请求人民法院在对犯罪行为定罪的基础上给予被告人刑事制裁，即量刑请求权。量刑建议权实质上就是求刑权。
2.量刑建议权的法律依据。中国现行法律对量刑建议权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在一些法律中我们不难找到它的蛛丝马迹，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后，应当制作书。书应当包括的根据和理由，包括被告人触犯的刑法条款，犯罪的性质、法定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条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7条规定，“……证据调查结束时，公诉人应当发表总结性意见”。
3.量刑建议权的理论依据。量刑建议制度的理论根据在刑事诉讼法上是诉权理论中的权或者称为控诉权，在刑法上是刑罚理论中的求刑权。如今主流的观点有如下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量刑建议权的理论根据是公诉权。第二种观点认为量刑建议权的法理基础有三：一是合宪性和合法性理论；二是人权保障的理论；三是诉讼原理。第三种观点认为量刑建议制度的法理依据有三：一是量刑建议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二是量刑建议权是适应庭审方式改革的理性选择；三是量刑建议权符合诉讼原理。
二、中国量刑建议制度的研究现状
（一）立法现状
目前中国法律并未对量刑建议制度作出明确规定。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为人民检察院享有和行使量刑建议权提供了一定的法律空间。这里的法律空间首先主要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公诉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其次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1条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后，应当制作书。书应当包括的根据和理由，包括被告人触犯的刑法条款，犯罪的性质、法定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条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7条规定，“……证据调查结束时，公诉人应当发表总结性意见”。总之，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为量刑建议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都不是十分明确。
（二）量刑建议制度研究进程
1.量刑建议制度的研讨论证和文件起草。量刑建议制度在国外一些国家早已存在，但在中国仍然是一种新生事物。2001年检察日报和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举行了量刑建议制度研讨会。检察机关内部也就“检察机关是否拥有量刑建议权”、“在当前情况下如何开展量刑建议工作”、“如果行使好量刑建议权”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研讨。
2005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将量刑建议权作为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全国各地检察机关试点推行。2005年8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讨论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将“实行量刑建议改革试点”明确列入其中，量刑建议权由此成为全国检察机关一项长期存在的检察改革举措。最高人民法院也正式提出了量刑规范化改革。2008年底，将“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确定为中央重大司法改革项目，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五部委共同完成。2009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在全国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并下发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下发了《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点参考稿)》，对实施量刑建议做了进一步的规定。
2.量刑建议的试点检验和成效。2010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指导意见（试行）》，2010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量刑建议书格式样本（试行）》。量刑建议工作在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逐步开展。一些法院在送达书副本的时候同时送达量刑建议书，使被告人不仅在开庭前就知道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也知道了公诉机关建议的刑期，这一举措更好地保护了被告人的知情权，更好地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其实在这之前，一些检察院就率先尝试了量刑建议工作。某市检察机关在2005年至2007年提起公诉的17000余件公诉案件中提出量刑建议16000余件，提出率超过90%，法院采纳率也超过了90%。自实施量刑建议制度以后，法院的当庭宣判率明显提高，被告人上诉案件明显减少，被害人请求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也大幅降低。
量刑建议制度是进年来中国检察工作中一项新的改革，还刚刚起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需要在推进过程中不断完善。
三、量刑建议制度研究的意义
（一）量刑建议制度是从程序上保障量刑公正的良策
公诉人在法庭上提出量刑建议及其理由，可以树立一个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批驳的靶子，由此通过控辩双方对量刑的充分辩论，找出一个合理的量刑界限，提高量刑程序的透明度和量刑的可预测性，保障量刑的公正。
（二）量刑建议制度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在法庭审判中，公诉人在法庭中明确地提出量刑建议，并引起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展开充分的争论，首先，能让法官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关于量刑问题所涉及的意见和证据，获取更多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有利于法官提高做出正确判决的效率。其次，被告人对判决的结果也会有一个较准确的心理预期，从而使其能很好地把握是否行使上诉权，有效地减少被告人滥用上诉、申诉的权利。检察机关也会减少不必要的抗诉，提高了诉讼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
（三）量刑建议制度有利于提高刑事案件办理质量
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将对公诉人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为了使量刑建议既维护量刑标准的统一性，又达到量刑的个别化，必然要求公诉人在审查时对案情进行精准掌握，不仅审查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而且还要斟酌影响被告人量刑的各种法定和酌定的从重从轻情节；不仅要做充足的庭前准备，而且还要密切关注庭审中量刑情节的变化，以便根据变化随时修正、补充量刑理由和结论，有利于提高公诉水平和案件质量。同时，也必将促使审判人员和律师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和办案能力。通过建立量刑建议权制度，还可使检察机关准确把握抗诉标准，增强抗诉的针对性，保证国家刑事处罚权的正确行使。
（四）有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仅有权对自己是否有罪以及犯何种罪进行辩护，对将受到何种处罚在判决前也应具有知情权与辩护权。但以上权利的实现，必须以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为前提，否则就只有被动接受法官通过自由裁量得出的量刑结果。推行量刑建议制度，能够使被告人获得充足时机和充分条件为自己进行辩护，这不仅使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也让被告人更容易从心理上对裁判结果产生认同。
参考文献：
[1]徐鹤喃.诉权与刑罚权的结合点――从量刑建议的理论根据谈起[n].检察日报，2002-06-04(3).
检察建议工作总结篇5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效能监察是监察部门对监察对象贯彻执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集团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履行职责及其效果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奖惩、管理的活动。为使效能监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挥其在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管理效能和经济效益中的重要作用，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开展效能监察的目的是促使监察对象尽职尽责，勤政廉政，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企业发展。
第三条开展效能监察要坚持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监督检查与改进管理相结合，奖惩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集团公司效能监察在总经理领导下开展工作，各基层单位行政主要领导负责本单位效能监察的立项审批，效能监察建议的审批，决定整改措施及其他相关工作。
第二章效能监察的标准
第五条合法性标准。即监督检查监察对象是否正确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集团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第六条合约性标准。即监督检查监察对象是否认真执行和完成计划、任务、预算、合同等预定的目标。
第七条合理性标准。即监督检查监察对象是否从集团公司和本单位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并取得预期效果。
第八条效能标准。即监督检查监察对象是否完成计划规定的产品品种、数量、质量和成本、盈亏、安全等各项经济技术指标。
第九条岗位职责标准。即监督检查监察对象是否正确履行工作职责，是否正确行使工作权限等。
第十条程序性标准。即监督检查监察对象能否遵守议事规则，严格工作程序，是否违反工作程序。
第三章效能监察的内容
第十一条对企业行政管理活动进行效能监察。主要监督检查监察对象是否正确行使职权，能否尽职尽责，做好统筹、协调、监督、管理、服务工作。
第十二条对安全生产管理活动进行效能监察。主要监督检查监察对象是否按照安全生产法规、集团公司有关规定，统筹考虑安全生产工作；是否坚持优质低耗，有效使用人力、物力、财力。
第十三条对销售及煤质管理活动进行效能监察。主要监督检查监察对象是否依法经营，是否执行集团公司煤炭集中销售和煤质管理规定；经营思想和服务作风是否端正；经营目标是否实现。
第十四条对物资采购、出售管理活动进行效能监察。主要监督检查监察对象是否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政策法规，是否遵守集团公司关于物资设备采购、废旧物资处理等相关的制度和规定，是否违反相关的程序，是否树立大局观念和服务思想。
第十五条对财务管理活动进行效能监察。主要监督检查监察对象是否按照国家财政法规、财经纪律和集团公司财务制度进行财务管理和监督；是否认真执行各项成本和费用标准。
第十六条对建设工程项目和房地产出租出售工作进行效能监察。主要监督检查监察对象是否按规定审批项目和合理选择施工单位；是否严格按照设计和工期要求，对施工质量、安全、进度、造价等实施有效管理和监督；是否认真进行合同管理和造价信息管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定额标准审定工程量和工程费用；是否预见和认真协调好工程建设中的矛盾；是否认真进行竣工验收或审计；是否对房地产的出租出售进行招标或竞价。
第十七条对医药及设备耗材的采购活动进行效能监察。主要监督检查监督对象是否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政策法律，是否遵守集团公司关于医药及设备耗材招标的规定，在招标采购、运输、质检、保管、服务、签定及履行合同等经营活动中，是否认真把关。
第四章效能监察的程序
第十八条效能监察的一般工作程序为：
（一）调查摸底，选题立项。选题一般由监察部门负责，也可由基层单位或职能部门自报项目，监察部门汇总审核，提出立项意见，填写立项表。集团公司立项监察的问题，报总经理审批；基层单位立项监察的问题，报本单位行政主管领导审批，并报集团公司监察局备案。监察局设立效能监察台帐和档案，并不定期
检查，年终考核评比后装订归档。各单位每年二月底前将立项情况上报集团公司监察局，特殊情况可随时立项。
（二）查清问题，分清责任。确定立项后，监察部门应向被监察单位和有关人员提出应汇报的问题，应提供的资料以及应配合事项和具体要求。同时，监察部门应根据实际需要，确定调查人员，制定调查方案，经分管领导审批后组织实施。实施效能监察的人员要深入现场，运用实际调查、资料分析、目标考核、效益审计、因果分析等方法全面了解情况，核准事实，分析原因，分清责任，写出调查终结报告，并与被检查单位和有关人员交换意见。
（三）提出建议，改进管理。调查终结后，监察部门应与有关部门、单位一起共同研究，提出改进企业管理和对有关人员的奖惩意见，形成《效能监察意见书》，报主管领导审批后，送有关单位执行。监察部门提出的监察建议，有关部门、单位无正当理由的，应当采纳；如有不同意见，可按规定程序向监部门提出复议。在复议期间，不停止原监察建议的执行。经复议仍维持原意见的，有关单位必须执行。监察部门负责对监察建议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版权所有
（四）整理资料，立卷建档。监察终结后，监察部门应及时将有关材料逐项立卷存档。卷内材料包括：1、《效能监察立项表》；2、效能监察方案；3、《效能监察终结报告》；4、《效能监察建议书》及执行情况回复；5、对有关人员的奖惩意见；6、效能监察过程中收集的各种材料及有关会议记录。
第五章效能监察的评估
第十九条效能监察的评估内容：
（一）立项准确。能够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环节、关键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焦点问题，选题立项。
（二）领导重视。单位党政领导重视支持效能监察工作，及时研究分析对策，认真解决效能监察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效能监察发现的问题能及时安排整改。
（三）监察得力。能够发挥监察部门的协调作用，监督检查方法得当，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建议可行。
（四）效果明显。能够发挥效能监察在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管理效能和经济效益中的重要作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奖惩兑现。能够对发现的勤政廉政典型或效能监察中取得突出成效的工作人员予以奖励；对有违纪违法行为以及工作失职。管理失当的有关人员予以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第二十条效能监察的评估采取百分制考核的办法进行（评估细则附后）。
第二十一条效能监察的评估等级分为优秀、优良、一般三种，经百分制考核，90分（含）以上的为优秀，80分（含）至90分的为优良，80分以下的为一般。
第二十二条效能监察评估由集团公司监察局组织进行，每年评估一次。
第六章奖惩
第二十三条效能监察奖惩由监察部门负责提出奖惩建议或根据领导授权直接奖惩。集团公司监察局对效能监察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每年进行一次评估表彰。效能监察的奖惩情况应作为考核使用干部的一项依据。
第二十四条奖励。实行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可以进行年度评比奖励或按项目一次性奖励，有关经费，由监察局依据有关规定和效能监察取得的经济成果提出意见，报行政办公会研究审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建议或直接予以奖励：
1、工作勤奋，管理有方，为企业创造较大经济效益的；
2、忠实履行职责，对挽回经济损失或消除不良影响，维护企业利益有突出贡献的；
3、开展效能监察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效能监察经验成果在省部级单位采用或推广的；
4、在效能监察中主动挖掘案源，查处违纪违法行为，有显著成绩的；
5、在效能监察中解决关键问题，对改进企业管理，增加经济效益有突出贡献的；
6、主动举报或反映线索，对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挽回经济损失有贡献的；
7、其他需要奖励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处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有关规定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1、阻挠、干扰监察部门正常履行职责的；
2、打击报复监察干部或包庇袒护被监察对象的；
3、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效能监察建议的；
4、其他需要给予处分的行为。
在效能监察中，发现对有关人员需要同时给予党纪处分的，应将材料移送同级党的纪律检查部门。
第七章监察部门的职责和权限
第二十六条监察部门开展效能监察的职责：
1、负责选题立项，或提出立项建议；版权所有
2、负责制订效能监察计划，并组织实施；
3、负责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和人员参与效能监察的实施；
4、负责查处在效能监察中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
5、负责总结、推广监察对象的典型实践和管理经验。
第二十七条监察部门开展效能监察的权限：
1、有权要求被监察单位和人员提供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
资料、合同、账目及其他有关材料，进行查阅或复制；
2、有权责令有关单位或人员停止涉嫌损害国家、企业、职工
合法利益的行为；
3、有权建议暂停涉嫌违纪人员的工作或职务；
4、有权对有关单位和人员提出奖惩建议；
5、有权向监察对象提出改进工作，加强管理的建议或作出相应决定。
第八章监察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八条监察对象有以下权利：
一、对批评、处罚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批评或处罚的监察部门或效能监察领导小组直至上一级监察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对监察建议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监察文书次日起30日内向发出文书的监察部门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影响监察文书的效力；
三、对监察决定不服或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监察决定的监察部门或上一级监察部门提出书面申诉，申诉期间不影响监察决定的执行；
四、有权要求与监察对象或监察内容有利害关系的效能监察承办人员回避；
五、检举、控告效能监察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的事实与行为。
第二十九条监察对象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自觉接受、主动配合效能监察工作，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隐瞒事实真相，不得出具伪证，不得包庇违法违纪行为；
二、积极采纳监察部门提出的监察建议，认真执行监察部门作出的监察决定。
第九章附则
第三十条本细则所述“较大经济损失”为1万元至10万元；“重大经济损失”为10万元至50万元；“巨大经济损失”为50万元以上。
第三十一条不可预见是指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不可抗力等事件。
第三十二条对本细则中的行为性错误、未规定错误处分起点的结果性错误，不依照或参照违纪数额。
检察建议工作总结篇6
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有审议工作报告、人事任免、执法检查、评议、质询、交办、调查、个案监督、法律监督文书等等。其中，执法检查最为常用，而评议则正在探索并逐渐推广。本文试针对执法检查和评议这两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从被监督者的角度，结合实践经验，进行利弊分析，提出规范化、制度化建议；同时，以积极主动的心态，研究检察机关的能动作用。
一、协助人大完善执法检查制度，促进公正执法
关于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8月制定了《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对执法检查的组织、活动原则、主要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规范。各级人大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每年都要组织几次执法检查。其中专门针对检察机关的执法检查不多，如《检察官法》执行情况检查；大多数是针对某一法律如《刑诉法》的贯彻执行或某一专项行动如“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执法活动进行的系统检查或行业检查。执法检查也是执法评议的基础和依据之一，这些检查对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提高检察队伍执法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为避免执法检查和评议流于空泛和形式，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加强和改进。而检察机关的能动作用将从中发挥积极有效的辅助功能。具体表现在：
（一）检查主体的专业性缺陷及其克服。检察机关及有关职能部门的业务，如不捕、不诉的法律分析、抗诉审查等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而系统、机构之间的分工、配合、制约关系又较为复杂。执法检查本身对监督者监督水平提出了考验。然而，当前人大拥有的法律专业人才与其不断强化的法律监督职能需要还有一定的差距，导致所谓的“外行查内行”现象。如在对我院的执法评议中就有人大代表把取保候审也当作超期羁押的范畴，混淆了侦查期限与羁押期限的法律概念。
在提高检查主体的专业水准方面，检察机关可以有以下作为：一是作专业辅导，向人大代表、委员讲解有关检察业务的基础常识，对检务公开和检察工作报告包括的专业知识进行重点介绍。如我院张温龙检察长就曾经在全区人大代表培训班上作关于“如何提高人大司法监督的有效性”的讲座，受到人大代表的欢迎和好评。二是在执法情况报告后附注有关专业解释和法律依据以便对照检查。如我院将执法检查的具体内容分项逐案列表说明，使检查评议一目了然，简单方便，同时也使监督者更熟悉掌握相关业务。三是建议在检查组成员中增加司法实践者和法学研究者的比例，使检查组更具权威性。如我院接受人大进行执法评议时就建议邀请政法系统的法制委聘任委员参加，他们的意见、建议就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虽然上述措施并不能根本改善人大的专业化问题，但对于经验积累和具体操作仍不乏促进和优化作用
（二）检查内容的针对性缺陷及其克服。就针对检察机关或政法系统的执法检查而言，错案追究责任制等办案制度和办案纪律约束最严格的，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以及公检法三家矛盾最突出的执法权力和环节，才是执法监督的关键和实质所在。一些执法检查在内容选择上贪多求全，结果反而重点不突出，目的不明确，失去了督促检查的意义。
接受人大执法检查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检查纠正错误，总结经验，防止执法权力被滥用或执法过程中出现偏差，保障公正执法。既然是监督制约机制就应当着重针对最要害最薄弱的环节，否则，忽略或规避都可能产生不公正甚至腐败的隐患。为此，检察机关应当主动向人大提出需要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内容的建议，并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如我院主动邀请区人大进行执法检查评议时就提供了相关的内容目录附注说明，列举了不捕、不公开听证、自侦案件强制措施及犯罪预防、人大交办工作、检察长接待日工作等方面供人大常委会选择定夺。因为人大代表与社会各界联系密切，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最能反映人民的满意程度。主动建议检查内容，事实上是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将检察执法质量与效果通过人大的检查和评议进行最严格的验收。当然，这也是人民群众的要求，是检察权的内在必然要求。对检查内容的建议，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体现了检察机关始终将检察工作置于人大监督之下的端正态度和公正执法的信念。
（三）检查形式的真实性缺陷及其克服。现实中，大多数执法检查都经过事先长期的准备，在可预见和“包装”的情况下，采取书面检查、听汇报、开座谈会等形式，难免有走过场之嫌。在一些执法检查中，作为检查者，以完成工作计划和上级任务的心态，要求或不希望被检查者出现问题；而被检查者也以应付的思想进行迎检部署和材料准备，补缺补漏，扬长避短，报喜不报忧，结果是皆大欢喜。这显然有损法律至上的严肃性和人大的权威，造成人大监督“虚化”效应。对检察职能的全面正确履行也有害无益。
为此，检察机关应当以平常心对待执法检查，保持执法标准的一贯性和公开接受监督的经常性。首先要求杜绝为迎接检查而“造假”的不良现象，敢于暴露问题，正视检查结果。其次要深化检务公开，把日常的执法情况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经常向有关部门通报工作，定期向人大报送专项和
综合的执法质量分析、调研报告等，把定时间、定内容、定形式的执法检查向平时的各个具体的执法行为延伸，从而使检查评议客观真实地反映执法质量与执法水平。最后，应当主动欢迎人大执法检查采取暗访式、突击检查式、抽查式以及交叉检查式等不确定性形式，使检查结果不含水份。
（四）检查效果的持久性缺陷及其克服。执法检查的阶段性似乎成为思维定势，忙过一阵下次从头再来。一方面，是因为检查后的分析、评价、责任追究与督促整改措施没跟上，检查组一走就完事大吉；另一方面则由于某些量化标准不科学，过于僵化，没有充分考虑合理的差异进行区别对待，结果使先进更先进，落后更落后，非但不利于良性的竞争，反而挫伤了某些条件艰苦的弱势单位。
要体现执法检查的监督作用，检察机关还是应当从自身重视和配合上入手。首先，要坚持一检查一整改一反馈制度，认真从检查中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整改措施，狠抓落实。尤其针对人大代表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批评、意见、建议和要检查评议中过问的具体事项，要作为督办事项，由检察长亲自督促，指定业务骨干具体承办，在期限内及时办结并书面正式行文向人大报告反馈。如我院针对人大代表在执法评议中询问的有关个案，逐一进行了书面答复，对法制委委员指出的不足之处，全部制定了详细的整改方案，由专人负责落实，并定期反馈改进效果。其次，要将执法检查评议中的成绩与问题、表扬与批评和具体的责任人对号入座，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奖勤罚懒，赏罚分明。最后，要主动向人大了解检查活动的总体情况以及其中可以借鉴的得与失，主动与其它单位横向对比，树立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如此一来，不但检察机关内部对执法检查评议的不正确态度得到纠正，体现了人大监督的制约效力，从而促进执法责任的落实；对于人大而言，检察机关对检查评议结果的高度重视和整改落实则有助于强人化大的监督意识，维护人大监督的法律尊严。
二、以评议整改为契机，借人大监督促进检察监督
关于对检察机关的评议，包括对人大任命的检察员进行述职评议和对检察执法情况进行代表评议两种。评议不仅拓展了人大在例会之外的监督权，对被评议的个人和单位也产生有效的制约，有利于促进责任制的落实。当然，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如评议是一种代表活动，还是一种监督方式，还是对现有监督手段的组合？又如，评议主体是谁？绝大多数地方，参加评议的是部分代表，少数地方（如上海）是全体代表，有的地方则规定代表参加的比例（如安徽规定10%）。还有，采取哪种形式评议比较适宜？是否必须在会议（人代会和常委会会议）上进行，或者可以采取召集代表或委员开座谈会、办公会或者逐一走访的形式。再如，评议效果如何？不具备法定人数的评议和会议外的评议，是否具有普遍的约束力②。在监督法出台前，这些问题有待人大和检察机关通过协商加以解决。
以下，笔者仅结合我院主动邀请人大对检察执法进行评议的具体情况，谈谈检察机关在评议中的能动作用。
为了保证评议结果的公正、客观且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我院在由区人大常委会领导、法制委委员以及来自区直机关和各基层单位的人大代表进行集中评议前，建议人大发动全区人大代表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在评议中增加了质询的环节，由检察长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当场解答代表和委员提出了问题。评议的结果比预想的更加严格，批评和建议也相当中肯，直接反映了一些检察机关平时难以得知和掌握的情况。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法律监督方面，如立案监督在监督立案后跟踪督促公安机关侦查报捕力度不够；又如石场非法采石致人死亡等重大责任事故没有受到追究；再如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超期羁押现象严重而检察监督不力；还有附加刑中的罚金未执行等等。事实上，这些问题检察机关并非没有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而是被监督者的法律意识不高，而检察监督在许多方面又缺乏强制效力。但是在评议中由人大代表和委员们提出来，加上检察机关进行的解释说明，人大领导、法制委委员和与会的人大代表都形成了共识：必须加大法律监督力度，必要时由人大出面督促落实。这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最急需的支持。使检察监督获得了人大乃至广大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支持。
检察建议工作总结篇7
党组重视，夯实人员配置
院党组及检察长正确认识到检委会在业务决策中的最高地位及在检察工作中的龙头作用，认识到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法定领导机制，其权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认识到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的最高业务决策机构，其实际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认识到检委会讨论案件作为一种法定程序，其在诉讼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基于以上认识，我院党组顺势而为，不断加强检委会的人员配备。2009年12月初，经过南阳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基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的遴选考试，我院及时提请县人大常委会任命了一名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的年轻检委会委员，为我院的检委会机构充实了新鲜血液。2011年12月，检察长又提请县人大常委会任命了两名长期从事办案一线，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检委会专职委员，为我院检委会工作夯实了人员基础。检察长在党组会上明确指出，专职委员是检察长和检委会的参谋和助手，负责检委会的日常工作，在履行职务上，只对检察长和检委会负责。所提案件或事项的咨询意见具有独立性，并对检委会决议的执行负责监督，不受其他委员和内设机构及个人的干涉和约束。由于专职委员对院提交检委会讨论的重大疑难案件先期作出程序性审查意见并提出适用法律的建议，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检委会的议事议案质量。同时，院党组充实检委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检委办）人员，设立一名责任心强、精通业务的专职秘书，负责检委会日常会务工作安排、会议记录、会议纪要的编写及会议材料的装订、归档工作。提供必要的办公设备、拨付办公经费，为检委办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切实保障。
完善制度，规范操作机制
在进一步完善修订并重新通过了《检察委员会工作实施规则》的基础上，我院出台了《方城县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决定》，从严格检委会议案的范围、例会制度、学习制度、风险评估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进一步细化。通过程序制约机制的规范化、制度化，保障检委会工作有序、高效、高质地运作;其次规范了检委会研究案、事件的各种提请材料的制作格式及其必备内容，督促案件承办人加强责任心，客观、全面、事实求是地通过提请材料综合反映案件全貌，防止有意或无意避重就轻或避轻就重汇报案件现象的发生，提高检委会办公室复审及检委会议事议案的效率和质量;再是建立健全与检委会工作相配套的文书督查制、材料反馈制、督查备案制等制度，有效防止了实践中可能存在的检委会决定被拖延执行或擅自变更的现象，从而达到令行禁止的目的，维护了检委会决议的严肃性、权威性。
科技强检，推进信息化机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可以提高检察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和议事效能。为此，我院专门制定了《方城县人民检察院利用多媒体召开检委会会议若干规定》，要求凡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事件，原则上都要采用多媒体形式进行汇报，通过直观、形象、有条理的多媒体演示，使检委会委员最大限度地了解案件全貌，提高检委会的议事质量和效率。首先，我们把所要提请讨论的案件和事项通过电子邮件提前发送给各位委员，使委员及时审阅，认真分析议题，做到发言有准备，提高检委会议事水平;其次，在检委会上，我院把计算机网络与多媒体技术配合使用，运用多媒体演示方式进行检委会案件汇报，使案件情况声像结合，客观生动，克服了委员们听后易忘记的缺陷，使各位委员对所要讨论的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准确的认识，帮助委员全面、客观地了解案件事实，为发言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提高了议案质量和效率。如我院办理的原河南省邓州市群工部部长兼建设局局长郭某贪污、受贿案件，涉及刑事、民事等诸多问题，法律关系复杂，在汇报案件时运用多媒体演示的方法，很快使委员掌握了案情，作出了决定。
严把“两关”，强化审查职能
首先，严把程序“过滤关”。根据《方城县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决定》的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凡不属于议事议案规则中规定情形、提请研究案件的材料不符合规范的格式要求，或者有其他不应上会情形的，报经检察长审核决定，退回有关部门，或不安排提请的案件列入检委会的议事日程;其次，严把案件实体关。一种情况是经对承办部门书面报告的审查，认为不符合检委会的议事范围，退回承办部门处理;另一种情况是对于承办部门提交的案件，按上级院规定属可以而不是应当经检委会讨论的情况，经检委办集体讨论，如果认为没有必要经检委会讨论决定，则将案件向检察长汇报，经检察长批准不再提交检委会讨论。从而确保检委会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事）件。三年来，经审查，决定不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事）件11件。经过两个层面的过滤把关，大大减轻了检委会不必要的负担，发挥了检委办“过滤网”的作用。
加强学习，提高委员素质
检委会委员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和规章制度等重大检察业务事项的过程中处于决策者、审核把关者的地位。因此，检委会委员的素质与检委会的议事质量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检委会委员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检委会议案（事）质量的高低。不可否认，当前的一部分检委会委员是从一些领导岗位人员中推选而任命产生的，他们大多具有一定的法律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但由于种种原因，个别委员在进入检委会之前，知识结构较片面，只对检察业务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比较熟悉，加之任命时没有经过考试，这就使其业务知识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导致检委会的议案（事）质量受到制约。所以，必须加强对检委会委员综合素质的教育和培训。基于此，2012年10月，我院专门出台了《方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例会和学习制度》，规定检察委员会可以聘请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由检察委员会委员或本院业务骨干就有关检察业务工作进行介绍，并经常组织委员对新颁布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进行系统学习讨论，不断提升检委会委员的决策能力和检委会的决策水平。
立足本职，搞好总结指导
为实现检委会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结合我院工作实际，院党组提出2014年为检委会工作“整体提升年”，要求检委办认真搞好“总结指导”，使其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变静态为动态，从而实现检委会工作质的飞跃。
多协调，开创良好外部发展环境
为把上级院和地方党委及人大对检察业务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真正落到实处，我院研究制定了《重大业务工作专报制度》，该制度规定由院检委办负责，各相关业务部门配合，对依法依规应向上级院反映、报告的业务工作和上级院及地方党委、人大要结果的案件及时进行专题报告，便于相关领导及时了解我们的业务动态，强化对我们的领导和监督，同时也使我们的工作赢得了强大的支持，极大地规范了此项工作。
同时，在加强与公安、法院的协调与配合上，经过调研，我院牵头制订并由检委会讨论通过了《方城县人民检察院、方城县人民法院、方城公安局关于依法快速办理涉企案件的实施办法（试行）》和《方城县人民检察院、方城县人民法院关于快速审理简易程序的实施意见（试行）》等相关文件，敦促公、检、法三机关在案件的处理、审理上达成共识，较好地规范了同公、法两家在协调与配合上的关系，充分发挥了“调节器”作用，使检察职能更好地服务县域经济的科学发展。
强调研，解决部门业务突出问题
工作中我们注意发挥检委办的“智囊团”作用。比如经过对几年来工作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检察机关有所作为，必须履行各项检察职能，走“业务立院”之路。为此，一是我们建议院党组配强反贪、渎侦、侦监、公诉等主要业务部门的人员，培育复合型、专家型人才。通过中层竞争上岗，保证业务骨干不流失的情况，提拔和选配了10名业务骨干担任上述部门的中层职务;二是针对县域部分单位反映的我院存在不同部门去同一单位多头查账的现象，我院及时制定出台了《方城县人民检察院案件线索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不同部门去同一单位多头查账，进一步树立检察机关良好的社会形象;三是针对退回补充侦查率和存疑不诉率偏高问题及公诉案件办案周期较长开展调研，向检察长提出对内应对公诉干警强素质、压责任、配人员，对外应多协调的建议。院党组及时调配3名具有检察官资格的同志到公诉部门工作，并确立了对公诉干警“谈心、激励”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激发了公诉干警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四是为使主要业务部门加强配合，实现换位思考，检委办向检察长提出开展专题业务讲座和交流办案体会，并适时要求自侦案件侦查人员到庭旁听案件审理，了解自己所办案件的质量。此举既有利于侦查人员业务水平的提高，也使侦查人员充分体会到由于证据存在瑕疵而导致公诉人出庭的不易，从而在工作中加强配合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办案质量。
善总结促进业务工作高质高效
检察建议工作总结篇8
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后，省检察院收到姚雅仙等六名代表提出的《关于浙江司法实践中扩大提供法律援助群体范围和降低准入门槛的建议》1件。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确定该建议由省司法厅主办，省检察院等单位会办。省检察院已于5月18日提出会办意见，并将会办意见送交主办单位，主办单位按期统一答复了代表，代表对办理态度和书面答复均表示满意。在办理工作中，省检察院重点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真负责，及时办理好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执行代表职务，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一项重要工作。省检察院坚持从落实宪法规定、保障代表权利、自觉接受监督的高度，充分认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重要意义，按照《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的规定》，始终把这项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抓好。一是领导到位，责任明确。坚持“2+1”办理责任制，确定由一名院领导领办、一名具体承办部门负责人直接负责办理，办公室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的职能部门全程跟踪，负责联系协调、催办督办、反馈答复等事项。3月14日接到姚雅仙等6名代表提出的《关于浙江司法实践中扩大提供法律援助群体范围和降低准入门槛的建议》会办通知的当天，省检察院陈云龙检察长即批示要求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全力配合主办单位将代表们的建议办好。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钱中贤牵头负责办理工作，确定研究室为具体承办部门，并直接参加研究办理措施，拟定办理工作方案，落实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研究室、办公室各负其责，按期保质完成了办理任务。二是措施到位，真抓实干。在对姚雅仙等代表建议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省检察院提出该建议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我省法治进程的关注和呼声，对我省法律援助的现状与问题分析客观中肯，提出的对策与建议切实可行，针对建议中关于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宣传、告知当事人享有获得法律援助权、初任检察官任命之前作为国家律师法律援助案件等与检察机关有关的问题，分别提出了解决措施，主要是：把法律援助制度纳入检察宣传的重要内容，结合办案，积极配合普法的职能部门司法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强相关宣传工作；修改对诉讼当事人的告知制度，把诉讼当事人有权获得法律援助列入告知内容，要求检察干警在办理相关案件时必须认真履行对当事人的告知义务；对初任检察官任命之前作为国家律师法律援助案件进行专题调研，提出这是一项制度创新，其是否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还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与研究。7月份省司法厅统一答复代表时，省检察院的意见被全部采纳，收到了良好的反馈效果。三是落实到位，务求实效。把答复代表后的跟踪落实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已答复的措施坚持由办公室列入督查内容，定期了解情况，督促落实。目前，该建议的落实工作进展顺利，检察宣传部门已把法律援助宣传列入考核内容，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引导；侦查监督、公诉、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等检察业务部门已修改了告知规定，增加了当事人有权获得法律援助的告知内容；对初任检察官任命之前能否作为国家律师法律援助案件，研究室正在进一步调研。
二、把握实质，深入践行“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理念。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反映了民意。代表着民心，是检察机关了解情况的重要来源，制定决策的可靠依据，推动工作的有力措施。省检察院深入领会姚雅仙等六名代表提出的建议内涵和精神实质，在切实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同时，把关注民生、深入践行“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理念作为落实代表建议的根本之举，着力加强和改进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建立对受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今年上半年，根据省委政法委的统一部署，省检察院制订实施了《司法救助专项资金使用办法(试行)》，明确对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但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机关决定终结诉讼程序，经复查维持原决定，被害人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赔偿，其他社会救助措施难以落实，造成严重生活困难，确需救助的；举报人、证人向检察机关举报、作证，遭受打击报复，导致严重生活困难，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赔偿，其他社会救助措施难以落实，确需救助的等五种情形，一次性给予一般不超过3万元的救助，解决实际生活困难。至10月，省检察院已救助4人，发放司法救助资金共计13万元；台州、宁波、丽水、衢州等市检察院也建立了司法救助制度。苍南陈亦蓬一家因被投毒造成一死两伤，但因证据不足嫌疑人被不，无法得到民事赔偿，生活陷入困境。省检察院在认真办理其申诉、决定维持不的同时，考虑实际情况，按照该办法给予其一次性补助5万元，取得了良好效果，陈明确表示不再继续申诉。二是突出办理涉及民生问题的案件。重点是，加大打击涉及民生问题的各类犯罪的力度，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依法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危害劳动安全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犯罪，突出查办征地拆迁、城镇建设、医疗服务、教育收费等领域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促进民生问题的改善与解决；优先办理涉及民生问题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对涉及农民工、失地农民、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案件，以及“官民”纠纷、群体性诉讼等影响和谐稳定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优先审查办理，及时反馈答复；探索建立涉及民生问题案件的快速办理机制，在遵循法定程序、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办案节奏，缩短办案周期，提高办案效率。嘉兴俞树荣等283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合同纠纷申诉串案，涉及面广，影响大，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嘉兴市检察院受理后高度重视，检察长直接带队办理，依法抗诉纠正了错误裁判，有力维护了群众的合法利益，促进了社会和谐。三是进一步端正队伍的执法思想和作风。把加强思想纪律作风建设作为提高队伍整体素质、牢固树立和践行“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理念的根本性措施，坚持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检察队伍，认真组织学习十七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以促进公正执法为重点，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努力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长效机制；认真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省检察院带头作出改进作风的“八项承诺”，带头查摆整改突出问题，并将查摆整改材料以简报形式印发全省接受监督。今年来，全省有22个先进集体和17名先进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记功表彰，其中2名干警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省劳动模范称号，队伍正气进一步树立。
三、健全制度。不断完善听取代表意见、接受人大监督的经常性工作机翻。听取代表意见、接受人大监督，是做好检察工作的重要保证和强大动力。为进一步密切与代表联络，把检察工作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效监督之下，省检
察院着力建立和落实了三项制度：一是研究制定《关于加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工作的意见》。省检察院组织专题调研组，对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工作进行了实事求是地总结，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改进措施，并组织人员到辽宁省检察院、沈阳市检察院等单位进行了学习考察，在此基础上拟定了《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工作的意见》，对加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的组织领导、任务要求、工作措施、保障考核等6个方面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目前，该《意见》正在征求意见中，年底前将下发实施。二是制定实施《关于做好人民监督员换届选任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今年5月，结合人民监督员换届选任，省检察院下发实施了《关于做好人民监督员换届选任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保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人民监督员中占较大比例”。至10月，全省有397名人大代表被选任为人民监督员，占人民监督员总数的54．4％。人大代表在人民监督员中占较大比例，既进一步拓宽了代表联络渠道，使检察机关能更好地听取代表意见，不断改进和加强检察工作，又有力地充实了对检察工作的外部监督力量，使人民监督员监督更加具有刚性，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了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了检察权的依法公正行使。三是认真落实《关于加强和规范接受人大监督工作的若干意见》。按照去年省检察院下发的这一意见，全省各级检察院进一步规范和健全了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接受人大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检查、办理人大交办事项、与人大代表联络等制度，更加完善了接受人大监督的经常性工作机制。省检察院在今年初向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工作和7月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项报告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中，坚持实事求是地总结成绩、查找问题，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情况，同时，坚持根据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决议和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及时专门召开院务会、全省市院检察长会议等，认真查找检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将任务逐项分解后明确责任单位，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工作，并及时向省人大常委会和内务司法委员会报告整改情况。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转交省检察院的案件，加大督办力度，今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转交的2件案件已全部办结，并已及时作出答复。
检察建议工作总结篇9
关键词：检察建议；问题；原因；改善意见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方式之一，是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和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促进社会和谐，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其对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0年以来，我院反渎职侵权局在立足查办职务犯罪的同时，高度重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针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违法犯罪现象以及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隐患，共发出检察建议5份，做到了一案一建议，采纳率和回复率均达到100%，堵塞了漏洞，受到了发案单位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有效预防和减少了职务犯罪的发生，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主要做法
1、加强组织领导，提高全局干警做好检察建议工作的积极性。院党组及局领导高度重视检察建议工作，把此项工作作为反渎职侵权部门服务大局、保障民生的重要措施来抓。通过召开专题会议，加强干警的服务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克服“就案办案”的做法，不仅把制发检察建议当成任务来完成，而是将其作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抓手，发挥检察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作用。在制度上完善了关于检察建议工作的规程，将检察建议工作纳入全局工作目标考核体系，与其他各项检察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督察、同考核、同奖惩。
2、强化程序管理，提高检察建议的规范性。检察建议作为一种法律文书，既要规范格式，又要严肃慎重。为此，我局高度重视检察建议的程序管理，提高检察建议的规范性。我局建立了检察建议审批制度，要求检察建议必须由案件承办人撰写，部门负责人审核，报分管院领导签发，必要时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建立了登记制度，除到院办公室登记发送外，还建立专门的检察建议登记册，对本部门发出的检察建议统一编号登记；建立了送达制度，要求由办案人员将检察建议送达至发案单位，由对方签收，必要时送达人员要与被送达单位人员座谈，听取意见，并督促落实检察建议。
3、加强调查研究，增强检察建议的针对性。我局在向发案单位提出检察建议前，预防部门和案件主办人员都会就案情进行多次研究讨论，掌握和积累充分的原始数据材料，做到让事实说话，无论是指出问题、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提出建议，都做到客观实在，既突出重点，又有的放矢。对于在办案中发现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或者针对某一领域频发的某一类犯罪，我局先组织全局干警对此类问题进行调研，认真分析社会管理中的漏洞及存在的隐患，查找发案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以唤起发案单位的共鸣和警醒。在制发检察建议前，还必须与被建议单位沟通交流，在全面了解该单位的管理流程、规章制度等情况的前提下，找准发案的根源和管理漏洞，保证检察建议易于被建议单位认同。
4、加强回访，巩固检察建议的实效性。检察建议的效果关键在于建议措施的落实情况。实践中各被建议单位对于检察建议重视程度不一，对于建议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也参差不齐，限制了检察建议效果的发挥。对此，我局高度重视检察建议的回访工作，以提高检察建议的效果。对于回复整改的，在回访中重点关注被建议单位有无将整改措施落到实处，是否建立起预防犯罪的长效机制。对于整改措施到位、整改效果显著的单位，与其上级主管部门沟通并建议予以表扬，以激发被建议单位加强整改的积极性。在回访过程中，对于未获回复的检察建议进行重点回访，查找原因。对于被建议单位领导思想上重视不够的，加强沟通，与其详细分析该单位存在的隐患，使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加以整改。对于被建议单位没有能力落实整改措施的，加强帮助，通过帮助其建章立制完善管理，杜绝隐患。对于经过督促仍未落实整改的单位，及时向其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或通过向其上级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的方式请求督促整改，并对有关责任人员批评教育。
二、检察建议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检察建议的质量不高。由于没有明确的质量要求，一些办案人员在思想上对检察建议的针对性没有足够的重视。制作前不作认真调查，制作时也较轻率，问题把握不准，内容空洞，有建设性意见的少，泛泛而谈的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少，这样的检察建议不仅使建议本身流于形式，也使得被建议单位难以接受，影响其整改的积极性。
2、对检察建议的跟踪落实不够。因没有制度规定，一些办案人员对检察建议的后续工作不重视。在检察建议发出后，对其执行情况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也不主动向被建议单位征询意见，了解执行情况和整改中存在的困难。客观上不仅造成了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使检察建议失去了实际意义。同时，还会影响检察机关的形象。
3、整改效果不一。由于检察建议存在的只是“建议性”，不象“决定”等让人觉得必须执行，所以一些检察建议发出后，未引起被建议单位的重视，整改措施也得不到落实，有的被建议单位将检察建议视为公文交往，交差了事，有的对于检察建议中提到的问题无动于衷，认为检察机关是小题大做，或者认为检察机关根本就无权对本单位的事项说三道四，存在抵触情绪，因而对检察建议消极对待。
三、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1、检察建议缺少法律依据。检察建议虽然具有合法性、权威性的特点，但它作为建议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即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作后盾。查遍《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些与检察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检察建议的规定，仅《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二条对监督权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被建议部门和单位如果不采纳检察建议，检察机关无权强制执行，这就决定了检察建议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是相当有限的。
2、对检察建议的认识参差不齐。随着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人们对检察建议的认可度和了解面正逐步提高。但客观地看，发出建议与接受建议的单位之间的认识还存在差距，有的接受单位认为检察建议是在挑刺，是小题大做，建议发出后，少数单位要么敷衍回复，要么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一些办案人员对检察建议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的为完成业务考核任务勉力为之，应付了事，建议缺乏针对性，影响了检察建议的质量。
3、不合理的考核制度。现在的考核制度将检察建议的数量作为考核唯一的标准，这就导致了检察机关相关职能科室在制作检察建议时，以追求数量为目的，不注重检察建议的质量，对不同的单位、不同的事实所发出的检察建议内容雷同。或者只管发，不进行回访、督促，对于是否采纳、是否整改从不过问。
四、对完善检察建议制度的几点思考
1、提高对新时期开展检察建议的认识。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社会有关部门和单位，都应当对检察建议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检察机关应当把开展此项工作，视为新时期检察机关结合检察工作积极为经济建设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要不断提高检察干警的职责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和自觉性，更好地开展检察建议工作。作为被建议的部门和单位则不能把检察机关提检察建议看作是揭短亮丑，持抵触态度，而应当看作是帮助自己克服不足、改进工作的途径。
2、赋予检察建议必要的法律效力。应增加规定检察建议的立法条文，可以在相关的法律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检察工作中可提出加强治安防范、预防职务犯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对违反党纪政纪的国家工作人员建议党纪政纪处理、表彰积极与犯罪作斗争者等检察建议。使之法律化、从基本法律制度上保障检察建议的约束力。
检察建议工作总结篇10
我院党风廉政建设暨纪检监察工作全面落实党的、三、四、五、六中全会、中央纪委全会精神以及省市检察长会议、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上级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严格按照“严纪律、转作风、建制度、作表率、强执行、见成效”的工作思路，紧紧围绕检察工作大局，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廉政教育，强化监督管理，推进自身建设，努力确保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为推动各项检察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干警廉洁从检自觉性
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廉政教育贯穿于规范司法行为、业务集中培训、检察文化建设、干部选拔任用以及执法办案活动的全过程。一是坚持做到“四个结合”，即理论灌输和专题教育相结合，增强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针对性与预防性相结合，把小事当大事抓，把苗头当隐患抓；普遍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逢会必讲，常抓不懈；正面疏导与反面警示相结合，做到警钟长鸣。二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构建廉洁理念为核心，发挥廉政文化的导向功能，举办主题辩论赛、廉政党课,发送节假日廉政提醒短信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纪律教育、警示教育，使廉政教育成为常态。二是开展廉政教育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等活动，通过活动开展引导干警自觉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必修课，时刻绷紧清廉防腐这根“弦”。
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坚持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与检察业务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做到三个到位：一是目标责任到位。根据上级部署，及时召开院党组会、院中心组学习会和全院干警大会，把上级反腐倡廉工作会议精神迅速传达贯彻。按照“一岗双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党组书记、检察长同院领导班子成员、班子成员同部门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暨“一岗双责”责任书》，将反腐倡廉工作任务分解到各部门，做到责任分解到位，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二是组织领导到位。成立了由党组书记、检察长为组长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形成党组统一领导，检察长负总责，班子成员分工负责，部门各负其责，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的工作格局。三是工作措施到位。检察长坚持定期听取全院及分管部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并对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反腐败工作进行分析，完善对策措施；坚持开展院领导班子成员、部门主要负责人述职述廉活动，接受群众监督；坚持定期向区委、上级检察机关报告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
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组织全体检察人员认真学习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出台《关于贯彻落实厉行节约、狠刹铺张浪费之风的实施意见》，坚决压缩会议数量和规模、规格，提倡少开会、开短会，确保上会议事内容清晰明确、完整翔实；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遵循统筹协调、务求从简、厉行节约的原则，规范接待工作；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管理制度，切实做到厉行节约，以俭促检。
三、强化内部监督制约，确保检察权正确行使
按照上级院的部署，扎实推进完善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体系的改革和创新。一是稳步推行案件集中管理机制。建立办案质量和效率预警机制，落实全程跟踪、实时监控等职能，实行重点案件备案督察、建立案管工作月通报和案件质量季度分析报告制度。开展执法办案风险评估，组织开展案件季度评查工作，对执法办案不规范行为及办案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通报整改。二是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按照“边开展、边总结、边提高”工作思路，修订《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并根据新修订的刑诉法、民诉法，根据各部门自身特点，立足各个岗位、各个执法环节，认真排查执法办案、权力运行、人财物管理以及生活圈、社交圈等重点环节潜在的新的廉政风险点，及时修改风险防控图，有针对性制定防控措施，同时开展了纪检监察系统廉政风险防控。三是强化检务督察工作。坚持把检务督察作为强化自身监督的重要举措，重点对干警执行上下班制度、禁酒令以及遵守有关活动纪律、在岗工作等情况进行督察，并将督察情况予以通报。同时，把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落实八项规定、规范执法活动和加强检务管理等工作作为督察重点，采取自查自纠、明察暗访和整改总结等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项督察，在推进检务督察与纪检监察无缝衔接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今年共开展检务督察15次。四是强化对新增检察职能的监督。充分认识新刑诉法、刑事诉讼规则在人权保障、逮捕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辩护制度、特别程序等方面的新规定对于内部监督工作的影响，加强了对证据、同步录音录像等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规范了检察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的交往制度，确保执法规范、文明。
四、广泛接受群众监督，改进机关工作作风
一是深化检务公开，完善法律文书释法答疑、规范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等制度。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回访当事人活动以及送法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等活动。建立案件办理情况公开查询机制，设置“阳光检务”触摸屏，完善检察门户网站，加快建设“两微一端”，切实以公开促公正、保廉明。二是强化对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关键环节的监督。出台《绩效考评办法》，进一步完善执法考评标准，将办案人员执行《执法规范》情况的列入考评内容，使之成为业务工作考评的主要内容和依据。落实办案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违法违纪人员坚决予以查处。三是深化治庸问责工作。把治理慵懒散问题作为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的突破口，以治庸提能力，以治懒增效率，以治散正风气，不断增强严谨高效、令行禁止的执行力，不断增强积极有为、创先争优的创新力。
五、存在的不足和下步工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