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制度篇1
abstract:Comparisonofbankingsupervisionfromthestart,China'sbankingregulatorysystemontheexistingproblemsweredescribed.theauthorssuggestthefollowingconstructionfromChina'sbankingsupervisionsystem:First,wemuststrengthentheindependenceofregulatorstoachieveregulatoryspecialization;Second,wemustimprovetheregulatoryenvironment,improvetheefficiencyofsupervision.
关键词:银行监管问题制度构建
Keywords:bankingsupervisionproblemsystem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王百欢(1983-),女,吉林省通榆县人,吉林警察学院金融学专业教师。张清华: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中国银行监管的模式
世界各国所采取的银行监管的模式是不同的。这些模式有不同的作用,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作用上的差别。一般而论,银行监管有以下模式:
(1)统一监管模式
统一监管模式是指对不同的金融行业、金融机构或金融业务都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都是由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负责。统一监管模式有成本优势。由于统一的调度和管理,就节省了技术、人力、资源、信息等的投入,降低了成本。但是统一监管也有其缺陷,那就是缺乏竞争性,容易导致体制僵硬,缺乏机动性。
(2)分业监管模式
分业监管模式是指在各个不同的业务领域内分别设立专职的监管机构,各司其职,负责各自行业的监管。分业监管具有专业优势,权责明确、分工细致,可以提高监管的效率,达到监管的目的,实现竞争优势。但是分业监管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多重监管机构之间难于协调,可能会出现监管上的缺位或越位现象。另外由于设置了多个部门,难免会出现机构庞大,导致监管成本较高。
(3)不完全统一监管模式
不完全监管模式是对完全统一和分业监管模式的一种改进。这种监管模式可以根据具体的形式和需要设置不同的监管机构,由一个牵头监管机构和不同监管分体之间的协调工作。不完全监管模式的优点是它既避免了统一监管模式的单一和僵硬,又实现了各监管主体在其监管领域内保持了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发挥了各个监管机构的优势,降低了监管成本,提高了监管效率。
并没有一个最理想的监管模式可以在全球适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该建立不同的银行监管模式。“有充分理由相信,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特殊的经济环境、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法律体系,它们的银行监管架构应有别于目前流行于发达国家中的架构。”不同的国家需要不同的监管制度,而不同国家的监管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不停的探索和改进,才能找到一个国家适合自己的模式,并在以后的金融实践中不断完善改进。
二、中国银行监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银行监管体系尚未有效建立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是没有银行监管的,中国的银行监管体制是在后来慢慢建立起来的。体系的不完善问题可以说是“自然而然”。
(2)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落后
目前我国的银行监管方式仍以合规性监管风险为主,尚未建立以风险管理为主的风险性银行监管。而且监管的重点放在了机构的市场准入监管上,而忽略了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监管。“我国中央银行过去一直将监管重点放在合规性方面,但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缺点不断暴露,这种方法市场敏感度较低,不能及时全面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而风险性监管在识别、度量银行风险的基础上,按照审慎监管原则,提出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的监管措施。
(3)缺乏一套系统性的风险预警、处置、缓冲、补救机制
银行监管并没有形成一套能够全面、科学、有效地反映银行经营行为、经营质量、银行风险的指标体系,监管机构在监管中不能做到准确量化,没有条例规则可循,由此导致了监管中可能存在的监管真空。缺乏早期的风险预警和控制体系,无法在危机发生前进行量化分析、解决,所有的工作都是忙于出了问题之后的“救火”,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资源,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三、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的构建
(1)强化监管的独立性,实现监管的专业化
实现银行监管的独立性和专业化是我国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监管的独立性是监管的专业化的保障。因此必须首先明确监管的目标――保证银行体系的健康运行,确定以风险监管为主、兼顾合规性监管。另外必须更新监管的理念,打破陈旧的监管观念,树立风险监管、内部控制、社会监督、合作监管的理念。再次是必须培养自己的专业监管队伍,毕竟任何制度、规范都是人来操作执行的,只有提高队伍的专业水平才能提高监管的效率,激发监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优化监管环境,提高监管效率
良好的监管环境可以科学有效地提高监管效率,消息畅通的信息环境、健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公正严明的法律环境都有助于银行监管的有效化。同时要减少行政监管,严格法律监管。“虽然最近几年出台的法律较多,但是我国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养成的作风还没有完全根除,行政监管或执法不严的情况经常出现,致使金融犯罪时有发生。所以,我国银行监管急需一整套严格的监管程序和方式,依法监管银行业的市场运营。”另外还应该搭建及时快速的信息化平台,实现风险的预警能力。
资金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业是经济的心脏。银行监管的实质就是要防范和化解风险,确保经济肌体健康秩序地运行。只有深化银行监督制度的改革,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发展的“心脏”有力,“血液”新鲜。
参考文献:
[1]王君:银行监管应该专业化[J],财经,2003年第3期.
[2]张俊喜:银行监管的组织架构研究[J],金融研究,2001年第12期.
银行监管制度篇2
论文摘要:金融业处于一国经济的核心地位，一国金融机构若要有效地发挥其经济功能保持较为稳健的运行态势，离不开金融监管，必须具有一个相当稳健周延的金融制度与法规框架和符合市场规律的制度与法规在一国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是最重要的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的制度与法规则是金融法规修仃完善的重点。美国的银行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我们试图通过对美国银行法律制度的了解分析，找到我们可以借鉴之处，以提高我国银行业尤其是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一、比较中美商业银行监管法律制度
(一)法律框架
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是紧紧伴随着法规的建立而成长起来的。美国银行监管的主要法规有:《1863年国民银行法》，《1913年联邦储备法》、《联邦存款保险法》《1933年银行法》、们956银行控股公司法》、们980年存款机构管制放松与货币控制法》，K1991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1991年外资银行监督改善法》、《1996年联邦存款保险基金法》、X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初步形成。2003年对《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的修正及新颁布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标志着银行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和人民银行或银监会制定的金融规章涉及了银行监管问题。
(二)监管机构
美国银行业主要管理机构主要包括以下机构:联邦储备体系、货币管理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司法部、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州银行委员会。根据《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规定，我国银行业由人民银行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进行监管。
(三)监管内容
1.美国监管机构的主要监管内容
(1)市场准入的监管
在美国注册不同性质的银行要由不同管理机构审批。货币管理局管理国民银行注册和颁发执照，并对其营业宗旨、组织章程、资本结构、董事、官员资历、管理业务和风险、获利能力和所有权要求等因素进行考虑和调查。
(2)资本充足率的监管
1981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管理局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共同制定了衡量资木充足率的统一标准:将资本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巴塞尔协议》签定后，美国于1990年底开始试用，并作为骆驼评级制度的资本检查标准，以此评价银行资本的充足性。
（3)对风险损失准备金的监管
美国对坏帐的法律定义是指本金或利息逾期6个月以上的贷款，以及担保和抵押不落实的催收贷款。按规定，坏帐必须在分红前核销。各家银行也可以对其认为必须核销的资产进行主动核销。为防上汇兑风险，联邦储备银行可以根据其对银行国际贷款质量的评价，要求有关银行建立并保持一定数量的专项储备。
(4)对存款保险的监管
联邦储备银行要求其所有成员都必须参加联邦存款保险。大多数州也要求州立银行参加联邦存款保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一身二任，既是保险公司，又是金融监管机构，将业务职能与监管职能紧密结合，以检查投保银行安全状况的方式，监管美国所有银行，对稳定美国金融体系起到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对银行的经营范围、资产集中、银行流动性、银行合并机银行破产和倒闭进行监管。
2.中国监管机构的主要监管内容
（1）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依法监测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对金融市场实施宏观调控，促进其协调发展。人民银行主要履行下列职责:与履行其职责有关的命令和规章;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实施外汇管理，监督管理银行间外汇市场;监督管理黄金市场;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经理国库;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等。
（2)国务院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依法制定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
(四)监管方式
1.美国监管机构的监管方式
美国的现场检查制度是由联邦金融管理部门派出检查小组到商业银行进行实地检查。按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善法》规定，银行监管者每年至少对所有银行现场检查一次。美国的非现场监督注重于统一性、综合性、比较性和预测性的系统监管。综合每家银行的业务全面情况，通过进行骆驼评级来比较同类银行状况，确定各家银行的业务监管级数，并由此确定现场检查的必要性。
2.中国监管机构的监管方式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非现场监管，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分析、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查，应制定现场检查程序，规范现场检查行为。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评级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评级情况和风险状祝，确定对其现场检查的频率、范围和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二、我国商业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1、健全国家金融监管体制，加强金融机构内部自律机制
对金融机构实施金融监管包括他律与自律两个层次。他律即中央银行和其他监管主体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及其活动进行监管，属于强制性监管。
自律即金融机构自身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而建立的自我监控机制，是国家实行金融监管的基础。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注重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统一。在国家宏观金融监管确立的条件下，完善金融机构自律管理水平，加强金融业同业公会或协会自律性组织建设，是构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2.金融监管方式应加强风险防范
我国金融监管存在重合规性、轻风险性的问题。要改变这一状况，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要调整监管思路，实现从，事后化解”到”事前防范"的转变。
合规性监管偏重于事后化解，这种方式较为被动，纠正成本也很高。风险监管则是根据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以及内部管理的评价，提高监管要求，注重于事前防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风险带来的损失。因此，我们要逐步推行风险监管;其次，应以风险防范为基础，建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早期预警系统;再次，要确定监管周期，实施动态的、持续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监管。
银行监管制度篇3
关键词：农村社区银行；监管制度；金融发展权；监管标准；非现场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2-0068-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2.16
一、农村社区银行的概念界定
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体之一，是近现代各种金融机构中对社会经济影响最深刻、服务范围最广泛、历史发展最悠久的金融主体[1]。从经济法的研究角度看，银行是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设立的法人组织，有权依法独立开展存款的公开吸收、贷款的审批发放、结算汇兑的办理等业务。除了政策性银行，一般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以其全部法人财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2]。农村银行则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批准，在我国农村地区依法设立的，主要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法人。社区银行是一种资产规模相对大银行较小的中小银行，是在一定社区范围内设立并在当地独立自主经营的商业性质银行，有时候社区银行呈现的是银行持股公司形态。
所谓农村社区银行，是指经国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依法批准许可，由境内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境外金融机构出资，在农村社区内设立并运营的，主要为当地农业产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需要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存在两类金融：一种是有组织培育的正规金融，另一种则是自然发育而成的非正规金融[3]。其中，正规金融是在官方金融制度安排下产生并接受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监管的金融机构，而非正规金融则是在正规金融外自发而生的，被官方默许或部分认可的部分。在我国，正规金融包含了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三种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村镇银行是现阶段我国广义上的农村社区银行的具体实践形式[4]。因此，农村社区银行应当归属于商业性金融的范畴。
二、国外社区银行监管制度的经验借鉴
国际实践表明，大多数国家会根据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机构的具体特点来制定特殊的政策。
（一）监管标准明确合理
在社区银行的发展历程中，美国的法律制度对社区银行的组织形式实行单一制管理，这是因为美国长期严格限制跨州业务的开展。通过实施对社区银行经营地域和经营网点的严格控制，实现严格限制各家社区银行的跨州经营，为的是保持社区银行作为小银行的优势和特色，使其能够甘愿和安心扎根于社区的发展。
（二）监管主体呈多元化
从美国《社区再投资法》（简称CRa）的颁布和修订开始，美国对社区银行的监管已久。目前，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fficeoftheComptrolleroftheCurrency，ooC）对CRa进行了五级评估。美国社区银行的监管主体与方式以银行自身的内部控制为根本，以金融监管当局的专职监管为关键，以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和以存款人代表的社会监督为补充。在内部控制上，实行民主管理，随着社区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采用了公司治理模式与股份制产权结构的做法。在监管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监管机制，具体分为联邦特许社区银行和州特许社区银行两种情况，即两种银行都要接受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各州政府的监督管理。不仅如此，联邦特许的社区银行还要受到联邦储备银行以及货币监理署的监督管理。并且，在监管分工上，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联邦储备银行加上货币监理署这三者各有侧重，前者着重监管社区银行的资产流动，中者主要监管社区银行的信用情况，后者强调监管社区银行的业务交易，而州政府则负责监管社区银行是否遵守了《社区再投资法》等相关的金融法规。在行业自律和中介组织管理上，美国已经形成了多个自律性质的社区银行行业协会，社会中间层的自律监管和社会监督是理顺社区银行监管各种关系的关键和支持，值得借鉴和思考。
（三）监管内容丰富具体
从金融监管的具体制度安排分析，从国外借鉴的主要在于市场准入与市场退出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联系辅助。首先，市场准入是农村社区银行监管的首要环节。从一般意义上讲，针对农村社区银行的市场准入无外乎是关于机构设立、经营业务、高管人员的门槛条件规定。就各国针对社区银行或者地方银行的监管而言，监管当局都参与其审批过程，即对该机构的注册资本（营运资本）、资本充足率指标、最低认缴资本额、高级管理人员这些条件进行把关，并给予一定的放松和倾斜。另外，市场退出监管是相对于市场准入监管而提出的概念，即监管当局对农村社区银行退出金融业、破产倒闭或合（兼）并、变更等的管理，关于退出的监管也是必须引起重视的。美国《金融机构改革、恢复和强化法》等8部重要法律或法律修正案针对银行的市场退出方式、程序等内容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规定，特别是在债务清偿顺序、债务重组、有效资产承接、政府及相关部门托管责任等关键问题上都做出了系统的规定，以保证问题银行依法有序退出市场，维护存款人和债权人的利益，最终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我国农村社区银行监管制度的设计障碍
设立发展农村社区银行有利于协调农村金融市场的供求平衡、推动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创新、促进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保证金融发展权的平等实现。然而，由于农村社区银行实践的缺乏、农业产业的高风险性、相关立法的缺失滞后，导致其设立发展的道路上遍布着以监管方面为主的障碍因素，在此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准确把脉，把握对症下药的方向。
（一）在为何监管的问题上，我国还没有针对农村银行的标准与目标作出合理性的具体界定
银监会提出了以商业银行监管标准为标杆的统一监管语言。可是，这忽略了农村社区银行在组织和功能上有别于一般商业性银行的事实。按照商业银行监管标准对其采用行政手段监管，客观明确的行为评价标准以及规范合理的奖惩标准的缺乏，导致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降低，使得监管操作具有较大的自主随意性，也抑制了农村社区银行的经营活力和可持续发展[5]。
（二）在谁来监管的问题上，我国缺乏有效的监管合力
农村社区范围内的监管机构协调机制基本缺失，联席会议仅限于总行、总会之间，监管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尚未建立起信息沟通协调系统。另外，从银行的自律角度来说，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监督约束机制在我国几乎是空白。2005年末成立的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可以算作是我国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自律组织，但是该组织只是将农村信用社划为主要规范对象，明显漏掉了如村镇银行之类的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
（三）在监管什么的问题上，农村银行的监管制度供给不足，难以充分发挥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能
由于实体与程序制度及其配套保障措施的缺乏，导致监管独立性与公正性的丢失，不利于金融市场透明公开的发展，阻碍了正常金融监管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金融监管不等于简单限制资金的流动，其根本宗旨应当皈依于对金融安全的追求。实行灵活的市场利率是农村社区银行存在的必要土壤，因此要推行适度的金融自由和金融自律[6]。在金融资源配置明显不均衡的环境下，农村社区中的中小企业和农户融资相当困难，而有些监管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却严格排斥或压制着农村资金的自由流动，无形中排除了农村社区成员满足自身融资需求的可能性。
四、我国农村社区银行监管制度的设计探讨
为了保证农村社区银行的稳健运行，为了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应顺应农村经济的现实要求，及时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
（一）监管标准：安全与效率并重
由于农村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对于农村社区银行的监管制度要确定有针对性的特殊标准，体现对农民金融发展权的保护，以促进农村社区的农民和中小企业获得公平发展的条件和机会作为出发点。之所以要进行监管，是为了保证农村社区银行稳定繁荣的发展需要，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必须重新定位农村社区银行的监管制度价值，转变一味追求金融安全的价值理念，矫正为将金融安全与效率为天然一体的价值观。
（二）监管主体：多层次多元化的监管主体
首先，从农村社区银行的内在因素来分析，加强内控制度的建设，完善审慎监管的授权信贷制度；开展岗位互相交叉检查工作，通过权力制衡机制和权威的内部监察与稽核制度来实现农村社区银行的现代化法人治理管理。其次，从银行业的社会中间层主体来分析，可以考虑成立农村社区银行行业协会，配合政府和监管部门的监管工作。根据国外成熟经验和国内现实情况，农村社区银行业协会可以是全国性的，也可以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组织，这个组织由愿意加入其中的农村社区银行集合组成，其管理者由组织成员选举产生，并向各个农村社区银行负责。再次，从有强制力实权的政府和监管部门来分析，健全多层级的监管体系，向监管薄弱地区投入更多的专项监管力度，监管形成合力。加强基层监管部门的队伍建设，重视对监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监管技术的丰富改进。最后，从社会监管的角度来分析，加快对农村社区银行的资信评估工作的建设。
（三）监管方式：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并用
加强农村社区银行监管的法制化和程序化建设，建立一套具体、完整的监管程序，包括从监管的主体、客体、流程、期限及被监管方的权利救济等方面做出标准化、常态化、可识别的监管操作体系，提高监管效率，净化农村社区银行的监管环境。金融监管包括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两种形式，现实中不能仅仅依靠类似突击性“大检查”的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和持续性的实时跟踪研究也确有必要，提高监管技术手段，适应金融市场监管的要求。由此，加强农村社区银行非现场监管制度和监管指标体系的建设，强调与现场监管的相互配合和互补。另外，注重实时监管和社会监督方式，通过电子监控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对农村社区银行的资产负债、资金流动、资金效益等情况进行实时、详细、动态化的收集与监控，对农村社区银行日常经营、高管的人事变动等重要信息进行持续、全面地了解与掌握。
（四）监管内容：以日常运营监管为主
由于农村社区银行的特殊性，在进行对该机构注册审批时，要注意注册资本金问题的灵活掌握，要结合各地的金融服务规模、业务复杂程度、内部控制等因素综合考虑，合理确定新设农村社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注册资本，使其足以抵御一定的金融风险，能够适应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今后的金融市场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7]。在日常运营监管上，包括对业务经营的合规性、资本充足性、流动性、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管理水平等方面的监管。与此同时，通过对银行单户贷款最高额度、重大事项备案、股东贷款比例、高管人员离任的监管限制，保证农村社区银行能在金融市场中正常有序地运作。加强风险提示工作，搜集、整理农村社区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资金头寸、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等重要运营参数，在出现风险趋向时予以及时提示[8]。
参考文献：
[1]陈浩.现代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问题刍议[D].兰州：兰州大学图书馆，2006.
[2]李长健.新编经济法通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
[3]杨海燕.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体系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4]徐鑫.关于我国社区银行定义的辨析[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6（1）.
[5]岳意定.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6]安杰，黄星华，国效宁.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制度法理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2）.
银行监管制度篇4
随着我国的金融市场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大量的外资银行涌入中国，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目前外资银行的经营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存少贷。在国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的业务，但同时又借贷，将在境内吸收的外汇资金转移到境外套汇和套利。
（二）转移在境内营业获取的利润。一些外资银行往往以高利率向其总行借款，同时又将在中国以低利率吸收的存款汇往总行，从而向国外转移利润，并逃避我国的税收管理。
（三）违规经营，少交存款准备金。按照《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外资银行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向中央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但一些外资银行总是想办法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
（四）片面追求高额利润，主要从事一些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的中间业务。
（五）营运资金不到位。少数外资银行将营运资金存放于境外，或多次调拨，使运营资金不真实到位。更有一些外资银行的流动资产达不到规定的比例。按《条例》规定，外资银行的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的比例不得低于25%，但实际上有的外资银行还达不到10%。
（六）利用非价格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采用诸如回扣、降低手续费标准、邀请客户出国甚至接受假凭证等手段与国有银行争揽业务和客户。事实上，这种不平等竞争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法律纠纷，主要是外资银行与客户之间由于不规范经营而引发的法律纠纷。
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将造成国内金融秩序的混乱。根据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秩序的混乱将严重阻碍我国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要使国内金融服务市场更加开放，引进大量的外资银行，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有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供保障。
二、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存在的缺陷
以上种种问题和情况，源于外资银行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但出现这些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不力。其表现在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政策、措施、手段等方面，但总体来看，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没有一套有效的监管法律体系引导和约束外资银行的行为。
经过2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已初步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为主，内容包括从开业审批到经营监管的体系。尽管监管机构是明确的，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的进入，我国原有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适应有效监管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规定不够全面、完善，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都不强。在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几种形式中，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看，我国引进外国资本最安全的形式是代表处，最危险的形式是外国银行分行。其原因在于分行可以经营为东道国所允许的包括存贷款业务、信托业务在内的各种银行业务，而且分行是外国法人，其业务被列在其总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东道国金融管理机构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监督。但是，《条例》对分行以及其他形式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却没有严格区分。除对申请者提出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分行规定要达到200亿美元，其他金融机构是100亿美元这一点有所区别以外，其他条件和要求基本相同。由于监管立法缺乏针对性，导致分行这种最危险的形式在我国金融机构的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增加了我国的金融风险。另外，对外资银行的经营业务的规定也过于笼统，没能作出具体的界定和规范。对于有的业务虽然有约束性规定，但是，对违反此规定有何惩罚措施，就没有下文了。
（二）在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上，有关立法规定不明确，没有实行国际公认的“综合监管原则”。譬如，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原《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综合监管”问题只规定申请在我国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者所在国家和地区必须有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并要求申请者提交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关于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的有关规定。如果外资银行的经营受到母国的有效监管，并能够将其和我国的监管有效结合起来，那么外资银行的很多不规范行为将能得到有效遏制。
（三）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和方法陈旧、落后，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的管理阶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为主，不能适应外资银行在华快速发展的需要。譬如，监管方式主要以日常报表分析为主，而且偏重于定性分析，缺乏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参照系。目前国际上已采用先进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监管方法，我国还没有在实践中引进和运用，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外资银行的违规操作现象。实际上，只有具有合适的监管方法、手段，再加上素质水平较高的监管队伍，外资银行的很多不规范操作现象都是可以避免的。
总的来说，中央银行有效监管外资银行的立法相对滞后；原有法律、法规的效力不高；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规内容或者欠缺，或者过于笼统和简略，缺乏相应的配套规定和细则；法规制度设计上不合理。所有这些缺陷都导致中央银行在对外资银行监管时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正因为如此，才为外资银行的不规范经营提供了空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将是必然的。外资银行所带来的问题以及相伴而生的金融风险也将增多。加入世留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有关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将成为中央银行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加入世贸后外资银行监管立法所应遵循的原则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在原关贸总协定中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在世贸组织主持下达成的《全球金融服务协议》，使全球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它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世贸组织的成员国都必须在这些协议的指导下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些国际规则同样将成为我国金融服务立法的标准。《服务贸易总协定》对金融服务所做的原则规范涉及市场准入、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五个方面的问题。由于金融部门是敏感部门，所以《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附件中还规定：(1)金融服务的范围和定义包括除“行使政府权限时提供的服务”之外几乎所有的领域；(2)为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不应阻止一成员基于谨慎原因而采取相应措施”，可以通过达成协议或自动认可等方式获得其他成员的确认，但有关谨慎监管的规定不能成为成员逃避其义务的借口；(3)对最惠国待遇和国内法规的义务，成员国可要求进一步豁免。这表明成员国可对金融实行比其他服务业更多的限制措施。这也为我国推行渐进式的金融开放政策提供了依据。
开放金融市场，必须伴随着金融风险，金融安全成为各国政府共同关心的议题。针对这一问题，巴塞尔委员会颁行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件（统称《巴塞尔协议》），积极推行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共同努力对外资银行实行双重监管。1997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又颁布了《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将风险管理领域几乎扩展到银行业的各个方面，并制定了全面的指导性原则，以建立有效的监管方式和风险控制机制。《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监管的有效性。该原则强调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把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合理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是有效监管系统的关键，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受法律制约。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中央银行加入了巴塞尔委员会，这就为我国以《巴塞尔协议》和《原则》为框架，构建我国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律体系创造了条件。
总的来看，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东道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要求采取对等互惠、平等一致，但也可以实行有条件的保护原则。针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和引进外资银行已出现或即将出现的问题，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开放采取了一种分阶段渐进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我国还不具备“平等一致、对等互惠”的政策原则条件，因此不适于采取这种单一的原则，而应该根据形势做灵活的变更。因此，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宜采取“有限的保护主义”混合政策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又能够更好地引进外资银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当国内银行业力量发展壮大，能够与外资银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外资银行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后，我国可以采用“平等一致”的原则。随着我国银行业融入全球金融服务一体化进程，我国银行业的海外发展具有一定的规模，实行“对等互惠”的原则条件就具备了。因此，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应遵循先“有限保护”、再“平等一致”、最终“对等互惠”的原则制定相应的监管法律体系和政策。
四、新《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监管制度的改进
我国原有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是1994年颁布的，有很多条款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于2001年12月12日（入世后的第二天）通过了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与原《条例》相比，新条例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进行了如下的修订：
（一）资本充足率标准改为国际公认的8%，以与国际公认的准则和规范保持一致。
（二）由原《条例》的“实收资本不低于注册资本的50%”改为“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
（三）对申请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人的条件，增加了一条：“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并要求申请人提供其所在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对其申请的意见。这使得东道国监管与母国监管能够真正有效结合起来，切实体现了国际“综合监管原则”。
（四）对“法律责任”一章进行了补充完善，对于外资银行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更加具体，更加可行。
五、完善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立法的建议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应该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和《巴塞尔协议》等国际通行的协议框架，针对我国金融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以上确定的原则和指导下，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律规范。具体来说，建立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律制度，尤其需要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一）注重资产质量和风险。引入《巴塞尔协议》对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规定，注重资产质量和资产风险，按照《巴塞尔协议》确定对外资银行实行规范化管理和监督的法律文件或条文。在制定相应法律文件或条文时，应该借鉴国际规范，对外资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和资本充足率进行全面分析，规定规范化的覆盖资产质量、流动性、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在内的报表体系，并将定期报送的有关财务和业务报表等内容在法律条文中明确下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外资银行具有较高的安全度。
（二）严格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审批。针对外资银行不同的进入方式，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有区别地设定不同的审批条件或程序，使外资银行的引进更有章可循，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具体来说，第一、要尽可能地简化对代表处的审批；第二、允许设立外国银行参股不大的附属行，但需要在法律上明确外资参股的最高限额和比例；第三、对外国银行所设的全资附属行实行许可证审批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全权负责审批和管理；第四、对外国银行在国内设立分行的审批执行更严格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将外资银行国内经营可能带来的风险尽可能地控制在初始阶段。
（三）控制市场风险应成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的重点。市场风险的监控一直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重心。近二十年来，国际金融业务内容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从短期的贸易信贷逐渐转向中长期信贷，从零星、分散的业务转向专业化金融服务；第二、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传统的国际金融业务份额逐渐缩小，新的市场业务发展较快，如金融期货、期权，再加上交易手段日益现代化，市场风险对银行经营构成的威胁必须引起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关注。《巴塞尔协议》充分考虑了金融市场客观存在的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清算风险、业务操作风险等要素，比较有效地统一了对银行表内业务与日益扩大的表外业务的综合监管，对当前的跨国银行监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应该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将其管理要求、管理方式、操作规程，以及外资银行对金融创新工具的应用规范和要求引入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中来。
（四）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直辖市监管部门内部的分工，在法规中健全和完善现场检查制度。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实行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两种方式。虽然这一做法有利于监管部门对外检查的统筹安排，但是由于既涉及稽核监督部门，又涉及职能监督部门，因此这一做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明确监管部门内部的分工，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在检查内容上，应该加大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检查力度，规范对外资银行的测评和监控。在检查方法上，根据国际惯例，应该建立定性分析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现场检查制度。比如引入国际通用的CameL和RoCa标准，对所有注册外资银行采取CameL评级制度，对外资银行分行则根据RoCa标准评审。在每次检查后根据评级结果给予外资银行一个综合评价，然后分别不同情况确定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措施。
（五）进一步明确外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使外资银行受到我国和母国监管部门的双重监督，减少金融风险。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我国可在外资银行监管的立法中规定，任何一家外资银行都要毫无例外地受到母国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而且这种监管是建立在统一和综合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既能体现《巴塞尔协议》中的“母国监管”原则和“综合监管”原则，又能弥补外资银行监管中存在的漏洞。尤其是在外资银行设立的程序方面，应规定必须得到我国和母国监管当局的双方同意。这样就可以发现并阻止那些不稳健经营银行的跨国设立，避免给我国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
（六）完善外资银行的退出机制。在加强对外资银行设立和经营过程立法的同时，还必须针对外资银行的退出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避免外资银行在退出时导致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动，以及可能对其他相关经济利益主体造成的损失。在对外资银行监管的过程中，要通过有效的监管手段来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比如，限制外资银行的网点扩展，避免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形成地区垄断，维护我国境内银行的健康发展；限制外资银行的最低资本额，保证有实力的外资银行进来，并使其中的一部分存款保持在作为我国的存款；限制外资信贷资金的投向，从而将外资信贷资金导向有益于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产业和部门。
银行监管制度篇5
关键词：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
引言
应当说在我国的法制化建设的过程中立法一直都是比较完善的一部分，虽然由于法律需要一定的稳定性同飞速发展的社会需求可能会有一定的冲突，但就实际情况来说，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可能深度不够，但是广度还是足以涵盖大部分的范围。而对于网络银行这种相对新兴的行业来说，由于法律规范并不能够对于其未来进行太好的预测，因而在进行规制的过程中，必然的会遇到一些麻烦。这也就需要把实效性和稳定性统一整合一下，才能够把网络银行方面的法律规范真正的完善下来。
1.现阶段的网络银行监管法律
1.1网络银行概述
网络银行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说都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这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技术能够进入金融领域的结果。可以说网络银行的出现是金融业的一大突破性的发展，这使得金融业务的载体进一步的虚拟化了，从货币的虚拟化开始就走向的一个趋势，进一步加强了资金流通的便捷性，也给金融产业带来了全新的领域。
应当说现阶段的网络银行已经非常普及了，大部分的实体银行都已经开通了网银业务，对于本身的业务涵盖面也越来越广泛，从网络银行的交易量来说近几年都能保持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增长，可以说在速度方面完全超过了普通的金融载体。可以说只要通过连接网络就可以实现完全的服务，也必然的给生活带来的无尽的可能。这样的情况，也就是网络银行业务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1.2网络银行的监管相关法律
现阶段我国在对于网络银行的监管方面只能说初具规模，这跟情况变化的迅速以及本身的法律稳定性有一定关系。因而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说一直都存在，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现在最主要的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是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应当说这仅仅是银监会制定的规章，在效力方面比之一般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有一定的差异，另外散见于电子签名法等一些相关的法律文件中[1]。由于本身的网络银行业务发展就属于新兴状况，也很难进行预测和预判，因而往往也只能通过相对低级别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然后利用其灵活性的优点来对于网络银行的监管进行及时的规制和改善。
2.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2.1法律效力偏低
效力偏低可以说是之前所叙述到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于缺少专门的法律层面的规范对于网络银行监管问题做一个比较总结性的规制。就现在的法律体系来说，相对而言完全针对网络银行的部分多数为规章，涉及的部分虽然有法律的层次，但是数量较少而且并非专门讨论，只是同其他相关领域之间的交集而被提到。因而就现状来说，法律效力偏低而对于实际情况的规制能力也很难完全的保证，更是难以完全保证权威性，而且需要承认规章和一些使用的银行章程还存在着冲突的状况，这也进一步增加了混乱的情况。
2.2涵盖范围不够全面
覆盖面不够可以说也是法律所很难解决的问题，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从而带动的电子商务本身也是在领域方面的更新极其迅速。法律由于需要维持一定的稳定，尽可能的避免在短时间内多次修改，但是需要承认这样也和对于现实快速发展的跟进要求相冲突，很难真正地捕捉到所需要规范的领域的及时更新。因而在覆盖范围方面，难以及时全面的进行调整，也是一大问题[2]。
2.3准入制度过于严格
准入制度的严格本身并非坏事，而且对于网络银行的安全有很大的益处。这个行业本身就因为虚拟性会给金融行为制造很大的风险，因而准入制度方面的确应当进行一些规范来禁止本身不够成熟的网银经营。
但是也需要承认，过于严格的准入制度也并非好事，由于作为新兴行业本身的发展潜力巨大，而且在融资方面也会有很大的益处。如同现阶段一样，任何业务的开展经营都需要批准，而且审批相对比较耗费时间的状况下，也并不利于鼓励竞争，对于长期发展来说，并非有太多的好处。
3.完善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议
3.1完善立法，制定更高级别的法律规范
法律效力方面的问题可以说一直困扰着网络银行监管，由于缺少统一的规范，而相关的针对性法律级别相对低，而且也并没有能够完善的进行调整，因而在立法方面可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应当说这些年以来我国的网络银行业务已经逐渐发展趋于成熟了，因而也是可以进行相关的运行方面的资料收集，并且进行统一的法律规范制定了。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需要在效力上提高到法律形式，也需要在覆盖面方面有着近一步的深入能够影响到现阶段网银业务的大部分范围，也将真正的完全将网络银行监管纳入正规化的法制体系内，完成对于其的监管结构设置。
3.2将网络银行监管体系系统化和统一化
网络银行业务因为本身的风险性很强，再加上涉及的资金范围可以说特别的广泛，因而进行调控的制度设计方面，必然不可能过于简单。需要在对于网银业务的各部分的监管方面进行有效的配合，形成系统性监管，在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引发整体的关注和努力，才能够真正地把问题风险降低下来。
对于统一化的管理来说，也有其必然的趋势，由于分化的管理方式越来越多，所面临的领域重合程度也在增加，因而完全分化的互不干涉的管理方式，必然的很难对于管理效率达到最好，更容易在重合部分被钻空子。因此，统一的管理模式有其必要性，也是发展趋势所决定的[3]。
3.3市场准入法律应当适当放松
如同之前所说，过度严格的准入制度固然降低了风险的发生概率，但是也给这个新兴产业造成了过高的门槛，对于自由竞争颇为不利。网银本身就是新兴的部分，在这方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行不通的，只有鼓励并且规范，才能够真正地把网络银行的监管完善下来，使之有效地执行。
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决定了发展本身的需求，但行业本身风险也决定了要严格。因而在放松的同时，不能不注意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以及对于已经出现问题的善后处理解决措施。通过完善的体系化运作，才能够真正地把管理有效的执行下去。（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张晶卢健西方网络银行的发展模式[J].现代商业银行2008（5）.
银行监管制度篇6
关联信贷风险控制在银行信贷管理中十分重要。频频发生的关联企业巨额贷款损失案件暴露出我国现行关联企业制度的缺陷以及我国商业银行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机制的漏洞。我国亟待借鉴国外经验，强化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首先国家要完善关联企业立法，从制度上保障银行债权；其次商业银行应建立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机制以及关联企业信贷信息咨询系统，并做好对关联企业贷款的统一授信、贷前调查和财务，选择合适的借款主体和担保方式，在借款合同中设置预防性条款，加强贷后管理；最后银行监管机构要采取措施加强对关联企业信贷风险的监管。
关联企业和关联交易的隐蔽性和复杂性给银行信贷工作增加了难度，也对现行公司制度所提供的债权保护手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最近，农凯、铁本、德隆，华光等系列关联企业贷款相继出现，而且涉及贷款金额巨大，银行损失惨重。教训、借鉴国外经验、采取措施加强对关联企业信贷业务的监督和管理，防范关联企业信贷风险已显得十分紧迫。本文运用比较分析的，在对关联企业信贷风险进行分析，并对国外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情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的对策。
一、关联企业信贷风险分析
关联企业是指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拥有或控制关系，以及在其他利益上具有相关联关系等特征的企业。关联企业是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企业之间以资产联系纽带为主要方式而连结成的联合体。关联企业体系内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
（一）关联企业信贷的主要风险
关联企业信贷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用膨胀的风险。从形式上看，一般关联企业各成员的贷款金额不是很大，但由于其从属企业受控制企业的支配，从属企业以自己名义获取的贷款往往被控制企业挪作他用，控制企业通过从属企业获得贷款。如果将关联企业群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看待，则控制企业贷款量往往大大超过其授信额度，形成该关联企业整体的信用膨胀。
2．担保虚化的风险。信贷实践中，控制企业令从属企业为其贷款担保或为其他从属企业贷款担保的问题较突出。从属企业以自己的名义提供保证担保，在形式上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实质上，由于从属企业的人力、财力、物力常常被利用作为追求整体关联企业整体或控制企业利益的资源和工具，因此从属企业往往没有相应的能独立支配的财产，担保虚化，增加了其风险程度。
3．信贷资金挪用风险。在关联企业中，从属企业以自身名义获取的贷款往往被控制企业挪作他用，不仅为违规经营提供了土壤和手段，也难以真正体现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增加贷款风险。虽然银行有权利对贷款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但由于现行财务制度的欠缺及银行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银行在实践中很难对贷款的使用进行真正的监督。
4．贷款偿还风险。由于我国关联企业法律制度中欠缺对公司股东滥用有限责任的规制，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以规范控制企业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在此情况下，的法人制度实际上是严格的股东有限责任，加之当代信用基础和信用理念的薄弱，从而使商业银行在面对关联企业客户通过关联交易侵害银行债权时，难以找到真正合法有效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债权，最终导致贷款偿还出现风险。
（二）关联企业贷款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
1.关联企业集团内在的特点是风险产生的根源
关联企业集团是通过资产纽带，把众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联结在一起，内部成分复杂，成员企业参差不齐。集团公司常常通过产权纽带，对子公司实行财务监控管理，而集团公司内部财务管理模式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弊端。同时关联企业间关系极其紧密，其风险变化呈联动效应，一旦风险爆发，将迅速波及其他成员，出现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2.银行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
关联企业集团规模庞大，其下往往注册了诸多的子公司、分公司，使银行对企业的真实情况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对贷款的资金流向难以监控，决策层有时只能在信息极大不对称下做出相应的信贷决策，潜伏着较大贷款风险。
3.关联交易成为企业利润的调节器和逃废银行债权的常用手段
关联交易双方在形式上法律地位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关联交易客观上存在着不公平的极大可能性和因关联企业内部人控制而滥用的巨大风险。关联交易客观上存在不公平及滥用的巨大风险，是关联交易法律特征的逻辑必然。具有控制关系的关联企业之间通过关联交易操纵企业的利润并转移企业有效资产，对企业的还款能力造成很大，从而给债权人的利益带来损害。
4.商业银行内部信贷风险控制机制存在缺陷，管理粗放
部分银行信贷人员风险意识不强，对关联企业贷款贷前调查不细致，或者流于形式，贷款担保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贷后管理薄弱，没有建立及时的风险检测、预警体系，贷款出现风险时疲于应付，不知所措；少数信贷人员甚至与企业勾结起来，教唆企业编制虚假贷款资料，蒙骗上级行，贷款发放之初就隐含巨大风险。
二、国外关联企业信贷风险控制之考察
1、加强关联企业立法，保护债权人利益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均高度重视通过关联企业立法，保护债权人利益。
英美法系对关联企业债权人的保护立法以美国为典型。美国的公司法主要运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theprincipleofpiercingthecorporateveil）和深石原则(deep-rockdoctrine)两个原则保护关联企业的债权人。根据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法律原则上承认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各为不同的法律主体，但当控制公司过度操纵从属公司使从属公司实际上丧失独立法人资格时，法律可以揭开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之间“面纱”，把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视为同一法律主体，从而责令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根据深石原则，控制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对从属公司的债权在从属公司支付不能或宣告破产时，不能与其他债权人共同参与分配，或者分配顺序应次于其他债权人；如果母公司和子公司同时发生支付不能或宣告破产时，则由母子公司合并组成破产财团，按照比例清偿母子公司债权人的债权，以保护从属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大陆法系对关联企业债权人的保护立法以德国为典型，主要是通过提高法定盈余公积金、盈余转移的最高数额、损失的承担、对债权人提供担保、控制公司负责人的责任、从属公司董事及监察人的责任、“不利影响”之禁止等措施来实现。此外，德国《股份公司法》创设了当今各国公司法上极为独特的归附制度。在此制度下，法律赋予了主公司对归附公司的原则上无限制的领导权，同时取消了对归附公司财产的限制，使得主公司可以将归附公司的财产转移到自己名下，与此相适应，母公司必须对被归附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履行责任，从而建立了严密的债权人保护体系，大大强化了从属公司债权人的保护。
2、遵循“一个债务人原则”
国外银行对关联企业客户的风险控制遵循“一个债务人原则”，即将关联企业客户整体作为一个债务人进行管理。国外银行对关联客户一般定义为：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互相关联的一批债务人（两个或更多法人单位）。一种情况是：集团内的一个或几个公司对集团内的其他一个或几个公司拥有超过一半的股份，或者拥有对投票数量的控制地位，其决策影响集团中其他公司；另一种情况是：如果集团的一个或几个其他成员遭遇财务困难，集团的其他成员可能发现难以完成支付义务。前者比较容易界定和掌握，后者则是更广义的关联范围。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是对第一种情况即对集团客户进行统一的风险控制，对不是集团客户但可以明显判断有关联关系的客户在风险控制上也会统一考虑。
3、建立客户经理作为组织保证
银行监管制度篇7
论文关键词手机银行监管法律制度
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和服务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和改革，手机银行作为一种融合电子货币与移动通讯的新兴金融服务应运而生。手机银行可以使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处理多种金融业务，极大地丰富了银行服务的内涵，使银行能以便利、高效的方式为客户提供传统和创新的服务。目前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都开展了手机银行业务，手机银行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业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手机银行的定义
手机银行突飞猛进的发展让理论界措手不及，以至于在手机银行有关的研究中出现了不少盲点。手机银行的定义就是众多研究盲点之一。在众多的研究中，笔者没有发现有关手机银行含义的系统研究资料，不同的学者对手机银行的理解往往并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银行是手机银行业务的主导方，手机银行是一种金融业务，手机只是一种手段。有的学者在承认银行主导地位的同时，强调银行与移动运营商要加强合作才能开展手机银行业务。还有学者对手机银行是否为一种银行服务不置可否，认为手机银行业务需要多方的参与，并不存在唯一的主导者。由此可见，由于手机银行实现技术更新换代迅速、参与方众多、产业链结构复杂等原因，关于手机银行定义的认识存在分歧，未能统一。笔者结合中国银监会对于手机银行的阐释：“利用移动电话和无线网络开展的银行业务”，对手机银行做出如下定义：手机银行，是利用移动电话和无线网络办理包括账户查询、转账汇款、代缴费、理财投资等多种非现金金融业务的服务系统，是电子银行业务的一种。
二、我国手机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及缺陷分析
手机银行的出现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是事物皆具两面性。由于手机银行运行的开放性、对信息支持系统的高度依赖性、交易的虚拟性等因素，其运行使传统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并带来了新的风险。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这些风险的存在直接影响着银行客户的经济安全、银行自身的正常运行秩序；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则可能威胁一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因此，手机银行的平稳运行需要一套完善的、具备前瞻性和发展性的法律制度来保证。
（一）我国手机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
作为电子银行领域的新鲜事物，手机银行在我国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以至于手机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完善并没有跟上手机银行的发展步伐，表现出滞后的倾向。具体来讲，目前我国手机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电子合同进行了规定，承认电子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确立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第二，部门规章方面，《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首次将手机银行纳入到电子银行监管范畴之中，全面规定了银行开办手机银行业务的条件、程序、风险管理等方面；《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对电子认证服务行为进行规范。第三，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方面，《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对电子支付进行了规定；《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对电子银行安全评估作了规定；此外，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制定了手机银行业务的内部规则，这些规则也是手机银行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国手机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分析
1.手机银行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
当前我国手机银行监管法律体系中，真正意义上提到手机银行的主要是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和《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等行政规章，除此之外，其他法律法规中涉及到手机银行监管法律问题的规定并不多，《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重要的传统银行监管法律甚至都没有涉及手机银行的规定。目前，手机银行的有关规定仅仅对其风险防控做了框架性的规定，规则内容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没有相应的专门立法与实施细则配套实施，对于发展迅猛的手机银行而言，这样的监管法律体系难以实现有效监管。
2.手机银行监管部门权责安排缺乏系统性
手机银行是参与方众多的金融混业经营方式之一，这就使其涉及到的监管部门不可能仅仅局限于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其他的还会涉及到审计部门、信息产业部门、保监会、证监会、税务部门、知识产权部门、公安部门等。目前，这些监管部门监管权力分配不合理，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完整的合作协调机制，导致手机银行监管中存在重复监管和监管漏洞等问题。
3.缺乏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消费者历来在市场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在手机银行业务的运行中，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表现更甚。手机银行密码安全、个人信息资料安全、网络黑客侵袭等问题时时困扰消费者；银行强加霸王条款、不断变换名目收取各种费用等行为更是层出不穷。目前有关手机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中，消费者的知情权、自由选择权、隐私权和索赔权等权利没有明确的规定，手机银行各个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的分配也没有体现，这样的立法缺位会导致消费者缺乏维权救济途径和依据，责任认定难以实现。
4.缺少信息披露制度
从目前我国手机银行的信息披露情况看，普遍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或者相对滞后，真实性无保障等问题，特别是对风险信息的披露极其匮乏，仅仅是披露一些基本的信息。虽然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对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了规范，但手机银行信息披露涉及的问题极为复杂，单靠一部《办法》并不足以应对手机银行的高风险性，所以我国应该尽快完善手机银行信息披露制度。
三、我国手机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手机银行监管法律体系
手机银行的正常运行要求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规范。针对前文中提到的手机银行监管法律法规缺失和不完善的问题，笔者认为应积极地修订传统的法律法规，增加手机银行监管方面的内容，使其适应手机银行业务的发展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可制定配套的法规和实施细则，使手机银行监管法律法规内容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二）建立手机银行监管部门协调机制
针对手机银行监管部门权责安排缺乏系统性的问题，必须建立手机银行监管协调机制来最大限度地保证手机银行安全有序发展。具体而言，可以建立一个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信息产业部等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并与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建立联动机制，做到不同监管机构的信息共享和系统互通互联，及时发现并处理网络违法行为，防范手机银行运行风险，为手机银行的健康运行提供良好的环境。
（三）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消费者是企业生存的基础，没有消费者的需要，手机银行的发展无从谈起。消费者保护原则是国际手机银行立法的重要原则，就我国手机银行关于消费者保护问题而言，应当明确规定手机银行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首先，明确手机银行消费者的权利，包括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隐私权、公平交易权等；其次，明确规定银行的义务，包括银行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义务，以及普及金融知识的职责；再次，明确手机银行政府监管部门的消费者保护职责，包括依法进行检查监督，对手机银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予以通报和披露；最后，依法确定手机和通讯设备提供商、网络运营商及其他相关主体在发生纠纷时的法律责任承担。
银行监管制度篇8
回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发展，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金融创新风起云涌，新的机构、新的工具、新的市场、新的交易方式和管理不断推陈出新，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但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此伏彼起，金融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如何兼顾安全与效率，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始终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两者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能支持和引导创新，能消除创新的负面效应，金融创新则包含和促进了金融监管的创新；另一方面两者又是对立的：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监管则可能抑制金融创新的效率。这种矛盾的发展过程，在现实中表现为两者之间的一种博弈。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能否达到均衡，与监管当局对待金融创新的态度和监管方式密切相关。哪一个阶段金融监管支持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就会取得快速的发展；哪一阶段金融监管抑制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的发展就明显偏缓。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是这样。
一、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来自监管的滞后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机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陆续建立，并在9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了外资银行；在业务交易方面，除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外，创办了个人消费信贷、中间业务、同业拆借、银行债券和外汇交易活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金融创新。通过这些创新，我国银行业的金融资产品种逐步走向了多样化，不断满足居民、和金融机构追求利益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但这只是自我从纵向上比较的结果，若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我国的金融创新水平还是十分低下的。
(1)国际金融衍生品工具已发展到1200种，外国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向银行业务，但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和创新产品都非常之少，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业务仍然是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业务主体。
(2)西方国家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已普遍超过25％，而我国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其全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仅为1．15％、0．9％、3．94％和1．08％。
(3)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已基本形成表外业务同表内资产负债业务各占一半的发展格局，不少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我国银行业的表外业务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结算和业务上，其总量不足银行业务总量的5％。
(4)我国的消费信贷品种和规模非常有限，1999年末在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仅为2％，而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占比达到20％以上。
(5)我国外汇市场仅开设美元、港币和日元兑人民币的即期交易，而且只开上午场。西方国家的外汇市场则是全天候、全球性的市场，绝大多数货币都可进行交易，开有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
关于中国金融创新落后的原因，一些学者已进行，如受到体制制约、环境制约、管理制约、技术制约和观念制约；由于市场机制问题、管理体制问题，金融主体创新的意识不强等等，这些方面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确具有重要的。但是，从深的层次分析，则是金融监管和实践发展的滞后，导致了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制约了银行体系向更高级阶段发展。
其一，现行的合规性监管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合规性监管，就是把监管的重点放在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上，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要求金融机构只能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违规则要受到严厉处罚，处罚对象包括违规机构和相关责任人。这种合规性监管对于维护金融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安全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特别是由于处罚时掌握政策及把握尺度的差异，同时各金融机构在理解法规和执行时的差异，导致这种监管方式极大地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仍然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金融管制的放松是金融创新至少需要的两个金融环境之一。从我国来看，在诸多方面仍存在严格的金融管制，这种管制压缩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首先，在业务范围上，实施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抑制性金融监管政策。其次，利率水平还没有市场化，银行存贷款利率基本上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第三，外汇管制十分明显。此外，由于政策把握力度不准，将强化监管等同于加强管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
其三，缺乏创新的消极监管约束了金融创新的发展。所谓消极型监管，就是注重对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批评、训斥、处分、处罚，而不是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有益的经营行为进行表扬、奖励；对金融机构各种超出现行规定的创新行为不是结合实际地进行具体分析，加以疏通和引导，而是不加研究地予以堵截和取缔。
其四，金融监管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监管激励是金融监管当局通过保护产权和推动相关制度措施来推动创新。如制订金融创新专利保护，维护金融创新成果的独立性；制订创新的相关条例，明确金融创新的有关程序和有关优惠政策；制订金融安全条例，引导金融机构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过程中安全与效率的关系。我国目前这些都是不完善的。
其五，被动的事后监管突出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监管部门总是在出了金融风险以后再去充当“消防队”，而不是在风险发生前，积极主动加强监管去控制风险。这种情况之下，金融创新的风险效应无疑被放大了，引致监管部门“急刹车”，采取严厉措施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规范，从而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创新活动。
其六，忽视效率的单一目标监管创造不出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是金融创新需要的第二个方面的金融环境，金融市场的竞争有助于培育创新的主体——熊·彼特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但是在我国，四家国有银行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更加突出了金融安全，安全已几乎成了金融监管的惟一目标，在防止金融机构之间恶性竞争的同时，一些合理的、有助于增进金融体系效率的竞争也遭到人为的遏制。
其七，监管当局自身能力不足，难以充当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按照新制度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的观点，创新的首要步骤是形成“第一行动集团”。由监管当局担当“第一行动集团”是可行的。但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创新能力却相对不足，由其主导的金融创新供给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而且带有明显的政府“偏好”，降低了金融创新的市场针对性。
二、加速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几个现实问题的思考
(一)金融创新：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途径从国外银行业的发展看，80年代以来，传统的银行业务已逐步进入衰退期，通过创新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已成为国际银行业增强竞争实力、稳定和开拓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银行业虽然尚未进入衰退期，但目前传统存贷款业务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利润比重已在逐年下降，必须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随着我国加入wto，银行业市场将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中资银行只有加速金融创新，才能增强中资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金融创新：新世纪中国金融发展的动力之源
从世界各国金融业的发展来考察，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改革推动；其二就是创新推动。我国银行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主要归功于体制转换和改革政策的推动。但是，在新的世纪里，金融发展中改革政策因素、体制转换因素的推动力将逐渐减弱，中国金融发展必须依靠新的动力——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通过金融体系内部各种要素重组或创造性变革所出现的金融创新，可以不断地创立更为合理的金融制度、更为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更为全面和优良的金融业务、更为丰富的金融工具和更多类型的金融机构，由此推动整体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与发展方向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金融业效率的同时对安全却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要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对银行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而将其负面作用降至最低，主观方面要求我们从增强金融创新的规范性入手，在创新高潮来临之前，确立正确的创新原则和方向。
1．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
(1)收益与风险对称原则。金融创新必须在有效控制风险和实现风险与收益均衡的条件下，既规范稳健，又灵活大胆地进行。
(2)满足金融需求原则。金融创新是为满足现实的金融需求，没有需求的创新是毫无价值的。
(3)国际通用性原则。随着中国加入wto，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必须考虑到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2．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发展方向。
其一：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创新方向。金融与经济存在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金融产业的基本功能就是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投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性需求，脱离了实质经济运行，金融创新也就失去了实质性意义。因此，必须以开发和强化金融产业基本功能为立足点，以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需求为出发点，坚持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才能使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具有坚实的基础和真实的动力，才能使创新具有实质性意义。
其二：追赶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方向。戈德·史密斯和爱德华·肖等人认为，各种类型国家的金融发展大致沿着一条道路前进，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处于不同的阶段。按照这种观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会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但是很缓慢。而金融创新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有了一条相对的捷径。只要发展加强追赶发达国家水平的原创性创新，加快对发达先进金融领域的吸纳性创新，就能使发展中国家金融产生跳跃性的发展，从而缩短赶超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
开放趋势下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与监管制度创新（下）
2002-01-14
根据上述两个基本方向，从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实际来看，我国银行业应在以下领域尽快取得突破和发展。
银行。网络银行是运用信息技术及现代通信技术打破传统的银行组织界限，以网络为基础进行银行业务活动。它通过构建的“虚拟银行”，让人们从网络渠道取得、利用金融信息资源，从而提高银行的工作效率以及对客户服务的效用。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网上银行业务，不仅可以突破传统银行服务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而且可利用这次难得的发展机遇，降低业务成本，巩固和扩大客户群体与市场份额。
金融控股公司。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拥有若干家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独立金融子公司控制权的金融集团。其优点是：控股母公司能运用组合理论、协同理论和能力理论对子公司进行战略协调和管理，子公司作为经营实体独立从事经营活动。因而金融控股集团在整体上可视作全能型银行，在分业经营体制下，提高自身整体竞争力，应对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的挑战。
中间业务。随着商业银行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投资理财、信息咨询、资产重组和衍生金融工具等中间业务将成为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主流，也是商业银行竞争的“聚焦点”和经营利润的增长点，特别是外资银行进入后，将在这一领域形成严峻的挑战，中资银行如不加速金融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在与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中将会迅速败下阵来，丧失这一新的利润增长点。
消费信贷。消费信贷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发达国家信贷消费在消费中的占比一般达40％以上，消费信贷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在20％左右，形式多样；而我国目前仅有2％左右，形式非常单一，必须通过创新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国际金融业务。随着金融经济的来临，金融已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在办理信用证、款项划拨及各类国际融资业务时都处于劣势，无论是清算服务还是结算业务，其速度和质量均不如外资银行。如不加速创新，迎头赶上，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将丧失这一规模不断壮大的业务领域。
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是近年来世界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创新和发展的业务领域，它的兴起是银行业开始向规模化、全面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银行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对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促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有重要意义。
三、监管制度创新构想：提供促进创新的监管制度安排
(一)监管制度创新的原则
1．效率与安全相结合的原则。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要将安全与效率同时兼顾，不能重此轻彼。
2．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设计规范的监管标准是维护金融业公平竞争的前提，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机构按单一的标准进行规范，则很可能会给一些经营情况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形成桎梏。
3．短期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原则。既应注重在短期内维护金融安全，又要注意在长期内盯住发达国家的金融水平，鼓励追赶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
4．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放松管制，鼓励创新，又要针对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强监管，保持金融稳定。
5．适度监管的原则。监管过严即金融管制会抑制金融创新，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是如果对金融创新活动不加监管，则会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危害金融安全，反过来也阻碍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发展。因此，从促进创新的角度来看，把握适度的监管是极其重要的。所谓适度监管，如下图所示，就是使监管的收益——成本之差尽可能最大化的监管区域。
(二)适应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需要的监管制度创新构想
1．加快监管理念创新步伐，建立适合和支持金融创新的监管模式。
(1)在监管目标模式上，由合规性监管向目标导向型监管转变。金融监管应该是目标导向的，即监管者规定明确的目标，但不规定具体的做法，只要能够达到相应监管标准，商业银行便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行为。目标导向型监管是实现由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为主向商业银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为主转变的必然选择。这种背景下商业银行易于获得相对宽松的金融创新环境。
(2)在监管上，由全面监管向重点监管转变，突出加强对资产风险和创新业务的监管。即由支付风险监管向资产风险监管转变，由传统业务监管向中间业务等创新业务监管转变。
(3)在监管方式上，由直接的监管检查向间接的考评监督转变，由普查重处向监测考评转变。变简单的检查和处罚为间接的监测监督和评价，变单纯的行政制裁为自发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变一味的和行政处罚为将机构升降格、业务种类增减、高管人员准入退出等方面结合起来实施综合治理。通过这种诱导式、监测式监管，变较为直接和严厉的金融管制为间接和相对宽松的市场化监管，给商业银行一定的自主创新空间。
(4)在监管程序上，由风险事后控制监管向风险过程控制监管转变，建立实时监管制度。实时监管与事后监管的区别在于实时监管是对金融业务处理全过程的监管，不仅重视结果，更重视过程。实施实时监管有利于对各商业银行的金融活动及时进行规范和引导，支持和促进金融创新的发展。
(5)在监管组织架构上，由单向被动式监管向双向互动式和联动式监管转变。加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进行沟通和交流，促使监管人员对商业银行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评价，有利于被监管者充分了解相关的监管政策和标准，从而抵消和抑制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
2．逐步改革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为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创新创造空间。打破“渐进式改革”的常规，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定位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走势上，实施统一的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这不仅符合未来混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且即使是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实施统一监管也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和加强对各种类型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
3．建立并启动经营绩效考评和差别监管体系，逐步构造支持商业银行优化发展、加速创新的激励机制。一是建立金融机构市场优化制度，形成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二是建立商业银行业绩综合考评体系，形成良性竞争、汰劣扶优的市场化监管机制。三是扶优限劣，建立差别监管制度，鼓励发展快、管理规范的机构加快创新。
4．建立并启动金融创新支持体系，逐步构造银行业良性有效发展的生长机制。一是规范金融创新业务市场准入制度。对有意逃避金融监管、转移风险和投机性强、潜在风险大的创新业务要严格限制，实行审批制度；对有利于增加有效利润、有利于增强竞争实力、有利于改进服务的创新活动要积极鼓励，实行报备制度。二是加强引导，建立金融创新目标导向制度。由中央银行《金融创新指导意见》和《金融创新风险管理指南》等，对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给予窗口指导，督促商业银行加强对创新业务的风险管理。三是建立创新业务绩效评价体系。通过各类创新业务的成本利润率、相关业务支持率、资产风险度、内控管理等指标，形成考评机制，真正扶持那些有效益或有潜力的创新业务。
银行监管制度篇9
商业银行退出对策
一、商业银行退出的概念及类型
商业银行退出是商业银行丧失经营货币金融业务的资格。商业银行退出可以分为行政退出与市场退出。商业银行的行政退出主要是行政指令与行政批文。商业银行市场退出根据退出的意愿分为主动退出与被动退出。主动退出是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的一种主动意愿，是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壮大自身，或者是实现内部资源的优势整合与优化配置，或者是已经实现其设立时的目的。这种主动退出行为具有典型的内在性。本文主要是就商业银行的被动型退出展开论述。我国商业银行被动型退出的主要方式有接管、撤销关闭、并购，实践中很少采用破产的方式。
接管是指由银行监管部门强制要求商业银行将其全部经营业务交给指定的接管人接管，接管人拥有了对被接管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权。撤销关闭是指银行监管当局对经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商业银行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终止其经营活动，并对其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最终消灭商业银行的法人资格的行为。并购在商业银行退出中的表现主要是经营管理相对完善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对出现问题的商业银行的兼并与收购。
二、我国商业银行退出监管的相关立法
我国没有关于商业银行退出的专门性法律，只有《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第25条规定：“商业银行的分立、合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商业银行的分立、合并，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按照该规定，对于商业银行的自主合并仍然需要审查批准。
《商业银行法》第69条规定：“商业银行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需要解散的，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附解散的理由和支付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债务清偿计划。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解散。”这是对商业银行选择以解散这种方式主动退出市场的规定。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8条的规定对已经或可能发生的信用危机影响的相关利益人包括存款人、其他客户；同时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可采取的措施不仅有接管，还可以促成机构重组。第39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违法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予以撤销。这是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撤销条件的规定。
涉及商业银行退出的法律还有《破产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该条规定是商业银行通过破产清算实现退出的基本法律依据。
《公司法》第10章同样适用于商业银行，原因就在于我国商业银行法中第2条规定商业银行是一种企业法人。商业银行法是对其适用的特殊法，而公司法则是一般法，当特殊法没有规定或规定不详细，当然适用一般法。
三、商业银行退出立法上的不足
商业银行退出主要的法律《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相关条文数量极为有限，存在着重复，造成商业银行退出有法难依。法律法规对出现问题的商业银行规定的处置方式与手段单一，大都表现为行政性的接管与撤销，这些单一的处置方式与手段通常规定还不统一，在实际运用中的界线难以界定，并且不是同一处置方式在不同的规范性文件中具有不同的实施主体、实施条件与实施程序，不同处置方式的实施标准缺乏明显的区别，导致难以作出最优的处置选择，效率低下，处置技术和手段也都难以提高。
四、我国商业银行退出法律监管的完善建议
1、增强现行的商业银行退出法律的可操作性及其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协调性
（1）加强法律规定的明确性
法律对于相应的商业银行退出方式的监管实施主体、基本的实施程序以及基本的权利义务应该明确规定或者对这些内容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减少重复与冲突的现象。
（2）提高立法技术
在现今金融自由化与一体化的国际趋势下，国际经验具有很大的价值，可以利用其它国家的成功做法，以提高我国的立法技术。
（3）更加注重程序性规范
如果各种退出方式的实施程序没有相应的规定，那么就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可能扩大了实施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2、逐步建立系统的法律体系
商业银行退出的法律应是一个系统化的体系。它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与方法，如对现有的商业银行退出法律规范进行清理以及法律的汇编与编纂。
（1）对明显不适应商业银行现时退出需要的规范性文件予以废除。如《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其所规定的撤销程序也已不适应现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退出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对其予以废除而重新制定关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撤销的法律。
（2）对仍有适用价值，但其中具体的内容已经不符合商业银行退出规律的规范性文件，只需要对规范性文件中的这部分具体内容予以修订。
（3）对现在仍然缺失的商业银行退出法律制订补充。我国现有的商业银行退出方式对重整、破产等司法处理或是缺乏规定或是缺乏专门的规定，导致在实践中的适用极为有限。因此对这些内容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做法，对商业银行的破产适用特别法规定的特别程序。
（4）将经过修订以及重新制定补充的规范性文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整合，使之呈现体系化的特征。这种整合不仅可以通过编纂的方式形成一个专门、统一的商业银行退出法，还可以通过汇编法律的形式实现。
参考文献：
银行监管制度篇10
关键词：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监管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1)01-0002-05
一、引言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银行业监管是一场重大考验。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一些国家的银行业监管制度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为了保证我国银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经济建设继续提供有力的支持，建立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新型银行业监管制度是当务之急。
这次金融危机说明美国金融体系一直存在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商业性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及其脆弱性、松化的金融监管。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忽视和宏观审慎监管不足，长期以来，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为代表的宏观金融管理高层过份坚持自由放任的思想，缺乏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意识，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和“几个监管者比一个好”的理念。在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又缺乏有效防火墙的情况下，低利率的房贷政策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杠杆效应使泡沫迅速扩大，在这一宏观审慎监管缺失的金融体系中，系统性金融风险引致大面积危机的爆发就在所难免。
国际金融危机也暴露出《巴塞尔资本协议ii》的一些不足，其中突出的就是缺少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框架。《巴塞尔资本协议ii》强调了商业银行风险的精细化管理，并提出了一揽子实施的方法和方案，这些方法是值得充分肯定并需要继续推行的；但其忽略了在精细化计量条件下资产和风险对市场的高度敏感性，及其所导致的顺周期效应，国际金融危机促使各国重新考量其金融监管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重新审视《巴塞尔资本协议il》对商业银行监管的要求。一些美欧国家监管当局纷纷提出重构金融监管框架，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标志着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正在发生重大改变，旨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巴塞尔委员会正在着手完善监管规则，已提出《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简称《巴塞尔资本协议iii》，2010年9月12日，27国已就该协议草案达成一致。《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的正式颁布将对银行业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银行业在这次危机中虽然基本上保持了平稳运行，但是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建立的时间比较短，相关的工作基础比较薄弱，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方面存在诸多不足。我国应以美国金融危机为借鉴，改革现行的银行业监管制度，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
二、相关文献综述
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是指金融风险从一个机构传递到多家机构、从一个市场蔓延到多个市场，从而使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极为脆弱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具有突发性、传染性和外部性。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的相关理论都没有对系统性风险防范给予足够的重视，而理论上的局限也导致了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工具的缺乏，长期以来各国银行监管机构普遍偏重于微观审慎监管。金融危机表明仅仅偏重于微观审慎监管已不足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的是宏观审慎监管(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在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公开文件中，它强调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安全，通过制定全面的金融稳定性政策来预防危机的发生(BiS，1986)。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金融稳定评估规划，为成员国提供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评估，但宏观审慎监管依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无论在研究还是实务层面的进展都比较缓慢。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才得到了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巴塞尔委员会主席、荷兰中央银行行长nout.wellink(2009)指出，未来监管体制安排的宏观审慎取向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充，要投入更多资源用于研究金融机构之间关系以及机构与整个金融环境关系，监督和监管机构则应该力争找到用有限的资源“反制”银行业系统风险积聚的办法。由美联储原主席保罗。沃尔克领导，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萨默斯、克鲁格曼、周小川等组成的30人小组了《金融改革报告：促进金融稳定的框架》，提出的第一条金融改革指导性原则就把审慎监管的根本目标定位于“维护稳健的金融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30人小组，2009)。美国政府自2008年以来提出了三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金融监管改革框架》和《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G20在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达成的共识也均把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作为重要内容，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学者还从《巴塞尔资本协议ii》人手对宏观审慎监管进行了深入剖析，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监管资本、准备计提方式和公允价值核算的顺周期性问题。根据G20金融稳定论坛(2008)的解释，顺周期是指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正向反馈机制)，这种相互依存的作用关系会扩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并造成或加剧金融部门的不稳定性，众多学者认为，现有监管规则的顺周期效应加大了经济波动，从而导致更大的风险(Bernanke&Lown，1991；Blum&Hellwig，1995；Gordy&Howells’2006；]ean，2008)。关于监管资本的顺周期性，Heid(2007)证明了《巴塞尔资本协议ii》的顺周期性确实存在，《巴塞尔资本协议ii》相对于《巴塞尔资本协议i》大大提高了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研究表明风险敏感性的提高必然伴随着顺周期性的增强。另外，银行贷款违约损失准备金的计提方式和公允价值核算也可以导致显著的顺周期性。
针对监管制度导致的顺周期性，G20金融稳定委员会(2009)提出如下建议：(1)修正现有的以VaR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方法，扩大压力测试对于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权重；(2)提早确认贷款损失；(3)监管部门需要对杠杆使用情况建立数量化的监督指标和约束机制；(4)改进巴塞尔协议的资本监管框架，
建立动态准备金制度，在经济上升周期中要求银行保持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资本金，而在经济衰退期降低这一标准。
三、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银行业监管制度反思
本文以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角度，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监管制度、《巴塞尔资本协议ii》以及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进行反思。
此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并波及到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金融体系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建设，已表现出相当的稳健性，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已达到相当的水准。近些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对美国的金融机构影响很小。正因为有这种自信，美国于1999年11月正式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正式废除金融业分业经营原则，重新回归到金融业混业经营。1988年7月公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i》和2004年6月公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ii》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美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设计的。但是；2008年9月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在于美国的金融体系出了大的问题。次级贷款产生于美国的银行业机构，美国一些大的商业银行包括花旗银行、华盛顿互助银行等也在这场危机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是包括格林斯潘等美国金融精英们所始料未及的。英国女王也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英国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能够预见或提出忠告，引来了经济学家的深刻检讨。从整体上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正是这些缺陷使系统性风险得以产生、积累、传播并最终爆发。
《巴塞尔资本协议ii》的出台意在弥补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i》的不足，从微观层面提供了更全面地处理银行业风险的一揽子方案，反映了金融风险管理的最新成果；在处理信用风险方面，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对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处理和控制也提供了一套管理标准。《巴塞尔资本协议ii》考虑了混业经营、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意在建立一个“精细计量和综合管理”的银行业风险控制体系。《巴塞尔资本协议ii》在微观审慎监管方面给予了重点关注，却在宏观审慎监管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存在不足，本次金融危机暴露了这些缺陷。《巴塞尔资本协议ii》的顺周期性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遭到了业界的批评。
鉴于金融监管制度和措施的重大失误是导致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上述对美欧银行业监管制度和《巴塞尔资本协议ii》反思的基础上，以他国经验教训为鉴，分析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制度框架，结合我国金融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冲击，进而分析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缺陷，是很有必要的。
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其独特的内涵、特性、成因、作用机制、传导路径和破坏金融运行的方式，建立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体系很有必要。考虑到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与银行业直接相关，还与证券业和保险业直接相关，因此，采用系统科学方法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和传播，以及研究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银行业监管时，不仅要涉及银行业各机构之间的关系、银行业与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的关系、银行业与各产业的关系、银行业与经济总体的关系，还要涉及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关系。研究银行业监管制度改革时，应把系统科学方法作为研究的主要方法，将整个银行业作为一有机整体。在研究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整个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作用和金融体系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并把银行业监管视为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认为，熵增加原理可以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理论支持。银行业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各银行业机构的自发行为并不必然会保证整个银行业的有序运行。特别是在面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情况下，单一银行业机构无序的自发行为会导致熵增加，直至引致整个银行业的不稳定甚至崩溃，所以，需要外部强有力的监管作为负熵的输入，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保证金融体系的有序稳健运行。
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核心是构建一个以宏观审慎监管为基点的银行业监管制度。传统的银行监管理论大都认为只要确保了每一家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就能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所以，本次危机发生前各国监管机构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微观审慎监管方面，事实上，金融体系中存在“合成谬误”问题，对单个银行来说是审慎合理的某种行为，但如果成为各银行集体的一致行动，则可能破坏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这次大的金融危机表明，仅仅强调微观审慎监管远不足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微观审慎监管不同，宏观审慎监管将所有金融机构视为一有机整体，关注金融系统的整体性风险，并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作为监管目标。
四、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的基本框架
实施宏观审慎监管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的监管制度，在这一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下实行专业化监管和统一监管相结合，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标出发，扩大监管范围，重构金融安全网，设立防火墙，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设计需从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两个方面考虑。
鉴于《中国人民银行法》没有给中央银行赋予足够的职能和宏观审慎监管手段以防范系统性风险，应当对《中国人民银行法》作出适当的修改，重视并发挥中国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性风险防范中的作用，并将中国人民银行主持的金融稳定工作和金融生态建设作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主要从事特定金融行业的专业化监管，而中国人民银行并不具备针对系统性风险的统一监管的协调功能，应考虑建立国家系统性风险防范与控制委员会，并将其作为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如下：(1)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工作目标；负责构建中国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上报的信息进行系统化处理，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依据；指导“一行三会”对金融机构开展宏观审慎监管的工作。(2)有必要时，直接对金融机构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协调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管工作，特别是协调交叉业务或综合化业务的监管工作。(3)启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快速反应机制，负责金融危机管理行动的协调和配合，稳妥地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
制度建设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建立整体性监管制度。整体性即指银行业的整体效应不等于各银行业机构效应之和。相对于各银行业机构的效应及其简单总和而言，银行业整体的效应会发生质变。为了有效地解决合成谬误问题，宏观审慎监管需要考虑各银行业机构之间、各银
行业机构业务之间、银行业与社会经济体之间的相干性，将所有的银行业机构看作一个整体，建立能反映这一系统整体平稳运行的指标体系。监管主体从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国家金融运行整体最优出发，进行宏观压力测试，并根据这一指标体系的相关数据所对应的金融运行状况，按照一定的规则对银行业实施宏观审慎监管。
2 建立市场透明制度。为保证整体性监管的有效性，必须确保整体性监管指标体系数据的真实性。只有增强市场透明度，建立健全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才能使获得的有关数据和信息真实可信。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应对金融市场信息披露的方式和标准进行规范，对银行业外部审计、评级机构、评级体系等方面的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3 建立金融生态建设制度。金融生态是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生存和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各种要素的总和。良好的金融生态包括和谐的信用环境、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法治环境、适宜的行政环境和优良的金融服务环境等几个方面。良好的金融生态有利于促进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生态评估应纳入宏观审慎监管的工作范畴，有必要在全国分层次(部级、省级、市州级、县级)推行金融生态建设制度。国家有关部门应对金融生态建设的内容和评估、管理制度提出工作要求。
4 建立逆周期审慎监管制度。这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必要条件之一，为了解决金融体系的顺周期问题，应建立逆周期监管制度，从监管上保证金融体系逆周期机制的正常运行。这需要适当探讨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基本内容、相关的监管办法和规则。应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经济资本管理等银行管理方法结合起来，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保证逆周期监管制度的贯彻执行，
5 建立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制度。系统重要性银行是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较大的银行，即如果倒闭可能危及金融系统稳定性的银行。美国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教训就是缺乏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有效监管。我国应建立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制度，以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委员会为牵头单位，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相应的监管职能，加强中国银监会等监管机构的有关职能。应根据机构大小、传染程度、关联程度、集中程度和市场条件恶化程度等方面设计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判定方法；从信息披露、高层职位设立和选拔、市场战略定位、业务扩张、金融创新、资产质量、资本金水平等方面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制定更高的监管标准；更深入地探讨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主体的合理分工。
6 加强金融安全网，着眼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从目标选择、实施主体、实施客体、执行利率、操作方式等方面完善我国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实施“建设性模糊”策略，建立严格的事后信息披露制度，防止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分析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经验教训，研究我国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方式和时机。提出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办法。从存款保险机构、职能定位、资金管理方法、费率厘定方法、赔付机制等方面探讨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构建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动态预警体系及相关制度，以预防为主，实施动态化和持续性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