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1
关键词：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修改
中图分类号：X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1-0068-0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于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是新《环保法》通过后修改的第一部单项法。新《大气污染防治法》由原来的七章增加到八章，由63条增加到129条，如此大幅度的修改一方面是为了扭转我国目前严重的大气污染，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公众健康，更好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定于1987年，分别于1995年和2000年进行了修订，1995年仅对部分条款进行修订，2000年虽作了全面的修订，进一步加强对二氧化硫排放控制，防治煤烟型污染，在保障大气环境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仍存在诸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源头治理薄弱，管控对象单一，总量控制范围较小，重点难点针对不够，问责机制不严，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再加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迫在眉睫。
一、《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背景
（一）严峻的大气污染形势
雾霾等极端天气的出现，将政府与公民的目光聚焦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上，加速了其修订的进程。
依据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对So2、no2、pm10、pm2.5、Co和o3六项污染物进行评价，74个城市中仅有拉萨、海口、舟山三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占4.1%；超标城市比例为95.9%。北京市达标天数比例为4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6.2%，主要污染物为pm2.5、pm10、no2。传统煤烟型污染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以pm2.5、o3和光化学烟雾为特征的区域性复合型空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1]严重的大气污染不仅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带来了极大影响，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2008年由于大气污染造成我国47万人过早死亡；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2003年由于大气污染导致的死亡和疾病给我国带来了1600亿元的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1.16%。[2]这些数据揭示了我国大气污染的严峻形势，为了公民的健康，为了更好的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为了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势在必行。
（二）滞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如前所述，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于1987年制定，仅在1995年和2000年修订两次，距今已有15年未做修改，与我国大气防治所面临的新情况、新形势已经严重脱节，虽然2000年以来，我国针对大气污染制定了一系列相对完善的政策，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政策预期目标不能达成。
首先，现有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法律规定明显滞后，甚至存在立法空白。[3]一方面，实行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的两控区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4%，与总量减排目标不相适应，除此之外，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等重点领域的污染防治措施不够完善，污染严重区域缺乏联合防治机制，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不够健全。另一方面，现行法不能对新时期复合型的大气污染问题作出回应，缺乏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等前端源头治理的要求，也没有能对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等多种污染物实施协调控制。[4]
其次，很多创新性的制度、措施未能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不能充分发挥其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作用。据统计，2000年以来我国颁布实施的有关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技术政策、标准准则等近20部。[5]这些规范中有许多有效的措施，应该将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使之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综上所述，大气污染的严峻形势及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滞后，促成此次《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
二、《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的具体内容、进步及不足
（一）《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的具体内容
与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相比，此次的修订所面临的形势大有不同，例如，污染形态不同，污染物种类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扩展到挥发性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点源污染已发展成区域污染，工业污染已发展成工业、生活、交通和农业污染叠加的污染。[6]因此，此次修改必须对解决这些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修改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总则的修改
（1）总则新增对防治大气污染目标、原则和主要措施的规定。将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作为大气污染治理的目标是本次修改的一大亮点，体现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从注重污染防治到注重大气环境质量的重大转变。2000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单纯以减少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已不能适应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和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客观要求，例如，“十二五”期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较2005年下降了14.29%，超额完成了减排目标，但并未改变我国大气污染十分严重的局面，重点区域城市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为欧美发达国家的2-4倍。此次修改理顺了大气环境质量和污物排放总量的关系，明确了大气污染防治的原则，即坚持源头治理，规划先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能源结构；规定了主要措施，即防治大气污染，应当加强对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农业等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推行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
（2）将完成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情况加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中。地方政府在改善本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防治大气污染方面负有重要职责，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在大气污染事件出现后，出现了无人问津、互相推诿的情况。此次修改具体规定了考核的主体及对象、内容、考核办法及结果，加强对地方政府落实本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完成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的监督，督促地方政府承担其防治大气污染的责任，切实保障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落到实处。
2.将大气污染防治标准和限期达标规划单列一章
（1）本章新增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程序、公布、评估与修订等相关内容。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是国家为保护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对大气中的污染物或者其他有害因素的最大容许浓度所做的规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是为使空气质量达到环境质量标准，对排入空气中的污染物数量或浓度所规定的限制标准。这两个标准不仅是衡量大气是否受到污染的尺度，还是执法部门实施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为更好的服务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落实了环境保护法中的公众参与，必须增加此规定。
（2）新增城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公开和备案、评估与修订，执行情况向人大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的规定。此修改主要是对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7条所进行的全面修订，删去了“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的规定”，对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作了全面的规定。此部分的修改也是借鉴了实践中有效的政策，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带来广泛的指导。例如，武汉市的《武汉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规划（2013-2027年）》。
除此之外，本章还规定对燃煤、燃油等产品质量标准环保要求。本条是对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27条的修改。许多城市中雾霾等极端天气的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机动车过多、机动车质量和油品质量存在问题。基于此，新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新增规定“制定燃油质量标准，应当符合国家大气污染物控制要求，并与国家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相互衔接，同步实施”；石油炼制企业应当按照燃油质量标准生产燃油。
3.进一步完善了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1）新增关于大气污染排放口设置和禁止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规定。我国共有三部法律在海洋环境保护和水污染防治领域对排污口的设置提出了明确要求，即《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和《水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规范排污口的设置。
（2）排放总量控制范围扩大，由“两控区”扩展到全国，且规定对超总量和未完成达标任务的地区实行区域限批，并约谈主要负责人。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4%，不能适应全国总量减排的要求。通过扩大总量控制的范围，不仅能有效控制排入某一区域重点污染物的数量，满足区域环境质量要求，还能改善目前许多省份虽达标排放但仍不能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窘境。通过对超总量和未完成达标任务的地区实行区域限批及约谈其主要负责人，能有效预防和解决地方人民政府不作为、滥作为和违法行政行为。
（3）新增国家逐步推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的规定。此规定主要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权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实践中，自2007年以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就已经组织天津、内蒙、河北等省（区、市）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4）新增不得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监测设施和自动检测设备的规定。实践中，有的为了开发建设，侵占大气环境监测设施用地，使大气环境监测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有的为逃避监管，将烟囱管道烟气测量仪器挪到不排烟气的采样孔。为杜绝此种情况的发生，有必要在此次修订中加入相应条款，防止类似情形的再次发生，加强设备监管，保证大气环境监测实施、设备的正常运行、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
4.将原来的第三章“防治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和第四章“防治废气、尘和恶臭污染”合为一章并进行了扩充，细化为五个领域的防治工作。
（1）在燃煤和其他能源污染防治方面
第一，新增禁止进口、销售和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管理散煤，优化煤炭使用方式，鼓励对煤层气、煤矸石进行利用，不得使用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或要求的锅炉且对已建成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限期拆除等规定。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但传统的煤炭开发和利用技术对大气环境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燃煤所带来的大气污染，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大力发展和推广煤炭的清洁利用，规范煤炭的使用。
第二，新增燃油生产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石油焦的规定。我国大气污染正从煤烟型向煤烟与机动车尾气复合型过度，其中城市主要污染源主要是机动车尾气排放。增加对油品质量及其进出口进行规范的规定是从源头、根本上减少燃用劣质油造成的大气污染。
第三，在工业污染防治方面，新增工业涂装企业大气污染防治的规定。工业涂装指使用含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涂料等对待处理的材料或者产品表面进行喷涂处理，以达到防腐、防腐蚀、装饰美观的目的。进行喷涂时，会在喷涂、晒干和烘干工序中产生含有苯、甲苯、二甲苯等有毒有害有挥发性有机废气。[7]对工业涂装企业生产活动进行规范，方便行政监管执法，维护人体健康。
（2）在机动车船等污染防治方面
第一，机动车污染方面，增加从源头减少机动车排放污染，机动车生产、进口企业信息公开义务，禁止性义务，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相关规定、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监督检查等规定。据统计，我国2013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32亿辆，尾气排放已经成为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是造成灰霾、光化学污染的重要原因。据测算，未来五年，我国还会新增机动车1亿辆以上，新增车用汽柴油消耗1亿至1.5亿吨，由此给大气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因此，本次修改对机动车排放污染采取更严格的规定，发展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减少机动车使用量，从机动车生产到使用进行全方位的规范，最大限度的减少机动车污染。
第二，在船舶污染方面，增加关于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的规定。截至2013年底，我国拥有水上运输船舶17.26万艘，净载重量2.44亿吨。全球十大港口，我国占据八席，吞吐量约占全球四分之一。而据测算，2013年全国船舶二氧化硫排放量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8.4%，氮氧化物排放量占11.3%。为使船舶运输更加的环保，减少港口城市的污染，对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进行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增加了民用航空器大气污染防治规定。随着我国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民用航空器数量快速增加，与此同时，其所带来的起降耗费燃油量巨大，例如一架空客a380起降一次耗费燃油量接近2吨，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此次修改即提出鼓励性要求，也规定了强制性要求，有利于民用航空器领域在设计、生产等过程中重视环保，从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3）设专节规定扬尘污染防治
我国城市颗粒物污染严重，近几年部分城市大气颗粒物源解析研究结果表明，扬尘是城市颗粒物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不仅危害人体健康，还破坏生态平衡，制约经济发展。此次修改加入扬尘污染防治，一方面使公众对扬尘带来的污染提高认识，另一方面也会有效的遏制扬尘污染造成的损害。
（4）在农业污染和其他污染防治方面
第一，在农业污染防治方面，规定加强农业污染控制，畜禽养殖厂、养殖小区防止排放恶臭气体，减少肥料、农业大气污染，秸秆等综合利用和政府扶持的规定。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农业、农村大气环境保护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此次修改加大农村大气污染防治力度，尤其对秸秆焚烧问题开出“疏堵结合、以疏为主”药方，防止区域性空气污染，农村污染问题。
第二，增加关于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管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控制的规定。大气污染物种类很多，其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一类对人体危害巨大的污染物，可致畸、致癌、致突变性。该污染物具有毒性、难以降解、可在生物体内蓄积并可长期在生态系统中累积的特点，可通过大气传输并沉积在远离其排放地点的地区。新增上述规定有利于推进环境与健康工作，切实防止重大公害事件的发生。
5.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和“重污染天气应对”单设为五、六章
近年来，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愈加严重，雾霾等重污染天气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仅从单个行政区域的角度考虑单个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的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有效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亟待探索建立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调体系。除此之外，自2013年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大范围、大面积、长时间的雾霾天气，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本次修改设单独章节对当前严重的区域性污染及污染天气进行规定，加强对其监管，加强各区域的协同合作，从而解决当前频发的极端天气。
6.法律责任的修改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处罚力度不够，导致治污属地管理难成合力、环境违法成本低、企业宁罚不改，为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威慑力，使其能真正实施起来，此次修改加大了行政处罚力度，规定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措施，并设定了相应的处罚责任，具体的处罚行为和种类接近90种，提高了法律的操作性和针对性。[8]例如，取消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环保罚款50万元上限额度，变为按倍数计罚；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机动车排放不达标的法律责任；规定机动车生产、进口企业违反信息公布规定的法律责任等。
（二）新《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进步
1.立法逻辑更加科学。现行的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的分配按年度分配，没有考虑大气环境的实时质量、实时容量和大气污染物的实时排放流量。此次修改规定“防治大气污染，应当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理顺了大气污染防治的科学逻辑，明确了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思路，例如规定坚持源头治理、调整能源结构等；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指明了方向，例如规定当加强对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农业等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
2.规定更加全面。本次修改不仅结合我国当前的大气环境所面临的问题，还吸收了我国自2000年以来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有效的措施，针对各领域污染问题分别作出较为全面的规定。例如，其对从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程序到修订的全过程都进行了规定。全面规定对实际执行提供了基本遵循，收到更好的执行效果。
3.执法更加严厉。长期以来，环境污染“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导致环保法罚则形同虚设、执行不力。过去在治理大气污染时，往往用行政罚款方式处理，导致企业交完钱后，仍接着排放污染。因此必须增加强制措施来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威慑力，使其能够得到真正的执行。本次修改取消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环保罚款50万元上限额度，变为按倍数计罚，必将对污染企业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9]
4.强调公众参与。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多处强调信息公开，一方面与《环境保护法》公众参与原则相衔接，另一方面，也是保障公民的环境知情权，使公民能及时准确的了解环境状况，从而主动参与到大气环境保护中。
（三）新《大气污染环境法》的不足
1.存在许多“空制度”型的宣誓性规定，导致法律的可实施性打了折扣。本次修改中有许多“国家应当……”、“国家推行……”、“国家鼓励……”等宣誓性表述，这些规定都太过原则，如果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出台，其可实施性不足。
2.行政管控色彩浓厚。本次修改中增加了许多有关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虽然其有利于解决目前出现大气问题时，无人管、互相推诿的窘境，但是过多的强调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中的作用，会导致行政干预过度，反而阻碍了大气污染防治有效实施。
3.所规定的严格法律措施难以在地方常态性地实施。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处罚力度大大提高，出现了按倍数计罚等严格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的实施如果仅靠公权机构的主动作为，是具有缺陷的，因此，需要探索建立健全社会参与和监督制度和机制，建立行政处罚、引咎辞职、诉讼受理和行政追责等行政措施或者行政处罚自动启动的机制，让行政监管的权力受到权利和其他权力的制度化约束，但是本次修改并未解决这一问题。
三、结语
此次《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全面修订充分结合了我国当前所面临的新情况、新形势，参考了“大气十条”等规定，借鉴了国外相关经验，同时与《环境保护法》相衔接，虽然还存在行政管控色彩仍然很浓厚等缺憾，但其还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它有利于解决我国目前严峻的大气污染形势，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是一部符合实际需要的专项环境法律，希望该法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发挥预期作用，满足社会的期待，还给百姓蓝天白云。
参考文献：
[1]王尔德.三部委联合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出台[J].化工管理，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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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纪文.《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修改建议》[J].环境保护，2015（21）：37.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公开[eB/oL].http：///gkml/.
[6]常纪文.一部符合实际需要的《大气污染防治法》[J].观点中国，2015.
[7]袁杰，王凤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2
一、对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立法变化
一直以来，我国能源结构主要是以煤炭为主，燃烧煤炭产生大量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碳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可见我国主要是煤烟型污染。[1]（p230）1988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燃煤立法规定较少，如在第三章“防治烟尘污染”的第二十、一、四这三条提到。法条中规定推广成形煤的生产和使用，只是列举式的做出对燃煤的规定，缺乏实际操作性，在第二十四条中提到了燃煤焦化应当同时建设脱硫装置或者采取其他切实可行除硫措施，这次立法并未从源头上防治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
在1995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由原来的第三章“防治烟尘污染”直接改为“防治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作为新修订第三章的章节名称，专设此章来明确规定燃煤产生大气污染的立法，规定推行煤炭洗选加工，以便降低烟尘等污染物的排放，同时限制高硫分、高灰分煤炭的开采和使用，这就很好的从源头上着手解决了劣质煤炭的开采，还规定要求煤炭相关的企业必须建设配套的煤炭洗选设施，通过这些配套设施处理使其硫分、灰分来达到国家的规定标准。2000年的《大氣污染防治法》增设了许多更好解决燃煤污染问题的立法规定，规定提到从改变能源结构着手，逐步推广清洁能源的使用和生产，同时对重点城市区域禁止销售和使用高污染的煤炭，采取改用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等清洁能源进行替代以便缓解大气污染恶化。在1988、1995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对大、中城市饮食服务企业产生大气污染并未明确规定，忽视了对饮食服务业的燃煤立法，然而这些企业多数是使用煤炭作为燃料，这次就对此做了限期改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或者改用固硫型煤或者是改用少排的炉灶，只是起到减缓作用，并未从源头上进行控制。
2016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了燃煤质量标准，从燃煤质量上进行立法规定这就从明确大气环境保护具体目标出发，细化了对当下各行业使用燃煤的立法要求。并且立法规定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生产运营单位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才能进行营运，否则一律是违法行为，这就便于检测排放的浓度、总量、污染物的种类等，对企业是否违法排放等有了执法证据。在第四章第一节中规定：“燃煤和其他能源污染防治”做出了更仔细的规定，提出通过调整能源价格，以便逐步推行其他新能源的使用，从而减少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优化煤炭的使用方法，逐步推广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从而减少煤炭在生产、使用、转化过程中大气污染的排放。
二、关于机动车船排放尾气污染大气的立法变化
在1988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只用了一条立法规定机动车船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很笼统的要求排放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到1995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机动车船的立法多增加了一条，规定要求国家鼓励、支持生产和使用高标无铅汽油，同时逐步减少到甚至停用含铅汽油的生产和使用。到2000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就将机动车辆排放尾气污染大气这方面独立成一章节进行立法规定，增设为“防治机动车船排放污染”作为第四章。2016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用第四章第四节专节进行机动车船污染防治的规定，增加了对新生产机动车船的检测要求和在用机动车船检测的具体要求，对年检单位的资质也做出来了规定，从机动车船的各个环节进行立法监督管理，不仅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城市交通管理，优化道路设置，推广使用环保型和新能源的机动车船，倡导市民低碳、环保出行，减少机动车船的使用频率，倡导司机环保驾驶。
三、征收排污染费制度的立法变化
1988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主要是对大气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单位超过了国家排放标准的，才实行征收超标准排污费，并且要求所征收的超标准排污费笼统地规定是用于污染防治，并没有规定其是用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这就暴露了许多问题，有可能征收来的费用用作他用。许多排污企业宁可缴纳超标准排污费也不愿意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这也并不能有效防治大气污染。在2000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规定，实行按照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征收排污费制度，同时在2016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也沿用这一制度，实现了由“征收超标准排污费”到“征收排污费”的转变，并且规定征收所得排污费只能用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做到了“专款专用”，而之前是笼统的规定成用于污染防治，这样可以很好的弥补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工作资金不足的问题。
四、法律责任的立法变化
在1988年、1995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对违法担责的法律条款较少，同时处罚力度不够。2000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有了很大的立法变化，法条中明确规定禁止企业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并规定超标排放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要受法律的相应处罚，不再像以前那样，超标排放只是简单缴纳排污费就“息宁了事”了。同时开始实行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这一双制度，这两个制度一起使用，改变了原来的征收超标准费制度，实行按排污总量收费，这就很好规避一些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如以前一些企业采取稀释生产过程中的废气再排放。这次立法也对限期治理制度做出了调整，将由原来的管理措施变为一种法律责任，强化法律责任这一块。
2016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一共有法条129条，其中关于法律责任这块的法条有30多条，可见国家加大了对大气污染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到了有大气污染违法行为就有相应的处罚，同时提高了罚款限额。特别是这次立法中还规定了按日连续处罚（按日计罚）的处罚制度，这样一来，要是企业还不抓紧采取相应措施处理，直接可能罚款至企业破产，这就更进一步震慑排污者不敢违法、不愿违法。有了这样好的立法，还需要国家执法人员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才能有效防治大气污染。
五、结语
通过四次对《大气污染防治法》进行立法修改研究，分析每次修改的关键点，从而为思考和解决当下大气污染问题以及为今后防治大气污染的工作理清思路，同时进一步贯彻执行2016年1月1日生效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为今后不断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做准备。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3
近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pm2.5浓度居高不下，成为大气霾现象的重要诱因，三大区域重点城市每年出现灰霾污染的天数达到100天以上，其中以广州、南京、杭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的灰霾污染尤为严重，使各地公布的空气质量状况与群众感官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不仅发生在这三大区域，在成渝、山东半岛等城市群也时有发生，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而当前我国环境管理模式与管理能力存在一些不足，现阶段还不能在有效解决区域复合型污染问题上有更大作为。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重点是区域的联合防控与联合治理、区域多污染物的协同控制与多污染源的综合治理、区域环境管理机制的创新与管理能力的提升。要统筹区域环境容量资源，优化经济结构与布局；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深化与完善区域联防联控管理机制与手段；深化与完善区域联防联控管理机制与手段。
管理的不适应问题
一是以行政区划为主的管理方式不适应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要求。
按照我国原有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对当地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的措施以改善当地环境质量为目标，控制重点是当地污染源。但由于城市规模不断扩张、集中连片，污染物通过大气环流在城市间输送，造成区域内各城市大气污染高度关联，并导致污染物在输送过程中相互融合，形成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在这种形势下，依靠单个城市自身的力量、各自为政的控制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大气污染防治的要求，需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建立以区域为单元的一体化控制模式。
二是以单一污染物为抓手的管理方式不适应复合型污染防治要求。
解决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既要控制一次污染物，又要控制二次污染物的前体物。颗粒物污染既要控制扬尘、烟尘、工业粉尘等一次污染物，又要控制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二氧化硫等二次颗粒物的前体物。“十一五”控制重点主要为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的单一污染物，这种管理模式已不适应解决复合型大气污染的要求。此外，对应单个污染物控制，“十一五”期间我国采取的是单一污染源治理模式，关注电厂等工业大点源的治理，对燃煤小锅炉污染、扬尘等面源以及机动车等移动源治理力度尚不够，也已不能适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要求。
三是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防治控制管理能力不足。
目前在国家层面尚无一部关于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政策法规。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与工业粉尘方面已形成完备的控制体系，但对区域复合型污染形成影响较大的挥发性有机物管理基础薄弱，不但排放基数不清，而且缺乏政策措施、行业标准与技术规范。区域复合型污染监测能力较弱，已有监测点位监测因子不全，无法满足对臭氧、pm2.5及其主要前体物和氧化中间体的监测需要。区域复合型污染防治科研能力滞后，对于臭氧和pm2.5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其成因、危害及控制等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滞后。
区域联防联控重点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依靠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对区域整体利益达成的共识，以解决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为目标，运用组织和制度资源打破行政界限，让区域内城市共同规划和实施大气污染控制方案，互相监督，互相协调，以最终实现改善区域整体大气环境质量的目标。从这个概念出发，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重点可表述为以下3个方面:
一是区域的联合防控与联合治理。
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应坚持统一管理、整体推进的原则，以区域整体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为目标，打破行政边界，进行统一规划，提出区域共同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和政策措施要求。当然，需辩证看待这个“统一”。“统一”不是“同一”，而是要根据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大气环境问题特征和未来发展需求，提出各自的环境目标和管理要求；根据其对区域大气环境污染的影响贡献，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污染治理能力，制定差异性任务要求与政策措施。对于被划分为核心控制区的城市，应从区域统筹的角度考虑，加大对区内已有大气污染源的整治力度，同时密切关注这些地区的新建项目，实施最严格环境准入制度，并强化能源的清洁利用。
二是区域多污染物的协同控制与多污染源的综合治理。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在污染防治方向上，除要解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传统污染问题外，还要解决灰霾、光化学烟雾等新型环境问题，将臭氧、pm2.5物纳入空气质量评价指标，树立起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工作目标。因此，在控制因子方面，除总量控制污染物，还要纳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有毒有害气体、温室气体等因子，实施多污染协同控制、常规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在污染控制行业方面，除了火电、钢铁外，还要对有色、石化、水泥、有机化工等重点行业，提出特别排放限值与具体的控制对策要求；在污染控制领域上，除传统工业领域外，还要突出机动车和扬尘污染防治，谋划能源清洁利用政策措施，开展煤炭总量控制和划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三是区域环境管理机制创新与管理能力提升。
这是解决如何实现“联”的问题。如前所述,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需要统筹协调不同的利益主体,包括不同的行政区以及不同的部门,因此迫切需要机构、机制以及政策措施的创新,同时还要加大区域污染防治的能力建设。为此，应建立“五统一”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统一协调”，即建立跨行政区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调组织机构，推进促进区域污染防治一体化的政策措施；“统一规划”，即打破城市行政区限制，以污染物扩散的空气流域为边界，制定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提出统一的目标与任务要求；“统一监管”，即开展环境联合执法，统一区域环境执法尺度，建立跨界污染防治协调处理机制和区域性污染应急处理机制；“统一评估”，即建立联防联控工作评估考核体系，出台严格的空气质量管理奖惩措施；“统一监测”，即推动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建设，提高区域空气质量监测能力，重点加强酸雨、细颗粒物、臭氧等空气质量监测，并实现区域监测信息共享。
联防联控的具体任务
一是统筹区域环境容量资源,优化经济结构与布局。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与单个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的根本区别表现为，前者往往从改善区域整体大气环境质量的角度出发统筹分配区域环境容量资源。具体的做法为:根据区域内城市间污染传输关系、不同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现状、环境承载力等因素，划分出对区域空气质量有重大影响的核心控制区，并以核心控制区作为关键约束，严格落实分类管理政策，促进区域产业、能源的发展与区域大气环境功能区划相协调。
根据上述防治思路，核心控制区应严格限制新建、扩建燃煤电厂、炼化、炼钢炼铁、水泥熟料等产能过剩、污染物排放量大的企业，对于实施上大压小的火电、钢铁、石化等建设项目，新建项目必须配套最先进的污染治理设施，满足特别排放限值的要求；同时提高其他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的环境准入门槛，按照“以新代老、增产减污、总量减少”的原则进行审批。
对于一般控制区，把总量指标作为审批项目环评的前置条件，对超过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建设项目。禁止在城市城区及其近郊新、改、扩建钢铁、有色、石化、水泥、化工等重污染企业，对城区内已建重污染企业也要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搬迁改造。
此外，大力推行天然气、低硫柴油、液化石油气、电等优质能源替代煤,实现优质能源供应和消费多元化。严格控制区域煤炭消费增长幅度,强化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工作，不断加大建成区中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所占的比重。采取多种措施，对供热排放进行有效控制。
二是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围绕当前突出的光化学烟雾、灰霾等污染问题，根据总量减排与质量改善之间的响应关系，建立以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的总量控制方法，实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具体可从工业源、移动源与面源治理3个方面着手。
深化工业污染防治。全面推进二氧化硫减排，建立以电力、水泥为重点的工业氮氧化物防治体系，深化工业烟粉尘污染防治,以电力、水泥、钢铁、燃煤锅炉为重点深化工业烟粉尘污染治理，加强典型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污染防治。
全面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适时实施新车排放标准,降低机动车排放强度,在机动车污染严重的城市试行机动车总量控制。继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工作，深化在用车管理，加快车用燃油清洁化进程。大力发展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推广使用混合动力车和零排放的新能源汽车。
以扬尘为重点突出面源污染防治。区域内各城市成立由市政府牵头,联合环保、建设等部门组成的扬尘控制办公室。制定扬尘污染控制区达标评比和考核办法，开展扬尘污染控制区创建活动，加大扬尘污染控制区在城市建成区所占的比重。采取开展绿色施工工地创建等多种措施有效减少扬尘。
三是深化与完善区域联防联控管理机制与手段。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实施还需破除传统环境管理体制机制的束缚，探索有利于联防联控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政策、新模式。
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具体包括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健全会商机制和通报制度,围绕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任务以及区域内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等,形成具体的解决方案。严格落实各城市治污责任,强化动态评估考核，对未按时完成规划任务且空气质量状况严重恶化的城市，严格控制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建立区域环境信息共享平台。
完善促进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一体化的政策措施。按照分区管理的要求，设立区域统一产业准入门槛和行业污染控制要求，制定统一的机动车监督管理要求，防止区域内污染转移。实施重大项目联合审批制度，将颗粒物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纳入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开展环境联合执法，统一区域环境执法尺度，建立区域性污染应急处理机制和跨界污染防治协调处理机制。完善环境经济政策，积极推进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工作，完善扬尘收费、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收费等有利于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的机制。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4
立法的必要性
《条例（草案）》说明中提到，现行《北京市办法》（简称《实施办法》），自2001年实施以来，为本市大气污染防治提供了重要法律支持。本市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不断下降，空气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但居高不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及不利的地理气象条件、周边地区区域传输等，使本市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2013年国家实施了新的空气质量标准，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与新标准相比，本市有5项污染物超过标准，其中pm2.5超标一倍多，与国家首都、宜居城市的地位存在很大差距。采取更加严格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已成各界共识。特别是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十条”），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为全面落实国务院要求，本市也及时制定了《北京市2013年—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以更大力度推动大气治理工作。
《条例（草案）》说明中指出，目前，本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入了以治理pm2.5为重点的新阶段，在人口和机动车数量持续高位增长、工地开复工面积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大气污染治理难度不断增加，并已成制约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现行《实施办法》的相关制度措施却难以满足新阶段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实际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尚未与大气污染防治有效结合、机动车污染防治制度滞后等。因此，迫切需要通过立法完善上述制度。
另一方面，《实施办法》所依据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在修订中，短期内不能出台，且国家法针对的是全国情况。鉴于此，本市迫切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对独立的地方大气污染防治立法，解决大气污染防治中具有地方特色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制定新的地方法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替代现行的《北京市实施办法》。
立法的主要思路
《条例（草案）》说明中指出，要着重构建政府主导、排污单位具体实施、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气污染防治体系，在制度构建上，以改善空气质量为目标，以实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减排为主线，以控制pm2.5污染为重点，将大气污染防治同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结合，由注重末端治理向注重源头治理转变，由浓度控制为主向浓度与总量控制并重转变，由注重企业治理向企业治理与区域、行业治理并重转变。特别是近期“国十条”的出台，及《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制定，涉及许多新的政策措施。在立法条款的设计上，《条例（草案）》充分考虑了与国家相关政策措施的对接，力求使本市的大气条例更具操作性，为大气环境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此次立法过程中，《条例（草案）》着重从可操作性上把握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把握大气污染的形成原因、对应措施、治理目标的关系；二是理清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政府、企业、民众、第三方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三是注意对相关制度进行综合考量，争取做到目标科学、结构合理、内容适当、效果可控；四是理清社会关系和技术手段的关系，通过规范社会关系，促进技术手段的进步和使用。
立法的重点和亮点
《条例（草案）》共八章96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大气污染防治责任。构建大气污染防治责任体系，明确了政府、企业、社会主体相互关系。政府负总责，制定环境质量和污染减排的目标、政策和标准，明确不同部门的管理职责，对企业行为进行监管。企业和社会主体承担减排主体责任，负有减排义务，采取各种污染减排措施，落实减排任务。社会主体有义务保护大气环境，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觉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减少向大气排放污染物。
二是实施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条例（草案）》明确提出对主要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并规定了总量控制的主要制度和措施。一是确定总量控制的基本内容和原则。对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和机动车数量实施总量控制。二是核定企业排放总量，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三是明确总量指标来源渠道，确定排污交易制度。规定已建成项目通过环保部门核定取得，新建项目可通过市场购买或企业自身减排取得。四是实施建设项目总量控制前置审批制度。规定新建项目的总量指标取得办法由环保部门制定，改建、扩建项目的总量指标必须在环评审批前取得。同时规定环保部门审批环评文件时，必须遵循减量替代原则，即企业取得的指标量大于实际排放量。五是实施区域限批制度。对未完成总量控制任务的区域和行业暂停审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三是针对不同污染物来源，设定相对应的控制措施。针对固定污染源的特点，规定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工业布局。一是工业企业集中治理。《条例（草案）》规定，新建工业项目应按照规划进入相应的工业园区。二是控制燃煤总量，消减燃煤总量。继续规定对燃煤实行总量控制，通过划定和严格管理禁止使用燃煤区，调整优化能源结构等手段控制燃煤增量，减少现有燃煤存量。三是逐步淘汰高污染企业。规定制定高污染行业调整、工艺和设备淘汰名录时，应综合考虑城市功能定位和本市大气环境质量状况。
针对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特征，加强对使用行为的监管。一是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在密闭空间或设备中进行。二是对石化和加油站等企业和单位，要求采取措施防止泄露和挥发。三是着重强调了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辅材料的使用情况的记录。
针对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特点，实行从生产到报废全过程监管。一是把好新车准入关，明确汽车生产厂商对新车的质量保证责任。规定了汽车生产厂家在本市销售的机动车应当符合新车准入的环境保护标准，并保证在规定的耐久性期限内稳定达标，对不能达标的，取消其在本市的销售资格。二是确保在用车达标排放，规范定期检测等行为。明确了机动车检测机构、机动车所有者和使用者在定期检测中应承担的义务、遵守的规范。三是减少高排放车辆，淘汰老旧机动车。规定对超标排放、不符合在用车强制性规定的车辆，应当依法强制报废。四是增加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规定。规定了在本市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污染控制制度。
针对扬尘污染特征，实施行为控制。一是明确扬尘控制范围，将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河道整治及建筑拆除等施工工程、物料运输等活动均纳入控制范围。二是细化污染控制措施，按照来源，分别明确了各类产生扬尘的活动应当采取的措施。三是明确建设单位在防治扬尘污染中的责任，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将防治扬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并在工程承发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防治扬尘污染的责任。
四是完善监测技术体系。环保部门负责统一监测、大气环境质量状况。排污企业必须自行监测，排放量大的企业还必须安装在线监测并自行污染物监测信息。环保部门组织监测网络进行监测，并公开监督监测的数据信息。
《条例（草案）》分三种情况分别加大处罚力度；一是针对现行规定罚款额度过低的问题，对上位法没有规定的行为，提高了罚款额度，最高可罚50万。二是对需要立即停止排污的，规定了查封排污设施的措施。三是对屡犯不改的情形，规定了加倍处罚制度。
《条例（草案）》说明中说，《条例（草案）》与现行实施办法相比，理念有所转变，制度有所创新，更加符合本市新阶段大气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一是针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的现状，设置总量控制专章，明确了对机动车数量和燃煤总量进行控制。二是针对颗粒物污染突出的实际，细化机动车污染防治规定，增加防治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的防治内容，专章设置“污染物扬尘污染”。三是针对违法成本普遍偏低的现实情况，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处罚额度，增加加倍处罚、查封等措施。
市人大常委会提出
十方面意见和建议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认为，《条例（草案）》以改善空气质量为目标，以实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减排为主线，将大气污染防治同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结合，由注重末端治理向注重源头治理转变，重点规定了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制度，并针对燃煤、挥发性有机物、机动车、工地扬尘等不同污染源，设定了相应控制措施。《条例（草案）》基本成熟，突出了首都特色，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以下修改意见和建议：
一是关于基本原则。市人大常委会认为，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两者兼顾，如不能兼顾，应明确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原则。此外，部分专家提出，应当增加“污染者担责”和“公众参与”的原则。在防治方法上，应对污染物排放实施从源头到末端全过程控制。
二是关于政府职责。市人大常委会认为，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是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保障。本市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老旧机动车淘汰等，均需要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应当在法规中增加保障财政投入的内容。
三是关于环境影响评价。市人大常委会认为，为使环评制度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切实发挥作用，确保建设项目符合本市大气环境要求，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明确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其他行政许可前置条件的法律地位，增强其制度刚性。
四是关于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市人大常委会认为，为了保护居民身体健康，应对重污染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本市应加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制定应急预案，增加土石方作业和露天停工等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完善应急预警和应急管理相关内容。
五是关于总量控制。市人大常委会认为，要对主要污染物排放实施总量控制，是本市实现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应对相关内容予以完善，增强可操作性。在调研中，部分专家学者提出，应明确实施总量控制的主要污染物种类。有专家学者还提出，总量控制制度作为本市大气污染防治基本制度，其具体目标、要求和排放总量指标取得途径，应向社会公开，并应明确逐年减少排放总量的要求。
六是关于防治固定源产生的大气污染。建立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制度是本市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燃煤总量的重要措施。市人大常委会认为，《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1-2015年）大气污染控制措施》等规定中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可通过法规予以进一步规范和固化。《条例（草案）》规定了本市综合考虑城市功能定位和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对高污染行业进行调整。市政府相关部门建议，调整的高污染行业范围应与国务院有关文件相协调，增加禁止新增炼焦和有色金属冶炼项目的规定。市人大常委会认为，对产生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大气环境的原料和产品进行源头控制，可降低末端监管的成本，有利于促进企业达标排放，应充实挥发性有机物产品标准的相关内容。
七是关于防治机动车排放污染。调研中有市政府相关部门和专家提出，《条例（草案）》规定的机动车数量调控政策，应当单列一条。同时，调研中还发现，本市目前仍有1.9万辆在用高排放黄标车。据测算，每辆黄标车的排放量相当于14辆达到国iV排放标准机动车的排污总和。市人大常委会认为，为落实国务院统一部署，应在条例中明确本市将限制高排放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规定。
八是关于防治扬尘污染。市人大常委会认为，《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1-2015年大气污染控制措施》中规定将施工扬尘违法行为纳入建筑企业信用管理系统，作为招投标的重要依据。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应予以固化。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监督管理，应要求运输车辆安装卫星定位系统，杜绝道路遗撒。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5
关键词：大气污染；治理形式；问题对策
现如今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十分迅速，工业发展的现状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积极的作用就是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持续稳定的增长，而消极的作用则表现在对环境方面，特别是对大气造成了较大的污染。所以我国在对大气污染进行防治的时候，其防治工作所提出的要求开始越来越多，但是分析目前在大气防治工作当中出现的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大气污染的治理，这对于大气污染的治理进行不断的深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大气污染治理的形势和问题分析
在当前环境下，我国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存在有一些特别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一般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主要是资金方面存在不足情况、能源消费结构存在不合理情况和监督管理力度不足等情况，具体进行分析。
首先是资金不足的情况。大气的污染防治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所以它必须具有充足的资金投入，以此来作为防治的根本保证依据。而当前环境下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主要表现出的问题就是投入资金的明显不足。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是没有对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的相关规范制度加以构建，它会导致这项工作无据可依。另外，在进行环境保护的时候没有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也无法使其购置这项工作的相关设备和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的作用产生了弱化；
其次，从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性来看。当前环境下我国工业的能源消费结构所表现的不合理的问题和发达国家比起来，因为能源利用率方面不足我国的平均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对于煤炭消费方面存在有极度浪费的情况，因为煤炭消费的不合理情况较为严重，使得煤炭消费量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样会导致大气污染程度进一步加大，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产生一定的困难和影响。
再者，就是经管管理力度不足。为了保证大气防治工作能够得到有效的强化，需要做好监督管理工作。但是现在情况下，我国大气防治工作却存在着监管力度不足的情况，主要表现就是监督管理手段十分单一，相关技术无法做到与时俱进，没有形成有效的监测实例，这样就会导致一些污染纠纷和污染事故频繁发生，在处理的时候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薄弱情况，对于相关的决策也无法做到规范性和科学性的处理。
二、大气污染治理的建议分析
大气污染的治理工作，其发源地主要是工业生产。基于此，为了有效地做好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必须要做好对于工业污染的重点防治，做到较好的节能减排，合理的对煤炭的工业的所需品的排放量进行控制，才能较好地实现这一工作。在这种背景之下，需要做好清洁的相关工作增强清洁工人的环保意识，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作业条件，除清洁生产的工作效益。
（一）从主观方面做好大气污染的治理工作
要在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当中，投入较为充足的资金进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购置充足的，能够满足相关防治工作的设施和设备，满足上述条件之后进行相关的资金投入，相关部门根据国家法律政策投入资金支持，保证大机房这工作能够顺利开展。还需要重点对工业污染进行防治，需要做好工业污染的重点防治工作，尽量能够做到节能减排合理的对于煤炭等工业所需品的排放量进行控制。与此同时进行相关清洁的管理工作，强化清洁工人的环境保护意识，要有效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并且进一步的发挥出清洁生产工作的模式做。不断地做好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做好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能改善城市大气环境的质量。所以需要针对城市的现状和特点，有效开展区域性的污染防治工作，并且不断的对于污染物的排放指标进行规范，制定相关的污染物总量的控制，保证大型企业的排放量实现最大的限度的降低。在此基础之上，做好城市基础设施工程方面的建设工作，要保证我国大气环境的质量。
（二）从客观方面做好大气污染的治理工作
从客观方面来讲，需要不断地促进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这项工作的开展得到有据可依的支持。在当前环境之下，对于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这些法律法规体系在监管力度方面还不够充足。所以在进行相关立法的同时，也要做好相关大气污染的防治监督检查工作，要全方面的提高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使得相关管理人员能够从整体上认识到对大气污染进行防治的重要性，并且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气污染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当中。对于全过程进行相关的控制，做好对大气污染的检测，这样能够使区域的大气环境的总量得以有效的平衡。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简单针对大气污染的治理形式和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关探究，并且提到了一些策略和建议。笔者认为，对于现如今的大气污染情况该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进行解决，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样才能够进一步为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6
今年来，街道办事处坚决贯彻落实区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指导下，在区政协的监督下，围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全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推进会议精神，切实强化责任，落实任务，明确措施，严格考核，不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现将工作汇报如下：
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
为进一步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办事处成立了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制定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按照《区大气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要求，制定出台《大气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将任务分解下达到各片区和相关单位，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制度。
一是抓人力和设备投入。自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以来，办事处先后组织对公共区域裸露地面、拆违拆临建筑垃圾堆放点等进行防尘网覆盖30余次，出动人员1000余人，覆盖面积30万余平方米；街道新采购中型洒水车一辆，雾炮6台，招聘专职司机两人，截至目前出动洒水车200余次，对辖区内主要路段进行全覆盖喷洒，有效降低了pm10浓度。
二是抓责任主体。对辖区内所有工业企业和建筑工地进行了排查，确保所有工业企业裸露地面进行硬化或百分百全覆盖；按照厂区堆场、料场要建立围挡，实施覆盖、洒水、喷淋等要求，整改企业10余家。施工工地严格落实“四个一律”和“六个百分之百”的防尘降尘措施，辖区内共7个建筑工地均已落实属地帮包责任人制度。
三是抓污染源治理。此次行动开展以来，办事处对辖区内所有污染企业进行了逐一排查，共取缔散乱污企业8家，取缔30吨以下燃煤锅炉5处，取缔非法散煤销售点3处，禁烧区内所有烧烤转入室内，并使用环保炉具。
四是抓增绿透绿。结合此次拆违拆临工作，办事处已经将所有拆违完成的公共区域、无人管理的裸露地面纳入增绿透绿计划，分批逐步进行绿化，目前已完成绿化5000余平方米。
五是抓重点区域。对办事处空气质量监测点周边2000米范围内进行了全部清扫和地面硬化，并每天定时进行路面洒水和防尘喷洒。确保重点区域不出问题。
五是抓应对重污染天气。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按等级依次蓝、黄、橙、红四个级别预警，对应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实行重污染天气工业企业停产限产，保障发生重污染天气时能够有效应对。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办事处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环保执法力量较薄弱。办事处环保办无执法权，执法中队人手不足，在污染源排查力度和散乱污企业关停力度上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是过境货车缺乏监管。东外环大量渣土车、长途货车经过，是空气污染的重要源头之一，但一直缺乏监管，是办事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一项难题。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在今后工作中，道将坚决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各项安排部署，进一步突出重点、狠抓关键，以坚定的决心和超常的举措，把各项要求落实到位，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一是压紧压实责任。深入贯彻《新环保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执行环保联席会议制度，定期调度、定期研判，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提升。健全生态环境建设考核奖惩制度，严格落实“一票否决”制，为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有力保障。严格按照“一岗双责”、“党政同责”要求，不断夯实党委、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责任，加快构建党委政府主导、部门齐抓共管、企业主体、社会共同管理的工作格局。
二是突出重点任务治理。落实区政府目标责任制各项目标要求，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法，定期巡查裸露地面覆盖情况，定时洒水，加大淘汰城市建成区3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2019年底完成淘汰。进一步加强散乱污企业巡查，发现一家取缔一家。进一步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方案，细化应急响应措施，组织指导企业制定“一厂一策”的停产限产实施方案，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7
一、成都市雾霾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成都市雾霾情况严峻
雾霾是对大气中含量超标的各种悬浮颗粒物的笼统称呼。其中pm2.5危害最大，它本身就是具有很大毒性的物质，且可以被吸入肺部的深处，又能长时间的停留在空气中，被认为是造成雾霾天气的罪魁祸首。严重的雾霾天气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巨大的危害，也会对正常的生产活动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交通运输会受到持续的影响，原因是普通的雾气会短时间内消散，而雾霾天气可以持续很久，让人无计可施。2013年10月份，成都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为25.81%，超标天数比例为74.19%。其中轻度污染占45.16%，中度污染占19.35%，重度污染占9.68%。2003年全年，成都市首要污染物pm2.5年均浓度达96微克/立方米，超标1.75倍;pm10年均浓度150微克/立方米，超标1.14倍，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排名倒数第八位。
2、成都市雾霾形成的原因分析
雾霾污染本质上属于大气气溶胶污染中的细粒子污染，主要原因是大气污染与一定的地理环境、城市布局、工业结构等自然与人为因素叠加造成的严重细粒子污染现象，特定的环境条件促使这种污染类型的形成。毫无例外，成都市雾霾污染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环境与人为活动的原因。
(1)自然因素
成都市居于四川盆地的底部，为雾霾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很容易出现大气逆温和静风现象。大气逆温现象就是空气的垂直方向的流通运动受阻，无法正常进行上下层空气的对流，这种大气结构是空气污染的温床。加上空气水平方向的流通运动受到了限制而产生的静风现象，使得空气中的烟尘、水汽凝结物等不易在水平方向上扩散。因此，这两种稳定的大气结构无法稀释掉过多的污染物，当污染物的浓度会逐渐上升，超出了大气环境的容量，最终形成雾霾污染。
(2)人为活动因素
①城市热岛效应
作为西部区域经济中心的成都，城市规模十分庞大，人们密集的生活生产活动产生了大量的热量，造就了成都的热岛效应。热岛效应使得成都市区温度较高，提高了成都市大气逆温形成的概率，使得空气中的污染物不能及时的扩散出，持续的累积，在大气逆温现象条件下，雾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②机动车尾气
城市机动车尾气对雾霾天气的形成有着很大的作用。柴油车、汽油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等，在阳光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光化学烟雾，使大气浑浊，形成灰霾。在成都市的产业结构中，热电、钢铁都是以煤为主，机动车尾气加重与扬尘污染也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截至2014年，成都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340万辆。10年间增加了近9倍，因此机动车尾气排放量的增加对雾霾形成的“贡献”率增加。
③煤炭的消耗
煤炭的燃烧会产生的大量的二氧化硫、烟尘和一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到空气中直接降低了空气质量，污染物越多形成雾霾天气的概率就越大。以2012年为例，成都市全社会煤炭消费量为895.19万吨标煤，燃煤占全部能源消费的比例仍高达25%以上。尽管成都市冬季不用燃煤供暖，但成都市产业结构中的热电、钢铁、建材都是以煤为主，燃煤是成都市大气污染的重要要来源。
④扬尘及秸秆燃烧
扬尘大量排放会直接贡献大量的致霾因子，它主要是人们在进行基础建设时产生的。如果工程量小，排放的扬尘尚在大气环境的自净能力之内，空气质量不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会造成空气污染，甚至引发雾霾天气。成都市有些单位为了降低成本，不按规定施工，导致扬尘排放量较大。而且秋收季节，成都市周边地区都会有秸秆焚烧现象，污染物会输入到成都上空，碰上大气逆温和静风，积聚的污染物会最终导致雾霾。
二、成都市雾霾防治的法律规制
1、制定雾霾防治的相关法律
在协调发展原则、预防原则、公众参与原则等这些原则指导之下制定的法律才能够更加科学，为成都市长期治理雾霾并形成良好的治霾机制提供正确的法律支持。
(1)制定治理雾霾污染的地方性法规
①修改和完善成都市雾霾治理的综合性法规
成都市有关治理雾霾等类型的大气污染的法律比较庞杂，所制定的方案也不尽统一，成都市政府的规章《成都市大气污染防治管理规定》是位阶最高的，该规章于2008年颁布，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无法扭转成都市雾霾污染状况日趋严峻事实，而且新的《环境保护法》颁布之后，有关大气污染的法律制度也作了相应的变化，成都市应当作出相应调整。现行的《成都市大气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只对机动车排气污染、燃煤污染等进行了简单规定，没有对扬尘污染和秸秆燃烧污染进行规定。应当设专章对扬尘污染、秸秆焚烧污染的进行规定，以解决以这些污染源为诱因的大气污染问题，特别是其中的雾霾污染问题。新环保法新设定的“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该制度将无疑增加违法主体的成本，倒逼其停止环境违法行为。因此，应当与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法律责任设定保持一致。
②制定和完善成都市雾霾防治的单行法规
成都市在治理雾霾的过程中颁布了的一些专门针对扬尘污染防治、机动车污染防治的规范性文件，但其共同的特点是法律位阶较低，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而且部分法律已经制定了很多年，如《成都市城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暂行规定》作为成都市政府规章制定于2001年，距今已经有十多年之久，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大气污染防治治理的要求。因此，这类法律应当与时俱进，对体例及内容进行完善。一是适用范围要扩大，扬尘防治法规的适用应当扩展至成都市的整个行政区域内;二是工作责任设定要明确，应设定市、区(县)主要负责人的对本区治理目标的治理责任，提高治理效果;三是依据《成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试行)》的预警级别规定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扬尘的措施;四是提高处罚金额，以提高防治效果。
(2)尝试设立低污染行驶区域
在工业污染排放量相对确定的情况下，成都市私家车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使得机动车尾气污染成为导致雾霾污染的主因之一，控制机动车尾气污染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尤为重要。设立低污染行使区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降低私家车数量增多带来的尾气污染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还可以鼓励人们多采取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成都地铁和公交都在完善各自的线路，基本覆盖成都市所辖各区域。
(3)鼓励对城市建筑进行立体绿化
成都市巨大的城市规模容易产生热岛效应，进而容易导致大气逆温层的产生，提高了雾霾污染发生的概率。因此，提高城市的绿化率可以有效降低城市总体的温度，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影响，从而降低直至消除市区及郊区污染物向市中心的积聚现象。并且提高城市环境对空气污染物的自净能力，提高其承载力。
2、提高雾霾防治的公众参与度
(1)以多元方式公告空气质量状况
作为治理雾霾主体的政府应及时的向每一位成都市民空气质量状况，政府可以通过政府微信公众号、政务微博、QQ以及群发短信的形式公告每日的空气质量状况。使公众实时的获知空气质量状况，从而提高环保意识与治理雾霾的参与意识，监督污染空气行为和政府治理雾霾行为。
(2)强化听证的作用
政府在作出治理雾霾重大决策之前，应当就该决策征询公众意见，并举行听证会，以此减少政府决策的偏差率和提高公众治理雾霾的参与度。以听证会为基础的有关治理雾霾的决策毫无疑问将具有更大的可执行性，减少执行过程的阻力，提高公众的配合度。
(3)发挥环保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以维护环境权益为宗旨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具有自治性、规范性的特点，可以凝聚更大的力量，促进雾霾污染的防治。目前，成都市的环保非政府组织主要包括两个类型，一类是由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组织，另一类是广大高校的各类环保社团。尽管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大学生环保社团可通过环保宣传与行动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改善我们的环境，促进政府的工作。
3、完善雾霾污染的联防联控制度
首先，成都市与周边市之间应当在订立有关秸秆燃烧禁烧区域的协定的基础之上，和周边各市积极进行协调，订立更为全面的针对雾霾防治的联防联控文件，扩大联防联控的目标污染物种类。其次，加强政府内部的部门之间的联防联控。提高雾霾防治决策与行动的效率。对执行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考核标准进行统一，促进雾霾防治工作。最后，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消除农民妥善处理秸秆的成本，比如可以通过税收、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相关企业去收购秸秆，提高禁止焚烧秸秆工作的效果。
作者：郑珊珊来源：青春岁月2016年10期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8
内容提要: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正在进行之中，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除了基于气候变化问题对二氧化碳的规制作出回应，以及结合我国大气污染现状提出大气污染防治应引入分区管理制度外，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仍然呈现出以政府为主体，以污染企业为规制对象的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其法律实施效果不佳，也不符合现代社会自我管制与和谐发展的要求。为此，需要加强市场激励机制的作用，为社会自我管制和公众参与提供条件，并基于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动因的不同，改变目前法律责任规定中重行政责任轻民事责任的现状。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于1987年制定，之后随着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形势的变化，于1995年和2000年先后修订两次。该法的修订于2009年再次被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09年立法计划。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第三次修订正在进行，环境保护部已经完成该法修订草案的送审稿，全国人大环资委也在开展相关的起草工作。
近年以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大气污染形势的复杂化以及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紧迫要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尽管目前有关部门的起草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如后哥本哈根时期是否应当规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与大气污染现状的同步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在总体上呈现出强烈的“命令控制型”形态，即有关法律规范以政府为主体，以污染企业为规制对象，呈现出“政府管制污染企业”的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大气污染防治法也不例外。其法律实施效果不佳，也不符合现代社会自我管制与和谐发展的要求。本文就此开展一些讨论，以期为该法的修订提供帮助。
一、二氧化碳之性质与规制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是大势所趋。但是否将二氧化碳界定为大气污染物，国内外有很多争论，这些争论涉及到科学定义、管理成本乃至政治问题，必须慎重。从国外来看，尽管目前有许多争论，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07年4月2日判定二氧化碳为空气污染物，并要求联邦环境保护局予以监管。另外，大多数欧盟国家已经开始征收碳税，部分国家也在考虑征收碳关税的问题。
从国内来看，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支持不将二氧化碳减排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例如，翟勇认为，控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防治在三个方面不同：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控制的立法宗旨或者控制目标不同，二者的控制手段不同，法律责任也不同。《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国内法，主要规范我国各种导致大气污染的行为，并进行相关管理活动；二氧化碳控制是国际法律义务，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中国开展减排活动只是道义行为，不属于法律义务[1]。常纪文也认为，二氧化碳不属于污染物质，因而碳排放问题不宜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他同时也提出，可以采取变通的方法，将二氧化碳定位于大气环境影响物质，而不是污染物质，这样即可将《大气污染防治法》更名为《大气环境保护法》，将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以及臭氧层的保护纳入其中[2]。周珂则认为，将温室气体控制写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不论从科学上还是法律上都是不合理的。从科学上看，污染物是指既会对环境介质又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物质，而二氧化碳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从法律上看，如果将其作为污染物，就脱离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因为针对跨境环境污染，国际上有另外一套法律规则[1]。
我们认为，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不宜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理由如下：
第一，《大气污染防治法》规范的是大气“污染”行为，二氧化碳是大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光合作用的重要成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二氧化碳的作用是双重的，既有正效应，也有负面影响，其本身便是大气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因此，将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这种说法是存在问题的。
第二，如果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势必要类似于其他污染物，针对二氧化碳的所有排放行为全面实施环境法律规制，这不但包括排污收费(或征收碳税)，也包括排放超标的行政处罚等等，这在现实的环境执法中是难以操作的。
第三，尽管目前普遍认为，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可能导致温室效应的出现，但一方面科学证据并不明确，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和历史积累排放要远远大于中国。如果《大气污染防治法》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势必导致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处于不利位置。此外，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强调自己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一直采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的策略。目前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未将二氧化碳定义为污染物，中国也不宜把自己排除在外。
第四，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效应的不只是二氧化碳一种，其他如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氢氟碳化合物等，也具有温室气体效应。因此，在考虑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不能只对二氧化碳进行控制。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认为不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并不妨碍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以倡导性条款鼓励二氧化碳的减排，环境保护部的草案也采取了这种立法思路。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以倡导性条款来鼓励二氧化碳减排，没有法律约束力，其实施意义也不大。因此，一个更为合适的策略，是根据国内相关法律以及各项国际公约的要求，单独制定针对温室气体或更广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其中可以包括碳减排、碳税、碳交易等内容；或者针对低碳发展问题，制定《低碳经济促进法》，在其中涵盖有关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内容。
二、大气污染分区管理
大气污染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早期的污染是煤烟型污染，即以粗颗粒物为主，这发生在19世纪工业化开始时；第二期的污染是由于能源革命造成的，即以硫酸盐与二氧化硫为主的污染；第三阶段是以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为代表的污染，其污染物主要为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物(voc)，这些气体经过紫外线照射会形成光化学烟雾，其标志物臭氧浓度会非常高，最后的产物就是细粒子污染。国外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从煤烟污染阶段过渡到今天的细粒子污染阶段。我们的工业完成了三级跳，城市大气污染在尚未摆脱第一期的煤烟污染阶段时，就跑步进入了第二期的污染阶段；在前两期污染还比较严重时，又加速进入了最新的光化学烟雾污染阶段。发达国家长达百年经历的三个阶段，在我国集中地压缩，从而同时出现，这形成了我国目前的新型复合型大气污染。（以上我国大气污染的现状，参见：城市空气污染调查：广州怎么了[j/ol]．新民周刊，2009(14)[2010－08－26]．http：//news．163．com/09/0415/22/56vnp7cd00011sm9_3．html．）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应对复合型大气污染上存在的首要问题，是缺乏对新情况的考虑。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汽车数量的增加，加剧了城市细微粒子污染，大气细微粒子已成为危害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最主要空气污染物之一。我国现行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中，仅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三种指标，这已不能反映目前空气质量的实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当有应对新型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内容。
此外，我国目前的新型复合型大气污染，呈现为地区极端不平衡的复杂态势。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细粒子污染日趋严重，但大部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所面临的污染仍然是第一、二期类型的污染。同时，由于大气的流动性，部分区域(典型的如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大气污染呈现出趋同的特征。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是以全国的总体情况为基础，按照行政区划管理而制定的，没有对不同区域做出不同的安排，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面对不同污染类型采取的却是同一类标准和制度，造成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在应对新型大气污染时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各相邻地区的大气污染相互影响，区域之间的环境污染纠纷不断。因此，《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需要考虑是否可以按区域不同设定不同的大气污染防治要求，或者至少是为分区域管理和区域联防联动提供一定的空间和依据。
三、市场激励机制
在世界范围内，环境管理是一种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公共管理不能等同于行政管理也是基本共识[3]。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大气污染防治，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立法选择。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污染领域是比较成功的，这是因为大气污染不像水污染那样受水系的控制，是没有边界的，且大型污染源较多，相对而言交易成本较低。
美国是较早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污染控制的国家，也是比较成功的。美国环境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污染防治与市场手段结合起来，通过经济激励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作法。经济激励主要有正激励与负激励两种，前者是给守法者以经济收益预期，在不降低环境目标的前提下，给予企业更大的守法弹性，其优点在于可以在满足一定环境要求的前提下，节省企业的守法成本。后者给企业设置不守法的经济损失预期，从而降低环境违法行为发生的可能性[4]。
在美国的环保法律法规中，许多激励手段都有所应用，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了以气泡政策（“气泡”政策，即在进行废气排放时，以一个工厂所排放的所有废气为一个气泡，只要在这个气泡内的总污染量不超过法定标准，就不必理会该工厂内各个设备的污染情况如何。该政策赋予了企业一定的自由权，实现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和折抵政策（“折抵”政策，即对某一地区内所有工厂排放污染物的总量规定一个最高的限额，如果该区域某工厂污染物排放量很小，以致该区域内全部工厂所排放的污染物总和仍然低于上述最高限额，则即使该区域内存在某个排放大气污染物较多的工厂，则仍然允许该工厂继续存在。）等为基础的大气污染排污权交易。“气泡”政策和“折抵”政策反映了排污权交易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美国的排污权交易主要在大型点源之间进行，并集中于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为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美国联邦环保署建立了一整套交易系统，包括排放源监测、指标分配许可等，以保证排污交易的公正、公开、规范化和低成本运行。此外，负激励手段也广泛得到应用，主要是经济处罚[4]58，并且处罚的额度相当高，因而所取得的效果十分明显。
我国传统上环境调控的行政驱动特征非常浓厚，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为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国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明显行政强制特征的手段，如对二氧化硫削减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强制性减排措施。这些措施虽然短期看成效显著，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运动式减排措施的实施成本高，且很难持续。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也在向更多应用市场机制的方向迈进。在水污染领域，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试点已经在一些地区开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较多地引入了市场手段，相关的立法经验值得《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时借鉴。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确立了逐渐将浓度控制转变为总量控制的思路，该法第15条明确了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但这一制度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比如总量控制区划定权限不合适、总量控制实施范围较小、违反规定进行排放的法律责任比较弱等；与此同时，还缺少建立在这一制度下的排污权交易体系的规定。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国内外已经取得的经验，设计一套有针对性、高效、系统、低成本的大气污染排污交易体系。考虑到目前国内各地区、各行业情况差别较大，为了积累经验，可以在立法中鼓励从一些有条件的行业和地区做起，逐步扩大范围。
除排污权交易制度外，还应引入更多的市场调节机制和手段，比如比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引入类似于节能服务公司的专业大气污染防治服务公司，为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相关的建设和运营服务。再比如通过绿色信贷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大气污染防治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对此，应通过立法鼓励各商业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供融资渠道，政府可通过财政贴息等手段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四、社会自我管制与公众参与
社会自我管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不同于国家威权管制，不是采用命令、禁止等强行规范，表现出“自愿性”与“公益取向性”的特点[5]。与国家威权管制相比，社会自我管制有其一定的优越性，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信息偏差等因素的存在，行政机关在动用行政管制之时，对于管制对象之情势，因缺乏足够考量，而导致管制之失效；第二，由于客观情势的变化，行政管制之法律具有滞后性，不足以规范社会经济之发展；第三，现代社会利益之高度分化，传统威权等管制体制因缺乏足够的利益整合机制，而对各方利益之融合缺乏足够的考量；第四，威权管制须以国家制裁之力为后盾，加之缺乏必要之弹性，其运行成本颇高。社会自我管制机制可有效避免上述威权管制之不足，成为社会利益调节的有机组成部分[5]22－23。
大气污染的管理成本十分高昂，环境管理必然要从早期政府与企业的对立走向相互合作。作为污染者而言，由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而使得它们不得不更重视自身的环境表现，这就为社会自我管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发达国家企业和公众的环境意识较若干年前有了巨大的提高，排污者主动采取措施或与政府合作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为社会监督成本的降低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进展也值得肯定。例如，2007年上海市颁布了《上海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自我监测报告的若干规定》，这是企业与政府合作减少污染排放的一个典型案例。此外，国内一些行业所开展的节能自愿协议活动，在减少大气污染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6]，《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在这方面有所体现。
社会自我管制从本质上来说，是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私人尤其是私人结成的社团与政府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竞争，获得公益的代表资格，以实现在公益代表方面的平等性，并打破了政府作为公益唯一代表的垄断地位，成为制衡政府的一种力量而存在[7]，其可以分为私人、社团的自我管制和公众诉讼(私人、社团以公益之名义起诉)这两种公益代表机制[5]22。公众参与是实现自我管制的重要途径，但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有关公众参与的条款非常少，只有第20条提出了在发生污染事故及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要通报当地居民或进行公告。
从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历史来看，早期主要是以公众参与各种环境保护的集会、游行、抗议等方式为主；到了近期，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方式越来越多，领域也越来越广，从单纯反对污染发展到参与政府决策，并注重自身的环境友好行为。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散在的公众参与、ngos(非政府组织)参与和社区参与三种形式。其中，ngos以其专业性、灵活性和凝聚力，形成政府和公众之外的一种富有行动力的“第三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关于ngos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参见：郑少华．试论美国环境法中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j]．法学评论，2005(3)：120－123．）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环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得以广泛落实。在日本，《大气法》中规定了居民有要求环保部门对污染源进行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的权利，有要求政府对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开发计划和建设项目以及污染源实行限制的权利，有要求设立由居民代表组成的公害监督委员会的权利[8]。此外，日本大气立法中提出了在规定总量控制区、制定总控标准和拟定总量降低计划时，要进行“征询意见”、“公布周知”等，体现了立法中的民主原则和公众参与思想[9]，也值得借鉴。
公众参与条款的不断强化也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取得进展的体现，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公众参与还多停留在“专家参与”和宣传普及阶段，作为一般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途径和程序尚不十分清晰。此外，公众参与的关键不在于让不让公众参与，而是如何实现有效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以后其意见是否能被接纳，公众如何能了解所受到的损害，如何要求停止污染损害，如何参与决策制定等，这些都要求法律中可操作性的规定进行保障。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应将公众参与各个层面的大气环境保护行动的程序加以详细规范，以确保形成畅通的公众参与渠道。
基于现代环境问题的多发性、复杂性与政府管制之人力物力局限，通过有效的公众参与实现社会自我管制，离不开司法途径作为最后的保障。如果公众(包括公众团体)可以对环境侵害提起公益诉讼，促进政府实施法律，其本身既是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社会自我管制的两种基本模式之一。我国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88条规定：“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共同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有所进步，但其实质只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和支持起诉制度，而远非真正的公益诉讼制度。《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明确规定公益诉讼制度，并将其具体化。
五、法律责任问题
环境法律责任主要涉及环境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民事责任。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6条到第65条，均为法律责任的规定。但在这总共二十条的法律责任规定中，有十六条完全是环境行政责任的规定，有二条是对造成大气污染事故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以及刑事责任的规定，有一条是出现自然灾害不可抗力情况下的免责规定，而仅有一条是关于环境民事责任的规定。这种法律责任的设置，正好符合前文所述之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实践证明，此种依赖政府管制来实施的法律，其效果并非良好。
以行政责任为主，缺少民事责任的规定不符合我国环境状况的特点以及当前环境法的发展趋势，应当在法律责任中特别强化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责任发动的动因强度悬殊。对于行政责任而言，尽管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规定很多，但由于担任政府公职的工作人员同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者布坎南早已指出，参与政治活动和参与市场活动的是同一个人，其品性不会发生变化，都受自利动机的影响。“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多重角色和身份使其在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和追求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0]，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因此，这种冲突最为可能的结果，是政治参与人在政治决策和执行中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12]。更何况在大气污染中，行政机关的执法对象———污染企业———往往是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这是行政责任发动动因不强，实践中往往不能落实的首要原因。
除了“经济人”本性决定的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优先以及相应的“权力寻租”问题外，政府行政责任发动动因不强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群’意识的指导下，干预者为了和所属群体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保持一致———为了‘遵循通则’、避免脱离所在群体而独立存在———他们或出于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恐惧，或出于对‘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中庸之道的固守，于是导致经济职权运行中的决策滞后，执行滞后，效用滞后等现象屡见不鲜。”[12]35政府部门固有的低效率问题，也导致行政责任的发动动因不强。以上这些原因，都容易导致行政责任仅仅成为纸上的责任而无法实现。
民事责任则不同，民事责任赋予了个体主动的权利，基于个人爱惜自身及自己财产的本能，民事责任有很强的发动机制。私人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较之于行政机关，往往会更加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如诉讼、行政复议、上访等)寻求救济，能够使民事责任落到实处。与此同时，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工业化大生产的加快，导致现代环境污染事故越来越频繁。与越来越多的污染点相比，政府环境执法的人力和物力均存在限制，而私人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限制，能够更好地监督污染者守法。除了需要增加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外，《大气污染防治法》在修订中，还要注意关于民事责任设定的两个问题。
第一，根据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民事责任第62条的规定，即“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民事责任的发动，仅限于单位或者私人在发生大气污染危害时“直接遭受损失”。其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仍然继承了私法体系下的直接利害关系准则，仅赋予个体在私益受损的情况下请求调解和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样一种公私泾渭分明的规定，实际上忽略了现代社会中，公民私人、社团的公益代表性作用。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社群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力量的发展，环境法需要破除政府管制污染者的单一模式，发挥社会散在力量，发挥私人、社团在公共利益上与政府的竞争机制。所以，在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中，应当淡化“直接遭受损失”的要求。
第二，“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一直是我国环境立法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之一。这固然和行政责任中设定的行政处罚力度偏轻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行政责任的执法动因不强，可以在实践中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的民事责任却没有得到重视。因此，要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难题，不妨换一种思路，即增强民事责任的威慑力，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所谓惩罚性赔偿，也称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13]。当然，严格说来，惩罚性赔偿并不能算作一种纯粹的民事责任。所谓“惩罚”，应该是公权所为，而所谓“赔偿”，乃填充损失也，系“私法所为”，而惩罚性赔偿有机地溶入了“公法”与“私法”因素，演变成一种“社会责任”[14]。惩罚性赔偿制度既可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害，还能惩罚和遏制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事实上起到了私人协助政府执法的作用。大气环境保护作为政府监管能力明显不足的领域，非常适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
除了以上讨论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问题，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发展和变化，环境法律责任所涵盖的对象也应当有所拓展，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时，还特别需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除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侵害外，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的损害及其补偿，应成为法规规范需要考虑的内容。比如，大气污染导致的酸雨对湖泊、森林、土壤等的损害，应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补偿机制，从而对污染者形成压力。第二，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对于环境的污染，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而当重大的环境侵害事件发生时，往往会出现企业无力承担经济赔偿的情况。更何况对于大气污染，基于空气的流动性以及不同污染物可能发生的协同作用，污染责任方往往难以确定。为此，需要考虑设定环境责任保险条款，将大气污染损害的风险进行社会化的分担。第三，与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相比，大气污染物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隐匿型，在大气污染损害侵权事件中，受害者往往因缺乏技术、资金等，无法进行维权，因此，应强调政府公权力提供合理的救助。ml
注释:
[1]杜娟．气候变化与排放权交易高层论坛举行，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室副主任翟勇表示不赞同应对气候变化写入大气污染防治法[n]．法制日报，2009－12－12(3)．
[2]常纪文．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不应把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质对待[j]．今日中国论坛，2009(z1)：106－107．
[3]吕忠梅．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之我见[j]．法学，2007(11)：136－143．
[4]秦虎，张建宇．以《清洁空气法》为例简析美国环境管理体系[j]．环境科学研究，2005，18(4)：55－62．
[5]郑少华．简论社会自我管制[j]．政治与法律，2008(3)：21－23．
[6]huyuan．implementationofvoluntaryagreementsforenergyefficiencyinchina[j]．energypolicy，vol．35，2007，35(11)：5541－5548．
[7]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3)：51－62．
[8]李启家．日本大气污染防治立法新动向探微[j]．环境导报，2000(4)：12－15．
[9]方堃．中日大气污染总量控制制度比较及立法启示[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5，28(1)：63－65．
[10]陈奇，星罗峰．“经济人”和“道德人”并重：行政监督中的人性理论[j]．政治与法律，2004(1)：40－4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12]胡光志，靳文辉．国家干预经济中“政府失灵”的人性解读及控制[j]．法学评论，2009(6)：32－37．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9
关键词：行政法学防治雾霾思考
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的焦点，而伴随着经济大幅增长，近几年国内特别是北京的雾霾问题也愈发凸显，可谓世界热议，民众焦心。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政府作为防治雾霾的主导力量，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行政法学的角度入手研究雾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北京市防治雾霾的行政法制建设现状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前来务工求学的外地人口众多，城市可承载容量和日常运行的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之北京当地和周边省份都以传统工业生产为主，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近几年，北京的大气污染问题逐年加重。据统计，2013年北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合计为176天，严重污染13天，全年总天数中优良天数不到一半。2014年的北京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47.1%，除了6月、8月和9月没有发生严重污染外，其他各月均有重污染发生，严重污染日数累积达到15天，比2013年多出2天。在2015年12月7日晚，北京市首发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在北京雾霾天气频现，对民众身体健康、交通出行、城市形象等各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pm2.5”成为了人们口中的高频词，“apeC蓝”、“阅兵蓝”成为民众的期盼，每日的天气状况时刻牵动着北京乃至全国人民的心。为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有效推动雾霾问题的防治工作，中国目前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环境保护部门为了应对当前新的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也全面提出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的目标、思路和方法，如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与计划》，2014年7月更是了有史上最严之称的空气污染治理考核规定。2015年，新《环境保护法》正式开始实施，区域合作步步推进，污染监管层层加码，环保法律与时俱进。随着国家的大气污染相关的法律规章和政策文件，北京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规及政策性文件，单双号限行、停产、督查等治霾举措都已经开始实施，如2013年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除此之外，北京还了与天津市、河北省的合作框架协议，努力探索联防联控治理区域雾霾的新思路。
二、北京防治雾霾过程中存在的行政法问题
近几年，北京在防治雾霾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相关行政法规较之以前也有所进步，但是还缺乏独立和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执法和监管工作也存在一系列问题，目前北京雾霾问题的治理效果仍不够理想。
1.行政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机制僵化。空气污染所造成的首要危害是对人体健康的损害，这一系列危害所直接侵害的就是公民的环境权。现阶段，在防治城市空气污染中以《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主要法律依据，但仍缺乏一部更具有针对性、专门性的全国立法来推动空气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其中，新的《环境保护法》对于公民的环境权利也缺乏更加全面而权威的保障。另一方面，北京现有的行政法规主要是针对传统的煤烟型城市空气污染，并没有涉及当下对城市公民健康危害最大的新型污染物pm2.5，并且對作为空气污染重要来源之一的机动车尾气排放的规定也不能满足当前治理的需要，于当前愈发复杂的空气污染问题而言，相关法规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2.行政执法理念比较落后，效力低下。在北京，部分环境行政主体执法理念过于陈旧，使得环境执法活动冲突不断，执法效果不尽理想。在日常执法活动中，部分政府环境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行政执法的错位、缺位现象屡现。现阶段北京相关环境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多采用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强制性执法方式，这还造成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冲突不断，执法效果也大打折扣，执法效力较低。
3.行政法律监管力度欠缺，责任模糊。北京当前的雾霾治理模式仍属于政府主导型，政府承揽了很大一部分的雾霾防治工作。而随着政府简政放权，环境保护市场的关系又越发复杂，传统的雾霾监管模式已经失灵，出现了行政监管视野不足，现场监督非连续性等问题。政府在雾霾防治中的责任分工仍不够明确，职责界定比较模糊，实践执法过程中，因行政机关的环境行政不作为而导致的环境污染事故也屡屡发生，由此可见，运用行政法对行政主体进行有效规制，建立统一、协调的雾霾监管机制迫在眉睫。
三、推动北京市雾霾问题更好解决的行政法学路径
鉴于当前北京雾霾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及紧迫性，应尽快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有针对性的城市空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转变行政执法理念和方式，加强行政监管和公众参与，从而为今后的防治雾霾工作提供更加可靠有力的保障。
1.完善行政立法，构建雾霾防治法律体系。当前我国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传统民法及刑法对于雾霾问题的解决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除了要对公民环境权进行立法确认，还应不断完善保护公民环境权得以顺利行使的行政法制。在立法层面，要制定出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规章，以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全面的、系统的城市空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而在此基础上，北京市还要尽快出台针对机动车尾气排放和城市扬尘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从而不断完善雾霾防治的法律体系。
2.转变行政执法方式，创新执法理念。法律赋予了相关行政机关在环境领域一定的管理权，但此项权力的行使是以环境保护的义务为基础的，究其本质，环境保护乃行政机关特别是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基本职责。因此，北京市环境行政主体尤其是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自身环境保护的职责与义务，明确自身在环境保护过程中不仅仅是环境的“管理者”，也是环境的“服务者”，同时也要转变传统的行政执法方式，注重非强制环境行政执法方式的广泛运用。
防治大气污染的方法篇10
*年大气方面的工作牢牢围绕《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中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目标和要求,以两控区和机动车污染防治为重点积极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一)两控区污染防治工作
1、国务院正式批复由我局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联合上报的《两控区“十五”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计划》,这是*年规定两控区后国务院首次批复的规划,为全面推动两控区工作,实现“十五”两控区污染控制目标提供保障。
2、召开了全国两控区工作会议,总结*年以来两控区各地工作进展情况,交流经验,并部署了近期两控区重点工作。会后,向总局领导提交了关于两控区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总局两控区工作的建议。
3、组织*市和华能电力公司开展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交易政策实施试点工作。为试点工作制定了二氧化硫总量控制指标分配至排放源的方法;二氧化硫排污许可证治理办法;固定大气污染源在线监测运行、治理办法;排污交易治理办法等技术指导文件,指导试点地区核定当地重点污染源的二氧化硫答应排放总量指标,开展交易试点,并进行了培训。
4、严格控制两控区新建项目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对监视司会签的20余个项新建项目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认真审核,提出意见。
5、组织山东、江苏、浙江、山西四省开展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总量分配绩效方法的试点工作,调查四省电力行业绩效(每度电二氧化硫排放量)现状,提出四省电力行业绩效指标,核定二氧化硫总量指标。
6、积极推动国家有关经济综合治理部分出台有利于火电厂脱硫的经济政策。提出了“促进火电厂脱硫有关经济政策的建议”,召集部分脱硫火电厂和脱硫公司开会进行讨论。目前正在与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进一步协调。
(二)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
1、为落实国务院批准*市提前执行国家机动车第二阶段排放标准(欧2标准)有关要求,了对达欧2标准车型进行型式核准的公告,首次公布了我国第一批达到欧2标准车型的公告,这对促进我国今后的新车治理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年已四批3000多个达到欧2标准车型公告。
2、加强我局对新生产机动车环保达标的监视治理,完善了审批程序,理顺了治理体制。继续了四批新生产机动车环保达标目录(近3000个车型);调整了对新生产机动车排放达标申报审核工作规范,进一步进步审核工作效率和质量。
3、继续推进出台《防治机动车污染监视治理条例》。重点就新生产机动车环保准进治理体制题目,与中编办、国家经贸委和认监委协调。
4、与国家经贸委共同组织了对重点生产企业停止生产化油器微型车情况进行执法检查,目前全国已经停止所有化油器微型车的生产,从今年年底开始国家经贸委将取消此类车的公告,公安部分不再予以上牌照。
5、与公安部协调在用机动车定期排放检测监视治理的职能转移工作,召开部分重点城市在用机动车污染监视治理工作讨论会,对目前机动车污染治理方面存在的题目进行调查,组织制定有关在用车定期检测的治理规范。
6、与国家经贸委共同继续对提前达到国家第二阶段排放标准的低污染排放小汽车生产一致性进行审查。到目前为止,审核料共有11个企业的111个车型获得减税。
7、加强对农用运输车污染的监视治理。与国家经贸委联合《关于改善农用运输车尾气排放和噪声污染题目的通知》;召开农用车生产企业会议贯彻落实,实施《农用车自由加速烟度排放限值及丈量方法》的通知;要求农用运输车按照新标准组织生产并进行达标车型申报。
8、与建设部协调发展城市电车工作,积极推进城市发展无污染电车发展。与科技部共同推动清洁汽车行动。
(三)推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工作
1、依照大气法,规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与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建设部、公安部等7部委协调,完成《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的划分方案》上报国务院批复
2、继续组织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颗粒物源解析工作,组织培训,指导重点城市制定空气质量达标计划。
3、与科技部共同推进清洁能源行动,确定“十八”个示范城市,促进城市用自然气、电、可再生能源等替换燃煤,建设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4、对吉林省的扬尘污染控制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并转发吉林省环保局联合公安厅、建设厅等7个部分联合下发的关于控制扬尘污染的通知。
(四)*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1、联合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将《*市环境污染目标与对策(*年-*年)》上报国务院。
2、配合全国政协对*市大气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工作进行调研,重点就*市产业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情况形成调研报告,提出措施建议。
3、围绕*市举办20*年*应达到的空气质量要求,同一协调局内外,继续支持、协助*市采取控制大气污染的主要项措施。重点协调*市实施更严格的机动车污染排放标准以及中心单位燃煤锅炉改烧自然气等方面工作。
(五)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1、实施“安静小区工程”计划。编制了“安静小区指标”并在*市召开了有区县环保局和物业治理公司参加的讨论会。
2、针对当前交通噪声污染严重的现状,开始实施机动车加速噪声排放标准,对不能达标的新车不能列进我局的达标车型公告,从源头上控制交通噪声污染。
3、铁路噪声防治稳步推进。今年又有*和上海对进进市区的列车实行禁叫措施,有效地改善了铁路周边地区的环境质量。
(六)保护臭氧层工作
加进哥本哈根修正案的部委协调工作。
举办臭氧层友好的*20*年*的协调工作。
二、*年重点工作计划
*年重点工作是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两控区“十五”计划、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规定方案和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治理条例。
一是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两控区“十五”计划,组织制定本地区两控区污染防治具体实施计划;督促落实二氧化硫重点污染治理项目,出台有利于火电厂脱硫的饿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