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1
一、民间借贷案件被告下落不明的原因
（一）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情况日趋普遍。原有的以家庭为单位，当事人居住地相对固定的格局被打破。由于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使得被告的下落难以查找。
（二）原告不及时。原告多数基于与被告是亲属或朋友关系，故基于“和为贵”思想，在多次索要无果后，才向法院，这时往往时过境迁，被告或变换住所，或外出务工，以致下落不明。
（三）原、被告法律意识淡薄。多数原告为了高额利息不惜冒借款不能收回的风险。而有些被告自始就有恶意欠款的打算，其目的就是将原告的金钱占为己有。持这种心态的被告，往往拿到钱后便会远走他乡，逃避债务，待原告发现后，再向法院时，被告已下落不明，难以查找。
二、民间借贷案件被告下落不明的特征
被告下落不明的事实状态是针对相对方而言的，相对方有如原告、被告的家人、亲属、朋友、邻居、单位和被告住所地村委会、居委会或者在原告所知道的被告可能接触的社会关系范围的人或者组织。现实中某人可能针对这一部分社会关系呈现下落不明的状态，而针对另一部分社会关系却不能构成下落不明的状态。也可能针对所有的人和组织都构成下落不明的状态。而从法律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以所有人不知其下落为证明其下落不明的标准，只能根据案件的性质，结合生活经验法则并考虑到司法的效率来确定以哪部分人不知其下落来认定被告属于下落不明的状态。
三、采用公告送达衍生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有的法院在受理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后，采用公告送达后，未经过认真审查，特别是未证实被告是否属于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根据原告提供的借据就进行了缺席审理及判决，因此衍生出系列负面效应。
（一）处理民间借贷案件时，法院通常根据举证规则指导原告对于被告下落不明的事实进行举证，多数情况下，原告通过多方人脉关系，几经周折确实是经社区和派出所出具了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这时法院通常不会去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从而轻而易举的予以认定和采信。但现实生活中，因经济发展，务工人员增多，人口流动性很大，几乎没有人外出时向派出所或社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备案，这时如果要这些机关来出具下落不明的证明则缺乏事实依据。司法实践中，要求当事人出具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证明，对原告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户口登记机关往往也会因出具自然人下落不明非其业务范围，无义务出具为由拒绝。另外，有的原告为了使法院支持其诉求，不惜铤而走险刻假印章、出伪证，法院此时对该证据若予以认定，则是在实体上的错误，这对将要进行的案件审理和判决带来不小的挑战。
（二）法院依据原告提供的被告下落不明的伪证作出的判决，实际上是将不属于下落不明的被告也按下落不明对待，从而剥夺了被告的答辩权、申请回避、上诉等诉讼权利，甚至可能会导致其在财产分割、债权和债务的享有与承担等实体权利的损害，这些无疑会给法院的工作带来被动，从而引发不安定因素。
（三）现行法律法规对被告下落不明的公告没有统一方式，导致各地方法院的公告方式良莠不齐。民事诉讼法规定公告有两种方式：张贴公告或登报。但这两种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现象。采用张贴方式公告送达的，一般是张贴在被告的原住所地或原告提供出被告可能在某地区时而在当地法院张贴栏进行张贴。试问，被告如果已离开原住所地怎么会看到法院张贴的公告？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怎么会去法院张贴栏前去看看张贴的内容是否与自己有关？对于在人民法院报刊登的公告，对下落不明者，怎会人手一份法院报，又怎么会天天翻阅报纸去了解自己的公告将在哪一期被刊登？
笔者建议，应扩大公告范围，可张贴与人民法院报登报公告二者并用，另外，还应采取一些辅助措施，如得知被告的大致去向后，在其当地的影响力大和覆盖面广的报纸上予以刊登，还可将公告同时送达被告的近亲属和村（居）委会，或将公告在可能知悉被告下落不明的知情人处张贴，并送达给被告的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为实现审判正义和人文关怀的宗旨，尽量多做被告近亲属的思想工作，向其说明法院公告送达诉状和传票后，被告若未到庭，则无法提交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审判人员凭原告单方举证，对事实的认定可能出现偏差，判决结果可能无法体现公平、公正，同时说明法院审理被告下落不明的民间借贷案件适用的程序及缺席审理的法律后果，以便引起被告及其亲属的重视，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尽最大可能使被告出庭应诉，争取通过被告的近亲属通知被告到庭应诉，做思想工作的过程要制作笔录装订在卷。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公告，笔者建议，在公告的内容上应予以规范。首先，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不同的人姓名等各项身份信息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况客观存在，如不写明被告详细个人信息，即使被告真的看到公告，也不利于被告能够确认是其本人，也有不利于能够看到公告的被告的亲朋好友相互转告，最终不能保证被告及时应诉。因此，如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或在被告所在地的村委会、居委会公告、住所张贴公告的，应在公告上注明被告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户籍所在地、居民身份证号码等。其次，凡立案受理后送达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的，要在公告上注明原告书的主要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应诉和举证的期限及举证的要点，还要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姓名、开庭日期和时间、地点以及不应诉、不举证、不出庭参加诉讼的法律后果等内容；凡审理终结后公告送达裁判文书的，要在公告上注明裁判文书判项的内容、上诉期限以及不及时领取法律文书、不在法定上诉期限内行使上诉权的法律后果等内容。
四、被告下落不明时的借贷关系的认定及审判时应注意事项
（一）在现行的诉讼法律制度中，对于被告因下落不明而缺席判决的证明标准没有明确的规定，法院在处理时都以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来审查证据，从而认定案件的事实。这样不乏使得判决所依据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差甚远。多数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举证存在瑕疵。原告针对被告下落不明提供的证据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被告所在地的村委会或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另一种是被告原所在地的居民的证人证言。上述两种证据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对集体印章管理混乱情况较为普遍，个别案件甚至出现了同一基层组织出具两份证明内容完全相反的证明材料。上述证明材料的证明效力，需要人民法院进一步核实；二是上述证明材料仅能证明被告在某一居住地外出后一直没有回来的事实，而不能证明被告是离开最后居住地后一直处于杳无音讯的状态，故在审判实践中仅以此作为证明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还有待商榷；三是在证明内容上，上述证明材料一般仅证明被告处于没有音讯的事实，而对下落不明开始的时间以及原因等没有说明，而恰恰这些情况对某些案件的审理结果有决定性影响。
（二）被告下落不明，原告凭一纸欠条提讼的案件在基层法院大量存在，由于被告下落不明，无法对原告的证据进行质证，法院在证据审查时一定要严格，作为定案的证据不能是孤证，法院会建议原告提供其他证据进行佐证，这就要求原告提供的证据要形成证据链，一环扣一环，最终证明其主张。法院应对原告的证据进行慎重的审查判断，在有疑问的情况下，法院依职权可以调查取证，综合判断证据效力。借据属于书证，在被告缺席，无其他证据佐证时，要凭借借据认定借贷关系，必须将借据查证属实。原告可以自己或申请法院调取存在于婚姻登记机关、派出所或其他所在地调取被告签名或指纹，从而通过司法鉴定以比对借据签名或指纹的真伪，最终确定借据的真伪。审判实践中，有的原告又向法院提供了几位借款时的在场人出庭证实，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只有借据与几个证人证言时并未形成证据链，因为只能证实被告借款的过程，却不能证明被告是否已还款及证人与原告之间是否有利害关系，最终导致法院对借贷关系无法认定。因此，笔者建议，当原告举证存在瑕疵时，法院依申请或依职权调查取证后仍然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为了保护原告的诉讼利益同时也保护被告的合法利益，可适用于中止情况下的其他情形进行中止，待被告到庭应诉后或发现有新的证据时再恢复审理。这种做法虽然会影响到司法效率，但效率与同为重要法律价值的正义发生抵触时，正义应是法律的优先选择。
在此类案件的审理阶段，要严格按照规定，适用普通程序，采用合议庭进行审理，可让被告近亲属旁听案件的审理，让透明的庭审传达法院公正办案信息，使被告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将判决同时送达给被告的近亲属，向其说明判决的法律依据，尽量减少缺席审判带来的后遗症，从而做好被告的服判息诉工作。
五、处理被告下落不明的民间借贷案件的相关对策
（一）加强法制宣传。在全社会树立起诚信观念，加强对社会个人的投资风险教育和法制教育，增强民间借贷风险意识。
（二）可加强有奖举报措施的应用。将下落不明的被告的资料刊登在有关媒体上，并对及时向法院提供信息的人员予以一定的奖励。
（三）法院在审理时应对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制定统一的证据认定标准。对村委（居委）证明材料应当鉴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建议相关部门规范村委（居委）出具证明材料的格式和内容。证明材料除加盖集体组织印章外，还应该有盖章人、村委（居委）负责人的签字，进一步落实证明人责任，其证明内容中应对被告下落不明时间和原因予以说明。对于原告提供的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法院应进行严格的实体审查。虽然原告提供的被告所在地的村委会、居委会、少数为当地乡（镇）政府、当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的证明材料，虽然上述单位的证明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及权威性，但法院仍应与更加熟知被告真实情况的邻居、近亲属作进一步的了解，以确认被告确实“下落不明”，从而减小法院在审判时及审判后面临的风险。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2
两会上，民间借贷是一个大热话题。不少议案提案聚焦于民间借贷，建议与其让大量的资金在金融体系外循环，不如对其立法收编，纳入正规的监管。作为民间借贷历史最悠久、也是2011年最早爆发民间借贷危机的地区，浙江省代表委员更是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极大关注。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甚至牵头起草了《民间借贷法》，通过人大代表递交两会，凸显民间的立法努力。总理答记者问时表示，要把民间资本引入金融领域，使民间借贷阳光化，透明化。这样把民间与银行融资相结合，才能使经济更好地发展。
立法呼声勃然而兴
民间借贷早已有过立法尝试。2008年，央行即着手起草《放贷人条例》，试图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规范民间借贷，将所谓的“地下钱庄”阳光化，但历经前后4次修改，《放贷人条例》依然未能通过。
今年两会，民间借贷立法呼声再度勃然而兴，议论纷纭。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以政协提案及大会发言的形式提出，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并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保障有资金者的放贷权利，使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得以确认。
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揭露称，跳楼老板不申请破产保护却一死了之，是因为很多民间借贷背后非富即贵，他建议，一定要立法监督民间借贷。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证监局局长侯外林也表示，温州一带出现一些民间借贷的问题，就是因为处在地下，遮遮掩掩、见不得光。如果民间借贷阳光化，就好办了，不管借给谁，都有法律保障。
来自浙江的代表、委员，更是对民间借贷的话题有着高涨的热情。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在任期内连续几年的议案中都提及建立民间借贷的法律机制，今年她又提交了“关于制定《民间借贷法》的议案”。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局主席赵林中已提交了数十份与民间借贷有关的建议。今年，他再度提出了《关于规范民间融资的建议》、《关于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放开民营金融市场的建议》等议案。
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与该院研究员刘兴成合作，在浙江省、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历时1年多，共同起草了《民间借贷法》草案，通过浙江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向两会递交。这是中国民间“制定”的第一部《民间借贷法》，周德文成为民间草拟《民间借贷法》的“第一人”。
“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0年年底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即显示，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是双刃剑，它伴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发展，可以说没有民间借贷就没有民营经济的今天，但是，因为民间借贷大都是高利贷，极大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短期使用尚可，时间长久定会置企业于死地。要根本解决民间资本的混乱，就需尽快让民间借贷合法化，如出台《放贷人条例》，为此，我已呐喊十年。这次，我们完全自费调研，草拟了《民间借贷法》，我的目的是推动中国对民间借贷立法，并在立法中吸纳我们研究成果的一些合理内容。”周德文告诉时代周报。
民间起草法律探索突破
周德文起草的立法建议稿，突破了之前的一个法律。建议稿允许个人与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之间发生民间借贷，这与迄今难产的《放贷人条例》拟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的条款正相契合。而目前国家有关法律只规定允许个人之间发生民间借贷，央行的《贷款通则》，更是将贷款人限定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经营贷款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据了解，与《贷款通则》对贷款人身份界定的冲突，正是《放贷人条例》未能通过的首要法律障碍。
此外，立法建议稿还打破了现行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的规定，认为“借款人和贷款人可以就借贷的利息等内容自行约定”。对此，周德文表示：“立法既要考虑现实，兼顾现有的法规政策，又要考虑未来。中国将来要实行利率市场化。银行的利率都要市场化，基准利率不存在，就无法限定4倍。不限定利率，也是为了体现‘自由交易，欠债还钱’的民间借贷基本原则。”
“在实践中，一般的民间借贷如果超过4倍利息的，但能够协商解决，法律也不会干涉。这样的事情在个人之间、企业之间都很多，很常态。超过4倍利息是不受法律支持的，但一些案子设计得比较巧妙，钻法律的空子。放贷人对贷款期限分段计算，每段不超过4倍利息，但实际上已超过4倍利息，有时候也能获得法庭支持。而企业之间的借款，尽管现实生活中并不少，但在法庭上是不受支持的，一般以调解结案。”上海杜跃平律师事务所杜跃平律师告诉时代周报。
事实上，高息民间借贷规避法律的“窍门”还有不少。上海和基律师事务所边立鑫律师告诉本报记者，一个广为采用的隐蔽手法是，放贷人在放贷的时候已将利息从本金中扣除，但借据上仍标明本金数额。
“这种手法损害了借款人的利益，容易导致利率很高的高利贷，复利导致借贷双方的本金和利息账算不清楚，容易产生纠纷和冲突。最重要的是，它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所以，在《民间借贷法》中，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否定。”周德文称。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去年12月下发的通知中，也强调了4倍利率，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于复利问题，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今年2月19日，最高法又通知，明确出借人依照合同约定请求支付借款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第7条的规定处理。其中，出借人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尽管相关法律在一步步调整，但相比某些地方“全民放贷”的现实，法律的滞后仍然明显。“民间借贷的中介机构现在有很多，包括投资公司、咨询管理公司等，都在放贷。从法律上来说，这些机构涉嫌非法经营。对这些机构该怎么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边立鑫称。
“民间借贷立法，迫在眉睫。而在没有相应法律的时候，对公民来说，应该是法无禁止即自由，法律没有规定到的地方，应该允许创新。像中小企业、个人之间的借款，既已广泛存在，应允许其生长。法律应该为经济基础服务，现有的限制性法律应作出修改。”杜跃平表示。
阳光化伴随争议
“理论上说，民间金融应该全部放开，但这是个长期过程。”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对时代周报表示。“民间相互拆借、调剂余缺本来就存在，但这里涉及到一个借贷规模、借贷双方对借贷行为的理解、对借贷风险的理解与控制能力。在金融知识普及发育还很欠缺、对金融风险的理解与控制能力还比较差的情况下，说让‘地下’金融走到‘地上’，这种说法是简单化的。”
据张晖明估算，民间借贷的规模，可能不下于央行直接投放的信贷量。“许多商业银行都在做表外业务的理财，包括信托也在做。央行直接投放七万亿信贷，这块可能也有七万亿，活跃得不得了。对其立法规范、纳入监管的想法是对的，对规范金融秩序有好处，但在经济生活里，监管是管不过来的，始终会存在一部分市场的自身借贷行为。目前的问题是此类案例太多、太离谱，这与对金融风险的理解有关。在走向规范的过程中，还是要培育金融知识和对金融风险的理解与控制能力。”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也告诉时代周报：“民间借贷如果起的是补充作用，根本不用管，可以靠社会本身来协调。若经济生活中的相当部分是靠借钱来支撑的，不规范的话就会出大事情。问题是怎样才算规范化、阳光化？要有个概念，如果阳光化是指纳入银监会管理的体系，形成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不是民间借贷了。当然这事应该推进，比如民营银行、股份制银行，既解决了中小企业的借贷难，同时也分担了金融风险。这时，民间借贷就会仅仅是一个补充，对整体不会有大的震动。”
而民间借贷的高利贷“痼疾”，在杨建文看来，取决于紧绷的资金供求关系。“一种方式是用法律严惩高利贷，这只有极端情况下才可做。另一种方式，是从根本上缓和资金供求关系，降低利率。通过推进非正式金融机构的发展，缓解资金供求关系，才是高利贷的根本解决之道。”
不过，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认为，高利贷的产生，其根源还是近年来的泡沫经济。“实际操作中，很多人是借了高利贷，变成自己的资本金，再去向银行借钱，投向房地产企业。房地产市场的大泡沫，让每个人都想到里面分一杯羹，高利贷市场就是这么来的。这是个制度问题，很难进行单纯技术上的改进。”
无论如何，非正式金融机构已然试水，如推出村镇银行的试点、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允许个人和企业注册成立“只贷不存”的放贷机构等。然而，不能吸储、“只贷不存”的限制，也让不少小贷公司颇多抱怨，认为未能享受金融机构的待遇。
与只能在银行另外融得50%的注册资金的小贷公司相比，2月29日，温州第一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试营业，又挺进一步。这家公司名为瓯海区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其最具亮点的政策就是，他们能以“1块钱的本钱，做5块钱的生意”。据了解，3月份，温州还将会有乐清、瑞安等地的3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和1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陆续挂牌经营。民间借贷正在渐渐“走进阳光”。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3
一、高利贷在农家的重要地位
农民对高利贷有着极强的依赖性，首先可以从农户的负债率证明。
1933—1947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曾做过多个省份农民负债率的调查，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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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0CZS009)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基1999[17])子项成果。
如表1所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抗战以前的1933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六省农户平均借款负债率为58％，借粮负债率为51％。抗战期间，农户负债率仍然较高。如1942—1944年，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个省份的借款负债率相继为55％、58％、58％，借粮负债率为46％、48％、50％。1945年，湖南、湖北二省的借款负债率为60％，借粮负债率为50％。到1947年，六省的借款负债率为60％，借粮负债率为49％。综合以上资料，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农户约一半以上是负债的。据1932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的统计，六省共有农户1815万余户，①按此计算，负债户约有908万户。
笔者还搜集到20—40年代比较零散而具体的49项统计资料②，其中有l3项负债率在50％以下，9项在百分之五六十之间，27项在60％以上，17项在70％以上。可见，在各地的实地调查中，农家负债率比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要高。
实际上，农民真正的负债率可能比公布的调查统计还高。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员曾说，在调查借贷关系时“农民多不大愿意告诉人家”。③可见，这就很可能使调查者得不到全面数字，从而漏掉部分负债者的统计，使负债率降低。这种情形并非孤立现象，1936年陈翰笙调查广东农村时也说：“由于调查负债情况有一些特殊困难，因此这种调查所得的结果往往低于实际的百分比。”④所谓困难，显然与浙江农村调查员之所指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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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页(F)计算。
②参见李金铮：《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借贷之研究》表1～4，复旦大学博士后报告2001年。
③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1934年版，第133页。
④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页。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负债的农民不全是借高利贷者，但绝大部分为借高利贷者是没有问题的。从农民借贷来源而言，据长江中下游六省的统计，1934年，私人、商店、典当、钱庄等传统高利贷占农民借贷的92．5％，到1947年，在现代农村金融比较集中的地区，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接近60％，①至于其他地区，高利贷的比例肯定高得多。从借贷利率而言，仍以1934、1947年的统计为例，高利贷利率都在90％左右。②总之，当时的调查统计基本上能够代表高利贷的情况。有鉴于此，本文对后述资料不再解释。
除了负债率以外，从负债额也可证明农家对高利贷的依赖。
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对各省农家负债额做过较大规模调查，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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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农情报告》1934年11月第2卷第11期；中华年鉴社：《中华年鉴》1948年版，第1260页计算。
②以超过年利20％或月利1．67％就算高利贷利率，参见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如表2所示，长江中下游六省每一借债农户平均负债122元。如前所述，六省约有908万负债农户，按每户平均负债122元计算，负债总额达11．1亿元。
我还搜集到20—40年代各地具体的调查统计资料①，1940年以前，借债额都是以货币表示的，各地平均每户负债157余元，比表1显示的每户负债额多30余元。1940年以后，借债额都以稻米或稻谷表示，如以稻米计，平均每户负债8．6石。
弄清借款额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更可看出农民对高利贷的依赖程度。
根据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的调查，长江中下游六省共有调查户数938548户，除去收入不明者以外，剩余929194户，总计年收入144117112元，如此算来，平均每户收入额为155．1元。如上所述，六省平均每借债户负债额为122元，占家庭年收入的78.7％。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各地的具体资料也说明，负债额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例也较高。如1927年浙江杭州市笕桥附近，一村平均每户年收入248．9元，负债97元，占年收入的40％；另一村平均每户年收入123．7元，负债134元，已超过年收入。②1929年江苏无锡县11村，平均每户收入135．6元，负债额为167．6元，也超过了家庭收入。③30年代宜兴县第三区宋庄乡、葛渎乡和市桥乡，农民负债额占其家庭财产的75％。④
由上可见，直至民国时期，高利贷在农家的地位仍然极其重要，农民离不开高利贷。不论其性质如何，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再做其他解释。如果不顾客观事实，先入为主，简单否定，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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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金铮：《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借贷之研究》表1—8。
②据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606—607页计算。
③据朱文强：《对<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的再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④徐洪奎：《宜兴县乡村信用之状况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4637—46375页。
二、高利贷的金融调剂作用
任何长期延续和广泛存在的制度和习惯，都必定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联系，并发挥某种功能维护这种社会经济基础。高利贷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借贷制度，也是如此，它之所以一直延续下来，关键是对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起着金融调剂作用。否则，也许它早就消亡了。
高利贷的金融调剂作用表现为生产用途和非生产用途两种，特别是后者。
卜凯对1929—1933年全国22个省农民借贷的用途做过详细统计，见表3：
如表3所示，如将六省平均，农民借贷用于非生产者的负债户、负债额比例分别为用于生产者的2．5倍、3．5倍。如以负债户、负债额总计各为100％，则负债户用于生产者占32．2％，用于非生产者占81．1％；负债额用于生产者占23％，用于非生产者占77％。正应了马札亚尔所说的一句话，中国“乡村中的借贷，多半都不是借来用以改良生产条件及保证良好的再生产过程。”①
为什么高利贷主要用于日常生活上呢?其根本原因显然是由于农家收入太低，人不敷出，生活无着，只好求助借贷。1933年江苏实业志调查组就说：“农民每年之收入甚微，多数仅足供其简陋之生活，而无储蓄之可能。不幸一有意外发生，即不免陷于负债。”②
生产用途和非生产用途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各地的调查为此提供了证据。如江苏，据1934年12县的调查，用于各类借贷用途的负债户比例依次为：应付天灾24．7％，日常家用23．1％，疾病丧事18．1％，偿付旧欠12．7％，婚嫁喜事8．1％，购买或典租田地5．5％，经商亏空2．8％，兵匪讼事1．6％，农事亏空0．9％，购买牲畜、农具及修理费用0．6％，其他0．4％，借作畜本0．3％，购买种子肥料0．2％，纳租税捐0．2％，不明用途者占0．9％。③又如浙江，据1927年金华等8县的调查，借款用于购置土地房屋、种子、肥料和农具者分别占总额的9．8％、2．6％、6．8％、5．8％，用于家用、婚丧、及其他者分别占44．4％、19．7％、3．3％、7．6％。④在江西，据1934年馀江等5县的调查，用于各种借贷用途的负债户比例依次为：日常家用43％，疾病丧事17．5％，婚嫁喜事8．9％，应付天灾8．4％，偿付旧债7．5％，购买田地及典租田地5．5％，购置牲畜农具及修理费用3％，经商亏空1．6％，兵匪祸害1．5％，其他0．9％，不明者0．6％，借作商本0．3％，纳租税捐0．2％，购买肥料种子0．1％，农事亏空0．1％。⑤又据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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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神州国光出版社1932年版，第426页。
②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1933年版，第51页。
③据《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972—45973页整理计算。
④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601页。
⑤据《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272—45273页计算。
年湖北、安徽、江西部分农家借款的调查，用于掘沟筑堤、修造农舍、购买牲畜农具、支付工资等生产用途者在三省分别占9．3％、6％、6．4％，用于伙食、婚嫁、丧葬、纳税、诉讼等非生产用途者分别占90．7％、94％、93．6％。①上述资料表明，高利贷对于生产的金融调剂作用主要表现为购买田地、掘沟筑堤、修造农舍、支付工资以及购买农具、牲畜、种子肥料等；对于非生产用途的金融调剂作用主要表现为应付天灾匪祸、日常家用、疾病丧事、偿付旧欠、婚嫁喜事、兵匪讼事、纳租税捐等。
上述调查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现象，高利贷与农民的婚丧活动非常密切，如用于婚丧的借贷在江苏占26．2％，在浙江占19．7％，在江西占26．4％，都在各项借贷用途中名列前茅。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节俭是受到鼓励的，”但“在婚丧礼仪的场合，节俭思想就烟消云散了，”②以致婚丧铺张的陋习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并经常导致其负债。如二三十年代，江苏武进县乡人“均好场面”，“婚嫁仍沿旧制，聘金妆奁之需索甚苛，每在二三百元之谱。至于死丧之耗费更巨”，“为维持情面起见，无形或有形之中，是农人蒙莫大之损失，遂举债以资弥补。”③无锡县北夏乡，丧事费用超过了每年最低收入，男女婚费则都超过了年平均收入，“为了结婚借债而致一世在利息中翻筋斗，甚至累及几代的，所在皆是，为了死掉尊亲借债而受榨取，或是失掉耕地的，更是普遍。”④江西兴国县，讨一老婆要花费200元左右，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家产，为讨亲而欠债者很多，因操办老人丧事而负债破产的也常有。⑤从日本人的调查来看，20世纪初至30年代，无锡、嘉定、松江、太仓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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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应廉耕：《农佃问题与农村借贷》，《农林新报》第13卷第19期，1936年。
②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5页。
③李范：《武进县之乡村信用状况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6871页。
④王天予：《无锡北夏区的农村经济》，《农行月刊》第2卷第11期，1935年11月。
⑤：《兴国调查》1930年10月，载《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农民的婚丧费用，绝大多数也要靠借债或典地筹集。①
我认为，不能小视高利贷用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它至少使难以为继的农民暂时渡过难关，延续生命。也只有生命得以延续，才能谈得上维持家庭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对于日常生活借贷可能过分夸大了，如银行家章乃器早在30年代就说：农民“只可能有‘饥寒交迫’的消费的借入，而不可能有‘整暇’的生产的借入。”②这显然是义愤大于理智的夸张说法。我认为，对于生产经营借贷视而不见无疑有失偏颇，上述资料已证明，用于生产的借贷至少在10％左右，有的还达到百分之二三十。1934年湖北武昌等8县农家借款的调查更表明，用于农事费用者占66．1％，用于小贩经营者占11．4％。③1930年代初浙江海宁等四县农民典当用途的调查也表明，生产经营用途占典当金额的57．55％。④“春当秋赎”是典当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恰恰与农业生产的春播秋收是相适应的。
兹不妨再举几例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以说明高利贷在农家生产中的作用：
江苏省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的调查显示，佃农资本多非出自本人，而是大半借自地主。⑤湖南安乡县湖田区域也是如此，小农再生产的资本非靠借贷不可。⑥以浙江长兴县合溪镇为例，旧历5—7月，农民预卖稻米的目的都是要购买肥料、戽水灌田。⑦尤其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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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
②章乃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279页。
③据《湖北之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272—45273页计算。
④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第227页(m)。
⑤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研究》，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1926年版，第52页。
⑥伍忠道：《湖南安乡县湖田区域中的农田经营》，《中国农村》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
⑦韩德章：《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
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要经常借助高利贷维持生产。如上海青浦县黄渡镇西南乡，菜农因种植蔬菜的成本比种植水稻高，一般在栽植之前要向地主富农借款。①吴江县开弦弓村，农民在清明时节从事养蚕，也要通过借贷周转资金。②南通县植棉区域，佃农资本属于自己者甚少，而多借自地主、富农。③湖北棉区的情形也是如此，“大半的棉花种植者，都是小独立农民，他们毫无资本，全恃举债，以维持耕作。”④再如烟草种植区，据陈翰笙先生1933、1934年的研究，在安徽凤阳、河南襄城和山东潍县美种烟草区，生产烟草的费用为小麦或高粱费用的3—5倍，农民必须购买豆饼或芝麻饼做肥料，购买煤炭烘烤烟叶，“这些农民出力气并不困难，但是要他们拿出现金去购置东西，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常常无法应付生产费用而被迫借贷，如中等农户所用的豆饼大约不少于30％，贫穷农民不少于50％，是从商店赊购来的。⑤更应指出的是，还有的农家通过借贷，解除燃眉之急，使即将破产的家庭得以恢复和重建。如江苏吴江县江村蒋姓村民，因父亲、叔叔、姐姐的婚丧嫁娶借了不少债，但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算还清了债，把一个家又扳转过来。”⑥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对农民借债用于生产经营的运作状况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无法了解更多的信息。但无论如何，生产经营借贷对于农家经济的发展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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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洛：《黄渡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第1期，1933年11月。
②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94页。
③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07—108页。
④高矜细：《近年来乡村之高利贷资本》，《申报》1934年11月5日；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汪熙、杨小佛编：《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⑤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2、77页。
⑥潘乃谷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39页。
正是因为高利贷对农民生活生产有一定的作用，债户往往对债主是感恩戴德的。张一凡就说：“平民在高利贷之下借到了钱，他们不但不对债主仇恨，而且甚至会叩头求拜地感激涕零!凡深入过民间的人，都知道这是事实。”①安徽六安县安乐乡的农民就认为，放债者“有良心”，高利贷是“救命钱”。②湖北孝感的孙兆祥说，典当“对于解决农民、小手工业者、店员、小商小贩等人资金上的困难，曾起过融通作用。”③浙江平阳的王崇明也说：“在旧社会，穷苦人家在生活、经济上发生困难时是告贷无门的，只有将物品拿去典当，这才是解决困难的惟一出路。当店虽属于高利贷剥削，但在解决资金周转上的困难，也是起着调剂的有利作用。”④
也许正是基于此，费孝通说：“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或即使是高利贷者为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当农村需要外界的钱来供给他们生产资金时，除非有一个较好的信贷系统可供农民借贷，否则不在地主和高利贷是自然会产生的。如果没有他们，情况可能更坏。”他还说：“可供借贷的款项极为有限，而需求又很迫切。入狱或者失去全部蚕丝后果更加势不可挡。向高利贷者借款至少到一定的时候，还可能有一线偿还的希望。”⑤这一看法可谓惊世骇俗，发人深省。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典当业这种高利贷机构还得到许多学者和实业家的认可，如经济学家马寅初说：平民为日常生活而典质，但也间接有益于生产，因此“典当业就大体上观察，其为便民组织，似无可质疑。”⑥金陵大学农学院在调查豫鄂皖赣四省典当业之后也认为，典当业符合普通百姓暂时之需要，是解救人民春荒与急需的重要途径，典当业自诩为“裕国便民”、“济人之急”并非全无道理。⑦著名银行家陈光甫也强调，典当业“虽然墨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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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一凡：《我国典当业之研究》，《中国经济》第2卷第8期，1934年8月。
②安徽省财政厅等：《安徽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9页。
③孙兆祥：《沦陷前后的孝感典当业》，《孝感文史资料》第5辑，1988年，第97页。
④王崇明：《鳌江的当店》，《平阳文史资料》第6辑，1988年，第58页。
⑤费孝通：《江村经济》，第201、196页。
⑥宓公于：《典当论》马寅初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页。
⑦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豫鄂皖赣四省之典当业》，1936年版，第1—2页。
成规，博取高利，究是农民习用的简便金融机关。”①
只可惜上述看法并未引起当时人以及后来人的注意。倒是一个美国著名学者家马若孟，在对华北农民经济进行研究以后说：“学者们写到中国农村的商人和高利贷者时都不抱同情。他们被描述为寄生虫，与他们为农村经济所做的贡献相比，他们更多的是要为其落后负责。事实上，对于他们的作用和行为所做的描述加入了太多情绪化的东西。”②我认为，马氏的看法颇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我并不否认高利贷对农民确实造成了许多恶劣影响，如许多债户被高利贷者掠去土地；许多债户被迫低价出卖农产品，甚至出卖房宅家什，卖儿鬻女；债户与高利贷者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不少债户越借越穷，甚至破产。③上述事实已经说得太多了，毋庸赘述。我只是想强调，不能因此而否定高利贷的作用。
三、高利贷危机及其后果
我们都知道，农村金融枯竭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我认为，所谓金融枯竭，实际上是指传统借贷形态尤其是高利贷的衰落和危机，而这一危机给农村金融带来极大困难。
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印：《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949年版，第122页。
②(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山东农业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
③参见李金铮：《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借贷之研究》，第107—109页。农民在对高利贷感激的同时，又怀有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如苏南等地流行民谣“农民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湖北宣恩县流传“背债是个无底洞，驴打滚，利滚利，不知哪辈人还得清。”在安徽肥西县上河派村，老百姓“称高利贷为黑心钱，绝子绝孙钱。”(参见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文献》，1952年版，第395页；龚人汉：《解放前的民间借贷及高利贷剥削》，《宣恩文史资料》第4辑，1989年，第146页；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会：《安徽省农村调查》，第50页。)
乡村资金外流，是乡村金融枯竭的首要原因。一是高利贷者的主体——地主、富农、商人携带大量资金流入城市。他们一方面是为了享受城市现代生活或投资工商业，而躲避乡村匪患、惧怕革命运动更是入城的重要动机，正如经济学者王文均所言：“乡村富裕之家，亦以治安不佳，携资挈眷，避居都市，结果为资金之加速度的集中都市而农村金融更形枯竭。”①如江西，“向日农村金融赖富有者之资金以周转者，今则富有者纷纷逃亡，资金亦因而集中都市。”②另外，城乡贸易关系不平衡也是乡村资金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通商大埠收缩内地各城市的信用，各城市收缩各村镇的信用，所以内地现金，只有流出，通商大埠，只有流进。集中一处，呈露了一种分配极不平均的现象。”③由于上述原因，乡村资金集中都市的速度日益加快。如金融中心上海，中外银行存银数额1920年1月为37569万元，1930年1月增至229258万元，到1934年3月更增至589467万元。④仅江西九江关1931—1935年就溢出现金1亿元，“其中当以农村资金之流出为最多”。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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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文均：《中国农村金融之现状》(续)，天津《益世报》1934年6月20日。茅盾在1933年发表的小说《子夜》中对此也有描写，见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3、208、224页。
②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411页。
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0—411页。
④李紫翔：《资金集中都市与资金回到农村》，天津《益世报》1934年6月23日。
⑤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226页。
由于天灾匪祸频繁，地主、富农、商人、典当业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从而成为乡村金融枯竭的又一重要原因。如江苏无锡县礼社镇，薛姓地主在清代嘉庆年间有土地4万亩，经营典当13．5家。民国初年，尚有2000亩以上的地主2人，放款数万。1927年后急剧衰落，最大的地主拥有土地已降至900亩，总土地减至全盛时期的1／3。①又据30年代的调查，安徽广德县的小地主，因苛捐杂税频繁，谷价低落，也流入贫困之群。②湖南辰溪县，与民国十三年以前相比，“其中可注意者，二十乡村地主之日趋贫困。”③湖北黄梅县，“以近年匪水两灾，富家多变中产，故地方金融异常枯竭，民商周转，多感困难。”④商人、商店的萎缩也十分明显，据1930—1935年六年的统计，长江中下游六省商店营业状况仅占平常年的百分率相继为70．3％、65％、64．1％、60．8％、51％、44．7％。⑤湖北黄陂县县城原有商店616家，1934年因债务破产67家，拍卖4家。⑥浙江平湖县，1931—1934年，粮行、布店、杂货店已由95家降至71家。⑦典当业的衰落更速。如江苏，清代中叶约有典当一千二三百家，到20世纪30年代初仅剩下361家，1934年营业亏损达300万元。在抗战时期以及国共决战时期，典当业更是闭歇殆尽。⑧
由于上述原因，传统高利贷市场疲软，放债数额大大减少。如江苏无锡县礼社镇，薛姓地主1927年以后“高利贷放款均秘密进行，为数大减”，放款之数甚至不及负债之额。⑨江苏典当业的营业额，由1932年的4000万元降至1934年的3200万元。⑩湖北黄陂县商店，已不敢轻易对外赊账。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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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霖：《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新创造》第1卷第1—2期合刊，1932年7月。②苏筠：《日趋严重之中国粮食问题》，《申报月刊》第3卷第4号，1934年4月。
③张绵周：《辰溪调查拾零》，《农业周报》第4卷第4期，1935年1月。
④《湖北县政概况》，1934年版，第361页。
⑤据《农情报告》1938年7月第5卷第7期计算。
⑥南秉方：《湖北黄陂农村金融调查记》，《农林新报》第13卷25期，1936年。
⑦段荫寿：《平湖农村经济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22798页。
⑧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6080页；宓公干：《典当论》，第296页。
⑨余霖：《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新创造》第1卷第1—2期合刊，1932年7月。⑩陆国香：《江苏典业之衰落及问题》，《农行月刊》第3卷第6期，1936年6月。
⑾南秉方：《湖北黄陂农村金融调查记》，《农林新报》第13卷25期，1936年。
浙江各地米行1936年的统计表明，放款较前减少8／10。①有些地主、富户即便有钱，鉴于社会动荡不安，出贷风险大大增加，也不敢再向农民出借了。如江苏无锡县，“近年来农民信用较昔大逊，富裕之家每惧母金之危险，往往不肯轻易贷于农村。”②江西兴国县，因“民国十六年后‘世界起变化’，把钱出借的就很少了。”③在寻乌县，由于“军阀捐派频繁，看见多钱出借之家，就这也要捐，那也要派，”也使得大地主不愿出借。④浙江米行业，“因农民日就贫困，信用日趋低落，米行即有资本，亦不敢轻易贷放，因此借款之事大为减少。”⑤
高利贷者放债数额减少，最终导致农民借贷非常困难，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借贷无门的现象。姚残石的小说《借稻还稻》对佃农朱老大的借债困难有过详细的描述：朱老大鼓起最大的勇气，才哆哆嗦嗦地“像求菩萨一样”，向东家杨老爹提出借钱，当得到杨老爹的同意后，他就像坐过十年监狱遇到大赦一样，恨不得趴在地上磕几个头。⑥各地的具体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如30年代江西，“本省农业金融枯竭，农民借贷无门。”⑦湖北五峰县，“地方金融，异常枯竭，人民周转，诸感不便。”孝感县，“地方金融异常枯竭，民商周转，多感困难。”⑧江苏丹阳县，私人借贷范围多不出一村或一族之内，何况能够发生此种关系之村族，也不过少数较富有者。⑨嘉定县，在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后，“农家耕种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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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培刚等：《浙江省粮食之运销》，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30页。
②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393页。
③《农村调查文集》，第201页。
④《农村调查文集》，第146—147页。
⑤张培刚：《浙江省粮食之运销》，第130页。
⑥姚残石：《借米还稻》续二、三，《农行月刊》第3卷第2,3期，1936年2．3月。
⑦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226页。
⑧《湖北县政概况》，第1443、650页。
⑨褚化龙：《丹阳县第三区农业生产成本及农村金融概况》，《农行月刊》第3卷第10期，1936年10月。
肥田资金，均有无法筹措之苦。”①
在有的地区，最贫困的贫雇农，负债率反而较低，更说明借贷无门的严重性。如1934年江苏12县，雇农负债者仅占其本阶层的12．8％，自耕农、半自耕农为49．0％、62．9％。②1949年，浙江建德县、安徽宣城县，雇农负债者占其本身的比例也都低于中农。③贫农负债者较少的情况也不少见，如1949年，江苏省常熟县李墅乡小庙村，贫农负债者占其本身的38．7％，而中农负债者占其本身的51．0％。④同年吴县青云乡、吴江县浦西乡、松江县新农乡地，也都有类似情况。⑤
可见，高利贷危机对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并非福分。
如果说上述事实表明高利贷处于危机之中，而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运动使得高利贷受到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冲击。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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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维新学院编辑发行：《江浙皖实态调查汇集》，1939年版，第24页。
②据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960页整理计算。
③华东军政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74页；《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45—146页。
④据华东军政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17页计算。
⑤《苏南文献》，第531页。
⑥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建立根据地革命后，采取了取缔高利贷的暴力行动；抗日战争时期，改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又改为彻底消灭高利贷的政策。(参见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第199—226页。)
值得注意的是，对高利贷实行暴力革命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悖论。也就是说，通过暴力革命限制和取缔高利贷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农民通过减租减息和废除高利贷，确实得到了许多好处，一时缓解乃至卸掉了高利贷的沉重负担。问题是与此同时，民间借贷普遍发生了严重停滞的现象，农民转而陷入借贷无门的僵局，借贷资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农民仍然感到痛苦。早在土地革命时期，邓演达、就曾指出这一现象：“革命发展的结果，乡村富有阶级极端闭借，许多地方几乎断绝借贷关系，致使贫农社会惶惶不可终日。”①譬如湖北黄安县，农民“虽可暂时受不还债之利，却大受无处通融之苦。”②抗日战争时期也发生类似情况，如淮南根据地，1941年1月邓子恢指出：“农村金融停滞，大户人家不敢借，贫苦人家告贷无门，妨碍生产甚大。”③据1943年六安县安乐乡的调查，自从分半减息政策后，放高利贷的地主、商人装成穷人，不敢放债了，致使贫农一般借不到债，乃至埋怨抗日政权。④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如此，如苏南地区，“一般说，借贷关系是停顿的，不是利息高低问题，而是借不到钱的问题”，“有钱的人不愿借，对农民不利。”⑤
可见，暴力革命仅虽暂时减轻或解决农民的高利贷负担，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借贷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村实际相互冲突的一道难题。
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想根绝高利贷，恐怕还是要用经济的办法才能解决，即建立和健全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为农民提供低利资金。问题是在现代农村金融尚处于落后的条件下，对高利贷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认为，应当允许传统高利贷的存在，因为没有高利贷，农村社会经济就很难运转。如果取消高利贷，其结果只能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痛苦。传统与现代之间并不全是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时至今日，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与民国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距离农民借贷的要求仍相距甚远，以致高利贷仍然随处可见。这就更说明，只要现代金融制度不健全，传统高利贷就仍有其适应社会经济需要的价值，它决不是下一个命令就能取缔得了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高利贷置于法规监督和管理之下，与现代金融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我们相信，现代金融制度发达之时，才是高利贷消亡之日，这还需要走漫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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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演达、、陈克文：《对农民宣言》1927年3月19日，转引自姜宏业：《大革命时期农民政权的金融事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②张思曾：《一个匪区农况变迁之描述》，天津《益世报》1935年1月24日。
③邓子恢：《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1月14日)，本书编写组：《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4
关键词：民间借贷；司法应对
一、诸暨法院民间借贷案件收案情况介绍
（一）民间借贷案件的基本数据统计表（见表一）
从表一可以看出，自2009年至2012年，诸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逐年递增，案件标的额迅猛增长。特别是在2012年，民间借贷案件数量更是井喷式增长，2011年的案件数量比2010年增长了40.2%，2012年1月-10月份的收案数又比2011年增长了49.7%。涉案金额也大幅攀升，2011年的涉案标的额是2010年的3倍多，而2012年1月-10月的民间借贷的标的额为25.4亿元，比2011年增长109.9%。从上表可以看出，民间借贷案件占商事案件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9年、2010年、2011年分别占年度民商案件总数的36.3%、42.8%、52.1%，从2011年开始，民间借贷案件已经开始占据商事案件总数的半壁江山。
（二）民间借贷案件结案方式统计表（见表二）
从表二可以看出，2009年至2012年10月，在审结的7959件民间借贷案件中，其中判决结案4124件，占审结案件数的51.9%，调解和撤诉结案的分别为2364件和850件，分别占29.8%和10.7%，其他结案方式621件，占审结案件数的7.8%。这说明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中，诉讼调解仍然是化解矛盾纠纷，促进案结事了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法。于此同时，我们不难发现，调解结案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被告人的履行积极性远远高于判决结案的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二、目前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呈现的特点及审理难点
在对案件进行梳理、归纳的过程中发现，现在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和以往的民间借贷案件相比，呈现以下特点：
（一）民间借贷纠纷的主体趋于复杂化，一些中小企业深度参与
以往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大多发生在熟人、亲戚朋友和邻居之间，通常借款人和出借方比较熟悉，一般出借人是出于帮助的心里出借款项。但近年来，通过中间人的介绍向互不认识的人借款的现象日趋普遍化，借贷案件的主体范围有明显扩大的趋势。比如一些民间借贷案件中，款项的交付一般是经由中间人之手，在庭审中双方互不认识，对彼此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各执一词，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审理的难度。此外，诸暨中小企业发达，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趋紧、国有金融机构贷款门槛高、手续复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的资金压力不断加大。而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因此，不少企业将目光转向资本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随着民间借贷的市场规模日益扩大，纠纷也随之增多。在2012年1月至10月受理的3330件借贷案件中，企业作为当事人的有1063件，占借贷案件总数的31.9%。
（二）出现了一些专门放贷赚钱的职业放贷人群，同一主体涉诉的系列案增多
在审理借贷纠纷案件中，出现了一批以专门放贷赚取高额利息为业的职业放贷群体，同一主体作为原告或作为被告的现象日益增多，批案现象普遍存在。[1]虽然目前对职业放贷人涉案的金额及次数尚没有统一的规定，但通过对借贷案件的民事主体进行分析发现，仅在2012年1月至10月份审理的借贷纠纷案件中，同一被告或原告涉诉五件以上的有927件39人，其中诸暨市野珍食品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宣六九作为被告的系列案共有25件，涉案金额高达1.06亿元。
（三）民间借贷案件中担保不规范，涉及担保人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民间借贷案件的出借人为了增加收回款项的保险系数，一般会要求借款人提供物的担保或担保人，一旦借款人无力偿还或资不抵债，担保人的案件数量大幅上升。有的借贷借贷案件虽然约定以车辆或者房屋作为抵押，但却没有办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以致担保形同虚设，一旦出现纠纷，抵押权和债权无法顺利实现，加大了风险系数。在一些案件中，一些当事人的身份不明确，只是在借条的空白处签上名字，原告诉称其为借款人或担保人，被告提出抗辩，这在无形中加大了法官对当事人身份认定的审核，增加了审理的难度。以前的借贷案件中，担保人一般是财力比较充实的人，而今的民间借贷案件中，担保人的身份开始涉足公务员、老师等职业的工作人员。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2年5月份至10月份诸暨法院简案庭受理的担保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涉及老师、警察、交通管理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案件就有29件8人。
（四）被告下落不明或恶意逃避诉讼的行为日益增多
近年来，在法院受理的借贷纠纷案件中，债务人或拒绝签收法院送达的民事诉讼副本等应诉材料，或签收后不愿出庭应诉；或借款后全家外出下落不明等情形较为普遍。通过对随机抽取的2009年-2012年10月份审结的以判决方式结案的500件民间借贷案件进行统计发现，因被告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或公告送达而缺席判决的高达六成之多。
这种情形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点，一是降低了送达工作的效率。借款人一旦得知自己被，常会想尽办法予以抗拒，希望以未曾收到为由抗辩诉讼活动的进行，而达到不实施一定法律行为的目的。于是，被告人借款后就长期外出下落不明，以致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无人签收，无法排期开庭，从而导致一些相对简单的借贷案件也为了审慎处理而按照普通程序公告开庭，这就在无形中延长了审理期限，影响了整体的审判效率；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诸暨法院简案庭专门配备了送达人员，在被告拒绝签收的情况下，根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精神，采用拍照等方式留置送达，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送达工作的效率；二是在被告不到庭的情形下，案件只能依法缺席审理，这对于查明案件事实造成了的障碍。原告在法庭上可能会隐瞒对自己不利的案件事实，比如隐瞒被告已归还部分借款或利息等的事实，而被告不到庭应诉视为自动放弃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辩解的权利，从而导致案件上诉后被改判、发回重审甚至是再审，从而影响案件的整体质效考评指标；三是由于被告不到庭，无法进行调解或协商，导致借贷案件的调解、撤诉率下降，案件的被告自动履行少，判决后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的比例升高，在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加大了法院的执行难度，权利人的债权长期难以实现，从而加深了债权人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法院公信力的怀疑，也容易导致案件的发生。
（五）民间借贷极易演化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嫌违法犯罪的活动，刑民交叉问题突出
在高额利息诱惑下，一部分放贷人会因追求高额的利润而失去理性，开始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诈骗、高利转贷等违法犯罪行为，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治安。在此类案件中，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交叉在一起，无论是从程序方面还是实体方面都比单纯的民间借贷案件要复杂得多，给法院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诸暨法院2012年1月份-10月份审理的案件中，涉嫌刑事犯罪的有42件，大多是被告为同一人的系列案，其中王春法涉嫌诈骗案的受害人有50人左右，标的额达1351万元。
三、法院妥善审理借贷纠纷案件的司法应对措施
（一）高度重视送达和调解工作，和谐高效地解决民间借贷案件
在借贷案件的审理工作中，有效的送达可以说是成功的一半。针对当前“送达难”的特点，法院民二庭合理配置力量，专门安排一名经验丰富的法官负责送达工作，优先采用直接送达方式，合理协调公安、社区、村居委等机构与组织，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送达到位率。同时开展送达调解工作，在直接送达的同时，送达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积极说服被告到庭应诉，以便在审判中查清案件的真相，避免因原告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实而承担对被告方不利的后果，为借贷双方的调解工作打下基础。2012年10月份，在送达的同时调解成功的案件数量有14件。
法院在审理涉及中小企业以民间借贷的形式融资用于企业发展的案件时，要拒绝用刚性手段搞垮本可以生存和发展的企业的僵硬做法。在处理涉企借贷纠纷时，在充分了解案情及摸清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对资信良好、有发展前景但暂时资金周转有困难的企业，注重从促进企业长远健康发展的角度，准确把握双方的利益诉求，提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促使当事人达成分期付款等和解方案，给企业以喘息的机会。
（二）重视调研，积极应对民间借贷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当事人来讲，法院审判工作的目的是案结事了，但面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在审时度势依法把握好审判尺度的同时，还要通过加强审判业务指导、典型案例等形式确定裁判规则，统一裁判标准，统一适用法律，为完善规范民间借贷的相关立法出谋献策。如我国的香港地区作为亚洲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同样也存在民间借贷纠纷突出的问题。但香港地区有对放贷主体、放贷对象、利率及交付、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具体规范的专门性条例，这就给法院合理界定民间借贷活动提供了有益借鉴，使其逐渐走向规范化。[2]我省民间资本雄厚，但民间资本大多投资投资无门。2012年3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成立，是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将民间金融纳入有效监管轨道的有益探索。据中国金融网报道，鄂尔多斯、晋江、成都、长沙、福州、南昌等地效仿温州筹建民间借贷中心，摸索民间借贷阳光化路径，开辟直接融资渠道。[3]而法院处在审判工作的一线，更应该结合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实际，及时提出司法建议，为有关部门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提供参考。
（三）延伸审判职能，加强宣传，减少民间借贷的发生
我们法院不仅要立足审判职能，做好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工作，而且还要进一步贯彻能动司法的理念，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营造民间融资的良好司法环境。一是加强对公民借贷风险意识和投资风险意识的教育，从而减少纠纷的发生。如诸暨法院以青年干警送法下乡、法官进村入企等活动为载体，运用宣传小册、以案说法等形式，向人民群众进行相关法律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和普法教育，强化其对民间借贷相关法律知识和风险意识的了解和认识。二是通过公众开放日活动，加强典型案件审判的示范作用，让更多的人旁听案件、了解案情达到引以为鉴的目的，着力通过审判，矫正借贷实践中的违法违归规行为，引导借贷双方回归理性借贷、合法借贷；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对高利贷、非法集资等违法融资活动的自觉防范和抵制，努力净化民间融资环境，从根本上减少借贷纠纷的发生率。
（四）形成合力，加强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协同合作，共同促进民间融资活动有序、健康发展
法院在做好自身审判执行工作的同时，还要注意加强与相关职能机构的沟通协调，因为促进民间融资市场有序、规范发展，减少民间借贷纠纷，单凭法院一已之力实难完成。法院在审理借贷类案件的过程中，对有证据证明有赌债、非法集资、经济诈骗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及时向公安部门的经济犯罪侦查科等部门通报情况，交由相关部门调查处理；对于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隐患的群体性借贷纠纷，应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通报案情，请求相关部门出面协助，共同做好调解工作；对在借贷纠纷中涉及企业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情形，应及时与金融监管部门沟通联络，通过司法建议等形式，发出预警性信息，以促进民间融资监管制度的完善，引导民间借贷向着健康的方向有序发展。
注释：
[1]陈晓佳.《浅谈近年民间借贷纠纷的特点、成因及对策》，载广东科技2011.11第22期。
[2]万鲲锋、丰秋惠.《对浙江民间借贷再趋活跃的分析和建议》，载于《经济与法制》，2009年。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5
一、导 言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关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研究，学者们在两个重要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共识：一是绝大多数学者否定了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70％—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等只占有20％—30％的土地的权威结论；二是绝大多数学者否定了近代中国地权越来越集中的观点。①近代以来，随着市场逐渐扩大，工商业初步发展，而工商业利润大大高于农业利务水平而引起地主和富有资财者改变投资方向，财富分流，往往不再把土地作为最重要的或者惟一的投资对象；近代中国人口虽然没有显着增多，但是人多地的矛盾始终突出，诸子析产的财产继承制度对分散土地作用的力度有所加大；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对小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使其经济地位更加不稳定，但同时也增加了其改变命运的机会，抵抗土地兼并的能力有所加强；近代中国社会激烈动荡，依武力或强权，获取土地速度快，但是政局一变，财产消失得也很快。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总的来说，近代中国大土地所有制越来越弱，地主占有土地的最低额下降，中小地主增多，土地兼并越来越缓和，地权变化总体趋向分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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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
② 参见叶茂《中国历史上的要素市场与土地买卖——“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研讨会第四次会议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l期；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近代中国地权变化虽然总体趋向分散，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域，情况则不一样，有时集中，有时分散，某地集中，某地分散。虽然大多数学者对“近代中国地权总体趋向分散”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对不同历史阶段地权变化的认识却又往往存在分歧。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有学者大致三种见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地权变化处于集中状态，甚至出现了恶性集中，我们称之为“集中说”。例如刘克祥先生认为1927—1937年，尤其是1932—1934年农业恐慌期间，“集中是地权分配的一般形态，其基本趋势和特征是，自耕农加速破产和无地化，中小地主没落，大地主膨胀，地权恶性集中”①。第二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地权变化总体趋向分散，30年代前期地权分配继续呈现分散态势，我们称之为“分散说”。例如郭德宏先生认为解放前几十年间，各地区地权变化的情况虽然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地权是越来越分散，而非越来越集中。尽管郭德宏先生没有用文字明确指出抗战前地权变化情况，但是，从“旧中国几十年间各阶级土地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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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另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地权集中趋势及其特点——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和《1927—1937年的地价变动与土地买卖——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l期)的相关论述。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持类似观点。例如，金德群认为“******统治初期(1927—1936)农村土地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土地使用越来越零碎分散”、“农村土地关系急剧恶化与紧张”(《试论******统治初期农村土地关系的恶化》，氏着《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曹幸穗通过比较工业、商业、金融业和农业利润，探讨苏南权变化状况，认为近代以来苏南地权总体趋向分散，但是19、20世纪之交的前后30年间，地权日趋集中，抗战前仍然保持集中态势，尽管速度较为缓慢(《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张鸣认为“从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自耕农的比例开始大幅度减少；随着政恶化的加剧，其减少速度越来越快”，甚至“农村中赋税最主要的承担者自耕农阶层已经基本瓦解”(《20世纪开初30年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意识变迁——兼论代激进主义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唐文起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土地集中现象日趋严重，并以江苏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抗战前江苏农村土地所有权浅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状况发展趋势图”中可以看出，他认为30年代前期地权是趋向分散的。①第三种观点认为1912—1937年，“华北各省，除河南外，都是自耕农有较大增长，表现地权集中，但佃农比重是下降的。华中方面，江浙两省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其余安徽、江西和两湖则佃农比重是下降的，除湖北外，半自耕农比重增长，类似中农化趋势。东南3省无大变化。惟西南3省则是自耕农大量减少，佃农比重增加，尤其云贵两省，有明显的佃农化、无地化趋势。西北地区，这种趋势不很明显。”②总之，抗战前有的地区地权集中，有的地区分散，有的地区变化不大，农村佃农化、农民无地化趋势主要是抗战以后形成的，我们姑且称之为“现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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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区域研究，认为抗战前地权趋于分散。例如，史建云认为“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华北自耕农比重逐渐提高，佃农比重则逐渐下降，自耕土地比重的上升更为明显。有人认为，30年代华北平原出现了自耕农佃农化的趋势，这种观点依据的多是个人和社会团体进行的农村调查”，言外之意，该结论是不能成立的(《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l期)。朱玉湘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地权有的时候有的地区集中，而不是每时每地都处在集中状态，并且地权总体上是趋向分散的(《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3页)。史志宏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北清苑县4个村地权变化的研究，认为地主富农占地比重明显下降，中农占地有所上升，土地分配呈分散或“平均化”的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说”以刘克祥先生的论述最为详尽，他从大量的中小自耕农失地破产、部分中小地主日趋没落、农户占田面积和阶层变化、大地主急剧膨胀等方面，论证30年代前期地权出现了恶性集中。但是文章也有论证不周之处，例如他没有很好地解释土地买卖清淡与地权恶性集中之间的关系，没有能够对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趋势进行充分的动态论证。“分散说”虽然在某些区域和微观层面有非常坚实的史料支撑，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例如它宏观论证不够充分，往往仅仅利用有关二三十年代地权分配调查或估计数字与土改之前的调查数字进行对比，然后就得出结论，认为地权始终处于分散状态，对其间的曲折变化缺乏分析，说服力不足；又如它很难解释30年代前期农户大量负债失地破产的史实与地权持续分散结论之间的矛盾。“现状说”分地域、分寸段论述，非常符合中国地权变化的特征。但是，一则它同样难以解释抗战前农户失地破产和“农村佃农化、农民无地化趋势主要是抗战以后形成的”论断的关系；二则它的主要根据是《农情报告》中的农户阶层变动，由于农产阶层划分存在缺陷，所以仅凭《农情报告》，对地权变化难以作出准确判断。
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进而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和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生计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有助于近代中国地权变化的宏观研究。
二、农家负债与土地典押借贷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比例极高。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1933年和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年调查，本文讨论范围内，农户借贷状况如表1：
表1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借贷户数比重(％)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42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l编，“财政经济”(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表1反映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的一般状况，实际上，局部调查资料显示，30年代前期农户负债比例远远高出此数。①通常债主对农产期短额小的借贷不索要抵押品，但是对期长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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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7—579、749—768页。
的借贷，由于债权人怀疑借债农家的偿还能力，所以往往不仅要有中人、借据，而且一般还要求土地抵押或典当。随着30年代前期农村经济衰退，农户负债比例增加，偿债能力减弱，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成数也有所增加。表2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的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情况。
表2 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情形
资料来源及说明：(1)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538—540页，由于“抵押信用”包括了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所以土地抵押借贷的百分比实际要小一些。(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7)，第42页。(3)《近两年来农村经济状况之变动》，《农情报告》第5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表2中抵押信用占农户借贷信用方式百分比和典押田地农产占总农户的百分比来自《农情报告》，相比较而言，可靠性较低；田地抵押借贷户数占农户百分比来自全国土地委员会调查资料，准确性较高。①依据土地委员会调查，长江中下游地区六省农户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可分为两种情况：江苏、浙江、湖南田地抵押借贷成数较高，平均为47．5％，比全国14省平均数高0．99％。安徽、江西、湖北平均为29．9％，比全国14省和江苏、浙江、湖南三省平均数分别低16．71％和17．6％。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并非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农村经济状况较好，或者借贷条件不如江苏、浙江、湖南三省苛刻，而是因为该地区为国共双方发生激烈军事冲突的主战场，农户借贷更加困难，债主对拥有土地的安全性产生怀疑，所以大多不愿接受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也就是调查者所谓“殆以‘共匪’骚扰之故”②。
上文农户土地典押借贷为宏观调查，下面我们看微观调查。据30年代对浙江平湖县六个区调查，土地抵押借贷占借款总数19．3％。③江苏吴江农户田单抵押借贷占60％。④李范对武进30户负债农家调查表明，以不动产为担保借款者，占借款总数40．7％，“私人借贷几全为不动产担保”⑤。1930年上海市社会局对市郊140户农家调查发现，自耕农、半自耕农用田地契约抵押借贷者分别占借贷总户数85．2％和78．4％。⑥据对湖北大冶160家农户调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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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情报告》报告员来自全国各地2000余个志愿者，包括小学教员、地方士绅、基层官吏等，平均每县仅报告l—4次，以此代表全县乃至全国一般状况，可能有失偏颇。而土地委员会调查范围十分广泛，调查队伍数量极为庞大，调查者素质也高于《农情报告》报告员，所以，其调查结果应该更接近事实。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l编，“财政经济”(7)，第4l页。
③ 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与平湖县政府编印：《平湖之土地经济》，1937年，第190页。
④ 倪松年：《吴江农民借贷概况》，《苏农》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31日。
⑤ 李范：《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现状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美国)中美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46868页。
⑥ 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册，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第305页。
押、典卖田地户数分别占调查总户数的9．38％和3．75％。①金陵大学农经系对豫、皖、鄂、赣四省53县3066人(系农户户主)调查表明，负债者占总人数93％，其中，土地典质借贷者分别占28％、15％、3％和14％，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平均约占10．7％。②
关于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农户隐瞒实情。由于担心告知调查者抵押、典当土地，要向政府交纳契税，于是有的农户隐瞒了土地抵押、典当情况。例如浙江农户土地抵押，要交纳抵价6％的税款，否则土地因抵押发生的地权转移，在法律上视为无效。③又如湖北黄冈每年土地买卖价额达数十万元，然而有关记载中典押件数极少，但是据潘沺观察，田地典押“其数当在买卖之上”④，因为农户为了避税隐瞒，以致无从查考。田地抵押契税负担情形，各地不一，大体而言，债务人和债权人分别承担，有时债权人基于债务人需款孔急，强迫债务人承担主要乃至全部税款，所以有可能是典押人隐瞒了土地典押数目，从而降低了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农产土地两次乃至多次抵押，为了避免引起债权人的不满，也隐瞒了土地抵押、典当的实际情况。尽管如此，如果把上述各地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农户数占总农产数百分比和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借款数占总借款数百分比分别简单平均，则发现农产田地典押借款户数占借款总户数比重仍达37．48％，农户田地典押借款数占借款总数40％。由此可见，土地委员会调查的田地典押借贷农户占农户数百分比基本接近事实，即长江中下游地区大约有40％左右的农户典押了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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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辑，第21095页。
② 郑槐：《我国目下之乡村借贷情形》，《农林新报》第424号，1936年6月1日。
③ 《何廉、方显廷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四四／2104。④ 潘沺：《黄冈县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60辑，第31119页。
上文反映的是静态状况，下面我们看各地农户田地典押借贷动态情形。从表2看，1934年江苏、浙江、湖南、安徽、湖北、江西六省典押土地农户分别为占农户数的38％、47％、38％、42％、44％、42％，而1935年则分别上升到41％、60％、47％、50％、50％、50％，尽管上文说《农情报告》数据不太可靠，但是结合其他材料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典押土地农户比例上升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量局部调查资料支持同样的结论。例如，1930年江西寻乌、兴国，农民借钱一律需要抵押。①1934年湖北京山、随县等地，抵押借贷极为盛行。据1934年对湖北蕲春调查，以前该县民间借贷“泰半系信用借贷性质，但近年以来，抵押借贷亦极盛行”②。从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浙两省农村调查自耕农减少、贫雇农增加看，自耕农及其以下阶层农户典押土地比例毫无疑问地在增加，调查人员在浙江崇德县调查时感叹道：“全县农户负债者，竟在百分之八强，但调查时，农民大多不愿意告诉人家，所以实际因借贷抵押的田亩数无从知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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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201页。
② 参见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33页。
三、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土地抵押借贷是物权信用的一种方式，虽然它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实质基本上是一样的。一般而言，土地抵押借贷需要债务人和债权人签订契约，将土地抵押给债权人，向其借贷，债务人借得现款或实物后，抵押土地权属仍归债务人所有。
据30年代韩德彰在浙西农村调查，土地抵押借贷大体分为“定期回赎”和“不定期回赎”两大类9种形式。“定期回赎”按交付利息的手续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在指定回赎日期一并交付本利，该种形式又分为4种情况，即立借票，另附卖活契作抵；以卖绝契作抵，契尾注明抵借；以卖活契作抵；以戤田契作抵；二是在赎田之前分期零付利息，此种形式又分为以借票作抵和以抵契作抵两种情况。“不定期回赎”的抵田方法分三种，一是按月计利，每年分两次付利，如三期无利，即由债主收产管业；二是按年付利，如利不清，也由债主执契管业；三是如利不清，以田中出产抵偿利息。总的看来，定期取赎的条件稍微宽松，不定期回赎的条件在有的地方则极为苛严。例如吴兴县汤村按月计算利息，每年分两次付息，债务人如果拖欠3期，就丧失了取赎权。新登县按年计算利息，每年均须支付利息，一次也不能拖欠，否则抵押的田地就永远归债权人所有，债务人永远不能回赎。①
土地抵押借贷利息高低和偿还方式，各地不一。据韩德彰在浙西农村调查，一般是年利2分。②江苏无锡借钱100元，需田1．5亩做抵押，年利2分者每5年一计，年利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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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德彰：《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
② 韩德彰：《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又，浙江各地土地抵押借贷利息高低不齐，“但(年利)通常亦在二分以上，至于普通借贷，利息三分乃是平常的事”(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0页)，例如义乌借钱100元，用半石田做抵押，最轻的年利是2分(《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58页)。
者须年年支付，届期不还本金或欠息，债主即可没收土地而使债务人成为永租佃。①湖南田地抵押借贷称为抵契，抵契逾期不赎，或者执契管业，或者发售偿款。麻阳抵田，3年不付息，则要“管业耕田”②。江西都昌、南昌以田地抵押借贷，契约正文与卖契无异，仅在年月以外另加附约，说明押钱若干，债户一旦拖欠本息，债主就可裁去附约，执契管业。③安徽“太和以麦、豆履行钱债者，以地为抵押品，书立借券，谓之钱稞。其偿还期，多在阴历五、九两月之内，逾期不能履行，即由债权人收地管业，俟利偿清后，则仍返其原产。”④
农户因土地抵押借贷是否会丧失地权，与利息的高低和期限的长短关系密切。从上文所述各地农户土地抵押借贷情况看，尽管利息已经不低，但是较之30年代前期非土地典押借贷还是略有逊色。从土地抵押期限看，时间一般都比较短，例如江苏松江、昆山、吴县、武进、宜兴、镇江、江都、淮阴、萧县、灌云、东台、靖江等地，土地抵押借贷年限分别为1．86、2．67、3．65、4．57、3．25、3．5、3、2．83、1．8、1．2、3和1．8年，平均为2．7年。⑤有的地方，债务人在保证付清利息的前提下，可以延长抵押期限，但在绝大多数地方则不行。于是，债务人用作抵押借贷的土地，在抵押期满后有两种去向：一是债务人按契约规定，清偿债权人本息，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借贷关系解除，债权人对债务人曾经抵押的土地再无任何权力，债务人重新获得土地所有权。二是债务人没有能够履行契约规定，例如拖欠利息、没有偿还或者部分偿还本金，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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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77页。
② 陆国香：《湖南农村借贷之研究》，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5年版，第4—5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1页。
⑤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22页。
人或者没收债务人抵押的土地，直接执契管业，或者要求债务人将土地作价绝卖，或者将抵押土地加价改为典当。30年代前期大量调查表明，农户一般是先将土地抵押借贷，届期不能偿清本息，再请人作中，向债权人请求将抵押土地改为典当，所以“抵押土地者恒较多于典当土地者，而典当者又有十之八九先由抵押而来”①。例如，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江苏邳县田地典当非常流行，农民卖去土地通常要经过抵押、典当等步骤，一般约占七八成。②
土地典当也是物权信用的一种方式，出典人就是债务人，承典人就是债权人，在出典人未清偿本息，即承典人暂时拥有出典人出典土地权属时，对承典土地，承典人或自己经营，或出租与他人，从承典田地获取之收益即为出典人借贷利息。土地典当期满，只要出典人根据典契偿清本息，即可撤消典契，重新获得出典土地的法属物权。但是到期如还不能清偿债权人本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债权人将债务人借款本息合计，如出典土地借款已达到该土地所值一般市场价格，典地就被承典人没收。如果土地典价本息总数离该典地市价尚有差距，则承典人添价绝买承典土地，从而实现典当土地物权的最终转移。对承典人而言，他获得了承典土地的法定所有权；对出典人而言，他最终丧失了出典土地的法定所有权。
土地典当借贷系以土地收获物作为利息，如果以对承典土地出租后所入租额计算，一般而言，债权人因承典土地所获利息极高。例如，据对江西4县24区调查，永修县租额占典价46．7％，清江县占20％，各县平均，租额占典价28．49％。③由于土地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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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10页。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6—40页。
③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08页。
期间农户失去了部分乃至全部土地收益权，所以经济实力必然更加下降，还款更加困难。由此看来，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是否会导致丧失地权，土地抵押期内能否回赎至关重要，因为在此期间，借贷数目较小，利息稍低，如果在此阶段未能取赎，而转入典当阶段，农户在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后，回赎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据调查，土地典当期限较之抵押期限稍长，例如据对江苏12县土地典当期限调查，平均为4年①；江西典期大约在3—5年，平均3．68年②；湖北大冶平均3—5年。③也就是说在3—5年内出典人备足典当仍可回赎，在社会承平、经济状况较好的年头，能够回赎者不乏其人，甚至占很高的比例，但在30年代前期能够回赎者已经是少而又少了。所以，土地典当契约往往是绝卖的先声，正如孙晓村所说：“农民将土地典押之后，在这种越来越重的剥削关系之下，万难更生，所以结果总是不但负担了高利息，而且还以最低廉的价格将土地让渡与地主。”④
近代以来，中国小农负债率一直就比较高，并且土地典押借贷也同样占有很高的比例，农户因此失地者经常见诸史乘，但是地权分配却总体趋向分散。本文从农家负债与土地典押借贷人手，分析农户失地状况，并进而分析地权异动，这种论证方式是否能够成立呢?当然，农户土地典押借贷同丧失地权不是线性关系，从土地抵押到土地典当，再到丧失地权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关键是看借债农产是否能够按期还本付息，所以，这里有必要考察30年代以前农户的负债比例和还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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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30页。
②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07页。
③ 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辑，第21095页。
④ 孙晓村：《现代中国之农业金融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10月冬季号。
总体看来，20年代农户负债程度虽然也比较高，但是远远没有达到30年代前期的水平。①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产负债比例剧增，主要是因为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的巨大影响、自然灾害频仍而猛烈和苛捐杂税增加等原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20世纪上半期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虽然一直处于慢性危机之中，但是从来没有达到30年代前期的严重程度。②相比较而言，20年代及其以前农村借贷利息总体上低于30年代前期③，农产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低于30年代前期，但是还债水平却高于30年代前期，所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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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71—489页；第3辑，第388—496、749—780页。
② 参见徐畅《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散论》，《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又，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分配不均状况在1928—1933年间，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也许永远无法搞清楚，但产生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是清楚的，那就是市场动荡冲击了整个农村”(〔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③ 例如，据调查，20年代中期以前，浙西、浙东，江苏江阴，湖北谷城、广济、通山、京山、巴东、麻城、郧县，赣南等地农村借贷利息，一般都在2分，重者也就3分为止(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40—545页)。又据金陵大学调查，1935年安徽、江西、湖北私人旧债月利分别为2．9分、1．7分、2．6分，而新债则分别为3．9分、1．6分、2．9分(郑槐：《我国目下之乡村借贷情形)，《农林新报》第424号，1936年6月1日)。1931年长江大水后，农村借贷利息更是飞涨。对此，卜凯评论道：“利息如此之高，多数农人，决无法清偿，势非尽丧土地不止，则结果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矣”(转引自夏明方《对自然灾害与旧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制度相互关系的再思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应的农户因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丧失地权的比例也应该低于30年代前期。①大量史实表明30年代前期农户很难按期偿还借款，据《农情报告》报道，1934年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六省未能还清债款的农户分别占负债总农户57％、54％、52％、55％、56％、49％，1935年分别为63％、63％、60％、67％、62％、59％。②又据江西省政府统计室农村金融调查，1936年江西56县中，农户到期不能偿还债务之比例，全县2～3成者24县，5成者11县，1成、6成者各1县，4成、7成者各四县，8成者2县，9成者1县，总计半数农户到期不能还债。③不仅宏观调查如此，微观调查亦然。例如江苏铜山县八里屯“全村农民已经破产的约在半数以上，耕地愈当愈少，债台越筑越高；因此支付能力格外薄弱，无力纳税，无力付息。这使地主和债主也惊慌起来。”④宜兴债户“对于所负之债务非特不能按期偿清，且有抵赖本金之企图”⑤。既然农户不能按期偿还债务，那么，从土地低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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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据20年代末期对湖北阳新、武昌、鄂城等县农村调查，无沦是典田农户占总农户百分比，还是农户典田数量占其所有田地数量百分比都比较低，而且回赎率一般都很高(参见赵学诗、叶雅各《阳新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1卷第9期，1929年3月20日；《武昌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1卷第7期，1929年1月20日；《鄂城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2卷第1期，1929年7月20日)。
② 《近两年来农家经济状况之变动》，《农情报告》第5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③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278页。
④ 铜山民众教育馆《八里屯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教育新路》第12期，1932年12
⑤ 徐洪奎：《宜兴农村信用之概况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382页。
土地典当，进而由土地典当发展到丧失地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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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上文所述可知，土地抵押、典当期限合计，一般在5—8年之间，土地典押借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本文讨论的时限，也就是说在本文讨论的时段范围内，不能完全观察到30年代前期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讨论20世纪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的特点时加以解释。
四、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
下面我们看各地农产因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
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1933年江苏盐城富农、中农、贫农出卖的土地分别相当于1928年土地数的10．8％、0．4％和10．2％。启东除地主买进土地以外，其余各类农户都在买卖中丧失土地，8个村中农和贫农分别卖出44亩和5亩，占1928年总土地数的8．84％和6．64％，富农、中农、贫农典出土地数分别占1928年总数的o．8％、1．66％和3．3％，回赎率均为零。②武进县1930年以后土地买卖减少，“一般小农，因所入不敷所出，渴望经济上之救援，因对于其土地不肯贸然出售，不得已而投入高利贷之门，任人宰割，及后，农人因经济不堪压迫”，只有将土地抵押借贷，届期不能归还本息，进而转为土地典当，所以“一反十几年前之现金购地，变成高利贷之兼并”。③震泽“租田者无不放债，放债者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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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6—40页。又，按农村复兴委员会规定，“自种自田，或租种多数租田，不雇工耕种，亦不被雇于人，仅足保持简单再生产者为中农；耕种少量自田或租田，即靠其他收入亦难维持生活，其再生产趋向缩小者为贫农；自己完全不耕种或仅耕种极少数农田，其大部或全部时间被雇佣为农业劳动者为雇农”(参见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凡例”；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凡例”)。由此可见，在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中，中农大体相当于《农情报告》和土地委员会调查中的自耕农，贫农大体相当于佃农。
③ 李范：《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现状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939—46940页。
有租田，农民既一借债，终必为佃户，更不得不借债，二三年间而片瓦无存者比比皆是”①。吴县“农村因生产力锐减，经济濒于破产，以至自耕农不得不将土地求售于大地主，以调剂播种用，年复一年，自耕农变为半自耕农矣”②。据秦翊对江宁县lo个村庄287家农户调查，30年代前期丧失部分地权者达113家，平均每家典出1．84亩，卖出5．8亩，其中因为借高利贷丧失的土地占78．4％。③铜山县的状况在苏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众多小农户因天灾****负债，“一时无法偿还，只能将已有的田地，暂时押当，得值还债，以资周转”，但一旦负债，很难短时期内还清，所以“农村中占主要成分的自耕农普遍的呈着破产的现象，负债的结果，他们的土地渐渐地缩小，大部分流到了地主的手里，小部分散到克勤克俭的佃农手中去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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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e179页。
② 朱梦梅：《吴县农村之经济危机》，《农村经济》第2卷第1期，1934年11月1日。
③ 秦翊：《农村信用与地权异动关系的研究》，《地政月刊》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原文计算有误，已更正。
④ 刘承章：《铜山县乡村信用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0辑，第47579—47580页。
着名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1934年对浙江农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后认为，自耕农因负债丧失土地是普遍的事实。“特别在浙东一带，原来之小自耕农，因受苛捐杂税之压迫，与大利债主之剥削，已多卖其田而成佃农焉。结果此处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且此少数人非土着。吾人应注意一种田地抵押制度，盛行于浙省，有使承抵押者与抵押者之关系等同于地主与佃农关系之趋势。在此制度之下，抵押田地之主权，归抵押者，抵押者耕种承抵押人田地，并给农产一部分与承抵押者，作为抵押利息，自表面上观之，抵押者是一自耕业主，但在实际上，已成为佃农。”“浙江农场租佃之增加，与农场缩小之情形，同时发生，各处皆然。”①对于何廉、方显廷这段话，我们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原有自耕农丧失土地，土地趋向集中；第二，抵押土地的自耕农实际上成为佃农，笔者称之为“虚名自耕农”；第三，土地流向不在地主手中。
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浙江农村调查后认为，“借贷关系实处于掮客地位。因为农村中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其最重要的杠杆首推高利贷。”②地权转移的方式主要是典当和买卖，“至于典当之后能备价赎回者，在过去的时期，约占典出亩数百分之六十，到了近年以来，则典者既少，能赎回者，更是绝无仅有的事”③。东阳县因为宗法关系，地权转移较小，但也不乏因为借贷而典地者，虽然这种借贷方式不至于一下子完全丧失土地，但“现在农村经济是走入了没落的险途，贫苦的农民哪里有钱来回赎呢?所以这种希望也只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了。”④崇德农村土地买卖，有“四分之三是经过典当这一手续的”，而且“典出的田亩，大部分是没有力量去回赎，只有找价绝卖以救目前急需罢了”。⑤崇德8村1928年有118户中农，除去分家关系，1933年共有21户沦为贫农⑥，地权变动主要是因为农民田地抵押借贷，进而典当田地，最后绝卖。农户“出典的田产能回赎者甚少，在崇德各村不到十分之二，吴兴亦绝少。出典田多的，大多是贫困的农民。”崇德8个村从1928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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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廉、方显廷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四四／2104。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0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7页。
④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0页。
⑤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1页。
⑥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7页。
1933年中农和贫农共典出59．4亩，但“赎回的未见一亩”①。海宁、杭县、吴兴农村农户卖地，经过先典后卖程序者占6—8成，崇德少者5成，多者9成，普通7成。②永嘉农民出卖土地前普遍经过抵押、典当，一般占8成，“至于已经典出的田地而能赎回者，那是很少很少的事”③。
安徽“年来水灾频繁，富绅趁小农求生不得之际，以低价广事收买田产”，故“水灾一过，富绅之田产，必随以大增，而自耕之小农咸一变而为佃农”。④据对滁县张八岭70户佃农由来调查，“有一年而典当土地全部以尽者，有五年中连续典当全部家产以尽者”⑤。据郭汉鸣、洪瑞坚调查，阜阳自耕农或大率负债，或既已典当土地而降为佃农。第四区刘寨、马寨1930年原有自耕农及地主兼自耕农32户，但到1935年调查时，地主兼自耕农和自耕农典当土地户数分别为2户和5户。地主兼自耕农当去土地的2户中，1户降为自耕农，当去土地的5户自耕农中，2户降为自耕农兼佃农，1户成为佃农。现存5户自耕农全部以土地作抵押向地主刘某借债，换言之，该5户自耕农已经成为前文所说的“虚名自耕农”，调查者称“皖北其它各县农村中情形大率类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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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5页。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6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8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5页。
⑤ 郑槐：《滁县张八岭农佃制度调查》，《农林新报》第370号，1934年12月1日。
⑥ 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46—47页。
江西经过连年战乱和灾荒打击，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波及到中国后，农户入不敷出，负债连连。据土地委员会对永修、南城、清江、莲花28区农户土地典当原因调查，家用不敷者17区，约占61％。①并且因为负债，农户土地典押借贷者所在多有。据土地委员会对南昌1745家农户调查，转移地权面积达6763．67亩，平均每户转移3．87亩。又据对1936年1—6月南昌县土地转移登记统计，总共1107次，平均每月184．5次。就全省范围看，地权变化也是逐年增大。土地买卖契税的增减能够说明地权变化状况，因为契税即政府按买价向土地购买者征收的税款。契税多，说明土地买卖频繁；契税少，说明土地买卖清淡。1932—1935年江西土地买卖契税收入总数分别为16．2万元、19．8224万元、24．477万元、39．2149万元②，说明30年代前期江西地权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动，农户丧失了部分土地。
湖北黄梅农户“俗尚守成，不轻卖产”，但是30年代前期“接连荒歉，用度不敷，卖田之风，日渐盛行”③。据程理锠研究，30年代前期湖北“自耕农户之大量减少即足以证明地权异动之激烈”，“农民放弃其土地所有权者，日渐增多”。④
总之，由于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衰败，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比例上升，还债能力下降，所以尽管存在地区差异，但是各地农户均因土地典押借贷而丧失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从而造成了地权趋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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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91页。
②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408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5页。
④ 程理锠：《湖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695—45696页。
五、中微观层面的地权集中考察
上文考察了农户土地典押借贷百分比、借贷利息和期限、从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以及各地农户因为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下面再通过局部和区域等中、微观层面的农户阶层变迁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现象。
通过农户阶层变化论证地权趋于集中，主要是从自耕农减少，半自耕农和佃农增多来说明。当然，这种论证方式也有一定的缺陷。例如，30年代前期关于“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划分，没有考虑田产多寡，“自耕农”不但包括贫农、中农和富农，而且包括经营地主，半自耕农和佃农可能是贫农和中农，也可能是富农。又如，这种划分方式没有涉及已经完全失去土地和失去部分土地从而成为雇农以及失去土地而离村的农户。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农业经营的统治形式是小农经营，佃农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而且，地权的集中、农民的失地和无地化趋势在农户结构方面，通常总是表现为自耕农的减少和半自耕农、佃农的增多，因此可以作为地权集中的标志，虽然这种标志是不完全的。①
据******江苏省高邮县党部宣传所调查，1930、1931、1932年高邮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百分比分别为：58％、42％、40％，21％、15％、15％，21％、43％、45％②，也就是说3年期间自耕农下降了18％，半自耕农下降了6％，而佃农上升了24％。丹阳县自太平天国之后，地权一直比较分散，自耕农数量较多。例如该县第三区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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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o页；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l期。
② 吉：《高邮农民惨痛生活一般》，《农村经济》第l卷第6期，1934年4月1日。
年以前，自耕农几乎占半数，半自耕农次之，佃农比重甚微。但是其后因受经济窘迫影响，自耕农典地者增多，故数量急减，佃农数量剧增。1931年和1936年丹阳第三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比例分别为：45％、30％；40％、35％；15％、35％。①即自耕农、半自耕农各下降了15％和5％，而佃农上升了20％。30年代前期吴江县自耕农明显衰落，佃农在各类农户中所占比重，有的地方高达95％，最低也占40％。②据1933年秋天调查，如皋县自耕农占16．9％，半自耕农占7．7％，佃农占75．4％，盐城县佃农占十分之七八。③据1934年调查，铜山县自耕农占15％，佃农占50％，其余为半自耕农。④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盐城、启东、常熟几个村庄调查，因为土地典押买卖，1928—1933年农户阶层变化如表3。
表3 江苏3县农户阶层变迁(1928—1933年) 总户数=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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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3页。
② 潘沺：《江苏省地政局实习调查报告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18辑，第62758页。
③ 张惠群：《江苏省土地局南通盐垦公司实习总报告》，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08辑，第57393．57403页。
④ 李惠风：《江苏铜山县的农民生活》，《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
从表3可以看出，1928—1933年，除盐城外，启东、常熟几个村无一例外的中农所占比例下降，贫雇农比例上升，总体表现为地权趋向集中。至于富农比例略有下降，地主阶层变化不大，主要是因为土地流向城居地主。①
据对浙江平阳县古祝乡调查，1929—1932年佃农指数由100递增为110、120和125。②吴兴原本是浙西大地主的王国，30年代前期自耕小农的田产纷纷为大地主兼并，结果大地主田产进一步增加。③嘉兴县“因受农村经济崩溃之影响，(自耕农)多数系不能维持其生计，变卖田产者有之，典卖田产者有之”，“于是自耕农日渐衰落三分之一，而佃农逐渐增加”。1930、1935年嘉兴县自耕农分别占27．6％和18．2％，半自耕农兼佃农分别占36．3％和34．5％，佃农分别占34．5％和45．4％④，5年间自耕农下降了9．4％，半自耕农兼佃农下降1．8％，而佃农则增加了10．9％。1928—1933年崇德许多中农沦为贫农，贫农急剧地增加⑤。龙游县1928—1933年“田产转移中最可注意的，便是贫农及雇农阶层中所卖出的田，占了他原有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中农递降为贫农者，有四分之一之多”，同时地主明显增多。⑥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龙游、东阳、崇德、永嘉几个村庄调查，因为土地典押买卖，1928—1933年农户阶层变化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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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徐畅《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主城居述析》，《文史哲》2002年第4期。
②郑洪范：《浙江平阳县古郑乡的真况》，《申报月刊》第4卷第7期，1935年7月5日。
③吴晓晨：《蚕桑衰落中的吴兴农村》，《东方杂志》第32卷第8号，1935年4月。
④钱承泽：《嘉兴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9辑，第30253—30255页。
⑤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7页。
⑥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4—25页
从表4可以看出，如同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苏农村的调查，1928—1933年，龙游、东阳、崇德、永嘉几个村也基本上是中农所占比例下降，贫雇农比例上升，表现为地权趋向集中。地主、富农阶层变化不大，主要因为土地流向何廉、方显廷所说的“非土着”地主手中。
表4 浙江4县农户阶层变迁(1928—1933年) 总户数=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5页。
据对安徽合肥南乡和北乡180家农户调查，1930年和1935年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地主兼自耕农、地主兼佃农的百分比分别为25．57％、22．77％，2．27％、2．22％，70．45％、73．33％，o．57％、0．56％，1．14％、1．11％①，由此可见，农户变迁中较为激烈的是自耕农比例下降和佃农比例上升，而地主变化则较小。有人对安徽凤阳、寿县、五河3县12个村农户阶层变化做了调查，结果如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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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世昌：《合肥租佃调查》，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8辑，第29826页。
分析表5可见，凤阳、寿县、五河3县12个村自耕农所占比例普遍下降，而自耕农兼佃农和纯粹佃农所占比例都上升了。
相比较而言，湖北在南方属于地权比较分散的省份，农产以自耕农为主。但是30年代以来，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现象增多，佃农增加，土地趋向集中。据调查，1931—1933年湖北宜城、枣阳、钟祥、广济、蕲水等县都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例如，宜城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55％、65％、65％，自耕农分别占35％、20％、20％，半自耕农分别占10％、10％、15％。①据1927年对黄冈农村调查，佃农所占比例不高，一般为十分之三四，自耕农、半自耕农超过半数，占十分之六七，雇农寥寥无几。但30年代以来，“因农产物价低落，农村破产，自耕农、半自耕农被迫变卖田产，以救目前之急，大半变为佃农，佃农则变为雇农，结果自耕农、半自耕农逐渐减少，佃农数量增加”②。
表5 安徽3县12村中农自耕与佃耕成分增减表(户数％)
据调查，1931—1933年湖南汉寿、桃源、永顺、益阳、长沙、邵阳、晃县、衡阳、永兴、阳明等县农户阶层变化均为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例如，桃源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75％、80％、80％，自耕农分别占20％、15％、15％。③又如阳明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40％、50％、50％，自耕农分别占20％、15％、15％，半白耕农分别占40％、35％、35％。④30年代前期临武不但佃农无法谋生，即使中农和较富裕的农民亦大呼困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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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G24—25页。
② 潘沺：《黄冈县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0辑，第31107—31108页。
③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0—31页。
④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1页。
小农破产，地权趋向集中。①湘西溆浦土地主要为中小地主所有，其次为大地主和小农所有，但是“近年来农产歉收，一方面使农民粮食缺乏，他方面则促成物价高涨。从此一般小自耕农和佃农，逐渐不能维持生计。”②
据调查，1931—1933年江西临川、都昌、余江、南城、新淦、清江、安福、吉水、永丰等县农户阶层，或者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或者自耕农、半自耕农变化不大，但是佃农大幅增加，总体看来，地权趋向集中。例如永丰193l—1933年佃农分别占40％、40％、45％，自耕农分别占20％、20％、15％。③即使是非国共战争地区，1920年代末期以来，因为“各种农工，人不敷出，负担日重，累赔之多，不得不出于典卖田产之一途，故有大多数自耕农变为佃农，佃农变为雇农者”④。
总之，尽管各地农户阶层变化存在差异，而且一些地区地权即使在30年代前期仍然保持分散趋势⑤，但是，从总体上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的变动以自耕农减少，半自耕农、佃农增加占主导地位，诚如全国土地委员会调查报告所说，“租佃制度有与年俱增的趋势”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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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秀：《湖南临武农村经济一瞥》，《新中华》第2卷第16期，1934年8月。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0页。
③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1—3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5页。
⑤ 参见《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1—44页；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l期。
⑥ 全国土地委员会编：《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经济委员会1937年版，第12页。
六、宏观层面的地权集中考察
上文通过中、微观层面的农户阶层变化，论证了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的集中趋势，下面再以省为单位，对农户阶层变化进行宏观考察。关于省级农户阶层变化，学者们经常引用的是《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国民政府主计处编制的《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的有关数据。现在依据这两个材料，把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情况制为表6。
表6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
资料来源：(1)《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8—730页；(2)国民政府主计处编：《中国租佃
制度之统计分析》，正中书局1942年版，第6—7页。
由表6可见，按照《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佃农阶层1931—1936年平均减少1．67％，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o．83％和1．28％。按照《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根据《农情报告》第6卷第6期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和金陵大学调查数据加权平均编制)，佃农和半自耕农1931—1936年分别增加o．33％和o．5％，自耕农减少1．83％；1931—1937年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o．67％和1．67％，佃农减少2．33％。从表6我们还可以看出，只有湖南和江苏分别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表现为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符合地权集中的结论。而其他各省无论根据那种材料，农产阶层变化都显得非常混乱，而且基本上是佃农阶层减少，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阶层增加，据此似乎应该得出地权分散而不是地权集中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假象。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隐蔽性，即地权转移的幅度和转移的过程都不是十分清晰，必需经过认真辨析，才能看清其面目。
首先，自耕农占有田地数量变化与地权异动。表6只是反映了农户阶层变迁状况，而没有反映各阶层农户土地占有数量变化状况，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农户阶层变化——比如自耕农比例有所增加，就遽然得出地权分散的结论，30年代前期一部分自耕农“身份”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却减少了，即成为笔者所谓的“虚名自耕农”。例如，据调查，1928—1933年常熟7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1．105亩，崇德8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o．17亩。①无锡自耕农占田面积30年代前期急剧缩小，全县10亩以下土地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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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3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1页。详细情况参阅《江苏省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附表。又，我们不能轻视小农丧失少量的土地的意义，对于占地本来就不多的小农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损失。
1922、1927、1932年分别为38．35％、41．5％和50．3％。①据1937年7月调查，常熟全县80％的土地为地主所有，自耕农、半自耕农所有土地不及20％，每户农家所占耕地平均约为3—5亩，有的往往只有数分而已。②所以即使在有的地区，自耕农数量确实较多，但由于大多数自耕农占有土地面积缩小，地权仍然趋于集中③，此其一。如前所述，有的地区农户田地抵押借货后，虽然名义上仍然是自耕农，实际上已经成为佃农，但是在农户阶层统计上，这种变化还没有能够反映出来，此其二。凡此都说明从某一个角度上说，自耕农阶层些微增多，并不一定就说明地权趋于分散。此外，表6还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还是依据《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绝大多数省份半自耕农阶层比例上升，应该主要视为自耕农失地所致，因为30年代前期由雇农和佃农阶层上升为半自耕农的可能性非常小。
其次，通过农产阶层变化分析地权异动，必须考虑30年代前期农民大量离村因素。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近数年来水旱频仍，无地农民无以聊生，弃耕而流亡者为数甚多，佃农减少，自耕农之比例即相形而似有所扩大，实则并无增加”④，章有义先生也有类似提醒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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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文起：《抗战前江苏农村土地所有权浅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② 李若虚：《常熟县地政局实习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9辑，第52166页。
③ 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49—46150页。
⑤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0页。
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家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8％、10．2％、6．7％、7％、4．3％和2．7％，据1935年调查，上述六省占地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53．3％、50％、44．6％、30．1％、52．1％和62．8％，占地5—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23．3％、33．3％、25％、35．4％、36．5％和28．2％，两者合计，占地10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离村农户总数76．6％、83．3％、69．6％、65．5％、88．6％和91％。①根据上述数据计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六省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4．26％、5．1％、2．91％、2．1％、2．24％和1．69％，5亩至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1．86％、3．39％、1．67％、2．47％、1．56％和o．76％，10亩以下农户全家离村者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6．12％、8．49％、4．58％、4．57％、3．8％和2．45％。由此可见，所谓“全家离村农户”基本上为占地10亩以下农户，如果把这个数字加入各省佃农或者半自耕农占总农户百分比，则可以看出佃农和半自耕农阶层所占比例明显增加，说明地权趋向集中。
又次，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在一定时期内，农村劳动力总量和各阶层劳动力数量分配应该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各阶层劳动力变化也可以侧面反映地权变化状况。据陈正谟调查，30年代前期浙江浦江“年来农村经济破产，农人生产不易，因之，农工特增。最近，减低工资亦无雇主。”②嘉兴雇农各处都有增加，原因之一是“本地农村经济衰落，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复沦为佃农，一部分沦为雇农，无形中增多雇农之数量”③。江苏武进因为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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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886—887页。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4页。
③ 冯紫岗编：《嘉兴县农村调查》，浙江大学1936年版，第100页。
过剩，造成工资低落。①安徽泗阳“农工太多，其原因大多由于前年(1931年)大水为灾，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一般平民为维持生活计，不是卖地，即是借债，以致多数自耕农及佃户一变而为农工，以谋生活。”②湖南沅江县农工“近三年(1931年以来)来总是呈现太多。其原因由于农村经济拮据，捐税繁多，致使失业者众，小农户亦变为雇农了。”③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雇农分别占各该省农村人口11．09％、6．04％、10．87％、8．24％、8．78％和9．27％④，这个比例明显高于从前⑤。总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雇农普遍增多，主要由小农失地破产而来。
最后，表6中的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只具有相对意义。表6没有一一列出农产阶层历年变迁状况，如果分析其历年变动情形，真可谓漏洞百出，我们以《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农户阶层变迁略作评论。⑥先看佃农阶层变化情况。江苏佃农1932—1933年上涨14％，1933—1934年又下降5％；江西1933—1934年减少16％，1934—1935年增加5％；湖南1935—1936年增加3％，1936—1937年又减少6％，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年之内佃农阶层发生如此大的变动，实在令人费解。自耕农阶层变动状况也是如此。江苏1932一1933年自耕农减少19％，1936—1937年减少6％；江西1933—1934年增加11％；湖南和湖北1936—1937年分别增加5％和6％；江苏1936—1937年减少6％；浙江和安徽均增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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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第24页。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6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6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70页。
⑤ 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49—463页。
⑥ 参见国民政府主计处编《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6—7页。
一年之间，自耕农阶层如此大起大落，恐怕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1933—1934年湖南半自耕农增加5％，江西增加5％；湖北1935—1936年减少5％；安徽1933—1934年增加8％，1934—1935年减少5％，同样很难做出有力的解释。此外，《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两个材料关于同一省份某一阶层农产同时期内的变化，相互之间出入太大。例如，依据上述两种材料，1931—1936年江苏佃农分别减少4％和增加8％，自耕农分别增加5％和减少11％，半自耕农分别减少1％和增加3％，凡此，都不容易得到合理的解释。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说有关30年代前期农户阶层变迁数据只具有相对意义，只有结合其他材料综合运用，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6
“榆林民问借贷投资的走向，与温州和鄂尔多斯完全不同。”
榆林市一位金融行业的资深人士指出，“作为中国‘科威特’，榆林是资源和资本密集区，这里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金融风险爆发地，自然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000亿元民间借贷
榆林与鄂尔多斯版图接壤，两地百姓自古就有结姻亲的习惯。旧时；榆林北边的神木、府谷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拖家带口到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包头、五原等地生活。榆林人至今还习惯叫鄂尔多斯过去的名字――东胜。
“榆林的民间借贷形式，实际上是前几年从鄂尔多斯慢慢传到神木、府谷等地的。”刘瑞三十岁刚出头，就开着100多万的宝马×5。她是西安两家担保公司的老板，但两家公司的真正老板是她的老公。
刘瑞的老公是榆林人，而她在嫁给老公之前，则是西安一家民营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据她了解，榆林民间借贷市场非常活跃，“大量的民间资金是通过典当行、担保公司以及熟人之间相互担保，流向了煤矿、地产以及其他行业。”
一份由住建部联台高和投资在2011年5月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以神木为例指出，该县农村商业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存款总额分别在200亿元以上，民间金融机构保守估计沉淀资金可与前者三分天下，甚至超出当地银行的规模。
前不久，高和投资给出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神木地区民间信贷资本超过350亿元。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冯涛带着他的几个博士多次奔赴榆林，调研当地的民间资本。“根据我们通过三种方法的测算，榆林民间资本至少有2000亿元。”
刘瑞在神木见过一位煤老板的妻子放贷，整个过程不到半个小时。双方一见面，这位妇人将约定借贷的款项如数交给借贷人，在借贷利息以及还息、还款时间约定后，借款人就打个白条给这位妇人，妇人便转身离开。
“陕北是个熟人社会，而且非常重信用，好面子，所以相互借贷之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任何手续的。但外来人却很难接近这些地下钱庄。”刘瑞说。
记者曾扮成一位借贷者，试图从榆林市榆阳区的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借钱，却被告知必须有两位他们熟悉的当地人担保。小额贷款公司老板告诉记者，“没有熟人，谁也不会借给你的!”
硝烟弥漫“恶之花”
2011年10月29日，进入初冬的陕北气温已经非常低了。这样的夜晚，没有人愿意开车上路。康涛(化名)驾车开往神木，坐在后座的两个人已经睡着了。
到了神木，已是凌晨一点多，康涛和同伴在当地线人的带领下，悄悄地围住了刘小虎(化名)的家。线人已经盯了3个多月，前一晚终于打来电话说刘小虎回家了。
一见康涛，刘小虎立即将400万元借款连本带息还清了，又多给了康涛10万元作为补偿。刘小虎说：“对不住了，当时，我也实在是让好几个借款人逼得没有办法了，东胜一出事，放款的人全要退钱，当时钱全压在煤矿上，贷来的8000多万元，一下子全要抽出去，这不是要命嘛!我只能躲起来了。”
像刘小虎这样的煤老板，康涛并不担心还不上款来。“现在的煤和金子一样，都是先付了款，才能排着队，看什么时候能给煤。”只是刘小虎一躲起来，让他不好给其他几个合伙人交差了。
38岁的康涛是不知不觉入了这行的，刚开始有朋友耍借钱买煤矿，提出按月息2分(年化利息率24％)计利息，半年连本带利还清。“这比我自己做生意强多了，来钱太快了，也太容易了。”康涛说，他和几个朋友一合计，把几个人的资金合在了一起，他的资金占大头，于是就成了一家地下钱庄的老板。
“榆林的借贷利息其实很低，东胜月息已经到5分、6分了，听说浙江一带有高到1毛的。”但康涛近几个月越来越觉得这行难做了，“今年以来2分5的月息很难吸到钱了，东胜、山西吸钱的利息高，很多钱都流向那儿了。”
这次到神木，康涛还有一笔50055万元的款子要收，借款人一直炒房子。“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房子最高价时，砸他手里了，鄂尔多斯的事儿一出，神木的房子也卖不动了。”康涛说，借款人手里没钱，只能接手房子，可对方抵账的房子要按每平方米两万五计算，中间的担保人是康涛的亲叔父，他也没办法撕破脸。
入行3年，遇到要不回来的账，康涛从来没有想过要报警。他很清楚国家的法律法规，贷款公司是不能吸纳钱的，“这叫非法集资，借贷的利息超过银行法基准利律的4倍，合约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但康涛还是很隐晦地对记者说，敢往出放款，就有办法收回。有些银行收不回贷款时，也和他们用一样的办法。“这和差不多，全看借款人守不守信用了，所以运气是很重要的，出了熟人圈子，我就不玩了。”
记者在神木、府谷县人民法院和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自2011年9月以来，他们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明显在上升。榆林正北律师事务所李律师告诉记者，最近他的8起案件中，有5起就是民间借贷纠纷。“这些诉状都是自然人自然人的，看不到担保公司或者典当行这类角色，因为担保公司、典当行或者贷款公司吸纳资金，都属非法集资。”
另据资料显示，今年以来国内因民间借贷而引起的跑路和暴力追债、自杀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陕北就是重灾区之一。
疯狂的全民炒钱
走在神木和府谷的商业街，记者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两个地方最繁华地段的商铺，都是一家家大大小小的小额贷款公司或商贸公司。据府谷一家典当行老板说，府谷有上千家地下钱庄，“府谷街上那些挂商贸公司、煤矿办事处牌子的，很多都是地下钱庄。”
《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也有同样的描述：与中国一般小县城不同，陕北的神木县与府谷县最繁华的街道两侧密布的不是小型超市和发廊，而是鳞次栉比的投资公司。在神木县城最主要的街道密布着50多家银行及上千家挂牌和未挂牌的投资公司。而许多业内人士表示：“府谷和神木大大小小的宾馆、酒店很多房间都被长包了，很多钱庄就隐身在这些酒店里。”
“过去这里是炒房产、炒土地、炒煤矿，现在直接就在炒钱。”神木县政府的一位官员说，神木现在的生活成本奇高，房价基本都在每平方米20000元左右，别说普通老百姓了，就连一些公务员也只能是把手中的钱放出去吃点利息。
“仅靠那点工资过日子，能饿死人。”一位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无奈地说，如果年收入没有10万元以上。就别想在榆林“混”下去了。
有业内人士估计过，榆林可能有70％左右的家庭或个人参与到民间借贷市场。但康涛表示，这个数字有些保
守。
刘伟(化名)是榆绥高速公路的一位监理，他笑着对记者说，他的父母是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一辈子谨小慎微，但现在也偷偷将手里存的一点儿退休金以1分5的利息放给认识的人了。
“我的工资收入就算不错了，可比起放款的就差得太远了。”刘伟心中有个隐痛，当年他在西安公路学院(长安大学)读书时，有个深爱的女朋友，毕业时他分配回了榆林，女朋友却耍回江苏。刘伟总觉得是女朋友嫌他和陕北都太穷了才跟他分手的，所以这些年来一直拼命赚钱。他买了房子，买了商铺，又把房子和商铺抵押在银行贷了款，然后把贷款以2分息放了出去。“每年仅100多万元的借贷利差，就能净赚10多万元。”刘伟说。
前不久大学同学聚会，刘伟又见到了前女友。前女友告诉大家，她设计的一个项目获了个国家奖。但刘伟这些年只是忙于赚钱，连个论文都没有发表过。席间，虽然有同学对刘伟说“你们陕北人挣了大钱了”，可他能明显感觉到，同学们更羡慕的还是他前女友取得的成就。
沮丧归沮丧，可人总得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圈子中的。刘伟说，在榆林没几个人关心你发没，就看你有没有钱。“老百姓都本能地想把手中的钱变成更多的钱，他们就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借贷市场。亲戚、朋友、甚至父子之间借钱，都要主动开口，借贷按2分或者3分计息。”
不过，对于这样的榆林，刘伟说他越来越不喜欢了。
会成为下一个温州吗?
在榆林世纪广场，一组展板图文并茂，都是关于高利贷危害性的内容，很多市民纷纷驻足观看。而在神木、府谷等县城，也时时可见“高利贷害人害己”这样的宣传标语。
很多人担心，榆林会成为继温州、鄂尔多斯之后，又一个遭受民间借贷危机冲击的地方。对此，榆林金融界及政界人士都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神木的民间借贷存在问题，但总体比较理性。”这是神木县金融办主任高瑞亭的看法。他说，“省里和市里都很担心神木的民间借贷会不会崩盘，但实地了解后都放心了。”
记者了解到，榆林市政府在接连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研讨榆林市民间借贷的总体形势后，也做出了太致判断：存在问题，基本稳定。
“榆林的民间借贷资本主要是投在了实体经济领域，而且较之浙江、内蒙古来说利息较低，这与榆林民间借贷主要在小范围内循环而没有大规模进入房地产有关。”榆林一位金融界资深人士认为：“近几年来，在榆林经济发展过程中，民间借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民间借贷的负面影响被放大，对中小企业来说没有一点好处。”刘瑞对记者说，民间借贷因其手续便捷、方式灵活，便于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提高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率，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市场需求，弥补正规金融服务的不足，因而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但是，民间借贷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旦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就会波及整个金融体系安全，也可能会引起局部社会动荡。”
但在康涛看来，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危机在榆林民间已造成一定的紧张氛围。“很多放款人都要求退钱了。”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7
关键词：民间借贷；中小企业融资；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3-0-02
近年来国家信贷政策持续紧缩，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越来越严重，而民间资本市场作为一种非正规的金融市场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资金配置的使用效率。金华地区具有中小企业多、民间资本雄厚、民间借贷相对活跃的鲜明区域经济特色，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草根金融”方式，与传统金融信贷方式相比具有效率高的优点，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虽然金华地区民间借贷相对活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总体上看，在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之间仍然缺乏稳定有效的渠道和桥梁，因此，对民间借贷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合理引导其良性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一、民间借贷的内涵
民间借贷指出资人与受资人之间，在国家法定金融机构之外，以取得高额利息与取得资金使用权并支付约定利息为目的而采用民间借贷、民间票据融资、民间有价证券融资和社会集资等形式的暂时改变资金所有权的金融行为。其中，正常的商业信用不属于民间融资范畴之内，但若商业信用时间超出合同约定时间并收取利息或其他报酬，也被纳入民间融资范畴。
二、金华民间借贷市场发展现状
1.经营性借贷为主，中小企业深度介入
传统民间借贷中，借款一般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多用于生活消费，是一种“熟人间的交易”，交易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实际上承担了担保的功能。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金华的民间借贷逐渐转变为陌生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和经营性借贷的融资渠道。金华民营企业多以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资金起步，根据对金华市东阳市100家中小企业抽样调查，在企业初始资金来源中，有78家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筹措资本，占78%，其中有19家初始创业资金完全通过民间借贷获得，占19%。涉企型民间借贷在数量上已远超过个人消费型借贷，从借款人、出借人到担保方，中小企业在民间借贷关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主体角色。许多企业将借贷资金用于交易或经营活动。一些地方的企业和个人还专门从事“以钱炒钱、赚取利差”的资金生意，借贷资金呈现出典型的资本化、商业化特征。
2.高息现象普遍存在，且日益隐蔽化
近年来，由于融资困难，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不断走高。最近，中国人民银行金华市中心支行向社会公布了金华市民间借贷监测利率，6月末，全市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为28.2277%，我市一些民间融资活跃的地区，月利率普遍在2分、3分以上，有的甚至达5分以上，即年利率回报超过60%。民间融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但与此同时，也使中小微企业和私营业主不得不接受放贷人所设定的高额利息。实践中，为规避“超过央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不予保护”的法律规制，出借人往往采取预先扣息、实际履行利率高于约定利率等做法。
3.职业化、中介化、组织化的新特征开始显现
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不再只是简单的出具一张借条，借贷双方在借款时往往手续齐全，一些专门从事放贷业务的担保公司或个人，都已将借款协议或借条格式化。从形式上看，不仅有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等明确约定，而且对违约责任，甚至对引发诉讼所需的诉讼费、律师费都作了详尽约定。一些地方出现了专门从事放贷的职业群体，即所谓的“职业放贷人”和民间“食利”阶层。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种专为借贷双方提供“搭桥”服务的职业中介组织，使流向分散、信息不透明的民间借贷行为趋于组织化、公开化。一些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高利诱惑下充当起民间借贷双方的“资金掮客”，利用管理漏洞操纵信贷资金流入民间放贷以牟取利差。还有一些非法或涉黑背景的中介机构以非法集资等形式取得民间资金从事高利放贷，或以贷养贷，牟取不法利益。
4.同一主体涉诉的系列案增多，“批案”现象严重
一些民间借贷案件中，债权人或债务人比较集中，借贷供需双方主体的重复率高，同一主体作为原告或被告的系列案日益增多。一原告多被告的情形下，原告一般是专门从事资金生意的职业放贷人；多原告一被告的情形下，被告则往往是大量对外举债的企业或企业主。有的涉众案件中，上下家之间还存在借贷资金链关系，即在直接与被告发生借贷关系的原告名下，背后还有大量实际出资的隐名出借人，这些隐名出借人往往是欠缺投资渠道、盲目逐利的普通老百姓。这类案件社会影响面较大，传导性强，易呈集中爆发态势。一旦无法收回借款，老百姓的多年积蓄无法收回。
5.与非法集资等涉嫌违法犯罪的活动时有交织
民间借贷是私人资本市场上自发的资金融通行为，属体制外金融，尚缺有效监管。民间放贷人基于自己的利益判断作出趋利性选择，在高额利息回报的诱惑下，容易产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等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治安。
三、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特点分析
困扰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一直存在，金融机构以自身效益为导向，大量的信贷资金投向大型企业、支柱产业、优质的低风险客户。而随着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的不景气，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小企业的经营和贷款难度进一步增加。以金华市义乌市为例，义乌市的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不到50家，覆盖率不足3%，对中小企业的有效贷款需求满足率不足10%，该类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只有通过民间借贷融通资金，这主要是由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特点决定的。
（一）中小企业透明度低
在国外文献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中，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状况最重要的因素是企业的透明度低。与各方面制度完善的大企业相比较，中小企业的信息不真实、不透明是其重要的一个特点。从根本上来说，中小企业透明度低实际上是其自身的竞争和经营需要。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是由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决定的，近年来我国企业一直受益于人口红利，民营企业扎堆于市场、技术都相对成熟的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常常取决于某些特定的销售及经营渠道。例如在同大型企业的竞争中，中小企业很容易模仿或复制对方的技术，中小企业透明度低是维持其竞争优势的“法门”，但低透明度又往往导致金融机构对其信贷支持不足，使其出现融资困难。
（二）担心控制权稀释
从公司治理方面来说，大多数中小企业是由单个商人或者家族拥有，公司透明度低、管理较差。据问卷调查显示，将近95%的企业实行的是家族化的管理模式。小企业主在进行融资时候，更多地会考虑对企业控制权干预度最小的借贷方式，而不是以企业发展最优的目标进行融资。同时，在控制权基础上的股权对小企业主来说更有吸引力，而股权本身仅仅是一小方面，朋友及家族关系对于其关心的控制权影响不会太大，中小企业在自身资本积累时，会更倾向于选择亲友、商业信用进行融资。因而，除了债权融资、公开上市进入门槛较高，担心控制权被稀释也是重要的因素。
（三）普遍缺乏抵押物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实物资产少、变现能力差问题，这是中小企业申请贷款时的最大障碍。实践中不动产几乎是唯一被金融机构认可的抵押物，但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土地集体与国家所有的制度，导致很多民营企业并未拥有可用来抵押的房屋建筑或土地使用权。
四、现行正确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的建议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地下经济，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除了大企业和大银行之外，推动经济增长的更多的是中小企业和民间的金融活动，因为民间金融不在体制内，是一种内生金融，不受规范制度的约束。因此，我认为更加要重视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的发展，逐步将其引入现代金融之列。
（一）以法律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的良性发展。现行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其主要原因是无法区分民间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与民间融资有关的法律法规，为民间融资的发展提供必备的法律制度环境，建议国家立法部门应尽快制定《民间金融法》或《民间金融管理条例》赋予民间融资合法的法律地位。
（二）构建以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主导，民间金融为补充的金融体系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相当程度上是银行业垄断程度过高，真正能够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商业银行为数过少。因此，应采取以下措施：①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演化为定位于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使得民间金融“浮出水面“。例如引导有条件的民间借贷组织逐步转化为社区银行。②通过改造现有成熟的民间金融组织或者吸收民间资本金改造我国现有成熟的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使其成为中小企业专业银行或者整合为地方性的民营商业银行。
（三）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金融市场退出机制。
1.完善金融监管，把金融监管思想纳入民间金融制度设计中如指定机构对民间融资进行管理监督，通过各种渠道（网络、报纸、电视等）对获取的民间融资活动相关数据如资本量、利率、交易对象进行披露与提示风险并且根据民间金融组织的规模大小、财务状况、资质高低等确定合适的标准实施分类管理。
2.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的登记、交易、清算系统，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市场管理的整体中，并针对民间金融发展的特点，在纵横方向上建立相应的管理监督网络，实行有效的监管。
3.建立民间金融的市场退出机制，包括相应的存款保险、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制度，关闭差的民间金融机构允许设立新的金融组织如自愿性、互的合作型金融组织，以防意外事件发生。
4.政府等相关部门提供支持首先，从国际经验上看，在许多国家民间金融的发展都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例如美国小企业局创立的网络服务中介（aCe—net）就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天使投资”中介，有出让股份资格的企业只需向aCe—net提出融资申请并交纳小笔中介费，即可开展相关的商业计划。其次，从国内发展趋势看，应开展循序渐进放开式管理。对浙江、福建等沿海民间金融发展比较成熟的地区，优先全面放开民间金融，积累经验以推广至其他地区，其他地区则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试点逐渐放开。
综上所述，现行对中小企业发展进行金融支持的关键不在于出台各项政策扶持，仅仅依靠现有的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的正规金融体系来解决中小企业问题是不现实的，强制要求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也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应该把民间融资纳入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这不仅是中小企业获得足够金融资源的需要，也是金融体系自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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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8
如果换成另一个更为和缓的名词“民间借贷”，也许更利于问题的讨论。
高利贷为什么被允许？
民间借贷，历史悠久的融资方式，其初衷是帮助亲友或熟人暂时摆脱生活困境或者满足临时资金需求。作为“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民间借贷近年来被官方承认“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央行有关负责人答新华社记者问），2015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其界定为“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资深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民间借贷方式灵活、渠道多样，因而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国家从来就没有、相信今后也不会禁止民间借贷，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银行信贷在社会资金配置上的不足。”
但与民间借贷如影随形的还有“非法集资”“流氓讨债”，高利贷更被视为洪水猛兽。
“实际上，除了亲友之间的互助型往来，几乎所有的民间借贷都是高利贷。”上述业内人士解释说，“‘高利’就是‘高于银行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年利率24%是‘司法保护区’，超过24%但不超过36%的年利率是‘自然债务区’，这是为了司法的可操作性而作出的人为规定，并不是什么科学研究成果；超出‘上限’的部分‘不受保护’而不是‘追究刑责’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中国古代就有类似界定，例如，清朝的年利率24%是民间认定标准，36%则是官方的规定尺度。
为什么民间借贷的利率会超过正规银行？因为民间借贷的成本和风险都明显高于后者。“本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尽管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民间借贷的标的物必须是属于出借人个人所有或拥有支配权的财产，但放贷者还是会通过各种渠道集聚资金，资金来源包括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大型企业甚至直接来自银行，这些有偿使用的资金都会形成较高的运作成本。另一方面，借贷关系仅靠基于熟人社会的信誉维持，贷款的真实去向也难以完全掌控，坏账风险极大。”在该资深业内人士看来，“抛开法与非法之争，高利贷是一种商业行为和契约关系。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借款是‘出于无奈’，但不可否认都‘基于自愿’――一方想得到本金，一方想要利息，不应当简单地认定为‘乘人之危’。大部分的高利贷是短期交易，借款人是计算过自己的‘投入产出’的。”
现实中，许多借款人所借的高利贷都被用于“倒贷”。所谓“倒贷”是指银行贷款的“借新还旧”，而在“倒贷”过程中，民间借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过桥”作用。比如，企业的1000万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想要续贷必须如期归还该p贷款的本金和利息，但企业账户只有800万，这时，企业就需要通过其他渠道获得200万临时借款，银行续贷后再予以归还。因此，“倒贷”成为民间借贷的一项常规业务。“银行还贷到续贷通常时间都会很短甚至只有几天，‘倒贷’借款产生的利息绝对值也就不会很高，所以10%甚至更高的月息都会有人敢借。”
然而，如果在“倒贷”过程中金融机构没有信守续贷承诺，往往会造成“倒贷”借款无法归还，最坏的结果甚至会致借款人资金链断裂。
巨额的利息、暴力的催债手段随之出现，高利贷之“恶”也由此而来。
暴力催贷为何屡屡发生？
一位小额贷款公司的老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高利贷的催债手法确实无所不用其极。不过，民间借贷的资金循环总体还是良性的，否则无法解释它为何能够绵延不绝。
“毋庸讳言，敢于发放大额高利贷者肯定是要‘两头有人’的――一方面能动用公共权力到银行强行划拨借款人账款以还贷；另一方面则是利用社会人员对借款人‘强制执行’或施以‘教训’。”这位老板说，“利率超出国家上限的高利贷往往是底层百姓和中小企业‘最后的融资渠道’。一般而言，在与民间借贷组织或个人洽谈交易前，借款人都曾有过向国有银行等正规机构求助未果的经历，对他们而言，‘利率高低’已经让位于‘能否贷到’。这样一些资产和信誉都无法打动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放款以后不能及时收回的概率非常之高，因此放贷一方早已为此做出预案。实际上，‘高利’当中就预留了‘贷后管理’和‘坏账准备’的成本，这一点往往不为外人所知。”
据上述资深业内人士介绍，民间借贷已经形成相对封闭的运行体系和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参与各方都希望能够以自决的方式维持某种平衡，于是我们看到了躲债者与讨债者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种种较量。“欠债还钱”作为民事纠纷，“不告不理”是法院的基本原则；“纠纷”不上升为“案件”，公安机关也有“不可随便”的内部规定，如《公安部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等等，所以我们听到了警察“要债可以、打人不行”的“格式化”警示。
在民间借贷总量不断攀升的同时，消除违约风险的“专业队伍”不断增加，有媒体甚至惊呼中国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的“催客大军”。某电视台2016年底的一次调查报道称，催债已经形成产业：“催客”甚至在网上建立专门社区，将暴力催债作为培训课程广泛传播。记者还注意到，已有私力救济团队获得承认转化为社会组织，更有自诩“最有技术含量”的“讨债公司”试图向新三板进军。
值得警惕的是，由此而生的暴力冲突。
经济学家陈志武及彭凯翔、林展2014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一文。该文利用清代1732―1895年间“刑科题本”中的命案记录对民间借贷双方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高利贷引发的命案中贷方死亡比例远高于借方，具体数据是：利率为0到24%区间时，贷方与借方死亡概率基本一样；在24%至36%利率区间，贷方死亡率约62%；而如果利率超过36%，约80%的时候是贷方被借方打死。
这虽然是基于历史的分析，但对当下现实显然具有警示意义。
银行是高利贷的帮凶甚至合谋？
这些年来，虽然高利贷遭受种种批判，但民间借贷的强劲需求并未因此而减少，其根源仍在于正规渠道的信贷供给结构的明显失衡。
银监部门的一位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工、农、中、建几大银行在计划经济年代确有相应分工和规定义务，银行名称就带有明显的历史印记。但这些银行早已完成股份制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因此，满足什么样的资金需求银行会有所选择而不是无条件供给。一位行长还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出了很难“上得了台面”的苦衷――政商关系非常敏感，没有十足的收贷把握谁也不敢随便表态，“银行的干部是有行政级别的，除了信用风险还有道德风险。”
然而，“不同的声音”却十分尖锐――有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大量的民间借贷资金实际上就来自银行。一些大型企业能够非常轻松地从银行贷出款项，这些贷款并未实际流向该企业的实体投入，却通过民间渠道变成了放贷资金；一些企业上市以后资金十分充裕，但这些资金往往会通过银行进行“委托贷款”。有报道引用银监会负责人在相关会议上的说法，称此类用于投机套利的资金金额高达“数万亿”。
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非大型或垄断行业的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难度很大、风险更大。“评估确认的资产是8000万元，但银行只肯将其以1800万元的价格抵押，你敢不敢要这笔放贷？不能如期还贷，银行方面有权拍卖资产，‘贱卖’了家产你何处申冤？”该负责人还透露，社会上已有专门与银行坏账处理“业务配套”的公司，“不良资产”遭遇拍卖时立刻就会有“操盘手”排队等候。
大银行青睐大企业几乎已成定律且并不违背趋利避害的商业逻辑，即使国有银行放下身段，其新增客户也只会限制于“发展前景明朗、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绝大部分中小企业仍然无人搭理。
一边是中小企业嗷嗷待哺，一边是民间资本体外循环。一份出自全国工商联的《中小企业发展调查报告》显示，60%以上的中小企业依赖非官方渠道获取资金，而中小企业贡献着中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
不可否认，相当多的中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满足了融资需求。基于这一现实，如何对民间借贷进行合理的规范和引导，是当务之急。
业内有专家建议，打破现有金融体系的垄断格局，让民间借贷与金融机构一道在法治的框架内以“通透运行”的方式共同形成更为良性、有效的金融供给体系和信贷运作机制。至于利率水平可交由市场规律调节，从而使其反映金融市场的真实需求和实际风险。持此类意见的学者还认为，市场规模以万亿计的民间借贷公开加入竞极有可能促进国有银行的机制转变，而供给覆盖更为广泛、金融价格更为合理的格局又会反过来拉动民间借贷利率进入理性区间。
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9
关键词：民间融资法律建议
一、目前农村民间融资的主要特点
从相关的调查报告来看，目前农村民间融资主要有以下特点:
1.覆盖面广。民间融资广泛分布于城镇、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过去借贷资金主要集中在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牧业生产流通领域，现已扩大到农、工、贸和服务等行业，企业和个人通过民间融资的比例越来越高。
2.交易活跃。近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权限上收，经营重心向大城市、大企业集中，对县级及县级一下机构进行撤并、降格，农村信用社的借贷门槛过高，手续繁琐，同时邮政储蓄所“只存不贷”的情况为农村民间融资提供了客观发展条件，部分经济相对发达且有经商传统的地区，民间融资活跃，借贷规模逐年上升，交易额逐步扩大。
3.利率高。民间融资的利率虽然各地略有不同，但是基本上企业借贷利率水平一般在10%～15%之间;个人借贷利率水平稍高于企业，一般在20%左右。
4.业务分散，期限短，季节性强。“早借早还，再借不难”是民间融资的信条。企业借贷一般为一年左右，两年以上不多见，个人借贷期限一般为3个月至1年。而且在冬春两季年末岁首，金融机构一般要收回贷款，这时候是民间融资活动最为活跃的时候。
5.隐蔽性强，真实情况难以掌控。民间融资的最大特点就是借贷双方均不太情愿向外界透露借贷信息，处于“保密”状态，因此很难掌握真实和全面的情况，相应的法律也很难做到监控和保障。
6.生产性借贷为民间融资的主要部分。民间借贷的主要是用于企业的生产性借贷，农户的扩大再生产借贷以及居民和农户的一般消费性借贷。
二、民间融资活动发展的必然性
1.正规金融服务不足是农村民间融资问题发展的诱因
首先，我国以农业银行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长期垄断和封闭的运行体系，其主要职能是从农村吸收资金向非农产业转移，因而造成了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对农村和农业发展的资金支持不足。而且如上文所提及的，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都逐渐加大了防范金融风险的力度，县级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缩减，信贷审批权限普遍上收，大额贷款必须通过省级商业银行审批，基层行信贷权十分有限，大部分只有调查和申报权，可是一旦贷款出现风险，基层行又是第一责任人，并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这些举措削弱了基层行投放信贷的积极性。
其次，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银行信贷政策和信用评价等级制度对于绝大多数的乡镇中小企业而言，缺乏现实有效的可行性。
最后，国有商业银行繁琐的贷款手续，也无法适应农村贷款急、频、小的特点。
2.充裕的民间金融资产为民间融资提供了资金支持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了，我国的民间资本已经积累了相当规模，形成了稳定的民间资本来源。一方面，我国居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农村闲置资金增多，一部分存入了国有商业银行，还有一部分则成为民间金融资金的来源。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整体实力快速增长，使私人资本的规模迅速膨胀，成为民间金融的重要来源。
3.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相对旺盛的资金需求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以及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对资金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户的扩大再生产，乡镇企业短期资金周转、购建固定资产、投资新项目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三、规范、引导民间金融的法律建议
在当今中国的发展现状之下，民间金融的存在是不受体制因素制约的，也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没有直接联系，它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融资安排，而是一种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必要的融资方式，简单的打击和取缔并不是规范民间金融的正确方式。2005年5月25日央行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认可了民间融资的重要地位，2006年以来，银监会按照《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贷款风险定价、分账核算、审批流程激励约束、人员培训、违约信息通报等“六项机制”，鼓励开展小企业授信业务;制定《商业银行小企业授信工作尽职指引(试行)》，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转变经营理念，创新金融体制，通过流程改造和美化差别化管理，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但是这些并不能从跟本上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现状，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必须从体制入手，完善现有金融运行体制。因此，我们要在有效监管、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适度开放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标准，鼓励各类资本按商业原则到农村投资，确立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引导民间金融有序成长。
我国目前对于民间金融的政策界限是模糊的，对于同一行为，不同部门往往有不同的规定。例如，1984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和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适当高于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具体标准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情况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但却没有规定什么范围的民间借贷属于合法，什么样的民间借贷属于非法。而国务院1998年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对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做出了明确界定，按照规定界定是否合法的基本标准主要就是看这种活动是否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而这一规定的假定前提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能正确无误且及时的做出批准，显然这一夹定是与现实情形相脱离，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相抵触的。因而当务之急就是我们必须制定和完善《民间融资法》、《合同法》等法规体系，将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将民间金融纳入法律管理之中，为民间借贷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将一些合理的民间金融行为规范化，同时禁止违法的高利贷活动，以规范、约束和保护民间金融活动，促进正当的民间金融活动有序开展，充分发挥其拾遗补缺的作用，促进我国民间金融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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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篇10
让这个“灰色”体系吸引了不少“热钱”――据市场人士估算，
已有过万亿资金涌入。由于缺乏有效监管，随之而来的风险正不断累积。
记者多地调查发现，近来民间借贷利率已普遍涨至月息6分到8分，换算成年息高达72%-96%，个别民间借贷公司年息甚至上探到120%。当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65%，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等地民间借贷利率最高已达银行贷款利率的20余倍。
民间借贷市场日益火爆，并且利率飙高。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为此指出：“要高度警惕近期网络借贷、民间借贷和小额贷款公司等领域凸显的风险。”
政策瓶颈窒息民间借贷活跃
央行2002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
就在2011年5月20日，又有超过3800亿元的银行资金被央行用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冻结。这是今年以来央行第六次上调这一比率。照此测算，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2万亿元的银行资金被冻结。
神木一家民间借贷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银行资金紧，想从银行拿贷款不易，现在就连民间借贷公司的放款额度有时候都很紧张。资金紧了，利率自然上行。“我们现在月息一般是8分到1角（即月息8%-10%），具体能批多少要看个人的资质情况。”该负责人同时说，央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借钱的人更多了，利率也跟着往上涨。
业内人士透露，今年3月下旬广州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利率还是4.2%-4.8%，但两三个月工夫，利率就上涨近1倍。业务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有不少公司反映，今年前四个月业务量和营业收入增长明显，有的增幅甚至超过了四成。
一家民间借贷公司的私人老板王先生坦言，利息虽然涨了，但登门的多了，他们公司现在做的基本上都是月息6到10分，以前一周一般会有一两个项目找上门，现在一周就有五六个项目。“下半年估计利率还要涨，到了年底，12分的月利都不出奇。”一般年底是企业借钱高峰，王先生称今年高峰提前半年杀到，主要是不少企业出现周转问题，从银行又贷不到款，只能转向民间借贷。
上万亿资金杀入，年收益50%
受市场需求增加和利率上涨等影响，越来越多的民间机构开始投身民间借贷行业，包括各种名目的投资咨询顾问公司、贷款咨询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非正规）等。他们搅热了这个市场，也给资金流入流出提供了更多渠道。
业内人士透露，民间借贷的融资成本一般是月息2到3分，而贷出去至少要6到8分，中间有4到5个点的“利差”，换算成年收益率，则在40%-50%，如此高的回报率，吸引了不少资金流入。
“最近几个月有近一半的银行信贷需求，因为得不到满足，转而借助民间借贷。”在民间借贷行业打拼多年的张先生估算说，这个量已超过了1万亿。照他的说法―――央行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2.24万亿元，那么截至目前的半年多来，至少超过2万亿元资金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这一块很难监测和统计。”榆林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鉴于民间借贷的灰色属性，具体的量有多少难有权威数字。“温州找了1000多个中小企业做定期访问，估计出温州民间借贷量在6000-7000亿元左右。广州银监局曾在东莞搞过调研，发现东莞的民间借贷量大概有2000-3000亿元。”广东民间借贷相对活跃的地方是东莞、佛山、中山，但和江浙、陕蒙一带比起来，民间借贷规模要小很多。
“影子银行”野蛮生长
央行从2008年就开始调查民间借贷市场。据统计，到2010年3月末，民间借贷余额为2.4万亿。照此推算，万亿元资金杀入民间借贷市场应没有什么悬念。
通胀持续走高，银行紧缩银根、中小企业资金饥渴，2011年，中国金融业的生态正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资金“跳”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各种渠道进入实体经济。“影子银行”渐渐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