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市场监管篇1
关键词：外汇管理；主体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0017-2014（8）-0091-02
随着我国外贸经济的快速发展，涉外经济规模大幅增长，贸易方式日趋多样化，跨境资金流动频率日益加快且渠道多样，具有资本和经常双重性质的交易行为越来越多，以交易性质和交易行为为主要特征的行为监管方式，其监管成本越来越高，便利化的市场需求与效率较低的行为监管方式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200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提出外汇管理方式和理念的“五个转变”，其中外汇主体监管制度变革属于外汇管理领域一次重大而深刻的变革。然而，当前主体监管改革的实践尚处于试点阶段，没有可供借鉴的成熟经验。基于这一现实需求，本文结合基层外汇管理工作实际，以提高外汇监管效率为切入点，探索建立主体监管框架及实现主体监管的关键途径，以期对外汇管理改革提供参考性的建议。
一、外汇主体监管制度的内涵
关于外汇主体监管的涵义，国内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阐述。许芯、毛德君从涉汇企业的角度探讨主体监管的思路及实现途径，未涉及外汇指定银行、个人外汇交易的外汇管理；曹晓飞从涉外贸易主体的角度构建外汇监管的思路、流程及政策设想，探讨的整个框架仅限于经常项目业务范围；康峰从外商投资企业角度阐释主体监管的思路及政策设想，其市场主体仅仅限定外商投资企业，而未涵盖其他市场主体外汇管理。综上可以看出，国内关于主体监管的探讨多局限于一部分涉汇主体，而未全面统筹考虑整个包括外汇指定银行、个人等交易主体的外汇监管。而本文从涵盖企业、个人、外汇指定银行在内的所有涉汇主体的角度出发，给出外汇主体监管的内涵。
主体监管制度是指以涉外经济主体为市场主体，将市场主体所有涵盖跨境资金流入、跨境资金流出以及境内外汇汇兑、结汇资金流向的全口径外汇收支信息统一采集，对市场主体不同性质的外汇业务进行集中管理，并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对市场主体实行分类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主体监管的目标是在全面落实外汇管理改革要求、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前提下，实现对市场主体各类外汇经营行为的统一监管，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成效，实现对市场主体的“一站式”服务、全口径监测检查（核查）、综合评估和分类管理。
二、外汇主体监管模式的框架架构
根据主体监管的内涵，其框架架构应包括：构建主体监管基础设施――按市场主体设置监管组织体系――对外汇业务实行集中管理――对外汇主体进行全口径监测分析――外汇主体综合风险评估――基于主体风险特点的分类管理。
（一）构建完善的主体监管基础设施。外汇主体监管模式的高效、顺畅运行，需要构建合规、合理的基础设施。第一，依据主体监管要求，建立相应的外汇政策法规体系。全面修订完善现行各项外汇管理政策法规，为主体监管合规开展提供政策支持。第二，开发主体监管系统，为主体监管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主体监管工作的开展，涉及到市场主体资本项下、经常项下所有外汇业务办理，全口径外汇收支数据的收集、监测分析、指标组合逻辑比对、合理的阀值设置，异常资金流动的筛选、分类管理等，需要监测和分析的具体业务以及资金流动笔数和规模相当庞大，因此，需要依托专业化的系统平台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第三，加快机构设置的调整，满足监管工作新要求。合理的机构设置是高效履职的基础性保障。当前，外汇管理机构是按照行为监管要求设置的，对经济主体在不同项下的外汇交易行为，由不同部门按照各自政策来监管。从主体监管的角度看，现行机构管理的主体存在交叉，同时现行机构的业务职能都不能完整体现主体监管的内涵。为进一步提高主体监管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应打破原有机构设置，按照主体监管要求对相关职能进行重新优化组合。将现有外汇管理部门（岗位）整合为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监管部门（岗位），分别针对不同市场主体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外汇监管和服务。
（二）按照职能调整后的机构设置对市场主体外汇业务进行统一管理。依据职能调整后的机构设置，建立以市场主体为单位，依托主体监管系统平台，建立集主体登记、业务办理、数据整合、核查分析、指标阈值预警、综合评估、分类管理为一体的主体监管业务流程。
（三）外汇主体综合风险评估。综合风险评估是对市场主体外汇收支业务进行综合分析，评估确定市场主体的整体风险等级。基本做法是，以市场主体为中心，依托监测系统进行非现场监测，识别异常交易行为，筛选异常主体，锁定排查范围；对涉嫌异常交易的市场主体，进行深入跟踪核查处理，可通过要求其提供异常交易情况说明或者约见负责人、相关人员进行谈话；也可深入到办理外汇业务的外汇指定银行进行现场核查，调研外汇收支凭证、资金汇兑、划转凭证，对涉嫌异常交易的有关信息深入核实；需要获取涉嫌异常交易的市场主体外部信息的，也可通过与海关、税务、发改委、工商、公安等部门进行沟通，全面获取有关信息，准确判断涉嫌异常交易的市场主体是否存在违规行为。在非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的基础上，证实确实存在外汇交易违规行为事实的，根据有关外汇管理政策法规，直接移交外汇检查部门立案查处。外汇局根据非现场核查、现查核查结果，外汇检查部门立案查处结果，综合评估市场主体整体风险等级。
（四）基于综合评估结果的分类管理。在综合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对市场主体实施差别化的管理措施。对正常类市场主体，采取便利化管理措施，便利企业正常经营活动顺利开展。对关注类市场主体，实施审慎管理，加大对该类市场主体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力度；采取窗口指导的方式，督促市场主体遵守外汇管理政策法规；提高该类市场主体非现场核查的频率，在此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现场核查，深入掌握市场主体各项外汇业务动向，准确研判外汇业务的真实性、合规性。对异常类市场主体，实施严格的管制性外汇管理措施，提高非现场核查频度，加大现场核查力度，引导企业规范业务流程，强化自我约束；要求大额外汇业务进行事前报备；将具有违规交易的市场主体移交外汇检查部门进行立案查处。
三、实现主体监管的关键途径
（一）优化机构设置，为主体监管工作有效开展奠定坚实基础。打破原来根据行为监管方式设置的部门现状，重组整合外汇管理部门内部组织架构，将外汇管理业务部分划分为综合业务部门（岗位）和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岗位）、企业监管部门（岗位）、个人监管部门（岗位）。综合业务部门（岗位）主要职责是牵头全局综合性工作，承担主体分类管理委员会和行政处罚委员会日常工作；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岗位）主要负责开展国际收支统计及数据核查、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工作，依法对金融机构加强业务管理、实施现场和非现场检查；企业/个人监管部门（岗位）主要职责是办理企业/个人外汇业务，落实企业/个人分类管理要求，开展有关非现场监测（核查）工作，依法对企业（个人）实施现场和非现场核查（检查）。
（二）提高数据采集质量，有效开展主体监管工作。当前，市场主体外汇收支、汇兑数据多分散于外汇局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各业务系统中，各个业务监管系统相对独立，且数据统计口径缺乏一致性，实施主体监管，获取全面、规范、有效的信息，需要从多个分散的业务监管系统中逐一采集，这样导致信息综合分析效率较低。因此，为有效开展主体监管，建议提高数据采集质量，需要做好下面工作：首先，建议提取金宏系统、资本项管理目信息系统、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服务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的市场主体基本信息，用以构建主体基本信息框架；其次，全面、规范统一各业务系统数据采集口径，确保系统数据规范可比对。数据信息的采集主要来源于各外汇业务系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外汇收支及汇兑数据通过国际收支系统采集，海关定期提供进出口报关数据，资本金流入、流出、汇兑以及外债余额、外债提款等信息可通过资本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采集。有效解决主体监管缺乏系统数据支撑的现状。
（三）构建市场主体交易数据之间多层次的关联关系，利用数据间的交叉关联功能筛选异常或可疑主体。一是建立各业务系统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实现散落于各业务系统的数据可逻辑比对，初步发现交易主体异常或可疑交易。例如，通过选取服务贸易单笔大额支出、货物贸易进口付汇率和资本金大额支出指标，筛选出利用资本金支付大额服务贸易款，或者是支付货款而无对应货物流的情况。二是根据地区外贸经济发展特点，结合国际收支形势及外汇管理工作重点等因素，合理设定数据指标的阈值档位，筛选出符合特定条件的主体，发现表面合规的可疑交易业务。
（四）完善主体分类管理标准，提高主体监管效率。分类管理充分体现了主体监管的理念。分类管理采取差别化的管理措施，一方面便利合规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加大对异常或可疑交易主体的管理力度，促进异常或者可疑交易主体规范业务流程，强化自我约束。但当前，外汇管理部门关于分类管理的标准尚处于探索研究阶段，仅对于货物贸易外汇监管结果、资本项目外汇监管实施分类管理，没有形成包括服务贸易、个人外汇交易在内的统一的分类管理模式，为了提高主体监管效率，有必要探索建立一体化的市场主体分类管理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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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监管篇2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外汇期货;金融开放;监管协调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0017-2015（11）-0045-05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时代背景
（一）次贷危机改变了原有国际货币格局，人民币强势崛起
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严重打击了全球经济，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均受到打击。为了刺激经济，美日欧相继推出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欧元和日元的竞相贬值，削弱了其货币的吸引力，人民币则维持升值态势。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作为新生力量强势崛起。
（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改革，国际社会寻求解决美元独大之道
美国作为imF最大股东，操纵imF由来已久，这客观上有利于维系美元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中国增加imF的份额、朱民出任imF副总裁，中国也在国际货币体系具备一定的话语权。在国际社会饱受美元独大之苦时，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友善做法，将赋予人民币被其它国家接受的亲和力。人民币初步具备了实现与美元、欧元“三足鼎立、和平崛起”的时机。
（三）中国国内金融市场逐渐开放，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加入wto之后，我国的金融市场渐次开放，金融体制改革也进一步深化。2002年推出了QFii和QDii制度，允许国外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2008年提出的“港股直通车”设想，虽然尚未实施，但是也为国内投资者在境外资本市场配置资产提供了一种途径;2014年“沪港通”帮助国内投资者实现在境内资本市场配置外国资产的需求。金融市场的开放客观上推动了人民币走出国门，以境外资产的形式存在，从投资的角度人民币将更多地被国外投资者持有，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力推手。
（四）中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提高
2011年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也逐步显现。从2009年7月开始，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及东莞等地先行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到2011年8月24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地区范围扩大至全国。所谓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指经国家允许指定的、有条件的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的结算，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规定的政策范围内，可直接为企业提供跨境贸易人民币相关结算服务。2008年12月12日，中国央行和韩国央行签署首个货币互换协议，拉开了中国央行与外国央行或货币管理当局进行货币互换的序幕。货币互换的目的是向两个基本面和运行情况良好的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并推动双边贸易发展。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的流通范围扩展到境外，人民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得到加强，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和实现因素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狭义的定义是指人民币同时具备了世界货币的全部职能，即人民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充当一般等价物。而广义的定义是指人民币同时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部分职能，如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履行价值尺度、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等种种职能。笔者之所以将人民币国际化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的原因在于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实然状态，更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本身是其狭义定义，人民币具备了世界性一般等价物的全部职能，而在此之前即使没有具备全部职能，某些职能的发挥也能体现人民币的国际性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比较各主要货币的国际化历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主要有以下决定性因素：
（一）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程度
考察各主要货币的国际化历程，可以发现强大的经济实力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无论英国、美国、日本，其货币成为国际化货币之时，其经济实力都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较大的经济份额或者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一国货币的世界地位上升，并最终为各国所普遍接受为国际货币。
（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
一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决定了该国金融行业的发达程度、金融资产的规模大小以及是否能够主导金融定价权。发达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支撑，为货币的国际流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回顾英镑、美元、日元、欧元的崛起过程，在该经济体中都存在一个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的崛起，以及在该金融中心中各种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完善。
（三）金融体系健全程度和金融稳定能力
健全的金融体系是货币国际化的组织保证，具体包括多元化、国际化的金融机构和功能齐全的金融市场。实现货币国际化最为主要的是要建立功能完善的外汇市场，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性质交易的需要，又为国家利用直接手段和间接手段调控外汇供求、稳定汇率及币值提供了可能。由于货币实现国际化之后，该国与世界经济体系联系更加紧密，更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和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宏观金融管理部门就必须具备强有力的金融稳定能力，能够迅速地通过政策工具处理外部影响。
（四）货币信用稳定程度
国际化货币一定是币值稳定、汇率稳定的货币，这样才会使人们在国际交往中减少传递和获得信息的时间和费用，降低保持资产价值而付出的成本，减少货币持有者不必要的损失。自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绝大多数国家货币不再与黄金直接挂钩，一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或购买力更多是由该经济体所拥有的物质基础和信用程度所决定。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世界第一，在多次金融危机中以一种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保证人民币不贬值，都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人民币外汇期货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作用
建设和大力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人民币外汇期货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早日实现：
（一）逐步打破国际社会对美元的路径依赖和惯性
美元仍是当今世界最值得信赖的国际储备货币。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计价单位、国际结算货币中占比都超过65%，目前全球尚无可挑战美元的货币或超货币。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中位居第二的欧元也没法挑战美元。
建设和大力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可以逐步打破国际社会对美元的路径依赖和惯性：首先，通过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人民币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强、使用范围进一步拓宽，这有助于提高人民币的储备和贮藏手段职能;其次，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为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投资者提供了成本最低的汇率风险对冲工具，这有助于保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和信用稳定;第三，人民币外汇期货还是最直接的“下注中国”的投资工具，看好中国经济未来的投资者，可以直接买入人民币外汇期货来加倍获取人民币升值的收益。通过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的建设，人民币的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都得到很大的提升，这会逐步对美元构成挑战，打破国际社会对美元的路径依赖和惯性。
（二）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项下尚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障碍
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资本项目可兑换。因为国际化的货币一定是可以在国际上完全可兑换的货币，即国际可兑换，而这种完全可兑换超过了本国货币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在内的可兑换（国内可兑换）。从国际收支的统计口径分来看，可兑换仅是指对本币兑换成外汇支付和转移的程度，而货币的国际化是指本币充当国际支付和转移手段的能力;国内可兑换仅适用于居民与居民以及居民与非居民之间进行的交易，国际可兑换还应包括非居民与非居民之间进行交易。
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发展初期会定位于满足国内可兑换需求，即满足居民与居民、居民与非居民之间交易的需要。非居民参与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可能需要通过QFii或者未来香港交易所与中金所签订类似“沪港通”或投资者资格互认的协议进行。但是一旦国内的人民币外汇期货发展成熟之后，可以参加人民币期货市场的非居民的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拓宽，不仅局限在机构投资者，非居民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账户或人民币结算账户甚至离岸账户的形式参与人民币期货市场;QFii的范围也会进一步扩大，甚至取消QFii额度限制。这样，在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上居民与非居民的界限就不再重要，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成为一个全球化、国际化的市场，所有的国际投资者无论机构和个人都可以参与这个市场，这在期货的角度上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民币资本项下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障碍，推动人民币从国内可兑换向人民币国际可兑换转变。
（三）保留了市场化的宏观调控工具，倒逼金融调控和监管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
一国货币要成为世界货币，要求该国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具备应对全球金融市场的调控能力。人民币国际化为资本流动提供了便利，但游离于人民币监管和调控体系之外的大量流动性，可能成为投机者手中的筹码，容易引发宏观的不稳定。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三元悖论”，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三大金融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而放弃另外一个。如何在外汇市场开放的前提下，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防范外部热钱的冲击，这将是人民币宏观调控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共同面临的挑战。
建设和大力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为必要的紧急宏观调控保留了市场化工具和空间。首先，建立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将为人民币监测体系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监测对象和指标参考，有利于形成准确的货币政策判断;其次，巧妙设计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某些制度，比如混合交易模式，为央行通过紧急的市场化手段调节人民币汇率留下了政策操作的空间，这可以更好地防范汇率风险。
建设和大力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还可以倒逼金融调控和监管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建立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客观上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宏观调控当局还是市场监管当局，二者必须更好地协调才能实现期货市场规范透明稳健运行、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减少与国际上相关国家货币政策目标冲突的多重目标，使人民币在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好地担负起国际货币的义务，这势必倒逼我国宏观调控当局和市场监管当局提高调控水平和监管决策质量，向世界一流监管水平看齐。
（四）拓阔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增强金融机构竞争力
人民币国际化将使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会很快传递到国内，而具有相当广度与深度的健康金融市场体系能较好地应对各种冲击，具有自我减震作用。
建设和大力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正面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拓宽我国现有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为对冲外部风险提供风险管理工具和市场，以市场化的手段来防范和化解外部性风险;其次，通过引入做市商，在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中让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各类型的金融机构同台竞技，推动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第三，通过引入非居民投资者，让居民和国内的金融机构提前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在金融业实现全面开放之前提高竞争力。
（五）便于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为世界性储备货币
作为国际化货币，人民币在支付工具和贮藏手段方面的职能仍有待加强，进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s以下简称“SDR”）货币篮子将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关键一步，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目前阻碍人民币进入SDR篮子货币仍然存在一些“技术性问题”：首先，SDR的汇率根据同一时点并且来自于同样来源的市场汇率决定，目前这一时点是伦敦工作时间，而这一时段在岸人民币市场已经停止交易。第二，SDR汇率定价需要一个“有代表性”的汇率，目前官方的“代表性汇率”则是每天早上9时15分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中间价，但imF明确指出，这一汇率却并非根据市场实际的汇率计算得出。第三，SDR篮子货币必须有足够的工具来进行风险对冲，目前来看，离岸人民币市场因为有期货和期权更加具有优势、流动性也更好。因此，为了满足加入SDR的需要，必须建立在岸的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第一，人民币外汇期货能够电子化交易，延长交易时间，解决伦敦工作时间汇率报价的问题;第二，外汇期货市场形成的价格绝对是具有“代表性”的价格;第三，期货本身就是风险对冲工具，还可以在期货的基础上发展出外汇期货期权，满足更多个性化风险对冲的需求，解决加入SDR的第三个技术性问题。
四、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处理好的问题
（一）金融市场开放问题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进步，我国目前已经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在支付结算手段上实现了人民币国际化，通过货币互换、引入财富基金在贮备手段上实现了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投资和对外借贷也稳步推进。下一步工作的重心将放在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开放上，或者说国内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也面临着国际化问题。本文前面分析过，人民币外汇市场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其假设也是建立在人民币外汇市场开放的前提之上的。但是人民币外汇市场开发的时机和步骤必须要慎重：首先，在人民币外汇期货品种选择上，先选择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瑞郎、加元和澳元等汇率，这些货币是国际上应用较多、占比较高的币种，待时机成熟后再开展欧元/美元、美元/日元等外汇汇率期货，也就是说先上市人民币外汇期货合约，再上市外币外汇期货合约;其次，具体合约选择上市的时点应考虑到具体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应在汇率走势平稳之时推出新品种，减少期货被投机资金利用而助涨助跌的可能;第三，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建立初期应立足于居民投资者为主，非居民投资者应严格准入门槛和控制其规模，应视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例如外国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规模、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所占比例来逐步放开规模控制和准入门槛，最后取消对非居民投资者的限制，完全放开人民币期货市场的准入，实现国民待遇。
（二）微观审慎金融监管分工问题
人民币外汇期货的监管不仅仅是证券监管部门对期货市场的合规监管，还包括货币调控部门对于外汇市场的调控、外汇监管部门对于外汇现货的监管，甚至还包括未来银行和保险监管部门对于银行和保险参与外汇期货市场的监管。所以，对人民币外汇期货的监管应明确各微观审慎监管部门之间的分工。
首先，结合外汇期货投资者的市场结构，进一步明确现有各分业监管者的微观审慎监管职能，并分三个层次明确外汇期货准入标准：第一层次是金融机构的准入，这部分职能仍交给原有的分业监管部门，例如银监会负责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证监会负责证券业金融机构的准入，保监会负责保险业金融机构的准入;第二层次，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外汇业务的准入;第三层次，由证监会负责外汇期货业务的准入，或者说所有外汇期货投资者资格的准入。具体说来，针对外汇期货的做市商银行，首先获得银监会设立银行的行政许可，其次要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经营外汇业务的行政许可，第三要获得证监会外汇期货做市商资格的行政许可。针对套期保值者，不需要获得第一个层次的市场准入许可，但是因为会涉及外汇现货的交割，必须先获得第二层次国家外汇管理局对于外汇业务的准入许可，才可能获得证监会外汇期货投资者的资格。针对投机套利者，因为不涉及外汇现货的交割，只需要获得证监会外汇期货投资者的资格即可。
其次，将跟外汇期货市场交易规制和投资者保护相关的监管职能统统交给证监会。将所有参与外汇期货市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业金融机构和保险业金融机构一视同仁，按照相同的外汇期货监管规则进行规范。原则上除证监会的市场监管规则之外，各分业监管部门对于各自监管对象参与外汇期货交易仅仅可以规定风险策略和提供风险指导，防止“政出多门”而造成监管套利、监管冲突的情况。
（三）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稳定问题
从国外的发展经验来说，类似于外汇期货这种容易发生跨市场、跨行业风险传递的金融工具，在微观审慎监管控制好个体风险和市场行为规范的同时，应设立一个类似于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的机构负责统辖全局，进行监管信息的共享和系统性风险的识别控制。具体而言，宏观审慎监管部门应承担以下监管职能：
首先，从宏观上识别系统性风险。人民币外汇期货的市场走势与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币值的晴雨表之一。我国作为进出口大国，企业由于存在对冲汇率风险的需要，外汇期货未来的市场规模可能会发展得非常庞大，甚至会超过现有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的市场规模。但是国内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重大变化一定会与外汇期货市场的重大波动相伴相生，外汇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体现了宏观风险信息，本身也在传递宏观风险。因此，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需要一个宏观审慎监管者识别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其次，实现畅通的监管信息共享。宏观审慎监管部门不同于微观审慎监管部门，处于信息传递网络的中间节点，汇总、加工、再传递收到的各种信息，这样处在网络其他节点的微观审慎监管部门就可以看到全面的监管信息和宏观信息，便于采取更有效率的监管动作，也减少了微观审慎监管部门之间出现监管矛盾和监管真空的可能。
第三，协调监管政策和重大危机处理。宏观审慎监管部门由于对宏观形势的掌握，对于未来经济金融形势的把握更强，可以为监管政策的演变提供更为前瞻的视角，另外我国国情特殊，宏观审慎监管部门经常要体现和实施某些国家战略、金融体制改革等深层次意图，因此宏观审慎监管部门更适合作为监管政策的总协调人。一般而言，在现有分业监管模式下，某个市场内部或金融行业内部的系统性风险和危机由微观审慎监管部门或分业监管部门负责进行处理。但是人民币外汇期货具有证券和外汇双重属性，同时又与经济金融大局关联性强，很容易产生金融风险跨市场传递和溢出。仅靠微观审慎监管部门的力量很难得到妥善处理，甚至容易引发更大的危机。因此，需要宏观审慎监管部门作为牵头人总揽全局，从大局角度协调各个微观审慎监管者的立场，对症下药，化解系统性风险，减少风险处置成本，提高风险处置效率。
基于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协调体制中的地位以及法律赋予的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未来应由人民银行作为人民币外汇期货的宏观审慎监管者，其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相比其他宏观调控部门，人民银行更具备成为宏观审慎监管者的优势。相比发改委和财政部等宏观调控部门来说，人民银行直接负责制定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于国内外宏观经济及汇率的研判和把握更具有经验。同时，人民银行还承担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任，人民银行主导并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全局，建立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是其中重要一环，人民银行对于人民币外汇期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更具有全局观。
第二，人民银行法赋予了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外汇期货作为一种新生的金融工具，本身既有证券期货的属性，又具有外汇资产的属性，同时连接了微观市场和宏观经济。因此，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的稳定直接影响到金融稳定的大局。因此，由人民银行充当宏观审慎监管者一方面将有利于延续现有金融稳定工作框架，避免职责不清和部门冲突;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在处理系统性、局部性金融风险时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手段，这可以避免在某些紧急情况下由于微观审慎监管者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工具手段不足造成危机愈演愈烈的局面。
第三，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体制的地位便于作为宏观审慎监管者开展工作。根据国务院确定的制度安排，人民银行是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和协调机制的牵头人，这有利于人民银行在作为宏观审慎监管者时，充分地发挥信息优势、协调优势，提高危机处理效率。
（四）修改、整合现有的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则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汇率和利率制度如何协调将是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重要问题。根据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因此，我国当前负责汇率与利率调控的具体执行部门虽然是人民银行，但人民银行在行政上隶属于国务院，而不是类似美联储等国外银行具有独立的地位。人民银行在汇率和利率政策决定方面不具有完全的发言权，利率和汇率政策决策不够规范和透明。这对外汇期货市场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是会长期干预外汇期货市场正常价格形成机制，容易导致市场被少数利益团体操纵和影响。同时，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可能也会产生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很容易造成金融系统性风险。因此，有必要对《人民银行法》做出修订，赋予人民银行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自主制定执行利率和汇率政策。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可以看作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一个分支。但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建设，都涉及不同层次的法律和多个部门的监管规则。这些法律法规应该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横轴、以人民币外汇期货为纵轴进行有机的整合，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消除法律盲点和模糊地带。为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建设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这种法律整合工作可以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人民币法》之下，通过补充完善人民币法律关系各个方面的具体法律规定，对现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进行整合，整合方式可以是法律汇编也可以是法典编撰。这样，人民币外汇期货就可以看作人民币对外法律关系在期货市场的延续，人民币外汇期货法律规则就存在明确的上位法，可以通过相关部门立法加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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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RelationshipbetweenRmBForeignexchangeFuturesanditsinternationalization
YanGDesen
（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Shanghai200042）
外汇市场监管篇3
关键词：外汇衍生品；nDF；墨西哥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1―0059―05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金融市场上的外汇衍生产品日益丰富。但无论从交易规模还是发展速度上看，外汇衍生品的离岸市场都远远领先于在岸市场。由于离岸市场不受监管，交易价格不仅能反映人们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未来预期，也有可能影响在岸市场的人民币价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使我国遭受丧失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威胁。同时，面对人民币衍生品在国际离岸市场上蓬勃发展的态势，积极推动人民币在岸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争夺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已成为大势所趋。然而，人民币目前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化的汇率决定机制，降低了市场参与者进行人民币汇率投机、套利与套期保值的交易需求；而且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管制以及相应的结售汇制和实需原则，也极大地抑制了外汇衍生品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规模。因此，我们应如何积极推动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呢?
纵观世界，不少国家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全球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有两种不同的演进方式：一是由市场主导，在强烈的避险动机、巨大的获利机会和成熟的市场主体的共同力量作用下，形成监管模式和交易品种都较为成熟的交易市场，如英、美等国；二是由政府主导，在国内市场发展动力不足或出现问题时，由政府法规和命令来引导外汇衍生品市场的走向，如我国和墨西哥在整个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进程中，政府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深入考察墨西哥和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尽管市场背景和发展进程不尽相同，但墨西哥仍然为我国在何时开放投机需求、央行的作用、市场结构、市场影响以及离岸市场挑战的应对策略等五个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一、墨西哥与我国的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路径比较
(一)墨西哥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路径
墨西哥的外汇衍生品最早出现在离岸市场上。1972年，墨西哥在实行外汇管制和钉住美元汇率制度时，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首次推出的外汇期货就是墨西哥比索期货交易。但由于当时墨西哥比索严格钉住美元，两者之间的汇率几乎是固定的，因此比索期货并无太多炒作价值，交易量非常有限。1982年后，墨西哥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实施资本项目自由化，但这一政策组合具有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开放的资本市场允许外资自由进出，而近乎固定的汇率则使比索的供求无法均衡。在通胀率高于美国、墨西哥比索高估和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对墨西哥比索贬值的投机盛行。1985年10月，墨西哥中央银行被迫禁止墨西哥银行在芝加哥外汇期货市场上到期交割比索，比索期货市场停顿。在1985年至1994年比索大贬值前的10年间，墨西哥国内惟一存在的外汇市场只有银行间外汇保值市场。在此期间，墨西哥中央银行在这一市场上曾通过干预即期外汇交易来稳定汇率，也曾通过在银行间市场上卖出比索看跌期权来减少汇率波动。但此期间的墨西哥国内银行间的外汇保值市场，基本上为外汇现货交易。
20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比索钉住美元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内在矛盾日趋激化，许多投机者预测墨西哥比索将贬值，由此引发了大量墨西哥比索离岸nDF交易的出现。当时，许多货币经纪商加入了nDF市场，其经纪功能提高了nDF交易的效率和流动性，使得墨西哥比索离岸nDF成为当时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nDF交易。与此同时，国内外汇市场上的远期交易也开始出现。
1994年的金融危机和1995年的比索汇率自由浮动，给墨西哥外汇衍生品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墨西哥中央银行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监管改革，放开了投资境外外汇期货的管制，积极推动墨西哥比索／美元外汇市场的发展：1994年，墨西哥中央银行允许外国银行在墨西哥境内设立分行，以及墨西哥政府恢复Cme的比索期货交易并允许该交易通过墨西哥清算系统结算。自此以后，Cme的比索期货交易发展迅速。比索浮动后，墨西哥比索离岸nDF市场逐渐在Cme的墨西哥比索期货的替代下，规模日渐缩小。国内的“货币保值”市场也被取消，远期交易则因需求日增而获得了大发展。1996年10月，墨西哥中央银行消除禁令，允许本国银行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远期产品的交易，进一步促进了远期产品市场的发展。接着，墨西哥中央银行相继推出期权、货币掉期等新的金融衍生品，并允许获得监管当局批准的金融机构在期货市场及otC市场开展外汇期权业务(王宇等，2005)。1998年12月，墨西哥衍生品交易所(mexicanDerivativeexchange，mexDer)成立，美元／墨西哥比索期货成为墨西哥国内首只外汇期货。2005年，欧元／墨西哥比索期货开始在交易所内交易。2006年7月，美元期权上市。
这样，墨西哥比索的外汇衍生品市场目前大致可以分为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在岸市场又由前述的otC外汇衍生品市场(主要是银行间市场)和墨西哥衍生品交易所内的外汇期货期权构成；而otC交易规模远大于场内交易规模。离岸市场则以Cme的墨西哥比索期货和期货期权为主。从市场份额来看，在岸市场远远大于离岸市场，但Cme的墨西哥比索场内衍生品交易又远大于墨西哥国内交易所的外汇衍生品规模。
(二)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路径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银行就开始客户进行境外外汇期货、期权、互换等业务，开创了我国企业参与国际衍生品交易的先河。1992年6月，上海外汇调剂中心首次推出外汇期货交易，交易的外汇品种有美元、英镑、德国马克、日元和港币。1995年“3・27国债事件”导致国债期货市场倒闭，整个衍生品市场陷入停滞，直到1998年可转债的发行才稍有起色。2004年2月，我国开始实施《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针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法规。该《办法》从市场准入、内控机制、风险管理、处罚措施等方面，对我国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进行了总体规范。
2005年8月10日之前，中国外汇衍生品品种主要包括：人民币与外汇间的衍生品交易即远期结售汇交易、外汇间衍生品交易和离岸nDF交易。2005年8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促进银行间外汇市场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中包括允许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开展远期外汇交易，并允许具备一定资格的市场主体开展掉期交易。除此之外，还有人民币无本金交割期权(nDo)、掉期(nDS)、与nDF挂钩的存款、人民币结构
性票据等多个交易品种。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上半年，我国在岸银行间人民币外汇远期和掉期交易的成交金额仅为1440.44亿美元，而同期人民币离岸nDF的成交规模却高达7500亿美元左右。
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在岸与离岸市场的这一规模差异深受各界关注。nDF全称为non-deliverableForward，是指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其最重要特征在于nDF远期合约到期时，由于存在货币自由兑换的限制而无法进行本金交割，只能采用一种可自由兑换货币进行净额结算。而一国正规外汇远期市场中的远期合约，由于符合政策规定，到期时可以进行货币兑换。例如，在境外离岸市场上交易的人民币／美元nDF合约到期时，就统一采用美元进行净额结算，以规避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限制；而在岸银行间人民币／美元远期合约到期时，则因符合外管局规定，可以进行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兑换。nDF市场通常位于离岸市场上，不受监管与约束，主要由希望规避外汇制度约束的国际交易者组成。
无论从金融市场机理还是国际经验来看，由于交易的低成本、便利性和灵活性，当一国货币的远期市场比较发达时，市场信息往往先在远期市场上体现而后传导至即期市场，远期市场成为引领即期价格的定价中心和波动来源。从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的现状来看，显然位于离岸市场、不受监管的nDF市场相对发达、影响较大，从而存在nDF引领人民币即期汇率走势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可能。2006年8月，Cme推出人民币期货期权交易，也表明了其看好人民币衍生产品的市场前景。
由两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其中的不同之处，但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墨西哥经历了从固定汇率到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变，经历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冲击；墨西哥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与其汇率制度的变迁，和金融危机的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墨西哥金融管理当局在其外汇市场的开放及衍生产品的发展中，在市场监管、交易所发展和应对离岸市场冲击等方面都发挥着主导作用。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过渡阶段，各种外汇衍生品的推出和外汇交易制度的放开，也与汇率制度的变迁紧密相关。此外，墨西哥的外汇衍生品在岸市场曾受到离岸nDF市场的威胁，这与我国目前的情况极为相似。因此，考察墨西哥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和变迁，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借鉴。
二、墨西哥外汇衍生品市场对我国的经验借鉴
(一)对外汇衍生品的影响分析
1．外汇衍生产品与即期汇率的关系
1998年，ChristianJochum和LauraKodres就新兴市场国家外汇期货交易对现货市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运用1995年4月25日到1997年4月4日的数据，分析了Cme的墨西哥比索期货价格与比索现货汇率的关系，发现墨西哥比索期货的交易降低了现货市场的波动性，使得现货市场更加平稳；同时方差分解结果也表明，墨西哥比索现货市场的波动主要来源于现货市场自身而非源于期货市场。另外，他们还发现墨西哥比索期货市场对信息的反应速度要快于现货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对期货市场的干预一定会降低现货市场的波动。本文认为，虽然单凭一些特定期间和特定方法的研究结果，并不能完全描绘外汇衍生品市场对即期汇率的影响，但至少可以得出结论：外汇衍生品交易并不一定会对即期汇率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
但是，衍生产品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在汇率市场化的正常情况下，外汇衍生品通常不会增大汇率的波动；但在宏观经济和政策面存在问题、发生金融危机时，外汇衍生品的交易通常会助长投机，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如墨西哥20世纪90年代初离岸市场和国内外汇市场上的投机资金大量抛空比索，对比索汇率造成极大压力，是导致1994年比索恶性贬值以及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外汇衍生品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理论界普遍认为，在过去的10-15年间，衍生品的推出对促进国际资本流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peter，1998；Dodd，2001)。单就外汇衍生品的发展而言，它的推出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渠道，因此能有效地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从宏观经济基本面来看，墨西哥外汇衍生品市场推出以来，并无证据表明其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1998年，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不利因素的冲击下，墨西哥政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经济增长4.8％。2000年墨西哥经济增长高达6.9％，居拉美国家首位。2001年受美国经济减速和石油价格波动影响，经济负增长0.3％，但宏观经济总体保持稳定，金融市场监控有序。摆脱金融危机之后，墨西哥的GDp一直按照比较稳定的速度增长，FDi一直处于较平稳或增长的状态，外汇储备也在逐年增加。此外，1996-1999年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27.7％、15.7％和18.6％，而近年来墨西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为目标，将通胀率维持在4％左右。所有迹象均表明，墨西哥外汇衍生品交易并未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相反，宏观经济状况的改善为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在国内市场，自央行于2005年8月推出促进外汇市场发展的各项措施以来，总体上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在相当稳健的水平上，经济增长、物价和外贸形势都相当良好，如2006年GDp增长达到10.6％，外贸顺差达到1770亿美元(王元龙，2007)。这也说明宏观经济与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二)在固定或钉住汇率制度下不宜开放外汇衍生品的投机需求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因而在外汇市场中实行实需原则，不允许基于投机需求的外汇交易。而要推动外汇衍生品市场的深入发展，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资本项目自由化和放开投机需求都是必需的步骤。但其中的先后顺序是非常重要的，次序不当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不良影响。墨西哥的经验向我们表明，在固定或钉住汇率制度下不宜开放外汇衍生品的投机需求。
在固定或钉住汇率制度下，汇率常常偏离其均衡价格。此时如果放开国内外汇衍生品交易的投机需求，必然对固定或钉住汇率产生冲击。特别是像墨西哥这样先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后推行汇率市场化的国家，开放外汇衍生品交易的投机需求必将导致致命的结果。因为外汇现货与衍生品之间的套利行为必然对现货汇率造成巨大压力。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实行钉住汇率期间，尽管墨西哥比索的离岸衍生品交易非常活跃，墨西哥中央银行仍然抑制国内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直到1994年墨西哥比索汇率自由浮动。据此本文认为，开放国内外汇衍生品交易的投机需求，推动更多的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发展，应该以汇率的市场化作为基
础，否则将对中央银行维护汇率水平造成极大的压力。
2007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对在Cme交易墨西哥比索期货的投资者进行了调查，分别统计了1999年以来交易的套期保值头寸和投机头寸。图1是调查结果的一个反应，其左纵轴是投机头寸的变化，右纵轴是比索汇率的变化。虽然图1仅对离岸外汇期货投机头寸与汇率变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但的确向我们揭示了外汇衍生品市场上的投机头寸和汇率的变动是高度相关的。
(三)外汇衍生品市场结构应以otC市场中的外汇远期和掉期为主
在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规划中，存在一些与市场结构有关的问题，包括应以otC市场还是以场内市场为主、具体应以何种外汇衍生品为主、发展路径如何选取等。从市场整体结构来看，墨西哥外汇衍生品市场中最重要的是otC市场，这与世界各国的经验都是一致的，是由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市场需求天然决定的。从发展路径来看，墨西哥外汇衍生品市场基本经历了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从初级市场到高级市场的渐进过程，这同时也是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经验。从产品结构来看，在墨西哥比索衍生品的otC市场中，市场份额最大的是外汇掉期，其后依次是外汇远期、外汇期权和货币互换；在交易所市场中，主要是外汇期货，而外汇期权交易量很小。这与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很相似。我国在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中，也应当把外汇掉期与外汇远期市场建设作为重点。
(四)墨西哥中央银行在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中的作用与监管经验
墨西哥的外汇衍生品市场是相对发达的，墨西哥中央银行在这个市场的发展和监管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主导作用。这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从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来看，墨西哥中央银行起到了控制发展节奏的重要作用。在1995年墨西哥比索汇率自由浮动以前，墨西哥中央银行抑制了国内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并对Cme市场上的比索期货和离岸nDF的投机交易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政策；汇率自由浮动之后，墨西哥中央银行转而积极推动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包括放开境外外汇期货的投资限制，推动远期市场的发展，推出otC市场上的外汇掉期、外汇期权等衍生产品，推出外汇期货和交易所外汇期权等。
而墨西哥对外汇衍生品的监管是由中央银行负责的。墨西哥中央银行至今仍对参与otC外汇衍生品市场的交易者实行严格的审查和监管，其主要标准为机构的信用等级。只有得到监管当局批准的银行、交易商、经纪商、其他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才能进入这个市场。在具体的风险管理方面，墨西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来防范市场风险，例如建立有关外汇风险敞口的主要框架，要求包括商业银行和经纪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必须遵守，并规定了机构可以投资的产品和市场以及外汇风险敞口；同时还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流动性要求等。在具体监管方式上，墨西哥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实行较为严格的在线监管，即要求从事外汇交易的金融机构必须通过电子方式报送逐笔交易信息。报送的内容包括进入国内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每笔交易的产品类别、交易对手、交易币种和交易量。中央银行如要了解市场趋势，主要通过交易数据，并随时与商业银行沟通了解市场情况。由于数据涉及商业银行客户资料，墨西哥中央银行承诺每日销毁有关数据。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比索自由浮动和推出外汇衍生品之后，墨西哥中央银行对外汇衍生品市场虽然实行较为严密的监管，但更多地还是通过对交易信息的收集与观察，通过对交易者风险管理制度的建设来实现。这种做法是比较值得借鉴的。
(五)离岸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应对策略应以疏导为主
墨西哥中央银行对离岸外汇衍生品采取的不同策略，对于我国很有借鉴意义。
对于Cme的比索期货，在钉住汇率的情况下，墨西哥中央银行曾一度禁止墨西哥银行交割到期的比索期货，使其基本停顿；但到了1995年，在资本项目自由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墨西哥中央银行恢复比索期货交易并允许该交易通过墨西哥的清算系统结算，放开了投资境外外汇期货的管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其持鼓励态度。
对于离岸nDF，墨西哥中央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允许国内银行参与离岸nDF交易，试图通过在岸化将其更多地纳入监管。1994年金融危机以后，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与浮动汇率制的政策组合，使得nDF的交易需求自然消失；与此同时，墨西哥中央银行通过大力发展国内otC市场与场内交易市场，将对汇率风险管理、套利和投机需求引导到国内otC和交易所市场中来，从而纳入中央银行监管的范畴，在岸和离岸nDF交易规模日渐缩小乃至消失。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宏观经济与政策面因素导致离岸市场的交易尤其是投机交易盛行时，在制度因素无法完全改变的条件下，离岸市场在岸化等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但无法根本消除离岸市场的负面影响。最根本的措施是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同时，墨西哥中央银行的应对策略以疏导为主，如Cme的墨西哥比索期货交易虽属离岸市场，但其属于场内交易，交割通过墨西哥中央银行的清算系统进行；墨西哥otC与交易所的外汇衍生品市场均在中央银行的监管之下。这样的举措，实际上是将外汇衍生品交易基本都纳入中央银行的监管范畴，是比较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值得我们借鉴。
三、结论
外汇市场监管篇4
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我国商业银行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行新的安排后，意味着汇率的波动幅度比过去扩大，变动频率加快。与此前相比，商业银行的外汇风险将更加显性化、日常化，提高外汇风险管理能力变得更加迫切。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一是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面临的外汇风险同时加大。新的汇率机制下，商业银行因交易目的而持有的以外币计价、结算的金融工具的（人民币）市值，会随着人民币对主要外币汇率的波动而发生变动。同时，银行账户中的外汇资产和负债，例如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同业外币拆借、投资性外币债券等，也会随着汇率的升值和贬值而产生盈亏。初步测算表明，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全部外汇风险敞口头寸（既包括银行账户，又包括交易账户）较大，银行面临的币种错配风险较高。此外，如果不做相对特殊的安排，我国部分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资本会因人民币升值而缩水。我国很多商业银行过去往往忽视银行账户的外汇风险敞口，汇率机制改革后，必须尽快调整管理理念以防汇率波动给银行账户带来巨大损失。
二是银行客户的外汇风险上升，会增加银行受损的可能性。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汇率水平的调整不仅会直接影响银行的敞口头寸，也会通过影响银行客户的财务状况，而对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带来影响。汇率波动的频率提高后，银行客户面临的外汇风险会增加。直接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会因汇率波动而导致盈亏起伏。例如，我国造船行业的利润本来就很微薄，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就会导致其由盈变亏。升值会导致其出口企业竞争力下降以及盈利减少，影响企业的偿贷能力，使银行贷款的风险增加。从各国经验看，在本外币利差较大的情况下，内向型企业倾向于通过向银行借用外汇贷款满足本币融资需求，货币错配风险较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国等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就是，国内企业通过金融机构大量举借外币债务。一旦汇率急剧下跌，负债企业的外汇风险和损失就会直接转变为银行的信用风险和损失。在汇率波动度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再盲目开放资本项目，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将更大。
三是外汇衍生产品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增加。从今年8月2日开始，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范围扩大，交易期限限制放开，同时允许银行自主报价，并允许银行对客户办理不涉及利率互换的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这些措施的出台在促进银行外汇衍生交易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银行面临的各种相关风险增加。在提供远期、掉期等衍生产品时，银行能否准确进行定价，能否有效对冲和管理风险，不仅直接决定着银行的盈利能力，也决定着银行的竞争力，甚至是生存能力。目前，国内不同银行一年期远期结售汇报价（中间价）差异竟然达到了200个基本点，表明不同银行的定价机制和水平存在较大差别，市场效率有待提高。
四是银行外汇业务还面临着许多其他种类的风险。除了汇率风险、利率风险、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外，外汇业务还面临操作风险、外汇管制风险、结算风险、时区风险、反洗钱等。如果不能有效控制上述风险，银行一样有可能遭受巨额损失。例如，2004年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因外汇交易中的操作风险导致的损失超过3.6亿澳元。2004年11月，美联储专门了《外汇操作风险管理》，详细阐述了银行在交易前准备、交易实现、确认、轧差、结算、往来账核对、财务控制等交易流程上应遵循的最佳做法。由此可见银行外汇业务及其内在风险的复杂性。
当然，风险和收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银行在承担外汇风险的同时，也有可能获取一定收益。首先，汇率波动区间扩大后，金融机构和企业规避外汇风险的需求会上升。外币与人民币之间的远期、掉期交易量会相应上升。在从事外汇衍生产品交易的过程中，如果银行能有效利用自身技能对风险进行合理定价或对冲，就可能从中盈利。同时，客户对外汇有关的金融产品需求的增加，也为银行发展外汇业务、开发外汇新产品（如个人外汇理财产品等）提供了良机。
其次，汇率浮动区间扩大后，对外汇市场交易的连续性和市场流动性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引入做市商制度将不可避免。做市商通过不断报价、买卖，维持市场的流动性，同时通过买卖差价，补偿各项费用并实现利润。今年3月，中国银行、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9家银行正式成为首家中国外汇市场外币间汇率交易产品的做市商。可以预计，人民币对外币的做市商制度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引入。
面对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业内不少人习惯性地认为，新机制对商业银行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个判断在一般意义上、在宏观上是成立的，但是从具体的结果看，对于一家特定的银行而言，变化了的环境要么是机遇，要么是挑战；要么是涅?再生，要么可能是一败涂地。唯此，各家商业银行才能充分认识到提升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的重要性、紧迫性。
二、我国商业银行的外汇风险管理现状和差距
国内银行过去没有在弹性汇率机制下经营过，缺乏必要的业务经营和风险管理的经验和技能，过去所有的外汇风险管理的制度、技术、人员、体系等尚未经历过弹性汇率的检验。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过去长期在固定的汇率环境下经营，外汇风险意识普遍比较淡薄，有效的风险管理和控制体系有待建立，外汇风险管理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
一是部分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监控外汇风险的能力还有待提高。董事会承担着外汇风险的最终管理责任，负责审批外汇风险管理的战略、政策和程序，负责确定本行的外汇风险容忍度。为了有效履行这些职责，董事和高级管理层必须对外汇风险有充分了解。然而，目前不少商业银行的董事乃至高级管理人员缺乏外汇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甚至缺乏对外汇风险的起码了解。有些银行明明外币敞口为多头，竟然误认为人民币升值对本行有利。有些人思想上尚未能及时适应新的汇率机制，仍然忽视外汇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普遍的问题是，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不掌握（也没有意识去掌握）本行的外汇风险敞口头寸，说不清本行的外汇风险水平和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设定风险限额只能是一种奢谈。这样的董事会恐怕在外汇风险管理方面很难发挥定调子的职能。
二是外汇风险的政策和程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执行力度有待加强。大部分银行的外汇风险管理的政策和程序离专业化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例如，从政策和程序覆盖的分支机构和产品条线看，我国很多银行的政策和程序并没有完全覆盖商业银行的各个分支机构、产品条线以及银行的表内、表外业务。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很多制度还只是停留在纸上，但实际中实施不力，甚至根本无人执行。例如，很多银行外汇产品的估值和定价政策在执行中问题百出；如何在考虑产品、期限、内部预期收益要求等综合因素来确定针对单一交易对手的总体授信额度，仍受到组织业务分工等内部因素的限制；大多数银行市场风险模型有效性的检验政策得不到有效实施。
三是外汇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控制能力有待提升。外汇风险无法计量，就无法管理，也根本做不到有效管理。与国外同类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在外汇风险计量上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外汇风[
险敞口在国外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普遍使用的风险计量工具，而我们的银行才刚刚开始尝试计算风险敞口，有些银行甚至至今都不能准确算出本行所承担的单一货币的敞口头寸和所有外币的总敞口头寸。很多银行尽管从国际上引入了Kendor+、panaroma等标准化的风险计量系统，能够计算VaR值，但致命的缺陷是VaR值并没有被整合到银行日常风险管理过程中，如设置交易员限额和产品限额等。风险的监测、控制能力比风险计量更是要弱得多。花旗、汇丰等国际化大银行二十多年前就把全球外汇业务的风险敞口控制在只有几千万美元，甚至几百万美元，而我国很多银行尽管国际业务量与大银行相比小得多，但敞口头寸即便不含注资部分仍高达数十亿美元，风险敞口是国际化大银行的百倍，根本做不到不承担未经计算的风险。
四是外汇风险的内控有待加强。有些银行尚未建立与外汇业务经营部门相互独立的外汇风险（或市场风险）管理和控制部门。内部审计对外汇风险管理体系的审计内容不够全面，没有合理有效的审计方法。关键问题是，国内银行缺乏真正熟悉外汇业务和外汇风险的内审人员。由于薪酬不具备竞争力，很多银行即使是交易前台也缺乏合格的外汇交易员，这些人更很难被配置到内控部门。由于外汇交易、外汇风险有较强的技术性，没有专业的内审人员，很难发现银行外汇业务中的潜在风险点。现实中的问题是，内审部门几乎无人具备开展针对外汇风险审计的能力，另外，大多数银行都没有进行过针对外汇风险（市场风险）的外部审计。
三、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全面提升外汇风险管理水平
商业银行有效管理外汇风险对于银行体系稳健性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工商企业相比，银行涉及的外汇交易规模和风险要庞大得多。如果风险管理不善，既会产生微观风险（单家银行倒闭），又容易导致宏观风险（银行问题）。从全球主要外汇市场看，商业银行始终是外汇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没有银行的深度参与，难以建立有效的外汇市场。
分析汇率新机制（包括其他外部冲击）对银行业的影响，外界一般倾向于从整个银行业的角度进行评估，而作为银行监管当局，我们更愿意，也应该，逐个银行进行分析。整体考察实际上考虑了正负抵销因素，而现实世界中，对于特定的微观主体而言，亏损就是亏损，就会影响银行的清偿能力。这意味着，从宏观视角分析汇率调整对银行的影响与从微观视角逐个评估，是有差别的。作为监管当局，我们不满足于仅得出“汇率调整对银行业影响不大”这一类的粗放结论。我们想知道影响的量化程度和对每家银行的具体影响，而不是简单得出“大”或“不大”的结论。
银监会成立之初就认识到了有效监管市场风险的重要性。在2004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将市场风险纳入了资本要求。今年3月，银监会下发了《市场风险管理指引》，为帮助商业银行建立有效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提供了全面指导。最近银监会又及时制定了《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监管手册》。至此，以《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为核心，以《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为补充，以《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监管手册》为检查工具，一套相对完整的市场风险管理和监管法规体系已基本建立。当前，很多银行已经或正在积极按照有关监管制度的要求区分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有些银行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包含利率风险、外汇风险等在内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需计提市场风险资本的银行也已经开始按照监管要求计提资本。
针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商业银行关键是要切实按照上述监管法规的要求，尽快完善包括外汇风险、利率风险等在内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
（一）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要尽快熟悉和充分了解本行的外汇风险水平和管理状况。各家商业银行，要根据自己的风险管理水平和业务战略，确定自己的风险容忍度和风险限额。同时，董事会要负责确定正确的业务战略，绝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什么都做。要根据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所拥有的专业人才，选择自己擅长的外汇业务。很多国际化大银行，如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也只是从事那些自己有专长、能有效控制风险的投资和交易业务。另外董事会不仅要负责确定银行外汇风险（市场风险）管理的战略、政策和程序，更要监督高级管理层在监测和控制风险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及其实施效果。
（二）各银行要尽快完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商业银行要在认真评估本行外汇风险管理状况的基础上，积极制定并实施完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提高外汇风险管理水平的方案，按照国际先进银行的标准尽快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外汇风险识别、计量、监测、控制体系。要清晰制定从高管层到操作层有关外汇风险管理的授权政策和从操作层到高管层的报告政策及路线；要建立分工明确的外汇风险（市场风险）管理组织结构、权限结构和责任机制；要建立有效的风险报告体系和信息系统等。目前外汇风险的计量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计算所有外币的总敞口头寸，二是计算VaR值，目前VaR值在国际大银行中早已经被普遍使用，已经基本替代了外币敞口头寸。近年来，我国不少银行也引入了Kendor+，panaroma等风险计量和管理系统，但使用测试（usetest）相当不充分，模型风险较大。因此，在真正将VaR值用于日常风险管理工作之前，银行要准确计算外部敞口头寸，并据此有效控制外汇风险。此外，还要注意监控和管理银行贷款客户的外汇风险以及外汇业务中的操作风险、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等。
（三）各银行要加强对外汇业务和外汇风险的内部审计。要尽快培养和建立一支具备专业知识、能够对包括外汇风险在内的市场风险进行审计的队伍。加强内部审计检查，及时评估本行在风险控制方面的差距和自我改进状况，确保各项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得到有效执行。审计范围应全面覆盖：风险头寸和风险水平；风险管理职能的独立性；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完备性、可靠性；风险计量方法的恰当性和计量结果的准确性；对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的遵守情况；风险限额管理的有效性等内容。
（四）各银行要重视引进和培养外汇业务和外汇风险管理领域的专才。目前国内银行从事外汇业务和外汇风险管理的人员专业化水平程度不高，业绩表现不够理想。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商业银行的交易人员、市场风险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以及激励约束机制与国外同类银行相比，差距尤其明显，辛辛苦苦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大量流失。人才对于银行经营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一，各商业银行要充分运用市场化的手段遴选和招聘交易员和风险管理人员。第二，建立科学的培训制度，使各岗位人员接受充分的培训。第三，建立有效合理的激励机制和业绩考核系统，以适当的待遇留住人才、吸引人才。
（五）银监会要加强市场风险监管的专业队伍建设。从全球监管实践看，由于市场风险管理和监管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专业化，很多监管部门不得不依赖专家提供专门的技术支持。新加坡金管局内部有一支共44人的专家队伍[1]，为市场风险的现场检查提供风险识别、系统和模型评估等支持工作；英国FSa中，有12人专门从事市场风险监管。目前，银监会已筹建了新业务协作部门并有国际一流的国际监管咨询委员会和市场风险监管专家小组的适时辅导。同时，银监会将利用《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监管手册》出台这一有力时机，在今年四季度组织开展对主要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现场检查，在此基础上尽快加强银监会市场风险监管专业人才和队伍。
外汇市场监管篇5
一是监管职能的统一性。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作为现行监管模式，其特点是强调监管职能统一，从法律体系和监管组织上不分经常与资本，而按照交易主体进行规范监管，以解决监管职能分散性与市场主体业务复杂性的矛盾。二是监管内容的全面性。一体化主体监管需要将外汇局各业务系统数据与外部信息进行有效整合，通过对同一交易主体内外部监测信息的比对和验证，使收集到的交易主体的监管信息更为翔实、全面，从而克服监管信息分割与主体行为内在联系的矛盾。三是科学评价、预警指标体系。主体监管的核心是以涉汇主体的部分外部信息和外汇局内部系统数据为基础，通过运用各项非现场预警监测指标实现对涉汇主体的评价和预警。在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模式下，信息实现最为全面的整合，构建了以交易主体为基础的全面统一的评价、预警指标体系，是实现一体化主体监管的必要手段。
二、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的必然性
（一）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是经济制度适应经济发展变迁的必然选择。
我国外汇管理监管体制与监管方式沿革大致可概括为雏形行为监管、初期行为监管、完善行为监管和分项主体监管四个阶段。
（二）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符合当前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需要。
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到今天，货物、服务、投资、债务，自有资金与融资资金，通过复杂的金融运作，彼此的边界逐渐模糊。功能监管下的主体监管，货物、服务、资本通过分割单个业务系统，其数据信息在没有与其他系统数据进行核对与匹配的情况下，不足以反映市场主体的整体状况，数据运用与分析局限于各自的监管职能之下，虽会发现某些具体操作风险，但对大量的不断积聚的系统风险可能不易觉察。相比之下，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强调监管职能的统一和监管内容的全面，要求基于整合后的外汇系统强大数据库的基础上，能够全面掌握市场主体的全口径数据与信息，具有高效的数据采集、监测、分析和预警功能，及时发现市场主体异常外汇收支行为，实现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便利经济主体的对外贸易投资行为，有效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
（三）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能有效提高监管效率，降低成本。
首先，从博弈论(分离均衡)角度分析，分类监管能提升监管效率。信息不对称是造成监管低效的主要因素。分离均衡以不同的信号显示将不同群体区分开，可以阻止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低效。分类监管把企业分为a、B、C三类:a类即风险性指标较低的企业，B类即风险性指标高但可以合理解释的企业，C类即风险性指标高的企业。由于三类企业办理外汇业务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大部分B类企业会主动通过申诉将其与C类企业区分开来，而C类企业则不会通过提交虚假材料要求提升为B类企业。因此，只要合理设置分类监管的风险性指标，就可以均衡分离三类企业，进而缩小监管范围并提升监管效率。。其次，相较于现行监管模式，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可避免对经常、资本监管及对交易主体的重复核查，降低企业成本，并建立在交易主体业务总体监测分析基础的科学分类，提高监管效率。
三、实施外汇主体监管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一）监管职能的分散性与市场主体业务的复杂性矛盾日益突出。
现行外汇监管模式是不完全的主体监管。首先，市场主体的经常、资本项下外汇业务监管职能分割，信息不完整导致主体监管有效性降低。当前市场主体外汇业务越来越趋向复杂化，需要业务数据的全面立体呈现和综合分析，监管职能分割必然导致其各自为政和信息不对称，一体化主体监管的目标难以实现。同时，监管职能分割导致监管成本重复投入。主体监管不同于行为监管，无论经常还是资本项下外汇管理方法、流程与要求基本一致，监管职能分割下的主体监管必然导致重复劳动。且重复监管增加监管对象成本，影响便利化政策实施效果。其次，市场主体的本外币监管职能分割影响主体监管效率。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跨境人民币业务量增长迅速，国际贸易及资本运作中跨境本外币转换频繁，利用境外结汇、人民币对外保函等一系列基于汇差、境内外本外币利差的套利行为频发，跨境外汇与人民币分属不同部门监管，影响主体监管效率。
（二）实施一体化主体监管的技术保障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数据信息分散，监管对象信息通过不同渠道和系统采集，行为信息按性质不同分散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个人、资本项目等信息系统，各业务系统数据无法关联。二是基础数据质量不高，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的贸易信贷报告对企业依赖度较高，现场核查发现企业错漏报情况较多，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统计数据缺失、错误较多。三是各业务系统的指标设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有待提高，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功能侧重于业务办理，系统中异常信息规则侧重于收支超限等业务合规性预警，对主体监管评价整体外汇收支的目标意义不大，宏观上缺乏监测预警指标；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的总量核查指标虽实现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监测预警，从微观上看，指标针对性不足，对重点监测企业库的核查结果90%以上都是正常，从宏观上看，设定指标也相对简单，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尚未建立。
（三）缺乏对银行金融机构的主体监管。
金融机构在外汇监管方面的特殊地位，与其商业逐利性之间存在必然矛盾，其是否能够切实履行监管职责，直接关系外汇管理政策的实施效果。从制度设计看，由于没有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外汇管理法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分散于各项规范性文件中；从技术支持看，没有专门针对银行外汇业务风险的控制监测系统，银行数据的采集都是为机构和个人主体监管服务；从实践看，外汇局在对银行监管方面还较多依赖于各类现场核查和现场检查,在检查对象、项目的确定方面难以做到精准定位，现场检查过程中的数据剥离和分析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有时还会出现检查效果与初衷相悖的情况。
四、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实践
通过主体监管模式实现跨境关联交易行为的有效监管。由于境内外关联公司关联交易能够提供表面合规的合同与凭证来证实贸易背景，使外汇指定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难以对贸易真实性进行有效评估和认定，监管职能各自为政的监管模式同样难以对复杂的企业跨境关联交易实施有效监管。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漳州市中心支局打破经常、资本业务边界，试点主体岗位管理模式，综合柜员岗负责涉汇主体办理所有经常、资本项下等事前审批业务；非现场监测分析岗负责对货物、服务、资本项目等进行日常分析，提供异常线索；现场核查岗根据非现场核查人员提供的异常涉汇主体开展现场核查；事后监督岗负责对综合柜员岗、非现场监测岗、现场核查岗等进行事后监督检查。各岗位间形成了按流程、信息共享、共同监管的管理模式。试点支局通过主体流程监管发现辖区企业可能利用“进口”退汇渠道开展跨境资本运作。实践案例：从货物项下信息看，企业频繁退汇：如2011年5月～2012年6月间，某粮油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和某实业有限公司（下称“B公司”）以进口预付货款名义支付给境外某粮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下称“C公司”）累计8笔款项，金额合计折4650万美元（其中a公司2笔，900万美元，B公司6笔，3750万美元）。2011年8月～2012年10月，a、B公司以取消合同为名收到C公司汇入的预付货款退回19笔，金额累计3805.5万美元，其中a公司8笔，900万美元，B公司11笔，2905.5万美元，预付货款退回率高达82%，成交率为0。从资本项下信息看，境内外3家公司关系错综复杂，系家族企业性质的关联关系：a公司和B公司为境内设立的以进口转基因大豆加工豆油与豆粕的外商投资企业，a公司是境内个人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返程投资企业，同时还是B公司的中方投资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父女关系。C公司是a公司经批准在香港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进口大豆、菜籽等粮食原料、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贸易。3家企业循环控股，实际是由具有多重国家身份证明的境内个人控制，最终的实际控制人和运作人均为同一人。结合经常、资本项下信息，非现场监测将线索移交现场核查结果显示：C公司在境外开展与a、B公司进口大豆相关的期货交易，通过期货交易锁定大豆价格，规避国际大豆价格波动风险。因境外C公司从事大豆期货买卖，所需资金极有可能通过贸易渠道进出，而所得收益也可能通过境外公司利润、个人及一般贸易差额退汇等渠道汇回或留存境外。
五、打破经常与资本边界，构建一体化主体监管体系的思路
（一）构建一体化主体监管法规体系。
一要出台《机构外汇管理办法》，修订《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是外汇管理的基本法规，法律地位最高；《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令，法规地位仅次于《条例》；《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等法规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和，法规地位次于《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因此要从法规体系上构建主体监管框架，首先必须出台与《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平行的《机构外汇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是实行机构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的基础。其次要修订《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细化相应的贸易与资本管理内容，使其更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并在上述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出台《个人贸易管理外汇管理指引》等规范个人项下具体业务操作。二要强化对银行的监管，建立银行主体分类监管机制。对银行的监管应包括银行代客业务、银行履行监管职责情况和银行自身业务。对银行代客业务监管要在传统结售汇的基础上，强化对直接或间接产生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将虽不产生跨境资金流动但与跨境业务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整合分散于经常与资本法规中的银行管理条款。要结合实际，先对银行外汇理财及衍生产品、银行贸易融资产品、银行自身外汇资产负债业务等分项目出台的规定进行规范，逐步积累监管经验，待时机成熟后，进一步整合形成《银行外汇业务管理办法》。要结合银行外汇业务考评办法，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各类量化指标对银行进行分类，并施以不同的监管措施。监管要侧重引导各银行依法、守信、合规办理涉汇业务,对恶意违法违规行为可采取警告、处罚、暂停业务、取消市场准入或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等手段。
（二）构建一体化主体监管组织体系。
一要按监管流程设置监管组织体系，实现主体业务的集中管理。打破原有的业务管理界限，构建从法规到技术、从组织机构到监管对象统一、全面的主体监管。监管组织体系应按流程分为业务办理部门、非现场监测部门、现场查处部门。业务办理属于前台业务，非现场与现场属于中后台管理。前台业务要注重服务，简化业务办理及材料审核程序；中后台要强化预警、查处与分类管理。在简化前台程序与材料的同时，应明确具体禁止界限，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由于3个部门是按主体业务流程进行监管的，其联系较以往经常、资本分设的监管模式应更为紧密，除了原有的线索、案件移交等单向联系外，还要通过业务集体审议、核查结果反馈等机制，强化流程的统一。二要建立外部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外汇局与人民银行的信息交流，掌握跨境人民币、结汇人民币去向、机构信贷等信息，实现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流监测；要加强横向涉外管理部门间的联系沟通,增进与商务、工商、税务、海关、司法等部门的联系合作，建立数据交换或定期信息核对机制，全面了解掌握涉汇主体相关信息,提升对主体跨境资金贸易真实性与合理性的判断力。通过部门联动、信息共享、共同制约、监管到位的协同监管机制,营造安全、稳定的外汇资金流动环境。
（三）建立以主体为基础的全口径数据采集和监测系统，科学设置监测预警指标体系。
一要整合系统资源，区分业务办理与后台监测。保留现有业务系统的业务办理功能及必要的合规性指标，如资本金账户、外债流入超限等指标，建立以主体为基础的包括货物、服务、直接投资、外债、境外投资以及主体跨境资金、境内划转、结汇资金去向等在内的全口径资金监测平台，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二要建立科学的监测预警指标体系。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提高指标的适用性，构建可量化、易监测、相关性原则设置多种类型的预警指标,如单笔大额指标、高频累计指标、货物流与资金流匹配指标、动态和结构指标等；预警指标的设立要具有灵活性，给予不同区域外汇局充分的自主设定权,避免一刀切。三要不断增强外部信息资源的收集与整理。对通过日常监管、信息共享及协作机制等获取的外部信息，要采用合理方式实现系统的收集与整理，使监测数据信息随着监管的推进与深入，实现监管数据的动态良性循环。
（四）坚持“抓大放小”的监管原则，实施对重点主体的全面监测。
外汇市场监管篇6
关键词:久期;外汇风险;久期缺口
中图分类号:F830.7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071-02
一、我国商业银行的外汇风险计量
我国商业银行的外汇风险计量一般采用以下方式:
1.由于我国外汇管理长期奉行单一、稳定的汇率政策,外汇管理严格,汇率缺乏弹性,我国商业银行对外汇敞口的计量也比较简单。但是随着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的汇率弹性加剧了外汇敞口的波动,由此给银行带来的不确定损益日益明显。当汇率向着不利的方向变动时,外汇敞口就会给银行带来潜在的损失。因此,外汇敞口的计量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净汇总敞口(thenetaggregateposition,简称nap),即银行各外币多头头寸形成的长敞口与缺口头寸形成的短敞口相减后的绝对值,是以日本金融监管当局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银行业所采用的计量银行外币总净敞口的方法。当外汇敞口组合中的货币变动高度相关时,长头寸外币敞口与短头寸外币敞口之间的外汇风险可以相互抵消,在这种情况下nap计量方法是比较适宜的计量方法。如果外汇敞口组合中的货币变动高度相关时,长头寸外币敞口与短头寸外币敞口之间的外汇风险就不能相互抵消,采用nap方法计量就低估了银行的外币总净敞口。
3.汇总短敞口(shorthandaggregateposition,简称Bap),即在银行各外币多头头寸形成的长敞口与缺口头寸形成的短敞口之间取值较大的一方。Bap计量法是由英国银行监管当局(Bankofengland)提出的,后来被其他国家所采用。Bap计量方法也是巴塞尔委员会在计算银行外汇风险的资本要求时采用的计量外币总净敞口的方法。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2004年3月1日起施行)中的相关规定,我国商业银行计量外币总净敞口采用的是Bap计量法。目前,对外汇资产、负债Bap管理是避免汇率风险的关键,由此,我们引出用久期理论进行商业银行外汇风险管理。
二、久期理论的结论
一般说来,商业银行外汇资产(或外汇负债)的持有期间即是通常所谓的外汇资产(或外汇负债)的“剩余到期期限”。
但是,“剩余到期期限”这一概念还不足以准确刻画商业银行所拥有的外汇资产和外汇负债的风险特性及其闭合程度。在“剩余到期期限”这一含义的基础上,至少还应该考虑到外汇资产和外汇负债两者之间在汇率水平以及汇率的发生频率等方面的差异。同样,不同的外汇资产间(或不同的外汇负债间)风险水平的对比,也要同时考虑到“剩余到期期限”和“汇率水平以及汇率的发生频率等”几个层次因素的综合效应。由此,引入了所谓的“久期”(或持续期)概念,并以久期的长短来刻画外汇资产或外汇负债的风险特性。
假设某商业银行拥有一笔剩余期限为n期的外汇贷款。该笔外汇贷款在每一期末的利息数量分别为R1,R2,…,Rn。则“久期”(D)的计算公式可以写为:D=[∑t・Rt]∑Rt。显然,“久期”这一概念的涵义大约相当于外汇资产(或外汇负债)的加权平均剩余持有期限。
macaulay(1938)提出了一个能够充分地考虑到资金时间价值因素的“久期”(mD)概念:mD=[∑t(pV)tRt]∑(pV)tRt。其中,(pV)t为该外汇资产或外汇负债第t期现金流量的折现因子。
如果令p=∑(pV)tRt;然后将p关于市场汇率(r)的一次导数记为p′,则有:
-p′p=mD(1+r)
公式(1)反映了单位市场汇率的变化对外汇资产(或外汇负债)价值的影响。一般把D=Dm(1+r)称为“修正的久期”。不难看出,修正的久期越长,既定市场汇率的变动对外汇资产或外汇负债市场价值的影响越大。
三、久期外汇缺口风险管理策略
作为企业,在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净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即收益性)当然也是商业银行经营所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由于外汇资产、外汇负债和净外汇资产之间的线性关系,净外汇资产也同样面临着市场汇率变动的风险。
令(mD)a、(mD)1和(mD)p分别为总外汇资产、总外汇负债和净外汇资产的“久期”。根据久期的可加性,有:(mD)a=w1(mD)1+(1-w1)(mD)p,其中,w1=La。进而有:(mD)p=[(mD)a-w1(mD)1](1-w1)。
“久期缺口”[(mD)gap]的定义为:(mD)gap=(mD)a-w1(mD)1,因此有(mD)gap=(1-w1)(mD)p,进而有:(mD)p=[ap]×(mD)gap。
不难得出:Δpp=-(mD)p×[Δr(1+r)]=-[ap]×(mD)gap×[Δr(1+r)],所以有:Δp=-(mD)gap×[Δr(1+r)]×a。因此,当“久期缺口”为正时,商业银行的股东权益会随着市场汇率的提高而减少,随着市场汇率的下降而增加。而在“久期缺口”为负数的时候,商业银行的股东权益会随着市场汇率的提高而增加,随着市场汇率的下降而减少。只有在“久期缺口”等于零的时候,商业银行的股东权益才会与市场汇率的变动无关(也即实现了完全的“风险免疫”)。
这说明,当“久期缺口”为正数的时候,随着市场汇率的提高,外汇资产市场价值减少的幅度要大于外汇负债价值减少的幅度;随着市场汇率的下降,外汇资产价值增大的幅度更大于外汇负债价值增大的幅度。当“久期缺口”为负数的时候,随着市场汇率的提高,外汇资产市场价值减少的幅度要小于外汇负债价值减少的幅度;随着市场汇率的下降,外汇资产价值增大的幅度要小于外汇负债价值增大的幅度。而当“久期缺口”为零的时候,外汇资产与外汇负债的价值会同升同降,且变动幅度相同。
据此,商业银行可制定“久期缺口”外汇风险管理策略如下:
(1)如果(mD)gap近乎为零,由于市场汇率的波动对净外汇资产价值的影响很小,所以不需要对市场汇率的波动过于关注,风险管理的重心应该是维持好(mD)gap近乎为零这种近乎“风险免疫”的状态。
(2)如果(mD)gap大于零,由于市场汇率的波动对净外汇资产价值的影响明显,且呈负相关,所以需要关注市场汇率的风险,且其重点应该是关注市场汇率上升的可能性。
(3)如果(mD)gap小于零,由于市场汇率的波动对净外汇资产价值的影响明显,且呈正相关。所以也需要关注市场汇率风险,但其重点应该是关注市场汇率下降的可能性。
(4)由于商业银行总外汇资产的价值越大,市场汇率的波动对净外汇资产价值的影响越明显,因此,大银行对市场汇率的变动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上述策略都是假定“久期缺口”既定的前提下得出的。其实,商业银行可以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主动地调整“久期缺口”的大小,以实现企业净外汇资产的市场价值至少非负的目标。
四、政策建议
1.商业银行要加强对汇率变动的预测。汇率波动是产生外汇风险的主要因素,把握汇率波动方向,对波动幅度进行准确的预测。没有准确的预测外汇风险管理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商业银行对外汇业务的定价也离不开对汇率波动的预测。根据风险和收益相匹配原则,汇率波动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定价的高低;汇率波动的方向决定了商业银行如何使用金融工具规避风险,例如,是采用空头策略还是多头策略。目前,常用的预测汇率波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基本因素分析预测法,它要求首先确定与汇率波动有关的经济变量,然后建立具体的汇率预测模型,模型检验通过后代入相关的数据就可以据以预测;另一种方法是技术分析预测法,它是把历史上若干期汇率实际值做成图形、表格、形态、指标等为手段,用数学、统计学、价格学等理论对市场汇率走势进行预测的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两种方法同时使用,相互验证。
2.商业银行要加快引入汇率风险计量模型和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商业银行要在认真评估本行外汇风险管理状况的基础上,积极制定并实施完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提高外汇风险管理水平的方案,按照国际先进银行的标准尽快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外汇风险识别、计量、监测、控制体系。要清晰制定从高管层到操作层有关外汇风险管理的授权政策和从操作层到高管层的报告政策及路线;要建立分工明确的外汇风险(市场风险)管理组织结构、权限结构和责任机制;要建立有效的风险报告体系和信息系统等。商业银行董事会要完善外汇风险内部控制制度,就是要通过有关的规章、制度的制定,来规范商业银行国际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管理行为,控制外汇风险暴露程度,是可能发生和存在的外汇风险和风险损失掌握在银行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3.商业银行重视引进和培养精通外汇业务和外汇风险管理领域的人才。外汇风险产生的主要领域来自外汇交易之中。外汇交易特别是外汇衍生品交易最容易产生巨大风险,国外由于外汇操作失误而导致银行损失惨重甚至倒闭的案例屡见不鲜,如英国的巴林银行、日本的大和银行等。目前,国内银行从事外汇业务和外汇风险管理的人员专业化水平程度不高,业绩表现不够理想。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商业银行的交易人员、市场风险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以及激励约束机制与国外同类银行相比,差距尤其明显,辛辛苦苦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大量流失。因此,人才对于银行经营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外汇市场监管篇7
关键词：跨境人民币政策管理建议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推出一年多以来，其发展速度远远超出市场及管理层的预料，2010年银行共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5063亿元,2011年上半年，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9575.7亿元，同比增长13.3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指数级扩张，始于2010年6月，中国央行宣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从启动之初的5个城市扩大至20个省区市，参与的出口企业从365家扩大至近7万家，同时境外地域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2010年8月，央行正式宣布允许境外机构以人民币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人民币回流境内打开一扇窗口，增强了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今年1月，央行又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境内机构以人民币开展境外直接投资。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试点的顺利推进，其对现行货币政策、外汇管理、境内外金融监管协调等方面形成挑战，同时还存在一系列风险防范问题需要解决。
一、人民币跨境业务对现行政策及管理的影响
1、货币调控能力或被削弱，增加境内货币和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
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向纵深发展以及更广泛的流动，人民币将成为国际间经常使用的计价、支付和储备手段，因此国际上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将会大幅度上升，将有大量人民币在境外得以累积和流通，或使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面临“内外均衡冲突”。跨境人民币流动，使得人民币的两种“身份”和两种职能有时候会发生冲突。人民币逐步国际化，本国货币与国际金融之间一体化程度将增强，这样，国内的货币政策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当我国出现通胀时，采用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进行调节，结果境外人民币回流，国内人民币增加，国内通胀加剧，货币政策失效；当国内通货紧缩时，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结果国内人民币外流，国内货币减少，国内通缩加剧，货币政策失效，或会遭遇“特里芬困境”。也就是偿还能力与持有者信心之间的两难境地。并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货币壁垒逐步取消，国际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可随时传递到国内，这种情况在金融自由化、大量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今天尤为明显。在外国投资者大量持有我国短期资产的情况下，国外对货币偏好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大量的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市场乃至经济产生冲击，而这种冲击会对我国货币政策造成严重影响。我们现行的汇率制度和利率政策将首当期冲，受到大规模的套利行为的冲击，境内外人民币利率和汇率迥异会产生人民币的套利问题。随着境外人民币流通规模的扩大，形成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香港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利率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而内地人民币利率则取决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尚未完全市场化。不一致的利率形成机制使得两地人民币利率存在一定的利差。当这种利差达到一定程度时，投时套利活动就会产生，如果境内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跟不上，境外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和汇率就会对境内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构成冲击。大规模人民币资金跨境套利和套汇，将使得我国政府根据境内经济的发展情况确定利率和汇率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国际投机分子可能在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积累人民币头寸，瞄准时机专门对我国的利率和汇率进行冲击，增加内地货币和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从而扰乱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中国金融市场秩序。
2、外汇管理难以适应跨境人民币业务监管
境内和境外人民币货币名称虽相同，但身份大不同，境内流通的人民币是本位币，而跨境流通的人民币则具有外汇价值，跨境流入的人民币经过外汇管理部门认定，可以视同外汇作为外资企业注册资资本的出资货币，也可以视同外汇作为外债办理登记，但长期以来，我国对人民币和外汇资金实行分别管理。一方面，外汇局掌握外汇资金流入、流出、划转、结汇、购汇等情况，但并不了解与外汇资金相应的人民币资金来源及流向。
在人民币境外债权债务方面,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会形成外国企业持有人民币的现象。境外人民币将被作为对我国的债权(CLaimS)存在;对我国来说则是一笔境外的人民币负债。由此而引申出“是否有可能因此形成境外人民币市场?”“因国际结算而产生的人民币兑换发生点是否可以在境外还是必须在境内?”“若境外人民币回流境内用于直接投资时能否享受外商投资一样的优惠政策?”等诸多问题。
在外汇管理方面,人民币用于跨境贸易结算可能会使当前的进出口核销制度出现操作性困难。因为,这里可能会存在人民币来源上的混淆,如何界定资金是否来自境外的问题。与进出口核销相关的还有出口退税的依据和凭证问题以及国际收支统计申报问题等。尤其是大规模扩大试点出口企业数量之后，出口牵涉到退税问题，就有骗税的可能性，原先用外币出口有海关和外汇局把关，现在用人民币结算并不纳入外汇核销管理，因此退税这块完全靠银行把握，外汇局须要研究如何加大真实性审核的相关政策。
3、境内外金融监管有待进一步建立协调机制
受法律管辖权范围制约，人民币的宏观调控只能在我国境内实施，跨境人民币业务客观上要求传统的局限于国内市场的人民币监测体系能够进一步延伸到海外市场，否则，国内货币政策的制定就会缺乏完整的判断依据。不仅如此，监管和调控体系之外的大量人民币流动，也可能为投机者提供工具。跨境实施需要其他货币当局的配合。因此，也存在着境内宏观调控对境外人民币的传导受阻或效率降低的风险，存在着国际货币协调与合作中的不确定性风险等。
4、现行商业银行国际结算体系亟待完善和跟进
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推动金融机构的国际化业务不断调整和扩张，商业银行在跨境人民币业务中同样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现在大多的国内商业银行的国际结算系统主要针对是外币结算业务，不能经营人民币业务，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扩展到人民币，相应的资金管理、产品设计等都需要本币业务部门的支持。因此需要对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业务系统进行调整和修改。此外境内商业银行还需要对人民币跨境结算的结算管理制度、财务会计制度、海外分支机构和行的管理等有关制度做出相应的调整、补充和完善。在国内外清算安排方面,人民币用于跨境贸易结算对于银行的国际结算以及国内清算渠道都会有一定的要求,会涉及到网络问题、行账户问题等问题。
二、政策建议
1、强化国内和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推动人民币汇改
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进而形成人民币跨境流动，意味着中国终将取消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使人民币最终成为完全自由兑换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作为市场影响不断扩展的国际货币其外部性也不断增加。这就要求针对人民币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也应早日进入国际化的轨道，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进化推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监管框架必然需要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动态进行调整，因为政府所监管的对象将是不断国际化的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在加强监管条件下积极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努力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防范可能的政策目标冲突，使人民币在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好地担负起国际货币的义务。而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增强人民币汇弹性，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的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国际化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应着力在如下方面作出努力以防范风险。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使人民币汇率及时调整至适当的水平；提高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程度，使人民币利率水平与国际利率水平保持合理的水平。
2、由简单的外汇管理转为货本外币一体化管理
本外币账户分别管理，管理政策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对跨境关联交易实施资金流动全程监管。目前对于本外币账户的管理，人民银行和外汇局相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职，人民银行依据《人民币结算账户管理办法》负责人民币账户的管理，外汇局则以《境内外汇账户管理规定》、《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实施细则》为依据，负责外币账户的管理。银行账户作为微观经济主体资金活动的重要载体，本应全面地反映企业资金的变动情况。但是，我国目前这种管理尺度不一、管理部门多头的账户管理体制却割裂了资金的内在有机联系，把相互联系的本、外币资金活动的各个环节人为分割，使得本、外币资金流动信息缺乏必要的印证分析，只有实行本外币一体化监管，将这两方面的信息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理清资金的来龙去脉，形成对某一交易主体资金流动的全过程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另外一个选择本外币一体化管理的因素是外汇管理所管制的是他国货币对我国的跨境流动，若将本币纳入外汇管理，则势必造成人民币国际认同的下降，因此，将人民币纳入外汇管理或者比照外汇管理是不妥当的。
3、国内与国际金融监管应加强协同合作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是人民币业务、机构、交易网络国际化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也使国内金融体系在国际市场范围内面临着更多的风险暴露。为了更好地提高国内外市场的有效性和应对新的风险，需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同时货币的国际化会不断提高原来相对分割的不同地区的金融市场的互动程度，同时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互动和联系也会随之增强。这就对监管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境外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强勾通协调，研究探讨对相关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活动的监管，以维护人民币汇率及其离岸市场的平稳。我国内地金融监管部门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人民币离岸的人民币存款规定一个准备金比率，通过准备金以及相关的机制，我国内地的监管部门也可以掌握相关市场上的人民币供求状况。
4、重点监测并推动境内商业银行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
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推动金融机构的国际化业务不断调整和扩张，发挥在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政策宣传方面，商业银行利用其贴近市场、了解市场的优势配合政府部门做了宣传工作在信息反馈积极与政府部门勾通反映试点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推动政策完善，是国家战略的执行者，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市场的培育者和金融产品的设计者。建议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纳入商业银行体系,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和兑换从“地摊银行”等机构中纳入商业银行等合规的金融监测体系，而且为人民币的流出和回流提供了便捷安全、可监测的渠道。目前，我国与越南等周边国家的边贸口岸中人民币的兑换汇率仍然受“地摊银行”的操纵，所以需要扩大商业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或者行网络覆盖范围，将人民币跨境流通纳入商业银行体系，提高人民币国际清算服务的便捷程度。强化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给银行清算系统带来的风险，加强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的监测，及时将异常可疑的资金流动报报告给监管当局，同时加大反洗钱工作力度，保证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工作的规范开展。同时也要督促商业银行内部作出国际业务结算和其它部门协调，完善本外币一体化经营模式。
5、加强对人民币跨境业务多部门协同监管
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虽然目前看来并不大，但是从趋势上看正在快速上扬，对人民币跨境业实施有效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一个部门难以保证整个机制的顺畅运行，需要人民银行、海关、工商、税务等多部门相互配合、密切合作。目前人民银行、外汇局、海关、工商、税务等多部门监管合力尚未发挥。而目前我国各涉外监管部门各自为政的监管状态难以对复杂的人民币跨境业务实施有效监管。建议建立由外汇局牵头，海关、外经贸、税务、工商等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同监管体系。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数据收集、监测、分析、预警，实现本外币统一监管，提高监测分析水平，及时发现异常及违规关联交易的动向和线索，对涉及违法违规的关联交易行为进行坚决查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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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监管篇8
关键词：跨境贸易；外汇管理；跨境人民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0017-2017（5）-0070-04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跨境贸易项下资金流动影响着国际收支平衡、人民币汇率均衡和金融市场稳定。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可兑换、国际化和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境内外金融市场联动性增强，金融机构跨境业务创新和非金融主体财务运作手段翻新的速度明显加快，一些不法主体甚至通过虚构贸易背景、虚假贸易融资等手段进行非法套汇、套利、套补贴及避税活动。这种追逐短期收益的国际资本大规模频繁的进出某个国家的境内市场，会对该国的汇率、金融市场和经济造成冲击，客观要求跨境贸易结算和融资管理政策不断完善。我国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当前仍缺乏统一规范跨境贸易结算和融资全流程的基础性法规，实施全口径跨境贸易结算和融资审慎管理政策是加强跨境金融监管、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的重要举措。
目前，跨境贸易本外币结算和融资管理政策研究文献有限。蒋先进（2011）、冷静（2012）、谢媛（2014）等学者对跨境人民币结算及融资监管问题进行了研究。秦绪红（2012）对银行新型贸易融资产品组合进行了研究，认为该类创新产品在运作模式、市场需求、套利成本收益等方面对外汇管理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倪素芬和高鹏（2012）研究认为跨境人民币结算对国际收支统计、结售汇制度、跨境资本流动监测管理的有效性产生较大影响。常博（2015）对货物贸易项下企业登记、单证审核、事后监管的本外币政策措施进行了比较研究，阐述了本币跨境贸易结算中的监管套利现象。综合来看，多数研究将外汇管理与跨境人民币政策割裂开来，缺乏对全口径跨境贸易结算审慎监管方向、政策框架和操作实务的深入探讨。本文在梳理现行跨境贸易结算及融资管理政策基础上，分析跨境贸易外汇管理与跨境人民币政策的差异性和契合点，探讨实施全口径跨境贸易结算和融资审慎管理的政策措施。
二、现行跨境贸易结算和融资管理政策梳理
（一）跨境贸易收支统计管理
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及其交易分类标准，跨境贸易货款收支属于经常项目交易，贸易融资款收付属于资本项目其他投资。但在实务操作中，跨境贸易结算和融资的交易属性比较模糊，无论是管理口径还是统计口径，都难以对个体交易属性进行清晰界定。在跨境贸易管理口径中，贸易融资不仅指银行直接为贸易双方提供的信贷资金支持，还包括银行间接提供信用支持的贸易结算，比如议付、代付、远期信用证等。在国际收支统计口径，一般将货物流与资金流一一对应的贸易融资款涉外收支申报在货物贸易项下，比如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协议付款等，仅将超出货物流的贸易融资款收支申报在其他投资，比如出口贸易境外融资、协议融资等。
（二）跨境贸易外汇管理
按照《外汇管理条例》，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应当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基础，结算银行应当对交易单证的真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的一致性进行合理审查。综合相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来看，外币贸易融资管理分为三种情形：（1）境内企业向境内银行融资，按照2017年1月最新调整的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规定，具有货物贸易出口背景的境内外汇贷款允许结汇，但境内机构应以货物贸易出口收汇资金偿还，原则上不允许购汇偿还；（2）境内企业向境外银行融资，适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但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按照外汇局2016年6月的资本项目结汇管理政策，境内机构借用的外债资金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结汇使用；（3）境内银行对境外企业提供融资，可以在经营范围内直接办理，需申报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存量和交易流量信息。
（三）跨境贸易人民币政策
2009年，人民银行等六部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随后，人民银行具体实施细则，上线运行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RCpmiS），构建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制度框架，并以国内现有的人民币清算系统为基础，构建了跨境人民币清算框架，包括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央行跨行支付、银行行内支付、票据交换、银行卡支付等清算系统。按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制度，人民币贸易融资也分为三种情形：（1）境内企业向境内银行融资，属于国内本币贷款范畴；（2）境内企业向境外银行融资，同样适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3）境内银行对境外企业提供融资，融资金额以贸易合同金额为限。
（四）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
自2016年5月起，人民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建立了宏观审慎规则下基于微观主体资本或净资产的跨境融资约束机制，允许境内机构在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内自主开展本外币跨境融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资本或净资产×跨境融资杠杆率×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人民银行可根据宏观经济热度、国际收支状况和宏观金融调控需要对参数进行调整。按照2017年1月最新政策口径，企业在真实跨境贸易中产生的贸易信贷（包括应付和预收）和从境外金融机构获取的贸易融资，金融机构因办理基于真实跨境贸易结算产生的各类贸易融资，均不纳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计算。
三、本外币跨境贸易结算和融资管理政策比较研究
（一）本外币结算管理方式相似
跨境贸易外汇管理和人民币结算管理都是依托信息系统，办理外贸企业登记，收集海关采集的企业进出口通关货物流信息，采集银行办理支付汇兑业务的资金流信息，实施统计、分析、监测、预警及分类等非现场监管，并依法开展现场检查，督促银行履行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核责任。具体管理方式相似：（1）企业登记环节，外汇管理规定企业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名录登记，人民币结算制度要求企业在银行登记；（2）分类管理中，外汇管理将企业分为a、B、C类，人民币结算管理实行“关注企业名录”；（3）信息采集方面，外汇局通过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直接向企业采集预收、预付、延收、延付等贸易信贷信息，并共享使用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数据采集平台的贸易结算和融资数据，人民银行通过RCpmiS系统的银行端间接采集企业贸易信贷和贸易融资信息。
（二）本外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不同
跨境人民币清算业务推出之前，我国对清算和结算的定义更多地来源于约定俗成，将结算定义为贸易主体与银行之间的货币资金清偿或转移行为及过程，用清算专指银行同业之间的资金收付或债权债务的清偿。境内银行主要通过境外的联行、行和账户行，利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美元CHipS、英镑CHapS等国际通讯和清算系统完成外币资金跨境清算。外汇管理不可能对外币国际清算系统实施管理，因此主要依托境内机构汇兑支付管理、境内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限额、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nRa）监测等措施来维护跨境支付市场秩序。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我国开始接受国际支付领域的专用标准，即贸易、清算和结算共同构成一笔支付业务的全过程。按照国际标准，跨境人民币结算（清算）可划分为CipS参与行、境外清算行（清算账户）、境内行（同业往来账户）、非居民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nRa）四种模式。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上线运行，极大地丰富了跨境清算管理工具，弥补了我国跨境支付制度体系中缺少清算系统的短板。
（三）本外币政策口径存在重叠、互补和币种错配风险敞口
随着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的逐步扩大，跨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比重也在上升。外贸企业向海关申报实际成交币种，但海关并未公布相关数据。据人民银行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货物贸易人民币收付金额6.39万亿元，占同期货物贸易本外币跨境收付金额的比重为22.6%。目前，跨境贸易中报关、结算和融资币种错配现象十分普遍，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贸易主体利用人民币在离岸市场“内购外结”、“外购内结”套利套汇交易。由于我国跨境贸易结算及融资管理职能也是主要按币种划分，因此可以将监管政策口径与市场交易行为进行匹配（详见表1）。从表1不难看出，本外币政策口径既具有重叠现象，比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融资数据重复采集，又具有互补之处，比如人民币跨境购售业务拓展了银行结售汇及综合头寸统计的对象范围，即将境内银行的境外客户纳入统计范畴，还存在币种错配风险敞口，比如跨境贸易计价、结算币种错配行为微观审慎监管职责不够明确。
（四）本外币政策对微观主体跨境结售汇缺乏监管约束力
自2005年7月以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人民币单边升值、本外币利差等因素影响下，外汇市场供给大于需求（即结售汇呈现顺差），而且受经济结构性失衡因素约束，外汇市场难以通过出清达到供求均衡。为维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人民银行通过买入外汇、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干预汇市，同时采取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对冲人民币流动性增量。在外汇市场封闭运行的情况下，市场主体通过选择结售汇交易时点的方式来影响外汇市场供求，但这种影响会被外汇干预措施冲销。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市场主体通过灵活选择跨境支付结算币种和结售汇交易地点，也能对境内外汇市场供求产生作用，甚至带来顺周期性影响，比如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市场主体通过“境外结汇”或“内购外结”可以扩大Y售汇逆差。对此，人民银行2015年8月优化了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随后采取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对跨境资金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比如征收远期购汇外汇风险准备和非居民人民币存款准备金，以及提高境外人民币业务参与行境内平盘交易手续费率等。目前，跨境人民币政策仅对境内银行向境外客户购售人民币业务进行管理，缺少对微观主体跨境结售汇的审慎管理。外汇管理扩大了银行结售汇头寸下限，并对企业离岸转手买卖业务进行了规范，规定同一笔离岸转手买卖业务应在同一家银行网点采用同一币种（外币或人民币）办理收支结算，但未对一般贸易项下跨境结售汇交易进行规范。
通过比较研究得知：本外币跨境贸易结算和融资管理措施相似，但存在部分监管重复、币种错配风险敞口、跨境结售汇监管薄弱等问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上线运行以来，银行跨境支付清算的渠道已发生变化，但现行的分币种跨境结算管理政策框架并未随之调整，制度建设不及人民币可兑换和国际化发展步伐。
四、建议推行全口径跨境贸易结算和融资审慎管理政策
（一）实施全口径跨境贸易结算审慎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货币币值稳定包括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两个方面，保持对外币值稳定就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按照国际收支学说，汇率是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国际收支是外汇供求的源头和主要影响因素。实施全口径跨境贸易结算审慎管理有助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也就是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外部均衡。目前，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已迈出本外币一体化监管的第一步，在跨境贸易金融监管中，还应尽快实施全口径跨境贸易结算审慎管理，加强对货物贸易合规性与真实性的微观审慎监管，尤其是加强对计价、结算和融资币种错配行为的审慎监管。
（二）建立全口径跨境贸易结算和融资监测体系
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已明确由外汇局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统计监测，当前应在国际收支统计、外债统计监测、跨境人民币结算和清算框架基础上，建立全口径跨境贸易结算和融资监测体系。一是加强对银行本外币跨境结算工具和融资产品的调查研究，完善跨境贸易结算和融资数据采集渠道。二是整合外汇业务监测数据与CipS、RCpmiS、央行跨行支付、银行行内支付、票据交换、银行卡支付等跨境人民币业务数据，构建账户、收支、汇兑、融资及结算（清算）等信息数据加工和综合利用机制。三是建立全口径跨境结算和融资统计监测的规范性标准体系。
（三）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调控
近年来，我国通过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扩大汇率双向波动幅度，提高汇率浮动的弹性，压缩人民币在离岸市场间的汇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短期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动。在岸市场人民币对美元远期和期权波动率不断上升，2016年末已接近5%，但仍低于其他主要货币平均10%的水平。当前，应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的作用，防范短期资金异常跨境流动风险。同时，针对当前外汇占款投放缩减态势，继续创新运用SLo、SLF、mLF等货币政策工具，实施逆周期调控，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评估，防范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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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ngprudentmanagementpolicy
SonGXugang
（GuyuanmunicipalSub-branchpBC，Guyuanningxia756000）
外汇市场监管篇9
关键词：外汇保证金交易;风险;商业银行;监管
1引言
2008年6月6日，银监会正式通知：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开办或变相开办外汇保证金交易业务。作为otC交易中的一种，外汇保证金交易(Forexmargin)也被称作虚盘交易，是利用经济杠杆的相关作用,以经纪投资商所提供的信托担保，用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从事数倍金额的外汇投资，赚取汇差的交易。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该业务初登陆大陆市场,后被叫停，2006年银行才重新恢复交易，结果不到两年时间又再次被叫停。叫停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叫停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外汇保证金交易的未来何在？
2叫停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原因
（1）投资者风险大，损失严重。大量投资者对外汇、汇率方面的基本知识、复杂的交易规则和手段了解有限，风险防范意识和承受能力较弱。同时杠杆原理的运用，放大了损失额度，虽然国内银行规定的杠杆上限是30倍，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存在对客户提供更高杠杆率的现象，从而急剧扩大了可能的损失额度。并且，由于外汇市场24小时运转且没有涨跌幅限制，波动剧烈的时候可能在一天之内就波动数月才能积累的幅度。外汇的走势更受众多因素影响，很难确切地判断汇率的即时变动。而每天外汇市场最为活跃的时段正对应于我国的夜间时段，因此投资者一旦持仓过夜，损失的可能性极大。实际的交易结果也显示绝大多数的投资者目前都处于亏损状态。
（2）市场投机行为过度，影响整体稳定。近年来热钱不断涌入中国,大批逐利资金有可能流入外汇保证金市场,进行非理性逐利和短期投机，造成市场波动幅度加大。同时股票交易的减少，会对我国股市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造成很大的影响。
（3）服务配套和平台建设不足。银行提供的有关风险预测，汇市走势等方面的信息量和技术指标很少；在分析预测市场走势和评估风险水平等方面的准确性和能力也与国外的经纪商有较大的差距，这都不利于正确引导投资者选择投资方向、提升投资水平。银行交易平台的稳定性、时效性和业务员的熟练性不能完全保证，看盘和实际行情可能会有不超过10个点的点差，会给保证金交易的投资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
（4）商业银行经营风险难以控制。因客观条件的制约（市场规模小）和逐利的需求，交易的大部分头寸由银行持有进行对赌，没有在国际市场对冲，一旦汇率的变动与敞开头寸的方向相反就将造成巨额亏损。并且银行的角色从服务者转变为了参与者，面对潜在高额利润的诱惑，银行能否坚持安全性的原则值得警惕。远至巴林银行的倒闭案，近至法国兴业银行巨亏和美国次债危机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果最后都必须以人民币反映，折算风险也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若因银行的违规操作，或对风险的提示和交易指导不充分，导致客户在交易中的严重亏损，将会影响公众对银行，监管机构甚至市场的评价和信心。
（5）监管体系不够健全和有效。法律体系散乱、不统一，法律位阶低，权责不明，多头监管，自律监管缺位和法律老化。许多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都有在原有证券期货法律的基础上扩充或加强了对外汇保证金交易的监管。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监管体系不够健全，尚未形成一个一体化的、有效的、明确的监管法规体系。
3叫停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影响
（1）对于国家和监管者而言，面对外汇保证金交易实际操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采取措施，坐视大面积的投资者产生亏损，将会严重影响投资者的热情，进而影响其对于商业银行、市场和政府的信任，产生严重的联带效应，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叫停可以迅速、直观的规避这一系列问题。
（2）对于银行的发展而言，从短期来看，银行在规避该业务面临的经营风险的同时也失去了这项风险相对较小、收益来源稳定、盈利能力强的业务；从长期来看政策的导向作用将不利于银行业对于衍生金融产品的提供和金融创新的发展。
外汇市场监管篇10
关键词：离岸金融市场离岸金融风险风险管理
离岸金融市场风险的定义
离岸金融市场风险即指在离岸金融机构的货币经营和信用活动中，由于各种因素（如利率、汇率等）随机变化的影响，使离岸金融机构或投资者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的不确定性及其资产蒙受损失的可能性。用公式可以表述为：R=f(p，c)，R指风险；p为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c为该事件发生的后果。
离岸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较高，其风险的构成复杂。几乎包括所有类型的金融风险类型，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并且各种风险没有明显的界限，具有一定的共生性。离岸市场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通过价格、利率、汇率、股价等机制，以及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产生链式反应，如图1所示。因此，一国离岸金融市场要获得健康的发展，该国的监管当局必须对本国的宏观经济、对外经济和金融市场有清醒的判断和认识，其中尤其要重视离岸金融风险和管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严格监管。
离岸金融市场风险对我国的影响
（一）有限渗透模式加大离岸资产风险
我国离岸市场采用的是有限渗漏的内外分离型模式。有限渗漏的内外分离模式可以使试点银行在其需要时将在岸资金补充离岸头寸，有关银行将在岸资金渗漏到离岸账户中去，一旦离岸贷款不能按时收回，或者离岸市场的存贷款不能自求平衡，就只能冒险继续追加在岸资金以弥补离岸账户的存贷款缺口，进而打破在岸资金向离岸市场渗漏的限度，并进一步增加了离岸银行业务的呆坏账。
（二）转嫁金融风险
企业随着负债率上升，财务风险加大，其融资成本（贷款利率）将会上升。对于奉行激进经营策略的企业而言，如果能够向公众和金融机构隐瞒其真实负债水平，将有助于其扩大融资规模而不至于推高贷款利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拥有不透明“优势”的离岸金融中心无疑是最佳选择。借助离岸中心，外资公司可以在集团整体债务水平很高的情况下，将其控制下的信息披露义务较高的子公司的账面债务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从而推行高负债经营，最终发生债务违约而殃及向其在华子公司放款的中国金融机构。
（三）非法逃汇、套汇和骗汇
一部分企业利用《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缺陷，通过离岸业务以逃汇套汇。我国严格的外汇管制造成离市场和在岸市场的外汇资金价值差异，企业为了利用离岸市场赚取这个价值差异，有可能将境内资金转移到离岸市场，也可能将离岸资金转移到境内市场。例如，境内机构给境外机构提供担保，若境外机构经营失败，境内机构的资金就要划到境外，如图2所示。反过来，境外企业为境内企业提供担保，境内企业的经营失败就会使境外资金进入境内，如图3所示。
在没有离岸银行业务的情况下，这种转移要受许多限制，而有了离岸银行业务，这种转移就会很方便。不仅如此，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人们还会故意制造经营失败的假象，以实现逃汇、套汇的目的。
美国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借鉴
美国从两个方面对离岸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一是对国际银行设施的监管。1981年美联储批准设立纽约离岸金融市场，即国际银行设施（iBF），国际银行设施在风险监管方面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存放在iBF账户上的美元视同境外美元，与国内美元账户严格分开。其次，美国对iBF从事存贷款业务进行比较严格的管理。只能够向特定的对象通过提供大额存单或本票来吸纳存款，而贷款也只能必须用于美国境外；二是对美国银行在海外离岸金融市场的分支机构的监管。美国对国内银行在海外离岸市场的监管比较宽松。美国的一系列监管法令和政策都不适用于美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对预定在境外支取的各项存款，不受联邦储备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管制；存款利率可以根据所在国家的实际情况自由浮动；贷款比例也较为宽松。此外，美国允许其商业银行的海外机构经营国内商业银行原不允许经营的业务，诸如证券经纪业务、保险业务等。
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政策建议
（一）对离岸金融市场的外部监管
1.市场准入与退出的监管。一方面，对离岸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控制是有效监管的首要环节。离岸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管制主要看其是否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章程，是否有符合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额，是否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是否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措施；另一方面，对离岸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监管也是有效监管的重要一环。严重亏损或严重违规的离岸机构退出金融市场，将其破产倒闭的发生及其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体现了有效监管的要求。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健全，表现在对于离岸银行机构退出的问题，还没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与之分配。可以借鉴2003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对于离岸银行机构的市场退出方式进行规定，即接管、解散、撤销。
2.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在离岸银行业务日益多元化以及衍生业务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仅靠监管者单方的力量难以对离岸银行施以全面监管，信息披露则有助于强化监管，促进离岸银行业实现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另外，信息披露有助于遏止银行的各种违规操作，使银行经营管理层把精力从钻空子、找漏洞转到加强内部管理、减少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上来，从而实现离岸银行在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协调统一基础上的良性运作。
3.健全风险预警体系。首先，科学的预警指标，针对离岸银行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三大因素（外债、银行坏账和通货膨胀），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防止离岸金融风险的安全指标体系；其次，建立健全离岸金融机构材料上报制度。金融风险预警制度必须建立在充分、详实的金融资料基础上。为此，应当建立严格、完善的财务报表上报制度，各离岸银行必须按照金融监管当局规定的时间、项目、格式和口径上报各种财务报表和资料；最后，建立风险预警的评估系统和传导机制。金融监管当局在收到离岸银行上报的资料后，预测出各家机构所面临的风险程度，并列出有问题金融机构。随后将金融风险反馈给金融机构，向其发出警示信号，使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金融风险。
（二）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监管
1.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内部控制水平。离岸银行建立和完善科学、高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可以达到稳健经营的目的。具体来说，要建立、健全内控组织体系。抓紧在银行中设置稽核审计机构，同时要选配高素质人才充实稽核审计队伍；建立内部稽核监控指标体系，通过对资本、业务经营、制度执行、资金运用、经营成果、经营风险等指标的建立和考核，预防、预测金融风险；加强对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对主要负责人的职责履行、权力作用、行为规范等方面进行动态监督，防止；严格对贷款、投资等资金运用操作，实行第一责任人制度。只有不断改进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及时有效地对风险进行识别和控制。
2.在满足资本充足率的条件下，充分运用巴塞尔协议相关规则提升离岸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技术。离岸银行必须遵守8%最低资本要求，保证为存款者提供一定的缓冲资产。这将使离岸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增强，并降低离岸银行破产的可能性。巴塞尔新协议中iRB法的使用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其中许多规则都是我国银行目前无法满足的。但我国银行要想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参与国际竞争，必然要遵守全球一体的“游戏规则”，因此积极研究开发内部评级技术已成为当务之急和必然选择。银监会2007年公布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其中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改进风险管理，采取风险敏感性高的iRB法，最迟在2013年底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
3.严格加强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管理。我国在开展离岸业务时要严格在岸账户和离岸账户的分开管理，同时加强监管当局对离岸账户的掌控。监管当局可以要求定期报送离岸帐户的各项报表或临时要求的特殊报表，供其了解离岸业务的规模并监督各项管理规定的执行情况。具体来说，银行可采取下列措施：银行对离岸业务应当与在岸银行业务实行分离型管理；非居民资产汇往离岸账户和离岸账户资金汇往境外账户以及离岸账户之间的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间的资金往来，汇出行（汇入行）应当遵守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和贸易进口付汇（出口收汇）核销监管规定，并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方法》进行申报；银行离岸账户头寸与在岸账户头寸相互抵补的限额和期限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定；为防止客户利用离岸账户“洗钱”，规定离岸账户不得接受或提取现金。
（三）国际银行业的合作监管
加强国际银行业的监管合作，一要促进双边监管当局的信息的共享，提高监管的协调性。我国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监管机构的往来，加强信息的沟通与交流，通过互相提供监管信息加强对离岸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的审核，通过互派现场检查组的形式加强对本国银行海外分行的监管力度，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减少监管摩擦；二是加强资本流动的监管合作，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对一国的金融稳定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此，监管机构要加强监管合作，互相学习监管经验，共同打击洗钱活动，防止资本流动给金融体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三是加强金融监管人才的培训和合作，提高监管水平。我国应该积极与监管水平高的国家合作，共同培训监管人才，通过派员到先进的监管当局跟班学习、共同举办金融国际研讨会以及参加国际金融组织的活动，进一步提高我国监管人员的素质。
参考文献：
1.陶湘，陈雨露.国际金融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