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原则篇1
所谓“外资银行”，目前有广、狭两种涵义。在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规定：“总行设在中国境内的外国资本的银行”，简称为“外资银行”，此即为狭义的“外资银行”，其实际指的是外国金融机构在华投资设立的子银行(亦可称附属行)，应称为外资子银行。而本文所讨论的为广义上的、一般通称的外资银行，在我国共包括有四种组织形式：一是外国银行分行，为外国银行在华设立的分支机构，是我国引进外资银行的主要形式。二是外国银行代表处，指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获准设立并从事咨询、联络、市场调查等非经营性活动的派出机构。其主要从事非经营性活动，因此对其监管比较简单，在此不予讨论。三是中外合资银行，指外国金融机构同中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合资经营的银行。四是外资银行，即上文所指的外资子银行。
我国外资银行的引进自1979年迈出第一步以来至今发展迅速，目前在华外资银行已经初步呈现出与中资银行互相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在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截至2000年底，共有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8家，中外合资银行7家。外资独资银行6家，外资银行代表处233家。其在华总资产和总贷款分别达到344.34亿美元和317.95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8.56%及9.01%。在华总共的33家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拥有人民币资产总额达293.54亿元，贷款和存款总额则分别为261.49亿元和76.39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61%，289%以及40%。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对外资银行实施从开业审批到经营监管的监管体系。该体系最主要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国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下文分别简称为《条例》和《办法》)。但是，应当看到，作为一套监管体系的导向和灵魂的监管法律原则，在《条例》、细则和《办法》中都规定不明或是有偏差。因我国引进外资银行的四种组织形式均涉及到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因此，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原则实际上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我国对境内外资银行实施单独监管的法律原则；二是我国作为东道国与跨国银行母国实行监管合作的法律原则。下面就这两方面内容分别进行探讨。
二、我国对外资银行实施单独监管的法律原则
(一)国际上常见的三种单独监管法律原则
目前国际上有关东道国对外资金融机构实施单独监管的法律原则大致有三种：即保护主义原则、对等互惠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保护主义原则是指对外资银行监管意在保护本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使其免受外来的干扰和控制，对外资银行施以限制性的监管。其最为极端的做法是完全禁止外资银行的进入，如秘鲁在1968年宣布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部国有化。对等互惠原则是指以对等互惠的政策和措施来对待外资银行，只准许本国银行被准许进入的国家在本国设立外资银行，只允许外资银行经营本国在该国能够经营的业务。该原则内容较复杂，包括严格对等、基本对等以及非互惠的三种具体形式。各国一般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采用。国民待遇原则指对外资银行给予与东道国银行同等的待遇，采取与东道国银行同样的监管措施。这是最为开放、最少歧视的监管原则。
事实上，由于一国复杂的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大多数国家并不是单纯采取上述的某一种原则，而是综合运用几种，即以其中一种原则为主，其他原则为辅，并根据国内经济金融发展变化作相应调整。如美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随着其经济金融条件、银行竞争力等情况的变化，历经了单方优惠、国民待遇和互惠的国民待遇三个阶段。
(二)我国实施单独监管的原则现状及影响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实施单独监管的政策原则可概括为：“提供优惠政策与严格进入和限制业务范围相结合”。即提供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银行的进入，同时严格限制其业务范围来保护不发达的民族金融业。这一监管政策造成的后果是；外资银行目前在我国享受的待遇是一部分属于“超国民待遇”，另一部分属于“次国民待遇”。表现在：中外资银行税负水平不同。多数外资银行外币业务的所得税率仅为15%，营业税也可减免；而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政策性银行所得税率高达55%，其他新成立商业银行也达33%，两者相差极为悬殊。监管松紧不同。国内银行在利率、现金管理等方面受到不少限制，而外资银行在经营中则较少受约束，如其可从事投资业务，兼营B股买卖业务等。另外，外资银行的“次国民待遇”则表现在：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受限制。虽然现在我国对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正在逐渐放开，但仍限定了人民币业务的规模；地域范围有限制。加入wto前上海的外资银行客户还仅局限于沪、苏、浙，深圳的外资银行客户局限于深圳、广东、广西和湖南。
“超国民待遇”将我国本来就竞争力不强的中资银行推到更为窘迫的地位，而“次国民待遇”则被外方指责为歧视政策，严重影响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两者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同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大义务承诺，我国对于外资银行监管的政策原则进行调整已经是势在必行。
(三)我国应采取的调整对策分析
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单独监管原则是否就如有学者认为的，“结合国际通行做法与国内目前状况，宜采对等的国民待遇原则，并辅之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为补充”呢？恐怕不尽然。
首先，就国民待遇原则而言，实行这一原则的国家或地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发达的金融体系以及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等。而现实中尽管目前许多国家原则上公开宣称予外资银行以国民待遇，但实际上总是有许多的限制，五条件的国民待遇是没有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即便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了wto成员方应当承担实施“国民待遇”的义务，其同时也对东道国监管的“保护主义原则”作了认同。该协定附件一第2条规定，成员国基于“谨慎原因”(如保护投资人或存款人权益)，得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另外，该协定还赋予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允许发展中国家针对自身的特殊需要，确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国内政策目标，允许发展中国家对服务贸易提供行业补贴，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适当开放行业和市场，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由此可见，在不滥用或有意造成对某些外资银行歧视的前提下，保护主义原则将继续作为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的重要原则而发挥作用。
各国金融业对外开故的实践都表明，一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必须与本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能力、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监管能力的高低相适应。脱离国情的开放必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典型的例子如墨西哥，由于不考虑本国的现实国情，过早地撤消了外资银行准入法令，允许外国银行完全自由地到国内开业，外汇的流入流出亦不加限制，结果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资本的大量外逃进一步加剧了危机，以此成为一个惨痛的教训。
就我国目前国内银行业来说，在国有商业银行，其信贷资产质量低，经济效益差，自我发展能力弱，其经营机制转换尚未完成；新兴商业银行，因规模、业务范围的局限，实力不强，也难与外资银行相抗衡。而在我国中央银行，其调整机制尚不够健全，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都亟待进一步的提高。以上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金融业的开放必将会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也决定了从现在开始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东道国监管的政策原则只能采取以保护主义原则为主，对等互惠原则为补充的监管原则。必须从我国金融业的现实国情出发，考虑我国金融业的薄弱现状，控制外资银行的进入避免给我国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带来过度；中击同时，根据具体情况有条件、有保留的对外资银行提供对等互惠待遇。当然，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的步伐，随着国内经济金融情况的日益变化，我国会相应地逐步调整监管的原则，改变监管的侧重点，但无论如何，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实施国民待遇原则。否则只能是以形式的平等带来竞争上实质的不平等，给我国开放的金融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三、我国作为东道国的监管合作法律原则
(一)跨国银行国际监管合作的“巴塞众协议”
对于跨国银行的监管，涉及到跨国银行注册地国／即母国／与跨国银行分支机构所在地国(即东道国)这两方面的监管。前者源于跨国公司的股权原则，股东有权对公司财产进行监管并承担责任，跨国银行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总行对其所设立的分行和子行当然进行监管同时承担责任。跨国银行母国则依国际公法上的国籍原则对跨国银行行使管辖权，即所谓母国监管原则。而在东道国，跨国银行在其境内活动，必然对其国内经济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因此，依国际公法之领域原则东道国当然也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此即东道国监管原则。这两大原则在现实实践中因跨国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和银行的特殊性而起着严重的冲突。为调和这一矛盾，著名的巴塞尔委员会(“银行管理和监督委员会”)应运而生，也诞生了旨在确立跨国银行国际监管合作制度的一揽子“巴塞尔协议”。根据巴塞尔协议，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和东道国都负有监管的责任，双方分工合作，其间的分工合作遵循“以母国综合监管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管为辅”的原则。
这一原则源自于1978年巴塞尔委员会确立的跨国银行“综合管理法”，即把跨国银行的总行、国内外分行、子行作为一千整体，从全球角度综合考察其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清偿力、外汇头寸、贷款集中性及面临的风险。该原则具体对母国和东道国监管责任的划分为：(1)清偿力。分行清偿力由母国负责监管，子银行清偿力由东道国和母国共负监管责任。合资银行由东道国负主要监管责任，但如外国银行占有多数股权，则仍由东道国与母国共负监管责任；(2)流动性。分行流动性由两国共同监管，子银行的流动性由东道国负主要监管责任，但同时要求总行开具保函保证对子银行提供备用信贷。合资银行流动性也主要由东道国监管。外汇头寸；(3)母国与东道国共同负责监管，其中，东道国只负责管理其境内的外汇交易。
综合管理法当然不可避免地亦存在一些缺点、弊端，如可能造成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侵害等等。但经过各国的实际操作检验，不可否认该法目前已算是就跨国银行监管最为合理和全面的一种方法。
(二)我国目前实行监管合作的原则及调整的必要性
我国《条例》和实施细则中，在外资银行市场准入上，强调申请在我国设立各种外资金融机构的申请者，其所在国家或地区要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由此可见，我国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上已经部分地采纳了巴塞尔委员会确立的综合管理法，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并不承认巴塞尔协议确立的以母国监管为主的国际监管合作原则。我国既允许设立分行，又允许设立合资银行和子银行，对业务范围未加区分。但只要求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的，总行要提供对该分行承担税务、债务的责任担保书。从监督管理上，我国区分子银行、合资银行与分行、对前两者有注册资本、资本充足率、同一贷款上限等风险管理要求；对分行则无这些要求。可见，我国是以普通公司法原理来对待这两类外资银行的，将前者作为独立法人处理，承认其总行只承担有限责任，但这其实并不符合跨国银行的特殊性质。普通公司法中关于关联企业之间不得相互转移资产，以逃避税收和债务的规制在银行这种经营货币的企业面前显然有点无能为力。同时，我国过于强调东道国的监管，完全与强调母国监管的国际惯例相冲突，不利于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上的国际合作，由此对本国引进外资不利，也对我国银行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大为不利。
笔者认为，在我国金融业愈见开放的今天，尤其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完全应该尽快摒弃强调东道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合作法律原则，而将国内监管法律与国际监管惯例接轨，采用以母国监管为主的法律原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逐步完善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制度，维护我国金融业稳定、健康地发展。
四、结语
总之，我国已经迈入了wto的门槛，金融业即将层层推进，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在这个时刻，我国原来就外资银行监管所实行的“限制与优惠”的政策原则以及强调我东道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原则都早已不适合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必须尽快加以调整。有条不紊地、逐步地向wto的国民待遇原则靠拢，同时采纳国际通行的以母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原则，方是完善我外资银行监管制度，促进我金融业稳健、繁荣发展的根本之道。
参考又献
[1]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2条第1款，1994.
[2]中国金融年鉴2001。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2001.
[3]潘金生.比较银行法[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银行监管原则篇2
一、巴塞尔核心原则的产生背景及主要内容
60年代以后，全球金融格局的变化使金融危机不断发生。为加强在银行监管方面的国际合作，1975年，10国集团成员国成立了巴塞尔委员会，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正式机构。巴塞尔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对银行的国家机构的监督》、《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对银行的国外机构的监督原则》和《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文件的制定与推广，对稳定国际金融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使金融风险大大加剧，连续发生一些严重的大银行破产事件，如1994年有129年历史的美国基德投资银行倒闭，1995年英国有近233年历史的巴林银行破产。这些事件使世界各国重新审视银行监管，重视监管的系统性和有效性。1996年6月，7国集团里昂峰会结束时发表宣言呼吁强化金融监管体系。认识到这一客观形势，巴塞尔委员会在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结束后开始制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在1997年4月，推出了征求意见稿。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于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香港年会上向世界有关各方介绍并解释了核心原则的内容。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分五部分，共25条，即先决条件（原则1）、发照程序和对机构变动的审批（原则2至5），持续性银行监管的安排（原则6至21）、监管的正规权力（原则22）、跨国银行业（原则23至25）。
第一部分：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具体包括以下要求：由立法明确参与银行监管的各机构的目标及责任、监管机构享有工作上的自和充分的资源（包括人员、资金和技术）、作为监管依据的法律必须完善、国内外各类金融监管机构间加强信息合作等。
第二部分：发照程序和对机构变动的审批。它要求发照机关至少审查银行的所有权结构、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经营计划和内部控制以及包括对资本金在内的预计财务状况，银行监管有权审查和拒绝银行向其他方面转让大笔股权或控制权的申请，银行的大笔收购和投资符合标准。
第三部分：持续性银行监管的安排。这是巴塞尔核心原则的关键部分，包括三个方面：（一）审慎法规与要求的制定与实施，可细分为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其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二）持续进行的银行监管手段有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和（或）聘用外部审计人员、综合并表监管；（三）银行机构的信息要求有五个方面：会计标准、招生范围和频率、确认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监管信息保密和信息披露。
第四部分：监管者的正规权力。要求监管者有权采取纠正措施和关闭不具备生存能力的银行。
第五部分：跨国银行业。要求各国监管者实施全球性并表监管，东道国监管者遵循高标准约束外国银行。
巴塞尔核心原则的最大特点是其系统性。它在吸收以往监管经验的基础上，从市场准入到持续性监管直至关闭不合格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作了全面规定。它不同于以往的文件侧重于资本充足率、利率风险等某一方面，而是着眼于银行监管的全方位和有效性，它表明巴塞尔委员会在制定监管规则方面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二、我国银行业监管状况
我国的银行监管较建国初期而言，无论在法规建设、人员素质还是在机构设置、监管手段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不可否认，我国银行监管工作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没有形成良好的银行监管宏观环境
银行监管是保障银行业稳健运行总安排的一部分。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实现受到监管体制、人员素质、法律体系和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缺陷的制约。
1.监管体制没理顺。法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进行银行监管，审计部门对银行的财务收支，信贷活动进行审计，但二者在工作中缺乏有效协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各分支机构的授权不明，二者也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和工作中的配合，人民银行内的计划、金管、稽核、会计等部门各行其事，造成监管权分散，不能形成监管合力。
2.人员素质不高。银行监管队伍正处于新老交替期，而人事制度的弊端，使不懂业务的人员（如退伍军人）走进监管队伍；教育体制的弊端，难以培养出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而享乐主义又腐蚀了一些业务熟练的人员。因此，面对加剧的金融风险，监管队伍日显落后。
3.法律体系不健全。目前的法规多侧重实体内容、忽视程序上的措施；法规内容粗略，难以操作，在一些银行新业务方面存在着法律空白；现存的法规之间，存在着抵触现象。
4.与国外监管机构的协调不充分。据统计，截至1997年6月底，在我国的外资营业性银行达147家，我国在国外的银行机构超过500家。这需要国际监管合作。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银行监管机构对外联络较少，特别与在华银行的母国缺乏充分沟通。
（二）没有建立有效的持续性银行监管体系
1.市场准入标准不完善。市场准入标准体现于《商业银行法》第12至第15条以及《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的第15条中。这些规定过于简单，尤其是缺乏对所有权结构、控制制度和财务预测的详细规定。
2.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过于粗略。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从资本构成、风险权数和目标标准比率等方面对资本充足性作了详细规定，已经为100多个国家所接受。我国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主要体现于《商业银行法》第39条第1项：“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之中，这一规定在现实中操作难度很大。
3.信息收集与处理亟待规范。问题主要在于：（1）会计报表不统一，给监管部门的统计工作造成困难；（2）计算机信息网络没建立，微机软件开发少且不统一；（3）信息修理人员没有专业化，对这类人员的选拔、提高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4.对金融风险监管缺乏科学系统的量化指标。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如何监管，《商业银行法》只做了简单规定，《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暂行监控指标》涉及面虽广一些，但仍不全面，且操作性不强，需要补充和完善。
5.监管者权力的独立性有待进一步明确。这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向银行要贷款，迫使银行违规经营。监管机构一旦发现问题，地方政府则设法求情，甚至用行政权力施压。
（三）监管可为单一、乏力
1.现场监管方式落后，非现场监管应用少且不规范。西方国家的现场监管一般是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查内容囊括内部控制、管理层、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等方面，检查手段主要是运用微机查阅。我国现场监管基本上是手工操作，检查内容主要是资产负债管理。现场监管费时费力，西方国家运用少，主要依赖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非现场监管刚刚起步，且与现场监管分属不同部门，缺乏配合，非现场监管主要依赖的报表，有时失真。
2.银行内部控制机制薄弱。西方国家很早就注重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管理。我国长时期只重视银行的外部监管，忽视了银行的自我控制，结果造成许多大案要案发生。我国在1997年5月16日才《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对内部控制的管理刚刚纳入了正轨。
三、借鉴巴塞尔核心原则，促进我国银行业监管
巴塞尔核心原则的目的之一是为各国监管机构提供一个基本的参考标准，供正在努力加强现有监管体系的监管者对照检查现有的监管安排，并尽快制定出弥补缺陷的现实计划。针对我国银行业监管的缺陷，结合巴塞尔核心原则，我国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一）创造良好的银行监管宏观环境
1.建立新的银行监管体制。为符合核心原则对监管机构独立性要求，可在人民银行总行下设银行监管总局，负责全国银行监管工作。在省、地两级设分支机构，与地方人民银行脱钩，实行垂直领导，直接对银行监管总局负责。同时，将审计部门以及人民银行内在的计划、金管、稽核、会计等部门的监管权统归于监管部门。
2.全面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首先要对在岗人员培训，可通过在职学习、脱产进修、出国交流等多种方式进行；其次要大力引进品德优良、业务熟练、懂法律的专门高级人才；最后还应建立竞争淘汰机制，奖优罚劣，坚决辞退不称职人员。
3.健全银行监管法律体系。一方面要对已有法规加以清理，对已经过时的法规，如《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应对照《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基本法律或修订或废除；另一方面对银行的一些新业务采取超前立法方式，改变过去先比赛后定规则的陈旧做法。另外，还要提高立法水平，对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出详尽缜密科学的规定，防止出现法律常立、常改、常废的不稳定现象。
4.加强与国外监管机构间的合作。这一方面需要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巴塞尔委员会和世界贸易组织；另一方面要建立与外国银行监管当局特别是在华银行的母国银行监管机构的定期联络制度，加强信息交换，交流监管经验。
（二）建立有效的持续性银行监管体系
科学的持续性银行监管体系与过去的合规性监管、事后监管相对应，它是全面防范、处理金融风险的客观需要。这一监管体系应包括：
1.对市场准入和机构变动的审查。（1）对市场准入审查要全面：银行股东的财务状况、声誉和经营业绩；内部控制制度和组织机构，特别是内部审计、稽核部门的独立性；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品行、专业知识和银行经验；财务预测是否明确、现实可行；拟在我国设立银行机构的外国金融机构应达到巴塞尔协议有关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其所在国具有并表综合监管能力。（2）对机构变动的审查包括银行股权的受让人达到批准新银行对股东的要求和银行的重大收购与投资在银行的经营能力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2.风险监管制度。（1）信用风险管理。对超过一定数额或资本比例的贷款由监管机构审查；银行呆帐损失准备金的提取足以防范一般的信贷风险；对风险集中实行控制；关联贷款不得优于市场条件，也不得超过限额。（2）利率风险管理。银行须建立利率风险控制制度和程序，并定期向监管者汇报利率风险的状况和处理措施。监管者可向银行提供有关资产组合和期限搭配的建议。（3）流动性风险管理。监管者应保证银行业务不过份扩张、资产搭配合理以及持有相当比例的较强变现能力的高质量的资产。（4）操作风险管理。严格执行内部会计和稽核制度；实行积极的交叉监督，如一笔业务由双人签字；建立保险制度和应急计划，一旦出现风险事故能及时化解。（5）资本充足率管理。应结合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制定规范化、量化的实施办法：对银行资本分成两类。第一类核心资本包括股东和公开的储备金，第二类附属资本包括未公开的储备金、重估价储备金、通用贷款损失准备金、带债务性质的资本证券和次级的长期债券；为银行资产确定风险权数，可采用0、10％、20％、50％和100％五个权数；细化目标标准比率，在总的比率不低于8％的基础上，分别规定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所占比例。（6）信息管理。首先应采用最新技术，大力开发监管软件；其次，将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获取的信息相互对照、补充；最后还应注意：会计准则统一，新设银行和出现危险征兆的银行定期向监管者报告情况，监管者对银行的敏感信息负保密义务，监管者定期公布银行情况，银行也应定期公布财务状况，使公众能正确决策。
3.对违规银行的处理。监管者应有权命令银行采取挽救措施；限制银行的业务活动，包括已经开展的业务和准备开办的新业务；撤换高层管理人员或董事，情节严重的，剥夺其在银行界就业的机会；接管银行；关闭已根本丧失偿债能力的银行。
（三）改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能力
为达到持续性监管要求，巴塞尔核心原则要求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相结合，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并用。针对我国银行业监管手段的单一、乏力，应着重采取以下两种措施。1.完善非现场监管。应将非现场监管制度化。严格规定各银行向监管者组织报告和报表的范围、频率，并要求其对报告、报表的真实性负责。对不按期提供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规定严厉的处罚措施；提高对各种复杂报告和报表的分析能力；利用外部审计人员，但这些人员的道德水平、业务能力必须达到一定水准。监管者应定期与他们沟通，并提供保护。2.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巴塞尔核心原则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组织结构、会计
银行监管原则篇3
21世纪来临时，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技术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各国政策法律相互协调，共同消除贸易壁垒，促进国际市场竞争自由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在此浪潮之中，各国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国界逐渐淡化，依赖性增强，共同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使得资本得以在国内及国际范围内更加有效地配置，促进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风险跨国传递的渠道和机会增多，因某一国家内部的金融振荡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之下，在金融领域内，各国对金融机构监管加强合作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尤其以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为代表。1974年赫斯塔特银行倒闭事件，使得国际社会对跨国银行的监管合作从理论探讨转而进入实践层面。1975年，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主持下，以十国集团为核心的中央银行行长成立了“银行业监管实施委员会”，又称巴塞尔委员会。该委员会于同年发表了《对国外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简称《巴塞尔协议》，首先明确了对外资银行，东道国与母国共同负有监管责任。巴塞尔委员会于1983年对1975年的《巴塞尔协议》进行了修订，改变了1975年协议中东道国监管原则与母国监管原则并行、不分主次的做法，采纳了1978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综合管理法”，重新划分了东道国与母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责任，体现了“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的总体思路。此后，巴塞尔委员会推出的一系列协议或报告中，都进一步强调了母国监管的重要性，如1997年影响广泛的《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重申全球并表监管的重要性，强调母国监管为主，要求东道国从信息交流等方面配合母国实现有效监管。虽然“巴塞尔协议”的法律性质至今尚无定论，目前的主要观点是“国际惯例说”。⑴也有的学者认为“巴塞尔协议”属于软国际法，但是不论是“软法说”还是“惯例说”都承认了“巴塞尔协议”对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深刻影响及现时的指导意义，因此可以说“巴塞尔协议”所提出的“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反映了各国对外资银行监管总体趋势。本文将从国际法角度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对外资银行监管合作的理论依据，即东道国与母国分别依据哪项国际法原则对外资银行享有管辖权，当双方管辖权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以求通过这样的探讨能更进一步地论证“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原则的合理性。国家管辖权主要是涉及每一个国家对行为和事件后果加以调整的权利的范围。⑵那么如何确定一国对哪些行为与事件后果可以加以调整呢？“行使管辖权的权利决定于有关问题与行使管辖权的国家之间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从而使该国有理由对该问题加以规定，而且也许也有理由超越其他国家的竞争性的权利。”⑶也就是说，一国只能对与其有紧密联系的事项主张管辖权，当多个国家对同一事项都具有某种联系时，以其中一国的管辖权为优先。那么现在的首要问题在于，东道国与母国分别与外资银行存在何种联系，从而对外资银行享有管辖权。一、东道国外资银行实际上相对于东道国而言，即位于东道国境内但资本的全部或部分来自海外的银行。各国对外资银行在内国所允许开设的种类有不同的规定。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对外资银行的规定包括三类：外国金融机构在国内设立的分行、全资子银行、合资银行。但不论外资银行是何种类型，不论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何国国籍，该外资银行总是在东道国领域内从事日常营业活动，因此首要的，外资银行与东道国之间的联系在于外资银行在东道国领域内的存在，即属地性。其次，对于子行与合资银行，它们是在东道国境内成立的法人，如果东道国是依据成立地说确定法人国籍，那么子行、合资银行与东道国之间的联系还具有属人性。但是，由于属地性是管辖权的首要根据，即属地管辖权优于属人管辖权，因此，一般地，东道国会依据属地原则对外资银行主张管辖权。二、母国东道国对外资银行主张管辖权的依据是简单易见的，而母国对本国银行海外机构主张管辖权的依据较之前者则要复杂得多。国际法上，确定管辖权的依据有四项原则，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普遍原则。后两项原则一般适用于刑法领域，下文主要探讨母国是否能够依属地原则或是属人原则对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主张管辖权。（一）属人原则1.对于分行分行是指外国银行在东道国境内的分支机构，在法律上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是外国银行在东道国境内的延伸和组成部分。由于分行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实际上只是母行的一部分，从而通过母行与母国具有属人性的联系。即，母国可以主张对分行的属人管辖权。2.对于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都是在东道国境内，依据东道国法律，注册成立的独立于母行的法人实体。那么问题就产生了，如何确定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的法人国籍？国际法上确定法人国籍的原则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本座说和成立地说。这两大主张在国际上影响最大，适用最广⑷。成立地说，即以法人注册登记地做为法人国籍国。本座说，对本座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本座是法人实际控制管理中心地；另一种理解是认为本座指营业中心地或开发中心地，由于营业中心可能分处几个国家，因此采用后一种理解的国家很少。而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中，法人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与其他标准相比，在某种意义上占有优先适用的地位，至少在国际税法上有这种实例。⑸如果以成立地为标准，那么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都具有东道国国籍；由于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由东道国占有绝大部分股分的合资银行除外）是完全或至少大部分受控于母行，因此若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标准确定法人国籍，那么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就具有母国国籍。二战后，国际上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主张和实行以成立地和本座地相结合作为确认法人的法律人格的标准。⑹因此，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就很有可能同时具有东道国国籍与母国国籍。我国以成立地说作为确定内国法人国籍的标准，即在我国境内依据我国法律登记成立的法人具有中国国籍，同时对于外国法人在外国依据该国法律取得该国国籍予以承认，不论该国以何种标准确定法人国籍.也就是说，我国并不排斥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同时享有东道国与母国国籍。可见对于全资子行与合资银行，母国也可以主张属人管辖权。（二）属地原则更进一步，我们探讨一下母国是否可以依据属地原则对本国银行海外机构主张管辖权。属地原则是指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都有管辖权，其延伸包括主观属地原则和客观属地原则。即对管辖权的属地原则往往-特别是关于刑法的适用-采取一种推定解释，允许基本的属地原则有所谓主观和客观的适用。这项原则的主观适用允许对在国家内开始而不在那里完成的罪行有管辖权；客观属地管辖权允许对在国家内完成而即使不在那里开始的罪行有管辖权。⑺以客观属地原则为基础，美国首先在经济法的域外适用中提出了“效果原则”，也可称为“影响原则”。在1945年“合众国诉美国铝公司案”中，法官怀特（Hand）认为：“任何国家均可就发生在其境外但又在其境内产生了受国家所谴责的后果的行为，甚至不对该国负有忠诚义务的人施加责任。”由此确立了效果原则，并从此成为西方国家在反垄断法中主张域外管辖权的一种新理论。效果原则，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一国有权对发生在其领域之外但在其领域之内产生直接的，可预见的或实质上具有影响效果的行为实行管辖权的一种理论。⑻不论是分行、子行还是合资银行，它们经营的安全性都与母行息息相关。分行的对外负债，本身就是母行对外负债的一部分，而子行与合资银行倘若经营失败，也会使作为股东的母行血本无归，并且可能引发对母行的信心危机，而信心危机对于银行业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更为重要的，母行可能利用海外机构，安排违规的资金调动，比如同时安排多个分支机构分别对同一贷款人贷款，从而绕过监管当局对银行贷款集中度的限制，或者利用海外分支机构违规从事其它高风险业务，从而将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比如1983年德国SmH银行危机⑼，以及前几年著名的巴林银行倒闭案⑽等。拥有多家海外分支机构的母行，往往被视为实力雄厚，享有良好的声誉，尤其在母国经常都占有显赫的位置，可想而之，这样的银行如果面临倒闭，那么不仅对于该行的存款人是致命的打击，甚至会危及该国银行业整体的稳定性。譬如在SmH银行危机中，原西德监管当局的任务就不仅是支持一个SmH，而是支持原西德的整个银行业；不是挽救一个SmH，而是挽救原西德的整个银行业⑾，因此它们不遗余力地组织了一次高度复杂的营救行动。可见，银行海外机构的违规行为必然波及母行经营安全与稳健，甚至进一步对母国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影响。那么是否母国可依此要求适用效果原则主张对海外机构的属地管辖权呢？我认为母国并不能就此要求适用效果原则主张对海外机构的属地管辖权。首先，效果原则还远未成为国际法上一项公认的原则，效果原则的合理性还受到广泛的置疑。第一，作为效果原则基础的客观属地原则是由国际常设法院在“荷花号案”中确立的，而国际常设法院当时所要解决的是国际刑事管辖权问题，而不是其它。那么问题就在于，在刑事领域具有合理性的原则是否在经济领域也具有合理性呢？我们知道，刑事管辖权是国际法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如保护性管辖原则与普遍管辖原则都只适用于刑事领域而不适用于其它领域。第二，效果原则对客观属地原则的扩张解释是否具有合理性？客观属地原则要求，罪行在国内完成；但是，对于效果原则，“所依据的效果不是有关罪行的组成部分，而仅仅是所作行为的后果或反响，管辖权的属地原则的正当界限就被超越了”⑿。第三，效果原则的实际适用也存在难题，由于各国经济利益的不同，对于“不良效果”如何判定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其次，单纯以效果原则为依据主张管辖权，实际上在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并不多见。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和欧洲法院主张域外管辖权时，主要的原则是“履行地原则”，“效果原则”和“经济实体原则”。“履行地原则”要求反竞争行为的履行地在欧盟境内，实际上对“效果原则”进行了修订。而“经济实体原则”将子公司与母公司视为一个整体，则彻底避免了“效果原则”的适用。即使是美国在行使域外管辖权的场合，单纯依效果原则是极少也是最靠不住的，总是有当事人的国籍作为行使管辖的联结点。⒀再次，效果原则是对“产生直接的，可预见的或实质上具有影响效果的行为”实行管辖权，也就是说，依据效果原则所主张的管辖是一种事后管辖，而在银行监管中，很特殊的，它的管辖更强调的是一种事前管辖，保护性监管，而不是等待已经造成消极影响后才主动加以调整。因此，在银行监管方面主张管辖权以效果原则为依据也并不妥当。综上所述，母国对本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只能依据属人原则主张属人管辖权。三、东道国与母国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如上文所论述，东道国对外资银行行使属地管辖权，而母国对本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则行使属人管辖权。根据国际法原理，属地管辖权优先于属人管辖权。那么问题就在于，属地管辖权的优先性是否就必然否定，在外资银行监管中所采取的“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的原则呢？首先，当属人管辖权与属地管辖权相冲突时，母国受到的限制来自于东道国，但是东道国并非有义务进行限制，而是有权利加以限制。问题就在于为了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东道国是否有需要对母国的属人管辖权加以限制。因此，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一个问题是，东道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是什么？金融业与其它行业的不同就在于它的高风险性，而一国金融市场的振荡极易引发该国甚至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最近的事例就来自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把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作为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如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一条明确指出：“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和完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管理，促进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制定本条例。”其次，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论证为了保证监管目标的实现，东道国所能采取的最佳手段是什么？由于分支机构与母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母行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为贯彻特定的经营意图，而进行巧妙的资金调配，这种资金调配，可能从单个分支机构来看都是合法的，但如果将母行与各分支机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就可能发现其中资金流动的违法性。一方面，在跨国银行的结构日益复杂化，体系日益庞大的今日，即使东道国监管当局能够严厉控制其境内的外资银行，但却不可能对外国母行以及外国母行在其它国家的分支机构进行监管，然而所有这些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银行却是在同一个经营意图下运作，有着唇亡齿寒息息相关的命运，如果母行或其它分支机构出现问题，东道国监管当局也无法求得其境内外资银行的稳健运行，因此为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最佳途径是从全球范围内对母行与各分支机构实行并表监管。而有能力承担并表监管重任的非母国监管当局莫属。另一方面，母国对本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进行监管的目标也是维护本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与对其它跨国公司的监管不同，东道国与母国的监管利益是共同的，它们的监管目标是相同的。对其它跨国公司的监管，东道国与母国都是为了维护本国债权人的利益以及交易的安全性，但是各国债权人的利益以及交易的安全性并不相互关联，比如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在破产前将资产转移到母公司，这将损害中国国内的债权人的利益，但是这不会对母国有什么消极影响，此时东道国与母国没有共同的监管目标，同样，如果在母国的母公司在破产前将资产转移到中国境内的子公司名下，道理也是相同的。但是对于跨国银行，情况就不同了，因为随着各国金融市场的依赖性日渐增强，任何一国金融市场的振荡都可能引发金融业特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其它国家。综上所述，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东道国与母国有相同的监管目标，共同的监管利益，而同时为了实现对跨国银行的有效监管应当采取母国并表监管的方法。即对于东道国而言，其主要任务是积极控制境内分支机构运作，向银行母国提供有用的监管信息，协助母国完成成功监管。⒁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在对外资银行监管中，“母国监管为主，东道国监管为辅”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并且这也是东道国与母国利益相互协调的结果。
银行监管原则篇4
为加强持续银行监管，银监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些措施已经成为日常监管工作的成熟做法，有些措施则是刚刚起步，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具体落实
归纳起来，改进持续监管的工作重点包括：一是进一步强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功能，二是加强与银行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接触，三是强化并表监管，四是进一步强化内外审计功能
银行监管当局能否持续地对被监管机构实施监管，是衡量银行监管有效性的一项重要标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简称《核心原则》）中有五条原则专门描述了持续银行监管的基本方式、手段及其要求。其核心是：银行监管体系应包括某种形式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银行监管当局必须具备在单一和并表基础上收集、审查和各家银行的审计报告和统计报表的手段；能够通过现场检查或利用外部审计师对监管信息进行核实；有能力对银行组织实施并表监管。
持续银行监管的要求
监管当局应每年与银行管理层和董事会会晤，对监管检查和外部审计的结果进行讨论
（一）建立完善的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测体系
《核心原则》原则16提出了建立完善的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测体系的基本内容及其标准。该原则指出，银行监管当局应当通过与银行管理人员接触以及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等方式，深入了解银行经营与风险状况并定期进行分析和评估，对银行遵守法规情况进行检查，确保银行安全稳健运行。通过由监管当局或外部审计师进行的现场检查，独立地对银行是否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进行检查，核实银行所提供的各类信息是否真实、可靠，并能够获得评价银行所需的进一步信息；通过非现场监测，阅读和分析审慎报告、统计报表及其他包括公开信息在内的有关信息，审查和分析银行的财务状况，对银行的经营与风险状况及其趋势进行跟踪。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测的合理搭配依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而定，但两者应有机结合，相辅相成，避免出现监管漏洞。
对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提出的更高要求包括：要求银行监管当局应通过一定的程序对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的有效性实施检查，并解决发现的；监管当局有权获取银行内部和外部审计师向董事会提交的审计报告；监管当局具有必要的，能够识别和评估银行所承受风险的类型、性质、重要性和范围，包括业务重点、风险状况和内部控制环境，并根据评价结果确定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的重点；要求监管当局将在监管过程中获得的信息作为保密信息处理；监管当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依靠具有独立性而且质量可靠的内部审计工作。
（二）银行监管者与银行管理层保持经常性接触
《核心原则》原则17要求监管当局必须与银行管理层保持经常性接触，以全面了解银行的经营与风险状况。其基本要求是：监管当局应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定期与银行高中级管理人员进行会晤，讨论有关业务问题，如银行的经营策略、集团结构、治理结构、运作情况、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系统等等；监管当局应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以及与银行定期会晤等方式全面了解银行的业务状况；监管当局应当要求银行向其通报重要的业务变化和出现的不利因素，其中包括违反法律和审慎监管要求的情况；在发照以及日常监管过程中，监管当局要随时考虑到银行管理层的素质。
（三）在并表基础上收集、审查和分析相关银行信息
《核心原则》原则18从以下方面阐述了这一要求：监管当局在法律上有权要求银行机构定期报送单个和并表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信息。这些报表包括表内外资产负债情况、损益情况、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大额风险、贷款损失准备、市场风险和存款来源等；法律和法规规定，或者监管当局有权规定并账及所用方法的原则和标准；监管当局具备必要的手段，要求银行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监管当局确信银行高级管理层有适当级别的人员负责监管报表的准确性，能够对有意误报和长期错报进行处罚并要求更正不准确的信息；监管当局要求银行报送的信息包括规范、审慎的统计报表，详细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关于表内外业务和资本储备等详细情况的辅助报表。
此外，银行还必须报送贷款风险分类和计提损失准备的情况；如监管当局认为某些信息事关银行的财务状况及对其风险状况的评价，则有权向银行和银行相关的公司（无论从事何种业务）索取和获得这种信息；监管当局具备一套运用统计和审慎监管信息对银行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进行持续监控的系统，监控结果还用于制定现场检查计划；为了对银行组织进行有意义的比较，监管当局从所有银行和银行组织内的所有相关实体收集同一日期（存量）、同一时期（流量）的数据；监管当局根据所需信息的性质以及银行的规模、业务和风险状况确定向银行收集数据的频率（如月度、季度和年度）。
（四）确保监管信息的质量
《核心原则》原则19对监管信息的质量及其核实进行了描述，主要包括：监管当局计划和实施现场检查的过程是连贯的，检查由本部门人员或必要时使用外部审计师进行。监管当局具备必要的政策和程序以确保现场检查做到全面、有连续性，责任和目标明确，检查结果清楚。监管人员与银行及其审计人员定期对外部审计的结果进行讨论，并商定各自在改进工作中的责任；监管当局出于监管目的有权对外部审计的质量进行监控。监管当局有权直接任用外部审计师执行监管任务。如监管当局对某项外部审计师的任命在资格或独立性方面有异议，则有权反对此项任命；监管当局也可使用外部审计师对银行业务的某些方面进行检查，但前提条件是其具有独立性和专业的工作技能。在使用外部审计的情况下，监管当局应明确规定监管当局和外部审计师各自的作用和职责；监管当局在上有权全面接触银行的所有记录，必要时，也有权接触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职员；监管当局应有计划、定期地对现场检查人员提供的监管报表或外部审计的结果进行检查。监管当局应要求审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等重要报表至少每年进行审计并向监管当局提交审计报告。
《核心原则》提出的更高要求是，监管当局应每年与银行管理层和董事会会晤（应能与董事会成员分别会晤），对监管检查和外部审计的结果进行讨论。此外，监管当局还应与外部审计师定期会晤，讨论共同关心的银行业务。
（五）银行监管当局要有能力对银行进行并表监管
《核心原则》原则20阐述了银行并表监管要求，其监管标准包括：监管当局掌握银行组织（即银行及其子公司）或集团的整体结构，了解其主要业务，包括由其他机构直接监管的业务；监管当局的监管框架能够评估一家银行或银行集团从事的非银行业务给这家银行或银行集团带来的风险；监管当局在法律上有权全面审查银行的业务，无论是银行直接从事的业务（包括海外机构的业务），还是通过子公司和附属机构间接从事的业务；监管当局对银行组织附属机构和子公司的直接和间接监管不受任何阻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监管当局有权要求银行组织在并表基础上达到审慎监管标准。监管当局运用其权力对并表基础上的审慎监管标准作出规定，包括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暴露和贷款限额等；监管当局收集每个银行组织的并表财务信息；监管当局与银行集团内各业务机构的对应管理部门建立必要安排，以便获得关于这些业务财务状况以及风险管理和控制是否完善的信息；监管当局有权限制或界定银行集团整体的业务范围和开展这些业务的海外场所。监管当局运用这一权力来确保银行业务受到妥善监管，避免银行组织的安全和稳健受到不利。
《核心原则》对允许公司拥有银行公司的国家还提出了更高要求：监管当局有权对母公司附属公司的业务进行审查，并实际运用这一权力确保银行的安全和稳健；针对母公司和非银行附属机构发生的可能有损于银行安全稳健的问题，监管当局有权采取纠正措施，包括隔离措施；监管当局有权规定和强制执行母公司所有者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标准。
持续监管方面的进展
商业银行治理改革中更加强调内审的作用；日常监管中将商业银行内审工作纳入监管范围，对其独立性和专业性作出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
作为的银行监管当局，中国银监会以《核心原则》所设定的标准为努力方向，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为重点，在持续银行监管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进一步完善了现场检查制度
在现场检查方面，中国银监会的工作目标是建立统一、规范的现场检查标准和程序，提高现场检查的计划性、针对性、连续性，实现现场检查的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所采取的改进措施主要体现在：完善现行的现场检查操作规程，制定统一的现场检查手册，对检查范围、频率、、程序等进行具体规范；充分利用非现场监测信息和以往现场检查结果制定详细的现场检查计划；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机构的业务及风险状况确定检查重点、检查频率和检查深度，有效、合理地分配监管资源；强化后续现场检查，对以往现场检查发现的进行跟踪和督促整改，并将其作为监管责任制中实施问责的重要内容；强化现场检查对非现场监测信息的核实功能；建立与外部审计师的沟通机制，充分利用外部审计，使之成为监管工作的重要补充力量。
（二）注重强化非现场监测功能
在非现场监测方面，中国银监会的工作目标是，建立统一规范的非现场监测的工作标准和程序，在满足风险监管需要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轻被监管机构负担。明确监管信息要求，确保监管信息的可比、准确、完整和及时，增强非现场监测的、预警、指导功能。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制定统一、规范的非现场监测工作程序，提高非现场监测的工作质量和效率；编制非现场监测数据报送手册，规定统一、规范的监管数据定义和口径，解决“数据源”问题，保证监测信息的可比性；采用先进的数据采集方式，并通过定期走访、审慎会谈、要求报送补充信息、专题质询等方式，保持与被监管机构的经常性接触，及时获取全面的监管信息；依据被监管机构的组织结构、规模大小和从事的经营活动，确定不同的信息报告范围和报告频率；完善现有的非现场监测指标和报表体系，并采用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提升非现场监测的分析和预警功能；建立专门的监管信息保密制度，增强对重要敏感监管信息的保密能力；强化非现场监测对现场检查的指导作用。
（三）加强与银行管理层的沟通
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监管人员派驻银行制度；制定相应管理办法和监管框架，对银行高管人员实行持续性监管。
（四）完善并表监管
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制定合理规划，要求商业银行积极推进并表管理工作，按要求向监管部门报送并表数据和管理信息；中国银监会加强与其他监管部门的沟通，不仅包括高层和政策层面的沟通，也包括具体监管事项的沟通；加强对中资银行海外机构的现场检查工作。
（五）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作用
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商业银行治理改革中更加强调内审的作用；日常监管中将商业银行内审工作纳入监管范围，对其独立性和专业性作出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
进一步完善持续性监管
中国银监会要加强与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的协调与沟通机制，充分分析和评估银行集团的非银行附属机构对银行部门所产生的
为加强持续银行监管，中国银监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些措施已经成为日常监管工作的成熟做法，有些措施则是刚刚起步，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具体落实。从制度保证方面，中国银监会核心原则自我评估小组根据评估标准找出了持续银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建议，今后也将继续通过评估的方式定期对我国银行持续监管手段进行再评估，提出改进措施，促进银行监管工作的有效性。归纳起来，改进持续监管的工作重点包括：
一是进一步强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功能。主要包括：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在保证监管效果的前提下尽量减轻被查银行的负担；增加现场检查的含量，提高现场检查效率；对非现场数据的指标、定义重新进行规范；通过“1104工程”推进银监会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强化对监管人员的培训，提高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技能。
二是加强与银行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接触。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派驻组的作用，并将与银行管理层审慎会议制度化，使监管部门获取充分的信息，对银行管理层素质及银行的经营和风险情况作出评价，并进行窗口指导。
银行监管原则篇5
作者：张家荣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发达国家主要采用非现场检查和聘用外部注册会计师或审计师检查这种方式，与此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由于自己的发展水平限制，其监管方式虽然出现了非现场化的趋势，但目前仍偏重于现场监督方式。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存在不同点的原因1.网络银行发展水平不同。事实上，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制定了有关网络银行监管的规则，而部分发展中国家逐渐出现有关网络银行监管的规则（如美国、印度、俄罗斯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银行发展水平不同是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不同的决定性因素。2.政体不同。由于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是一国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必然是特定政体的具体体现和反映。比如美国是典型的实行“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强调国家权力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制衡，而“两头多线”的网络银行监管体制明显地反映了美国政治结构中的制衡与分权特征以及各州政府在管理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3.法制基础与水平不同。不仅不同法系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制基础、水平不同，而且同一法系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制基础、水平也不同。由于法制本身是个动态的有机系统，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是整个法治的缩影和自然展开。因此，各国（或地区）法制基础与水平的不同，也必然会影响并反映到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或地区）法制基础与水平的不同构成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因。不同国家（或地区）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1.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是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如果说金融监管的模式基于一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受到全球政治、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各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状况、业务分工方式、竞争方式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金融监管的方式和监管手段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说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也同样受多种因素影响和作用而形成、发展。这些因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科学技术、法制等方面。2.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各国（或地区）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有自己的特色。如前所述，由于各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需求、网络银行发展水平等方面不同，导致其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在监管主体、监管范围等方面不同，因而“针对不同的政治与法律体制而试图提出统一的所谓最好的操作建议是有缺陷的”。这就意味着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没有统一的僵化的模式与标准，而必须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找到适合网络银行发展的模式与标准。3.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各国（或地区）的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有许多的共同点。可见，世界监管制度趋同化、监管组织统一化的趋势是世界金融监管创新的主流和方向。
构建我国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原则1.明确监管目标的原则。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目标包括安全、效率与公平，其相互之间存在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构建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时，应充分全面地体现并落实这些目标，否则就失去了监管方向，出现盲目监管的局面，从而不能有效地保证网络银行正常健康地发展、壮大。2.健全监管主体体系的原则。网络银行监管主体体系是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主体要素，是其中最活动、最积极的因素。对网络银行的监管是通过具体的人来进行的，而人又是处于一定监管体系中的。没有监全的网络银行监管主体体系，就不可能对网络银行进行有效地监管。因此，健全监管主体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健全的网络银行监管主体体系是由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社会监督主体、网络银行内部监管组织等因素构成的，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3.合理划分监管职责的原则。合理划分监管职责是程序正当性的体现，是提高监管效率、保证监管公平的要求。没有科学合理的权力配置，就没有有效的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特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下，片面地强调加强监管，依然坚持严格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简单地扩充行政监管力量，可能并不会真正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风险管理水平，反而可能会由于部门利益的影响，在监管权力细分并强化后，导致监管协调成本快速上升，社会的综合监管效率与效益下降。同时，在任何社会，金融监管的权力都与金融寻租行为一旦受到偶发因素的激励，就会形成金融管理体系“重局部、轻管理”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成为现实，金融体系仍然会保持发展，但这种发展会成为一种“累退式”改进，最终可能导致我国金融业与国际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甚至衰败。因此，在明确网络银行监管目标的前提下，合理划分监管职责，做正确的事情，以便正确地做事和把事做正确。4.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是司法与行政等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符合“自然正义”、“公正”的程序。从构成要件上看，正当程序的构成要件包括程序的合法性、程序的平等性、过程的公开性、决策的自治性、结果的合理性；从具体要求来看，正当程序要求程序中立、程序公平、程序理性和程序经济。上述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原则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其中，明确监管目标原则是首要原则、出发点和归宿，健全监管主体体系原则和合理划分监管职责原则是核心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则是保障性原则。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构建的具体内容从具体的内容看，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应包括政府监管、行业自治自律、社会监督、网络银行内部等方面。这里主要针对政府监管方面提出相应的具体内容。1.扩大、规范与约束网络银行政府监管部门的职权。（1）应继续扩展网络银行业务监管部门的职权。我国2006年10月31日修正公布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42条赋予了监管机构“业务调查权”，但是仅赋予网络银行监管部门业务调查权是不够的，还应赋予相应的处罚权（如等同于金融机构的罚款等）。其理由在于：一是给予网络银行监管部门以处罚权才能保证调查权的实现，否则仅依靠禁止性规定或通过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是难以有效进行调查的；二是网络银行的业务界限模糊，其经营活动可能遍及全球。如果网络银行业务监管部门只享有调查权而没有相应的处罚权，那么就难从根本上遏制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网络金融违法犯罪行为。（2）在扩展网络银行业务监管部门职权的同时加强约束与补救制度。首先是明确地严格地规范网络银行业务监管部门行使职权的条件。如上所述，我国2006年修正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42条规定的“对于涉嫌违法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就需进一步明确，否则就可能导致监管部门情况的恶果。其次，应按照正当程序的要求规范调查程序。一方面应设置向上一级监管部门进行调查备案的程序；另一方面应对监管部门的“业外调查”增加司法监督程序。最后应增补网络银行监管部门及其人员的责任性规定。2.以功能为标准划分网络银行监管范围。长期以来机构标准成为银行等金融业务监管的唯一标准，但是随着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机构标准就不能有效地适应金融业务创新的要求，特别是不能有效地适应网络银行混业经营的需要。于是，客观上需要以功能标准来代替机构标准实施对网络银行的监管。以功能标准来重新划分网络银行监管范围。3.通过国际惯例途径提升网络银行监管标准。首先，我国有必要在宪法中对国际惯例的地位与效力作出概括性规定，同时规定国际惯例不得与宪法相违背。通过这种建立直接适用国际惯例的机制以提升网络银行监管水准。其次，我国应在扶持和构筑强大的网络银行基础上，积极参加网络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和协调活动，积极参加网络银行监管惯例的形成过程，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最后，争取让国内网络银行监管标准国际管理化，可以通过先点后面、先局部后整体的路径来实现。4.构建以网络为基础、以信息为纽带的网络银行动态信息监测监控系统。第一，在网络银行政府监管部门与网络银行之间建立动态直通信息检测监控系统；第二，网络银行政府监管部门之间建立动态的网络银行监管信息共建共享平台；第三，网络银行内部应建立安全有效地动态信息监测监控系统，以保证网络银行相关信息能够安全地有效地交换和流通；第四，在我国网络银行政府监管部门与国外网络银行政府部门、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之间构建动态的网络银行监管信息合作协调系统，以保证网络银行国际监管合作与协调机制得以安全有效地开展。5.完善网络银行监管责任体系。明确并扩展网络银行监管责任的主体范围，应明确并扩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范围。同时，应该完善网络银行监管者刑事、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以保持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状态。
网络银行的出现给传统银行业带来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给银行业带来了空前的风险。这些风险在影响银行业稳健运行地同时，也给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网络银行业务在我国各商业银行已经展开，但是，国内的法律法规及金融规章并未对这一新业务进行系统规制，出现法律空白。网络银行业务所涉法律问题甚为丰富而复杂，网络银行业务有关的法律问题对传统的法制和理念也提出了挑战。最能够保证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莫过于使用法律这个强大的武器，我们就应当充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实现保证网络银行安全运行的需要。在我国建立完善的网络银行监管法律体制是我国网络银行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我们应该立足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借鉴发达国家对网络银行监管所积累的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地行之有效地网络银行的监管法律制度。
银行监管原则篇6
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市场国家放松管制以来，各国银行监管立法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特点和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银行监管立法涵盖的范围呈扩大化趋势。传统的银行监管的主要任务是明确监管主体的法律地位、职责、权限和被监管对象的义务、责任等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往往借助一部中央银行法就可以明确。随着银行业务品种的多样化，银行业务范围日益向证券、保险和投资领域延伸，以及随着银行业的国际化、全球化和银行风险的跨国蔓延，银行监管法律的一是呈现扩大化趋势，二是出现了专业化的迹象。以美国为例，美国1956年出台了《银行持股公司法》，规范银行持股公司与其银行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1968年出台了《消费信贷法》，明确银行与银行产品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1980年出台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为取消存款控制提供了法律依据；1991年的《加强对外资银行监管法》专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提出了法律要求；而1994年《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行效率法》专门对银行经营地域范围作了法律规定。可见，与传统银行监管立法相比，当今的监管法律调整与规范的范围已明显扩大，立法形式上也体现了用专门法律系统规范银行的一些特定业务或行为的倾向。
银行监管立法原则发生重大变化。银行监管立法原则的变化是随着银行监管原则的变化而变化的。传统的银行监管原则着重于一国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强调银行间公平竞争和对存款人的保护。而的银行监管原则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即不仅仅是强调银行体系本身的安全稳健，而且强调一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健；强调银行监管自身也有成本，银行监管当局应当把这一成本最小化，以此促进银行体系运营的效率；对银行存款人的保护应当是对存款人整体的保护，而不是强调对某一银行存款人的保护，由此就出现了存款保险公司或基金等制度安排；基于国际金融全球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强调银行监管应当放到国际层面上来看待，通过国际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和协调，保持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减少国际金融风险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以此促进一国金融安全和稳定。在处理银行运作的安全和效率问题上，也出现了在保证银行系统安全的基础上，鼓励银行创新、混业经营，提高银行经营效率的趋势。随着银行监管原则的变化，银行监管立法原则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银行监管立法应当顺应放松管制、鼓励竞争和创新的需要；监管立法应当顺应国际金融全球一体化的需要，在立法思想和法律内容方面向国际社会最好的法律思想和规定靠拢；银行监管立法强调监管成本的最小化和监管效率的最大化原则，减少监管当局的审批环节和高成本的检查活动，赋予银行自身监督管理的法律义务，授予中介机构适当的监督管理权限，明确银行信息披露责任，发挥市场纪律的作用等。
银行监管立法出现趋同趋势。银行监管立法的趋同是指各国在监管模式及具体制度上相互、相互协调而日趋接近。监管立法趋同主要表现在：一是由非制度化监管向制度化监管转变，对监管当局的职责和权限都以成文法的形式授予，但也保留了监管的灵活性。传统上英格兰银行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并不以严格的法律、法规为依据，而是依据与银行的“君子协定”，通过一种“非制度化监管”的方式来实现。而美国，对银行的监管，事无巨细，都可以通过法律文件找到依据。但随着美国对银行放松监管，在监管方式上灵活性也越来越强。因此，目前两种监管制度安排正在走向融合。二是从监管立法的内容来看，各国监管法律几乎都有关于银行市场准入、持续监管、市场退出等全程监管的规定，也有关于银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利用中介机构加强监管公正性的规定和通过信息披露、利用市场力量强化监管的规定。
银行监管的区域化国际化。从严格意义上讲，除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及贸易组织1997年的《服务协议》外，与银行监管有关的国际法少而又少，但是，银行监管法律的区域化国际化趋势正在出现。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有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欧盟、世界贸易组织等。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自1975年成立以来，了一系列规范银行监管的文件，这些文件规定的原则，有些已被一些国家的国内法所吸收，成为这些国家银行监管法律的组成部分，有些体现在不同国家监管当局之间签订的监管双边协定中，有些已被国际广泛认可，有望成为未来监管法律的组成部分。此外，欧盟也了许多关于统一银行监管制度的法律文件，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关于协调银行经营和监管标准的文件，它们对各国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示范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银行监管立法的现状
自1984年国务院决定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就肩负起对银行的监督管理职责。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出台，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依法监督管理我国的金融机构。以此为起点，我国的银行监管也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到为止，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商业银行法》为基础的、各种银行监管规章制度相配套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于加强银行监管，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功不可没。
但是，我国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远远没有达到至善的程度，还没法满足我国银行业迅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银行业对外开放、银行监管与国际接轨对银行监管法律的需要。
具体来说，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不完善对银行监管的负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从银行监管角度看，《中国人民银行法》解决了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授权，但其规定过于原则，在监管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而《商业银行法》，从本质上讲，是一部既规范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又规范商业银行业务行为的金融法律，但对于中国人民银行如何依法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管，该法的实务意义并不大。
现行银行监管法律涵盖范围太窄，不能适应综合监管的趋势。综合监管是国外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通行做法，其基本做法是：除了对银行机构实施全面风险监管外，金融监管当局也对银行的母公司(通常为金融持股公司)以及银行的境内外附属机构实施风险监管。而在我国，除了市场准入过程中审查股东(或出资入)资格外，法律并没有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对被监管对象的股东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和审查，中国人民银行也没有义务对商业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实施并表监管。但从防范风险角度看，实施综合监管实属必要，
银行监管强制措施不适合风险监管的需要。目前我国的银行监管强制措施包活：警告、罚款、赔偿损失、取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责令停业整顿、接管、吊销经营许可证、撤销等。在实际执行中、罚款是用得最多的监管措施。从合规性监管层次，上述监管措施是必要的，也是适当的。但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现行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由此也使监管当局陷入了监管措施不少，但真正管用的不多的两难境地。
未来我国银行监管立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完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为银行监管提供全面的法律依据。银行监管对法律的基本要求是：银行监管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通过立法赋予监管当局必要的监管权力，并为其提供有效使用的法律保证。在总体法律规范下，监管当局应当制定具体的监管规章和指导原则，对监管对象的各种经营管理行为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并按照法定程序实施，以杜绝监管过程中的随意性，保证监管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从上述要求出发，当前银行监管立法应当在系统当前监管现状的基础上，对照国际社会先进的监管经验，确定现行监管的范围、监管手段、监管权力和措施是否符合未来监管的需要、并制定出制定或修改监管法律制度的计划，分期分批实施。目前完善监管法律的重点应放在银行持续监管和银行市场退出立法方面。对银行持续监管方面，需要通过立法明确早期预警措施的法律效力以及实施程序，重点应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有权根据法定基本原则，灵活处理存在流动性问题的商业银行。银行市场退出方面，需要制定一搅子的退出法律规定，包括接管规定、重组规定、撤销规定和破产规定等。
银行监管原则篇7
关键词:银监会银行监管监管理念
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是从我国金融实际出发,深化金融改
革、加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大举措。成立两年多来,银监会为推进银行业改革开放和强化我国银行体系做出了贡献。银监会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制,即法规建设;二是监督,即实施。这也正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银行监管机构界定的职责。
首先,监管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截止到今年4月底,共了127件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审慎监管体系。其次,狠抓落实,持续监管取得新成效。在银行业全面推行了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并及时推广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试点工作;落实降低不良贷款各项措施,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工作也在继续推进。此外,银监会积极推动金融制度和业务创新。借鉴国际经验,引导我国有关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加快面向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等等。
这些举措都是银监会履行监管职责、贯彻监管新理念的具体行动。在成立之初,银监会就明确了把“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作为监管的第一目标以及“三管一提高”的新的监管理念,即“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实际上,我们常说的理念就是指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虽然这些基本原则目前国际上已形成共识,这就是1997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核心原则同样存在面临与时俱进的问题。目前针对核心原则的修改工作,正是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对照核心原则,检查我们监管实践,既可以发现问题,又可以明确方向,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法。
根据银监会的文件和会领导的讲话,银监会“三管一提高”的新的监管理念的内容如下:所谓“管法人”,即考虑到银行监管指标集中体现在法人层面、银行内控制度主要由法人制定、各类风险主要由法人承担的实际,所以需要改变过去总部监管总部、分支机构监管分支机构的分割监管方式,实施法人集中监管。所谓“管风险”,即在加强对银行机构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把监管着力点放在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上,进而做到在资源分配上以风险为基础,风险大,多监管,风险小,少监管。所谓“管内控”,即严格监管银行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提高银行的自控能力。所谓“提高透明度”,即要求银行真实、规范披露信息,让监管部门知情,让存款人知情,让社会公众知情,借此强化市场约束。同时,逐步提高监管部门自身依法行政的透明度。
应该看到,“三管一提高”的监管理念有效指导着银监会的监管实践。然而,随着对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的逐步深入和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银监会在深入贯彻监管新理念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面临的挑战也很大。
一、“管法人”
“管法人”并不完全等同于国际视野上的“并表监管”。所谓“并表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银行内的所有业务进行适当的监测并认真落实审慎监督各项原则,从机构角度看,其中不仅包括银行的国内法人还包括银行的国外分行、各类附属机构和合资机构。从业务范围上看,监管当局应该审查银行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各项银行和非银行业务,以及国内外机构从事的业务。
在一定程度上,银监会提出的“管法人”是指对单个银行法人实体的监管,但从总体风险的把握、防范和化解来看,即从并表监管来看,一方面,银监会需要制定合理规划,要求银行法人向监管部门报送并表数据和管理信息,强化对银行法人实体的监管。另一方面,银监会要加强与证券、保险等监管部门的沟通,了解银行集团所属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评估其对银行的影响,并视情况采用适当的监管措施。具体来说,实现从“管法人”到并表过渡,银监会要充分发挥与证监会、保监会建立的三方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根据“三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落实好分业监管体制下的监管分工合作框架。
目前各监管部门的合作还是停留在互相“通气”的阶段,在监管工作的开展中,各个部门监管各自分管的行业。从实现对银行有效的并表监管来说,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实际上,国际经验也表明,并表监管能力较弱是许多国家共同的软肋。
二、“管风险”
应该看到,目前银监会提出的“管风险”的主要内容是强化审慎监管,而重点又放在解决长期以来银行资产质量不高、资本充足率偏低的状况。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的是指导银监会工作的“监管四部曲”,即“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更为具体地来说,首先,银监会督促商业银行根据风险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贷款质量形态,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和规范性,特别考虑到近期出台的有关监测不良贷款迁移率和偏差率的新举措;其次,严格执行充足的拨备制度,要求商业银行足额提取各类损失准备,加大损失类贷款的核销力度,做实利润;再次,鼓励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使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从而恢复银行的稳健性。
然而“管风险”并不完全等同于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所谓“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是一种基于对银行主要业务线的识别和全面了解,以及对各主要业务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按类别进行风险水平、风险发展方向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分析评估,在此基础上规划监管行动和检查方案,确定风险评级并采取监管措施和持续监管的有计划、有部署、前瞻式的监管方式。这种监管观念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近几年才系统建成并付诸实施的。而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只有全面完成了整个银行业的财务重组、实现银行业的稳定后,才可能具备向以风险为本监管过渡的客观条件。
三、“管内控”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是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银监会在促进商业银行完善内部控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制定并修改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促进商业银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促进商业银行加强信息披露;加大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评估与监督等等。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但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完善和内控效率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首先,商业银行应该按照《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在各项业务和管理活动中制定明确的内部控制政策,规定内部控制的原则和基本要求;着力培育内部控制文化。其次,商业银行应该将内控和内审结合进行。为此,银监会即将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指引》,督促商业银行建立专业、规范、敬业和具有独立性的内部审计队伍,从商业银行内部构筑防范风险的防线。商业银行应建立内部审计垂直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内部审计质量,树立内审权威,并建立内审部门与银监会直接汇报渠道。再次,商业银行,特别是拟上市的商业银行应该结合本行的情况,认真考虑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指导原则组建专门的合规部门,以强化和改善商业银行的内控管理,从根子上减少各类大案、要案和违规事件的发生。
四、“提高透明度”
“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要求增强商业银行的透明度和银监会自身的透明度。2003年《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要求商业银行按照规定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各类风险管理状况、公司治理和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进行资本充足率相关方面的披露,内容包括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并表范围、资本、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目前,银监会已经做到按季披露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汇总数据,而且在制定法规时主动征求商业银行的意见。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近期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完全达到上述办法的要求较为艰难。到2004年底,按照资本充足率新标准达标的银行仅有30家。上市银行特别是境外上市的银行(如交通银行)的信息披露与银监会要求的差距较小,而其他非上市银行的信息披露与办法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这也表明只有财务状况较好的银行能够更加充分和真实地信息披露,而财务状况欠佳的银行则难以做到。因此,对于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客观上还要实事求是,采取审慎的态度,充分考虑到信息披露的结果可能对市场信心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冲击。
银行监管原则篇8
[关键词]跨国银行监管法律冲突解决途径
法律冲突，又称法律抵触，从广义上讲，法律冲突系指调整同一社会关系或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法律，由于各自内容的差异和位阶的高低而导致相互在效力上的抵触。一般来说，只要各法律对同一问题作了不同的规定，而当某种法律事实又将不同的法律规定联系在一起时，法律冲突便会发生。
本文论述的法律冲突系指有关跨国银行监管问题的不同国家（地区）的法律，由于各自因内容上的差异而导致相互在效力上的抵触。其实质是内国法体系和有关外国法体系在法律效力上冲突的反映。那么，产生法律冲突的根源是什么呢？又如何解决呢？
一、法律冲突产生的根源
受到双重监管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毕竟不同于本土银行。它们既是母国集团公司的组成部分，也是东道国法律下的独立实体，这有时会在监管中产生法律适用方面的冲突。虽然跨国银行监管中的法律冲突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二种：
（一）各国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差异
各国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差异主要源于各国有立法的自，且立足于本国经济现实及法制传统。世界各国都是根据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状况，从有利于本国及其国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来规范跨国银行监管并进行相关立法的。跨国银行监管中的利益冲突既表现为私人利益的冲突，也表现为公共利益的冲突。
首先，源于立法精神上的冲突。各国对跨国银行监管的认识及各自国情的考虑不同，立法精神上有追求严格监管的，有追求自由放任的，也有适度监管的。这些立法精神及政府调控政策上的差异，使各国跨国银行监管法律呈现各自的特色。
其次，源于各者对本国经济环境、经济发展取向及具体决策的把握，很少有像在传统民事领域（如婚姻、家庭、住所、国籍等）的法律冲突上所呈现的浓厚的文化冲突属性。这一特征也将制约跨国银行监管法律冲突发展及其解决体制的选择。
（二）国际合作与协调不足
金融全球化使银行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大大增强，各种风险开始在国家之间、市场之间相互转移、扩散，而国际间的合作与协调仍然相当缺乏。这不仅增加了不必要的程序和成本，损害有关各方的利益，而且会引起各国间相互不信任，在跨国银行监管中产生大量法律冲突。
二、解决跨国银行监管中法律冲突的原则
跨国银行监管，涉及到跨国银行注册地国（即母国）与跨国银行分支机构所在地国（即东道国）两方面的监管。东道国监管强调东道国的银行监管当局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责任。外资银行在东道国活动，对东道国的经济秩序会造成一定影响，依据国际公法之领域原则，东道国当然有权对其进行监管。此外，东道国为外资银行提供市场，可以直接了解当地金融市场和跨国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情况，由其对外资银行的日常经营情况进行监管比较方便和直接。母国监管要求跨国银行接受母国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母国监管基于以下理由：首先，母国监管源于跨国公司的股权原则，即股东有权对其资产进行监管并承担责任。跨国银行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总行对其所设立的分行和子行当然有权进行监管并承担责任。其次，按照国际公法上的国籍原则，一国对其国民的行为、利益或其他关系，不论发生在境内境外，均可以行使管辖权，即跨国银行的国籍国可对跨国银行行使管辖权。由于东道国和母国都有权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这样一来，东道国和母国在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时难免会产生一些法律冲突，对此，可考虑遵循以下一些原则来解决：
（一）协调原则
协调原则的核心是通过监管法律、政策及措施的趋同实现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协调。东道国和母国在监管跨国银行的现实实践中，往往因跨国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和银行的特殊性而产生严重冲突。为调和这一矛盾，巴塞尔委员会应运而生，也诞生了旨在确立跨国银行国际监管合作制度的一揽子“巴塞尔协议”。根据巴塞尔协议，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和东道国都负有监管责任，双方分工合作，遵循“以母国综合监管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管为辅”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各国应努力将自己的银行监管建立在具体、完备的法律基础上，与国际接轨，并积极推进国际间的双边、多边谈判的进行，以便在市场准入、资本金、风险监测和预警、信息互换与保密、市场退出、处罚方式等诸多方面达成一致。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有效合作是监管跨国银行的根本前提，它对东道国和母国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责任分配，避免监管冲突或重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我国并不承认巴塞尔协议确立的以母国监管为主的国际监管合作原则。由于我国过于强调东道国的监管，完全与强调母国监管的国际惯例相冲突，容易受到他国的同等对待，不利于我国在跨国银行监管上的国际合作，不利于引进外资，也不利于我国银行在国际上的竞争。我们认为，在金融业日益开放的今天，我国可贯彻巴塞尔协议确立的原则，将国内监管法律与国际监管惯例接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逐步从以东道国监管为主向以母国监管为主转化。我国在制定有关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时，应考虑与其母国监管机构合作等因素，消除与国际监管合作要求相冲突的法律障碍。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立法中应增加监管当局之间合作监管条款，这既是国际规则的要求，也是由外资银行业务经营与机构设置的跨国性所决定的。同时，应借鉴别国的先进经验，既能使我国立法具有前瞻性，又能符合国际组织所提出的监管要求，体现国际性。
（二）平等互利原则
各国之间应当在平等的条件下相互承认对方的法律在本地区内的法律效力，确定和承认对方的法律所产生的合法权利和义务。在实践中，对法律适用问题、管辖权问题和司法协助问题都要遵循这一原则。同时，也要本着灵活宽松、方法多样的精神妥善解决跨国银行监管中的法律冲突。
（三）对东道国经济与金融利益实行保护原则
东道国监管的基本目标在于通过对外资银行的运作实行管理和控制，确保外资银行遵守东道国法律规章和本国金融市场的完整有序不因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受到损害。
为了防止监管漏洞，保护自身利益，东道国监管当局应当适时评判有关外资银行的母国并表监管的能力和效果，当断定某一外资银行并未受到其母国当局的并表监管或母国监管不充分时，东道国应限制或禁止该银行在本国境内设立或继续经营。巴塞尔委员会1992年《关于监管国际性银行集团及其跨国分支机构最低标准的建议》规定东道国可依据审慎经营的原则，对母国监管能力未达到令人满意程度的银行实行禁止进入。1991年美国《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也规定除非外国银行在其所在国（母国）受到全面的监管，且承诺依美国金融管理机构要求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否则该银行不得在美国境内营业。实施这一原则，要求东道国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中，要注重保护本国金融业甚至整个经济免受外来干扰和控制，以保护本国的金融秩序的稳定。在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生效后，作为wto的成员国将承担允许其他成员国的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的国际义务。因此，甚至那些原来对外国金融机构持排斥态度的国家，也改为实施有限度的保护主义政策。目前采取这一原则的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
三、跨国银行监管中法律冲突的解决途径
在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立法中，没有涉及国内法律与外国法律之间的冲突及解决方法。一般情况下，当我国法律与外资银行的母国法律有冲突时，可适用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但若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对某些问题也无规范时，应适用何国法律或应采取何种手段处理问题，在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立法中没有提及。实践证明，可以有冲突法解决方法和实体法解决方法两种途径：
（一）冲突法解决方法
冲突法解决方法，是通过国内法或国际条约中的冲突规范去找出涉外法律关系所应当适用的准据法。即通过制定国内或国际的冲突规范来确定跨国银行监管中，各种不同类型的涉外法律冲突应适用何国法律，从而解决跨国银行监管中的法律冲突。通过制定国内或国际的冲突规范，只指出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来调整某种涉外法律关系当事方的权利义务，而不直接规定当事方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所以它只是一种间接的调整方法。
适用冲突规范解决法律冲突的过程，也就是选择适用内国实体法或外国实体法调整涉外法律关系的过程。适用冲突规范的结果将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冲突规范指向内国法时，适用内国实体法；另一种是当冲突规范指向适用外国法而这种外国法的适用对内国有利或无损内国时，适用外国实体法，即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外国实体法。法律冲突实际上就是法律适用的冲突，而冲突规范恰恰就是指定适用的法律的，因而，它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用冲突规范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也并不是没有缺点，因为冲突规范只是指定了所要适用的法律，该种方法只作法律适用的选择，并不问该管辖权地区有无调整该法律关系的法律和具体内容如何，因而缺乏针对性，它只能是解决法律冲突的一种方法而非唯一方法。
外资银行是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从维护我国利益出发，当我国法律与国外法律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我国法律。但鉴于其业务经营的国际性，还应根据国际法原理进行规范。
（二）实体法解决方法
实体法解决方法是指各国通过协商，制定统一的实体法来进行调整的方法，即有关国家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来直接确定当事方权利义务，从而避免或消除法律冲突。这是一种直接的调整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更快更直接地调整涉外法律关系。不过，这一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用制定国际间统一适用的实体法的方法，虽然可从根本上消除产生法律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建立这种国际间统一适用的实体规范并不是很容易，并且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制定出一个统一适用的实体规范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双边合作与协调就成为跨国银行监管实践中最常见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各国所做的“无奈”但却有效的选择。主要原因是缺乏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效力的统一国际规则，而双边行动比较灵活，牵涉面小，各方容易达成一致。然而，在存在多个适用明显不同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解决跨国银行监管中的法律冲突还需要区域性或多边国际合作与协调。
总之，由于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适用不同国家的法律将产生不同的后果，直接影响当事方利益的实现，因而法律适用是一个重要且敏感的问题。实体法和冲突法两种方法都各有优势和不足，因而两者要结合起来应用。解决跨国银行监管中的法律冲突时，一方面应大胆使监管跨国银行的法律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在承认各国国情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现实前提下，努力使跨国银行监管法律冲突的间接解决机制——冲突规范开明化、完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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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斌．论对跨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母国监管[j]．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
银行监管原则篇9
一、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看当前监管理念的发展趋势
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把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作为新资本协议中的第二支柱，同最低资本规定和纪律共同构成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监管当局参与的程度和重要性较之1988年的资本协议有了显著的提高。
当然，即使在新资本协议的框架下，监管思路依然存在较大的调整可能。例如，新资本协议框架允许不同地区的监管机构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方法计算资本要求，或者对新协议下的各项选择按不同标准、方法行使国家酌情权。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变本身也体现出国际监管中的一个理念上的变化。从监管机构对于风险管理运作和机制的介入程度看，新资本协议显然对监管机构提出了更为严格的、也更为积极主动的要求，促使监管当局积极参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和评估等过程。同时注重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和方式，在监管方法中考虑到适当提供对于金融机构改善风险管理的激励机制，给予金融机构更大的选择空间。
二、我国中央银行原有监管模式的缺陷
在中央银行原有监管模式下，我国银行监管工作存在着监管力量不足、监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组织结构不适应，以及重审批、轻监管，重事后查处、轻过程控制等问题。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相比，我国在对银行业监管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具体而言，原有人民银行监管模式的缺陷表现为：
(一)权力监管已经不能适应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发展趋势
《巴塞尔协议》推崇的是权威性监管，这已成为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趋势，是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以及市场压力，使金融机构自发地加强内部的风险管理。具体做法是：以资本充足率为主要评价指标，允许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采取内部模型来确定资本充足率，但是辅以严格的事前检查和事后惩戒措施，同时要求银行提高透明度，提高信息披露标准，增强市场利益相关者在促使银行拥有充足资本方面的作用。
而我国目前实施的是权力监管，通常由监管当局直接对银行命令，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设立标准、业务范围甚至存贷款利率等具体的业务经营进行限定。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采取权威监管的条件。从我国现行权力监管过渡到巴塞尔协议推崇的权威性监管，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二)我国银行监管法规制度不健全，执法不严
我国现行的金融法规缺乏科学管理和有效监督的技术手段，可操作性不强。银行监管法规不完善，阻碍了银行监管工作的法制化进程。我国现行的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法规如《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主要是在1995年前后制订的，不仅与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相距甚远，某些方面也不能适应当前风险管理和监管的要求。例如，最低资本充足率规定过于简单：《商业银行法》简单地在第4条、第39条规定“商业银行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及“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此外，现有法规体系和各项管理规定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管理上出现了很多漏洞。
人民银行在银行业风险管理和监管执法的过程中更多地采用行政手段，而不是依靠法律武器，执法不严。在处理有关事务时，客观上总是普遍存在着执行不严、徇私舞弊等现象。一些违规行为长期得不到根除，严重影响了金融法规的权威性和银行监管的效果。
(三)对商业银行的现场和非现场的监管力度不够
在我国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工作中，在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方面较弱，并且二者混合使用，职责不明，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央行长期以来一直习惯和侧重于现场监管的工作方式。随着金融业务的迅速发展和现代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现场监管会受到、、区域等多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降低了监管的效果。目前来看，虽然人民银行自上而下是按照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并重的原则，建立现代监管的框架和工作机制，但实际上非现场监管的作用远未发挥出来。在非现场监管上，着重于收集报表和数字的工作，忽略了风险分析和判断。
(四)监管的手段和方法陈旧落后
原有央行监管主要是靠手工操作，与现代银行的操作手段不相适应，获取金融信息不及时，使人行失去监管的“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的管理阶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为主。譬如，监管方式主要以日常报表分析为主，而且偏重于定性分析，缺乏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参照系。目前国际上已采用先进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监管方法，我国还没有在实践中引进和运用，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商业银行的违规操作现象。
(五)与外资银行母国进行监管的国际合作力度不够
在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上，有关立法规定不明确，没有实行国际公认的“综合监管原则”。譬如，原《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综合监管”问题只规定，在我国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者所在国家和地区必须有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并要求申请者提交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关于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的有关规定。我国的监管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的配合，无法有效遏制外资银行的许多不规范行为。
三、参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水平我国银监会的成立，将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有利于加强金融监管，进一步防范化解风险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我们应当参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借着银监会成立的契机，消除原有央行监管模式下的缺陷和弱点，加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使我国的银行监管水平逐渐与国际趋势接轨，并逐步实现以指标为核心的数量型监管模式，向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质量监管模式的转变。
(一)结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法律制度，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1．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实现法律框架下的行业自律，银监会的监管模式应逐渐过渡到权威性监管。早在1997年5月，人民银行就颁布了《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原则》，但由于《指导原则》只作了提纲挈领性的原则规范，操作性方面有所欠缺，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落实，我国商业银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差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伴随着银监会的成立，银监会可再以“内控条例”形式，按照新协议要求，把《指导原则》所确立的各项原则、目标、要求予以细化和量化，以方便实行。
2.加强稽核制度立法，保障银行内部稽核风险监督职能的实现。银监会可以考虑提升银行稽核部门的地位，实现稽核本身的独立性和超脱性。可以用立法形式确认稽核部门直接隶属于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保证其监督职能得以充分实现。设置科学的量化监控指标体系，以便对监控对象的状况快捷地做出判断并采取措施。在具体设置指标体系时，可研究新协议的监管框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运营中的主要风险，从敏感性分析、应力等方面着手，使稽核真正成为银行内部资本监管的最后防线。
3．银监会应高度重视银行内部资本管理建设，将其作为准入监管和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原来，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关注的主要是资本金和一些形式问题，对内控机制的要求则没有在立法中得到体现。银监会可以参考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9月的《加强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文件，从控制、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监督与管理五个因素入手，制定具体考察标准，完善我国准入立法。在资本充足的日常监管方面，新协议对此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从考察因素到挽救措施的指标，可供参考借鉴。如在考察因素上，银监会就可以从银行敏感性分析和应力检验、管理部门处理意外事件办法、高级管理层设置等方面综合评估。
(二)银监会应当实现非现场检查与现场检查的有机结合
为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充分发挥、控制和化解风险的功能，伴随着银监会成立，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应由过去粗放式监管向风险目标监管转变，必须使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成为有机的整体。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科学、规范化的非现场监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建立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的报告制度；必须充分利用计算机等先进作业工具，发挥其网络监测作用；尽快实现由事后发现和化解风险向事前预警和预防风险转化，健全非现场监测评级与信息披露制度，实现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的协调一致，真正使非现场监测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现场检查成为非现场监测的基本依据，最后形成统一的监管结论，采取统一的监管行动。
(三)银监会应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巴塞尔协议》在“核心原则”中强调，东道国和母国在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时都应承担各自的义务。对于东道国而言，健全涉外金融法制对跨国银行实行有效监管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国在涉外金融立法时，应在既有的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各项监管制度。例如：市场准入制度、定期报表制度、信息披露以及通报制度、监管制度、现场检查制度等等。在此基础上再建立切实可行的并表监管法规。银监会也应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风险管理，建立一系列风险指标，确保母行与分支行之间的信息交换，这也有利于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在监管实施方面，借鉴《巴塞尔协议》中有关批准制度，不但要继续审慎地实行市场准入许可，而且要改善监管人员素质，加强监管力度，注重持续性监管。
由于外资银行的国际性以及业务的复杂性，在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法律冲突。为此，银监会可借鉴“核心原则”，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的合作，在对等互惠的基础上，与其建立长期联系。通过这种联系，更多更全面地获得关于外资银行的信息，对于外资银行在经营中的规避法律的行为，可共同采取措施。加强国际合作，协调我国与外资银行母国关于在监管方面的职责划分，不但有利于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和更有效的银行监管，而且有利于构建统一的国际银行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四)改进金融监管方式，完善金融监管手段，推行全面风险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高监管效率
银行监管原则篇10
关键词：展业三；外汇管理；监管
一、展业三原则的起源及在外汇管理的运用
展业三原则具体包括“了解你的客户（KYC）”、“了解你的业务（KYB）”和“尽职审查”（CDD）”。它起源于1988年国际反洗钱领域，后逐步贯穿银行审慎监管的各个环节。目前，国际上对银行展业原则的监管运用并没有停留在原则表面，而是从定义、实施情形、审查措施、银行内控和监管执法等多个角度，赋予了它更多的具体内容和明确要求。
在国内银行监管实践中，展业三原则同样是由反洗钱领域逐步拓展至银行信贷及操作风险控制领域。随着外汇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五个转变”的提出，以“简政放权、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外汇管理改革不断推进。经由外汇局事前审核、审批的外汇业务逐渐减少，而由银行直接审核、登记和办理的业务逐渐增多。
2013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3】20号）中首次引入“了解你的客户”原则，银行要加强对虚构贸易背景等行为进行甄别，并主动报告可疑交易、采取措施防止异常跨境资金流入。2014年6月的《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银行对客户办理人民币与外币衍生产品业务管理规定》中要求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和衍生品时按照“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和“尽职审查”原则对相关凭证和商业单据进行审核，并获得客户的声明；2015年的《关于改革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的通知》要求银行为外商在办理资本金支付及结汇时履行展业三原则，承担真实性审核责任。
从展业三原则在外汇管理运用的轨迹上看，大多是按照外汇交易对国内经济和跨境资金波动的影响程度由低到高的次序展开：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先直接投资，后外债和证券投资领域；先企业后个人；先选择区域改革试点后全国推行。
二、银行履行展业三原则存在的问题
（一）银行执行展业三原则有一定难度。在展业三原则的外汇管理法规出台后，很多银行表示不知如何把握审核尺度，凡事都喜欢问外汇局。外汇局缺乏对三原则的操作指引和具体细则，对于什么业务类型审核什么资料，审核多少资料，审核的原则是什么，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客户怎么区别对待，什么时候报告可疑报告等，均导致银行业务人员执行难。
（二）外汇局现场检查取证和定性都相对困难。随着外汇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五个转变”，外汇的职能更多的是事后监测、分析和检查。外汇检查的频率相对是越来越多，但是在实际检查和执法过程中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鉴于目前缺乏相关的配套措施，外汇检查人员一方面难以判定银行是否有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即使判定违规也很难充分取得事实证据。
（三）过于依赖银行审核的外汇监管可能会被架空。外汇改革的初衷在于构建更加自由、快速、健康的外汇市场环境。但在银行执行和外汇检查双重难的环境下，我们可以想象，各银行的审核标准和宽严尺度都会有所不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银行为了获取更大的价值，审核尺度会被不断降低，甚至会帮助客户一起制造合规假象。这种高度依赖银行审核的外汇监管实质上就会被架空，当外汇资金的流动与国家的财经政策出现背离时，外汇局将会再次出台各类临时政策加以监管。
三、落实展业三原则的建议
（一）以展业三原则为基础，继续研究其他有效的监管规则，构建以原则监管为主导、规则为辅的外汇管理体系。首先在较高法律层级上确定展业三原则的主导地位；其次要出台相对规范的银行履行原则的操作指引或配套管理制度，以规则来辅助原则。当然，操作规则不要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不区分经常贸易、服务、资本等具体项目，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国内现有和预估未来形势，搭建相对合理的管理框架，增强展业三原则的可操作性。
（二）银行应加强内控管理机制建设和流程再造。首先以展业三原则为指导，针对不同信用等级客户分类实施管理，高风险客户采取更加严格的审核，针对自身贷款客户可以差别化贷后管理；其次在展业原则配套银行操作细则未出台前，各银行应结合各自外汇业务特点，按照业务审批流程，重新厘清岗位职责和风险，从客户准入、业务受理、办理和贷后管理环节，细化审核的具体要求。如：对于贸易融资要重点审查客户经营状况、交易对手、是否为关联企业等。
（三）整合各类信息平台，为银行真实性审核创造条件。一是可以在外汇应用服务平台上建设与海关、税务、商务、征信等部门的信息查询端口，为银行审核客户资料的真实性提供便利，提高银行审核的效率和准确性；二是外汇局可以适时公布可以信任的第三方资讯机构名单，支持银行采取第三方机构调查取证，拓宽识别客户的范围。三是充分利用现有的银行外汇业务自律机制，加强各成员银行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
（四）加强外汇管理理念的宣传和激励约束机制，提高企业和银行的积极性。一是扩大培训范围，把以培训银行为主的方式扩大至企业经营者，增强企业的外汇知识和自觉性；二是可以将展业三原则执行情况纳入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考核内容中，做到有罚有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