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自然科学的特点篇1
关键词：古代高等教育 官学 私学 修身
高等教育系教育体制中的最高层次，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一定的场所，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措施传授高深文化知识，研究高深学术，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经沧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影响着现代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本文拟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对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概况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学制结构金字塔的尖端，它的产生时间晚于一般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据古籍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应该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要求生产力必须显著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等，以及有作为传授知识和培养官吏的专门教育人员。而处在奴隶社会初中期的虞商时期还难以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周代金文中关于周天子带领群臣及学生在“学宫”习射和作乐舞，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所以，虞夏商时期至西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官学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事业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走向崩溃的时候，“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官学类型中，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即由“大学”一词衍生出来，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此后历代都有设立，而名称不尽一致：晋武帝咸宁二年创办国子学；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后逐渐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除此之外，东汉末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大学──鸿都门学，它是“近代世界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三国时曹魏建立的五经课试法，其中由“门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南朝刘宋政权设立的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四个学馆的分馆授业制度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与专业训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学校。
（三）私学中的高等教育
私学是中国历代私人办理的学校，是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学有蒙养教学和经师讲学，后者相当于大学。故私学中也有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学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本学派思想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传授学问，以教学为主，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身上。汉代以后，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两个层次，基础教育通常在十五六岁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须进入私家经师的学馆去深造，私家经师多为当世的著名学者。汉以后的私家经馆，培养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学术人才，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时期，私家经馆发展为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宋朝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嵩阳书院等；明朝的东林书院也办得颇有特色；到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管怎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书院为历朝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之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儒家教育以经史为基本，以“明人伦”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为中心，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再加上《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讲究文、行、忠、信，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其共同特点就是泛道德主义。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内容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书院就是一些学者为达到修身养性求得真学问的目的而产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理”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伦理纲常名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采取“修身治国”、“改过迁善”、“致知践行”的原则和“自省自察”“存养”“陶治”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主张静以养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读书治学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培养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为先，注重道德学问，注重修身养性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则。
（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官学中太学的教学以相互问难、讨论经义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学的专职教师，又是朝廷的学术顾问，参加朝廷举办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有博士参与讨论，这种学术争论，影响到太学的教学和学术风气。博士平素讲经，注重互相诘难，并以善辩而受人称誉。辩难精神是太学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和繁荣学术所必需的。
私学中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它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学者进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做法，听讲者可以不受学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王守仁除在濂溪书院讲学外，还和湛若水等人还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
（三）官学与私学相结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龚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间，从此，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学和私学平行发展的局面。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且有入学资格限制，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的讲授课程与官学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学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官学在数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学成为官学的必要补充，并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书院与私学相比，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经费作后盾，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管理体系做保障，这些是私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书院又不同于官学，其经费来源于民间的自发集资，而非官府拨款，办学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对象主要是下层社会的贫寒子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纨绔子弟。因此，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有益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和系统综合。正因为书院是对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扬弃，它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贯穿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四）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质，表现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倍受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强调教人予“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学内容多为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并且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尚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有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大体上属于社会、伦理、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进入封建社会，又有了充实和发展，出现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增加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经验性、积累性、直观性、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产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只是作为统治艺术的辅助知识进行研习的。而且，数学、医学、天文学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还是由于与“人事”有一定的关系，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纯自然科学则完全为社会所忽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这种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大学重视数学、天文、医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育形成明显的对照。
（五）学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特点，“学在官府”即学校皆由官府所设，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而为一，并且“以吏为师”，官学中的教师都是朝廷命官，办学地点在官府之中，统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为社会楷模；“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国，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以“政”，即治国之道为内容。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虽然学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务，但这种教化任务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来完成的。因此，教学仅为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的职能之一，它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这种高教管理体制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官学中，私学中也不例外，如东林书院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
（六）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上，为学不离从政，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高等教育预设了“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开始分科目察举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设立进士科举以后，高等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录官率，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预备机构，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与科举考试这种世界上独特的选拔人才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科举考试成为教育有力的指挥棒，考试的内容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对于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如“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张静以养心，以德修身，这些经验总结都值得我们借鉴。除此之外，高等学校还有结合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多的途径“践行”，德育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所以要在大学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动以养心”等也应该成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同时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训练场。因此，高等学校工作也应以德为先，做到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辩难。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必须适应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想潮流的交融与冲刷，高等教育在学术思想上更应该如此，因为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学术内部的潜在的东西将被激活，因此在高校应该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大学应该给各学术流派提供展示的舞台，正如古代“讲会制度”那样，容许有各种学术的声音存在，这些对大学学术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有益的，书院等私学的存在对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为鉴，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说是相当的迅猛，特别是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但是这种速度还满足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图书资料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民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减轻国家经费投入上的压力，同时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需求。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必须在发展公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前文提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和教训，我国辉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长期停滞不前，就是由于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的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重此轻彼”的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才和一批知识英才，他们将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将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知识；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外，学校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其他学科的通识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学以致用，注重素质教育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而导致了科举考试的选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经书”，古代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大都“千人一面”，无个性和创新精神，为“仕”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之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实施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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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自然科学的特点篇2
[关键词]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一、古希腊科学的特点
1.第一个特征是善用理性思维
古希腊人热衷于探索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善用理性思维揭示出隐藏在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而理性思维的实质在于“合逻辑地推理”。在古希腊哲学家中运用人类的理性思维来认识世界的最早提出者是赫拉克利特。他认为人们要用心思索去把握自然，不能只凭感官去认识自然，在他看来，逻各斯就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主宰和支配着世界。巴门尼德认为，在认识世界时，人们应宁可相信自己的思维，也决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因为“感官不能发现真理，只有思维才能发现真理。柏拉图的本体论学说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从而为科学认识确立了对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式逻辑是人类获得客观世界真知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并制定了理性思维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形式逻辑，对理性思维方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2.第二个特征是善于怀疑和批判
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没有科学的发展。西方科学之所以能持续向前发展，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文化中渗透着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人们喜欢标新立异，自创理论。西方文化中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皮浪的怀疑主义。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持续了500多年时间，对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皮浪及其之后的怀疑主义思想代表了希腊罗马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学术界的实际情况。从科学史看，怀疑和批判精神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决定因素。试想，如果哥白尼对“地心说”深信不疑，他就不会创立“日心说”；如果达尔文对物种不变论深信不疑，他就不会创立生物进化论；如果爱因斯坦对绝对时空观深信不疑，他就不会创立相对论。所以说，科学上的怀疑、批判精神与创造精神紧密相连，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也不需要怀疑和批判。
二、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条件
近代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它与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分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科学传统。但近代科学又是在古代科学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它能从旧框架中产生又脱胎成完全崭新的阶段，这就要一定的条件。促成近代科学产生的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科学由经验向理论的转化
自然科学由经验向理论转化是在19世纪的近代科学后期，促使其转化的根本动力是自然科学在各个领域的全面跃进以及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延续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发生。
一方面，19世纪的科学家们在各个学科领域对大量实际的经验材料作了整理、加工和改造，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综合概括的工作。他们在热学、电磁学、光学、物质结构、化学、生物学等诸多学科中提出了许多原理、假说等新理论，能解释并预见更多的自然现象和事实，建立起各个知识领域相互间的正确联系，使自然科学走进了理论科学的殿堂。这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对自然界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需指出的是，麦克斯韦新的物理学成果代表着19世纪理论科学的最高成就，标志着近代科学已经完成了从经验向理论的转化。
另一方面，技术革命为科学实验提供了更强大的物质手段，使实验研究在更多的领域和更广的范围内展开。近代科学后期的科学实验研究还具有更为明确的目的性，加上科学假说或理论的指导，更具有自觉性，从而使实验与理论结合得更加紧密。总之，近代科学后期的科学无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比16到18世纪的科学有了更高程度的发展。
（二）科学方法之演进
科学本身本质上就是方法，它不能只局限于把已知的东西汇总起来，还要教人们如何去应用，去求得新知。科学要能起这样的作用，其本身必须靠科学方法来建立。其科学方法的演进也是必然的，并由许多条件共同促成的。这些条件主要有：
1.来自神学的“自然界有秩序”的观点的确立
近代科学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一组通常含而不露、极少受到该时代大多数科学工作者质疑的假设，那就是“自然界是有秩序的”。有了这样的信仰，科学家才肯花力气去寻找这样的秩序，才敢于在提出一种不成熟的理论后设法用实验去检验它。上述的研究模式就是先提出假说，然后再去检验。而“自然界有秩序”这一观点又是无意识地源自中世纪的神学。
2.唯名论的复活及对古希腊原子论的恢复
中世纪的训条是，“凡是以视觉为依据的，都不可相信”。他们对观察存在有偏见，认为观察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知识，因此当教士和经院哲学家被请去看尸体解剖或用望远镜去看星空时，他们宁愿相信与观察相矛盾的书本上的知识，也不相信观察到的事实。有助于将此观点扭转的动力首先就是唯名论的复活及其对古希腊原子论的提倡。
三、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科学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影响
1.为人类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产生和发展树立了典范
人类最初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原始宗教和神话传统的束缚之中，根本谈不上具有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到了古代文明时期，自然科学由萌芽进人了发芽生长阶段，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还只处于最基本的资料收集和经验知识积累水平，并未产生具有理性创造价值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直到进人古希腊罗马时代以后，希腊人才首先在人类文明史上建立起关于自然、宇宙和物质的本质问题的朴素自然观。他们运用直观的观察和直觉的猜测对整个自然界进行了理性的考察，用物质自身的运动变化来解释自然，并试图用一种超越经验的抽象思维努力来寻找隐藏在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后面的统一本质。这种超越经验的抽象思维是一种十分卓越的理性创造，也是一切科学思想的真正起点。而在进行抽象思维过程中所运用的直观的观察和直觉的猜测，再加上亚历山大时期所创立的形式逻辑的演绎体系，则是后来所有科学方法产生的基础。他们那种努力寻求隐藏在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后面统一本质的超越经验的抽象思维，以及他们所运用的直观的观察，直觉的猜测和形式逻辑的演绎体系，为人类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产生和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并对后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至今仍然是一切科学和哲学研究的出发点。
2.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石
在希腊人看来，自然界不仅是有别于人的东西，也不仅是有规律、有秩序的，更重要的是其规律和秩序可以为人把握，因为它是数学的。对数学的重视，是希腊人最为天才的举动，也是他们留给近代科学最宝贵的财富。希腊人相信心灵是掌握自然规律最可靠的保证，因而极大地发展了逻辑演绎方法和逻辑思维。在一些特殊的科学领域，希腊人成功地将它们数学化，并得出高度量化的结论，这些领域包括天文学、静力学、地理学和光学。它们不仅在古代世界达到了该领域最高的水平，而且对近代科学的诞生起了一种示范作用。
综观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科学在内的古希腊文明，对其以后的欧洲发展影响极大。我们知道，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这一运动的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复兴包括科学在内的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而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正是为古代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精神基础。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科学实际上已经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莫定了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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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自然科学的特点篇3
[关键词]保护；古建筑特色；修缮；建筑结构
文章编号：2095-4085（2015）05-0142-03
1中国的古建筑的特点
中国古建筑具有自己的设计特色，富有东方美，其主要的内部材料是木头，然后再辅以石头、瓦、砖等材料发展建造起来的。从外形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上、中、下，上是指屋顶部分，中是指中间的柱子、门窗、以及四周的墙，下是指基座。而东方古建筑，特别是中国古建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在柱子上面和屋檐下面穿插有斗拱。斗拱一方面起到了装饰作用，另一方面也衬托了天花板和梁。
从类别上来分，古代的中国建筑物分为：生产性、宗教、社交、陵墓、防御、宫廷、居民、桥梁、祭祀、文娱、商业、水利、纪念、点缀性等类别的建筑。而这些类别的建筑又可以细分归类。虽然类别较多且繁杂，但是中国古建筑的主流结构依然是以木质材料为主。
相比西方古建筑，中国古建筑更偏爱木质材料，不仅仅限于结构上，对于其他部分的材料选择也偏向于木质。木质的构架，主要是通过顺檩、立柱、横梁等不同部分组成的，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结合是通过榫卯。从而使结构的变换较多。这种技术的应用在距离今日七千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中国的浙江余姚河姆遗址。
因此，要分清以石质为主和以木质为主结构的建筑物的区别，认真严肃的对古建筑的修缮方法、损坏的特征进行研究。东方的古建筑是木质的，柔性的，对于木质材料为主的东方建筑而言，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腐烂。东西方的古建筑由于损坏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截然不同，从而导致其修缮过程中使用的保护方法也完全不一样。中国古建筑修缮者们，根据中国古建筑物的特点早就有针对性的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修缮方法和措施，所以需要我们古建筑保护工作者们，要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不同规模和不同方式的保护与修缮，为了让古建筑更长久的保存，就要经常修缮。
中国的古建筑在古建筑的世界历史中也是独具特色的，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和文物一样，古建筑也是历史留下的唯一产物，是不可再生的，一旦毁坏，其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将荡然无存。因为古建筑是历史遗留下的可以反映当时社会的产物，我们可以通过古建筑了解当时社会的科技水平、生活水平、生活方式、艺术趋向、社会风俗等等非常有意义的知识。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科学合理的保护修缮的方式来对古建筑进行保护，最大程度的延长它的寿命。
2对古建筑的保护理念
文物的保护，在中国已经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并且整体的机制体制较为完善，保护经验较丰富，手段较多，法律上也有明文规定。然而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对于目前所使用的保护手段和方式也需要时间的验证，保护理论也处于摸索的阶段，而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并不是非常的完善。目前最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由于古建筑一般而言都属于纪念性质的遗物，因此保护古建筑实际上来说就是对古建筑进行保存，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持现状，努力恢复原状。对于古建筑的保护手段一般而言是修复、加固、防护，只有非常少的特殊情况会需要重建，即使需要重建，也要经过非常多的手续，并且要求极其严格。
为了达到对于保护古建筑的科学认识，我们需要综合各个学科的知识，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和研究，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的规范标准。古建筑，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就是有极高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这也是我们对古建筑进行保护的根本原因。另外，对古建筑进行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影响到我们对于古建筑保护管理措施的制度。
3加强对古建筑的保护和修复
从物质的角度来说，对古建筑进行修复，仅仅只能修复它的物质部分，不能对它所包含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进行影响，这是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古建筑，根本上来说，任何人为的、自然的、或者是材料上的问题，都会对它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在进行保护工作之前一定要充分的研究古建筑的现状，这对于后期制定保护修缮的方法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1）修复方法，在必要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可以把传统技术和现代科技进行结合，对古建筑进行修复介入的工作，虽然这样的工作会损失掉古建筑的一部分价值，但是为了让古建筑更多更长的保存下去，这种“损失”有时候是必要的。而介入的强度和规模，要根据不同情况的古建筑而定。
（2）修复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评判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总结、不断反思、不断观察、不断修改的过程。修复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清楚的了解到，造成古建筑损坏的主要原因，分清楚损坏的类型，并考虑到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要对古建筑的损坏过程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清楚的知道哪些部分可以去除，哪些部分必须保留。对于古建筑所传达的历史认为意义和价值，要尊重。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让人们看到修复工作的细节，但是作为一个修复工作着，一定要有客观公正的精神，不可以随意加入自己的主观偏向，不能随意的改变古建筑的特定意义。对于古建筑而言，保护好它的历史原真，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3）修复原则，必须要有科学合理的历史文献或材料作为依据。在修复工作进行的时候，一定要有详细的记录，包括修复进行的图片、照片，以及相关的分析报告记录，并保留到档案里，并对于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有一个详细的记录，主要目的就是要确保古建筑的历史真实性。在进行古建筑修复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古建筑的真实性，要保证古建筑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有一个和谐的平衡。对于到现在为止的古建筑修复工作来说，修复理论和实践已经变的更加的科学合理，理念也更加的完善，但是仍然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4保护古建筑的内容
对于保护古建筑的工作者而言，需要明确知道的是，古建筑的保护，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保护，无论是修复还是保护，都不可以对古建筑的历史特征进行介入，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对于古建筑的每一次修复和保护工作，都要有正确的指导。每一次的修复和保护工作都要做好基础的史料文献的调查、分析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多个学科进行全面的合作。
因为古建筑所体现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需要通过古建筑的外在物质本体来体现，所以我们在进行古建筑保护的时候，首先要保护的就是本体，包括古建筑的风格、造型、布局等等。任何一个朝代和时期的古建筑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也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工艺和生活水平，甚至等，所以对于古建筑保护而言，其主要关键点就是保护古建筑主体。《文物保护法》规定了古建筑文物的修缮原则：“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2003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规定：“文物保护工程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全面地保存、延续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按照国际、国内公认的准则，保护文物本体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在对这条原则进行解释时明确指出，文物法所提的“原状”是指该建筑物初建时的状况，是健康的状况，而不是残破的状况；是未经后人拆改的状况，而不是被拆改后的面目全非的状况。所谓“恢复原状”，就是不改变其原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如果恢复原状的史料和根据不足时，可以先“保存现状”，以便在依据充足时再“恢复原状”。但不管“保存现状”还是“恢复原状”，都是指文物的健康状况，而不是残破衰败的状况。
古建筑的原状，就是指古建筑在当时建成后的状况。我们可以对古建筑进行仔细的勘察调研，了解到哪些部位是后来修改的，哪些是原来就保留的，从而确定是否是古建筑的原状。我们可以通过本建筑的特点来进行分析，也可以通过对建筑的建造时间、朝代、建筑类型方面进行研究。时间较短的近现代古建筑，往往因为时间短而能够很好的保留现状，但是存留时间较长的古代建筑，往往因为经历了风吹雨打而导致原状早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有部分古建筑因为修复的不合理，导致其价值已经被损坏的非常严重。另外古建筑进行保护的时候一定要使用一样的材料。原来使用什么样材料的古建筑，在修复的时候也一定要使用相同质地的材料。所以，建筑的艺术、结构以及材料之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需要综合他们来对修复工作进行考虑。
古建筑，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古代科技的发展水平。中国古建筑中采用的木质材料，所使用的木材的树种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物理关系，也对建筑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些问题也同时反映出当时建筑工匠们的技艺和当时社会的科技发展水平。伴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不同科技水平下建造出的建筑物也不一样，这些差异都很好的反映了当时建筑的科技水平，是当时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古建筑的材料有很多种，但是主要的只有五种，包括石、砖、瓦、灰和木。石、木是自然就有的天然材料，而砖和瓦是后天经过人工加工的材料，灰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材料。目前的古建筑修复工作，对于材料的需要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于中国古建筑而言，木材料的缺乏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那种体积较大的木材。由于国内的木材料市场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本身国内的木材是非常短缺的，古建筑修缮的时候因为受到工期、资金这样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只能现采现用，不能等到自然风干后再用，导致木材的含水率较高，非常容易腐烂。
古代自然科学的特点篇4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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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刘建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综合考察历史教学92.1
22.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88
23.刘国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昆明师专学报87.1.2
24.孙声如：我国传统农业的间套混种与当代立体农业的新发展古今农业90.7
25.吴承明：a.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88.2
b.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89.2
26.吴承明.侯方：评外国学者对旧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经济学动态81.9
27.吴慧：a.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85
b.清前期粮食的亩产量.人均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2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84.1
29.李根蟠：a.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
福建人民出版社90
b.略论春秋以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东岳论丛80.4
c.我国古代的农牧关系平准学刊第一辑商业出版社85
d.试论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与现状载现化农业论丛农业出版社81
e.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f.中国古代农业天津教育出版社91
30.李伯重：a.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84.1
b.“桑稻争田”与江南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85.1
31.李凤岐.邹德秀：从现代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看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
农史研究83.1农业出版社出版
32.邹德秀：a.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对新农业改革的启示农业考古85.1
b.中国近代农业科学落后的原因大自然探索83.2
c.中国古代农业与中国社会发展农业考古89.2
d.中国农业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92
33.杨直民.董恺忱：集约农业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初步探讨学习与探索80.1
34.陈平：a.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
学习与探索79.4
b.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学习与探索82.1
C.中国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分析学习与探索83.1
35.陈江：清代经济增长轨迹试析思想战线91.6
36.陈学凯：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湘潭大学学报88.1
37.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前言重庆出版社88
38.佟屏亚：a.在现代农业中发扬传统技术农业考古85.1
b.试论“生态农业”思潮及其影响中国农古88.4
c.我国吨粮田的实践与思考农业考古90.2
39.张企曾：农史研究与农业现代化农业考古83.1
40.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
41.张沁文.王文德：生态农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农业考古86.2
42.范楚王：a.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特点古今农业88.1
b.中国古代农学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
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三期84
43.孟庆琳.王朗玲：论水利农业与中国封建制度学习与探索91.6
44.郑炎成：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及其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跃迁农业考古89.1.2
45.季羡林：a.“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创刊号93
b.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新华出版社
46.郝盛琦等：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经济研究80.3
47.俞荣梁：a.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补农书》的启示农业考古85.1
b.生态农业的雏形——读《农桑经校注》琐记农业考古86.1
48.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中国农史84.1
4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农业出版社89
50.梁家勉：a.从“三才”观到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治观农业考古89.2
b.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学术研究
51.梁树春：a.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的思考农业现代化研究87.2
b.对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再认识农业现代化研究88.3
5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农业现代化研究87.5
b.我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和理论农业考古90.2
54.郭文韬等：a.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中国农史83.2
b.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86
55.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载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中
重庆出版社88
56.游修龄：a.清代农业的成就和问题农业考古90.1
b.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启示——中国与日本的比较古今农业93.1
57.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中国经济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试论我国农业的历史特点农史研究第二辑农业出版社83
59.董恺忱：a.世界农业发展述略——兼论东西方农业的特点世界农业80.3.4
b.从世界看我国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农业考古83.2
c.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和集约农法词义辨析平淮学刊第二辑，商业出版社90
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载中华农业史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DazhongandDavldpimenbel（1986）“SeventeenthCentrryorganicagricltureinChina：1.CroppingSystensinJiaxingRegion”Humam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71.帕金斯（伍丹戈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84
古代自然科学的特点篇5
中国科技史主要研究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并揭示其发展规律。作为文理交叉的学科，科技史研究既有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又有自然科学的特点，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将其放在理学大类。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看，科技史与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它研究的也是历史，只不过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的历史。然而，科技史研究因为具有自然科学的特点，又与一般的史学在“古为今用”上有着明显区别。
史学是研究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察往知来、古为今用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但这并不是主张史学要有实用性、应用性。毕竟，“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会一成不变地重演，史学的以古鉴今、古为今用指的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而不是拿历史来硬套今天的事。但科技史由于是自然科学的历史，具有自然科学的特点，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一面，其中就包括特殊的实用性和应用性。因为自然科学是反映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能经得起科学实验的检验，具有客观性，并能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领域以创造价值。与自然科学一样，科技史也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可见，对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我们主张的“古为今用”有着明显的应用性，强调发掘其应用价值，这不同于一般史学的“古为今用”。
今天，对于科技史所蕴藏的实用知识和应用价值，我们要深入研究、认真挖掘、合理开发，以更好为社会创造价值。如冶金史研究，湖北荆州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埋藏2000多年依然寒光耀目、刃薄锋利。一些专家经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采用了一种“金属膏剂涂层工艺”，这种工艺在当代也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科技史研究促成了科技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科技考古学已被列为科技史的分支学科，这是科技史应用研究的又一重要发展方向。科技考古研究可直接指导文物复制、修复和保护。如对曾侯乙墓编钟等的复制，无不参考利用了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我国科技史研究的应用价值还表现在对科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面。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例，目前我国已确立了多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主要包括人类在与环境长期协调发展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农业生产系统。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种养方式生态高效，鱼和稻形成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已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诸如此类形式繁多的农业文化遗产，对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建设生态景观、传承传统技术知识、发展可持续农业、增加农民收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支撑这些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知识，正是我国科技史的知识系统。
（节选自王星光《深究中国科技史的应用价值》）
5．下面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原文不相符的一项是
a．中医学史是中国科技史的一个分支，而屠呦呦受中医历史文献的启发发现青蒿素充分说明了科技史的应用价值。
B．从科技史的应用价值看，加强中国科技史研究，为的是把祖先创造的累累硕果，努力实现“古为今用”。
C．科技史研究虽然同时具有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特点，但我国却把这个文理交叉的学科放在了理学大类。
D．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看，因为科技史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的历史，所以又与一般的史学有着明显区别。
6．下面对有关“中国科技史的应用价值”的理解，与作者观点不一致的一项是
a．强调发掘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应用价值，我们所主张的“古为今用”不同于一般史学，它有着明显的应用性。
B．专家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出两千多年前越王勾践剑的铸造工艺在当代仍有很高的应用价值，这是冶金史研究的结果。
C．科技史应用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是被列为科技史分支学科的科技考古研究，可直接指导文物复制、修复等活动。
D．已确立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是对科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也是研究科技史的应用价值的又一表现。
7．下列推断与原文观点相符的一项是
a．当今，天文学研究借鉴张衡设计发明的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是深究中国科技史应用价值的又一具体表现。
B．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像“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般不能重演，所以我们并不主张察往知来、古为今用。
C．复制曾侯乙墓编钟参考利用了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这是对科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面的有力证明。
D．具有1200多年历史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答案
5．D（原文第二段说“科技史研究因为具有自然科学的特点，又与一般的史学在‘古为今用’上有着明显区别”，D项直接说成“因为科技史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的历史，所以又与一般的史学有着明显区别”，故错误。）
古代自然科学的特点篇6
论文摘要：自然辩证法是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桥梁，它在完善知识结构方面有着不可替代和无可比拟的作用。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都需要以此来构建最完善的知识结构。我们作为中国新诗研究所的研究生，在诗歌研究中我们同样能寻找到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契合点。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自然辩证法理论知识对于诗歌研究、诗歌研究者是十分重要的，也是诗歌研究者应该掌握的一门学科。
辩证法即对立统一法则，在自然、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中普遍存在。文学是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就必然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对立统一的规律，形成文学艺术的辩证法。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反映于作家笔端，就形成了文学艺术的辩证法。批评方法则是文学艺术辩证法的一个分支，更是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1］古代诗论家根据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特点和规律，提出了“知人论世”、“以诗解诗”、“识鉴诸家”等重要批评方法，这些方法自成系统，不但对古代诗歌的创作、批评及鉴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一）客观分析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以诗解诗”是王夫之提出的诗歌批评方法，它要求评诗者按照诗歌本身的特点、规律去客观地评论诗歌。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帖垫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今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学诗，其弊必至于此。”这样解诗评诗，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审美特点，违背了诗歌的基本规律，势必曲解诗意。中国古代诗歌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若忽视这一特点，而拘泥于诗之字句形迹，则无法理解诗的真正意蕴。谢榛《四溟诗话》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若“泥其迹”，只能割裂诗之本义精神。古代“不以诗解诗”者常有之，这种错误的评诗方法多为古人所指斥。如清代黄锡磺《汉诗总说》云：“世之说汉诗者，好取其诗，牵合本传，曲勘隐微，……执词指事，多流穿凿。又好举一诗，以为此为君臣而作，此为朋友而作，此被谗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拟度，失本诗面目。”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仍在于古代诗歌具有言简意丰、言外有意等审美特点。［2］古代诗歌贵在含蓄，“寓意”曲折委婉、幽深微妙，若局限于字面而“强解”，甚至考据式地解诗，不但无法把握这些诗的寓意，而且只能曲解其意。因而，诗“皆宜细参，不得强解”。
“以诗解诗”，一是要求解诗者不能局限于诗歌的表面文字，而应把握其幽深微妙的“寓意”；二是要以意为主，以韵为次，对于诗中“韵变而意不变者”，不能以韵害意；三是要避免以“拟度”、“强解”、“穿凿附会”等方式解诗。而应入乎诗内，把握诗歌之本义、诗人之本义。这样才能对诗歌作出正确评价。王夫之的“以诗解诗”说是一种十分科学的评诗方法，它体现了评诗应从诗歌本身特征出发的客观精神，它是根据古代诗歌自身审美特征及古代诗歌批评的常见错误而提出来的。这种批评方法不但对于批评古代诗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甚至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历史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知人论世”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批评方法，由孟子提出。《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就是要了解诗人的生平、身世、思想状况等；“论世”就是要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知人论世”要求批评家必须对诗人及所处时代有比较全面地了解把握。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作品与作者及时代三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孟子认识到了诗歌创作受时代社会因素的影响，时代社会影响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影响着诗歌作品，即时代诗人诗歌。诗歌受时代社会背景和诗人思想感情的制约，因而，只有把诗歌与诗人的身世及所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这种批评方法将诗歌批评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古今学者在研究、评论具体作品时，都离不开对作者身世遭遇历史背景的研究。很多诗歌只有“知人论世”，才能理解其本义内涵，如柳宗元的名篇《江雪》，写寒江独钓的渔翁，若不了解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处境、背景，就很难能理解此诗的真义。不知其人、论其事，对诗歌就无法“得其义、知其味、会其精神之妙”。［3］“知人论世”不但是诗歌批评方法，也是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方法，不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评有重要意义，对于现在的文学批评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横向比较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选诗是古人表述自己诗歌审美态度的一种方式，如徐陵选《玉台新咏》、殷选《河岳英灵集》、方回选《瀛奎律髓》等，选诗也是一种诗歌批评，体现着一定的批评标准。选家选诗须“识足以兼诸家”，这样才能进行比较、鉴别，从而选出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作品。兼通诸家而进行横向比较，以显示出优劣高下，也是古人进行诗歌批评的常用方法。如钟嵘的《诗品》将122位诗人的诗歌分为三品，主要就是用横向比较法。《文心雕龙》中多处运用比较法，陈子昂、杜甫、苏轼、严羽、张戒等也多用此法评前人作品。横向比较法主要有不同作品之比较，不同诗人的成就、风格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之比较等。
诗歌作品之比较。将不同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在对比中见出作品的不同思想内容、艺术特征、风格特点等，是最常见的比较法。较早运用此种方法进行诗歌批评的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子厚发纤禾农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4］这也是将不同诗人进行广泛比较。此外，严羽、张戒、刘熙载等也都屡用此法。
不同时代诗歌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有不同的特色，通过比较，而能见出不同时代诗歌的特色。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曾将西晋诗歌与建安、正始诗歌进行对比，云：“晋世群才，稍入轻靡，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刘勰通过对这三个时代诗歌的对比，指出了西晋诗歌有“轻靡”、“采缛”、“力柔”等毛病，无法与建安、正始诗歌相比。严羽将诗歌分为词理意兴等要素，通过对比，而指出了南朝诗“尚词而病于理”，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各有毛病，而汉魏盛唐诗才词理意兴俱佳。［5］不同时代诗歌的比较，更具有宏观比较批评的特点，其概括性也更强。
这三种批评方法内涵不同，各有特点。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三种诗歌批评方法，它们涵盖了从诗歌生成的社会背景到诗歌文本及横向比较的多维度批评的宏观视野，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论的基本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12.
［2］张丰.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78.
［3］傅杰.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387.
古代自然科学的特点篇7
古籍整理的发展，在现今社会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无疑已经遇到愈来愈严重的困难。如何谋求古籍整理的生存和发展，也无疑是当今热爱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们所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的写作，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由于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搜集材料，加上本人的学力限制，文中定多谬论。为避免误解，本人特此声明：本文所有的言论，仅代表本人个人的观点，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无关，也与此外其他所有机构无关。
信息时代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表现于各个方面。从科学研究的方面来说，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各类历史学科，成为科学研究领域中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而作为传统之传统学科中的传统专业，古籍整理所面临的冲击尤其巨大。当愈来愈多的人(并且是知识阶层的人)开始从观念到实践上抵制乃至摈弃古籍整理专业时，古籍整理的生存已经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
(一)直接经济效益的缺乏
追求直接的经济效益，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点上，古籍整理最缺乏竞争力。把古书当作古董卖，还可以弄几个钱，倒也还具有点市场经济的特性。但是，把整理古书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则绝难同市场经济挂上钩。而且，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愈高，古籍整理不能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的特点就愈显突出。而这一点，又直接导致人们对古籍整理专业存在价值的怀疑。
(二)社会需求的减少
文化建设也是一个社会健全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在理论上被认可为文化建设的一门专业，古籍整理也只是在通常“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意义上才获得了它的存在价值。然而，对于现实的中国社会而言，“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往往不是真正从文化建设的需要这一角度出发，而是从政治功利，抑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经济建设具有利用价值这一角度出发。这使得“弘扬传统文化”在具体的实践中演变为标准的口号，而古籍整理也在貌似尊重的背景中，被本专业及邻近专业之外的几乎所有的人弃置一旁。
除此之外，当那些具有显著现代特征的学科研究者在研究现代社会的弊端时，亦莫不把“传统”作为比较和批判的对象。虽然这种比较和批判常常不是建立在对“传统”进行全面、综合地研究的基础上，但由于切合公众的口味，反而具有更大的宣传效果。而这一点，又在无形中降低或抵销了古籍工作者的专业努力，增加了古籍整理专业通过舆论扩大自己阵地的困难。
(三)经费投入相对比例的降低
经费投入相对比例的降低，也是影响古籍整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同那些现代学科和专业相比，古籍整理专业在争取各类课题上都困难重重。在纵向课题方面，古委会的年度资金乃是古籍整理项目经费的唯一来源。古籍整理机构的研究人员既无法以古籍整理的项目获得其他经费(如国家社科研究基金，一些省市立项的课题等)，甚至也难以以一些研究性课题而获得相应的经费资助。
在横向课题方面，“古籍整理”的名称几乎在导致项目经费争取失败上所向披靡。若非有特殊的利用价值，几乎没有一个团体或个人会向一项古籍整理项目资金。即便是有人愿意资助的那些项目，也是在项目争取者反复揣摩资助者的资助意图乃至充当“雇佣兵”之后才确定的。“传统”的光芒和魅力，在这一方面并不能发挥太大的效用。
(四)图书出版的艰难
古籍整理图书出版的困难，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除极少数图书外，大多数古籍整理著作的出版，都是一项赔本的买卖。在追求经济效益的今天，没有多少出版社(甚至是古籍出版社)会向古籍整理著作更多的目光。甚至一些出版社宁愿将一些古籍影印出版，也不愿出版那些整理好的著作。原因是：在显然不能保证图书销路的情况下，稿酬无疑也是出版社的一个沉重负担。
(五)队伍的老化
队伍的老化，进一步加重了古籍整理专业存在和发展的危机。这种老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古籍整理队伍年龄的老化。由于古籍整理不是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途的专业，绝大多数学生都不再以之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即便是古籍整理机构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纷纷改行。这种状况的存在，比较直接地带来了古籍整理队伍年龄上的断层。其二是古籍整理专业的不少成员，在面临现代社会的强烈冲击时，其观念也趋于老化。这一点，比较明显的体现在缺乏对现代社会变化的适应能力，忽视甚至拒斥现代技术在古籍整理上的应用，以及忽视对古籍整理变化方向的预测。
应该说，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反应，传统学科遭受冲击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呼吁社会对这类学科予以重视固然重要，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呼吁上，甚至倒退为抱怨和消极等待，却不是我们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合理的做法是，我们一方面向社会呼吁，另一方面则应该自己进行调整，以适应愈来愈快、愈来愈大的社会变化。因为没有一个学科能够持久而不发生变化地存在下去，也没有一个时代会不加变更地接受以往的一切。
调整机构，以更加有效地规划古籍整理，更加有效合理利用有限的经费和资源，是现今形势下所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虽然这一点做起来令人痛苦，但即使现在不做，将来也必然会走到这一步。
（一）调整的方向
全国涉及古籍整理的部门和机构，基本上由两大系列组成：一是隶属于有关政府部门的组织，也就是各省区的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二是隶属于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机构，也就是各高校中的古籍研究所、室。前者将如何进行调整，以及如何强化前后二者间的联系，笔者不想在此进行讨论。本处只拟就后者的调整作点探讨。
1、当前高校古籍整理机构的分布
根据了解，目前全国高校古籍整理机构名义有90个，实际上应该低于这个数字。因为在现在的高校改革中，有一些机构已经被合并。如上海教育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已经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大学古籍研究所据称已并入安徽大学中文系。这90个机构的地区分布状况如下：
地区
数量
直属
地区
数量
直属
地区
数量
直属
北京
9
3
四川
3
2
河南
3
江苏
8
1
吉林
3
2
内蒙古
2
上海
7
3
陕西
3
2
甘肃
2
广东
5
2
湖北
3
2
黑龙江
2
安徽
5
广西
3
云南
1
山东
4
1
辽宁
3
宁夏
1
浙江
4
1
河北
3
青海
1
江西
4
湖南
3
海南
1
天津
3
2
福建
3
新疆
1
备注
1、“数量”指各地区高校古籍整理机构的总数。“直属”指古委会直属的古籍整理机构，总数为21。
2、古委会直属的四个古文献专业未计入。
3、按分布数量的多少分地排序。
古代自然科学的特点篇8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本土性：授课教师：传统文化知识：补给
中国当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课程。它是新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发展阶段。时间范围从1949年起一直延伸到现在，经历了“十七年”文学、“”文学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三个重要阶段。从时间长度来讲，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已经接近四十年，大大超出了“十七年”文学和“”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也远远超越了“十七年”文学和“”文学。这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重心必须转移到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教学上；课程计划和课时分配也应该向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大大倾斜，教师的素质也必须更好适应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特点。可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主要有哪些特征呢？
一、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突出特点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特点，在当代文学的范畴里是相对于“十七年”文学和“”文学而言的。黄子平在论述“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时曾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其实，这不只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特点，也是当时“农村题材小说”和其他重要类型小说的特点。“十七年”文学，尤其是“”文学突出的特征就是它们紧密配合当时政治活动，并为之服务，也就是说，它们都具有突出的政治意识形态性。
新时期伊始，国家“拨乱反正”，当时的文学还带着“十七年”文学的遗痕，和政治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徐徐拉开，文学很快摆脱了意识形态战车的捆缚，逐步回到了自我本位的立场上，追求文学的永恒价值。新时期以来文学突出个性的一面开始逐步显现。文学的本性是要求作家寻求生命体验的本真表达，在语言上往往表现为“陌生化”的灵动自由的、富于诗意的表达方式。这成为新时期以来文学区别于“十七年”文学和“”文学的重要特征。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西方性。囿于时代的封闭性，“十七年”文学和“”文学极大排斥和疏离了西方主流的文学形式。改革开放却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提供了与之结合的语境，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精神和艺术手法被大胆借鉴和吸收。这突出表现在新时期以淼摹暗谌代诗”、现代派文学、实验剧、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主义小说创作等方面。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第三个突出特点是本土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寻根文学”兴起，开始向儒释道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层掘进，从民间文化撷取大量资源，逐渐形成了地域主义的文学创作流派。从整体上讲，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的地域文学还处在深受西方文学强大影响下的模仿性写作阶段，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作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备不足，尚处于知识储备期。大约是90年代中后期，文坛的主要作家已经对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烂熟于心，对自身的文化和生活的体认也都进入了一个深层次，外来的东西已经内化到成功表现自我文化传统和生命形式的地步。这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真正进入“自觉阶段”的表征。基于此，新世纪的文学创作获得了大丰收，本土化、中国化俨然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文学最为醒目的标识。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第四个突出特点是时代性。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再到90年代、新世纪初期，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一路跟进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宽广视野和沉实笔触表现着这个时代。它和探索的时代一起探索，有困惑、有曲折、有畅达、有欣悦，成为这个时代真诚的倾诉者。它所积累的文字成为人们感受这个时代、回望这个时代最可靠的依托，而它自身也成为我们民族步履铿锵走向复兴之路的一支重要力量。
可见，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突出的兼容性特点，它以文学为本位，兼采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表达对时代的体认和感悟。其中最重要的是和中国历史文化的血脉贯通了，于是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大量元素渗透进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赢来了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觉醒的自觉时代。既然如此，以新时期以来文学为主要讲授内容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就要适应它的这一特点。
二、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要重视传统文化知识的补给
因为新时期以来文学作为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以及它与西方文学的紧密关系，其西方性的特点是一直备受重视的，换句话说，以新时期以来文学作为重点内容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普遍比较重视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学习。可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对其向自身传统文学和文化学习的本土化倾向则比较轻视。然而，当高等院校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人员认真面对以新时期以来文学为重心的中国当代文学时，不得不空前重视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知识的补给这一问题了。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本土化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大量作品在题材选择、主题阐发和文化意蕴表达等方面的深厚传统联系。历史题材小说在这方面表现最为鲜明。以历史上某一人物为中心内容的重要作品有，杨书案的《孔子》《老子》《炎黄》《孙子》，穆陶的《屈原》《林则徐》，吴因易的《绝代天后》，熊召政的《张居正》，姚雪垠的《李白成》，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凌力的《少年天子》，颜廷瑞的《庄妃》等等。这类历史小说涉及到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中华始祖、思想家、文学家、帝王、将相、农民起义的领袖，还有后宫的嫔妃等，范围非常广。一些作品以某一朝代或某些历史事件为中心结撰，比如，孙皓晖的《大秦帝国》、杨书案的《隋炀帝遗事》《九月菊》《秦娥忆》，吴因易的《开元盛世》《绝代天后》，颜廷瑞的《汴京》，蒋和森的《风萧萧》《黄梅雨》，徐兴业的《金瓯缺》，刘斯奋的《白门柳》，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凌力的《星星草》《倾城倾国》《梦断关河》，穆陶的《红颜怨》《孽海情》《落日》，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等。这些都是在书写历史朝代或历史事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果把二三流的此类作品算在内，简直可以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串联起来。事实上还有新历史主义小说，比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尤风伟的《石门夜话》等，对历史事件做任意的虚构，也着意解构历史精神，呈现出中国历史的另一面目。历史题材小说构成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然而，新时期以来文学和历史的衔接与对话更普遍的方式是从现实社会人生出发，以民间视野沟通历史。比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王安忆的《小鲍庄》《纪实与虚构》，阿城的《棋王》，张炜的《古船》，高行健的《灵山》，张承志的《心灵史》，邓友梅的《那五》《烟壶》，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实的《白鹿原》，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酒国》《丰乳肥臀》，贾平凹的《废都》《高老庄》《秦腔》，杨炼的《大雁塔》《半坡》《敦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这些作品以各自的方式审视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或儒、或佛、或道、或法、或阴阳家、或禅宗、或饮食、或宗族文化，等等，往往兼而有之。
一些作品直接从传统民间文化角度观照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有张贤亮的《绿化树》，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作品，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九月寓言》等等。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书写也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有张承志的《黑骏马》，昌耀的青藏诗，杨炼的《诺日朗》，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隐秘的岁月》，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姜戎的《狼图腾》，范稳的“大地三部曲”，杨志军的《藏獒》等等。
新时期以来文学本土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是对中国古代文体的借鉴和使用，比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小说，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杨绛的《干校六记》，贾平凹的《太白山记》，韩少功的《史遗三录》等，它们被称为“新笔记体小说”，上承《世说新语》《容斋随笔》《阅微草堂笔记》、《浮生六记》等中国古记体小说形式，随笔而记，洗练、闲雅。贾平凹的《废都》吸纳了《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白话小说的特点，形成了含蓄、简约、富有韵味的格调。莫言的《檀香刑》结合地方戏曲“猫腔”，采用中国古代的“风头”“猪肚”“豹尾”形式结构小说；《生死疲劳》则以佛教的六道轮回结构作品，形式上采用古代的章回体小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采用了词典的形式。林那北的《浦之上》则穿插话本小说、方志、碑文、书摘、注等古代文体形式，而且不少形式超越了文学形式，采用了实用文体。刘恪的《城与市》也与之类似，杂糅文论、笔记、考证、图表等形式。阎连科的《风雅颂》则借用《诗经》结构文本。而孙惠芬的《上塘书》、阎连科的《炸裂志》采用方志体体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可谓在古代文体的借用上达到了文体互渗、文备众体的效果。
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沟通形成了这些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复杂的互文关系。比如，贾平凹《废都》与《金瓶梅》《红楼梦》等形成对话关系，《老生》与《山海经》等形成对话关系。刘恒的《伏羲伏羲》则在和中国文化的始源生殖文化对话。王安忆的《长恨歌》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形成互文。阎连科的《风雅颂》《四书》与“六经”中的《诗经》《四书》形成互文。刘震云的“故乡系列长篇小说”与三国文化形成互文；《我叫⒃窘》《我不是潘金莲》与《水浒传》等构成互文。海子的诗歌与屈原等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体验和诗歌创作构成互文。萧开愚的诗歌《向杜甫致敬》明显和杜甫生平与诗歌创作形成对话。光的诗歌《西游记》则不禁让人联想到吴承恩的《西游记》。叶兆言的《夜泊秦淮》让人联想到与此相关的中国古代诗歌。其实远不止这些。可见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与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形成了宽广、悠长、深入的互文对话关系。
当然，“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也有民族性、本土化的特点，比如，曲波的《林海雪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艺术形式的借用，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对地方民间文化资源的重视，欧阳山的《三家巷》对《红楼梦》艺术的借鉴，李季、阮章竞等人的诗歌创作对民间歌谣的借鉴，闻捷、公刘等对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等历史剧对历史人物的改写，杨朔散文对古文“诗境”的传承，秦牧散文对古往今来知识的化合，还有被称为红色经典的“八个样板戏”对中国古代戏曲的利用，等等。因此，早有人指出，“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与传统文学和文化资源保持了深切联系。这实际深延了中国当代文学本土化的长度、也加重了中国当代文学本土化的历史分量。当然，由于“十七年”文学和“”文学深受意识形态的制约，严重影响着它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借鉴的广度、宽度和深度。中国当代文学自觉的本土化性质还是要由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决定。
三、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急需更新观念，寻求补给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新途径
从上面的论述看，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突出的传统文学和文化意味。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寻根文学、地域文学的创作潮流赋予新时期以来文学厚实的民间性、传统性与古典性。这种传承是全方位的，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内容到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无不涉及。当然，它不是对这些文化的简单复写，而是作家从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出发，去搜寻、反思和汲取为现代人可资借鉴的东西。有时是作家从传统借用了现代人体验和思考当下生存境遇的方式，比如，新时期以来文学对传统文体的化用往往起到这种作用；但更多时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和内涵的审视与吸纳。这样一来，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传统文化和文学就不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可有可无加上去的佐料，而是构成其本体性的内容。既然这样，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活动就应该特别重视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知识的理解与传授。然而，在现实学科体系和教育背景下，高校教师应对这一问题却有相当的难度。
就一般情况而言，现在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高校教师在古代文学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储备是不够的。这是由现代学科体系和培养机制造成的。担任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通常都出自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本科阶段，未来有可能做高校教师的学生的课程学习还是比较平衡的，基础课程一般都包括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如果四年时间充分用在学习上，还是会为以后的职业――无论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外国文学教学，还是现代文学教学，当代文学教学――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然而这对高校教师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的。从事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教学工作的人一般必须有研究生学历，最好是经过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这一阶段，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就会分出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多个二级学科。拿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教学来说，这个时候所学内容就专业化了、范围变狭窄了，一般开设的课程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和流派研究等。当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讲，核心问题是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和毕业论文的圆满完成。而要出色完成此任务，往往会涉及社会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因此可能会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知识，但这不是普遍性的，就算涉及了，往往限于课题的具体性，涉及面也是较窄的。所以，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来说，这一阶段的学习基本在利用本科阶段所学的古代文学和文化知识，对它的深入了解则是相当有限的。可是，在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开始讲授中国现代当代文学课程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如此具有传统性和本土化特征的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此时的捉襟见肘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这个时候应当通过各种渠道赶紧补课，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课。然而，数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已经在许多人头脑里有了学科固化的思想：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人似乎不再需要古代文w和文化。学科的门户之见成为横亘在许多人面前的一道无形的墙。而且，对于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的人来讲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五四”以来的文化歧化选择本身造就了一种观念，即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断裂。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实际并非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问题，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当代，文学乃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实难断裂。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当代文学教学都应该时时顺流而下或者时时回溯向上。这是教学内容的性质和特点的必然要求。面对当代文学突出的传统性和本土化特征，就需要赶快补充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深层次知识。否则，要么工作平平、得过且过，要么虽然努力想把课程讲好，却又好像被什么死死拖住后腿，难以深化。
这个时候就迫切需要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突破自身的学科观念了。文学是一个全息产品，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学习是不得已的做法，但并不意味着以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就可以故步自封、孤芳自赏。而且，我们又在面对传统性和本土化特点鲜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对于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老师来讲，切实、到位的观念应该是这样的：一旦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干，对教师而言，传统文化的补给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简单补充，而是变成了职业之必需。也就是说，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老师要有以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作为其第二专业的意识。进一步说，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也成为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师的本位学科了。
既然这样，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具体教师应该怎样做呢？一是勤勉自学。经过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意味着已经获得了很强的自学能力。所以，可以通过具有高度紧迫感的深度系统自学来弥补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知识方面的不足。二是多参加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学术交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一般都会积极参加本专业的学术活动，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漠视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学术交流就是狭隘的表现了。三是博士后学习和访学可以选择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学、历史学等专业的学习。国家本来提倡博士后阶段所学内容要与原来专业有交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老师这样做正好符合国家设置博士后的初衷，当然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需要。访学也当如此。
四、结语
古代自然科学的特点篇9
关键词古代西方科学思辨性博物学
毋庸置疑，古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科学并不是以一种独立的面目出现，而是散乱的分布于哲学、博物学以及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但尽管如此，对古代西方科学的知识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进行分析，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
一、思辨的科学与科学的思辨性
科学是什么，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科学是现实的还是非现实的，对这样一些问题，并非要做出立场清晰的选择才意味着正确，事实上，这些不同争论恰恰反应和描述了科学的不同特质和侧面。而在其中，理性尤其是思辨是科学所绝对不可避免的方面，然后即使是面对理性本身，仍然面临着一些争论。这些争论会将思考更加引向深入。
现在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中世纪结束之前，科学是从属于哲学或者神学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能概括出同时期科学的全部特性。或许从知识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的科学仅仅就表现为一种知识，还没有出现其它方面科学的特性。
既然如此，对于中世纪之前科学的分析，我们首先还是基于作为一种知识的判断，这样，对于科学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大体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哲学的科学，这一部分科学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以及在后来的中世纪神学中，是从属于哲学或者神学的一部分。这主要是由于西方思辨理性的主客二分思想所形成，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思维视角主要是面向自然而非主要是人本身，这就必然包含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解释而非纯粹的先天的结论。与此同时，这种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已经形成或者被主流哲学所认可，并非高枕无忧，在哲学体系中，仍然会受到思辨本身的检验或者其他哲学流派的否定和排斥。
也就是说，中世纪结束之前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会受到思辨的考验，但应该予以确认的是，这种考验与检验只是出于形而上的思辨领域，并非是这些科学知识是否正确或者其现实作用如何。因为形而上的哲学在现实面前是超验的，当然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也具有如此的特征。因此，哲学形态的科学所面临的考验就只能是哲学自洽和自身发展的考验。因为古代西方的科学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而理性自身是不断发展的，由此也带动西方哲学的发展。这样形而上的思辨哲学本来引起形而上的特性而具有相对封闭的性质，但思辨理性的演化发展却总在超验的哲学中不断推动思维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因此，从历史上看，哲学思想总会因时代的不同而在不断变化，哲学语言与片段也总处于不断的分化组合中。这样作为哲学一部分的科学或者哲学形态的科学也处于不断的选择之中。
在相当程度上，中世纪之前的哲学的发展并不导致科学的相应发展，当然之所以科学得不到发展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哲学或者神学束缚的原因，人们的认识能力水平限制，社会需求不足，科学与现实的互动关联缺乏是主要原因。当然，除了在知识体系上哲学对科学的束缚之外，另外最为主要的表现是哲学体系，尤其是中世纪神学对社会思想的控制和由此形成的强大的社会治理有关。不过中世纪仍然会被认为是精神与人文发展的时代，科学与人文是人类知识财富不可缺少的两部分，犹如鸟之双翼。而在今天，这两方面似乎在某些方面有所缺失和存在着矛盾的方面。
二、博物学的发展与古代科学
对于古代自然科学的存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存在于博物学中。博物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几乎与哲学一样同时期产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物学与哲学，同时也与后来的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博物学与后来的近代自然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传统，近现代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实证与实验的传统之上，科学知识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是系统的理性论证的结果。近代自然科学是理性的产物，而这种理性可以称之为工具理性。博物学则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理性，它是基于对大自然宏观观察和分类的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学也是对大自然的一种认识，是采用叙述的语言，对大自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的种类、分布、形成和生态进行系统描述。
如此，博物学研究传统同思辨理性和近代自然科学所具有的数理研究传统是不同的。相对于近代自然科学，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内容更加广泛，更加丰富，更加感性具体，而近代自然科学更加理性，更加深刻，更加抽象；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与人的主体观察，与人的存在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近代自然科学则主要基于人的理性思索，随着科学的发展，又主要同日益巨大的科学研究团体，同巨大的、精密的实验装置联系在一起；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和谐，把人也纳入到了整个自然系统之中，体现的是一种生态的、系统论、整体论的思想，而近代自然科学则体现为一种对自然的征服和改变，所以与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相比，近代自然科学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充满霸权意识的科学，它具有与社会统治体系相结合的倾向。所以从上述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是属于人的科学，而近代自然科学，则是人属于科学。因为高度理性化的近代自然科学，由于其严密的逻辑论证，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不是有人能够左右，相反由于近代自然科学对于自然物性的激发，出现了科技异化的现象，近代自然科学是由人创造的，却反过来又称为奴役人、统治人的一种异己的力量。
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一方面受到了思辨理性的指引，因为博物学是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整体观察与概括，离不开一定的整体思想和分类思想，所以博物学在一定程度上接住了思辨理性的一些结论，自身同哲学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同时博物学有在相当大程度上游离于哲学之外，在一定层面构成了哲学的边缘知识，甚至脱离哲学，成为形而下的社会现实与世俗知识，这样，这种系统的知识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某种实用性和工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发展与进步。
关于博物学，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也具有较为显著的博物学传统，这一传统到魏晋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博物学家，如陆玑、张华、郭璞等人，经过他们的整理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名物学、本草学、地志学、农学等等，这些知识具有非常强的知识累积的特征和实用性、志异性特点，对后世影响较大。而博物学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有较大的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感性直观，轻逻辑理性思维是密不可分的。
而在西方，建立在理性思维和严密的逻辑基础上的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后，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在近代初期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随着近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和在社会体制及社会意识领域话语霸权的建立，博物学这种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传统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很快就衰落了，甚至在科学发展视野中几近完全消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科学知识中，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气象学甚至人类学等等学科的相当部分基础知识仍然具有博物学传统，其基础知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早期的博物学知识。
三、古代技术中的科学及其内在发展
在古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存在形式中，非常重要的还包括古代技术中的科学，这事实上代表了科学发展的另外一种传统――工匠传统。当然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所谓的学院传统和工匠传统，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两者几乎是完全割裂的，直到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后，科学与技术才逐渐形成密切的联系，而科学研究的学院传统与工匠传统才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科学甚至也包括技术本身隐含在工匠的技艺和经验中，以各类产品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科学，之所以以“自然”标注这种科学形式，这是因为，潜含在工匠经验与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系统化的知识形态以显性的方式存在，而是以默会知识的形式存在，这样这种科学知识也包括技术本身因为这种原因的存在，就不可能以自觉和自我发展的形式存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知识不具有记忆性和自我积累性，因而，仅仅靠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和生产者个人的领悟能力及实践，这是很难在知识上具有累积性，同时由于生产者知识程度往往较低，所以也很难在生产中不断反思，并且使知识不断系统化和显性化。
对于工匠传统所形成的这种知识，东西方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但就水平来说，从历史总体上看，东方显然在某些方面由于西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容否认，生产经验从总体上看是在不断进步的，但这种进展极为缓慢，其所包含的科学水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可以进行的历史纵向比较。而就生产的工艺水平来说，在很多局部和方面，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每一个时代都似乎能达到自己的高峰，但并不完全具有历史上的更新，甚至几千年以前的工艺水平对于现时代的人来看仍然可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
在近代自然科学出现并起起以前，不同时代的工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流传遗失和文化选择等等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前后之间的继承性和启示性，但依据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视野，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执着于寻找历史进步的依据，如所谓工艺水平的提高，材料的选择与更新，以及现存历史工具与事物的内在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证明科学在进步，在这里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历史在进步，但此种意义上的科学进步显然具有较强的辉格解释学色彩。当然在这里最不容否认的是工匠技艺和生产本身的服务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目的和功用，有助于人们战胜自然、战胜各种灾害和疾病，使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这是生产技艺最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些知识也进入到了现代科学的范畴之内。
参考文献：
古代自然科学的特点篇10
关键词：安代舞功能演变发展趋势
1.引言
蒙古族生活在我国的北部地区，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蒙古族又被称为是“马背上的民族”。和我国其他的少数民族一样，他们拥有自己的生活习俗，又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而蒙古民间舞蹈也具有独特的风格，其动作豪情奔放，充分体现了蒙古人民豪放、爽朗、热情的性格，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下，不断促进了自己所特有的蒙古民间文化。安代舞是一种流传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一种原生态舞蹈，它是一门具有浓厚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充分体现蒙古族人民朴实感情和粗犷豪迈气魄的，集歌舞、乐曲为一体的综合性民族民间艺术。现已被列为部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2.安代舞的起源
安代舞起源于内蒙古库伦旗。传统的安代舞从艺术角度看，是一种以唱为主，舞蹈动作为辅的一种民间歌舞形式，通常在重大节庆进行，一人领唱众人应和，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少共同载歌载舞，场面庞大而又祥和。安代舞融合了蒙古族强烈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节奏轻松愉快，动作简单易学，唱词随编随唱，不失优美、豪放和抒情，富于极其深厚感染力。无论男女老少皆可入场欢跳，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只要随其音乐节奏甩巾踏步，与领唱歌手的节拍相应和即可。
3.安代舞的特征
3.1时代特征
安代舞作为蒙古族舞蹈的活化石，发源于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据考证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传统的安代舞是在科尔沁古老婚俗基础上生成的，是为治疗女性婚姻不幸病而举办的仪式。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用安代舞来消灾治病的意义渐渐消退，如今越加突出的是人们以歌舞达到自娱的功能，其内容不断充实，形式更加多样，技艺不断完善，最终使安代逐步发展为自由地表现思想感情和生活的自娱性集体歌舞即安代舞。
3.2民族传统文化特征
安代舞随着时代的潮流发展至今，已不仅是单纯的歌舞艺术，它充分融合了蒙古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充分体现了蒙古人民豪放、爽朗、热情的性格。安展至今，留下了尽几十种传说，包含了安源地的社会、自然、心理、生理等重要元素，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灿烂历史文化现象。
3.3艺术特征
3.3.1乐曲特征
安代舞作为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曲种繁多，音乐节奏多种多样，他的曲调进行既有流畅动听的民歌特点，又有适合动作的舞蹈特点，节拍规整，节奏鲜明而强烈，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整段音乐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引人入胜。安代的音乐在调式、曲式、节拍、节奏、旋律进行等方面都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从音乐的角度来说，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安代的起势，音乐的速度较为缓慢，情绪较为平静，为准备阶段；第二部分是安代的高潮，音乐的曲调变幻无穷，速度逐渐加快，节奏不断紧凑，情绪越发高涨，直至高潮的形成；第三部分是送安代，音乐又回到了第一部分较为平静的情调上去，速度较为徐缓自由。
3.3.2舞蹈特征
安代舞的舞蹈动作特征既体现了蒙古族豪放、粗犷的一面，又有优美、舒缓的一面，它的舞步连贯有力，体现了安代舞的动感，前后旁移步的舞动加之前后悠臂、甩巾、绕巾、翻腕手型，整个舞蹈优美而又抒情。而安代舞最具魅力的特征就是大部分的舞蹈动作都是顺拐式的，安代舞得顺拐动作是区别于其它舞蹈最显著的不同点，在观赏安代舞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正是安代艺术的精髓，也正是它赋予了安代舞补课缺少的精神元素，充分体现了蒙古人民的无拘无束。
3.3.3唱词特征
安代舞词曲的精华部分是歌手和群众即兴创作出来的，所以它的唱词是相当丰富的，它因时、因事、因地、因人而异，触景生情，随创随唱，充分体现了蒙古人民随性的生活方式。传统的安代舞唱词在艺术性上所达到的境界，比思想性还高，而且蒙古族诗歌在韵律上也有独特的要求，如严格要求押头韵、尾韵，每行的重音数目基本相等。作为安代舞的唱词想象力极为丰富、极富浪漫色彩，尤其是夸张、大胆、生动，极富感染力。
4.安代舞的继承与发展
4.1安代舞进入学校
学校是传播知识和文化的最佳场所。安代舞作为蒙古族舞蹈的活化石，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安代舞的动作既有幅度较大的跳跃、奔跑，又有幅度较小的甩巾、滑步等，动作简洁明快，气氛和谐而热烈，能够培养学生热情豪放的蒙古族个性品质，可以首先让安代舞作为介绍性课程进入学校，让新一代的社会栋梁更加了解安代舞，并对其进行继承和发展，而在高校则可以设立安代舞教学课程，加大安代舞人才的培养力度，为安代舞的传承提供必要的人才保障。
4.2创立安代舞协会
充分借鉴健美操、拉丁舞、恰恰等舞蹈的发展思路，在社会上、高校中创立各级安代舞协会，积极发展会员，充分吸纳社会各级各类人员参与，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安代舞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从而进一步推动整个项目的发展。此外，定期举行安代舞教练员、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只有逐渐完善管理体制，加大对安代舞人才的培养力度，才能保证安代舞能健康有序的传承与发展。
4.3组织安代舞表演和比赛
纵观国内举办的一些选秀节目和舞蹈比赛，可知人们对舞蹈的爱好和参与热情是很高的。而公开性的举办安代舞的表演和比赛不仅能向社会充分展示安代舞的魅力，还能让人们参与到这项运动之中，在舞蹈中体会安代舞给人们带来的快乐。
4.4培养安代舞的继承人
安代舞是蒙古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传承下来的，是我国少数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情感表现方式，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像世界一种展示。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安代舞在短时间不被埋没，但如果没有大众参与，久而久之，它还是会随着时间而消声觅迹，所以对于安代舞继承人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让人们充分的加入到这项运动当中，才能保证安代舞可以永远的传承下去。（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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