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概念篇1
在法学领域，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法律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规范性是法律概念的重要特征，或者说，法律概念就是法律规范。但是，任何法律概念或法律规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整个法律秩序之一部分。“通常只有了解法律规范在规范群（normengruppe）法典、部分领域（teilgebiet、劳动法、社会法、税法）或者整个法律秩序中的地位，才能对规范内容进行切合实际的理解。”（魏德士，2003）329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就是这样的法律“规范群”或法律概念群。从概念群的角度探讨财政问题与中国宪法问题的内在联系及其实践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1．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
目前学术界有关财政的定义大体一致，一般认为，财政系指国家、地方公共团体这种经济团体，为维持其存立、达成其目的，取得、使用、管理必要的财货之各种活动的总称。广义上，财政被用以指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二者，但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主要是就前者加以规定（阿部照哉等2006）。或者说，财政是凭借国家的权力为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而进行的筹措、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资金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其职能是组织财税收入，拨付财政支出，进行财政监督（刘隆亨，2004）。
各国宪法文本上对“财政”的规定并不是范围一致，用语一致，有的国家的宪法是用专章规定“财政”并直接用“财政”作章标题，如属英美法系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对财政活动的法律规定都列入了宪法的范围并确定下来：1959年的印度尼西亚宪法的第八章、1957年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的第七章、1966年新加坡宪法第五篇；有的国家的宪法是在具体条款中规定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内容，采用预算、决算、税收、国库、拨款等用语。而在独联体12个国家中，将“财政”用专章写进宪法文本的有4个国家，即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章：财政与信贷）、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第七篇：白俄罗斯共和国的财政信贷体制）、摩尔多瓦共和国宪法（第五篇：国家经济与公共财政）、格鲁吉亚共和国宪法（第六章：国家财政与监督）。其余8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虽未专章规定“财政”，但大都将“财政”、“预算”、“税收”等概念放到各相关条款中加以具体规定(注：只有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宪法文本中没有“财政”一词。)（任允正等，2001）。
2.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法律文本上的概念是法律规范，宪法文本上的概念就是宪法规范。同理，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是宪法规范，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就是宪法规范群，具体地说，就是“财政”规范群。
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一般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基础概念（财政），二是基本概念（预算、税收），三是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其中，基础概念（财政）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在“财政”概念群中的基础地位。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一般比基础概念要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对于基础概念（财政）的从属地位和次级地位。至于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等），在宪法文本上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能这个出现另一个不出现，即使出现，次数也很少。这就使得非基本概念在宪法文本中，相对于基础概念（财政）和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处于更加从属和次级的地位。据此，笔者认为，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主要应由基础概念和基本概念构成，即一般由财政、预算和税收这三个概念构成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主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3.财政概念群的特征
（1）群体性。如果说，宪法文本上的概念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那么，宪法文本上的所有概念和规范就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性。而宪法文本上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若干紧密相关的概念和规范，相对于宪法文本上所有概念和规范的系统，就只带有群体性的特征，具有群体性。
（2）相似性。“财政”概念群既然称为“群”，那么“群”又有什么特征呢？在《辞源》（下册，第2499页）里，“群”有禽兽聚合；人群，朋辈；种类；合群；犹诸、众等5种涵义。其中一个涵义就是种类。而“类”在《辞源》（下册，第3999页）里则有种类；相似；善；法式，榜样等8种涵义。而相似就是其中的一个涵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概念群里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概念都具有相似性，如：“财政支出”与“财政预算支出”、“财政收入”与“财税收入”等。
（3）层次性。“财政”概念群的若干概念既有群体性、相似性，又具有层次性。如“财政”概念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是最高的层次，“预算”和“税收”概念则为第二层次的基本概念，而“国债、货币、赤字、国库”等就属于非基本概念的第三层次。“财政”概念可以涵盖基础概念、基本概念和非基本概念三个层面。低一层次的概念则不能涵盖高一层次的概念。如“税收”这一基本概念只是“财政”这一基础概念的其中一个方面（财政收入），而不能包括另一个方面（财政支出）。更不能将“税收”概念与“财政”概念相提并论。
（4）互补性。在“财政”概念群中，互补性也是它们的特征之一。如“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财政预算”与“财政决算”、“财政收入预算”和“财政支出预算”等。
（5）整合性。整合性是“财政”概念群最基本的特征。所谓整合，就是“通过整顿、协调重新组合”（见《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737页）。而作为财政概念群的整合，就是将具有相似性、层次性、互补性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宪法文本上的规范加以整顿协调，重新组合为“概念群”之后，其价值功能将比整合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概念更能反映宪法文本对财政问题的整体把握，更有助于人们对宪法文本上财政问题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因为，“在适用某个具体规范时，应当承认该规范在表达上的局限性和非完整性”。“只有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和谐的解释后，法律适用才是有意义的。”（魏德士，2003）71
4.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整合
整合，既是财政概念群的特征之一，更是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所在。因为与群体性、相似性、互补性和层次性相比，整合性更能聚焦、放大和升华概念群在经过整顿、协调与重新组合之后的规范、价值、秩序、效力和功能。
（1）规范整合。概念群就是规范群。概念群的整合性，就是规范群的整合性。因此，概念群的整合首先就是规范的整合。“具体规范建立在规范整体”的“统一调整方案的基础之上”(魏德士，2003)329。
（2）价值整合。“法律规范包含了实现法律秩序应当实现的价值导向”（魏德士，2003）68。因此，规范整合已经蕴涵了价值整合。但规范整合并不等于价值整合。“规范和价值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所指向的行动一个是义务性的，一个是目的性的；其次在于它们的有效性主张的编码一个是二元的，一个是逐级的；第三在于它们的约束力一个是绝对的，一个是相对的；第四在于它们各自内部的连贯性所必须满足的标准是各不相同的。”（哈贝马斯，2003）316“在论证性语境中，规范和价值起着不同的论辩逻辑作用。”（哈贝马斯，2003）317
（3）秩序整合。规范整合与价值整合表现为秩序整合或法律秩序整合。“法律秩序应该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序的规范结构。”（魏德士，2003）329但这一“有序的规范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孤立的个别规范的堆积，而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整合而成。正因为如此，“联邦宪法法院将整个法律秩序理解为一个层次分明的价值判断的内部体系、一个受到各方面约束的法律价值标准的层级秩序。位于该层级顶点的是宪法基本判断。”（魏德士，2003）31
（4）社会整合。如果说规范整合、价值整合与秩序整合还是停留于文本体系或制度层面，那么，社会整合则是上述三种整合与现实社会的结合，是将上述三种整合运用于社会现实生活，是宪法文本概念群在现实中的行动表现，是宪法文本的实施，是宪法文本上的概念群由逻辑向现实的转化。如果说，上述整合只是一种可能性，社会整合就是一种现实性。可能不等于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整合，只有在具有规范有效性的规则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哈贝马斯，2003）35“现代社会不仅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进行社会性整合，而且通过市场和以行政方式运用的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哈贝马斯，2003）48“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而实现的社会整合要完全取决于交往行动自身。”（哈贝马斯，2003）44
二、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1.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
“财政”概念是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财政”概念群的基础概念。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即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一词8次出现，其分布大致在5个方面：一是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名称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七十条第一款）；二是在规定国务院审计监督权时2次出现“财政”一词（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三是在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权限时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四是在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时3次使用了“财政”一词（第一百一十七条）；五是在强调国家对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权方面要有所帮助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对“财政”一词在1982年宪法文本5个条款中的8次出现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5处可概括为5种权力，即人大的监督权（监督政府）、国务院的审计监督权（审计监督地方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管理权（审查批准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发展计划和执行情况）、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
这5种权力再加以分类，就是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其中，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与地方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权之间，则属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
可见，在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的基本涵义是分权，既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
2．中国宪法文本上的“预算”概念
在宪法文本的“财政”概念群中，如果说“财政”一词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那么“预算”一词就是概念群的核心概念。这是因为，财政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实现权力机关批准的财政收支计划。换句话说，预算就是财政预算，财政预算包括财政收入的预算和财政支出的预算。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都离不开预算。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预算就没有财政。
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预算”概念共出现4处5次：一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使用了“预算”2次（第六十二条第十款）；二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中出现1次（第六十七条第五款）；三是在国务院职权中出现1次（第八十九条第五款）；四是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们政府职权中出现1次（第九十九条第二款）。
从宪政国家的视角而言，审议与通过预算法案曾经是代议机关的唯一职能。而在代议制民主发展日趋完善的今天，审查和通过政府预算法案仍然是代议机关监督、控制政府的主要途径，是建立与巩固责任制政府，实施宪政的关键。但是，这并不是“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全部涵义。实际上，从现代国家的宪政功能、宪政机制和宪政改革趋势来看，“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涵义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功能，财政预算是保证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经济前提（保权宪政功能）。财政预算的“保权”宪政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满足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需要。因为财政预算是政府向社会征取资财的合法依据，当然也就是其全部权力活动的经济前提。其二，财政预算也确保了政府在政治领域内的合法性权威地位。因为代议机关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的行为本质上是一个由代议机关代表民意行使的立法行为，它向社会表明了民选代表与人民政府的信任与政治支持，是政府取得社会民众的合法性认同的宪政功能。
第二，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机制，财政预算是控制国家权力的重要途径（控权宪政机制）。财政预算的“控权”宪政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财政预算可以通过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节制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从而截断了政府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其二，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法案是代议机关威慑政府的一种有力手段。代议机关一旦全面控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就牢牢扼住了政府的“经济命脉”，进而取得对于政府的全面支配地位。
第三，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宗旨，财政预算是保障公民（纳税人）应有权利的重要内容（维权宪政宗旨）。其一，国家在预算财政收入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税收政策，而应该实行预算民主，让纳税人在税收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有发言权。其二，国家在预算财政支出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支出政策，要在支出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实现预算民主，确保国家将税收用于生产纳税人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纳税人应有的权利。
3.中国宪法文本上的“纳税”概念
“纳税”（“税收”、“租税”或“赋税”等）概念则是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在日本宪法学家卢部信喜看来，“立宪政治乃以国王的课税须得到国民承认这一财政问题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历史，即显示了其重要性。”或者说，“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依照法律或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日本宪法第84条）”。“这是基于租税乃是要求国民直接负担，因此必须征得国民之同意的原则，源自于在英国自古便常被论及的‘无代表则无课税’的政治原理。”“这里所说的‘租税’，是指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基于其课税权，为了充作其使用经费，强制征收的金钱给付之行为。”（卢部信喜等，2006）其核心是：国家的征税权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其民意代表的机构是议会即代议机关。这就是税收问题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是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这就是“立宪视角下的税收”、“财税宪法”、“财税立宪”或“税收法治”。
中国宪法文本中的“纳税”概念与上述涵义相比较，有所区别。在整个1982年宪法文本中，仅出现“纳税”概念1处1次，即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按照蔡定剑（2004）对此条的解说，“税收是国家之基本，公民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创建自己的政府为了公共福利。而公民为此承担的代价和第一义务就是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宪法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是可以理解的。”关于“纳税的义务”，蔡认为，“纳税是指纳税义务人按照法律规定，向税收部门缴纳税款。纳税作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它有如下特点：第一，具有强制性，即纳税人须履行纳税义务，否则，要受到法律制裁。第二，具有无偿性，即税收是国家单方面向纳税人征收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不需返还，纳税人也无权要求返还。第三，具有固定性，即纳税人和税率都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我国刑法和有关税收法律对公民偷税抗税逃避税收义务的行为作了处罚的规定，严重的偷税犯罪行为将受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制裁，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处以3年到7年有期徒刑的制裁。”
然而，通观条款全文和蔡定剑对此条款的精解，在“纳税”一词的相关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公民的义务，而看不到公民的权利，更看不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看到的只是国家的权力，而看不到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既然没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又没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那么，这样的条款，实际上与“国家的税收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这一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或普世性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它也同样背离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一宪法宗旨。也说明我国宪法文本中有关税收的条款亟需改革完善，与世界接轨，尽快融入世界宪法国际性的潮流。这是大势所趋。
三、中国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意义
如前所述，作为规范和价值的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意义，也就是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整合，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社会的解读，二是对现实社会的指导。在本文中，笔者仅以“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注：所谓乡村债务，严格说来，应该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国的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和社会团体，以及政府之间发生的债务（朱钢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84页）。据农业部调查统计，1998年全国乡村债务共计325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298万元，每个村20万元（宋洪远等，2004）；另据财政部财科所研究推算，2004年全国乡村债务总额在6000亿元（财政部财科所，2004）。沉重的乡村债务，不仅瓦解着中国的乡村经济，恶化着政府和村级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威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影响着中国农村政治的变化，也严重地干扰着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化解乡村债务，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重要话题。近年来，尽管人们从政策、体制、政府、市场、法治等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乡村债务进行过各种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但是，“研究和讨论的最终结果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仍然是局部和针对个案的政策建议，缺少一个更加宏观，即包括金融、财政、税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法律框架等在内的一揽子改革与政策建议方案。”因为“乡村债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单一的政策和方案不能根本解决负债问题。”而必须“要以更高的视角，以综合性的诊治来寻找解决乡村债务的良药。”（朱钢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207页）)这一现实问题的整合为例。它表现为：一是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二是“财政”概念群在乡村债务化解中的意义。
1.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
笔者认为，从宪政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是解决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但宪政离不开宪法，宪法又立足于文本。因此，用宪政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首先必须用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来解读乡村债务的形成原因。这个形成原因，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从人大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失效；从乡村政府和组织与农民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的“税”“费”征缴失范。
（1）财政分权失衡。宪政的核心在于分权与制衡，其对财政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纵向财政分权和横向财政分权。纵向财政分权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财权划分。1984至1994年间，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实行财政分级包干制度。而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分税制。分税就是分权。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分权模式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从财政分权的内容上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明显不对称，对地方的财力剥夺过于严重，造成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无力负担基本的公共开支，尤其是广大乡村政府和组织更是举步维艰。乡镇财政极度危机，乡村债务极为沉重。其次，从财政分权的程序上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规范的博弈。财政分权的内容没有通过立法程序，而是由中央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财政分权失衡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首要原因。
（2）预算监督失效。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从纵向来说，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但从横向来看，却是人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监督的失效。财政预算监督就是横向财政分权。横向财政分权的核心，是财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配，具体到目前的中国而言，主要是预算监督的落实问题，即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财政权的监督和制约。
在我国，从1954年至今的4部宪法都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批权。199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预算法》，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的是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制度的失效甚至缺失。其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政府预算过程中存在预算内容不全，预算编制时间短且编制粗放，预算无详尽的分类分项计划，预算对政府的行为缺乏约束力，预算内容和预算过程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二是预算年度起讫时间的断档影响了预算案的严肃性(注：根据《预算法》，我国预算年度从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它与我国权力机关审批预算的时间无法衔接。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每年的3月召开，地方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开完全国人大会后的4－5月份才召开，因此在预算年度开始的3～5个月，政府所执行的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预算。)；三是人大的预算权内容不详；四是人大缺乏审议年度预算报告的能力（主要是代表专业能力不足，审议流于形式；专门机构的工作不力）；五是决算制度不健全（朱孔武，2006）。由于上述原因，加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横向财政分权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刘文华，2002），立法机关对财政预算监督实际上长期处于监督无力，监督失效，甚至监督缺失的状态，各级行政机关（政府）的财政权力得不到有力的制约，现实中的财政秩序极为混乱，财政危机不可避免，大量乡村债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与财政分权相联系的预算监督失效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根本原因。
（3）“税”“费”征缴失范。如果说财政分权（包括中央与地方的纵向财政分权和人大与政府的横向财政分权）失衡、失效是导致乡村债务的根本原因，那么，在财政分权失衡、失效的既定前提下，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税费的征缴失范，则是乡村债务形成的直接原因。
自古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在与中央政府的纵向分配博弈中处于劣势，为了生存，地方政府就只能另想办法。有限的制度内税收对于人员不断膨胀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地方政府（这里说的地方政府是县乡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在制度内财政危机、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一般会充分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在制度外寻求财力支持就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这就是税外收费。农村社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三乱”现象即由此开始泛滥。当税外收费仍然不能满足乡村财政支出的需求而乡村财政危机本身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时，乡村举债现象便开始大规模、长时期、不可遏制地持续蔓延开来。
2．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化解
“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的解读是“财政”概念群整合乡村债务这一社会现实的重要意义之一，但绝非根本意义，其根本意义则是对乡村债务的化解，这也是宪法文本中的“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这一现实问题最重要的整合。
（1）财政立宪：治理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财政监督是财政民主的表现形式。财政监督或财政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巨额乡村债务的重要原因，弥补或克服财政民主的缺失应该是治理乡村债务的一剂良药。但财政民主的缺失却并非财政民主本身所能解决。因为财政民主、财政立法等都是由财政立宪产生，要真正解决因财政民主缺失造成的乡村债务问题，只能求助于财政民主的宪法依据——财政立宪。
何为财政立宪？在美国著名财政宪法学家布坎南看来，第一，要从立宪的角度说明什么样的财政体制是合理的；第二，税制是国家财政制度的核心问题；第三，以宪法的形式坚持预算平衡的原则；第四，对税收的支出要给予限制；第五，货币供给要在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按规则确定而不是随意决定（忻林，2000）。
财政立宪主义产生于和我国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当然不能照搬到中国来。但这一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根据国情借鉴这一有益思想，构建以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坚持财政立宪，以从根本上治理乡村财政危机和乡村债务。一是坚持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代议制机构的作用，加强对国家财政权主要是财政预算权的控制和监督。二是坚持“有限政府”，要求政府转化职能。“有限政府”是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财政领域，“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财政职能有限（主要是公共服务）、政府的财政权能有限（以人民即纳税人的授权为条件）、政府的财政行为有限（征税等财政行为应该受法律的限制）。三是坚持“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原则，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在规范性博弈的基础上合理的财权划分。
（2）预算民主：破解乡村债务的深层成因。预算民主也是财政民主的一种表述方式，但它比财政民主的表述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何为预算民主？“预算民主就是指建立这样的一种预算制度，在该制度下，政府的收支行为都是置于人民及其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的。这种预算制度将从外部对政府预算进行政治控制，使得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公共责任。”（马骏，2005）55如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镇）政府的财政权力（村级组织为财务权）能够切实地得到本级人大（村级组织则由村民大会进行财务监督）严格的财政预算监督，就可能避免1994年分税制以来全国农村巨额乡村债务现象的普遍产生，还可以防止往后类似乡村债务的财政危机现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变相出现。
（3）税收法定：走出乡村债务的价值理念。税收是国家财政的命脉。税收法定是财政法定的另一种表述，只是税收法定比财政法定更具体，是财政法定的一个方面。
税费问题曾经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中心，沉重的税费问题曾经是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形成乡村债务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民税费负担太重。而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政府财政权力的审查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权力中，其核心权力之一就是征税权。在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监督中，首要的就是对作为核心权力之一的征税权的监督。“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在收入方面实现预算民主的最佳途径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政府的税收、收费与债务政策。同时要约束国家在收入汲取方面的权力。”而“一种能够有效地约束国家征税权力的制度就是宪政制度。”（马骏，2005）46正如布伦南等（2000）所指出的，“对统治者的控制，一直是通过对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的。”对征税权的约束，关键是制度约束，而制度约束的核心是法律制度的约束，即税收法定（包括宪法、法律、法规等）。只要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审查监督严格坚持税收法定的价值理念，各级政府机关与政府官员也自觉地用税收法定的价值观念来转变政府职能，用好财政权，广大农民群众也坚持运用税收法定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念，那么，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一定能够从乡村债务的巨大困难和障碍中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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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概念篇2
关键词：村级治理；乡政村治；复合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3―0021―04
一、中国现阶段农村村级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1.村级治理的概念
治理概念源于西方，是一个处于不断丰富与完善中的概念，其内涵包括多元参与与互动集成、权责相宜与分权制衡、分工合作与互促协调、多元适应与要素回应等关键要义，并由此而形成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不同理论。“治”是一种组织化的要求，“理”则是一种程序化、秩序化的规范。关于村级治理，学术界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村级治理即“村治”。张厚安认为，村治是指乡镇以下农村的村级治理，治理结构是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的行为属于群众性自治行为。第二，指村庄政治。贺雪峰、肖唐镖认为，村治即村庄政治，是指村庄公共权力对辖区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调控。徐勇等人认为，村级治理就是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作，对村域社会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从而达到一定治理目标的政治活动。第三，指村民自治。郭正林在分析乡村治理的影响因素时认为，村级治理的概念主要是指村民自治，而村治概念难以反映村庄治理行为及其制度的复杂结构，可以用“村政”概念代之。本文所使用的“村级治理”概念意指党和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其他社会组织或社会力量通过多种形式管理村级事务、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及其机制。与管理的概念相比，治理一词更强调村民自治组织、党政系统、其他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和管理方式对村级事务的共同参与。与管理强调主体、客体所不同的是，治理更加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近几年来，在一些地区出现的村级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已体现出了这一趋向。
2.中国现阶段农村村级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分析
1980年以后，中国农村的村级治理形成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乡政”是指乡级机构的功能运转，主要体现在乡级政府的职能上，即在乡级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等方面，突出一个“政”字。“村治”是指村级组织对村域、社区事务在自治基础上的具体管理，以“自治权”为核心。乡级行政管理与村级自治管理的目标一致，手段不同，从而形成一种整体一致、局部独立、互促互补的关系。这种“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党组织（党支部、党总支、党委）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共产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理国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总体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村民自治的主要法律依据，也清楚规定了在村级治理中，各种村级自治组织必须在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下依照章程开展活动。在中央、省、县、乡四级政权体制设置中，乡镇作为基层政权，同样要在党委的核心领导下开展工作。因此，不论是“乡政”还是“村治”，均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这是中国当前村级治理中最为显著的特征。
（2）“乡政”的指导与主导地位。所谓指导，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的“乡政”与“村治”之间的指导关系和其他法律关系，乡镇人民政府对村级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仅有指导权而无领导权，村民委员会应该接受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所谓主导，就是从乡镇这一行政区域的概念出发，把各个行政村作为乡镇组成的基本单元，按照行政法规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有权、有责在所辖区域依法行政，贯彻落实法律赋予的管理职权。由此，每个村就成为乡镇人民政府的依法行政对象，作为村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担当“村的代表”的角色，往往被视为乡镇人民政府的“管理对象”，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乡级管理。这正是当代中国村级治理“乡政村治”模式的一个特色。
（3）“村治”的独立性与民主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制定的村级治理的基本法律，其中规定了村民自治的独特地位及其与各种治理、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村民自治法定的独立性。同时，村民自治作为当代中国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从制度设计的目标分析，对民主的追求是核心和要义，通过基层民主的充分发挥，汇集民智，实现村民自我治理的预期目标。这种目标的实现，在实践中尚需长时间的努力，需要多种治理要素共同参与。这体现了村民自治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中的基础性特征。
（4）法治与人治的博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详细规定了村民自治程序，使村民自治活动有法可依。但在中国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村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淡薄，不能很好地认知自己的法律地位，更不会运用自己的民利，从而为能人、精英治村留下广阔的空间。村民往往期望富于牺牲、为民办事的能人、精英来治理村庄，带领大家脱贫致富。这样，就出现了在表面“法治”的体制下农村“人治”现象的普遍存在。在村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主法治意识日益加强的过程中，“法治”与“人治”的博弈不可避免。
（5）法律的滞后性与实践的超前性并存。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有其稳定性，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也使得法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就目前而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在不同地区的实践中呈现不同的状况。如有的地方村民可能会因“一条烟”出卖自己的民利，而有的地方则形成“组织化”参与的格局。一些地方因土地流转、农民进城、新型社区建设、城乡一体化构建、集体企业集团化改造、集体公有一体化运营、村级城市化探索等实践活动，使得村民自治制度更凸显其滞后性特征。实践的超前性要求法律制度的持续跟进，以维护改革中那些富有治理成效的创新成果。
二、中国现阶段农村村级治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当代农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框架下的村民自治，虽然明确了党组织的职能和定位，但是缺乏党组织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的保障配套措施以及作用发挥不到位的惩戒机制，因此，党“领导、保障、支持村民委员会依法、循规开展自治活动”的职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2.“乡政”与“村治”面临困扰
从乡镇政府与村庄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政”与“村治”之间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非领导关系。另一方面，行政法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对本辖区治理单元按照行政首长负责制进行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由此，乡镇人民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难以落实到作为乡镇辖区组成部分的村级自治组织身上。这种体制、机制上的冲突与矛盾使得“乡政”遭遇尴尬。从“村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被村民大会选出之后，代表村民管理村务，村民委员会干部代表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由于农民主体意识、自主观念淡薄，往往“不在乎”甚至“放弃”自己的民利，导致很多村庄的管理慢慢由表面的“村治”演化为实际上的“村干部治”，形成管理的严重错位。由此，违反村民自治现象屡屡出现，且因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措施，违反自治法律制度的行为无法得到适时适度约束，从而造成治理要素缺失，制度设计的治理目标难以实现。
3.民间组织发展缓慢
在村级治理要素中，民间组织是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常关键的第三方力量，对党组织的领导、“乡政”与“村治”等治理要素的不足起到重要的补充修复和调剂作用。当前，农村民间组织发展较快，但那些组织化程度高、规模大、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并且能为农村提供全方位、多途径优质公共服务产品的民间组织成长缓慢。由于农村生产力水平、市场观念、传统惯性、法治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国民间组织尚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也担当不起救济的责任。
4.村级“财政”虚弱，无力支撑治理成本
由于农村长期受“二元结构”的影响，从基础设施、人才状况到基本保障，与城镇差距很大。“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农村产业布局的统一设置、公共资源的管理制度、收入渠道的硬性规范、分成政策的刚性约束等，使得村级“财政”很难有一个好的收入。这样，村干部待遇仅靠“微不足道”的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予以解决。这部分资金数额低，并且在一些地方还难以做到按时发放。因此，村级“财政”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为村民办实事、好事以及那些需要花钱的事，形成有人干事、无钱办事、无力治事的职能缺位的局面。
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创新：复合式治理
从目前中国村民自治所面临的问题可以看出，单纯的自治难以有效解决当前的问题，至少在目前，村民自治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全力支持。在民主化进程中，不能简单地将国家力量和政府行为视为消极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会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长期延续下来的具有发达的国家组织系统的国家来说，民主化进程应该充分利用国家力量和政府行为。①村民自治是一种好制度，但是目前完全自治的社会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当前比较理想的选择是实行复合治理理论②指导下的村民自治，即建构复合治理模式，充分发挥社会多元力量、多种治理要素的作用，特别是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政府在多方面的引导作用。当然，党组织和政府的努力方向是为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做准备。建构村级复合治理模式，必须从实现有效治理所需要的主要方面入手。
1.明晰乡村责权关系，发挥“乡政”、“村治”两个主体作用
根据复合治理理论的要求，在治理过程中，要发挥乡镇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两个主体作用，政府不再是全能政府，而是有限政府。政府要集中力量“掌舵”，而不是划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村级自治组织也不是“全治”组织，而是“有限的”自治组织。
（1）强化“乡政”职能。一是依法强化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作用。这种指导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工作指导关系，特别是在村级自治还不完全具备要素条件的时候，这种指导更具有指引性、纠偏性、实效性、补充性和规范性。二是强化对行政辖区依法行政的职能。切实承担起管理社会的责任，最大限度地为农民获得公共服务提供保障。三是强化机构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增强其依法办事和社会管理创新能力以及综合运用多种要素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四是强化“保障”能力。为村民自治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提供经费保证和办事所需。五是强化服务、营造环境。对未来民主化村级治理构成挑战和障碍的主要因素，不在乡村关系中村的方面，而在乡镇政府本身，乡镇政府要为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创造宽松的环境。③
（2）夯实“村治”基础。一是夯实“村治”的法律基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依法治村，坚持用法与修法并重，运用与救济并重，不断补充完善法律内容，开辟现行法律缺陷的救济渠道，为“村治”提供法律保证。二是完善“村治”运转规程。村民委员会要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保障“村治”健康运行。三是维护村民合法权益。依法保护村民利益，教育村民知法、守法、依法办事。四是重视道德文化建设。强化社会文明教化，引导树立农村文明新风。五是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广开农民创收渠道，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六是加强民间群众性互助组织以及中介组织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新型农村社区，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和生存条件。
2.明确村级“党”、“政”定位，激发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两个核心要素的积极性
复合治理要求，村级党组织和自治组织是村级治理中的两大核心要素，权重份额很大，发挥两大核心要素的积极性，直接关乎治理的良好成效。
（1）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一是深刻认识村级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意义，自觉坚持和维护党对村级治理的领导，把宪法和法律赋予村级党组织的职能发挥到位，补充和完善相关规制与法律政策，保障党组织在村级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发挥其在“村治”中的领导、引导、保证、统揽作用，把党组织的要求和农民的意愿在“村治”的过程中有机统一起来。二是深入思考基层党组织在发挥职能作用中存在的困难，切实解决体制、机制、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为村级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创造条件，提供支撑。三是清醒把握村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运转现状，特别是不能完全适应村民自治情况下依法行使领导职能的状况，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升党员干部能力、素质和水平，帮扶贫困落后党员，选好配强党组织负责人，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健全党内规章制度，严格党的各项纪律，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四是勇于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在村级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创新方式方法，大胆探索、尝试，持续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五是培育“双培双带双强”（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村党支部书记自己致富能力强，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能力强）的村级党员干部队伍，创新村级干部任职管理，开展“帮带、帮建、帮助”（好的村级党组织结对帮助带动差的村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和部门对口住村帮助村级党组织建设，企业联村捐助村级建设）活动，探索异地任职办法，妥善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责、权、利相一致的村级干部待遇，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留住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发挥人才投身党的伟大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示范带头作用，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2）依法自治，发挥村民委员会的作用。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中的最高权力形式，村民委员会是村民会议的执行机构，在法理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现实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完善村规民约等群众性自治规章，健全村级事务管理制度，化解村民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纠纷，承担起依法自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风文明、生态良好五重责任，负责把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五大任务，想明白、讲明白、干明白，使之变成村民的福祉和实惠。
3.提升农民主体意识，培养自主、包容两种精神
农民的主体意识不高，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制度设计的预期效果。因此，花大气力、多渠道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1）改善农民生存状况，提振农民的自信心和主体意识。中国长期的“二元结构”，客观上造成了城乡差距以及工农收入及生存状况的较大差异。较低的经济收入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信心，当家作主的主体意识受到冲击，从而最终导致村级治理的制度设计不能很好发挥作用。所以，要努力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存状况，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刺激农民向更高的需求层次迈进。要逐步培育农民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公共意识，避免农民为了一条烟、一瓶酒而出卖自己民利的现象，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管理，承担村务管理义务，维护村民自治秩序，推动村级治理真正走入复合治理的轨道，并有效发挥村民主体要素作用，促进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效。
（2）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培养农民的包容精神。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要加强宣传舆论引导和网络文化宣传，积极开展社会教化活动，通过各种方式把社会主旋律、主基调、主方向、主流价值观、主要规范标准深入到农民心中，可以用农民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寓教于乐，在教育、教化中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道德情操、素质技能和宽厚包容的社会心态以及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
（3）强化制度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健全完善维护农民各项权益的法规政策，保障农民在村级治理过程中的各项权利。
4.扶持发展民间组织，拓展市场、第三方参与两大救济通道
这里所指的民间组织，是指依法由社会个人发起并成立的政府组织以外的各种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往往定位于某一服务领域，开展针对性的义务服务或有偿服务，完成党组织、政府组织不能完成的任务。民间组织相对于党组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而言是第三方服务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律引领着资金和消费按照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运转，有限政府的有限性给市场让渡出一定的服务空间，由此第三方服务就应运而生，并且发挥着重要的调节和社会作用。这些作用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驱动下自发完成的，并且作为复合治理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发挥着四个方面的功用。
（1）补台上位。当政府或政府性组织不能提供公共服务时，民间组织及时补台上位，有效弥补主渠道功能缺失。
（2）竞争提升。当民间组织的服务产品与政府性组织提供的服务产品相同，就存在竞争择优，这样，民间组织就会监督政府的运作和服务的质量，也有效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和水平，达到共同提高的效果。
（3）盘活流通。民间组织的灵活性和自主性特点，使其便于融合社会资本，把农民由单个经济人转化为组织经济人，从而在村级治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样，通过资本的流通，整合公共服务产品和流通，进而盘活社会流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参与村级治理的格局。
（4）减低风险成本。从政府来看，每项治理措施的实施都有一定的风险成本。如果可以通过市场让第三方服务组织做起来的事情，就交给市场来做，这样无疑会大大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而第三方组织也会紧紧抓住市场需求提供优质服务产品，以换取合法报酬，由此，不仅带动了就业，也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
注释
①徐勇：《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动性：对四川达州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调查与思考》，《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②复合治理理论是指多种要素按照不同权重和定位，共同参与治理过程并扮演不同角色，有机弥补单一要素的不足而达到预期治理效果的思维方式与实践设计。③贺雪峰：《民主化进程中的乡村关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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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概念篇3
在法学领域，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法律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规范性是法律概念的重要特征，或者说，法律概念就是法律规范。但是，任何法律概念或法律规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整个法律秩序之一部分。“通常只有了解法律规范在规范群（normengruppe）法典、部分领域（teilgebiet、劳动法、社会法、税法）或者整个法律秩序中的地位，才能对规范内容进行切合实际的理解。”（魏德士，2003）329
（2）价值整合。“法律规范包含了实现法律秩序应当实现的价值导向”（魏德士，2003）68。因此，规范整合已经蕴涵了价值整合。但规范整合并不等于价值整合。“规范和价值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所指向的行动一个是义务性的，一个是目的性的；其次在于它们的有效性主张的编码一个是二元的，一个是逐级的；第三在于它们的约束力一个是绝对的，一个是相对的；第四在于它们各自内部的连贯性所必须满足的标准是各不相同的。www.133229.Com”（哈贝马斯，2003）316“在论证性语境中，规范和价值起着不同的论辩逻辑作用。”（哈贝马斯，2003）317
（3）秩序整合。规范整合与价值整合表现为秩序整合或法律秩序整合。“法律秩序应该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序的规范结构。”（魏德士，2003）329但这一“有序的规范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孤立的个别规范的堆积，而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整合而成。正因为如此，“联邦宪法法院将整个法律秩序理解为一个层次分明的价值判断的内部体系、一个受到各方面约束的法律价值标准的层级秩序。位于该层级顶点的是宪法基本判断。”（魏德士，2003）31
（4）社会整合。如果说规范整合、价值整合与秩序整合还是停留于文本体系或制度层面，那么，社会整合则是上述三种整合与现实社会的结合，是将上述三种整合运用于社会现实生活，是宪法文本概念群在现实中的行动表现，是宪法文本的实施，是宪法文本上的概念群由逻辑向现实的转化。如果说，上述整合只是一种可能性，社会整合就是一种现实性。可能不等于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整合，只有在具有规范有效性的规则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哈贝马斯，2003）35“现代社会不仅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进行社会性整合，而且通过市场和以行政方式运用的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哈贝马斯，2003）48“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而实现的社会整合要完全取决于交往行动自身。”（哈贝马斯，2003）44
二、
自古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在与中央政府的纵向分配博弈中处于劣势，为了生存，地方政府就只能另想办法。有限的制度内税收对于人员不断膨胀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地方政府（这里说的地方政府是县乡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在制度内财政危机、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一般会充分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在制度外寻求财力支持就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这就是税外收费。农村社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三乱”现象即由此开始泛滥。当税外收费仍然不能满足乡村财政支出的需求而乡村财政危机本身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时，乡村举债现象便开始大规模、长时期、不可遏制地持续蔓延开来。
2．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化解
“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的解读是“财政”概念群整合乡村债务这一社会现实的重要意义之一，但绝非根本意义，其根本意义则是对乡村债务的化解，这也是宪法文本中的“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这一现实问题最重要的整合。
（1）财政立宪：治理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财政监督是财政民主的表现形式。财政监督或财政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巨额乡村债务的重要原因，弥补或克服财政民主的缺失应该是治理乡村债务的一剂良药。但财政民主的缺失却并非财政民主本身所能解决。因为财政民主、财政立法等都是由财政立宪产生，要真正解决因财政民主缺失造成的乡村债务问题，只能求助于财政民主的宪法依据——财政立宪。
乡村治理概念篇4
[关键词]农村社区;积极分子;培育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5）12-0077-04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新时期农村建设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程，旨在提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与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物质与文化权益，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和促进全社会和谐。农村社区建设的好坏取决于诸多因素，既有国家层面的制度供给因素，也有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因素，农村社区治理积极分子则是自主性因素中一个重要的主体力量。
一、农村社区与农村积极分子概念界定
农村社区作为社区的一种类型，其自然带有社区的属性。社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社区是指建立在血缘、地缘、情感和自然意志之上的富有人情味和认同感的传统社会生活共同体。”[1]社区在滕尼斯看来，应该是一种具有共同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体内部成员间在认知上具有趋同性，有公共性的价值理念影响社区共同体内的成员。国内学者徐勇等认为：“社区有两种含义;大社区即行政区，其是居民政治生活共同体。小社区即居民自然形成社会生活共同体，也是产生行政区议会的选区。”[2]徐勇主要是根据社区的规模来区分两种社区，一种是在人口、地域面积的量上相对较大，群体内部成员间的差异性可能比较大，在整合认同上比较困难。另一种则更加类似于滕尼斯的概念，规模较小，社区内部彼此之间的认同度比较高。针对农村社区的定义，学术界意见颇多。盖尔平认为：“农村社区是由一个交易中心与其周围散居的农家合成的，要划定一个社区，最好是利用那个交易中心的交易行为所能达到的距离，在其最最远处划下记号，将这些记号连接起来，就形成一个圆圈，圆圈以内就是一个农村社区。”[3]这里的农村社区显然具有市场化的符号，将市场交易点作为一个中心，市场服务半径构成的圆确定为农村社区，社区居民将这个交易市场作为共同活动的点，这个概念具有很强的市场味道。费孝通则将农村社区描述为：“礼治秩序，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及熟人社会，基层社会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4]费老对农村社区的定义是基于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分析，传统农村社会是由熟人网络组成的，村内成员间大多比较熟悉，存在着相关关联的纽带。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社会内部可以自我建构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内部成员认同度高。还有将其定义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农民共同生活、农习、工作和栖息的一个有秩序的空间群落，是由有共同地缘的农村文化、习俗、信仰和价值观念、消费习惯、基本生活设施和经济社会生活所构成的空间。”[5]
项继权认为“一定地域、共同的纽带、社会交往以及认同意识是作为社区或共同体的最基本要素和特征。”[6]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农村社区作为一个复合空间，由有共同地缘的农村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基本生活设施等要素建构，农村社区拥有一定的地域、共同的纽带、社会交往以及认同意识。农村社区类型的划分方法有多种，笔者在本研究中主要是按照农村社区的组建过程和形态来把农村社区分为“一村一社区”、“多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和“集中建社区”。“一村一社区”指的是社区设立的基础的行政村，一个行政村为一个社区，在行政村内设立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用来处理社区基本公共事务和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农村社区与村民委员会在设计上一般是同样的，组成人员基本无变化，变的只是在服务方式与服务内容上。“多村一社区”指的是在多个行政村的基础上，通过结构重组，多村变为一个社区，在一个中心点选择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服务中心接受的对象是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外设于各个行政村，与行政村之间没有直接的上下隶属关系，其主要职能在于服务。“一村多社区”指的是社区是建立在自然村的基础上，一个行政村通常是由多个自然村组成，故在一个行政村内部会存在多个农村社区。在农村社会中，一个“村-社区-农户”的结构便会呈现，这种社区的规模相对较小，社区内部同质性较强，整合起来难度较低。“集中建社区”指的是在新建立起来的居住地建立起社区，这一般是在重新规划的基础上兴建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关于农村积极分子的概念，贺雪峰最早提出此以及相关概念。在笔者看来，农村积极分子应该打破地域局限，包括外部的人士，农村积极分子应是那些主动愿意参与农村社区公共事务，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个体或集体，外延上应包括两个方面即村庄内部和外部的积极分子。在这里，要将农村积极分子与乡村社会精英区分开，相对而言，农村积极分子的外延更加大，其覆盖乡村社会精英。乡村社会精英一般都是乡村社会内部自发形成的，其在拥有资源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并且凭借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来参与公共事务。而农村积极分子主要是带有一种心态或情怀，愿意主动参与到农村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并希望发挥作用。
二、农村社区治理变革中积极分子供需失衡
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综合工程，要取得正面绩效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参与主体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农村积极分子在其中的角色作用更不容忽视。农村积极分子覆盖农村社会的精英力量、乐意于参与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力量，他们在公共事务处理中可以说是主导力量。一般而言，这些积极分子占据着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要职，能够有效地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执行并对全村的集体利益产生深刻影响。故农村积极分子的行为与农村社区的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积极分子的形成与发展在农村社区治理与变革中作用是显然的。但在实际运行中，事务发展的逻辑并不是完全按照制度设计初衷的，农村社会需要积极分子的存在与发挥作用，但由于一些外部制度供给以及乡村社会自身存在的障碍因素，致使农村积极分子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呈现出缺乏的状况：
1.普通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不高。随着国家集体化时期政策的消失，在市场化的影响下，农村社会的个体化现象越发严重。“在这样的个体化社会中，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民已经不存在任何‘公共’或‘集体’的意识了。人们在口头上偶尔提起一两句‘公共’或‘集体’的话语，也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的使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私利”[7]农民在日常行为中，往往更加关注个人得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更加有利于自己的物质及精神利益。对于公共事务或集体利益的事情，他们一般会选择不参与或冷漠参与的态度，认为自己参与也是一种无用功。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农村积极分子的培育，普通村民的参与意识与农村积极分子的形成之间存在着直接引动关系，参与意识越高，积极分子的力量会更加强大，公共事务的处理可能会更加有绩效。相反，当普通农民参与意识不足，积极分子的力量可能会衰减，公共事务的处理可能会呈现出力道不足。
2.基层党组织涣散且力量有限。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基本已经从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中撤离出来，主体功能作用趋于弱化。同时，由于农村社区内部集体性事务的减少，农民往往会各干各的，干的好坏再也不用村集体来进行评定，一切都是与自己的利益相挂钩。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弱化致使群众入党的积极性不高以及竞选村党支部干部的意愿不强，基层群众会认为自己成为党员后获取的物质资源或社会资源太少，与自己的竞选成本及工作事务相比，成为党员的受益则显得不足。至于村支部干部，由于管辖事务缩小，其在村集体内的影响力趋于下降，再加上国家给予这些村党支部干部的待遇不高，导致群众和党员参与竞选村支部干部的积极性并不高。很多群众和党员更加倾向于把自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务农和外出务工上，这样得到的受益更加实在、更加丰厚。
3.农村内部积极分子流动现象严重。现代社会是按照一个流动变化的节奏运行，“用脚投票”现象比较普遍。“脱嵌的个体处于现代化造就的流动社会中，过着流动的生活，生活在永不确定的环境下的、缺乏稳定性的生活，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奋斗的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负责，靠自己而活。”[8]众多农村积极分子虽然有心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愿意在涉及集体利益事情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迫于生活压力，在农村社会本地无法赚到足够的生活成本，必须外出务工，以保障家庭的正常开支。同时，随着民众开放意识的增强，“待在家里做一辈子的老实农民”的理念已经不复存在，普通农民开始倾向于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涌进，希望通过个人努力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这导致农村社会积极分子出现“后天缺失”现象即这些本土产生的积极分子由于非主体因素导致的流失，此现象加剧了农村社会积极分子缺乏的尴尬局面。可以说农村积极分子的流动是国家社会结构塑造的产物，劳动力的流动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事实，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旺盛，这导致相对落后的地区以及农村地区大量劳动力选择迁移到发达或城市地区，以此寻求到更好的工作岗位，为自己和家庭赚到更多的生活与发展成本。
4.外部积极分子介入乡村社会机制存在障碍。在本研究中，外部积极分子主要指的是存在村庄社会外部对村庄社会公共事务关心、支持的人士，主要包括大学生村官、支农的志愿者以及其他人士，他们甘于用自己的努力奉献于乡村社会，促进农村社会更好地发展。但是在现实层面来看，由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以及乡土社会自身的缺陷致使一些外来力量在实施中出现理念与现实的背离现象，外来力量有意奉献，但现实性因素却束缚他们无法施展。以大学生村官为例，国家实施此计划的目的在于鼓励更多的优质人力资源下乡，希望大学生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来弥补农村社会在这方面的不足，促进农村社会科学发展。但在现实中，由于旧体制的限制和乡土社会的复杂因素，大学生村官常常会被闲置或者借调到上一级政府部门做实习生，没有机会独立地参与到乡村社会事务中或者无法真正利用自己的才能在乡村社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对这一制度设计渐渐失去信心。可见，现有制度缺陷以及乡土自己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外界力量参与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阻碍，此障碍不除，农村社区治理所需要的外界积极分子介入乡村社会就是一个问题。
三、农村社区建设中积极分子的培育方式
农村积极分子对于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作用是显然的，其作为一股主体力量，在处理农村社会公共事务、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在现实层面，由于国家社会结构的塑造再加上乡村社会本土性理念的变革，农村社会积极分子呈现出“先天形成不足、后天发展畸形”的尴尬局面。故为有效发挥内外部农村积极分子的正面价值，在理念与实践层面应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具体而言，主要有：
1.培育社会公共精神，增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积极性。“所谓公共精神是指人们关心和促进公共利益的意识和行为。”[9]这是对公共精神的简单概括，意味着人们在公共精神指导下形成公共行为，在公共利益引导下做出行为选择和判断。农村积极分子之所以参与公共事务，在集体行动中表达自己的意志，目的在于维护整个乡村社会的集体利益。这个过程中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公共精神，此行为选择是难以做出的。因此要培育和壮大农村社会积极分子队伍，理应培育更多具备公共精神的民众，让他们意识到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自己参与维护公共利益有种责任感和荣誉感。真正落实在行动中，要意识到参与公共事务和推动公共利益良性发展是一种主动行为，自己所作所为是应当的，而不是迫于外界压力。只有参与者具有主人翁的精神，参与公共事务的质量才能得以保证。
2.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建构文明的乡村政治生态。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村民自治制度在当前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与缺陷，一些缺陷如果不能够有效得以弥补，必然不利于农村社会的正常发展。乡镇与村之间、村两委之间、村两委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调适成为当前现实所需，乡镇政府过度的干预过度导致村民自治出现问题，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办事机构，村两委干部一心想着对上负责，忽视底层乡村民众的意见表达，这使得村民自治的初衷夭折。村两委之间的矛盾在很多乡村也是常见的问题，村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延伸到基层乡村社会的最微观表现，党设计此制度的初衷是希望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中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对乡村的政治与方向领导，带动乡村社会更好地发展。现实中一些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之间职责划分不清晰，权力与管辖事务模糊，致使两者之间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设定出现问题，责任方难以明确界定。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到村庄的政治生态，当本地政治环境比较劣，民众对此表现出不满，本地或外界的积极分子在参与公共事务中的心态必然会受到影响，冷漠之情绪自然会呈现。因此，要培育和壮大农村社区治理积极分子，应努力建构一个文明的乡村政治生态，给乡村群众和外界力量一个清朗的政治环境，进而才会有意愿参与到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中。
3.发展县域经济，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机会。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能有效拓宽非农就业水平，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开辟农民增收空间。”[10]当前乡村社会之所以呈现出空心化现象，与青壮年外出务工赚钱之间有着直接关联。农民包括农村积极分子由于生活压力和谋取更好生活水平意愿，选择进城务工。由于本地提供的工作机会有限，不得不外出到距离家乡很远的发达地区寻找赚钱机会，这带来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乡村社会精英和积极分子进城，使得农村积极分子在流动中流失。因此，培育和壮大农村积极分子应想办法留住他们，同时不阻碍他们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夙愿，实现两者之间的均衡调适。故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在农民生活范围的30公里左右距离圈内实现自主就业，为他们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一个就近机会，这样必然会受到广大农村群众的欢迎，同时能够留住这些积极分子。
4.构建评价激励机制，鼓励积极分子发挥作用。培育和壮大积极分子队伍，除了内生动力外，还应构建一些外生推力。在全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应树立起“以做积极分子”为荣的理念，农民、村干部、外界力量等积极分子主体要以参与农村社会公共事务为荣，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这种理念应该植入于心，受到社会范围内全体成员推崇。同时，乡村社会应对其正面行为予以肯定并给予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同样以大学生村官为例，国家应在激劢广大学子甘愿奉献乡村社会同时建立一些外界的评价和动力机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号召人们对他们的行为给予肯定，并对那些表现优异的大学生村官给予相适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此举旨在从外部来为农村积极分子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内部和外部动力同时发挥作用，各种力量成为积极分子的愿望才会强烈，农村社会积极分子在农村公共事务中的表现才会更加优化和负责，农村社区治理才会有一个很好的主体力量保障，农村社会变革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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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概念篇5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公共安全；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6—0020—02
城乡结合部是我国城市化大背景下一种特殊的地域结构，是城市环境向农村环境的过渡地带，是城市功能和农村功能相互渗透十分活跃的地区。城乡结合部具有过渡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它是城市和农村管理体制的交错区和真空区，城乡结合部一度成为了“不管部”。由于其人口、经济和社会构成的多元性，使得大量危险性因素滋生，严重的威胁着该地区的公共安全治理建设。安全是人的基本需要，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公共安全治理建设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城乡结合部的定义及其特征
城乡结合部的研究始于20世纪，德国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于1936年最早提出了城市边缘区的概念，随后普里奥把赫伯特的地理概念发展到社会概念，进一步提出了乡村——城市边缘带地的概念，这表明外国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独特地域发展情况。我国的学者讨论和研究这种地域差别现象始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城市边缘带”、“城乡结合部”、“城乡交缘带”、“城市边缘区”、“城乡交错带”等概念。而“城乡结合部”比较准确的表达了这一地区的含义，即是指城市与乡村两个社会基本组织形式在空间分布上的过渡地域，是城市扩张过程中已经开始城市化但还未完全融入城市体系的农村地区。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过渡性。城乡结合部在地域上是城市和农村的交错带，在经济和社会要素的组成上具有城市和农村的双重特点，其形成过程是渐变和过渡性的。二是动态性。随着城市的动态发展，城乡结合部也由城区向农村扩展，城乡结合部位置的动态变化，导致其人口和经济等诸多要素也呈现动态发展趋势。三是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其地理环境上，兼具城市和农村的地形地貌；其次是人口构成上，既有农民，也有居民，还有大量的流动性人口；再次是经济和社会环境构成上，多以服务业和小手工业为主。
二、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公共安全所受威胁表现
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共财产安全。当代中国正处在巨大的社会变迁和“风险社会”阶段，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城乡结合部由于其特有的性质，在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严重的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和农村的建设，特别是在公共安全方面更是对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受人为因素影响的事故性灾难日趋高发
一方面，城乡结合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限制，不宜发展大型企业或高端服务性产业，从而使大量中小型企业依靠城市经济圈的辐射效应快速发展，这些企业规模小、技术低、管理差，导致事故性灾难发生的人为因子大量积聚；二是随着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之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地租相对城市较低廉，基础设施较农村地区较为完善，大量落后的产业迁移到此地区，诸如烟花爆竹厂、灰石长、垃圾废水处理厂等。这些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更容易忽视基础安全设施建设，而员工由于自身的素质较低，安全意识也相应较低，于是，在突发的事故灾难中，企业和员工不能及时进行自救，这不仅给企业自身的发展和员工的生命带来威胁，更是威胁到周边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交通事故频发
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纳入国家规划建设当中，许多道路都是由当地居民自行建设，且多为单行道，路面没有用混凝土进行平整，路旁没有任何的交通安全标志。在道路上行使的大多是农用车辆、摩托车、三轮车等机动车辆，这些车辆的性能较弱，大多数没有牌照，驾驶人员的技术落后且安全意识缺失，在复杂的路况下交通安全事故多发，而事后的解决办法大多是私了，没有上报有关交通管理部门，因而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
（三）公共卫生安全矛盾逐渐凸显
一是城乡结合部的排污设施不到位，公共卫生条件差。城乡结合部居民区没有接通市政排污网络，排污管道多是由当地的地下沟渠改造且没有专门的疏通机构和人员，加之企业排污设施与居民排污设施混杂在一起，排污能力有限。二是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医疗机构和设施缺乏，大量的外来人员就医只能依赖当地的卫生所和私人小诊所，这些医疗机构缺乏应有的医疗设施、人员以及技术，导致居民的病情不能得到及时控制，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安全事故，也缺乏相应的应急处理能力。
（四）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成分复杂，社会治安形势严峻
城乡结合部地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农居混杂，外来人口居多，因此治安问题尤为严峻。一是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乡结合部地区，使得原有的社区管理资源匮乏；二是外来流动人口成分比较复杂，大多数人的知识水平低、法律意识差，受到犯罪分子的引诱后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三是本地居民有着强烈的排外心理，对外来人口具有某种不认同感，双方易引发口角，甚至是躯体和武力冲突，所以城乡结合部成为治安高危地带。
（五）和极端行为成为新的威胁
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的最主要的经济收入就是房租，许多居民利用城乡结合部土地动态变化和区位条件的特殊性，不顾现行的土地法规政策规定，纷纷在已有的房屋上私搭乱建，扩大建筑面积，以获取更大利益。这些违章建筑没有经过专业的规划，大多是在年限教久远的老房上增建，施工准备不足，施工单位多为私人承包，不仅存在巨大安全隐患，而且在相关管理部门进行整治时，有的逐利者会不惜以极端方式引发群体围观，阻碍相关部门的执法工作，诸如自焚、跳楼等。
三、城乡结合部地区公共安全治理思路
我国真正进行公共安全治理的时间并不长，公共安全治理建设还不够完善，对城乡结合部地区而言，城市管理不能延伸到此地区，而城郊农村村委会管理能力有限，因此，城乡结合部的公共安全治理应该根据其特殊性，以国家公共安全治理总方针为指导，吸收城市和农村公共安全治理建设的经验，以“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治理战略指导实践工作。
首先，要把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公共安全治理纳入和谐社会建设体系，强化相关机构的风险意识。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之尾，农村之首”，其和谐和稳定程度关系到城市的扩展和农村的建设。公共安全是和谐社会的一大特征，因此，政府应当树立并强化公共安全的风险意识，加强风险教育，塑造风险观念，及时把握和认知公共安全漏洞，这是积极应对城乡结合部地区公共安全问题的思想前提。
其次，城乡结合部地区要以城市安全治理模式为借鉴，以农村村民管理为依托，建立以城乡结合部本地居民为主的自治机构。一是吸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流动人员与本地居民组成统一的公共安全防控机构，由城乡结合部居民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二是要做好应急预警和演练机制。对本地区频发的公共安全事件，要做好总结，在事故发生前要做好应急演练工作，在事故发生后，要及时做出应急处理机制；三是要做好信息引导机制。由于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成分较为复杂，人口流动性高，文化素质较低，法律观念较差，要对他们进行观念疏导与信息引导，避免有的人员在思想上走上极端，遇到危险事故缺乏正确的处理方式。
复次，要从源头上杜绝公共安全的威胁性因子。一是要对进入城乡结合部地区的企业进行安全性和环保性评估，在引进外来企业时不能只着眼于经济利益，更要注重引进企业的发展与本地区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二是对在本地居住的流动性人口要严格做好登记手续，加强出租房屋、流动人口的管理，加强有劣迹重点人员的调查、帮助和管控；三是对违章搭建、乱丢弃、乱排放现象进行重点整治，当地政府部门要规范土地的开发与管理，对违章搭建、私自扩建现象进行严厉打击，卫生管理部门要规范垃圾倾倒点并及时清理。
最后，要加大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安全产品的供给。城乡结合部地区管理资金来源没有纳入城市管理规划体系，农村管理资金又处在自身难保的阶段，因此，城乡结合部地区的管理机构应该合理规划财政资金，对部分公共产品可以实行私人供给，特别是对公共卫生设施，应该引入有能力的私人医疗机构，对零散的小诊所进行引导重组，对公共排污系统的收费可以由居民自行收支，相关管理部门做好监督工作，这样，才能在合理利用有限公共资源的情况下，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安全做好保障，也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和谐有序发展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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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概念篇6
关键词：三区联动；农村经济意义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15-01
前言
在农村，新型的合作型经济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从刚刚出现开始，农村合作经济就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出现了农村出现了农业区、工业区、居住区相互交错的格局。在新型的农村经济格局下，如何构建农村经济的崭新模式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的课题，我国各地农村也为此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实践探索。
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对一直以来对农村经济发展相当重视。然后因为农村资源相对较少，交通相对来说还比较闭塞，人们的经济发展意识还比较薄弱等原因，一直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偏低的水平。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乡村工业发展缓慢，在农村几乎没有几家象样的乡镇企业，即使有几家比较有规模的生产型工厂，也是以手工作坊式的生产为主，劳动力水平和技术水平偏低。农业经济集约化水平低。农村的土地分别掌握在农户手中，田地也因此划分各自的单元。这种情况不利于大型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乡镇企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管理无序，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局面。这种分散生产，各扫门前雪的模式不利于乡村治理，农村经济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步伐。
二、“三区联合”模式在新型农村经济中的意义综述
“三区联合”的概念，是国家基于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提出的。具体来说“三区联合”是一种农村经济的新型治理模式，其内涵，就是在农村的工业区、农业区、和居住区之间建立高效的联动治理的模式。以农业区的生产资料来为工业区的生产提供保障，以工业区的产品来为居住区的日常生活提供有效支持，以居住区的先进管理来促进工业和农业的双赢发展。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喜人，在城市中很多的传统工业已近于饱和，这种过饱和的状态，除了造成了制度的环境污染之外（如雾霾天，污水），还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在我国某些地方的农村中竟然出现了农田荒芜的现象。另外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我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这种形势下，我国对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新的战略调整。提倡在农村中建立农村合作型的经济组织构想。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合乡并镇”的举措。农民的居住区被渐渐集中，而农业区渐渐连接成片，这些都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性的发展环境，并为农村人口的高效管理提供了可行性的方向。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镇探索出了农村居住社区、农业产业园区和示范工业园区统筹联动的“三区联动”，协调发展的模式。这种新型的农村经济治理模式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改变：
1、多元化治理的主体形成了
在过去，我国农村的治理模式很简单，乡镇政府管村支部，村支部管村民。对农村经济的促进，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农村，过去的治理模式主要是对政治方面的治理。基本不涉及乡村经济的概念。而在新型农村经济的“三区联合”模式下的治理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更加侧重于农村人口居住区的管理，对乡村工业的发展，以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集约化的发展。乡镇政府村支部更象一个经济管理组织。其工作重心在逐渐的向发展经济转移。
2、乡村经济的管理权利和资源配置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传统的乡村经济的管理中，政府部门对乡村的的管理权力是垂直式的管理。对境内的组织以及资源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支配权。而乡村的资源客观上却存在在水平分配的特点，这种垂直的权力架构，不利于资源的配置，也不利于“乡政村治”的理念。实质上削弱了，村治的效果。当前“三区联动”模式下的乡村经济管理权力有所下放。它更注重以居住区为中心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立体调动和分配。提高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治理机制由以往的单核心向多核心进化，强调了基础村组织在农村合作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适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更适于对境内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的综合治理。
3、着眼于农村型工业区建立
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巨大的，虽然我国的农业是第一产业，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工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对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村经济的发展滞后现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村缺乏成型的工业区构建。新型的“三区联动”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工业区发展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强调。更加注重于农村经济中，农业区和工业区的发展平衡的基础上立体管理。将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构建成一个有机经济体。
4、“三区联动”模式格外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和自由平等的原则
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当前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市场永远是对的。在这经济领域已经成为共识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样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也这个经济规律中运行。只是在过去，经济发展的意识和理念在农村比较薄弱和淡化。“三区联动”的模式从国家的高度对市场规律的作用进行了界定。新型的农民合作型的经济组织、非政府性的社会组织，目前正在我国多地的农村纷纷建立。这些新兴的治理主体的出现，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公平、平等、竞争的色彩。这些组织的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无疑会对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三区联动带来巨大的活力。
乡村治理概念篇7
关键词：农村现代化；规划方法；国内
引言
为了完成党在新阶段的一系列奋斗目标，十六大提出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现代化，但由于各地区发展的差异性，可以允许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快，来带动贫困地区的现代化发展。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要说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无论如何也是重点，这是其一。其二，中国的农村地域广大，发展极不平衡，情况错综复杂，牵涉到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等一系列问题，是个综合工程。要搞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无论如何也是难点。
1农村现代化的概念及特点
现代化这个概念早就出现了，在中国大约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但现代化研究却是在五六十年代迅速兴起的一门科学。现代化的意思就是向现代变迁或成为现代的过程，它的基本内容包括技术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等等。
“农村现代化”，这个概念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是一个全面的、全方位的进步过程。过去，农村现代化是农民生活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管理科学化的有机统一的过程。而现在这个概念的内涵更为丰富，是“四化”和“四个文明”所谓有机结合体，这个“四化”是上面的“三化”加上乡村风尚文明化，而“四个文明”即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如果把农村现代化更明确的标志的话，其实该包括了农民自身的发展和城乡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2农村现代化的规划方法
近年来，由于农村改革政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我国的农村建设方面，尤其是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些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但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又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现代化的建设必须以农村现代化为基准，而当前广大的农村地区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农村布局较松散，基础设施配套不全，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规划，从此看来，农村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付出长期而艰辛的努力。由于缺乏规划的理念，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然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就是这些失败的经验让我们认清了规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不能一味的强调建设而忽略了最基本的规划，只有用规划来指导建设，不断的探索，才能拥有更合理的方法来建设农村，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创造一个和谐舒适美观的农村环境。
2.1农村现代化规划的基本要求。进行农村现代化规划，不应讲农村现代化单独割裂出来，而是对国内外国情的清楚认识，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农业发展、农民的经济生活，从而确定的方案。
第一，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需求，要与农业非农化、农民非农化、小城镇建设、人口分布和自然地理特点相适应，要与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相和谐。
第二，要科学制定现代农村规划。按照高起点、高标准和适度超前的原则，加快制定城乡统筹、相互衔接、全覆盖的农村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
第三，要满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推进以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纯农民”为主要参保对象的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第四，要造就新型农民，积极发展农村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推进乡镇成人教育标准化建设，完善以乡镇成人学校为基础的农业职业培训网络，提高新一代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让农民接受不同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
2.2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方法。影响国内现代化农村规划的因素较多，其中很多是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在进行传统的现代化农村规划时主要是以定性规划方法为主。但这虽然保证了农村建设的通达性，但也造成了农村现代化规划精度下降。所以现在一般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专家经验法：首先由一些充分了解国内外国情者组成专家组，基于国家的基本政策，初步制定方案，然后对拟定的初步方案进行深入调研，通过一些实际的调查和研究，充分征求乡（镇）、基层领导和农民的意愿，再根据实地勘察和公众参与收集到的资料和意见，对初步方案进行修改，最终形成一个方案。
第二种是直接补充法：就是在现有的农村现代化建设上进行补充，以目前的政策为导向，结合当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使运作耗能最小。现有的农村现代化建设包括农村非农化建设，农村非农化建设过程既是一个农村经济社会发生裂变和重组的过程，也是一个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其表现形式有三种，即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农村产业的非农化和农村区域的非农化。直接补充法可以给予这些方面的缺点来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法，或者是创新。
第三种是最优树扩张法：我国行政结构划分的树状结构和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导致了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布局形式多呈树状，确定最优树是该规划方法的重点，由于规划的侧重点不同，确定最优树的标准也不同，在确定了最优树的基础上，以预测的未来规划方案为目标，加边展开，并结合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各部分的比重，使整个树状扩展充分。
3实施农村现代化规划应掌握和注意的要点
为了加快农村现代化的建设和规划工作，我们要时刻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人多地少就业难”是我国的基本乡情。只有加快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进程，农村富余劳动力才能转移出来，农业规模生产才能形成，农业产业化才能发到发展。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而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农业工业化。
第二，农村现代化以农业市场化为先导。农业市场化是农业生产社会化和分工分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也是自给自足农业向市场化农业转变的过程。农业的现代化只能建筑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民的非农就业，农业市场化催生的大量农产品市场和各种中介组织，为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民的非农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给城乡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城乡布局规划、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增强城市对农村饿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缩小城乡差距。
参考文献
［1］何林生，发展小城镇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共福建省党委校学报，2001
乡村治理概念篇8
关键词：基层社会；政治整合；沟通分析
“整合”是一个与“分化”相对应的结构功能主义概念。分化“首先是一个分类的概念，它描述了一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将主要的社会领域诸如宗教、政治体制、政府机构、经济等相互分离，将其隶属于特定的集团和角色，并在同一制度体系的相对特殊和相对独立的框架内组织它们。”[2]社会分化的程度和状态，被斯宾塞、帕森斯、卢曼等功能主义论者用来标示社会具有了所谓“进化”或停滞的可能性，而分化后的“整合”，即，“找到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以便协调那些新分化了的子结构，使这些子结构相互协调和整合或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协调和整合”，[3]则通过使社会系统实现新的均衡而最终促成社会的“进化”。“整合”是一个外延广而内涵窄的抽象概念，可以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整合形式与手段——如宗教礼仪、政治权威、语言文字、法律制度、家庭宗族、甚至于物质资料的供给方式等。本文着重考察的是“整合”诸多形式中的一种——“政治整合”，并在以下三个层面的限度内使用此概念：首先，“政治整合”是指形成和维持政治共同体的持续过程，或者用功能主义的语式说，是指协调并凝聚政治实体内各个分化的结构和子实体，以便形成和维持一种互动的共同系统的持续过程；其次，政治整合的整合对象，仅局限于政治实体中的一个子实体——基层社会；最后，尽管本文也在比较学的意义上使用“政治整合”概念，却鉴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性，而将政治整合视为所有整合形式中的执牛耳者，认为它是一切其他整合形式的最终基础和根本保证。
政治共同体的整合问题是一份追问千年、屡遭背叛的遗嘱。当下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整合，不得不被置于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予以考察。与古典的提问方式不同的是，国家与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已改变了问题的内涵，即，现代民族国家是不同于前现代国家的新型国家形式，它的出现改变了国家的治理方式，使以往忠实于地域共同体或血缘共同体的个体，不再直接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对象，而是首先被功能性地重新聚合在彼此关联的社会治理空间中，然后再通过国家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的强力渗透，来实现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整合。这样，政治共同体的整合问题就不单纯只是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而必须将具象化为社会治理空间的社会整合涵盖其中，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现代性分离，一方面将社会转变为需要由国家予以整合的国家权力的指向物，另一方面又使社会成为国家借以整合个体的外在空间形式，由此形成的作为一种社会实体的“基层社会”，既不是亘古的自然存在物，也不是超然于现代国家的独立现象，而是一个与现代民族国家相伴生的现代性事件；而政治学意义上的“基层社会”概念，则既不直接等同于游离于国家之外的“草根社会”或“民间社会”，也不被简单地泛指构成了乡村和城市基本单位的村落和社区。如果我们将基层社会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看作事件的一端，将现代民族国家取代前现代中心国家看作事件的另一端，那么，将此两端联结成一体的，便是主权国家对应基层社会所做出的政治整合方式的现代性变迁。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科层式管理的对应物的基层社会的浮现，既改变了原初的政治整合问题，又使问题得以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因此，一切讨论都必须从基层社会的形成及其引发的事变开始。
一、乡土社会与传统整合方式的终结
1、乡土社会：超然于国家之外[4]
青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5]尽管马克思坚决反对“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认为这样做“会给予我过多的荣誉，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6]但是，上述有关欧洲城乡分化及其与国家政权内在关联的论断，却是也同样符合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逻辑的。
中国前现代国家时期，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是“王权止于县政”，包括皇城在内的主要城市——作为吉登斯所谓之“权力集装器”——承载了帝国有限国家权能的全部运作，[7]而在鞭长莫及的权力“边陲”，则散布着的广大的“乡土社会”。[8]所谓“乡土社会”，就其一般属性而言，与“农村”或“乡村”涵义几近重合，比如：在经济活动方式上，乡土社会就直接等同于作为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村，后者以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作为生产对象、并表现出与自然再生产高度一致的生产特点；再如，从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文化形态上看，乡土社会与“乡村”同义，其成员以土地及其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并因村社制度而“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9]恒常单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演生着以土地为核心的农耕文明形态，它以人与人的亲缘关系作为文明的内涵、以人与自然的交换关系作为文明的外延，将人与土地凝固在乡土社会自我封闭的时空之中。因此，单以概念的表层意义论，“乡土社会”与“农村”或“乡村”，在所指称的对象上具有一致性，都是泛指城市外一切地域的空间概念，所不同的只是在具体指称时各有侧重，如学者于建嵘所说的：“'农村'主要的是一个经济概念，表明的是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与'农业'相联系但并不相等的概念”，“'乡村'主要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而“'乡土'更多的具有文化意义，强调的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10]
2、乡土中国的政治整合与政治沟通
政治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理路，是将有关人类政治生活的考察建立在特定文明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由此形成的跨文化的多元政治形态分析，有力地涤荡了西方现代国家制度所谓“普遍性”或“普世性”的神话，为考察传统中国的政治文明提供了较少偏见的“理解的前结构”。根据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非西方的传统政治制度主要包括“非集权政治制度”和“集权政治制度”两大类型。所谓“非集权政治制度”，是指不具有集中处理各种社会公共事务的机构的社会制度，具体包括游牧制度和部落制度，而“集权政治制度”，与前者相比，则在政权组织形式、政治决策方式、政治整合的形式与程度等方面具有集中化的趋向，其具体形态为酋邦和国家。[16]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文明形态中的国家都“天经地义地需要行政官、立法者以及为数众多的公民来组成复杂的中央集权政府”，非正式制度（如果将国家制度称作正式制度的话）在社会整合过程中曾经发挥过普遍的作用，因此，中国传统国家并不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只具有一种单一的制度机体，而是以分层的方式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游群、部落、酋邦、国家等制度形式的制度特征。用“非集权”或“中央集权”的单一化标签，不足以完整地刻画前现代时期中国“分治”的政治格局。
对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张静曾以“官制以外的地方治理”为题，作了颇为完善的总结。在治理结构问题上，她承接了王先明的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包含上下两个分层：其上层是中央政府，具体体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其下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从表面上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自上而下地贯彻着帝国的整体秩序，而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处于官制系统之外的地方权威却实际控制着地方区域的内部事务，帝国的意志经过各级中介的层层变通，往往不能真正触及地方。这种中央与地方“默认并谨慎对待管制领域的边界”的治理结构，实质上就是“文化、意识形态的统一与管辖区域实际治理权的'分离'”。[17]她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传统中国事实上有着两个互不干扰的秩序中心：一是存在于官制领域的国家权威，二是存在于地方体中的权威。“经过多年的实践，这两种秩序在各自的领域中形成了各自的权威中心，并学会了在互相的礼节性交往之外，小心避免触及他人领地，这在两种秩序中间形成了安全的隔层。因此，建立于多种局部地方体上的国家政治制度，为广泛的社会整合提供的基础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而结构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则事实上在地方体的层次上完成，并且由地方权威充任。”[18]也就是说，地方权威在国家实施文化整合的基础上，实现着社会系统（地方体）的功能整合。
从政治沟通的研究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彼此独立的自稳自组沟通系统：一是具体体现为官制系统的国家，其沟通主体为君主、内臣、吏胥以及各级官僚。政治信息从帝国可被感知的各个信息源，传输至上述沟通主体，并以其作为信息运行和博弈的载体，通过法定的政治信息模式（即“信息控制－编码中心”）——国家规范的筛选、翻译、解释和分析，认可或强化合乎规范的信息（信息正控制），搁置或纠正不合乎规范的信息（信息负控制），将处理过的源信息和反馈信息以政治决策的方式重新输送到帝国，由此完成国家系统层次上的政治沟通；二是被费孝通先生称作“地方体”的乡土社会，其沟通主体为乡土社会的权威及其成员，即族长、乡绅、地方名流和普通乡民。这个系统层次的政治信息，从乡土社会可被感知的各个信息源传输至沟通主体，并以其作为信息运行和博弈的载体，通过共有的政治信息模式（即“信息控制－编码中心”）——民间规范的筛选、翻译、解释和分析，认可或强化合乎规范的信息，搁置并纠正不合乎规范的信息，将处理过的源信息和反馈信息以政治反应的方式重新输送到乡土社会，由此完成社会系统层次的政治沟通。
表1：传统中国政治整合的沟通图示
传统国家＊
政治输入政治决策
（信息正控制）（信息负控制）
国家规范
乡土社会
政治知觉政治反应
（信息正控制）（信息负控制）
民间规范
＊此处所谓之“传统国家”仅具地域内涵，而不具有组织上的意义。
3、回应型社会转型中沟通型政治整合的解体
马克思在提及亚洲宗法社会的终结时，提醒我们毋须因悲伤而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37]话虽如此，可真面对文明的废墟，又怎不让人感慨良多。时空弯曲而分岔，具有无穷的倾向和后果，难逃时空羁束的文明，因而如置于迷宫，有的只是多种多样的可能以及永无幸免的遗憾。
二、早期基层社会的空间治理术
1、基层社会：民族国家的创构物
从任何一个通常的角度看，1900年至1949年都是不容忽视的历史时段。在这50年间，中国为了回应全然不同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西方世界的入侵，在军事上，通过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理念，完成了旧式军事力量的改制；在政治上，主动放弃了传统的政治治理模式，尝试移植西方的立宪政治和议会政治以寻求器物层面的维新；在经济上，逐步改变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单一格局，工商、金融、通讯等现代生产行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文化上，儒家“内外相安、上下相养”的礼俗义理和精神秩序由盛及衰，取而代之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方式和对外在事功的急切追求；最后，所有这些“中国传统与欧洲经验杂交”而成的变革因素，促生了一种与军事力量高度结合的意识形态型政党，并在党权政治的主导下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创构历程。[38]由此种种，可见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时期，然而，在政治整合的时间序列中却难据一席之地，理由很简单——在1900年至1949年的50年间，只存在各式各样的实现政治整合的意图和相应举措，而未形成统一的政治权威和定型化的政治整合模式，后者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地成为可能。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乡土社会瓦解后如马铃薯般散落着的城市和乡村，也正是在主权国家的创构活动中转而成为主权国家政治整合的对象，并由此开始具备基层社会的空间形态和组织形式的。
“基层社会”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同时也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历史概念”，其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这种类型的概念“并不是要以抽象的普遍公式来把握历史实在，而是要以具体发生着的各组关系来把握，而这些关系必然地具有一种特别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特征。”[39]正如马克斯·韦伯在论及“资本主义精神”时所指出的：“这样一个历史概念，正因为就其内容而言它指的是一种由于其独一无二的个体性才具有意味的现象，所以它不能按照'属加种差'的公式来定义，而必须逐步逐步地把那些从历史实在中抽取出来的个别部分构成为整体，从而组成这个概念。这样，这个概念的最后的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这种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40]下面，笔者就试图由相关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比较入手，从主权国家建立的前后两个时段来分层阐释基层社会“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特征”。
另一方面，如果说乡土社会是长期自然演化过程中，渐次形成的一种与前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相适应的社会形态，那么，基层社会便应当被看作是现代民族国家理性创构的产物，它以“国家权威的社会性设计”的面目出现并因此而与国家保持高度的契合。可以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乡土社会－基层社会的变迁过程相提并论的，是英、法、德三国历史语境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发展，以及在现代国家干预下出现结构变异的衰败历程。所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哈贝马斯称之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46]早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它与西方空间对立状态下相互自主的国家－社会结构关系相对应，既明确划定了一片不受国家权力管辖的私人领域，同时又因关注于公共事物而超越了个人和家庭的局限，“这种联系和交往网络最终成了处在市场经济和行政国家'之间'或'之外'、但与两者'相关'的某种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一方面，在这些系统中，每一种都满足特定而且有互补性的生"产和分配功能，同时在另一方面对决策进行集体性约束。”[47]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功能“提供了在政治问题上多多少少是'自由的'舆论能够产生的土壤——一种通过民主参与的法律渠道转变为公民的交往权力的公共影响。”[48]国家与社会的彻底分离，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赖以存在并获得意义的前提和基础，但是，这个基础却在19世纪末遭到曾经刺激公共领域迅速发展的力量的侵蚀，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有组织的私人利益间的冲突，无法继续在私人领域内部得到解决，从而导致了冲突向政治层面的转移，而由此产生并渐趋增强的国家干预力量，与从私人领域中发展出来以期为私人利益寻求政治表现的社团，或者从公共领域中生长出来却与国家机关紧密相连的政党，一同“从内部推动权力的实施与权力的均衡”[49]——公共权威覆盖了私人领域，而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又为社会权力所取代。至此，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彼此交错，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互融合，曾经作为国家和社会中介的公共领域发生了崩溃，曾经具有的中介功能由公众而向社团或政党发生了转移。“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两个过程同步进行，它们瓦解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破坏了私人领域中特有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产生出一个不再有“公”、“私”分别的“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不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出发，它都无法归于公共领域或者私人领域的范畴之下。在这个交叉区域，国家化的社会领域和社会化的国家领域相互滲透，无需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私人作为中介。……具有政治意义的权力实施和权力均衡过程，直接在私人管理、社团组织、政党和公共管理机关之间展开。公众本身只是偶尔被纳入这一权力的循环运动之中，而且目的只是为了附和。”[50]这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无疑是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创构的产物。反观中国，则既未存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也未由此出现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却在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中回应产生了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它将本土政治文明治下的乡土社会，改造成了19世纪西方“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这样一个殊途同归的社会形态，因中西历史语境和社会内涵方面的差异，而被本文称作“基层社会”；言其“基层”，乃在于无论基于何种角度，它都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权力的末梢。
2、中国基层社会的衍生历程
中国的基层社会，就其所指称的对象而言，既包括城市基层社会，也包括乡村基层社会，两者只在物质生产方式上存有差异，至于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则因其同属于基层社会而渐次趋同。从发生学上说，中国的基层社会肇始于晚清、生长于民国、成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与主权国家的国家建设大体同步；但是，尽管都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城乡之间却有差别——城市，作为国家的“权力集装器”，仅在制度绩效上就远比乡村更易受到权力的改造。传统中国的基本治理格局是“城乡分治”，王权止于中央集权下的行政区域，这样，由国家主导的国家转型和社会转型自然是率先波及城市，次才及于乡村，当然，在实际的变化过程中，乡村又因传统沟通系统的崩溃，而再度延缓了对现代性变迁的回应。
通过南京城市的发展，似可领略中国基层社会形成的一般过程，但这番领略是不完备的，因为它忽略了非“主流”城市以及广大乡村的存在。总体说来，自科举制度终结、乡绅秩序解体、传统的政治整合解构以来，乡村社会除了日渐凋零之外，别无任何发展，晚清如此，民国亦不例外。或许也正是基于乡村社会政治上“失范”的事实，才有学者将国民政府称为“低"制度化水平的权威主义的城市性政权”；所谓“城市性政权”，“一方面指其有效统治范围仅限于沿海和长江下游一带通商口岸，不及广大乡村腹地，另一方面指其集中于口岸城市的官僚资本主义与中国广大乡村社会尖锐对立。”[58]后一个方面并非是对传统中国城乡分离的政治格局的再现，因为此时作为“权力集装器”的城市，随着自身规模的扩大和职能的扩张，不得不更加苛刻地榨取乡村的物质供给，而此时的乡村既无法实现自身之自稳自组，同时，又被断绝与国家系统的政治沟通，乡土社会、基层社会均告阙如，致使乡村的政治整合无所凭藉，而只能任由“横暴的权力”为所欲为。乡村日益严重的孤立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被剥夺感”，为当时尚处于弱势的革命政权提供了休养生息的物质场所和精神场所，“而对于'落草'于这些缝隙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红色割据政权来说，广泛的大众动员则是其'生命线'.……它要求党深入乡村、家庭乃至个人，广泛发动群众，把军事努力、建立政权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结合起来。”[59]正是在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找到并培育出了不同于既往新型沟通系统，“使苏维埃密切接近于民众，使苏维埃因管辖地方不大得以周知民众的要求，使民众的意见迅速反映到苏维埃来，迅速得到讨论与解决，使动员民众为了战争为了苏维埃建设成为十分便利”[60]——便是对此系统的最初和最为直观的写照。从历史上看，最终结束乡村社会崩溃和分离格局的，是以1949年作为时间标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此时，摆脱了“地方武装割据势力”身份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出于制度建设上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则囿于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极度匮乏，开始集中运用主权国家的创构力量，将基于“苏区”经验形成的政治沟通系统扩展至全国范围，党作为沟通的唯一介质，将个人与集体、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社会贯穿成一个整体。至此，继近代城市之后，整体意义上的传统乡村正式转变成为“基层社会”。
3、新兴民族国家整合基层社会的基本结构形式
所谓“单位制”，根据刘建军的阐释，是指“由单位这一实体所构成的社会调控体系”；该体系以社会调控作为系统的核心目标，这就决定了在系统资源总量不足的外部环境下，其组织形态必然结为自上而下平行林立的“伞状结构”，也就是说，作为其构成要素的“单位”，必然要按照等级、职能以及行业分布的不同，而被主权国家分割成上下交织、平行林立的调控领域。[63]每一个单位都是调控体系的基本单元，既接受代表“国家”的上级单位的资源分配和意志整合，又对下实施资源的再分配和意志的再整合；新兴的主权国家，便正是借助这一呈现为“伞状结构”的“单位制”调控体系，将“单位”凝结成为社会调控网络上的网上纽结，通过这些“纽结”的层层扩展和层层收缩，最终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基层社会的全面整合。对于“单位制”调控体系中的“单位”，李猛等学者认为，此概念的定义和所适用的范围还有待澄清，因为目前的研究尽管都对单位进行了某种界定，“但这些定义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而非理论性的定义”。[64]这个评判无疑是正确的。笔者进而认为，不论是将单位视为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结构要素”或“基本单元”，还是将它定义为“再分配体制中的制度化组织”或“基本的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65]都因过于受现象及本土经验的局限，而不免减损了“单位”——作为主权国家普遍化的空间治理形式——在政治哲学上所具有的独特意蕴，也就是说，现代民族国家治理术的精髓，就是通过消除个人的具体特征或人际的具体关系，以非情境的观念体系和知识框架，将人设定为“抽象的大众”，让不存有身份关系的人仅仅因为某种理性的划分，而体制性地聚合成“想象的共同体”，最终“分门别类”地实施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权力关系“不是在人－肉体的方向上，而是在人－类别的方向上完成的”。[66]因此，就治理空间意义上的“单位”而言，它的实际内涵远比现有的揭示要深远，它的能指范围自然也就绝不仅限于当代中国的城市单位组织，而几乎可以涵盖新兴主权国家治下的一切社会领域。作为治理空间的单位，只具有空间的差异和类别的不同，不存在城乡或工农的分别，正如孙立平教授在分析“总体性”社会体制时所揭示的：在国家掌握了社会中绝大部分资源的垄断和控制权后，整个社会成员依据与资源的关系不同而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掌握着社会资源实际分配权的“二次分配者”，二是直接生产者或资源接受者。“虽然由于在总体性体制中所处的地位有所不同，因而领得一份为生活所必需的资源的具体方式和资源的多寡并不相同，但就他们是资源配置的对象而言，他们并无根本的差异。比如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全民所有制的工人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人，固定工和临时工，他们在总体性体制中的地位有很大差异，在就业机会、公费医疗、住房分配、居住地点、主副食品供应、收入等方面，享受的份额都不同，甚至农村居民并不能享受这些权利。但尽管如此，他们都是国家进行二次分配的对象，即使是那些享受福利和特权最多的群体，如城市中的全民所有制职工，他们自己也并不拥有这些资源。”[67]由于所有的资源都是由呈现“伞状结构”的单位而得以流转的，因此，至少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应当将“单位”视为新兴主权国家整合基层社会的空间表现形式，它在城市具体表现为与社会资源提取和再分配结构相契合的“单位－街居”组织，在乡村则具体表现为农村的村社组织——“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常就是一个村庄的全部或一部。在1958－1978年间，这些单位就叫做'生产队'.它们是农村三级机构，即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底层。1978年以后生产队仍是基本单位。”[68]这种治理空间与党的组织网络高度结合，使其得以衍生为明确的权力组织体系，并从中获得了“管理生命”的“支配性”的权力。[69]
三、党治国家时期政治整合的沟通图式
需要首先予以坦言的是，笔者是抱着极其犹疑的态度使用“党治国家”（party-state）这一概念的，这不仅仅缘于斯科克波（thedaSkocpol）在初次使用此概念时，并未对概念的内涵作出明确的界定，致使此后的概念运用颇觉顾忌，[70]而且还在于1949至今中国复杂多变的政治治理模式，或许根本就是一个或两个标签性的术语所无法涵盖的。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党治国家”这个描述性的概念，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贴切地勾勒出中国政治的基本特性，并进而使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得以免遭“民主－专制”这一类西方话语削足适履般的硬性匹配。因此，在不得不借用“党治国家”概念之前，有必要对其内涵作出适当的界定，并根据所界定的内涵确定其时间外延。
表2：实验群体中沟通结构的类型[76]
CCaBBe
CC
BDBDD
aeaeeaD
环状链状Y状轮轴状
表3：党治国家时期基层社会的政治整合
主权国家＊
政治输入政治决策
（信息正控制）（信息负控制）政治知觉
党／国家／社会规范
（信息正控制）（信息负控制）
政治反应
＊此处所谓之“主权国家”仅具地域内涵，而不具有组织上的意义。
2、党治国家时期基层社会政治整合的微观沟通图式。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整合方式的历史考察，一方面须被置于“党治国家”的宏观沟通架构之中，以便由此找出决定沟通流程、影响沟通效能的结构性因素；另一方面，则须与作为主权国家整合基层社会之空间表现形式的“单位”相结合，因为任何沟通都只能在具体的空间结构中方才得以实现。从表2－3中我们发现，“党治国家”时期处于政治沟通核心位置的党，决定了政治整合的整个沟通流程，而笔者提供的表2－4，则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考察促成整合实现的具体沟通路径。为了保持论述的清晰，本文将作为统一整体的沟通过程分解为如下一些叙述性环节：第一，与传统中国存在两个彼此独立的自稳自组沟通系统不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只有表象化为“国家”的一个沟通系统，该系统不仅承载国家自身的信息运作，而且还将以往运行于乡土社会的信息，置于国家的信息流程之中。被改造的乡土社会以基层社会的面目，成为主权国家的治理对象，这可以被看作是国家层面的沟通与社会层面的沟通的重叠。第二，如果说传统国家官制系统的沟通主体是君主、内臣、吏胥以及各级官僚，那么，中国主权国家表象化为“国家”的沟通系统，其实际的沟通主体则是具有各种不同政治身份的党员。任何政治信息都必须进入由党的组织网络构成的沟通网络，并在这一层面的政治沟通中获得处理，故而也就可以将此视作国家层面的沟通与党组织层面的沟通的重叠。第三，两度重叠后的沟通流程具体表现为：政治信息从主权国家可被感知的各个信息源，传输至由党的组织网络所覆盖的沟通主体，并以其作为信息运行和博弈的载体，通过以党的规范为核心的“党－国家－社会”一体的政治信息模式（即“信息控制－编码中心”）的筛选、翻译、解释和分析，认可或强化合乎规范的信息（信息正控制），搁置或纠正不合乎规范的信息（信息负控制），最终将处理过的源信息和反馈信息，以党的政策或国家决策的方式重新输送到主权国家，由此完成以主权国家为表象的政治沟通。第四，三个层面的沟通体系的两度重叠，仅仅只是在以主权国家为背景的宏观沟通体系中，造就了一个至高无上的C点，而并不意味着沟通体系从此就能在功能上实现简化与合并。如果说前现代国家时期的政治整合，是由国家层面官制体系内的政治沟通为主"导，通过以“士”之流动为特征的国家与社会间的政治沟通抵至民间，最终在乡土社会层面上臣民间的政治沟通中实现的整合，那么，“党治国家”时期的政治整合就由于沟通层面的浓缩与上移，而迫使公民与公民间的政治沟通溢出了沟通流程，公民成为外在于自己的以政治整合为目的的沟通过程的被动接受者。第五，公民被排除出政治沟通流程的最直接后果，是公民的政治反应或政治要求（源信息或反馈信息）无法获得体制性的疏解，而这些政治信息不论是消散流失并终成怨恨，还是借助于华尔德（andrewwalder）所谓之人身依附性的互惠关系网络（networkofpatron-clientrelations），[79]以非制度化的方式重新进入沟通渠道，都将减损政治整合的成效与力度。
注释：
[2]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页。
[3]《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7]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在有关前现代时期中国城市的研究中，区分了“中心地和相关的地方体系”两个城市层级——“一个是因帝国官僚政治为实施地方行政而建立，并以调整的；另一个起初是因经济活动的需要而成形的”，前者反映的是官僚结构，后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自然结构。本文所说的作为传统国家“权力集装器”的城市，自然是就前一种意义的城市而言，并且特指以城市为载体的中央集权的行政辖区网络。相关引文参见［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7页。
[8]与这种治理模式相对应的，是国家官员在全国人口中仅占微弱比例，“官员阶层始终只占中国人口中一个极小的比例，一般仅一万多人，最多也不过数万，即便加上'士人'阶层，甚至包括低级的士人——生员，连同所有这些人的家属，总数也不过百万，常常还不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于是，“一般老百姓很少感觉到政府的存在，终其一生可能都未见过官，一个人可能旅行数千里遇不到一个类似现代'警察'的官员。”乡土社会之超然，由此略见一斑。相关引文参见何怀宏著：《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3页；第369页注释⒀。
[1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主权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8－69页。
[13]《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16]王铭铭著：《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18]《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第19页。
[20]鲁易吉·巴尔齐尼：《意大利人》，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8页。
[22]“游士”原指“六国之游士”，本文在用此术语时特取其字面含义，以表达传统中国“士”之阶层流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及其所起到的中介作用。诚如钱穆先生在《再论中国社会演变》文中所述：“社会农村中一士，由太学生转为郎吏，膺任政府官职。退而在野，则敬宗恤族，以养以教，不仅止于其一家之门内。”参见钱穆著：《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6页。
[23]相关"论述参见HelenSiu，agentsandVictimsinSouthChina，YaleUniversitypress，1989.
[25]《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序言第55－56页。
[26]《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序言第56页。
[28]需要强调的是，笔者的这一论断仅限于宏观历史维度下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基本脉络的认识，并不表明就此否定柯文“中国中心观”——以“内部取向”的局部精细研究和“移情”的直观经验法来对抗传统中国学的总体性叙事——杰出的方法论价值和史学价值，至于如何在方法论上协调处理整体认知和局部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则有待做进一步的探讨。
[29]相关引文参见柯文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30]芮玛丽：《从革命到复归：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转变》，转引自《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序言第4页。
[33]《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第417－418页。
[34]《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第422页。
[35]卡尔·多伊奇认为，可以将系统的“学习”看作是该系统内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使系统能够对外界的持续刺激做出不同于以往的、因而更富于成效的响应。如果系统的内部结构性变化是由外部的行为变化所致，那么，系统具备怎样的“学习能力”，便与其后备资源的数量以及种类紧密相关，与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或响应一场特殊挑战所必需的资源相比，系统或组织的后备资源越充分，其学习能力在应对困难也就越自如，它在有限时间内做出恰如其分的响应的能力越强。参见KarlDeutsch，1966，thenervesofGovernment：modelsofpoliticalCommunicationandControl，newYork：Freepress，p.164.
[36]thenervesofGovernment，p.185.
[38]有关这一时期党权政治与党治国家历史关系的论述，请参见陈小平：《党权政治的兴起及对中国宪政的影响》，载公共论丛第四辑：《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90－329页。
[39]［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3页。与历史概念相对应的，是区别于自然科学方法的“历史方法”，前者旨在从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后者旨在研究作为一次性发生过程的现实的特殊性和个别性。
[4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2页。
[42]《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735－736页。
[43]杨念群著：《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44]《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第114页。
[45]《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第114页。
[46]［德］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47]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
[48]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
[50]《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01页。
[52]《首都志》，转引自《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第17页。
[53]《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第69页。
[55]《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第55－59页。
[57]《规训与惩罚》，第86页。
[58]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载《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一辑），第231页。
[59]《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第238－239页。
[60]《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三期，转引自《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第238页。
[62]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城市单位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诸多经验；产生于革命根据地的许多组织，实际上就是单位的最初雏形。参见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63]刘建军著：《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64]相关论述参见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季卷。
[65]相关界定参见刘建军博士对学界现有“单位”定义所作的归纳。《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第39－41页。
[67]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大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春季卷。
[68]［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
[69]福柯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着极为广泛的权力关系，但权力关系与支配关系是不同的；只有当某种权力关系不再变动不居，各方无法运用某种策略来加以改变时，才可将这种权力状态称作支配事实或支配状态。参见福柯：《自我照看的伦理是一种自由实践》，载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学术思想评论第八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417页。
[70]在斯科克波笔下，“苏维埃俄国”同样也属于“党治国家”，但是，“共产党中国不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式，而且它在各种组织和整个社会中的领导方式，"也有别于实行高度集权和正规化管理层级制的苏联史达林主义体制。”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斯科克波多次用实例证明，尽管“中国的新体制更类似于俄国”，却遵循着与苏联不同的政治治理模式，由此可见，“党治国家”这一概念更多是对一种制度特征的描绘，而并不具有严格的制度内涵。相关引文参见斯科克波著：《国家与社会革命》，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374页。
[71]《国家与社会革命》，第365页
[73]《国家与社会革命》，第368页。
[74]《国家与社会革命》，第366－367页。
乡村治理概念篇9
【关键词】农村；既得利益者；两委关系；
一、农村既得利益者的概念界定
要对既得利益者的概念做出准确的界定，需要先弄清楚“利益”的内涵。按照规范的政治学理论，利益是主体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不仅仅作为一种个人的东西或众人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
综上所述，既得利益者简单地说，就是已获得“需要”的人或集团。对于既得利益者的研究，国内外研究甚多，首先应该追溯到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他眼中的小集团与本文的研究密切相关。他认为“小集团”主要是：一、数量少，其成员数量可以小到两三个人；二、成员之间存在特殊关系，这里成员之间不仅具有利益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而且成员与成员之间还存在着某种亲密关系，比如亲属、朋友等；三、优势地位，小集团因为其已有的权力，从一开始就处于优势地位。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来看，有些学者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既得利益者的进一步发展才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还有些学者并没有明确将二者区分开来，认为既得利益集团是就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为维护其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个人或集团，且他们之所以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因为其拥有的公共权力。
参照国内学者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探究、结合奥尔森的小集团理论和本文的研究，笔者将既得利益者概括为：在现代政治运行中，那些凭借公共权力而获得巨大利益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要么是少到几个人，要么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形成的具有共同利益的许多人。由此农村的既得利益者就是指在农村政治中，凭借农村公共权力获取大量集体资源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大都是以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为中心而形成具有共同利益的团体。
二、农村既得利益者对两委关系的影响
自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以来，两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就一直存在，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村民自治效果。为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笔者基于对a村各届党支部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调研，在这里描述该村既得利益者的形成以及他对该村两委关系的影响，并以此为视角深入探讨两委关系中呈现出的问题：
（一）既得利益者的形成过程
笔者调研的a村是山西省吕梁市的一个大村，该村自1999年开始实践村民自治制度以来，每次两委的换届选举都是先后进行，大概在选举年的11月完成党支部换届，12月完成村委会换届，且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5次换届选举。在这五次的换届选举中该村形成了一个以康某为中心的既得利益者小集团，他自1999年参与村务以来就从未退出过该村的核心权力圈，如下表所示：
（二）既得利益者对两委关系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a村已经形成的以康某为中心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和获取更多利益，长期控制该村的公共权力，致使该村两委关系形成如下模式：
第一，康某担任村主任期间，该村村委会控制党支部。在1999年的换届选举中，康某成功当选村委会副主任。自康某当选副主任之后，就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2001年康某当选村主任后，该村形成了以康某为中心的既得利益者控制党支部的局面。
第二，康某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该村党支部控制村委会。从上表可以得知，康某从1999年就开始进入到农村政治当中，他对村里的事务了如执掌。在他当选村主任的时候已经将村公共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村书记也是看他的脸色行事，涉及到该村的事务，只要他一签字，即使没有党支部或者村委会的印章，也会有效。
（三）两委关系问题的原因分析
从既得利益者对两委关系的影响中，呈现出这样两个问题：一、为什么康某能够在失去村民支持的情况下，继续留在a村的核心权力圈里？二、为什么康某能够一直掌握着a村的公共权力？这就需要从下面三个角度来作出解释：
第一，党支部书记的选举制度不完善。按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共xx县委关于全县农村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实施方案》的规定和要求，a村自村民自治以来，党支部书记换届选举都是召开村党支部会议，由全体党员举手表决来进行的，超过半数即当选为新一届党支部书记。康某在失去村民支持的情况下，竞选村主任已不可能成功，为了维护和获取更多利益，他开始采取贿选手段来竞选村党支部书记。这主要是因为该村党员不仅数量少、质量低下，而且大部分党员是亲属关系，这样便于他通过党支部书记这一职位，进而达到控制该村党员，实现自己掌控村务的目的。
第二，两委之间的权力划分不明确。如果两个有着不同目的的组织共同面对一个管理对象，但在职能、权限等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划分，组织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目前，我国对党支部和村委会权力的规定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两部法律、法规虽然对村党支部“领导核心”的权力和村民自治的权力予以法律规定，但是只是抽象的规定而已，并没有明确的划分二者的权力范围。这导致了两委互相争权，相互扯皮的现状。至于能否掌控公共权力，则完全取决于村支书和村主任的个人实力。
第三，乡镇党政机关的不作为或不当作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乡镇与村子之间的关系只是单纯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事实上乡镇与村子之间存在这样三种关系：一是乡镇党委与农村党支部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二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事务范围内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三是乡镇党政机关与村级组织之间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政府公共政策等事务方面的行政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乡镇与农村之间的这三重关系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致使乡镇为了工作或自身利益，在两委关系中不可能成为公正独立的仲裁者，往往不是根据是非本来面目来做出评判，一般只是选择支持实力强大的一方。
三、农村公共权力摆脱既得利益者控制的对策
（一）改革和完善党支部书记的选拔制度
在党支部书记的选举制度方面，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以下三种模式：第一，两票制。第二，两推一选。前两个制度都是在现有党员选举，在a村这样党员质量偏低的村子是选不出高素质支部书记的。第三，一肩挑，即由一人兼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一肩挑”由一人兼任村书记和主任，在a村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控制下的村庄，在实践中更容易导致权力的集中和腐败，因此是不可行的。
综上所述，要选出高素质的村党支部书记，需要在改革村党支部书记选举制度的同时提高党员质量。在笔者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让村民信任的、高素质的党员当选党支部书记，必须在改革选举制度的同时建立一个适应村民自治需要的党员进出机制。当然，从严治党的关键是要建立起一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机制，使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干部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乡党委是村党支部最直接的上级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建设需要乡党委的监督和管理，笔者建议乡党委订立对基层党员的考评和监督制度，确保党员进出机制的有序进行，打破个别村支书，垄断新党员发展的权力。
（二）从司法角度明确两委权力
既得利益者控制下农村，因两委权力划分不明确，容易导致其长期掌控农村公共权力。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党支部的核心领导权和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权之间的关系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和梳理。鉴于此，笔者建议从司法的角度明确两委的权力，具体过程如下：首先，从立法工作抓起，笔者建议省级人大及常委会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基础上，制定《村民委员会工作条例》和《村党支部工作条例》。这种征对地区特点来细化法律、法规的举措，可以确保法律、法规运行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其次，要规范两委执行法律、法规的行为，这是明确两委权力的关键性步骤。再次，加强监督。权力是把双刃剑，权力运用得当，造福于民，一旦权力被滥用，就会严重危害社会和人民利益，因此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最后，建立纠错制度，确保立法、执法和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一旦两委越权行为发生，需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三）构建利益协调的乡村善治模式
我国的乡镇政府处在权力体系的末端，直接接触广大农村地区，在应对和处理农村问题上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因此，农村的各项工作能否顺利展开与其紧密相关。在农村，两委之间的矛盾一直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事实上与乡镇的不当工作方式直接相关，笔者长期调研发现：在实践中，乡镇由于工作压力及领导个人素质等原因，经常以不恰当的方式介入到农村事务中。因此，要解决两委矛盾，实现两委正常运行，需构建利益协调的乡村善治模式。构建利益协调的乡村善治模式需要积极推进乡镇行政体制改革，该改革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改革乡镇财政体制，避免乡镇为解决自己的财务困难向农村伸手。第二，改革行政考核制度，应在坚持中央精神的同时充分考虑乡镇实际。第三，完善乡镇政府的监督体系和健全乡镇政府的责任问责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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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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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正林.中国农村权力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乡村治理概念篇10
[关键词]乡村伦理内卷化共同体伦理礼治伦理大传统小传统
[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6-0131-06
一、作为文化解释概念的“内卷化”
“内卷化”（involution）是人类学分析和解释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学术概念，这个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Goldenweiser）首先提出，他用“内卷化”来描述文化模式在变迁过程中的发展形态。当某一类文化模式变迁到一定的形态之后，并没有就此而稳定下来，而且也不能使自身转变为一种新的形态，只是该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其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化，这便是文化模式的“内卷化”。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Geertz）在1963年出版的著作《agriculturalinvolution：theprocessesofecologicalChangeinindonesia》（《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中借用了戈登威泽的这个学术概念，以此来描述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的水稻生产。格尔茨发现，爪哇农民在水稻生产中不断加大劳动投入，但超密集的劳动投入并未带来水稻产量的相应增长，爪哇地区的水稻生产长期以来只是简单地重复进行着，没有什么创新和进步。他将这样一种现象称之为“农业内卷化”。格尔茨运用“内卷化”概念所进行的相关研究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内卷化”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文化学和经济学研究中通常采用的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
文化“内卷化”是不同于“文化革命”和“文化进化”的一种变迁路径。文化的“革命”路径是间断性、突发式和剧烈的改变与更替，即从一种文化模式跳跃式地转变为另一种文化模式。文化的“进化”路径则是缓慢的、连续的、增进性的变迁过程。与前二者不同，文化的“内卷化”是指各文化要素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相互内卷、内缠，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内卷化”表征着文化变迁和发展的复杂性，显现了某一文化模式内部的复杂化和精细化的演变过程。文化的“革命”路径是非常规的变迁路径，不会经常发生。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来看，人类文化的变迁主要有进化和内卷两种路径。当代中国乡村文化的发展态势基本符合“内卷化”文化模式的特征。“近几个世纪中，以进化论为特征的‘现代化’歇斯底里发展不仅吞噬着地球资源和人类生存空间，而且无节制的物质欲望扩张造成了集体记忆消失、群体认同瓦解乃至人与自然关系崩溃，造成人类积累的历史文化内涵稀释和离散。当海德格尔引用赫尔德尔的诗句谈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时，可以说就是在寻求人类文明的‘内卷’回归之路。”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文化的变迁，似乎进化就代表着文明和进步，然而，文化变迁是异常复杂的过程，并非线性的和单向的，“内卷化”提供了一个考察人类文化变迁的新视角和新思路。
文化的“内卷化”强调文化变迁过程中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密切联系。格尔茨将“内卷化”看作简单的重复，只是看到了内卷化的一方面特质。实际上，“内卷化”也是一种有希望的、可以期待的文化革新形式，但是，这种革新需要以已有的文化结构作为基础，然后通过文化的“修补”工作来解决新出现的文化问题。“内卷化”内在地蕴含了保护文化传统的意义，因此，我们在面对变化着的文化发展环境时，就理应保存那些有价值的传统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文化，它是在以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累积性地变迁的。文化主体的集体记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都是文化变迁和发展的重要元素，融合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的文化“内卷化”，确保了文化变迁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在当代中国，作为乡村文化核心内容的乡村伦理，具有明显的“内卷化”特征。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经历着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的深刻转型，有两种不同性质和向度的力量影响着这样的转型：一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依托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和行政控制力量，乡村成为国家治理的对象；一是乡村自身具有的内生性的秩序自治力量，这是维护乡村伦理秩序的内在推动力。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是在国家外部力量和乡村内生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而正是由于乡村自身具有的内生力量，才使得乡村文化、乡村伦理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着较为稳定的世代传承的伦理文化结构，乡村伦理文化有着自己的发展历史，虽然乡村伦理文化的历史总是地方性的，但是，这种地方性的伦理文化历史不只属于该乡村，而且还是整个人类文明史在该乡村的具体表达。
二、个体伦理与共同体伦理的碰撞
传统的乡村是一个熟人共同体，在这个共同w中，儒家仁爱伦理设定的处理经济交往、人际关系以及维护乡村生活秩序的道德规则便捷有效，且易于被村民所接受和实践。传统乡村的伦理关系或是基于家庭和家族的血缘亲情，或是基于地缘，血缘亲情和地缘共同构成了熟人社会伦理的基础，因此，儒家仁爱伦理主张，人们应当首先维护家庭和家族成员以及彼此亲近的其他成员的权利，熟人共同体的伦理关怀应当优先得到考虑，然后再推及他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像水中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自我不是孤独的原子，而是有着多重伦理关系的社会存在，人的本质规定性就体现在自我与他人以及社会的伦理关系之中。虽然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人的个体化发展，但是，基于熟人关系的共同体伦理依然被村民所认同和践行。熟人共同体提供了人际信任可以利用的充足人文资源，这是对现代社会契约信任和制度信任的有益补充。
最近30余年中国乡村社会所发生的变迁是如此剧烈和急速，以至于人们尚来不及进行理性和冷静的思考就被卷入其中。村民日益个体化的自主选择和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当代中国乡村伦理与传统乡村伦理相比，产生了一些新的带有“内卷化”特点的变化。其一是去传统化。个体从传统的熟人共同体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试图摆脱家庭、家族和血缘亲情关系的道德要求。但是，这样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熟人共同体不重要或者不再发挥作用，如果熟人共同体对个体的成长和发展有益，那么，个体依然会依靠熟人共同体。原本相对清纯的熟人共同体，现在融入了实用性和功利性的色彩。其二是通过从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当代乡村社会的成员走向个体化，获得的是自由和权利，成就的是道德自我，不盲从别人强加的价值观，而且也明了何为善、何为恶，然后做出自己的自主行为选择。然而，吊诡的是，“自由和个性并不必然会使个体变得与众不同。相反，对社会制度的依赖决定了当代的个体不能自由地寻求并建构独特的自我，男男女女必须依据某些指南和规则来设计自己的生命轨迹，因此，他们最终得到的反而是相当一致的生活”。因市场经济机制的实行而生成的制度化行为规则，为个性的自由发展设定了一些限制，人们不得不遵从一些与自己的意愿相悖的普遍性道德原则和规范。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因村民追求个体化而导致的熟人共同体的松动甚至瓦解，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一是乡村孝道的衰落。孝敬父母长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一种感恩的道德情感，不需要理由予以阐释。在物资匮乏的传统社会，物质生活上的赡养和接济是孝敬父母长辈的主要表现；而在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现代社会，孝道的内涵除物质生活上的赡养和接济外，更多地体现在理解父母长辈的意愿、尊敬父母长辈的行为选择、时常与父母长辈进行情感的交流等精神生活的层面。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乡村，孝道却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传统乡村社会的父母长辈有着无可争辩的道德权威；而在当代乡村社会，父母长辈的道德权威正在弱化，晚辈成了家庭中的主导力量。随着乡村中年轻一代个体权利意识的增强，处理家庭事务不再是父母长辈说了算，家庭事务民主化的一个后果是，老人与晚辈之间的意见纷争增加，这不仅影响了家庭和谐，也常常会让老人精神不悦。一些晚辈有条件赡养父母长辈，但是，他们认可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不愿意去尽物质和精神上的孝道，当代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伦理在最亲密的生活共同体中也日渐式微。百善孝为先，由一个人是否履行孝道，可以大体看出其道德素质的高低。
二是乡村人情的淡漠。人情伦理是日常交往伦理，日常交往建立在亲情和友情的基础之上，以情感为纽带。在传统乡村熟人社会，人与人交往频繁和紧密，相处和谐友善，一家有事，大家相帮。大家是熟人，有什么事打个招呼就行，用不着多说什么，因熟悉而生发彼此关怀的道德情感。“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作为一个伦理共同体，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给人以守望相助、温情脉脉的美好形象，“伦理行动的理由存在于浓厚的关系中，而与涉入这种关系的人的利益没有关联”。这种浓厚的人情关系，实际上是与利益相关联的，只不过这种利益不是超越于共同体的个人私利，而是共同合作的利益，所以，熟人社会的伦理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居民的人情淡漠已经成为现代性社会中的道德病症。在高度陌生的城市社区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缺乏情感上的相互支持和合作协作意识，每个人在享受到充分自由和最大权利的同时，却不能培育作为城市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因而会产生“这个世界冷冰冰”的感觉。尤其是在如今的风险社会，个体会感到单薄无力、孤立无助。对于乡村，人们往往有这样的观念：乡村拥有自然宁静的生活方式和纯真热情的美德。遗憾的是，城市人情冷漠的道德病症也扩散到了乡村，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同样影响了乡村的伦理关系。虽然与城市相比，乡村的人际关系依然处在熟人或半熟人状态，但是，当代乡村的院墙和防盗门阻碍了人际交往的便利，而为了一己之利，少数村民更是暴露出了“农民特有的狡黠”，全然不顾乡里乡亲的人情，甚至把他人的温情当做利益算计的工具。目前一些志愿者在乡村积极传播情感主义儒家伦理，试图挽回乡村社会曾有的温情，这样做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尚不可知，但无论如何这是有益的尝试。
三是乡村公共生活伦理的缺失。设立基层管理机构来治理乡村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事情，传统乡村社会的熟人共同体虽然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发达而有序的公共生活伦理文化，但是，这并不妨碍传统乡村公共生活的道德治理。“在一个完全的、更大型的社会里肯定要出现精英层在文化方面向农民层施加教育和示范作用的现象的。”“皇权不下县”的中国古代治理文化传统推动了以乡绅、德高望重的长者等精英人物为主导力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诞生，乡绅们在传统乡村的公共事务管理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环境中，公共生活伦理主要体现为村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和乡绅们主动的道德示范。乡绅不仅代替政府行使治理乡村的权力，而且修桥铺路、热心公益慈善、教化村民的道德修养并以传统道德和公序良俗来调解村民之间的各种纠纷。在个体自由和权利意识日益提高的当代乡村社会，传统的以乡绅为道德榜样和以村规民约来约束村民行为的公共生活伦理建构模式，还能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是不少相关研究者正在探讨的问题。当代的村民有着很强的个体化意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价值观盛行于人际交往之中，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严重缺失。当代乡村公共伦理的建构并不是要回到传y的熟人共同体社会，而是要研究在利益分化、价值多元、个体差异加大的现代乡村社会，如何以维护乡村公共利益为中心，建立起全体村民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村民又能履行自身道德义务的新共同体伦理。
三、法治伦理与礼治伦理的共存
礼治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色之一。在中国远古时期，“礼”是一种原始宗教祭祀仪式，到西周时，周公整理、补充和改造了原始的礼仪及传统习俗，将“礼”的内涵加以扩展，形成了一套治理国家的典章规定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行为规范，祭祀之礼就转化为人文之礼，“礼”从仪式发展为礼治制度。先秦儒家传承了周公的礼治思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通过“援仁人礼”，实现了礼治与道德的融合，彰显了礼治的人伦特性。礼治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重要社会功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治渗透到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秩序、调节人际关系、规范人的行为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礼治社会，“礼”即社会认可的典章规定和行为规范，合于“Y”的行为自然就是合于伦理的行为。法律是依靠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Shils）将传统定义为从过去延续到现在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人类创造的各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等构成的表意象征。文化社会学将人类文明进程中从过去流传或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都视为传统，“它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且被代代相传”。虽然现代社会生活变化快速，日新月异，但是，人类“现代生活的大部分仍处在与那些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法规相一致的、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来评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传的遗产的一部分”。风俗、礼仪、信仰和习惯等具有“内聚力”的隐形文化传统，其内容不只是古老的，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还赋予它们以新的内涵。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文化传统的积累过程，一个民族如果离开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就等于割断了自身的文化脉络。现代社会道德文化和价值观的发展和创新，唯有在传承民族内生的文化传统基础之上才有可能。
伴随着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乡村社会的法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村民所能享受到的法律待遇与城市居民几无差异。但是，现代法治特别重视国家颁布的成文法，强调法律规则的普遍适用性，对乡村社会的法伦理文化传统重视不够。事实上，国家颁布的所有成文法并不能涵盖乡村社会生活中全部的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而由道德规则构成的礼治文化传统弥补了国家成文法的不足和缺陷。乡村社会的习惯法就是礼治文化在民间日常生活中法律化的一种表现，习惯法“这一术语被用来意指那些已成为具有法律性质的规则或安排的习惯，尽管它们尚未得到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的正式颁布”，习惯法“在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它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主要在一套关系网络中被予以实施。就其性质而言，习惯法乃是不同于国家法的另一种知识传统”。乡村社会的习惯法体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常理、常情”，这些“常识、常理、常情”是处理乡村社会利益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地方性知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法治建设不能无视儒家礼治传统基础上的民间习惯法，而是应当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尊重和理解的道德情怀对待之。那些至今仍为乡村社会所认可的民间习惯法，必然有其存在的依据，它们是国家法治的有益补充。有学者的田野调查显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所代表的法治秩序、“找熟人解决”的传统礼治秩序和“找村委员或村党支部解决”的新型礼治秩序，共同构成了当前我国基层农村解决利益纠纷的基本路径。由此可见，在已经走向法治化轨道的当代乡村社会，礼治伦理对解决利益纠纷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
乡村社会的法治伦理和礼治伦理以“内卷化”的形态长期共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礼治文化传统已然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和对自身生活的直接影响。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生活的每一步都被传统和习惯的锁链牵制着。“法律确实是一种历史的衍生物，因为它是习惯性道德的表现，而习惯性道德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发展是悄无声息的，且无人意识到的。”源于礼治文化的乡村社会习惯法，尽管不具有成文法那样的强制力，但是，如果它们是人们内心的道德律，则无须强制而自愿认同并自觉遵循。中国正处于走向法治国家的征途上，现代法治文化要对乡村社会真正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还需要一些支持条件。“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传统乡村社会通过礼治文化而构建的伦理秩序，揭示了将道德融于法律文化之中的重要性。道德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礼治文化的基础，民间习惯法在乡村社会的实践亦展现了道德治理的力量。充分利用礼治文化传统中重视法律道德性的文化基因，将道义性价值观更好地体现在立法理念、司法程序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这是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法治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四、“大传统”伦理与“小传统”伦理的融合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分析乡村社会文化时，提出了大传统（Great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tradition）这两个概念作为分析框架，以此来说明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的传统。他认为，大传统是指上层人士、精英人物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乡村中农民所代表的文化。“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芽出来的。”大传统是上层人士和精英人物有意建构的，而小传统则是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自然产生的。芮德菲尔德采取了文化的二分法，注重考察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但是，他同时承认，“这两种传统――大传统和小传统――是相互依赖的；这两者长期以来都是相互影响的，而且今后一直会是如此……我们可以把大传统和小传统看成两条思想与行动之河流；它们俩虽各有各的河道，但彼此却常常相互溢进和溢出对方的河道”。无论是传统乡村社会还是当代乡村社会，实际上都存在着大传统伦理与小传统伦理的分殊与融合的问题。儒家伦理首先是由上层人士、精英人物作为大传统提出来的，然后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将其所倡导的伦理文化和价值观与乡村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成功地介入了人们的日常人伦关系，成为人们处理社会伦理关系和应对道德生活冲突的基本行为规则，并因此形成了适应不同乡村社会的小传统伦理。因此，儒家伦理既是一种文化观念的传统，同时，它还是一种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传统，它的作用和意义通过普通人的日常人伦关系和道德生活体现出来。
近代之前，以儒家道德文化为核心的大传统伦理与乡村社会的小传统伦理一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在与西方列强对抗中的一次次失败，国人对自身道德文化传统的评价越来越低，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也从自信逐渐转变为自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认为，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伦理文化是中国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必须反对传统的伦常文化，“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口号在当时喊得震天响。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的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当中，民间许多固有的知识、信仰、观念、仪式和行为方式，被视为愚昧落后陈旧过时的东西遭到批判和禁止，族谱、村庙、农祠等被认为是旧时代的遗迹而遭毁弃。然而，乡村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韧性，即便遭受“革命式”的大规模摧毁，它的生命力依然强盛，人们看到了中国乡村文化传统的复兴景象。
作为小传统的中国乡村道德文化，为什么能够起死回生，在今天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这是因为自然生发于民间的小传统伦理已然成为乡村社会的文化基因，渗透于乡村社会的日常习俗和仪式之中。而以习俗和仪式文化为代表的小传统伦理之所以能够世代相传，缘于小传统伦理“活”在民间、“活”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即便在当今社会受到市场经济机制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些“活着”的小传统伦理依然还在发挥着应有的行为规范作用。某些习俗和习惯一旦确立起来，就会成为稳定的、不易改变的乡村社会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可的道德行为规范。“习俗的稳定性基本上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谁要是不以它为行为的取向，他的行为就‘不相适应’，也就是说，只要他周围多数人的行为预计这个习俗的存在并照此采取自己的态度，他必须忍受或大或小的不快和不利。”像习俗“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在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乡村社会的演进过程中，“过去的文化形式、惯例、价值以及习俗总是在影响着之后人类行为的适应性，也使得不同群体的行为和反应呈现多样而又独特的特点”。中国的乡村社会有着不同的、多样的小传统伦理，这也使得大传统伦理与小传统伦理的融合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和路径，而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实施方案，这就为各地方乡村社会充分挖掘自身小传统伦理文化的独特性，与当代社会的大传统伦理进行有效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
强调对乡村小传统伦理的尊重和认同，并不是刻意突出它的特殊性，更不是否定普遍性道德知识这样的大传统伦理，而是要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大传统伦理中那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实现，不可能脱离地方性的道德文化小传统，它们的实现方式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必然带有各自民族或乡村文化的特色。以习俗、仪式等乡村道德文化为代表的小传统伦理，并不排斥自由、平等和公正等普遍性道德知识和价值观，因为传统虽然“是现存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当代中国社会的大魍陈桌砗托〈统伦理不可能固定不变和抱残守缺，而是不断生成、创新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