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篇1
■法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核心
法经济学是运用有关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法学理论和分析各种法律现象的学说。由于是交叉学科，从法学角度来说，可将其译为“经济分析法学”；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可将其译为“法经济学”；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说，可将其译为“法和经济学”或“法与经济学”。法经济学正因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成为一独立的法学流派。它不仅涉及到有关法律价值等具有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几乎所有的部门法领域。
法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基于此论断都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在西方国家，很多人曾经片面地认为法和法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公平或者正义这样的问题，而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则是效益问题，即如何有效利用资源、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经济学本质上是实证科学，注重数据分析。而法律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人的行为难以作定量分析，因此人们以往极少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去分析法律制度。但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律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开始认识到法律与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在可能的条件下不仅是定性的，而且是定量的，从而使人们可以比较精确地了解各种行为之间经济效益的差异，进而有助于改革法律制度，最终有效地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效益。
■法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在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研究仍大量涉及社会制度问题，因此对于法律问题的研究并未中断过。19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有人称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还有贝卡利亚、边沁、亚当斯密以及康芒斯，但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经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反思后，各国政府不得不大力运用法律手段来对经济进行干预与控制，这使得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迫使法学院对教育课程进行改革，以培养了解经济学的法律人才。由于时值美国采用反垄断法来对市场进行干预，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开设了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分析这门课程，经济学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这个项目最终演变成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经济学项目”。1958年，《法经济学杂志》问世，它的创办是“法经济学运动”的里程碑。
罗纳德。科斯教授是法律经济学初创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律经济学的学科创始人。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科斯定理”告诉人们，私人之间的交易在谈判、签约、监督执行过程中会产生相关费用，即交易费用，同一交易过程在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中进行时，所涉及到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过高的交易费用将对私人交易形成障碍，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效的法律制度安排能够节省私人交易的费用，减少私人谈判达成协议的障碍，有利于资源配置结果的改善。因此，“科斯定理”通过引入“交易费用”这一核心概念，将法律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结果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奠定了基础。
以波斯纳为主要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后，成为最具感召力的法哲学流派之一。波斯纳认为，所谓法律经济学是指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它既以人类社会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又以经济理论和方法为其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故而分属于法学和经济学，成为它们的分支学科。
归纳科斯以来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法律经济学讲的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发展的学科。对法律分析最有用的经济学分支是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常被定义为研究有限资源如何在相抗衡的各种目标之间进行选择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经济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的差额来确定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和制度模式。正是由于经济学的技术优势使之向其他社会领域的扩散成了大势所趋，学者们发现将法学进行经济分析同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法经济学要增强具体实用性
法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使法经济学对法律制度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惩罚理论及其实践、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及其实践；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管理实践；以及宪法、海事法、法理学等各个方面。一方面，法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许多立法背后的基本政策目的，使立法得到更为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另一方面，法经济学却难以对具体的案件审理提供一致性的指导，不能据此使相同或相似法律规范下的权利和义务得到相同或相似的裁定结果。
要使法经济学研究具有实用性，必须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它应同时包含对经济理论和一系列相同或相似案件的分析，将经济理论和法律案件的分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就像在一般的法律案件分析中那样，抛开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模型，在个案中考虑风险的存在，只在个案而不是一系列相同或相似的案件中考虑经济学理论的适用，从而在对一系列相同或相似案件进行的经济学分析中找到这些案件的规律，使这些案件的裁定具有法律上至关重要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一是该方法采用涵盖绝大部分民事责任的侵权和合同策略理论；二是将经济理论和法律当做各自独立的对象，分别展示它们的逻辑构成；第三，不是只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而是对一系列案件同时进行法律和经济学的分析，以展示它们在这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运用中如何相互关联，以及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如何被运用来决定具体案件的裁定结果，并比较两种结果之异同。法经济学原理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虽有差异，但常常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就同一个法律规则而言，法学家维护的是公正，经济学家维护的是效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常常是殊途同归。我们过去将公正作为法律的价值标准，今后，我们在坚持公正标准的同时，效率将成为法律改革的目标。
■我国应充分重视法经济学理论
近年来，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法制建设碰到了一系列需要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努力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了探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人们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吸收经济分析法学的有关理论。法经济学的研究在不断推进着，这种状态发展的最后结果将革新中国传统法学。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篇2
文章认为，作为以民族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经济分析的方法。从历史必然性和逻辑一致性两方面来看，经济分析是必要的。从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民族经济法公平的世界观和经济的世界观的统一性、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三方面看，经济分析具有可能性。经济分析的具体方法是成本效益分析法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关键词：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研究方法必要性可能性
民族经济法学是以民族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具有二重学科属性，一方面，它属于民族学的范畴，进一步讲，它是民族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属于法学的范畴，是从属于经济法学的一个学科分支。从学科渊源上看，它是民族学、法学和经济学三门学科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三者的综合与分化。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经济法学有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即经济分析的方法。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最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
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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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页。
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参见[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章中有关民事法律思想的表述。
笔者注：法律上的权利是该法所持的正义的体现，当然是有限度的，是相对的。
参见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在《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财产权”。
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与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边沁等人一样，考察的是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法律制度，他们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使得每一种理论都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对本国民族经济法律的分析更趋于系统化。其代表人物凡勃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重点强调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主张从制度上修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该学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尔还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特定国家和民族法律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现以及全世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国为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大量立法，1973年，美国波斯纳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①一书，将经济分析的视角由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完成了经济学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就像经济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一样，法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样，法律、民族、经济是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接纳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关系以及边缘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民族经济法学正是克服学术界“占山为王”现象的基本学术力量。
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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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中译本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参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宋蜀华﹑白振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②。
2、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都
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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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87页
胡泰来《经济与法之学——经济法学科内涵另释》载《政法论丛》1999年第5期第22页。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族经济法治贯穿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民族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相适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目前仍奉行“政策主导”的国度，强调民族经济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一致、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性的必然要求。
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民族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资源，其经济逻辑是不言而喻的。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选择和效益化设计问题。立法者只有正确地评估法律供求，合理地设计权利义务关系，建立预防冲突和消解矛盾的法律机制，才能保证民族经济法的实现。
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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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康兆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著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成本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著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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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5—108页。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篇3
一、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可行性分析
(一)利益最大化机制驱使人的社会行为
在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理性社会形势下，人的社会行为呈现出鲜明的利益倾向，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支配个体行为活动的重要运作机制。有限的社会资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欲望与需求，因此，个体必然会以自身诉求为出发点，对拥有的社会资源加以合理配置与利用，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从经济学上来说，作为经济人或理性人，个体普遍会以资源投入与效益产值的比例作为行为活动准则，努力追求以最少的资源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功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社会学、市场行为学，而且适用于犯罪、婚姻、教育等人类的所有社会行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核心归根结底是人的犯罪心理、犯罪行为，而个体行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客观特征使得经济分析方法在研究刑事诉讼法学当中具有独特的切入点。无论是以权力操纵、权力扩张为主因的刑事犯罪，还是以权利保障、维护为核心的刑事诉讼活动终归落脚于功利主义，回归于经济分析方法。
(二)刑事诉讼法学建设追求效用最大化
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等活动也建立在效能最大化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参与制度建构的专家或学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因此，刑事诉讼法学本身就离不开经济分析方法的支撑，这主要体现在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力四个方面。
其一，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和启用等相关内容中都涉及到直接成本、错误成本、伦理成本或成本效益关系等经济学概念。从经济分析的视角对现有刑事诉讼程序的合理性、科学性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其二，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辩诉交易制度、证据证明制度等相关内容基于经济分析视角，例如，我国移植辩诉交易制度成本巨大且未必有价值的结论就来源于对犯罪者成本惩罚成本等经济学概念的辩证分析。其三，对侦查主体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等刑事诉讼行为的研究来自于经济分析，并将侦查投入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的契合点做为最具诉讼效率的临界点。再如，对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成本、惩罚成本与刑讯逼供的犯罪收益进行分析得出要提高刑讯逼供罪成本，降低其犯罪效益的结论。其四，关于诉讼权利的研究体现在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行使分析当中，以经济分析方法从风险规避、风险偏好、风险中型等三个概念来研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沉默权的选择态度。
(三)刑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追求高能诉讼效率
刑事诉讼法的本质是基于国家主持的社会不同利益关系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决定了诉讼制度建设、诉讼执法等环节需要国家投入一定的建设成本与运作成本。虽然加大成本投入通常会达到提高诉讼收益的效果，但缺乏经济性的司法构建不是最理想的。一方面，特定时期和空间内可供国家调配利用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国家不可能无度地将资源投入到制度建设当中。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活动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大多具有情节重大性，对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影响深远，且通常潜藏于社会，对法律规制具有逃避行，所耗费的社会资本同样巨大，如果盲目地提高成本势必会加剧国家负担。因此，刑事司法资源具有鲜明的稀缺性和易耗性，这就决定了国家在刑事诉讼法的建设与执行等过程势必会追求以最小的诉讼资源实现最大的诉讼产值。由此可见，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要求，也是国家资源调配和国家制度建设层面的必然。
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经济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分析方法局限性难以适应刑事诉讼法特殊性的需求
尽管经济分析方法在解决一些简单的刑事诉讼案例时具有显著的优势，能够依托经济学理论寻求到高效能的诉讼解决途径，但这是建立在早期学者将刑事法律问题抽象为经济问题基础上的。事实上，目前许多复杂的刑事诉讼案件不断涌现出来，单纯的经济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刑事诉讼法的特殊性需求。
其一，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行为具有限制性，在理性和自由的选择方面时常受到外界影响。以经济分析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相关问题的前提是认定每个社会个体是经济学范畴的理性人或经济人，其行为活动都具有理性和功利主义。事实上，这种假定只能适用于私法范畴。并不能通用于身处公法的刑事诉讼一方主体当事人。其原因在于，理性和自由选择虽然为私法的制定和施行奠定了基础，但对公法而言却往往是遥不可及的。许多刑事犯罪活动发生于非理性选择的情势之下，稍微具备法律常识的个体，在理智情境下都会清醒地意识到犯罪效益与犯罪成本之间的巨大差额，这说明外界的多元压力或逼迫往往是造成刑事犯罪的主因，行为主体的非理性活动也就无法用经济分析方法来解释。
其二，诉讼效率并非刑事诉讼活动唯一追求的结果。经济分析法的侧重点在于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效能，这对以解决多种社会纠纷的法律目的而言无疑存在片面性，这是因为在诸多情境下诉讼活动的正当性和争议性往往高于效率。在刑事诉讼活动价值体系中，追求净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往往建立在满足正义和公理的基础上。换言之，效率职能是正义、自由、平等的附属价值、次要价值。
(二)分析理论的片面性滞后于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的经济分析
纵览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利等内容中的应用，分析视角大多集中于成本收益理论或边际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在分析某项行为活动的可行性时应用较多，是判定某刑事诉讼程序设置合理性、科学性的重要依据。辩诉交易制度中对利润空间的分析就是来源于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分析。边际理论则主要应用到个体行为的分析中，通过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研究推出结论。这一理论对刑事诉讼法学而言，能够确定某项刑事诉讼环节的最佳资源投入量，用于分析侦查资源、审判资源、起诉资源等在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诉讼产值的最大化。反映到具体应用中，如警察在侦查案件时通常先选择那些证据明显、说服力大、成本低的证据，而随着案件的推进和取证范围的扩大，取证的难度会增加，证据收集的边际成本就会随之增大。反观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经济分析方法，除上述两种理论外还存在帕累托最优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博弈论贝叶斯定理等理论，这对进一步分析刑事诉讼法学奠定了更全面的基础。一方面，国家机关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学从建立到完善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利益分配的此消彼长，将帕累托最优和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引入其中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活动充满了多个角色的博弈关系，法官与当事人的博弈、证人与当事人的博弈、向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博弈等，彼此之间交错复杂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在博弈论的阐释下会更加明晰。贝叶斯定理则是指，可以根据已经发生的某件事的概率来推算这件事未来发生的概率。
(三)忽视法律人员传统分析思想方法对经济分析方法的影响
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通常是将经济模型或理论直接置于某项制度或行为的分析当中，缺乏对经济分析法可行性、适用性的深度研讨。经济分析方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法律以及社会个体、人的行为等都是理性的，具备自由选择权利的。只有基于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概念和原则才能利用到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当中。事实上，法律官员在建构或执行刑事诉讼法时除了效率还会受到传统和分析手法的影响。在执法人员观念中存在已久的传统意识会支配其法律行为。特别是扎根于伦理和政治学中的传统约束和规范并不属于经济学范畴，这意味着完全以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是不具可操作性的，例如，道德、文化、信仰、伦理等影响因素在经济学领域并没有相对应的概念或准则，这些非经济动因对刑事诉讼法的影响就无法用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一方面，经济分析方法具有不确定性，而个人利益正不断趋于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物质性收益只是个人利益的一部分，多数理性人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更多的指社会地位、名誉、尊严等。这些含蓄的利益要素在不确定的经济分析方法面前很难得到全面而精准的阐释。另一方面，非理性的社会个体客观存在于刑事诉讼活动当中，在情感、伦理、道德、宗教等多元因素的影响下，许多刑事诉讼活动并不具有理性化特征，如果单纯以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其行为动机就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三、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路径
(一)基于刑事诉讼法学需求建构经济分析方法理念与模型
当前，经济分析方法虽然已经在私法领域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研究策略，但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而言却显得捉襟见肘。在此背景下，如若贸然将经济分析的模型或公式直接应用到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利的分析当中就会显得突兀而不具操作性。其结果必然是流于形式化的经济分析方法只能停留于简单的案例剖析层面，并不能真正进入主流的学术研究领地。因此，在建构经济分析方法的理念与模型时应遵循按部就班、步步为营的策略，结合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需求制定科学、系统的理论建构体系[3]。首先，准确全面地理解刑事诉讼活动中利益最大化的内涵与要求。理性人以及刑事诉讼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分析方法运用的前提条件，而这里的利益最大化却不单指物质收益，还包括尊严、名誉、社会地位、文化等非物质的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在确定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范畴时应根据刑事诉讼活动的现实需求融入对应的经济学理论。其次，经济分析模型的介绍与引入要建立在对经济理论的充分论证基础上。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已在前文论及，而如何使之应用到所有法律领域是当下应思索的问题。在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种理论基础的可行性与使用环境，并在深入论证后提出经济模型的完善策略。
(二)拓宽经济分析方法理论基础视野并加快立法实践过程
马克斯韦伯提出法律保障是以经济利益为直接服务对象的，这决定经济利益对法律建设的重要影响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在利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问题时习惯于将经济利益结果作为刑事诉讼法律建设的依据和参考标准，其结果则是法律价值取向及制度选择的偏激化。我们固然要承认功利主义对多数理性人或经济人社会行为支配性作用的合理性，但是也要意识到法律制度对社会个体和国家利益的维权属性。显然，当下以成本利益理论为主的经济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适应刑事诉讼法的建设需求。因此，拓宽经济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并推进立法实践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借鉴国外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将帕累托最优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博弈论贝叶斯定理等理论纳入经济分析方法的基础体系。其目的主要在于解决刑事诉讼法活动中涉及的多方博弈和利益纠葛关系。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多数人的利益，推进国家和社会进步。而在经济学理论中，并不存在第三方利益未受损失的资源优化配置。因此，在刑事诉讼法的建设过程中遵循一方利益损失小于其他方利益增进总和的改进就是有效的，这一理论对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律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将经济分析方法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实践当中，主要体现在对法律人员的经济分析意识培养和对法律实践中经济导向价值当中。一方面，从理性人的角度对法律人员的经济分析意识加以培育，使其在刑事诉讼活动当中从经济分析视角入手综合考虑多方利益的博弈关系。
(三)综合传统非经济性观念完善经济分析法适用的前提条件
将经济分析方法应用到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不仅要强调经济理论适用的前提和基础，更要关注非经济性传统观念对刑事诉讼法建设的影响。
首先，精准把握刑事诉讼法服务于民众利益的立法准则。经济分析方法在研究刑事诉讼法时通常会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正义、平等、公平等正当性。重新认识到经济利益相对于公平、正义的附属价值意义是极为必要的。在国家机关职权行使过程中，正义价值在公法活动中体现出正当性要求。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要辩证看待经济分析方法的地位与作用，不能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对正义价值的寻索。
其次，要综合考虑传统价值观念对刑事诉讼法的影响。将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的人情、伦理、道德等价值要素结合起来，寻求两者的契合点[5]。经济分析方法对理性人的假设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方法虽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忽略非经济性观念的重要影响。以证人不出庭作证为例，我们通常将其行为动机定性为经济损失或安全隐患。事实上，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情感、伦理、道德等因素也是其不愿出庭的重要原因。大义灭亲的行为虽然符合正义的需求，但不可否认其对伦理而言存在的痛楚。因此，在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时要综合考虑好两者之间的主次关系。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篇4
论文摘要：当代经济学出于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日益重视对制度及其经济绩效的研究。本文从方法论与史的角度考察不同时期制度分析的方法与内容，并设想将传统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融为一体，以促进制度分析的进一步发展。
一、古代先哲的制度思想萌芽
“制度”在中文中的基本内涵为：以法令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规则和以财产权让渡为内容的规定(张宇燕，1992)。如《礼记·礼运》日：“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至于制度的起源，孔子认为是上天授权圣王设立：“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苟子则从“礼”的角度，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论述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导致冲突和产权规则的形成：“礼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工，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是礼之所起也。”他也视制度为“先王”所定，与孔子一样，认识到制度产生于人的行为，为人而设。在制度结构中，古人以“礼”作为纲纪和核心，而以“法”和“德”作为约束自身行为的强力手段和道义手段，这一方面尤以苟子为代表。显然，这是把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结合起来考察制度的功能。制度思想的另一源泉是古希腊思想家。他们主要关心经济和组织的效率，色诺芬、柏拉图对组织、专业化与分工的论述，可以说是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古罗马学者则把制度的视角集中到法律方面，其财产法和合同法后来成了西方世界民法体系的思想源泉，而现代公司制度则可以追溯到罗马法。
古代思想中的制度分析，一般是融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思想，并且服务于其他理论分析；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并不占居主导地位。他们的分析大体上是一种经验与归纳式的，从整体出发，不太注重逻辑演绎。他们对制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有深刻了解，但未能提出关于制度的系统理论。
二、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制度
思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对组织生产的规则——分工作了系统论述，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制度对财富生产的影响，同时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了某些制度的演化。在斯密的体系中，生产以分工为特征，分工起源于人类相互交换的倾向。分工与专业化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分工的演化会受市场制度的制约(或称“斯密定理”)。但这一思想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直到20世纪20年代扬格深化和发展了斯密的思想(allynYoung，1928)。近年来的发展主要反映在内生增长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上，如杨一博兰德模型("fangandBorland，1991)和贝克尔一墨非模型(Beekerandmuyphy，1992)。这些理论重新发挥了斯密的分工制度思想，将人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注意力再度引向制度，从而克服了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缺陷。
在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中，既有对以“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为标志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分析，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古典经济学的一条副线(周小亮，1999)；同时又有对社会法律制度的分析，后者实际上论证了前者的制度环境。在《国富论》中斯密试图证明一套特定的规则如何比另一套规则更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这属于比较制度分析。他所推崇的制度结构，是个人对经济资财拥有排他性私人权利的结构(埃格特森，1996)。这论证了一种贯穿整个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斯密从“经济人”的自利和无意识增进社会利益来论述这一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这种分析方法为后人所遵循并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出发点。
在斯密的制度分析中，市场制度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它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自利之人实现自身需要并通过“是非的意识”促使整个社会不断地道德进步。
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人性假设——经济人看，制度背景寓于其中。斯密并未提出“经济人”这一概念，但他确实分析了其基本含义。然而，他分析的行为者，一方面是超历史的自利的个体，另一方面又具有资本家、工人、地主的阶级差异，是处于特定经济制度之下的实实在在的个体。这同后来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应该是有本质的差别的。斯密还分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制度演化。这既可以看作制度演进理论的先驱，又可以看作新经济史理论的发端。在《国富论》上卷的第三编“论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同途径”中，分析了城市与商业文明的起源，也就是欧洲由中世纪的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工商社会的演化。
三、斯密继承者的两个发展方向
斯密之后，因为对价值创造及源泉的不同看法，经济学主要分成两大流派：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否定劳动价值论而寻求斯密其他价值源泉解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二者之间除了价值论上的分歧外，在经济分析方法上也有极大的区别，表现为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制度分析与非制度分析的分流。
西方主流经济学视制度为既定的外生变量，或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研究“黑板经济学”(科斯，1994)，致力于模型化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局限于分析符合“帕累托效率”的完全竞争市场和设计一套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竞争规则。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虽然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但它所面对的一直是一个无“磨擦力”从而是非现实的世界。不过，认为主流经济学完全不注意制度分析并不十分公平。在它的体系中，有对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计划与市场效率的比较分析，这相当于制度分析(青木昌彦等，1999)。但它的制度分析也仅仅到这一层次；它承认政治、法律、货币和其他制度的存在，但对它们的分析过于肤浅。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思想，并充分注意到李嘉图思想中的利益冲突，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作了深人彻底的剖析。制度被视为一系列总括多方面的规则，其核心是所有制，并分作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要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必须采用抽象的历史的方法，结合利益冲突、文化习惯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由此，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基本演变规律。由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马克思分析的是宏观上的整体制度，而且是作为制度特殊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它确实从一个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成功的研究，而且在理论基础、关注对象和价值判断上皆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最终成为经济学分析中争议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朵奇葩。
四、当代西方向主流挑战的两个异端：新老制度主义
当代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新老制度主义者的对立，尽管这种对立已引起了有关学者的不安和力图协调它们(参考卢瑟福的一系列著作)；学者们目前的研究尚在对比二者异同阶段。另一个问题有人也提出来了，即国内的研究对老制度主义重视不够，而且有所误解(张林，2001)。
(一)老制度主义
老制度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以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为代表的美国制度主义。新近的发展既来自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等的新制度学派，又同费斯特、格罗锡、图尔等的主张一致。它有两大研究纲领：一是凡勃伦一阿里斯纲领，强调商业或金钱经济与实业经济的基本二分法(卢瑟福，1999)，更一般地表达成思想和行为的制度方式与技术方式二分法或礼仪方式与工具方式二分法(瓦勒．1982；芒克斯，1988)；二是康芒斯一塞缪尔斯一施密德纲领，它关注法律、产权和组织，它们的演变及其对法律和经济权力、经济交易和收人分配的影响(卢瑟福，1999)。后一研究纲领更接近于新制度主义。
对于老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明确地集中到制度上，相应地采用制度、结构和演进的整体分析方法，并结合哲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
老制度主义对经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不懈的追求与坚持，影响了西方经济理论甚至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相比于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化模型，确实是独辟蹊径，别开生面，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强大的挑战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一般认为发轫于科斯对企业性质所作的开拓性研究，主要代表为科斯、诺思、威廉姆森、布坎南等，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法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等。按其内核整理，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二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三是制度演化理论
从基本方法上，可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向主流经济学靠拢，包括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它们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当作稀缺资源的制度，因而不过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科斯，1994)，方法论方面并无任何创新，只是扩展了传统经济学的适用范围，这又依赖于对其基本假设的批判与修正：在现实经济世界中充满了风险、不确定性，信息是不完全的，人是有限理性和无知的；这就需要制度来规范、引导人的行为并协助人实现其利益目标。这是一个正交易成本的经济，由此引人交易成本分析方式，使制度研究能够在经验实证层面进行，因而能接近科学地研究问题(周业安，2001)。由于这一方向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最大化公理和边际分析的运用，它已同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而成为新古典框架内的制度选择模型。
二是向社会学、管理学靠拢，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在交易费用对经济的解释中，尽管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一些根本问题也随着研究的深人而凸显出来，主要是在于交易费用概念本身的界定和无节制的使用上。这使它已经得到了罪有应得的坏名声(费雪，1977)。积极的态度不是抛弃而是发展它。在威廉姆森的一系列研究中，机会主义倾向和契约人的概念更进一步受到强调，而理性与非理性、正式规则与传统习惯等得到调和。由于正统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相对静态性，迪屈奇试图把它动态化，充分重视了权力和组织演进的动态特征(迪屈奇，1999)。也是由于传统制度分析的静态缺陷，更多学者强调对制度演化进行动态分析，以超越新古典的制度框架和交易成本理论，例如过渡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所作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博弈论方法已在制度的动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分析制度演进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五、结语：对制度分析方法的反思
制度分析的总体特征是把制度作为考察对象，但在具体考察方式及结论上又各具特色，由此而形成了各种流派。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体、宏观还是微观研究制度，都暴露出各自的缺陷。
一方面，继承正统分析方法的流派以理性人假定为出发点，采用最大化框架和边际方法分析最优制度选择，实际上是从人类个体行为出发来解释和说明制度问题；然而制度如果被当作一系列规范和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那么它只能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从而被深深地打上集体的烙印，单纯考虑个体是无法认识到制度的本质的。另一方面，如果从整体结构的思路去研究制度，由于制度形成的逻辑起点在于个体，如何从个体过渡到整体就成为一个问题，换言之，就是制度宏观分析缺乏一个微观基础。
通常，老制度主义者自称是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新制度经济学则被限定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上。根据卢瑟福(1999)的归纳，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是指：①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②社会整体制约其部分的行为与功能；③个人行为只能由整体来解释。方法论个体主义则指：①目标和利益源于个人；②社会制度的变迁形成于个体行为；③一切制度只能通过个人行为加以合理解释。
其中①与②只是事实陈述，③则代表了研究纲领，所以争议更多地集中于③上。这也是新老制度主义分歧所在。我们以为，追本溯源，制度最初形成于人的需要，即制度是人类行为产物；然而每个人一生下来就面临既定的制度环境，并受其制约与影响，在相对价格的变化(或收益与成本比较)作用下参与新的规则形成或维护旧的制度，这又是众多个体决策相互影响的过程(进化博弈论正是据此研究)。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篇5
关键词：商业方法；商业方法专利；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0；D9文献标识码：B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专利法出现以来，商业方法一直被排除在专利客体之外。“商业方法专利除外”原则被绝大多数的国家专利法所接受。然而，自1998年StateStreet案以来，商业方法①逐渐越过了专利适格性这一门槛。而且随着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加入，尽管各国在商业方法专利授予条件上还存在着较大差异，商业方法的专利适格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默认。商业方法专利申请和授权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内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以美国为例，2010年第705类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分别达到17231件和3649件②。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思考。一个重要而又为既有的研究所忽略的问题是：如果商业方法专利适格性是合理的，那为什么在漫长的专利制度发展历史中，商业方法却一直被忽略？也就是商业方法专利适格性变迁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
上述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解释③。考虑到专利制度本身是一种经济制度。其本质在于通过赋予发明人对客体的垄断权来推动发明人对于客体的公开，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增进。商业方法专利适格性的变迁，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第一，商业方法能够带来社会福利水平的增进，这是赋予它专利适格性的必要条件；第二，这种增进作用是有条件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或者某种条件下可能不存在或者不明显，因而会被专利法所忽略；而在另外的时间内，在另外的条件下，则可能出现，从而产生了赋予商业方法专利适格性的必要。本文正试图运用两人生产交换模型，来论证商业方法在社会产出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依赖的条件，从而对商业方法专利适格性变迁进行解释。
二、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商业方法专利案例出现在前，因而既有的研究主要是对赋予商业方法专利适格性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争论。Bradley（2003）认为，商业创新，为创新者提供了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其本身创造的经济激励能够充分地鼓励商业活动中的创新和发展；nicholas（2003）运用先行优势（firstmoveradvantage）对商业方法发明者的激励进行了进一步说明。olswang（2004）指出，商业方法过于抽象以至于法律不能对其垄断权的范围进行限制以适当平衡对创新的回报和自由竞争的需要，商业方法专利的成本与其他专利的成本要高得多。michaelLikhovski（2001）认为，如果为商业方法提供专利保护，意味着竞争的焦点应该从服务的价格和质量转向对商业方法专利权的拥有上，这样对消费者显然不利。另外，相当一部分研究对既有的商业方法专利质量进行了批评。Bagley（2001）和Lunney（2001）指出在审查计算机所实施的商业方法发明时，已经存在的商业方法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个缺陷就产生了使众所周知的商业模式仅仅通过计算机来实施就能够获得专利保护的现象。meurer（2002）、Hall等（2003）指出，低质量的商业方法专利可能会导致“反公地悲剧”（tragedyofanticommons），带来社会福利的下降。
allison和tiller（2003）、Hunter（2003）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商业方法专利性问题，认为商业方法专利与其他专利相比，并不是具有更低的质量和价值。allison和tiller（2003），wagner（2004）关于美国和欧盟商业方法专利的各种研究，设法找出商业方法专利在专利特性方面，如专利质量、范围和价值等与普通专利相比是否有不同支出。但从统计学的观点来看，这些实证研究并未找到商业方法专利与其他一般专利不同的明确证据。从更微观的层面，martin（2002）通过对信息技术领域商业方法专利的实证研究，认为软件商业方法专利是信息技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Soininen（2005）研究了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商业方法专利的战略运用问题。Kretschmer和Soetendorp（2001）分析了商业方法专利权利人在专利诉讼中对于商业方法专利的战略运用问题。
既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商业方法专利无论是从专利特性还是对整个社会福利的影响等方面都与其他普通专利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论证了赋予商业方法专利适格性是合理的。但这种论证是针对商业方法被赋予专利后的经济表现，并没有说明对商业方法进行专利保护的必要性。此外，既有的研究并没有解释商业方法在社会产出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机制，更没有解释这种作用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区别。因而也就无法解释在漫长的专利制度发展中，技术创新一直被保护而具有同样作用的商业方法创新却被一直排除在外？在实践中，这种含糊不清也直接导致了试图将商业方法按照技术专利的标准进行审理，造成专利制度本身运行的混乱。
三、商业方法专利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一）模型的设定
1.商业方法的界定。由于商业这一概念本身的外延过于广泛，很难对商业方法进行清晰的界定。而且在一般意义上讲，这种界定也是不必要的。商业方法专利的出现要求对商业方法进行“可操作”意义上的界定。2000年美国专利商标局的《自动化商业方法专利白皮书》，将商业方法正式列入美国专利第705分类，将商业方法定义为：“装置及对应的方法，用于商业运作、行政、企业管理或者财务资料报表的产生，其能够使资料在经过处理后有显著的改变或者完成运算操作；本分类也包含作为资料处理或者运算操作的装置及对应的方法，它用于决定货物或者服务的费用”。这种列举的方法实际上是对商业方法这个概念的狭义化，而忽略了商业方法的本质特征，进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带来了对于“商业方法”理解上的混乱。
商业方法的界定应该考虑以下几方面：首先，商业方法指向交换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商业方法往往不直接涉及到实物的生产，而更多的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过程。指向生产领域的各种方法则能够施加于实物领域而产生特定的有形效果。其次，商业方法是一种制度安排而不具备实物形式。商业方法通常指各种交易规则。包括契约的达成、契约的实施、信息的传递等等。其背后都有理论支撑，这些理论是人们智力劳动的成果，是人们对于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总结（黄毅等，2004）。再次，商业方法本身能够提升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在一个交易可以完全无成本的环境中，交易方式不影响最优资源配置的实现。而一旦交易费用存在，则不同的初始产权界定、不同交易机制的设计就会影响到最终的产出。某一种商业方法之所以被采纳，正在于它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增加最终的产出。由此，将商业方法界定为：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④。运用交易费用这一概念，能够将它纳入到生产函数中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2.交易费用的假定。在商业方法的界定中已经引入了交易费用，但没有对其进行进一步的阐释。交易费用这一概念最早由科斯提出，并将其定义为“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威廉姆森从有限理性、投机主义、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少数交易、信息不对称、气氛这六个方面归纳了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盛洪，2009）。交易费用可以从外生和内生两个方面进行区分。外生的交易费用是指在人们作出决策之前就可以看到的，例如交通运输、存储等等费用。而内生交易费用则指那些只能在人们作出决策之后才能看到的交易费用，它与交易的次数和交易数量均相关。在我们的模型中讨论的是内生交易成本，因为是否交易、交易多少数量是个体最优化决策的结果。我们采用冰山交易费用的处理方法。1单位的商品经过交易，买方最终只能够获得k（0k1）单位的产品，其中有1-k单位将作为交易费用被消耗掉。
3.经济环境界定。本文构建一个两人两种产品的生产交换经济模型。两人（i：i=1，2）具有完全相同的偏好和禀赋。不失一般性，我们假定其效用函数为Ui（x，y）=xiyi，i=1，2，其中xi，yi表示个体i消费X，Y两种商品的数量。每人拥有1单位的劳动禀赋。由此lx+ly=1，lx，ly分别表示该劳动力分别在X，Y两种商品生产上的劳动投入，且满足0lx1，0lx1。因为只有一种生产要素，我们假定两种产品的生产函数为x=lax，y=lay。其中a代表了个体的生产技术水平，且满足a>0。整个经济环境为一个物物交换的环境，不存在货币债券等金融工具，并且商品不可储存（unstorablegoods）。
（二）不存在交易条件下的产出
若不存在市场交易行为，也就是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模式（我们简记为a）下，个体将通过分配自己在两种商品上的劳动时间从而获得相应的产品效用最大化。
个体的最优决策由以下决定：
max[DD（][]lxi，lyi[DD）]Ui=xi·yi
s.t.xi=laxi，yi=layi，lxi+lyi1
解此规划问题，能够很容易地得到：当且仅当lxi=lyi=1/2时，个体i效用达到最大化。我们将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定义为模式a，此时个体i能够获得最大化效用为Uai=2-2a。
（三）存在交易条件下的产出
如果允许两个个体进行交易，那么每个个体都除了可以选择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外，还可以通过交易的方式来实现自身效用的改善。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理论，这种交易是不存在的。因为二者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资源禀赋上都无差异。但是，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很容易看到，如果双方都按照自给自足的模式进行生产和消费，则整个社会的产出X，Y的数量分别为：（21-a，21-a），而如果双方采用分工的模式，则其产出会是（1，1）。如果限定a>1，也就是假定存在规模效应的话，双方就可以通过交易来获得效益的增进，自给自足将不在是最优生产消费模式。
更进一步，我们引入交易费用，即通过交易。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除了a>1限定，还需要其他的条件来使得双方进入到分工交易的模式。
此时，对于任一个体，其决策将是个体最优化决策所需考虑的因素，由（xi，yi）增加到（xi，yi，xsi，xdi，ysi，ydi），分别表示X，Y商品的生产数量，购买数量与出售数量。文定律表明最优决策不会买卖一种以上的产品，不会同时买和卖同种商品，不会买和生产同一种商品（杨小凯，2003）。由此，在存在交换的前提下，某个个体要么从事X商品的专业化生产，并通过出售Y来购买y；要么专业化生产Y，并通过出售Y来换取X。由于模型的对称性，现假定其中个体1专业化生产x，由于劳动投入方向是唯一的，因此其决策只是在于多少用于交换，而多少用于消费。其决策变量变为（x，ss，yd），其决策为：
解这个最优规划，得到：
当且仅当xs1=x1=1/2时，个体效用最大化。我们将两个个体分别进行专业化生产并进行交易的模式称为模式B，那么专业化生产x的个体将获得最大化效用水平为UB1=kpx/4py。同理可得，另一个体2专业化生产Y而通过出售Y来获得X。其最优生产模式为：ys2=y2=1/2，其效用水平为UB2=kpy/4px。
双方的交易模式为：个体1生产1单位的x，并将其中的一半用于出售，而同时个体2生产1单位的Y并将其中的一半用于出售。双方各自的效用为：
UB1=kpx/4py
UB2=kpy/4px
（四）商业方法在产出增进中的作用
我们将两人在两种生产模式下的效用水平进行比较。如果UB1Ua1或者UB2Ua2，那么双方将会停留在自给自足模式下进行生产和消费，不存在交换。而如果出现UB1>Ua1且UB2>Ua2。那么分工就会出现，而且带来双方效用的增进⑤。分别代入计算结果可得，交易的产生必须同时满足：
px/py∈[22（1-a）/k，2-2（1-a）k]
由于在模型中不存在货币，同时商品也不可保存。由此交易只能是1/2的X商品同1/2的Y商品。因必须满足px/py=1，这意味着2-2（1-a）k121-a/k，由此：k22（1-a）且a1。
此条件表明在技术保持在a水平时，交易费用1-k足够小，即k超过了k0=22（1-a）这个临界水平后，两个体经济就会实现从自给自足的模式向专业化分工模式的转化，整体产出增加。也就是说，当商业方法带来显著的交易费用水平下降，并小于1-k0时，两个体经济系统就会实现自给自足向分工的转变。两个体的效用水平都会得到提升。
（五）商业方法经济作用对技术水平的依赖
如上所述，商业方法能够以另外一条路径实现产出的增长和个体效用水平的提升。但是这种效应严重依赖于既有的技术水平。
1.只有在a>1满足时，才可能出现上述经济作用。条件a>1实际上要求生产具有边际报酬递增效应。这与新古典经济环境中通常边际产量递减的假设不一致，因而这里所描述的经济促进作用在新古典的经济环境中也就不存在。
然而，实际上新古典经济环境中a1的条件似乎更多地为了使得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解出现在内点而进行的一个技术性的假设。在现实中，a>1这一条件具有相当的现实性。“Learningbydoing”的现象就广泛地出现在计算机工业、国际贸易、技术引进等等领域。这些企业的产出会随着投入（产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加。由此，商业方法专利所具有的作用并不因为要求a>1这一条件而失去一般意义。
2.商业方法作用实现的交易费用临界水平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升高。k0是商业方法经济作用实现的临界水平。由[SX（]k0[]a[SX）]=-23-2aln2
因此能够得出结论，在技术水平很低时，特定的商业方法代表的低交易费用并不能实现生产消费结构从自给自足向专业化分工的演进。产出的增进只能够依靠技术水平的提升来实现。而当技术水平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时，特定商业方法代表的低交易费用水平就能够实现这种生产消费结构的演进，进而在技术水平没有进步的情况下实现产出的增加和效用水平的提升。
四、结论
专利法的立法宗旨决定了专利法客体适格性是以其对社会产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为依据的。商业方法之所有一直以来被专利客体所忽略，而在20世纪90年代为世界所接受，除了软件技术发展带来的商业方法表现形式的变化外，更多的应该从商业方法的经济作用角度进行解释。
商业方法专利适格性的获得，根本原因是它能够增加产出和社会福利。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它能够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降低交易费用提升交易效率，同时还会带来整个生产消费结构向专业化的方向演进，增加社会产出水平和福利水平。
商业方法的经济作用依赖于技术水平的发展，一是必须有边际报酬递增技术存在，二是技术的进步能够使商业方法通过降低交易费用进而实现生产消费结构专业化演进变得更加容易。当技术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商业方法的经济作用很难实现；而当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商业方法的经济作用将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第一，必须对商业方法创新给予专利保护。尽管其他的方式如商业秘密等也可以对商业方法给予保护，但保护的力度显然不如专利；第二，商业方法创新应立足于商业方法本身，而不应该试图通过对其实现形式的技术创新来进行判断；第三，商业方法专利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商业方法创新出现，并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严格意义上讲，在商业方法专利这一概念中，商业方法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而是指通过计算机系统实现事务处理或者商业经营的方法，纯粹的商业方法依然不具备可专利性。然而，计算机软件化并不是商业方法专利的本质，其实质创新之处在于从事某种商业活动的方法（刘筠筠等，2008）。
②数据来源：http：//uspto.gov/patents/resources/methods/applicationfiling.jsp。
③比如从软件技术发展的角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商业方法借助于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而使其本身得以客观化、稳定化。其实施虽然仍需要人工的干预，如对信息的输入、对继续执行步骤的选择等，但这些步骤与传统商业方法下所需要的智力活动有根本的区别。他只是一些简单的或常用的选择，对人脑的依赖程度大大弱化，在一般情况下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就保证了商业方法实施过程的稳定性和可区别性，为商业方法成为财产权客体提供了条件。此外，在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条件下，商业方法的稳定性和可区别性又保证了其在应用上的可重复实施性，这也符合了专利法对专利的实用性要求。
④由于交易费用本身的内涵比较宽泛，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的途径除了商业方法的采用外，还包括交通、通讯等等。此外，在制度方面，法律的完备、特定意识形态的形成、政治运行效率等都具有这一特征。本文的结论并不排除其他制度和技术在此方面的作用。一个更加技术性的说明应该是：本文的结论更多是充分性的，而不是必要性的。
⑤在“=”时我们的处理是假定个体并不会尝试改变。这点在存在交易费用时，必然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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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篇6
关键词：高职院校；《经济法》课程；案例分析；考核评价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2
《经济法》是高职院校会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要求理论基础夯实，综合性较强，涉及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等方方面面，内容庞杂，知识点多且零散。面对严谨枯燥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高职院校的学生相对理论基础差、自制力不足，容易产生厌反情绪。前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就曾指出：“教学方法最优化程序中一个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是合理选择教学方法使之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由此可见教学方法的运用对学生的培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高职作为高等教育中的职业教育类型，主要是为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以“理论够用”为尺度，侧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本文结合作者本身的教学实践，在《经济法》课程的教学中，融入了一体化分小组案例教学模式，并创新性地采取了“1+1+1”三方考核评价系统，就高职院校会计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提出一点看法，供探讨与交流。
一、高职院校《经济法》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一）《经济法》课程内容庞杂，与会计专业契合度不高
在高职院校的《经济法》课程的教学中，涉及的法律种类较多，内容庞杂，但课时却非常有限，少的仅有42个课时，因此在课堂上无法同时引入多种教学方法，只能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而高职学生普遍对基本的法律、法没有足够的了解，这样就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真正吃透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以及各单行经济法条文。另外，目前绝大部分高职院校《经济法》课程普遍采用不分专业、授课内容统一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并没有突出其与各自专业的结合，无法体现学生在本专业基础上的法律优势，这也往往使得学生在心态上，习惯于将经济法当成非专业课程对待，忽视其重要的地位，加之教学方法单一枯燥，所以学生学习热情也不高，教学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二）《经济法》课程教学实践普遍缺乏条件
《经济法》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但目前的高职院校在《经济法》课程的教学中，仍以教师单方面灌输、学生被动接收为主要形式，教学上更是偏重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法条的讲授，这是典型的“灌输式教学”。因此，师生之间教与学的互动性难以实现。更为突出的另一方面，是普遍都缺乏可实践的教学条件，这就导致一些事务所咨询、实地法律调研、模拟法庭等实践教学方式很难开展，其结果就是，学生虽然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但并不能因此解决实际生活工作中的经济法相关问题，不利于实践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利于实践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三）《经济法》课程的考核评价体系过于单一
目前的高职院校《经济法》课程考核评价体系中，仍以单一的闭卷考试形式为主，缺乏专门针对该课程特殊性做出的新尝试和新探索。经济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考核不能仅仅体现在对法律概念、法条的背诵记忆上，更高层次的考核应该是体现在其实践中的应用，因此应该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融入多元化、过程化的考核思路，瞄准学生未来工作的实际需要，注重分析能力测试，进行综合考评。
二、一体化小组案例分析与“1+1+1”三方考核评价体系的教学思路
美国法学家霍姆斯在《法律之路》一书中提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一个个的案例就是人类法律生活经验的结晶。这说明了具体案例对于学习法律的重要性。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已经在《经济法》课堂中运用了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但是非一体化的分小组案例分析方法过于零散，无法实现《经济法》课程中各章节知识点的串联，且容易造成学生只见树叶不见森林的短视。而基于一个统一的企业背景下的一体化案例分析，能让全体学生有身临其境融入企业经济环境中，去实践经济法的运用，真正地做到寓教于学、工学结合的目的。
其次，对于一体化分小组案例分析实施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学生评价配套体系改革。此前，《经济法》课程考核评价体系中，仍以单一的闭卷考试形式为主，且平时成绩部分，也都依靠任课老师的主观印象给分，有失公允。哪怕是课程中运用了案例分析后的评价，也是单一的由教师评分作为考核评价，这个是比较片面的。因此，本文作者在这里引入“1+1+1”三方评价系统，从组内自评、小组互评及教师评价三个角度均衡地去评价学生的一体化案例分析成果，这样既有利于调动大家地积极性，也有利于公平地打分。
三、一体化小组案例分析与“1+1+1”三方考核评价体系的实施路径
（一）教师需要研究一套用于小组一体化案例分析的背景资料
教师需先根据所教授的《经济法》课程章节内容，即哪些章节可以进行分小组案例分析，再贴近学生的学习生活日常，研究一套适用于分小组一体化案例分析的背景资料。本文作者在《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以当下非常热门且深受学生喜爱的一档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作为一体化案例分析的背景，学生可以根据老师安排的相关知识点任务，结合背景知识，模拟甚至演绎相关的案例，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强化知识点，实现真正地寓教于乐。
（二）对《经济法》课程学生划分小组。
在《经济法》课程的第一堂课上，就要对学生进行分组。要根据男女比例、性格差异、能力层次等不同的指标，科学地进行分组。每组选出一名小组组长，对该组的案例分析进行统筹安排，同时通过抽签，决定各个小组案例分析的顺序。小组组长负责组织本小组成员分析目标任务、制定实施计划、分工实施任务。这样能保证教学活动正常开展，将合作与竞争机制有机结合，形成“组内合作、组间竞争”的新格局。
（三）课堂一体化分小组案例分析实施
根据课程进度和分组顺序，每个组会在下堂课前知道本小组要围绕此展开案例分析的知识点。比如，教师本次课堂上讲授了关于“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知识，那相应小组成员就要围绕这个大的范围，以“奔跑吧兄弟”为案例背景，构思相关的案例，将跟“有限责任公司”相关的知识点嵌入其中。案例展现的形式多种多样，小组成员可以选择根据各自分配好的角色，对案例进行演绎分析，也可以通过ppt的展示讲解，进行案例分析。
该环节需要学生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在其中只是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在学生准备的过程中，可以指引他们如何有效地去组织案例，从哪里查找相关的案例资料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还应注意提示学生注重团队配合，培养整体协作能力，当然，如果出现有的学生浑水摸鱼，搭便车的情况，需要与该学生及时沟通，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适当的约束。
（四）开展“1+1+1”三方考核评价
大部分学生都是第一次尝试这样的案例分析课堂教学，在最后的呈现过程中，肯定会有做的出色的可以让别的小组学习借鉴的地方，也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最后案例分析结束后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教师会邀请别的小组的成员对该小组的案例分析发表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教师要对案例分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同时对凌乱的知识点进行梳理，并为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考核评价摒弃了一贯的教师单方评价原则，引入“1+1+1”三方考核评价体系，分为组内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分别对学生的参与态度、参与能力和完成状况进行评价。最后，通过50%的组内自评分数、25%的小组互评分数和25%的教师评价分数，作为学生最后的平时考核分数。
四、实施总结
一体化小组案例分析与“1+1+1”三方考核评价体系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注意任务知识点的选择。既要紧扣教学内容，又不能与学生生活脱节，对他们要有一定的吸引力。二是要注意教学进度的掌握。一体化分小组案例分析是开放式的，要注意协调小组的进度，避免发生“放易收难”的问题。最后要做到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多注重针对过程的评价，多鼓励学生，使之树立对《经济法》学习的浓厚兴趣。
《经济法》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考核过程的规范和科学是对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根本保证。“一体化小组案例分析”作为一种探索创新型的教学模式，无疑是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尝试。作为一种新型教育理念，它改变了传统《经济法》教学的运作模式，并在高职教育培养“工学合”的复合型人才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同时也训练了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在教学成果的考核机制上，通过开展“1+1+1”三方考核u价体系极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考核的科学性和导向性明显提升。本研究虽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限于时间和范围的局限，一些样本数还不够丰盈、成果的体现还不够充分，将在后续研究中继续完善并启动新的调研分析，更大范围地实施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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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篇7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述评
一、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概述
我们首先要探求法律经济学的内涵，以便更好地把握法律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如果从研究方法上来定义，可以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即运用经济学方法和理论全面分析法律问题的经济学和法学整合的交叉学科。法律经济分析的核心在于引进微观经济学中理论、观点来探索法律背后的逻辑。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立法、司法、执法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所作出的决策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以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与社会控制总成本最小化。
二、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一）实证经济分析
实证经济分析，是将经济分析看作是一种工具，一种预测未来行为预期的工具，因为法律经济学是后果主义的，将一项法律事件或行为可能产生的各种效果予以预先考虑，并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以此来促使人们选择和预测他人的行为来指引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实证经济分析的理论关键在于其强大的预测能力，被用以进行定性预测，并用这些预测的经验来着重分析某项法律制度的实施后果，检验法律制度实施效果是否符合立法者的预期立法目的。
那么，实证经济分析的理论分析工具又有哪些呢？主要以定量分析、个案研究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即检视某项立法制度的预测能力、有效性的事实证据或经验证据的取得，它们都依赖于定量分析和案例分析的理论工具的运用。
当然，实证经济分析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这种理论模型如今只在侵权法领域、契约、犯罪学领域等法律关系领域适用，但不能否定所做出一定的贡献。另一方面，实证分析模型不能涵盖所有的变量，因此就有可能导致根据该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不可靠，为法律人士所怀疑，不具有真实性。甚至有可能会产生依据理论模型得到的结果与立法预期的实施效果截然不同，大相径庭。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该研究方法在预测行为变动方面的能力和分析判断某项法律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其优越性在于能有较高的评估立法所要达到预期效果的成功率。
（二）规范经济分析
与实证经济分析注重实践效果的目的不同，规范经济分析的目的在于为某项法律制度提出改革建议，为立法改革寻求理论支撑。其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有激励分析和最优化分析，前者是考虑一项即将颁行的法律制度对各方法律关系主体是否有激励、有何种激励来遵守该法律；后者是指，比如，罪犯在实施犯罪时，要考虑犯罪所花费的成本、所得到的收益、被抓获的概率以及惩罚的刑期等因素，并追求犯罪收益的最大化。
规范经济分析与实证经济分析并非完全割裂开来，二者的划分是一种理论上的相对的区别，实证经济分析是规范经济分析的前提，并服务于规范经济分析。规范经济分析需要实证经济分析提供实施效果来支持其合法性与合理性。
（三）公共选择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由布坎南、托里森合创的、一种将经济学理论运用于政治科学中，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等法律部门，以此来分析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经济理论。它的理论逻辑分析起点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布坎南指出，“私人偏好的满足是集体活动存在的首要目标。”①个人在制度环境中被视为理性效用最大化的发现者，是决策的基本单位和集体行为决策的最终掌控者。这一理论分析工具的首要假定是理性的、寻求自身效用最优化的经济人假设，并通过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为进行实证研究。
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政府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是“市场失灵”的调控者。但滥用行政决策权会导致“政府失灵”，即效率低下的决策会使社会资源遭受浪费，与政府是公共利益代表的梦想设定大相径庭。因为政府官员不是超凡脱俗的圣人，他们同样会犯错误，他们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可能与公共利益相违背，比如自身职务的升迁等。
因此，只有事实上压倒性的证明市场解决手段等其他办法明显比政府干预手段成本更高时，才会选择公共理论分析工具。
（四）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主要依据成本和收益来制度的取舍，此方法是将微观经济学理论中运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引入制度变迁理论，正是依靠成本收益分析法，新制度经济学才实现了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的整合，使经济学分析的体系框架纳入了制度分析。
法律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为某一法律的成本、收益进行定性、定量和比较提供了系统分析框架，从而在不同的法律决策方案中进行选择提供了一种实用的客观标准：取决于哪种法律方案的净收益高。并为法律决策带来了定量分析工具。
不可否认地是，成本收益分析法在适用范围上，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比如无法解决非市场经济行为的预期评估和非货币成本与收益问题。
最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不仅仅应当关注成本和收益的最终结果，还应当关注成本和收益的构成情况。
（五）博弈理论分析
博弈理论或称对策论，是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解决决策在极为关键时的境况。通常情况是：存在着一些决策者，且每一个人的最优化选择依赖于其他人的行为。②其弈论有三个基本要素：决策者、决策者的策略、决策者的每一种策略的支付。
著名的“囚徒困境”③是博弈理论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理论分析模具。这一模型分析的前提假设是在多次博弈中，博弈双方的合作大于不合作。合作将产生帕累托最优，不合作将产生纳什均衡，但帕累托最优与纳什均衡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而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博弈双方的交流不存在障碍，且博弈的次数在理论上是趋于无限。假设博弈次数是有限的，那么每位博弈者在每次博弈中的最优选择是不合作；相反，在无限次博弈中，最优的策略是“一报还一报”。④
博弈论在法律中主要运用于法学理论部分，并成为法律经济学中的主流分析范式。一方面，在博弈论的视野里，法律通常被看作通过权利的激励机制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因为博弈理论也遵循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寻求所有可能方案中的最优策略，以便最小化所支出的社会成本，获得符合法律规则的最佳结果。在这一点上，是与法律经济学分析的目的是不谋而合的。但不同的是，博弈论所坚持的个人理性最大化的假设，是将其他参与者的决策考虑在内的最大化假设，这说明了决策者之间的相互牵制是人们选择不利制度并长期存在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博弈理论分析更清晰的阐释了法律经济分析所寻求的目标，即设计出一种理想的行为模式。除此，博弈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没有外部性、信息完全和竞争充分的假设，并且二者的分析方法也不同，前者具有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⑤
总之，博弈理论分析将法律制度下的人们之间的涉他行为归结为对策行为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行为假设将更为精确。这一理论分析工具广泛适用于法律的诸多领域，比如反垄断法、群体间的隐私、公司法、环境侵权以及诉讼和解等等，因为法律中存在着许多处理策略的。
（六）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在新制度经济学⑥中普遍适用，其目的在于证实经济原理，或者阐释一定的经济学理论。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司法案件中，可以成为支持当事人诉讼请求和法官进行司法审判的依据。在法律经济分析的案例研究中，主要分析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法律实践的分析，特别是在司法裁判方面；其二是对一些地区的习俗、习惯等不成文法规则的分析。前者分析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一些经典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法律规则适用的特征，从而总结出对法律实践具有普遍性的规则。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每年都会指导性案例，目的在于统一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最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正义，其背后也隐藏了法律经济学的影子。后者分析的意义在于，法律是地方性知识，国家立法机构颁布的成文法可能会“水土不服”，与民间习惯法产生冲突，甚至被“搁浅”。所以有必要对特定地区的风土文化进行实证分析，以使国家成文法与民间法在中国土地上更好的兼容。
三、对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法律经济学的发展时间虽短，在学术领域内却产生令世人惊讶的丰富成果，展现了其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不可否认，每门新兴学科在不同方面都会受到大量的反面意见或者批评，这些意见对于改进法律经济学的缺陷有巨大帮助，下面主要谈谈在学术界的三种主要批评意见：
首先，深受传统注释法学影响的一些学者较为强烈地抵制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法律规则，他们认为，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忽视了传统法学所倡导的公平、正义、人权等抽象价值理念。还认为，其研究方法只注重效率等价值，抛弃了情感等伦理观念。对此我想论证的是，法律经济学并非有意不考虑这些价值，而是因为正义、公正等这类的词没有统一的内涵界定，它们往往迎合世人的思维懒惰，掩盖因果关系；而且追求公平不能忽视成本，也就是说，正义有价，因为站在决策者的层面上，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的，包括生命。⑦
其次，从哲学上讲，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注重行为后果的，通常被认为具有功利主义色彩，这是和直觉主义的观点相违背的。后者通常用道德哲学作为攻击法经济学的利器，因为运用法律经济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偏离人们道德直觉的认知，这也是至今为止，法经济学不为一些学者所接受的因素。
最后，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一种批评意见是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在实证运用中的失败，认为它并没有解释法律制度中的每一项重要的规则、原则、制度和结果。⑧但这种缺陷不能法律的经济理论成为更加强力和实用的实证理论，除非其没有任何希望。（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注解：
①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Jamesm・Buchanan&Grodontullock）：《同意的计算》（theCalculusofConsent），第5页，1962年。
②参照[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法和经济学》（第六版），史晋川董雪兵等译，史晋川审校。格致出版社，第31页。
③“囚徒困境”的例子是指，两个嫌疑犯a和B合谋犯罪，逮捕后被分别关在两个房间，无法交流。如果两人都抵赖罪行，则只会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如果两人都坦白，则都将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个抵赖罪行，则分别判处6个月和7年有期徒刑。所以嫌疑犯a和B都有两个策略：坦白和抵赖。
④即如果另一个决策者在上一轮博弈中选择合作，那么你在这一轮也合作；如果他在上一轮选择不合作或者背叛，那么你在一轮也选择背叛。
⑤参照：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6页。
⑥正是新制度经济学将法律正式引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并引发了法律经济学的产生，这一点上与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谋而合。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篇8
【关键词】数学定量
一、相关概念及综述
（一）、定量分析的概念
经济学研究方法中所采用的定量研究，最早起源于近代西欧国家中对自然科学研究，并随着社会自身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光速发展，一度成为社科界研究经济问题首选的研究方法。定量分析一般从对某种具体的社会现象的假设、理论的实证和对现象变化的预测着手。在定量的分析中研究者更多地运用演绎推理，从一般的假设中推出最后的结论，再对结论进行系统性的检验。因此，在研究社会科学中应该集中于“是什么”，并通过数量分析去理解，探求社会互动与发展中的因果联系。
所谓定量分析，是指对事物进行数量分析。量是指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正如质是多方面的一样，事物的量也是多方面的。因此，人们只能根据实践的客观需要，去把握事物的量。
（二）、定量分析的特点
1.实证性，即定量分析的所采用的方法和最终得出结果是可以检验的。定量分析是用与研究相适应的数学方法针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分析过程的每一个具体的阶段和结果都可以用具体的指标表示出来，接受逻辑的和事实的验证。实证性可以说是定量分析中最本质特征。
2.明确性，定量分析涉及的概念一般都具有确定的定义，并且一般不使用模棱两可的言语来表述，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分析不会引起歧义，从而使分析过程与结果容更易理解。
3.客观性，即无论研究者是谁，只要采用相同的数据和相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都只会得出相同的结果。
二、经济学研究中定量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统计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中的统计方法大致可以分为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的范围十分的广泛，可以说统计分析方法是定量研究的基础，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描述统计学是整个统计学的理论基础和统计研究工作的首要步骤，它包括对客观现象的度量，调查方案的设计，数据的收集与整理，用图表方法和数量方法综合分析统计资料等。推断统计是现代统计学的核心和统计研究工作的关键环节。推断统计离不开描述统计，只靠描述统计也难以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
（二）趋势预测分析法。它对同一单位相关经济指标连续几年的数据作纵向对比，观察其成长性。通过趋势分析，分析者可以了解该企业在特定方面的发展变化趋势。广义的趋势预测分析中，即包括在同一时期根据已有的事实测定未知事件的静态趋势预测，也包括根据已有的事实测定未来的未知事件的动态趋势预测。狭义的趋势预测，仅指动态趋势的预测。预测方法与个别领域现象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就产生了预测的各个分支，如人口预测、社会预测、经济预测、政治预测等
（三）相互对比分析法。它通过经济指标的相互比较来揭示经济指标之间的数量差异，既可以是本期同上期的纵向比较，也可以是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横向比较，还可以与标准值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找出差距.进而分析形成差距的原因对比分析法的应用相对简单，但应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凡是涉及多二年以上的数据都可以应用相互对比分析法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通过分析可以为深度分析打下基础。
（四）数学模型分析法。经济数学模型是研究分析经济数量关系的重要工具，它是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中间环节。它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对经济现实进行简化，但在主要的本质方面又近似地反映了经济现实，所以是经济现实的抽象。经济数学模型能起明确思路、加工信息、验证理论、计算求解、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作用，特别是对量大面广、相互联系、错综复杂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更离不开经济数学模型的帮助。运用经济数学建模来分析经济问题，预测经济走向，提出经济对策已是大势所趋。
三、经济学中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必要性
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使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具备了很强的实操性。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对现实中各种经济行为进行指导，这亦是经济学的生命力的源泉。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定量方法的推进经济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并且走进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马歇尔采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开创了微观经济学的先例，研究了价格、供给、需求、竞争等具体问题，精确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为人们了解价格、供给、需求等变量，制定价格策略、供给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后，凯恩斯科学也大量运用了数学研究方法，才使他的“宏观经济学”具有划时代伟大意义。翻开凯恩斯的全部经济学有关著作，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没有定量的研究就不可能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强有力的决策依据，没有定量的研究也不可能使凯恩斯的理论令世人折服。
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情况，经济的分析更加应该侧重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配置优化配置以及如何使国民经济长久、健康的有序运行。而国民经济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经济运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关系，我们必须借助于定量的分析工具，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行系统化的定量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揭示社会发展中经济的运行规律。也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才有改变国家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小结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篇9
（1）数学应用方便假设性经济分析在分析经济学中理论性经济现象时，往往涉及到一些数学方程式，科学地应用数学方法能更加精确、客观地描述经济环境；并在描述过程中有效地规避干涉因素，将经济环境中的各个变量，通过数学关系联系起来，帮助经济学家推理整个经济走向。
（2）现代经济分析数学思路拓展在经济学中，数学分析法能科学地描述和客观地分析经济现象，尽可能减少经济分析误差，具有其他经济分析法不具备的优点。在基础经济分析理论基础上，数学方法的应用有利于完善经济分析体系，对经济分析基本概念定义作出合理的解释。在人类经济活动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已经无法适应于现代化经济发展需求，需要一种更加精确的数据分析法，以此弥补传统经济分析的缺陷，这样数学方法的作用得到了凸显。数学分析方法不仅能在经济分析范围内较好地融入和更新人类活动，还能分析和比较原有的经济分析体系，为经济分析带来更加有效的计算方法，避免经济活动中出现决策失误。
二、经济数学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一）经济数学极限理论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极限理论作为大多数数学理论概念的基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数学中，当然在经济分析、经济管理及金融管理等经济学方面也比较常见。极限理论主要体现事物增长和衰竭的规律，包括设备的折旧价值、放射性元素衰变、人口增长、细胞繁殖等。在经济分析中，采用经济数学的极限理论可以更加准确、快速地计算出储蓄连续复利，包括对连续复利中本金和利息之和的计算。
（二）经济数学函数模型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1）供需问题在金融分析中，通常会涉及到函数关系，那么利用经济数学中的函数模型，能有效地解决金融经济中的实际问题。在对市场供给和需求问题分析时，在充分了解经济数学函数知识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函数关系，有利于更加明确地分析市场供需问题。在供需问题中，商品价格、商品替代程度、消费者价值取向等都会对市场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商品价格为例建立的函数关系包括两种，即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商品往往是随着价格上涨，供给量增加，可见供给函数的一个增函数；而商品随着价格上涨，需求量会不断降低，需求函数是一个减函数。因此市场经济中供需问题，可以看作是价格逐渐向供需双方均满意的方向发展，即价格的决定问题。（2）成本与产量问题在金融经济中，研究成本与产量两者关系时往往会涉及到成本函数。在产品价格与生产技术保持一定的情况下，成本与产量之间会形成某种函数关系。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应注意成本与收入、收入与销量的关系，那么将生产出的产品销售出去，生产者将获得收益，这样又涉及到收益函数。通过对各类函数关系分析发现，在金融经济分析中应用经济数学中的函数关系，能达到高效率的分析目标，帮助生产者和经营者更好地处理成本与产量的关系。当然在经济数学专业教学中，适当地引入金融经济分析案例，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水平，培养学生良好的经济分析能力。
（三）经济数学导数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在经济学中，很多问题都涉及到导数知识，导数在经济学中的另外一个概念为边际概念。将经济学研究对象从常量引入变量，是经济数学导数在经济学中的一个典型，同时也积极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边际函数包括边际利润函数、边际需求函数、边际成本函数以及边际收益函数等。利用导数能比较清楚地观察到经济学中自变量的微小变化，并分析该情况下因变量的变化趋势，以便更为客观地研究函数的变化率。针对成本函数，对一种产品固定产量下的边际成本进行计算，将其与平均成本进行对比，能较为客观地分析商品产品变化情况，从而科学地扩大或者缩小商品的生产产量。若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需要缩小该商品的生产量，反之则扩大生产量，使生产厂商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在对函数相对变化率进行分析时，可以采用经济分析中的弹性进行研究。以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为例，采用弹性能客观地获取一个价格值，若价格值大于商品价格，那么价格提高的比率应大于需求量减少的比率；反之则价格提高的比率应小于需求量减少的比率，有利于帮助厂家及企业制定合理的商品价格。
（四）经济数学微分方程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经济学中很多问题与经济数学中的微分方程息息相关。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经济活动往往存在量与量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函数关系表达；若一旦遇到比较复杂的函数关系，各种变量关系需要通过微分方程进行表达。微分方程是一种函数关系，主要包括微分、自变量及未知函数等。针对较为复杂的金融经济问题，无法用导数或者函数表达量与量的关系，因此通过建立微分方程，能直观地展现出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当然微分方程内容复杂，学习难度大，在经济数学微分方程教学中，老师应适当结合金融经济案例，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体现出微分方程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工具性作用，从而培养学生金融经济分析能力和经济数学应用能力。
三、结语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篇10
关键词：反垄断法；竞争政策目标；经济分析方法；消费者福利；消费者保护
中图分类号：D912.2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8-0138-04
自从实证主义兴起后，社会科学研究中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量化的分析，经济学就是应用量化分析的代表。量化的分析最早主要局限于对有形物质利益的分析，但现在，这种量化分析的运用逐渐扩展到无形价值观念的分析之中，包括以公平正义观念为主导的法学领域，其中，作为经济法主要构成部分的反垄断法所受到的经济分析的影响是首当其冲的。同时，经济分析对反垄断法的影响不仅仅只停留在分析方法上，现在更已深入到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目标上，并对反垄断法传统的价值目标形成了某种压制。
一、竞争政策目标
由于反垄断法是以维护竞争秩序为目标的，因此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往往被称为竞争政策目标。表面来看，竞争就是竞争政策的基本目标。但是，当竞争目标被设立起来后，竞争很容易变成某种形而上学化的目标，成为人们机械追求的目标，而这种形而上学的追求阻碍了人们对反垄断政策的理解与灵活运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现代竞争理论逐渐突破了过去较为抽象与固定的分析方法，转而寻求竞争背后更为真实的价值目标。因此，竞争法或反垄断法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追求竞争本身，或者某个特殊的竞争秩序安排，相反，当初的抽象竞争目标，实际上应该作为实现某个更高层次目标的一种手段。
这种更高层次的目标，也即竞争政策的内在目标，这些目标决定了竞争政策分析的导向及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从宏观来说，现代竞争法或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似乎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个，即效率与公平，但是这种表述过于简单，很难准确概括欧美发达国家针对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所提出的具体政策目标。
当前，无论在美国还是欧盟的反垄断法实践中，经济学分析的影响已经日趋明显。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规范分析方法的相互对立。但是，经济分析方法与规范分析方法又分别倾向于不同的价值目标，基于此，我们将当前的竞争政策目标分为经济分析目标与规范分析目标两类，前者从内容上来说总体上与效率目标相对应，后者则总体上与公平价值目标相对应，但在具体内含上，经济分析目标比规范分析目标要更加宽泛和复杂。
二、欧美发达国家竞争政策分析方法的变革及经济分析目标的确立
就竞争与经济学的高度关联性来看，反垄断法中的分析进路应该是以经济学分析为主导的。但是，一般认为，在反垄断法的发源地美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确立了经济分析在反垄断法中的主导地位。现在欧洲及很多其他国家的立法也都纷纷效仿美国的做法，从而形成了一个大的趋势：竞争法自身的规范或法学属性减弱，经济分析属性逐渐加强。当然，欧盟的转变相对于美国而言要晚一些，一般认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而且虽然经济分析的影响在欧盟日益增加，但是经济分析在欧盟的竞争政策分析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是一个不太明晰的问题。
而在经济分析主导地位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发生了经济分析方法自身的革新。即由过去的对垄断较为严厉的结构分析方法。转变为一种相信市场可以自我调节的非结构分析方法，前者的代表是哈佛学派，后者的代表是芝加哥学派。实际上经济分析方法过去也一直存在，不过旧的结构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较为宏观，也往往可以被规范分析所理解（例如结构主义经济分析下所反对的垄断地位，与规范分析下所主张的经济自由是有共通性的），这时的规范分析与经济分析的分歧也并不明显，或者说这时的经济分析还未脱离规范分析的理解范畴。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分析方法得到了革新，更加深入到微观分析，并更加注重效率分析，也使竞争政策目标的经济分析属性更重，从而超出了注重公平价值目标的传统规范分析的理解范畴，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经济分析目标与规范分析目标的对立。
此外，我们还有必要澄清一个逻辑问题，即经济分析方法与经济分析目标的关系。按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学是关于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的学科，其基本任务是提供客观性的描述和分析，而不是提供价值目标或政策目标――虽然经济学家也有价值取向（例如对低失业率的追求，或者对效率本身的追求），但其价值取向只是经济学分析的指引，而不是经济学分析本身。如按这一逻辑，“经济分析目标”的说法似乎就是错误的，但是实际上，从渊源上来说，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从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开始，就已经倒向了所谓的无价值取向的学说（即庸俗经济学），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这只是一种自我标榜，其背后隐藏的是对现状的崇拜与固守。这一现状即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也就是说。不同的经济分析理论，往往会有其内在的价值取向，而且，西方国家中也有竞争法学者承认，不同的经济分析方法往往表现出与不同的价值取向的亲和性，例如传统的结构分析方法与非经济目标（如分配公平）的立场是相契合的，一般主张对垄断采取较严格的态度；而芝加哥学派的新经济分析方法则与效率目标相契合，往往主张对垄断采取较宽松的态度。
因此，我们所说的反垄断法中的经济分析目标，是经济分析理论内在所支持的价值目标。而过去的经济分析目标则被统一在规范分析的范畴之内，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范畴。但现在的经济分析理论所支持的经济分析目标则超出了规范分析的范畴，从而形成了经济分析目标与规范分析目标的对立。这种新的经济分析目标从内容上看，大体上与法学上所说的效率目标相对应，欧美发达国家由规范分析到经济分析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其从注重公平到注重效率的总体转变。不过，效率目标这一概念在经济学中容易产生混淆，因为效率往往只是经济分析的一个工具，而不是经济分析的最终目标，而且在我们所要讨论的经济分析目标中，除了经济效率目标外，还有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目标。
三、经济效率、消费者福利及社会总福利――美国经济分析目标的选择
经济效率、消费者福利以及社会总福利都是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福利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如何影响经济表现（经济效用）的经济学分支。而经济效率就是可以实现最大效用的资源配置效率，消费者福利与社会总福利实际上就是对最大效用的不同角度的评价，严格来说，消费者福利应该仅限于消费者剩余，而社会总福利则包括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因此，在经济效率、消费者福利、社会总福利当中，经济效率属于中间目标，消费者福利、社会总福利则属于更高层次的目标。
美国在确立反垄断法中的经济分析主导地位时，很多学者锁定了“消费者福利”，将其视为反垄断法的终极目标，而且还有学者经过考察得出结论：“消费者福利”已经成为美国学界一致推崇的终极目标。“消费者福利”这一终极目标，一般认为是由罗伯特・保克确立的，他认为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消费者福利。罗伯特・保克实际上是将消费者福利与资源配置效率视为一致的目标，因为从其表述的逻辑上来看，资源配置效率是一种中间性目标，而消费者福利则是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可以实现的最高目标。而且，这里的消费者福利也被视为是与社会总福利一致的目标，其所理解的消费者福利，就是指财富的最大化或消费者的满足。因此，当时的经济目标被认为是消费者福利、社会总福利及经济效率的统一体，只要实现了最优经济效率，就可以实现社会福利，也就可以实现消费者福利，人们往往对这三者也不作区分，而且有时还互换使用。甚至有时直接将经济效率目标作为反垄断法的最高目标。
然而，将经济效率目标直接作为反垄断法的最高目标，可能会掩盖消费者福利这一最终目标，当然，如果二者确实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与冲突，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三者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这一冲突根源于对消费者福利存在的广义与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将消费者福利等同于社会总福利，包括消费者获得的效用和生产者实现的效用，而且社会总福利是与经济效率相一致的，这也即上述罗伯特・保克所述的观点。但狭义的理解则将消费者福利理解为消费者获得的效用，而消费者获得的效用可能与社会总福利存在冲突，也就是说，当社会总福利最大时，消费者福利不一定是最大。
基于上述分析，美国有学者对作为反垄断法终极目标的消费者福利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即取其狭义的理解，强调消费者福利与社会总福利的区别，从而破除了罗伯特・保克所推崇的广义的消费者福利、社会总福利及经济效率的“三位一体”，而这一狭义观点的代言人即罗伯特・兰德，而且，现在普遍认为，相比之下，后者所代表的狭义观点在美国似乎更占上风。罗伯特・兰德主要从反垄断法的立法及实践历史得出结论，认为反垄断法的核心目标是制止企业对消费者的掠夺，具体而言就是要制止企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或维持市场控制力而迫使消费者支付更高的价格。他的观点也毫无保留地被美国的《横向兼并指南》所采纳，该指南指出，如果某项合并具有反竞争性，则除非合并方可以证明，其合并所产生的效率性可以抵销反竞争性对消费者产生的负面影响（即可以维持相应产品价格不变），否则政府将不会批准该项合并。这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对狭义消费者福利目标的推崇。
因此，虽然表面上美国现在的最高政策目标都统一在消费者福利这一概念之下，但美国学者及法官们对于消费者福利的具体理解还存在一定分歧，其中罗伯特・保克所主张的将消费者福利、经济效率和社会总福利等同，在某种意义上更加突出了经济效率的主导性，而忽视了公平，从而造成了经济分析目标与规范分析目标的对立。但是，罗伯特・兰德的主张使消费者福利具有独立于效率目标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则维护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公平，也与传统的规范分析目标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罗伯特・兰德的主张才更受到法官与学者的推崇。
四、消费者福利目标与消费者保护目标之间的联系
总体而言，各国一般都会有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法。“消费者保护”就是这类立法的基本政策目标。“消费者保护”也被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视为竞争法或反垄断法的基本目标之一，这也反映了反垄断法与消费者保护立法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是要注意的是，消费者保护首先应该是规范分析目标，其内含包括所有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追求，以及维持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公平的相关目标，消费者保护与消费者福利是不同的两个范畴。
而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们试图利用新经济理论来提出效率属性更强的经济分析目标，但是又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规范分析目标（如消费者保护），因此他们最终确立消费者福利为反垄断法的最高政策目标，这实际上是在试图调和经济分析所推崇的“福利”与规范分析所推崇的“消费者保护”两大目标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目标，只不过在对消费者福利的广义解读中（即将其等同于社会总福利），这种调和具有虚伪性，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淆，使消费者保护与消费者福利或消费者权益被替换使用，但其实质则是完全倒向了效率目标，损害了消费者保护的应有内涵；而在对消费者福利的狭义解读中（即将其严格限定在消费者剩余的范畴内），这种调和虽然是不彻底的，但是却真正兼顾了经济分析下的效率目标及规范分析下的消费者保护目标。因此我们仍有必要区分规范分析中的消费者保护与经济分析中的消费者福利，相对而言，前者内涵更广，当然，这两者之间内在联系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可以将上述的相关竞争政策目标归结到下图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在规范分析目标中，公平一般并没有被作为一个具体的目标提出，但是在消费者保护这一目标中，实际上包含了消费者与垄断者之间实质公平的考虑，因此我们也可以将消费者保护作为公平价值目标的一个衍生性目标：而除了体现公平理念的消费者保护目标外，还有经济自由等政策目标，一起构成了与经济分析目标相对的规范分析目标。在经济分析目标中，经济效率往往只是一种中间性的目标，在最终目标上，还可能存在消费者福利与社会总福利的分歧，而其中消费者福利目标则与规范分析目标中的消费者保护相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共同的指向。不过，经济分析目标中的消费者福利只关注“福利”这一经济学标准，但规范分析目标中的消费者保护，则在内涵上更为多元化，不一定仅仅局限于经济福利。
五、结论
美国在经济分析方法的变革过程中，确立了消费者福利这一经济分析目标的最高地位，而这似乎是在寻求对传统规范分析目标（消费者保护及公平）与新兴经济分析目标（经济效率或福利）之间的一种调和，但是这种调和在一开始却被消费者福利、经济效率及社会总福利的“三位一体”理念所裹挟，并完全倒向了经济效率。这种对经济效率的绝对崇尚，与现实要求并不相符，也忽视了传统规范目标的应有地位，因此在美国的实践中逐渐让位于狭义的消费者福利理念，即侧重于考察消费者剩余，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效率或社会总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