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责任的规则原则篇1
[关键词]法政策;归责原则;公平责任;否定
[作者简介]金凤,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82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10-0083-04
200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生效后,侵权责任法草案的修改审议被提上了立法日程,成为当前我国民事立法活动的重点。2008年12月,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将《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提交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进行了审议。在二审稿的基础上,法工委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并提交2009年10月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进行了第三次审议,成为《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以下简称草案三审稿)。在草案三审稿中,第六条和第七条是对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确立,明确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草案三审稿中并没有确立公平责任原则是归责原则之一。可见,我国侵权责任立法在归责原则的确立上,采纳的是二元说,即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不属于归责原则。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界对公平责任原则是否是归责原则一直争议不休,形成“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在司法实践中,《民法通则》第132条被解释为公平责任原则的法律依据并被广泛采用。那么,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依据是什么?草案三审稿是对《民法通则》的否定吗?否定公平责任原则的法律政策考量是什么?会不会对司法实践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对法之公平正义造成损害?本文拟从法政策角度,对侵权责任立法中公平责任原则之否定给出肯定的答案。
一、基本理论阐述
归责原则是侵权责任立法的重要内容。所谓归责,即确认和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所谓归责原则,是指以何种根据来确认和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它所解决的是侵权的民事责任之基础问题。侵权责任法作为民事特别法,它所确认的归责原则必然也必须体现民法的基本原则。但归责原则与民法的基本原则是不同的,其作用范围只限于侵权责任,其法律意义只在于解决责任的根据问题,因此,与其说归责原则是一般适用的原则,倒不如说它们是确认不同种类的侵权行为的责任根据的规则。
现实中,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确立和实践是以法政策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所谓法政策是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在制定具体法律时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以及为此而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其本质是国家政策通过法律得以实现。从一定意义上讲,法政策决定着法律制度的设计,是国家立法、司法活动之政策考量。国家政策是国家意志的表达。立法过程是将国家意志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过程,也就是将国家政策法律化的过程,立法结果所产生的法律规范及其法律适用都是国家政策的法律表达。在司法活动中,法律是法官裁判具体案件的依据,因而作为立法目的的法政策也当然是实现司法活动的目标之所在。法政策贯穿在整个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中。当然,并非所有的国家政策都会以法律形式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只有被法律化了的那些国家政策才能成为法政策,这也是政策合法化的基本含义和要求。
自1987年《民法通则》施行以来,其第132条一直被司法实务界作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之公平责任原则而广泛适用。尽管如此,关于公平责任原则是否是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之争却一直未停止,并形成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由此导致我国民法学界关于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有所谓“三原则说”和“二原则说”之争。所谓“三原则说”,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并存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三项归责原则。所谓“二原则说”,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只有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两项归责原则。至今归责原则类型仍未形成通说。
二、“肯定说”及其法政策考量
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公平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公平责任原则是侵权责任法上的归责原则之一。侵权行为作为责任产生的依据,主要是行为人基于过错而实施的行为,而侵权责任主要是指行为人基于过错或者法律上的规定而承担的一种责任,所以它既包括了过错责任,也包括了公平责任。持肯定说的学者还认为,我国法律并没有承认完全的无过错责任,通常所说的无过错责任就是指严格责任,而真正的无过错责任在《民法通则》中主要是指公平责任。因此,所谓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肯定说认为公平责任是归责原则之一。但它是补充性的归责原则,只有在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没有规定的时候才能适用,其适用范围必须严格限制而不宜盲目扩大。
从肯定说的观点来看,该学说所依赖之法政策考量,一方面是要求法官裁判必须以公平为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是希望在受害人和行为人之间通过责任分担实现利益上的平衡,从而有效解决民事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立法和司法目标是正确的。但肯定说的缺陷也十分明显:第一,忽视了法律责任及其归责原则的基本含义。在司法实践上,法律责任是不采广义的,它与法律义务并不能等同,是指行为人应当为而没有为或者不应当为而为之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前提是行为人对法律义务的违反。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上后果的指导思想是经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是法官用以裁判具体案件的依据。侵权责任作为法律责任之一种,同样是指行为人对法律义务的违反而应承担的法律上的后果,其归责原则也应当法定并由法官在案件审理中具体适用。在侵权案件中,侵害人有过错则有责任。无过错则无责任,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含义;侵害人行为事实上造成损害,虽其无过错,但符合法律规定需要承担责任情形的,也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要求。所谓“双方均无过错”的“公平责任”,实质是在极其特殊情形中,法律规定由双方当事人分担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害。从本质上看,它并不存在法律责任的问题,并不是一种“责任分摊”,而是一种“损失分担”,属于“特殊救济措施”,并非归责原则。第二,混淆了公平原则和公平责任。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当然对侵权责任法具有重要意义。公平理念贯穿在侵权责
任立法、司法全过程中,实质上是对责任认定和承担的公平性要求。从本质上讲,侵权责任法是以指导法官裁判侵权案件为主要内容的民事特别法,公平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本身就是侵权责任法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判断的重要内容,是无须多言的。作为民事特别法,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对归责原则的确立必须体现和遵循民法公平的理念;侵权责任法中归责原则的适用是对法官裁判案件之限制,要求法官必须以公平理念作为依法裁判的价值标准,要求法官必须在法定的归责原则要求之下进行裁判,而不能发展成为以所谓“公平责任”为理由滥用归责原则,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因此,本文不赞同肯定说的观点。
三、“否定说”及其法政策考量
否定说是本文赞同的观点。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公平责任不是一项独立的归责原则。其理由是:第一,公平责任作为归责原则没有法律依据。从系统分析的角度来看,《民法通则》第132条所要解决的是损害后果的承担问题,而不是责任基础即归责原则的问题。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对该条进行的限制性解释也指出。该条款旨在解决损害后果的合理分担,不是“赔偿”,而是“补偿”。换言之,“双方均无过错”就意味着没有侵权行为,也就不存在所谓侵权责任的认定,而只存在损失后果的分担。第二,公平责任原则没有具体的适用对象。持肯定说学者所主张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作为适用对象的情形,事实上并不是所谓公平责任原则的具体适用,而是基于过错责任原则的具体适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行为人本身就没有过错,无过错则无责任。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是从无过错到有过错的变化,因而需要承担责任。这两种行为的认定,自始至终都与所谓公平责任原则无关。第三,从认识论角度考察,在诉讼的准备和进行阶段,认识论的规律不容许所谓公平责任原则先入为主地存在。原告为获得损害赔偿,绝不会主张“双方均无过错”;而被告也绝不会以主张“双方均无过错”的方式来请求免责或减少责任承担。法官则从一开始就应当秉持公平之理念,判明案件性质,或是考虑侵害人的过错或不考虑侵害人的过错,而不可能直到无法证明侵害人过错才以“双方均无过错”来适用所谓公平责任原则。因此,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活动来看,所谓公平责任原则都不能用于确认行为之侵害性,因而它不是归责原则。
从根本上讲,否定说所依赖之法政策考量与肯定说并无不同,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否定说的优点在于它从法政策所希望达到的社会和谐的根本目标出发,采用了符合法律规则、原则要求的制度设计方式,一方面保证了法律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保证了立法过程和司法活动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从而符合建立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要求。然而,《民法通则》第132条之规定被不少学者、法官理解并解释为“公平责任原则”,至今仍然广泛运用于法律实践活动中。在20多年后的今天,在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对公平责任原则予以否定,其目的何在?立法过程否定性选择的法政策考量是什么?这是必须解答的问题。
四、侵权责任立法坚持“否定说”的法政策考量
法律责任的规则原则篇2
论文摘要：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归责原则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学校承担全部或部分的民事责任。但学校作为一个公益性的教育机构，不宜过多地进行赔偿。实行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学生为刘象，通过学校教育进行有组织的体育活动，包括各类学校的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体育法》更是从学校体育工作的地位、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责任以及学校体育的根本目的与任务等方面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因此，学校体育在学校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近年来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所引发的纠纷逐渐增多，在司法实践中又大多判决学校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例如，1999年1月，南京某高校二年级学生李某，在体育课中作双杠前滚翻成外侧坐动作时，不慎从杠中落下。李某肩背部着地，胸十二椎、腰椎一处骨折，导致胸以下瘫痪。此案经李某与学校达成和解协议，以学校赔偿70万元结案。2000年5月，北京房山某中学的一场足球赛中，守门员张某与对方前锋李某相撞，导致张某腹部损伤、脾破裂、失血性休克。张某将李某告上法庭，要求赔偿9万元。经房山法院调解，此案以李某和学校共同赔偿张某医疗费、伤残补助费8．6万元结案。鉴于此，为了防止再赔钱，有些学校不得不采取一些消极的做法：室外体育课能不上就不上，上体育课时尽量做徒手练习而不做器械训练，宁做徒手操也不做球类运动，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是与我国的教育方针柏悖的，学校体育因此陷入进退维谷之中。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继而探讨学校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法律责任。
1 归责原则
所谓归责，是指侵权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以何种依据使其负责。而归责原则即指归责的基本原则，是确定行为人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3。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作为侵权案件来处理的，那么，承担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民事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应该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共有3种：第1种是过错责任原则，第2种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第3种是公平责任原则-4J。笔者认为，学校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归责原则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而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1．1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民事责任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同时适用于侵权行为责任和违约行为责任。《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表明我国民事立法已把过错责仟原则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确认其作为一般i责原则的法地位。其含义在于：过错责任不仅是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构成要件，而且是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要件，同时，也以过错作为确定行为人的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5。简单地说，构成过错责任的必要条件只能是过错，而不是损害结果，有过错则有责任；没有过错，就没有责任；过错的大小与责任范围相一致。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民事法律责任中，在归责原则上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当无问题，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准确廓清学校有无过错。学校有过错，就应当负赔偿责任；学校无过错，就不负赔偿责任；学校有部分过错，就应当承担部分的法律责任。在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时候，根据民法理论，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必须坚持4要件说，即第1要有损害事实；第2要有违法行为；第3是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第4是行为人主观上要有过错。所谓过错，就是指当事人实施行为的心理状态，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损害后果的主观态度，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所谓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行为的损害结果，仍希望其发生或者听任其发生；所谓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竟然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预见到却轻信这种结果不会发生。例如：如果学校疏于对体育场地、器材等的维护和管理，或者体育教师在学校体育活动中未尽到应尽的义务，由此而发生的体育伤害事故，则学校在主观上具有明显的过错，其法律责任不可推卸。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行过错责任原则中，举证责任是由受害人来承担的。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受害人若主张学校具有过错，必须向法院提供十H应的证据，即谁主张，谁举证。《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第7款关于教师管理学生不善造成他人损害，也规定得由“原告在诉讼中加以证明。因此，受害人若提供不出证据或证据不足，就无法维护其正当权益。
1．2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也称为客观责任、严格责仟、结果责任，是指在特殊情况下，无过错的行为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一《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零责仃”这足承担无过错责任的法律依据。根据法规定，无过错责原则就是指当发生损害后，既不考虑加害人的过失，也不考虑受害人过失的一种法定责任形式，其目的是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在特殊情况下，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没有过错，也要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在侵权行为法上，这种确定当事人责任的原则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学校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归责原则能否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呢?无过错责任理论的产生．来源于过错责任的缺陷。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坚持无过错则无责任的规则，要求受害人必须举证，以证明加害人具有过错后方能获得补偿。但这种规则有时却使受害人无法或难以证明加害人有过错，因而就难以获得补偿，这对受害人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为了弥补过错责任原则理论上的缺陷，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在归责原则上采纳无过错责任原则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与过错责任相比，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责任的构成要件只有两个：一个是要有损害事实，另一个是加害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问具有因果关系。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而无须考虑违法行为和主观过错，加害人即负赔偿责任。另外，在举证责任上，无过错责任原则采纳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即举证责任在于加害人。加害人所要证明的内容并不是自己无过错，而是要举证受害人的损害是由受害人自己的故意造成的。加害人若不能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则由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显然，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是十分有意义的。但这一原则并不能滥用，如果行为人无过错，但只要一有损害就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责任，那么将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因此，只有在有法律规定的几种特殊情况下，加害人无过错时才承担民事责任。若没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条件，则不承担责任。学校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是否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关键看现行法律有无规定。我国《民法通则》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只有国家机关侵权责任、产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责任、污染环境责任等几种情形，其中并没有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因此，由于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学校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就没有法律依据。也就是说，学校不应当依据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民事责任。
1．3公平责任原则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起因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情况下，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来追究有过错的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但由于体育运动的特殊性，比如足球规则允许身体的合理冲撞，拳击、跆拳道、柔道、摔跤、击剑等是直接将对方的身体作为攻击目标，几乎所有的体育比赛因规则内的犯规而造成的损害在法律上都是免责的，再加上竞技体育项目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倘若发生伤害事故，有时很难确定谁具有过错。即使在规则上来讲是犯规行为，但在法律上来讲，当事人可能都没有过错。既然没有过错，就不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学校因此就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虽然没有过错，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所以也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学校同样也不应承担责任。倘若如此，受害人是否只能自认倒霉?不!还有一个公平责任原则。
所谓公平责任原则，又称衡平责任，是指当事人在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损失给予适当补偿。《民法通则》第132条关于“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就是公平责任原则的法律依据。现代各国的侵权行为法大多是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并存，而公平责任原则是产生于这两个归责原则之后的另一个归责原则，已逐渐被各国立法所采用。从各国立法情况看，公平责任原则虽然与无过错责任一样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承担责任的条件，但公平责任原则又是与过锚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有着本质区别的。过错责任原则是一般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只适用于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而公平责任原则则适用于法律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但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处理又显失公平的案件。可见，公平责任原则的设定，又是弥补了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缺陷，更有利于受害者。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有的是当事人都没有过错，比如在体育课中，学生之间的合理冲撞致人锁骨骨折；有的是不能找到有过错的当事人，比如，学生在课外体育活动中数人围在一起抢一个球，混乱中不知谁的肘关节撞伤了他人的眼球；有的是确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过错，则显失公平，比如在课余体育训练中体育教师安排学生甲踢点球，安排学生乙守门，结果学生乙没有接住学生甲的一记势大力沉的球，导致脾脏破裂。此案若认为体育教师不应该如此安排而有过错，或是学生甲不应该用尽全力踢点球而有过错，或是学生乙不应该守不住这个点球而有过错而承担有过错的法律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而这些事故均发生在学校体育活动中，既不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来承担法律责任，因此，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失，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
2 学校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的规则原则篇3
[关键词]无过错责任原则;构成要件;免责事由;适用
[作者简介]雷群安,韶关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民法学硕士,广东韶关512005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10-0086-04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简介
现代社会中,诸如工业灾害、交通事故、商品瑕疵、环境污染、公害事故等等问题,人们在从事活动时即使尽到了高度的注意义务也往往难以避免,这就不免使人陷于两难境地:如果为了避免此类损害而选择禁止作业,那显然行不通,因为这些作业均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所必须的;如果让那些因此类作业而受到损害的人由于举证不能而独自承担损害结果。则又与法制原则和公平观念不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实现公平为价值取向、以强调对损害进行补偿为目标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成了立法者们的理性选择,无过错责任原则应运而生了。虽然,由于立法上的差异和法律文化上的差别,这种起因于处理工业事故等情况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各国在称谓与内容上略有差异,例如德国称之为危险责任原则,美国法则称之为严格责任原则,但基本都进行了相应的规定。我国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被认为是我国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承认。我国学者间的认识也有差异。有人认为,“行为人或法定为义务之人,虽无故意过失可言,亦不免负赔偿之责任。此责任谓之无过失(错)赔偿责任”。有人认为,“无过错责任是指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以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无过错的行为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还有人认为,“无过失责任是指当损害发生后,既不考虑加害人的过失,也不考虑受害人的过失的一种法定责任形态,其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失”。总体来看,认为“无过错责任是指不以加害人的过错为条件的民事责任”的观点,目前已是我国大陆学者的通说。
一般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构成要件上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必须有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损害事实是指违反民事义务、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后果。第二,法定的特殊侵权行为。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时候,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否则就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第三,特殊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它不是根据责任主体的直接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来确定,而是根据法律所规定的行为或物件等与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来确定,有时责任主体的行为与损害之间并没有直接性的因果联系。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律特征体现在:第一,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个别侵权行为,其适用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第二,无过错责任原则中的因果关系是决定责任的关键要件。第三,无过错责任原则虽不要求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但应当考虑受害人过错。第四,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宗旨在于合理补偿损失,不具有惩罚功能。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中免责事由存废的争议与评析
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诸多争议中,能否存在免责事由属于较有争议的问题,它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赞成者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虽然不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构成要件,行为人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来免责,但其中仍然存在免责事由,“无过失责任原则非绝对,各有其免责事由”。否定者则认为,只有无免责事由的责任才是无过错责任;反之,只要存在免责事由的责任就不属于无过错责任。我国现行法律在规定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同时又规定一系列免责事由,这不但不符合立法上的逻辑,而且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相悖。那么,究竟该怎样处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免责事由呢?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其相关内容全面检讨,否则很难评判。
1、免责事由与抗辩事由的关系。在侵权法上,免责事由与抗辩事由有没有区别?有人认为免责事由,又称抗辩事由,两者没有区别;有人则认为两者应该区别。笔者赞成免责事由与抗辩事由存在区别的观点。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是指可以免除或者减轻侵权责任的情况;而抗辩事由则是指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提出的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者不完全成立的事实。两者的区别具体表现在:第一,免责事由一般是法律具体列举的事由,但抗辩事由往往不是法定的,法律也不可能对抗辩事由作出列举式规定。第二,免责事由主要是由加害人针对责任关系是否成立以及减轻的问题提出的,而抗辩事由常常要针对特定的请求提出。第三,抗辩事由主要是从诉讼的角度而言的,范围很宽泛,它既包括抗辩权的行使,也包括各种事实抗辩,所体现的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在诉讼上的一种对抗关系;而免责事由主要是从实体上而言的,体现的是行为人在什么情况下对所发生的损害不应承担责任,目的在于划定行为人承担责任的界限。显然,免责事由与抗辩事由是不能划等号的。但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构造上,如何理解两者间的关系,则必然要影响到人们对无过错责任原则能否规定免责事由的态度。因为,如果将免责事由等同于抗辩事由并在法律上规定,必然很容易让人产生将会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加强对受害人的法律保护”的宗旨相违背的顾虑,从而加以反对。反之,则不存在这种顾虑了。
2、免责的涵义。要回答无过错责任原则中能否存在免责事由,界定免责的涵义也很重要。在我国,“免责”究竟是使行为人的责任不成立还是使行为人免于承担责任,学者间存在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免责事由,又称抗辩事由,‘是指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提出的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的事实。’由此可知,免责事由是以其不存在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如其存在则可免除或减轻被告的责任,因此可称之为侵权责任构成的消极条件”。将免责事由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来理解,直接免除或减轻被告的责任,这种“免责”的理解显然是指责任的不成立。另有学者则认为,“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不论那类侵权行为,只要具备了各自的构成要件,就要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具体的侵权行为上,法律也规定了一些例外,当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具备一定条件时,侵权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即免除其民事责任”。此观点中的“免责”显然是指免于承担责任。对免责涵义的不同理解同样会影响人们对无过错责任原则中免责事由的态度和处理。因为,如果“免责”是指使行为人的责任不成立,这对“加强对受害人的法律保护”很不利,出于它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宗旨相违背的考虑,必然要持反对规定的态度。反之,如果“免责”只是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免于承担责任,则较难引起人们反感,规定
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笔者赞成责任免于承担说。理由在于,责任不成立是指不符合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免于承担责任则是指侵权责任成立但是行为人可以不承担责任。从逻辑上来看,只有责任成立了,才存在需不需要免除的问题;如果责任根本就不能成立,那何来免除呢?此外,免责事由的存在并非绝对导致责任被免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仅导致责任的减轻,如果将免责界定为行为人的责任不成立,对此问题就无法解释。所以,如果认为行为人免责了,就是责任不成立,这恰恰是一种反果为因的做法,是错误的。
3、无过失责任概念的不同理解对免责事由的影响。前已述及,当前对无过失责任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指“当损害发生后,既不考虑加害人的过失,也不考虑受害人的过失的一种法定责任形态”;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指“不以加害人的过错为条件的民事责任”。笔者认为,如果无过错责任原则取第一种理解,那它就是一种典型的结果责任,确实不应该再规定免责事由,否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为了弥补过错责任原则对受害人保护不够的缺陷,加强对受害人的法律保护”的立法目的有一定的违背;但如果取第二种理解即通说,民事责任的成立不以加害人的过错为条件,而在责任的承担上则可以考虑受害人的过失,因此规定免责事由并不与定性本身和制度目的相违背。相反,有时免责事由的规定还是必须的。例如当损害是受害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时候,比如自杀行为,如果不允许免除行为人的责任,很有可能就会产生非常荒唐的结论和后果。
综上,免责事由不同于抗辩事由,它是一种民事责任成立后法律为平衡和保护行为人的利益、作出的让行为人在特定情况下减轻或免除责任的事实。就无过错责任原则来看,既要加重行为人的负担从而使受害人能够获得救济,同时也要考虑危险行为存在的合理性,不能使其因负担过重而无人实施,承担着维护公平正义的功能。而实现该功能的最理想的手段,应该就是法律在规定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同时再规定相应的免责事由。因此,无过错责任原则中应该有免责事由。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免责事由的种类
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免责事由的种类,理论界也有争议。有人认为应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过错和第三人过错三种;也有人认为应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过错和阻却违法性的免责(含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四种;还有人认为应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以及受害人从事犯罪行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行为造成损失等情况。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有关的法律规定并结合学者的观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免责事由应该以三种为宜。
1、不可抗力。根据《民法通则》第153条的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一般说来,不可抗力是个人所无法抗拒的力量。不受人的意志所支配。如果不可抗力不能免责,则无异于要人们承担与其行为无关并且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后果,这不仅对责任的承担者不公平,而且也无法体现法律责任的作用,因此,法律在特定情况下应该将不可抗力作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中的免责事由。当然,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时,它必须是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即只有损害后果完全是由不可抗力所引起的,被告人才能被免除责任。
2、受害人过错。无过错责任指的是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但并不是不考虑受害人的过错。无过错责任旨在分担损失,法律将受害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作为无过错责任的例外,体现了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承担责任的积极态度。它要求行为人在作出某项行为之前,必须慎重选择,全面考虑,否则,该受害人不但无权获得赔偿,而且还应对由此引起的他人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让受害人为自己的过错负责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负担,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因此,受害人过错也应该作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中的免责事由。关于有的学者将“受害人从事犯罪行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行为造成损失”或者“阻却违法性的免责”等作为独立的免责事由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些内容完全可以为“受害人过错”这一概念所涵摄,所以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而且,即便是列了出来,由于难以划清它们与受害人过错之间的界限,也只能徒增适用上的困难和争议。
3、第三人过错。第三人过错是指除原告和被告以外的第三人,对于原告的损害发生具有过错,且这种过错对原告的损害来说是唯一的原因时,被告就应当免于承担民事责任。法律上将第三人的过错作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中的免责事由,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无过错责任应用于新型侵权行为中,虽然可以克服过错责任原则囿于过错追究的缺陷,有效地保护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的受害者的利益,反映了私法从自己责任到自己责任为主、兼顾社会责任的有益转变。同过错责任相比,无过错责任更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以达到社会的有序性,从这一点来说,无过错责任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另一方面,无过错责任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在行为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使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不是很充分,尤其当损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时候。基于自己责任为主、兼顾社会责任的当代归责思想,考虑到行为人的责任有时存在责任负担过重的情况,故第三人的过错也应该作为被告免责的理由。
法律责任的规则原则篇4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私法中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原则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一些特殊侵权行为领域－如产品责任―新的理论和规则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视。原因是，随着国与国之间经济贸易的频繁，产品的跨国性日益普遍，产品责任问题也随之增加。一些国家在处理这类跨国产品责任案件时主张司法管辖权，而与该产品相关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提出类似的要求；进而对这类涉外产品责任应适用的法律，即准据法，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如何解决这种跨国产品责任诉讼，成为各国国际私法领域又一个新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的扩大也带来了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问题，尤其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棘手问题无法可依。例如：（1）当该产品责任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2）当中国消费者购买一外国产品而导致损害时，中国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而适用外国法，使中国的受害人获得较高的赔偿？（3）如果产品责任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均是外国人，中国法院在审理该案时适用中国法是否有充分理由？诸如此类的问题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比较分析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祺对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诸多产品责任诉讼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供与会专家学者讨论。
二、欧美国家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原则的最新发展
一般认为，产品责任属于一种侵权行为。按照传统的国际私法，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即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受到伤害的行为地法。20世纪60年代以前，欧美国家大多采用对产品责任案件适用损害发生地的法律；7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贸易的全球化，产品责任引起的侵权行为地往往带有偶然性，且产品责任侵权与一般的侵权又有区别，最主要的不同是，其侵权行为地与受害人往往没有什么联系。因此，适用传统意义上的加害行为地法和损害发生地法，对一个受害人来说起不到应有的赔偿作用。基于这种特殊性，欧美国家首先放弃了侵权行为地法原则，引入一些新的、富有创建的规则。
第一，允许原告选择适用对其有利的法律。由于产品责任的特殊性，原告要证明被告的责任具有一定的难度，而被告在承担责任方面处于比原告更有利的地位。为了更好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有的学者提出由原告（受害人）在所涉国家的法律中选择适用某一法律作为准据法。例如，美国的卡维斯教授提出了“优先原则”，认为原告有权从以下4种法律中作出选择：1、产品生产地法；2、原告惯常居所地法；3、取得产品地法；4、损害发生地法。1982年美国法院在“辛得尔诉阿伯特化工厂”一案中以“最有利于原告的法律”原则审理了该案，充分体现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这一原则很快被美国各州的产品责任法接受，并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中，即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如果各州对原告的利益规定不一致时，原告可以选择适用其中最有利于他的那个州的法律。
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中，如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中，尽管没有如此明确规定法律选择的条件、顺序，但其确立的基本原则都倾向于有利于消费者和受害人，给消费者和受害人以最大限度的民事保护。
第二，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一原则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确立的。最初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得到突破，以后又运用到侵权领域。1971年，美国的《冲突法重述（第二次）》明确肯定了这项原则，并规定了一些“联系”因素供选择。如：1、损害发生地法；2、导致损害发生的行为地法；3、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国藉、法人所在地及营业地所在地法；4、双方当事人最集中的地方的法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最大特点是灵活性，法院在处理复杂的产品责任案件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选择最适合解决这类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在欧洲一些国家中，最密切联系原则很快被立法采纳，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如英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家，以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有关侵权行为国际公约中都采纳了这一原则。事实上，在产品责任案件中，与产品责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往往是对原告比较有利的法律，这对保护原告的利益、保护消费者和受害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正是当代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发展趋势。
第三，适用多项连接点、灵活选择法律适用原则。从80年代起，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已不同于一般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一些国家已对产品责任单独立法，制定特殊的法律适用原则；有的国家在冲突规范中采用多种连接因素以确定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如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35条规定：涉外产品责任的原告可以在以下法律中选择：1、加害人营业地或习惯居所地法律；2、取得产品所在地国家的法律，除非加害人能证明其产品通过商业渠道进入该国未经他的同意。这样，原告可以通过多项连接点、而不是单一的连接因素选择法律。对于法律中列出的三个连接点，即加害人的营业机构所在地、惯常居所地或产品取得地，在产品责任案件中都比较容易确定，也方便审理案件的法院能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可以说，瑞士国际私法对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规定比较合理，具有较大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除了在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方面放弃了单一的侵权行为地法以外，欧美国家还注重产品责任方面的国际立法，强调国际公约的调整作用。目前，欧洲有两个关于产品责任实体法的国际公约：一是1976年通过的《斯达拉斯堡公约》，这是欧洲理事会为统一成员国的产品责任法而制定的。该公约对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并规定损害赔偿只限于人身伤害及死亡，不包括财产所造成的损失。公约最大的特点是，允许各缔约国继续保留有关产品责任的国内法，公约则作为对受害者提供更多救济手段的有效补充；二是1985年通过的《欧洲共同体产品责任指令》。“指令”也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其赔偿范围包括了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害，并对赔偿数额规定了最高限额。
由于上述两个公约都是区域性的，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欧洲一些国家。因此，制定一个普遍接受的国际公约已成为当代产品责任法发展的一个新课题。1973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公约》，试图通过统一冲突规范来调和各国在实体法方面的冲突，这为国际上统一产品责任法律适用作了有益的尝试。该公约既保留了与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基本一致的法律选择原则，又采纳了新的、多项选择的法律适用规则，不拘于单一的联系因素。公约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充分考虑到受害者与损害发生地国的利益，具有合理、灵活的解决问题的特点，已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
三、中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行的产品责任主要以《民法通则》中的侵权行为规定为基本原则。1993年颁布的《产品质量法》虽然也规定了“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第29条第1款），但其侧重点是“产品质量责任”，即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产品质量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往往与产品质量责任相混淆；其次，由于《产品质量法》第34条关于产品缺陷的认定、以及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不明确，致使国内学者对此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上述规定属于产品责任中的严格责任原则；另一种则认为该条规定不属于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严格责任原则。笔者认为，产品质量法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产品责任法。从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我国至今尚未建立系统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则更不健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方面十分混乱，没有专门的规定。现行立法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关于适用《民法通则》中的侵权责任规定。
《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的产品责任也适用严格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因涉外侵权行为引起的产品责任，我们还援用《民法通则》第146条的规定，即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侵权行为处理。显然，这是一条涉外侵权行为之债的冲突规则，但它并没有进一步规定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即如果在一起具体的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产品责任侵权行为，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又如，当产品责任的受害方为中国人（即原告）时，我国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外国法）来确定赔偿的数额？显然，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一般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并不能推导出对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第二，关于《产品质量法》中对责任主体的规定。
93年的《产品质量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法”。这一条款将产品责任义务主体的范围限制在中国境内，而对外国产品可能在我国境内引起的产品责任没有包括在内。这一规定显然不利于我国消费者向外国生产者或出口商提起产品责任诉讼，也不利于我国法院对涉外产品责任案件行使管辖权。
第三，关于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规定。
现行产品质量法对损害赔偿的规定只有补偿性赔偿。根据《产品责量法》第32条规定，对造成伤害的，应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的生活补助费等；对造成死亡的，规定了丧葬费、抚恤费等。赔偿范围很窄，赔偿数额较低，且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这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对中方消费者的保护十分不利。随着大量进口商品投放到中国市场，由外国商品引起的产品责任问题也将随之增加。按照现行法律的损害赔偿规定，对生产者和销售者根本起不到惩罚和威慑作用，更不利于保护中国的消费者。
以上所举仅仅是立法上的不足。从法理上看，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需要实体法和冲突法来共同调整。对内国而言，这二部分法缺一不可。现在的问题是，现有的调整产品责任方面的法律大多是实体法，且主要考虑的是国内的情况，对涉外因素的法律规定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规定；在冲突法领域，仅有的几条法律条款又过于原则、简单，缺乏可操作性。立法上的滞后必然导致司法上的矛盾和困惑，因为《民法通则》的原则规定留给司法的余地太大，而原本零星的国际私法又没有对针下药的规定，直接调整产品责任法律关系的产品质量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缺乏互相协调，……这些问题都是涉外产品责任立法中必须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四、思考与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已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国内立法阙如，国际立法又被拒之门外（我国至今没有参加有关这方面的国际公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落后的产品生产，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影响了中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在国人心目中“洋货”比“国货”好，大量外国产品充斥中国市场，导致中国产品在国内也找不到市场。其后果是，产品大量积压，工厂无法正常运作，工人也没有产品生产，这种不良循环已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目前，我国正在为加入wto作最后的准备工作，各方面的政策导向和法律制度正在完善。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应列为首要任务，这对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和外国产品进入我国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
鉴于此，笔者从本文论述的角度对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修改、制定相应的法律时，我们应首先考虑以下二个问题：
其一，与国际“接轨”问题。
所谓“接轨”，一般是指我国的国内法如何与国际上的保护水平和保护标准相当。法律上的接轨不比其他物质领域，可以引进或购买。即使制定一部高水平的法律，也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笼统地讲接轨是不准确的。就产品责任法而言，“接轨”主要应考虑二方面因素：一是可能性。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对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过于原则、抽象，且至今还没有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专门规则，与发达国家相比距离太大，难以接轨。如关于损害赔偿的数额，发达国家的高额赔偿与我国较低的赔偿标准相差很大。这些距离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在现有条件下，这些领域“接轨”的可能性不大；二是必要性。由于产品责任已不再是国内法所能解决的问题，各国都十分重视这一领域的国际做法，采纳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这个问题涉及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即怎样使国际公约或惯例纳入本国法中。例如，关于产品责任的概念。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观点是，产品责任是指产品因存在缺陷，导致消费者、使用者或其他第三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而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可见，产品缺陷是承担责任的基本条件。一般认为，产品缺陷主要指产品安全性方面的缺陷。判断“缺陷”的标准并不仅仅以有关行业标准为依据，而是看该产品是否安全，是否对使用者造成危害。这里，“安全”是首要因素。我国对产品责任的看法与上述观点不同。比较权威的意见有二种：一是产品责任是指产品质量责任，即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质量标准等要求，给消费者或使用者造成损失后应承担的责任。如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等；二是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比较我国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其分歧是明显的。我国的产品责任概念主要以产品质量为中心，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特定要求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基本条件。这里，产品“合格”与否是首要指标。“不合格”与“缺陷”是衡量产品的二种方法。因此，我们应在观念上、法律界定上将“产品”、“产品
缺陷”的定义、标准与国际接轨，这也是适用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的前提。
其二，关于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问题
产品责任的国际保护有二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指内国通过国家的“公”行为（如立法）去履行自己参加或缔结国际公约的义务；另一方面是指国际间（或地区）对产品责任问题所制定的统一规则。前者要求内国在制定有关国内法时考虑到国际公约的“最低要求”，至少不能与参加的公约相冲突。大多数国家都通过修改或制定法律的形式来协调与公约的关系，使本国法达到国际保护标准。如欧共体一些国家为了执行“产品责任指令”，纷纷修改或制定本国的产品责任法。
对于产品责任的涉外保护，我们认为它与国际保护不同。“涉外”，是指内国对含有外国因素（Foreignelements）的民事关系的总称。本质上它是内国法的规定，不涉及国际法问题。内国一般在国际私法领域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作出规定。如有关涉外的物权、债权、婚姻家庭关系、财产继承、以及涉外的产品责任和知识产权等。就此而言，产品责任的涉外保护是一国国内的民法问题，属于私法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完善内国的涉外法律制度，才能提高内国的国际保护水平。
鉴于以上思考，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涉外产品责任的冲突法立法。
从国内立法的角度，与涉外产品责任法关系最密切的是国际私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强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立法，其首要任务是制定涉外产品责任的管辖权原则和调整涉外产品责任的冲突规则。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国际私法典，现行调整国际私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大多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法规里（如前所述）；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18条20款，以及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解答中有11条24款。可以说，这些条款包括了我国国际私法的主要内容。从现有的法律来看，我国国际私法的特点是：立法少而司法解释多；实体法多而诉讼法少；基本原则多而具体规定少。
就涉外产品责任法律而言，现行国际私法主要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规则和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来处理。由于法律本身规定得比较简单、原则，或根本就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就无法可依，或无法正确适用法律。有关涉外产品责任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问题，至今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完善我国国际私法时应增加以下内容：
1、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管辖权
管辖权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确定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管辖权，应遵守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维护我国法院对涉外产品案件的管辖权；二是便于我国消费者和使用者对外国生产者和销售者。
根据我国现行民法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伤害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便于法院调查证据，并可节省诉讼费用。对于什么是侵权行为地，按照一般立法通例，侵权行为地应包括行为实施地和损害发生地。我国审判实践也对侵权行为地作扩大解释，即行为实施地和损害发生地均包括在内。在制定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规时还应具体明确以下原则：
行为实施地，即把加害者采取导致损害行为的所在地视作侵权行为地。如在法律条文上可表述为：凡是在中国境内制造、销售、装配和修理的产品，其产品责任诉讼应由中国法院管辖；
损害发生地，即把受害者受损害的地方视作侵权行为地。在法律上可表述为：凡损害结果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其产品责任诉讼应由中国法院管辖；
此外，作为例外规则，应允许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即允许法官根据具体案件，作出灵活的裁定。如，对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的诉讼，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认为案件与之有一定的联系，且行使管辖权是合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可以对该案件行使管辖权；反之，如果法律规定我国法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但法院认为行使管辖权对当事人及案件的审理均不方便，而其他法院对该案的审理更方便时，法院也可以决定不行使管辖权；或者，法院对享有管辖权的案件，认为其不能提供适当的救济，也可以决定不行使管辖权。
在司法实践中，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因进出口产品的缺陷而引起的侵权行为的产品责任。对有合同关系的产品责任，一般按照与合同有关的法律进行调整。如果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发生竟合，受害人既可以根据合同要求被告承担违反合同中有关产品品质规定的违约责任，也可以要求被告承担致人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侵权责任。究竟以何种理由为依据提讼，法律应明确规定，允许原告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管辖地提讼。
2、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法律适用。
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的法适用问题，一是本国法的规定，二是该法律关系所涉及的外国法的规定与处理该关系的法院地法对同一问题规定不一致而产生的法律冲突。适用何国法律，直接牵涉到能否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对受害人的合理保护。我国现行法律有关法律适用原则的规定主要在《民法通则》第8章、以及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民法通则》第142条）
――关于产品责任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民法通则》第146条）
上述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建议在修改法律时，确立以下具体原则：
1、最密切联系原则。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发生时与侵权行为及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对最密切联系的推定，应具体规定一些因素。如，对因产品缺陷导致身体和财产的损害，适用损害时受伤者或财产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因产品缺陷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应适用死者遭到致命伤害时的所在国法律。
2、原告选择法律原则。对于因产品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允许原告选择以下法律：如侵权行为人的营业地、或习惯居所地国家的法律；或者是获得产品所在地国家的法律，除非该侵权行为人能证明该产品未经其同意而在该国出售。
3、补充原则。如适用上述规则而推定的法律与当事人及侵权行为没有密切联系，而与另一国家或地区有实质性联系时，可以适用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又增加了适当的限制条件，使法律适用更趋灵活、合理，这
也是当代侵权行为法的发展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有关专家起草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草案，其中对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作了专门规定。“示范法”第126条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当侵权行为地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惯常居所地或者被请求人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营业所所在地，或者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时，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如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惯常居所地，同时又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营业所所在地，或者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时，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或者惯常居所地法。这条规则吸收了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对完善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遵守并适用“国际惯例”
一般认为，“国际惯例”（internationalcustom）是国际法最古老而重要的渊源，是国家间对于某种特定情形采用的某种特定的行为，并由此形成的习惯。这种习惯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经过相当长时期后，各国以明示或默示的方法承认该习惯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成为国际法的不成文法规。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或接受国际惯例，并将它纳入本国法范围，甚至高于本国法。我国在80年代立法中已明文规定，对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在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在90年代一些立法中，尤其是一些专门领域的法律，更体现出尊重国际惯例原则。如1993年的《海商法》、1996年的《票据法》和1996年的《民用航空法》等。
就涉外产品责任法而言，我们所谈的国际惯例主要是指，作为通例并被接受为法律的那部分国际习惯法，它已成为国际私法的一种“法源”或“法的渊源”。例如，关于法院管辖权或程序法规则方面的惯例，虽无直接的肯定性规范，但却存在这样一个限制性规定，即国家在行使立法或司法管辖权时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如果超越了，其立法或司法行为或判决都不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未经其他国家的明示或默示，一国不得审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或以外国国家财产为诉讼标的的案件。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管辖权与程序法规则的重要性已不必重复。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这些领域尊重国际惯例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与国际“接轨”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国现行法律对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可以适用的情况。在我国法律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如《民法通则》第142条、《海商法》第268条、《票据法》第96条、《民用航空法》第184条都有类似的规定）其二，不能适用的情况。对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则一概不能适用。其三，在诉讼程序方面，至今未规定在必要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我们认为，这个空白应予填补。在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时应增加这方面的规定，同时，在国际私法立法中，对涉外民事诉讼规则应加以具体规定，增加在必要时可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
第三，应加入《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
1972年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一个重要公约，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我国至今还没有参加。学术界大多数的观点是，我国现阶段加入公约的条件还不具备，主要理由是：我国产品质量法与发达国家的法律差距太大，而公约的规定对发达国家较有利。如公约对法律适用问题规定为适用被害人的惯常居所地及损害发生地法。在因中国产品质量问题而引起的诉讼中，适用被害人国家法，往往就是发达国家的法律，而这些国家的法律对产品责任者的处罚又十分严厉，如此将会加重我方的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在我国尚未加入wto阶段可能成立，但加入wto后客观上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传统的观点和做法，至少存在以下两个不利因素。其一，不利于我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产品的生命力来自质量，受市场竞争考验。没有压力和刺激（包括对产品质量的惩罚机制），很难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更不用说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不过关，最终仍然影响对外经济贸易。靠法律上或政治上的保护，只能在短时期内有效，并不是长久之计；其二，不利于我国健全市场经济机制、推进市场经济法治。从各国立法来看，有关调整经济领域的法律，尤其是反应市场经济特征的法律，比较容易统一或大多趋向一致，这是经济规律使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陆续加入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尽管目前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水平与国际公约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也反应了我们对经济规律的重新认识。中国要加入wto，进入世界市场是势在必行的。因此，在经济领域引进市场经济法律，推行竞争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加入公约可以促使我国的产品尽早进入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
法律责任的规则原则篇5
论文摘要：分析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产生的原因：体育活动本身的危险性；教师疏于组织管理；场地设施存在隐患；医务监督不力。阐释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提出学校预防体育伤害事故的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应重视安全问题；区分运动损伤和伤害事故；严格执行教育部及相关部门法规制度；设立意外伤残保险。
学生体育伤害事故是指学校组织实施的校内外体育活动(包括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体育竞赛和课余体育训练)，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体育场馆和其他体育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学生因参加学校体育活动而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的现象屡见不鲜，由此产生的经济、法律纠纷，不但给学校体育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也给学生、家长带来了很大的生理、精神伤害，因此，寻求有效的解决机制，建立法律保障体系，是当前体育伤害事故急需解决的问题。
1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产生的原因
1．1体育活动本身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如果学生对运动项目本身存在的危险缺乏预见，很可能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有些体育活动(如篮球、足球等)，竞争性、对抗性很强，特别是在激烈的比赛中，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强，具有争强好胜的特点，很容易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1．2教师疏于组织管理
有些体育教师和学生的安全意识不强，活动过程缺乏严密有效的组织管理，也是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的原因之一。如铅球、实心球两组互推时距离太近，容易造成砸伤；快速跑时每组安排过多队员易造成挤伤、摔伤等。
1．3场地设施存在隐患
由于资金等原因，许多学校的场地器材条件较差，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使用方法不当，也很容易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如篮球架不稳定、体操垫子太薄、跳箱山羊破旧等，均是造成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潜在因素。
1．4医务监督不力
学生身体素质、自我保护能力差是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的重要原因。学校体育活动缺乏必要的医务监督，往往只提口号，流于形式，得不到真正落实。如很多运动会的竞赛规程中都有明确规定，身体不健康者不能参加比赛，而比赛前有无身体检查则不得而知。
2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
所谓归责，是指侵权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以何种依据使其负责。而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哪些是责任事故，哪些是非责任事故，如何划定事故的责任，以减少事故的发生，是许多体育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共有以下几种。
2．1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民事责任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同时适用于侵权行为责任和违约行为责任。《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表明我国民事立法已把过错责任原则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确认其作为一般归责原则的法律地位。
2002年9月1日，由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正式实施。其中第8条第2款对学生伤害事故适用过错责任作了具体规定：因学校、学生或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相关当事人应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即认定事故的责任归属，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事故发生，都一律由学校负责。对事故的发生，学校如有过错，应承担过错责任。如没有过错，一般情况下，不承担责任或分担责任”。
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民事法律责任中，在归责原则上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关键是如何在实践中准确界定学校有无过错。学校有过错，就应当负赔偿责任；学校无过错，就不负赔偿责任；学校有部分过错，就应当承担部分的法律责任。例如：如果学校疏于对体育场地、器材等的维护和管理，或者体育教师在学校体育活动中未尽义务，由此而发生的体育伤害事故，则学校在主观上具有明显的过错，其法律责任不可推卸。
2．2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也称为客观责任原则，是指在特殊情况下，无过错的行为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承担无过错责任的法律依据。
无过错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当事人双方都没有过错，此类事故占相当大的比例。体育运动本身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及人身危险性，出现人身伤害事件属于正常现象，只要不是运动员故意或者违反运动规则的行为，而是在正常的体育活动中造成其它运动员或者参观者的伤害，都不应当认定事故当事人双方有过错。
学校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是否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关键看现行法律有无规定。我国《民法通则》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只有国家机关侵权责任、产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责任、污染环境责任等几种情形，其中没有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因此，由于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学校在体育伤害事故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便无法律依据。即学校不应当依据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民事责任。
2．3公平责任原则
所谓公平责任原则，又称衡平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在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损失给予适当补偿。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应当适当考虑公平责任原则。由于体育运动的特殊性，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起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足球规则允许身体的合理冲撞，拳击、跆拳道、柔道、摔跤、击剑等是直接将对方的身体作为攻击目标，几乎所有的体育比赛因规则内的犯规而造成的损害在法律上均应免责。
对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l2条第l款的规定：“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但对于损害事实已经发生，学校和学生均无过错的一些特殊情况，应以公平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和可能，由双方当事人公平地分担责任，其与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有明显区别，它依据公平、社会共同生活规则，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和实际情况，确定赔偿责任。
《民法通则》第132条关于“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就是公平责任原则的法律依据。可见，公平责任原则的设定，弥补了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缺陷。因此，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失，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严格地讲，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学校承担的民事责任不是损害责任，而更具有补偿的性质。
3 学校在体育伤害事故中的法律责任
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学校的场地、其他公用设施，以及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等，学校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具体规定在6种情形的学生伤害事故中，如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学校无法律责任。其中，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虽然学校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体育的基础，是体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学校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归责原则上，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结果是无论适用哪一原则，学校都不能免责。而学校作为公益性的教学机构，其民事权利能力又要受到一定的法律限制，客观上也不宜承担过多的赔偿责任，关于学校体育的特别法规，也没有规定学校在体育伤害事故中的法律责任，因而产生法律冲突。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加强司法解释。当然，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建立体育保险来解决受害者和学校的后顾之忧，应该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因此，建立体育保险势在必行。
4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预防措施
对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现在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备，还没有有效的解决机制，加之社会舆论压力增大，学校也只能消极防范。很多学校取消了对抗性强、有风险的活动，连传统的跳山羊、翻单杠也被禁止，还有的学校下课不让学生去操场。但这种以牺牲大多数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为代价，在“温室”内推进素质教育，将阻碍学生的全面发展。
4．1重视安全问题
把安全教育当作学校体育的任务之一，认真履行其监护义务。作为教师要尽职尽责、合理组织、精心安排、耐心教导，教育学生时刻注意安全，杜绝重大、特大伤害事故的发生。学生参加体育活动应坚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量力而行、科学锻炼的原则，学校应真正加强对体育活动的医务监督和严密有效的组织管理，提高学生对运动危险的预见性，做到防患于未然。
4．2正确区分运动损伤和伤害事故
正确认识体育活动中的运动损伤，不能把正常的运动损伤和伤害事故混为一谈，更不能因正常的运动损伤而影响学校体育工作。对于发生的伤害事故要认真分析原因，查找责任人，并及时提出整改措施，不能姑息迁就，并从中吸取教训。
4．3严格执行有关法规与制度
正确认识和对待体育伤害事故，进一步明确校方、教师、学生之间的责任关系，提出具体的要求，使学校体育的各项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保障三者的合法权益。决不能以牺牲教学为代价消极地预防伤害事故，要求学校、家长、体育教师以及全社会共同努力，以积极的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待体育伤害事故，保障学生的健康成长。
4．4设立体育意外伤残保险
借鉴国外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办法及补偿制度，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法律法规，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建立体育保险解决学生与学校的后顾之忧。由国家、社会、学校、家长共同支付其费用，减轻学校和教师因意外事故而造成的经济负担。
2001年7月16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草案)》中规定：中小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承担过错责任，学校以投保险的方式，对受伤学生进行赔偿，这对于今后处理类似的意外事故具有借鉴意义。
5 结论
法律责任的规则原则篇6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不以行为人的过错为要件，只要其活动或者所管理的人或者物损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除非有法定的免责事由，行为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在法律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案件中，法官在判断被告应否承担侵权责任时，不考虑被告有无过错，不要求原告证明被告有过错，也不允许被告主张自己无过错而请求免责。只要审理查明，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由于这种责任的承担，并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意识状态，而只考虑损害结果和免责事由，故又被称为客观责任。与本法第六条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相比，这种责任在承担条件和责任后果上更为严格，故也被称为严格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意义在于加重行为人责任，及时救济受害人，使其损害赔偿请求权更容易实现。
在无过错责任原则出现前，侵权责任法领域实行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只有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对自己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无过错就无责任。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加速，技术日新月异，经济飞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事故大量发生，极大地危害生命和财产安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这些事故继续实行过错责任原则，一是会使受害人证明行为人的过错更困难；二是行为人也会找出各种无过错的理由进行抗辩，以免除自己的责任。最终的结果是大量受害人得不到赔偿，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到了社会的正常运行。为解决这一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的西方国家在坚持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在交通肇事、矿山事故等纠纷中开始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1838年，《普鲁士帝国铁路法》第25条针对火车事故首先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原则。
我国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同时，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是高度危险作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规则，避免了单行法规定的疏漏。民法通则明文规定无过错责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适应了侵权责任法发展的潮流，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从民法通则多年的实施效果看，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但有利于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缓解社会矛盾，而且对切实保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促使高度危险作业人、产品制造者、环境污染者等行为人对自己从事的活动或者管理的物品高度负责、谨慎从事，不断改进技术安全措施，提高工作质量，尽力保障他人和环境的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工伤事故处于易发期、多发期，环境污染加剧，火车进入高速时代，民航业蓬勃发展，人们已生活在高度危险的社会环境中，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一个“风险社会”，为增强行为人的责任意识，同时使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我国现阶段更应该突出和强调无过错责任原则，扩大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基于此，本法第七条继承了民法通则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内涵。
二、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
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个：一是行为；二是受害人的损害；三是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是不存在法定的不承担责任的情形。只要同时具备以上四个要件，且属于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领域，行为人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不问其有无过错，受害方也不用证明行为人有过错。
三、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解
1.设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主要政策目的，绝不是要使“没有过错”的人承担侵权责任，而主要是为了免除受害人证明行为人过错的举证责任，使受害人易于获得损害赔偿，使行为人不能逃脱侵权责任。事实上，从我国审判实践的情况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大多数案件中，行为人基本上都是有过错的。
2.无过错责任并不是绝对责任，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案件中，行为人可以向法官主张法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事由。例如，在产品责任案件中，产品制造者可以证明产品投人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而免除自己的侵权责任；在高度危险物致损案件中，高度危险作业人可以证明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而免除自己的责任，等等。但是，法律根据行为的危险程度，对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不同侵权类型规定了不同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事由，例如民用核设施发生核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核设施经营人的不承担责任事由是战争等情形或者受害人故意。
3.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案件中，只是不考虑行为人过错，并非不考虑受害人过错。如果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在有的情况下可减轻，甚至免除行为人的侵权责任。
法律责任的规则原则篇7
关键词: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最密切联系原则内容提要:我国目前立法把涉外产品责任归入一般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对比分析各国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新发展及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表明我国相关立法存在一些缺陷。针对这些缺陷，本文从立法目的、指导原则、实践情况及立法技术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立法建议。近年来，随着“丰田召回门”等事件的频繁发生，社会各界对于涉外产品责任问题的关注逐渐升温。在我国成为wto成员，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背景下，如何完善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制度已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一、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新发展传统国际私法把涉外产品责任视为一般侵权责任，因此在法律适用上一般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自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方面采取了一些富有灵活性和建设性的冲突法规则，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一）适用意思自治原则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适用的法律。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中的适用经历了一个由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到完全的（无限制）意思自治的发展过程。该原则最初应用于合同领域，首先将这一原则引入侵权领域的代表国家是瑞士，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行为出现后的任何时候，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的法律。”随后罗马尼亚和意大利也作了类似规定。但是上述立法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只能是法院地法。其后，此种受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进一步放开，逐渐发展为完全的意思自治。譬如，2001年荷兰王国《关于因侵权行为引起的债务关系的冲突法》第6条第1款规定：“如果当事人已一致选择了适用于侵权债务关系的准据法，则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二）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1971年美国的《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率先在立法上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该重述第145节规定，侵权行为适用与侵权行为的发生和当事人有“重要联系”的法律，并列举了判断！重要联系？的标准：包括损害发生地、引起损害行为发生地、当事人的住所、国籍、公司组成地和营业地，当事人之间关系（如果有这种关系的话）的中心地等7个参考因素。与之区别的是，有些国家的冲突法立法中只使用了“密切联系”或“重要联系”这样的字眼而没有提供具体的考量标准，如1999年斯洛文尼亚国际私法第30条的第2款就仅规定：“如果与另一法律显然有联系，则适用该另一法律。”对于如何判断“更密切联系”，立法上付诸阙如。（三）各原则的结合随着“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内的应用，又出现了一种将各种原则加以结合的趋势。譬如1999年斯洛文尼亚《关于国际私法与诉讼的法律》中第30条规定：“1.非合同损害责任，依行为实施地法。若对受害人更为有利，则不适用行为地法而适用结果发生地法，但须以行为人事先本能预见结果的发生为条件。2.如果本条第一款指引的法律与关系无任何更密切联系，而与另一法律显然有联系，则适用该另一法律。”在该法中，就是将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法”与新发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组合起来，并力图实现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的目的。又如，2007年马其顿《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第33条的规定也是将“侵权行为地法”、“最密切联系原则”及“意思自治原则”三者结合在了一起。且规定了三原则之间的效力，“意思自治原则”，第一，“最密切联系原则”，第二，“侵权行为地法”排第三。（四）参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立法1972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为《海牙公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在涉外产品责任准据法的确定以及准据法适用范围的规定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有关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一般作法和发展趋势。公约抛弃了单一的法律适用规则，代之以多项连接点的重叠和组合，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准据法确定方法。2001年立陶宛国际私法借鉴了《海牙公约》的规定，其第一卷第一编第二章第1.43条规定：“因产品瑕疵造成损害的债权债务关系，只要受害人固定住所地位于结果发生地国，或者责任人经济活动所在地、受害人取得产品地位于该国，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如果损害责任人的固定住所位于受害人的固定住所地国，或者受害人在该国购买产品的，适用受害人固定住地国法。依上述规定不能确定准据法的，适用损害责任人所在地国法；但原告依照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规定主张债权的情况除外”。二、我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及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尚无调整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专门立法，现有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46条：“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从总体上看，我国法律采用了以侵权行为地法原则为主，法院地法和共同属人法原则为辅的确定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原则。比照前述分析，可知我国目前立法与国际最新立法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距。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来看，也存在不少问题：（一）在处理我国消费者在国内购买、消费进口的外国产品受到损害时，其所体现的法律救济不利于我国消费者。近几年，不断有跨国品牌因为质量问题面临消费者的投诉，但中外消费者在召回和赔偿的待遇上却屡屡出现较大差异。丰田召回事件中，同样是丰田召回门的受害者，中国消费者的艰难维权与美国交通部开出的1637万美元天价罚单，形成了天壤之别。面对此类频频出现的涉外产品责任纠纷，人们纷纷将责任归咎于国内立法的不完善，呼吁要重新修订《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产品质量法》等法规。然而，人们却忽视了“罪魁祸首”——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恰恰是因为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规定涉外产品责任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而缺陷产品的销售地和损害结果的发生地都在中国，侵权行为地法即为中国法，所以才最终导致中国消费者与外国公司之间适用的往往是并不完善的中国法。（二）从条文内容来看，我们在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或当事人共同属人法为侵权行为基本准据法时，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损害赔偿”。损害赔偿只是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一（虽然是最主要的方式），而且围绕侵权责任的构成、侵权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产品责任的减轻和免除情节等等其他问题也是可能产生争议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法律适用立法上均缺乏明确规定。此外，在侵权行为的认定方面无条件地重叠适用法院地法，虽然其立法本意在于保护我国产品制造者不受外国产品责任法的追究，但同时也保护了外国的产品制造者在我国境内不受其本国责任法的追究，难免给一些不法外商可乘之机，对保护我国消费者来说是不利的。而且通过如此规定来保护我国产品生产者的利益，会使它们不求产品质量的提升，与国外同行的差距日益加大，从长远来看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非常不利。（三）从有利于案件公平合理的解决来看，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由于现代科技尤其是交通和通讯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使得侵权行为地变得复杂和难以确定。即便可以确定，侵权行为实施地或侵权结果发生地也经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非与案件有着实质性地联系，往往不利于切实保护原告的利益。三、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建议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公布的《民法草案》第86条对产品责任作了专门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当侵权结果发生地同时也是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是同时也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营业所所在地，或者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同时也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者营业所所在地，或者也是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该规定与《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六稿）第121条的内容基本一致，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海牙公约》的规定。如采用组合连接因素，引入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有限自治原则、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强调了当事人共同属人法原则，并设置了多种连接点等，应该说，这些规定是比较科学的，也比较符合我国国情。但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规则草案可能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产品侵权责任仅涉及了损害赔偿责任而没有涉及产品侵权责任的其他方面；规定比较复杂，普通民众很难看懂，甚至专业人士理解操作起来可能都颇费工夫等。在如何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方面，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做考量：首先，应遵循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目标和立法的指导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目标已由过去的追求案件判决结果的一致性逐渐发展为寻求案件能及时、公正、合理的解决，亦即我们常说的已由“形式正义”发展为“实质（实体）正义”。但是，由于“正义往往具有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因而在不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领域，实质正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等几大原则。具体到涉外产品责任领域。就意思自治原则而言，由于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毕竟不同于以合意为基础的契约，不仅完全的意思自治在实践中较难形成，即便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就法律的适用问题达成了合意，但由于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性，合意的结果可能也与立法者的意图相去甚远。而最密切联系原则避免了传统冲突规范的僵硬、机械的弊端，更具灵活性。法院在处理复杂的产品责任案件时，可以通过这一灵活的系属公式选择最适合解决这类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不仅有利于公正、合理的解决案件，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但为了降低该原则被滥用的可能性，也为了给法官或仲裁机构提供具体的操作标准，立法上宜提供若干可供选择的具体连接点。同时，在产品责任侵权案件中，基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可以更好地维护弱方当事人即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因而，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最密切联系和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体现在立法中，这两大原则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会给予一定的弹性空间，即提供一定的选择机会，只是进行选择的主体不同，可能是法官、仲裁机构或是当事人。最密切联系原则下会提供一系列的连接点，一般供法官或仲裁员做选择。而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下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亦可由法官或仲裁员代为选择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考虑到产品责任这一领域专业性较强，将选择权交与法官或仲裁员似乎更为合适。因此，要贯彻这两大原则，立法上就应提供与产品责任相关的一系列连接点，以供法官或仲裁员选择最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其次，既应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立法经验，更要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实践。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而且符合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一种较好的立法方式。此外，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国内目前与产品责任相关的配套立法还不很完善，因此要提供机会，以便能适用缺陷产品制造地且立法完善的国家的法律，而且侵权行为地由于常带有偶然性，不宜作为一个唯一的连接点来处理产品责任关系。所以，参考《海牙公约》的规定，建议将损害结果发生地、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产品制造地及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地四个地点共同作为可供选择的连接点。同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与产品责任的构成、责任主体的认定、责任的减轻和免除情节等相关的其他问题无法可依的现象，借鉴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可将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的范围直接定为“产品侵权责任”。最后，应考虑在立法技术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繁简问题。国家的立法不仅是给专业人士看的，也是给普通民众看的。法作为由国家制定的社会规范，一般具有指引、评价、预测三种作用。如果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都看不懂、理解不了的话，法律的指引和预测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其评价作用也将大打折扣。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因为具有“间接法”的性质，其特殊的结构（由范围和系属两部分构成）本身就会给理解制造障碍。如若写得过多、过复杂则更会增加理解的难度。所以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上，只要照顾到了产品责任的特性，应尽量简略。综上所述，笔者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条款作如下立法建议：产品侵权责任，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产品制造地、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地中更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注释:李先波：《论我国私法精神之构建》，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57页。李先波、徐莉：《Gatt“公共道德例外条款”探析》，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53页。ConventionoftheLawapplicabletoproductsLiability.theHagueConferenceonprivateinternationalLaw，october，1973.丁利明：《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思考与建议》，载《行政论坛》2009年第5期，第57页。蒋新苗：《东北亚能源共同体的宗旨与原则》，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46页。[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页。
法律责任的规则原则篇8
举证责任倒置将何去何从，正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将所谓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说法彻底地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建立一套与长期以来理论及实践中均被普遍认同的举证责任倒置相异的，不再有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概念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还是保留现有的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观点，进一步在理论上予以完善，明析原本含糊的概念的界定，结合本土法律文化的特点让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获得重生？笔者认为，尽管当前举证责任倒置的内涵及适用的范畴仍然含糊不清，既然它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成为普遍运用的一项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那么理性的及与现行法律实践具有连续性的选择不是全盘否定举证责任倒置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在理论上探讨如何在既定的对举证责任倒置认识的基础上完善我国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使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更为科学。如前所述，对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走向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我想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述完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对策。
一、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法律选择
举证责任倒置如何在法律上予以完善可以有不同的途径，在证据法草案展开讨论的过程中，对举证责任倒置的争论也层出不穷，杨立新所总结的《中国民事证据法研讨会讨论意见综述（三）》中关于举证责任倒置讨论意见综述部分大致总结了如下五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草案中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抓住了主要的问题，总结了司法实践和理论讨论中的好的意见，提出了很好的办法。举证责任倒置，就是在一般情况下的正常的举证责任，在有特别规定的时候，将举证的责任反过来规定。这就是，正置的举证责任是从主张的事实上来的，即证明权利成立的要件，由主张的权利人承担；倒置的时候，只能是部分事实的证明，是对某些事实的证明实行倒置。在这个问题上，草案说的还不够清楚。
第二种意见认为，举证责任倒置，倒置的是什么，可以用概括的方法规定，不一定要规定得那么清楚，也不用规定得那么细，只要说明了倒置的后果责任就可以了。要明确规定侵权的领域、合同的领域、医疗事故的领域中，可以举证责任倒置，再加上一条弹性的条款，就可以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举证责任涉及到当事人的根本的诉讼利益问题，不能含含糊糊，不清不楚，一定要规定好。在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若干意见中，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就是不清楚的，没有体现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基本精神，在实践中引起举证责任适用中的混乱，很多审判员在审判中滥用举证责任倒置，造成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因此，对在什么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必须明确规定。但是，也不能对每一种情况都作具体的规定。按照民法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就是要明确规定这样几条：一是在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归责的侵权行为案件中，对加害人过错推定的证明，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人证明；二是在因果关系推定的侵权案件中，对于因果关系推定的证明，由加害人承担；三是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的时候，对于损害是由受害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引起的证明，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人证明；四是在合同责任中，对于合同责任的过错，因为合同责任中的过错是推定过错，所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人证明过错推定的责任；此外，再规定一个弹性的条款，概括上述这些规定没有规定的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即可。
第四种意见认为，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不是诉讼法规定的内容，而是实体法规定的内容。世界上，只有印度、匈牙利和我国台湾的立法在程序法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其他国家都是规定在实体法中，因此，不应当在证据法这种程序法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对此，有的同志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制订的证据法，就是要对有关证据的问题进行完整的规定，要有所突破，不管是实体法的证据问题，还是程序法的证据问题，都要规定进来。对举证责任倒置的有关情况，就是要在实体法的规定中抽象出来，整理出条文，规定在证据法中。
第五种意见认为，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不明确，就应当直接叫做被告举证，清楚明白。再具体规定被告举证的情形。一定要详细，不能概括，以便于操作。
以上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立法的争论，体现了举证责任倒置立法取向上的分歧。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设置的法律选择应遵循规律，举证责任倒置的规范属于诉讼法及相关的实体法领域，不是纯粹的诉讼法规范或实体法规范，认清了这一点，才能认识到那种将举证责任倒置规范完整无缺地规定于民事证据法中的构想太过理想化，严格的法定主义对举证责任倒置规范的设置而言，无论如何完善总免不了会挂一漏万，因为举证责任倒置会随着新类型案件的出现及现有法律规范的缺失而难以援引明确的法律条文来判案，而法谚言：“法官不能因没有法律而不判案”，所以，在举证责任倒置法律规范的设置中应贯彻法律明确规定为主法官自由裁量为辅的基本精神，同时，自由裁量赋予法官相机行事的一定权力，而这种权力类似于英美法上的“衡平”，正如丹宁勋爵在其著作《法律的界碑》中写道的：“衡平法是一种不好把握的东西，对法律来说，我们有一个标准，知道应该相信什么。衡平法与一个人的良心是一致的，这个人就是大法官：它有多宽，衡平法就有多宽，它有多窄，衡平法就有多窄。即使他们确定了衡量标准，也只有这么一种，我们称其为‘大法官的脚’”为避免法官过分滥用自由裁量权，是否可以在我国推行判例法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国法律传统和法律制度虽不是判例法制度，但在当今两大法系日趋融合的发展趋势下，判例法的适用可能性及其作用也正日趋扩大①，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里，无论是法官判案，还是律师业务，很多情况下也都把过去的案例当成参考。判例法是法官的法，法官通过审理案件创立法律原则，判例就成为法律。因此，法官要有很高的法理素质才能搞判例法。基于法官目前的素质，我国搞判例法还不合适，一旦时机成熟，我国也不是完全不能搞判例法，所以在举证责任倒置规范设置的法律选择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判例的指导意义考虑在内，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可以确定判例法的一席之地，以此来弥补立法中的滞后与缺失，但在目前的立法状况下举证责任倒置规范设置的立法选择还不能将判例法纳入在内，所以只能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基础以法官的自由裁量为辅助的模式。
民事证据法草案涉及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为第七章当事人举证由李浩、汤维建拟，具体为民事证据法草案“第240条（举证责任的倒置）下列民事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被告就其未使用原告的专利方法制造产品负举证的责任。2、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被告就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不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3、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被告就自己无过错负举证，责任。4、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侵权诉讼，由被告就产品不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5、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被告就自己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6、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诉讼中，由被告就医疗得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失负举证责；7、有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可见民事证据法草案并未将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所有类型的案件涵盖在内，仅罗列了现实生活中较为典型的几类，并以一弹性条款“有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被告承担举责任的”作高度概括的灵活性规定，而这一草案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没有对长期以来不明析的举证责任倒置内涵在法律上予以明析，仍然避免不了举证责任倒置范畴含糊不清的局面，其次，从该草案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来看，难免会让人误以为举证责任倒置仅适用于某些特殊侵权行为的情形，而不包括合同领域中的某些违约行为，再次，在立法技术上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体现，草拟者既想将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案件予以罗列，但显然草案中的罗列并不理想，从正统的德国式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学说来评价，这一条款既不是法律要件说也不是危险领域说的体现，而是两者的混合物，并且从该草案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判断，草拟者并不想依赖证据法中的规定将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范畴总结完全，还得结合其他法律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形成完整的体系。此外，该条款基本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的演变。
二、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原则与立法构想
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完善与其它法律一样，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并以此原则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从对举证责任倒置的功能等各方面的论述中大致可以总结出将举证责任倒置在立法中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有如下几个：
1、程序法与实体法相结合原则；正因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并不能纯粹地归属于实体法或程序法，所以对举证责任倒置规范的立法应贯彻程序法与实体法相结合的原则，纵观各国的司法实践及立法经验，正如一些证据立法的专家学者所说的对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多见之于实体法，只有少数国家将之规定在程序法中，基于我国立法的特殊的法律传统，对举证责任倒置可以采取法定主义的方法，在程序法中作原则性与概括性的规定，毕竟在法官判案的过程中程序法的规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案件的是非曲直还须在实体法中寻找根据，通常实体法对责任承担的法律要件的规定，从根本上便确定了举证责任的分担，所以在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过程中应理智地认识到不可能靠证据法解决所有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的设置，完成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任务。
2、公平原则；公平是法律的内在价值追求，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设置同样须以公平原则为指导，在诉讼中法律应均衡地保护当事人各方，自从1991年我国经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公布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就民法无明文规定的医疗损害、交通事故之损害、商品瑕疵之损害以及环境公害等事件，在适用一般侵权行为规定来确定举证责任分配的同时，大都另以各种特殊情况的事实存在，作为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方法，从而将上述类型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就加害人故意过失的要件事实及因果关系的事实，由加害人负举证责任②，这些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律公平目标的实现。
3、诉讼经济原则；诉讼中对成本与效益的比较，直接或间接地会影响到对诉讼制度的选择，诉讼经济原则就是要以最小可能的资源花费来达就预期目标的理性选择，从而将省下的资源花费用于这一系统的其他领域，合理的举证方式的配置可以实现以更少的诉讼资源获取同样的诉讼目标，对举证责任倒置的合理设置，可使举证资源得以在当事人之间能有效地均衡分配，不至于使当事人中的某一方的举证负担过重，导致诉讼中的不公正，不合理地降低当事人的胜诉机会，正如丹宁勋爵所说的“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同时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也可以自行收集证据④使法院在判案的过程中大大减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的耗费，法官不是侦探，他的主要作用不在于探清争议的事实，而在于对当事人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及相关的证据作出判断，这又是建立在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设置上的，其中举证责任倒置这一举证责任中的例外情形的设置是重中之重。
4、保护弱者原则；在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时保护弱者原则应为其题中应有之义，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在较大程度上与归责任原则相关，而归责原则的演变又是与保护弱者的精神相关，如前所述在古罗马时代建立起来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为“原告应负举证义务”，其二为“举证义务存在于主张之人，不存在于否认之人”⑤，后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依此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机率越来越低，为保护这些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设置举证责任倒置成为法律公义追求的必然，据此，增加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受害人的保护，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举证责任倒置是实行法律要件分类说下的特定现象，并有其局限性，但对弱者的保护是举证责任分配体系中不可忽略的基本精神与原则。
除了以上几个原则外，在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的过程中还应遵循其它一些原则诸如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依诚实信用原则设置举证责任倒置，立法时还可依盖然性原则、危险领域说、经验法则等为参考，完善举证责任倒置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与纰漏。基于以上几个原则，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不仅仅指《民事证据法》）证据距离的远近、举证难易的程度、是否有利于损害的预防和救济作为举证责任倒置适用范围的基本思路，从民事证据法草案中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可知，在该草案中试图将司法实践总结出的更具操作性及指导性的司法解释也纳入确定举证责任倒置法律规范的范畴，以增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适用上的灵活性，但这一选择应以诚信原则为指导，因为举证责任倒置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到案件胜败结果，这对当事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司法解释不应超出实体法及和程序法所确定的基本立场与方向，只有在立法出现缺失的情况下司法解释才能依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对缺失的部分进行补充，并且不得违背立法精神，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设定也应遵循这些限制，从诸多的立法实例来看，我认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完善存在于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于立法明确举证责任倒置，赋予其法定内涵及意义，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定分止争，避免在是否应该称之为“倒置”的问题上的纠缠不休。
其二在民事证据法中纲要性地规定常见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类型，并通过立法技术的利用增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的灵活性及法律弥补的即时性，因为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案件类型远远不限于如民事证据法中所罗列的几种案件类型，而且必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会产生更多新型的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案件。
其三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设置应在实体法的立法过程中予以充分的重视，毕竟诉讼法对举证负担的规定通常较为原则，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均在实体法中对举证责任作出规定，如19世纪初《拿破仑法典》、此后的《德国民法典》、《美国统一商法典》等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存在这种立法模式⑥，我国《民法通则》尽管许多条文条款较为原则，但仍然注意到举证责任分配事项，而且主要集中于举证责任倒置的例外情形，如《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等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此外《专利法》、《海商法》，《合同法》均存在对举证责任分配的部分规定，这些实体法的内容不可能在程序法中面面俱到地予以详尽规定，所以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还应依赖于实体法，所以在我国学者中就有人（如毕玉谦）主张对举证责任倒置的确定不宜事无具细地规定于法律中而应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载量权以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⑦。
最后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根据举证的难易程度、证据的远近距离或是否有助于损害的预防与救济等价值因素、合理地在当事人之间配置举证资源，并可以适当地确立判例的指导地位，以弥补现行法滞后的不足。例如，我国目前尚未制定《新闻法》，在新闻侵权案件中存在的一个非常明显的难点乃是举证责任问题。按港台诽谤法，在实体法中即已规定了举证责任：新闻真实应由被告证明，如果不能证实即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大陆新闻侵权法既然在实体法中将新闻虚假和失实列为诽谤或侵权之构成要件，那么按相应的程序法原则原告就负有证明新闻虚假、失实从而构成诽谤或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如果不能证明虚假或失实，就不能认定诽谤或侵权。然而对此在学术上和实务中均存在强烈争议。在学术上，上海资深新闻工作者贾安坤教授著文认为，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应当严格按民事诉讼法一般的举证原则办理，即原告举证，有些地方实行“谁报道、谁举证”于法无据，而且有些目击性新闻报道要新闻记者举证也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北京李大元大法官则明确主张对新闻失实的证明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被告履行证明新闻属实的责任，否则即由被告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其理由也很实在，因为原告是无法证明某一事实不存在的，他将因此而丧失保护自己名誉权之可能。在实务中，如北京市高级法院规定，对于报刊侵害名誉权的，应由原告举证，经审查确有证据方予立案。上海市高级法院规定，侵害名誉权应提供认为侵权的报刊所登内容不是事实的证据。也有以原告举证不足以新闻事实而判决原告败诉的。但更多的情况是要求新闻媒介或作者履行证明新闻真实的责任。如有一件揭露某税务专管员敲榨商贩的新闻涉讼，法院即以记者提供的采访笔记和录音不能作为证据故不能证明新闻真实为由而判决记者败诉⑧。如何纠正这种实体法与程序法相抵牾的情况以及如何解决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也是理论与实践急需探讨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并不是一个承认判例法的国家，所以判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并不是那么名正言顺，尽管如此，为保障法院及法律实现的权威性，法院判决的一致性在法律明文规定缺位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考虑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如前文所述的新闻侵权的情形，在诉讼过程中就可以以判例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明析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负担，当然，这判例作用一问题还有且留作他论。
参考文献：
①《试论判例法的适用方法》刘静，国家法官学院，载于《法律适用》2000年第四期更复杂的争议与分歧。
②《民事证据研究》叶自强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169页。
③[英]丹宁勋爵《法律的界碑》。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当事人及其诉讼案件需要的证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⑤《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毕玉谦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489页。
⑥《民事证据研究》叶自强著，第179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法律责任的规则原则篇9
关键词: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社会保险
一?关于新交法“撞了不白撞”条款的争论
2004年5月9日20时55分,在菜户营桥附近,曹志秀夫妇由北向南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横穿主路?这时,刘寰驾驶奥拓车正好经过,曹志秀被撞死在绿化带里?该案发生在新交法生效后第9天?根据新交法第76条:“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该条款被百姓称为“撞了不白撞”条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开始,它的第七十六条就特别受到关注,一场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究竟谁更应受到法律的“关怀”的讨论也随即轰轰烈烈的展开,焦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是否是无过错责任原则?《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问题的焦点在第(二)项上,有观点认为,第七十六条第(二)项,确立了机动车对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无过错责任,也有人认为,第七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是一种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第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否合理?在实施上是否存在困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相比较原来的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加重了机动车在与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中的责任,这就引发了这一规定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的种种担心,比如说,法律旨在救济被害行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同时,可能会造成致害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过重,从而人为的制造新的弱势群体;可能会有更多的“碰瓷”①现象,法律成为鼓励不良社会行为的驱动力;违反了法律基本的公平原则等等i,而且,由于法律加给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过重,一个自然的担心是,这一法律规定在现实中的实施将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而无法真正实施的法律显然不是一部好的法律?
二?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侵权行为法是各国保障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重要法律手段,在现代不断受到重视?挑战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进程中,关于侵权行为法的讨论一直是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之一,而其中讨论最激烈,最持久的当属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笔者认为在归责原则体系中,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承担责任的最终依据,无过错责任则不以过错,而以损害事实和加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最终依据?两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具有逻辑上的周延性,过错推定原则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发展,两者都是以过错为基础的?
法律责任的规则原则篇10
近年来，随着"丰田召回门"等事件的频繁发生，社会各界对于涉外产品责任问题的关注逐渐升温。在我国成为wto成员，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背景下[1],如何完善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制度已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新发展
传统国际私法把涉外产品责任视为一般侵权责任，因此在法律适用上一般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自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方面采取了一些富有灵活性和建设性的冲突法规则，[2]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适用意思自治原则
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适用的法律。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中的适用经历了一个由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到完全的（无限制）意思自治的发展过程。该原则最初应用于合同领域，首先将这一原则引入侵权领域的代表国家是瑞士，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行为出现后的任何时候，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的法律。"随后罗马尼亚和意大利也作了类似规定。但是上述立法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只能是法院地法。
其后，此种受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进一步放开，逐渐发展为完全的意思自治。譬如，2001年荷兰王国《关于因侵权行为引起的债务关系的冲突法》第6条第1款规定："如果当事人已一致选择了适用于侵权债务关系的准据法，则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二）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1971年美国的《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率先在立法上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该重述第145节规定，侵权行为适用与侵权行为的发生和当事人有"重要联系"的法律，并列举了判断！重要联系？的标准：包括损害发生地、引起损害行为发生地、当事人的住所、国籍、公司组成地和营业地，当事人之间关系（如果有这种关系的话）的中心地等7个参考因素。与之区别的是，有些国家的冲突法立法中只使用了"密切联系"或"重要联系"这样的字眼而没有提供具体的考量标准，如1999年斯洛文尼亚国际私法第30条的第2款就仅规定："如果与另一法律显然有联系，则适用该另一法律。"对于如何判断"更密切联系",立法上付诸阙如。
（三）各原则的结合
随着"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内的应用，又出现了一种将各种原则加以结合的趋势。譬如1999年斯洛文尼亚《关于国际私法与诉讼的法律》中第30条规定："1.非合同损害责任，依行为实施地法。若对受害人更为有利，则不适用行为地法而适用结果发生地法，但须以行为人事先本能预见结果的发生为条件。2.如果本条第一款指引的法律与关系无任何更密切联系，而与另一法律显然有联系，则适用该另一法律。"在该法中，就是将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法"与新发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组合起来，并力图实现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的目的。又如，2007年马其顿《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第33条的规定也是将"侵权行为地法"、"最密切联系原则"及"意思自治原则"三者结合在了一起。且规定了三原则之间的效力，"意思自治原则",第一，"最密切联系原则",第二，"侵权行为地法"排第三。
（四）参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立法
1972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为《海牙公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在涉外产品责任准据法的确定以及准据法适用范围的规定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有关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一般作法和发展趋势。[3]公约抛弃了单一的法律适用规则，代之以多项连接点的重叠和组合，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准据法确定方法。
2001年立陶宛国际私法借鉴了《海牙公约》的规定，其第一卷第一编第二章第1.43条规定："因产品瑕疵造成损害的债权债务关系，只要受害人固定住所地位于结果发生地国，或者责任人经济活动所在地、受害人取得产品地位于该国，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如果损害责任人的固定住所位于受害人的固定住所地国，或者受害人在该国购买产品的，适用受害人固定住地国法。依上述规定不能确定准据法的，适用损害责任人所在地国法；但原告依照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规定主张债权的情况除外".
二、我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尚无调整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专门立法，现有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46条："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
从总体上看，我国法律采用了以侵权行为地法原则为主，法院地法和共同属人法原则为辅的确定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原则。比照前述分析，可知我国目前立法与国际最新立法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距。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来看，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在处理我国消费者在国内购买、消费进口的外国产品受到损害时，其所体现的法律救济不利于我国消费者。近几年，不断有跨国品牌因为质量问题面临消费者的投诉，但中外消费者在召回和赔偿的待遇上却屡屡出现较大差异。丰田召回事件中，同样是丰田召回门的受害者，中国消费者的艰难维权与美国交通部开出的1637万美元天价罚单，形成了天壤之别。
面对此类频频出现的涉外产品责任纠纷，人们纷纷将责任归咎于国内立法的不完善，呼吁要重新修订《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产品质量法》等法规。然而，人们却忽视了"罪魁祸首"--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恰恰是因为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规定涉外产品责任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而缺陷产品的销售地和损害结果的发生地都在中国，侵权行为地法即为中国法，所以才最终导致中国消费者与外国公司之间适用的往往是并不完善的中国法。
（二）从条文内容来看，我们在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或当事人共同属人法为侵权行为基本准据法时，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损害赔偿".损害赔偿只是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一（虽然是最主要的方式），而且围绕侵权责任的构成、侵权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产品责任的减轻和免除情节等等其他问题也是可能产生争议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法律适用立法上均缺乏明确规定。此外，在侵权行为的认定方面无条件地重叠适用法院地法，虽然其立法本意在于保护我国产品制造者不受外国产品责任法的追究，但同时也保护了外国的产品制造者在我国境内不受其本国责任法的追究，难免给一些不法外商可乘之机，对保护我国消费者来说是不利的。而且通过如此规定来保护我国产品生产者的利益，会使它们不求产品质量的提升，与国外同行的差距日益加大，从长远来看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三）从有利于案件公平合理的解决来看，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由于现代科技尤其是交通和通讯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使得侵权行为地变得复杂和难以确定。即便可以确定，侵权行为实施地或侵权结果发生地也经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非与案件有着实质性地联系，往往不利于切实保护原告的利益。[4]
三、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建议
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公布的《民法草案》第86条对产品责任作了专门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当侵权结果发生地同时也是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是同时也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营业所所在地，或者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同时也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者营业所所在地，或者也是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该规定与《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六稿）第121条的内容基本一致，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海牙公约》的规定。
如采用组合连接因素，引入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有限自治原则、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强调了当事人共同属人法原则，并设置了多种连接点等，应该说，这些规定是比较科学的，也比较符合我国国情。但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规则草案可能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产品侵权责任仅涉及了损害赔偿责任而没有涉及产品侵权责任的其他方面；规定比较复杂，普通民众很难看懂，甚至专业人士理解操作起来可能都颇费工夫等。
在如何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方面，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做考量：
首先，应遵循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目标和立法的指导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目标已由过去的追求案件判决结果的一致性逐渐发展为寻求案件能及时、公正、合理的解决，亦即我们常说的已由"形式正义"发展为"实质（实体）正义".[5]但是，由于"正义往往具有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6]因而在不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领域，实质正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等几大原则。
具体到涉外产品责任领域。就意思自治原则而言，由于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毕竟不同于以合意为基础的契约，不仅完全的意思自治在实践中较难形成，即便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就法律的适用问题达成了合意，但由于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性，合意的结果可能也与立法者的意图相去甚远。而最密切联系原则避免了传统冲突规范的僵硬、机械的弊端，更具灵活性。
法院在处理复杂的产品责任案件时，可以通过这一灵活的系属公式选择最适合解决这类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不仅有利于公正、合理的解决案件，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
但为了降低该原则被滥用的可能性，也为了给法官或仲裁机构提供具体的操作标准，立法上宜提供若干可供选择的具体连接点。同时，在产品责任侵权案件中，基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可以更好地维护弱方当事人即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因而，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最密切联系和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
体现在立法中，这两大原则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会给予一定的弹性空间，即提供一定的选择机会，只是进行选择的主体不同，可能是法官、仲裁机构或是当事人。最密切联系原则下会提供一系列的连接点，一般供法官或仲裁员做选择。而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下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亦可由法官或仲裁员代为选择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考虑到产品责任这一领域专业性较强，将选择权交与法官或仲裁员似乎更为合适。因此，要贯彻这两大原则，立法上就应提供与产品责任相关的一系列连接点，以供法官或仲裁员选择最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
其次，既应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立法经验，更要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实践。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而且符合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一种较好的立法方式。此外，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国内目前与产品责任相关的配套立法还不很完善，因此要提供机会，以便能适用缺陷产品制造地且立法完善的国家的法律，而且侵权行为地由于常带有偶然性，不宜作为一个唯一的连接点来处理产品责任关系。
所以，参考《海牙公约》的规定，建议将损害结果发生地、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产品制造地及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地四个地点共同作为可供选择的连接点。同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与产品责任的构成、责任主体的认定、责任的减轻和免除情节等相关的其他问题无法可依的现象，借鉴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可将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的范围直接定为"产品侵权责任".
最后，应考虑在立法技术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繁简问题。国家的立法不仅是给专业人士看的，也是给普通民众看的。法作为由国家制定的社会规范，一般具有指引、评价、预测三种作用。[7]如果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都看不懂、理解不了的话，法律的指引和预测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其评价作用也将大打折扣。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因为具有"间接法"的性质，其特殊的结构（由范围和系属两部分构成）本身就会给理解制造障碍。如若写得过多、过复杂则更会增加理解的难度。所以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上，只要照顾到了产品责任的特性，应尽量简略。
综上所述，笔者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条款作如下立法建议：产品侵权责任，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产品制造地、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地中更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