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1
一、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
以是否利用法定的证据方法并且是否经过法定的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为标准，将诉讼证明分为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
所谓严格证明，是指利用法定的证据方法并且经过法定的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所进行的证明。严格证明强调以慎重的程序来保障案件事实的真实性。“法定的证据方法”，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严格证明要求严格遵循法定的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即法定的证明过程），大致包括提供与交换证据、当事人质证、法官审核认定证据，其中特别强调并保障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
严格证明之外的证明，为自由证明。自由证明无需运用法定的证据方法或者无需依据法定的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与严格证明相比，自由证明侧重于证明的快捷性，旨在尽可能避免诉讼迟延，所以自由证明所使用的证据方法多是能够立即进行调查的证据方法，例如申请正在庭上的人作为证人、提出现在所持有的文书等。当自由证明缺乏证据时，许多外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根据情况允许当事人以寄存保证金或宣誓替代自由证明，如以后发现所主张的事实是虚伪的，就没收保证金或处以罚款。自由证明时，有关证据是否在法庭上出示，出示以后用什么方式调查，多由法院裁量，无需严格遵循法定的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
二、“证明”与疏明
以是否需要使法官心证达到确信为标准，将诉讼证明分为“证明”与疏明（或释明）。“证明”与疏明都是证实行为，但是两者影响法官心证形成的程度有所不同，各自的证明要求或证明程度有所差异。
与疏明相对称的“证明”，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是指让法官确信案件事实为真的诉讼证明。让法官对案件事实达到确信状态时，即符合“证明”标准的证明状态。其“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通常表述为优势盖然性，而刑事诉讼则是排除合理怀疑。
所谓疏明，是指法官根据有限的证据可以大致推断案件事实为真的诉讼证明。就是说，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疏明事实无需达到使法官确信的程度，仅需提出使法官推测大体真实程度的证据。可见，“证明”标准高于疏明标准。必须交待的是，我们所说的证明标准虽然包括“证明”标准和疏明标准，但是多数情况下是指“证明”的标准。
民事诉讼证明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依法运用证据来确认案件事实真伪的过程或结果。即是说，诉讼证明既可指证明的过程，又可指证明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这一分类指向证明的过程，而“证明”与疏明则指向证明的结果。
三、严格证明和“证明”的适用
虽然严格证明与“证明”的分类标准和内涵不同，但是两者在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的适用对象上基本一致，由此两者对于证据方法、证明程序和证明标准的要求也基本一致。具体说，在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的适用对象方面，严格证明与“证明”均为民事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证明这类事实原则上均须运用法定的证据方法、均须遵行法定的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在证明标准方面均为法官内心的确信。
民事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包括主要事实和间接事实。主要事实是符合实体法规范构成要件的案件事实，即能够直接导致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变更、阻碍、消灭的事实，是主要的证明对象，亦是证明责任的适用对象。与主要事实相对的是间接事实，即用来推导主要事实真伪的案件事实。例如，可以由a多次催促B返还金钱的事实和B没有拒绝的事实（间接事实），推导出B借过a金钱的事实（主要事实）。
严格证明的事项之所以是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首先是因为案件的实体事实真实与否直接决定当事人的胜诉或败诉，同时，还因为严格证明与争讼程序原理或程序保障原理是相通的。与民事非讼案件和民事非讼程序不同，在民事争讼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就具体的民事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存在着争议，所以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质证和言词辩论则为争讼程序的核心，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质证权和辩论权则是正当程序保障的当然要求。
四、自由证明与疏明的适用
由于自由证明程序不如严格证明程序慎重，疏明标准不如“证明”标准高，所以能够作为自由证明和疏明的对象限于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事项，主要有诉讼程序事项、非讼案件事实以及诉讼中附带性的事实（例如第三者请求阅览法庭记录则应具备与案件有利害关系这一条件、证人拒绝作证的理由等）。对这类事实的证明无需运用法定的证据方法、无需遵行法定的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在证明标准方面均为法官内心大体上的相信。
自由证明或疏明的事项首先是指诉讼程序事项。用以证明证据能力或证明力的事实，例如证据收集的违法事实（关涉证据能力）、证人与当事人的亲属关系的事实（关涉证明力）等，多为诉讼法上的事项只需自由证明即可。但是，并非所有的诉讼程序事项均采用自由证明。例如，对于当事人诉讼权利能力、当事人适格和诉的利益等诉讼要件，若法官作出“否定”的裁决则应当采用严格证明，这是因为诉讼要件是法院做出本案判决的前提条件，法院认为不具备诉讼要件就应驳回诉讼，所以如果采用不怎么慎重的自由证明就可能导致当事人不能获得诉讼救济；若法官作出“肯定”的裁决，基于诉讼快捷的考虑，只需自由证明即可。必须明确，将诉讼程序事项作为自由证明或疏明的对象，旨在谋求迅速处理程序问题以保证诉讼迅速进行或避免诉讼延误，并不意味“轻程序”。试想，一件诉讼案件需要处理许多的程序问题，若均要求采取严格证明和“证明”则将花费过多时间，从而导致诉讼延误。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2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
证明标准在诉讼证明理论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衡量负证明责任的一方是否切实履行了证明责任的尺度，而且也是事实认定者（法官或陪审团）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合理地界定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明标准，对于保证诉讼公正的实现和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就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言，长期以来，立法上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规定，理论上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实践中的做法则相当混乱。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的区别、介绍外国相关理论和立法例的基础上，对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的现状及其立法完善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及其与证明要求之间的关系
关于证明标准的概念，我国诉讼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证明标准、证明要求、证明任务等术语系同一概念，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或者标准。[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区分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指出“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有关。证明要求是法律要求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而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2]
我们认为，证明标准和证明要求两个概念虽然具有相似性，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不应将这两个概念相互混淆。证明要求与证明任务、证明目的、证明目标的含义基本相同，是指在诉讼中，证明主体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活动所应当达到的程度或目标。证明要求的确立，与人们对证明本体的认识有关。所谓证明本体，是指待证事实即证明对象的“真实性”。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由于受人类思维认识客观世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制约，人们对证明本体以及诉讼证明的价值功能的认识有一个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按照其历史发展逻辑，曾经经历了神示证据制度的神示真实、法定证据制度的形式真实、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实质真实（我国有学者亦将其称为主观真实）以及我国过去倡导的实事求是证据制度的客观真实等不同阶段，相应的，在证明要求问题，也就存在神示真实、形式真实、实质真实和客观真实的区别。而证明标准则是指衡量证明主体的证明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或者说是达到法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条件，例如“无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等。相比较而言，证明要求比较抽象，而证明标准则使证明要求确切化、具体化，若把证明要求等同于证明标准就抹杀了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
由于证明标准是衡量证明主体的证明活动是否符合法律所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尺度，因而对于证明要求的不同界定，必然会影响到具体证明标准的确立。关于证明要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主张的是“客观真实说”，并将其绝对化，而忽视了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等价值目标的要求。近年来，这种传统理论受到了挑战，诉讼法学界出现了不同于“客观真实说”的观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律真实说”。所谓法律真实，是指在证明过程中，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3]也就是说，诉讼中所呈现的并最终为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乃是经过证据法、程序法和实体法调整过的、重塑了的新事实，它是在诉讼过程中形成并成立于诉讼法上、仅具诉讼意义的事实，因此可以称之为诉讼事实或法律事实。[4]
对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笔者亦主张应当采取“法律真实说”，而不应采取绝对化的“客观真实说”。但是，在理解法律真实这一证明要求时，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是：法律真实并不完全排斥客观真实，它与客观真实之间存在着辨证统一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二者具有一致性，故不应当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对立起来。也就是说，诉讼证明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法律活动，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证据调查达到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使裁判者对证据的认定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这是一切诉讼证明的共同目的，因此，证明要求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证明达到“真实”的要求，是各种证据理论的普遍追求。从古至今没有一种证据制度承认自己的诉讼制度不要求真实（只不过人们对“真实”有不同的理解而已），否则，就失去了正当性，也不可能确立裁判的权威。而法律真实是最大可能地追求“制度上的真实”，它只是强调程序和制度安排的确定性，追求自然真实（客观真实）与制度真实的结合，而并不是要排斥客观真实。这是法律真实观的基础和前提，离开此一前提，法律真实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5]因此，在采用法律真实这一证明要求时，仍然有必要坚持客观真实这一基本理念。只不过在坚持这一理念时，并不等于说在所有案件这中都苛求绝对的客观真实，审判实践中那些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的做法是应当予以批评和摒弃的。由此看来，从“客观真实说”到“法律真实说”的转变，并不是要抛开客观真实这一基本理念，而是把客观真实的理念向前推进了一步，是把这一理念在诉讼中具体化了。这是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再在法律真实的基础上兼顾客观真实的理念。
二、外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我国的一些诉讼法学者在对西方国家诉讼中的证明要求进行介绍时，往往认为其证明要求完全是一种脱离客观的“主观真实”或“形式真实”，其实，这只不过是为了映衬我国过去所主张的“客观真实说”的无比“优越性”而对其证明要求的一种曲解。实际上，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中，可以说都是以“法律真实”为证明要求的。在法律真实观之下，大多数国家都是以“盖然性的优势”、“内心确信”、“高度盖然性”等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
（一）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在英美诉讼法上，证明标准是以多元论为基本特征的，即不同的诉讼法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甚至在同一诉讼法内部，也可能因为案件所涉及的内容不同而适用相异的证明标准。
对于刑事案件，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对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最低限度是控诉一方必须将所指控的犯罪证明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beyondreasonabledoubt）。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则是“盖然性的优势”，它的英文表达是“preponderanceofprobability”。与之并用或换用的词还有许多，如“盖然性的平衡”（balanceofprobability）、“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ofevidence）等。所谓“盖然性的优势”或“优势证据”标准，是指证明某一事实存在的证据的分量和证明力比反对该事实存在的证据更有说服力，或者比反对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的可靠性更高时，法官即应对该证据及其所证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也就是说，在民事诉讼中，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其最终所证明的结果能达到一般具有普通常识的正常人认为具有某种必然的或合理的盖然性或确信程度就够了，而并非要像刑事案件要求的那样，须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
（二）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在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是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在证明标准上则要求达到“内心确信”。这里所谓“心证”或“内心确信”，乃指审理事实之人因证据作用而起的信念上的倾向。此种倾向，有程度上的不同。倾向程度较大的，心证较强，倾向程度较小的，心证较弱。由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性质不同，因而对于刑事犯罪事实所需达到的内心确信或心证的程度，应当大于民事及其他事项所需的程度。
从法、德、日等国的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来看，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排除了任何疑问的内心确信。在证据法理论中，常将其概括为“高度盖然性”，这与英美法系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的要求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在大陆法系国家，这种“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不仅适用于刑事诉讼，也适用于民事诉讼，但在“盖然性”的程度要求上，二者实际上是有所不同的，即刑事案件比民事案件的要求更高。
不难看出，就民事诉讼而言，英美法系的“盖然性的优势”标准与大陆法系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在不必极端苛求客观真实的前提下，二者均承认可依优势证据原则来对事实作出判断。
三、我国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的特点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等相关条款的规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都认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其他国家的规定相比较而言，过去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出发来界定和讨论证明标准。如前所述，证明标准和证明要求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证明标准是衡量证明活动是否达到证明要求的尺度，是关于证明要求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诉讼法学界主张绝对化的“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因而关于证明标准的界定也是在客观真实观之下进行的，认为设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最终要达到发现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的要求。由于完全、彻底地发现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之要求过于绝对和理想化，在很多情况下无法达到，因而与此相联系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亦难以达到。
2、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①]于2002年4月1日实施之前，我国三大诉讼法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都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过去我国诉讼证明标准的一个显著特点，与外国实行的不同诉讼有不同的证明标准的多元化标准存在很大区别。这种一元化的证明标准，要求将所有案件的结论都建立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区别，因而这种一元化的标准却未必科学和合理，对此下文将予以讨论。
3、我国和外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证明标准的。我国诉讼证明标准侧重于从诉讼证明的客体角度来界定证明标准，而外国主要从诉讼证明的主体角度来界定证明标准。也就是说，我国诉讼法主要是从事实、证据的角度界定证明标准，即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强调事实、证据的客观性；而在外国，无论是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优势证据”的标准，还是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高度盖然性”的标准，都侧重于从证明主体的角度界定证明标准，强调的是证明主体对证明客体的认识。
上述特点实际上也是过去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要缺陷的表现。正是认识到这种缺陷，因而在进行理论探讨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证据规定》第73条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以试图对此缺陷进行修补。该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这一条款即被认为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它将“盖然性的优势”之认识手段运用于司法领域的民事审判中，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以对该事实予以确认。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虽然具有合理性，但由于其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冲突，故仍有从立法上予以完善的必要。
四、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应当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原则，不应脱离开主观而设定所谓的纯粹的客观标准。我国过去所确立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过分强调要达到案件的“客观真实”，特别是往往在忽视程序的公正性和约束机制的条件下来追求“客观真实”的目的，从而使这种证明标准具有非科学性和不合理性。第二，证明标准应当是一种明确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法律标准，以便为当事人和裁判者进行相应的诉讼行为提供基准和参照。第三，证明标准应当是大多数诉讼在时空限制和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标准。第四，诉讼证明的标准还应根据诉讼性质的不同而加以区别。[6]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因素的考虑，针对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缺陷，我们认为，有必要从以下方面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一）应当在法律真实观下来确立证明标准
确立“法律真实”之证明要求，并在此要求下来界定证明标准，目前已得到理论界大多数学者的赞同，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也正试图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例如，《证据规定》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这一规定即被认为是确立了“法律真实”之证明要求。也就是说，案件事实是否真实，是以证据所能够证明的事实为准，当审判人员和当事人依照法定程序运用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视为真实的标准时，即认为达到了“真实”之证明要求。但这种规定仅仅是司法解释的规定，要真正确立“法律真实”之证明要求，还有待从立法（狭义）上进行完善，特别是要进行相关诉讼制度的改革，例如审级制度、再审制度、“错案追究”制度等。同时，还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当事人乃至一般社会公众的思想观念的转变。
（二）应当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而确立与刑事诉讼有所区别的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
过去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所实行的一元化的证明标准是不科学的，应当根据诉讼性质的不同而采用有所区别的证明标准。其理由在于：
1、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案件之性质不同。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被告人是否构成了犯罪以及构成了犯罪应当如何进行处罚。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罪行轻重，乃是关涉到该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甚至涉及到生命权，关系到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其后果和影响极为重大，因此，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就应当达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够使案件得到正确处理。而且，刑事案件一旦发生错误，其所造成的损害往往是难以补救的。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纠纷，这种民事纠纷一般只涉及公民的财产权利和某些人身权利，而与生命权、人身自由、政治权利关系不大。与刑事诉讼相比，在发生错误时也容易获得实质性、完整性的补救。因此，对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可以比刑事诉讼的要求低一些。
2、诉讼案件的性质不同，相关的诉讼原则、诉讼制度和程序也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也会造成证明标准上的差异。刑事诉讼实行国家追诉原则，凡是符合条件的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必须提起公诉，而且在诉讼过程中，不允许与被告人和解、调解或者放弃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查明案件事实是十分必要的。在民事诉讼中，是否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在审判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处分自己的权利，如和解、调解或者撤诉等。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案件事实不必查明，纠纷也可以解决。
基于上述道理，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可以在确立“法律真实”之证明要求的条件下，继续实行“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可以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确立“排除合理怀疑”之证明标准。不过，从可操作性上来说，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似乎更佳。[7]
但是，在民事诉讼中，则有必要确立与此不同的证明标准，即可以参考国外通行的做法，确立“优势证据”和“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证据规定》第73条中已经作出了规定。在民事诉讼中确立这一证明标准的优点在于：第一，它与“法律真实”的证明任务相契合；第二，它与民事实体法大量采用形式真实的真实标准相一致，例如实体法中存在很多关于推定与拟制的规定；第三，它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第四，它有利于指导民事诉讼实践；第五，它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法官认知案件事实的能力。[8]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司法解释中已经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
（1）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上述司法解释关于这一内容的规定显然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采取这一证明标准仅仅是有了司法解释的依据，并不具有狭义的法律依据。故此，要真正在民事诉讼中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显有必要尽快对《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修订，以便真正从立法上确立这一证明标准。
（2）高度盖然性是最低限度的证明标准，也即它是法官认定某一待证事实存在时必须具备的最低限度的标准，它并不排斥对案件事实的更为确切地证明。在诉讼实践中适用这一证明标准时，法官不应以此为借口，放弃对某些证据的认真审查和判断，而仍然应当对案件的所有证据进行全面地审查、核实和判断，以达到比较强的内心确信，尽可能地接近客观真实。
（3）普通类型案件的案件事实的证明，其最低限度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但是，为维护人类基本论理价值和人权保护的需要，对于涉及身份关系的婚姻家庭、收养案件等，应当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表现在这些案件中不适用自认规则，法院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仍可以要求当事人举证证明。
（4）上述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证明标准，赋予了法官在审查判断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上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必将对证明活动乃至于整个民事诉讼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但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一标准能否在实践中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则是不容乐观的，因为，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实行，要求法官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高尚的职业道德以及根深蒂固的公正观念，而目前我国的很多法官在这些方面是相当欠缺的。故此，要真正确立这一证明标准，必须完善相关的司法制度，特别是必须尽快提高法官的法律素质和道德素质。
参考文献：
[1]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12。
[2]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414。
[3]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38。
[4]江伟主编，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17。
[5]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411。
[6]卞建林、郭志媛，论诉讼证明的相对性，中国法学，2001（2）。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3
[关键词]法学教育；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民事诉讼法；同构；一体化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8-0093-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8.043[本刊网址]http：//
一、问题的提出
“法学教育中单调刻板的理论框架和学院式教学法与日益丰富多彩的实践和实用性人才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一直以来是法学教育界经久不衰的一个命题。然而，经过多年的争论与检讨，目前“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法学教育模式在较大程度上得到改观，法学教育界对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是并行不悖的，二者相辅相成，同等重要，均是法学教育不可分割的环节。一方面，理论教学指导实践教学。理论教学让学生理解和掌握了法律关系、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以及在规则和制度背后的法律意识、法律价值和法律精神，这些为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明确了方向。另一方面，实践教学是对理论教学的落实和深化。实践教学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同时，也巩固了学生所学的法学专业知识，提升了法学理论水平。
然而，宏大的理论叙事并不能为部门法课程的教学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引，从事部门法课程教学的学者鲜有从微观角度论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也未形成可供参考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促进的教学模式。为此，笔者以所讲授的《民事诉讼法》课程为例，试图探索该课程实施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同构问题，进而构建一种可行的保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保持良性互动的教学模式。
二、《民事诉讼法》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同构性
《民事诉讼法》课程作为法学专业十六门核心课程之一，其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提高程序法意识，增强法制观念；熟悉各种民事诉讼规范，正确理解民事诉讼各种程序的规定，能够运用民事诉讼的基本技能处理一般民事法律实务，提高运用民事诉讼法进行诉讼，处理民事纠纷的能力。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作为《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的两大基本形式，他们之间具有内在的同构性，其功能都服务于《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
（一）传道与炼术：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补
在法学教育界，“传道”与“炼术”之争是对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关系的经典概括。“在《民事诉讼法》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理论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严格的理论训练，不等于简单的知识的传授。因为，作为笔者不仅仅要告诉学生有什么样的法律规范，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去思考这些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向他们揭示法律规则背后的法律精神、法律原理以及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是在系统的理论基础上建立的法律体系，如果在教学中不注意阐释条文背后的理论，不注意已有的立法体系，将导致学生对整个民事诉讼法的理解就难免会支离破碎。因此，《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理论教学居于核心和基础地位，通过理论训练学生能够比较系统掌握了民事诉讼理论知识，培养良好的理论思维能力。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在现实中碰到真实的案件却无法做出解答，遇到实案更是不知从何下手……反思这些问题，我们发现《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学生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被大大忽略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律远不止是知识和技艺，更非逻辑，而是霍姆斯所学称的经验。法律不是靠神童的记忆和逻辑可以修习精通的，它必须经由丰富的经验获致。”因此，《民事诉讼法》课程实践教学不容忽视。《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应该把学生带入特定的法律实践的社会空间，通过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如案例教学、旁听庭审、模拟法庭等，让学生在学习民事诉讼法律知识的同时，通过实际的训练体验法律实践运作，增长法律职业技能。
（二）整合与优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融
《民事诉讼法》课程中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不是非此即彼绝对对立的两级，而是水融、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方面。近年来通过对《民事诉讼法》全真案例教学的应用与研究，笔者积极开展了“导、讲、析、练”为主线的教学改革，从整体上对教学过程进行控制。“导”指向学生提供真实的案例作为教学素材，通过对预设问题的讨论归纳生成教学内容。“讲”指对通过引例所导出的基本概念、原则、制度和程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讲授。通过讲授，使学生掌握民事诉讼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和诉讼程序，夯实学生理论基础。“析”指学生根据所学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运用法律规定与法理分析具体的案件，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答案。“练”就是注重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其表现形式为旁听庭审、法律研究、模拟法庭等实践活动。
从“导”到“讲”采用的是归纳式的课程生成方式，学生不是被动接受民事诉讼的抽象知识和理论，而是主动思考实践中鲜活的案例所呈现出来的具体问题，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来源于实践中的案例，并内化为自身的知识。从“讲”到“析”是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过程，用理论分析实践中的案例。由“析”到“练”的过程是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进一步深化。通过实践活动把学生带入特定的法律实践的社会空间，一方面使学生直观地、具体理解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使学生像法律职业者那样面对现实的法律问题，主动思索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掌握作为一名法律职业者应有的思维方法。
（三）毛坯与精装修：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益
在法学教育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缩减理论教学课时，加大实践教学力度，重点讲授案例分析和实践操作技能，大有实践教学取论教学之势。对这种观点，笔者持反对态度。法学教育的发展如果缺失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将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笔者多年从事《民事诉讼法》教学的经历，笔者认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同等重要，相得益彰。
首先，实践教学可以提升理论教学。《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熟悉民事案件庭审流程是当然的教学内容。但是，法条的规定和知识讲授毕竟是空洞的，学生听起来既不直观又缺乏兴趣。为此，在讲授这一内容之前，笔者要求学生白行到法院旁听民事案件庭审三次，了解民事案件庭审流程。学生在法院看到的庭审可谓是一个“精装修房”，这个“精装修房”向学生直观呈现了审判的要素、庭审的布置及实践运行，这种体验式的实践教学形式实现了教学情景的亲历化，极大地优化了笔者之后的理论教学内容。其次，理论教学指引实践教学的开展。以模拟法庭这一实践教学形式为例，要使整个庭审取得实践教学效果，学生将“毛坯房”“装修”好，学生除了从“精装修房”中获得知识和灵感外，在开庭前需从实体法角度应明确案件的性质、法律关系以及法律的规定，对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对于这些知识是通过理论教学获得的；相反，如果没有这些知识，模拟法庭的实践必然是盲动的。事实上，模拟法庭审判活动以及反复的演练是一个从“精装修房”到“毛坯房”，再到“精装修房”的必然过程，也是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互促进的一个过程。通过模拟法庭审判活动，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而且也巩固、深化了学生所学的法学专业知识。由此可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互依存，共同提升《民事诉讼法》课程质量与效果。
三、《民事诉讼法》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构建
对《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而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强化的关系，任何一方的减损都会直接影响另一方的教学效果。为此，在《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构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内涵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即相融性教学模式，指在《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通过全真案例教学的应用，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体，理论教学中必然存在实践教学因素，实践教学中也必然包含理论教学的因素。该模式的具体特征表现为：其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以全真案例教学为基础，选择典型的、真实的案例是成功实施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先决条件；其二，主要采用归纳式的课程生成方式，通过实践教学获得理论知识；其三，重视体验式教学，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教学活动。
（二）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现途径
1.全真案例教学与课堂教学改革
全真案例教学是落实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核心和关键，通过前述的“导、讲、析、练”这条教学的主线，使教学流程得到了有效的质量控制，实现了教学环节的有机交融。笔者在课堂上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案例教学，“一是运用具体案例分析、说明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即设定代表一定已经确定的法律概念、原则或规范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案例，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概念、原则或规范的知识；二是运用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解决具体案件，即利用学生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概念、原则或规范的知识，引导和帮助学生分析和解决相应的具体案件。”其中，前者所称的案例教学法是“从案到理”的教学过程，实现了具体到一般的抽象过程；后者所称的案例教学法是“由理到案”的教学过程，实现一般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案例分析。
然而，案例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案例表面进行分析，还应该具有可操作性，例如，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之后，让学生书写状、答辩状、财产保全申请书等法律文书，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处理能力等应用技能。
2.“四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的应用
对于实践教学，《民事诉讼法》课程构建了四位一体的实践教学形式，包括案例教学、庭审观摩、法律研究和模拟法庭，以强化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训练，培养法律应用能力和法律职业道德。
（1）案例教学：浸泡式教学与个案全过程教学
全真案例教学保证了《民事诉讼法》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交融，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笔者尤其强调浸泡式教学与个案全过程教学。首先，对于浸泡式教学而言，《民事诉讼法》案例教学的成功需要“质”和“量”的保证，一方面，“质”要求案例教学所使用的案例应保证其典型性和真实性，反对杜撰案例的做法。案例的真实性是案例教学中最基本的要素和最重要的前提，不具有真实性的案例被抽象为课堂讲解的标本，案件事实与社会真实隔离。通过《民事诉讼法》课程达到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目的，教师提供的案例教学材料必须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包括书、答辩状、法庭记录、判决书等。另一方面，“量”要求案例教学的案例数量必须充足，使学生浸泡在真实的案例中，通过时间的积累逐渐形成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法律分析能力和实务处理能力。案例呈现给学生不仅是生动的案情和一般的常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案例学生可以找到解决案例的法律规定，以及获得处理案件的民事法律实务技能。
其次，个案全过程教学法是对案例教学法的再一次提升和总结。所谓个案全过程教学法，是指“采用教师精选的案例，分阶段将个案的相关材料全部发给学生。学生根据这些案件材料，去了解研究案件事实，并在基础上查找和研究相关法律规定甚至类似案件的处理，确定案件的诉讼策略，撰写相关法律文书，参与小组和课堂讨论甚至模拟法庭的辩论，教师的点评等活动的授课方式。其目的是让学生以职业律师的思维，对案件进行全局性、整体性、综合性的分析与思考。”
（2）旁听庭审：体验式教学与经验的获得
《民事诉讼法》课程重视体验式教学，让学生从实践中学习，从实践中反思。旁听庭审作为体验式教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强调从时空序列上打破传统课堂教学观念的束缚，建立开放的课堂教学观念，使教学场所逐渐从课堂内转移到课堂外。”通过庭审观摩，学生不但熟悉了民事诉讼庭审流程，而且通过案例标本的注解了解当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学生可以从实体、程序、法律人等多个角度对庭审进行分析，亲历法律实践的经历促使学生主动地学习和积累法律经验，增长技能和常识，真正学习和掌握“法律的生命”。
（3）法律研究：法律检索与法律分析
法律研究作为学生必须具备的一项法律职业技能，一直以来在法学教育中被忽略了，未得到应用的重视。作为一种实践教学形式的法律研究不是在学理上对法律理论的研究，而是基于实践的需要对法律的搜集和运用。当然，在检索法律与运用法律时，常常离不开对法律理论的分析。在《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法律研究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法律检索，“指以规范的、科学的、系统的方法查找、收集法律资料的过程”，即对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判例、专家学者的观点等的查找；其二是法律分析，指根据查找的法律资料对案件事实本身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自己的个人观点。在《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笔者让学生通过提交法律研究报告的形式对某一法律问题进行研究，收到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和法律分析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甚至，有学生用“乐在其中”来形容对法律研究的“情有独钟”。
（4）模拟法庭：变模拟为实战
现在学生模拟法庭活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偏重于审判程序演练，事实调查、法律文书撰写等方面的训练无法容纳，学生只是按照既定的程序“表演”或者“走秀”，使整个庭审流于形式。要发挥模拟法庭的实践教学效果，要做到名义上是“模拟”，其实是“实战”，只不过是审判的场地不同而已。为此，需要强调以下几点：其一，模拟审判选择的案例不仅真实，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卷宗，特别是当事人的证据材料；其二，庭审准备与庭审程序要按照实践中法院的操作程序来进行；其三，教师的指导和点评对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尤为关键。在庭审的准备阶段，教师要作为学生的指导者和帮助者，要回答学生提出的事实问题，以及引导学生自己解决关于案件的法律问题；在庭审后的点评阶段，教师要对庭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正意见，并从法律职业者，如律师、法官的角度总结办案技巧，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提升。通过“真实”亲历性的模拟法庭审判活动，学生的法律知识运用能力、法律文书写作能力、庭审技巧等实践能力将得以提高。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4
一、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概论文
(一)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
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明标准被认为是负有承担证明和提供证据负担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应达到的水平、程度或量。在其诉讼法上,证明标准是以多元论为基本特征的。不同的诉讼法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甚至在同一个诉讼法内部也可能因为案件所涉及的内容不同而适用相异的证明标准。所以英美法上的证明标准显得比较复杂。一般认为,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实行的证明标准是“盖然性的优势”。所谓盖然性,即是可能性,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例如在美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证明标准,一般为盖然性占优势标准。当一事实主张被陪审团确信为在证据上具有占优势的盖然性,即存在的可能性要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那么,此项事实主张就被认定为真实。”
(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对案件待证事实的认定几乎没有什么限制,采取的是较高的自由心证。因此,对于民事案件,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以“高度的盖然性”作为心证标准,即“依据日常经验可能达到的那样的高度,疑问即告排除,产生近似确然性的可能。”但大陆法系法官采用的这种高度的自由心证判断证据认定待证事实,是以法官的心证倾向必须达到一定程度为标准。按照大陆法系的学理解释,法官认定事实是根据证据的证明力在法官内心所发生倾向程度的结果。
二、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现状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长期依附于刑事证据制度,统一以公法的价值取向来审视所有案件的证明标准。我国民诉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国民诉法虽然没有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基于上述规定,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实行的是一元制的证明标准。即无论何种案件都是“以事实为证据”,证据要求“确实、充分”,诉讼中对案情的证明要达到绝对真实。把客观真实作为诉讼程序应当追求的理念或者目标无可厚非,它可以作为设计诉讼程序的最好理想,但是将它作为法院解决任何案件的最终诉讼标准则是不现实的。
理由如下:第一,在特定的条件或期限内,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难以做到与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由于民事诉讼是一种解决纠纷、平息争议的社会活动,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在特定的条件或期限内进行的,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可以无限期的延续。在案件事实不能得到完全证明的情况下,诉讼活动仍然要在规定的期限内结束,这就只能放弃或降低客观真实的要求,在这种特定的条件或期限内,要求法院认定每一个案件事实,都与案件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客观上是难以做到的。
第二,由于事物发展的特性所决定,“以事实为依据”对于案件事实的完全证明往往变的不可能。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无论采取任何手段、方法,任何案件事实都无法原本的回复到案件发生时的原始状态。因为诉讼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发生在过去,事物发展的特性决定其不可能重现,而且有些已经发生的事实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和证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案件事实的完全证明往往变得不可能。
第三,将“客观真实”作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与我国民事实体法承认并部分采取形式真实的价值取向相矛盾,并会由此导致审判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司法是人类寻求公正的最后一个环节,因此要求我们对诉讼的制度设计上应力求实现“看得见的正义”,故程序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只强调客观真实,不仅会造成与实体法的价值取向相矛盾,还会抑制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出现只重实体不重程序的现象。
第四,在民事诉讼中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将会导致强化法官职权主义的倾向,形成“公权”对于“私权”的不当干预,损害民事法律关系所特有的自动调节功能,给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秩序带来消极影响。
第五,在民事诉讼中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有碍于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公正与效率是诉讼追求的价值目标,而诉讼效率始终是决定审判是否公正的重要因素,不讲效率的公正、迟到的公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正。
总之,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认识程度的一个总目标,反映了人类思维和认识的价值取向。从某种程度上讲,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也是一个具有诸多主观因素的标准。因为何为证据确实、充分,何为主观认识符合客观事实本身,都是人类通过大脑的主观判断。在现实世界里,不存在纯粹的、完全脱离主观认识的客观真实。从诉讼程序上看,客观真实的观点也没有为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设置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保障机制。因而,关于民事案件的事实必须达到或一定达到客观真实要求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在实务上也是行不通的。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我国民事诉讼应借鉴两大法系的盖然性规则,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并根据不同的情况确立不同的证明标准。考察其他国家的诉讼制度,会发现很多国家的诉讼法理论都是依证明对象的不同将证明标准分为不同的级别。比如,日本学者中岛弘道把法官的心证强度分为四级:第一级为微弱的心证,第二级为盖然的心证,第三级为盖然的确实心证,第四级为必然的确实心证。美国证据法规则和证据理论中将证明标准从高到低分为九等,分别是绝对确定、排除合理怀疑、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优势证据、合理根据、有理由的相信、有理由的怀疑、怀疑、无线索几个等级,对不同的案件适用不同的标准。据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明标准应在以优势证明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区分以下不同情况确立证明标准,由这些证明标准重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实现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第一,同一案件的不同诉讼阶段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也是一种认识过程,这种认识是随着
程序的进行不断深入的。具体而言,在阶段,当事人认为自己的民事权利受到了侵犯,向法院提讼,只要当事人提出初步证据证明了诉权及管辖的存在即可,无须证明自己的权利确实受到了侵犯及受到侵犯的程度。在案件审理阶段,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对方当事人必须提出更有说明力的证据以驳倒本证,才能避免承担败诉后果,法院在综合所有证据认定案情时应该达到优势程度的确信。在二审中,上诉法院改变一审判决必须达到一个高于普通优势证明的标准,上诉人仅提出对一审认定事实的简单怀疑并不能动摇一审判决。依此类推,再审案件的证明标准应高于二审判决的标准,当事人必须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审判决确有错误,才能获得再审救济。这种阶梯式上升的证明标准不但反映了人类认识过程的一般规律,而且符合维护判决的稳定性、权威性及节约司法资源的需要。
第二,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例如,对某些程序性事实的确认,如对当事人申请回避的审查、不公开审判申请的审查等决定应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原因是:其一,上述决定、裁定的做出一般不会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其二,上述程序一般仅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不采用双方辩论原则,因而建立在对抗制基础上的优势证明标准无法发挥作用;其三,上述制度的设置一般基于法定的特殊原因或紧急情况,较低的证明标准可以减少当事人运用以上制度的困难,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相反,较高的证明标准适用于那些待证事实一旦被证明将给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案件。例如,有关诉讼终结的裁定、宣告合同无效的判决等。适用较高的标准是出于维护当事人权益及法律关系稳定性的需要,体现了民事诉讼的公正价值。第三,根据案件性质确定不同的标准。在坚持盖然性权衡的原则下,指控的性质和程度不同,相应的证明标准也有所变化。对于民事案件中争议事项的性质或诉讼结果较重的情形,如因虐待产生的子女抚养诉讼或离婚诉讼等,笔者认为,鉴于这类民事案件所关涉的当事人利益或名誉重大以及裁判者对这类案件判断的固有心态,实行更高的证明标准较为稳妥。
第四,根据案件证明难易程度的不同确定不同的标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型纠纷不断出现,如消费者权益纠纷、医疗事故纠纷、环境污染纠纷等,在这类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处于明显弱势地位,同时还面临证据匮乏、取证难等困难,所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可以起到保护弱势人群的利益的作用。另外,对该类案件采用相对较低的证明标准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
总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民事诉讼证据法,故而在这方面存在着很多缺陷与漏洞。“客观真实”的标准起点过高,根本不符合民事诉讼本身的特点。没有恰当的证明标准对法官断案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建立以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并根据不同的情况确立不同的证明标准有其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5
【关键词】证据;证明标准;客观真实;高度盖然性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民事证据是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民事诉讼事务中最实际的问题。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又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领域的关键。证明标准可以为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和裁判者评价或衡量某一事实主张提供一种现实的尺度,增强诉讼活动的客观性,使民事纠纷的解决更易操作。同时可以增强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增强法院判决的可接受性,最终维护司法权威。但就我国目前来看,对证明标准问题还缺乏认识,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适用还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当对证明标准投入更多的关注,这对指导司法实践和维护司法权威有巨大意义。
一、证明标准的内涵和特征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任务、证明要求,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得以作为法官裁断案件的基础所要达到的最低程度或者最低标准。[1]当证据的证明力达到了证明标准,我们就认为待证事实的真实性得到了证明,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证明了待证事实,法官应当以该事实的存在作为裁判的依据;反之,法官则应认为待证事实未被证明为真实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则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要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
对于证明标准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从证明标准的主体、对象和内容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第一,证明标准的判断主体是法官。在具体的案件处理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只能由法官独立进行,不得受舆论及其他因素的干预。第二,证明标准的对象是案件事实的真相。诉讼证明的目的是通过证明活动,使法官对当事人之间争议事实的本来面貌有充分地了解,进而对争议事实做出判决。因而,诉讼证明的对象只能是案件事实的真相。第三,证明标准的内容是法官对事实真相的内心确信。由于案件事实是民事裁判的基础,如果通过诉讼证明活动,法官能发现案件的客观真相,则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官做出公正的判决。
证明标准的特征:第一,无形性。证明标准确切的存在于诉讼过程中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和证据相比,它看不见,也摸不着。第二,主观性。诉讼中离不开裁判者对各种证据的评价和判断,而裁判者的认识活动具有一定主观性,因此,在实际运用证明标准时会有差异。第三,客观性。证明标准来源于人们对诉讼活动中证明规律的认识,是众多法官审判经验的总结,因此它具有很坚实的客观基础。第四,模糊性。作为证明标准,它不能具体用来具体的衡量某一事物,因此,在实践中很能操作。第五,最低性。证明标准是法官认定事实的底线,如果低于底线,则属于事实不明的状态。
二、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对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离不开比较法的考察。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两大法系对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所持的不同态度和要求,以期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建构有所借鉴。
(一)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国家基本上适用“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盖然性”占优势也称优势证据或或然性权衡,它的含义是指通过相关证据使法官或陪审团确信某一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当事人的该项主张就被认为成立。如美国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一般为盖然性优越标准。当一事实主张被陪审团确信为在证据上具有占优势的盖然性,即存在的可能性要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那么,此项事实主张就被认定为真实。”[2]美国模范证据法典起草委员会主席摩根(morgan)教授认为:“凡于特定事实之存在有说服负担之当事人,必须以证据之优势确立其存在。法官通常解释说,所谓证据之优势与证人之多寡或证据量无关,证据之优势乃在使人信服的力量。有时并建议陪审团,其心如秤,以双方当事人之证据置于左右之秤盘,并从权衡何者有较大之重量。”[3]英国学者彼德·莫菲也认为:“在民事案件中,证明标准无非是要求‘或然性权衡’或‘盖然性优越’的标准,即足以表明案件中负有法定证明责任当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上的真实性大于不真实性。”[4]
从以上学者对“盖然性优越”的证明标准所作的诠释,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点推导:
1、盖然性优越的实质是要求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提出的证据的分量和证明力比反对该事实存在的证据更具说服力;
2、证据的分量、证明力不能简单地靠数量加以衡量,而应看证据的质量;
3、若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体相当,难以抉择时,法官应做出对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不利的裁决。
通说认为“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只适用于一般的普通民事案件,对于一些特殊的民事诉讼案件,如欺诈、离婚、口头遗嘱的履行等,往往适用比“盖然性”占优势更高的证明标准,如美国一般的普通民事案件“明晰可信”的证明标准。[5]
(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一般坚持“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这种证明标准并不要求达到丝毫无疑义的自然科学的证明程度,而是依据日常经验排除疑问产生近似确然性的可能程度。这与大陆法系各国通常在评判证据上实行自由心证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德国汉斯·普维庭教授对高度盖然性标准这样描述:一项事实主张具备非常可能的盖然性,一个理性的人不再怀疑或者看起来其他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这种情况足够形成法官的心证。例如,驾驶者认为其车发动机开着,而且所有证人都证实听到了事故发生的过程,勘验结果也表明车子滑了数十米之后才到达事故地点而并未被刹住。尽管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在理论上值得怀疑,而且鉴定又不能完全排除车子在尚未发动的情况下被第三人移动过的疑点,但这些疑点都值得认真考虑。[6]日本的民事诉讼判例在证明标准这一问题上依然受到德国的影响,其最高裁判所判例所确立的以高度盖然性作为原则性证明标准在学术上也获得了普遍支持。日本民事诉讼法学家兼子一先生认为,法官对认定为判决基础的事实取得确信,这是一个原则,而达到这种确信所必要的确信程度不同于丝毫无疑义的自然科学的证明,而是只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怀疑并且达到作为其基础的程度就行。[7]
综观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虽然两大法系都采取“盖然性”证明标准,但英美法系是以双方当事人的证明为依据,无论某一方当事人证明事实发生或没有发生的可能性多大,只要高于另一方当事人相反证明的可能性即可;而大陆法系则以单方当事人的证明为依据,要求其证明事实发生或没有发生的可能性必须达到几乎可以确信的标准,那么其证明的可能性必然高于另一方当事人的相反证明。总体而言,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比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要求要高。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而是体现在一些相关立法规定、立法指导思想和原则上。通说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实行的是“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所谓客观真实,是指法院在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与发生在诉讼前的案件事实完全吻合。此说的观点是:我国诉讼中的证明任务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或案件的真实情况;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十分必要的,司法机关所认定的事实只有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才谈得上正确适用法律,从而确保案件处理正确,才可能真正做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而且这种理论认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全可能的。这是因为:第一,人类具有一定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能够通过研究认识案件的客观真实。第二,案件的客观真实必然会存在某些必然物品或痕迹让人所感知。第三,我国的司法干部队伍有较高的能力保证。第四,有关法律的颁布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客观依据。[8]
长期以来,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的传统理论和认识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占据着统治地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观念在理论和实务界也均深入人心。但近几年来,这一理论的缺陷越来越明显。本文认为具体表现如下:
1、立法上的高标准与低规范
客观真实说要求法官在做出裁决时将案件事实证明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也全面、彻底地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恢复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可见这一证明标准在是至高无上的。相比之下,民事诉讼法第六章“证据”只有12条,确定了一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具体证据规则要求明显较低,而且法律规定也较为简单,呈现出一种高标准低规范的证据制度。[9]
2、不利于办案效率,影响法院审判职能的发挥
客观真实的高标准促使法官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调查收集证据和核对事实。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法院不得不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每一个具体案件的证据获取上,最终导致大量案件积压、审判效率低下,从而严重影响了法院审判职能的发挥。
3、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容易造成诉讼高成本
民事诉讼一般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按照常理,民事诉讼当事人举证应是件容易的事,但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相对性,此外,诉讼证明还受到法定期限和特定地域的限制等,这就给当事人举证增加了困难,当事人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高价聘请名律师。因此,民事诉讼耗费的诉讼成本不可谓不大。
4、不利于维持当事人平等原则
当一方当事人能力有缺陷或其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时,为查明客观真实,需要法院主动工作,代替一方当事人去调查、收集证据,分析、判断案情。这在实质上协助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而与他方当事人对抗,不符合当事人平等的原则。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6
内容提要:诉讼证明的终极对象为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价值评判和利益衡量以及要件事实与行为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决定着立法者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摄取和规定。“法律真实论”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以此指导司法实践也是有害的，因此，应当坚持客观真实的诉讼证明标准。由于诉讼证明标准是对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应然要求，即追求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存在，因此，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诉讼证明标准应为一元制。
诉讼证明标准问题是诉讼证据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具有高度的理论性与抽象性，学术界一直对此存有较大的学术分歧⑴，由于问题的紧要和分歧的重大，因此，探讨诉讼证明标准问题至今仍然不失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诉讼证明的终极对象：实体法律规范下的要件事实
（一）为什么是要件事实
在探讨诉讼证明标准问题之前，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诉讼证明标准是针对什么而言的，也即诉讼证明的终极对象问题。于此，诉讼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一样具有共同的终极指向对象，因为，证明责任的适用前提是证明对象尚未达到证明标准而出现真伪不明的情况（从这一个角度来讲，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是针对同一终极指向对象而对立适用的两个概念）。
大陆法系国家的裁判采逻辑的三段论推理，其意旨是，法律规范采取“行为模式十法律后果”的基本逻辑结构，将法律适用看作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的运用。其中，作为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的构成要件是大前提，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相符合的特定案件事实是小前提。根据确定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通过三段论的逻辑方法，推导出裁判结论[1]。即：tr（具备t的要件时，即适用r的法律效果），s=t（特定的案件事实该当于t的要件）；sr（关于该特定的案件事实，适用r的法律效果）[2]。大前提中的“t”，在法理学中又被称为“行为模式”，一般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行为模式是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行为模式并不是实际行为本身，它并没有实际行为中的具体细节。”[3]具体的、特定的案件事实“s”是否符合“t”的要求，取决于法官的价值评判。
由于理论具有高度抽象性，为便于理解笔者试举一例以图说明得直观明了，如“夫妻感情破裂经调解无效则应判决离婚”这一法律规范，“夫妻感情破裂”为t，“判决离婚”为r，但作为s的特定案件事实比如“夫妻分居两年以上”是否符合“夫妻感情破裂”的t，则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判断。
在诉讼中，作为诉讼证明的终极对象应为具体的案件事实（主要事实），即三段论推理中的s。在日本，法学界对要件事实和主要事实并未加以区别，而是作为同样的概念适用[4]。“证明责任的负担只需限于主要事实，因为只要对主要事实的存在与否作出确定，法院就能够决定是否适用实体法规，进而作出裁判。”[5]间接事实与辅助事实不是诉讼证明的终极对象，因为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并不是法律规范三段论推理中的小前提（即上述的s），仅有间接事实或辅助事实的存在并不足以认定主要事实即要件事实的存在，因而也不能适用sr的逻辑推断。
因此，这些刑事实体法律规范和民事实体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法律要件事实是否存在是确定刑事被告罪行是否成立和民事被告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本依据，因而是诉讼证明的终极对象。
（二）影响要件事实立法的因素
立法者何以对此法律要件事实和彼法律要件事实进行规范，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立法者对人们行为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以及立法者对人们某种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认识。
首先，立法者对人们行为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决定立法者对法律要件事实的摄取。“立法者总是将能满足统治阶级需要或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行为规定为具有正价值，通过其确立的法律规范予以保护；将不符合统治阶级意志、有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阻碍社会发展的行为规定为负价值，通过其确立的法律规范予以惩罚。”[6]例如，1997年《刑法》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律要件事实为被告人不能举证说明其巨额财产的具体合法来源，其立法价值在于国家的廉政制度不允许国家工作人员拥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又如，在司法判例中逐步确立的《民法》中的共同危险，法律之所以规定实施共同危险的当事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主要目的在于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即在不清楚具体侵害人的情况下，宁由共同危险人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至于使受害人得不到救济，以求得双方利益之平衡。在这些情况下，立法者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和“共同危险”的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加以摄取（类似的还有在刑法中被废除的“投机倒把罪”等等）。
其次，对人们某种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认识也影响立法者对法律要件事实的摄取。如《尚书·梓材》中记载：“奸宄杀人，历人宥。”这表明在此之前，歹徒杀人，过往的行人要承担法律责任，即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过路的行人与歹徒杀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因果联系。又如，在西方中世纪，一旦出现重大的天灾或瘟疫，离群索居和行为怪诞之人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再如，在古代社会，以“针扎面人”之类的咒人方法致人生病或死亡也被视为犯罪，这是由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针扎面人”之类的咒人方法与被咒之人的生病或死亡具有因果关系[7]。在当时的情形下，“行人的过往”、“离群索居、行为怪诞”和“咒人方法”成为当时立法者所摄取的实体法律要件事实。
二、诉讼证明标准：要件事实认识的应然要求还是实然结果
（一）应然要求和实然结果的区分意义
研究诉讼证明标准问题，其次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作为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标准，这种标准到底是对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应然要求，还是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实然结果。因为，有学者曾对诉讼证明进行应然和实然的区分，指出诉讼证明的应然要求即诉讼证明的目的为客观真实，而诉讼证明的实然结果即诉讼证明的标准为法律真实，目的为应然，标准为实然。⑵
明确诉讼证明标准是对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应然要求还是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实然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理由在于，应然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并不会因为存在反例而丧失其正当性，因此，司法裁判中的个案不符合这种应然要求并不能否定这种应然性要求本身的正确性和正当性[8]。于是，在诉讼证明标准的问题上，不能从司法裁判中个案认识的实然结果对应然要求的背离而获得舍弃这种应然性要求的正当性依据。
（二）诉讼证明标准为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认识的应然要求
在1990年代之前，学者们一般将证明标准称为证明任务或证明要求，“诉讼中的证明任务，或称证明要求，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或标准。……我国诉讼中的证明任务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或案件的真实情况。”[9]
依照一般的术语界定，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须达到的要求，也就是说，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待证事实的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10]尽管有学者对证明标准和证明任务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指出证明标准是具体的裁判尺度，而证明任务是抽象的诉讼理想，认为证明标准作为衡量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尺度，是证明任务是否完成、证明要求是否达到的参照物，但任务和要求并不等于标准本身，证明标准与证明任务、证明要求是不能混用的概念[11]。笔者认为，即使有区分证明标准与证明任务或证明要求的必要，但是有一点是应当承认的，即证明标准是证明任务或证明要求的具体外化，证明任务或证明要求是证明标准的设置导向，其追求的本质内涵是一致的。
可见，从词义和逻辑内涵来理解，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是对司法者认识案件事实的一种应然的要求。
三、“法律真实”的观点及批判
（一）“法律真实”观点的由来考证
“法律真实”学说正式出台的重要标志是樊崇义教授在2000年第1期《
（二）证据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关联性使客观真实成为可能
英国著名证据法学者斯蒂芬（stephen）指出，“有关联性是指两个事实之间的联系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按照事件的正常趋势，其中的一个，自身或与其他事实结合在一起，能证明另一个事实在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存在或不存在或者使另一个事实在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存在或不存在成为很有可能。”[25]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之间存在关联性的证据能够印证过去的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发生与否。例如，作案的工具、所得的赃款赃物、犯罪嫌疑人的供认等证据能够环环相扣地印证犯罪嫌疑人曾经实施的犯罪行为；借贷的契据、资金的来龙去脉等证据能够环环相扣地印证当事人之间曾经发生的借贷法律关系。凡此等等。谚语“官凭印信、民凭契约”是证据能够印证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朴实表达。
笔者承认，由于特定历史时期证据手段的局限，判断或认定证据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有可能出现认识上的错误。例如，在亲子鉴定的案件中，古代是利用“滴血认亲”的证据方法加以认定，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则采用更为科学的dna鉴定方法。当然，应当承认的是，这种证据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之间关联性认识上的错误应当是不占主流的。
因此，可以这样概括：诉讼证明的应然要求为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真实，诉讼证明的实然结果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到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真实（在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真伪不明和极少数证据手段错误的情况下除外）。
（三）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出路
只有在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得到查明的情况下，才能对刑事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或者对民事权利主张者的权利主张作出认定，然而并不是所有案件的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真伪都能够得到查明，在实然结果上达到客观真实。在这种情况下，刑事诉讼的疑罪从无和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已经能够解决这种困境。
在审理已尽而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存在与否仍然不明之时，刑事诉讼要求从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权益的角度出发对这样的疑罪作出从无的判决。至于真伪不明的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在哲学本体论上是个什么状态已无法确定，同时亦非所问。长期以来，传统极端的客观真实理论在个案的认识上机械地套用了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人类整体认识的至上性和无限性一面，这就很理所当然地在理论上否认了真伪不明情况的发生。
民事诉讼领域中，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也解决了实体法律要件事实在审理已尽而仍然真伪不明的困境。应当指出的是，按照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利裁判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是相辅相成的，按照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利裁判只能被理解为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例外和补充。自主张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来，有学者片面地强调了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把法官调查证据的职权与证明责任对立起来，认为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证明责任的本质，法官不必依照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就承当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证明责任制度的本质从裁判方法论意义完全演变成当事人的风险负担，证明责任成为漠视正义的理论工具。”[26]
（四）法律推定没有违背客观真实诉讼证明标准
在民事法律中，存在着一些法律推定的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法院对公民下落不明满4年或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2年而根据利害关系人申请可作出的宣告公民死亡判决；又如，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所规定的关于有相互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的时间先后顺序推定，等等。
如何看待这些法律推定的性质，这些法律推定是否违背客观真实诉讼证明标准？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在于：首先，这些法律推定是立法者处理一些特殊情况的特殊方法，其立法指导思想往往是遵循特事特办（adhoc）的原则；其次，这些法律推定的规定是以事实发生的高度概率为其立法基础，某些情况下法律甚至允许这些法律推定为实际发生的事实所推翻；最后，应当正确地对待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有一般和特殊，过分地强调特殊而否定一般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在司法审判中，查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真实当为一般状态，而运用法律推定并不是常态。可见，法律推定并不构成对客观真实诉讼证明标准的背离。
五、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元制
学术界关于诉讼证明标准的另一个重大分歧还在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则为一元制，反之，如果不相同则为二元制。
现阶段，持二元制的观点在学术界几乎有“一边倒”的趋势。⑸其主要依据在于：首先，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纠纷性质不同，前者往往涉及人的生命、自由等等，而后者则通常只涉及财产问题，财产问题的重要性与人的生命、自由的重要性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其次，市场经济讲求效率，民事纠纷往往要求快捷地解决，在这种要求下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低于刑事案件。
笔者不赞同这种二元制的观点。理由在于：第一，诉讼证明标准为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认识的应然要求，而非实然的结果。第二，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纠纷性质不同，以及民事纠纷解决的效率要求，这些方面不能得出民事诉讼中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认识从“应然”上有所差别。从应然上而言，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都要求司法者查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真相，即追求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真实，这是对司法制度公正性要求的本质使然，“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公正观是司法价值观中的第一要素，这是不容置疑的。”[27]而查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真相无疑是实现司法制度公正性的重要前提之一。
当然，笔者承认，在进行实然处理的时候，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可以有所差别。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对民事纠纷存在着处分权，实然上是否一定要查明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真实可以听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司法者也可以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但这种状况在刑事诉讼中一般是不被允许的。
总之，由于诉讼证明标准是对司法者认定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应然要求，因此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一致的。在实然的处理上，民事案件可以与刑事案件有所区别，但这并不是由于作为实体法律要件事实认识应然要求的诉讼证明标准的问题本身所致，这一点是应当明确的。
否定法律真实并坚持客观真实理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之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司法裁判应不应该认识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存在、能不能够认识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客观存在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着实紧要。如果笔者的上述论述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尚能够成立，那么这实在是法律真实和二元制论者的千虑一失以及笔者的千虑一得的结果。
注释:
⑴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之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否一致，即一元制抑或二元制之争。
⑵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兼论司法证明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准确地讲，在作者的语境中，诉讼证明标准是实体法律要件事实认识的实然结果，即实体法律要件事实的实然认识结果为法律真实。但遗憾的是，学术界似乎尚未对诉讼证明标准到底是对实体法律要件事实认识的应然要求还是实然结果进行深入的研究。
⑶在《民事证据法理念与实践》一书中，肖建华教授开篇即以“回归真实：民事诉讼法的真谛”为题，对当前民事司法实践中淡化发现真实的审判权缺位与失范进行了反思。（参见肖建华．民事证据法理念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5．）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7
（广州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民事诉讼中是否应当规定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各国学者争论已久。本文在对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进行一般考察的基础上，集中论证了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正当性根据所在，以期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当事人；真实陈述；程序自由主义；辩论主义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102-02
当事人了解和掌握着案件事实审理所需的丰富的诉讼信息，在协助法院发现案件事实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当事人同案件的处理结果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备受质疑。
一、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内涵
当事人陈述蕴涵着丰富的内容，在探讨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之前有必要明晰当事人陈述的内涵。
（一）当事人陈述内涵的界定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关于当事人陈述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有学者将当事人陈述区分为广义的当事人陈述和狭义的当事人陈述，狭义层面的当事人陈述仅仅是指当事人就案件的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词与叙述。广义层面的当事人陈述不仅包括当事人所做的事实陈述还包括诉讼请求的提出，证据的提出，以及案件的法律性质和法律适用等问题。也有学者基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双重地位将当事人陈述区分为作为主张的当事人陈述和作为证据资料的当事人陈述。我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王锡三教授就认为，当事人陈述就是当事人的主张，应该包括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的陈述。概观学者们有关当事人陈述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对当事人陈述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尚以下的分歧：一是，当事人陈述的范围是仅限于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还是包括法律层面的陈述和有关诉讼主张的陈述；二是，当事人陈述的形式是口头方式，还是包括书面的方式。从字面意思来看，当事人陈述是当事人基于诉讼主体地位向法院作出的与案件有关的一系列陈述，当事人所陈述的内容可谓是林林总总，甚至可以涵盖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有的诉讼行为。如此宽泛的理解“当事人陈述”，不仅使其更加模糊，不利于当事人陈述的制度化、程序化，而且还将导致当事人陈述应有功能的萎缩。从事实审理的角度来看，当事人所掌握的诉讼信息，有助于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当事人陈述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此。笔者认为：当事人陈述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其亲身经历的案件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是针对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所做的可以作为证据材料的陈述而言的。任何人参加诉讼都希望获得于己有利的诉讼结果，受此驱动，当事人在诉讼中更倾向于向法院陈述有利于自己的案件事实。期望当事人觉得进行真实陈述义务，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是相对的，仅限于当事人陈述中的证据性陈述。
（二）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内涵之明晰
当事人真实陈述的内涵的范围，各国诉讼法学者存有不同的意见。德国学者认为：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强调的是主观真实而非客观真实。据此，当事人在诉讼中，不能为了加重对方诉讼负担而主张自己不确信的案件事实。日本学者有关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表述与德国学者的表述大同小异。日本的通说认为也认为：真实义务是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上只能主张他认为是真实的案件事实；在明确知道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案件事实主张与事实相符时，如果仍然进行争论，就违反了真实义务。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蔡章麟则认为，诉讼中真实陈述的主体不仅包括当事人还包括其他诉讼参与人诉讼关系人，也即所有参加诉讼的人都应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当事人真实陈述之义务，系指当事人在诉讼程序应陈述真实之法律上义务而言。笔者认为，虽然上述学者们有关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表述在措辞上各不相同，但从基本内容来看，学者们一致认为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中的真实更多的是是一种主观真实，是与当事人主观认知相一致的那些案件事实，而不是所谓的客观真实。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反映了“当事人不能违反自己的认识(来提出主张)、当事人不能通过对某一事实的主张或争执来对法院的判断产生误导”的思想。据此，笔者认为，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不得作出与其主观真实意思不符的陈述。
二、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立法例和学说
“比较法有助于更好认识并改进本国法。”作为一项起源并发展于国外的诉讼制度，有选择性的对有关国家民事诉讼的立法规定、理论研究进行比较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在立法上，奥地利民事诉讼法首开历史先河，率先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依据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在诉讼所作出的一系列陈述都应当是完全陈述和真实陈述。美中不足的是，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在克以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同时，但没有规定违法这一义务的诉讼法上的罚则。而是通过奥地利民法和刑法规制当事人虚假陈述的行为。
奥地利民事诉讼法有关当事人真实义务的的规定被德国民事诉讼法所承袭，1933年制定的德国民事诉讼法鲜明的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所做的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必须是完全而真实的。立法的规定并没有限制和阻碍理论界展开应否在民事诉讼中克以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争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本场争论初期，德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真实义务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而不是法律上的义务。至1933年德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之时，关于是否确立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争论已日益激烈。主张否定说的学者认为，真实的确定并非民事诉讼的目的，只是民事诉讼的偶然结果。代表肯定说的学者则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出发点，从诉讼精神和防止诉讼迟延的角度论证真实义务是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而且其与辩论原则并不相悖。他们认为设置真实义务的目的在于避免民事诉讼成为欺诈和谎言的产生地。最终，德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采纳了肯定说的观点，此次论战以肯定论者胜利而结束。同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相似的是，德国民事诉讼法只是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只字未提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的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违反真实陈述义务没有任何法律效果。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当事人违反了真实义务时，作了虚假陈述，法官可以援引德国民事诉讼法中有关关自由心证的规定，综合考量案件事实结合当时人呢所做陈述构建自己的确信，对虚假陈述的当事人而言这实际上是重大的不利。换句话说，德国民事诉讼法通过法官的自由心证达到规制当事人虚假陈述，促使当事人真实陈述的目的。
日本民事诉讼深受德国民事诉讼法的影响，对于应否在民事诉讼中确立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同样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主张否定说的学者们，强调真实义务属于是道德伦理范畴，将其上升为法律义务并不妥当。而且，根据古典辩论主义，当事人的事实主张是否真实，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的相互辩论得以证明，如果强行在立法中规定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势必会辩论主义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主张肯定说的学者们则认为：辩论主义更强调如何发现案件的真实，而不是一个鼓励当事人撒谎的原则，作为辩论主义的内在性制约，真实义务有自身存在的价值。与奥地利和德国的立法例不同，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关于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争论在立法体例上并未分出胜负。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典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而是通过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规制，隐晦的表达了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
始于20世纪末的英国民事司法改革最终民事诉讼中确立了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二十二章有关事实声明的规定旨在确立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所谓的事实声明是指提出文书的当事人（或诉讼辅佐人）或提供证人证言的陈述人所作的陈述，并相信文书中陈述的事实皆为真实。规则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案情声明、提供进一步信息的回复书、证人证言、修正的案情声明须经事实声明确认。如果申请人希望依赖申请通知书中提出的事项作为证据，则申请通知书也须经事实声明确认。有关案情声明、回复书、申请通知书的事实声明由当事人、诉讼辅佐人、诉讼人签署确认。
三、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正当性之辨析
各国有关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是否有必要上升为法律义务的争论，并没有随着本国民事诉讼法典的颁布而烟消雨散。时至今日，当事人违反真实陈述义务时如何进行规制等问题均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应当在民事诉讼中设置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理由如下：
（一）克服程序自由主义的局限
作为程序自由主义核心的古典辩论主义强调序自由主义思想，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在诉讼中得以充分展现。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支配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获得充分、完全的尊重。但程序自由主义并非完美无暇，它有自身无法逾越和克服的弊端。程序自由主义理念过分强调对个人利益的尊重和保护，追求形式平等和程序平等，这必然使诉讼沦为当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而忽视了社会利益和实质正义。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课以其真实义务，修正古典辩论主义成为克服程序自由主义局限的必然选择。
（二）传统诉讼观念的革新
传统的诉讼观将诉讼视为当事人之间的一场竞技活动，诉讼过程成为了充满诡计和陷阱的战场，民事诉讼的技术性一面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为了击败对手获得胜诉，当事人往往不择手段，诸如欺诈、胁迫、隐匿证据、虚假陈述等行为也就在所难免了。传统的诉讼观及其支配下的诉讼行为的主要弊端在于：第一、传统诉讼观念支配下的当事人之间的平等是拟制的当事人之间的平等，至于说当事人之间实际上是否真正存在平等，则不再其考虑的范围之内；第二、传统诉讼观念强调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精神，为了获得于己有利的诉讼结果，双方当事人往往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这在无形中增大了诉讼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支出。随着对传统竞技诉讼观念认识的加深，学者们不断的批判和反思传统诉讼观念的弊端。一种新型的诉讼观念在反思和批判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这就是协同型诉讼观念。与传统诉讼观念相比，协同型诉讼观在承认当事人之间对抗和紧张状态的基础上，更注重法院和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协同配合，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和诉讼地位是协同型诉讼观念的激励因素也是其主要机能之一。在案件真实层面上，协同型诉讼观下理想的事实探知模式是：当事人真实陈述，法院在必要时履行释明义务。因此，在这种诉讼理念中，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成为了民事诉讼的内在要求。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8
内容提要:坚持和实践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中国特色诉讼真实观，离不开与其相适应的证明责任理论和制度的支持。在中国语境下，刑事证明责任包括公安司法机关的证明职责和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坚持法院承担证明职责，就要坚持法院拥有一定范围内的调查证据职权。举证责任包括推进责任和结果责任。在刑事诉讼中有必要在制度上明确结果责任的例外、辩护方承担一定的推进责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被喻为诉讼的脊梁。在诉讼过程中，证明责任是只无形的手，它促使证明主体尽可能积极地调查收集证据，因此其与诉讼真实的关系极为密切。坚持和实践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诉讼真实观，（注释1：有关笔者诉讼真实观的观点参见陈光中、李玉华、陈学权：《诉讼真实与证明标准的改革》，《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离不开与其相适应的证明责任理论和制度的支持。为此，本文拟在梳理我国证明责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在中国语境下，阐明我们对刑事证明责任理论的基本看法，并就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一、我国证明责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证明责任”一词的产生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纠问式诉讼中，控审不分，司法官负责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有义务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如果错误地认定案件事实则应承担出入人罪的责任；当时现代意义上从当事人举证角度理解的证明责任概念尚未出现。据考证，“有关‘证明责任’的规定最早出现在清政府1910年起草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注释2：该《草案》第230条规定：“当事人应立证有利己之事实上主张。”）中，而该草案在构造以及具体条文规定上几乎是对德国、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的照搬……我国学者是直接沿用了日译的‘举证责任’、‘立证责任’、‘证明责任’（大多数采用‘举证责任’），这一译法作为德语‘be-weislast’一词的汉译……从翻译学角度分析，‘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包括‘立证责任’原本都是对德语‘beweislast’一词的日译移植，三种译法之间只存在选词上的差异，没有内容上的区别。”[1]（p50）当时的举证责任，其含义是当事人有提供证据的责任，这可以由当时参与起草《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并来华讲学的日本学者松岗义正博士的观念加以佐证，他在其代表性专著《民事证据论》中将“举证责任”定义为：“举证责任者，即当事人为避免败诉之结果或蒙受不利于自己之裁判起见，有就其主张之特定事实加以证明之必要也。”[2]（p32）
1910年，清政府起草了中国历史上首部刑事诉讼法——《大清刑事诉讼律》。遗憾的是，该草案未等被审议通过清政府旋即灭亡，致使该法未及颁布实施。不过，这部刑事诉讼法在中华民国时期经稍作修改后被暂时援用，也为后来中华民国时期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奠定了基础。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刑事诉讼中当事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概念尚未出现，在举证责任问题上，刑民两大诉讼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如有民国学者指出：“关于证据之诉讼程序，称曰举证或调查证据。在民事诉讼，举证与调查证据有严格区别。举证责任，尤为重要问题。故民事诉讼条例就此设有详细规定。但在刑事诉讼，以系采职权主义，证据之收集及调查，均为法院之职责。故举证及调查证据，并举证责任，无区别及研究之必要。不过当事人在审判程序，虽无举证之责任，但有举证之权利。又检察官于侦查中亦有收集及调查证据之职责，自不待言。”[3]（p152）中华民国二十四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行合议审判之案件，为准备审判起见，得以庭员一人为受命推事，于审判期日前讯问被告及搜集或调查证据。”第266条规定：“检察官陈述要旨后，审判长应讯问被告。”第267条规定：“讯问被告后，审判长应调查证据。”[4]（p187）据此，在民国时期，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举证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概念不仅没有出现，而且还非常强调法院在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方面的职责。
新中国成立后，六法全书被废除，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法律理论和精神被割裂，我国立法及理论研究开始借鉴前苏联的理论。在前苏联早期的证明责任理论中，证明责任一般指提出证据的责任，如阿·阿·多勃罗沃里斯基教授就明确主张：“当事人这种提供证据的责任，通常就称为证明的负担。”[5]（p202）与此同时，前苏联的诉讼证明理论也非常强调法院的证明职责，如有苏联学者认为：“在苏维埃民事诉讼中，法院不受当事人声明的约束；它有权查明任何对案件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不问当事人是否曾经提出过这些事实。”[5]（p199）相应地，受前苏联证明责任理论的影响，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以提供证据的责任来定义举证责任。例如，“证明责任，也叫举证责任，是指谁对案件事实有提出证据证明的义务。”[6]（p140）“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7]（p223）
鉴于我国传统的诉讼模式和诉讼理念，我国的诉讼立法非常强调公安司法机关负有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因此，这一时期在将证明责任限定为提供证据责任的基础上，有的学者有意区分了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两个概念，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收集证据、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举证责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指控诉主体和辩护主体在审判阶段负有向人民法院提出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义务；另一种是指诉讼当事人承担的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提出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义务。”[8]（p180）据此，证明责任只由公安司法机关承担，而当事人只承担举证责任。还有的学者将证明责任分为职责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前者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基于职责在诉讼证明中所负的责任；后者是指庭审中控辩双方提出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责任。[9]（p195）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的证明责任理论再次传入中国。德国的证明责任理论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存在两大原则：一是原告应负举证义务，二是举证义务存在于主张之人，不存于否认之人。罗马法的这一证明责任理论仅有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而没有结果上的证明责任内涵。罗马法的这一证明责任理论直到19世纪末才被进一步发展。1883年，德国学者尤里乌斯·格尔查在其论文集《刑事诉讼导论》中将“证明责任”区分为客观证明责任和主观证明责任，此后经过十余年的争论，这种双重证明责任理论体系逐渐被奉为通说。在此理论体系中，主观证明责任，是当事人负有以自己之举证活动证明系争事实从而推动诉讼继续进行下去的责任。客观证明责任，是指在审判中当待证事实至审理最后时仍然无法确定或未经证明时的法律效果问题，即系争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不利后果由哪方承担的问题。客观证明责任是一种法定的风险分配方式，是“对真伪不明的风险分配，即对事实状况的不可解释性的风险所进行的分配。这种抽象的风险分配在每一个诉讼开始前就已存在，就像实体法的请求权规范一样。”[10]（p27）
在大陆法系的双重证明责任理论体系在国内迅速传播的同时，英美法系的证明责任理论也被逐渐介绍到了国内。19世纪末，几乎与德国同时，美国学者赛叶（thayer）在1890年发表的《证明责任论》一文中提出了区别“证明责任”双重含义的必要性，此后又在1898年出版的专著《证据理论研究》中专门就“证明责任”双重含义在诉讼领域的各自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述。[1]（p20）经过后人的整合，这种双重证明责任理论在美国已经成为通说。在此理论体系中，证明责任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burdenofproducingevidence），又被称为推进诉讼的责任（theburdenofputtingforwardwithevidence），是指在诉讼中当事人提供证据，说服法官将案件递交陪审团的责任，或者提出某项证据使某问题成为争议点的责任，这是一种诉讼双方都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说服责任（burdenofpersuasion）是指由提出诉讼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说服陪审团或法官裁判己方主张为真的责任。
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概念尽管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都是从动态和静态两个层次理解证明责任。就动态层次而言，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主观证明责任，还是英美法系的提供证据的责任或者推进诉讼的责任，都是从诉讼过程的角度提出的，强调的是当事人负有使自己的主张成为争点的责任，从而推动诉讼程序持续深入进行下去。就静态层次而言，无论是大陆法系的客观证明责任，还是英美法系的说服责任，都是指法庭调查结束时由何方承担事实真伪不明的责任。此外，在两大法系，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都仅仅限于法庭上的控辩双方，裁判者本身不承担证明责任。
二、刑事证明责任的第一层含义：证明职责
是直接移植国外的证明责任理论，还是在继承原有制度并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创新地构建中国特色的证明责任理论和制度？对此问题要作出正确的回答，首先需要厘清诉讼中证明的概念。
就通常意义而言，证明是指“用可靠的材料来表明或断定人或事物的真实性”。[11]（p1608）但具体到诉讼中，基于诉讼构造、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对诉讼证明的理解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通常将证明（proof）界定为当事人双方在法庭上举证以说服裁判者确认本方所主张的案件事实的活动。如《布莱克法律词典》将证明定义为：“事实的主张者通过展示证据，使法官或者陪审团确信该主张成立的过程。”[12]（p1093）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第190条规定：“证明是通过证据在事实裁定者或者法庭心目中建立关于事实的必需的可信度。”[13]（p906）据此，在英美法系的证明概念里，证明的主体仅限于控辩双方，不包括裁判者。
在我国，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明是指以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为主要主体，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人参与进行的收集、运用证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即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活动。上述证明概念不仅见于《刑事诉讼法》第42条关于证据定义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也体现在其他条文上，例如第60条第1款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
目前，在证明概念问题上，我国有部分学者主张采用英美式的证明概念。我们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使用的证明概念不仅在长期的司法实践和研究中已经被习惯使用，同时可以在我国的司法体制和诉讼制度框架内，有效地实现诉讼活动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及保障人权价值的实现。事实上，《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也采用这种“证明”概念，该法第85条规定：“证明是指为确认本法典第73条所列的情况而收集、审查和评定证据。”
立足于我国现行的证明概念，我们认为，一方面，诉讼规律的共同性决定了各国证明责任理论体系应当有一定的通融性，因此我国证明责任的内涵也应适当吸收两大法系证明责任理论的共同原理。另一方面，我国特有的诉讼模式、法律文化决定了在证明责任上应有自己的特色。就诉讼模式而言，我国既不是当事人主义，也不是职权主义，而是一种受大陆法系国家职权主义影响较深，又部分地吸收了当事人主义一些做法的混合式诉讼模式。就法律文化而言，我国民众普遍存在着朴素的、传统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要求司法公正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查明案件客观事实真相的基础之上，而且我国民众对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并进而为自己主持公道存在着强烈的期望心理。对此，日本学者也曾经指出：“人民对于法院寄予的最大希望就是准确地对事实作出认定，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14]（p9）
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语境下的刑事证明责任的第一层含义为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工作人员基于职务上的勤勉义务所产生的证明责任，我们将其称为证明职责。目前，在法院是否承担证明职责这一问题上，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界存在明显的分歧。我们认为，法院在诉讼中应当承担证明职责。
首先，审判的被动性（或消极性）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在美国，虽然非常强调司法的被动性，但是司法的能动性在实践中也被广泛认可。所谓司法能动性（judicialactivism），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当司法机构发挥其司法能动性时，它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更倾向于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而不是拘泥于旧有成文立法或先例以防止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因此，司法能动性即意味着法院通过法律解释对法律的创造和补充。[12]（p847）尽管英美学者主要是从法官解释、创造法律的角度理解司法的能动性，但是如果我们从司法能动性的基本宗旨出发，即“法官应该审判案件，而不是回避案件，并且要广泛地利用他们的权力，尤其是通过扩大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去促进公平——即保护人的尊严。能动主义的法官有义务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运用手中的权力，尤其是运用将抽象概括的宪法保障加以具体化的权力去这么做”，[15]（p3）那么将司法能动性的外延扩展至法官应当尽一切合理的手段保证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也未尝不可。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在借鉴美国司法能动性这一术语的基础上，从法官有义务积极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角度，对司法能动性作出了一种新的诠释。（注释3：参见张守增：《沈德咏在陇县法院“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研讨会上强调人民法院要立足国情能动司法走专业化与大众化相结合道路》，《人民法院报》2009年9月11日；张榕：《中国司法能动性的开启及其规制》，《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我们认为，将法官在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方面的证明职责纳入司法能动性的范畴符合中国的实践，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其次，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原则表明法官承担证明职责。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5条第2项规定：“法院在此范围内（此乃指书中所载之事项）有权利及义务独立行使调查职权”。第244条第2项又规定：“法院为了调查真相，应依职权对所有对判决有重要性之事实或证据加以调查”。这意味着“法院不受参与诉讼者之主张的拘束”，“对检察官及被告均未提出要求之证据，法院亦得依职权主动调查之”，“法官要知悉卷宗内容，负有澄清案件事实之义务”。[16]（p115，p411）作为有着大陆法传统的我国刑事司法，理应坚持法院承担证明职责之理念，因为“如果纯为公诉程序的话，即以对案情卷宗无所知悉的法官并无必要去参加澄清案件事实的工作，而仅于诉讼结束时，藉由检察机关及辩护人所提出之不利及有利之资料来做判决的话，恐怕将造成更多不利的后果。”[16]（p410）
最后，我国的司法实践已经证明，否定法院的证明职责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进而会影响社会和谐。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受英美正当程序理念的影响，我国司法实践中过分强调审判的消极性、被动性及形式上的中立性，在当事人举证意识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片面强调当事人的举证义务，过分限制甚至否定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权，在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下简单地按照举证责任处理，结果导致对案件的上诉、申诉增多，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受损。近年来，为了寻求有效解决社会纠纷的出路，重塑司法的公信力，法院系统开始注意继承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精神，强调法官对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义务，纷纷推出了系列新型有效的审判方式，如北京市房山区法院推行互补型审判方式，主动“出诊”，帮助举证能力较弱的当事人调取证据，达到了“案结事了”的效果；[17]陕西省陇县法院推行能动司法，倡导“就像足球裁判，满场来回移动，就是在调查球员的情况，球到谁家都要跟，这并不否定他公正的立场。中立是指裁判时的中立，而不是查明事实上的中立。不能因为裁判随球运动就说其不公。”“不能用形式中立代替实质中立。查明事实，使其更加接近客观，就是最好的中立。如果法官坐视案件事实的认定出现偏差，就不是中立，而是对不利当事人一方进行的司法二次伤害，这比纠纷的第一次伤害可能危害更大”，结果取得了“案件审判质量明显上升”，“化解了一大批历史遗留矛盾纠纷”，“解决了一大批涉诉案件”，“实现了执行工作良性循环”等效果。[18]
还需要指出的是，法院承担证明职责，意味着如果法院未尽职责，也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例如，一审判决的有罪证据不确实、充分，被上诉、抗诉后，可能被二审法院撤销或改判；二审裁判生效后，也可能被再审程序，以至于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当然，我们主张法院承担证明职责，仅仅是强调法院对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本身负有查明的义务，也就是说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仅仅限于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本身，调查证据应在控辩双方举证完毕之后进行，这种调查是对控辩双方举证的补充和核实，而不是说法官可以越俎代庖，代替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包揽法庭上的一切证据调查，更不是说法院可以违反不告不理、诉审分离原则去任意地调查一切事实真相。
确立并坚持公安司法机关及办案人员的证明职责理念，在立法上就要坚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的诉讼原则不动摇。近年来，在法律真实观的影响下，有学者对“以事实为根据”原则提出了质疑，主张用“以证据为根据”取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理由在于：首先，“以事实为根据”比“以证据为根据”具有更准确的含义。诉讼中，基于证据裁判主义，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离不开证据。然而，简单地以证据为根据，通过证据认定出的“事实”（即所谓“法律事实”）可能会与客观事实不符合，形式地以此种“事实”裁判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以事实为根据”不仅要求法院的裁判必须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为根据，而且还强调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必须尽可能与客观事实保持一致。因此，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而不是“以证据为根据”，有助于增强办案人员寻求事实真相的内心驱动力，消除办案人员在寻求事实真相过程中的懈怠情绪，减少案件在“形式真实”、“法律真实”下了结。其次，长期以来，这一原则已经得到我国社会公众和公安司法人员的广泛接受，甚至成为司法工作的口头禅，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事实上，联合国有些法律文件也有类似的规定，如联合国1985年11月29日通过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2条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19]（p212）
三、刑事证明责任的第二层含义：举证责任
中国语境下的刑事证明责任的第二层含义为审判阶段控辩双方所承担的支持自己的主张和说服裁判者的证明责任，我们将其称为举证责任。这个层面上的证明责任的理念和制度与前文概括的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制度相同。不过，在举证责任双重含义之具体表述上，我们觉得大陆法系的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之表述很让人费解，因为这里的“主观”和“客观”并没有体现出汉语中主客观的本来含义。借鉴两大法系的相关表述，并考虑到语言表达的准确、通俗及工整，我们主张采用推进责任和结果责任之表述。前者从诉讼过程的角度对控辩双方的举证提出要求，它随着法庭调查的展开，可以在控辩双方之间来回转换，进而推动审判程序的发展直至法庭调查的结束；控辩双方如果不能履行这一责任，将导致诉讼程序不能如愿继续前进，在程序上就使自己的诉讼主张被驳回，如法院可能会驳回或者宣告法庭调查结束。后者从诉讼结果的角度对控辩双方的举证提出要求，即如果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则由承担结果责任的一方承担败诉的后果。
举证责任的确立为裁判者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如何裁判指明了出路。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是诉讼的目标性任务，但是，事实真伪不明在审判中是常见的现象，诚如德国学者罗森贝克所言：“鉴于我们认识手段的不足及我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在每一个争讼中均有可能发生，当事人对事件的事实过程的阐述不可能达到使法官获得心证程度的情况。法院几乎每天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如此，行政法庭也同样如此。因为不管将判决所依据的资料交由当事人提供，还是委托给法院调查，当事人或法院均必须对在诉讼中引用的事实情况的真实性进行认定，并对此负责，认定程序最终会受制于所谓的形式真实或所谓的实体真实的原则——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为争讼基础的事件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上均能得到澄清，对于法官的裁决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既不能被查明已经发生，也不能查明没有发生。”[20]（p1-2）对于在事实真伪不明出现之后如何裁判，人类经历了长期的思索，提出了神判、拒绝裁判、疑罪从有或从轻、降低证明标准以及运用举证责任规则裁判等解决方法。然而，迄今为止，依照举证责任规则对真伪不明的案件进行裁判仍然被视为是最为公平、最为合理的方法，因而为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
举证责任制度不仅会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发挥功能，而且在诉讼的整个过程还会发挥促使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功能，这体现在：一方面，立法对结果证明责任的预先规定会督促承担此证明责任的人在诉讼中积极举证。在实践中，在审前阶段，为了防止真伪不明的出现，侦控部门就会开始收集、保全证据，在法庭调查时还会继续尽力地举证、质证，促使诉讼主体积极进行这些行为的推力就是结果证明责任。另一方面，立法者在制定和修改有关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时往往会考虑诉讼便利的要求。所谓诉讼便利原则，即根据经验法则判断在某类案件中一般由何方举证更为便利，或者根据对盖然性的预测，让主张不符合通常情形的一方承担证明责任。立法者基于便利原则的要求来分配证明责任，客观上也会使得有举证能力的诉讼主体积极举证。总之，对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进行科学分配，能够极大地调动其举证积极性，发挥其举证能力，从而促进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
坚持和实践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诉讼理念，需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进一步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明确、直接的规定，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即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必须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自诉人的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的证据”的标准。“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由此可看出：原则上我国刑事诉讼中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但是，为更好地实践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诉讼理念，在不动摇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之基本原则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适当的修正和补充：
第一，明确辩护方承担一定的推进责任。如前所述，两大法系的双重证明责任理论体系都要求辩护方在一定情况下承担举证责任。这种举证责任，其性质是提供证据、推动诉讼的责任，而非最终的结果责任。也就是说，辩护方应当提出证据证明与被告人密切相关的、对案件定性有影响的事实，但如果该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会产生该积极主张得不到法院支持的后果，但并不一定就会导致被告人有罪。借鉴两大法系辩护方有关推动诉讼责任承担的情况，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中辩护方对以下事项承担推进责任：一是辩护方对法律明确规定可以推定的事实予以否认的；二是辩护方提出其无刑事责任能力、正当防卫、不可抗力、紧急避险等阻却违法性及有责性的事实；三是辩护方提出的没有犯罪时间、不在犯罪现场等积极抗辩性的事实；四是辩护方主张的回避理由等程序性事实。
第二，进一步明确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例外。例如我国《刑法》第39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刑法》第282条第2款规定，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拒不说明来源与用途的，构成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在上述非法持有型犯罪下，控诉方只需证明被告人有巨额财产或者非法持有某类物品，辩护方就有义务证明其来源的合法性或者持有的正当性，否则将承担被定罪的不利后果。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这类案件中，辩护方虽然承担一定的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但是辩护方仅仅只是对其中的部分事实承担结果证明责任，而且其前提是控方先证明被告人有巨额财产或持有该类物品。
第三，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如何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事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价值能否实现。对此，即便在非法证据排除盛行的美国，也存在明显的争议。目前，“虽然最高法院以多数票作出裁决，对于口供的自愿性的证明标准不低于优势证据标准，但是，最高法院并没有在全国强制推行这个标准，而是让各州根据自己的法律自由决定是否采用更高的标准。”[21]（p122）考虑到控诉方取证的特点及被告人的举证能力，以及优势证据（50%以上）的证明度难以把握，我们建议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对举证责任作如下分配：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辩护人认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为非法取得并提出相关线索时，侦查机关应当以较大优势证据证明其为合法取得，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调查核实后认为有较大优势证据证明其为非法取得时，应当认定该证据为非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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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9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实效性；教学改革
在法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民事诉讼法作为一门程序法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解决民事纠纷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民事诉讼法是我校正在建设中的精品课程。就课程结构而言，民事诉讼法课程基础理论部分和程序操作部分，前者注重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基本原理等内容，理论性较强；后者则是各种审级制度的操作程序，实践性较强。如何在有限的课堂中提高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民事诉讼法的教学质量，是法学教学改革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结合我校精品课程的实际建设情况，对民事诉讼法课程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手段，从教学方式到考核方式，从课堂理论知识教学到课外司法实践操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改革与尝试。
一、在教学内容上用最新的立法知识与最新的典型案例
充实课堂教学内容在本课程教学中，紧扣我校法学专业的最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结合我校精品课程的建设实际，我们把民事诉讼法的地位提到最高的地位，为了能够与司法考试进行更好的对接，我们在进行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过程中，压缩了一些课程的基本课时，而直接将原来60课时提高到75课时。对照2012年最新的民事诉讼法立法改革的内容，修订了原来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全面更新民事诉讼法的教学内容，真正做到在课堂上不讲过时的知识点，不讲错误的知识点，补充新的知识点，力争用最新的最典型的案例链接每堂课所教的基本理论知识之中，让学生在每堂课中感受到真实案例，并在课堂上用三分之一时间学习知识点，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解析案例中的民事诉讼法理。在每堂课的课堂教学中，不受教材内容的拘束，而是尤其突出司法考试的能力培养，结合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职业素质应用能力的培养角度，及时补充、修订课堂教学内容，结合司法考试的权威教材或讲义，将知识点讲深、讲透彻。与此同时，在课堂讲授中补充新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以及国内外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的前沿性研究动态，拓宽学生的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视野。
二、在教学手段上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随着电子时代的迅猛发展，多媒体教学广泛应用于教学过程之中。多媒体教学的一个重要优点是以电子屏幕代替黑板，减少了教师在课堂上的板书，既节省了时间，又增加了课堂信息容量。作为学校的精品课程，民事诉讼法课堂教学采用的是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的形式有多媒体课件教学、网络教学、视频投影教学等。在民事诉讼法课堂教学中，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所产生的教学“实效性”，同样体现了“实用”和“有效”的功能。一是实用。所谓实用性，就是指课件要明确解决的实际问题，媒体多样，选用适宜，设置恰当，确实起到辅助教学的作用，并能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教学效果显著。民事诉讼法涉及的典型案例案情复杂，必然有多媒体课件将其原貌化完整呈现；民事诉讼法涉及的典型司法考试真题内容很多，必然有多媒体课件将其条理化归类总结，直观地呈现给学生，达到预期教学效果。二是有效。所谓有效性，就是利用多媒体课件必须达到一定的传达知识的目的，达到一定的教育效果。针对不同环节的民事诉讼法课堂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表现媒体，在课件中将各种表现与媒体有机结合，在适当的时机选择适当的媒体形式加以介入，科学合理地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课件制作要有明确的教学目的，要紧扣教材与教学大纲，突出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并且要有直接的视觉与听觉刺激力，能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但声光色影恰到好处，不可华而不实，哗众取宠。课件不论包容的知识多少和时间长短，都应起到利用黑板、粉笔和教具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三、在教学方式上采用多元化教学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民事诉讼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必须采取多元的教学方法，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预期效果。在课堂上的理论教学环节，为了让学生能够迅速地掌握该课程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基本制度、基本程序内容，教师必须启发式教学法、“教、学、做”合一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多种方法，让学生能够真正在课堂上消化知识点。在课堂内的教学环节，注重教学过程的完整性［1］，侧重于师生之间的“教”“学”的良性互动过程。课堂上不再是以往那种教师单一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而是“学生课前预习-教师重点讲解-司考典型真题检验-专题案例课堂讨论”的能力转化教学过程。教师启发学生运用所学的民事诉讼理论和程序知识分解、评析案例，从而实现以案说法。课前精心挑选案例，选取的主要是真实、典型、具有教学价值的案例，在课堂组织案例教学，学生讨论案件，讨论过程中教师可适时对学生发问，启发他们的法律思维，避免讨论过程冷场，教师点评与总结案例讨论。结合经典司考真题与典型真实案例，通过条分缕析，同时通过提问与引导的方法，建议学生自主思考，由学生自己得出结论，最后教师点拨，提供参考性结论，从而让学生能够更透彻地掌握民事诉讼法课程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在课堂外的实践教学环节，教师可以采用庭审观摩、模拟审判、法律实习等教学实践环节，直接接触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的真实案例，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能力，当然这有一个过程，通过一个过程的训练，可望能够更熟悉地掌握民事诉讼法的专业知识。这种由课堂内与课堂外组合而成的课堂，这种研究性的教学模式改革，这种民主化、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与模式，不仅使学生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增强了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教”与“学”的双向良性互动［2］，调动了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的积极性，极大程度地培养了学生用法律思维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采用互动方式推进教学，将法律实践融入学生理论学习之中，以增强学生综合素质”［3］。
四、在考试中引入司考真题检测学生学习能力
考核作为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信息反馈环节，体现了教师的教学改革理念，因此考核方式的改革也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4］。我们对民事诉讼法的期末考核方式进行了改革。根据我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民事诉讼法教学大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之要求，我们对民事诉讼法课程的考核方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虽然考核的方式仍然采取通常做法，即采取闭卷考试与平时成绩（由平时作业、课堂出勤、课堂讨论等构成）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期末卷面成绩占期末总评成绩的80%，平时成绩占期末总评成绩的20%。但是，期末考试的试卷内容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做法，以前的试卷中含有名词解释、简答题、问答题等内容，其实这些内容都是学生临考前的死记硬背内容，无法真正考核学生的能力。因此，在试卷组成中的客观题主要以选择题为形式，以历年司考真题或同样难度的题目为内容，主观题则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案例诊断的形式出现，也可以出现书、状或词、判决书等文书的写作或诊断形式。这样的考核方式，能够真正地检验出学生的学习效果与学习能力。
参考文献：
［1］李文沛.司法考试背景下法学专业教学改革探讨［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2，（8）：113.
［2］徐莹，路曼.司法考试导向下的诉讼法教学改革［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1，（1）：111.
［3］张邦铺.关于在民事诉讼法学课中实施实践性教学方法的若干探讨［J］.高等教育研究.2010，（6）：85.
民事诉讼案件真实案例篇10
本文作者经过实践调查，就收集到的一定材料进行研究，从各种法律诉讼活动入手，来说明证据收集的重要性。本文详细介绍了在法律诉讼中证据收集的要求、原则、特征、范围以及各种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法制逐渐健全，各种实体法不断完善，各项诉讼程序法先后出台，充分体现了证据收集在当前各项法律诉讼中的重要性。证据的收集不仅是办理案件的必经阶段，也是证明以及查明案件事实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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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概述
（一）法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的概念
法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是指在诉讼法律事务中证明的主体（包括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当事人及其诉讼人）运用法律许可的方法和手段，发现、采集、提取证据和固定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的活动。
（二）法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的特征
1、证据收集的方法必须合法
就以刑事诉讼为例，法律证据的收集可适用各种合法侦查和调查手段。而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只能通过调查的方法取得。《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例如去年震惊一时的佘祥林一案，就是公安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破案心切，采取刑讯副供的手段，对佘祥林百般折磨，佘祥林无奈，只得“承认”自己的“罪行”，多亏之后警方抓到了真凶，使得佘祥林沉冤招雪。因此，证据的收集方法必须合法，杜绝发生冤假错案。
2、证据收集的主体是公安、安全、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当事人及其诉讼人。
在我国，证据收集是司法机关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工作。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对证据收集的主体及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以及其他权利不受侵犯。
①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都有责任进行证据收集、查明案情的责任。《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收集的主体主要是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
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这两款规定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活动中证据的调查和收集的基本制度框架，对法院和当事人在举证的作用分担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也就是说，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主要由双方当事人承担，只有在法定情形下，人民法院才应该调查收集证据。
③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作为被告，有权也有责任对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出证据。如果不能举证，则需要承担败诉的结果，而且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在诉讼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只有当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才可以收集证据。例如：《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由此可见，在行政诉讼中，证据的收集中法律赋予司法机关的职权，也是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当事人如果申请调取证据的，也应当提交申请书，载明相应内容。因此，在行政诉讼中，证据的收集调查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样，也是以当事人收集为主，法院收集为辅。
④律师在参与诉讼的时候，也有收集证据的权利。《律师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参加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这款规定为参与诉讼的律师享有收集证据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其中，密切注视法院的收集证据工作，随时阅卷，随时就证据的分析、判断和运用与审判员交换意见是律师工作的重中之重。
3、收集到的只是证据材料。
通过调查收集获得的仅仅是证据材料，还不能称为真正的证据，也就是说还不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材料只有在经过了法庭查证，通过了审查判断，核实了真假之后，才能成为定案的证据。例如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所出示的证据材料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质证，并且得由法庭查证，核实比对，确定属实，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证据，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
（三）法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的范围
证据的收集范围虽然因为各个案件的情况与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是从总体来说，只要是与案件事实存在联系、并且可以证明案件客观事实的，都属于收集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有关能证明案件对象的事实；
2、肯定案件事实方面的证据材料，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
3、否定案件事实方面的证据材料，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材料；
4、其他与案件处理有关的一切证据材料。
因此，证据的收集范围很广，需要依法全面收集。
二、法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的原则
证据的收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诉讼活动，是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所以，收集证据时必须严格、正确地遵守相应的原则。根据立法精神，法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主要应遵循以下三项原则，分别是：
（一）必须依靠群众
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利都由人民作主。无论在任何时候，党和国家的一切行动都离不开群众。在法律诉讼行为中，证据的收集同样也不能脱离群众，必须依靠群众，才能将证据收集工作做好。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看，所查办的任何犯罪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人民群众最了解犯罪发生的有关情况。而且犯罪分子就隐藏在人民群众中，他们的犯罪行为给国家、集体、人民的利益造成的危害是人民群众所深恶痛极的。因此，人民最具有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会出于强烈的正义感将犯罪分子及与其犯罪行为等有关的情况揭发出来。司法机关只有依靠群众，才能顺利收集证据，及时侦破、处理案件。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角度看，民事纠纷发生于群众之中，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发生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民事纠纷、行政争议均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关群众十分关心这些诉讼的进行和处理结果。因此，群众不仅了解案情，也能够提供有关纷争事实的证据。依靠群众收集有关民事纠纷、行政争议的证据，才能正确认定、解决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确保诉讼活动顺利进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有依靠群众的规定，这些规定赋予了人民收集证据的权力，同样也说明证据的收集只有依靠群众才能顺利进行。
（二）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与权限进行
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对证据收集的法定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且就证据收集的具体行为规定了方式、方法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确保与案件有关或了解案情的一切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防止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错误，使证据收集工作能够有效地进行。例如：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进行；讯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询问证人时，可以到证人的单位或者住所进行，并且必须出示证明文件；必要时，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应当告知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以及作伪证、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还应当告知被讯（询）问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与义务等等。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勘验现场或者物证，勘验人必须出示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成年家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有关单位和个人根据人民法院的通知，有义务保护现场，协助勘验工作；勘验人应将勘验情况和结果制作成笔录，由勘验人、当事人和被邀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行政诉讼法中规定，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或者指定的鉴定部门进行鉴定。另外，在刑事诉讼中，为确保证据收集工作有效进行，法律还对非法证据收集的行为规定了制裁措施。由此可见，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若不依法收集证据，而采用非法甚至刑讯逼供的方法进行证据收集，不仅受到刑事制裁，而且非法收集的口供无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样的，当事人不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也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只有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证据收集，才能保证收集的诉讼活动客观、公正、有效。
（三）司法人员收集证据必须同当事人举证相结合
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均体现了这一原则，这充分符合三种诉讼案件的特点，又可以充分发挥当事人提供证据的积极作用，调动法院收集证据的主动性，以查明案件事实，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在刑事诉讼中，进行侦查的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收集证据。在公诉案件中，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应向人民法院提供充分的证据。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提起自诉时负有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这项规定，体现了审判人员收集证据和当事人举证相结合的证据收集原则。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且，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
三、法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的要求
证据收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诉讼活动。调查人员为了保证诉讼活动顺利实施，根据诉讼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除了必须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与原则之外，还应当符合下列八项基本要求，分别是：
（一）必须主动、及时
所谓证据收集中的主动、及时，就是指案件发生后，赶赴现场要快，立即着手进行证据收集，快速进行深入调查，以免失去收集证据的良机。证据的内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甚至消失，因此调查人员必须迅速及时地进行证据收集。及时地进行证据收集，即包括从正面收集，也包括及时从反面、从排除其他可能性方面收集。刑事被告人翻供、变供，当事人改变陈述后，要及时查证。发现新证人要及时询问，发现新物证还要及时收集。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为了逃避惩罚或者承担民事责任时，往往是千方百计毁坏、藏匿或者伪造证据。另外，自然因素和其他客观情况的变化，某些证据会自然灭失或变形，有些当事人的记忆也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失真。因此，强调迅速、及时地收集证据，有两方面的意义，分别是：1、离案件发生的时间越近，与案件有关的痕迹、物品就越容易发现和提取，了解案情的人也就越容易查找；2、离案件发生的时间越近，证据内容的变化就越小，因而收集到的证据也就越可靠。所以，迅速、及时地收集证据，既可以提高证据收集的容易程度，也可以提高证据收集的可靠程度。不论是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必须及时、主动地收集证据，这样才能掌握破案的主动性，案件的侦破或者完结就有了较大的可能性。
（二）必须客观、全面
客观地进行证据收集，就是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去收集客观存在的证据材料，既不能用主观猜想去代替客观事实，也不能按主观需要去收集证据，更不能弄虚作假去伪造证据。证据收集就是为了查明和证明案件事实。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行政诉讼案件，调查人员在诉讼中，都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案件事实，为正确处理案件奠定基础。全面地进行证据收集，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收集能证明所有案件事实要素的证据，既不能只收集支持某事实主张的证据而不收集能否定该事实的证据，也不能只收集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而不收集证明案件次要事实的证据。因此，司法人员在证据收集时应注意收集的范围和内容两方面，综合分析判断案件事实与性质，收集一切反映案件真相的证据材料。
（三）必须深入、细致
证据的存在形式通常十分隐蔽。比如物证、书证，往往是被隐藏、被覆盖的，有的证据十分细小，肉眼看不见。即便是言词证据，证人也通常不肯轻易讲出。与案件有关的痕迹、物品隐蔽性很大，当事人故意隐匿证据或者伪造假相，如果若不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很难完成证据收集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条件的变化或者人为破坏等原因，现场情况复杂，影响侦查与定性，给证据收集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对于不易发现，但具有重要作用的证据，收集时要有严密细致、不畏艰难的工作作风，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放过任何细微的情况和线索，认真检查、勘验、调查、询问，深入细致地对待正反两方面证据，防止伪造证据，产生冤假错案。
（四）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
法律上明确规定了证据收集的程序，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收集到的证据客观、真实，为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可靠依据。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也就是说只有个别询问证人，才能保证证人按自己意愿提供证言，不受他人影响，从而保证证言的客观性，所以必须遵守。另外，《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五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应当辨别真伪，审查其效力。”《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因此，法律对收集的证据的质量上要求很高，保证了公民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侵犯。
（五）必须依靠群众
所有案件均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发生的，所以必然会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留下痕迹，产生影响，这就能为查明案件真相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人民群众组成了社会，一切发生的事情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因此，必须深入到群众中调查了解，依靠群众提供线索与证据。这是我国人民民主的有力保障，是我们进行证据收集的优势。
（六）必须抓住本质，分清主次，注意保密
证据虽然都能对案件起到一定证明作用，但要分清主次，注重收集对案件有决定作用的关键证据。并且，在证据收集的过程中注重保密。泄漏证据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影响案件的查明。因此，在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中，既要保守国家秘密，又要保守个人秘密。抓住案件的本质，分清证据的主次；有利于证据收集的严谨性，有利于案件的侦破。
（七）必须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使得人类得以繁荣发展，但也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违法分子与犯罪分子可以利用高科技手段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以及逃避司法机关的侦查、调查。因此，传统方法无法进行证据收集，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运用科学技术最新成果进行证据收集。
（八）在过程中注重效率
效率始终是诉讼追求的一项目标。在证据收集时要讲求经济效益，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消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因此，要把自觉地将高效低耗作为证据收集的一项基本要求。
四、法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的方法
在诉讼活动中，证据的收集依据收集的途径和方式不同，形成了许多措施和方法，概括起来，有以下九种方法，分别是：
（一）询问。询问是调查人员的“基本功”，“常规武器”，对象一般为案件中的证人、被害人，以及行政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形式为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以及当事人陈述。询问笔录一定要客观真实、主次分明。
（二）讯问。讯问是指执法机关要求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如实交待案情的方法。讯问是刑事中必不可少的证据收集措施和方法，其对象只能是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其主要形式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既包括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供述，也包括他们无罪的辩解。因此，讯问得到的证据材料一定要合法及时，客观真实，全面细致。
（三）勘验。勘验是指执法人员亲临现场，发现和提取证据的专门活动。其主体仅限于执法机关，律师无权进行勘验。在很多案件中都可以采用勘验进行证据收集。其对象一般为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与尸体。其主要形式为勘验笔录。勘验笔录记录时一定要公正客观，全面及时，并且制作勘验图，更加直观地反映现场情况。因此，勘验也是发现和提取各种物证的重要途径。
（四）检查。检查是指执法机关依法对与案件有关的人身进行检查的专门活动。检查是主要在与人体状况有关的案件中使用的证据收集措施和方法，例如人身伤害案件和造成人体损伤的责任事故案件等。其对象一般为人的身体，因而又称为人身检查。其主要形式为人身检查笔录，人身检查要求尊重人权，依法进行。
（五）实验。实验是指执法机关模拟再现犯罪现场，犯罪过程的专门活动。实验多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所以又称为侦查实验。但是，在其他种类的案件中也可能需要用这种再现性实验方法来查明事故的原因或验证当事人或者证人的陈述。其主要形式为实验笔录。侦查试验一定要实事求是，有伤风化、具有危险性的实验严禁进行，因此在侦查试验中一定要尊重人权。
（六）搜查。搜查是指执法机关依法对案件有关的场所或人身进行强制性的寻查、寻找和提取证据材料的专门活动。搜查是主要在刑事案件中使用的证据收集措施和方法。搜查的对象包括人身、场所、车船等物体。搜查的主体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进行搜查时要出示《搜查证》，并要求有见证人在场并签名，搜查女性身体要由女警和医生进行。搜查是发现和提取各种物证、书证的重要方法，其形式主要是搜查笔录。
（七）辨认。辨认是要求当事人或者证人在若干类似的物品、场所或者人员中，挑选出自己曾经所见所闻的部分的专门活动。在各种案件中，辨认被普遍采用。辨认的主体是案件中的当事人和证人。其对象可以是案件中的当事人或者与案件有关联的人，也可以是与案件有关的物品或者场所。其主要形式为辨认结论、证人证言、辨认笔录。
（八）异地取证。当地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在异地的，可以书面委托所在地人民法院调取。受托人民法院应按委托要求及时收集证据，并且送交委托人民法院。
（九）鉴定。鉴定是指专门的机构或者人员利用其专业技术知识和科学技术设备，对有关问题进行检测，并作出鉴定结论的活动。鉴定在各种案件中普遍采用。鉴定的主体是各学科或专业领域内的专家。鉴定的客体有书证、物证、人体等。主要分为物证技术鉴定，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司法会计鉴定，Dna鉴定等等。其主要形式为鉴定结论。
证据收集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它们适用在不同的诉讼案件中，它们不仅可以用来证据收集，也可以用来查明案件事实，以及审查、判断、印证其他证据。所以，证据的收集必须实事求是，依法客观地进行。
五、总结
法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对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处理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证据收集为正确适用法律提供可靠的事实基础。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一部分冤假错案均是没有依法正确、合理、全面收集证据造成的。从法律规定的角度看，证明主体依照法律积极主动地采取相应措施，运用各种方法，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发现和取得与案件相关的各种证据，只有这样才能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合法公正地处理案件，有效地维护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维护了社会秩序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依法进行证据收集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与否的重要标志。
其次，证据的收集规范了执法程序，保障了执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证据收集的过程中，需要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配合。将证据收集规定于法律条文中，使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保护了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最后，证据的收集也是审查、判断证据的基础。通常，证据收集在前，审查、判断、印证证据在后。因此，证据收集与审查、判断证据是紧密相连的，没有证据的收集，就得不到案件的详细情况，也就无法使诉讼工作正常进行。
总之，证据的收集是办理各种案件的必经阶段，也是完成证明事实的任务，查明案件真相的基础前提。证据的收集贯穿于各类诉讼活动中的始终。随着我国法制的逐渐健全，证据收集将本着尊重人权、实事求是、依法进行的原则，在各类诉讼活动中，为证明案件事实，查明案件真相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4月9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