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辩论篇1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课堂辩论
从2009年开始，我就开始尝试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开展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课堂辩论活动，经过三年的探索，数十次现场辩论的实践，参与的学生们无不反响强烈，课堂气氛热烈，教学效果良好，我更是在这些活动中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当然，在不断的实践中，对如何更好地开展这项活动也有了一些大致的想法与思路。在此，我愿意做一个抛砖引玉之人，和大家就此做一次充分的交流和总结，争取集思广益，并就如何更好地开展课堂辩论这一课堂实践活动展开探讨。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开展课堂辩论的必要性
在两课教学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面向大一新生的，有其独特之处，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更是息息相关，而其所涉及的适应大学生活，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大学生的恋爱、就业等内容，更是令大学生们倍感困惑，甚至依靠课本的学习和教师的讲授也无法尽解的。而这时，选择什么样的课堂活动来探讨这些热点问题，就成了我们教师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了。
在可以选择的课堂活动方式中，课堂辩论以其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了。因为课堂辩论可以选择学生们感兴趣并且有争议的问题，来重点地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让学生们自己来参与，做课堂的主人翁，教师在事后加以画龙点睛的点评，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所要辩论的问题，这是让教与学双方共同成长的良策，因此在《思法》课堂上适当地开展课堂辩论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课堂辩论也能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及资料的整合分析能力，让学生通过真实的情境体验到在激烈竞争中应该如何应对和处理。
二、课堂辩论的选题
在课堂辩论的选题上，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也找到了一个较为适合的方法。就是由教师确实选题的大范围，比如我就选择了人生观、大学生就业方面、婚恋方面等几个大方面作为辩论的内容，并提供几个备选的辩题，与此同时也发动学生提供辩题，在最后通过班级讨论确实最后的辩论题目。这一过程中，学生们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惊喜，他们提供的辩题往往和当今社会最热门和前沿的话题重合，让我也深受启发，这是选题过程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
三、课堂辩论的实施
在确实了选题以后，就需要确定参与辩论的人选了，在初期，我让学生自由组合，对人数也有太大限制，结果就导致出现许多小组，人数众多，但真正出力的不多，除了几个辩手，几乎其他小组成员都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后来发现了这个弊端之后，我就改变了原来的做法，要求每个小组只能有4-5个人，分别担任一辩、二辩、三辨、四辩和后勤，在辩论之后还要求他们写辩论总结，以此明确他们在辩论中所起的作用，并且要求他们认真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
四、课堂辩论的具体进程
整个课堂辩论的进程大体是这样的，第一个环节是开篇陈词，这个环节主要是阐明本方的主要观点，起到一个开宗明义的作用，本环节主要看事先的准备情况和现场的发挥如何；第二个环境是攻辩环节，由双方的二辩和三辩交替提问和回答，本环节不仅可以考验辩手事先准备的问题，也要考量回答问题的灵活度和条理性。第三个环节是最为激烈的自由辩论，在这个环节是双方观点大碰撞的重要环节，往往这个环节也是最容易出彩的一个环节，第四个环节是四辩的总结陈词，这一环节不仅要看事先的准备，也要看本小组的四辨和他的队友有没有针对对方的问题指出相应的弊病和缺点，有时甚至会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在三四环节之间，我还安排了观众提问环节，让台下没有参与辩论的同学也有一个参与的机会。在辩论结束后，我会让学生代表作出评判，结合我的评判，最后决出优胜方。最后我还会结合辩论的情况，对辩论中涉及到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深入阐述和分析。
五、课堂辩论的不足之处及改进方向
在几年来课堂辩论的实践过程中，我发现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辩论的深度有限，同学们更多地是借鉴他人的观点，自己的东西不多，而且由于辩手能力的差异，时常出现整场辩论由一两名辩手支撑的现象，辩论时还时常出现偏题或是偶尔情绪失控的情形。同时和本课的联系还不够紧密，辩论时和课程的难点或重点问题的进一步结合还有待探索。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我想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以改进。
首先，在辩论前，要求学生将主要论点进行整理，先给老师审阅，在老师提出意见后，要求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并提交讨论意见，之后再开始正式辩论。这样，可以加强事前的监督和指导，避免在辩论中出现全盘抄袭的现象。
其次，在辩论中，设立一个礼仪监督员，类似主持人的性质，在同学们情绪有所失控时，适当进行提醒，并且，把情绪方面的控制好坏纳入最后的评判环节，使整场辩论能够始终在和谐、热烈的环境下进行。
第三，扩大选题面，多指定一些辩题，并事先进行民主投票，选择学生最感兴趣同时也是社会热点的辩题，并在辩论前要求学生做好资料搜集工作，以此避免出现冷场所或是偏题的现象。
第四，在评判时，设立独立的团队精神分，对只依赖某个辩手的团队，在此项要适当扣分，以达到对其他选手的公平公正，同时对完美地体现各位辩手各有所用，各尽其能的团队，在此项要适当加分，以此避免个人战斗，而提倡团队作战。让同学们在辩论中初步体验团体的合作精神。
第五，在辩论中教师加强指导，特别是赛后的点评，尽量和课程的重难点相结合，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教导，这比单纯讲授的效果应该更好，且也磨练了教师驾驭课堂，传授知识的能力。
总之，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上进行辩论是一次很好的教学实践结合的尝试，这样能够加强学生与学生的联系，也创造了一个在课堂上通过非讲授的方式，在学生的参与下共同探讨重点问题的方式。虽然这一方式还有许多不足，但我有信心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它，让它成为沟通师生关系的桥梁和锻炼学生综合能力的舞台。
参考文献：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2]朱剑昌，王继辉，蒋福春著.《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指导》，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
法律与道德辩论篇2
一、西方律师道德的最早产生和初步发展
古罗马是世界法制史上最早具有律师制度、律师道德的国家。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约公元前6世纪—公元1世纪），立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实行诉讼制度，实践中也没有以律师作为职业的人，但是在拉丁文中“律师”这个概念已经出现。法庭上也允被告人的亲戚或朋友出庭为其提供具体意见和法律上的帮助；这种行为并非所有人都能去做，只有少数有身份的公民才能以保护人的身份出现，显而易见，这种特权服务是带有阶段烙印的。所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律师道德也是具有阶级性的。“等级制度”、“为权贵服务”成了这一阶段律师道德的基本内容。到了公元前3世纪，罗马共和国元首以诏令形式承认了诉讼，同时规定考试择优录用，“能为平民提供法律服务”的“辩护人”，平民亦可比较自由地有偿聘用诉讼人，于是律师制度有了法律保障，律师和被人的道德关系也开始形成。罗马帝国初期，律师阶层正式形成，能够担任和辩护的律师范围也逐渐扩大，根据罗马法规定：凡权利和能力没有受到法律限制的本国公民都可出庭为当事人辩护；每个公民都有权请求律师给予法律帮助。
随着罗马城邦奴隶制经济迅速发展，现实生活中财产关系愈加复杂，相应的经济立法也逐渐增多，故而奴隶主不可能通晓所有法律，但为了在纠纷中取得胜利，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律师，在这种情况下，大批职业律师应运而生，并在社会生活中显示出巨大作用，于是律师制度进一步巩固，律师道德也进一步发展，但始终没有摆脱为特权阶层服务这个特点。到了罗马帝国后期，统治者再次拓展了律师业务范围：律师不仅可以从事民事，刑事诉讼辩护，还可以接受法律咨询，同时担任律师的条件也更加严格了。
从开始的萌芽到初步的发展，律师制度经历了四、五百年的漫长时期，同时随着它的发展，在律师业务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新型职业道德，即律师道德。虽然它具有一些历史的局限性，但毕竟使人们的道德观念掀开了新的一页，把人们从“一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泥潭中拔了出来，走入可以“利用自己所长维护他人权益”的美好境界，律师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史的伟大进步！
二、西方律师道德在封建制度下停滞发展封建摧残
任何事物都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西方律师道德的发展也不例外，经历了一个良好开端的西方律师道德本应沿着这个方向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随着欧洲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由于君权和神权结合而生的专制制度的存在，由于基督教神学统治人们的思想，西方律师道德不但没有进一步发展，仅而受到了封建制度的催残和破坏。欧洲各国的法律制度上继承了奴隶社会原有的“神明裁判”采用由法官单方审讯当事人的“纠向式”审判方式。这个时期，律师制度虽然没有彻底取消，但所起作用也较轻微。各个国家由于封建等级严格宗教势力极大，在诉讼中，僧侣、封建主和农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律师制度仅仅在宗教法院中实行，世俗法院中僧侣独占辩护权，这种律师制度下的道德显然是畸形发展，深受君权和神权的影响，其自身也充满了腐朽，落后的东西，或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
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旧的律师道德开始受到冲击，在思想领域，一种崭新的潮流开始涌现，并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这种潮流渗入各个领域，律师道德也开始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这正体现了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
三、西方律师道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迅速发展。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大大推动了西方各国律师制度的发展。16世纪，西方各国都以罗马帝国后期的法律制度为基础进行律师制度革新：在各大学中设立法律专业，培养代诉人、辩护律师。于是，西方稳定的律师职业集团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律师职业道德也随之产生，这种职业道德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有序、健康地发展。
英国是世界上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国家，它的律师制度的产生早于其它国家。“诉讼”这种制度在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之后就被英格兰人接受了。虽然当时一些律师只有在教会法院，海事法院里才被承认，但这毕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大进步，14世纪以后律师称号取得，能否出庭都要经过立法机关核准。这时，辩论律师和人尚可由一人担任，但19世纪以后辩护律师与人之间就有了严格的区别。斯图亚特王朝颂布的《人权保护法》明文规定了诉讼中的辩论原则，从法律上承认被告人有请人代辩护的权利，这样不仅促进了英国律师集团的发展和壮大，而且为律师职业及其道德产生提供了法律依据。
法国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在资产阶段革命时期，公开反对封建社会的“纠向式”、“有罪推定”等腐朽落后的审判方式，提出“法律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罪刑相符”“民主辩论”等进步的法制原则。这为法国资本主义律师制度及其道德的产生做好了理论准备。1791年宪法规定被告人从预审开始就有权接受辩护帮助；1793年雅各宾派颂布的宪法也明文规定：国家应有“公设辩护人”；1808年的《拿破仑刑事诉讼法典》，正式确立了辩护权、辩论原则及律师制度。这样法国资产阶段性质的律师集团开始产生，律师职业道德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法律与道德辩论篇3
中图分类号：B8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3-0025-02
摘要：独立证明法和归谬反驳法是逻辑学间接反驳中两种主要的方法。人们在日常生活、政治斗争、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对某一种错误观点进行驳斥和批判时，经常会用到它们。其对揭示真理，驳斥谬误，促进哲学和科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以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上复旦大学的几次精彩辩论为案例，来具体分析独立证明法和归谬反驳法的运用。
关键词：“狮城舌战”；逻辑学；独立证明法；归谬反驳法
一、概述
在逻辑学中，反驳“是引用已知为真的命题来确定某一命题虚假性或对它的证明不能成立的思维过程。”它是我们认识世界、宣传真理经常使用的逻辑方法。
根据反驳的对象．反驳可分为反驳论题、反驳论据、反驳论证方式，而对论据和论题的反驳主要有直接反驳和间接反驳两种。
直接反驳就是引用有关事实的命题和表述科学原理的命题作论据，直接推出论题或论据虚假的方法。直接反驳方法的特点是不借助于反论题这一逻辑中介。
而间接反驳方法是通过证明与被反驳的命题相否定的命题为真，从而证明原命题为假的反驳方法。其主要特点是需要通过与被反驳的命题相互否定判断为真这一逻辑中介，才能推出原命题假。
间接反驳方法中最主要的就是本文所要阐述的独立证明反驳法和归谬反驳法两种。
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在新加坡举行，我国派出的复旦大学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在决赛中击败当时的台湾大学代表队，赢得了最后的冠军。因为新加坡又称“狮城”，加上这次辩论赛在华语传播历程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人们也将此次辩论会称为“狮城舌战”。各支参赛队伍在比赛中的精彩辩论，深合逻辑学中辩驳论证的方法和规律。因此本文将以复旦大学代表队在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会上的几次经典辩论为案例，分析独立证明法和归谬反驳法在辩论中的运用。
二、独立证明法的运用
独立证明法是通过证明与被反驳论题相矛盾或相反对的判断为真，根据矛盾律，从而确定被反驳论题为假。
其逻辑结构可用公式表现如下：
被反驳论题a
设非a(与a相矛盾或相反对判断)
证明：非a真
所以a假(根据矛盾律)
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第四场，也是初赛最后一场，决定着谁能进入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剑桥大学代表队和复旦大学代表队。辩论的主题是“温饱是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正方剑桥大学代表队要证明“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而反方复旦大学代表队则要论证“温饱并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针对正方剑桥大学一辩汤之敏的论述，反方复旦大学一辩姜丰就采用了独立证明法在进行辩论。
首先摘抄三段姜丰的辩词原文：
1.“我方认为，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有理性的人类存在，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只要有理性的人类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谈道德。走向温饱的过程当中，尤其应该谈道德。
2.温饱绝不是谈道德的先决条件。古往今来，没有解决衣食之困的社会比比皆是，都不谈道德了吗？今天，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埃塞俄比亚就不要谈道德了吗？在国困民乏、战火连绵的索马里就不要谈道德了吗？古语说，‘人无好恶是非之心，非人也。’人有理性，能够谈道德，这正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无论是饥寒交迫还是丰衣足食，无论是金玉满堂还是家徒四壁，人都能够而且应该谈道德。
3.道德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由社会舆论和良心加以支持。众所周知，谈道德实际包括个人修养、社会弘扬和政府倡导三层含义。我们从个人看，有衣食之困但仍然坚持其品德修养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孔老夫子的好学生颜回，他只有一箪食，一瓢饮，不仍然‘言忠信、行笃敬’吗？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时候，他还是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吗？说到政府，新加坡也曾经筚路蓝缕。李光耀先生就告诫国人：我们一无所有，除了我们自己。他强调道德是使竞争力胜人一筹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没政府倡导美德，新加坡哪里有今天的繁荣昌盛、国富民强呢？”
姜丰的这段论述很好的运用了独立证明法，通过国家、政府、个人三个社会层次，古代、现当代这两个时间层次，国内、国外这两个空间层次。证明了“温饱不是谈道德必要条件”。
下面从独立证明法的逻辑结构公式来分析这段辩词：
被反驳论题a：温饱是谈道德必要条件
设非a(与a相矛盾或相反对判断)：“我方认为，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证明：非a真
国家、政府、个人三个社会层次，古代、现当代这两个时间层次，国内、国外这两个空间层次。来论证“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是个真命题。
在非洲，连年战争，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到温饱的国家诸如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国并没有因此不讲道德。
在古代中国，生活水平低下的孔子、杜甫不论有多潦倒都依然在讲道德。
在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经济腾飞之前，政府就看到了道德的力量、大力倡导美德。
所以a假(根据矛盾律)
既然从三个方面证明了“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为真命题，那么“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假命题了。
三、归谬反驳法的运用
归谬法就是由所要反驳的命题，引出荒谬的推断，从而证明所要反驳的命题的虚假。归谬法也叫归谬反驳法。归谬法具体表现为下列两种方式：1.从被反驳的命题推出假命题；2.从被反驳的命题推出两个相矛盾的命题。
归谬法的逻辑结构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被反驳论题：a
设a真
证明：如果a，那么B
已知非B
所以，非a(a假)
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台湾大学代表队和复旦大学代表队。辩论的主题就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正方台湾大学代表队要证明“人性本善”，而反方复旦大学代表队则要论证“人性本恶”。
台湾大学的吴淑燕一开始就采用了归谬反驳，下面是一段辩词的原文：
“如果人性本恶，人类一切道德规范都是作为人类最大的利己手段。当道德成为手段时，道德还是道德吗？也就是说，人就不会遵守道德的约束了。深夜两点我走在道路上看到红灯，如果人性本恶我就会闯过去，因为不过是为了个人方便。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仍然有许多人遵守交通规则。而根据人性本恶的前提假设，霍布斯认为必须有一个绝对的、无所不在的权威监督每个人履行道德规约。如果人性本恶，没有一个人会心甘情愿地遵守道德规约，但是事实证明：人还是有善行、人还是有道德、还是有利他的行为。如果人性本恶，那么我们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是活在一个“老大哥”无时不刻不监督我们的世界当中；第二个是我们人类社会将是彼此不再相信。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看到一个老太太跌倒了有人把她扶起来，人们则说他居心不良；而我们在辩论会中建立起来的友谊都是虚假的装腔作势。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人类历史社会当中，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君主曾经产生过，但是舍己为人的事情在不断地发生。而在生活当中，为善不为人知的生徒小民更是比比皆是。”
这段论述混合采用了归谬反驳法的两种形式，既有从被反驳的命题推出假命题的方式，也有从被反驳的命题推出两个相矛盾的命题的方式。而且反复使用归谬法以增强论证力度：
第一次归谬采用了第二种形式，即推出两个相矛盾的命题，推理过程如下：
如果被驳命题“人性本恶”为真，推出一切道德规范都是人类的利己手段，那么当道德规范成为手段，还能称之为道德规范吗？
第二次归谬采用第一种形式，其过程如下：
如果被驳命题“人性本恶”为真，推出人一旦违犯道德而不会受到处罚就不会再遵守道德的约束，但现实生活中，人在违反道德不会受到处罚的情况下，还是会遵守道德的约束（以深夜过红绿灯为例）。
第三次归谬也是第一种形式，其过程如下：
如果被驳命题“人性本恶”为真，那么没有一个人会心甘情愿的遵守道德规约，但事实上，人还是有善行、有道德、有利他行为的。
第四次归谬依然是第一种形式，其过程如下：
如果被驳命题“人性本恶”为真，那么会造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结果，一种是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监督者来监督所有人，另一种是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信任。但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监督者，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则是随处可见。
按照归谬法的逻辑结构公式进行分析：
被反驳论题a：人性本恶
设a真：如果人性本恶
证明如果a，那么B：那么人一旦违犯道德而不会受到处罚就不会再遵守道德的约束；没有一个人会心甘情愿的遵守道德规约；人类社会发展只会有两个结果，一种是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监督者来监督所有人，另一种是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信任。
已知非B：事实上，人在违反道德不会受到处罚的情况下，还是会遵守道德的约束（以深夜过红绿灯为例）；人还是有善行、有道德、有利他行为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监督者，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则是随处可见。
所以，非a(a假)：所以人性本善为真命题
吴淑燕的这段论述，对归谬反驳法的运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俗话说得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复旦大学二辩季翔在随后的辩论中同样运用归谬反驳法，辩词原文如下：
“为了矫治本恶的人性，人们不仅制定法律以平息暴力、规范道德以减少争斗、设立政府以处罚叛逆，而且倡导坚贞以反对意乱行迷、编写童话去诅咒忘恩负义。真可谓苦心孤诣、殚精竭虑。而对方辩友却坚持人性本善，言下之意人类所有的道德教化都是多此一举了！心痛之余我不禁请问对方辩友，如果人性本善，那么我们要道德法律、交通规则干什么呢？如果人性本善的话，个人修养、社会教化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这段论述采用了归谬反驳法的第一种形式，从被反驳的命题推出假命题：
推理过程如下：
如果被驳命题“人性本善”为真，就能推出“人们就不需要道德、法律、交通规则、也不用提升个人修养、也不用进行社会教化”这个命题。
但显然这是个假命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制定法律以平息暴力，规范道德以减少争斗，设立政府以处罚叛逆，而且倡导坚贞以反对意乱行迷、编写童话去诅咒忘恩负义。”
所以人性并非本善而是人性本恶。
按照归谬法的逻辑结构公式进行分析：
被反驳论题a：人性本善
设a真：如果人性真的本善
证明如果a，那么B：那么人们就不需要道德、法律、交通规则、也不用提升个人修养、也不用进行社会教化。
已知非B：事实上，人们通过制定法律，规范道德，设立政府，倡导坚贞、编写童话等行为来提升个人修养，进行社会教化。
所以，非a(a假)：所以人性本善为真命题，人性本恶为假命题。
四、结语
其实，在辩论中运用独立证明法和归谬反驳法来反驳错的观点，仅仅是它们作用的一方面。这两种反驳的逻辑方法，无论对自然科学、哲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已经运用这两种强有力的反驳方法，在各门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分析这两种间接反驳的逻辑方法在具体案例中的运用，是为了探索运用它们的规律性，帮助人们更加自觉地、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这两种方法，在探索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道路上能够借助它们少走弯路，进而发现真理与发展真理。（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逻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2]姜全吉．逻辑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3]赵锡吾．逻辑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
法律与道德辩论篇4
论文摘要：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自由意志是法的出发点和主体，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作为法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抽象法、道德和伦理，是自由意志由低到高、由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因此，道德、法律、伦理都是自由意志定在的不同形态和不同阶段，它们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和辩证过程。由自由意志与法的精神的内在关联以及法与德的有机整体性可知，社会治理的合理性，不是抽象的德治或抽象的法治的合理性，而是道德—法律、德治—法治的生态整合。
在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自由意志是法的出发点，法的概念逻辑地涵摄着道德、法律与伦理。法是理念的自由，是意志的现实的形式或具体化，是自由意志的定在。黑格尔以自由意志的辩证发展过程为主线，在对法的理念及其现实化的研究过程中，展现出其法哲学体系的丰富内容。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为我们研究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实现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协调、德治与法治的整合，提供了形上基础和理论依据。
一、自由意志：法的出发点和主体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意志作为法哲学体系的理论起点和精神实质，用意志自由将道德、法律、伦理统摄为一个有机整体和辩证过程。
1．意志是客观精神领域内运动的主体。在客观精神领域内，运动的主体是意志。意志作为主体不是空洞的、毫无内容的抽象形式，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实体。意志是法的出发点，是自由的现实形式和具体概念，意志就是指自由的意志，自由也指意志的自由；自由是意志的基本性质和实体，也是法的基本性质和实体；法是意志的具体形式，也是理念的自由，是“自我意识着的自由的定在”，[1]法的不同形式就是意志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体现了自由在其发展中的不同规定。
2．意志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反对把意志和思维视为人的两种官能，他指出，“意志不过是特殊的思维方式，即把自己转变为定在的那种思维，作为达到定在的冲动的那种思维。”[2]意志并不是一种与思维相异的独特的官能，而是一种能把自己转变成定在的特殊的思维方式。意志与思维的区别仅仅在于实践态度和理论态度的区别。体现理论态度的思维是指在观念中扬弃对象中与主体对立的内容，将对象的感性的东西除去，使之普遍化。而体现实践态度的意志则以思维为起点，它规定自己，从自我自身开始设定差别。意志对主体自身设定的规定和差别首先是一种内在的东西，最初在思维中出现，理论的东西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意志包含着思维。同样，思维也必须以意志为基础和前提，因为“人不可能没有意志而进行理论的活动或思维，因为在思维时他就在活动。”[3]因此，意志与思维并不是分离的，自由意志是思维的自身统一性。
3．自由意志通过三个辩证发展阶段来展现法的本质。（1）主观性阶段。这时“意志包含纯无规定性（pureindeterminacy）或自我在自身中纯反思的要素。”[4]这时的意志只具有任性和任意目的的偶然内容，是形式的特殊性而不是自在自为的普遍性，同时它也只是一种片面的东西，是未能获得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有限的、特殊的、片面的意志不是真实的、自由的意志。（2）客观性阶段。在这一阶段，意志“从无差别的无规定性过渡到区分、规定、和设定一个规定性作为一种内容和对象。”[5]这样，意志通过设定一个对象而对内在的冲动加以规定，进入到一般的定在。但是这种客观性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客观性，它并未完成向自身无限返回的过程，仍然是一种有限性。（3）主、客观统一性阶段。这是意志发展的最高阶段，即意志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达到了辩证的统一。这一阶段的意志是一种单一性，即经过在自身中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这时，意志扬弃了纯主观目的和它的实现之间的对立，使自己的目的由主观性转变为客观性，达到主观意志和客观意志的统一。这种主、客观同一性的意志是真正的无限性和具体的普遍性，因而就是“自由意志的概念，它作为普遍物覆盖于它的对象之上，把它的规定贯穿渗入，而在其中保持着与自己的同一。”[6]
4．自由意志并非任性。通常的观点认为，既然自由意味着任意选择，意味着可以这样或那样地规定自己，那么自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自由意志就是任性。但是黑格尔指出，自由意志与任性是不可同一的两个概念。任性指的是“内容不是通过我的意志的本性而是通过偶然性被规定成为我的”，[7]而我却依赖于这个内容，因此，任性不是合乎真理的意志，而是由自然冲动达到理念自由的中间物，是“矛盾的意志”，其矛盾在于：我希求理性的东西，我不是作为特异的个人而是依据一般的伦理概念而行动的，而在任性的行动中，我实现的不是普遍性的事物，而是我个人的特异性。因此，“如果人们在考察时只停留在任性上面，即人可以希求这个或那个，当然他的自由就在于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人们坚持下述见解，即内容是外方所给予，那末人也就因而受到了规定，正是在这一方面他就不再是自由的了。”[8]可见，任性只是自由意志表现出来的偶然性和特异性，而不自由恰好就在这种任性中。真正的自由不是诱发的任意性，也不是冲动的随意性，而是在理性的支配下的有意志的行为，人们可以自觉地对之进行规导和驾驭。因为“在理性的行为中，我所实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事物。……理性东西是人所共走的康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谁也不显得突出。”[9]因此，自由意志不是任性，自由意志必须在理性而不是个人的偶然任性意义上去理解。
二、法的精神：自由意志的定在
黑格尔认为，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整个法的体系都是从精神中产生出来，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它作为精神的第二天性构成客观精神的世界。法的基地是精神性的东西，它的展现遵循着理念运动的基本原则，“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10]
1．法的三种发展形式。自由意志在客观精神领域内通过表现为法的三个环节而实现自身，即抽象法、道德和伦理。每一个环节都是自由意志在一种特殊形式下的体现，较高的阶段比前一阶段更具体、更真实、更丰富。（1）抽象法。自由意志借助外物得以实现其自身，即自由意志达到外在化和客观化，这就是抽象法或形式法的领域，其特点是直接性、实在性和排他的单一性。作为自由的直接体现，抽象法包含“所有权”、“契约”和“不法”三个环节。在抽象法中，自由意志只是作为占有所有物或财产的人格而存在，容易受到外来的侵犯和外物的强制，其所体现的自由只是抽象的或形式的自由。（2）道德。抽象法对直接性的扬弃形成了道德意志的体系。道德是自由意志向主体内心的深入，这时，自由意志超越借助外物实现自身的状态而在内心中获得实现，也就是说，意志不再是体现于物而是体现于主体之中。道德在三个发展阶段层层递进，即由“故意和责任”经由“意图和福利”而达到“善和良心”。虽然道德扬弃了抽象法的单纯客观性，但是，这一阶段的行为主体不是普遍的客观性的意志，而只是个别人的内部主观意志，因而往往陷入主观性和片面性。所以与抽象法一样，道德也不能自为地实存，其所体现的自由虽然比抽象法的阶段有了更高的基础，但仍然是一种缺乏现实性的主观的自由。（3）伦理。伦理是自由意志通过外物和内心两个方面达到充分的现实性，展现了个人特殊意志与普遍客观意志相结合的主体性。伦理的发展运动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阶段。家庭是精神的直接实体性规定，是直接或自然的伦理，它将独立的个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这种伦理通过市民社会的中介，将家庭的整体分解为外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差别性和特殊性的原子式的个人，最后达到了伦理的最高形态——国家，使原子式的个人重新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志完成了它的现实化运动，成为绝对自在自为地自由的意志。这是伦理从未经分化的普遍性经过特殊性而完成普遍与特殊的有机统一的辩证过程。由于伦理既扬弃了抽象法的单纯客观性，又扬弃了道德的单纯主观性，使主观和客观、内部与外部达到了真正统一，因而成为自由的理念。在伦理领域中，普遍的、真正的自由得以实现。
2．法律：法的精神的外在表现。人们通常将“法”与“法律”相等同，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它难以找到二者统一的基础，往往导致道德与法律的分离，阻碍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的发挥。在黑格尔看来，抽象法、道德、伦理都是法，只不过是法的不同发展阶段，那么显然，这里的法就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法律的概念。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哲学意义上的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或理念的自由，是法的概念和法的定在的统一。道德、伦理以及国家等都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本质上都是精神的显现，具有普遍性，因而都是特种的法，都是法的不同形式；而法律则是法的定在形态之一，它必须采取在某个国家有效的形式而存在，是经思想明确规定并作为有效的东西予以公布的法的形式，因而是国家的一种规范体系，其实定要素来源于特殊的民族性，适用上的必然性和判决的权威性。[11]可见，法是根本性的、生发性的东西，而法律只是法的外在形式，是暂时性的东西，其内容和性质是可变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是法律的本质，法律应该以法为其真理性的依据，从而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但是，由于法律只是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便存在法律的制定偏离法的理念的可能性，因为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当观察者不是观察事物的本质，不是把法当作独立的对象而是离开法，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自己的理性中去时，就会产生违背法的本性的不合理的后果。”[12]
可见，黑格尔从自由意志的“法”出发，建立了由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个发展阶段构成的法哲学体系，也就是说，道德、法律、伦理都是自由意志定在的不同形态和不同阶段，它们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和辩证过程。在抽象法的阶段，只是客观的、形式的法，只有抽象的形式的自由；在道德阶段就有了主观的自由，即自由意志在内心中获得实现；伦理阶段是抽象法和道德的真理和统一，自由意志既通过外物，又通过内心，得到充分的现实性。
三、法的精神与德-法整合
在黑格尔法哲学的视野下，法的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展现了德与法互动整合的辩证过程，揭示出法的概念自身的辩证法，将道德和法律整合、统摄为一个有机体。当然，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无疑是思辨的和头足倒置的，但是如果抛开其唯心主义的基地，着眼于其法的理念辩证演绎，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1．道德与法律并重、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法哲学以自由意志为逻辑起点，深刻揭示了法的精神与形上本质。法哲学逻辑地与法律与道德这两大领域紧密相关。法律可以视为法的定在形式，法与法律之相似之处在于：道德是二者获得合理性诠释的重要内容。无论是法的理念还是作为其定在形态的法律，都与道德密切关联。没有道德，法和法律都难以实现其合理性。在文明体系中，法的精神的根本指向，是追求人的意志行为的正当性，由此追求整个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人的行为具有“应当”与“必须”的逻辑与要求。在总体上道德体现“应当”，法律体现“必须”，但从根本上说，道德和法律都同样内在“应当”与“必须”的双重价值逻辑。所以在社会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不能将道德与法律相分离，不应该走泛法制主义的道路，因为“从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很自然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法治是必需的，但法治主义、泛法制主义是不合理的。法治可以直接与效力相联系，但却难以直接与正义相关联。”[13]据此，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必须将道德与法律有机结合，坚持德、法并重，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德治的人文价值在于，它是基于对人的自由意志中的信念、信仰的启示而调节人的意志行为，体现人文精神的要求。法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对人的自由意志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进行现实的约束，体现政治精神的内在逻辑。一般而言，善与恶都是内在于人的自由意志中的现实可能性，无论以性善还是性恶为原点，都不能把握人性的真理，因而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和合理性。只有德与法的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和健康发展。
2．在道德与法律中，道德先于法律。“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没有法律可能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这是因为，法律可以创设特定的义务，但却无法创设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14]道德既然对于法律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法律制度必须展示出与道德或正义的某些一致性。可以说，在抽象的意义上，法律对道德价值具有天然的需求性，法律的意义来自道德的赋予，道德是法律价值的重要基础。法律制度效力的真正发挥，依靠我们对服从法律制度的道德义务的认同和坚持。“一个按照原则行事的人，必须能够在任何特定的场合下决定什么是那种场合下适当的原则。”[15]这种正确抉择的品质和能力就是美德。美德不是对规则的遵循，而是遵循规则的品质，它使人的意志行为不断获得价值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美德不仅是道德的特征，而且也是法治的前提。“当代西方许多国家的实在法，摄取大量的道德内容，以整肃社会风纪，不止是西方国家道德建设治理路径的一种选择方式，更是道德理念融入法律体系的一种必然。总之，无论是法律条文直接显现道德还是以间接的形式反映道德的要求，法律都绝不仅是一种技术性和抽象性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定道德观的外化，是显落的道德。”[16]据此，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在德法并重的前提下，强调道德精神、伦理精神的文化价值，将道德融入法律的内涵，并构成法律运行的宗旨与目的。道德精神和伦理精神的失落，最终会导致信念、信仰和信任的缺失，以及法律现实效力的丧失。
四、结语
法的精神基地和出发点是自由意志，法的理念由抽象法——道德——伦理的发展而达现实化的过程，也就是自由意志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向自身辩证复归的过程，这是一种“圆圈式”的无限返回自身的运动，而不是像直线无限伸展的那种“纯粹否定的恶的无限”。[17]由自由意志与法的精神的内在关联以及法与德的有机整体性可知，社会治理的合理性，不是抽象的德治或抽象的法治的合理性，而是道德——法律、德治——法治的生态整合。只有将自由意志的善与恶、道德与法律辩证整合，才能在文化精神的意义上实现合理和谐的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2]林喆.黑格尔的法权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3]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法律与道德辩论篇5
【关键词】公平；正义；刑事辩护律师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刑事辩护律师的认识存在着误区，认为刑事辩护律师是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及社会公平和正义，甚至于谴责刑事辩护律师。本文通过分析辩护律师的作用和职责来探讨其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范围以及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一、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
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懈追求的价值目标，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热衷的话题。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认为，正义不仅是一条道德原则，也是一条政治原则、法律原则。他说：“我们在建立我们的国家时，曾经规定下一条普遍原则。我想这条原则或这一类原则就是正义……我们所规定下来的并时常说到的这条原则，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的天性的职务。”[1]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2]当代美国学者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把正义观念确定为“作为公平之正义”。[3]罗尔斯主张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而正义即意味着平等。诺齐克赞同正义的首要性，但他主张正义在于权利，而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的基础是个人权利的绝对自由，而人权的实质就是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
无论先哲们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多少不同版本的观点，文章此处所要研究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要限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要维护的范围。
刑事辩护律师不同于法官，法官被看作是“法律和正义的化身”，也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与刑事辩护律师不同，法官不能只站在被控方的立场上，而要站在控辩双方之中间，在国家利益与被告人个人利益之间保持平衡。[4]法官不会把为被告人争取程序权利和维护实体利益作为惟一目标，为了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法官在必要时对被告人的参与给予适当的限制；为了符合刑事实体正义的要求，法官也会依法作出对被告生命、自由等权益予以剥夺或限制的判决。由此，法官作为公正的裁判者，他所维护的是“完整的正义”。
而辩护律师则不同，他要投入足够的热情去维护被控方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被控方的合法权益他不惜攻击对方甚至国家、政府的代表。辩护律师与法官，在正义的实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明显不同：前者是部分正义的维护者，后者则是完整正义的维护者。辩护律师只能维护“部分的正义”，即对被告人有利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4]刑事辩护律师所维护的社会公平也应限于协助当事人行使辩护权，进而保证每一个当事人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辩护权。所以，刑事辩护律师所维护的社会公平和正义不能泛泛地谈，而应限于在对其当事人履行辩护职责时的特定范围内。
二、通过刑事辩护律师的作用及职责来看其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在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都有国家做坚强的后盾，他们的职权是公权利赋予的；但律师的权利是委托人给予的，律师的权利基于当事人辩护权的让渡，相当微弱，属于私权利。由于公私权力量对比之悬殊，使得控、辩、审三角形结构失衡，而为了保持三角形结构的稳定，对弱势一方给予力量补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辩护律师的作用正是基于此。刑事诉讼要求由一个中立而无偏袒的法官在控辩双方之间解决争端并制作权威的裁判，这是程序公正的标志。程序公正正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形式要求。程序公正要求诉讼职能的区分，而诉讼职能的区分除了要求控辩职能分离以外，控诉与辩护职能还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事实上，控辩作为一对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诉讼职能，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来看，检察官在参与诉讼的能力方面要比被控人强得多。因为检察官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可利用国家提供的诉讼资源，以国家名义行使刑事追诉权，旨在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和权力；而被控人一般不精通法律，又往往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刑事诉讼充其量不过是国家和个人的较量，律师作为辩护人的介入使这场较量更具平衡性。被告人与控诉方相比是一个弱者，律师的介入可以使所有法律上的规定变成现实，使辩护职能大大增强，这本身就体现了正义的要求。
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表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为被告人做罪轻或者无罪的辩护，在任何刑事辩护当中都是如此，无一例外。根据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刑事案件的嫌疑人和被告人，有获得辩护的权利，这种辩护是指他本人或者他所委托的律师依据事实和法律，向法院指出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事实和情节，辩护律师所行使的辩护权只是一种申请权和建议权，也就是向法院提出从轻、减轻或无罪的意见。正如吴革律师所言，律师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把自卫之剑。当公民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公民可以用律师这把自卫之剑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历史上，被告人的诉讼角色经历了从仅仅是一种诉讼客体到一种能够积极参与和影响程序进程的刑事
诉讼主体的变化。由于拥有了逐渐增多的权利保障，而其中每一项权利的范围又不断扩大，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诉讼角色也同时得到了巩固。律师站在被告人合法利益的立场，是为了增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扩大其防御机会，以适当平衡双方所固有的不平等地位，而这又恰恰维护了社会公平，使被告人与控诉方处于平等的地位。辩护律师的参与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追诉与被追溯的格局中注入了一种缓冲力，既有助于增强公民个人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感，又有助于保障国家公权力更好地关注公民个人权益，在客观上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职责。
三、刑事辩护律师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法律与道德辩论篇6
关键词：德—法整合；自由意志；和谐社会
在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自由意志是法的出发点，法的概念逻辑地涵涉着道德、法律与伦理。法是理念的自由，是意志的现实的形式或具体化，是自由意志的定在。黑格尔以自由意志的辩证发展过程为主线，在对法的理念及其现实化的研究过程中，展现出其法哲学体系的丰富内容。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为我们研究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实现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协调，提供了形上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文明的进程中，道德-法律、德治-法治的生态整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一、自由意志：德-法整合的形上基础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自由意志作为法哲学体系的理论起点和精神实质。
（一）意志是客观精神领域内运动的主体
在客观精神领域内，运动的主体是意志。意志作为主体不是空洞的、毫无内容的抽象形式，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实体。意志是法的出发点，是自由的现实形式和具体概念，意志就是指自由的意志，自由也指意志的自由；自由是意志的基本性质和实体，也是法的基本性质和实体；法是意志的具体形式，也是理念的自由，是“自我意识着的自由的定在”［1］37，法的不同形式就是意志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体现了自由在其发展中的不同规定。
（二）自由意志通过三个辩证发展阶段来展现法的本质
（1）主观性阶段。“意志包含纯无规定性（pureindeterminacy）或自我在自身中纯反思的要素。”［1］13这时的意志只具有任性和任意目的的偶然内容，是形式的特殊性而不是自在自为的普遍性。这种有限的、特殊的、片面的意志不是真实的、自由的意志。（2）客观性阶段。在这一阶段，意志“从无差别的无规定性过渡到区分、规定、和设定一个规定性作为一种内容和对象。”［1］16这样，意志通过设定一个对象而对内在的冲动加以规定，进入到一般的定在。但是这种客观性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客观性，它并未完成向自身无限返回的过程，仍然是一种有限性。（3）主客观统一性阶段。这是意志发展的最高阶段，即意志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达到了辩证的统一。这一阶段的意志是一种单一性，即经过在自身中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这时，意志扬弃了纯主观目的和它的实现之间的对立，使自己的目的由主观性转变为客观性，达到主观意志和客观意志的统一。
（三）自由意志并非任性
通常的观点认为，既然自由意味着任意选择，意味着可以这样或那样地规定自己，那么自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自由意志就是任性。但是黑格尔指出，自由意志与任性是不可同一的两个概念。任性指的是“内容不是通过我的意志的本性而是通过偶然性被规定成为我的”
［1］27，而我却依赖于这个内容，因此，任性不是合乎真理的意志，而是由自然冲动达到理念自由的中间物，是“矛盾的意志”，其矛盾在于：我希求理性的东西，我不是作为特异的个人而是依据一般的伦理概念而行动的，而在任性的行动中，我实现的不是普遍性的事物，而是我个人的特异性。因此，“如果人们在考察时只停留在任性上面，即人可以希求这个或那个，当然他的自由就在于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人们坚持下述见解，即内容是外方所给予，那末人也就因而受到了规定，正是在这一方面他就不再是自由的了”［1］27。可见，任性只是自由意志表现出来的偶然性和特异性，而不自由恰好就在这种任性中。真正的自由不是诱发的任意性，也不是冲动的随意性，而是在理性的支配下的有意志的行为，人们可以自觉地对之进行规导和驾驭。所以，自由意志不是任性，必须在理性而不是个人的偶然任性意义上去理解。
二、法：自由意志的定在
黑格尔认为，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整个法的体系都是从精神中产生出来，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它作为精神的第二天性构成客观精神的世界。法的基地是精神性的东西，它的展现遵循着理念运动的基本原则，“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1］36。
自由意志在客观精神领域内通过表现为法的三个环节而实现自身，即抽象法、道德和伦理。每一个环节都是自由意志在一种特殊形式下的体现，较高的阶段比前一阶段更具体、更真实、更丰富。
（1）抽象法。自由意志借助外物得以实现其自身，即自由意志达到外在化和客观化，这就是抽象法或形式法的领域，其特点是直接性、实在性和排他的单一性。在抽象法中，自由意志只是作为占有所有物或财产的人格而存在，容易受到外来的侵犯和外物的强制，其所体现的自由只是抽象的或形式的自由。
（2）道德。抽象法对直接性的扬弃形成了道德意志的体系。道德是自由意志向主体内心的深入，这时，自由意志超越借助外物实现自身的状态而在内心中获得实现，也就是说，意志不再是体现于物而是体现于主体之中。虽然道德扬弃了抽象法的单纯客观性，但是，这一阶段的行为主体不是普遍的客观性的意志，只是个别的内部主观意志，因而往往陷入主观性和片面性，体现的仍然是一种缺乏现实性的主观的自由。
（3）伦理。伦理是自由意志通过外物和内心两个方面达到充分的现实性，展现了个人特殊意志与普遍客观意志相结合的主体性。伦理的发展运动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意志完成了它的现实化运动，成为自在自为地自由的意志。由于伦理既扬弃了抽象法的单纯客观性，又扬弃了道德的单纯主观性，使主观和客观、内部与外部达到了真正统一，因而成为自由的理念。在伦理的领域中，普遍的、真正的自由得以实现。
三、法律、道德与法的精神
人们通常将“法”与“法律”相等同，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它忽略了二者统一的基础，往往导致道德与法律的分离，阻碍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的发挥。在黑格尔看来，抽象法、道德、伦理都是法，只不过是法的不同发展阶段，显然，这里的法就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法律的概念。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哲学意义上的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或理念的自由，是法的概念和法的定在的统一。道德、伦理以及国家等都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本质上都是精神的显现，具有普遍性，因而都是特种的法，都是法的不同形式；而法律则是法的定在形态之一，它必须采取在某个国家有效的形式而存在，是经思想明确规定并作为有效的东西予以公布的法的形式，因而是国家的一种规范体系，其实定要素来源于特殊的民族性，适用上的必然性和判决的权威性。［1］4可见，法是根本性的东西，而法律只是法的外在形式，是暂时性的东西，其内容和性质是可变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是法律的本质，法律应该以法为其真理性的依据，从而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但是，由于法律只是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便存在法律的制定偏离法的理念的可能性，因为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当观察者不是观察事物的本质，不是把法当作独立的对象而是离开法，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自己的理性中去时，就会产生违背法的本性的不合理的后果”［2］。
可见，黑格尔从自由意志来谈法，认为在抽象法的阶段，只是客观的、形式的法，只有抽象的形式的自由；在道德阶段就有了主观的自由，即自由意志在内心中获得实现；伦理阶段是前两个环节的真理和统一，自由意志既通过外物又通过内心得到充分的现实性。道德、法律、伦理都是自由意志定在的不同形态和不同阶段，它们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和辩证过程。据此，道德和法律都是?“法”，都是法的定在表现，二者在法的精神的层面相统一。
四、德-法整合：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在黑格尔法哲学的视野下，法的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展现了德与法互动整合的辩证过程，揭示出法的概念自身的辩证法，将道德和法律整合、统摄为一个有机体。当然，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无疑是思辨的和头足倒置的，但是如果抛开其唯心主义的基地，着眼于法的理念的辩证演绎，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对于促进文明进程至关重要。法哲学理论中德、法的辩证统一思想，对于实现社会和谐、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道德与法律并重、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法哲学以自由意志为逻辑起点，深刻揭示了法的精神与形上本质。法哲学逻辑地与法律和道德这两大领域紧密相关。法律可以视为法的定在形式，法与法律的相似之处在于：道德是二者获得合理性诠释的重要内容。无论是法的理念还是作为其定在形态的法律，都与道德密切关联。没有道德，法和法律都难以实现其合理性。在文明体系中，法的精神的根本指向，是追求人的意志行为的正当性，由此追求整个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人的行为具有“应当”与“必须”的逻辑与要求。在总体上道德体现“应当”，法律体现“必须”，但从根本上说，道德和法律都同样内在“应当”与“必须”的双重价值逻辑。在社会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不能将道德与法律相分离，不应该走泛法制主义的道路，因为“从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很自然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法治是必需的，但法治主义、泛法制主义是不合理的。法治可以直接与效力相联系，但却难以直接与正义相关联”［3］。据此，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必须将道德与法律有机结合，坚持德、法并重，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德治的人文价值在于，它是基于对人的自由意志中的信念、信仰的启示而调节人的意志行为，体现人文精神的要求。法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对人的自由意志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进行现实的约束，体现政治精神的内在逻辑。一般而言，善与恶都是内在于人的自由意志中的现实可能性，无论以性善还是性恶为原点，都不能把握人性的真理，因而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和合理性。只有德与法的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和健康发展。
（二）在道德与法律中，道德先于法律
“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没有法律可能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这是因为，法律可以创设特定的义务，但却无法创设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4］35道德既然对于法律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法律制度必须展示出与道德或正义的某些一致性。可以说，在抽象的意义上，法律对道德价值具有天然的需求性，法律的意义来自道德的赋予，道德是法律价值的重要基础。法律制度效力的真正发挥，依靠我们对服从法律制度的道德义务的认同和坚持。“一个按照原则行事的人，必须能够在任何特定的场合下决定什么是那种场合下适当的原则。”［4］28这种正确抉择的品质和能力就是美德。美德不是对规则的遵循，而是遵循规则的品质，它使人的意志行为不断获得价值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美德不仅是道德的特征，而且也是法治的前提。“当代西方许多国家的实在法，摄取大量的道德内容，以整肃社会风纪，不止是西方国家道德建设治理路径的一种选择方式，更是道德理念融入法律体系的一种必然。总之，无论是法律条文直接显现道德还是以间接的形式反映道德的要求，法律都绝不仅是一种技术性和抽象性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定道德观的外化，是显落的道德。”［5］因此，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在德法并重的前提下，强调道德精神、伦理精神的文化价值，将道德融入法律的内涵，并构成法律运行的宗旨与目的。道德精神和伦理精神的失落，最终会导致信念、信仰和信任的缺失，以及法律现实效力的丧失。
五、结语
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而长期以来德、法分离的根源在于未找到二者内在同一性和相互结合的基础。从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可知，法的精神基地和出发点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向自身辩证复归的过程，就是法的理念由抽象法——道德——伦理的发展而达现实化的过程，因而伦理道德与法律内在统一于法的精神之中。据此，社会治理的合理性，不是抽象的德治或抽象的法治的合理性，而是道德-法律、德治-法治的生态整合。只有将自由意志的善与恶、道德与法律辩证整合，才能在文化精神的意义上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林??黑格尔的法权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67.
［3］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1.
法律与道德辩论篇7
一、一个人使人类困惑的思维之谜：矛盾是否真实。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
古希腊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事物的矛盾，即对立面统一的思想。他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2](23页)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象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强劲地震动着人类的思维，启开人类的智慧之窗。但格言警句似的哲理却未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力论证，因此在往后的发展中出现了相对论和诡辩论的逆流。赫拉克利特的弟子克拉底鲁以及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芝诺等人相继举起了砍杀赫拉克拉利特的长刀，战争围绕着"矛盾是否真实"的问题紧张进行。芝诺以他的"两分法"、"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著名诡辩一时稳握胜券，似乎矛盾是不真实的，对立统一是一种主观幻想。
亚里士多德站在这样的历史入口，以他特有的智慧和博学审视这场思维的苦斗，他的思维也经历了一场阵痛和难产。他一方面跨入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行列；另一方面又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这是一种矛盾，然而却是十分真实的。他指责赫拉克利特，说："传闻赫拉克利特曾说'同样的事物可以是亦可为非是'，这是任何人所不能置信的。"[3]（60页）批评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说"辩证家与诡辩派穿着与哲学家相同的服装"，"哲学在切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至于诡辩术尽管貌似哲学，终非哲学。"[3](60页)
>可否据此认为亚里士多德就反对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法则呢？当然不能，因为事情是复杂的。应当说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确立在辩证法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赫拉克利特的格言警句虽然处处显示天才的光辉，但形式逻辑和辩证思维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并没有明确的分野。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十分清楚地看到古希腊哲学之所以受到诡辩派和相对主义袭击而无法自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思维的过程中不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所以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亚里士多德举起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旗帜，十分强调事物质的稳定性和概念的确定性，认为不能说一个东西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没有充分的事实说明亚里士多德反对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学说。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对立统一的学说作了认真的探索。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选取了不同的入口，也就是辩证思维的不同突破口。
唯心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论证他的"对立统一"学说时，是从直接攻击形式逻辑，特别是它的同一律"a＝a"时开始的。黑格尔指出形式逻辑的同一律"a＝a"确立的是一种"抽象的同一性"，它是不包含内在差别的，因而具有空洞、孤立、静止的特性。辩证法则要求把握"具体的同一性"，即在自身中包含内在差别、内在矛盾的同一性。这种"具体的同一性"的充分完全的开展就是黑格尔的对立统一体系。所以黑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思维推崇备至，说："[像在茫茫大海里航行]，这里我们看见了陆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4](295页)
亚里士多德则另辟蹊径，他绕过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在当时无法从科学上充分证明的命题，而直接从形式逻辑的判断入手。但是，在对判断的深入研究中亚里士多德却从形式逻辑的疆域中挺拔而出，进入辩证思维领域，亚里士多德关于判断的理论--主词和宾词的关系，实际上是被当作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把握。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指出了逻辑系词的辩证性质，指出主词与宾词既有区别又相互同一。"苏格拉底是人"就意味着"个别"就是"一般"。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这就是aristoteles.metaphysik(即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中的辩证法。[5](409页)并指出："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5](409页)
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从攻击形式逻辑抽象的"同一性"开始，确立了"同一本身就是绝对的非同一"[6](32页)，引出差异、对立、矛盾的系列。从而达到"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一命题，并把它规定为把握真理的途径，指出："真理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中，才是完全的，所以真理唯在于这种统一。"[6](33页)
亚里士多德从研究判断的主宾关系入手，不仅把握了人类思维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运动，而且也揭示了"同一"和"差别"的对立统一，并从同一和差异进到对立。亚里士多德指出：事物并非绝对相同，"各有所同而不是悉数相同"[31]（96页）；相似而不是绝对相同；说事物相"异"必需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具有某些方面的差异，所以"异用于…那些事物虽各有别，而在某些方面仍有所同的。"[3](96页)而最大的差别亚里士多德称为"相对"[3]（97页），或称之为"对反"，也就是说对立就是最大的差异。
比较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同一"和"差异"的理论，我们看到这两位大师在辩证法最基本范畴的研究中，对构成辩证法基础的两块主要基石的内涵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其一是他们寻求的不是"抽象的同一"而是包含差异和联系的内在同一；其二，差异本身是"对立"（亚里士多德）和矛盾（黑格尔）的一个环节。明确这两点对于理解辩证法的本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是坚持"抽象的同一"，还是"具体的同一"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分水岭，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5](111页)而是否坚持"差异就是矛盾"也是区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之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这一科学论断既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对辩证法发展史的理论概况。
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探索对立统一规律选取了不同的突破口呢？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理论思维的环境和条件有关。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希腊哲学，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一"与"多"，也就是"个别"与"一般"关系的问题。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对"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唯心主义方式的思考，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也是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入手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入手去探索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题中应有之义。列宁认为从这里"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索的萌芽"不仅是"人类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且是"自然科学"向我们揭示的，是完全合符科学思维路径的。[5](410页)
至于黑格尔采取攻击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始，对"对立统一"学说进行阐述，则是由于黑格尔辩证法诞生的前晚，欧洲哲学被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统治。这种思维方式的重大特征就是采用片面、孤立的方法去思考一切。认为在两个矛盾的判断中只有一方为真，别一方为假，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非此即彼"；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上升为世界的绝对的规律。康德的"二律背反"虽然给了这种思维方式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幻相，不承认矛盾的真实性。因此，黑格尔继康德之后在探索"对立统一"时，不能不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刀把它从世界观的宝座上拉下来，恢复它知性逻辑的应有地位。而理性的即辩证的思维正在于意识到"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7](133页)
条条大道通罗马。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位辩证法大师从不同的入口，同样达到"对立面的统一"，达到对矛盾的认识和把握。这说明矛盾是真实的，无论古代的芝诺否认矛盾的诡辩、近代的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的幻相都是违背理性的，是人类思维的错觉和迷误。
二、亚里士多德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黑格尔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而"对立"和"统一"又是构成这一规律的两个基本范畴。"对立"和"统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发展既是对立面的斗争，又是对立面的统一。
应当说，无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他们都既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对立"，也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看到了"对立"和"统一"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但是由于这两位大师所处的时代不同、理论思维的环境不同，他们在对"对立统一"的探索中又各自有所偏重。从总体上说亚里士多德着重研究了事物之间的"对立"，着重强调从"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基本范畴。在《范畴篇》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四种意义的"对立"："（1）相关者的相互对立；（2）相反者的相互对立；（3）缺乏者和实有者的对立；（4）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的对立。"[3](38页)后来在《形而上学》一书第五卷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在上面四种意义的"对立"上又加上了两种，即"生成和消解所从发生和所向演进的两端"及"一切事物的质性，其两极可涵融于同一事物中而不能同时出现的。"[3](96-97页)
亚里士多德关于"对立"六种含义的区分可以说明客观世界中最广泛的"对立"现象。"对立"的多样性是亚里士多德在其全部哲学著作中探索的主要课题之一。例如物理学上的运动和静止、重和轻、光明和黑暗；生物学中的健康和疾病、生与死、雌与雄；数学上的正与负、奇与偶、直线与曲线；伦理上的好与坏、勇敢与懦弱、正义和非正义；哲学上的存在与非存在、形式与质料、潜能与现实，等等。
亚里士多德在确认对立的多样时不仅只停留于现象的思考，而且深入事物的本质，把它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确认对立的普遍性。他说：实体（substance,或译本体）最突出的一个标志是"当它保持着自己同一性的时候，却同时能容受相反的性质。"[9](315页)
从亚里士多德对"对立"范畴的界说和阐明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他是把"对立"范畴作为辩证法的最普遍的范畴而把握。"对立"范畴在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中具有总体性性质，它既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这一体系的逻辑基项。矛盾（即肯定和否定）的对立，只是对立的一种形式，对立双方不同时出现，就是矛盾。
应当客观地说，亚里士多德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普遍范畴时，这"对立"的形式也在自身中包含着对立面之间的联系和转化。没有大就没有小，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冷就没有热；冷转化热、热又转化为冷；大转化为小，小转化为大。"谐和的事物必然由不谐和的事物产生，不谐和的也由谐和产生。谐和的消失变成不谐和的，也不是变成随便什么的不谐和，而是和谐和相反的状态。"[10](29页)但是也应当说，亚里士多德对"对面统一"的研究尚处于一种萌芽和探索的状态，特别是对"对立面"的转化并没有达到普遍地把握。
在这一点上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无疑比"古代世界的黑格尔"高出一头。黑格尔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集对立统一学说之大成的唯一巨匠。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主要是《逻辑学》）从不同的方面对"对立统一"学说作了更为详尽和深入的发挥，创造了矛盾产生、发展和在合题中解决的有关矛盾发展的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辩证唯心论的庞大体系。"对立统一"是这种庞大体系的主干的脊骨。
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对立统一"最好的见证人，因此，他紧紧抓住亚里士多德的"对立"范畴，并把它引申发展提炼出一个更普遍更概括的哲学范畴--"矛盾"，把它作为辩证法的总体性范畴。黑格尔宣称他的《逻辑学》就是要认识和把握矛盾，对"矛盾"作思辩的陈述："思辩的思维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自身。"[6](67页)
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范畴有深刻的理论原因和历史原因。在理论上，黑格尔认为"矛盾"必然是"带有对立面的统一的那种矛盾"，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种对立面不同时出现的"矛盾"根本相反。黑格尔的"矛盾"范畴具有深刻的内在性，"矛盾"表示着事物内部对立的双方在自己的他物中相互映现。因此，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个命题比其它命题更加能表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6](65页)真理就是矛盾。"天地间绝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能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规定。"[7](200页)"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6](66页)黑格尔从矛盾的普遍性和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的角度把"矛盾"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范畴。所以，黑格尔又常常把辩证法称为"矛盾进展的原则"，这在理论上就能更准确地把握和表征辩证的实质。
在历史上，黑格尔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主要的范畴也是对辩证法史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辩证法史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康德都着重强调事物中的对立因素，这就难以最后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柏拉图只强调事物的"对立"，因此他的辩证法缺乏"发展和提高"。康德"二律背反"学说可以说是近代辩证思维的发端，但康德也是处处强调事物和现象间的对立，"他没有考虑到建立统一性，并从统一性发展出差别来。"[11](270页)康德的"二律背反"仍然停留在矛盾的对立阶段，没有达到矛盾的统一、过渡和转化，康德仍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窠臼。黑格尔在康德哲学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处于困境的时刻提出对立统一的原理，强调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把"矛盾"范畴提升为辩证法的最普遍的范畴，使西方哲学辩证法从困境中立刻重获得蓬勃发展的生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12](748页)
因此，"矛盾"范畴必然成为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学说的总体性范畴，它既是这一学说的逻辑基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
至于亚里士多德着重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也是整个古希腊辩证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历史地积淀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中。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阿拉克西曼德最先提出对立物的思想，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较多的谈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他们开列了十组对立面。但毕达哥拉斯学派却没有在这十组对立面之间建立联系，十组对立面之间也缺乏转化，是一些形而上学的固定范畴。甚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的赫拉克利特也过分强调对立面间的对立和斗争，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总结他以前先哲的哲学思想时，也没能超越这一特定时代的思维，过多地强调从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看作辩证法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范畴，而把"矛盾"只当作"对立"的一种形式。
在亚里士多德以后，人类思维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反复，古希腊自发辩证法逐渐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取代。中世纪以后，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除了在个别的杰出的思想家那里曾经闪现出若干天才的火光之外，在哲学发展的主动脉上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重大特点就是思考于毫不相容的对立之中。从思维继承关系看，这不能不带有古希腊自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思考方式的遗风。而黑格尔哲学"它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形式。"[1]（59页）而抓住矛盾范畴，主张从"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这就是黑格尔哲学恢复辩证法首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但是，在黑格尔辩证法取得世界意义胜利进军的同时，也埋藏着这一思维形式终结的种子由于黑格尔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他的"对立统一"学说的基本思想是描述一种以"合"为结局的矛盾运动，因此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最终完成的是封闭的理论体系，辩证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必然走到发展的尽头。它只有倒过来，形成道尾相接，但在最终意义上是一种自我循环的大圆圈。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仍然钻进了形而上学的牢笼。
三、亚里士多德的发展观是通过"由潜能到现实"的转化实现的；黑格尔的发展观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实现的。
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学说，而"对立统一"则是揭示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源泉，是建立辩证法发展观的最重要的基石。但是发展的动力与泉源和发展的外部表现又不是直接同一的。不同的思想家对发展动因把握可以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亚里士多德对发展的把握和对发展动因的揭示是通过"潜能"和"现实"这对重要范畴间关系的阐明而实现的。
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因问题，泉源问题，早已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重大难题。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先哲曾经用各种不同的理论来回答这一重大难题：例如恩培多克勤用"爱"和"憎"、阿拉克萨戈拉用"努斯"、柏拉图用"神"。他们的共同点是用事物的"外因"来说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亚里士多德则一反古希腊先哲的外因论，企图从事物内部寻求事物发展运动的原因。他用"现实"和"潜能"这对范畴从总体上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他认为在事物自身内部就包含运动变化的可能性，这是"潜能"；当事物的运动变化一经展开，就由"潜能"变为"现实"。他说"潜能
，的命意（一）动变之源"，"一般说来，'能'是使它物动变之源（或是将自己当作它物而使之动变）。"[3](100页)这里的"将自己当作它物"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矛盾，与黑格尔所谓"本身在自身的映现"[6](27页)有相同的涵义。在《物理学》中他还指出："一切自然事物都明显地在自身内在有一个运动和静止（有的是空间方面的，有的是量的增减方面的，有的是性质方面的）的根源。"[10](43页)
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来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不仅从这里深入地把握着事物的内在矛盾，把握着由潜能向现实的不断转化，这种转化使动变表现为一个前进运动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涉及一系列对反概念：原因和结果、质料和形式、可能与现实，必然与偶然，等等。这些范畴都是成对出现，是作为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双方而被把握的。从这里显示出亚里士多德思维的真正辩证性。
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不同，在确立"对立统一"是事物前进运动的根源时，他却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来实现发展。因此在黑格尔"对立统一"的学说中，"否定之否定"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逻辑学》里，"对立面的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相互纠结，在大部分的篇章里"对立面的统一"是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逻辑学》所描述的思维的辩证运动，是从"纯有"开始的，"纯有"就是纯粹的无规定和无内容的概念，因此它在自身中就潜藏着自身的"否定"，必然向它的对立面"无"转化。"无"虽然是没有内容的概念，但也是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使"无"与"有"相互过渡、相互转化--这就是"否定的否定"。这后一次"否定"产生一个新概念即"变易"。黑格尔整个《逻辑学》就是按照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框架构造的。因此，黑格尔特别重视"否定性"范畴，认为"引导概念自己向前的"就是这个"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13](38页)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的观点来说明事物发展，还是黑格尔用"否定之否定"来说明事物发展，他们的发展观都是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和"现实"的理论还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杂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企图用"纯粹现实"的"终极因"来说明一切事物发展，因而也就把"潜能"和"现实"的关系形而上学的割裂开来，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亚里士多德从潜能开始，最后走向"第一推动者"，这就使得他的动变说罩上了浓重的神学光环。
亚里士多德最终皈依了神学，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在他的辩证法中有僵死的东西。这种僵死的东西来源于他还没有科学地掌握对立统一法则。虽然亚里士多德选取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论证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并以此为突破口，天才地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严重地破坏了唯心主义的基础。但亚里士多德也没有真正弄清"一般"和"个别"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虽然承认"一般在个别之中"，反对一般在个别之外，但他又认为在个别之中的一般是先于个别的，决定个别的。这就为唯心主义打开了大门。列宁在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就已经概括出一个重要的理论结论："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一般'房屋'和个别的房屋。"[5](421页)既然一般可以先于个别，决定个别，那么继续往上推溯，这就必定有一个最后决定一切个别的最普遍的一般，这就是"神"。"神学"的藩篱最后扼杀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论，也扼杀了他的辩证法。
>至于黑格尔则完全把他的辩证法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他虽然比亚里士多德更系统更完整地探索和论证了"对立统一"，但同样把这一学说更加神秘化了。黑格尔在对立统一学说上散布了重重浓厚的迷雾，以致使人往往看不清辩证法的实质之所在。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只是"纯概念"的自身发展、自身认识的思辩体系。"纯概念"是一种脱离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无身的理性"。马克思指出这种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以和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14](140页)这里面有多少主观随意性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黑格尔在构造他的辩证法体系时，在形式方面用了更大的功夫，把"对立统一"学说强制地纳入一个个僵化的结构。由于构造体系的需要，黑格尔往往把"否定之否定"看得比事物自身的矛盾性更为重要，把它看成辩证法的"实质和灵魂"。在《逻辑学》最后一章《绝对理念》中黑格尔作了结论："矛盾思维"虽是"概念的本质要素"，但是只有"否定性"，才"构成概念运动的转折点。这个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关系的单纯之点，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泉，是辩证法的灵魂。"[6](543页)
对于辩证法实质的二重理解是贯穿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思维之谜。这说明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第一，《逻辑学》所展示的"自在"理论体系的"实际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哲学家"自为"的把握；第二，在黑格尔那里"对立统一"规律，还没有最终与否定之否定规律分化开来，黑格尔所重视的是"矛盾"的范畴，对矛盾规律的理解还未能达到理想的高度。
>虽然在黑格尔关于"矛盾"的学说中，不时地"爆发出革命的火光"，但这一学说由于过分强调"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强调"矛盾的解决"，思维的过程以一切矛盾在"绝对观念"中的调合、消解与告终。黑格尔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达到了最后否定一切矛盾的"合题",他的发展观也就半途而止了。
四、简要的结论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作了一个大致的比较。在这种比较中，首先，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分别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这说明"对立统一"规律不仅是支配客观世界的主要规律，也是支配人类思维的主要规律，它具有客观性和强制性。历史上不同的思想家可以找到辩证思维的不同突破口，但辩证法的核心却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列宁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5](240页)是对辩证法史的科学总结。
其次，我们看到作为辩证法实质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5](407页)，在历史上也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亚里士多德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主要范畴这表现为古希腊辩证思维的重要特点。这时的个别哲学家虽然也看到了对立面的统一、联系和转化，但认为这是一种难题，很难解决，仍处于探索过程中。对于"对立面的统一"，列宁指出"希腊哲学家们接近这种思想，但他们没有掌握这种思想，没有掌握辩证法。"[5](416页)只有近代德国的黑格尔才比较深刻地把握了"对立统一"的思想，黑格尔的"矛盾"范畴突出了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但黑格尔的矛盾学说又过分强调了"统一"，强调肯定和否定的"合题"，而导致黑格尔辩证法的自我封闭。
第三、"对立统一"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动力，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潜能"和"现实"；在黑格尔那里是"否定之否定"。但由于两位大师都受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这两种形式都未能完全展示"对立统一"的动力作用和对发展的深刻的内在机制。只有把"对立统一"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才能找到完全科学的表现形式。
最后，虽然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也只有他们两人才系统地探索过"对立统一"学说，并确定一系列辩证思维的主要形式。因此，我们在建构和拓展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时也必须进一步开掘这两位大师的理论遗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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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法律与道德辩论篇8
关键词：中国伦理道德；精神哲学；发展规律
精神哲学是一种特殊的哲学现象，它对社会意识存在着决定性的作用。观中国当今的伦理道德，更以精神现象作为独立发展规律，从中寻找出精神的本质与概念，从一个阶段上升到另一个阶段，从一种精神转变成另一种精神，不难发现，精神哲学对于人的精神发展来说，是最真实的反应，研究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规律，无论从道德发展，还是人们的精神世界，都是庞大的一个课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规律
所谓的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规律，是通过伦理道德对精神现象进行本质的研究，在这其中，不仅要遵循伦理道德，更要根据人的精神发展进行论述，从起规律中，不难发现，人的独特性与精神世界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通过伦理道德对精神及人的行为状态进行研究，不难发现，人的精神哲学不仅要以精神为概念进行探索，更要通过行为意识中的种种形态，对精神进行概念及定义。人的伦理道德就是人精神辩证发展的真实形态[1]。人的发展就是精神发展中的一种状态呈现，也就是客观精神规律的概述，确切的说，就是人的精神发展需要依靠伦理道德发展而改变。
而所谓的哲学意义，就是通过伦理道德，将精神发展阶段中的特殊现象展示出来，通过不同阶段及形态中的环节，对哲学进行定义，根据伦理道德的辩证性，观其发展过程中精神世界的变化。通过伦理矛盾与精神变化作为对比，发现伦理与道德共生共融，已成为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人的精神世界，与当代文化发展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根据现代精神单向度的伦理，辩证看待精神世界的发展的规律，伦理道德在人精神发展中有着那些哲学意义？这样的方式，就是通过不同的字词，对文中内容进行细致分析，从客观及社会两方面进行理论的阐述，伦理就是人伦真理与天理，依靠道德进行辩论，通过辩证的方法看待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规律，既是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观察也是伦理道德在精神世界的哲学进行观察。伦理道德既是精神发展规律的本质研究，又是哲学规律上本质区分精神实际与现实世界的辩证法。通过伦理道德内容的辩证方法对精神哲学规律进行探究，研究出中国近代的伦理道中精神哲学规律。
二、中国伦理道德演讲的精神哲学图像
在当今社会中，任何国家、任何文明体系，都存在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可以说伦理道德的问题是社会的焦点，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期间，伦理道德的小小变化，将会上升至文化背景之中，更多的学者会议中国的文化背景进行伦理道德转变的研究。
可以说中国伦理道德的转变轨迹是通过当代文化转变进行探索，通过伦理道德发展、精神哲学等内容进行转变的[2]。在中国伦理道德中，利用文化传承不同的轨迹内容进行精神理论的双重标准进行。可以说，伦理道德的转型属于社会问题，依据我国的文化进行探索及专研也是正常的。中国精神世界的信仰就是不宗教，有伦理，通过文化信仰代替宗教信仰，在根据文化的转变，成为精神世界而一种心灵慰藉。可以说，伦理文化是精神哲学规律研究的根源，更是伦理道德发展的一种必然。
根据精神哲学规律探究中国精神世界及核心问题，去探索经济及政治生活中道德问题及伦理问题，再观道德问题上升至伦理问题，通过我国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行发展规律的探索，更对精神与生活中的内容相关联，精神哲学与劲射哲学图像是一致的。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气质就是我国伦理气质，通过道德展现中文精神哲学的形态，在通过中国文化的展示伦理文化的精髓[3]。
三、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预警
中国伦理道德的变化轨迹，从精神哲学层面进行伦理文化的预警，及伦理分化的预警。特别是依照现代文化进行文明体系的研究，将文明体系转变成人安身立命的核心，通过一些文化因子进行外部的刺激，在对伦理文化的气质、意义、规律进行探索[4]。中国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贡献，它的树立，牵引着亿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它更是我国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利于世界的精神指引。通过上述论证，可得知伦理道德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中枢神经，一旦出现问题，将会为精神哲学规律造成变化。通过这一点，可以得出，中西方社会的区别就是对伦理本位的界定，中国社会对伦理的界定是人们精神文化的基地，是经济、政治、文化得以发展的内核。
中国要发展就要做好这种文化自觉与文明预警，树立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面对社会的发展，无论何时都要保持清晰的輪到道德观念，保持清醒优化的意识。同时，还要遵循伦理文化发展的哲学规律，推进道德发展，确立伦理优先的战略思考。最后，要重视家庭伦理道德发展，通过小家庭的树立，完场大家庭的精神文化建设。通过以上内容的启迪，了解到在进行伦理道德的反思与批判中，需要不断培育；伦理认同及建设能力的认同感，这样才能将伦理道德中的精神品质向外扩散，传播出去。
法律与道德辩论篇9
【关键词】李某某；律师；职业精神
网络上时而不时地总会冒出这样的话语：“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更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暂且不论什么样的水准才算是大师，什么样的行为算是有信仰，最起码为人处世有基本的美德，工作有基本的职业精神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内在要求。然而，在曾引起社会广泛参与讨论的李某某案件中，某些辩护律师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职业道德却是值得怀疑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李某某案件的经过
2013年2月22日，据实名认证为“香港《南华早报》网站编辑”的网友“王丰-SCmp”爆料称：“海淀公安分局21日晚上以涉嫌刑事拘留了一名叫做‘李冠丰’的年轻男子。名字虽然改了，但还是有人认出来他真正是谁”。“王丰-SCmp”在博文最后，附上了李双江之子李某某的网页链接，暗指涉事男子就是李某某。
2013年6月27日，警方证实李某一案已侦查完结，进入检察机关审查阶段。
2013年7月28日被告李某的律师兰和在腾讯微博上发微博表示，李某的母亲梦鸽正式向法院提交了公开审理李某案的申请。兰和在腾讯微博中写道，“在隐私与真相的抉择之间，梦鸽女士勇敢地选择了后者。近日，梦鸽将向法庭提交申请，要求公开审理李天一案，让所有的事实、证据和办案过程一律公开化，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去除神秘感，消除公众对其家庭和司法的双重误会。一切让事实和证据开口说话。”
2013年8月29日，羊城晚报发文称：“李某某的辩护律师与李家法律顾问的言论多次不一致，颇耐人寻味。李某某的辩护律师陈枢曾表示，不敢保证能成功进行无罪辩护，而李家法律顾问兰和当天却在庭审外称对无罪辩护的结果很有信心，并称“梦鸽也持乐观态度”。
2013年10月31日，李某某案件二审开始。京华时报报道称：李某某新聘请的辩护人是北京律师张起淮，其是李某某二审的唯一人，而且此前的高子程律师和戚晓红律师实际上都没有和李家签订协议。
2013年11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某某等五人上诉一案进行终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李某某10年有期徒刑。
2014年1月4日，李某某案被告人之一王某的辩护律师周翠丽在微博两条疑似案发当日电梯监控视频。此种行为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实际上，2013年7月26日，北京律协接到李某某等人案当事人对相关律师的投诉后，立即启动了受理审查程序。而且据北京律协查实，2013年9月5日起，周翠丽律师陆续在微博、博客上了案件当事人的通讯内容、会见笔录、侦查卷中警方拍摄的现场图片、律师的现场勘验报告，并且用文字形式披露了有关案件的情况、有关辩护人的辩护内容、鉴定结论等，对案发现场的有关视频内容进行了描述。此外，周翠丽律师还在律协审查期间，继续就李某某案件相关微博；在律协举行的听证会上，坚持认为自己在向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未得到回复时，向媒体和公众披露案件信息、发表意见的行为正确。
二、对案件中某些律师行为的解读
李某某案件之所以要不公开审理，就是因为其未成年，若公开审理就会对其今后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虽然在本案中李某某等人是被告人，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但是从法理上讲，保护未成年人应当有的权利和依法判处应有的罪行是不矛盾的，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此外，在宣判最终结果后，对庭审的记录进行档案封存也是依法应该做的事情。而案件中的被告人之一的辩护律师周律师却接二连三地向公众庭审的相关资料，或是文字，或是视频，严重泄漏了庭审的过程和细节，给被告人和法庭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李某某的法律顾问兰和律师也曾在网上公开了李某某母亲要求公开审理的申请书，并且在案件发生初期不负责任地接连发表言论影响公众的判断。案件中相关律师的诸如此类的行为实在是有反律师的职业道德和从业精神，给律师行业带来不好的声誉影响。
之所以会有个别律师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享受能够影响舆论的感觉。在网络高度发达的当下社会，微博等社交元素的存在使得人们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每个人只要有能力，有能吸引眼球的消息，就能够引起网络上成千上万的关注。每发一条微博都像一个重磅炸弹似的引起社会轰动和网络激烈讨论的感觉，就像古时候皇上的一呼百应一般。这种感觉总是让人享受的，尤其是李某某案件这样的公共案件，能够成为其被告之一律师的机会自然是可遇不可求，因而相关律师会趁此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过一把“皇上一呼百应”的瘾。
第二，提高自己在法律界的声望。律师这个行业，越是接手并打赢棘手的案件，就会在业界越有名。在业界越有名，也就会有越多的人愿意出更高的报酬来雇佣打官司。尤其是能把被控告犯罪的案子给无罪辩护成功，更能带来声誉。因此，相关律师便接二连三地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寄希望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第三，试图通过影响舆论来改变案件走向。社会舆论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而法律其实就是社会公认价值的已有文字表述。此外，法院判案依据的又是法律，所以相关律师就希望通过相关信息能够引起社会舆论向有利方向转化，造成舆论“绑架”司法的效果，从而进一步改变审判结果。
法律与道德辩论篇10
一、主动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身法律素质
要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就必须提高我们思想品德教师的法律素养，这是有效实施法律教育的必备条件。我们首先要认真学习《宪法》《刑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与教学有关的法律知识。此外，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还应注意了解和搜集一些典型的案例，在教学中以案说法，为学生提供活生生的法律宣传材料。
二、充分利用教材的现有资源，构建有效课堂
思想品德课是法制教育的主阵地。而现在的学生对传统的说教式教学普遍不感兴趣，甚至十分反感。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充分利用教材现有资源激发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兴趣，使学生系统掌握法律理论知识，增强他们遵纪守法的意识，是教师需要考虑的。当今苏教版的思想政治教材的编写很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分为四大块内容：心理、道德、法律、国情。特别是法律的内容，七、八、九年级都有分布，并且都是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来编写的，使学生能够容易接受。当然它并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通过许多案例、情境帮助学生认识法律，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
此外，我们应该本着高效课堂的目的，摒弃以往那种教师上面念，学生下面画的“懒汉”教学模式，而应该精心编排课堂教学，尝试多样的教学方法。比如，教师可以让学生上演课本剧，来个情景再现，使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对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有个直观的判断与体验，然后通过思考、交流、体验的过程来理解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其他诸如“小小辩论会”“我做小法官”“法律知识竞赛”等形式也可以引用到教学中。例如笔者在讲《公民的义务》一课时，为了让学生更清楚地认识权利和义务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组织学生进行了一场辩论。正方观点是：既要享受权利，又要自觉履行义务。反方观点是：多享受权利，少履行义务或不履行义务。学生辩论的热情很高，争论激烈。通过辩论，学生自然就清楚了权利和义务具有一致性，我们每个人既是享受权利的主体，又是履行义务的主体。辩论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通过辩论他们的理解更深刻了，从而切实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果。
三、多方合作，“请进来”“走出去”强化法律意识
学校是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主阵地，而思想品德教师是其中无可替代的主力军。但是仅仅依靠教师、依靠学校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可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请进来，这是普及科普文化知识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常用的、有效的形式。根据情况和需要，教师可以邀请校外的法律专家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因为他们专业知识深厚，又处在法律一线，所以讲话更有说服力，更能打动学生。当然报告的主讲人，也可以是英雄模范等其他人员。这样，学生可以从不同方面理顺个人和集体，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树立多个层面的法律意识。走出去，就是走出课堂，联系实际。根据青少年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来看，现在的学生正处于一个长知识、长身体的重要阶段，他们的思想活跃、反应灵敏、好奇心强，但社会经验少，实践能力差。他们早已对长期在学校小课堂的封闭学习不满，迫切希望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到农村去、到企业去……我们可以顺势而为，大胆让学生走出去。这既是教学的要求，又满足了学生的愿望，能够激发学生掌握知识的自觉性，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及求知欲，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善于运用一定法律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可以组织学生调查“闯红灯”这一现象，并写出调查报告。这样学生对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就会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就会深刻认识到：闯红灯，不仅违反了交通法规，更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通过调查活动，增加了学生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
总之，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是社会的需要，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培养学生法律意识是我们思想品德教师的神圣职责，我们必须通过多种渠道，采用多种方式，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定能收到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