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经典；消费语境；经典性
中图分类号：i0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7-0007-02
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经典的研究一直是文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现代社会中，当大众文化、网络文化不断扩张，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下的文化批判席卷整个文学领域，消费时代的文化在凭借着视图媒介不断颠覆人们的价值观时，经典文学的解构自然也由此引发不同的声音。当现代化领域中的文学逐渐去政治化，失去文学显学地位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的时候，文学经典化的问题便成为学术界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关于文学“经典”内涵的论争
西方学者关于“经典”的论争始于对“经典”概念的界定，学者们从文学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世界的影响性以及时间的筛选等几个方面，来阐释文学经典的概念及内涵。
中国文学界对“经典”有着本地域性的独特见解，黄曼君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原创性文本和独特阐释的结合，其存在形态生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特征，价值定位上必须具备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①同时，文学经典应是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的结晶。必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着“诗性”的内涵，还有着民族的文学特色。②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筛选；是达到艺术极致的作品；是开辟了新的艺术范式的完美之作”③方忠认为应该首先坚守“文学是人学”的原则，将文学作品的审美性、艺术价值还有经典应具有的原创性作为衡量经典作品的标准。④刘晗从“经典”二字字义考究，贯通古今进行纵横比较，得出结论：“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经典指是指那种能够超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和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⑤刘象愚对比古今中外、英汉文中“经典”的含义得出结论：“经典’指那些权威的、典范的伟大著作，文学经典的本质特征必须具备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以及时空的跨越性。⑥陈定家在结合中西方学者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之后认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应该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价值观和美学观之时代局限的优秀文学作品，是那些在历史维度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富有教义且常读常新的权威性的典范之作。”⑦
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定义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经典既有传统视角，又有现代的革新。基于主体对文学文本认识的不同，对现在文学文本进入经典序列后，关于经典的争论更是不休。时代语境的不同，对经典的定义及内涵的阐释仍会继续，文学经典也在阐释和再阐释的循环中发挥着它不朽的艺术魅力，对其内涵及外延的界定，是对文学经典及经典性问题研究的基础。
二、追问文学经典的建构及生成机制
学术界在对文学经典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中，逐渐跳出对文学经典本身定义的格局，转向如何建构文学经典，推动文学经典建构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等相关问题上等，此类更为深入更具有针对性，更加具体化。
西方文艺界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有着两种主要观点，即限定于文学作品内部的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与限定于外部因素的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国内文学理论界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内外因素同样重视。孙邵振认为，引入西方理论的价值归宿就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改写，使得作为历史流传当中的经典文本重新获得一种时代的生命，这实际内在于文本的一种对经典的确认。⑧童庆炳将文学作品内外因素相结合，具体考察经典建构过程中两者的作用方式，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处于一种不断地建构的过程中，同时提出文学经典建构的六个要素：“（1）文字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⑨朱国华则认为应该从历史的维度辩证地认识经典的准则：“一方面，各种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语境还原；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长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⑩
此外，也有学者针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发表了看法，侧重点不同，观念有着些许不同。刘晗认为推动文本进入经典序列的方式主要有：政治权利的推行、知识精英的遴选和大众舆论的评判等。{11}南帆认为围绕在文学周围强大的社会群体、研究机构、出版社、学生团体、教育部门，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庞大的文学机构，从而形成一整套对文学作品行之有效的选择机制，并逐渐确立各种文学制度。{12}陶东风着眼于文化研究的视野，认为文学经典并不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而是有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凝聚着文化权利。{13}王宁认为，文学经典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的一些人为的因素。{14}此外，黄书泉立足当代文化多元化语境，认为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需要从三个维度辩证统一地把握，即充分认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破除确立文学经典中文学史的话语霸权，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和消费的现实关系中确认当代文学经典。{15}注重经典建构内部因素的洪子诚认为：“当代的经典秩序的确立标准，最为要紧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文学文本在揭示‘历史规律’展示历史发展前景上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是当代经常起作用的经典衡量尺度。”{16}
在笔者看来，文学经典及相关论题是十分重要且关系重大的研究课题，对整个文学自身价值体系的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对读者的文学价值观念引导、文学史的编纂和文学教育等都息息相关。当然对文学经典的判断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对文学经典内容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
三、当代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命运
在当前的消费社会下，视觉文化以及媒介文化都以不可挡之势，闯入审美文化的背景中。尽管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超时间性与超历史性都满怀信心，但是当经典面临当下消费时代的语境，图像霸权危及语言的中心地位的现实状况时，对文学经典的命运堪忧。
很多学者就从当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探讨文学经典的境遇，分析消费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的影响。吴兴明就从当下消费关系的座架中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性扩张，他认为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不断被广泛的借名、挪用，出现大规模的异质重现，他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的命运即是：走向终结。{17}但同样是从消费语境中看待文学经典境遇的赵学勇则相对较为乐观，他认为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危机源于文学经典和消费关系的语境冲突，调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是经典问题消弭的关键所在。同时他进一步提出，要依靠市场手段来调节文学经典在当下消费语境中的接受和传播。{18}
在当下消费社会的现实语境下，有学者认为文学经典的n势不可避免。刘晗认为，当下文化语境中语言和图像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图像文化的异军崛起使得语言中心地位旁落，消费文化思潮使得文学经典呈现出消费化趋势，文学经典存在的根基被消解。{19}也有学者着力分析文学经典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孟繁华认为，20世纪以来作家们参与社会的情感需求，与“宏大叙事”热情所创作小说文体，在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他分析其原因：“现代媒介的发展和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文学不断走向式微的原因和条件。”{20}
此后，学者们对文学经典理论话语的拓展与深入、文学经典的命运及古今文学经典承传重构与评估重建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一些学者基于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经典表示出担忧，如赵学勇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关系入手，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审视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经典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21}在陈家定看来，文学经典不仅遭遇了市场上的“生存危机”，而且还出现了观念上的“信仰危机”。但机遇与挑战共存，在去经典的潮流中文学也得到了更广范围的传播；新秩序与新经典为重构文学经典提供了更多种可能；激发了文学经典的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22}而盖生认为，在当前的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被媒介文化冲击的边缘化反倒是文学非线性进步的表现，指涉当下、提升现实承担社会的经典化文学仍将是社会价值整合元和意义的生产地。所以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还将在新形势下具有重建经典的可能。{23}
经典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最能够体现人类思想精髓，最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当下文学终结的声音不仅在国内出现，许多外国的学者也对“文学终结论”的论断发生论争，赞同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作为文学作品中主流价值观念的代表，学者们对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也是忧思与期望并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社会形态变迁的大环境中看待具体的文学现象是理论研究者需要坚持的态度。
注释：
①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03）.
②黄曼君.回到经典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J].文学评论，2004（04）.
③童庆炳.文学批评首先要讲常识[n].中华读书报，1998-03-25.
④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J].江海学刊，2005（03）.
⑤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⑥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2006（02）.
⑦陈定家.市场与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文学评论，2008（02）.
⑧孙邵振.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J].文学评论，1999（05）.
⑨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
⑩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6（02）.
{11}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12}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117.
{13}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利（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4（03）.
{14}王宁.经典化、非经典化与经典的重构[J].南方文坛，2006（05）.
{15}黄书泉.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
{16}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3（03）.
{17}吴兴民.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J].中国比较文学，2006（01）.
{18}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19}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20}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J].文艺争鸣・评论，2005（05）.
{21}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消费文化;文化语境;文学经典
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开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西方消费社会的种种特征。与此相伴随的,是消费文化的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指出:“文化是消费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还没有一个社会像消费社会这样充满了各种符号和概念。”[1]消费文化的出现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影响极大,以至于“这场转变的历史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二十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之间持续数十年的冷战等等”[2]。以消费为标志的这种文化转变导致了文化的内部变革,并进而波及文学的当代形态的重构。客观地面对消费文化语境这一人类文化历史链条中特定的时空结合部,透过它观察当下的文化、文学、文学经典问题,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形形色色的文化和文学现象,探索埋藏在各种现象之下的矛盾运行轨迹和规律,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寻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而“文学经典”则有可能成为我们观察这一文化变革的晴雨表,同时,站在当下消费文化这一背景之下才能使我们更加辩证地审视“文学经典”的自救与重构的可能性。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诵读；小学语文；陶冶性教学
随着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人们开始思索和探究传统文化的意义，经典诵读在小学语文中也逐渐兴盛，加强语文陶冶性教化功能，引导儿童形成积极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阶段的语文教学偏重于凸显语文的功利性，导致语文中人文性熏陶和教化作用不断被弱化。为了调整传统语文教学观念，不断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引导学生建成健全而积极的情感态度，语文课堂应当积极输送经典读物，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濡染和陶冶性教化。
一、经典诵读与陶冶性概述
1.经典诵读
所谓“经典”，一般将其定义为儒家代表所著经籍，或权威性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真正的“经典”应当是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不朽的作品，它在时空中形成而超越时空，随着时代和观念的变化而被赋予新的意义，以永恒的生命力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而进入小学语文课堂中的经典，多为适应小学生身心发展的中华文化典籍，如《弟子规》、《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以及经史子集中浅显易懂的精粹。所谓诵读，是指以“诵”为主的读书方式，对文本进行详细了解，细分明读，让经典杜文在唇齿间留香，在反复诵读中自显其义。
小学阶段的“经典诵读”专指在学校的日常语文教学活动以外的诵读活动，具体的开展形式表现为以晨读、诗歌朗诵、经典诗文、经籍背诵、经典作品讲座等。它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解读，引导孩子全面提升文学素养，丰富自己的性格和文化积淀，增进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2.陶冶性
陶冶性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文化熏陶功能，旨在陶冶性情，愉悦身心，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强调语文教育的本质属性，在潜移默化中锻造学生语言、情感和精神。陶冶性教学旨在引导教师反思语文课程的价值和意义，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提升语文能力，塑造健全人格。
小学语文课堂向学生介绍大量的经典读物，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地将经典中的文化内涵渗透进自己的性格和灵魂中，建立健全的人格。教师通过合理安排课余时间，引导孩子诵读经典，培养孩子的朗读能力，并从朗读中感受传统经典文化的魅力。
二、小学语文陶冶性经典诵读教学策略
经典读物肩负着文化继承性，对于少儿阅读启蒙和性情陶冶具有重大意义。开展经典诵读教学需要多方的相互协作与配合。
1.学校重视经典诵读教学，加强宏观统筹
学校制定语文教学计划时，应当重视提升经典诵读的教学比重，为学生营造浓厚的课内课外文化氛围。第一，开展丰富、多元的教学形式，增加课程种类，丰富和拓展课堂教学内容。如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中凸显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适当开设经典阅读课程，添加阅览室，加深学生对经典理解的广度与深度。第二，让各班级在早读和午读等课余时间进行经典诵读，在潜移默化中增加学生的文学积淀。第三，积极推广渴望阅读，为学生推荐不同学习阶段的书目，建立阶梯式阅读，让学生有层次地进行阅读。第四，创建丰富的经典诵读形式，比如设置专门的读书角，开展“读书节”活动，组织“诗词朗诵竞赛”等活动，营造浓厚的经典文化氛围。
2.教师教师要形成多元化教学策略，加强微观引导
教师作为经典诵读的主导者和传播者，应当全面加强经典诵读的实施效率，提升经典诵读的课堂有效性。
第一，应当注重提升语文教师的专业储备。教师作为经典诵读的主导者，应当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对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娴熟地将知识转化为技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同时教师还要注重自身文化素养的提升，为学生树立崇高的榜样，将传统文化精髓内化于心，外化与形，做到知行合一，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濡染传统文化的精髓。
第二，把握学生的认知状态。经典诵读强调学生的记颂能力，教师应当准确把握学生的记忆心理特征，从形象记忆逐渐过渡到抽象记忆，将学生分散而不稳定的学习兴趣进行及时的调整和集中。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心理发展速度快、跨度大、过渡性强，还应当区分低中高年级学生的不同心理认知特点，总结出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第三，丰富教学手段，因材施教，采用科学、合理的经典诵读教育方法。首先，导读激趣，从贴近学生生活的内容引入，将经典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充分利用多媒体信息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其次，加强背诵指导，强化诵读效果。教师应指导学生正确的诵读习惯，比如，抓住关键词语背诵，提高背诵效率。最后，加强课程整合，拓展诵读外延。改变并丰富课程内容和结构，变革整个课程体系，创立综合性的课程文化。教师通过音乐与美术课程内容的融入，可以大大增强学生的想象力与理解力。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形象与具象的转换中，在视觉与听觉的共同熏染中，取得实质性的教育效果。
三、结语
经典诵读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教学活动开展也应当具有持续性，学校应当从宏观上加强对语文教学中经典诵读的重视；教师要为提升经典诵读的陶冶性教育价值而形成多元化教学策略，加强微观引导；家长也应当给予重视与配合。只有形成对经典诵读教学活动的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才能真正发挥经典诵读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经典诵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腹有诗书气自华。”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陶冶情操，丰富自身情感。
⒖嘉南祝
[1]贾志刚.小学语文陶冶性教学探索[J]中国校外教育（课程探索），2014，04.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4
一、经典诵读教育意义
小学阶段，是人生的记忆黄金期，是经典诵读教育的关键期。抓住黄金期与关键期，让小学生诵读一辈子管用的经典，打下深厚的经典底蕴，做一个堂堂正正、出口成章、下笔成文的大写的“人”，每个教师、每个校长责无旁贷。扎扎实实地做好此事，将功德无量。
1.提高广大小学生的思想素质。传统文化经典中承载的“仁义忠恕孝悌礼信”道德伦理观，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要通过经典诵读，让这些传统美德根植于小学生的心灵，进一步丰富学校德育内容，加强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小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2.提高广大小学生的人文素养。传统文化经典内容丰富，文字精炼，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高度融合。要充分利用小学阶段--人生记忆黄金期拓展学生的诵读读范围，增加学生的诵读量，广泛深入科学诵读，进一步夯实学生的文化功底，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增强学生的记忆能力、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二、经典诵读教育的探索
在区域性开展经典诵读教育中，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遵循小学生的记忆规律，要选择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学习，要让学生在实践中领悟经典，体验经典，实践经典。
一是整合内容，突出典范性。
选择诵读内容要十分注重语言与精神的典范作用。因此在内容的选择上要有坡度，低中年级段背一些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节奏感强的经典儿歌、古代诗歌、《三字经》《声律启蒙》等；中高年级背一些难易适中的诗词歌赋与哲理性强、趣味盎然的小古文等。在内容的选择上要有序列性，可根据教科书单元主题选择与主题相近、相似的经典诗文，根据小学生年段特点分册编写，循序渐进，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可根据本校、本班学生特点，拿来为我所用，整合诵读内容，编写校本教材。
二是纳入课程，体现规范性
将经典诵读作为校本课程的重要内容进行开设，科学开发适合学生年龄段的经典诵读校本教材，纳入教学课程管理整体范畴，列入小学教育教学计划，将经典诵读课程化。要注重经典诵读在学科教学中的渗透，特别在语文、历史、德育等课程中融入诵读内容，在校本课程模块中设置经典诵读课时。在学习过程中注重“本色”诵读，不要追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引导学生感悟做人的道理，把道德文章转化为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让学生从“读圣贤书”到“行君子事”，强化诵读经典活动的效果。
三是创新形式，彰显多样性。
要注重营造经典诵读教育的良好育人氛围，以音频、视频、书画等生动形式及校园广播站、电视台、校园网、墙报、校刊（报）等载体展示经典诗文，同时充分利用班会、学生会和社团活动、兴趣小组、课外实践活动等有效载体，围绕经典鉴赏、诵读艺术等，开展生动、多样的主题活动、竞赛活动、展示活动等。
四是分级诵读，把握阶段性。
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在诵读方法上要有所侧重，小学一到三年级的学生，重诵读积累，只求背诵，不求甚解。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要引导他们在诵读的基础上初步理解经典内涵，用先贤训戒昭示做人、处事的道理，规范自己的言行，使学生在诵读经典中潜移默化地熏陶道德思想，养成文明礼仪，汲取人文营养，修养道德心灵。
五是循环往复，体现渐进性。
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不能只单纯重视诵读当时的记忆效果，更要重视后期的保持和再认。在不同的时期注意将以往背诵的篇目进行及时复习巩固，在牢固掌握已有篇目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背诵新的经典篇目，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底蕴螺旋上升。
六是评价科学，凸显持续性。
教育主管部门把各小学开展诵读经典教育的情况列入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重要考核内容。各级各类学校建立经典诵读教育的评价机制，将教师开展经典诵读教育的情况列入教师日常工作考核。语文教师将每个学生的经典诵读情况进行多元评价，注重形成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只有建立起全方位的评价机制，经典诵读教育才能广泛持续开展。
三、经典诵读教育的思考
读经之风颇盛，甚至有人认为经典诵读就是人生的灵丹妙药，可以包治一切。有些家长把孩子送到国学经典诵读学校，认为只背《大学》《中庸》等，孩子就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些教师不加选择、不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强塞给学生。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上世纪初，也走了一个极端，把经典批得一无是处。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都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回顾这一百年的语文教育，我们应怎样认识经典呢？
第一，经典既是传统的、民族的，又是现代的、国际的。比如《道德经》、唐诗宋词等，是涵养民族精神的基础。比如《圣经》、《共产党宣言》、《独立宣言》等，是提高民族视野的阶梯。经典是鲜活的、成长的。真正的经典应当是一颗茁壮成长的树，不断吸纳最新的阳光雨露，长得枝繁叶茂。例如，现当代中外美文应作为经典诵读的重要板块，让孩子在诵读中能感受到鲜活的时代气息。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消费文化;文化语境;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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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快感,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快感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快感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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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高潮。[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快感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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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6
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文学史事实依据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经典?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
二，当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应该以经典化研究作为必要的研究思维和学理参照系?
三，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换一种表达，如何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路径和方式?
四，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是一个能够形成并可能产生文学经典的文学时代。从社会文化层面考虑，新时期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而且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近代以来，大凡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往往会在诸如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生，文化与文学的多层面，纠集聚合了太多的复杂的多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如百年前的五四时期，也如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像恩格斯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因为，从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代而言，文学经典，往往生成于繁杂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具有非常态的社会文化性质。非常态，蕴含着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辩，已知与未知，新生和老旧等一切的复杂状态恰恰，这类状态正是文学得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地带。因为，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表述，文学，它的本体意义在于发现:对于人与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存在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复杂性存在的发现;以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表达方式的发现。所以，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更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时代感觉，历史视野，生命经验和话语形式。
从文学发展状态考察，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的时期文学本体性回归，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超越性等属性得以形成得以保证的基本前提。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中国文化的事功性传统，也因为中国社会历史的有关社会，民族，阶级，民生，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杂多而且沉重，我们的文学不得不被附加了相当的内容和功能。从文章，经国之大业，诗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近代启蒙者欲新一国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说再到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以及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再度成为社会启蒙的轰动性载体;文学，作为与科学的，宗教的把握世界的方式相对的审美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马克思语)，它一直游离了它的本体，而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载体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期的三种文学现象值得深究和铭记。一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论从理论上澄清并确立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与载体的文学，它的主体性(精神主题，价值主体)功能，地位与作用。刘再复理论上的登高立论，从此召唤者长期被放逐于文学之外的主体性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与回归，对于一直游离于文学本体之上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有着为文学招魂的意义。二是韩少功等人的文学寻根。寻根文学的初衷与逻辑，虽然沿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紧贴现实问题的传统理路:试图从民族远古文化之根寻找现实之病原。虽然，面对中国文化之根那善恶难辨，文学寻根者们莫终于是，难寻病原，但是，它却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了现实问题的羁绊与绑缚，放飞于亘古蛮荒诡橘奇异的文化资源视域，超验在现实范畴板块以外的更为丰肤开阔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间。三是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先锋实验。先锋实验者们吸吮者异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学的存在性感知和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性技法，是他们乐在其中的文学先锋实验。即便实验短命，先锋已死，但他们立足在人与文学的本体界面的文学性操演，其文学意义不能低估而且影响超远。如今活跃的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方方，文学创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动者先锋的精血，便是明证。
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文学与现实的硬性关系的松动，以及题材空间视野空间想象空间的洞开;现代性的人性意识，文本意识的操演与实验;80年代的三种文学事件，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回归，确立了实在的基础。当代中国文学，不再是此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他者的附属物;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已经区别于科学的宗教的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本体，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形成并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前提，也是我们重提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前逻辑，是文学经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学史事实支撑。因为，文学经典应该具备的自由意识，原创特征，超越品质，丰富内涵，恒久影响等经典型特征，必须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并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经典的生成前提。文学史事实也在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单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顾彬先生所说的垃圾的文学;但也出现了一批批为数不少的，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迟子建，方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一批优秀作家。在他们各具探索各有风采的文学创作中，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代，正在或已经到来。
垃圾与经典共生并存，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事实。在看似垃圾的文学格局里寻找经典，或许，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应该从事的工作。因为，只有确立了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标准，才能真正剔除当代文学的垃圾，并能确立真正的经典。
在厘清了当代文学无经典的质疑之后，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文学经典不是由当代人所研究，而是交给时间，由后人所研究所指认。
不必讳言，从以往的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间来看，所谓文学经典，大多不是在当代被指认，往往形成于后世。时间，往往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的检验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时间长度与过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时间的文学历史文本，此话当然不谬。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因了当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莫夫的富于当代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与意义。这也证明，文学经典的研究和确立，不能全靠后世时间，不能完全依赖后人的研究。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前述里强调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因其社会文化的繁杂混沌多义纷呈，当代文学研究者恰恰最适合于文学经典的当下性阐释与前瞻性研究。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不能缺少，相反更应依靠当代读者尤其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从文学研究使命而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态与学术使命。
强调这一要义的另一理由还在于，当今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大地化，时间的高速性与时间同一性和平面性，成为人及其文学的当下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时间的高速性，平面感与同一性的当代世界，极容易损耗甚至变异着文学的语义真实性和丰富性这是当代社会区别于此前世界的重要特质。那么，当今时代的人与文学，抵御这种境况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于当下文学经典的自我确认。所以，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学术难度。我们需要面临和克服的难度之一，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与运用。正如《后殖民写作》所揭示的，虽然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难免被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殖民的宿命;也即，虽然我们承认并继续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但我们不能只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移套用。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同质性，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具像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寻找与建构。难度之二，是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超时距，独到性的分析与抉发，判断与阐释。
如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时评式，随感式的文学批评。即时性阅读感兴文字，把玩式的文学印象，碎片式的文学体悟，这类文学赏析性文字，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但它太轻太飘，不是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方式。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需要大视野，长视距，多学理，厚知识。
其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纯技术性，标签式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价值性退隐，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术主义盛行。理论术语，文本分析技术，当然能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难以进入文学经典化的堂奥。因为任何现成的理论，方法，都难以穿透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何况，术语的简单标签，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难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论套用式的文学批评。这绝不是对他者的理论排斥，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机制，语义成分，显现方式的太复杂太纠结。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实质上是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的寻找，探索与建构;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体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土壤，成长机制，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等诸多问题的深度体认，重新抉发，再度阐释。
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结合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两年来的学术工作而言，我们着力点在于，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多重研究路径，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多样态。
我们的学术工作重点，放在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喻家山文学论坛，是文学春讲，文学秋讲的重头戏。为了唱好这台重头戏，我们花大力气做好喻家山文学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每期一个主题，要求主题明确而且独到，既能够涵盖中心邀请嘉宾的创作实际，又能体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症结问题。这是论坛主题策划的第一层要求。在更深层次，我们是把论坛主题的策划和提炼，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的路径寻找，方法探索，和实施体现。
2012年的文学春讲，当作中心邀请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进驻华科。根据张炜长期创作体现的特质，我们为当期的喻家山文学论坛提炼策划了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学原创的论坛主题。因为，张炜创作的题材是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近百年的时限之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家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如何不要成为百年历史的记录回忆，而要化为一种文学的原创?这既是张炜创作的特色，也是张炜面临的问题。广而论之，经验与原创，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创作问题，也是当代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创作理论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武汉市文联的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的文学研究刊物的专家，齐聚喻家山，纵论经验与原创这一学术问题。集社会学术界，创作界的一流专家和文学研究家，共同探讨涉及当代文学创作症结的，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路径的学术问题，并结集出版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一的《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
2012年的文学秋讲，邀请嘉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作家兼评论家格非。一位是文坛常青树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锋文学实验高手。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学论坛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为革命或游戏。从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实际考虑，他们的确是革命或游戏的创作开创者和实践人;从中国百年文学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与游戏问题，可以视为继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命题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问题而且，或许就是在这个悖论式的创作问题区间，形成并产生某种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因为，如此问题，西方全无，中国独有。
2013年的文学春讲，邀请嘉宾为著名作家苏童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此前的张炜，韩少功，格非比较，苏童创作那云雨朦胧的题材人物，那潮湿颓废气息，体现的写作路数内蕴气质，更为别致。为此，我们把苏童创作的病江南，提炼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缘与颓废的论坛主题。缘此路径，我们发现，当代中国，大凡引领文学创作的，皆处于边缘性(题材与人性的边缘性)与颓废型的文学或许，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形态。
2013年的文学秋讲，邀请嘉宾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及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获得者毕飞宇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毕飞宇创作，看似与先锋为伍;实际上表面不温不火但却内含理性的张力和唯美的诗性。更重要的，毕飞宇默默地探索者如何把故事变为审美的文学问题。显然，从故事型叙事变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文学创作的特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忽视的叙事问题。为此，故事与经典，成为这次文学论坛的主题。因为，如何从故事型叙事变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还有迟子建等)在文学审美性方面最为隐性的创作特质，也可能是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者又一经典形态，我们坚持认为，在技术化资讯化物质化时代，故事(虽然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不是文学本身。故事必须被审美性穿透(或者揉碎)，才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必要前提。要不然，文学又等同于资讯，类似于新闻，或者，历史文献和现实镜像的克隆品。而且，中国文学必须回到文学审美的本体层面，才是当代文学得以产生经典的美学前提。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7
一、弘扬国学经典是提升师生人文素养的最佳途径
首先，在小学教学中弘扬国学经典能够增强文化底蕴，滋养语文素养。著名学者余秋雨认为，幼小的心灵具有一颗空廓的心，由经典的引导可以激发他们的文化想往。通过引导学生对国学经典的诵读和学习，可以让学生很好的感受国学经典的美妙意境和文化韵律，对孩子语感的培养和人文素养的提高都是有好处的。其次，国学经典的学习可以传递道德正能量，培养师生的人文精神。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化的凝聚和传承，其中蕴含着自强不息、尊师行孝等强大的道德能量，国学经典的学习使师生内心充满阳光向上的道德情感和人文精神。
二、国学经典在国家课程中的渗透
弘扬国学经典，提升人文素养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将国学经典融入渗透到国家课程中。国家课程是小学生日常学习的主要内容，教师知识的传授、学生知识的习得大部分都是在课堂上进行的。在国家课程中渗透国学经典要注意遵循德育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和因材施教原则。通过课程中国学经典的渗透，让师生耳濡目染于古人的品德和智慧，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身气质，陶冶心灵、端正品行。课堂教学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并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的作用，国学经典的渗透以学生的领悟和兴趣为出发点，在良好的氛围中使师生的人文素养得到提高。
三、国学经典校本课程的开发
在小学师生中进行国学经典的弘扬和教育，其中精选适当的国学经典，打造符合地方特色的精品校本课程是十分必要的。国学经典浩如烟海、内容繁杂、文字寓意深刻，其中能为小学生接受并吸收领会的才是真正有现实价值的。对国学经典的筛选本身就是一个繁重而且重要的工作，需要学校相关课题组教师的协作努力。校本课程的开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一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学校目前已经开发的国学经典校本课程有针对二年级的《弟子规》和针对三年级学生的《三字经》，在实践中均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弟子规》和《三字经》作为传统儒学经典，言辞韵律性强，文字简单易懂，适宜于小学生的接受和领会，其中体现出对人性的观点和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阐述，更是对师生的道德修养和人文素养的提升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师生通过《弟子规》和《三字经》的学习，感受国学经典的体验和传承，在“自立立他，德行天下”的氛围中提升人文素养和道德品质。
四、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体现国学经典
环境是一种无声的教育手段，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更是持久和深远的。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的精髓和品牌。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营造一种利于国学经典的学习氛围，对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升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感染和熏陶老师的人文修养。首先，要营造良好的国学经典诵读氛围，学校环境不仅给学校师生提供教育教学活动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和资源条件，而且一直在不以外在的形态对教师和学生的心灵和情感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文化长廊、展示橱窗、教室文化墙、黑板报等场地展示国学经典名句名言，比如“一日无书，百事荒芜”“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国学名言警句或者俗语，都能激发学生不断的思考。其次校园文化建设中要注重教学方法的多样化，通过情境的创设激发学生的国学经典学习兴趣，学生来自兴趣的自主学习，比教师传授的知识效率更高。再次，要在实践活动中营造良好的国学经典学习氛围。学生的课外活动是学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可以利用清明节、教师节、六一儿童节、国庆节等节日，组织全校性的大型国学经典演讲、诵读、文艺演出等活动，比如诵读爱国诗篇，珍惜时光的文章和课文等；在平时加强与家长、社区的沟通，组织经常性的国学经典学习活动，不断提升了教师的人文素养，让教师的审美感受力更强。同时，能够通过国学的诵读和理解，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具有真善美的一面。
五、国学经典与学校大阅读特色的有机结合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8
【摘要题】本期专栏：当代文化研究
【关键词】经典化/经典/大众文本/精英文本
【正文】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理论界被高度推崇。这种推崇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金庸及其作品的“经典化”，其实，在大众文本中，作者被“经典化”的不止是金庸一个人，与他具有相似命运的，还有喜剧片的导演兼演员卓别林，美国的西部片导演约翰·福特，惊险片的导演希区柯克，以及创作出了《福尔摩斯探案》的柯南·道尔，撰写了《飘》的玛格丽特·米切尔，以及写出了《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的张恨水等；而作品被“经典化”的就更多了，如影片《乱世佳人》、《雨中曲》、《正午》、《克莱默夫妇》、《沉默的羔羊》及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弗兰肯斯坦》、《根》、《教父》、《人性的证明》等。被“经典化”的结果，自然是这些作品成了人们认可的“经典”之作，这些作者也就成了经典文本的创作者。但是，这里随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经典”文本？它与精英文本的区别是什么？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从“经典”的释义开始。
“经典”（classic）一词在理论上有多种含义，也被不同的理论家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从王先霈、王又平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对诸多研究者关于“经典”论述的梳理，可以看出，文本上的“经典”通常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一是指“最优秀”的作品，二是指被“广泛承认”的作品，三是指在文本内在特性上“复杂和不确定到了足以给我们留出必要的多元性的地步”的作品。这样三种意义上的“经典”作品，无疑主要是针对精英文本而言的，它或者指那些被评论家们誉为最优秀的作品，或者是阅读起来最复杂多义、能够与读者进行无止境对话的文本，或者是其地位已获得广泛认可的文本。事实上，历史上的经典文本也基本都是精英文本，它们被编选成文集，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写进文学史或艺术史，并进行示范性的解读，以作为“伟大的传统”供世人拜读和学习。这样的文本“经典”体系总是富于创新的作品的天下，似乎很难容得下程式化的大众文本，而大众文本仿佛也就永远与“经典”作品无缘。
其实不然，因为“经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文本价值的评估尺度或标准，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种尺度或标准的建立以及这个尺度或标准的制定者的威权。这也就是说，一种政治、文化或者宗教威权的存在，会带来一种。尺度或标准的确立，而根据这个尺度或标准，就会遴选出一批作品成为这个威权所认可的“经典”文本。因而，美国学者弗兰克·克默德指出，经典“实质上是社会维持其自身利益的战略性构筑，因为经典能对于文化中被视之为重要的文本和确立重要意义的方法施加控制”[1]。而当这种威权发生动摇或者改变的时候，其作为“战略性构筑”的文本“经典”体系也会随之发生动摇和改变，于是，新的威权与新的“经典”的衡量尺度或标准会乘虚而入，逐渐建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新的经典作品体系。就在这种改朝换代般的变化之中，一些不被既往经典体系所认可的作品，包括大众文本，获得了“晋升”“经典”的机会。
但是，大众文本进入“经典”的重要契机，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结构下的威权的改换。因为大众文本根本就不属于传统社会，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从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经典”重构中，才有可能获得“经典”的提名。当然，大众文本这种提名的获得，首先是基于现代社会遴选“经典”作品尺度或标准的变化。由于“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再也不存在能够强行颁定一部经典的宗教或政治势力了”，“与此同时，文学的领地已被缩小到了不再危及现存制度的安危的境地”，所以威权“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去做监督或批准经典的确立工作了”。如果说，在传统社会结构下“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得一种严格的经典成为必要”的话，那么，只有当威权“放弃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的时候，“经典”“才能获得解放”[2]。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当然不会完全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但控制的程度显然较传统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松动，而松动所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多元化社会的出现。正是这种多元化的社会，导致了“经典”评估尺度或标准的变化，使“经典”文本体系的成员构成也趋于多元。其次，大众文本“经典”提名的获得，是基于大众文本自身的繁荣。大众文本的繁荣兴盛使它自身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发生在广大的接受群体——大众中，而且也波及了向来很少关注大众文本的专家学者群落，使得专家学者们已经无法漠视它的存在，进而不得不正视它、认可它，以至于研究它。而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与评价，无疑是大众文本走向“经典”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众文本获取“经典”提名，实质上是作为文本接受者的大众、专家学者以及现代社会多元化语境（其中有政治及文化威权的力量，而且是其中一种主要的力量）共同“协商”的结果。这正如有位学者在分析通俗文学时所指出的那样，“‘通俗文学’经典不是哪一个人的‘经典’，它是一个协商的结果。它是各方力量一起抬出的一顶蓝尼大轿。其中主要的力量，当然是专家们和读者大众”[3]。
多方力量“协商”的重要成果是“经典”构成元素的多样化，也就是说，“经典”不再纯粹是精英文本的“经典”体系，而是成了“收藏”包括精英文本在内的多种文本形式或种类的“仓库”。在这个“仓库”里，“经典”的“功能”得到突出的强调，或者说，文本主要是靠自身的“功能”而不是权威的支持而获得“经典”地位的。至于“经典”的功能，查尔斯·阿尔蒂瑞有过如下论述：
经典的功能之一是教化性的（curatorical）：文学经典蕴藏着丰富的，充满复杂对照的准则，它创造用以阐释经验的文化语法。但是，考虑到典范性的材料的本质，我们不能将教化性的功能仅仅看作是纯语意的，因为经典还包括价值——这种价值既存在于被保存的内容也存在于保存的原则。因而，经典的另一基本功能必须是规范性的。因为上述功能是彼此关联的，所以经典不能被表达为简单的教条，相反，作为辩证的来源，经典辨明了我们为了获取富于对比色彩的语言所需的差异，并提供了当我们支配这语言时我们自身所形成的模式，功能的相互关联转而适用于这两种基本模式，每种模式分别显示出文学作品的不同维度。经典为我们提供在文学形式内部运作的范例。经典是收藏发明的仓库，是对我们在一种文体或风格中向更远处推进的能力的挑战。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之中，技巧不仅是其自身的目标，也是强化文本提供一种有意味的姿态的能力的方式，它使我们得以接近非文本的经验。所以在训练我们寻找功能关联的方式时，经典除确立了保存技巧范例的模式外，还确立了智慧的模式[1]。
而正是在查尔斯·阿尔蒂瑞所论述的“经典”功能的意义上，中国学者李勇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经典’学习到该文化中一整套相关联的‘处世’经验与‘智慧模式’。就文学而言，它既提供技巧范式，也提供向‘更远处推进的能力的挑战’。这样看来，一种文化中的‘经典’应该是多样的，我们说不上哪一种作品哪一天会派上用场。因此，最好办法是把‘经典’当成‘收藏发明的仓库’。这个仓库中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通俗学’这一大类”，并且还进一步指出，“就‘经典’的功能来看，如果说要让一部现代‘经典’很好地发挥其‘文化语法’与‘智慧模式’的功能，选择‘通俗文学’作品也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属于广大市民的”[3]。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里，大众文本的“经典”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是合乎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的，也是合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及文本创作的需求的。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社会里，经典文本已经不能等同于精英文本。精英文本有着自身独特的以“创新”为标志的尺度，它也许也有很少量的模式因素，但其文本的创作宗旨与根本指向却完全在于独创，在于黑格尔所谓的“这一个”。它是创作个人化的结果，是创作者独特个性的表达。而经典文本在一定的意义上，不是创作的结果，而是历史、社会、文化的产物。也就是说，经典文本不是哪一个作家创作出来的，而是由创作者、接受者、社会政治与文化权威以及特定的历史或时代需求等力量共同推举出来的“排行榜”的榜单。在这个榜单里，有“创新”性的精英文本，可能也有“通俗”性的民间文本和“程式”化的大众文本等。也正因如此，“经典”才能成为“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用以保存各种文本的“技巧范例”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可见，经典文本，在现代社会里，已经由传统社会里的“经典文本＝精英文本”的概念界定，转变成为一个“经典文本＞精英文本”的概念范畴，而后者显然较前者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宽广的外延。这种转变使得“经典”一词，不再是“精英文本”的代名词，而成了一个涵盖包括精英文本在内的各种文本形式的典范性作品的整体性概念；它的意义“所指”，也更倾向于作品“公认的”、“典范的”功能。因而，今天的“经典”，已经添加了更多的文本收藏及展示意义。
由上述分析可见，本文所谓“经典”，并非大众文本内部的经典之作，而是大众文本与精英文本共同的“经典”，即将大众文本与精英文本放在一起所确立的经典文本目录。这个目录因为收藏了各种文本形式的典范性作品，而成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一个民族的智慧模式以及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的象征。这个目录，不仅是诸多专家学者向社会隆重推荐并加以精心注解的作品选本，而且是被写进文学史供学生们学习的“必读书目”，因而它是得到了一个社会从权力机构、知识阶层到普通平民等各界认可的文本集群。大众文本只有进入这样一个目录，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才算真正走向了“经典”。而前文所列举的金庸、卓别林、约翰·福特、希区柯克以及柯南·道尔等人的大众作品，所走入的正是这样一个经典目录或名单。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金庸不仅被排到了中国20世纪文学大师的座次表中，而且对其武侠小说的分析被作为一门课程开到了中国最著名大学的讲堂上。在英国，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不仅成为世界上“除了莎士比亚和《圣经》”之外，“人们研究最多的”大众文本形象，而且已经“产生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歇洛克学’”[4]，在国外一些专门的福尔摩斯研究中心进行研究，并在一些著名大学的课堂上加以讲授。约翰·福特、希区柯克等人及其作品走入“经典”的经历，也大致如此。
当然，能够被经典化、成为“经典”之作的大众文本，只是数不胜数的大众文本中的极少数作品。而且，这些极少数大众文本往往还必须具有某些特别素质，才能够得到“经典”的提名。关于这些特别素质，有研究者指出，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说大众文本之所以能够被经典化，是因为达到了三条“经典”标准线。其中首要标准是“作品本身要具有较高价值”，即作品要具有“时代感”，要具有“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在“思想内容”上要“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第二个标准是作品“必须是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第三个标准是作品要具有“独创性”，但这种“独创性”“应该是在规范的框架中的创新”[3]。本文认为，这三个标准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其中的第二个标准和第三个标准，是决定一个大众文本能否成为“经典”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即只有拥有巨量规模的接受者和表现出“独创性”（这种“独创性”与精英文本的创新不同，是一种“程式中的创新”）的大众文本，才有可能走进“经典”。
在“程式”中创新的大众文本，是雅俗共赏的大众文本。而随着一些雅俗共赏的大众文本走进“经典”，大众文本无疑也开始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与认可。尽管这种认可还仅仅是初步的，是更多用精英文本尺度或标准所作的文本衡量，着重挖掘的也是大众文本中有关“创新”的那一面，或者说被“创新”之光所照亮的那个文本表现区域，至于大众文本中的“程式”因素或有关“程式”的那一面，则被遮蔽或忽视了。这一点从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论述“通俗小说”的文字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说，“最关键的一点，是通俗小说在整个文学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它自身的价值。讲清楚李涵秋、张恨水乃至金庸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讲清楚他们的创作跟整个小说思潮的关系，他们作为通俗小说家对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这才算触及问题的实质”[5]。而就在这种忽略大众文本“自身的价值”的理论观念与实践批评中，“程式”——这个大众文本最重要、最具本体性的文本特点，成了一个被有意无意遮蔽的批评“盲区”。这个批评“盲区”只要还存在着，就说明一些大众文本走入“经典”的事实就还属于偶然的、特别的现象，大众文本也还没有真正得以被与精英文本同等对待，依然还在学术理论界处于弱势地位。
事实上，不认可大众文本的“程式”，就不可能真正认同大众文本。因为大众文本的“程式”与大众文本本身是浑然一体的，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摒弃了大众文本的“程式”，就等于摒弃了大众文本。因而，那种对大众文本的“程式”视而不见或者不屑一顾的研究者所作的大众文本研究，在本质上并不是对于大众文本的真正的科学的探究。他们将某些大众文本“经典”化，只是在“拔高”大众文本的前提下为他们的精英文本体系又选拔了一名符合当代文化价值取向的新成员而已，而在选择与评价“经典”的尺度与标准上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目前不少情况下大众文本的“经典”化，不过是一种准“经典”化，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经典”化。它与我们理论设想中的那种真正将大众文本视作一种不可替代的文本种类并予以认同、收藏的“经典”体系比较起来，还有不短的距离。
然而，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繁盛和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大众文本的地位必将得到不断的提升，那种真正将大众文本视作一种不可替代的文本种类并予以认同、收藏的“经典”体系，也必将在某一个时候被建立起来，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坐标和各种文本发展的一个示范。在这个“经典”体系里，文化类型不分贵贱，平等是其精神；文本不论高下（此处的“高下”与文本质量的优劣无关，而是就文本的不同特点而言的），大众文本的“程式”与精英文本的“创新”得到同样的认可。无论是哪一种文化和哪一类文本，只要它们表达了人类（无论是“大众”还是“少数人”）的心理诉求，能够满足人们健康向上的精神需要与正常合理的欲望需求，就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显然，只有这样，这个“经典”文本体系才能够真正体现现代社会人人平等、各种文化平等的精神。
事实上，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改变既往文化及文本观念的时候了。因为在世界越来越呈现后现代色彩的当代国际社会里，以往精英文化及其文本与大众文化及其文本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在被填平与跨越，一种融合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特点的新的文本形态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这种文本，正如詹姆逊所说，“这就是，在它们当中，取消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之间先前的（基本上是高度现代主义的）界限，形成一些新型的文本，并将那种真正文化工业的形式、范畴和内容注入这些文本，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迷惑的恰恰是这一完整的‘堕落了的’景象，包括廉价低劣的文艺作品，电视系列剧和《读者文摘》文化，广告宣传和汽车旅馆，夜晚表演和B级好莱坞电影，以及所谓的亚文学，如机场销售的纸皮类哥特式小说和传奇故事，流行传记、凶杀侦探和科幻小说或幻想小说：这些材料它们不再只是‘引用’，像乔伊斯或梅勒之类的作家所作的那样，而是结合进它们真正的本体”[6]。这种新的文本形态的出现，使得我们已经无法清晰地辨别一些文本的“精英”或“大众”性质，而只能看到其中“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日益互相渗透的文本表现（这种表现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无厘头”文本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詹姆逊看来，正是这种新的文本形态，呼唤着一种新的文化与文本的探讨与评价方式。他说，“在我看来，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精英文化／大众文本的对立，使传统上流行的对评价的强调——这种由二元对立价值体系运作的评价（大众文化是民众的，因而比精英文化更权威；精英文化是自主的，从而与低级的大众文化不可相提并论）倾向于在绝对审美判断的某种永恒领域里发生作用——被一种真正是历史的和辩证的探讨这些现象的方式代替。这样一种方式要求我们把精英和大众文化读作客观上相互联系的、辩证地互相依存的现象，作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学产生裂变的孪生子和不可分离的两种形式”[7]。詹姆逊的这种论述，主要是针对像美国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与文本发展状况而言的，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条件下的文化与文本现状，但中国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日趋多元的文化发展格局，在一些经济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及沿海地区，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了某些“后现代”社会的症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精英／大众文化”的文本。其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大众文化对不少精英文本的改编或“戏说”，也能够看到融合了一定的流行元素或大众文本程式因子，但又表达了创作者鲜明个性与追求的文本的日益增多。亦即“雅俗共赏”的文本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流。而这种“雅俗共赏”的新的文本形态的兴盛，就更加显示出了大众文化的泛化，显示出了大众文本的繁荣。
面对这种“后现代”社会症候下大众文化的泛化和大众文本的繁荣，我们的理论界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一种似乎是“俯就”的应对姿态，更重要的是需要树立一种新的重新审视文本价值的观念，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新的文本存在状态的批评方式和价值评估尺度。因为只有在这种观念、批评方式和价值评估尺度下的大众文本，才能够真正以自身的特有本性与价值进驻“经典”，成为“经典”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元。也只有到那时，优秀的大众文本才能够得到理论界真正的认同，才能被安置在其应该被安置的文化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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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网络同人小说；反经典性；文学生态性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4）01―0102―05
在网络小说中，同人小说已自成一种小说类别。所谓网络同人小说，是指借用既有的小说、影视剧、漫画等文本作为戏拟对象而进行改写与创作的网络小说。这其中，出现了一批以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为戏仿对象的网络同人小说。这些网络同人小说具有鲜明的反经典性，并体现出可贵的文学生态性。
一、文学反经典的合理性
文学的反经典行为有着鲜明的当代文化印记。从文化形态上看，中国当代是由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混杂的时代。西方学者将现代社会视为一个“裂变”的时代：“当代可以被看成是‘裂变’（Umbruch）的时代，即从体系到结构的裂变。当代的一切问题都在裂变的光辉中被提出，并且由此被恰当地解释和解决。”当然，这种断裂并不是社会有机体的断裂，而是一种共识的断裂。于是，解构、戏仿、反经典等现象都是当今“裂变”时代的文学衍生物。正如琳达・哈琴所说：“戏仿是后现代主义一个完美的表现形式。”而詹明信认为：“后现代主义目前最显著的特点或者手法之一便是盗袭。”可见，文学的“反经典”手法已成为当代社会文化最鲜明的文学性名片之一。
其实，文学的“反经典”并非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文学所独有，而是一切时代之文学的一个基本属性。因为反经典性的文学冲动具有一种文学的先锋精神：“先锋派的人是现存体系的反对者。他是现有东西的一个批评者，是现在的批评者――而不是它的辩护士。”因此，文学的反经典性使任何一部经典作品都无法逃脱被模仿的命运。这是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从这点来看，文学的反经典行为使经典作品具有一种文学的衍生力量，催生了经典文本周围空间里的文学生长，并使得经典文学不断被关注。因此，文学反经典行为恰恰是对经典的另一种形式的尊崇与确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学时代都允许这种反经典性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反经典性的文学需要一个较为宽松的文学环境。在当代，网络文化语境的出现为文学的反经典行为提供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豁免权的文学场，更能容忍和接纳文学上的越轨行为。因而，恶搞、戏仿、拼贴等反经典性的艺术形式在网络文学场中倍受青睐。
总之，文学的反经典行为作为文学的一种基本属性，在当代的文化渎神时代被激活，并在网络环境中得到发展，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
二、网络同人小说故事层面的反经典性
网络同人小说在小说故事层面的反经典性主要体现在故事情节、人物关系、主题的设置方面与原作的差异。
首先，网络同人小说大胆突破了原作的故事框架，任意撮合故事和设置情节。其一是将具有当代性的社会与生活事件移植到主人公身上，这在穿越类型的网络同人小说中尤为常见。穿越主人公带着穿越前世界的记忆，在穿越后将当代的思想、行为等生存智慧与技巧带入古代，上演了一幕幕匪夷所思的举动，以成就其辉煌业绩，甚至改变整个历史，如《重生红楼梦》（担花郎）、《贾宝玉新传》（新空空道人）、《梦回水泊梁山》（李逍遥）等作品。其中要么是具有史诗性的重大事件，要么穿插一些现代性的生活小事件。当代记忆和事件被植入历史语境，不仅使主人公具有了历史的优越感和超越性，而且动摇了传统小说情节设置的基于现实经验的情感逻辑，使原本不可能、不可信之事变得可能、可信起来，从而使情节极具有传奇性。
网络同人小说在情节方面反经典性的第二种情况是在重大情节的设置上与原作相左，使故事别开生面。如在《红楼梦》中，“黛玉之死”是重要的核心情节之一，它决定了，整个故事的精神走向和人物的悲剧命运。而网络同人小说若要以黛玉为主人公进行创作的话，须直面“黛玉之死”这一情节。对此，君幻凤的《黛玉传奇》将此事轻易化解：黛玉在吃了元神绛珠之后得以肉体生还在李逍遥的《梦回水泊梁山》中，小说从“不可能”的情节处开篇行文。国际通缉犯姚成功穿越到了武大郎身上，而且他早知潘金莲是，将会和西门庆合谋害死自己。这一心结让穿越后的姚成功非常痛苦。然而，原作中“金莲谋夫”一节同样被作者轻易化解。在另一处，原作中的“智取生辰纲”被改为光明正大的武力夺取。这种对原作经典故事情节的逆转极大地改变了原作的故事止向与人物的结局，起到了意想不到的阅读效果。
在情节方面，反经典性的第三种情况是任意虚构故事情节。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张德坤的《大话红楼梦》，作品写异世少年石柳穿越成了贾宝玉，来到了内忧外患的清朝前中叶。作者将真实的历史时空进行错位嫁接，作品中的清朝前中叶北有蒙古肆意扩张，南有刘备犯乱。这种内忧外患的虚拟历史空间为贾宝玉的建功立业创造了一个宏大的外部环境。于是，贾宝玉结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许多英雄，并在众英雄的辅佐下干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事件。这里，不同经典小说人物被作者写进同一文本，各路英雄都得到夸张性地塑造。尽管这类网络同人小说看似与经典作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实际上这类小说的故事已经脱离原作而自成一体，而这些貌似原作的人物已完全契合进新构成的故事空间里。
这种情节的设置也导致了网络同人小说对原作人物关系（尤其是男女关系）的任意设置。特别是在穿越类的网络同人小说中，由于穿越主人公带着当代的记忆穿越到古代，他们在穿越后缺乏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特别是家族伦理关系加诸自身的约束。如在新空空道人的《贾宝玉新传》中，王燃先后与王熙凤、秦可卿发生肉体关系。原作中“王熙凤”和“秦可卿”相对于“贾宝玉”而言的道德符号意义已完全消失，她们只是穿越主人公在现代猎艳心理驱动下的一个个被征服的女性而已这种设置使主人公在古代“一夫多妻”制的合法外衣下暴露出了当代人在文明宰制下的狂野的本能欲望及其在想象性解禁下的欢乐图景。在这种人物关系中，“穿越”文学形式的存在使横亘在当代和历史之间的坚硬屏障破裂了，从而让不同历史时空的人物进行亲密接触，使文本具有极强的传奇性，并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互文关系。
网络同人小说情节构造的随意性体现了一种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网络对经典情节的解构、对不可能情节的设置以及将可能性情节与不可能性情节进行的糅合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文学性的戏仿与折射。当代“断裂”的社会中，全球化与本土化、时尚与复古、多元与霸权、解构与建构等矛盾异常突出。因而，当代社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故事性、传奇性与戏剧性，即一种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解构”特征。正如德曼对于解构的理解：“解构是一种洞穿隐喻和概念的误人假设和效果的‘否定式眼光’。解构约莫相当于一种认识论上的反证姿态，它反证出一切统摄性原则充当真理与完整性的虚伪性。”在德曼看来，解构具有积极的建构意义。由于“解构”性使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充满了活力，而网络同人小说的情节的恣意设置正是当代“断裂性”（“解构性”）社会的文学性表达。正如弗雷德里克所说：“情节的可能性可以作为社会有机体活力的某种证据。”这里，情节设置的灵活与社会有机体的活力达成了一种默契，体现着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意义。
除了在情节和人物方面的反经典性之外，网络同人小说在主题方面的反经典性主要体现在与原作立意的逆向思维上。与原作相比，网络同人小说的主题滑向了意义价值的另一极，神性与人性、悲剧与喜剧等主题因素在网络同人小说中完全遭到逆转。例如，在关于《西游记》题材的网络同人小说中，经典《西游记》中“神性”主题遭到逆转，由经典作品的一个关于“神”的故事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性文化内涵的“人”的故事。在今何在的《悟空传》中，西天佛祖从经典文本中的普度众生、终极性的精神符号变为玩弄阴谋、戏谑众生的威权的代表。显然，这是个披着神话外衣的关于人的现代性故事。而在明白人的《唐僧传》中，作者让师徒四人取经成功后又重新东游，结果师徒四人都发生了深刻的世俗化改变。如果说《唐僧传》还有明确主旨的话，那么林长治的《沙僧日记》则是没有主旨意向的语言碎片。小说采用日记文本的形式展现了一片散乱、荒诞而幽默的生活碎片，文本的意义也就在插科打诨式的场景中消散殆尽。
由于主题的改变，主人公的审美特性也发生了变化。在林长治的《沙僧日记》中，师徒四人变成了龌龊的猥琐人物；而在明白人的《唐僧传》中，师徒四人都成了世俗生活的追求者，甚至是世俗的殉道者。此外，《贾宝玉新传》中的贾宝玉、《重生红楼梦》中的贾环、《梦回水泊梁山》中的武大郎等形象都体现了一个圣化的成长历程。网络同人小说中对人物的圣化的塑造，体现了网络的文学救赎意识。首先，网络通过文学想象和故事的编造而改变了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使作者成为他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命运的掌控者；其次，这种文学救赎意识也可能是网络作者的现实生存感受的一种文学式的宣泄与转移。在现实的生存困境中，当青年人的人生理想和事业规划遇挫时，他们很可能退而在虚幻的文学世界中求得补偿。当然，现实中的无奈和文学想象中的成就使这类网络同人小说在精神取向上是悖论式的：洒脱与拘谨、广阔与促狭、温暖与寒意等共同构成了小说现实文化隐喻的一体两面。
总之，网络同人小说对经典小说的戏仿，既是对传统小说创作空间的探讨，也是对传统历史时空的文化形态和生存方式进行的一种文学式的反思与改造。从而，这一文学的反经典行为在小说创作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互文性：网络同人小说语言层面的反经典性
网络同人小说在叙述层面的反经典性使其具有鲜明的互文性特征。在有关互文理论中，热拉尔・热奈特把由别的文本派生的文本叫作“承文本”。网络同人小说就是典型的互文意义上的承文本。同人小说与经典小说的互文性可以说是网络同人小说在叙述话语层面的重要特征。互文性改变了文学创作观念中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它强调文学并非是现实的反映和再现，而是语言自身的产物。“互文性用读者一文本的关系取代了饱受质疑的作者一文本的关系，把文本意义的位置放在话语自身的历史里。实际上再也不能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原创性了；假如有的话，对读者来说可能毫无意义。文学作品只是以前话语的组成部分，一切文本都是从这种话语获得意义。”因而，从互文性理论看，一个文本的产生是由其他文本派生而来的，是话语自身活动的一个产物。在网络同人小说中，互文性的表现是多层次的，既有小说精神层面的，也有文本话语与修辞层面的。
首先，网络同人小说在文化精神层面的互文性表现为当代文化精神与传统文化精神的间性关系。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生成于传统的文化语境之中，因而传统文化精神通过作品的叙事模式体现出来；而网络同人小说生成于当代的文化语境中，当代文化因素势必通过网络同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表现出来。因而，网络同人小说与传统经典小说的互文性关系，实际就是当代文化精神与传统文化精神的互文关系。尽管文化的出现有先后之别，但传统的文化并未随着新文化思潮的出现而消失，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都差异性地并存于当代社会语境之中。例如，从经典《西游记》到今何在的《悟空传》，在主题上存在一个从“神性”到“人性”的转变。从表面上看，“神性”似乎是被今何在否定的东西，其实并非如此。从现实角度看，在道德失范、精神滑坡、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相对弱化的今天，“神性”所包含的理想主义、终极主义价值以及整体性的文化诉求并未过时。尽管“人性”被今何在极力颂扬，但他又在“人性”之中注入某种“神性”因素，如作品写道：“‘为什么要做神仙？因为我想，那样至少自己的命，不用握在他人之手。’孙悟空声音高了起来。”这里，“神”与“人”只是概念符号的差异，而其内涵已近乎等同。
再次，叙述语言中大量的当代文本的嵌入形成了网络同人小说在话语层面的互文性。这种互文性的运用，极大地破坏了小说故事所虚设的时空界限，尽可能地向外开放以容纳其他文本，形成了鲜明的文本间性特色。新空空道人的《贾宝玉新传》最具有代表性，如：
长崎域中大街上到处可闻老百姓们沿街游行以及开批斗会时发出的呼喝声：“打倒武士，均分财产；打倒武士，减除赋役”……孩子们欢乐的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也到处可闻。
作品中，当代小说、影视剧经典台词、歌曲等艺术形式被作者信手拈来，进行天衣无缝式地衔接和运用。尽管这种互文性叙述在主观上并没有刻意传达某种深奥而晦涩的东西，在客观上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间性效果：对当代生活而言，网络同人小说以文本的形式介入当下生活，在这个文化健忘的时代唤醒了人们的阅读记忆以及这个记忆背后的某些深厚的东西；而对于小说文本而言，当代人以及古代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都以碎片化的形式介入文本，成为文本话语生命的一部分。历史与当下、文本与生存、话语与生命等因素在这种互文性的关系中得以保存和呈现。可以说，互文性使网络同人小说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本形式。
网络同人小说叙述话语层面的互文性使文本极具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互文性手法所形成的混杂的文本形式往往被后现代主义小说称之为“拼贴”或“拼凑”。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拼凑与戏仿相似，也是一种奇特面具的模仿，一种死的语言中的言语；但它址这种模仿的一种中性的实践，没有戏仿那种别有他意的动机，取消了讽刺的冲力，没有什么笑料，也没有任何说服力使人相信随着你不时借用的反常语言仍然有健康的语言常态。”由此看来，网络同人小说中的互文性手法更类似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意义上的“拼凑”，体现了语言运用的无目的性和文化价值取向的模糊性。网络所做的只是一种混杂式的呈现，一种语言能指的杂糅，而非目标确定的语言所指。
这种“拼凑”的话语形式极具陶东风所说的“大话文学”所具有的“话语大拼盘”特性：“大话文学继承了狂欢文化的精神，打破时间、地点、文化等级的限制，把古语和今语、雅语与俗语、宏大话语和琐碎话语随心所欲地并置在一起，组成话语大拼盘。陶东风认为，大话文学是当代大话文艺的一个文学性表现，而大话艺术术则是中国当代经典祛魅思潮的一个文化表征、其实，文化的“祛魅”并不意味着一种消失，一种取代，而更多是一种并存的文化状态。承文本的出现并没有动摇经典文学的地位。经典文学的地位是通过用一整套的文化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教育而得以确立的。这种地位一旦确立便很难撼动。而网络反经典小说的存在只不过是在经典文学的周边获取了一份生存空间，与经典文学共时态性地存在于文学场之中。
四、网络同人小说反经典的文学生态性
从表面上看，网络同人小说的反经典性手法体现了一种“断裂”式的文化立场，但它潜在的重要的文学生态意义往往被忽略。网络同人小说反经典性的文学生态性主要体现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审美规范和促进了文学的“群落”式发展两个方面。
首先，网络同人小说的反经典性体现在对小说传统审美规范的质疑与打破上。小说的理论和审美规范是在文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被确立的，具有普世主义价值。但任何理论和审美规范都不是完美的，都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因而，反经典手法其实是利用解构手法撕破了小说既有审美规范的看似完美的外衣，以发现其不完善之处。RobertF.Berkhofer，Jr.说：“解构揭示了在表面看来具有统一性的事物表现中被压制的东西，它还破坏了在表现和指涉之间、文本与现实之间建立中介的努力，因为在它看来现实也不过是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东西。”因而，反经典性的解构暗含着打破已有的文学话语体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虚假契约，“解构的深层目标是揭露所有表现的真实无误的本质：基于社会的话语建构”。因此，站在文化的创新性角度以及文化平等的立场来看，网络同人小说的反经典性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学生态意义。
其次，网络同人小说的反经典性促进了当代文学的“群落式”发展。在生态学的整体性思维之下，文学的经典样式和非经典样式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两者属于不同的文学场。经典文学更多属于体制文学场，而网络同人小说更多属于网络文学场。尽管两个文学场有交叉性，但不同点更多。经典文学的地位是由体制文学场决定的，是由一系列意识形态操控机制和教育体系促成的，一旦形成，其霸权地位很难被撼动。而网络反经典小说更多属于网络文学场，是由文学网站的商业化运营机制、网民的自由创作和阅读等因素构成的，较少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两者很难置对方于死地，更无法取代对方。因而，经典文学与非经典文学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生存图景。
其实，非经典作品的存在印证了经典文学的一种近乎被人忽视的文学功能。在传统意义上，经典承载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功能和教育功能，同时它所体现的审美规范和精湛的文学技巧往往被后世所继承和借鉴。但是，反经典手法的运用发掘了经典文本的另一种文学功能：文本的衍生作用。也就是说，任何经典文本都有着衍生其他文本的潜在功能或会被其他文本所引用。可以说，作为“承文本”网络同人小说就是文学反经典行为的创造性结果。因而，反经典性的网络小说与传统经典小说并存于当代文学场之中，并形成了一个“群落式”的文学图景，体现着当代文学在传统经典文学之外的生存图景和发展态势。
总之，网络同人小说以其反经典性的手法在与经典小说的“似又非似”的互文性关系中确立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并在解构性的面具下深藏着文化与文学方面的建构意义，具有重要的文学生态意义。如果说经典文学是一株株参天大树的话，各种反经典文学则是形形的树林与灌木丛，它们共存于当代文学场之中，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生态性文学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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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大学生经典阅读英语专业能力
基金项目：本文属于2013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阶段研究成果（201310324032Y）
一、大学生文学经典阅读现状分析
文学经典是人类智慧和各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缩影，对后世的影响，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精神文化层面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大学生对文学经典阅读的热情逐渐褪去。通过对我院英语专业大三学生的英文经典阅读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处理，对英语专业学生英文经典阅读的情况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
根据236名在校大三学生调查问卷的数据统计分析显示，有21.19%的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期间没有读过英文经典著作。这说明英语文学经典阅读作为传统的英语学习方法，对我校英语专业学生来说正逐渐失去吸引力，但事实上，在探索英语教学模式创新的道路上，英语文学原著经典阅读依然散发着不老的生机和活力，[1]而不应被遗弃。选择在校期间粗略读过一本以上文学经典著作的学生占59.75%，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这样一组数据，学生中有63.98%的学生认为阅读文学经典对提高英语专业能力有很大帮助。这说明，从认识上来讲，大部分学生对文学经典阅读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十分认可，而且很大一部分人也尝试通过英语文学经典阅读提升英语专业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文学经典原著阅读成了走马观花，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经典阅读沦落到如此尴尬的境地？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众多。
问卷调查显示，69.5%的学生平均每周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极少数的同学会花费超过两小时的时间来阅读文学经典，这组数据显示了大学生文学经典阅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最基本的阅读时间无法保证，这也恰恰是经典阅读在传统教学中稳固地位遭到质疑的最重要原因。从学生自我查找问题的情况来看，55.09%的学生认为经典著作难以读懂，而没有耐性，但真正能够融入其中的学生会感到，英语文学原著经典承受了漫长时间的考验，散发着独特的语言魅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在阅读能力和英语基础知识积累上的薄弱造成学生在面对经典著作时阅读困难。35.59%的学生认为上课时间紧张，没有时间读经典。通过分析大三英语学生课程不难发现，课程的安排远没有紧张到难以抽出阅读时间，但是这个原因被抛出，归其原因是由于互联网及各类娱乐活动占据着大学生的主要课余时间，文学经典很难获得大学生的青睐，学生主动挤时间阅读的积极性不高。11.44%的学生认为经典著作和考试并无直接关联，这说明应试性教育的理念仍然根深蒂固于部分学生的思想中，在英语学习中轻视全面素质的培养，重应试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影响着部分学生的学习习惯。12.7%的学生认为学校没有阅读经典的氛围，虽然这部分学生所占比例并不很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们对于学校层面关注经典阅读的期望。
二、文学经典阅读对英语专业能力培养的意义
大多数学生认为英文经典阅读运用于生活的不多且对提升英语专业能力作用不够明显，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英语文学原著经典中千姿百态的社会画卷，从方方面面呈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适当地了解这些社会文化知识，适当地感受这些社会文化环境的特色，有助于提高英语学习的兴趣，增长英语文化背景知识。文化印记对词汇、语句乃至整篇读物的影响，社会文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语言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这就好比自然环境对其中生物的影响一样与生俱来、不可磨灭。[1]归纳起来文学经典阅读对英语专业能力有着以下几点重要意义。
（一）提升读、写等专业技能
文学经典阅读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相对狭窄的知识面，而且对促进学生读、写等专业技能也有重大的意义。通过发散式的阅读可以推动学生英语语言基本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提高。在阅读的过程中，学生难免会遇到一些超越自己知识范围的字词、句型和表达。在彻底弄清这些疑惑的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地便会对这些疑点有一定的掌握，学生会通过查阅工具书熟记一些生字词，通过摘抄等方式掌握一些地道的英文表达。久而久之，学生不但可以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加强自己的阅读能力，也可以通过阅读增加自己的词汇量并将优美的句型更好地运用于写作中，以此提升写作能力。读与写这些专业技能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提高，继而又可以更好地运用于阅读中，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的良好循环。
（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通过文学经典阅读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文学经典阅读可以作为教师鼓励学生学会个性化的阅读和培养一种独立思考能力的重要平台。“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著名的文学评论告诉我们每个人思维存在差异性。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同的学生会对相同的情节提出不同的看法。每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存在差异，因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定相同。正因如此，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通过对文中细节的标注和思考、读后感的撰写，学生对文学经典独特的理解能够更好地体现其创造性思维。
（三）拓宽学生视野，加强文化差异概念
英语专业的学生在阅读英语文学原著的过程中获得不同程度的社会文化体验，感受纷繁世事，领略异国风情，从而增强对英语语言文化背景的感性认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能明显地表现出来。对语言学习者来说，想要学好一门语言应该对运用这门语言的国度有充分的了解。学生在阅读英语文学经典的过程，根据文章中所描写的独特行为方式对英语国家会有更深的了解。通过阅读获得的知识与自己在母语中已获得的知识也会产生相应的比较，这会加强对文化差异这一概念的进一步理解。
三、提升文学经典阅读质量的措施与建议
现代阅读理论认为，作品是一个开放结构，只是一种意义的可能性，读者的参与才意味着意义的生成及作品的最终完成。要求学生阅读原著，不仅是理解经典的需要，也是培养学生人格的需要。真诚地尊重经典，静心地阅读经典，悉心体味经典的精神内涵，不仅培养读者的人格，而且提高其语言文字素养。这才是英语文学课程开设的真正目的。[2]因此，为了提高大学生文学经典阅读的质量，学生与老师都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为此付出努力。
（一）培养浓厚的阅读兴趣
从分析调查问卷结果看，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在英语经典文学阅读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不能够保持经常阅读的良好习惯、认为所读名著对英语专业能力提升不够明显、感觉从阅读所获得知识运用于生活的不多等等。“学习最好的激励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人有了某种兴趣，就会对该事物或活动表现积极肯定的情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习积极性中最现实、最活跃的成分。[3]不难发现，学生对英文文学经典阅读缺乏兴趣是导致英语学习现状的重要原因。在教学中，教师要把激发和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作为首要任务，尽量选择可读性、趣味性较强的书籍，使学生读起来才会兴趣盎然。同时应该根据各个学生不同程度的专业能力来引荐不同难度的书籍，让学生更好地阅读文学经典。此外，学生也要设立详尽的阅读目标，规划好阅读书目、阅读数量和阅读时间等。在确立好目标之后要付诸实践，克服种种困难，努力落实计划，使阅读英文文学经典真正成为一种兴趣爱好。
（二）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阅读习惯在英语学习和使用英语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当学生对阅读文学经典产生一定的兴趣之后一定要辅以良好的习惯才能将兴趣真正融入文学经典阅读之中。调查问卷显示，24.58%的学生阅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时候只是单纯地看书，少数同学会做一些摘抄或者在书中进行批注，只有不到20%的同学会在阅读之后写一些读后感。这些数据显示学生在进行文学经典阅读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误区。不难发现，学生从文学经典中获取知识的能力很大方面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如此泛泛而读，必然造成阅读文学经典对英语专业能力提升不够明显的结果。因此，英语教师要在帮助提升学生阅读习惯方面做好领路人，帮助学生养成带着问题读书的习惯。在学生阅读文学经典之前，教师可以提出一些能够启发学生思考的问题，让学生边思考边阅读。在读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多在书中进行批注，将有疑问之处着重标记，或者遇到有感而发之处可随笔标注一下自己的观点。在读完之后，教师应告诫学生切勿将书本立即抛之脑后，应及时写下自己的读后感以此加深对书本的理解。学生也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阅读。学生可以标注自己不甚了解之处，多查阅相关的工具书来加强理解，也可与其他同学或者老师一起探讨书中精彩之处，集思广益，以此来体会书本的深刻含义。
（三）营造浓郁的阅读氛围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强调了良好的环境对形成良好习惯的重要性，文学经典阅读也正是如此。调查问卷中近乎60%的同学赞同在英语专业课程中增加“文学经典阅读”这门课程。83%的同学表示愿意参与学校举办的诸如“文学经典著作读书月”这类活动。由此可见，学生对一个浓郁的文学经典阅读氛围的强烈渴求。在大学校园里，教师可以开辟一些阅读角来营造浓郁的阅读氛围，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这些活动。同时学校也可根据课程设置适当地增设一些文学经典阅读的课程，以班级或者学院为单位展开一些文学经典阅读的辩论会和经验交流会，调动学生的阅读积极性。此外，学生也可以自发地组成一些阅读兴趣小组，成员之间互相探讨，相互分享阅读心得等等。浓郁的阅读氛围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提升阅读的质量。
虽然此次研究调查针对的仅是外国语学院的大三学生，但调查数据和结果存在一定的代表性和科学性。而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到了现状、问题和趋势。这些对改善英语专业课程设置、提升文学经典地位、提高英语专业能力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如果能适当考虑文学经典阅读与英语专业能力培养的关系，从而设置恰当的课程，并且注重丰富提升英语专业能力的方法，将为当代大学生创造一个经典与流行相融合、熏陶和提升齐并进的环境。
参考文献
[1]鲍旦旦.阅读英语文学原著经典构建微型生态学习环境[J].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0（1）：75-77.
[2]高稳.英诗教学与阅读经典能力培养[J].文学教育，2010（8）：66-68.
[3]原芳.浅析提高大学生英语阅读兴趣的方法[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4（2）：134-135.
[4]刘海红.浅谈大学英语阅读材料的选取[J].群文天地，201l（10）：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