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现状篇1
关键词：《诗经》；语言哲学观；象思维；意象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6-006-02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文本，它所涉及的内容蕴含思想、文学艺术、历史、社会以及人文地理信息，价值不可估量。通过《诗经》文本，我们可以窥见还原出人类早期宗教、语言文字、认知模式等文化形态的特征及其根源。
《诗经》英译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之一，为我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的译本注重中西宗教层面上的语词对接和替代，还原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詹宁斯（williamJennings）的译本从儒家道德出发，兼顾了以诗译诗的文学原则。韦利（arthurwaley）的译本通过意象转换和传达淡化了政治教化作用，彰显了作品的文化与民俗因素。庞德(ezrapound)的译本借鉴了美国民歌的风格，注重创造意象。许渊冲和汪榕培的《诗经》译本，注意吸收和借鉴中国当代诗学的研究成果，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保留和传达了汉诗的文意审美特征。
一、《诗经》英译研究现状
在我国翻译研究史上，《诗经》英译研究只不过是近二十年左右的事，迄今为止还一直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周发祥于1993年从《诗经》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其翻译有总体评述；同年，许渊冲在《诗经》英译本前言中，对历史上的理雅各、庞德等的英译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995年汪榕培《漫谈〈诗经〉的英译本》一文对九种全英《诗经》译本进行了研究。马祖毅在《汉籍外译史》中对《诗经》翻译的历史和译本状况介绍相对比较全面，先后对理雅各、詹宁斯、阿连壁、韦利、庞德、高本汉等六种英译本做了简要评述。夏传才从海外诗经学研究的角度对《诗经》英译本进行介绍。李玉良《英译研究》一书涉及各译本的底本依据研究，李新德所写的《理雅各英译缘起和体例》一文，从理雅各英译的历史语境、翻译体例着手，进而评价理雅各《诗经》译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为提升我国软实力提供了可参照的历史经验。但从总体上看，以上研究呈现出历史短、规模小的特点。
目前诸多《诗经》译本要么过度张扬文本外部要素，关怀文本外部现象；要么弱化文本作用，呈淡化文本内部关注趋势；或基于狭义的诗学文论义理，局限于诗句、美学、修学，视语言为工具。实际上，英译不仅是语言意义层面的忠实，更是精神格局层面的忠实。《诗经》英译的研究必须回归文本本身，必须关注文本话语样式与精神认识之关系，视语言为本体而非工具。
二、语言与民族精神
学者梁衡曾说：“语言文字是工具，它在为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已渗进了民族的个性，成了民族的财富，民族的标志。”古今中外，语言就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载体和本体。
1、洪堡特的语言观著名的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是人类自由精神的产物，它根植于人类精神的本质之中。其次，各民族由于受到其生存环境、地理因素、历史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在民族精神方面也呈现出差异性。再次，语言从精神出发，又反作用于精神中。人类通过主观精神活动来构成客体世界，而单纯的感官能力无法产生表象，它必须同精神内在行为相结合才会产生。此外，个人只有使自己的思维与他人的、集体的思维建立起明确的联系，才能形成对世界的观照。在同一个民族中，影响语言的是同一种主观性、人文性，由此可见，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2、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和其学生沃尔夫，继承并发展了洪堡特的理论。简而言之，其理论实质是语言决定思维，语言影响思维。人类不仅生活在客观世界里，也生活在主观世界里，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言结构主要是语法，不同的语言结构会影响使用者的思维习惯，导致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观察世界，从而导致他们对世界具有不同的感知、对世界产生不同的看法，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它同时也强烈影响和制约着思维。
3、钱冠连的语言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钱冠连先生认为，精神生成语言，语言给人的精神生成落下了档案。在传承的过程中，民族的全部文化内涵、精神内涵就附着在语言之上了。学者江怡从另一层面解释了这个理论，即语言绝不是仅仅是在表达或传递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们本身其实就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一种经过社会化改造的本能的活动。
三、语言哲学观
诗经研究现状篇2
摘要:本文以文体意识为角度,对文学发展史的思路进行了探索研究。先是阐述了文体意识的定义与我国古代文体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文体意识研究要与具体的历史背景结合,并分析了唐宋时期文体的存在的状况和五大主要文体;然后通过唐宋时期文体意识的辨析,提出了古代文体研究应注意的问题;最后重点阐述了文体研究的多面性和文体研究的作用。
文体是指独立成篇的文本体制,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某种历史内容长期积淀的产物。中国文学在唐宋时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且其文体形式也极为丰富。而以往对于唐宋时期文化的研究,则呈现出了一种重内容轻文体的倾向。本文就从文体的角度出发,对唐宋文学中的文体意识,进行探讨。
一、文体意识的定义与研究现状
(一)文体意识的定义
所谓文体意识,按照陶东风先生的解释,即“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朦胧的心理把握”。一般而言,文体意识比较强的人们最热衷于确证规范、辨析源流。
(二)文体发展史与文体意识的研究现状
谈文体意识研究离不开文体发展史的研究,两者不是孤立的,是相互包含与渗透的关系。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文体的发展为基本内核,考察古代文体形态演变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考察古代文学创作、文学观念变革的历史。每当一种新的文体产生,我们的文学史就向前推进一步;每当一种文体成熟,我们的文学史就会增添许多优秀的作品。正是在各种文体的不断产生和成熟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史不断地发展并高潮迭起。
1、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研究现状
我国对古代文学史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是20世纪才开始的。西方学术对我国初始的文学史研究影响巨大,从当时的古代文体形态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来看,古代文体研究未能从实际出发,对中国古代原来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体形态相当忽视。这是因为,以现代学术研究的眼光看,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呈现出是“非文学”的文体形态,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成一体的。故此,为避免以西方的文体形态分类学的框框来套用,削足以适履,我们研究古代文体史,一定要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实际情况出发。
2、文体形态意识的研究现状
唐宋文学的研究以及整个文学史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文学史著作甚丰。突出作家的地位,细致介绍作品的内容,具有清晰的历史的线索等是这个时期研究的特点,也是其存在的理由。但由于这个时期的文学史编写甚至教学过程都是根据时间的序列来安排,以作家或作品为主线,辅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解,呈线性模式编写或讲授。且在文学观念上,则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和研究水平,有重内容轻文体的倾向。在这种文学史里,文体的演进轨迹难以勾勒,文体的发生和发展被作家和作品的线索湮没。文体的演进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自然也无法得到清理。
事实上文体形态是文本存在的基本要素,也是作品的语言存在体。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文体形态看成只是无足轻重的形式,因而忽视了文体形态的研究。其实文体形态并不是纯粹的形式,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文本诸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特殊关系,从而构成了某一体裁的独特的审美规范。而且文体形态具有深广的语言学和文化学内涵。作为一种语言存在体,文体形态是具有一定规则和灵活性的语言系统的语言规则,是依照某种集体的特定的美学趣味建立起来的。人类在长期文学实践过程中创造了文学的体裁及其体式规范,它从萌芽、产生到成熟往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文体形成的历史长河中,个别作家的努力对于某些文体可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或者有综合集成之功,但是从根本上讲,文体形态的形成及演变是长期的集体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结果。
众多学者开始重视文体形态研究是近20年来的事。近年来对某一文体形态史研究的著作,如诗史、词史、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批评史等,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只是对文体形态发展与某一时期文学史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不够,缺乏可信的理论基础。因此,探讨文学史中文体形态的演变规律,了解文人的创作心态,评价各种文体所实现的文学成就,还是一项新的任务。
二、唐宋历史文化时期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
前面我们说我国的文体意识研究要摆脱西方文学分类束缚。研究文学形态要考虑具体的历史背景,研究唐宋文学形态就要熟悉唐宋时期政治、社会背景。唐宋时期不是仅指唐朝和宋朝两个朝代,在文学形态研究中它是指以唐宋时期为最主要历史时期的文学时空。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全面繁荣的阶段,产生了多种文体形态,其中诗和词发展到鼎盛阶段。该阶段包括有隋、唐、五代和宋辽金四个时期。隋朝结束了长期分裂动乱的局面。它巩固统一的措施被唐朝承袭,是唐代封建盛世的前驱。隋代文学是由汉魏六朝文学到唐代文学过渡的桥梁。李愕、王通反对六朝骄丽的风气,启发了唐代的诗新。隋诗中边塞题材之作,开唐代边塞诗先声。唐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唐代文学兴盛的主要社会原因有:
1、没有文学禁锢,思想比较活跃,使各种倾向的作品得以存在和发展,文学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
2、科举制度和均田制度的实行,使得庶族地主力量迅速发展。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掌握了文学发展的主流,打破了宫廷和贵族对文学的垄断。他们比较了解民生疾苦,具有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又能够吸取民间文学的营养,使创作开了新生面。
3、国家的统一使文风融合,统治阶级对儒、释、道三教并重并能包容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各种姊妹艺术的繁荣,都促进了各种流派、风格的建立,促进了变文、词等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
4、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频仍,只有西蜀和南唐偏安一隅。诗词适应了统治阶级酣歌醉舞的需要,得到了发展。宋朝时期加强了中央集权,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主要社会原因如下:
(1)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扩大,通俗文学继唐代之后进一步发展。天下无事,承平日久也助长了粉饰太平的形式主义文风。
(2)统治集团内部新旧党争以及抗战派和妥协派的矛盾斗争反映在文学中,形成重议论说理的时代特征。
(3)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贯穿两宋始终。反映人民疾苦和表现爱国思想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内容。
(4)理学思想统治体系的建立,使两宋诗文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学问、重说教的“头巾气”和“学究气”。
三、唐宋文学中的文体意识辨析
(一)唐宋文体意识研究综述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是唐宋文学。说到唐宋文学,人们会自然想到“唐诗”、“宋词”,这是两种文体所构成的两个最能代表该时期文学成就的文体形态意识现象。其实这只是唐宋文学形态的部分类型。唐宋文体主要有五大形态,分别为:诗、词、文、小说、批评。但不是只有这五种形态,也有很多文体形态在唐宋时期初见端倪,有的在以后时期逐渐兴盛起来。有的是在前代的历史时期已经出现,但并没有在唐宋时期兴盛起来。
一种文体的发展兴盛并不具有明显的时间性。所以,从文体的发展角度来讨论文学的发展,必须超越时间的界限,要明白一种文体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完全与一个朝代的生灭同步。这样,在中国文学史或唐宋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涉及各种文体演变时,必须突破朝代的限制,或上接前代文学以见发端,如对律诗的形成、唐传奇的产生和批评的形式的探讨;或下延后代文学以见发展,如对词的演变的探讨就涉及到曲的形成。
(二)唐宋文体意识研究细说
依据前面所述研究的思路与要点,结合近年从强化文体意识的角度对唐宋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笔者进行了一些思考。
从文体演变的角度看,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宋诗是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对唐诗和宋诗所展示的艺术境界以及表现出来的各种复杂思想、情感的探讨,可能对领悟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有所裨益。唐诗繁荣,除去社会条件有利于文学发展外,还取决于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楚辞》浪漫主义传统,汉魏诗人学习民歌讽刺时政、反映民间疾苦的经验,以及六朝以来山水田园的描写和声律技巧的运用,都为唐代诗人批判地继承,使唐诗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完成了新体诗是唐诗最大的特色。对诗歌部分的研究应直接从新体诗的源流开始,讨论的时间也应从六朝开始。声律论的发现是新体诗的完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它是后来的律诗得以问世的前提。最重要的诗人是杜甫,他把律诗的写作推向了古典诗歌的顶峰。因此,对声律论和杜甫的讨论就应该相对集中。杜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虽然不是律诗的开创者,但他在律诗写作上的追求上,既有完善的一面,又有突破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杜甫成为一位真正的集大成者。笔者从文体角度切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基于诗歌在诗人的心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容可以怎样把握的思考。从诗歌创作的情绪性质看,我试着将诗人分为“入世”和“出世”两大类,介于这两种之间的情绪是“伤感”。这三种是中国诗人或文人在下笔写作时的最重要的情绪。我希望以这样的认识来对唐诗和宋诗所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进行把握。在唐音宋调中,充分汲取近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文学史现象做出比较细致的解说。当然这样的理解显然是“取其一端”也无法面面俱到地对唐宋诗歌作全方位的论述。
唐宋文学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词学。两宋时代,虽然少了唐朝的强盛和自信,淡了少年的梦幻色彩,在政治上军事上懦弱退缩,但经济继续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视文人和文化的时代。两宋二百年间绝少看到文人动辄丢掉性命的记载。因文化政策的宽松以及科举的大规模扩招和文人待遇的优厚营造的承平文化,簇拥着两宋时代的文学颇如满身稚气的书生,充满活力,率尔前行:散文高和唐人大调、诗歌另辟理性余响,而词作更是气象万千,摇曳多姿,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在词学的研究中,应着重从诗词异同的角度对宋词的特点进行分析,重点是在对“异”的分析,立足于对词这一文体的个性的掌握。从词的特点、风格、结构、修辞与意境以及词人的心态等方面进行分析,在充分汲取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对词的特色有所把握。
在古代文体形态中诗是吟的,词是唱的,而文章则是写的,小说就是说的(口头文学)。从不同文体的写作状态和传播形态来研究形态文学史,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唐代传奇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小说在成熟的标志。对于小说的文体特征得研究,则应从叙事文学的角度和传播的角度来加以考虑。鲁迅关于“小说的自觉”的观点成为经典性评论。
中国唐宋家的成就是古典散文建立的标志。对古典散文的研究应对韩、柳、欧、苏文章的特点进行分析,这是重点所。值得注意的是,骈文在语文中的意义,骈词丽语其实是汉语的一个优势,关键是“度”的掌握,过犹不及,这是中国文章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启示。现代文与古文整体上的区别是骈体文彻底退出文章领域。而骈偶语在文章中的存在,则是十分自然和合理的现象,因为这是汉语的优势。
在唐宋文学里,有一个很少引人注意的文学形态是批评。批评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著作中起源很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有所体现。但中国文学批评形式的多样性,是在宋代形成的,代表性成果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中国文人从此有了一种最佳的批评形式。但诗话这种随意性的评论文字,对中国诗学理论的体系的建立,似乎没有太多的帮助。中国文人从中得到的乐趣,却是十分的丰富。中国文学批评的自成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独特形式有直接的关系。
青词在唐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但这种形态还没有引起太多人去研究,它源于上古时代人们祭祀的祷文。在唐宋时期可以见诸于好多文献,如《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全宋文》、《文渊阁四库全书》阅读这些作品,可知青词在唐宋时期已经是一种有专门用途和独立形态的文章体裁。故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吴曾棋《文体当言》等明、清人的文体学著作或文章总集都有青词一类。
四、结语
本文以文体为纲绳,在文体意识统摄之下进行阐释古代文学,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例如对某种语言体式传承关系的研究,对母文体之下子文体的组成形式和演变规律的研究,对某种艺术技巧形成、发展的过程研究等等。认识文学发展的历史,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研究文学“写什么”的范围之内,而应该上升到去研究文学“怎样写”的层次之上。在做文体意识研究的过程中应注意从文体特征人手,在论述中做到文体史演变与文学史描述的有机融合,分析各种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史发展中呈现的合力,并探求文体兴衰的规律性问题,从而对文学史进行新的探微。万古中华文脉深,管窥蠡测未得神;随处留心多翻检,艺海拾珠粒粒珍。限于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学识的局限,尚未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程度。本文意在抛砖引玉,还望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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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研究现状篇3
然而，教师在其从教五六年后就会逐步定型，出现对原教育文化环境、现实利害关系、心理习惯定势等方面的功能性固守，职业水平在垂直层级上出现停顿现象。如果没有及时寻找到专业成长的“突破”，那么专业成长的脚步将停滞不前，教育成长之花蕾也将萎缩凋谢。据此，本案中的教师通过课题研究的方式实现了“专业成长”的突破，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实现自主发展，内涵提升。
基于现实的自我诊断
本案教师从事初中语文教学工作7年，处于职业定型阶段。职业精神、专业水平处于较为稳定阶段，对于日常教育教学活动、学生心智发育水平、工作环境等各类因素较为熟悉，开始形成教育教学活动的习惯定势，表现在职业性格的保守、职业性知识能力结构的亟待更新、创造个性亟须进一步开发等。据此，该教师从驾轻就熟的教学活动中分析主次，寻找“问题”作为课题研究的突破口，即发现语文教学中的问题，并将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围绕这“一题”展开一系列常态课、研究课、公开课等实践，并在此过程中总结相关的研究报告、研究论文、教学案例及反思等作为研究成果。
教学显示方面，本案教师发现语文教学实践中，古诗词具备不可忽视的教学价值、“课标”的教学要求以及初中古诗词教学的现状等多方面因素引发了本案教师对选题的探究：于学生而言，古诗词的学习在文化熏陶之余，对于帮助学生积累和丰富语言素材，锻炼创造性思维和表达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课程标准的发展性要求，古诗词教学体现了新课标“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的理念。
目前，初中古诗词教学面临挑战，首先是课堂教学固定化、模式化、被动化、方法单一，缺乏有效突破，教学中的思维因素和情感因素被淡化。其次是学生学习趣味递减，畏难情绪重，积累的古诗词也鲜少运用在写作中，初中古诗词教学亟待“提效”。
教师在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发现“意象法”是打破这一僵局的“突破口”。意象浓缩了作者的思想、性格、审美、风格，是作者借以表情达意的工具，是教学的切入妙点。但是，初中教学中常常把“意象”束之高阁，其教学价值没有得到体现。
基于教师个人专业成长和教学现实的诊断与分析，本案教师确立“‘意象法’在初中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研究”为研究课题，通过研究力图进一步挖掘“意象”的教学价值，转变教学观念；尝试结合意象的特点，系统研究“意象法”在初中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以“意象”作为突破口和线索，发掘并验证适宜初中生学习古诗词的“意象方法”，进而完善有关古诗词教学的方法论，为新课改下古诗词教学改革提供实践依据；在变革传统的古诗词教学模式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驱动教师自主学习与发展的“引擎”，实现专业素养的进一步提升。
基于实践的课题研究
在发现古诗教学一直是本学科教学中的难点，同时也是教学中易被忽视的“冷点”后，教师确定选题并依据南京市教科所第八期个人课题申报要求，将设想与研究要求统一起来，撰写开题报告，并在接下来的2年研究中不断对原有的诊断分析进行再认识、再矫正，同时注意思考的再深入、再梳理，将整个研究实践清晰化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把关“选题”，确定研究价值
结合语文教学实践，采用文献研究法、结合有关“意象”知识的资料，学习理论，初步确立选题为“‘意象法’在初中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研究”，并撰写研究方案，分解课题研究步骤，确定好研究群体为本校初三年级学生。
确定研究价值为：研究“意象”的概念、特征、作用及其在教学中的运用价值；调查了解初中古诗词教学现状，结合理论分析不足，归纳成因；结合古诗词教学现状和意象在教学中的运用价值，生成适宜初中生掌握的“意象法”，探索“意象法”在初中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策略；对意象法的运用进行效果评估，更新古诗词教学理念。
（2）充实“过程”，提升研究实效
以“意象”“初中古诗词教学”等为关键词对近几年相关文章和论文进行检索和浏览。同时，以“课程标准”为依据，查找关于初中古诗词教学方法论、意象艺术等相关书籍进行阅读。通过以上理论学习和研究，加深了对意象的概念、特征、作用、分类的认识，同时对意象在初中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价值有所明确。
对初中古诗词教学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为保证调查信度，本次研究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个角度设计两个问卷进行调查，以了解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与成因，分别为《初中古诗词教学调查问卷》和《初中古诗词学习调查问卷》。问卷调查的样本主要来源于本人工作所在初中，教师问卷共发放23份，学生问卷发放360份，被调查学生分布于初中各年级，各层次。调查问卷回收率为100%，有效率也为100%。对问卷结果进行了数据分析。通过调查分析，较为科学全面的了解初中古诗词教学现状；同时从教材中古诗词数量、题材、编排的设置，教学实践的功利教条化，校园环境熏陶等方面对阻碍初中古诗词教学提效的行为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以“意象”作为突破的必要性进行分析。
结合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内容，生成“意象法”，并在古诗词教学中运用形成教学策略：通过“意象”知识的学习和梳理，增强“意象”意识；应用“意象完形法”“意象诵读法”“意象串联法”“意象归纳法”实施教学。
通过意象知识的学习，“意象法”在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和验证，教师更新了古诗词教学理念，形成了以实施“意象法”策略为核心的理念：基于古诗词特点，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以“课程标准”对初中生古诗词学习的要求为标准，将教材中出现的古诗词作为基础，以“意象”为抓手，牵动“导―品―悟”这一教学链条，力求全面地、系统地、多层次地探索适宜初中生掌握的“意象法”，激发学习兴趣，解读古诗词由课内拓展至课外，拓宽阅读视野，提升审美品位。
（3）提炼“结果”，多元验证方式
综合运用行动研究、案例研究与经验总结的方法，对“实施阶段”的相关成果进行再次实践，进一步验证、修改、完善操作模式，同时积累有关课题研究的论文、案例、课例等，以形成科学性、序列性、规律性、操作性的成果。
本案教师通过课堂观察，课后询问调查，组织学生参加诗歌诵读比赛，开展学生的诗歌创作、小报小册创编，阶段性检测等方式验证教学方法的实效，争取多角度验证教学方法的实用性。
最终具体实施成果有：初中古诗词教与学现状的数据分析，“意象法”在初中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策略，“意象法”应用效果评估等。形成相关研究成果有：开设区级公开课《依托“意象”去穿越》1节，校级研讨课1节；论文《依托“意象”去穿越――浅析“意象”在古代诗歌阅读中的作用》《妙切入巧突破――初中古代诗歌方法谈》《依托意象去穿越》先后在省级刊物公开发表。
学生在诗歌学习方面兴趣盎然，获得进步：学生制作小报小册资料，参加诗歌诵读比赛，创作诗歌主题征文等等。
最终，本案教师的课题作为南京市第八期个人课题之一成功结题，结题报告获奖。
基于发展的反思领悟
本案教师通过“确定主题――课堂实践――成果积累”的路径，针对现阶段初中古诗词教学“盲目低效”，学生古诗词学习畏难的现状，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意象”为切口，确定个人研究课题，一方面论证初中古诗词教学中以“意象法”提高学生古诗词学习能力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另一方面提出教学策略并以实践加以检验。通过研究，进一步提高了初中古诗词教学的成效，同时也促使教师在研究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意象知识，形成了有效的意象教学法。当然教无定法，意象教学法应该根据实践不断更新、完善、精简。
诗经研究现状篇4
【关键词】《诗经》英译国际国内复译比较设想
《诗经》是作为中国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从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直至至今。同时，《诗经》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由于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产生了诸多译家和译本，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因此，《诗经》的翻译就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出现了许多《诗经》的译本。本文拟对《诗经》国际复译与国内复译的分析比较，探讨诗经翻译存在的问题，并对国内今后的研究提出设想。
一、《诗经》的复译
首先，复译是指针对同一文本，在同一时期或在不同时期推出不同的译本的行为，即共时和历时两种，前者指同一原著在同一时期有多个译本，如2008年《沉思录》集中推出18个译本，涉及14家出版社，20名译者；后者则指同一原著不同时期的不同译本，如《红楼梦》仅来说，从1920年至今就有10余个版本，涉及多种语言，多国译者。由于知识的增长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而变得不确定时，复译等行为就继而发生。迄今为止，《诗经》翻译已经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和十分广泛的实践基础，仅英语翻译也已经有了逾百年的历史，世界上几乎每一种主要文字都已经有了《诗经》译本。在国际汉学家和中国本土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诗经》复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世人提供了众多风格各异的阅读文本，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二、《诗经》英译的国际复译和国内复译的比较分析
由于国际的地域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以及译者本身的生平，身份，政治哲学观点和等的不同，《诗经》的国际复译和国内复译也呈现了不同。笔者在此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比分析，为以后的《诗经》翻译研究提出几点设想。
1.国际复译的异彩纷呈和国内复译的兵微将乏。早在17世纪，西方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就开始翻译儒家的经籍。《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颇受重视。1626年，比利时人金尼阁用拉丁语翻译了包括《诗经》在内的“五经”，这是已知的《诗经》最早的西文译本。1829年，英国汉学家J.F.Davis在其专著《汉文诗解》里以《诗经》和先秦至六朝民歌为例论述中国诗歌格律，开创了《诗经》原文英译的先河。19世纪，随着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的势力扩张，欧洲汉学热进一步升温。1871年，英国汉学家里雅各（JamesLeggle，1814--1897）在伦敦出版了他的《诗经》英译本，这是《诗经》第一部英文全译本。20世纪，《诗经》英译全面繁荣，国际诗经研究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庞德（ezrapound，1885--1972）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1954年庞德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经》英译本《诗经：孔子所审定的古典诗集》，译文行文流畅节奏感强，富有诗意。
相对于国际诗经复译的异彩纷呈，在我国翻译研究史上，《诗经》翻译研究的历史却并不长，其英译研究只不过是近二十年左右的事，迄今为止还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一个价值及其巨大的翻译研究领域在我显然是被漠视和搁置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许渊冲，汪荣培两《诗经》英译本的出版，诗经研究在我国曾出现过一次小小的热潮，近年来又恢复了沉寂。1993年，许渊冲的《诗经》英译本出版，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个《诗经》英文全译本。汪荣培，任秀桦的《诗经》英译，是继许渊冲之后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第二个《诗经》英文全译本。直到最近两年《论许渊冲的翻译美学思想》（韩昆）和《汪荣培古诗英译技巧（任利）的发表，才对中国《诗经》英译者的研究首开先河。因此，历史短，规模小，强度小，影响小是我国《诗经》翻译研究的总的特点。
2.国际复译的系统性和国内复译的凌乱性。《诗经》的国际复译从开始出现就有比较明确的目的性，其传教士来到中国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基督教，弘扬基督教义，才开始翻译儒家经典，使西方了解中国。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的扩张，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更好地统治控制中国，开始掀起了汉学热，这样人们对《诗经》认识和理解开始从文化和文学的角度来发掘，《诗经》在国际上的复译也更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因此，在国际上各个汉学家对《诗经》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论。如英国学者里雅各通过对中华经典《诗经》的翻译和介绍，从思想，文化，文学诸方面对《诗经》进行跨文化阐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译介阐释”。里雅各对于清代《诗经》学独立思考派如崔述等学说的重视以及对孔子删诗说的考证等，体现其海德格尔的“阐释循环”思想（他认为，我们对任何东西的理解，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而是以头脑里预先准备好的思想内容为基础，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预。我们头脑里意识的“先结构”，使理解和解释总带着解释者自己的历史时代的色彩，所以，阐释的循环是不可避免的。认识过程本身就是循环，但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就地打转转）以及客观派的阐释风格。他认为，译诗必须透彻了解原文，尽可能地贴近字面，不增译，不意译。他的译诗基本上是分行的散文，既无节奏，也无韵脚，但读起来颇为自然。美国学者庞德鉴于《诗经》在理解上有很大的难度，庞德采用加题注和脚注，对同一首诗做两种不同的翻译等方式来弥补翻译的不足和译文难以传达的内容。又如英国学者韦理（arthurwalley，1889--1996）他将《诗经》译成自由诗，第一次打破了《诗经》风，雅，颂的次序，以诗歌内容编排，分为婚姻战争，农作等十七类。其翻译完全超越了儒家传统，成为纯粹的文学研究。
相对于国际上《诗经》英译研究的百家争鸣的景象，我国国内对其的研究多是零星的和不系统的。周发祥于1993年从《诗经》文化传播的角度对《诗经》有总体评述，其观点颇具参考价值。许渊冲的译诗用的是典雅且富于韵律的诗化语言，既有紧扣原诗的直译，也有旨在传达原诗韵味的意译。汪荣培作为我国著名的《诗经》翻译家，对其英译的总结是传神达意，主张翻译要形神具备。马祖毅教授在他的《汉籍外译史》中对《诗经》翻译的历史和译本状况介绍相对比较全面，先后涉及了多种语言译本。但是在总体上，这些研究都还不够系统和全面。
三、对国内《诗经》英译翻译研究的设想
通过对《诗经》英译的国际复译和国内复译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对《诗经》的英译研究成就比西方同行的研究成就还相差很远，为此，笔者认为对于《诗经》的今后的英译研究要更加全面系统和彻底，要从诗篇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对《诗经》英译的各种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又要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理论升华，使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重大作用。
四、结语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深受人们的喜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英译研究可以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但通过国际和国内《诗经》复译的对比分析，我国《诗经》英译的研究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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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诗经研究现状篇5
谈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学者们除了为取得的研究成果欣喜之外，也不无忧虑。大家觉得，近代文学的研究与中国近代其他学科的研究相比仍显得相当薄弱。南京大学教授王立兴先生严肃指出，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学科地位的偏低。直到现在国家教委制定的大学中文系教学计划中，近代文学仍然没有成为独立的必修课，没有独立的硕士点、博士点。二是学科队伍太小。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专门从事近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总数不足300人，有的省甚至是近代文学研究的空白区。而现有的人员也存在着老化问题，有后继无人之虞。王立兴教授呼吁各界关注近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一直被忽视，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认为，这个时期没有产生世界性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没有产生一种独立成熟的文学样式，一切都不成熟。中国社科院近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王飚研究员对此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近代文学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的“不成熟”，在于它隐含着全部新文学的“胚胎”。在它之前，是绵延数千年、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同时又几乎定型化的古典文学。而在它之后，却是面貌全新、充满青春活力、至今还在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文学。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次最伟大的变革，是文学体系的转型。文学体系包括文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基础、文学观念和审美规范、创作主体和接受对象、作品社会内容和文化内涵、艺术思维和表达方式、文学语言和文学的存在与传播方式，以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在内的文学结构系统。王飚先生指出，如果不能说明中国古典文学是怎样转变成新文学的，不能揭示“新胚胎”的发生和发展，那么一部完整的中华文学史将永远断裂成互不衔接的两部。这就是中国近代文学——文学体系转型期文学研究的价值和任务，以及这门学科独立存在的意义。
近代文学的研究应该如何深入？山东大学教授郭延礼先生认为：必须先拓宽研究的领域。他在充分占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指出目前研究的“倾斜”状况（即向主潮和大家的倾斜），这种倾斜造成了研究面的相对缩小。如近代诗研究侧重于龚自珍、魏源、张维屏、“诗界革命派”、“南社”和秋瑾等革命派诗人，近代散文研究侧重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体散文，近代小说研究侧重于四大谴责小说。而对于近代文学史上所谓“旧派文学”，如诗中的“宋诗派”、“同光体”，散文中的“桐城派”，小说中的“鸳鸯蝴蝶派”等，则研究不够。即以“南社”而论，研究面就相当狭窄。“南社”有作家数百，重要的、有成就的亦不少于百人，而现在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宁调元、马君武、黄节、徐自华、于右任等十余人的范围，这就影响了对“南社”诗歌的总体认识。科学地讲，要全面地审视近代文学，必须对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社团、流派、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否则有些结论就很难站得住脚。比如过去对于“桐城派”、“同光体”的评价就有以偏盖全、一笔抹煞的倾向。以“同光体”领袖陈三立而论，他的诗作也并非全是脱离现实的消极颓唐之作，过去有人以他的诗句“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作为陈三立远离现实、欲作隐者的根据，其实这两句诗恰恰是戊戌诗人与其父同被革职后，面对激荡的时代风云和祖国危亡日深的现实所写下的愤激之词。《散原精舍诗集》中许多关心现实、抒写诗人家国之痛、民生之哀的诗篇即可为证。但由于对陈三立缺乏全面而认真的研究，不仅对其诗歌评价过低，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同光体”诗派的正确认识。那种把“同光体”视为反现实主义流派的看法显然是不全面、不正确的。近代文学研究中面的狭窄，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度。
如何拓宽作家研究面？华南师大教授钟贤培先生指出：“应该屏弃庸俗社会学的偏见，不要以进步和保守作简单化的褒贬界定。钟先生分析说：近代作家处于世纪之交，社会急剧变化，社会思潮迭起，作家思想比较复杂，有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对立状态，并反映到他们的创作中，对他们的思想、作品应作历史的、辩证的梳理。对于一些政治思想或文学思想比较保守的作家，如“宋诗派”、“湘乡派”、“同光体”以及“鸳鸯蝴蝶派”，应科学研究，还其历史的真面目。钟教授还认为，加强地域性作家的研究，也是拓宽作家研究面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广东而言，近代产生很多重要作家，从张维屏始，至“南社”的苏曼殊、黄节止，不下十余人。其实，与他们同时期的作家大有人在，如与张维屏并称“粤东三子”的黄培芳、谭敬昭，与高天梅等并称“南社四剑”的潘飞声，被谭献推为“南社正宗”的词家叶衍兰等，均尚未展开研究。对于重视和加强地域文学的研究，青年学者西北师大龚喜平副教授认为，这是完善近代文学学科体系、促进研究繁荣的重要层面。他的理由是：地域文学的研究既是微观研究，也是宏观研究。如何从地域文化的人文气象和自然景观着眼，由个体到群体宏观地把握其创作心态、个性特征、审美品格、艺术旨趣、乡土气息、民族色彩，正是地域研究的大有可为之处。地域文学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色彩，西南、西北地区尤为如此。对其进行深入开掘，将使近代文学本身更加丰富多采，富于艺术个性。同时这也是加强近代文学艺术性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地域文学的研究既是地方的，又是全国的，如郑珍自然是贵州地域文化研究的重点，但在整个近代文学中亦为大家。因此，对其诗歌创作艺术个性的深入揭示，对“宋诗派”乃至整个晚清旧派文学的研究都有普遍意义。
对于近代文学研究课题的拓展，河南省社科院王广西研究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认为，应该重视和借鉴近代史研究及其他学科研究的成果，在诸多学科的交叉中寻求近代文学研究的个性特色，并且着力攻破一些新的课题：如女诗人群、军事集团中的文人群体、宗教与文学、地域文学与社团文学、战争与文学等等。 学者们认为，今后的研究不仅要扩大研究的领域，寻找新的研究课题，同时要调整研究方法。在这个问题上，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先生做了深刻的理论阐释。他认为，研究近代文学首先要抓“牛鼻子”，即辩明有别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最基本的品格，唯有此，才能比较正确地给近代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定位。过去比较流行的是“西化”说，认为近代文学是“欧风东渐”的一种表现。前几年有过的一种“断层”说，实质上也是以“西化”为座标的。解放后大家比较习惯的是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来规定近代文学的性质，用“反帝反封建”或“资产阶级”来概括中国近代文学的基本属性。后来有学者主张用“反帝反封建”和追求科学、民主、进步相结合来审视近代文学，也有人强调近代文学“民族化现代化”的属性。黄霖教授承认这些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强调说：从文学自身的特点看，决定近代文学基本品格的是：（1）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发生变革，即从“为君”，为封建统治集团服务，变为为“国民”、为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一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性质和方向，并对以下两点产生制约作用。（2）从创作主体来看，近代文学的取向是强调文学主体的精神力量，强调个性真率不羁，强调情感的自由表现；而这主体精神又是与追求科学、民主的潮流相一致的。（3）从文学主体来看，是杂文学体系向纯文学体系的转化。它们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品格。
诗经研究现状篇6
关键词：北齐；文学；综述
北齐是一个战乱中的短命王朝，但是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但是就北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朝是没有文学的，南北朝的文学也就是南朝文学。有些人给予了北朝文学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时期以后，随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北齐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其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术界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下面我就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综述，以期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之用。
北齐文学兴盛原因综述
吉定在《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中指出，北齐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骈文、辞赋、民歌等方面，而北齐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文林馆的创办；北齐文风的“南化”；南北文士的交流。他认为北齐文学在模仿南朝文学的同时，保持北方文学的贞刚之气、开阔境界是北齐文学的一大特点，在哀婉之情的抒发中，包蕴了一份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折射出南北分裂、融合时期动乱现实给士人心态造成的精神失落和特殊人生的深悲沉恨，这一点部分地继承了汉魏风骨，是北齐文学的又一特点。
陈娟、徐中原在《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中也指出，东魏、北齐的散文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一方面是受到北魏的影响，另一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和文士自身审美意识的增强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东魏北齐不管是在作家、作品数量还是在作品题材、艺术性方面都比前代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并且开始出现了散文的文学流派，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统治者重视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多篇单篇研究论文。如宋燕鹏在论文《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中就考证了文林馆设立的时间、执掌与成员人数、成就与撤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572年），颜之推、李德林、张景仁执掌文林馆，经过考证得出文林馆实际有68人，并且整理和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集子，随着北齐政权的灭亡而消失。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也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时间应当在武平三年（572年），待诏文林馆的人大都富有才华，待诏文林馆的大都是北方的汉族士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预示着北方文学新的创作高峰的到来。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经过研究史料认为北齐文林馆的真正建立时间应当在武平四年（573年），建立之后主要由颜之推、李德林负责，文林馆的主要职责是编纂书籍，编辑了大批类书，文林馆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歌。文林馆的建立在南北方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以后朝代相应官职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石美莹在论文《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中着重论述了文林馆设立的意义，她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朝文学开始追赶南朝文学，对南北文风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培育了一大批新锐作家。
北齐主要文学成就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北齐文学一直为学术界所忽略，直到近些年，收集到一些散佚的作品，例如严可均辑佚的《全北齐文》，逯立钦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基本上反映了现存的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随着这些辑佚作品的出现，学术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北齐文学的发展，逐步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5年，张皓在论文《北朝诗风刍议》中肯定了北朝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北朝诗歌的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北朝诗歌应当分为三种：汉魏遗响，燕赵悲歌；民族交融，乐府新声；南北初融，寒木春华。
曹道衡先生在论文《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中肯定了北齐的诗歌创作，虽然现存数量不多，但是却代表了北朝文学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与北魏、北周相比，诗歌创作在数量上明显要多，就创作技巧而言，相比北魏时期也是比较成熟的。由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北齐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南朝的特色，数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总体来说，北齐诗歌是代表着上升的趋势。当然，北齐也是在借鉴南朝诗歌的经验，体现了南北文风的大融合。
刘怀荣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中看到了歌诗在三代中的繁荣发展，王室、贵族和文人们阶层对歌诗艺术的喜爱，极大地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喜爱歌诗艺术的文人大多都是歌诗的创作者。胡汉音乐交融，南北歌诗融合，使得歌诗艺术的创作和消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胡大雷的论文《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论述了南北朝诗人在外交场景中的诗歌创作。因为外交使者的形象、口辩、风度、才学都与国家的形象、威严紧密相连，所以才学俱佳的诗人就成为了外交场景中的常客。文学作品也承担起了外交往来的重任，双方有往来必有赋诗，这也成为一种定例，包括使者的以诗相会，对自己使节生涯的吟诵等等，这也表明，南北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北齐诗歌与同时期的陈朝相比，有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没有对北齐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还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开掘。
北齐具体作家研究
由于大量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的作家也有不见于史料者，现在学术界所见的大都是《北史》，《北齐书》等所记载的，也逐步开展了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就。
孔毅在《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一文中指出，在东魏北齐活跃着一个文士集团，在两朝政治、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隋唐人对这个文士集团有高度评价，但是近些年又受到忽视。他们编修了大批书籍，如《魏书》、《修文殿御览》、《文林馆诗赋》等，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文士大都才华卓著，富于辩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外交领域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李少雍的论文《史传文学家魏收》对魏收的文学和史学创作进行了总结。他通过研究的出，魏收的诗作目前现存16首，大多是模拟南朝诗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诗歌体现了北朝浑厚的诗风。魏收推崇并模拟南朝梁昉，并以散文创作见长，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了魏收13篇散文。魏收最著名的是他编写的《魏书》，尽管颇受争议，但仍然代表了魏收创作的高度。
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一文集中论述了邢邵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他的散文现存28篇，风格不同，以文采见称，其思想内容涉及佛学、文学思想等等。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被南朝人成为“北间第一才士”。
钟素梅在论文《颜之推入北后的文化反思》中阐述了颜之推在出使北朝后的思想变化。她指出颜之推出身南朝高门，曾受南朝皇帝大恩，所以入北之后对故国怀有依恋之情，加之北方文化的变化和政局的动荡，使得他不得不小心从事，在北方儒家讲耕读的质朴刚直的文化氛围中，颜之推重新审视自己所依恋的南方文化时，发现了腐化堕落的一面，又反过来批判南方文化。
王允亮《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一文，指出了颜之推在南北文学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涉及到南北方文学风貌的不同以及他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些深邃见解。颜之推的文学创作受到家世影响，有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入北之后对于推动南北文学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颜之推还将南北方的典籍、文风、士风等进行对比研究，促使他对文学创作提出了许多切实的见解。他比较重视文学功利性的一面，认为文章应该“不失体裁，辞意可观”，同时还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具体作家，所以研究一个朝代的文学就必须要研究这个朝代的作家。北齐的作家载于典籍的并不多，对于北齐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有许多作家没有人进行研究，还期待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做出更多研究，以完善研究资料。
北齐文学影响研究
北齐文学创作虽然不如南朝各代丰富，但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对后代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杜晓勤在论文《北齐文学传统与唐初诗歌革新之关系》中指出，活跃在北齐，活跃在周隋易代之际的卢思道、薛道衡等人，对唐初的革新派诗人的诗风和思想内容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南北朝向唐朝诗歌艺术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的文学创作已经表现出地域特色和艺术个性，这些对初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子昂、王绩、初唐四杰、魏征等人在改革初唐绮靡诗风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收到了卢思道等人的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北齐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具体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以及北齐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做了具体阐述，并且进一步朝着深入方向发展，让我们对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对于北齐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北齐整体文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许多作家的研究还呈现出空白的状态，北齐文学的辑佚工作做得还不够，对于具体作家的研究只限于影响较大的几位，对北齐文学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北齐文学的研究当中，使得北齐文学的研究取得更为深广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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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研究现状篇7
关键词：陆机；赠答诗；思想感情；研究
一、陆机赠答诗的概况
陆机一生之中写了很多首赠答诗，本文以金涛声点校的《陆机集》为主要参考文献，并参考了刘运好的《陆士衡文集校注》所辑佚的陆机的赠答诗，共找到陆机赠答诗三十五首，分列于此：《于承明作与士龙》《赠冯文`迁斥丘令》《答贾谧并序》《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赠从兄车骑》《赠冯文`》《赠弟士龙》《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赠顾交趾公贞》《答张士然》《答潘尼》《赠潘尼》《赠纪士》《为陆思远妇作》《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为周夫人赠车骑》《赠弟士龙诗十首并序》《赠顾令文为宜春令》《赠武昌太守夏少明》《赠斥丘令冯文`诗》《赠顾彦先诗》《为顾彦先作诗》《赠潘正叔》《赠潘岳诗》。
二、陆机赠答诗内容研究
（一）与兄弟故友之间――追忆往昔，思乡怀旧，感慨世事
陆机的赠答诗中有一部分是写给自己族中兄弟的，这部分诗中，以追忆往日家族荣耀，感慨家族败落，并抒发离别思念之情为主。他写给弟弟陆云的《赠弟士龙诗十首》是目前陆机所存赠答诗中最长的一组诗，这组诗从东吴建国、陆家为东吴建功立业讲起，一直到东吴被灭、家族衰败结束。充满了“昔我斯逝，族有余荣。今我来思，堂有哀声。我行其道，鞠为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的悲怆。陆机与陆云兄弟之间的赠答诗是手足真实情感的互动交流，字字句句都是由血和泪凝练而成，史诗般的家族回忆录让二陆兄弟在以后生活中政治欲望更加强烈，复兴家族的荣耀始终缠绕在心中。
（二）与同僚之间――歌功颂德、称扬赞美
在陆机的赠答诗中有一部分称颂赞美对方的内容，这部分诗包括《答贾谧并序》、《赠顾交趾公贞》、《答张士然》、《答潘尼》、《赠潘尼》等。这些诗又可以根据赠答对象分出两小类。一种是赠与当时权势集团的中心人物，赞美他们的美德。这部分诗以《答贾谧并序》为代表，诗中充满溢美之词，虽不至于阿谀奉承，但确实有攀附之嫌。陆机以“亡国之余”的身份入洛仕晋，这种身份使得他在入洛之后遭受了一部分北方士人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陆机不得不依附于一些权势集团之中，来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这首诗正是作者这一行为的表现。另一种是写给从东南而来的南方文士。陆机入洛后与同是入洛仕晋的东南旧识保持了亲密的关系，为了使自身在政治上立足，陆机创作了大量赞颂对方功德的赠答诗，如《赠顾交趾公贞》。他同东南士族的入仕之人相互赠答唱和巩固了这个群体之间感情和利益联系的纽带。
（三）与朋友之间――互相鼓励、互道思念
除了对同僚友人赞美颂德之类的赠答作品外，陆机也创作了一些以抒发彼此之间情谊和思念之情为主的赠答诗。陆机入洛后虽然遭受了一定的敌视，但张华、潘尼、冯文`等为数不多的北方士人给予陆机很多的帮助和庇护，并与陆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政治上互相提携鼓励，文学上互相交流。陆机与北方文士之间的赠答诗中有不少诗句中流露出他们倾心相交的真实感情。《答张士然》、《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等诗的赠答对象是南方士人。这些诗的内容以描写眼前之境抒发离别思念之情为主。为了在西晋有所立足，实现政治上的追求和人生的理想，他们不得不互相提携、互相帮助，从而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在赠答诗中他们也互相鼓励，互相安慰。
（四）代人赠答
陆机的赠答诗中也有几首思妇诗，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几首诗是陆机以“代言人”的身份所写的，如《为陆思远妇作》《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为周夫人赠车骑》，陆机以“代言人”的身份，代他人赠答，并在写作过程中加入自己的经历、感情，结合自身宦游情况，用“思妇”的口吻写出了陆思远妇和周夫人对“游宦”丈夫深刻的思念之情。陆机代顾彦先赠妇的两首赠答诗《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以“代赠”的形式，开创了赠答诗的新局面。
三、结语
历来对陆机的研究都集中在他的作品《文赋》上，对陆机赠答诗的研究以及相关的论文都很少，与它的研究现状相反的是，陆机的赠答诗很有研究价值。在这些与兄弟、朋友、同僚往来的赠答诗中，我们可以根据诗作的年代和诗歌的内容来探究陆机当时的心境和情感，甚至可以通过对陆机赠答诗的研究，对陆机情感的探究来捕捉那个时代的一批入洛的东南士人的复杂曲折的心境，这对研究西晋时期的社会历史都很有帮助。在诗酒应酬比较多的西晋时期，文人们热衷于彼此唱和赠答，赠答诗是陆机诗歌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这部分诗歌的研究可以结合其他诗歌的研究，对研究太康时期社会状态和文人心态都很有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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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3]姜剑云.太康文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张凯.陆机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3.
诗经研究现状篇8
一传播接受的理论探讨及发展史的考察
随着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对象不断细化、深化，迫切需要完善相关理论的建设;一些新兴的文学现象也需要相关理论指导研究，与会学者对这些问题有所关注。如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在大会报告中回顾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海内外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发展格局和丰硕成果，也指出在这些研究当中出现一些值得注意和深思的问题:一是有些论文满足于证成一个传播接受的事实，很少还原历史的真相，去深入了解究竟是怎样传播;二是现象列举的多，而缺少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实质性分析，缺乏理论的提升和概括;三是单向研究的多，而缺少对传播与接受互动关系的关注。同时，还提出要注重两结合、两并重的研究思路: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相结合、传播接受研究与创作文本研究相结合;界内研究与跨界研究并重、基础理论研究与实务应用研究并重。
美国杜克大学罗鹏(CarlosRojas)教授的《梦回起点:传播与接受在网络的阴影中》以长篇小说《梦回九七》的故事情节分析入手，深入探讨作者与读者、作品主人公等多种身份之间的模糊关系，并思考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之间的相互联系及表现。刘方的《文学的大众传播模式萌芽对于南宋文学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从西方关于大众媒介、大众传播的定义和文学的大众传播模式及其社会影响等理论出发，认为在南宋印刷文化繁荣基础上，私人坊刻竞争下的市场化形成与繁荣，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以大众传播模式为特征的文学传播方式。吴淑玲的《唐人无意识的诗歌传播》认为无意识传播在唐诗当时传播中是更普遍、影响更大、更有意义的传播活动，并从无意识传播的形成原因、传播形式及其价值等方面探讨其贡献。元鹏飞的《古典戏曲生成与传播的信息公约项脚色制》认为古典戏曲的脚色制具有信息公约功能，这一功能决定性地划分了中国戏曲与西方以古希腊戏剧为代表的戏剧完全不同的生成与传播方式。汪超的《论权力场对明词传播的影响》结合西方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从作者在权力场的位置、所持资本状况出发，考察权力场如何左右文学的生产与传播。
此外，部分论文涉及传播接受发展史的相关话题。如黄俊杰的《文学传播史的思考》认为文学传播史的书写应还原古代的文学传播观念、各个时期的文学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等，并在还原的基础上完成理论的思考，同时探讨其具体的书写方法与操作步骤。澳门大学施议对教授的《真传与门径中国倚声填词在当代的传播及创造》以民国四大词人的词学成就与传承情况入手，围绕学词和词学的传承问题，探讨中国倚声填词在当代的传播及创造。李剑亮的《民国诗词中的苏轼镜像及其文学传播史意义》认为民国诗人有感于苏轼其人其事其作所创作的呈现苏轼镜像的诗词作品，对推进苏轼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及传承与弘扬苏轼人格精神产生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文学传播史意义。
二传播接受的具体过程及环节的考察
文学传播与接受是同一过程的两个端点，文学传播的过程由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要素和环节组成。本次会议收到的论文，有相当部分是立足于某些传播过程与环节展开的考察。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王颂梅教授的《齐梁体与折腰体之授受与反接受》认为折腰体因与齐梁体同具失粘的特征而有形式上的接受，但相对的也有反接受的部分。曹胜高的《由两周称诗论〈诗〉本的编成》通过考察《国语》、《左传》、《墨子》、《孟子》对诗的称名，来逐步分析出春秋战国时期《诗》的版本形成过程。孙世洋的《周代史官的类诗家功能与〈诗经〉早期传述状态初探》从清华简文献和相关传世文献，来深入探究周代史官的类诗家功能及表现，并具体分析《诗经》在史官渠道中的特殊传述状态。
王兆鹏的《从一则佚文看北宋文集出版的审查制度》以一则《白氏文集准印牒文》的实例分析，来具体探讨北宋文集出版审查制度的运行机制、北宋文集出版审查的内容和北宋文集印行详定牒文的文体样式等。刘晖的《试论宋朝家集传播者行为及特点》从宋代家集传播者的角色、行为及其特点切入，通过对两宋家集的相关信息统计与分析，深入考察两宋家集的辑刊特点与传播过程。马艳的《明初文学传播研究以传奇为例》从明初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明传奇入手，从其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等方面，来考察明初文学的传播概况与特点。
李欣的《探析中国古典诗词的广告效应》从即时效应、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三方面来探讨中国古典诗词的广告效应和传播特性。张静的《书序在文本传播接受中的地位与正负影响力以北宋书序为例》认为书序是一种重要的副文本，具有强势传播地位，又具有首次批评或第一读者的传播影响力。胡建次的《清代词集序跋中尊体之论的承衍》从创作实践之难、诗词同源、有补于诗歌艺术表现等三个维面，以词集序跋为对象，来探讨清代词学理论批评中尊体之论的承衍。
焦宝的《论近代报刊诗词中的寿苏雅集》围绕近代报刊中关于寿苏雅集的活动记录与诗词内容，探讨苏轼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接受情况和近代报刊对诗词创作与传播的重要价值。刘成勇的《二十世纪文学的广播传播》从二十世纪文学的广播传播方式、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等方面，来深入解读广播传播的文学意义和特点。梁笑梅的《传播的诗:电影影像传播之于诗歌立体创构的意义》围绕电影创构的诗歌影像，从其传播的立体形态和诗歌认知等方面来解读其独特意义。马来亚大学傅承得教授的《现代诗歌朗诵:面向群众的文学传播》从场所与受众、传播学与广告学等层面，围绕面向群众的文学传播特性来解读现代诗歌朗诵现象。
三传播接受的研究方法及角度的考察
关于文学传播接受的研究方法及角度的探讨与尝试依然是会议的一大热点。如计量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王春的《大学语文教材中的唐宋诗词》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大学语文教材中的唐宋诗词地位、编排方式、入选作者、入选篇目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龚红林的《屈原诗歌图绘传播的计量分析》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来统计历代画谱类、笔记类书籍及当代楚辞书目中所著录的屈原诗歌图绘。苗贵松的《南宋以来屈原图像题跋诗文创作史和价值观以三幅〈屈子行吟图〉为中心》通过对三幅《屈子行吟图》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其蕴涵着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具有贬谪文化的模式意义。
在文学典故的研究角度上，冯红梅的《唐诗司马相如典故初探》从唐诗中使用司马相如典故的具体数量统计入手，归纳出不同的类型。高峰的《人面桃花的来龙去脉》认为人面桃花文学意象的内涵不断丰富，并且衍化为情节曲折生动的爱情故事。方丽萍的《北宋的伊尹评价及其思想史意义》从上古贤相伊尹形象在北宋的接受情况入手，探讨北宋初中期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分歧。
还有一些从其他的研究角度切入，如刘军政的《论词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接受》以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和观点入手，从纵向和横向层面来探讨词接受的表现。周淑舫的《从〈伊人思〉到〈名媛诗纬初编〉:明末清初女性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从女性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角度入手，具体探讨沈宜修的《伊人思》和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初编》的辑录内容及文学价值。马来亚大学潘碧华教授的《文化传承与本土认同:论吴岸诗歌中的伦理抉择》依据马来西亚著名诗人吴岸《残损的微笑》的诗篇，探析其如何面对文化传承与原乡隔绝的抉择和心态，审视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在文化传承上的角色。方星移的《一个城镇的唐宋文学记忆与传播以黄州为中心》从文学史对城镇的记忆与传播这个角度入手，来研究黄州这个在唐宋文学史上有特殊记忆的城镇的价值与意义。陈煜斓的《林语堂的文化经济学理念与文化传播策略》围绕林语堂的文人活动和文化主张，具体探讨其独特的文化经济学理念与文化传播策略。
海外汉学及其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一大重要议题，倍受学者关注。如由兴波的《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新路径探求》从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必要性、文化价值等方面，来积极探索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主要类型和创新路径。刘赛的《刘向〈列女传〉的流出及在域外的收藏、刊行》通过考察《列女传》在东亚诸国的流传及刊行状况，探析其文本在域外传播中所具有的文化娱乐与道德教化作用。谭新红的《论两宋时期文学作品的域外传播》从传播途径、传播效果两个层面，来探讨宋代文学是由什么人通过哪些途径传播到境外、作品在异域的传播对其本身的保存及对当地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等问题。张海的《简论韩国古代文人对杜诗诗史特征的接受》从韩国古代的一些诗话和文献资料出发，认为韩国古代文人高度推崇和评价杜甫及其诗歌，认同和接受了杜诗的诗史特征。
四重要作家及作品的考察
经典作家、作品的传播接受一直是传播接受研究中的热点，本次会议也不例外，如台湾中央大学梁雅英的《吴伟业诗文集白文本源流考》以吴伟业的诗文集白文本的版本源流为对象，通过对其各本中的篇章、顺序的对比，理清其更动和流传过程。吉峰的《老子的传播观念拓谈》结合中西相关的传播理论，来具体分析《老子》书中所蕴含的传播观念、老子所主张的传播策略、传播理念。李建国的《论陶渊明对太康繁缛文风的接受与疏离兼论陶渊明的美学自觉》通过梳理陶渊明诗文中袭用西晋作品的语例和作品分析，考衡陶诗中对太康繁缛文风的接受表现和疏离态度。赵永源的《融合、接受、传播略论宋金元明清时的遗山词》以元好问遗山词的创作与传播为对象，认为其词在宋金词的融汇沟通中既有传承又有独创和提升，同时在金元词的延续中以其独特性和崇高声誉有着很大影响。
鲁迅及其作品的传播接受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焦点，如葛海庭的《20世纪鲁迅作品在日本的译介及其接受》将20世纪日本译介鲁迅的历程分为四个时期:译介的萌芽时期、繁荣与复杂时期、热潮冷却时期、译本定型时期。叶李的《鲁迅的影响与媒体的权力》认为现代传媒通过对传播信息的选择、不同传播策略的采取等对鲁迅的意义与形象进行了有意的阐发与建构。李秀敏的《鲁迅晚唐小品论刍议》围绕鲁迅关于晚唐小品文的评论与观点，重新审视这些评论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缺陷。
还有一些古代其他的作家、作品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如吴丽娜、洪迎华的《张纲著述的编刻与传播》围绕宋代名臣张纲文集的编订、刊刻、版本、著录情况等，详考其文集编刻的曲折过程及它在历代的著录情况。刘越峰的《论宋文对〈榖梁传〉的接受》以在宋代重新受到重视的圣人经典《榖梁传》为对象，具体分析宋文对其接受及表现。杨波的《史铸〈百菊集谱〉的编纂、刊刻与传播》通过梳理《百菊集谱》的编纂、刊刻与传播情况，探究其在考证、辑佚、校勘等方面的文献学价值。
诗经研究现状篇9
来华传教士跨文化传教策略的现实意义
空间理论视阈下的美国华人文学
新穷人的消费狂欢与焦虑
“买办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
瞽矇与“成相”——说唱文学探源
汤显祖《玉茗堂评花间集》新论
新世纪诗歌语言的整体考察与症候分析
中华古典诗词吟诵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解困皇明文治及明初文学境遇
唐诗学建设的一点回顾与思考
苏辙散文批评的审视及风格论说
八十年来的唐诗辑佚及其文学史意义
萧红香港居地及安葬地考辨
残酷:曹禺戏剧的现代性解析
生态诗歌写作的现状与问题
明清时期乡村演剧戏资体制初探
“中国通俗文学视野中的名著研究”笔谈
《清水里的刀子》的民间故事探源式分析
漫谈新世纪类型化小说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静水深流——陶诗达生下的忧生
女性文学审美日常化的合法性和局限性
网络文化生态平衡与网络传播伦理规范
浅析网络小说实体化原因、路径与影响
对《说文解字》中“晋”字源流的考辨
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浅析菲律宾史诗神话中洪水神话的人文特点
多元的诉求——中国古代海神信仰流变
多元的文化、开放的对话与活的文艺批评
卓然独秀南中国——论新世纪的广西文学
广西现当代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
中国“影戏美学”视听形式的创制和埴固
白先勇小说创作与地方文化互动关系研究
浅析电视综艺节目群体主持形式的现状及发展
论《光明日报》记者唐湘岳的典型人物报道艺术
媒介融合时代报纸版面设计的演变与创新
网络人际传播与后现代公共领域建构
高校青年教师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与动因分析
媒介融合时代古装宫廷剧创作的突围策略
商业语境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困境与出路
一曲冷调的哀歌——细读痖弦诗作《坤伶》
反思与进路:经学视野下两汉文学理论研究述评
对话聂震宁:数字化时代的文学写作、出版和阅读
偏重与并行——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述评
关于大众传媒在人的现代化建设中的理性审视
论“神性写作”及其话语启示——以谭延桐诗歌为例
印刷、网络、大数据:国学研究与传播的技术三时代
诗经研究现状篇10
[关键词]苏宗经；慎动斋文集；广西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1-0011-06
苏宗经（1793―1864），字是程，号文庵，广西玉林人。清道光元年（1821）乡试中举。历任新宁州（今扶绥县）训导、平乐县教谕、梧州府教授、国子监丞等职。是清代广西著名文人、学者，擅长史地之学。《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有“苏宗经”条目，将其定性为“清代学者”；钟文典先生主编《广西通史》“第十八章广西近代文化”之“史学与方志修纂”一节中称：“谈近代广西史学，首先应该提到郁林州人苏宗经。”[1]其史学方面著作甚多，有《读史管见》《坊表录》《明史约编》《鉴史精华》等，又因《[嘉庆]广西通志》卷帙浩繁，故变其体例，析其条目，纂辑成《广西通志辑要》，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便于披览，人称“善本”[2]。除上述史学著作外，尚有诗集《酾江诗草》《名臣百咏》，文集《慎动斋文集》。其诗集《酾江诗草》为学者所知见，学界对其诗作多有研究①。而文集由于文本的缺失，一直以来，学界对其知之甚少。笔者参与“桂学研究”之“桂学文献研究”课题，工作的内容之一是进行桂学古籍文献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慎动斋文集》抄本二种存世，且有一种已于2010年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出版。今据所知所见，将《慎动斋文集》相关情况介绍于下，以便学界对苏宗经及其著述的研究与利用。
1《慎动斋文集》的文献记载
笔者对苏宗经《慎动斋文集》的文献记载进行了一番考察：
清光绪《玉林州志》卷十五“人物列传”有苏宗经传，言其著作时曰：“著作颇富，有《读史管见》、《坊表录》、《酾江诗草》、《名臣百咏》行世，其《广西通志辑要》为马中丞刊传”[3]，未提及苏宗经之《慎动斋文集》。
苏宗经《慎动斋文集》见于民国及民国后的书目与其他著述文献：
民国间的文献记载，如近代学者王葆心编《虞初支志》，其1922初版甲编卷三选入苏宗经《存孤记》《王典史携骸记》二篇，并有按语云：“钞本《慎动斋集》十余卷，余于厂肆中得之，尚未行世，为摘出一二入此书。”[4]271934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印《故宫普通书目》，著录有苏宗经撰《苏文庵遗书》钞本，“遗书”共计四种，其中有《慎动斋文集》十一卷。同年出版的《广西近代经籍志》，著录有苏宗经著述，其中于“卷七・集部・四”之“《慎动斋文集》条”下有：“案：苏文庵先生《慎动斋文集》十八卷，刻于北京，未成，以八国联军之乱失其稿，不知如何转入罗田王葆心家。见王氏《虞初支志》。”[5]同年出版的《广西省述作目录》记：“《慎动斋文集》，故宫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俱存抄本。”[6]同年出版的《古今广西人名鉴》，记苏宗经著作有“《慎动斋文集》、《酾江诗草》、《史鉴精华》等，共八种”[2]。
当代书目及其他著作文献也有记载，如：1983年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历代广西文人著述目录》著录苏宗经《慎动斋文集》，不著卷数。1995年版《玉林市志》，1999年钟文典先生《广西通史》，均言《慎动斋文集》十八卷。麦群忠先生撰有专文《玉林学者苏宗经和他的著述》，发表于《广西文史》2010年第1期，亦称有文集十八卷。而2001年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于该书中《酾江诗草》条下记：“《国史馆书目》①载，又有《慎动斋文集》十二卷，钞本；广西统计局编《广西省述作目录》称，著《慎动斋文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藏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苏文庵集》二种，钞本，或即此集。”[7]
根据上述资料，可知：自民国至当代，有较多的书目或及其他文献、著录提及苏宗经著《慎动斋文集》，其卷数有“十余卷”“十八卷”“十二卷”之说。
2《慎动斋文集》的成书与流传
据今所见《慎动斋文集》文本及其他文献，可大致推知该书的成书与流传情况。《慎动斋文集》中苏宗经自序云：“自学步至今，三十余年，稿堆箱箧，闲斋无事，聊为分类编次，除遗失不存及割弃之外，得文180余篇，分为十卷。”[8]359序作于咸丰三年（1853），苏宗经在新宁州学任上。今所见《慎动斋文集》，于苏宗经自序后，又有梁翰所撰《书慎动斋文集后》，为梁氏得读苏宗经“诗、古文若干卷”后作，文后题署“道光十九年己亥秋杪愚┝汉舶荻劣谄嚼盅д并识”[8]361，可知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早于苏氏自序。另外，苏宗经诗集《酾江诗草》清光绪十八年（1892）刊本中，有梁翰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酾江诗草序》，序中也提及苏氏《慎动斋文集》：“读‘慎动斋’文，而服先生之学养纯矣！伏而诵其诗，抑何其坚定而和平也。”[9]梁翰序据上可知，《慎动斋文集》成书于咸丰三年（1853），即苏宗经在新宁州学任上将生平所作编辑完成。但在此之前，已有该书书稿在亲友间流传，梁翰得读后即作有《书慎动斋文集后》，后来被收录至《慎动斋文集》。书稿抄本也已流传于坊间：学者王葆心《虞初支志》选录《慎动斋文集》中的文章二篇，并于按语中记“钞本……于厂肆中得”。现有资料表明，《慎动斋文集》曾付刊，只是刊印末成：蒙起鹏《广西近代经籍志》即载记其“刻于北京，未成，以八国联军之乱失其稿”。
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清代诗文集汇编》，于第582册影印收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慎动斋文集》抄本（《汇编》还收录苏宗经《酾江诗草》）。
3现存《慎动斋文集》抄本情况
3.1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其抄本为该馆藏“苏文庵集二种”之一（另一种为《坊表录》）。前有苏宗经自序及梁翰《书慎动斋文集后》。抄本全稿今存十一卷，按序、论、记、说、跋、尺牍等文体编排，十一卷分别是：卷一序，卷二论，卷三卷四记，卷五传，卷六说、祭文，卷七祭文，卷八铭文、图赞，卷九跋，卷十呈状，卷十一尺牍。共计收录文章260余篇。每卷卷端钤“燕京大学图书馆章”。抄本各卷，有不同字体，盖非一人抄录。抄本卷一与苏宗经《慎动斋文集序》、梁翰《书慎动斋文集后》合并计页至“四十九”页处，又重新计页至卷二结束，而其他各卷均单独计页。卷三版心有“卷三”字样，而其他各卷未在版心标卷次。卷一、卷四、卷五卷端“d林苏宗经文庵著”之后有“男玉霖抄存”字样，其他各卷无此五字。
该抄本应为不全本：其“慎动斋文集卷之十一”之下，标有“尺牍一”，既有“尺牍一”，当应有“尺牍二”甚至“尺牍三”之编次，但现存抄本只见“尺牍一”，并无其他。以此推之，当是“尺牍一”之后文稿佚失，所存抄本已非全稿。
3.2故宫博物院藏抄本
1934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印《故宫普通书目》，著录有苏宗经撰《苏文庵遗书》，抄本，四十册，其中《慎动斋文集》十一卷，《酾江诗草》十八卷，《粤西志辑要》十四卷，《坊表录》五卷。今查故宫博物院网站，有“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总目”之“古籍文献”目下，载记有“苏文庵遗书四种”、“40册”，可见该院仍藏《慎动斋文集》十一卷，为“苏文庵遗书四种”之一。因条件所限，不能翻检该集，其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本有何异同，不得而知。
今《慎动斋文集》所存两抄本均为十一卷，但苏宗经于文集自序中言“分为十卷”，可见现存本已非作序时的本子，或为以后续编，或为抄录者编次，非苏宗经自编。1934年出版《广西近代经籍志》、1995年出版《玉林市志》等，均言《慎动斋文集》“十八卷”，不知所据。将北京图书馆藏抄本之《存孤记》《王典史携骸记》二文与王葆心编《虞初支志》所录二文比校，发现个别之处的文字差异，可知王葆心所得抄本，与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文字或有少量不同之处。
4《慎动斋文集》的内容与特点
《慎动斋文集》内容庞杂。有为人所作的寿序，如《陈母钟孺人七十有一寿序》《姻亲陈耀堂先生七十二寿序》等；有为人所作的墓志，如《族兄理斋公墓志》《从叔芸圃先生墓志》等；有为人所作的祭文，如《祭叔祖孟侯公文》等（寿序、墓志、祭文主要是为亲友所作）；有传记，如《杨惕知传》《藤州知州陈竹村传》《尹元孚先生传》等；有为他人及自著书籍所作的序跋，如为其曾祖苏其菔稿作的《沁泉轩诗稿跋》，为自著述所作序有《明史约编序》《读史管见序》《坊表录序》《广西通志辑要序》《满汉名臣百咏序》等；有读书的札记、跋文，如《跋蒋文定公文集》《跋陈文恭公文集》；有书信，如《与五弟宗本》《复山西文水令文西亭》《复恒太守》等；有为地方事务呈州牧、巡抚等各级地方官员的呈文、状书，如《上劳抚台请准博白邹令兼摄牧呈》《上花藩台请修城记状》；有论、说之文，如《长儿玉霖字说》《次儿粹霖字说》，述说为儿子“取字”的意义，如《乐贫论》《廉俭论》等，阐明对人生的主张，如《元v党人论》《淮阴侯论》《介子推论》《牛李论》等，议论历史事件及人物。《慎动斋文集》中，涉及兴教劝学及地方公益事务事者尤多，如《重修d林州城琐记》《重修紫泉书院记》《紫泉书院田租记》《紫泉书院新增田租记》《考棚风雨亭记》《修平乐县学书籍记》《重修平乐县学文庙记》《劝捐修西望桥并序》《修西望桥并路记》《再劝捐童试宾兴序》，等等。
苏宗经《慎动斋文集》虽内容庞杂，但可一言以蔽之：文集是苏宗经一生经历、思想的记录与反映。正如梁翰所作《书慎动斋文集后》所说：“于说论见心术焉，于箴跋见学术焉，于行述家传见孝友焉，于呈状诸体见其维风化焉，于序记传文诸作，见其乐善爱人、阐幽发德，且以征阅历而知干济焉。”[8]360《慎动斋文集》前苏宗经自序亦云：“一生所读之书，所为之事，所历之境，所与之人，此中大略可见。”[8]359
苏宗经作诗为文，主张“伸己意，感人心”，十分强调诗文的社会作用。其《酾江诗草》自序中即言：“诗者，立言之一端也，或直言，或曲言，或隐言，凡触事、触物、触景、触情，意之所在，借笔以达之。流连婉转，味深而长，己之意得以伸，人之心可以感。此三百篇之旨也。”[9]自序其《慎动斋文集》自序则云：“文即言也，言者心之声也……后人见吾文可以知吾言，并可以见吾心。亦有劝善规过之微忱，而与八股之为敲门砖者稍异。”[8]359他又称：“凡见闻有一善之可师，必记录于三箧而不没。”[8]558所以，苏宗经为公益事业所作的“记”尤多。他作《利涉桥记》，就是因为他见道光二十年吴敏镛捐修利涉桥，为“近城诸桥之冠”，而“未有碑志”，并且在此之前，吴氏所做善事，亦“几十年而无碑以志”，苏宗经“恐善迹湮没不足以劝人”，于是作该记记之[8]452。文集中，作品多以扬善、劝善为归指，多记嘉德懿行，多述善行义举。“记”“传”一类的作品尤其如此。其此类作品，记物、记人、记事之外，常予以论说指评，劝诫褒贬。如其《存孤记》，叙清初玉林绅士杨惕知，一家为贼仇所害，遇害前托其家乳母周氏、侍婢氏保全其子与家产。二氏不负所托，历经险难，十年后，贼众伏诛，携孤归故乡。记人叙事之后，大加感叹评论曰：“呜呼！杵臼程婴之事，诚大丈夫之所为，千古罕有，不意乃见于巾帼中也……使二氏生为丈夫，当家国急难之际，必能尽心竭力，拯救扶持，不负所托。彼食人禄者，无事则依阿取容，以为忠顺。及乎患难猝至，而脱身远避，袖手旁观者，闻二氏之风，能不汗哉！”[4]26褒贬之意，溢于言表。应该说，苏宗经的文章，劝善规过之旨，教化人心之意，表现是十分明显的，体现出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苏宗经《慎动斋文集》的突出特点。
5《慎动斋文集》的文献价值
5.1《慎动斋文集》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苏宗经的文章，与其诗歌一样，无论从思想性上讲，还是从艺术性上看，均有可肯定之处。对于其思想性，如“劝善规过”，“教化人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于前已述。其艺术上的成就而言，梁瀚于《书慎动斋文集后》评苏氏之文曰：“其文绝不规模前人，而马之疏，班之密，老泉之断制，韩陆之剀切详明，柳州之修洁古峭，譬酿花成蜜，众美胥融。非学邃养纯充足而溢，焉能每一搦管，气倍词前，历历如道家珍，而G然之色、渊然之光，令人对之而起敬哉！”[8]360此为友人之评，虽有溢美之嫌，却也并非虚言。可以说，苏宗经的很多文章，都堪称佳文。其文集虽未刊印，仅见传抄，流传不广，世人不易得见。但以下事实仍可说明苏宗经文章的精彩，可见其文集的文学价值：学人易见的、收录于《虞初支志》的《存孤记》与《王典史携骸记》二篇“记”，又被收入柯愈春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集》，并有研究者评赞后者“一唱三叹，有《史记》风味”[10]。因此，《慎动斋文集》是珍贵的文学遗产，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5.2《慎动斋文集》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5.2.1《慎动斋文集》是研究苏宗经一生的重要资料。前文已述，《慎动斋文集》是苏宗经一生经历、思想的记录与反映。故而，该书不仅是研究其一生文学创作的重要材料，而且是研究其一生历程的重要材料，研究其思想、学术、事功的重要材料。如苏宗经所著《明史约编》《满汉名臣百咏序》，今已不见存。但文集中有《明史约编序》《满汉名臣百咏序》，由此可了解两书大概。再如，文集中录有《酾江诗草序》，为其六十岁作，序中言：“至得举之后，年几三十……积累三十年，日淘月洗，除删割之外，得诗一千七百首……兹以周甲之年，目力腕力尚堪听用，蝇头小楷，亲手誊抄，分为十有四卷。”[8]387可见苏宗经60岁时，开始编订诗集，当时诗集编为14卷，录诗1700首①。
正如苏宗经《慎动斋文集》自序中所云：“一生所读之书，所为之事，所历之境，所与之人，此中大略可见。”[8]359因此而论，《慎动斋文集》是研究苏宗经――这位清代广西重要的、有影响的文人、学者的珍贵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5.2.2《慎动斋文集》是研究玉林苏氏一族的重要资料。苏宗经所在的玉林江岸苏氏，诗书传家、科第联绵、仕宦不绝、良吏代承、善士辈出，在玉林以至广西均有相当名望与影响，是广西著名的文化、书香世家。《慎动斋文集》中，收录许多记述苏氏一族有关情况，或涉及与苏氏一族有关情况的文章，如：卷五《先曾祖刺史公家传》《永淳广文家传》《宣化广文家传》，分别是苏宗经为其曾祖苏其荩ㄗ至倬牛号y堂，曾官陕西州知州）、曾叔祖苏其S（字豫九，号达堂，曾官广西永淳教谕）、叔祖苏献可（号孟侯，曾官广西宣化教谕）写的传记，记述家族三位先贤的嘉德懿行。卷十之《呈池宗师为先曾祖y堂公先曾叔祖达堂公先叔祖孟侯公请匾状》一文，是苏宗经请求广西学政池生春题匾表彰其三位先祖所上的呈文。阅以上家传，可知苏宗经三位先贤的事迹，阅以上呈文，可知苏宗经三位先贤的影响：呈文后附录有池氏的批示，该批示表明，池氏亲书“秦中遗爱”匾、“安定风猷”匾、“笃学力行”匾，分别表彰苏其荩苏其S、苏献可，并令将苏宗经所写“家传”收入“采风录”。再如，《苏氏族谱序》一文反映苏氏族谱的编修情况，《始祖光宗公祠堂记》反映玉林苏氏始祖祠堂的设立，等等。文集中，所载苏宗经为苏氏家族成员所作的寿序、书序、家传、墓志等，有相当的数量，对研究苏氏一族成员的科第仕宦情况，对研究苏氏一族的人文兴衰等，均有相当价值，是研究苏宗经所在的玉林江岸苏氏的重要资料。
5.2.3《慎动斋文集》是研究广西特别是玉林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苏宗经《慎动斋文集》中，有许多涉及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务、情形的文章，是珍贵的地方史料，如卷十中《请详复抚台呈》一文，反映了战乱摧残之下的玉林经济凋敝：自咸丰元年三月，广东高州信宜拜上帝会凌十八会率会党围攻玉林州城后，“连年土匪滋扰，乡村不克安居，几难耕种”，为抵御“匪寇”，“各村筑堡守御，其丸药器械养丁等费俱系按田抽谷”，“十余年间捐助军需实为不少”，以致民力困竭，“州内大富之家，都无十万，其一二万者，亦属寥寥……”[8]566而该卷《禀邹州牧转详道宪呈》一文，反映了玉林地方团练的情况：玉林自咸丰元年以来，历经凌十八、覃七、钟玉保等十余股“寇匪”陆续蹂躏，四年之后，“各村筑堡，随又联络乡邻守望相助，公举团总团副团长为之统率。而置戈戟买铅药则劝有力者捐资……而出丁助官剿贼者，其粮饷则于收割之后抽收田谷，每石抽一斗……”，但“收复北流，寇匪略静之后，抽收田谷，人亦不肯乐从，至于今，团练亦有名无实”[8]567。又如，卷四之《玉林蝗雪记》，记载玉林因一场大雪而止蝗灾，为前所未有之事：道光十二年秋，“有蝗自西北而来，飞可蔽日，息树木，相结成队，可折臂大之枝……”玉林被蝗灾骚扰三年，至“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夜，忽落大雪，约二寸许……蝗蝻尽绝……向云‘雪不过严关’，今竟至于极南之地……”[8]441。再如卷十《上花藩台请修城记状》与卷四《重修d林州城琐记》，详细反映、记载道光十二年玉林州城墙重修之事，是关于玉林城市建设的重要文献。其他如《重修紫泉书院记》《紫泉书院田租记》《紫泉书院新增田租记》《考棚风雨亭记》《议玉林宾兴田租规则序》《宾兴田租后记》《重修观文阁临江楼记》《修平乐县学书籍记》《重修平乐县学文庙记》等等，则涉及玉林、平乐地方教育及文物古迹等。苏宗经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生，《慎动斋文集》中有许多涉及地方各种事务、情形的文章，并且，凡地方兴学、慈善公益等，苏宗经多亲自参与，故所记具体真实，极有价值。此外，苏宗经为他人写的传记、墓志、寿序等等，则涉及众多的广西特别是玉林地方人物，有助于地方历史人物的研究。如苏宗经对玉林著名乡贤文寿华、杨惕知以及他的曾祖苏其荨⒃叔祖苏其S等人，分别写有传记，这些人物在《广西通志辑要》《（光绪）玉林州志》中都有传，但较简略，而《慎动斋文集》所载传记较详，可补《广西通志辑要》《（光绪）玉林州志》之不足。
5.2.4《慎动斋文集》是研究清代地方士绅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资料。地方“宾兴”事宜、建桥铺路等，苏宗经等地方士绅或倡议，或组织、主持；地方纠纷、矛盾，他们居中调解，等等，在《慎动斋文集》中都有反映。其中卷十的“呈状”一类的文章，如《上花藩台请修城记状》《公举节孝状》等，则是苏宗经专门为各种问题呈巡抚、知州等，申述、表达意见，他甚至对地方官员的任用表达意见，该卷的《请博白令邹公兼理玉林牧》《上劳抚台请准博白邹令兼摄牧呈》《呈抚藩各宪请留署州牧邹公》等，是玉林绅民为知州之任上呈巡抚等官员的呈文。《慎动斋文集》真实反映、记录了士绅阶层在晚清社会治理地方社会各项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
5.2.5《慎动斋文集》是当今社会教育的珍贵材料。苏宗经出仕为官，虽官职低微――一辈子只任过训导、教谕、学政一类的小官，却能以德行称颂于世，留美名于史册。作为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苏经宗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以为地方兴利，为百姓谋福为己任，举义行善而不遗余力。文集记录了其热心参与劝学助学，修桥铺路等诸多社会公益事务。可以说，苏宗经虽为一介寒儒，又身处晚清之际的乱世，而能甘于清贫，坚守道义、良知，积极服务、奉献社会。《（光绪）玉林州志》称赞他“w官清正，居乡遇大兴作及团防事能不避嫌怨，共济于成”[3]，《古今广西人名鉴》称赞他“独立特行，不随俗为府仰”，“居乡遇公益事，能不避嫌怨，共济于成”[2]。他留下的诗集、文集，即是他服务、奉献社会思想与实践的记录。可作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社会教育的好材料。有学者指出，其诗集是“详细生动地状写了苏宗经从道光元年（1821）到同治三年（1864）逝世，共计四十多年间的世道轮回、人生感受和心迹演变等长篇画面，它除了是一份用于纯文学性欣赏的美篇之外，更是真实呈现晚清岭南地方精英知人论世、经邦济世的好史料，更是今天促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安贫守道、砥砺廉耻的好教材”[11]。笔者认为，《慎动斋文集》亦是如此：其中的《乐贫论》《廉俭论》等，是其安贫守道心迹的直接表露，而更多文章则记载了他参与的诸多公益事务，真实记录、反映了他服务、奉献社会的理念，以及他乐于奉献的一生。
总之，苏宗经为清代广西重要的、较有影响的文人、学者，其《慎动斋文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文献资料价值。惜《慎动斋文集》未有刻本，一直以来流传不广，世人知之不多，学者见之不易。今《慎动斋文集》抄本收录入《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出版，为广大研究者进行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易得的文本，希望此重要而珍贵的文献能得学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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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