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意义篇1
关键词：网络经济;实体经济;影响
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更加热衷于网上购物，既便宜又方便，随着各大要素资源向网络概念的汇集，网络经济日益成为热点问题，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与重视。从某种程度上说，网络经济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冲击，因此正确认识与了解网络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实体经济的发展现状
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网络经济发展较为速速，但实体经济发展较慢，甚至步入了退步现象。首先网络经济为人们的购物交易提供了便利，节省了较多中间环节，所以网购不仅品种齐全而且价格低廉，加之市场具备的价值规律与导向作用，所以商品在实体经济中的销售量较低。实体经济的开设，需要具备一定的设备与店面，但在网络经济中，很多商家能够节约店面与设备的成本支出，这无疑影响了实体经济店面的开设，即日益减少，与此同时，商品在实体经济中的经营需要充分资金的支持，以较好地实行进货销售，而在网络经济中的商品经营领域的拓展则容易的多，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实体经济发展有待改善。
二、网络经济的特征
1.全天候经济，这取决于iCt技术信息输送的无限性，理论上来说，网络中的信息输送没有限制。
2.全球化经济，信息网络弱化了地理距离产生的影响，通过网络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降低空间因素约束，从而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
3.竞和经济，信息网络拓展了企业间的合作领域与竞争领域，并加快了它们之间的转化速度，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不再依赖于资源资源与资金，而是更加依赖信息与知识。
4.速度型经济，信息网络促进了信息流动，加快了经济主体的收集与加工，网络经济速度特点还体现于对新鲜事物的支持与认可，代表着对高度顺利原有东西的摒弃与创新。
5.创新型经济，网络经济虽然来自于互联网与高技术，但又超越它们，网络经济着重将网络技术视作基础，旨在强调教学培训和研究，经济主体优势主要依附于创新，也就是说重新组合各个生产要素。
三、网络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建议
1.影响。网络经济对企业提出的要求，并不代表着否认传统工业经济的价值。对于发达国家的网络经济发展而言，网络经济的发展需要传统经济的支撑，即基于传统经济的支撑，网络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网络经济属于后工业经济，但它更加注重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性。网络经济发展除了需要实体经济的支持，还需要稳稳扎根在实体经济之中，只有有效整合网络经济和实体经济，才能更好地实现生产力变革。网络经济转变了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但也仅是要求在传统工业经济中融入信息技术，虽然网络具备较多优势，但若离开工业经济，也就仅剩下符号，或者它能够满足人们精神消费的实际需求，但却难以取代人们物质消费的实际需求。网络经济时代背景下，需要重新整合企业组织结构，工业经济的必要性也要求我国网络经济发展需要“补课”，所以我们需要合理改革传统工业经济。总体来说，网络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涉及两个层次，即第一是对流通途径的影响，传统经济组织易受空间局限影响，在缺乏中间商辅助的情况下，厂商难以满足市场需求，难以接触潜在消费者，所以企业经济贸易的实施需要中介结构的帮助，遇到货物调换、退换等问题依然存在反复运输的现象，长期以往自然会产生浪费，影响企业成本。而人们逐渐认识到互联网会可以直接销售品牌，可以加强卖家和买家的沟通，且不通过中间商也能够了解买家需求，缩短销售中间距离，促使销售途径扁平化，但互联网交易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额外耗费。近些年，我国有好几万家的机票代售实体店关闭了，这无疑是途径层级紧缩所致，对经济体系而言，途径扁平化给其带来了巨大变化。第二是对产业链的影响，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网络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经渗入到产业链中了，网络经济对于生产结构的影响，在变窄销售途径后，网络需求也逐渐冲击着生产结构。以前，制造商估量将满足市场需求，以明确此组织的具体产出，样式设计同样也来源于设计师对消费者心理的揣测，在此基础上组织生产，这无疑会导致厂家预期和市场需求不相同，从而给资金链带来压力。但网络经济带来的影响是C2B消费者开始大规模订制的概念，使企业对消费者需求有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进而组织生产，这除了可以帮助消费者购买到自己心仪的商品，还可以夺回定价权，实行集体议价，基于对基础成本的掌握，企业可以生产小规模定制，即卖家依据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进行生产，再向企业生产运营、服务运营等方面进行定制分发，C2B的批量定制概念迎来了挑战。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物流配置成本及存货费用的降低，日后产品的价格有所下降，从而促进了社会效率的提升。在网络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这些影响中，众多消费者产生的共同消费需求逐渐转向要求企业订制的现象很有可能是未来最大的影响。
2.建议。网络经济给实体经济带来了众多冲击影响，除了表现于交易领域与成本的影响，还影响了现阶段实体经济的地位，就因为这些冲击，实体经济也迎来了机遇，面临着改革发展。首先，调整销售途径，提升服务水平。通常情况下，网络上的名贵物品交易难以得到较好的保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碰撞，影响了物品实际质量，所以实体商店可以利用此点转变自身销售途径，基于现存的标准系统，加强物品的售后服务，解决消费者的顾虑。为了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实体经济还需要转变交易市场，提高自身服务水平，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购物体验与服务体验。其次，强化设施投入，提高优惠力度。配套设施对实体经济发展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如可以在停车场或休息区这些消费者较密集的区域实行人性化设计，这样一来，不仅提升了消费者的满意度，而且提升了实际经济管理实效。在实行经济活动的时候，实体经济可以举行多种优惠活动，以达到吸引人群与建立长期发展战略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再建立忠诚客户群，并定期举行一些惠活动回馈这些忠诚顾客。最后，加强媒体宣传，提升知名度。在实际宣传过程中，实体经济可以利用高科技平台加以宣传与发展，如广泛人们欢迎的微信、微博等平台，或者利用网络平台加以宣传，尤其是换季清仓活动更加积极宣传。基于对这些媒体平台的使用，实体经济能够帮助自身实体店树立良好的形象，增强知名度，提升竞争力水平。
四、结语
总而言之，网络经济对实体经济有着潜移默化地影响，即网络经济在给实体经济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也带来了相应机遇。实体经济在网络经济的冲击下，需要转变自身形象，学会利用先进技术如网络等包装自己；需要提升自身优势，打破传统局限，增强核心竞争力，从而更好地转型与发展。因此，正确认识与了解网络经济，合理分析与探讨网络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
作者:陈映巧单位:成都外国语学校
参考文献：
[1]周莹莹,刘传哲.我国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投资扩张效应影响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03).
实体经济的意义篇2
1民法与经济法价值取向差异的根源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民法以权利为核心,以尊重、保护市民的私人利益、自由意志为其出发点,更多的依靠契约自由分配权利义务,依靠个人的谨慎小心避免损害。民法所有的规制都旨在保证个人利益的充分实现,强调人的个性的充分发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一切规制都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经济法着重于以社会利益为导向,协调个体的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共同价值目标的实现。
民法和经济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民法采取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性质上属于私法;而经济法则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调整国家机关与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之间的纵向经济关系,其宗旨在于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性质上属于私法。民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差异的实质在于二者追求的利益不同。民法注重个体利益,经济法则注重社会整体利益。
2民法和经济法价值差异的具体表现
2.1正义价值上的差异
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正义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正义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正义是始终与法律相伴随的基本价值,正义包含了自由、平等、安全等基本要素,法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正义标准。
民法的正义价值属于个人正义,它与民法的意志自由和权利本位是分不开的。传统民法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其正义观中自由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实现民法正义价值的理想状态。在市民社会的民法上,个人只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负责,这种责任一般来源于他的过失所造成的损害。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决定经济法的正义价值是社会正义,这源于经济法对现代人类社会给予普遍关怀的现代思潮。经济法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是实现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它将平等观念引入民法的自由正义观。经济法加强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同时注重社会对个人的关怀。民法上的正义价值是一种形式正义,这是一种具体存在于具体的人、行为或事件中的具有实际内容的正义。民法要求社会主体一律平等,对所有人普遍平等地执行法律。民法上的平等只要求平等的对待,而无法到达实质结果的公正。经济法追求的是实质正义,这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是社会的正义。经济法以实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为目标。
2.2秩序价值上的差异
秩序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现象。秩序意味着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存在某种程度的稳定性、连续性、确定性和安全性。秩序是法的基础价值和前提条件,秩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任何部门法从某种意义上讲,都追求并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民法维护的是一种自然经济秩序。民法的秩序价值体现在它为市场提供一般规则及市场活动的行为规范。民法的所有规制都是为了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作用,以期实现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经济法维护的是一种制定经济秩序。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被公认为是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学观念基础,经济法所有的规制旨在限制、修正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以使市场经济按照人类设计的理想状态运行。民法排斥国家权力,主张以经济自律为基础。经济法体现国家权力对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关系的干预,经济法不仅涉及宏观市场主体、调控领域,还涉及微观的市场主体、市场秩序规制等民商事关系领域。
因此可以说,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形成的“平位”秩序;经济法建立和维护的是一种“立体”秩序。
2.3自由价值上的差异
自由包括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自然自由指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由,人们的行为受自然法的支配。社会自由指人在政治社会中的自由,人们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设定的目的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保障自由。
民法最基本的原理是私法自治原则,它是建立在个人自由主义观念之上的,主要表现在财产交易上。民法的目的是保障人民最大的经济自由。市场的自由竞争特性要以参加竞争的市场主体的人格独立和身份自由为前提,以行为自主和意思自治为核心。民法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实现自由参与竞争和竞争机会均等,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民法对契约自由和所有权绝对原则加以限制,并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只是对权利的自由行使加以限制或增加了较多的社会主义义务罢了。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属性决定了它对自由的追求并且也对自由作出适当地限制。经济法代表国家意志介入私法领域,但是这种介入要以尊重意思自治原则为前提,只有在必要时才以牺牲个人自由去争取绝大多数人乃至社会整体的自由。经济法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是以社会利益作为其依据,经济法体现了干预和自治、规制与自由的统一。
2.4效益价值上的差异
法的效益价值与法的正义、自由和秩序等价值相比,具有现实性的特征,法律的其他价值必须通过法律效益才具有现实性。法律效益作为法律的价值,总是与某种评价相关联的,包括法的经济效益价值和法的社会效益价值,个人效益价值和社会整体效益价值。
实体经济的意义篇3
关键词：紧张意识形态价值目标国家治理
在《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紧张论析》（《求实》2012年第5期）一文中，笔者从社会属性、出身和地位三个方面论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紧张及这种紧张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状态和发展趋势的影响。文章发表一年多以来，笔者继续深入思考，认为基本经济制度所规定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在意识形态属性、价值目标和国家治理要求上的紧张同样存在，且与前文所论述的两者在社会属性、出身和地位上的紧张有着必然的联系。
意识形态属性上的紧张：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
何谓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即由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经济地位及利益所决定的反映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历史选择特征的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的情况下，社会意识形态总是有阶级性的，总是一定阶级、阶层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作为对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及利益的直接反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在社会价值取向的多个层面颠覆了人类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表现在所有制上，就是明确规定公有制是资本主义替代社会的不二选择。之所以如此，其基本理据在于私有制是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根源。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宣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所蕴涵的另一个论题就是至今一切社会都是私有制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中，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被肯定为积极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但并没有对此绝对化（前述历史作用只限于阶级社会）。因为，人类社会最后一次阶级斗争将消灭一切私有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阶级斗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社会停滞不过是阵痛而已。之后，在公有制的条件下，通过奴役一部分人、牺牲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去满足另一部分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将不再出现。可见，公有制一开始即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存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家的大脑及其经典著作当中。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一直被社会主义思想家赋予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思想体系的实践者角色。对无产阶级而言，其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在它们的阶级意识本身被意识到之前，似已先验地存在。经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公有制终被物化为活生生的经济生活现实并被制度化，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前苏联如此，三大改造后的中国亦如此。1978年至今，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发生了与社会主义经典思想家预设蓝图不一样的变化，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并多次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将它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直接等同。
从社会属性上看，非公有制经济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这已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论证。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尽管非公有制的观念是物质生产自然发展的客观结果，却还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继承人赋予非马克思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标签。而且这种标签完全可以脱离其经济基础，似无根幽灵般漂浮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空间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证明，运用强大的无产阶级机器，在短短的时间内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不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所有制形式的改变易，观念的脱胎换骨难。尤其是所有制的改变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效果，针对观念的改造、强化或固化就是必然。这就可以解释前苏联在农业集体化后，我国在1956年三大改造后，为什么政治运动还会此伏彼起。所有运用物质武器的运动根子上都是为了改造或涤除精神上的非社会主义成分。如果精神上的改造无法成功，甚至可以给予肉体的消灭。其简单的逻辑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历史的吊诡是，“两个必然”被证明还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激情之后，茫然之中，人们发掘出了“两个决不会”。在马克思写于100多年前的几十个字面前，人们终于冷静下来，对公有制的极端迷信终于降温，在意识上也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还有相当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可是，意识上的承认只是对客观的无可奈何甚或屈从，绝非意识形态上的接受或认可。“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基本经济制度之中，是因为他们同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一样，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不是因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紧箍咒并没有解除。
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与非公有制经济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截然二分共存于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当中，并被写入宪法和。究其中因缘，却大相径庭。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形式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成为制度现实之前的先验式存在，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后，先验式的理论变成了经济层面的社会现实。这是观念上层建筑通过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直接操作。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被定位表面看是基于其所有制形式，其实更在于其分配的实质内容和结果。历史上，我们对公有制只追求形式，忽视其分配的结果和效果；对非公有制，我们因看到其分配的结果和内容，从而否定其形式。如此定性显然出于思维上的意识形态惯性。从理论上而言，定性不同的两种所有制共存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就还是一个带有浓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范畴，在这个范畴内，如何有效控制非公有制经济的负能量和反作用力，决定着基本经济制度本身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最终拷问国家和政权的性质。但在政策措施的实际操作层面，却存在与理论推演不一样的、诸多难以预测的因素和变化。这些年来沸沸扬扬的所谓“国退民进”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民争利，因为从理论上讲，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恰恰是国企，而不是民企。关键的问题是，在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性质上给予不同定性，无疑为公有制经济的进退提供了最可靠的制度保障和理论依据。而对非公有制经济而言，具体经营活动的弱势还不是它们心底深处的忧虑，真正的忧虑恐怕是来自意识形态上的“非我族类”的歧视和排斥。
价值关系上的紧张：制度根基与个体的经济私利
价值关系也称意义关系，是指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在此意义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作为价值客体，其价值主体在理论上皆可推演为现实的人。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语境中，尽管现实的人的哲学性没有被公开否定，却已被隐藏起来。哲学性被现实化为、凸显为政治性，现实性的人也被“人民”所替代。此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人民”与阶级、国家、政党等一起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无数个具体的现实人的需要最终被人民的集体需要替代，一个崭新的价值主体产生了。当私有制被论证为一切剥削和压迫的根源，被钉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后，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及其理论家和领袖以一种不言而喻的逻辑选择了公有制作为人民满足自身需要的制度客体。如果说私有制被贴上剥削根源的标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上的逻辑论证得出的结果，表征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那么公有制则仅是这个逻辑终点上的一个惊险的跳跃，落下来，就奠定了一种迥异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制度的根基。以这个根基为根，在其上生长出整个社会制度和体制体系，反映和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于是，一种新型的价值关系确立了。究其缘由，作出如此选择的逻辑并不复杂。一是私有制被否定后，只能选择公有制，因为历史和现实都无法给出第三种选择，如果不选择，理论也就失去了归宿，没有归宿的理论自然也就没有信仰者。二是经典理论的直接目的是消灭人对人的剥削，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命题和任务，蕴涵的另一层含义是，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首先在道义上天然胜过存在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而且也是人民能够接受和认同的社会。三是物质生产方面，整个社会将变成巨大的“辛迪加”。人民中的每一个分子将会积极发挥自己的国家主人翁精神，把自己主观上的积极性和体力、智力都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是国家和政权对人民道德素质的高度信赖。这一在理论上完美无缺的价值关系是否能变成真实的实践关系，实践已给出了回答。
“”结束，面对现实社会主义与理想社会主义的巨大落差，执政党领导人的痛感神经受到了剧烈的刺激，这样的刺激不是来自抽象理论的苍白或非难，而是来自一个个具体生命的悲凉和苦难。小岗村民为摆脱苦难的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党的领导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上下结合，使社会主义首先在农村立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而摆脱了虚无的理想化。从小岗村的经验被上升到国家的体制层面，到非公经济由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被认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到修宪明确规定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承认了人的逐利性及人作为经济动物优先于政治动物的亘古定律；承认了市场是人们竟相逐利的合理场所，市场交换是迄今为止人们实现其经济利益最有效的手段；并且从上层建筑的层面给予非公经济以制度承认和法律保护。对人首先是经济人的社会属性的意识形态认同，以及为人的这种社会属性的实现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使党的执政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我们甚至认为，中国能避免类似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悲剧，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由此可见，得益于30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对个体价值的实现，从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中国最终确保了自身制度价值的稳定。
但一定时期内个体价值的总和对制度价值的确保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既在于个体的需要是变动不居的，使一定程度个体价值的实现对制度价值的正能量在边际效用上只能逐渐递减；也在于我们的改革还远未完成，诸多体制本身存在问题，不同程度地阻扰个体价值的进一步实现。所以，个体价值与制度价值的良性互动，依赖于体制的完善性、完善后的稳定性、僵化后的自我修补性。观照基本经济制度所规定的两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其终极价值是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旨归则为确保个体价值的实现。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对个体价值的实现有何能直接感受到的作用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无法避免“公地悲剧”的出现，也就使个体价值消弭于无形之中。而今，公有制经济凭借独一无二的优势，不但避免了悲剧重演，而且成就了一幕又一幕的喜剧。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幕又一幕的喜剧如何去关怀个体价值的实现？如果“公地喜剧”不但无法促进个体价值的实现，反而使人们在个体价值的实现上存在被压制感、被剥夺感，这样的“公地喜剧”对制度价值实现的作用又该如何去回答？不能否认，一切制度价值的实现，最后都必须归依于公民个体价值的实现。当“公地喜剧”背离了公民个体价值的方向，其实现制度价值的初衷又焉能保证？
国家治理要求上的紧张：行政权力的固化、强化与弱化
公有制经济是行政理性自觉设计的结果。它因行政权力而生，也因行政权力而存、而荣。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经济是行政权力的附属物，尽管是经济资源的生产者，但有限的经济资源也不是由自己支配。而由于信息的封闭、不畅通和激励的缺失导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低，更使公有制经济成为行政权力的沉重包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它继续享有其他市场主体所没有的行政支持优势或由行政权力衍生的其他优势，并将这种独一无二的优势在广阔的市场上兑换成巨大的经济利益。通过垄断资源和经营，公有制经济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公地喜剧”，而且为行政权力的运行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行政权力和公有制经济实现了相互间政治、经济利益的互惠和互换。这种双赢的局面，使公有制经济对行政权力有着现实性的喜爱和依恋。加上与行政权力与生俱来的特殊关系，在国家治理层面，公有制经济对目前自身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有着固化的特殊要求，即行政权力保证其在资源、能源、信息、经营等方面的特许权或独占权。可见，固化或强化行政权力不仅来自公有制经济诞生以来的惯性，也是巨大的经济利益使然。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通过税收、利润等形式为行政权力提供巨量的财政收入，使行政权力固化、强化公有制经济现行状态的愿望也十分强烈。这种自产型的财政体制使行政权力能够不完全倚赖或不用过多倚赖公民税收就能正常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容易形成一种自产国家独有的‘财政幻觉’，即‘国家养人民’”。从而弱化了行政权力对纳税人意见、要求和权利的重视与尊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民意识的养成和公民社会的培育，延缓而不是促进了国家治理尤其是市场经济治理走向法治、善治的历史进程。
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自发发展的结果。非公有制经济与生俱来的逐利性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必然是法治经济。缺乏法治，市场必将陷入无序，其表征就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盛行，人人陷入自危境地，最终窒息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市场失序，不仅是市场的灾难，而且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面性社会灾难。只有法治才能营造一个普遍范围的良好市场环境，它不仅约束微观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而且对来自市场外的无理干预进行排斥和限制。法治经济，是市场经济形成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用以约束彼此和限制市场外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的唯一有效武器。市场发育的程度与法治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国家治理层面，非公有制经济宏观上要求国家权力能供给良性的法制环境和治理环境，微观上要求国家权力对具体行政行为能施以有效的约束。这样的要求，一是来自对国家责任的认识；二是来自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纳税人意识。纳税人意识一旦形成，纳税人权利也必然苏醒。纳税人意识、权利与国家权力良性互动，才能催生真正的法治。两者的良性互动不能仅依靠国家权力对纳税人在法制、政策、方针层面的认可、保证和尊重，更依赖于纳税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的知情、参与与决策介入，也就是纳税人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民主习惯的养成。由其切身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由小及大，渐进地推动和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力量的壮大，纳税人权利意识也已经逐步苏醒，理性的权利主张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提出，这股来自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权利主张潮流在推动国家治理走向法治化的进程中已经发挥了瞩目的作用，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相异要求，正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焦点、难点。受益于行政权力，公有制经济在市场上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受损于行政权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发展能力、发展资源无端受限。一益一损，决定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对行政权力的态度迥异，及对国家治理要求中民主与法治的走向、程度也有所不同，从而产生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但严格说来，这种紧张不会发展到使整个基本经济制度受到制度层面的质疑或否定。在制度层面，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成果，否定公有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当性荡然无存。非公有制经济是1978年以来30多年改革开放积淀下来的宝贵成果，否定非公有制，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有可能回到原点，甚至有可能从原点倒退回去，重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老路。因此，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道路上是一致的。两者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集中凸现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行政权力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对天然具有自我膨胀欲望的行政权力而言，能有效界定其与市场关系、规范其行为的只能是法治，而民主又是法治的前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最后归结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的完善程度，具体表现为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的角色、作用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作用的法制规范和执行。
结论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意识形态属性上、价值目标上、国家治理要求上内在紧张的产生和形成，在认识论的层面，相互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由于意识形态属性的定位不同，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价值判断必然有所不同，从而致使以价值目标为导向的具体治理要求出现差异。对认识上逻辑关系的变化或中断，无法预先设定一个必然性的逻辑进程或历史进程。逻辑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认识上逻辑关系的变化、中断、甚至颠覆。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解放，价值目标上的重新判断，国家治理要求上的此消彼长，皆有可能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整体性、结构性的内在紧张缓解或逐渐解构。
1.肖前，李秀林，汪水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人民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实体经济的意义篇4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本质；危害；应对策略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一直处于受冷落、受排斥、被边缘化的境地，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长达数年的经济“滞胀”时期，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失去功效，宣告了凯恩斯主义时代的结束。受冷落及边缘化的新自由主义，随着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和美国的里根总统的上台，开始粉墨登场，并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推行。当前，新自由主义思潮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实现了全方位、多领域的渗透与侵蚀。准确把握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理论观点和本质特征，清晰地看到其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防范，有助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助于我们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助于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理论观点和本质特征
新自由主义并非是一个全新概念，它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变形。新自由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分权思想、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与相互制约思想和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
1．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欧洲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这次论战无果而终，然而却揭开了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序幕。但是，30年代的大危机、大萧条，彻底揭示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为依据的“罗斯福新政”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扭转了经济颓废的局面，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执政的理论根基。新自由主义则进入了长达40年的“冬眠期”、理论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凯恩斯主义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滞胀”问题。在这种大环境下，新自由主义再度兴起，开始成为指导“医治”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救命稻草”。在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执政时期，两国政府都明确提出把新自由主义作为本国的经济纲领，新自由主义进入勃兴时期、实践突破时期。新自由主义，绝不甘于仅仅成为英美等少数国家的意识形态，而要成为全球各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大影响力与辐射力，美国的经济政策调整对其他国家确实有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严重打击了新自由主义，使之开始走向衰落，其真面目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熟知。
2．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新自由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与完善，学派林立，观点众多，思想繁杂。但其主要理论观点如下：在经济理论方面，主要继承与发展了资产阶级的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2］13。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否定集体化、公有制，认为任何形式的公有制，都会降低生产率，使经济变得更糟；否定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必然导致极权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1］34；否定国家干预，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会影响生产效率，损害经济利益。在对外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新帝国主义”，极力鼓吹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2］13。这个全球一体化，不是简单的经济一体化，而是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一体化，甚至“美国化”。
3．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上层建筑和一种舆论宣传工具，追根溯源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以及对外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新自由主义理论，借助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各种经济手段、政治手段，达到控制其他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目的。总之，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国际金融资本向全球扩张的理论体系［2］47。
二、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危害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现在西方经济学说中占主流地位，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从根本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学说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
1．对于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根基上的“市场万能论”和“市场神化说”的宣扬。我们切勿盲从和跟随，谨防陷入其误区。市场经济制度有其独特优势，尤其是在资源分配、科技发展、能源消耗方面有很高的效率，但其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也缺陷巨大，会造成两极分化、垄断加剧、社会矛盾尖锐等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新自由主义极力倡导一切由市场来决定，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因此，我们要做好扬弃，吸取市场经济作用的优点，去除其缺陷和弊端。根据我国市场经济的特点和特色，不崇媚扬外，不固步自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自我完善与发展，立足国情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2．新自由主义强化了虚拟经济的效应，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动荡。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恶意推行及其畸形发展，引发了诸如次贷危机、经济危机等各种危机，增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已经出现初步的泛金融化现象，虚拟经济逐步取代实体经济成为利润的最大来源，导致实体经济的萎靡和经济增长的停滞；新自由主义误导了中国股市，加剧了股市恐慌，增强了市场不稳定因素。因此，我国要完善金融市场制度以及配套法律法规，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督和管理，逐步降低经济金融化的程度，使金融资本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提供“血液”和动力的原始定位上来。
3．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坚持双重标准：对自己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却要求我国禁止贸易补贴，坚持贸易自由主义。这种无视我国民族工业基础薄弱的事实，还肆意打压、进行反倾销调查、加大惩罚性关税的做法，难道这不是当今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新策略、新手段吗？因此，我国要冷静应对、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充分利用贸易规则、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创建自主出口品牌、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等。近年我国倡导创建的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发展理念，打破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围追堵截，有利于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4．新自由主义误导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放缓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抵挡住了欧美国家在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侵蚀。这其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欧美国家舆论宣传和实践操作的马前卒“功不可没”。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机制倍加推崇，大规模地削减政府公共开支，减少社会福利投入，致使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作用减弱、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增多。因此，我们只有继续稳步推进所有制改革，调整改革思路和方向，凝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坚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才能形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合力，才能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回归到良性轨道上来，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危害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策主张、一种政治手段，体现的是英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主流思想和执政理念。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全球化这一契机，在全球范围内肆意兜售新自由主义，并强迫他国就范和践行，给他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我们要时刻警惕新自由主义给我国带来的政治方面危害，做好防范和应对工作。
1．新自由主义使政府完全被金融资本所绑架。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和推广，使资本过度集中和产能严重过剩，实体经济萎靡不振，游资和热钱无孔不入，导致金融资本异化。然而虚拟经济颠覆实体经济这种非常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金融资本也不再是实体经济的动力和保障，反而左右着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注重GDp的增长，而要兼顾方方面面。因此，我们要及时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强化政府服务的意识，搞清政府、市场、资本之间的关系，完善金融制度和加强金融监管，有序地去杠杆化，维护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同时我们也要利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实体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2．新自由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资本主义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工具。推行私有制，否定集体化、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企图通过意识形态等“软战争”来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意识形态的对立，在现阶段，确实是在弱化，但并不是不存在，一直在暗流涌动，随时就有波涛汹涌的时刻。对此，我们思想上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行动上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建设一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理论根基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话语权建设；使“中国模式”越来越被世界所认可和接受，使“中国梦”越来越被世界所理解和尊重。
3．新自由主义使市场优胜劣汰的原则“发挥到极致”。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把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的“丛林法则”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一切以利益优先，这样，义务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就会无人为津；航天与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尖端科技就会裹足不前；地铁、高铁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停滞不前。同样一些公益性的事业、投入大回收慢的工程，仅仅依靠市场驱动，是很难有私人资本愿意去主动介入的；只有依靠国家资本强有力的投入，才能保证这些大国重器的发展和进步。这使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缺陷暴露得淋淋尽致，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超前性。
4．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的改革方向。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又难忘的教训。这其中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最引人注目，它直接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经济的衰退，失业的增多，贫富分化的加剧，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因此，推动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不能很好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提高生产力，不能很好地发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不能很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们的国企改革要吸取俄罗斯国企改革的教训，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四、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危害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思想体系，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思维习惯、生活方式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新自由主义也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从根本上来说，是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是它们全球扩张的工具和手段，与我们的国家利益以及对外政策是相冲突的。因此，新自由主义传入我国，也对我国社会诸多方面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1．新自由主义不关注人类的长期、健康、稳定、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只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效益，而忽视社会的长期综合效益，不关心个人、社会与生态自然环境之间的良性协调互动发展。新自由主义把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只顾一味地开发、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从未思考怎样去合理开发利用、去保护大自然赋予人类的馈赠、去保护后代人应该享有的自然资源财富。践行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拉美国家，由于全面私有化，政府缺少有效的公共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与掠夺……这与我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思路格格不入。
2．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失业人口日益增多。根据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自由放任的、不受政府监控的市场容易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进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且会越演越烈；也会导致商品生产者采用大规模的机器设备、减少人力成本的投入，这又会导致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还体现在财富分配的公平合理。我国应加大扶持“双创”工作，加大政策实施的力度和广度，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增强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发展；政府还要充分利用好各种税收机制，调节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间的收入差距、使之不能过于悬殊，维护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3．新自由主义过分宣传绝对的个人自由。欧美的个人主义源于他们对基督精神的理性原则和虔诚追求，以及个人自由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这些构成了他们文化和精神最核心的部分。但这与我国优良传统－集体主义水火不容，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造成极坏的影响。这也就导致我国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盛行，个人自私自利，领导干部、公权私用，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因此，我们要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我们思想观念的冲击，弘扬集体主义精神，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发扬我国优良传统。
4．新自由主义借助意识形态的渗透，酝酿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舆论压力、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通过新自由主义这一媒介，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思想领域的战争。新自由主义极力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普世价值理念来推行它们的意识形态，企图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颠覆他国政权；苏联的解体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警钟长鸣。因此，我们要防微杜渐，筑牢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防线，自觉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与时俱进的、适应我国特殊国情的意识形态理论，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全世界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最强音。
【参考文献】
［1］曹二刚，庞世伟．当代社会非主流思潮评析［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
实体经济的意义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意义
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即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结合在一起，从而指导推进了中国经济实践的发展和进步。此定义的内涵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它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实践，同其他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东西进入另一社会环境、并被新的环境所接受、认同以至发扬光大是一样的，都需要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不同的历史实践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形式和内涵。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论断不能简单地定性为“是什么”，而应对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进行梳理后，探讨“怎么样”和“为什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实践的历史体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经历有几个鲜明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选择这几个阶段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一是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来的这几个重要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具有开拓意义；二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肇始于此，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实践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内涵、深度和形式各有不同。
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革命或者说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旋律。而马克思主义最广为人知的理论就是对于人类历史进程中阶级斗争的分析，而且马克思曾依据唯物史观大胆地假设，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让正在为中国前途命运上下求索的志士仁人一下看到了希望，所以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引导中国革命事业、甚至引领中国未来的指南针。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还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普遍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这个“民族形式”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就是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式。“具体特点”就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不是其他的形式或实践，这是由当时中国那个风雨如晦、战乱纷飞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因此，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化。而中国经济实践只能在革命实践的笼罩下散乱地、碎片式地存在，即使如延安大生产运动等经济活动，也不能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经济，更谈不上市场经济了。可以说，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仍然是混合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哲学及社会学的中国化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我国成功地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以“计划经济”为手段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些成绩得益于我国有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从整个时期来看，由于对社会主义缺乏正确的理解，忽视了其发展规律，且对当时中国的国情认识不足，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管得太死，统得太严，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羁绊和限制，对中国经济的深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从某种意义来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曲折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曲折。与其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真正开始，倒不如说只是简单地套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立足中国国情、集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来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如、、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等一系列不合时宜的经济发展的冲动行为。1956年时，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联为鉴戒”，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张，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定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但正如李铁映同志所言：“长期以来，不从具体实际出发，用一个标准来要求社会主义的实践，采取了一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超越历史条件的政策措施，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还使已有初步基础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①
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不断走向深入和成熟的时期。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却取得长足发展，这同时也是中国探索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胜利。首先，我国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期任务；其次，我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再次，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并积极探索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指明了中国要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我们都坚持了唯物史观，发展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此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深刻地、生动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在曲折发展中创造着新的辉煌。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真正价值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遍原理同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的结合，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起着重要推动作用”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深刻探索和实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成功与否，在于它是否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能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需要，始终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以后，我们不仅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更重要的是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丰富其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深刻、最全面、最生动的中国化。
秉承了与时俱进品格。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马克思曾经指出，他所提出的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据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对中国计划经济发展的17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要进行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新的探索。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相继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第一，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新发展。实践证明我国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依据这一论断和中国国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使全国上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任务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一重要论断的确立符合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具体特征，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在中国的具体化，堪称是一次巨大的理论创新。
第二，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任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正确论述，及时纠正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和党的工作重心确定为经济建设。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绑在一起，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市场经济，严重排斥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其实这是人们固有思维的误区。邓小平突破了这些固有思维，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③这些论述如闪电划破夜空，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改革开放初期在经受了“”浩劫后，我国本就薄弱的国民经济体系遭受重创，生产力亟待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历史决策。党的十三大又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并将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基本路线的核心任务。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阶级斗争已经违背了历史潮流，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诉求；另一方面，我们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再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断，资本主义社会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最终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把两项重要工作提上日程，一是改革开放，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竭动力。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绝对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深度发展。这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潮流，试观当今世界各国，哪个不是在努力改革自身陈旧落后的体制，积极融入世界潮流当中。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我们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根本经济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们实现了从指令性计划到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的发展等等，都在改革的大旗下向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前进。我们还大胆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社会文明成果，甚至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扩大市场资源；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潮流，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巨大成功，不仅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还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创造了新的经验。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高度。20世纪30年代后，计划与市场的相互渗透出现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并且这种互渗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得日益广泛化、深刻化，以至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从西方“凯恩斯革命”以及苏联引进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的改革中，可以看出这种趋势。邓小平也曾不无感慨地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④并最终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作为一种经济手段为社会体制的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加之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迎来重要机遇期，并进入高速增长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颠覆，而是按照其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次飞跃，推动我国社会制度的发展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方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深远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坚定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邓小平曾经强调，社会主义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好在哪里？好在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描绘的能够把人类引向平等、自由和富裕的道路；好在我们围绕着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好在它的顶层设计是为了消灭贫穷、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制度自信的根本，只有建立制度自信，才能保证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建立和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促使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抒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我们还在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改革开放朝着多元化、深刻化方向发展，这些经济实践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开展，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贯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矛盾的错误认识，找准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最佳结合点。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道出了二者的共同点，即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我们最终实现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的推动下，我们既遵循了市场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进行了一系列市场经济改革、大力推进股份制改革，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出口转内销，扩大内需，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成功应对了东南亚经济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提出了十大经济政策，使中国沉着应对了这次金融危机。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也创造一种国家管理方式、危机处理方式、社会运行方式等等。
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引领了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中能够为我所用的学术思想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共同培育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体系，填补了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许多空白。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面对这一创举，在建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方面，我们依然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意义远不止于此，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不止，则影响不止，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决定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的中国化实践还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李铁映：“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邓小平经济思想体会”，《求是》，1996年第23期，第3～9页。
②裴小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第64～76页。
实体经济的意义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
【前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国经济逐步和国际接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现实经济问题也逐渐浮现，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我国现实经济问题有极大的帮助，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多次要求把现实经济和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提倡学好政治经济学，用政治经济学来解决现实问题。2014年7月8日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6年7月8日，主持召开第三次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出发，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而并不是服从和照搬方法论原理，因此需要对不同的经济制度加以界定。
一、经济学教育体系的“西化”现象
目前我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在于经济学教育体系严重被“西化”，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不利地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教学设置上，诸多财经类高校热衷于西方经济学。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学课时少，并且有选修化趋势。在相关的课程安排方面，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远远大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涉及到的科目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有微观经济学（初中高级）、宏观经济学（初中高级）、计量经济学（初中高级）等。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科目仅仅涉及到一小部分，其中本科生开设的科目最少，而大部分高校硕士阶段开设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科目也不多，只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
部分高校将这类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学科作为选修课程设置，有的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传统，缺乏创新。很多高校关于政治经济学局限于资本论的讲述，在教学过程中照搬原物，没有对授课内容进行思考，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讲解变得枯燥和死板。长期采用的死板型、灌输型的教学方式与学生的预期形成对比，导致大部分学生对该学科具有抵触情绪，学习热情低迷。部分高校老师试图作出改变，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创新和突破，另一方面受到国家以及高校投入科研经费的限制，使得政治经济学科的教研水平一直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导致政治经济教学成为教条主义。在招生方面，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在硕士博士招生过程中并没有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考试内容，而是将西方经济学作为考察重点。部分高校将政治经济学学科纳入考试内容也出现如下特点：西方经济学所占的比重高于政治经济学，使得考生在学习过程中将重点放在了西方经济学上。
从招生结果来看，政治经济学相关专业，例如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专业录取分数平均低于西方经济学。另外，在课程的培养方案方面，尽管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经济学科都从属于经济学，但绝大部分高校对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培养方案不一样，西方经济学的课时普遍高于政治经济学，这同样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程度降低。在师资力量方面，目前国内重点院校在招聘过程中除了看重学术能力外，还关注学历背景。为了提高学校学术绩效，有些院校在招聘过程中直接贴着海归字眼，部分高校将重点放在西方经济学上面，认为海归所掌握的西方经济学更加受到欢迎，同时海归掌握的计量方法在期刊方面收获更大，因此造成了经济院校师资力量方面也逐渐海归化。
另外，在评职称等方面也存在不公平现象，严重打击了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学者的积极性，也使得国内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程度逐步降低。在分析工具方面，现代中国经济研究盛行着“计量拜物教”潮流。关于“计量拜物教”潮流问题，造成的原因很多，其中对于的一项要求就是必须有西方经济学的计量分析，众多的研究学者都知道如没有计量的分析工具，经济学论文很难在一些权威的期刊上刊登。譬如SSCi这种权威期刊已经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基地，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相关期刊是不可能在该刊物上刊登的。现在经济学研究将分析工具重点放在计量上，主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度不够，理论与实践差距较大，难以体现专业性。
二、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替代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是经济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成分，必须清楚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基本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多方面的不同，体现在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等多方面，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将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一，经济学存在阶级性。这种阶级性体现在经济人在处理经济问题时，都是从一定的阶级利益出发，在经济人特有的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判断下，追求自身阶级利益最大化。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肯定经济学阶级性的存在。同时，阶级性也体现在政治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本身，政治经济学家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了深刻的探究。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因此注定了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较为片面、肤浅。这种阶级性说明了不存在西方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
第二，经济学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我国社会主义中直接反映在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以及相对应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上。在特定的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特定阶级的利益需求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两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体现西方国家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对应的意识形态。因此，无论西方经济学如何发展，这种意识永远都会存在，这就注定了西方经济学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三，经济学是关于价值判断的一门学科。价值判断在这门学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价值判断主要反映在经济学家、不同阶级等方面。经济学家针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政策，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不同的阶级对于相同的一件事情也有不同角度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也毫无疑问体现在西方经济学上，并且也无法脱离政治经济学。
第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西方经济学存在历史局限性和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其中，历史局限性主要体现西方经济学认为人类永恒并唯一的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而并不是劳动。因此，在西方经济学中一切奴隶占有制、封建主义制、原始公有制社会主义制的生产方式都不存在，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开始。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局限，它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还体现在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上，并且在这些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它还研究了现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在研究对象上，西方经济学同样具有局限性，它主要研究的是资源的配置关系，即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包含了诸多关系，其中也包含了对资源配置的研究。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相对狭隘，这就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终究永远替代不了政治经济学。
第五，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由于两者所处的阶级立场不同，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看法也不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它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体系上，还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质——雇佣劳动制度的研究方面，并且揭示出这种建立在剥削工人剩余价值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从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出发，因此它的研究不仅不涉及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而且还极力掩饰着资本主义灭亡的事实。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第六，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需要研究多种所有制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能作为我国全部的经济制度。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由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多方面的不同，因此不存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问题严重，因此必须探讨适合我国经济学教育体系发展的新路径。
四、发展经济学教育体系新路径
1、从教学到科研，创新政治经济学学科教育体系
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发展，必须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其中，针对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学科体系，政治经济学应该有所创新。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地位，重点将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放在提高学生专业理论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方面。针对授课老师而言，除了要精读相关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之外，还必须时刻了解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动态前沿，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知识，改变传统的灌输型教学方式，使用授课加研讨的教学方式，提高与学生的互动性。在高校经济学招生和相关考试中，应该加大政治经济学的考核力度。在科研方面，需要看到西方经济学计量分析工具的弊端，如过分强调数字化，通过现实数据把握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都需要建立在某种假设之上，而现实经济是错综复杂的，尤其受到人类行动影响的时候，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因此，现实的计量实证分析并不能作为揭示事物本质的因果关系，从而也不能用来预测。期刊论文的发表应该增加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鼓励政治经济学期刊论文的发表，且国家应该在科研经费上给予支持，鼓励教学人员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从理论到实践，增加政治经济学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今被认为解释力度不够，并不是因为其理论体系出现了问题，而是由于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脱离现实经济的现象，如照搬书本知识、用理论来埋没现实的教条主义。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完善教材和完善教学等方法来解决的。在教材内容上，重点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经济相结合，这就需要国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加大科研力度，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当代现实经济编写紧密的高水准专业教材，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在教学方面，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与当代现实案例、经济热点问题结合起来，不断与时俱进，结合中国实际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创新和发展，努力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能力。
3、正确处理“两个”关系
要想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必须正确处理好“两个”关系，即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被西方经济学所替代；另一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的建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两者只有相互借鉴，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关于政权的指导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西方经济学同样也拥有科学的方法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两者并不能孤立的看待。从科学的层面来说，两者处于同等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健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不开西方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需要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两者只有相互的借鉴融合，才能创造出属于中国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西化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并不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但是要解决经济学教育体系西化问题是一项长期艰难的工程，需要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新时代经济学研究学者将要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伟大使命。
【经济学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潘石：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西化”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20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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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R].政治经济学评论.
实体经济的意义篇7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质的规定性，它规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量的规定性，它明确了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化的程度和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化程度的统一。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
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转贴于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
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主权，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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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的意义篇8
人是社会运行形式的承担者和实现者，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势对应着一定的人格。那末，市场经济对应的是何种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铸就什么类型的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格塑造又必须经历怎样的过程?都需要深入研究，作出科学而明确、系统的回答。
一
要研究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人格问题，就要首先明了人格的内涵及结构。从社会学观点看，人格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按照伦理学观点，人格是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善恶程度；从法律学观点去认识，人格是指人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在一些心理学家看来，人格表示个人所具有的心理特征的总和。这些看法只是表现了人格本质的一个锥度、一个侧面，而关键是要从哲学的层面把握其一般本质。
我认为，从哲学层面界说人格，必须从人的本质即人的本性着眼。人格是人作为人的资格，这种资格直接源于人的本性，人是由于具有了人的本性才成其为人、才具有作人的资格的。人的本性确指人的“内核”，人格指谓人的“含核之果”。因此，在我看来，人格是人作为人的资格，是人的本性的统一的、综合的表现。
现在的问题是，人的本性是什么?在讨论人的本性时，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段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些人往往把这段当作马克思给人的本性下的定义，其实这只是揭示了研究人的本性及其发展的科学方法。研究人的本质或本性，要从人的社会关系归根到底要从人的实践关系去着眼。因此，马克思在与上述一段话相同的那篇文章中指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以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不是从外在的事物，而是人人自己的活动去理解人的本质、人的特性，才使马克思确定不移地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CD2〗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马克思的一些系列论述启示我们，正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造就了人的本性。实践的矛盾的、超越的本性造就了人的矛盾的、超越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以实践本性乃至矛盾本性、超越本性为特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个体需求和社会规范的否定性统一。显然，依据这种“否定性统一”的不同性质、状态，可以将人的本性区分为不同的类型：第一，依附性类型。在这种类型中，适应对象、依附对象的自然本性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个体对自然、他人、社会的依附倾向。第二，主体性类型。此种类型中改造对象、改造自身的属人性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个体追求自主发展和追求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倾向。第三，反主体性类型。这种类型是主体性类型的异化，是人的主体性的破缺和失衡，在这种类型中，阻碍改造对象和改造自身的“属人性”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个体阻碍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倾向。
从上述的人的本性及其类型的分析，必然合乎逻辑的引出人格的结构问题。人格是人的本性的统一的、综合的表现，由人的实践活动造就的任何人的本性，都潜在着依附性、主体性、反主体性这三种属性。任何人的人格，都是其三种本性的综合、统一的表现，而统一的结果必然是其中一种本性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其基本发展自身，只能依附他人和社会的人格，其基本性质包括惰性、奴性、依赖性；而主体人格是自主发展自身和发展的人格，其基本属性有破坏性、施虐性、反进步性。
界说人格的内涵与结构，是深入揭示市场经济与人格特定联系的前提。与前市场经济形式对应的是个人依附人格。历史向我们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的前市场阶段，由于力量软弱，人们不得不通过血缘和地域关系成某种形式的人群共同体去对付强大的自然。这种实践活动和社会状态要求和造就的必然是族群主体人格，个人并不属于他自己，他不能自主地面对对象世界和自身，只能依附族群，所以，个人这种性质使他只能具有依附人格。因而马克思把人的最初的社会形态称为“人的依赖关系”状态。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它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依赖物的社会经济形势，这个物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人的创造物，在这种意义上，人依赖物也就是人对对象化的自身本质力量的依赖。相对于基于自然联系的“人的依赖”，这自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在这种经济形势中，个人必须吸纳社会的生产能力，变革对象创造商品，并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与他人平等地参加与商品的交换，在这种独立自主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自我行为负责的活动中充实和发展自身。因此与市场经济对应的是有了新的本性的个人，是既发展对象又发展自身的人，即具有主体人格的人。所以马克思把人类发展的第二大社会形态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这里的“独立性”不是一般的独立性，而是作为主体的独立性，它势必要冲破与血统、地域等自然性相关联的他人、族群的束缚，作为一定的意义上的活动主体，独立地发展对象和自身。因此独立的人，也就是主体的人，即具有主体人格的人。
市场经济对应个人主体人格。这里的对应，一方面是人作为手段与市场经济的适应，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具有主体人格的个人作它的承担者。没有个人主体人格存在，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存在。因此而个人主体人格的发展程度，必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状态、成熟程度相对应。另一方面，作为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个人人格，又以人自身为目的，标志着人自身相应的发展程度。人作为手段，推动社会经济形势乃至社会整体的发展，作为目的，又实现自身的发展。在市场经济阶段，个人可以也必须铸就为具有主体人格的人。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市场经济，既有性质的共同性又有性质的不同性，两者各自对应的人格亦处于此种关系中。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物的依赖”与维护个人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相结合，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分离。它对应的个人主体人格必然是片面的、非普遍的。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基本经济事实”表明，物的世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伐价(“物”的地位高于人的地位)第9这一分析是极其深刻的。以“人依赖物”为本质的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依赖对象化的人的本质力量而成为独立的主体；另一方面依赖外化的相对独立的人的本质力量而变成物的奴隶、金钱的附属物。
这也就是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带来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资本主义以制度的形式维护个人私有资产和利己主义，必然强化市场经济对人的负效应，从而抑制人的发展；注重“社会标准”而蔑视“人的标准”，使物的世界增值人的世界贬值，形成“物”统治人的畸形现象。由此，必然导致个人主体人格的片面性和非普遍性。主体人格本来是既发展对象又发展自身的，但“物的统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造成了普遍的人的对象发展统治和制约人自身发展的特殊性质。人通过充当获取“物”、获取经济利润的工具来片面发展自己，而忽视和压抑积极的人的价值追求、独立创造精神、高尚的德性等主体人格素养的培育和全面发展。同时，由于全社会的个人私有财产至上和利己主义主导，使竞争必然普遍导致一些人的发展以牺牲另一些人的发展为代价。因而，片面的个人主体人格，是不能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存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物的依赖”与维护公有财产为主的财产体系和包含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相结合。这样，“物的依赖性”的两重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它既能使人充分地通过物来实现和确证自己，表征自己的主体地位；也能使人不再盲目地受物的支配，从而使物由于利于人的发展而显示其意义，这就必然导致“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统一。人的自主创造在为经济乃至社会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即通过社会财富的联合占有、社会保障体系的确立、集体主义的弘扬，促进每一个人的本性及其人格的重塑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应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统一使个人主体人格具有了对象发展与自身发展相统一的性质。人不仅能过充当手段、通过创造物、占有来确证自身的力量、表现自身的价值，而且要以人自己为目的去全面发展自身，表现人独立于物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
社会主义求实现人对物的自主创造、生产资料的联合占有、集体主义精神和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发展的诸方面的统一。因此，每一个人主体人格建构和全社会一切人主体人格建构是互为前提、彼此一致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不仅是社会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形象，而且是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形成。
如果说那种片面的、非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表现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那么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则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优越性。显而易见，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的确立，既是对片面的、非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历史性超越，又是对共产主义阶段的，排除了反主体人格干扰的真正纯粹意义上的健全主体人格即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的历史性准备。
我认为，依据“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统一，也就是发展对象和发展人自身的统一，人作为手段和作为目的统一的原则确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完整体系，当有以下六种人格构成要素：
1.博大的人格。它确指个人主体人格的人生意义层面。主要包括一个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信仰和执着的追求。博大的人格，表现着发展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的人，基于世界历史性联系的，观照世界和人生的特殊视角。它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作为生命的意义和精神的寄托。它有着既占有对象又超越对象的功利意义，既完善自身又超越自身的崇高境界，表现着心灵的博大和精神的深邃。事实也雄辩地说明，没有普遍的博大的人格的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的发展也难以达到它应有的历史高度。
2.独立的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个体价值层面。市场经济和人的相应发展内在需求的最根本的个体价值包括自立、自主、创造。自主的人，是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中占有类的本质，即运用人类获得的能力、财富来武装自己的人。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以独特的个性和功能，独立自主地创造物的主体。正是普遍的独立人格才能共同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与人的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个人独立人格的普遍形成，意味着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展现人作为人的无限潜在创造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里所说的人的一定程度的解放，我以为，首要的就是独立人格的形成。
3.自律的人格。它指谓个人主体人格的社会化层面。主要包括人依据规则、规范、规定所形成的自我约束、自我负责、自我尊重的意识、品格和行为。市场经济不仅是自主经济，而且是规范经济、竞争经济。它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规则、契约来规范行为主体，使不同的主体在共同的规则中自主地、公平地竞争。这就需要行为人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自主参与竞争，时刻思忖自己的行为后果，并能确认和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力及人格尊严。这是维系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譬如，再完备的市场规则也不会是没有漏洞的，倘若没有有着自律人格的人的自觉遵守，而仅仅依靠对违规行为的惩戒作保证，那是不堪设想的。至于人格尊严，如果没有行为主体的自我维护，仅仅依赖社会保障，那也是易于落空的。所以，自律人格的普遍存在，是市场经济有序运作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同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人的现代化，也需要自律人格的形成，这正是人与社会统一达到成熟程度的一种表现。
4.高尚的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道德层面。主要包括个人与他人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集中表现为个人与集体的统一，它表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特殊的要求。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利己主义，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利己主义坚持个人利益至上，以个人利益否定集体利益。传统的集体主义以集体利益代替个人利益。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坚持以个人自立、个人发展为集体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坚持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一致的原则。当然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既不背离的方面，又有统一的关系。市场经济的交往方式，一方面既有利己的(个人是目的)也是利他的(个人又是手段)，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正是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利己和利他有时又是对立的，因而，市场经济容易滋生利己主义，导致道德沦丧。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它是对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自觉抑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在要求使然。因此如果不造就普遍的高尚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难以切实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5.健康的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社会心理层面。主要包括个体内部的心理协调和外部的心理协调。健康的人格，能自我协调，形成自信、向上、坚韧的特质，并能坦然面对顺利和挫折，能积极实现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具有豁达性、兼容性、融合性，能多角度看待人和事物，自觉的处理人际关系，努力做到对社会多样性的事物的认同。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是处于世界性联系的网络状的多向性经济。现代化的人亦应成为有着开放性、发散性思维和性格、具有健康人格的人。
6.审美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审美层面。主要包括创造美、欣赏美和发展自身。具有审美人格的人在自主创造对象时，不仅能观悟到自己的个性和才能，亦能感到作为主体的品性和力量，进而美化、塑造和发展自身。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可能克服劳动的异化，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形成审美人格。同时，审美人格的普遍形成，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前提。
以上，是在纯粹的或理想的意义上探讨市场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格的对应性质和关系。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进一步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人格塑造问题。
三
现代化的人和现代化的社会是在相互制约和作用中生成的。高素质的人和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向建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人是能动的主体，我们应该也可能通过人的自觉塑造来推进这一历史过程。
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的是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那么我们在现阶段，就应该自觉地把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作为人格塑造的目标。当然这里谈的只是一般目标、“理想目标”，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来讲还需要具体化、层次化，而具体实施时，尚需过程化、阶段化。同时，还必须指出，社会历史规律其实是一种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和造就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必然支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同样只能是一种趋势。我们只能也必须在现实的市场经济实践和现实的人格基础上自觉认识和推进这种趋势。
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面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我国特殊的前市场经济转化而来，并将经历一种特殊的现代化过程。当然，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体人格又在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中获得各自的发展。
基于此，我们来探讨目前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塑造途径。如前述，马克思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等一系列论述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就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造就人的本性。因此，我国目前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塑造，亦即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归根到底要通过体现新的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人的实践活动去实现。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上取得的崭新突破是，明确提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三结合”，即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同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法制的基本政治制度相结合，而且要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这种“三结合”就是具有当代中国时代特征的前所未有的实践活动，而自觉推进这种实践活动，也就是我国目前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塑造途径的根本前提。
从此前提出发，我以为，我国目前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塑造的基本途径有三：其一，经济政治活动途径；其二，制度规范活动途径；其三，社会教育活动途径。
所谓经济政治活动途径，即全社会应自觉引导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向健康的方向转化，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是这种“引导”的首要要求。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结合尚不完善的阶段，经济不正当行为、政治不正当行为极易发生，不是因噎废食，而是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经济〖CD2〗政治〖CD2〗文化”三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有效抑制经济、政治行为的不正当法。上述“引导”的又一要求是，培育和倡导社会主体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的主体人格精神心理。这也就是创造条件，引导社会主体从正当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中“生长”出适应这种行为而又超越这种行为的主体人格素质。
而制度规范活动途径就是，全社会应引导外在规范作用向社会主体内在规范素质乃至主体人格素质的转化。这一引导的前提是制度规范的有效性。要致力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三结合”的各项规章、制度从制定到有效实施的过渡期的缩短。制度规范的有效实现，直接训练、陶冶社会主体的规范意识和行为习惯。社会主体有了相当的“规范”素质基础，才可能深刻理解和领悟社会规范的意义和价值，进而生成主体人格的自律素质。具有此种人格素质的社会主体，不仅不会钻法律、制度、规范的空子，而且会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自动地而不是受遏制的守法、守规、守纪。
主体人格塑造的社会教育途径，主要是以正义经济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为中介，在文化上突出三大精神支柱的巨大作用，造就社会主义的主体人格素质。
实体经济的意义篇9
论文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一门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一、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显示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理论成果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部分，它既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才具有特殊的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多年来，在大学经济学及管理学教学研究中，存在着轻政治经济学、重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倾向。诚然，适应着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潮流，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自然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理论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来替代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作为各门具体经济学科理论基础和指导的一门理论经济学。只有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科学地进行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理界定
1．作为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什么是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研究什么，对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是不同的。二者的分歧倒不在于是叫政治经济学还是叫经济学，事实上，首次使用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经济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看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后来，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始，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一观点流行了很长时间。
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存在各种说法，但都包含了以下的观点：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之间如何进行分配”，即资源配置的学问。围绕这一主题，经济学要研究三个w，即：如何生产（how），生产多少（how many），为谁生产(who)。
可见，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或者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说，主要是研究生产力方面；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侧重于生产关系或制度的研究。前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是最好的选择，不用多费心研究；后者则认为生产力能否顺利发展，关键在制度（生产关系）。客观地讲，二者都有所偏颇，资源配置和制度是不可分离的，制度状况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必然产生影响，而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进行的。所以，经济学应该把制度分析和资源配置研究结合起来，在此前提下可侧重于资源配置。我们可以借用恩格斯的话来界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不过需要指出：这里的“条件和形式”，包括了制度和资源配置两个方面。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
按照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对象的如此偏狭，导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化、抽象化和简单化。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看起来很简单，即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研究中国的特殊规律。然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很少了，而且这些国家也正处于变革之中，从他们的新经验尚不足以总结和概括出所谓一般“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既不能唯我独尊，把自己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也不能妄自菲薄，否定自己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种探索，一种形式。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所得出的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西方经济学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应当借鉴、汲取，尤其是其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理论成果和方法，很值得学习。但是，完全依靠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绝对行不通的。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和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科学。它立足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上升为理论，揭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确立基本经济范畴，形成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较为完整的经济学说。它具有实践性、规律性、开放性、前瞻性，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既突出中国特色，又带有时代特征，而重点是在“特”字上做文章。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特殊发展阶段、特殊经济结构、特殊经济关系，总结经济建设的特殊经验，找出特殊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及政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性质和内容体系
中国特色经济学是中国化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世界也可称之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本文取此义），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还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分析中国古代、近代社会经济的理论成果，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毛泽东经济思想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主要部分。那么，如何认识和分析这一成果呢？
第一，从指导内容上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经济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经济建设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
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重要经济社会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的主旨。凡是属于这方面的得到验证或公认为正确的重要思想和结论，都可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的范畴。
第二，从理论形式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形式和内容之分。这里的“形式”的含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经济学体系中的哪门哪派，地位和作用如何。庞大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大致分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学技术工具三大门类，每一门类又都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乃至更细的层次。在当前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又可叫做政治经济学，但它不是一般的理论经济学，而是带有主导性质的理论经济学。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也涉及应用经济学的某些领域和方面，当然只是带有一般指导性质的。
这种界定是比较合适的。首先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治国理念和思想，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官学”，理应得到尊重，应当贯彻到具体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中。另一方面，也要实事求是地理解和处理它与其他经济学的关系，不能无限扩大其范围和深度。第一，它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侧重理论，一个侧重工具；一个偏于思想，一个偏于实证；一个带有政治性，一个属于技术性。在这里，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争论，没有谁决定谁的问题。第二，它与其他理论经济学，比如与经济学说史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第三，它与具体的应用经济学（比如金融学）的关系，虽然有着指导的作用，但显然不能代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大体说来分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如果把这些内容加以系统化或“教科书”化，即有如下的内容安排：
第一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第三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体系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障体系
第三部分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一、科学发展观
二、建设和谐社会
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第四部分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系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
二、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七大报告
实体经济的意义篇10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伟大目标｡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又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塑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道德人格,是进行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本文着重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体道德人格的基本要求,进而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现代道德人格的主要特征｡
一､以遵纪守法､诚实守信与开拓进取为基础
纪律是社会的各种组织规定及其所属人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保证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必要手段｡遵守宪法和国家的各项法令,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建设更为必要和迫切｡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具备较强的法纪观念是现代社会对道德人格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要求社会主体能知法､懂法､守法,利用法律武器有效地保护自己,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信誉经济｡它既要求按照经济规律运作,有法可依;也要求交易的双方必须诚实守信,以减少交易成本达到双赢的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方面要求其主体认真贯彻执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树立诚信观念､规则意识,以诚实守信将自己的道德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有机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也要求通过培育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建立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失信约束惩罚机制,为社会信用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提供环境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环境､高效运行的特征,客观要求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个人,不仅应继承和发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做到勤劳､勇敢､节俭､忠厚､善良等,而且更应具有开拓进取的现代意识,树立争分夺秒的时间观念､敢比高低的竞争思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效益观念､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标新立异的创新意识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思维,等等｡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应该客观地立足现实,乐观地放眼未来,敢于迎接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并在实践中锐意进取,在不断发展自己的同时,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以发挥主体性与弘扬集体主义精神相统一为取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成为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独立主体,主体素质和主体能力的发挥程度,直接关系到主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这就要求个体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能自觉意识到自己在市场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和道德义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独立思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道德生活,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不受他人支配和影响;能自觉地控制自己的道德行为,使之合乎道德规范,自尊､自爱､自强｡只有充分发挥个体的主体性,个体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不断发展,才能理智地创造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其实践主体必须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遵循集体主义原则｡这里的集体主义,不再是过去那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把集体共同利益绝对化､抽象化,否定个人特殊利益的“绝对集体主义”,而是在保证集体共同利益这一前提和遵循个体特殊利益从属于集体共同利益这一原则的同时,充分肯定和确认个体的特殊利益,寻求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有机统一｡〔1〕(p68)??这种“新集体主义”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功利､公正等道德意识相融相通,使功利､公正､竞争等一些调节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规范准则,从根本上也在体现着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关系的调整｡这种融入时代特征的“新集体主义”,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
发挥主体性和弘扬集体主义相统一的价值取向,使人们能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发挥个体的主体性､尊重自我价值､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注重强调和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为社会的进步尽责尽力｡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作为其主体的个人必须树立科学的义利观,并始终坚持以集体主义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三､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为寄托
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作为其主体的个人必须高举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旗帜｡
爱国主义是同爱社会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二者有机地统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正如江泽民所指出,在我国,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三位一体和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爱国主义是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它客观要求在全社会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要强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牢固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将个人荣辱得失与国家的盛衰强弱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促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价值中介｡我们知道,商品生产是一种为了交换而进行的产品生产,“谁要生产商品,他就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社会的使用价值｡”〔2〕(p54)??这决定了商品生产本身包含着一种为他的､服务的属性｡作为现代商品经济的市场经济,同样也具有这一属性｡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被私有制异化为私有者,私人利益成为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使得商品经济本身所具有的为他的､服务的属性被压制甚至扼杀,“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只是为自己服务;每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相互利用｡”〔3〕(p196)??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经济本身所具有的为他的､服务的属性才能凸现出来,并把服务的对象指向社会全体成员｡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仍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基本道德原则,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
现代道德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要求个体必须具有科学的理想和强大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它对主体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有如下三项基本要求:
第一,主体必须正确处理远大理想和现实理想的关系,善于将远大理想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理想具有阶段性,共产主义人生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中国人的最高理想｡现阶段,我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现阶段共同理想决不排斥共产主义理想,相反,作为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紧密联系的｡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5〕(p86)??
第二,主体应自觉地把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树立积极､进取､健康､文明的个人理想｡人的理想追求是多样化的,除了最高理想､共同理想这样的社会理想外,个人也有自己的道德理想､生活理想和工作理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空前增强,使个人理想追求的多样化成为现实｡个人的理想追求虽具有正当性,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个人理想都是正确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一些低级庸俗､贪图享乐的个人理想,还有些人把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分割开来,只追求个人理想,这都是一些错误的理想观｡在理想追求中,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个人,不仅应树立积极､健康､进取的个人理想,还应自觉地把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第三,主体在树立正确的理想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追求理想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要实现理想,必须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不断努力｡理想的实现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我们更应立足本职,勤勤恳恳,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五､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道德人格追求的价值目标
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人的本质为前提｡马克思曾经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56)??即人在多方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多方面的社会规定性,人的本质属性在自己的社会或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人作为一种自我创造的主体性存在,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应不断改造自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人格追求既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也不能脱离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基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