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的公共性篇1
关键词：激励机制；公共行政管理；基本理论；运用
引言
根据美国管理学家贝雷尔森和斯坦尼尔给激励的定义，我们可将激励归为一种人类活动的内心状态，即人类一切内心要争取的条件、希望、愿望、动力皆构成了对人的激励。也就是说，激励是一种动力，可以诱导人们按照其预期的目标进行各种社会行为，而同样，借助激励机制，用人单位便可以不断的开发优秀的人才资源。基于此，我们通过研究激励机制，不仅可以帮助公共行政管理单位获得更多优质量的人才资源，对于提高其行政管理水平也有着极大的帮助。
一、激励机制的概念介绍
1.激励机制的定义
简单来说，激励机制所研究的主要指影响人的工作行为的动力因素，即研究人的各种工作行为受到何种因素驱使，同时也涉及到一些促使激励措施发挥作用的基本制度。
2.激励机制的种类
激励机制主要包括精神激励、薪酬激励、荣誉激励以及工作激励等，而合理借助四种激励机制的关系和特点是提高员工工作热情最为有效的方法。
二、激励机制的作用
1.增大组织吸引力和凝聚力
借助合理的激励机制，绝大多数组织都可以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善的奖罚机制，同时也可营造出一个竞争、合作的工作氛围，而这不仅可以最大限度提高组织的吸引力，帮助组织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同时也可充分调动组织内部人员的工作热情，使其牢牢的抱在一起，共同完成组织的任务要求。
2.提高员工积极性和责任心
经过有效的激励，组织可以逐渐转变员工的工作态度，使其以一种积极、主动、自愿的态度来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同时激励机制也可以逐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帮助其树立一种与组织荣辱与共的思想挂念，进而达到提供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效果。
3.增强员工创造力和革新精神
借助激励机制，组织可以建立起完善的奖罚机制，而在这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中，员工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潜能，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加有传造性、更加新颖的创意，进而使组织始终保持一种新气象。
4.提供有益的工作环境
前面提到，员工处于一种拥有积极机制的工作环境内，会始终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同时也会营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工作氛围，进而便会促使整个组织的所有员工都能满怀热情的投入到自身工作之中。
三、现代激励理论介绍
1.需要层次理论
需要层次理论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动机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其将人的需要分为了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层次、安全需要层次、社交需要层次、尊重需要层次以及自我实现需要层次，而要想完成这些需要，人就必须激发自身的原始驱动力。换言之，五种层次便是人类最基本的激励因素，而通过研究这五种层次，我们便可以深层次的进行实施管理、激发冬季以及引导行为等方面的探索。
2.双因素理论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赫兹伯格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双因素理论来看，我们人类所受到的影响工作因素主要包括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两种，也就是说在工作中管理者除了要为员工营造愉悦的工作环境外，还应促使员工对工作自身产生兴趣，只有这样，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才能得到全方面的提高。
3.期望理论
就弗洛姆的期望理论而言，我们人类所获取的激发力量等于效价乘以期望值，也就是说必须同时提高效价和期望值，才能真正使员工获取更多的工作热情和工作动力。
四、激励机制在公共行政管理中运用的原则
1.公平公正原则
在任何时候，公平公正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运用激励机制时，如果不能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就很可能出现奖罚不公的现象，这样不仅不能起到激励机制其应用的效果，还可能大幅降低部分员工的工作热情，使组织的工作效率不进反退。
2.适度原则适度原则
指的是当员工作出某些成绩时，应根据成绩的大小适度进行奖励。针对此原则，公共行政管理单位应及时制定一套标准合理的奖罚机制，以防止因奖励不适度所导致的影响人心现象的发生。
3.因人而异原则
针对不同特点的员工，应尽量遵循因人而异的原则，应根据职工的优势和需求采用不同的激励手段，例如针对某些员工可采取精神激励，针对某些员工可采取物质激励等，其中应重点注意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有机结合。
4.正反激励结合原则
仅采用正面激励对于某些并不上进的员工是不适用的，甚至还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公共行政管理单位应对一些不符合组织要求的行为给予适度的奖罚，并通过树立反面例子的方式起到约束员工行为的效果。
五、结语
综上，激励机制对于组织的发展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而只有充分考虑到运用激励机制的几点原则，公共行政管理单位才能真正提高自身员工的工作热情，才能更好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张婷婷.企业化激励机制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中的运用[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4(9):265.
[2]刘枫.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S1):154-159.
[3]陈娟,邓晰隆.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机制[J].科技管理研究,2010(9):145-147.
行政管理的公共性篇2
关键字；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区别与互动；
【中图分类号】D035
公共行政在十九世纪末成为了一个单独的学科领域；而公共管理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兴起。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二者有着一定的区别，又有着本质的关联。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分析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区别与互动。
一、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区别。
第一，内涵区分。公共管理的主要核心是政府管理，有着多元化主体的基本特征，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公共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这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新的学位教育方式。公共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把公共行政作为基础，将管理学、经济学一级政治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整合，主要涉及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公共事务。而公共行政则是把刚性规范以及固化原则作为基本的支撑，主要依托于政府主体开展相关的政治统治工作，是国家行政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开展相关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笔者认为，公共行政主要把政府、法律法规等授权组织机构作为主体，把国家、社会以及自身的相关事务作为客体，根据法律法规展开相关决策、组织等活动的科学体系，有着工具性以及依附性的内在本质。
第二，主客体区分。首先，主体区分。主体就是行为的实施者，可以是单一亦可是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多呈现多元化，主要以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主。根据自身的业务范围，对责权范围内的事项进行统筹协调，享有法律范围内的权限自由。公共行政的主体主要为政府以及其他法律授权的相关组织，主要依靠政府代表的相关机构。大多数主要把政府作为单一的主体。其次，客体区分。客体对象主要就是指主体行为的主要内容。公共管理主要重视社会性，对公共服务、公众的参与性以及政府的行政事务的公开化等责任与义务的履行，主要彰显了客体的社会性。公共行政较重视其公共性，对公共权力与利益的执行与维护较为重视，主要有着工具性。权威性以及规范性的基本特征。公共管理的客体有着多样化的特征，在不断的变化与拓展中有着具象化的形式。公共行政有着动态性的特点，主要针对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为方向，通过其他学科知识的引入，主要包含着公共管理以及行政管理等领域。公共行政的客体有固有的管理程序，把民生利益为主要导向，维护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的主要表现。
第三，内在区分。首先，管理目标区分。公共行政对机构、过程以及程序的管理较为重视，属于内部取向；而公共管理则对项目、结果以及绩效的管理较为重视，属于外部取向。其次，管理体制以及运作模式的区分。公共行政对具体的计划、组织以及指导等基本技能的运用较为重视，主要强的是政策的科学化；而公共管理则更加重视管理的市场化模式。
二、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互动关系
公共行政在历史的舞台上一直是政府公共部门管理的重要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经历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与新公共行政学说的形式改革。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流行的行政改革主流的新公共管理，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带来一定的_击，这种全面的公共部门管理方法取代了公共行政模式成为了新的管理理念。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在发展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一，公共管理模式与公共行政的主体都是社会公众事务进行治理，二者的管理初衷是一致的。公共管理主要是通过多元化主体采取合作管理模式开展社会治理，把公共行政中的精华与社会管理进行了细化处理，把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第二，公共行政是一种政府管理模式，公共管理模式的核心主体则为政府作为主，其他非政府组织作为复制管理。公共管理的主体基本上都是以组织的形式表现的。而公共庞合作系统中的组织要通过核心的、关键性的管理部门达到提高组织整体一致性的根本目的，其组织行政有着公共性的特征。公共管理模式中的组织对其行政管理有着共同管理的权利，其行政价值有着中立性的特征，把公共行政在表现形式上转变为实质的将行政管理模式，根据公共管理组织的相关服务内容、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等因素构建行政模式，将公共服务与合作治理有效的融合起来。在公共管理中的相关管理工作是社会治理的实际的、共同需求体现，可以通过合作管理模式的表现出来；公共管理行政有着科学化、技术化理论思想，注重与合作活动的开展，彰显着合作之间的信息沟通，通过社会道德体制，优化、完善公共管理活动的开展。
第三，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有着规范性的本质特征。在开展具体的活动过程中，二者都严格的执行着相关的规章制度，有着一定的规范性特征。把管理机构作为基本的、主要的活动机构；
第四，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主要目标有着一致性的特征。在社会治理的实际过程中，二者都是将公共利益作为基本的工作目标，开展活动的过程中贯彻执行着公平性、公正性以及透明的性的政策宗旨。
第五，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工作在形式上都属于服务行政范畴之内。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都是一种社会管理的行政手段，二者有着本质的联系，都属于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范畴。
结束语：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二者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与时代的二者的影响与作用下，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有着相互对立的层次也有着内在的无法割舍的必然联系，二者之间的区别与互动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会社会治理与改革带来极其重要的影响与启示。
参考文献：
[1]朱晓红，都英杰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内涵的比较与争论[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8.79.
[2]陈庆云，曾军荣，郑益奋.关于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几点思考[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1）：456.457.
行政管理的公共性篇3
一、公共事务管理范式转变溯源
依据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范式的解释，范式指在一段时间内共同体成员所公认的那些信念、途径、技术和方法等集合，它为实践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范式具有优先性，不仅能够提供可供模仿的成功范例，并且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个时期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主流。当然由于反常的存在和累积，总会出现新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即新的范式对传统范式的替代，这时就意味着发生了范式转换。［1］当前全世界范围内，公共事务管理已发生了从行政管理范式向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一)行政管理范式的式微
19世纪末威尔逊开创公共行政学研究之初，指出公共行政应是政府、政党等对国家权力机关所制定政策的有效执行。威尔逊所发表的论文《行政研究》，以及古德诺所著《政治与行政》都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所谓行政管理范式早期见诸于伦纳德•D．怀特1926年出版的《公共行政学导论》中，意为行政之管理，即重视政府行政的管理学视角、途径、方法和技术。“所谓行政者，系管理人员与物料，俾完成国家创设置目的也。”［2］怀特此种定义正与同时期威尔逊和古德诺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论”相对应，也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以及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的行政体制相呼应，即将公共事务管理视为高效率行政管理的机制、方法和技术。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传统行政管理范式已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并暴露出诸多弊端，“政治与行政二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同时期，熊彼特、杜威、布鲁纳、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等众多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和论述“公共领域”，其中以哈贝马斯在1961年完成的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最具影响力，他认为凡涉及公共性的产品或劳务的生产与提供都应视为公共领域范围，都应有在法律保障下体现公民参与、合理性而非权威性支配的制度空间。萨缪尔森则在1954年发表的论文《财政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划定标准作出经典界定，其主张凡具有受益上非排他性和消费上非竞争性的产品都应视为公共产品。“公共事务”理论则提出相对于私人事务而言，凡与政治、政府行政、社会责任、公共议题和公共信息等相关，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都应是公共事务。这些理论逐步成为公共行政实践与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渊源。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公共行政学运动则将公共价值、社会公平、公民参与和积极回应等理念注入传统行政管理范式当中。这些变化使人们对公共行政中的“公共性”日益重视，公共事务管理不再局限于传统行政管理范式，也使之日渐式微。
(二)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
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学用语较行政管理晚些，在西方国家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才开始作为一个专用术语而得到规范的使用。20世纪中期，公共管理理论已经初步形成，并作为对传统行政管理范式加以批判的产物出现［3］。为将其与传统行政管理范式相区别，故将其称之为新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起初只是管理主义与新管理主义的体现。管理主义认为通过一组信条或实践所构建优良的管理将是治疗较为宽泛的经济与社会病疾的良药。新管理主义则进一步指出“精髓是将私营部门的管理系统和管理技术运用于公共服务部门”，主张公共事务处理应从行政的传统特征，如官僚制、渐进性、特殊性等，转换成管理主义的新的特征，如经济、理性和普遍性等［4］。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与新公共管理运动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潮席卷全球，新西兰、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香港、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新公共管理理念。基本理念是借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来重塑政府，大力推进政府职能市场化，将公共行政视为一种产品与服务的输出，同时将民众视为顾客，尽力去满足顾客的需求［5］。正是由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得到广泛实践，使社会各界得以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不断对其进行评估和完善，使其在与诸多新兴公共行政理论的竞争中受关注程度最高，影响力也最大，进而也推动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及其作为挑战范式的兴起。公共管理理论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开放系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汇聚和吸收了包括新公共行政学派、商业和管理学派、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学派等大量不同学术流派的观点。当前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建立公共产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和互补机制，使政府、企业、社会三者互相合作，优势互补，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和公众需要。其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也行之有效地解决了诸多传统行政管理范式无法良好解决或者根本无法触及的社会问题。这些都说明了公共管理范式已成为公共事务管理的新近范式。
二、我国公共事务管理范式转变的沿革与缘由
(一)行政管理范式更适应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需要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召开并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上而下以中央政府部门管理体制为主，与计划经济一致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管理基本模式。随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虽然经历过几次改革，也主要是围绕中央政府的分权和集权改革，行政机构精简和调整展开。这个时期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主要还是以行政管理为主，并且导致行政机构大量膨胀、职能重叠、人员臃肿和效率低下的问题。1982年的行政体制改革也主要以减少经济管理部门，在城市以打破条块分割、增强企业活力和扩大地方政府经济管理权限为主，在农村则通过改变“”政社合一的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行政权与生产经营权的分离，但此次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铺垫，并未改变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1988年我国虽然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加强间接管理的改革原则，但由于改革还是按计划经济模式要求进行，因而政府职能转变未达到预期效果，也未能消除长期以来存在于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当中的问题［6］。20世纪80年代我国公共行政学恢复建设时期，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刚刚起步的阶段，政府几乎包办了社会当中的全部公共事务。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也主要以“行政管理”方式展开，公共行政学科主要研究内容和服务对象也是围绕政府行政管理工作展开［7］，“行政管理学应是研究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客观规律的科学。”［8］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我国公共事务管理实践与研究并没有超出行政管理范式的基本含义，即主要从政府行政的视角出发，以追求行政管理效率为目标管理公共事务。
(二)强调“公共性”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包括资本、人才、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要求。这些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一方面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加强宏观调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信息公开，增强社会服务功能，推动社会中介组织发展，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行政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求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推动“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同时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下岗职工和自谋职业人员的住房、社会保险和医疗制度改革。经济改革领域稳妥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大流通体制改革，扩大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些都促使公共事务管理日益强调“公共性”，促进我国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服务对象和内容的拓宽。因此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在行政管理体制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涉及公民参与的公共领域空间逐渐增大，公共产品生产和提供方式出现多样化和多元化，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体现“公共性”也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曾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的郭济教授就指出“关于‘公共’，有学者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1)和私人行政相区别。(2)明确了行政活动的目的和性质。(3)公共的性质决定了它应负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4)强调了行政活动的公共性。”“由于‘公共’一词具有上述这些主要内容，因此，‘公共行政’一词本身的含义比‘行政’一词要丰富得多。”［9］由此可见，在此时期我国行政管理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传统范式受到来自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的挑战，对于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强调“公共性”需要也日渐显现。
(三)公共管理范式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选择
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以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阶段。政府行政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如加强公共设施建设、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推行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构建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和效能型政府等工作全面展开。我国社会经济步入全面转型期，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开始转变，相当部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以及公共事务的处理也已逐渐转移到一些非营利性组织。全社会在追求奉公守法、和谐共建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自觉或不自觉应用到公共管理范式的相关理念和方法。
21世纪以来，公共管理范式对于我国公共事务管理水平提高已经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传播网络化和公众需求日渐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公共事务管理内容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要应对一些新出现的公共问题。故早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确立了“公共管理”作为一级学科名称，2001年又将为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培养高级公共事务管理人才的mpa定名为“公共管理硕士”。国内学者刘熙瑞教授也提出:“按‘政府推行政务’这样的涵义来理解‘行政’概念，就隐含了一系列缺失。包括:第一，它不能明确提示管理的目的，因而难以杜绝为私的成分;第二，公民参与与否不明确;第三，被管理的事务性质不明确，并没有强调必须是公共事务，因而难以界定管理的范围;第四，它在行政中是否接受公民的制约，也没明确提示出来等等。这就导致我们在使用‘行政’概念时有多方面的遗憾。”“为了突出民主，我国行政改革中必须采用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的概念，而尽量不用行政、行政管理概念。”［10］这些均体现了我国学界对于公共事务管理范式转换的先知先觉。就此来看，公共管理范式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在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的共同选择，我国必须积极推进公共事务管理范式转换———从行政管理迈向公共管理。
三、构建我国公共管理范式的主要策略
当前在我国已经出现从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趋势，但这种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全社会共同努力来实现。构建我国公共管理范式的主要策略包括:
1．明确公共管理内涵与外延。当前社会对公共管理内涵与外延认识不清，不仅导致公共管理实践与科研受到局限，也使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和需求受到局限。当前不仅在学术界，更应在社会实践方面明确公共管理是主体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旨在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而从事的社会公共事务及其内部事务的管理;行政管理则是政府制定与执行政策或依法对公共事务及其内部事务进行管理;行政管理仅是公共管理的一个分支领域或重要手段。明确公共管理的内涵与外延将有利于在社会上形成对公共管理范式适用范围更加充分的认识，进而推动公共管理范式的实践。
2．增强公共管理理念的传播。公共事务管理理念不断转变与创新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加强公共管理理念传播也是在我国实现公共管理范式的重要环节。当前在我国应加强建立以合同外包或引入竞争机制的“市场化政府”，建立能够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民参与的“参与式国家”，以及建立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和互补机制等公共管理理念的传播，以使人们意识到只有在更广泛公共领域内，结合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面力量才能更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
3．加大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当前我国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还主要以偏政府行政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为主，对具备现代公共精神和理念，掌握先进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力度还不足。故当前在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方面应将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基础和平台，开放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边界，将公共管理的理念、技术与方法逐步融合在其中，并应加大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的招生规模。加强对当前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中从事公共行政工作人员的公共管理理念、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发挥好公共管理硕士(mpa)在培养高级公共管理人才方面的作用。
行政管理的公共性篇4
一、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模型
我国现今的行政管理体制是行政区行政管理体制，各地行政区只能在本地进行行政管理，如果超出本地的行政管理范围，其行政权力是无法涉及到的，行政结果也是无效的。我国的行政管理形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进行管理，由上级领导对下属下达任务，再由下属将任务下达到下一层，一层连接一层，最后到基层，这种管理形式很有层次感，避免了管理中的混乱现象的出现，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这种行政管理方式只能适用于行政区内部事务的方面的管理，对于跨区域之间的公共治理是无效的，主要是因为行政区行政的权力只能在本行政区有效，超出了管理区域，权力的行使是无效的。行政权力无法干涉外部区域的行政。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两个行政区之间如果有同样的公共问题，以传统的公共行政方式，各个政府只能解决本地区的问题，不能解决外部区域的问题，要想更好的解决问题，两个行政区之间就要相互合作。
由于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与行政区行政的模式是不同的，所以区域公共管理之间要进行合作管理，在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中，各区域只对本区域的公共问题进行管理，虽然能够解决公共问题，但是，区域之间的界限确实永远存在的，导致了无法解决所有的区域公共问题，所以，要想很有效的解决区域公共问题，实行行政区域政府合作是最好的方法，只有行政区公共管理之间进行有效的合作，才能对公共问题进行很好的解决。地方行政政府之间是属于平等的关系，对于区域公共问题，各政府之间共同管理，平等合作。
二、区域公共管理跨界治理新路径
1.传统区域政府合作治理途径
传统的区域治理途径主要有三种方式。①行政首脑联席会议制，由各区域行政首脑一起进行商谈，探讨对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法；②建立跨区域协调合作组织，主要负责跨区域管辖区的公共问题的解决处理，协调区域内的事务利益关系；③利用网络途径，利用网络平台，各政府进行交流合作。
2.传统区域政府合作中的问题
传统的治理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①对于行政首脑联席会议，有些时候对于公共问题商讨，会出现意见不合的现象，最终导致合作失败；②虽然建立了跨区域协调组织，对公共区域内的公共事务进行处理解决，但是这种组织没有权威性，没有相关的保护惩罚机制，导致了处理事务的效率较低；③作为网络治理途径，虽然代表多样化的利益集团，能够将公共问题反映出来，但是却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另外，在进行公共事务的处理时，会出现有些政府不合作的现象，导致了问题无法解决。
3.整体性治理：区域政府合作治理新路径
传统的公共管理方法中存在很多问题，而整体性治理则会很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整体性治理结合了传统的公共性治理方式，通过各种形式，实现了对公共问题的协商解决。整体性治理为区域性政府合作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整体性治理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建立了跨组织多功能的治理机构，该机构将整个社会治理机构都联系起来，从而避免了各区域各自为政，视野狭窄的弊端，并且对各种问题都进行了有效的解决。区域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加强了各政府间的密切联系，并提供了面向区域的公共服务。区域公共管理的整体性治理有效的解决了各政府之间不合作的问题。
三、区域公共管理视域下的政府合作整体性治理路径
1.构建区域性整体政府
公共服务机构为了更好的解决区域性公共问题，进行跨部门合作，组成联合机构。整体政府可以有组织、有效率的对公共问题进行解决，区域政府可以实现区域的公共性管理。
2.构建整体性的治理模式
区域政府要有各行政区共同的上级领导建成，并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权，使政府双方可以进行合作管理，如有不合作的政府，可以采取等级式治理模式，使其能够进行合作。合作式治理模式可以使双方进行协商讨论对公共问题进行解决，对于较难的问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商讨并解决。
3.构建整体性治理能协调机制
对于区域性整体治理的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沟通机制，建立对话交流机制、协调组织以及网络办公制度等。加强内部沟通；②建立利益分享补偿机制，通过各地区间的合作发展，实现共同富裕；③诱导与动员机制，在区域公共管理政府的整体性合作下，利用诱导动员机制可以促进行动者积极参与，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加强政府与人民的合作。
行政管理的公共性篇5
（一）公共行政时期
行政从政治中分离，便异常“渴望”彰显出自身独特的工具价值，即变革传统的组织结构和采用科学管理手段去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效率。配合上述变革的环境，以理性和高效著称的官僚制应运而生，它以等级分工的形式、非人格化的组织制度、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构成了一种法理型的组织模式，极大地适应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要求，为行政的良性、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韦伯官僚体制便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的两大“基石”，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公共行政以追求效率为价值目标，以公共组织的设计、科学管理的原则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为发展导向，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战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传统公共行政便遭到了不同学派的批判，被直指是漠视民主价值和人性的。为此，传统公共行政也结合时局做出了相应的价值转向和理论修正，但改革并未使其理论根基发生质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后，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理论致力于扭转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偏向，强调新公共行政的使命是对影响和削弱社会公平、出色管理、经济的和有效率的各种因素以及组织结构进行变革[1]306。但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理论影响力有限等原因，新公共行政理论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公共行政的基础。而随后政策科学崛起，政策科学研究虽在谋求和公共行政结合以及促进政策机构管理性向政策执行公共性转变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政策科学毕竟只是作为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分支而出现，因此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无法对传统公共行政形成根本的挑战。
(二)公共管理时期
伴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社会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换，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官僚制的治理弊端日渐显现。诸如指挥―服从的管理方式对人性的压制，科层管理对民主价值的冲击，不合理的分工导致的各自为政，内部封闭的管理造成的体制僵化，都成为了公共行政发展的巨大障碍。同时，政治―行政二分法也受到了诸多置疑。人们逐渐发现，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对二者泾渭分明地划分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种种弊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使公共行政演进到了公共管理的新时期。公共管理修正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思路和策略选择，积极地借鉴企业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与手段，大力引入市场竞争激励机制，全面地降低管理成本，注重结果和管理者的责任，从而最大化地提升了政府的组织绩效。作为公共行政发展的新模式，公共管理积极回应行政环境发展的需求，致力于解答公共管理中“谁来管理”以及“如何管理”等重大问题，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建立了更加全面的知识框架，并在实践中有效地增进了公共利益[2]53。然而，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模式也并非尽善尽美，其内在缺陷也客观存在。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难以处理好“公共性”和“管理性”之间的关系，即公共管理一味强调师法企业，过分崇拜市场教义，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私部门的现实差异，往往导致公共行政发展中价值导向的偏差和服务对象的失当[3]，这种错把公共行政实现的手段作为目的的做法，也使得公共管理在实践中客观上面临着种种困境。通过批判，人们反思到公共行政必须要以民主为基础，应当将其发展目标最终锁定在社会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上，而市场的手段和科学的管理只能为上述目标的实现服务。
(三)公共服务时期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它紧紧围绕公共行政发展的核心属性，以民主公民权理论、社群理论、后现论和组织人本理论为其思想渊源，以公民优先、社会公益为其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构建政府与公民新型的分权、合作关系，最大化地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服务理论要求公共组织的设计和运行要以为公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为目标，提出公共行政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这种政府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以合作协调为服务基础，以满足公共需求为服务导向，其本质是“社会本位、民本位”[4]。而政府的工作重点既不应是“掌舵”，也不应是“划桨”，而是“建立一套明显具有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5]。具体而言，便是政府应当通过权力分放和让渡，不断地进行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充分保障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民主参与权，推进合作共治局面的形成，从而持续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品质。公共服务的理论使得公共行政的价值从“效率至上”回归到了“民主至上”，有效地摆正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航向。
二、公共行政发展规律之阐释
纵观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一条基本规律表明，正是行政生态的变化决定了公共行政的演进特征和重心的变换，即不同的公共行政发展阶段是依据环境变革的特点予以划定的。
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三个时期所表现的运行规律，都与当时行政环境变革的要求密不可分。在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政治―行政二分的提出，使行政凸显出其独立的价值，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一般科学管理技巧的借鉴，有效地增强行政管理的效率，这正与当时工业化大生产的客观环境相匹配。工业化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官僚制的提出一改传统人治行政的种种弊端，构建出了一种法理型的组织体制，实现了理性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这与当时工业文明追求技术进步和生产有序的客观要求得以有效对接，因而二者共同构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石”。公共管理运动的发起同样取决于环境的变革。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官僚制的管理弊端日益显现，而传统的二分法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可治理性。在上述背景下，公共管理和政府再造的运动势在必行。这种运动直击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之缺陷，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取向，采用私营部门和工商管理领域先进的理念与策略，推动了公共管理效率的提升。这场充满着管理主义色彩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困境。但随着民间力量的崛起和政治民主化、权利多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公共管理理论也遭遇了强大的挑战。如何在公共管理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利益，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和公民需求的充分满足，便成了公共管理自身发展难以攻克的问题。在此环境下，公共服务理论应运而生，它在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合理内核和承继公共管理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提出和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更加适合于公共行政实践发展的理论框架，科学地纠正了公共行政的发展偏向。
与此同时，行政环境变化也使得公共行政的价值重心和研究途径发生着转变。在传统的公共行政时期，基于工业社会对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行政管理过程和行政组织的设计都以提高效率为目标“，效率至上”成为这一时期公共行政发展的价值重心和导向依据。而到了公共管理时期，一场以管理自由化和市场化导向的治道变革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它旨在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管理的价值，并通过广泛借鉴工商界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最大化地提升公共管理的绩效。虽然在此过程中，这种变革强调了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和回应性等要求，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对效率过分追求的偏向，但没有根本扭转公共行政的效率取向，而更多的是完善和修饰了官僚制的工具理性，因此，最终也沦为一种关注管理过程的粉饰行为。直至此时，公共行政的“钟摆”仍然严重地偏向“管理主义”，这自然无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共服务理论旨在纠正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偏差，平衡管理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追求，它明确规定公共行政的发展重心应在于保证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从而使得权力与权利的正常逻辑得以理性回归。与此相一致，公共行政研究路径也突破了管理主义限制，变得更加多元，人们综合采用政治、管理和法律等方式对公共行政的运作与发展加以研究。采用多元的研究途径遂成为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①。
三、公共行政发展趋势之考察
(一)政治领域
公共行政发展特征反映到政治领域，最核心的表现便是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间力量的博弈。二者的此消彼长成就了公共行政演进的不同阶段和发展特征。具体而言，在传统的公共行政时期，国家行政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国家公共权力由政府行使，政府权力主导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各国的公权力都非常发达，并广泛采用了科层的管理体制，致力于推进行政管理的有序和效率。而在公共管理时期，随着政府所面对的社会事务的日益复杂和多样，其低效率治理成为常态，对此政府逐步认识到调整自身权力关系和管理方式的必要性，即唯有以职能转变为核心，重塑其与市场、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形成权力共享、分工合作的发展状态，方能有效地应对层出不穷的公共问题和最大化地回应公共需求。此时，虽然政府也将公民定位为“顾客”给予提供服务，并以经济、效率和效能等作为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但由于公共管理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和对市场化的过分追求，最终导致其仍无法深刻地认识公民社会的兴起对于公共行政发展的特殊价值，从而依旧陷入了将公共行政实现工具当作管理目标的错误认知中。公共服务理论作为对公共管理理论的修正，科学地调试了公共行政公共性和管理性之间的关系，依托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权力逻辑和博弈之特点，提出公共行政区别于一般管理活动的核心属性在于公共性，明确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权利的授予和让渡。因此，政府等公共部门的根本职责在于服务，即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力量发展所形成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在上述宪制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必须彻底抛弃权力垄断和资源统摄的管理方式，科学地调整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将职能重心理性地收缩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并在政策制度上积极培育、支持、引导社会组织与公民力量的发展，促进民众各项民利的落实，最终形成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管理、公民参与的善治格局。在权力和权利的博弈中，公共行政不断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官本行政向民本行政、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深刻转变，最大限度地提供高品质的公共产品，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
(二)管理领域
公共行政发展规律反映到管理领域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从物本行政到人本行政[6]。从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到公共管理时期再到公共服务时期，是一个行政相对人的价值和需求关注程度持续强化的过程。早期的公共行政过分关注组织、机构、权责关系等物化内容对管理效率提升的作用，而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的积极作用和主导能力，尤其在官僚制层级节制、命令服从的运行模式的制约下，人的需求和创造性更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在随后的公共管理运动中，各国普遍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和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并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人对于组织发展和绩效提升的巨大价值，因而重视人才的招募、引进、培养和保护工作，并通过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以及新陈代谢、激励约束等机制的创新，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力资源的保值、增值。同时，公共管理还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更加重视人的需求，政府将社会公众定位为提供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而将自身的管理目标确定在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回应之上。在公共服务时期，随着公共部门角色更加清晰，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公民利益的服务者，公共行政更将运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了对公民利益和需求满足之上，努力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第二，组织的封闭管理到开放化、弹性化管理。早期公共行政将组织当作一个封闭型的系统来管理，缺乏对组织与外在环境的关系研究，导致了公共行政发展无法适应行政环境变革的要求，产生了大量的管理弊端。为了消除上述管理缺陷，随后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时期，公共组织便高度重视组织与外界环境交互关系的研究，努力实现弹性化管理。即一方面认真研究环境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做到灵活、权变；另一方面，充分把握环境革新所带来的机遇，能动地加以改造，最终实现组织内外的协调联动。第三，管理从无效走向高效。传统公共行政打破了人治行政和经验行政的枷锁，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显著提高了管理效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困境和现实缺陷日益显现，对此必须有新的发展模式来修正和改造之，以管理自由化和市场化导向为特征的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它直接瞄准低效行政问题，广泛采用私营部门的成功经验和竞争机制，以顾客为导向，通过重视管理结果和放松规制，最大限度革除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管理弊端。而公共服务理论在进一步拨正公共管理发展方向的同时，承继了公共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在政府设计上凸显“小而能”的治理理念。在外部，政府组织合理划清职能边界，科学调整与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采用市场控制和激励竞争的方法，节约行政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同时，政府支持社会力量增强自主治理能力，提高其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而在内部，政府组织则合理确定行政编制，调整组织结构，控制组织规模，健全制度机制，构建权责体系，减少管理内耗，改变传统的过程控制导向为结果控制导向，实行绩效管理，从而持续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
(三)法律领域
公共行政的发展从法律层面上而言，主要存在以下趋势：第一，公共行政的法律理念经历了从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乃至服务论的演进历程，这与行政环境的变迁和公共行政价值重心的转变相伴而行。在工业社会时代背景下，从政治遮蔽下分立出来的行政，其最独特的价值追求便是管理和执行的高效。因此，如何切实保障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就成了公共行政在法律层面上的主题，“保权”“管理”也成了公共行政的法律价值核心。而随着社会事务日益复杂，世界各国普遍进入了“行政国”的时代。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和无所不在，致使它在管理和应对公共事务的同时，也时常侵犯着社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成为公共行政演进中的一把“双刃剑”。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证公民权利免受非法侵害，各国在立法和执法中，普遍调整了法律理念，更多地强调用法律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与行政行为的实施，即从“保权论”转向了“控权论”。但是，过分的控权又往往会使行政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缩手缩脚，并且丧失积极管理和主动行政的热情。为此，各国政府又对公共行政的法律理念进行了重塑，即公共行政一方面应当在立法上保证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和执行性，确保其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保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国家应采用法律的手段去规范、监督行政权力合法而正当地行使，避免行政权力异化和无责任状态的发生，从而在管理和控权的协调中实现价值平衡。公共服务理论提出后，使得公共组织最重要的职能落在了公共服务之上。因此，如何用法律的手段确保公共组织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并且保障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权利，便自然成为了公共行政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而“服务论”作为“平衡论”的升级又成了公共行政更高层次的法律价值。第二，公共行政主体多元化和管理手段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由于行政环境单一和社会力量薄弱，政府在公共管理中成为核心的甚至是唯一的行政主体，它依托垄断行政权力分配着社会集体的资源。此时的公共行政主要指国家行政，而所谓的法律规范也主要针对行政权力。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政府所面对的行政环境日益复杂和多元，社会的不可治理性明显增强。为了化解自身的治理危机，政府必须分放和让渡相应的行政权力，使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和市场，通过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方式，在合作治理基础上有效地增进公共利益。在上述背景下，治道发生了从单极统治向多元治理的重大变革，行政主体种类由此扩大到了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第三部门等。
行政管理的公共性篇6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管理模式；+0
1、新公共管理的主要思想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特定背景下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管理理论及运动。为了应付政府日益增长的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政府的管理运作纷纷转向市场导向、积极应变的弹性管理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主要有以下思想：
（1）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注重于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这样可以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开支，提高效率。“掌舵的人应该看到一切问题和可能性的全貌，并且能对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加以平衡。划桨的人聚精会神于一项使命并且把这件事做好。”①
（2）政府应在公共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竞争可以提高效率，即少投入多产出；竞争迫使垄断组织对顾客的需要作出反应；竞争鼓励革新，而垄断则扼杀革新；竞争提高公共组织雇员的士气和自尊心。
（3）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传统的政府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由于不衡量效果，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效果越差，得到的投入反而越多。新公共管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因此，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管理的资源配置应该与管理人员的业绩和效果联系起来，在对财力和物力的控制上强调采用根据效果而不是根据投入来拨款的预算制度。
（4）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如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引入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强调成本—效率分析等。尽管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种种差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讲求投入和产出、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仍然则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
（5）政府应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政府组织是典型的等级分明的集权结构，跨组织层次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使政府机构难以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各种新情况作出及时反应。政府应将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权限通过参与或民主的方式下放给社会的基本单元，包括社区、家庭、志愿者组织等，让他们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新公共管理认为，与集权的机构相比，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有许多优点：比集权的机构有更大的灵活性，对于新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作出反应；比集权的机构更有效率；比集权的机构更具创新精神；比集权的机构产生更高的士气、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生产率等。
（6）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斗争，不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等。新公共管理则认为，行政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公务员与政务官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正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政治功能，不仅能使公务员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还能使他们以更主动的精神设计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2、新公共管理存在的局限性
新公共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和广大公民对有效率的政府服务的合理期待，新公共管理的许多政策主张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1）对人性的假设存在偏颇之处。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公共管理基本承继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认为理性行动者是由自利所激励；理性行动者是机会主义的、欺诈的、自我服务和善于利用他人的；由于这种假设，理性行动者不能被信任。新公共管理忽视了道德和文化因素对人性的规制。当人们完全接受了人性自私的理论假定时，就会逐渐接受利己的生活态度，忽略道德的重要性，引发公共利益和公共伦理的危机。
（2）新公共管理可能导致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产生偏差。在新公共管理看来，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主要在于经济、效率与效能，强调效率价值的优先性。而事实上公共行政本质上应该是追求人民、公民权利、社会公平、公共利益、人性尊严、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将使新公共管理成为执行和管理的工具，不但无法捍卫民主政治的价值，也无法提升公民道德。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会引导人们只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略对目的本身的关注；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公共行政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而只是斤斤计较于减少行政成本。
（3）过于依赖市场和民营化。新公共管理以自利与理性为假定，主张公共物品与服务应交给更有效率的市场来提供，减少政府的职能。对市场的过分崇拜忽略了市场的缺陷。在公共部门中引入竞争机制，是存在一定限制的，这就是市场机能本身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将一些市场无法运作而交到公共部门手中的工作再交回给市场来完成。从实践来看，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是民营化和签约外包，其效果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共部门市场化在带来希望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如公益的丧失、寻租、特权与贪污等。
（4）将公民当作顾客有不恰当之处。新公共管理将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比喻为顾客与企业间的关系，这是不完全恰当的。公民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公民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从这个角度要求政府提供服务；公民也是公共服务的合伙人或参与者，其行为对公共服务的绩效产生影响；公民也是公共服务的监督者，有责任监督政府的运作；同时公民还是纳税义务的承担者。将政府服务的对象比作顾客，可能无法全面理解公民的角色，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健全，角色发生一定的偏差。
3、新公共行政可对新公共管理形成一定的补充
产生时期较早一些的新公共行政，为回应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社会连续出现的一系列危机和此起彼伏的政府改革呼声，试图从本源上思考政府追求的价值。新公共行政重视社会公平、代表性、回应性、参与及社会责任感。尽管新公共行政产生在前，而且并没有成为后续政府改革的主要理论支持，但它的不少基本观点却可以弥补新公共管理的一些缺陷。
（1）新公共行政强调公共管理者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可以修正新公共管理的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新公共行政认为公务员应当以公众利益为准绳，理解公众的需求并为实现这些需求有道德地工作。公共管理者应该以“公正和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具有爱国主义、公民精神和乐善好施的品质。人并非时时处处都是自利的，道德对人的影响十分明显，对于公共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2）新公共行政强调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目标和价值核心，对新公共管理以经济、效率与效能为基本价值形成有益的补充。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认为：“社会公平包含着对组织设计和管理形态在内的一系列价值取向的选择。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性；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组织推行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社会公平强调公共行政管理的变革；社会公平强调对公众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以追求行政组织自身满足需求为目的；社会公平还强调在公共行政的教学与研究中更注重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以实现对对解决相关问题的期待。总之，提倡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是要推动政治权力以及社会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境地的人们。”②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石，长期看来也是实现效率的必要保证。
（3）新公共行政认识到民营化的局限性。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指出，民营化运动的前景不可能一片光明。他提醒道，我们总是在“为贿赂与欺诈创造一个诱人的环境”，“越来越多持私营化观念的人被任命到政府职位上，从而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采取企业模式，我们又将面对可恶的腐败与种种不道德的行为。”新公共行政认识到民营化运动形成了对公共管理者的新的道德挑战。弗雷德里克森指出，“政府正沿着私营化方向前进，对此我们无须心存芥蒂，但对政府伦理的关注应同时提升。”
（4）新公共行政强调的“代表性”可以弥补新公共管理中将公民当作顾客的不当之处。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提出了“代表性公民”的概念和理论，来强调公共管理者对社会公正的承诺，强调“代表性”。他认为：“公共管理者首先是公民，公共管理者受雇于公民，代表公民的利益，执行和管理公民的事务。作为我们其中的一部分，公共管理者是公民和公共组织之间联系的主要桥梁。”③“代表性公民”的理论强调公共管理者对公民的关注，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对社会公正的承诺。的确，政府与公民间的互动关系，不应该是单方操纵或过度消极，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民主对话的机制，使其各自既享有权利又履行义务。
4、我国应如何更好的借鉴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
（1）借鉴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我国政府的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我国的政府机构长期以来存在效率低下的现象。通过将企业管理的讲求投入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到我国政府的公共管理中，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同时更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借鉴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可以打破了我国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可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电信、电力、自来水和燃气供给等基础设施产业中进行这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3）在当前各类矛盾趋向激化的社会转型期，新公共行政强调的社会公平的核心价值应摆在突出位置。我国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公共卫生覆盖面较低。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事业发展缓慢、政府债务风险与财政风险加大等现象。城乡、地区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我国进入了社会风险加剧的时期。努力维护社会公平，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显得尤为重要。
行政管理的公共性篇7
由于新公共管理的经济性价值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可以将经济价值转变为公正、公平、平等公共性价值，通过推行民主行政、公民参与来进行价值重构，从而改变新公共管理的内在局限性。新公共服务是以公民为中心，构建公共行政治理系统，其主要内容包括服务公民、重视公民权、追求公共利益、行动民主性等，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全心全意为公众进行服务。在民主社会中，要将关注民主价值放在治理系统的首要位置，新公共服务代表着行政理论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是对新公共管理的革新。和民主行政改进相同，公民参与理论是将公民参与当作核心要素，让公民广泛的参与到行政过程中，同时对政府过程及公共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有效地监督，将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和公民的委托关系转变为相互合作的关系，充分发挥民主行政理念，这样就能改变新公共管理的经济性价值局限性。
2功能性导向改进
功能性导向是产生功能性组织模型及碎片化治理的根源，因此，可以将功能性导向转向为问题性导向，也就是在建立组织时，要以公民关心的问题为核心，而不是将特定功能当成核心。问题导向的整体政府理论是一种有意识的组织设计，它不在是独立化的组织结构形式，具有联合的特性，其组织结构形式有等级式组织结构形式和协商式组织结构形式两种情况，等级式组织结构形式是在政治、行政领导同质性的基础上，统筹协调组织的各种要素，实现权力集中；协商式组织结构形式是在政治、行政领导异质性的基础上，合作、协商组织中的各种要素。在整体政府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整体治理来解决新公共管理碎片化治理的局限性，整体治理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逆部门化，将功能比较相似的机构进行整合，组成一个部门；（2）重新政府化，将改革过程中，外包出去的公共部门，重新交由公共部门管理；（3）加强中央控制过程，由于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下，出现分散化竞争的无政府主义，因此，要加强中央控制；（4）重新建立具有公共支撑功能的服务链，从而提高新信息技术的生产力。由此可见，通过整体治理能有效地去除新公共管理碎片化治理的不足。
3管理途径改进
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学管理途径的发展体现，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新公共管理的单一化管理途径不能将公共性本质及公共行政的复杂性客观的反映出来，因此，需要对新公共管理的途径进行改进。公共行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科，其研究最少有法律、政治、管理三种不同途径，从公共行政的发展来看，人们经常通过单一的研究途径对公共行政进行认识，由于公共行政越来越复杂，更容易受到政治观点的影响，同时对法律的更加注重，因此，要将这三种研究途径有效的整合起来，用多元化途径改进新公共管理局限性，充分发挥新公共管理的优势，从而正确的理解和解决公共行政问题，促进公共行政学科的整合和知识增长。
4结语
行政管理的公共性篇8
一、公共管理中公共治理权力及其效益意蕴
（一）公共治理主体类型及其权力来源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扬弃与超越，其实质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政治领域与公共社会领域的合作与互动。因此，这种合作性治理就意味着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公共管理系统是一个由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构成的一个以合作为纽带的和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的统一整体。”[1]相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治理主体的类型发生了拓展，除了政府之外，各种自治力量、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公共组织都可以成为公共管理的治理主体。其实，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管理，还是公共管理，任何社会治理模式都需要以公共权威为后盾。“权威则是权力的合法化，即对权力的正当性的认同。”[2](p48)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中必须诉诸公共治理权力，方能实现公共管理的目标。因为，公共管理“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3]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权力，可以称之为公共治理权力，是公共治理主体治理公共事务所享有的合法资格和相应的强制力和约束力。由此可知，公共治理权力是从传统公共行政的政府单一权力中心，走向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构成的多中心权力架构。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其公共治理权力存在着不同来源。按照现代民主理论，政府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同意与转让，这一点已经成为理论的共识，即政府的公共治理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转让与授予。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公共组织的治理权力来源与政府治理权力来源有所不同。根据行政法学理论，存在三种来源：一是治理权力的法定来源。即公共组织的治理权力来源于现有的法律法规。二是治理权力的委托来源。即行政机关通过规范性文件形式将治理权力授予社会公共组织，或通过签订合同方式将社会治理权力委托于社会公共组织。三是治理权力的约定来源。即社会公共组织在取得其成员共同认可与同意下，在其章程或规则中对其治理权力作出的契约式约定。尽管政府和公共组织的权力来源不同，但是在社会治理中都具有公共性、权威性，都能产生一定的权力效益。
（二）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双维分析任何权力的行使都会产生一定效益，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治理权力也不例外。所谓公共治理权力效益是指公共治理主体在使用权力进行治理过程中，所用社会资源的投入与所得之间的比例，即公共治理权力所产生的最大有益成果。公共治理权力所得无外乎是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公平正义状态，或者说，公共治理权力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公共利益的效益最大化。公共利益主要表现为以公共秩序、社会稳定、生态环境、民生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社会公平正义则表现为社会分配正义和社会和谐的实现。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行动可以划分为目的理性式、价值理性式、情感式和传统式等四种类型。[4](p32)从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维度上来考察公共治理行为，可以看出公共治理权力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效益表征———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侧重于经济效益，是目的理性的体现。在公共治理中的目的理性，往往表现为利用科学技术手段，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即公共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以最少的投入产生出最大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社会公平正义则侧重于社会效益。治理权力的社会效益，是指在价值理性的指导下，公共治理者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实现社会各类善（goods）的正义性分配，从而构建出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公共治理权力的经济效益意味着“效率”，其社会效益则呈现为“公平”，两者都是公共治理的价值追求。传统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机制讲求效益，政府机制追求公平。自从公共行政汲取了管理主义思想之后，就一直把效率作为重要目标，而行政民主化和新公共服务运动又进一步凸显了公共治理中的公平维度，纠正了传统行政管理中的“价值中立”和“价值祛除”，“价值中立被批评为一个虚伪的自我隔离，缺乏全面价值介入的以效率为核心的行政过程被认为是不负责、僵化和在实际上导致无效的效率，是官僚试图摆脱政治约束与外部监督的借口”。[5]因此，公共治理理论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共组织都要综合考量“效率”和“公平”，两者是公共治理权力不可或缺的价值诉求。由此可见，公共管理中的治理权力效益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蕴含着目的和价值的双重理性，含括公共治理权力的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效应，是以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公平正义为旨归。
二、我国公共管理中治理权力效益实现的困境与原因剖析
自改革开放以降，我国公共管理中公共治理权力效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困境与问题：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城乡统筹和区域统筹不够，且呈现出不公正的配置；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不高，且变动不居、连续性不够和失误过多；权力过于集中党委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化显现较为严重，贪腐现象呈现多发高发状态。究其原因，主要如下：
（一）公共治理权力主体能力对权力效益的约束性分析
1.党执政方式的转变仍需强化，执政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和各类非政府组织是治理主体。执政党是否也是公共治理的主体？对此，见仁见智，聚讼不休。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也是我国公共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而且是权威性主体。从治理主体理论视角来看，一般来说，“判断行为主体是否是公共管理主体的标准是该主体行为的公共性，……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行为主体就是公共管理主体。”[6]党是把对公共事务管理和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职能和宗旨。同时，从现实来看，共产党是执政党，各级党委是维护、增进和公平配置公共利益的政治决策中枢。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是影响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重要因素。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党的执政方式正处于逐渐从以革命党思维的执政方式向执政党思维的执政方式转变之中。由于转变的过程性和渐进性，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中仍然保留着革命思维和计划体制的烙印，存在着党政不分、权力分配的过于集中、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等弊端。党的执政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具体来说，领导干部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和依法治国等方面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2.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公共服务能力亟待提高。“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因此，必须实现行政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然而，目前政府职能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传统的命令行政、管制行政还有很强的惯性；政府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职能，忽视社会管理职能，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发挥。公共服务是政府公共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趋势，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意识还不够强，公共服务机制还不够健全，公共服务的渠道和路径不通畅，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乏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公共服务效率不高。
3.非政府组织发育不成熟，参与公共治理程度不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社会得到了发育，非政府组织得到了培育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弥补了政府的不足。然而，由于对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地位、功能以及与政府之间关系认识的局限，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缓慢，非政府组织培育不够成熟，参与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渠道不通畅，以及自身体制不完善、专业管理性人才队伍尚未建立起来，这些都影响和制约了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发挥。
（二）公共治理权力结构是权力效益的制约性因素结构功能主义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公共治理权力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平正义的功能，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权力结构。传统公共行政是以官僚制为主要特征的，是集权式结构和等级金字塔式结构的典型代表，这种权力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对分散决策的要求。近些年来，我国公共治理权力结构正处于调整和转换期间，然而官僚制弊端没有肃清、集权管理和权力层级化的痕迹依然很重，计划模式的权力结构还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实现和提升。
（三）公共治理权力运行模式对权力效益的阻滞效应权力结构是静态的，权力运行则是动态的。一般来说，权力运行存在着法治与人治、依法行权与依个人意志行权、民主参与与权力集中、公开透明与隐蔽操作等对峙性运行方式与模式。公共治理需要的是依法治理、大众参与和公开透明地行使权力。然而，目前我国治理权力运行模式依然存在一些不适应之处：依法行政、依法治理意识不足；一些按政策、红头文件进行治理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于政策、文件大于法律的现象在一定领域大量存在；一些治理依然严重依赖于领导意图、长官意志；治理权力集中，权力行使过程不透明，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这些对治理权力效益的实现都起着严重的阻滞作用。
三、提升我国公共管理中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路径与通道
（一）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破解我国公共治理权力效益不高的策略之举。首先，从建设治理型政党组织角度来看，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对领导干部进行宗旨教育和公共治理意识与知识培训，培养服务型党员和服务型政党，建设一支高素质有治理能力的干部队伍。其次，公共治理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构成与体现，因此，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培养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对公共事务的科学判断能力；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不断提高应对公共治理中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高依法治理、依法服务的能力。
（二）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大力开发政府公共治理能力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提升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加强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是提高政府公共权力治理效益的有效快捷的通道，因此，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必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和建设：首先，在政府理念上，要实现以经济为重心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重心转变，树立民主政府理念，培育政府的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意识；其次，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与公共治理相适应的行政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第三，在社会资源配置上，实现向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倾斜，建设公共财政型政府；第四，推行绩效管理评估，实现绩效考核从片面追求GDp向注重社会满意度、公共利益和公正公平等指标转变，建设以人为本型政府。第五，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实现重投入轻效益向注重投入产出的效益转变，建设高效能的政府。从而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其公共治理权力的效益。
（三）努力培育公民社会，积极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治理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是合作者和伙伴关系，而非对立对抗关系。因此，要想实现公共治理权力效益最大化和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努力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合作性治理，大力培育公民社会，积极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治理活动。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正确界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真正做到还权于社会，赋权于公共组织，让非政府组织切实拥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所需资源和权力。其次，建立健全非政府组织内部管理体制和公共治理的运行机制，对其行为进行引导与规范，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第三，要为非政府组织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政策、资金和良好的环境支持。第四，腾让空间，增强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积极鼓励和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强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协同增效，努力提高公共治理权力效益。
行政管理的公共性篇9
一、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之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企业型政府”、“后官僚制典范”等，尽管名称各异，但基本上却描述着相同的现象，即对以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行政模式的批判，主张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思想、方法和技术来改造公共部门，强调市场取向等。学者们把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形态统称为“新公共管理”。至于新公共管理的内涵，依据0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2)服务及顾客导向的强化；（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及竞争功能的引入。学者胡德认为新公共管理的特质为：（1)在公共部门之中放手给专业管理，这表示让管理者自己管理；（2)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测量；（3)特别强调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4)走向分解的转变；（5)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6)重视私人部门形态的管理行为；(7)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
作为一种试图超越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因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而对于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特别是作为其思想精髓的企业家政府理论一问世，便在美国等西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也是一种“致命的自负”，致使其在风靡欧美等西方国家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质疑乃至尖锐的批评。新公共服务理论正是美国著名学者登哈特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特别是针对企业家政府理论缺陷的批判，提出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具体来说，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本理念包括：
（1)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4)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5)责任并不简单。(6)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7)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性认识的偏颇。新公共管理以经济人的自利性为出发点进行公共部门的制度设计，这是其与民主社会核心价值冲突的“症结所在”。很显然，一个受自利动机驱动的组织显然无法对公共利益倾注太多的关注。正如莱芮*D泰瑞所指出的：“既然公共选择和组织经济学倾向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既然个人利益是其核心理念，那么任何关于‘公共利益’的概念都变得毫无意义”。登哈特用盲人摸象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如果参与者只是追逐自我利益，他们看到的始终是各自的利益，而不能发现共同的公共利益，并齐心协力地达成共同利益。（2)片面强调工具理性。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在于“H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与效能(effeteness)，也就是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然而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登哈特认为，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只会引导人们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略对目的本身的关切。也就是说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行政工作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只是斤斤计较地减少行政成本，从而沦为公务产生过程中的工具，以致完全丧失作为行政体系行动本身的“道德系络”。（3)视公民为顾客的不当隐喻。新公共管理坚持以“顾客导向”、“顾客满意”为宗旨，将公民降格为被动的服务者和消费者(顾客），也就忽视了当代公共行政的基础一公众参与。正是这种不当的顾客隐喻阻塞了公民进入公共管理领域的途径，使“公民相对于国家的个人权利和法律地位无形中被降低了”。鉴于此，新公共服务理论指出公民应具有多重角色，他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参与者和监督者，亦是纳税等义务的承担者，行政官员应当把公民当作公民来看待，而不只是把他们看作投票人、委托人或顾客。（4)企业家政府理论。企业家政府理论是新公共管理的精髓，奥斯本认为企业家式的政府能“运用智谋以新的途径使生产力与效果最大化”。但是新公共服务认为，在这种足智多谋之外，企业家精神还暗含了其他的意义：首先，企业家精神意味着每个政府人应该以自己或机构的利益为基础来行动；其次，在企业家精神注重创新和改革的背后，是习惯于冒险、不愿意遵守制度和受到约束，甚至对员工横行霸道。
二、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争论的实质
纵观这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公共行政思想史上历来存在着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两种倾向，公共行政改革的钟摆一直在两者之间摆动，这在美国表现的尤为突出。新近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争论也没逃出这一窠臼，其实质仍然是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之争。
管理主义以效率为中心，技术至上，以威尔逊、韦伯，中经西蒙到今天的奥斯本为代表，而宪政主义则关注社会平等、民主和回应性，以杰斐逊，中经弗雷德里克森到今天的登哈特为代表。1887年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认为政治关注的是民主，行政关注的是效率。从此，效率成为公共行政的首要目标和指导原则。如怀特提出：公共行政的目标是最有效地利用由政府官员和雇员处置的资源。古利克认为行政科学中最高的善就是效率，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传统得以确立。宪政主义则源于美国建国之初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围绕联邦宪法所展开的激烈争论，杰斐逊的有限政府、分权政府和人民主权理念无疑是宪政主义公共行政的重要思想渊源。
传统管理主义总是试图通过科学化、技术化的管理来实现政府的目标，效率中心、技术至上、价值中立是其核心内容。但其总是试图通过管理技术来解决所有社会性问题，把行政人员视为不受政治影响，完全没有感情和欲望，只有工具理性而从属于行政职位的“冷血动物”。由此，传统管理主义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20世纪50至70年代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就对“效率至上”的观念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公共行政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幸福，其核心价值在于促进社会公平。“新公共行政”的出现表明历史的钟摆摆向了宪政主义，这一时期“福利主义”国家在西方的盛行就是有力的证明。
20世纪7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国家兴起，它试图摆脱传统管理主义对官僚行政的依从，对传统官僚制的僵化进行大力批判，坚持顾客导向、呼吁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试图改变管理主义对民主的背离，这是新公共管理试图调和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的体现。然而，在实践中新公共管理在管理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诚然，与传统官僚体制相关联的术语是集权、内部效率、规制、稳定性等；而与新公共管理相关联的术语是分权、市场化、顾客导向、绩效评估、灵活性等，所有这些使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之间似乎相互对立。然而在这些“新鲜”术语背后，“效绩”仍是其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在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字典”里，“效绩”的本质内涵就是“花费更少、获取更多”。由此可见，与当年公共行政借鉴企业科学管理方法一样，新公共管理的实质在于用企业精神塑造政府，其本质仍然具有鲜明的管理主义色彩，只不过与传统行政采取静态研究方法相比，新公共管理拓宽了传统行政学的研究范围、方法、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正如胡德所说：“新公共管理是广告式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它实际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顶多瓶子是新的，但里面的观念却是旧的”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公共管理与早期的科学管理主义一脉相承，管理主义从韦伯的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未发生质变。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出现表明了公共行政在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之间的钟摆，由于将经济规则引入政治领域而再次摆向了管理主义。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其从产生之时就遭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和批评，以美国学者登哈特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就是众多批评中较为成熟的一种。其以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市民社会的模型、组织人本主义和组织对话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公共行政的优先权应该放在个人价值上而不是组织效率上；强调政府角色由领航转变为服务，重视公民社会与公民主义，注重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沟通；旨在提升公共服务的尊严与价值，并再次确保公共行政的民主、公民资格与公共利益等前提及核心目标。显然，新公共服务既重申了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又直接继承了美国以杰斐逊为开端的民主自治的思想传统，同时，它与新公共行政也是一脉相承的。其核心理念与宪政主义主张的公平、代表与正义等民主价值不谋而合，实际上是对宪政主义公共行政的回归与张扬，这可能预示着公共行政改革的钟摆又一次从管理主义摆向了宪政主义。
三、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在多元行政观下的整合
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中，尽管每次学科范式的转换都无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人们对公共行政的认识，但同时它也常常会使人们因过于倚重某一认识视角和研究途径而影响其对公共行政的完整认识。毋庸置疑，倚重于管理主义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赋予了行政组织成本和收益的意义，表现出贯通市场决策与公共选择之间界限的一种积极尝试。然而这种单一地从管理主义途径切入行政改革核心的取向，不可避免地将公民社会、公共利益等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置于公共行政的目标函数之外，破坏了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也弱化了公共部门中的道德和责任约束机制。自从登哈特提出新公共服务理论以来，有相当的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认为其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一种替代。姑且不论新公共服务能否取代新公共管理目前尚存争议，就算是一种替代，它也只是一种侧重于从宪政主义的角度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探索，不免有过于追求政治代表性和宪政性正当法律程序等价值而忽视公共行政的效率价值之虞。
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公共行政研究的单一视角所带来的狭隘性，美国当代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罗森布鲁姆提出了一种多元行政观的思想，认为应当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等多元认识视角和研究途径来认识和探究公共行政以全面、系统地把握公共行政的本质。他所谓的管理途径包括传统管理途径和新公共管理途径，传统管理途径的思维和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基础之上的，在实践中以官僚制为主要形态，而新公共管理途径强调管理的一般性，在实践中表现为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公共行政研究的政治途径视公共行政为一种政治过程，其核心价值观是代表性、回应性、责任等；公共行政研究的法律途径主要是将公共行政视为特定情境中应用和施行法律的活动，其核心价值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此外，罗森布鲁姆还提出，目前公共行政的迫切任务在于对政治、管理和法律这三种不同研究途径所拥有的价值、结构与程序安排以及技术方法进行整合。
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纳入这种多元行政观的思想图谱里。新公共管理的研究是基于一种管理的视角，而新公共服务关注公民权、公平、正义等民主价值，无疑是一种政治的研究途径，也就是说两者在多元的行政观下是可以共生的。以美国为例，不难发现其政府执政的精华实为自由、平等、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同样也反映在理论发展的历程中。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论，代表的正是以效率为中心和强调民主价值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这两者之间既存在对立又相互影响，在实践中，他们与法律研究途径一起合成了西方公共行政体制的品格构造与运作方式。
行政管理的公共性篇10
自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出现以来,在学术界关于公共管理的界定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综合各种学术观点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界在对公共管理的认识上至少已经形成3个方面的共识:第一,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活动。这些事务和管理活动直接涉及到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会把更多的社会和公共管理职能交给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第三,在公共管理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政府管理只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基于以上共识,笔者认为:公共管理是公共管理者为有效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根据法律的规定,采取各种方式和手段,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形式,对涉及公众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一切管理活动和过程。这个定义的一个关键点是公共管理以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可以认为,公共利益是基于社会成员个人利益产生,并从多种多样的具体的个人利益中抽象出来,具有普遍性、共享性和社会性的利益。由于个人利益是现实的,所以公共利益并不是虚无的。同时,个人利益又必然是具有差异性的,公共利益难以体现这种具体的差异性,甚至有时会因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而造成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抵触,所以,公共利益不是也不可能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而,公共管理也必然只能以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目标。
二、对公共管理主体的再探讨
随着社会主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以政府为主,导致政府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责任扩大,以行政手段实施公共管理。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分的局面必须改变。现阶段公共管理的主体不应该再以政府为主,而应该是政府、非政府组织(包括非营利性组织、营利性组织)与民众作为平等主体,共同承担起公共管理的职责;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只承担有限责任。这有几点原因:首先,这是由公共管理的社会历史性所决定的。在国家出现以前,“公共管理”由氏族社会承担。国家出现以后,政府才成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在国家消亡后,公共管理的职能必然要回归社会。而且,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带动下,许多国家政府公共管理职能逐步弱化的趋势已经显现。其次,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是可分离的。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要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就一般情况而言,政府所关注和追求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应该是一致或趋同的,而且,国家的民主与文明程度越高,政府的民意支持率越高,这种一致性越强。但是,无论这种一致程度有多高,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仍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不会始终保持一致甚至是相同的利益取向。即使是对待政府与民众有共识的事务时,情况也是如此。
这种情况在现实社会中屡见不鲜,具有公共管理职能,行使着公共管理职权的政府,必然要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但是,无论政府处于什么处境,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是不能代表和体现公共利益,那么,在这个领域或时期就不能成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再次,公共管理有别于行政管理。由于管理的目的、对象、主体、手段和侧重不同,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在于前面反复强调过的———公共管理以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相对于行政管理,它的政治色彩、组织的严密性和管理的程式化、模式化倾向要弱很多,而对管理专业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要求却明显高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往往尊从或者受制于最有发言权的专家或权威,而不在于这些人的行政职务或是等级。关于这一点,在应对SaRS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体现的尤其充分,面对这样一起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所采取的并不是公共管理的方式,政府运用的更多的是行政管理手段———无论是SaRS初始时由于信息不畅、隐瞒疫情、控制不力导致可控疫情的蔓延,还是在有高官因防控疫情不力而被免职后,许多地方政府开始不讲条件、不计成本地采取缺乏科学指导,被政治化、扩大化了的措施,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其根源皆在于此。由于疫情的迅速有效控制,人们更多地,也更愿意肯定这种并不科学的管理方式,而对以行政手段进行公共管理的弊端和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却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和深刻的理性的思考。最后,政府传统官僚体制造成的公共管理失效。
1、官僚体制同公共管理“以民为本”的理念有距离。公共管理“管理”的是公共的事务,是大家的事,所以应该体现民本原则,坚持“公事公办”,即充分了解民情、尊重民意、体现民愿、集中民智,发挥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大家的事情大家办。而受到中国“官本位”传统文化的影响,政府更习惯于按照“官为民本”的思想,将自身定位于民之“父母”。表现在公共管理领域就是政府主导,民众被排除在外或者是被动地参与,政府不能完全代表公共利益。
2、官僚制组织形式导致低效率。一方面,现在的政府仍然是等级森严的官僚制组织。由于政府的运行仍然以严格执行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垂直的指挥链条和标准化的服务为特征,在保证组织稳定的同时,导致行动迟缓且程序繁琐[1]。另一方面,政府体制具有权力集中化的趋势,政府经常陷入增长怪圈:“政府越大,推动政府增长的力量就越强──预算扩张将导致任命更多官员和录用更多公务员;一旦进入角色,这些人又会立即着手扩大预算,减少单个人的工作量,任用更多的人,支持更多的支出项目”。政府的过度扩张不仅抑制经济增长,而且很多政府活动被证明是无效的。这往往使得政府体制对公共管理中的新问题和突发问题反应迟缓,进而导致管理失效。
3、政府也可能是不公正的。在现实生活中,国家中的各个利益集团、各个党派的利益争夺会影响着政府的行为。国家权力可能为某些人、某些社会集团或某些社会阶层或阶级所掌握,所以,政府公权有可能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被私用。而且,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行政管理的主体,也可以说唯一主体是政府。而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职能是交叉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政府。传统公共行政的一个误区在于,它错误地认为“政府一旦介入到某一个政策领域内,它就可以通过官僚制组织结构成为商品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现在看来,官僚制组织并不是政府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唯一方式,对那些属于政府“天职”的公共服务,政府应该是一个安排者,决定什么应该通过集体去做,为谁而做,做到什么程度或者水平,怎样付费等问题。至于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承包、补助、凭单、特许经营等形式由私营部门或社会机构来完成。这是建构公共管理理想形态的认识基础。
三、公共管理的理想形态
1、强调“公共”意识公共价值观是公共管理文化的核心。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强调“公”的概念,但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主张群体性高于个体性。因此,其“公”的涵义取向更多的是“民族”和“国家”等比较笼统和抽象、具有浓郁政治含义的概念。而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理解为“大家”,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社会个体成员的集合。与前者相比较,其政治和阶级的色彩比较淡化,是一个相对具体而确定的概念。公共管理所强调的这种“大众化”的公共意识,是公共管理理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2、合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政府之所以成为现实社会公共管理的最主要主体,关键在于一直以来,大多数人认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提供不能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来解决,只有政府才能成为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因此,在探讨改善公共管理的途径时,人们往往着眼于政府本身,包括改善公共行政、职前教育、在职培训、公务员制度改革、绩效预算、零基预算、定量方法、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等。所有这些曾经或者将来还会有效,但他们未能意识到政府是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这一最根本的结构问题,恰恰是政府服务绩效不佳的最主要原因。我们强烈反对私营部门垄断,这是因为如果缺乏竞争和自由选择,公众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但在公共部门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依靠政府这一垄断机构来提供公共服务。是否因为垄断者是政府,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为公共利益服务呢?我认为,在相同的制度约束下,公共垄断者很可能与私营垄断者的行为趋同。所以,只有在公共管理中合理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才能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要有意识采取一些战略措施,创造服务中的自由选择机会,大力发展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完善竞争环境,在公众中培育接受和支持多样化选择的态度。可以采用委托授权,比如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或政府撤资,把一部分原属于政府的公共产品生产权出售给企业、非政府组织、公众等形式,改变政府在公共产品生产中的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