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的调整篇1
关键词：国民经济；调整；经验教训
一、国民经济的第一次调整（60年代初）
1.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的背景
⑴在对外关系上，出现以中苏关系恶化为中心的急骤变化。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给中国发展带来巨大损失。中共中央由于花费大量精力从事国际斗争，而不能专心致志地进行国内经济建设，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国际原因。⑵在国内方面，国民经济的比例已严重失衡，
2年自然灾害和农业发展工作的失误给农业发展带来不利后经济方面出现严重问题
国内和国际面临的种种问题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和协调发展问题。1960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成为首次经济调整的指导思想。
3.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的措施
⑴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主要精简企业中现有的非生产人员及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这一举措改善了城乡关系，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⑵发展粮食和农业。粮食问题在农业发展中尤为重要，粮食问题容易影响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影响社会稳定。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发展农业作出了艰巨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果。⑶压缩基本建设。采取的措施为增加投资，扩大规模建厂，落后的外延方法已成为计划经济之下的一种习惯。因此，从1961年开始，中共中央下决心大力削减基建总投资，以调整投资和消费比例。直到1963年起，逐年恢复到合理的比例。⑷整顿经济秩序，加强经济管理。把经济管理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三级，货币发行权归中央，加强宏观调控，适当压缩地方的经济权力。此次调整起到了一定的成效。到1965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重得到改善。积累率下降到27.1%。财政收支相对平衡，市场供应显著好转，人民生活改善，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二、国民经济第二次调整（1979年至80年代初）
1.第二次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⑴长期以来在焦虑的“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严重不平衡，出现重视重工业而轻工业和农业落后的现象。⑵1978年经济建设上的新冒进政策，造成国民经济造成比例重大失调，经济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更加严重化和尖锐化。
2.新“八字方针”的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了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
党中央在召开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民经济的第二次大调整。实践使中央领导人认识到，只就生产指标和投资数量来解决调整国民经济问题难以顺利解决问题，必须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求得根本性解决。
3.调整的成效
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更加趋向合理，从农轻重的关系方面看，改变了重工业孤军突起，而轻工业和农业比例下降的不合理状态，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⑵基本上消灭了财政赤字，控制了基建规模，使经济发展走上了稳定的道路。1982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下降到20多亿元，短短一年中就实现了基本平衡。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在农村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民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来。在企业中推行的经济责任制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企业活力。⑷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三年内安排了2600万人就业，减少了国内失业人数，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增加了住房、副食各方面的补贴，使城乡人民收入迅速增加。
三、国民经济的第三次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国民经济混乱
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效毋庸置疑。特别是工农业生产和经济事业的突飞猛进，更是令人瞩目。但由于主观认识的局限和失误及其他原因，时时会出现种种困难和混乱现象。这次经济的集中表现是通货急骤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2.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的措施
第三次经济调整采取的措施有：（1）控制经济规模，降低工业增长速度，逐步缓解经济过热。（2）适当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989年压缩了500亿元。（3）增加储蓄和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经过一系列会议、决策和实际工作，到1988年底，在各个领域，整治改造取得了一定成果。
四、三次国民经济调整的经验和教训
1.发展国民经济要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指导思想
必须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稳定、协调和符合国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避免制定急躁冒进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持续稳定的国民经济方针能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在生产和建设上留有余地，同时有利于经济建设朝着平稳有序的方向进行。另一方面，制定经济政策应当立足我国基本国情，避免使经济出现“膨胀—调整—再膨胀—再调整”的恶性循环状态。“八字方针”和新“八字方针”的提出就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瓶颈时期，审时度势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而制定的正确指导方针，有力地挽救了经济损失。
2.国民经济各个部类之间应该保持相互协调与平衡
社会生产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是国民经济各个部类之间保持相互协调与平衡。前两次重大经济调整前，基础设施规模扩大，积累和消耗的比例严重不平衡，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人民的生活难以保障。经验告诉我们在发展国民经济时应该平衡投资、出口和消费及各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比例关系，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
3.在行动上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农业问题的解决，即粮食问题的解决，不应只停留在口头和思想上，要在行动中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鼓励科技农业，提高粮食收益，帮助农民走出困境。这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农业强国。
4.对国民经济发展趋向要有预见性，使经济调整处于主动状态
6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是被动的，此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工农业生产和商品市场大幅度减少，人民的温饱问题也难以解决。第二次调整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相比较而言，整个过程进行地更为平稳。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时，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预见性，在充分了解经济弊端的同时学会趋利避害，然后不断调整和修复，在此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整体稳定的状态。
国民经济的调整篇2
[关键词]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湖北省血防
“”运动结束后，湖北省的血防工作面临严重困难。1962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血防九人小组拟定的《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条例（草案）》。这一条例成为指导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中共湖北省委贯彻条例（草案），对全省血防工作进行调整，两三年内，血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运动后湖北省血防工作面临的困难
1957年冬到1960年，湖北省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出现了“”。“”过后，湖北省血防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第一，血防机构和人t大幅度减少。
1958年的血防“”过后，湖北省大部分地区宣布消灭了血吸虫病。各地、县卫生机构大合并，血防站、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与医院合并。1956年湖北省有血防站38个、血防组245个，血防人员2584人。到了1959年，血防站只有16个，血防组减为178个，血防人员减少到1433人；1960年进一步减少，分别为10个、162个和1145人[1]p961。
1960年卫生机构大合并后，许多房屋、器械设备被其他单位占用，有的血防组无固定住址，工作人员挑着装有粪检工具及医疗器械的箩筐，工作到哪里，吃住在哪里。例如，黄冈专区47个血防组有37个无住房[1]p67。
第二，血吸虫病卷土重来，急性感染非常严重。
“”后，湖北省粮食逐年减产，农村食物短缺，群众严重营养不良，造成浮肿、干瘦、子宫脱垂、闭经病流行。1959年至1961年，除黄梅、南漳、嘉鱼等少数县外，湖北省大多数地区血防工作基本停顿，血吸虫病卷土重来。1963年8月，湖北省委提出，当前疫情十分严重。全省有钉螺面积181.6万多亩，未治疗病人、新发病人和重复感染病人约40万，仍有39个县、市流行血吸虫病[2]。
1960年至1962年，湖北省急性感染发病的人数逐年增多。到1962年10月底，全省已有7058人急性发病，为1961年急性发病2986人的2.36倍。其中，武汉市急性发病最多，有2430人，是本市1961年急性发病231人的10倍以上。其次是荆州专区，1962年急性发病2009人，为该专区1961年急性发病172人的11.68倍。再次是黄冈专区，1962年急性发病1655人，为1961年急性发病797人的2.07倍[3]。
第三，各地严重存在片面生产观点和麻痹思想。
为了增加粮食，各地下湖生产的人数大为增加。黄冈专区1961年下湖生产者达26万人，比1959年9万人增加了2倍多。其中新洲县下湖打草和搞副业的34702人，处在疫区的有19105人，占下湖总人数55.05%[4]。为了增加草肥，孝感专区黄陂、汉阳、汉川、孝感四县下湖打草的群众达11万人，其中汉阳一县下湖打草的就有5万人。滨湖地区夏熟作物被淹时，有的队干部和群众舍不得眼看到手的粮食，不听劝阻下水捞割[5]。
新洲县张渡湖农场一位副场长，怕血防宣传影响生产，竟数次不让血防干部对职工群众宣传血防知识。他说：“你们要宣传血防，我就宣传你们血防站没有事做，搞点钱发工资。”由于防护工作推不动，1962年6月23日，因抢割小麦一次就感染1466人。新洲一中有师生420人支援该场麦收，师生听说有血吸虫病，不敢下水，农场领导和县长说：“你们来是用口头支援，还是用行动支援？”师生们只好下水抢收，结果下水的378人全部感染，1人死亡。阳新荆头山农场804人下湖，据事后对其中751人访问调查，只有128人做了经常性防护，没有发生感染，其余623人没有防护，有313人发生尾蚴性感染皮炎[3]。
第四，血防专业队伍不安心工作，业务水平差，血防站的任务更加艰巨复杂。
阳新县血防站121人中，有74人不安心血防工作。由于收入低，许多人员维持家庭有困难，有70人向行政和工会预支4200元，其中长期负债不能归还的有16人。黄陂县血防站53个干部，仅自己一月的伙食和最起码的零用，就占去了全部工资的1/2或2/3，形成“顾嘴不顾身，顾己不顾家”。1962年有15人申请退职去搞联合诊所或回家生产[6]。很多干部对于何时能消灭血吸虫病感到遥遥无期。个别人甚至认为搞血防是浪费青春[6]。
新添的血防人员业务水平差。1962年，荆州、黄冈、孝感三个专区24个县血防站1125人中，新手就达323人[6]。这些新手，业务技术学习很少，往往适应不了工作的需要。例如，黄陂县站17个医生中，有9人不能处理锑剂的毒性反应，7个化验员有5个不会血检，10个护士有5个不会打针。据阳新县站反映，连最有经验的医生，对使用锑剂也有顾虑[6]。
各县血防站原来只担负血防工作，精兵简政以后，各县的卫生防疫、妇幼保健、药品检验等机构被撤销，就将这些任务交给了血防站，但未增加编制。据黄冈专区圻春、黄梅、广济、阳新血防站统计，在编323人中，实际担任血防业务的占现有人员的75%左右[6]。
二、湖北省血防工作调整的组织部署
1962年5月，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在上海召开第八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通过了《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条例（草案）》，再次肯定了中央在1957年提出的“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掌握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斗争”的原则，对治疗工作、消灭钉螺、管理粪便、个人防护和安全用水、科学研究、组织领导7个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7]。
8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上述条例（草案），要求各地参照试行[8]。12月，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副组长魏文伯在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上指出：“关于血吸虫病的各项工作，《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条例（草案）》里面都有具体规定。在今后工作中，必须以三十三条为中心，抓好各项工作。”[9]从此，它成为指导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1962年7月，湖北省将省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改为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员8人，由省委书记赵辛初任组长，许道琦、孟夫唐任副组长。
7月3日，省委下发《关于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通知》，要求所有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公社以上各级党委都要健全相应的组织，有一位书记任组长，有一位副组长（行政负责人）管理这项工作。生产大队、生产队也要分工一位副书记或副队长监管。对于今后工作，《通知》要求，各县可根据农业生产情况和灾情大小加以安排。凡能结合生产灭螺的，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做好灭螺。对现有病人要积极治疗，对在疫区中抢割抢收、打湖草、捞鱼苗的群众，要教育组织他们做好防护工作，防止新的感染[10]。
7月28日，省委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制定了《湖北省1962年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安排》，确立1962年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专业队伍，依靠群众，结合生产，因时因地有重点而又全面地贯彻防治C合措施，努力提高防治工作的质量，积极控制新感染和治疗有症状的病人，结合小型水利和见缝插针，着重解决村庄周围及生产生活常到地区的小块钉螺滋生地。同时积极查明情况，制定长远规划，为今后消灭血吸虫病打下基础。1962年，湖北省计划灭螺382151.03亩，计划治疗106393人[11]。
通过1962年的调查摸底，全省还有31万病人，分布37个县市。钉螺面积虽然由456万亩减少到221万亩，但钉螺的危害性并未减少，急性感染人数比过去哪一年都多[12]。
根据上述情况，省委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提出，1963年血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积极控制新感染和治疗有症状的病人。迫切任务是调动血防干部的积极性和提高业务水平[12]。
1963年11月3日至9日，省委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召开全省血防工作会议，提出1964年防治任务和10项基本措施。
防治任务是：尽最大努力，把急性感染控制在最低限度，尽可能地多治一些病人，严防钉螺扩散，大力开展消灭钉螺的工作，迅速扭转这几年疫情有所回升的被动局面。全年治疗10万病人，灭螺17万亩，把急性感染人数控制在2300人以下[13]。
这10项措施是：恢复和健全各级血防领导组织；巩固和提高防治专业队伍；发动各级医疗机构参加血防工作；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血防工作；组织各部门协同作战；结合水利消灭钉螺；搞好农场血防工作；做好防护工作；搞好血防试点；妥善解决防治工作中的各项具体政策问题[1]p82。
12月3日，中共湖北省委批转省委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关于全省血防工作会议的报告》，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努力贯彻执行[14]。
1963年，湖北省各级血防领导小组恢复，防治工作开始有了新的起色。1964年治病超过前两年治疗人数的总和，灭螺超过计划的26.24%[1]p84。
1965年3月25日，湖北省制订《湖北省防治血吸虫病长远规划（草案）》。根据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提出的“全面规划，点面结合，分期分批，灭一块，清一块，巩固一块”的战略方针，湖北省打算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消灭血吸虫病的单位456个公社、23个镇、42个农场，共消灭钉螺446000余亩，这些单位能治的病人全部治好。要求京山、荆门、浠水、鄂城、黄梅、广济、咸宁、宜都、远安、南漳、大冶、黄石12个县市消灭血吸虫病。第四个五年计划消灭血吸虫病的单位162个公社、2个镇、18个农场，共消灭钉螺399000余亩。要求天门、枝江、通山三县消灭血吸虫病[15]。
三、湖北省的血防工作调整及成效
从1962年5月第八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召开到1966年“”爆发前，湖北省进行了血防工作调整，并取得显著成效。
第一，精简机构和培训专业人员。
1962年5月，省卫生厅分党组下达《湖北省卫生部门所属各级卫生医疗机构的精简方案》规定：“血吸虫病重疫区和中疫区的现有人员、机构一般应保留不动，轻疫区和非疫区的血防组与防治组、血防站合并，其编制应比照县防疫站15―25的编制规定执行。”“黄冈、孝感、荆州三个专区的地方病防治所保留，编制30人，最多不超过35人。”[1]p61下半年，部分县血防站开始恢复，人员逐步增加，到1965年已有18个站、162个组，1515人[1]p61。
1960年卫生机构大合并后，许多房屋、器械设备被其他单位占用。1961年底开始清理，归还部分房屋、设备。1963年6月，省委血防领导小组拨款40万元，其中28万元给血防站和血防组购置器械、书籍，11万元维修房屋，添置办公、生活、防护用具，组织检修显微镜170多台，使各级站、组具备了必需的工作条件[1]p67。
1961年12月至1962年3月，省里组织3个手术治疗辅导组18人，赴阳新、蕲春、天门、沔阳、潜江、黄陂、汉阳7个县，切脾132例，培训手术骨干93人[1]p116。1962年5月中旬，湖北省在荆州开办了以血吸虫病为主的寄生虫病师资训练班，共训练学员42人，主要培训专区一级及重疫区县的血防骨干，然后由他们回专区、县开班分批轮训，提高所辖疫区的在职防治干部的预防、治疗理论和技术水平[4]。湖北省在杭州开办血防师资训练班，训练各专县血防干部41人，在嘉鱼召开灭螺技术座谈会，培养提高技术干部45人[12]。
第二，办血防试点。
为了在血防工作中起到典型示范、指导全面的作用，《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条例草案》要求各地办血防试点。1963年2月，湖北省各县开始选一批重点公社办点，到1964年，共建试点29个。其中，典型的有三个：一是天门县刘集公社试点。试点组发动群众在大面积湖沼钉螺区建立安全带，抓防护“两管”，设常年病房抢治晚期病人，指导代湖围垦灭螺，进行流行病学和钉螺生态调查，为湖区制定防治措施和消灭钉螺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二是广济县盘墉公社试点。试点组重点抓了琵琶湖的根治工作，1963年冬至次年春，动员982人，完成标工8100个，土石方11万立方米，灭螺473亩，扩大耕地450亩。三是石首县泥南公社试点。它由荆州地委与县委合办，坚持以防为主、主攻钉螺、综合防治的方针，到1966年底，全公社灭光钉螺1312亩，占原有面积的92.92%，治疗病人2710人次，以大队为单位组建了一支不脱产的灭螺专业队86人，开展常年复查复灭[1]p100。
1963年冬至1964年春，29个试点共灭螺8448.39亩，粪检73483人，查出病人13056人，治疗8447人[16]。
第三，抓治疗。
汉阳县永安区向集公社集体办院收治病人，由血防组派人治疗。从1962年10月到1964年2月，收治病人760人，占全公社治疗总数907人的83.8%[17]。枝江县五合公社卫生所抽出两个医生、一个护理组成血防组，利用冬春两季，采取巡回驻大队、边查边治的方法，从1963年初到1964年3月底，全公社共计粪检4133人，发现阳性913人，治疗697人。8个晚期病人经采用中药攻补兼施和锑剂根治后，都已痊愈[18]。
1963年，湖北省l生急性感染4804人[19]。1964年，发生急性感染155131人[1]p123。在治疗上，各地都比较注意早发现、早治疗。1964年7月底，全省已经有8600多人入院治疗，占病人总数80%以上。大部分病人经过初步治疗出院，疗效一般较好[5]。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9月，全省共治疗病人110483人[20]。
第四，抓灭螺。
湖北省各地因地制宜，采取了不同的灭螺方式。
湖沼地区消灭钉螺的有效办法是先控制水位，再行垦殖。黄陂县滠口公社带领群众逐年围垸垦殖，到1963年共围垸7个，2万来亩钉螺面积只剩下200多亩[15]。黄梅县七里畈丘陵地区有钉螺675亩，公洲湖湖沼地区有钉螺1160亩。七里畈经过9次扫荡，公洲湖经过7次复灭，终于实现了无螺[21]。湖北省属和专区所属农场原有钉螺面积1577394亩，通过垦殖灭螺1212310亩，占全省灭螺面积的58.71%[22]。
湖区则结合水利工程开展灭螺。枝江县杨林湖有螺面积16860亩，该县第一期水利工程是缩小湖区，让湖田分家，使原来25000亩的湖区缩小到16000余亩，消灭钉螺6000亩。第二期是通过修建排水站控制低水湖的面积进行开垦，开垦田地3000余亩。这两个阶段，共灭螺14000余亩[23]。童家湖修建了黄孝大堤，开展围堤灭螺。完工后，使黄陂、孝感两县10余万人免受水灾威胁，为消灭6个公社堤内35596亩钉螺创造了条件[24]。
在大面积垦殖中遗留的低洼、坑、沟、渠及部分新开渠道，仍是钉螺滋生地，人畜感染很严重。新洲县汪集区组织少数人成立专业灭螺队，负责消灭这类地区的钉螺，到1965年3月，全区16个疫区大队中，8个大队彻底消灭了钉螺，4个大队基本消灭钉螺。1964年冬1965年春，监利县毛市区福田、新河两个公社，结合小型水利，平整土地，消灭钉螺近600亩[15]。蕲春县对不易结合生产灭螺地区，用五氯酚钠灭螺，死亡率高达91.5%[4]。
1963年，湖北省灭螺93914亩。1964年第一季度灭螺108022亩[19]。自1965年10月到1966年4月底止，全省灭螺面积达21.1万多亩[25]。1966年10月，省委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验收，确认襄阳、谷城、大冶、浠水、咸宁5个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1]p92。
第五，抓预防。
1961年以后，湖北省大面积开湖荒、办农场，非疫区群众大量进入疫区，各地在防护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黄冈专区下疫水的78900多人中，90%左右的人都做了防护，其中黄冈县的防护达到98%[26]。阳新综合农场十里湖大队1963年全年发病35人，比1961年下降50%。1964年的防护工作做得更好，全队下疫水田生产182人，98%以上做好了防护。截至1964年5月底，只有2人发生皮炎[27]。
1965年3月15日到6月15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上海第一医学院等共31人组织联合工作组，在阳新枫林区下羊公社办防护工作样板试点。3个月，样板区内没有发生急性感染。全省推广试点区的经验，急性感染明显下降。这一年，全省发病6064人，比1964年下降了60.91%，1966年发病3277人，比1964年下降了78.88%[1]p123。
1962年至1965年，湖北省的血防工作通过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是消灭了大面积的钉螺，耕地面积大大增加。黄陂县滠口公社开展围垦灭螺，开垦湖地12000亩[28]。广济县盘墉公社重点抓琵琶湖的根治工作，1963年冬至次年春，灭螺473亩，扩大耕地450亩[1]p100。黄梅县公洲湖开垦了7160亩有螺荒地，七里畈通过调整水系，消灭了钉螺，使450亩望天w变成了一年两收的保收田[21]。二是病人逐年减少。黄陂县滠口公社1958年全公社感染血吸虫病的有2800人。围垦灭螺以后，1963年全社病人有600多人，除6人死亡、3人尚未治愈外，其余的已恢复半劳力或健壮劳力[28]。三是粮食大幅度增产，社员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黄陂县滠口公社1963年全年粮食总产增加到了808万斤，社员口粮每人平均有600多斤，向国家交售余粮288万斤、皮棉10万斤[28]。广济县盘墉公社试点，1966年增产粮食15万斤，皮棉6000斤，增收2万余元，由穷队变为富队[1]p100。阳新综合农场十里湖大队由于防护工作搞得好，保护了职工身体健康，促进了农业生产，1963年粮食总产量341899斤，为1961年的2.36倍[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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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的调整篇3
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法突破各种困难和障碍，发展的越来越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最近几年中，学术界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认识，就是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归属于行政法，或者认为它仅仅是民法、商法中的一部分，而不认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和民法、商法、行政法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被混淆。下面就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经济法、民法以及行政法的相关概念
法律部门对其进行划分，重点就在于各种法律部门所调整的对象以及所采取的调整方法。在此基础上，要区分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就需要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各自所调整的对象以及所采取的调整方法。
（一）民法是对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本文由收集整理、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的总称
它同时对两种关系进行调整，一种是财产关系；一种是人身关系。但是站在总体角度上分析，它重点是对财产关系进行调整，也就是人们在占有、使用、交换、分配物质财富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整。不过，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关系其实并不都是通过民法这一个法律部门进行调整的，还是需要通过行政法、财政法、经济法、劳动法、婚姻法等多个法律部门共同进行调整。民法仅仅对其中基于平等主体之间所发生的财产关系进行调整，或者说只是对横向的财产关系进行调整，也就是价值规律还属于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那一部分财产关系。财产所有关系和财产交换关系是其主要包含的内容，除此之外，财产继承关系也是其调整的对象。
（二）经济法是对经济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的总称
它主要对国家经济生活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纵向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换言之，就是形成于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也就是纵向的经济关系。例如，管理和被管理、监督和被监督、指令和服从指令等方面的经济关系。
（三）行政法是国家制定的行政管理活动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
它主要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之间以及这些机关在行政管理职能活动中与其他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调整，而财产关系也是其中所包含的调整对象之一。行政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完全是通过命令、管理、监督等行政方法实施相应调整的，也属于纵向的经济关系，例如，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通过命令的形式将某些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财产调拨给其他机关、企业、事业使用。
二、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的起源及特点
中国是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近代民法都起源于古罗马法。民法中的大部分制度是从罗马私法演变而来。古代法中，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法律都重刑轻民，而罗马法则是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典刑的民事法律，是民法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础。
“行政”一词最早出现在顾炎武的《日名录》中，将前人的政事统称为“用人行政”。而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一词来源于日本，日本为制订“明治宪政”，曾派人到各国考察学习。我国是将日本字形相同的“行政”两字引入中国，演变为今天的行政法而得以实用。
《谢尔曼法》是经济法的最早表现形式，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开，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随着公有制的确立和对国民经济计划的管理而逐步形成的，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得以完善。在继刑法、民商法、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经济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表明，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是民商法，民商法在逐步发展过程中，经济法才得以显现，如果没有民商法的发展，就不可能会有经济法的出现，经济法是民商法的一部分，之后才独立于民商法的。而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则进一步促进经济法的发展，行政法的调整手段是经济法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来源。
三、经济法、民法、行政法之间的关系
经济法作为一个刚刚出现不久的部门法，与有着较长发展历程的民商法、行政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存在交叉牵连，而且也存在特定独立的区别。
（一）利益本位的区别
这个区别是它们之间存在的本质性区别，以下各种区别其实都属于本质区别的各种体现。民商法的利益本位是个体利益。而公民、法人、其他各种组织都是个体中所包含的内容。在市场经济中，个体利益能够得到保护，合同自由、人格平等、公平交易、诚实信用等民商法基本原则都可以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和基本依据。民商法主要就是在规范个体合理合法参与民商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种前提下，使自身的民商权利得到充分地保护。行政法的利益本位主要针对国家而言，通常情况，都是国家通过行政法使行政权的行使更加规范。在市场经济中，行政法在对国家管理秩序进行维护的基础上，结合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一是授予行政权，适当合理地干预市场经济，二是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规范，控制和监督行政权。而经济法的利益本位则是针对社会利益而言。
针对法律的本位，因为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社会利益也显得更加重要。不断提高的社会利益使整个法律体系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在此基础上，有一部分民法学者提出了“民法的现代模式”，认为其可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具体的人格；第二，私人所有权的社会制约；第三，受规制的竞争；第四，社会责任。这几种表现都是正确的，这样的话，“社会利益”的提升对于民商法的重大影响就会得到全面地体现。但是，也提出了民法的“社会本位”观点，认为其可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契约自由的限制；第二，所有权绝对原则的限制；第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采用。
（二）调整对象的区别及联系
1.民商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联系
民商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财产关系也就是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经济关系。从中可以发现，不管是民商法，还是经济法，它们的调整对象都是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从前文中论述经济法的产生来分析，经济法主要在弥补民法调整经济关系缺陷的基础上，形成和产生，在此基础上，这两者都是以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为重要使命。
2.民商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区别
第一，调整对象上的差异。尽管民商法和经济法都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是民商法进行调整的经济关系，换言之，就是横向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互利有偿的，民法对其调整的目的就是对市场交易中经济主体的正当权益进行维护。而国家在干预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带有管理和隶属性质的经济关系则是经济法进行调整的经济关系，换言之，就是纵向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通常都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经济法对其进行调整的目的在于对宏观经济良好运行的保障，从而使市场主体有一个有序的参与竞争的环境。
第二，调整方法上的差异。民商法是私法，所以，其权利本位或者个人本位属性是较为突显的，民商法主要针对各种调整方式，合理配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国家杜宇私法主体之间的法律通常是不会有任何干预的。但是，因为民商法所采取的调整方法在对个人权利过分强调的同时，不能对社会整体利益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经济法采用的调整方法也与民商法不同，也就是加强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宏观调控，运用税收、价格、计划、信贷、利率等手段融入到经济生活中，使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得以控制。
（三）规范权利，管理目的以及管理原则的区别
1.经济法和行政法在规范权利上的差异
经济法规范的是国家主权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而经济行政法规范的是经济行政权对行政相对方经济行为的干预。我国宪法对此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该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依法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权，该法就是经济法，该权就是主权。《宪法》第3章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该条明确规定了政府(狭义的)掌握的权力是行政权。主权和经济行政权有本质区别。
2.经济法和行政法在管理目的上的差异
经济法的目的就是国家通过对公平的竞争机制的引导和建立，及对处于被管理、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的参与及调控，形成社会经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合理的相互制约关系，既为市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又保障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平，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保障国家的发展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而拟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能够得以实现。
行政管理在于保障各级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正常进行，以维护政治治安和社会秩序。行政管理具有强大的保障功能，不仅是保障各级行政机关能够有效行使行政权，为行政活动提供依据、确立标准、指明方向，防止其行政权利的滥用，避免受到非法侵害;同时也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侵害，保障社会公益的实现，保障行政服务于民的职能得以实现，以维护政治治安和社会秩序。
3.经济法和行政法在管理原则上的差异
经济法直接将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遵循的原则、环绕的中心和体现的灵魂。行政管理是命令服从的原则，而且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4.经济法和行政法在侧重角度上的差异
国民经济的调整篇4
【关键词】经济法；民商法；价值；区别；超越
一、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部门法学
随着经济法在我国的发展不断壮大，然而现在很多主张传统法学理论的学者和专家都不赞成将经济法独立出来。如何定义经济法部门的概念，确定经济法为独立的部门法，就要遵循固有的法学研究传统，即讨论研究经济法是否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只有独立的调整对象，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否定经济法具备独立调整对象的观点中，较为典型的有如下几种：（1）综合经济法论。即认为经济法是分属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综合概念；（2）学科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规律的法律学科；（3）经济行政法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全部或部分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对于这一部分的经济关系，或归行政法调整，或在行政法下设立一个新的行政法分支，即“经济行政法”。
目前在学界基本都承认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仍然是“调整对象说”，但是调整对象不应受到调整方法异化的调整对象。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具备一下条件。首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备“共性”的，这个共性就是“国家管理（调整、干预）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其次，具备这一共性的法律规范已经达到十分庞大的规模，任何人都不可能视而不见。此经济法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发挥着对国家经济的规范和调整作用。
二、经济法不同于民商法
既然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那么它和民法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首先，两者都不同的调整对象。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的法律。其次，在利益本位上也是不同的，民法是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而经济法则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第三，在法律规范的性质上看，民法基本山是由纯粹的民事法律规范组成，而经济法是以行政法律规范为主，逐步扩大民事法律规范的作用，并辅以适当的刑事法律规范（当然鉴于刑事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可将其视为经济法与刑法的交叉或主要归属刑法部门研究）。第四，在法律责任上，民法的责任形式多为民事责任，注重事后补偿性，经济法则不同。第五，在调整方法上，民法主要采取民事调整方法，经济法采取的是以行政性调整方法为主。
三、经济法的价值超越
（一）经济法的内在价值。所谓法的价值，是标志着法律与人关系的一个范畴，这种关系是法律对人的意义、作用或效用，以及人对这种效用的评价。经济法也不例外，也体现其应有价值。经济法作为一门宏观把握经济脉搏的法，它所关注的不只是眼前的效益。它的价值体现了市场个体之间的协调；体现了人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协调；又体现了部门、地区经济结构与资源宏观配置的合理化。
（二）济法弥补民商法调整的不足。民商法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保护主要是消极的、间接的。它主要是通过调整社会一般私人利益冲突来实现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而不是直接协调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民商法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具备对社会经济施加直接影响的功能，要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协调运行，必须超越民商法的界限，与国家不介入私人经济生活领域的民商法相反，经济法赋予国家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的权利，通过直接调整国家和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在价值上，民商法着重创设一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是“无形之手”运作的法律保障；而经济法着重从外部维持这种市场秩序，引导市场避免走向盲区，是“国家之手”（国家的宏观调控）在经济领域运作的法律保障，两相结合，才可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和谐。因此，经济法超越了民商法的价值，是现代民商法存在的必要条件，经济法是高级的法，从民商法到经济法，是国家和法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和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步。
（三）经济法的在经济领域的巨大作用超越民商法。首先，经济法能有效体现社会公平。民商法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人格平等方面，对于每个主体赋予了权利与义务，并体现了每个个体机会上的均等性。而经济法是在民商法公平体系上，并以显示不平等为前提，强调实际中的真正公平，强调市场主体资源具有差异性，个体状况应该按特权来特殊对待，经济法认为即使单个人开始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还是存在差别的，其经济法公平观认为，每个个体的安全权、生存权与财产权等均存在平等性，创造财富群体获得保护同时，弱者也应在经济法保护当中。与民商法相比，经济法更为强调实质公平。其次，经济法可促进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法能克服主体决策的滞后性、盲目性与被动性，有效解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间的失衡性，国家运用预算法、税法、转移支付法与采购法等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经济法运用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如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等，规定市场主体的调控方法，有效实现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并运用法律形式给予强化保障。这些都是民商法所无法保障的。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它与其他部门法尤其是民商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在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法律学科在调整市场经济运行中各种市场主体及他们之间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是对民商法的一个明显价值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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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的调整篇5
关键词：民法；经济法；经济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3-000315-01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那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整体发展才有物质基础。但是，在任何活动中，都需要规则进行秩序维持，于是经济法应运而生。经济法的最终目标就是使整个社会中的成员，在物质上能够更充裕，在市场交易中能够平等。而在整个法律体制中，民法往往被作为是核心制度，但它本质上追求的还是经济效益，因为它在维护人民独立平等的基础上，最终实现的是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正如我国学者所言：在民法的内涵中，社会各成员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这句话一语道破民法的经济属性。
一、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一)二者联系密切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民法和经济法的联系最为密切。其主要表现为：在法律调整对象方面，民法和经济法都是对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整，这是因为财产关系是民法的重要调整对象，而它实质上就是经济关系。而经济法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进行规范和调整的约束性条款，在法律作用方面，二者都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经济权益上，以及经济秩序的维护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二者区别明显
民法和经济法作为相互独立的法律部门，虽然有共同点，但是依旧区别明显。比如在具体的调整对象上，民法调整的主要是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属于私法；而经济法是以国家经济运行中产生的经济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属于公法；另外它们的法律属性也不相同，民法突出的是经济社会中个体权利的平等，强调的是社会个体的自由和保护。而经济法则是以社会利益和责任为基本原则。除了以上两点之外，二者的调整方法也不相同。民法对违法行为采取民事处罚形式，而经济法对违法行为综合为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以及财产责任三种。
二、民法、经济法与市场失灵
在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完善的民法典，而现在主要是以《民法通则》为主要实施依据，而我国经济法的发展又可以将《民法通则》的颁布作为分水岭。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我国的各种经济法学说基本都是借鉴前苏联的经济法理论。比如从前苏联民法教授哥里班诺夫和克拉萨夫主编的《经济法》中阐述的学科经济法观点，又比如由前苏联的克拉萨夫奇科夫、勃拉图西等学者提出的综合经济法理论，都对我国的经济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一时期的经济法观点还没有和民法划分界限。直到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建立，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思经济的调整对象，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比如比较权威的经济协调关系说和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它们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进行具体划分，但是依旧无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截然分开，因此造成了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问题至今仍然面临悬而未决的现状。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参照方法，那就是以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理论剖析二者的关系。
(一)民法局限固化市场失灵
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一直都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是实现经济理想状态的最佳途径，因此大多数西方国家基本上都采用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是最后经济危机依旧如期而至。市场垄断、工人失业等现象也相继出现，于是市场失灵概念由此产生。也许有人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造成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法律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且对其具有反作用，因此市场失灵必然有法律方面的原因。要深究民法与市场失灵的联系，这就要从民法的历史说起，民法产生于罗马法时期，而到1804年，世界第一部资产阶级的民法典产生了，这部民法典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经济发展要求。由此可见民法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渊源颇深。民法除了与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关系密切之外，民法中所规定的诸如契约自由、私权神圣等原则除了满足市场自由竞争的理念外，也逐渐形成了民法局限，有学者认为：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造成了市场失灵，但是民法固化了这种缺陷。
(二)经济法对市场失灵的调整
民法作为理论上认为的市场机制之法，不仅没有改变市场失灵的缺陷，反而增强了这种缺点。所以为了克服民法的局限性，就需要另外一种调整方法进行干预，而经济法正是这时提出的。用现在的术语来说，经济法是国家的干预手段，也就是“看得见的手”。在1936年，凯恩斯提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思想，并由此终结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后来，相继有学者提出国家宏观调控观点，认为政府应该适当干预市场经济，由此西方各国开始制定大量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和措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罗斯福新政，在当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通过一系列的国家调控手段，使美国经济开始稳定复苏。所以，由此可以看出，经济法国家干预之法，也是调整市场失灵之法。
三、结束语
以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现象为参照，可以发现民法的局限性固化了市场缺陷，而经济法则用政府“看得见的手”调整市场失灵。二者在调整对象方面，都是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并且它们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经济秩序。但是二者的侧重点和功能导致了它们的差异，并由此产生了在社会经济中的不同效果。所以本文认为，民法和经济法分别作为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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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的调整篇6
[关键词]民商法；经济法；经济调控；辩证统一
民法和商法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经济法则是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法制基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针对民众的切实利益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借助法律的强制性对社会范围内经济的总体发展态势进行统筹，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国家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加强对民商法和经济法之间联系与区别的研究和认识，从而明确二者间的关系，将民商法和经济法之间联系起来，能够更加有效地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
一、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基本概念
（一）民商法的概念
民商法包括民法和商法。民法指的并不是单一的法律，而是一个完整的法律系统，其一般法是《民法通则》，也就是我国对民事活动中一些共同性问题所作的法律规定，调整的是平等主体公民、法人之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同时也包括《劳动法》《物权法》《合同法》和《反垄断法》等多部法律，是为我国境内一切民事活动进行全面管理的法律体系。其限定了公民和法人的概念，指出了民事行为和权利、责任、诉讼时效等内容，其中包括了经济相关的内容，是针对我国公民所提供的法律条文。①商法，则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调整行为具有营利性特征，又具有商主体严格法定等原则，是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商事关系。其限定了商人的概念，指出了不同企业的分类方式，说明了商业行为所必要遵守的原则，是在经济方面更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我国的商法同样是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内容具体包括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企业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几个主要的分类。其在施行过程中需要坚守强化企业组织、提高经济效益、维护交易公平、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原则，是立足于个人、维护企业运行的一种法律条文。②
（二）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整的法律规范。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能够对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关系进行全面协调。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但需要注意的是，它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具有一定局限性的。针对不同的国家形态，经济法会衍生出不同的法律关系和规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济法是否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系统，实际上是存在一定争议的。经济法的特点包括强调干预经济、强调社会责任本位、要求商品经济发达、以经济为目的进行综合调整，其基本原则主要包括社会本位原则、实质公平原则、经济效率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③
二、民商法与经济法的相同之处
民商法和经济法同样作为关注国家经济发展、为国家的经济进步提供保证的法律，在实际行使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相同之处。
（一）调整范围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综合利用国家政策和市场自然发展能力共同对市场进行调节，因此在进行调节的范围内，针对市场发展而提供规范和保护的民商法，与立足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为国家政策干预经济发展提供手段的经济法之间存在交叉点。例如，对企业的保护方面，首先企业是属于个人的，尤其是对小微企业而言，其管理者就是所有人，因此维护个人利益的民商法自然；其次企业也是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细胞，因此强调国家发展状况的经济法也同样会对其形成关联，这就导致了民商法和经济法之间的调整范围具有一致性。④
（二）发挥作用的一致性
在发挥的作用方面，民商法和经济法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无论是民商法还是经济法，本质上都是为了规范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而制定的，都具有很高的强制性。民商法是从市场角度、个人角度，用比较温和的、具有引导性的方式规范国家经济的发展状况；经济法则是从国家角度、政策角度直接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更加严密的方式对市场经济加以规范，尽管在手段和方法上有一定差别，但本质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二者在发挥的作用方面，是高度一致的。
（三）发展方向的一致性
在二者发展的方向方面，也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对强调个人利益的民商法而言，它在发展过程中是向强调个人的奉献精神方面转变，在保护个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对注重整体利益、具有牺牲精神的个人采取鼓励的态度；而对强调整体利益的经济法而言，它维护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能够对个人的利益进行全面地保护。从这方面来看，二者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因此其发展方向也注定是一致的。
（四）法律要素具有通用性
从民商法和经济法之间的整体进行分析，二者间的一部分法律要素是可以共用的。首先，民商法和经济法确立的本质是相同的，有着完全一致的立法精神；其次，在法律概念上，也有部分是相通的。如法人制度，确定法人制度的条文存在于民商法中，但其主要运用领域却是经济法。由此可见，二者间的法律要素具有高度的通用性。⑥
三、民商法与经济法的不同之处
由于分属于两种法律体系，因此民商法和经济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严格来说，这种不同是由于二者服务和规范的对象之间的差别造成的，而非本质上的不同。
（一）权利保护的差别
在权利保护方面，其特点具有一定的差别。民商法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其主要针对的是广大人民的经济活动，因此在条文中，强调每一位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等同的，并且在此之上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但经济法不同，它将主体分为个人、政府、公共团体等不同的类别，针对不同主体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分配其权利和义务，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平等的。
（二）主体限制的不同
两者对主体的限制也是不同的。民商法强调自由和自治，即只要当事人双方能够达成一致，即使不经过法律途径，由当事人双方自行解决也是可行的。因此，民商法要求要更加自由，只要能够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法律程序不是必要的。经济法则完全不同，它具有高于民商法的强制性，在运用经济法解决问题需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判决和执行，并且要求个人利益为国家和整体利益让路，以实现公平分配，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⑦
（三）目标的不同之处
由于民商法和经济法两者建立的初衷具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两者维护的目标具有一定的差异。民商法关注的是个人利益，维护的也是个人的利益，因此对个人在最短时间内将利益最大化这一行为，是持支持态度，它强调的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鼓励人民为达成自身的利益作出选择。但经济法强调的则是整体的利益，强调个人需要牺牲个人利益，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作出努力，强调集体利益和集体主义的至高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经济法强调的内容虽然更加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有助于社会价值的实现，但不适用于满足人们的短期利益。
四、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辩证统一关系
由于民商法和经济法关注的重点、服务对象的不同以及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导致了民商法和经济法之间，存在一定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辩证关系来看，二者实际上有着较大的差别。由于他们服务的对象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全不同，导致了民商法和经济法之间，条文的内容和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立足于现实，强调短时间的平稳，保证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后者立足于长远，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保证的是我国的整体经济利益，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以更加长远的目光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民商法和经济法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统一性，虽然二者的服务对象不同、强调的利益诉求不同，但其本质上又是完全相同的。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是对我国经济活动进行规范的法律，都是为了市场平稳提供约束和保护的法律条文，从根本上，都是在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者间的差异仅仅是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异，其本质是相同的。因此可知，民商法和经济法是令我国经济向前迈进的双腿，二者都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法律规范。⑧
五、结语
综上所述，对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而言，利用民商法与经济法为经济发展和运行保驾护航，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现实的方式和手段。我国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两者都是建立在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之上，发挥的作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民商法更加强调个人的平等，强调人民的切身利益，为个人利益提供保护，而经济法是立足于经济发展的整体形势之上，为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提供保障，更加重视的是社会利益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促进国家的整体发展。民商法和经济法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加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规范和保护，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
注释
①潘泽江.浅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J].法制博览，2017，04（18）:281。
②徐莉.论市场经济背景下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J].法制博览，2017，06（13）:224-223。
③王隽.民商法和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下的关系[J].法制博览，2016，09（31）:220。
④王仕通.浅析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J].法制与社会，2016，11（26）:16-17。
⑤王依露.试论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J].法制博览，2016，13（18）:289。
⑥解静.浅析经济法与民商法的互补关系[J].法制博览，2016，14（02）:202-203。
⑦王珏.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分析[J].品牌（下半月），2015，15（10）:102。
国民经济的调整篇7
经济法理论源于十八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755年摩莱里在其传世之作《自然法典》所描绘的“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中，经济法作为第二位阶的法排列於“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恶习和祸害的基本的和神圣的法律”之后。（注：〔法〕摩莱里：《自然法典》，黄建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6—110页。实际上，就今人的经济法思维习惯来观察，摩莱里的市政法和治理法的内容，可能更接近现代以国家干预经济为特色的经济法，参阅前引书，第110—116页。）1843年，法国的另一位空想思想家德萨米在《公有法典》中，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深化了摩莱里的“分配法和经济法”思想。（注：〔法〕狄·德萨米：《公有法典》，冀甫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2—44页。）很显然，十八、十九世纪的空想经济法展现给我们的，只能是经济法这一术语及其意念。经济法由空想转变为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经济职能与经济政策的转变，需要国家立法实践与法学家思维的转换，更需要适宜的法律文化氛围。实现这一转变的重任由历史选择了德国。
经济法概念形成於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历经三次对外战争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统一起来的德国，在资本主义国家属于后起之秀，到1913年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已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位，超过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注：参见吴友法：《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然而，和其他信奉自由、民主、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与容克贵族妥协居于政治从属地位，容克贵族赞成和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得“在德国从来也没有完全屈服于极其放任自流、弱肉强食的法则，国家始终起着调节和平衡的作用……”特别是工业在国家善意的注视下，通过大量的卡特尔，对竞争进行了“整顿”，（注：〔德〕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杨绪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14页。）这就为1916至1918年的战争期间，德国广泛采用卡特尔形式组织和协调战时经济，颁布战时经济统制法令如1915年的《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通知》、1916年的《确保战争时国民粮食措施令》等奠定了思想上、体制上和政策上的基础。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对产业实行社会化和公有化，对卡特尔的保护和监督在做法上作了一些改变，（注：参见〔日〕丹宗昭信等编：《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其他仍旧沿袭了战时实施经济统制的做法。这期间颁布了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等一系列干预经济的法规。这些经济法规“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干预……与确保个体自由的民法显著不同。同时，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这一法律现象引起了德国法学家的注意，并对此开展研究和讨论，从而产生了经济法的科学意义上的概念。（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
经济法之所以首先产生于德国，从立法史的角度看，以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方面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注：〔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从法学史的角度看，经济法概念产生于国家干预经济立法实践的昭示。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比这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领导者之一，信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与六法体系的和谐-经济法对公法、私法划分标准的挑战和对六法和谐体系的破坏性冲击，促使法学家对大陆法文化（而不可能是英美法文化的氛围（注：参阅〔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三部分普遍法。））的已有理论作出经济法为社会法、为独立部门法的创新和发展。理论有赖于实践，更有赖于研究者的素质。德国学者具有创新意识，长于思辩，善于抽象的素养（也不可能是中华法系学者的思维习惯（注：参阅郝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八章之一模糊性思维、之二语言文字的简约性。））及德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环境造就了经济法理论。
德国法学家对经济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仅1922年就出版了一批经济法学术著作，如鲁姆夫的《经济法概念》、阿努斯鲍姆的《德国新经济法》、海德曼的《经济法基础》等，使德国成为当时经济法研究的中心。1925年，日本学者开始引进德国经济法概念，并在二次大战后形成以禁止垄断法为核心的经济法理论（注：〔日〕丹宗昭信等编：《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和非以垄断法为核心，强调经济法是以国家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的理论。（注：〔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9页。）现在，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居于中心地位。在前苏联，自1924年哥伦赫巴格的《经济法》开始，历经л·и·斯图契卡的两成分法和战后经济法学家的纵横经济法主张、综合部门经济法主张、经济行政法主张（注：参见〔前苏〕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与斯维尔德洛夫法学院合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6页。），苏联经济法学成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以“国家管理经济”为根本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学的中心思想源。
中国经济法的概念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人们比较
一致的看法是，胡乔木同志根据其1978年7月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的长篇论文《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中，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把国家、企业、职工的利益和各种利益关系，用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并且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办法处理”。（注：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另，该文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10月6日。）胡乔木作为党和政府高级理论家的这一理论思考，遂成影响立法政策选择之重要因素。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到1979年6月，委员长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需要各种经济法”。彭真副委员长也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还要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陆续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使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完备起来”，“经济法是一系列法规中极为重要的法律”。这表明独立经济法的确立已成中国立法机关的政策选择。与此同时，经济法学在中国开始迅速成为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热点。
经济法之所以能在中国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兴起，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是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推动，我国的法学研究者，开始从“左”的、僵化的、禁锢的状态中走出来，寻求一种新的法学研究领域，为经济法在我国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受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的重大决策的推动，人们开始要求我国的法制建设必须适应这种转移，这就为经济法的创立奠定了路线基础；三是受经济立法实践的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适应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和法规。这就为经济法学的初创奠定了立法基础；四是受外国经济法研究成果的推动。在这个时期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外国的鲜为人知的经济法学研究成果的引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可以利用外国的经济立法经验和经济法理论成果来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这就为我国经济法的创立奠定了借鉴的基础；五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推动。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推动某项改革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我国经济法的创立，是与他们的倡导分不开的。（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尤其是邓小平的经济法制理论，为中国经济法学的兴起、发展和革命性转换，奠定了理论基础。（注：参阅王艳林：《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论》，载李龙主编：《法治论-邓小平法治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上编中国经济法学说的历史与发展
中国经济法学说的兴起，自1979年至今已整整二十个年头。二十年的学科史是短暂的，但学科二十年的历史却是辉煌与沉寂、兴旺与坎坷、勃兴与苦思交错映象的显现。本文把这二十年的经济法学科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年至1992年，我们称其为探索时期经济转型特色的经济法。（注：这一时期的经济法论著、论文、资料极多，综述性的论著可参阅《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工具书可参阅王明权主编的《中国经济法情报概览》，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报刊类可参阅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编辑出版的《法学》、《经济法》、《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各年份的索引和选文。）第二阶段为1993年至今，我们称其为建立市场经济的经济法。（注：对第二阶段予以综述的论著或工具书目前笔者尚未见到，综述类文章在《法学家》、《法学研究》近年来每年第1期均有经济法专文，可资参考。）受本文篇幅限制，我们仅选择这两个阶段的主导流派和观点予以评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注〔17〕和〔18〕的文献。
一、学说的短命、易变和新生
-对教科书的个案研究
综观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法学，留给学界的整体印象是不成熟、不统一和缺乏系统性、权威性。经济法以经济政策法律反映的面目而出现是正确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法学理论应当有前瞻性，应当注意探求法律的普遍性和规律性，而不能跟在并不如人意的现实立法背后，进行简单地反映和注释，更不能把现实中一些本不合理、正有待改革加以解决的现象，当作永存或真理而提升为理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初期的许多理论观点与学说主张，处于短命、易变和新生的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第一至五版中关于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的认识变化过程。该书第一版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的那部分经济关系”，“具体的调整对象”包括：（1）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纵向经济关系（2）调整社会组织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横向经济关系；（3）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关系……还调整他们与公民、个体户之间的经济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此即所谓纵横说。由于将经济关系形象地细划为纵向与横向所具有的缺陷，在纵横经济法学派的发源地前苏联和中国民法学家那里，都遭到猛烈的批判。（注：参阅〔前苏〕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与斯维尔德洛夫法学院合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梁慧星与王利明合著：《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所以该书第二版开始将第一版着重强调的“纵向经济关系”、“横向经济关系”予以淡化，并特意说明：“在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运用纵向、横向经济关系来分析，这不过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因为经济关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不便于分割的……经济法所调整的正是这样一种统一的经济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此即所谓纵横统一说。
该书第三版与第二版关于什么是经济法的表述基本相同，但发人深思的是，在第三版前面的“说明”之外，又加了一个“补充说明”，称：“本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通过前修订付印的……因此在阅读本书时应该注意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说明”第2页。）。“本书的作者们虽极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和立法者及立法文件保持一致，尽管他们已充分预见到了《民法通则》的颁行将会给经济法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然而，中国现行体制下经济法学界渺小的学者和脆弱而又附属的思想，对他们充满热情与赤诚的立法只能表示无奈和叹息。立法机关用世界性的民事立法创举-以《民法通则》第2条对民法经济法学术之争予以法律界定之后，经济法学人断臂求存，进入低落时期。经过长期沉思，1989年，该书第四版发行。第四版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作了较大修改，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6页。）此即密切联系说。然而，无情的历史再一次捉弄了中国经济法学人。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作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加强经济立法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国家经济体制的革命性变革使得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倡导或追随或赞同的学术观点，他们又一次面临着决择。1995年6月本书第五版付梓，作者们在此将经济法定义为：”是调整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具体包括：（1）宏观调控经济关系，由”直接调控经济关系“、”间接调控经济关系“、”混合调控经济关系“构成；（2）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第22～27页。）从该书的第一至五版来看，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学说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纵横说“到”密切联系说“至”宏观调控市场关系说“的演变过程。
造成中国经济法学说的短命与易变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经济生活的激荡与多变造成的。中国经济法学者的热忱与苦闷、尴尬与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中国跌宕起伏的改革发展进程的写照。对此，应如何评价，学界是有不同认识的。李昌麒教授认为应正确对待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经济法定义。首先，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能力和角度的不同，各种理论对现存体制和改革方向的适应程度可能有所差异，但是不能因此而给任何一种理论随意作出某种具有政治含义的评价；其次，对经济法含义的揭示，属于意识形态范围内的事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价值观的干预；最后，经济法理论具有体制的烙印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主张用现在的经济法的应有的价值取向对过去的经济法理论进行抨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漆多俊教授认为，大经济法观点和其他经济法偏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各公有制国家较为普遍的一种经济法思潮，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产物，是民法大都不甚发达的结果。（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4页。）我们想，除客观的根本原因外，主观方面主体素质上如经济学修养不深，在外国经济法理论的取舍上对原国家一边倒，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采取排斥、漠视的态度以及个别学者学术品味与学术追求上缺乏独立性等原因亦不能予以排除。
二、经济法学说简史
为了简明起见，这里按照所主张的调整对象的范围大小，将经济法学说的主要观点分为全、大、小、无四类，分别介绍如下。
所谓“全”，是指主张经济法调整一切经济关系。有人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调整经济关系而制定的法律规范”，“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规的总称”，（注：高程德著：《经济法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或者说，“经济法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它调整的是经济关系，包括国内经济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注：简明法学教材《经济法讲义》，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或者说，“经济法是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唐国栋编：《中国经济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教材，1983年印，第45页。）。
鉴于民法也调整一定的经济关系，上述主张经济法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人，如何看待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呢？基本上有两种态度：一是“取消论”，既然经济法调整各种经济关系，民法的调整对象便只剩下婚姻家庭关系和与婚姻家庭关系密切相关的一些财产关系，“那么，民法的传统体系就被打破了，民法的本来涵义改变，因此，再使用‘民法’一词就没有必要了”，可以“建立我国的婚姻家庭法”（注：邹瑞安著：《试论我国民法调整对象—兼谈民事立法的改革》，载《政治与法律丛刊》第二辑，1982年9月。）。二是“归并论”，即主张把民法归并于经济法之中，成为经济法的一个核心部分或作为经济法的基本法。这可表示为：
经济法＝民法＋各种部门（或单项）经济法规
有人认为，“在民法之外，相应地制定一系列单行的经济法规……与民法彼此配合，相互补充。有了各种经济法规与民法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系”（注：关怀著：《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上海人民出版社。）。至于民法被归并于经济法之中以后，民法的地位怎样，又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民法不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只是属于经济法之中“调整基本经济关系”、“相当于经济法总则”的一个部分；二是认为民法仍然为独立部门法，只把经济法作为民法的一个别称（把其中的“经济法规”作为民法这个基本法的特别法）而已。由于这些人主张的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一切经济关系，所以谓之“全”。这类观点流行于80年代初期，即中国经济法研究的起步阶段。接受这种观点的人不多，影响不大，现在少有人再坚持这种观点了。但也必须指出，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非专业性的经济法观点，即是地道的“全”派。对此，作为一种经济法意识亦是应当予以关注的。
所谓“大”，指主张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范围过大，把应由别的部门法，特别是民法调整的范围也视为经济法调整对象。按其划分经济法调整对象标准的侧重点和范围大小程度，又有多种情况：有的按照经济关系所属领域，认为经济法调整生产领域的经济关系，民法调整消费领域的经济关系；有的按照经济关系主体类型，认为经济法调整社会组织（或仅指“经济组织”，或仅指“社会主义”的组织或经济组织，或还包括国家机关，等等）之间的经济关系（或还包括上述组织与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民法则调整公民之间（或还包括公民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注：王忠等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就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或者称之为生产关系”（《济法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9页）。芮沐主张“经济法调整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民法则调整个人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其财产所得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民法与经济法如何划分好》，载《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有的将上述两种标准（即领域与主体）结合起来，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社会组织之间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关系，民法则调整公民之间在消费领域的经济关系（注：江平等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直接或间接由计划而产生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领域中的商品关系。民法调整的是公民之间或公民与社会主义组织之间，以生产资料个人所有为基础的，消费领域中的直接或间接的商品关系及某些人身关系。”见中国政法大学1984年编《民法论文选篇（上）》第7～9页，及《上海司法》1983年第5期。）；有的除了依据主体标准外，还提出了“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标准，认为
经济法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和各种经济组织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注：见刘隆亨著：《经济法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及其所著《经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有的则不分主体，主张经济法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注：见关乃凡主编：《中国经济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有的则把经济关系区分为“纵向性”与“横向性（此外还有”内部性“），认为经济法调整纵向、横向另加内部经济关系，此即所谓”纵横说“（注：关于”纵横说“，曾在中国经济法学界的相当长时间内居于正统地位，相信者众。具有代表性的，当推顾明同志的《经济法文集》和陶和谦主篇的《经济法学》第1至3版及其作者群体，和由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教材《中国经济法教程》，（第一版）。）；有的则在”横向“经济关系中分出”与纵向关系密切联系的横向关系“，或者”与纵向关系（或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协作关系“来，此即所谓”密切联系说“（注：关于”密切联系论“，我们认为，它仅仅是断臂求存的中国经济法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选择的主导应对措施，其倡导者为李昌麒教授，见李昌麒主编：《经济法教程》，第18—23页，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或者”管理—协作论“（注：关于”管理—协作论“，是在克服”纵横说“对经济关系作纵向与横向划分之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为杨紫桓教授，代表作为北京大学本科教材《经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经济法通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上述各种观点和主张，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都过大，但按其大的程度，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以”纵横说“为代表，其范围更大一些；二是以”密切联系论“和”管理—协作论“为代表，其范围有所缩小，但仍偏大。”纵横说“出现于80年代初期，当时影响较大。”密切联系论“和”管理—协作论“则是80年代中期以后（1986年中国《民法通则》颁布以后）提出的。它出现以后，立即取代了”纵横说“的主导地位，而被中国经济法学界多数人所接受。（注：对”纵横说“、”密切联系论“和”管理—协作论“，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和漆多俊教授最早从学术研究探讨的层面予以评说，并指出其缺陷和不足。详见梁慧星、王利明：《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所谓“小”，是指认为经济法调整、也只调整同国家调节、管理经济相关的国家经济关系，或者“经济管理关系”，其范围属于较小。属此类型的，主要有两种稍有差别的代表性意见：一种认为经济法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包括宏观经济管理关系和微观经济管理关系（或说经济组织内部管理关系）（注：见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和学科建设》，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论新形势下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载《法学评论》1987年第4期。）。另一种则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同国家调节经济相关的“国家经济管理关系”（注：见漆多俊：《国民经济的法律调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上述第二种意见同第一种意见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二种意见所主张的经济法调整对象较第一种意见范围更窄，即只调整同国家调节经济相关的国家经济管理关系，不调整非国家的经济管理关系。非国家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民商法调整。并且，按照第二种意见，经济法也不调整经济组织内部的一般关系，而只调整属于国家经济管理性质的内部关系。至于其他经济组织和其他方面的内部管理，国家一般不参与，这些内部管理关系，经济法不调整，而应由民法、劳动法等予以调整（注：漆多俊：《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他》，载《法学评论》1991年第2期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1991年第2期。）。
除上述两种意见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经济法调整“宏观管理的纵向关系”，但不包括“计划指导的纵向经济关系”，后者由计划法调整，把计划法排除在经济法之外，而与经济法并列，或居于经济法之上（注：孙亚明：《纵向经济法论》，见《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不过，赞同这一意见的很少。
所谓“无”，是指认为经济法并无特有的调整对象，这些学者的共同之点在于研究经济法的出发点和目的均在于否认经济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存在。他们在同意使用经济法这一概念时，一般又都作了特别的界定。有的认为它是分属于民法、行政法和劳动法的经济法律规范的综合概念，此即“综合经济法”（注：关于“综合经济法论”，其代表人物为王家福教授，代表作为《经济法要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有的则认为它只是一门法律学科，这门学科的任务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此即“学科经济法论”。（注：关于“学科经济法论”，其代表人物为佟柔教授，其代表作为收录在《佟柔文集》中的下述文章：《论中国民法的调整对象及与经济法的关系》，《学科经济法论》，《关于经济法的几个理论问题》，《关于经济法几个问题的答问》等。）也有人不同意使用“经济法”这一概念，认为所谓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该部分或全部地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对于这一部分经济关系，或归行政法调整，或在行政法之下设立一个新的行政法分支，即“经济行政法”。这种主张被称为“经济行政法论”（注：梁慧星、王利明：《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在1993年以前还有许多其他观点和主张，如以潘念之教授为首的“企业经济法论”，（注：参见尚法今：《中国经济法浅说》，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以孙皓辉、周沂林等为代表的“意志经济法学说”。（注：周沂林、孙皓辉、任景荣等：《论经济法调整对象》，载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办公室编《开创经济法制工作的新局面》，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245页；又见孙皓辉主编：《经济法学原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如果要对1993年以前的中国经济法学说予以评价的话，我们认为，其主要功绩在于开创了中国经济法学从无到有的局面，奠定了经济法的二级法学学科的地位，形成了中国经济法的教学体系和后备力量培养体系，对中国立法、司法及社会各阶层的法律施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力。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它们的缺陷，（注：参阅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1）学术营养的主导成份来自前苏联法学界对经济法的认识，就连分歧的派别和各种主张的学术脉络，也和前苏联的学术状况几无差别。（2）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职能，具有浓厚的行政主导色彩，旧体制及旧体制下的思维定式的痕迹十分明显。（3）重视计划贬低市场，赋予计划法以龙头之地位，而对于市场秩序之核心的竞争法则予以淡化。（4）对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极少予以关注。（5）研究方法上和当时整个中国法学界相协调，基本上属于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法学的反思与超越，在经济法学领域未能取得协调和共识。
三、经济法学说研究的现状
如何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经济法，的确是一个跨世纪的难题。中国第一代经济法学者中的勇者和智者义不容辞地充当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开路人。他们既不为原学术思想所困，又未照搬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法的通说，而是结合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国情，提出了各种经济法理论主张。现择
其大家，分析如下：
（一）关于“经济协调关系说”
由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紫＠①先生提出并倡导的“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并认为，所谓经济协调关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经济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经济保障关系。（注：关于“经济协调关系说”的各种论点，请见杨紫＠①、徐杰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1996年第2版。第2版修改和增补的主要是具体经济法律制度，对于“经济法总论”部分，未有实质性修改。此外，还有杨紫＠①：《经济法调整对象新探》，载《经济法制》1994年第2期；《论新经济法体系》，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1期。）对于此种学说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协调关系说”在具体论述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内容时，已经剔除了原“管理—协作论”中许多本属于民法调整的对象，所主张的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较原先为窄，或者说比以前准确些了。但仍存在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例如在关于企业组织管理关系方面，管理的方式有两类：一是国家一般只是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作为企业的组织和行为规则，国家并不直接以一方主体身份参与该种法律关系；二是国家需要直接同企业发生经济管理关系，并以立法予以调整。前者主要为民法，后者为经济法或行政法。国家不需要直接介入企业的各种经济管理活动，企业的各种组织管理关系并非一律由经济法调整。这对于非国有企业尤其如此；即使对于国有企业，在实行国有民营的情况下，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活动一般也不宜由国家过多干预，其“内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一般应适用民商法、劳动法等部门法的规定，经济法不作具体规定。再如“经济协调关系说”笼统地把社会经济保障关系纳入经济法调整对象范畴。其实，社会保障乃涉及多种性质的社会关系，需由多种部门法（包括经济法、民法、劳动法、行政法等）综合地予以调整。经济法在这里虽然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唯一部门法。（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56页。）二是李昌麒教授认为，把经济法仅仅限制在“协调”的范围，似乎又嫌过窄。事实上国家对经济关系的管理和调控不仅限于协调，还包括某些作用于经济法主体的具有命令与服从性质的调整方式（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二）关于“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
由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昌麒先生提出并倡导的“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调整对象分为下述四个部分：（1）微观经济调控关系，其中又包括国家对经济组织的调控关系及经济组织内部的调控关系；（2）市场调控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关系（注：关于“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的各种论点，请见李昌麒《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律观念的更新》，载《现代法学》1994年第1期；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对该说的批评主要来自漆多俊教授，认为该说有诸多不甚明确、不甚合理之处：首先，“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是一个模糊的字眼。它并未明确界定哪些“需要国家干预”。倡导者虽辩明“使用上述那个不确定的字眼，正好是为了使经济法能够适应可能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的需要”，其立足点是好的，但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应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定义应尽可能准确地加以表述。其次，该说将经济法调整对象具体分解为四个方面，而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往往互相交叉，所使用的概念比较模糊和混乱。在一些方面将民法、劳动法的内容也纳入到经济法调整对象之中了。（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158页。）
（三）关于“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
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文华先生提出和倡导的“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他们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体界定为四类：（1）国家经济管理关系；（2）市场运行关系；（3）组织内部经济关系；（4）涉外经济管理关系。并认为前两类关系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基本内容（注：关于“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请见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版和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版。）。对该学说的批评，主要来自漆多俊教授，他认为指出“市场运行过程中那些具有横向形态的经济关系很大部分应由民法调整”无疑是正确的，但该说同时又认为其中也有一些横向关系包括经济联合关系、经济协作关系和经济竞争关系要由经济法调整，却是值得商榷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正确地看出了在这三个方面国家担负着管理职能，这些领域确实是经济法所必须重点涉及的。但是，另一方面，把经济联合关系、经济协作关系和经济竞争关系，笼统地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就很不准确了。因为在经济联合、协作和竞争中，既包括国家对有关当事人各方的干预和组织管理关系，也包括联合、协作和竞争的各方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前者由经济法调整，而后者则主要由民法调整。（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159页。）
（四）关于“国家调节关系说”
由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漆多俊先生提出和倡导的“国家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简言之，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之法。现代国家调节社会经济采用了三种基本方式，即：（1）国家以强制方式反垄断和限制竞争及反不正当竞争，以排除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2）国家以参与方式直接投资经营；（3）国家以促导方式对社会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为了规范和保障这三种国家调节，需要制定和实施三个方面的法律，即：（1）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称竞争法）；（2）国家投资经营法；（3）国家宏观调控法。这就是学界人士所称漆先生的“三大块”或“三分法”。漆先生开始是用实证方法，在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国家调节的实际作法基础上提出的。后来，漆先生又从理性上深入分析市场、调节机制与法律的同步演变规律，论述了市场存在三缺陷、国家调节三方式、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的法律即经济法体系的三构成。这就使得该学说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信服力。（注：关于“国家调节关系说”，请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1996年第2版，和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于该说，马俊驹教授认为，“其中关于经济法与民商法关系的论述，尤为精辟，具有极大的雄辩性”。（注：马俊驹：《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李昌麒教授认为，这种观点划分了民商法和经济法各自的调整范围。（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在经济学界，胡家勇教授认为“漆教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目光投向了东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尤其是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发生、演变的整个过程，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高度，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使得他提出的理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注：胡家勇等：《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一部拓新之作》，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五）新经济行政法论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前所长，中国法学会民法经济法研究会总干事王家福教授倡导，获得刘海年、王保树、李步云和梁慧星等著名法学家认同的新经济行政法论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控、管理的法律。就其性质而言，
它是公法，就其内容而言，包括两部分：（1）创造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2）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律。（注：关于新经济行政法论，请参见王家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中共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纪实》，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98～99页。）李昌麒教授对此评价道，它的理论分量是值得人们重视的。但是，这种观点把国家对企业的适度干预、调控和管理，把社会保障完全排斥在经济法调整范围之外，似乎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另外，有必要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际春先生的《经济法总论》，该书作为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编的九五规划经济法系列教材的一种，我们和学术界的同仁一样对它寄予厚望。（注：本文定稿时，尚未见到史先生的《经济法总论》出版，这本书极有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本经济法基础理论方面的专著与教材了。遗憾的是本文已无法对它作出评述。）北京大学的张守文教授通过笔会笔谈的形式，组织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探讨，也已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
国民经济的调整篇8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全民体育 经济
一、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及相关研究表明，以生产要素投入论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及其方式的转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技术进步也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新制度经济学将传统理论中视为外生变量的制度内生化，对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在宏观经济增长及微观经济绩效层面上的作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把制度和制度变迁纳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之中，确立了制度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注意到制度安排与经济运行效率、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密切联系，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既是一个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充分认识、强调制度作为重要的自变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效应。
二、中国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民体育运动就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把其作为我国跨世纪的群众体育发展战略规划来部署。伴随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化建设。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1995年出台后，2009年，我国第一部促进、规范全民健身工作的系统性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更是标志着我国群众体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我国全民体育运动开展过程也是一个系统性制度化建设过程。
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大多数研究遵循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仅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带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上。此外，目前研究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忽略全民体育运动本身就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忽略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致使对全民体育运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不深入、全面，也不能充分认识全民体育运动的独特价值和综合功能。在当前形势下，不能也不应把研究视角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带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上，必须把研究视角提升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上来进行研究。
三、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研究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及意义
目前，体育越来越集政治影响力、经济生产力、文化传播力、社会亲和力于一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促进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新制度经济角度，遵循新经济增长理论，全面、深入审视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和作用；有必要把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制度工程，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内生变量，全面、深入研究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作用机制和路径。
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开展相关研究，有利于全民体育运动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大局；有利于全民体育运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利于深化对全民体育运动综合价值和功能的认识，具体有如下意义：
1 明确全民体育运动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提出影响和作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
2 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制度工程，将其由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丰富体育经济学理论和拓展研究视角。
3 将全民体育运动乃至体育与经济的联系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有利于充分认识发挥体育的独特功能和综合价值，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
4 对于我国全民体育运动下一步的推广提供一定借鉴，有利于我国全民体育运动更深入的推广和开展。
5 为我国体育事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中心、服务大局，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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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对象、步骤与假设性结论
1 研究对象。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制度工程，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化变量，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全民体育运动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影响机理、作用机制和路径；全面体育运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的措施。
2 研究步骤。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将其转变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然后，分析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对经济发展方式与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作用路径。最后就其如何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提供相应的政策性建议。中国
3 主要观点。(1)随着体育影响力的加强，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不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2)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和作用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作用从总体上可以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3)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是其拉动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4)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间接作用是通过其制度安排、体育文化传播等，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取向、其他经济组织的文化，产生相应的制度激励作用，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5)全民体育运动影响与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的路径可以归纳为四条路径，通过这四条作用路径，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影响作用。
中国
国民经济的调整篇9
一、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一）推进结构调整是解决国内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的根本举措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最大新兴经济体和世界工业与制造业大国。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显现，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供给结构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损害大等方面。
从需求结构看，主要是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多年来，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同时，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据测算，我国的投资率由1978年的38.2%上升到2010年的48.6%，消费率则由1978年的62.1%下降到2010年的47.4%。作为一个大国，依赖投资、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会加大经济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从产业结构看，主要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也制约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城乡和区域结构看，主要是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和区域之间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城乡和区域结构不合理问题，不仅关系到内需扩大和发展空间拓展，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
从要素投入结构看，主要是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挑战。
（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当前，世界经济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形成了压力和倒逼机制。一是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市场需求受到抑制。二是世界经济原有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发展格局面临深度调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增长模式受到冲击，一些国家提出了世界经济“再平衡”、“再工业化”以及贸易逆差国扩大出口等政策设想及目标，这种全球性的经济格局调整和转型，给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带来深刻影响。三是世界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发达国家加快调整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把绿色、低碳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突破口。四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外部压力有所加大。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将更加密切，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可能趋于激烈。
二、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
从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结构分析，可以得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层次：
（一）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结构，从生产的角度看，指的是产业结构，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调整经济结构的第一个层次的内容是调整产业结构。
（二）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结构，从收入的角度看，包括政府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调整经济结构的第二个层次的内容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三）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结构，从需求的角度看，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调整经济结构的第三个层次的内容是调整需求结构。
三、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能力
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能力，要做好以下三个层面的工作。
（一）加快推进需求结构的调整
1需求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1978-2010年，我国GDp中投资比重逐年上升，从1978年的38.2%上升到2010年的48.6%。世界各国的投资率一般都维持在20%～23%，我国的投资率明显偏高。
但是，消费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10年的47.4%。目前世界各国消费率一般都在65%左右。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偏高，是我国需求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2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低，或是当期收入低，人们不能消费，没钱花；或是长期收入没有保证，有钱不敢花。
（二）加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1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劳动报酬初次分配比重过低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后形成三部分，即居民拿一部分主要是劳动报酬，企业拿一部分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盈余，政府拿一部分主要是生产税净额。
1995-2010年，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由1995年57.68%下降到2010年37.7%，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比重一般介于50%～57%，我国居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占比重远远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
企业收入中固定资产折旧由1995年的13%上升到2010年的14.8%，上升1.8个百分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比重一般介于11%～19%，我国处于中等水平。企业收入中营业盈余由1995年的23.3%上升到2010年的33.3%，上升10个百分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比重一般介于20%～25%，我国企业营业盈余所占比重远远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政府收入（生产税净额）由1995年的11.3%上升到2010年的14.2%，上升2.9个百分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比重一般介于6%～14%，我国处于上限。
从上述可见，在初次分配中，固定资产折旧变化不大，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差距也不大。生产税净额处于上限。居民收人大幅下降，远远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企业盈余大幅上升，远远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这说明，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和政府拿得太多，居民拿得太少，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
（2）居民收入再次分配比重过低
1995-2010年，在再次分配中，政府部门的收入在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6.5上升到24.1，上升7.6个百分点。企业部门的收入由16.7上升到18.4，上升1.7个百分点，上升幅度较小。而住户则由66.8下降到57.5，下降9.3个百分点。
从再次分配结果看，居民再次分配比例继续下降，企业再次分配比例上升幅度较小，而政府再次分配比例大幅度地提高。我国国民收入再次分配中政府拿得太多，居民拿得太少。
（3）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一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收入绝对平均，1981年为0.29，收入比较平均，1988年突破0.3，由收入比较平均进入收入相对合理，2000年突破0.4的警戒线，由收入相对合理进入收入差距较大的区间，2010年是0.47，收入差距悬殊。
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20世纪80年代，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1.8～2.3倍之间。20世纪90年代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达到2.2～2.8倍，2000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2011年达到3.13倍。世界其他国家一般都在1.6以下。
三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1990年我国地区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比为1.84：1。2010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上海市为66115元，最低的黑龙江省27735元。最高最低之比为2.38：1。
四是行业、企业间工资差距扩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左右。2010年，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1.5～2倍左右。
消费与收入差距成反向变动关系，即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消费越低，收入差距越小，社会消费越大。
2如何加快推进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1）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是将减税免税的一部分转化为劳动报酬；二是要落实工资协商机制。
（2）提高居民收入在再次分配中的比重。要改变再次分配政府拿得太多，居民拿得太少的局面，适当降低政府在再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居民收入在再次分配中的比例。
（3）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一是对于居民收入差距，主要通过财税政策和转移支付缩小收入差距。二是对于地区收入差距，主要通过政府投资解决。政府要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三是对于城乡收入差距，主要通过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四是对于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主要通过行政手段，一方面打破垄断，另一方面限制最高工资。
（4）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是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要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
（三）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1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一、二、三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大而不强，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发展滞后的问题。
（1）第一产业：基础薄弱
一是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二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三是农业科技落后；四是农民的文化水平低；五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2）第二产业：大而不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都在40%以上。2011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6.8%，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5%左右，近乎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不强体现为“三低”：一是产品附加值低，二是技术水平低，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低。
（31第三产业比重低、发展滞后
一是三产比重低。2011年第三产业比重为43.1%，世界平均水平为67%，我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发展滞后。传统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相对发达，而现代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发展缓慢。
2如何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1）巩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
一是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强农政策；二是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三是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四是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五是加强农民的教育和培训。
（2）大力发展现代工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和现代装备制造业
一是大力发展自有高新技术、先进实用技术；二是广泛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工业；三是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抓住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3）大力发展服务业
一是增加服务业比重，提高服务业水平。
二是加快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大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服务等环节的投入和激励，在产业链高端占据一席之地，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参考文献：
[1]，深刻理解《建议》主题主线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n]，人民日报，2010-11-15
[2]中国统计年鉴1983-2011[K]，2011
国民经济的调整篇10
关键词:经济法;民法;区别;互补
一、经济法和民法的主要区别
(一)经济法与民法在价值取向方面不同
民法的本质是公平和自由，它追求的是平等的原则，民法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遵循意思自治，民法是典型的私法，它的出发点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民法对私权有着充分的保护。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民事主体所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被民法所确认，通过保护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确认了对主体的充分尊重。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对个人经济利益有着极大的追求和兴趣，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民法中所提倡的意思自治原则。经济法是在市场本身调节不灵的情况下，国家采取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是确保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手段。
(二)经济法与民法在调整方法方面不同
民法是典型的私法，它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以最大限度的追求个人的自由、平等为核心追求，当事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按自己的意志设定其权利和义务。经济法具有公法性，它对于违反经济法内容的行为给予制裁，这种制裁包括经济责任和非经济责任;对于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经济法有事也会给予适当的奖励。
(三)经济法与民法在利益本位方面不同
现在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的责任主要是社会责任，经济法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同时兼顾个人利益，坚持总览全局的观念，通过对市场经济下的各类主题的行为，意志和利益的协调，来达到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目的。民法是个体权利本位法，它强调意思自治，主张自由、平等的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民法的形成与发展在冲击封闭的封建经济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主张社会资源的自由分配，这种资源分配模式极大的激发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但是，民法也有不完善的部分。
二、经济法与民法在价值上具有互补性
经济法和民法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们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两个法律。如果市场经济中只有民法的话，那么会导致市场经济的失灵，而经济法可以弥补民法的不足，克服市场经济中宏观运行的盲目性和市场竞法对市场争无序性。在经济生活中经济法不能避免和民法联系在一起，也跟不能去排斥民法，经济法不但需要民法的功能帮助其调整，而且由于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的局限性其根本不能离开对民法的依赖，经济法的许多调整方法正是借助于民法来实现的，借助于民法这个间接手段来实现调整的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民法和经济法是相互补充的，它们的互补性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民法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相互交叉的。民法和经济法的调整关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分界点和连结点。
(二)民法和经济法是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互补。，民法非常注重个人的权利，它是以个人的权利为本位的，这体现了民法对个人利益的关注，而经济法则注重社会的利益，它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这种关注体现了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最终关怀。
(三)民法和经济法功能的互补主要表现为实质公平与形式公平的互补。民法主要追求形式意义上的公平，而不重视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形式意义上的公平使个人有平等的机会平均等地占有使用处分生产资料，并根据这种权利来进行交易活动。我国创设经济法有着明确的目标，具体而言就是维护实质公平，补充因民法追求形式公平忽视实质公平而产生的不公平后果。
(四)经济法与民法在功能上是互补的如今社会，各种经济组织日益的壮大，尤其是企业间的合并，这种合并促使了垄断组织和跨国公司日益壮大，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普通民众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冲击。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个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但是对垄断和兼并产生的消极影响无能为力。同时，在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的促使下个体只注重追求自己最大化的利益，而那些利益小的和没有利益的产业就会没那么多的人去投资，而这些利益小的产业和无利益的产业又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秩序便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种状况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会导致市场秩序的失控和失灵，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经济法的介入来调整民法的不足。经济法的调整与国家的调整具有同一性，经济法的有效调整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只有在经济法的调控下才能较好的实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目标和追求。经济法关注社会整体利益的实质在于维护社会的实质正义、实质公平，而民法所主张人人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宣言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公平正义。
三、总结
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我们要把经济法和民法中的利于经济发展因素发挥出来，不仅注重经济领域的实质公平，而且要重视经济领域中的形式公平，把两者有效统一起来，多方面、深层次的助我国的经济走出泥潭。
作者:刘素君徐成铭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利民．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
［2］沈敏荣．wto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J］．《现代法学》，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