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研究篇1
关键词：农民增收；农民收入；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C9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073-02
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也是统筹城乡发展、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农民增收作为整个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从1993年开始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至今已延续了十几年时间，其中以2004年的研究最为突出（见图）。2004年1月，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在时隔18年之后，又一次将中心工作聚焦在三农问题上，由于中央对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视，使之也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学者对农民增收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特点、影响农民增收因素的研究和促农增收思路与对策研究三方面。
一、农民增收的特点
1.农民收入增幅下降
早在1994年有人提出，当时农村发展中突出的问题和矛盾，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89年到1991年三年期间，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农民年均增长收入只有0.7%，处于停滞状态（董玉舒，1994）。张晓山和张旭宏，在2000年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7000户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99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6%，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1998年增长幅度回落到4.3%；1999年进一步回落到3.8%；2000年只有2%。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连续第四年下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已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张晓山、张旭宏，2001）。
2.农民收入阶段性特征突出
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余蔚平将农民收入划分为超常规增长、波动中缓慢增长、农民收入反弹回升、农民收入缓慢下滑、农民收入止跌回升五个阶段。不少学者认为农民增收呈现阶段性特征是与国家农业政策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1978-1984年，逐步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国家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两项措施都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姜云长，2005）。2001年以后国家通过取消特产税、加大对粮食直接补贴等多项促农增收措施让农民收入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余蔚平，2006、吴炜，2004）。
3.差距不断扩大
所谓差距扩大，主要是指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王国敏着重分析了1997-2003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1997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2.47∶1，到了2003年这个差距扩大为到2.79∶1（王国敏，2005）。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收入和社会福利，有专家认为，真实的差距已经达到4∶1（胡鞍钢，2002）。2003年初，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2003）。
除此之外，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余蔚平的研究认为，地区间的农民收入差距在逐年拉大，尤其明显的是东西部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他指出，2000年东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高出西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1437.1元，到2003年分别高出1738元（余蔚平，2006）。
二、影响农民增收因素研究
对于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学界术形成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农业结构说、体制制度说、人力资本说等等。
1.农业结构说
农业结构说的代表人物是张晓山，他认为，农产品的结构调整并没有伴之以我国消费群体的扩张作出相应的调整是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张晓山，2001）。一些学者认为，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分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导致农民增收的渠道也对农民增收造成影响（陈百强2002、韩俊，2003）。
2.体制制度说
一些学者认为制约我国农民增收主要是制度因素。比如，户籍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等十多项具体制度。
（1）土地制度。受土地制度的约束导致了规模过小、地块细碎的农业生产模式，分散的小块土地经营使得农民在土地上投入越多亏损越大，成本与效益、投入与产出形成强烈的反差，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王国敏、曹萍，2002）。另外，大量低价征用农民土地，使农民利益受损，失地农民失业现象严重（余蔚平，2006）。
（2）户籍制度。有学者认为，农民收入问题深层次矛盾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温铁军，2004）。张晓山在研究中指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市保护主义”城乡隔离体制，将城乡隔离开来，对农民实行歧视政策，致使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科技教育、就业等方面严重损害了和侵占了农民的利益，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张晓山，2007沈宇丹，2005；李凤梅，2011）。
（3）农村金融体制。韩俊认为，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是农民增收面临的一大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资金外流问题严重，商业银行在农村吸收的资金绝大部分回流到城市；农民、乡镇企业担保难、贷款难问题十分突出，县内许多企业想贷款也找不到“庙门”（韩俊，2003）
3.人力资本说
白云认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不足，导致劳动力素质低，影响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是使农民收入增长徘徊不前原因（白云，2010）。另外，农村家庭的智力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农民文化素质低、从而影响农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改善和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直接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长（郭正模，2001）。
三、农民增收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针对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收的现状和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学术界提出了大量关于促进农民增收思路和对策，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途径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我国农产品摆脱增产减收的困境，提高农业质量和综合经济效益（韩俊，2001）。适当压缩缺乏比较优势的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力发展附加值高的农业（王国敏，2003）。要根据自身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突出区域特色，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名、特、优、新拳头产品（王宏，2011）。
2.加大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入
要建立稳步增加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机制，真正实现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陆文聪，2008）。在财税方要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格局，改变现行的城市和国有工业导向的政策选择（张晓山，2001）。
3.推进制度创新
鲁德银等人认为，要建立产权完整清晰的，交易费用低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王国敏，2002）。韩俊等人认为要促进农民增收在城乡关系方面要由限制农民进城转向主动吸引农民进城。一方面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韩俊，2002）。另一方面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步伐，可以从各城市的实际承受能力出发，赋予各市更大的自，使其更积极、有序地推进（王宏，2011）。在农村金融发展上，要打破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的垄断，组建政府性的专门为中小企业、农民贷款的政策性银行，拓宽乡镇企业和农民融资范围（姜长云，2005）。从法律、制度、政策完善入手将民间金融组织纳入到农村金融体系中，使其公开化、合法化、规范化，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中多层次的融资需求（甘峰明，2003）。
4.加大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力度
加对大农村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入，进一步改善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确保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学习发展的基本权利（吴云勇，2008）。结合农村实际情况着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使其掌握有关农业生产专业知识和实用技术（韩新宝，2007）。加强各类公共培训力度，通过积极宣传各项惠农政策，提高农民运用党的惠农政策的能力（贺喜灿，2010）。
四、小结与讨论
通过文献回顾关于农民增收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笔者试从以下角度对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简单的评论。
从研究内容上而言，现有文献中并没对什么是农民收入增长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农民收入的高低，农民收入增幅究竟要达到多少才是正常，目前学界尚未给出相关的研究，这就需要学者从理论上对以上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证。多数研究还仅仅是依据某一种理论从某个方面来谈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思路，基本上还没有学者真正系统地、深入地探讨农民持续增收的路径。另外，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只是站在国家或各级政府的立场上谈农民增收，而很少考虑农民本身的需求，缺乏多方主体的对话选择与互动，这种将主要研究对象——农民在研究中的缺位，容易导致研究结果可信性和研究建议的可操作性不足。
就研究方法而言，目前的研究多为对统计资料的二手分析，缺乏实地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对于认清目前影响农民收入增加，提高农民收入有其参考价值，然而来自田野实践的实地研究加以对二手资料的分析才是更能体现科学研究的价值，它的结论才有更大的可接收性，因此，在研究农民增收问题上加大实证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另外，关于影响农民收入因素的分析还没有建立一个类似于国际贸易理论要素市场纳入分析范围的一般均衡模型，还没有人进行过影响力大小的因素筛选。在此基础上建立模拟收入变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是在定量研究方面需要有所突破的一个环节。
参考文献：
[1]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促进农民增收与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2]余蔚平.政府、市场与增加农民收入[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张晓山.农民增收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4]白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创新的立论依据与实践[J].学术交流，2006，（3）.
[5]陈百强.影响农民增收的原因与应对措施[J].理论探索，2002，（3）.
[6]郭正模.农民增收问题：理论分析与政策导向[J].社会科学研究，2001，（5）.
[7]韩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要有新思路[J].经济管理与研究，2002，（5）.
农民问题研究篇2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民素质；农民增收；教育投入
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8-0109-05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既包括农民收入数量和水平、收入来源及构成，也包括城乡收入比较和差距、农民收入增长及增幅等问题。农民收入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农民收入问题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农民增收困难等现实窘况却无情的告诉我们：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还任重道远，农民收入增速缓慢，尤其是解决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以粮食种植为主业的农民收入增长更慢!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终有赖于农民创收能力提高和创收路径拓展以及大量农业人口的消化和转移。
一、对于现有主流理论的追问
用投入产出理论分析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不外乎两个方面，即减轻负担和拓展增收渠道。目前，我国已基本取消了长达2600年的农业税，意味着减负空间几乎为零。因此，对于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拓展增收渠道方面。主流代表理论主要有：针对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方式过于分散，提出的规模经营思路，其中农业产业化经营被认为是20世纪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具全局性和长远战略意义的突破和创新”；针对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过慢，城市化率不高，提出了城市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也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针对我国现阶段农业经营机械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及加工品科技附加值普遍偏低，提出了以农业技术研发、推广、普及为核心的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理论；针对我国农业内外部产业层级过低，有的学者主张调整农业结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式；针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农户和龙头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和农民自主创新的各种新型合作社快速发展的实际，有的学者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加快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选择”。还有学者从农村经营资金不足而主张改革农村金融体制；还有学者从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而强调发展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性；也有学者从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阐释了发展农村市场的重要性。这些理论确实解决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不少问题，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然而，随着农业生产经营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增收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农民收入增速减慢、农户连年增产不增收、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等。这说明，上述理论及其支撑的农村经济发展决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究其原因，这些理论都是假定农民素质能满足改革需要，更多地希望通过外部机制转变和制度创新谋求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过于重视外在机制和要素配置的作用，忽视农民自身应当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主体和农业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和发挥，引致了大多数农民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整个市场经济发展节奏和要求，缺少必要的创业精神和能力，缺乏以提高自身素质谋求持续增加收入的内在动力和愿望。
事实上，在农业生产内部不管是推广农业技术、提高农民和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还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速城镇化进程，都有赖于农业内部生产力提高，都必须以农民能接受和可以接受为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农业内部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力能动要素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外部环境改善、制度安排以及外部力量介入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农民群体的弱势地位和现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更不可能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因为外因虽然很重要但最终都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关键在于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只有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就业和创业能力，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真正转化和转移，才能真正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才能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二、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思考
农业经济系统要实现持续增长，不断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必须克服要素报酬递减理论的约束，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如何选择和培育这种“发动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内生增长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概括国外最近10多年来蓬勃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需求外溢模型”，主张依靠政府干预和需求外溢加快资本积累进程。尽快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第二种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认为自身经验积累或技术和知识积累既可通过自身过去生产经验总结和完善，又可通过外部学习完成。第三种是“内生技术进步和报酬递增模型”，既包括Romer的生产要素外溢理论，也包括Lucas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还包括Grossman和Helpman的垄断竞争理论与R&D理论。这些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比较最大的差别在于他们不再假定“规模经济不变”去研究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从经济内部结构关系，从制度安排、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不同侧面探讨和研究他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经济发展内部探求培植和完善一种“新型发动机”。这种“新型发动机”的核心在于创新，既包括制度创新，也包括技术创新；既追求发展思路和战略创新，也讲求发展模式和方法创新；既从稳态研究创新，也从动态研究创新。从阿罗“边干边学”到熊彼特“创造性毁灭”再到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等都说明：创新不是一种自然禀赋，而是由人类创造并在正常能力范围内被广泛使用；创新既源自于经验学习和持续改进的需要，也源自于社会和生产实践的需要，还源自于满足人们好奇心和不安分守己的心理偏好的需要，更源自于新科技革命时代经济增长方式的突变――资源主导型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向知识主宰型的集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既是一种依赖个体进步的私人行为，更是一个依托群体发展的社会过程；既影响人们从新知识中获得租金和相互经验学习，还影响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融资、生活习俗等社会经济诸方面。然而，创新最终要取决于大批杰出人才的造就以及造就人才的良好环境。创新理论探索、创新活动实施、创新成果利用及创新价值实现，都以人才培养和人口素质提升为基础和前提。社会制度安排、伦理道德、法律法规、风俗习惯都只能是作用和影响创新强度和方向，并不
曾改变创新的内在动因。
从规范分析看，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新型发动机，同样在于创新。其范围涵盖农业生产技术和工艺、经营管理方法和模式、组织和治理结构诸方面。既有垂直的生产工艺、作物品种和产品质量的持续改进，也包括水平的新产业的拓展和新产品的开发利用。而创新的关键是人才，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具体到农业生产领域就是要全面提高农民素质。换言之，只有农民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素质保证他们能接受技术和制度创新并自觉融入这种创新之中，才能把创新这种理论的、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实践的、现实的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从实证分析看，农民素质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1998--1999年，周逸先和崔玉平对河北、湖北、江苏等12个省的12个县所做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与就业及家庭收入情况”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就业层次越高，收入也越多。2003年，林美卿和代金平分析了农民文化程度与农民收入的关系，结果显示：除小学外，其他文化层次均与农民收入都具有极显著相关。2006年，夏永祥和卢晓计算出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民综合素质得分及排名、农民收入排名结果。他们的研究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即农民文化层次或受教育程度与农民收入具有较强正相关关系。
三、关于农民素质及成因分析
农民素质是一个综合概念。既指显性的现实素质状况，如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技文化素质等；也包括潜性的自身素质基础，如自身属性、先天特点等。因此，要准确把握当代农民素质就必须结合农民自身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从素质基础和素质水平两个方面来分析。
1 素质基础的不公平性
由于我国农民从业的自然地域特性、资产专用性、国家宏观政策差异性、制度安排不公平性以及人们思想意识倾向的普遍歧视性，决定了农民在地域分布(即使在城市也处于边缘和底层)、国民待遇(即使享有与市民相同的待遇也需要制度安排和扶持)、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随着我国经济起飞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民所享有与其从事产业不相符合的社会待遇，其弱势地位进一步强化。事实上，他们从事的产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他们生产的产品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他们对职业的熟练(对天气、土壤及养分、降水、气候温度、日照时间和耕作栽培技术的熟悉)，丝毫不亚于产业工人对生产流水作业程序的熟练，也绝不逊色于高新技术人员对技术前沿领域的了解。这种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性、生存和发展外部约束性、政治经济地位和社会认同的不公平性，固然造就了他们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心理特点，但更锻造了他们坚忍不拔、勤劳俭朴、吃苦耐劳的个性特征。换言之，当代农民素质基础或禀赋相对于农业职业要求而言有其独到的优势，只不过是由于制度安排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扭曲了其本来属性，使其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而已。
2 素质要求的不适应性
一是传统思想观念与市场经济观念的冲突。由于长期儒家文化影响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模式，加之建国后较长时期实施的以严格的户籍管理为标志的城乡分治，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强调以农户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消极影响，使以封闭保守、自由散漫、安于现状、乐于接受、民主法制意识淡薄等为特征的传统思想观念在我国当代农民群体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很难适应以公平开放、自由竞争、积极进取为灵魂的市场经济观念要求。
二是经验式生产技能与产业化经营的矛盾。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于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以至于成为加速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组织方式。农业产业化经营一方面以产供销一体化实现了城市和乡村的最佳耦合，有效延伸了农民收入链条；另一方面以其简约结构――“公司+农户”的组织方式实现了农户和市场的有效链接，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创设了良好平台。但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农户生产呈现经营规模小、产品市场率低、经验式生产技能为主的特点，整体上仍停留在传统农业经营水平，既难满足龙头企业规模经营需要，也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形势。
三是科技文化素质与现代农业发展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才能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农村教育体制和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城市和城镇发展水平，加上向城市倾斜的现行人才选拔机制，使得农业人口科学文化素质远低于城市和城镇水平，明显不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发展需要。
四是民主法制观念不能适应现代民主建设需要。由于长期城乡分治体制和农民政治经济地位事实不平等，使我国农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各项民主管理权利。加之法制宣传不够和基层组织以党代法、以政代法现象普遍，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不正常司法现象，一方面破坏了法律在农民心目中的庄严和神圣感，另一方面农民在处理问题时大多首先是千方百计托关系、找门路，而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按照司法程序办理；以至于他们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是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铤而走险；以至于他们在基层民主选举时要么漠不关心、放弃民利，要么容易贿选；以至于他们在处理利益关系时只重眼前既得利益，忽视长远利益等。这些显然不能适应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需要。
3 素质水平的不平衡性
一是由于生长的时代背景、思想认识以及文化差异等原因，代际之间素质水平表现出差异性。从个体看，父辈基于自身经历和长期务农的切身体会，殷切希望子女“跳出农门”，而不惜省吃俭用加大对子女教育投入；子女基于同龄人之间的比较和社会环境变化，更容易产生提升自身素质的愿望和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同时，父子之间、婆媳之间由于社会教育供给不同、社会要求各异。从群体可分为老、中、青三代，30岁以下的农村青年大多受过较长时期的教育，平均素质最高，主要在城镇就业。30--60岁之间中壮年农村人口曾接受过一定教育，素质水平居中，他们或常年在外打工，或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乡务农。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大多只接受过小学教育，有的甚至没有接受过教育，是目前农村常住人口和主要从业者。
二是农民素质因从事职业不同而表现出群体差异。一部分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他们大多是思想观念比较保守、经济状况较差、发展潜力不大、文化素质较低；一部分主要从事工商业或现代农业生产，他们大多思维方式比较活、市场观念比较强，接受新生事物比较快，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文化素质较高；一部分是转移到城市就业的打工族，他们大多渴望改善自身环境，而创业资本不足，期求以自己的劳动完成创业积累或改善生活条件。
三是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条件、社会风俗、文化底蕴等原因，各地农民素质也不尽一样。首先，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2006年，夏永祥和卢晓根据2004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出了农民综合素质得分及排名、农民收入排名，综合素质得分排在前十位、农民收入前十位全部是东部沿海省市；综合素质得分排在最后十位除广西、江西外，其他全部是西部地区省、市、自治区，农民收入最后十位除广西、安徽外，其他全部是西部省、市、自治区。其次，由于自然区位、文化底蕴、教育条件等差异，各省市区之间除了有整体素质差异，还有素质结构的差异和不平衡。
四、提升农民素质的几点建议
改造传统农业，加速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提升农民素质和加大人力资本开发，这已毋庸置疑。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分析传统农业基本特征和批判“零值劳动”学说基础上，基于“收入流价格较高的假说”，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引进技术和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等改造传统农业的措施和思路，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农业仍具有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在当前最基础的也是最关键的措施是发展农村教育和加强农民培训。因为人力资本最核心的要素是表现在人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智力、经验和阅历，这些要素既是先天禀赋的张扬，更是后天教育的结果。
1 树立科学人本教育目的观
教育要优先发展首先要以科学的教育目的作为指导，它直接影响教育价值取向和教育发展决策。近年来，教育目的功利性倾向过于明显，甚至有人提出了“教育产业”、“教育产业化”等观点，而忽视了教育最根本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在高等学校尤为明显。“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功能因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而受到普遍重视和尊重，强调得过多；而人才培养这一根本功能却没有或实际没有受到足够重视，高校领导和教师精力投入以及办学经费投入等并没有真正保证教学中心地位，教学质量明显下降。人本教育目的论应该成为教育发展和教育决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以学生为办学根本，一切为了学生成才；另一方面要以教师为办学主体，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教师的劳动和成果得到尊重和认可。
2 巩固农村基础教育成果
基础教育对于提高农民素质具有奠基作用，农民科学文化、思想政治素质首先得益于基础教育发展。发展和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基本条件。首先，认真落实《义务教育法》和“两免一补”等国家政策，确保基础教育公平。其次，要加大中西部地区扶贫力度，改善农村义务教育条件。再次，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着力解决农村失学辍学现象。最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3 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既是解决好义务教育后和高中教育后的学生分流问题的有效措施，也是提高农民素质的主要形式。一是要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切实办好职业中学，使之成为培养农民职业技能、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就业能力的重要渠道。二是办好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使之成为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主阵地，成为农村高中毕业生分流的主渠道。
4 完善农村继续教育体制
学校教育是培养农民素质的基础，继续教育是持续提高农民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渠道。目前，我国农村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5％，76.4％的农民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文化科技素质低下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建立和完善农村继续教育和农民培训体制成为破解“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一是政府要加大投入，建立和完善以农民夜校、农民技术培训中心和远程教育等为主体的劳动技能培训网络。二是农村乡镇企业和龙头企业要建立职业培训制度，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三是建立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鼓励高等学校文化科技下乡。四是建立科学激励机制，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特别是要合理利用高校离退休老教师这支队伍，鼓励他们到农村参与农民教育和培训活动。
农民问题研究篇3
关键词村民自治民主国家市民社会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出现了村民自治，此后，它越来越引起研究者广泛关注。村民自治研究不仅成为我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研究领域也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无意对所有村民自治研究作出概述，而只是试图分析其中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内容，并试图通过对村民自治这一“标本”的解剖，提炼出某种理论资源；通过对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两大视野进行区分，对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发展、新趋势进行探讨和展望。
一、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视野
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视野，指研究主要集中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运行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内容和形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讨论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持这种视野的研究又因其对“民主”理解的不同侧重，大致分为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偏重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实质内容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作用，即认为村民自治的民主是对村庄场域内的公共资源的一种支配方式，而国家政治民主是对国家场域内的政治资源的一种支配方式，两者是同质的；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建设民主的试验点和突破口，把建设民主的试验点和突破口放在农村，可以大大降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成本和风险，既可以推动民主进程，又可以保持全国的政治稳定。他们以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两票制”选举试点工作的成功为例，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开始由村民自治向更高层次的民主建设——基层政权建设迈进”。
后一种观点认为，村民自治的民主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示范意义主要是形式上的，村民自治产生的原因是农村的承包制突破体制的国家外壳时，国家急于以一种替代性组织填补国家治理真空；村民自治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形成民主价值，作为“草根民主”的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是有限度的“，村民自治的形式示范效应远远大于其实质性”；“村民自治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在民主进程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并通过形式化民主训练民众，使民众得以运用民主方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不断赋予民主以真实内容”；“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来说，一方面必须重视为民主创造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更不可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主形式实践，通过在民主形式实践中建立民主规则和程序，训练民众，为民主创造内在的条件，逐步实现由形式化民主到实体性民主的转换。这便是村民自治给我们的启示。”这可以看作是对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的一个总结。
上述两类观点，前者认为村民自治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有实质性价值，将社会民主(自治)和政治民主相等同，把作为“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与作为主要政治体制的政治民主相等同，研究视野从村庄所代表的社会范畴不自觉地转到了某种意义上与之相平行的国家这一政治范畴；后者则始终将视野限定于村民自治的社会范畴，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揭示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形式上的示范意义。当然，前者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从法律条文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三个“自我”、四个“民主”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正式法律文本对村民自治的性质概括和定位。
有些研究者没有区分这四个“民主”的程序和形式上的意义，以及三个“自我”所代表的村民自治的实质上的内涵，从而把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村民自治机构既是群众自治的组织，又充当着国家在农村的“人”的角色，这使村民自治的社会独立空间和政治体制内的民主的末梢不能从实际上分别开来，容易使人只看到两者形式上的共同点而没有看到其实质上的区别。罗伯特·达尔给政治民主的定位是：“在最低水平上，民主理论关心的是普通公民借以对领导行使相对强的控制的过程”④，而“独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民主制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东西，至少在大型民主制中是如此”⑤。达尔这里前半句说的是政治民主，后半句说的是独立社会组织对政治民主的作用，但独立社会组织内部也可以有民主形式，社会空间内的民主形式使社会组织的运作更公平有效，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对政治民主的影响和推进只是形式的或外部的，而不是实质的与内部的。
持“政治民主”视野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村民自治制度具有“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性质，认为虽然村民自治起源于群众的自发行为，具有“诱致型制度变迁”的初始特点，但是大多数村民自治的相关制度都是由国家各级政府部门通过行政网络推广到全国各地的，而且在推广这些制度的过程中对原生的制度作了选择和改造。研究者从中国的民主政治(包括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现实情况出发，认为在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处于主动的地位，中国的民主政治有必要“自下而上”提供政治的社会基础，但是国家的权力体制与村民自治的原则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不从制度结构上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和国家与乡村的权力边界问题，村民自治的发展限度是可想而知的。到此为止，村民自治“政治民主”研究视角的困难已经显现出来了。正如这些研究者所说：“虽然更高一级的基层民主制度知识是一种可以交流和学习的知识，但是从制度供给的角度出发，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向更高一级民主制度演进面临无法回避的困难。”虽然村民自治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从形式上有示范意义，但是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支撑，农村社会范围内的民主形式又有多大示范意义?更何况村民自治本身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规范，所以村民自治的社会民主没有上升到政治民主的逻辑必然性。部分学者认为：“在国家民主和基层民主缺乏连接时，想不通过改革国家民主制度而享用基层民主的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认为，试图找出村民自治内的社会民主对政治民主的直接而实际的作用是不现实的。
二、“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村民自治
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于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始于邓正来和景跃进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创刊号上发表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该文引发了一系列以“市民社会”为话语的研究。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把国家与社会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两个平行体。正如邓正来所说，这些研究者是想寻找一个与国家的体制外对话的模式。
科勒尔(Kelliher)发现，在非组织的、个体分散的中国农村，国家能够影响社会的原因，在于两者结构上的同一性而非社会独立的组织化③。持“政治民主”视野的研究者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在从“政治民主”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村民自治出现困惑时，有研究者渐渐转换了视野，从寻找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治民主体制的“同”，转而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异”，试图找出促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另一途径。他们除了承认国家对村民自治的介入和巨大影响外，还看到了村庄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与国家进行着一种独立的对话和博弈。“农村的经济改革不仅突破了这一结构性外壳，而且使亿万农民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的体制性权力上收至乡镇，在乡镇一下便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利益主体组成的，同时也有公共事务、公共权力、群己的界限，有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也就有了民主的原始动机”④。这里说的“民主”是社会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当然，“政治民主”视野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视野有内在的联系，因为民主可以看作是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方式，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
1998年“国家与社会关系”课题组“中国乡村制度：历史与现实”学术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对“国家与社会”视野形成共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试行十周年之际，《中国书评》5月号刊发了该次会议综述和对徐勇教授专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主题书评。张小劲在《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研究村民自治有两个视角是应当给予特别重视的，其中之一是所谓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研究视角，其二是社区内部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视角”。景跃进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消除‘乡政村治’内在紧张的根本出路”，村民自治研究“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政府行政管理的合理/合法性(抽象到理论高度，也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②。其实，早在1997年王旭就指出：村民自治制度实现了“国家与农民权力相互增强的绩效”“，从长远来看，一种相对和平而有序的民主化转型过程是可能的，而国家的专制性权力在这过程中最终将被消解，其基础结构性权力则得以保持甚至加强！”
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认为，解体以后，“国家仍试图改造农民传统的生活理念却无力安排村民的一切政治经济生活”，国家介入基层社会的成本过大，没有必要。
而另一方面村庄借国家的力量合法地扩大自己的利益空间和与国家对话的实力：“村庄正在利用非均质的国家来塑造村庄的边界与整合村庄的利益。国家进退与村庄建构是同步的，村庄最终是与非均质国家一起完成自我定位和自我构造”。
那么，我国农村形成的独立的社会空间有多大?我国村庄的自治程度又如何?对此，郑法援引达尔的话说：“如果一个组织从事的活动被另一个组织认为是不当的，但任何其他组织——包括国家的政府———都不能阻止，也不能通过提高其行动的成本来阻止它这样做，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组织才是相对自治的”，并提出了衡量村民自治制度中的社会活动空间的尺度：“农民组织首先必须在组织上独立：能够以一个独立组织的主体资格参与社会生活，自主处理有关事务”，而我国村民自治的许多相关制度和职能设置都是由政府代为设计和规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往往同时扮演村民的自治机构和国家“人”的双重角色，国家可以按自己的利益和意愿比较容易地调整农村社会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村庄社会的自治程度还是十分有限的。
由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视野主要注重国家与社会间的利益权衡关系，而国家在“利益权衡中的绝对优势决定了‘国家’可以随时作出是否及多大程度上介入‘基层社会’的抉择，国家一贯的利益取向也决定了并不因为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的大小而改变‘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性质”，这样“，国家与社会”的视野也就回到了前述“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困境。
三、村民自治研究的新进展
以上我们区分了村民自治研究的两种视野。在大多数论者的研究中，这两种视野并不表现得泾渭分明，这与村民委员会往往同时扮演村民自治机构和国家“人”的双重角色的现状有关。两种研究视野最终都把关怀点落在我国的民主政治(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体制的建设上。有论者说：“对于村民自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意义不宜过分强调，那样可能反会损伤村民自治的实效与进展”。也有论者说：“现在不是担心民主来得太慢而是担心民主来得太快，知识界不能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援和制度构造。”目前研究者基本上已取得的共识是，村民自治的实行是国家管理在某种意义上从社会的退出，同时村庄在村民自治中也为自身争取了一定的“社会空间”。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大师泰勒说：“就最低限度的含义来说，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市民社会便存在了”。换句话说，社会从国家那里争得一个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虽然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关注大多超越了村民自治本身，但无论持“政治民主”视野还是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都认为，当前制约村民自治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是国家的制度供给不足，尤其是裁量手段缺乏，使得地方政府在具体制度实施中随意性过大，造成了村民自治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和形式化等问题。这些论者认为，当前国家颁布法律制度应强化制裁手段，对于违规行为尤其是政府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予以司法制裁，对于村民则应提供法律救济。对此贺雪峰评论说：“在当前的村民自治研究中，特别容易出现简单化和直观化的判断，不能科学分析表象背后的真实。更糟糕的是，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有些学者并未真正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即匆匆提出成套对策，由此严重损害了村民自治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对村民自治制度供给不足和裁量手段太少的判断，大致就属于这种情况。”
前面已经提到，市民社会理论把重点放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想在国家体制外的社会领域用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转移了研究的视线。当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因国家方面的动作迟延而影响互动效果甚至影响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时，必须强调国家体制内的变革。这样说并不是要回到“民主先导论”的作法上，而是指为使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健康持续地进行，国家必须对社会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使社会拥有更多的原生性资源。这一要求与“民主先导论”的不同之处是，它并不要求从结构上对现有政治体制作根本性的变革。这一要求在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互动中表现为：给农民更多的经营自，给农民更完整的土地产权，使农村社会拥有更多的资源同时更少地受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增强农村社会与国家对话的力量和主动性，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味强调制度变迁的“国家主导型”的性质。如果每一个具体情况都要有政策法规来规制的话，恰恰为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提供了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应给社会更多的原生性资源以实现更多的社会空间和与国家互动中的主动性，同时规范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方式，减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随意性。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不需要国家对社会的行为进行规范，相反在社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后，更有必要加强和规范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方式；但这种规范社会的行为本身也需要规范，而不能成为行政干预的借口。这一点正是法治社会的精髓所在。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对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具体研究是很缺乏的。在这方面，吴重庆对孙村的研究是一个有益尝试。在《孙村的路：“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中的民间权威》一文中，吴重庆通过对孙村的道路建设过程中展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考察，提出了“‘合算’的国家”这一概念，并对国家与基层社会间的利益权衡关系进行了个案说明，但他“把‘国家’与‘基层社会’间的关系视为利益权衡关系，目的在于说明利益权衡的动态性决定了‘国家’可以随时作出是否及多大程度介入‘基层社会’的抉择，而国家一贯的利益取向也决定了并不因为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的大小而改变‘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性质”。这表明他仍然没有跳出“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定势的影响，所以还没有试图从扩大农村社会的自主性来解决村民自治发展的瓶颈问题。
萧楼、王小军认为，在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中，“关键路径在以往的个案中总是未被深入探究”，因此提出了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以权力问题为核心，以权力运行空间为背景，以正式或非正式政治组织为对象的村民自治研究框架，强调要着力从个案中考察村庄与国家的复杂的权力博弈：“国家在不断地塑造着村庄，一如村庄在不断地塑造着国家”；“国家独占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的局面已经打破，村庄最终与非均质国家一起完成自我定位和自我构造。”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并没有突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权衡的窠臼。
邓正来在对北京三个民营书店所作的案例分析中，对以前“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中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他吸取并改造了哈耶克关于“秩序原理”的社会理论，对其关于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完全“理性”的过程和结果提出质疑，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过程中及其结果的“未意图扩展”的概念，即“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是介入这一过程的各方抱持自己的意图参与这一过程，却在每一阶段上和最后得到了事先未曾预料和计划的结果”。他发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是“理性”行为和“未意图扩展”的共同结果，“简单地‘自上而下’强调国家政治经济力量对于社会转型的决定意义，或反过来，同样简单地‘自下而上’地看待社会转型的‘民间动态’，都无法完整地覆盖我们正在经历的力量变局。”邓正来这项研究成果的最大贡献在于突破了“国家主导论”，或者说突破了“国家力量在与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总是处于主动或主导的状态”这样一种粗放的结论。如果说此前部分论者只是论证了国家退出某些社会空间、社会在某些领域内保持独立的可能性的话，邓正来则论证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因为国家并不能完全控制它与社会互动行为产生的结果。他的研究试图告诉我们，政治制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在政治之外，因而“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理论并不是铁板一块。这种探索为我们重新分析村民自治、为我国民主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援。
那么，“未意图扩展”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中是否具有普适性?或者换一句话说，村庄的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博弈过程中是否也有邓正来所说的“未意图扩展”的结果、而不是国家和社会的完全理性的设计和行动的结果?村民自治研究如何摆脱“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窠臼?一些研究者不管是否明确认识到，实际上已经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具体来说，一些论者的研究兴趣已逐渐从与村民自治相关的政治制度转向以下其他相关制度，以此试图在政治领域以外寻找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其一，农村土地制度。有论者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农村制度的可行选择”，因为“土地股份合作制既符合国家关于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政策，又确保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和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但是这种制度创新给农村问题的解决带来的效果是有限的；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严重不足，由此产生了权利主体缺位、产权边际模糊、物权债权化等问题，“村集体土地虽然法定由作为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经营管理，但是村委会实际上是以政府人形象作为政权末梢而存在的，因而村有土地事实管理者同样也是政府”；又有论者指出，我国土地产权“正是由于没有上升为物权，土地承包权的内容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农户对抗他人的侵权行为尤其是乡村集体干部随意调整、处置土地、更改土地合同行为的权利效力随之降低”，农村土地所有制从多个层面影响了村民自治的绩效。其二，农村税收制度。有学者认为，农村、农民的一些权利保障可以通过建立合理的现代税收制度确立起来，从而为村民自治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外在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政治资源和活动空间③；又有论者指出，要对农村税费制度进行深入改革，要彻底改革现行农业税制，实行与城市相配套的现代税收制度，废除农业税、屠宰税、三提五统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农业税费④，从而给农民更多的能与国家对话的稳定的社会资源，进而增大农村在自身发展问题上“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的力量。
其三，村级集体资产、农村财政体制等因素。
农民问题研究篇4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社会排斥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57-04
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利益比较、就业收入、消费水平等构成了其融入意愿的首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紧密相关。一般而言，社会资本较为丰富的新生代农民工通常能够拥有相对理想的工作和收入状况，其市民化的倾向也更为强烈。
一、理解社会资本
近几年，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热点之一。作为一种理论工具，社会资本理论对于我们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于1980年正式提出的。他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1]由此可见，布迪厄提出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的，占据的网格位置不同就决定了社会资源和权利拥有量的不同。“社会资本”提出后，引起了理论界极大的研究兴趣，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对社会资本予以了不同的阐释。在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中，美国社会学家林南（Linnan）的社会资本概念最为综合，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二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值的资源，这种增值功能不仅体现在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上；三是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得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2]
从国内研究来看，社会资本是张其仔于1997年最早提出并加以研究的，他认为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就是一种关系网络，一方面把社会网络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把社会网络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赵延东是国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比较深人的一位学者，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方面。他在研究中发现，下岗职工拥有社会资本情况将对其再就业情况产生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再就业情况越好。边燕杰发展了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以及测量方法。他在《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一文中提出，“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质是这种关系网络所蕴含的、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转移的资源。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不能单方面拥有这种资源，必须通过关系网络发展、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3]
由此可见，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给予不同的阐释。国外学者多是从社会结构资源的角度出发，而国内学者多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但对于社会资本的基本意义和指向是相同的。他们普遍认为，社会资本是不同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个人资源，它能够为结构内的行为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如规范、信任和网络等。一般而言，社会资本所呈现的是个人在一种组织结构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如亲戚、朋友、同学、老乡等关系，一个人能从这些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的资源或利益越高，那么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就越高。
社会资本大致可以分为个体和集体两个层次，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指的是来源于个体外部社会网络的、嵌入在个体社会网络中的、为个体行动提供便利的资源（这里的资源包括多种形式，诸如权力、财富、声望、信息、机会、知识等）。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指的是集体内部的某些组织特征，包括信任、规范、参与网络等集体内部成员共同拥有的资源。[4]赵立新在《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一文中，将社会资本分为了制度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5]本文将借用这一分类，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具体分析。
农民问题研究篇5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市民化
和谐
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新生代农民工”一词后，这个群体越来愈受到社会关注。他们是我们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了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型社会阶层。他们的生存发展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 能够真正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
1.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为了深入了解农民工的城市生存和发展状况，本课题组就此问题对重庆市北碚区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实证调研。
1.1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多数人都接受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本次调查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中初中文化占多数，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有所提高。其中，初中文化程度占45.3%，高中文化程度占37.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到了7%，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正逐步提高。
1.2自我认知度和期望值较高。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较高，能很快接受新生事物，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较强，期望值较高。调查表明，超过七成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不再愿意以农业生产的方式作为自己主要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方式，他们更希望留在城市中生活，对于城市的依赖感和归属感要远远大于农村。
1.3消费观念更加开放。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当中往家里寄钱的比例正在不断下降。他们的消费观念逐渐与城市同龄人趋同，花销不再像父辈那样仅限于简单的衣食住行，大量花费在诸如电器、手机、电脑、网络、服饰等很多方面，超过70%的人拥有手机，35%的人上网，他们成为强而有力的消费群体。
1.4权利意识日益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意识到要提高自己群体的社会地位需要相应的政治权利，超过半数的人希望选出更多的农民工人代表，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希望在工作地有参选资格，他们要求参政、议政的意识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强。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2.1户籍等制度的障碍。户籍管理制度在控制城市人口过度膨胀、防止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又极大地阻碍了进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使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在各个方面已贴近市民，也难以摆脱农民身份的束缚，在就业权、受教育权、基本医疗保障权和最低生活保障权等方面，无法真正享受到作为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与城镇居民平等的权利。
2.2城乡观念的障碍。由于城乡发展极不平衡，传统观念仍将农民归入愚昧落后、缺乏教育之列，使得城市居民有了强烈的优越感。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制定政策时处处设阻，大搞身份歧视、职业歧视、地域歧视。许多地方政府把新生代农民工仅仅看作是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
2.3自身素质的障碍。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水平、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观念意识、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自身素质，远远不能适应城市现代化生产的要求，远远不能适应城市现代文明生活的需要。在进入城市的激烈市场竞争中，新生代农民工就只能成为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只能从事繁重的，别人不愿干的苦、脏、累、险的体力劳动。
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3.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据测算，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1000多万农民工转化为市民，为此，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积极推进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目前北碚区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政策措施，把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转变为城镇居民，逐步形成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体系。
3.2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权严重缺失的现状，政府应从实际出发，建立多层次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封闭型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向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的开放型社会保障的转变步伐，逐步建立覆盖全体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最终建立起面向全体劳动者、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3.3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培训建设。那些素质不高且缺乏专业技术的农民在务工过程中缺乏竞争力，因此政府应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实行技能培训，将就业前培训、转岗培训及在职培训制度化，延续其工作生命周期和提高工资水平。可根据北碚区企业用工需求及农民工的不同特点，特色性的开展了“企业——农民工”的“订单式”培训，通过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鉴定来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等。
3.4培育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建设。一方面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立法建设。考虑到农民工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实际情况，根据实质平等的原则，可出台一些《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反就业歧视法》等；另一方面营造和谐发展的社会氛围，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在联系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方面的天然优势，采取将基层组织活动与农民工利益诉求紧密结合等举措。
作者简介：
杨欣（1970-），女，湖南湘潭人，经济学硕士，重庆市北碚区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
农民问题研究篇6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城乡分割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4-0050-02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角度、多方面。其中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尤为引人关注。
1.1 研究背景
(1)农民工队伍逐渐壮大，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功勋卓著的巨大贡献。有专家测算，农民工每年给城里留下的增加值有一两万亿，同时。农民进城务工。每年可为农村增加5000―6000亿元收入。
(2)农民工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的企盼与现实中不公平的社会待遇产生矛盾。
进入21世纪，尽管追求经济改善仍然是农民工流动的最大动因，但新一代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开始向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企盼。
农民工对尊重和平等需求的增长与现实中不公平的社会待遇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
(3)农民工保障问题引起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注。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仅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2009年的两会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权益问题的解决是代表和委员们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议题，而且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
1.2 研究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当前认真研究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正确认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依据何种原则、理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可以充实我国社会保障理论体系。
(2)现实意义。加快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农民工自身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政治上，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增强我国的法制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在社会上，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的激化，促进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和社会顺利转型的实现；在经济上。符合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有利于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从而实现农村经营方式转变。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抗风险能力。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对于拉动内需和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对于农民工自身而言。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增强他们的社会稳定感、消除他们的自卑心理，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也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
2 国内相关研究情况
国内学术界也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较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一些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目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及原因的研究。
卢海元(2004)认为城市农民工人目前实际上处于社会保障的空白地带；陈锡文(2004)认为农民工虽然进城创造了财富，但大量农民工都没有社会保障；王文韬等(2004)通过调研后指出，面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位及其对工伤、医疗保险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尝试和制定了一些面向农民工的参保办法，但效果难如人意。宫晓霞(2005)指出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屡遭忽视，社会保险不容乐观。
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滞后的原因研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缺失的根本原因，虽然根据宪法农民工应该享有社会保障权，但是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法规(白凤峥。2004)；第二，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边缘性不利于其表达利益诉求，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迅速、合理地制定(彭宅文，2006)；第三，用人单位不够重视或因劳动力成本控制而推卸责任。农民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维权能力差，有些农民工自己不想或不敢要求参加社会保险(王玉玫2003)；第四，地方政府和招商引资部门纵容企业不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甚至把不参加社会保险作为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华迎放，2004)；第五，社会保障管理不能适应农民工参保的需要，缺少一个确保社会保障关系能够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转移的管理机制(周亦乔，2004)；第六，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背后隐藏着短工龄与长保障、工资低收入与社保高消费、高流动与小统筹、保障不足与保障。多余以及期收入与长远保障这五大矛盾(赵立航，2005)。
(2)有关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的探讨。
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学术界还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论。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够，为城市农民工人建立社会保障会提高国内企业的成本，会降低中国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且认为土地就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因此不应该业不必要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陈平，2002)。
更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把农民工社会保障归人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内(张启春，2003)。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是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以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周毕芬、阚春萍，2004)。
第二种观点认为农民工应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建议外出务工的农村人口参加户籍所在地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合作医疗，如兰春娣、任保平和杨立雄等。原因如下：(1)允许农民工进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会给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造成巨大压力。(2)如果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会形成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的“三元格局”，形成所谓的农民工阶层，会带来新的、更大的歧视。(3)只有“还乡”才可以使农民工求得生存再谋发展(杨立雄，2004)。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建立专门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华迎放(2005)认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应适应不同就业状况亚群体的情况；李迎生(2001)指出现阶段应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罗遐(2003)认为农民工身份的过渡性要求必须建立有利于城乡衔接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朱冬梅提出应设计一套独立的符合农民工特点
和需要的社会保险方案。
第四种观点认为应根据农民工的具体情况建立大范围内归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管理而小范围内又有其特殊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蓝春娣、任保平，2004)。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李强教授通过分析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采取多方力量参与，层层化解矛盾的对策，建立“三条保障线”。首先用工单位为受雇农民工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第二条保障线是发挥劳务输出地“劳动服务组织”的作用，第三条保障线是劳务输入地城市建立“公共劳动”形式的流动人口最低生存保障体制。
另外，劳动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的华迎放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选择》中分析评价了现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两种模式；一为广东模式，即将农民工纳入现行城镇保障框架；一为上海模式，即单独建立一套有别于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办法。他提出取上述两种模式之长，即农民工养老保险可考虑建立过渡性的个人账户，其他险种则进人现行制度，保当期，不承担国企历史债务。并从政策上建议国家尽快出台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指导性意见，以规范各地工作。王保真、王斌提出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实施土地换保障的办法，扶持农民就业和参保，坚持统帐结合模式，优先建立农民工的大病统筹和工伤保险机制。
(3)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第一，消除认识误区。政府不应当我借口来推卸和回避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所应尽的责任，而且应消除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政策中存在的制度歧视(周亦乔，2004)。
第二，建立多层次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可将农民工分成三类：一类是长期生活在城镇并打算定居的，可将他们按富裕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使其享受较高级的福利型农村社会保障待遇；一类是短期在城镇生活的，需要建立一整套的配套措施来构建其社会保障；一类是临时在城镇打工的，可将其纳入相应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内(蓝春娣、任保平，2004)。
第三，完善立法和相应司法保障措施，以明确保障对象、保障资金筹集、保障标准、保障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组织建设，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周亦乔，2004)。同时，采取相互服务公司的形式，由农民集资建立农村劳务输出公司。在这种公司中，农民工既是客户又是股东。作为客户，他可以获得公司为他提供的劳务信息等项服务；作为股东，他还可以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获得分红。国家给政策，简化手续。减免税费，鼓励开办此类公司。公司为农民工提供培训、找工、维权、社保等服务，并以这些服务向用工单位或农民工适当收取服务或管理费用(赵立航，8006)。
第四，改革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办法。允许参保职工在转移社会保险关系时，不仅转移个人账户余额，而且也转移与本人缴费对应的社会统筹基金，统筹基金转移的数额为社平工资的一定比例，取消农民工退保政策，对社会保险关系无法转移的，暂时封存其个人账户、保留社会保险关系，待其达到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再转移或一次性退还本人(华迎放，2004)。此外，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坚持分阶段、逐步完善的基本原则。优先解决突出的基本保障问题，当务之急是建立必要的工伤保险及大病医疗等救助、补贴制度(郑功成，2002~崔红志。2003)。
(4)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意义。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意义。第一，政治意义：郑功成等(2004)指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政府着眼长远的要求。董理(2001)指出社会保障是国家赋予每个劳动者的一种权利，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保障农民工基本公民权的需要。第二，经济意义：王和、皮立波(2004)指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新时期社会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农民工作为农村“精英分子”的身份和责任使得他们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对其家庭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极有可能因伤、因病而致贫甚至于返贫。袁志刚(2003)指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可以提高农民工抗风险能力，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对于拉动内需和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第三，社会意义：罗志先(2005)认为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快速实现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需要，也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需要i它不仅有利于兼顾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王涛等(2005)认为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仅关系其权益维护，也关系到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
(5)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其他方面研究。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有效解决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也有许多学者在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如；张德明、代艳丽等从法律角度来审视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而提出立法建议；喻均林等从政策角度，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李文琦等从推进城镇化角度。研究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3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学者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借鉴。但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农民工的概念界定过窄。大多数学者都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城市农民工或被雇用农民工身上，而忽略了同为农民工但在乡镇企业就业的本地农村务工人员及外来农村务工人员，也忽略了农民工群体中的自雇者、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第二，研究在总体上还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对农民工的现状分析较多。缺乏对现象背后深层原因的分析。另外。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未来发展状况或趋势研究不够，预测性研究很少。
第三，研究偏于笼统，分化和展开不够。在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方面，所提的政策和措施还比较粗糙，没有细化，可操作性不强。
第四，缺乏实证性的定量研究。已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属于定性研究。如关于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现实需求特征、农民工个体对社会保障缴费的承受能力等。现有的研究还停留在定性分析上。缺乏第一手的调研资料，从而导致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实状况把握不准，如对土地保障作用估计过高。因此研究结论、政策措施缺乏说服力与可行性。
农民问题研究篇7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发展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2.10.033
［中图分类号］D663.2；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2）10-0059-03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并把它定义为：一是他们的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距；二是他们还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献综述
1.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利用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和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基本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①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②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③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1］。王春光（2001）通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务农经历，初高中毕业，职业期望值高。他们进城打工的目的是“闯天下，寻发展”，对他们而言，打工不是为了讨生活，而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实现都市梦想”。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又使他们渐渐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又不愿回乡的“边缘人”［2］。深圳总工会2010年的调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46．8％，女性占53．2％，两性比例基本持平，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两者的比例则为62．1％和37．9％。任娜（2009）则从思想状态的角度进行了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性分析。她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活跃，对城市的政治生活普遍热情较高，他们迫切希望能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以保障自己的权益。文章援引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06年对内地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的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法律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意识也更加强烈，80％以上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关注劳动法规；六成以上关注社会保障；三成以上关注子女教育问题；从业观念上，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个人成就并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消费观念更倾向时尚消费型，婚姻观念方面也更显自由和现代化［3］。
1.2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研究
符平、唐有才（2009）研究发现，流动或者说漂泊是新生代农民工从学校毕业到进入社会至今的一个重要的群体特征。不过，虽然流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出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流动频次与他们的社会流动之间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在前几次流动中，流动的朝向是更好的工作地点和更好的工种，体现为垂直流动，但到第3或第4次流动之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和寻找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了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轨迹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发展轨迹，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其个人的发展。这同时也说明，越是流动频繁的新生代农民工，越较少具有市场竞争力，也更缺乏从事稳定工作所需的就业技能和资本［4］。程艳敏（2011）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中的新兴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心理定位、外出动因、职业选择、消费方式等均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太多改善，城乡二元化结构、社会保障的不健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等导致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产生。这些势必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5］。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业的选择上有更高的期待，他们不愿再从事脏、险、累的行业，而是趋向于工作环境较好、对自身发展有前途的行业［6］。
王春光（2010）进一步深化其对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机会的不平等。从政策看，至少有五大拦路虎：就业政策，农民工失业并不纳入城镇失业率统计范围，因而无法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职业福利缺失；社会保障的碎片化；子女教育的不平等以及住房安全保障权利的不平等。许传新（2007）分别从工作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和生活适应3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的现状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他们在工作和人际关系适应上处于中等水平而在生活适应上处于较低水平。深圳总工会（2010）的调查指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生存困境、制度性歧视等问题。全总课题组（2010）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面临着与传统农民工相同的问题，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保水平以及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问题，但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诉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又具有其特殊性。
1.3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的研究
张志胜（2007）通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权受限制、劳动报酬权受侵害、休息休假权得不到保障、工作环境恶劣、社会保障权缺失等［7］。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06）对内地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展开调查，得出的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法律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意识也更加强烈，80％以上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关注劳动法规；六成以上关注社会保障；三成以上关注子女教育问题。曾煜（2010）认为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从忽略生活享受向希望精神需求和生活需求均得到满足转变；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动转变等等［8］李智水（2011）的研究发现，文化利益诉求是农民工精神层面的诉求，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健全人格的形成和未来发展的必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走出校门直接进入企业，他们的价值观、职业观、爱情观尚未定型。然而，由于每天工作时间长（调查中46．3％的人工作8小时以上）、社交圈较窄、不同行业男女比例不均衡（船舶制造业男性为主、纺织业女性为主）等特点，很容易使他们精神上产生空虚感和孤独感，他们缺乏自我疏导能力，加之企业文化建设的不足和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以上网打游戏、聊天等方式来排解心中的困惑，有的甚至导致了一定的心理疾病。他们除了每天工作之外，还需要企业、社会提供一定的沟通交流的平台、机会、空间或时间，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9］。
1.4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
许传新（2007）通过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适应、人际适应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适应处于较低水平。他们要彻底地改变既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以完全适应城市社会或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可以成为城市人，但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城市性”的人。虽然他们为了适应城市社会，被城市“主流社会”所接纳，已经做了最大努力但还有许多外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是他们很难跨越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落地未生根”的状态［10］。张建丽等（2011）通过调查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处于阻碍阶段。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歧视，同时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教育制度是目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11］。曾煜（2010）研究发现，新、老农民工都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例如工资被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低、工伤和职业病高发等基本的劳动权益受损的话，那么新生代农民工还面临一些更为突出的问题，例如：户籍制度的制约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以及以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低工资收入水平遭遇城市高房价的矛盾成为他们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导致其在城市仍然多以低薪、不稳定和职业危害严重的就业岗位为主；职业规划的欠缺和职业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他们绝大多数面临着结婚、生育和子女教育等问题［8］。
2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不足和发展趋势
通过对现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文献中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变迁和利益诉求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未对其角色变迁的过程、特征变化以及利益诉求方式等进行独立剖析。此外，因各种困难，不少研究未深入到新生代农民工中去收集最原始的资料，未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环境，因此，研究的结果不够全面和详实，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1）绝大多数研究把新生代农民工看成一个消极的问题社会群体。但是，王兴周（2008）对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性是积极的：他们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个人素质；有理想、有目标；注重市场原则；更有平等意识；独立自主意识更强。这也提示人们，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定位应该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12］。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要有积极的角度。
（2）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大都是停留在对该群体的特征、生存状况等方面的描述。尽管一些文献提出了要消除歧视农民工的制度障碍等建议，但是假如现有制度障碍全部消除，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市民化，他们依然要面临一些其他的问题，诸如自身学历偏低、无技能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以体面就业问题为核心的问题集。因而需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着力于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探讨如何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后续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和劳动法规教育等，探讨如何让新生代农民有相应就业能力并实现体面的就业，以此为切入点才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直面新生代农民工［J］．调研世界，2011（3）.
［2］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l（3）．
［3］任娜．两代农民工思想现状的差异性比较［J］．江海纵横，2009（5）．
［4］符平，唐有才．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J］．浙江社会科学，2009（12）．
［5］程艳敏．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窘境及其对策［J］．理论月刊，2011（3）．
［6］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2010-06-21．
［7］张志胜．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研究［J］．求实，2007（1）．
［8］曾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诉求及实现路径［J］．北京劳动保障学院学报，2010（4）．
［9］李智水．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和协调机制研究［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1（2）．
［10］许传新．“落地未生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J］．南方人口，2007（4）．
农民问题研究篇8
[关键词]农村居民；幸福感；综述
[中图分类号]D4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6-0087-02
1幸福感
对于“幸福感”问题的研究源远流长，古今中外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其进行过多种阐释，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1970）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概念，指出国民幸福总值是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和政府善治四个部分组构成的，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幸福感问题研究浪潮。
Diener（1984）对幸福感的定义是：“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做的整体性评价。”它主要包含情感平衡成分和认知成分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积极情感（快乐、轻松等）和消极情感（焦虑、恐慌等），是个体对生活的情感体验；后者又称之为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综合判断。Revicki（1990）认为心理健康是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基础，幸福感受个体的负面情绪影响比较大。而根据Rvff（1995）的研究成果来看，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受正面心理影响较大，故幸福感不仅是为了获得简单的快乐而且应包含通过发挥其自身各种潜能从而达到完美幸福生活的各种体验。
由于Diener对幸福感的阐释基本涵盖了幸福感研究的主要内容，所以得到了我国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景淑华、张积家（1997）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人的一种重要态度，它反映了社会成员对生活的评价和满意程度，对人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苗元江、余嘉元（2003）认为幸福感是人们根据内化了的社会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定性的评估，是人们对生活满意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全面评价，并由此而产生的积极性情感占优势的心理状态。陈有真等（2009）认为幸福感是一个大的概念，既包含了人们的情绪反应，也包含人们对具体领域的满意度和一般生活满意度的整体判断，是衡量人们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指标。
根据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幸福感是人们对客观生活状况的主观反映，它与人们的客观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又反映了人们的需求和价值取向。
2有关不同农村居民群体幸福感的研究
吴静（2007）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农民工群体为对象测量其幸福感，得出几乎所有幸福感指标上农民工得分都低于总体平均分，且与其他职业群体的幸福感相比较，农民工在所处阶层、社会保障等方面指标的幸福感偏低；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最重要的还要从改善他们生活、工作环境做起。
吴丽等（2009）以杭州经济开发区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分析得出社会资本对健康、幸福感大体上有着正面的影响的结论，并提出要关注失地农民社会资本在失地农民安置体系的作用。
张金凤（2010）基于对山东省农村老年人的参与观察和访谈，从农村老人的主位角度出发阐释和研究幸福感，并认为保障老年人的尊重和幸福感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农村居民中分化出了一些特殊的群体，这些群体大多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幸福程度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实现。上述文献就针对这些群体做了一些有益的研究，不仅扩展了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研究领域，而且细化了研究对象，对以后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有的研究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①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进行考量，而没有考虑到这些群体的个体特征，不利于全面的考察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②现有文献多是针对某一特殊农村居民群体进行调查研究，缺乏与其他群体之间幸福感对比，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引入其他群体进行差异性比较，以更好地服务于政策的制定。
3对农村居民幸福感评价体系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朱成（2008）引入收入满意度这一综合指标研究收入与幸福的相关性，提出在研究农村居民经济收入增加对幸福的影响时，应该把收入的增加与负担的增加结合起来考虑，最后得出结论：①农村居民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②提高经济收入不一定能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二者不具有统计上的相关性，但经济发展是农村居民幸福的基础。
谢严明（2009）以云南玉溪红塔区为例，采用logistic二元逻辑回归方法，确定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并计算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建立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指标体系。该体系主要包括家庭微观环境、个体经济条件、村域宏观环境、个人特征变量等四个主体指标，并指出当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高有赖于衣食住行、安全需求等较低层次的有效满足，但未来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高应过渡到社交、自我尊重和实现等高层次需求满足上来。最后，作者还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提出将民主状况、家庭负债、家庭人口规模及结构、未来收入预期等列入这一指标体系。
王建等（2009）采用昨日重现法对四川、山东等三省四县农村居民日常活动进行调查，通过比较不同日常活动的净效应值量化主观幸福感。统计结果显示，休闲娱乐类活动主观幸福感最高，而不得不做的日常活动（干活、做饭、做家务等）主观幸福感最低，建议增加农村地区文化娱乐活动，提供一些高层次、有品位的娱乐活动，促进农村地区形成和谐、活跃的氛围。
现有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研究多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缺乏被调查者对幸福问题的主观描述，所以建议采取调查问卷和访谈结合的方式，以便于更直观的了解影响幸福感的各种因子及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
4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的研究
郑剑虹等（2007）构建幸福感阶梯量表，对湖北西部地区228位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村居民具有较高层次的幸福感，但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平均值低于中值水平。
王凡恩（2010）通过对河南省各市区调查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河南省农村居民幸福感偏低，幸福度总体平均分仅为66.17分，且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安春明（2011）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连续三年对吉林省农村居民幸福感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了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得出吉林省农村居民总体幸福感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由于没有统一的评价体系，所以对于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研究还相对较少，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这些研究也存在部分缺陷有待改进，如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一地区或群体，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更不利于将各地区和群体之间的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分析影响幸福感的因素。
5对农村居民幸福感问题的展望
纵观国内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问题的研究现状，虽然取得了一些喜人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现有文献大多针对某一特定时间点、特定群体的幸福感问题进行研究，缺乏对幸福感问题纵向的对比，所以未来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会由横向的比较式研究向纵向的跟进式研究转变。其次，目前对农村居民幸福感问题的研究多建立在国外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上，由于发展程度和文化背景等的不同，国外的研究成果中含有一些无法客观反映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项目和维度。未来，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研究应注意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带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感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Diener，e.，&Fujita，e.Resources，personalStrivingsandSubjectivewell-being：nomotheticandidiographicapproach[J].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96，68（5）.
农民问题研究篇9
关键词:城市化拆迁失地农民
中图分类号:F29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5-
城市化是人类从落后走向文明不可抗拒的铁律,在发展过程中也积存下许多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城市建设和改造而产生的房屋拆迁矛盾已成为我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仔细品味以往有关拆迁研究的文章,学者们普遍持一种“结构”解释的立场,即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是由于现有制度、法规或政策不完善导致的。从整体上来看,这类的研究往往政策性较浓,用的是从上而下的角度来看问题。另外一些学者则是从底层社会,被拆迁者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被拆迁者的群体特征出发来分析问题,被拆迁者用“民间的智慧”对强势群体所施加的压力给予回应,把被动局面转变成为主动用自己的形式来予以反抗和斗争。在这里,我们对关于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层被拆迁者的维权模式两方面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
一、现行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引发的问题
现行的农用地征用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的方面,学者们从土地制度角度进行思考,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土地制度所有权主体的错位、土地的归属权不明确、土地使用规则不确定。在这一问题上,马良灿从土地制度分析农民维权运动,国家与农民三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关于土地征用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特别指出了在众多学者谈论中,忽视了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原则和土地补偿中的“差别正义”原则。而李世平、江美丽、孙寒冰对失地农民的收入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国农民权利贫困的角度来来探讨征地补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此来解释农民贫困原因。
同时也有学者对政府征地这一过程进行分析解读,指出了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及实质。如周飞舟指出在土地征用和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积聚资金,“圈地”只是“圈钱”的手段而已。因此,土地征用和转让成为了地方政府新的谋财之道。
孙剑平把失去土地后的边缘农民根据社会基础不同划分为边缘农民a和边缘农民B,前者即农民身份兼工人或商人或食利者双重特征,被征用土地后所得的津贴补助成为他们更好的利用资源。后者则是农民兼无业游民,土地被征用之后他们依照原来的生活方式,没有计划的花完这笔补偿金之后陷入了绝对贫困。”笔者认为这样化分过于简单,由于不同地域农村的社会流动性和异质性存在差别,对于边缘农民的划分应有更系统的划分方式。
很多学者都在文章中分析地方政府、开发商和被征地者三者间的关系。李怀就是从现行的征地制度的缺陷和征地博弈过程中的地位不平等两方面写博弈过程根源,地方政府身兼博弈规则制定者和利益追求者双重角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寻租活动。
二、底层被拆迁者的反抗形式和维权模式
因征地而产生的矛盾是引发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主要原因,这种维权模式主要有三种,即“日常反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斯科特指出,农民反抗强权的方式不是大规模的叛乱和革命,而更多的是采用一些平淡无奇的日常武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诽谤、纵火和暗中破坏等。这种反抗不需要协调,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
周艳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把农民利益两种方式手段,即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手段和途径(如上访)和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手段(如集体对抗)兼顾来描述分析,最后提出要健全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最终达到社会最优状态。应星以草根行动者为研究对象,认为草根行动者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拓展了对“依法抗争”概念的理解,并批判了国内目前流行的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已进入“以法抗争”新阶段的观点。
失地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和维权方式,身处弱者的位置采用“韧武器”的长期反抗形式。折晓页在文章中解释了被征地农民“交换”的缘起和期内在的意义,在乡村社区的互惠伦理,以及农民的生存的保障道义。
参考文献:
[1]马良灿.土地征用中的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土地征用问题研究评述.贵州大学学报.2008(7).
[2]李世平.失地农民贫困现状缘于中国农民权利贫困――换个角度谈征地补偿制度.农村经济.2006(1).
[3]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社会学研究.2007(1).
[4]孙剑平.“边缘农民”生存状态的经济学分析.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17).
[5]李怀.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一个社会学解析.西北民族研究.2005(3).
[6]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2).
农民问题研究篇10
关键词：失地农民；就业；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失地农民，指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因工业化、城市（镇）化进程的需要被征用，得到了一定的经济补偿，失去土地有农村人转化为城市（镇）人的人员。【1】众所周知，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土地不断地被征用，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2000多万失地农民，按照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失地农民将超过7800万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将长期面临失地农民所带来问题的困扰，尤以就业难问题最为突出。
一、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必要性
1.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需要。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问题在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应该是非农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失地农民首当其冲的困难。工作是谋生的手段，没有工作，只靠一点土地补偿费用生活，很难为继，危及其生存和发展，因此解决好其就业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2.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因此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3.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付出了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陷入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困境，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经济补偿只能解决当前问题，并没长远考虑。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是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是长远的考虑，才能充分的体现公平正义。
二、当前失地农民就业难的原因分析
1.土地征用制度及补偿机制不健全、不完善。
一是现有土地征用制度对农民是不利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若要进入市场或通过转变用途而获得增值,只能先将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而后使用权才可以有偿出让，使其无法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相应收益,侵害了农民权益；二是土地征用补偿标准过低,不利于失地农民生存和创业。杨晓平在《经济观察报》曾经撰文指出，我国现行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并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也不考虑地区地价差异。
2.从个人角度讲，失地农民个人综合素质欠缺。
首先是文化程度偏低。失地农民大多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没读过书；其次，大多数的失地农民除了种地，没有其他的技能；再次，失地农民的依赖思想比较浓厚，依赖于土地补偿款，虚度时日，坐吃山空。大部分失地农民的素质和技能处于低水平层次,这是由计划经济年代实行的二元分割的就业体制造成的。
3.政府职能缺位，未给予足够的就业支助。
首先是政府缺乏足够的认识，特别是有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认为只要土地征了、赔付兑现了就可以完事了，并没有对失地农民做长久的考虑；其次，政府在失地农民就业中未能充分发挥其管理、引导、创造就业机会的职能；再者，由于基层政府村集体管理水平低下，思想观念落后，在利用留存征地款发展第二、三产业解决就业问题上，往往力不从心。三、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难问题的几点建议
1．完善现行的土地补偿机制和安置办法，积极探索多种安置保障方式。
当前,我们应该改革和规范征地制度,研究制定更加科学、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建立市场化的征地安置机制。征地补偿不应该是一次性的经济补偿，而是切实的从失地农民的实际出发，建立“一定经济补偿+参股入股当地企业+相应社会保障+就业安置”这样一个多位一体的新模式，为失地农民既解决当前困难又解决其后顾之忧。在制定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方面,必须科学界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以土地的市场价格为基础。既要考虑土地的实际最佳用途、级差收益,以及取消农业税后土地收益增加等因素,也要参考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准。现实中,土地价格应该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行为过程,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的实践活动【2】
2．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就业机会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因此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关键就要靠发展经济。首先，鼓励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税收、信贷的方面给予优惠。中小企业具有经营灵活、就业吸纳力强的特点,因此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于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是很好的途径；其次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有劳动密集、就业容量大的特点，其中一些职位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不高，可以提供一些人员就业。
3．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增强其竞争力。
首先，要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就业培训机制。提高失地农民自身的综合素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加强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导，注重实效，使农民能够真正的学以致用。其次，在培训时要有针对性。针对不同农民、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培训教育，使其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再次，采用多形式的就业技能培训。积极开展分类指导、定向、以劳务输出为主等的培训。
4．政府要积极为失地农民的自主创业搭建平台。
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应坚持两天腿走路。扩大就业的同时还要积极优化创业环境，鼓励农民自主创业。一是要鼓励失地农民兴办个体、私营企业。政府要降低失地农民创业门槛,提供工商、税务、信贷等政策优惠,降低创业成本,支持有一技之长的失地农民大胆创业；二是提高农民创业能力。政府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创业指导,帮助他们拓宽生产经营门路,提高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林添福，失地农民问题研究评述[J],生产力研究，2005，(9)：15-17。
【2】卢海元.土地换保障: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的基本设想[J].中国农村观察,2003(6)。
【3】陈美荣.城市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探讨.现代商业.2007,(18)。
【4】张治学.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探讨.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2)。
【5】魏敏.我国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策略.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