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劳动教育方案篇1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中等职业学校是指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并备案，实施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包括公办和民办的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职业技术学院附属的中专部和中等职业学校等。
第三条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一、二年级所有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主要包括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和因突发事件等因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三年级学生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获得一定报酬，用于支付学习和生活费用。
第四条国家助学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主要用于资助受助学生的生活费用开支，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500元。中央与地方分担的比例为6∶4；国家助学金地方分担部分，由省、市按3∶7的比例分担；市以下分担部分，按照学校的现行管理体制和财政隶属关系，市属中等职业学校由市财政负担；县（市）属中等职业学校由县（市）财政负担。
第五条国家助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定，按月发放。学校应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见附件1）及《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指南》（见附件2）随同入学通知书一并寄发给录取的新生。新生和二年级学生在新学年开学一周内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并递交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提供户口本原件，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或家庭所在街道民政部门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
第六条每年元月五日前，各县（市）和市属中等职业学校根据本县（校）中等职业学校本年度在校学生数及生源状况等，向市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市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设在市教育局）提出国家助学金预算申请，市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汇总后于1月20日前报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后于1月底前报省财政厅、教育厅及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审核。8月20日前，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将省财政厅、教育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审核下达的国家助学金分配名额及国家和省、市应分担的经费预算下达到各县（市）和各市属中等职业学校。8月底之前，各县（市）财政、教育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将上级下达的经费预算和本级财政应分担的经费预算以及国家助学金分配名额下达到所属各中等职业学校。
第七条中等职业学校要根据本办法和各地制定的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受理学生申请，组织初审，并将初审结果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见附件3）报至同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汇总；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将审核意见报同级财政、教育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同级财政、教育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及时向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和所辖学校批复审核意见。尚未成立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的地方，由教育部门按上述程序完成相关工作。
学校应于学生入学一个月内开始发放国家助学金。
第八条学校应按实际受助学生名单填写《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及时报送同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由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汇总后报同级财政、教育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市属中等职业学校和县（市）学生资助管理机构于11月10日前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表》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统计表》（见附件4）上报至市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市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于11月底前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统计表》上报至省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并报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备案。
全市使用国家统一建立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实行统一电子注册，为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的发放和管理提供支持。
第九条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实行学校法人代表负责制，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助学工作负主要责任。学校要制定本校国家助学金具体实施办法，设立专门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具体负责助学工作，要为每位受助学生分别办理银行储蓄卡，直接将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一律不得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为学生办理银行储蓄卡，不得向学生收取卡费或押金等费用，也不得从学生享受的国家助学金中抵扣。
中等职业学校要建立专门档案，将学生申请表、受理结果、资金发放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分年度建档备查。
第十条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要依法办学，规范管理，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学费，并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5％的经费，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减免、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要努力改善办学条件、稳定学费标准、扩大招生就业渠道、完善学生资助措施。
第十一条中等职业教育实行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校内奖学金、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学校减免学费等为辅的资助政策体系。公办学校每年应提取不低于事业收入5％的经费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减免、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鼓励各地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团体设立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奖学金，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助学贷款。
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要积极实行“绿色通道”制度，对携有可证明其家庭经济困难材料的新生，可先办理入学手续，根据核实后的家庭经济情况予以不同方式的资助，再办理学籍注册。
第十二条各级财政、教育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加强对国家助学金的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并接受审计、监察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的监督。要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学校对双注册学生（中专技校双注册、校校联合办学双注册）重复申请。对于中途退学的学生，学校要将信息及时反馈到同级财政、教育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停止支付其助学金。对弄虚作假、套取财政专项资金或挤占、挪用、滞留国家助学金的行为，将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将对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开展好、成绩突出的县和学校予以表彰。
家庭劳动教育方案篇2
内容提要:日本存在三类对非行少年的相应法律制度：刑事司法制度、少年保护与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少年法院在制度的连接与案件分流中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与严重违法案件的对应制度可两分为刑事司法系统之内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案件的处理与分流成流线型。最终进入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案件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案件。通过对于中日两国实然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的比较得出结论：制定和实施具有司法法性质的少年法是实现少年司法制度独立的关键。
一、日本少年案件的处理流程与矫正
（一）规范的对象
日本少年法与少年司法制度规范的对象被称为“非行少年”。非行少年包括犯罪少年、触法少年与虞犯少年。犯罪少年与触法少年在实施了触犯刑法的行为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不过，日本刑法第41条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的行为，不受处罚。”根据此规定，少年法把可以成为刑罚对象的14周岁以上不满20周岁的“犯罪少年”与不能被课予刑罚的不满14周岁的“触法少年”作了区分。与“犯罪少年”和“触法少年”不同，“虞犯（有犯罪倾向的）少年”，并没有触犯刑法，而是有被称作“虞犯（有犯罪倾向）事由”的一定品行，并且，根据他的性格或环境，将来可能会犯罪，或具有触犯刑法的危险性（我们称其为“虞犯性”）。
（二）规范的相应制度
在日本存在三类对非行少年的相应法律制度：对非行少年课予刑罚的制度（以下称“刑事司法制度”）、课予保护处分的制度（以下称“少年保护司法制度”）和实施福利性措施的制度（以下称“儿童福利行政制度”）{1}。
日本“儿童福利法”独立于少年法，这部法律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是“儿童”。同少年法一样，该法以“培养儿童健康成长”为目的，其组织机制是，由都道府县知事以及接受其委任的“儿童相谈所长（儿童咨询所负责人）”等行政机关来决定各项“福利性措施”。接受这类福利性措施的儿童，大多是有身心障碍的儿童、孤儿、被虐待儿童等没有做过越轨行为的儿童，但未满18周岁的越轨少年也可以成为儿童福利法的保护对象。
（三）少年案件的分流
当少年案件的实施人为触法少年或虞犯少年时，儿童福祉法规定的措施被优先考虑。家庭法院接到由各都道府县或者儿童咨询所移送的少年案件，可以决定审理。如果行为人是14周岁以上的虞犯少年，原则上发现少年案件的人必须通告家庭法院。但同时对于未满18周岁的虞犯少年，警察或者保护人认为比起直接移送家庭法院或者通告家庭法院，通过福利措施来处理更为恰当时，可以直接通告儿童相谈所。
当少年案件的实施人为犯罪少年时，除了违反道路交通法而需要交纳罚款的场合之外，对于可能涉及罚金以上刑罚处罚的犯罪嫌疑案件，警察将其移交给检察官。检察官如认为有犯罪嫌疑时，或者虽然认为没有犯罪嫌疑，但是认为有理由应当将案件移送家庭法院的，该案件必须被移送家庭法院。移送时可附有关少年处遇意见。
（四）以家庭法院为中心的处理程序
1．家庭法院的调查与少年鉴别所的鉴别。家庭法院在接到由检察官等移送的案件，必须对该案件进行调查。可以命令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对该少年、保护人或者参考人进行取证调查，也可以将少年移送少年鉴别所，要求进行资质鉴别。
根据调查结果，家庭法院认为儿童福祉法规定的措施已经足够时，必须将该案件移送各都道府县行政机关或者儿童咨询所。认为不能开庭或者不适合开庭审理的，可以通过不审判的命令来结束该案件。如果认为应当开庭审理的话，可以做出开庭审理的决定。
2．家庭法院的审判。家庭法院审判通常实行独任制，如果认为需要由合议庭来进行审理的，则由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审判是非公开的，开庭之日传唤该少年及其监护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出席。审判可以允许少年的亲戚、教师以及其他认为可以列席的人旁听。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检察官也可以出席审判。检察官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对证人进行讯问、可以对少年提出问题，请求证据调查，陈述意见。
3．少年案件的审理结果。少年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可分为，审判不开始决定、不处分决定、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的决定、移送到检察官处理的决定、保护处分的决定。
审判不开始决定是指最初就决定不开始审判。不处分决定，即开始审判，但不处予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移送到检察官处理、保护处分中的任一处分。
根据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的判决，案件被转移到儿童福利行政系统。以厚生劳动省管理的机构为中心的儿童福利系统，与少年保护司法系统相比，法律强制力更低。
移送到检察官处理的决定，也被称为“逆送”。因为，审判的结果是把从检察官移送到家庭法院的“犯罪少年”的案件，再次移送到检察官那里。通过移送到检察官处理的决定，“犯罪少年”的案件被转移到少年刑事司法系统。少年刑事司法系统基本等同于对成人的刑事程序，与少年保护司法系统相比，更具有法律强制力。
（五）家庭法院分流后的处理与执行
1．移送到刑事司法系统的案件。检察官接到家庭法院逆送回来的案件，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系统，原则上必须提起公诉。案件程序几乎与成人案件程序相同。但是，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应当采取保护处分的，以该决定为准，案件将再次移送到家庭法院。
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少年，应当判处死刑的，处以无期徒刑。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即使应当处以无期徒刑的，可以处以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有期刑。对于少年应当处以3年以上的长期有期刑之时，在该刑期之内，处以不定期刑（不定期刑分为长期刑与短期刑，短期刑为5年以下，长期刑不得超过10年）。
2．保护处分的执行。保护处分分为保护观察、移送到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儿童养护机构、移送到少年院这三种。
（1）保护观察。保护观察是指，使少年在社会中正常生活，进行指导监督、制定生活的目标和指针，同时提供就业援助和住宿，以此促进其改过自新的制度。是在社会内处遇的一种形式。保护观察自身除了作为保护处分的一种形式，在少年从少年院假释、也包括成人从监狱假释时，也会执行附带保护观察的假释。
（2）移送到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儿童养护机构。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儿童养护机构都是厚生劳动省管理的儿童福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的援助定位于对未满18周岁的儿童开展为使其自立的援助。在这些机构里，不仅有因为保护处分送来的儿童，还有通过儿童问题咨询所送来的受虐待儿童。特别在儿童养护机构里，后者更多。因此，与少年院不同，这是相对开放的机构（例外的是，国立的儿童自立支援机构里，也有一些限制儿童行动自由的采取强制措施的设施）。
（3）移送到少年院。少年院是收容从家庭法院移送过来进行保护处分的少年，以及在少年院里接受刑罚的少年，对其进行矫正教育。在少年院的处遇，是机构内处遇的一种形式。少年院基于“个别处遇计划”，积极设法使处遇个别化和分类处遇。少年院分为初等少年院、中等少年院、特别少年院、医疗少年院四种，
少年院与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在基本的方法上存在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少年院采取“一边养育一边纠正”的方式，儿童自立支援机构采取“在自然成长中加以纠正”的方式。正如过去把它们分别称为“矫正”院和“感化”院那样，存在着使用外力进行教育和依托儿童自身进行教育的不同之处。
综上，日本少年案件的处理流程与矫正可用下图表示：（略）
二、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或越轨案件的处理流程与矫正
（一）规范对象与规范制度
中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或越轨、严重不良行为案件的规范对象可概括为两分法，即刑法之内与刑法之外。
刑法之内，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遵循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和刑法分则关于各种犯罪的规定。这一部分，相对应日本少年法中“非行少年”三种类型之一的“犯罪少年”。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刑法之外，对未成年人越轨或严重不良行为案件的处理方式可归纳为：
1．收容教养。我国刑法第17条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8条规定，未成年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收容教养的对象为行为触犯刑法，但按照刑法规定不够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相对应日本少年法中“非行少年”三种类型之二的“触法少年”。14周岁以上的触法少年属于收容教养的规范对象，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一般不予收容，除非其行为非常恶劣，并且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公安部门批准。
2．劳动教养。关于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较有争议，它既不是一种刑事处罚，也不是一种治安管理处罚，更不是简单的教育挽救措施，而是介于刑事处罚与治安管理处罚之间的具有强制性的、独立性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2}。可以说劳动教养主要是对应成年人的制度，在少年矫正领域，规范对象为16周岁以上的人。
3．治安处罚。治安处罚是一种行政处罚，具体规范对象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未成年人违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的一般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可能成为治安处罚的对象。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4．收容教育。收容教育是对实施卖淫、嫖娼行为的人可以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年满14周岁到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在规范之内。收容教育期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组织文化学习以及生产劳动。收容教养后仍不思悔改再次卖淫嫖娼的，由主管劳动教养的政府劳教委员会裁定劳动教养。
5．强制戒毒。强制戒毒被认为是一种保安处分{3}，对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人员可以采取的强制教育与在治疗措施。未成年人作为毒品依赖者也可以成为这种强制医疗的对象。如果戒毒后再次复吸的，裁定劳动教养。
6．工读学校。工读学校是对有违法、轻微犯罪行为和品行偏常的未成年中学生进行有针对性教育的半工半读学校，是普通教育中的特殊形式。工读学校招生的对象是已满12周岁到不满18周岁客观上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少年。现在工读学校入学的程序由原来的按照严格的审批程序改变为由家长、学校、工读学校三方面相互协商一致后决定{4}。
7．福利保护措施。是由政府民政部门及主管的福利机构对市区失去养护教育、流浪与社会上的孤儿收容抚养的教育措施。
8．社会帮教。社会帮教既不是行政处分，也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一种群众性、社会性的帮助教育手段。帮教对象可由学校、单位、街道、居委会、村委会及家庭商定。
从上述实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越轨或严重不良行为案件的处理方式上看，可将规范制度两分为刑事司法系统与刑事司法外系统，即行政系统。
（二）未成年人案件的分流与处理
1．公安机关的分流与处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8条规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是指：（1）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2）刑法规定由政府收容教养的案件；（3）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予以劳动教养的案件；（4）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规定，予以治安处罚的案件；（5）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收容教育案件；（6）18岁以下未成年人强制戒毒案件。其中（1）中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2．检察机关的分流与处理。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以及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案件，如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分开办理。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应当充分阐述未成年被告人构成犯罪以及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和法律依据。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3．法院的审理与分流。对于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人民法院判决未成年被告人有罪的，宣判后，由合议庭组织到庭的诉讼参与人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如果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以外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或者教师、公诉人等参加有利于教育、感化未成年被告人的，合议庭可以邀请其参加宣判后的教育。判决宣告少年被告人无罪或免除刑事处罚，如果被告在押的，当然应立即释放。但同时刑法第17条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8条规定，未成年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
（三）少年案件分流后的执行与矫正
1．刑罚的执行。我国刑法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有期徒刑与成年犯罪人分开，由未成年人管教所来进行教育改造。无期徒刑，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除非罪行极其严重的，一般不适用无期徒刑。拘役刑在拘役所执行。管制刑，交由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改造。关于财产刑对未成年人的适用，一般不判处没收财产。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判处罚金。关于资格刑，除刑法规定“应当”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如果对未成年人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
2．非刑罚的方法。对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理方式有：赔偿经济损失和赔偿损失；训诫、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收容教养，家长、监护人管教；强制医疗；没收；劳动教养，送至工读学校、社会化矫正与帮教措施等。
三、从中日少年案件的实然分流与处理程序看少年司法模式
（一）分流少年案件的主体
通过实然的少年案件流程图描绘，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非行少年案件对应的三种制度系统，即刑事司法制度、少年保护司法制度、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其中以少年保护司法制度系统为中心，处理与分流少年案件的主体主要是家庭法院，由家庭法院进行系统间的分流处理，尤其是可以逆送返回检察院，重新在刑事司法系统提起公诉。
而我国实行流线式分流，一般先由公安机关区分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严重违法案件，再由检察机关通过起诉与不起诉决定分流，最后由法院通过审判再次分流，判予刑罚处罚或非刑罚处罚等措施。这种分流方式基本上是两分的，即刑事司法系统之内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即使在具体程序与处罚上，对于未成年人有区别于成年人的保护规定与措施，但整体程序仍依附于成人刑事司法系统。
（二）案件分流的模式取决于规范对象的差异
在日本少年法中规定的规范对象非常明确，即三种类型的“非行少年”，出于保护少年、有益于少年健康成长的目的，对这些少年的处理措施，采用“保护主义优先”，同时保护措施在司法系统（家庭法院为主导）内监督实施。家庭法院在承担传统司法的审判职能外，还肩负着教育与感化的职能。如家庭法院调查官，属于处理家庭案件以及少年案件的家庭法院，以法学、人类行动科学的各种知识为基础，承担着调查家庭内纠纷和少年越轨背后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的任务。
我国的少年刑事司法依附于成人刑事司法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的是涉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这个系统之外的为严重违法案件，这种二分法使得大多数相对于日本的触法少年、虞犯少年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多数由公安机关处理，无法得到司法正当程序权益的保障，同时如劳动教养、强制医疗等严重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基本上适用成人的规定。
经过流线式分流最后进入刑事司法系统处理的案件仅为“非行”少年案件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从犯罪学标签理论的角度看，有利于越轨少年避免受到刑事标签结果的不良影响，但落实到个体权益上，由于公安行政权相对于司法权的任意性和目前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等措施的严重性，脱离司法视野的未成年人的权益很难充分保障。案件分流的模式取决于规范对象的差异，日本少年保护司法系统独立且关联于刑事司法系统，将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及其有犯罪倾向的虞犯少年都置于规范视野之中，案件处理以家庭法院为主导，处理手段保护处分优先，属于储槐植教授所概括的“严而不厉”的模式，而我国将犯罪以外的越轨或严重违法行为拒之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客观上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但同时由于司法外的行政处理没有相应明确的法律规范，对少年的处理容易或重或轻，从保护权益与预防再犯的角度来看有失公正与效益。
（三）少年司法的独立关键于司法法的存在
司法法以裁判为特点。在法律的规定上，采取独立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的立法形式。这种立法形式是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标志和关键所在。首先，从立法上看，少年司法制度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司法制度，是有关少年违法、犯罪的法律、法规必须是独立的。这是把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看作与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存在本质上不同的逻辑上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的外部表现。这种独立是实质性问题的需要，而不是形式问题上的需要。其次，如果说有关少年法的独立性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实质要求，那么，少年司法制度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司法制度，不仅需要有特殊的实体法的规定，更为关键的是要有程序法的规定。只有具备了程序法的规定，才能使少年法成为一种司法法，具有裁判性，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少年法就不可能成为司法法，不可能形成为司法制度。因此，少年法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方面，程序法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低估的。没有独立的少年程序法规定，就没有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就是这样的司法法{5}
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差异关键在于具备司法法特征的少年法的有无，没有少年法的支撑，少年司法难以从成人刑事司法从独立出来。缺乏少年法的制约，处理少年案件的行政权力难以得到制约。缺失少年法，在保护少年权益与预防少年再犯两方面，无法实现长期的公正与效率。
尽管西方存在关于少年法院的存与废之争，少年法在严刑与宽容两者问动摇，少年司法在司法与矫正间推移。从实然中日两国的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比较结果角度，笔者认为，少年案件的处理主体应主要由家庭法院来完成，包括不负刑事责任的触法少年和有犯罪倾向的不良少年都应纳入司法规范的视野，少年司法不仅应在具体程序和措施上区别于成人，更应独立于刑事司法系统，而这些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在刑事系统中的基层实践或局部试点，而在于全国统一的明确的少年法的生成与适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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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劳动教育方案篇3
关键词：教育；家庭
近几年来，公安机关查获的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每年均超过15万人。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已占到犯罪总人数的14%左右。我市近十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全市法院2005-2010年共审理并生效未成年人犯罪347人，占这期间刑事案件生效总人数3419的10.15%，其中2005年39人，占同期刑事案件生效人数的7.83%；2006年48人，占同期刑事案件生效人数的8.32；2007年50人，占同期刑事案件生效人数的10.06；2008年88人，占同期刑事案件生效人数的11.56；2009年79人，占同期刑事案件生效人数的12.38；2010年上半年43人，占同期刑事案件生效人数的9.6%。未成年人犯罪率的增长，除了学生自己、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因素的不良影响以外，家庭不良教育和影响也有不可忽视的因素。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人生最初的知识都是从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中得来的，俗话“一岁看小，三岁看老”正说明了家庭教育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到子女的一生。子女的性格、道德品质、理想情操的形成，都与家庭教育、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家庭良好的教育和环境在子女成长历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家庭教育作为子女最初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对子女一生的成长与成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家长，在对子女的教育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一、家长应当在品行上成为子女的楷模
一般情况下，一个结构完整的家庭，即使是残缺或者离异的家庭，但只要留下的或者后来补充的家庭成员都能做到品行端正，待人真诚，以情感人，给子女以真挚的爱，子女一定会愉快生活、健康成长。青少年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生理和心理特征，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模仿能力也十分强，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行为习惯。父母应当高度重视家庭对子女的影响，应当把培养人格健全、品格高尚、心理健康的孩子作为自己首要的职责。从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如果家长心胸开阔、自强不息、勤俭朴素，乐于助人，这样，善于模仿的儿童就会从家长良好的性格和优良的生活习惯中规范自己的生活和行为，对优良的品德的形成会产生有效的作用；反之，子女如果在家庭中得不到应有的关怀和温暖，“家”对他们来说就成了“枷”，会迫使子女选择离家出走，严重影响他们建康成长，如果这一时期受到社会上不法之徒的教唆或者引诱，青少年就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二、家长应当在学习中成为子女的表率
现在提倡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作为子女第一任老师的家长，应当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养，不断追求新知，以适应培养后代的需要。如果家长文化水平低下，工作业绩平淡，精神生活空虚，整日“垒长城”、“挖坑”，有甚者让子女当旁观者，三缺一时间或让子女做“最佳第六人”，毫无疑问，这样的家庭教育环境，显然不利于子女培养子女追求知识的兴趣。新课改下，为了使子女学业有成，家长也应当学习教育新理念，在教育子女过程中应当讲究科学的方式和方法，尽量多与子女相处、沟通，尊重子女的个性，对子女不要过分溺爱。同时，家长自己也应当乐学、善学，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和知识，提高教子能力，与子女一起成长。
三、家长应当在心理素质上成为子女的熏陶
不同家长的心理素质一定会形成不同的家庭气氛，也会使子女在家庭环境中形成不同的心理特征。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最初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是家庭，如果家长具有开朗大方、善于交往、处事果断、心直口快、待人热情、工作认真、责任心强等良好性格，子女就会从中受到良好的熏陶，从而形成活泼、开朗、谦逊、自信、大方、正直、诚实、果断、坚毅、热情等良好的性格；如果家长具有心情忧郁、虚伪、偏见、妒忌、自我克制差等不良性格，就会对子女的心理建康带来不良影响，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子女要么形成悲观失望、软弱怯懦、恐惧孤独的不良性格，要么形成情绪不稳、喜怒多变、脾气急躁、草率粗心等不良性格，如任其发展不加以下去，有的甚至会因为这些不良的性格的影响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家长应当在遵纪守法上成为子女的榜样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望子成龙”、“母盼女成凤”的心情人皆有之。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家长“爱幼”尚能做到悉心呵护、精心培育；可是“尊老”，许多人就不能做到言行一致，有的嫌弃老人，为赡养老人兄弟互相推诿，有甚者打骂老人，致使老人沦落街头，轻则挨冻受饿，重则上吊服毒，《墙头记》虽然是虚构的，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还少吗？这种作法，不但违背了《公民道德基本规范》，也走上违法犯罪之路，而且也给子女带了一个坏头。青少年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特殊时期，各方面还不够成熟，自我判断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不强，易受社会不良因素的诱惑，或沉迷于网络游戏，或追求时髦，追求个人享受，自我为中心，并产生厌学的心理，这些不良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中学生道德品德的形成，不利于中学生的身心健康。作为家长应当学法、知法、守法，逐步提高法律素养，增强法制观念，同时也应当注重对子女加强法制教育，使子女从小便崇尚法律，学习法律，养成良好的守法习惯。
五、家长应当在勤劳俭朴方面成为子女的示范
家庭劳动教育方案篇4
2019年以来，我校扎实开展办学规范大落实、突出问题大整改、教师全员大家访活动（以下简称“三大活动”），有效提升了教育群众满意度。为进一步巩固提高我校教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更好的满足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按照市、县教育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经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将继续开展2021年度“三大活动”，为使活动卓有成效，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促进教育系统干部职工、教师队伍作风转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获得感，努力办好更加公平、更有质量、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基本原则
1．坚持规范办学。将2021年定为办学行为规范提升年，将基本办学行为作为立校之本。依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办学行为规定，逐条逐项对照标准找差距、改问题、促提升。
2．坚持问题导向。多渠道听取民意，查实找准突出问题。自始至终着力解决问题，以整改行动开局起步，以问题整改完善提升注入动力，以整改成效交出答卷。
3．坚持精准发力。聚焦工作细节，精准提升，分类包保要精准、逐人施策要精准、家访备课要精准、问题整改要精准、家访成效要精准、学生信息要精准、家校沟通要精准。
4．坚持领导带头。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参加活动，亲力亲为，上级带下级、主要领导带班子成员、领导干部带一线教师，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三、主要内容
(一)、办学规范大落实
认真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和教育教学管理规范，落实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落实国家和地方课程方案，落实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和管理规章制度。
1．严格落实免试就近入学政策。严格落实《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鲁教基函〔2021〕9号），科学划分学校招生片区范围。对于招生片区范围有调整的，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提前进行研判分析，综合制定工作方案预案。严格按照公布的招生片区或范围进行登记入学，不得通过笔试、面试、面谈、考察或擅自附加其他任何条件招生，不得跨区域、跨范围招生，不得在开学前后采取考试方式分班。
2．严格落实办学条件标准。通过均衡师资配置，实现教师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全面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消除大班额。严格按照规定班额招生，坚决杜绝新入学年级产生新的大班额现象。
3．落实五育并举。坚持德育为先，将德育内容细化落实到各学科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中，融入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全过程，建立心理健康问题学生的筛查、识别和干预机制，健全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档案。提升智育水平，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实施教学，确保全部学生达到国家规定各学科学业质量标准，加强因材施教。强化体育锻炼，保护学生视力健康，每年至少举办1次学生运动会，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校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确保学生达到体质健康合格标准，掌握1至3项运动技能。增强美育熏陶，每年至少举办1次学生全员参与的校园艺术展演活动，培养每位学生学会1至2项艺术技能。加强劳动教育，落实劳动教育课时，开展劳动教育和劳动实践，建立学生值日制度，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4．严格规范日常考试。一律不得组织入学分班考试，严禁划分重点班、普通班或快慢班，全面推行零择班、阳光分班。每学期不超过2次统一考试。全面实行等级评价，不以任何方式公布学生成绩及排名。
5．加强作业布置管理。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分年级统筹作业布置。平均不超过90分钟，初中学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周末、寒暑假、法定节假日也要控制书面作业时间总量。鼓励布置分层作业、弹性作业和个性化作业，科学设计探究性作业和实践性作业，探索跨学科综合性作业。教师要对布置的学生作业全批全改，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强化作业批改与反馈的育人功能，通过作业精准分析学情。
6．加强学生手机管理。落实“济宁市学生手机管理规定”，学校应当告知学生和家长，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学校应将手机管理纳入学校日常管理，制定具体办法，通过设立校内公共电话、建立班主任沟通热线，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
7．加强学生睡眠管理。初中生应达到9小时；初中一般不早于8:00，初中生一般不晚于22:00。个别学生经努力到就寝时间仍未完成作业的，教师应有针对性帮助学生分析原因，加强学业辅导，提出改进策略，如有必要可调整作业内容和作业量。教师要关注学生上课精神状态，对睡眠不足的，要及时提醒学生并与家长沟通，指导学生统筹用好回家后时间，坚持劳逸结合、适度锻炼。指导家长营造温馨舒适的生活就寝环境，确保学生身心放松、按时安静就寝。
8．规范教材教辅和进校园读物管理。坚持在国家和省定目录内选用教材和教辅，坚持“一科一辅”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强迫学生订购教辅材料。不使用未经审定的教材。不得强迫学生和家长购买课外读物，严禁问题读物进入校园。
9．严格规范课程开设。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课程设置要求，开齐课程，上足课时，要保障开全开齐音乐、体育、美术、综合实践、安全教育、传统文化等课程。
10．严格学校安全管理。加强平安校园建设，建立健全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机制，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深入开展校园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完善学校安全责任清单，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防范措施，及时整改各类问题隐患。义务教育学校全部开设安全教育课，落实“每日一提醒”“1530”安全警示教育制度，每月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推进“法治进校园”，加强预防欺凌宣传教育，持续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并通过家访、家长会、家校微信群等形式，经常向家长宣传学校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的情况。完善人防物防技防，推动专职保安员、封闭化管理、一键报警和视频监控配备、护学岗建设“4个100%”达标。
11．严格治理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将教师签署的《拒绝有偿补课责任书》在学校、班级醒目位置公示，在学校门口设置有偿补课举报电话公示牌。对所有在职教师进行全面排查，一经发现，立即制止，严肃处理。对认识不到位、工作不力、出现严重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
（二）、突出问题大整改
1．整改教育公平方面的问题。农村学校管理水平落后，教师流动性大，师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2．整改教育精准扶贫方面的问题。对适龄儿童失学辍学的，要及时有效地组织劝返；严禁残疾儿童教育关爱工作不到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未资助或未资助到位的现象发生。
3．整改学校管理方面的问题。严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重视程度不够、乱收费、强制或变相强制、指定订购教辅材料，收取赞助费或赞助物品、对转出学生收取管理费等现象发生。根治学校环境卫生脏、乱、差现象。
4．整改家校沟通方面的问题。整治学校、教师未按规定进行家访，或以电话访、到校访代替登门访，沟通方式少、频次低、态度差、实效性差，家校沟通机制不畅通，家长的意见、建议得不到及时反馈、教育政策和学校工作未能及时充分地传达给家长，家长对学校和教育工作存在误解等现象。
5．整改安全管理方面的问题。整治学校存在的安全“一岗双责”责任制不完善，安全制度及安全档案还不标准、不健全、保安配备不足，物防、技防配备不达标，防火、用电、校车隐患整治不彻底。
6．整改教师管理方面的问题。在职教师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对学生尊爱关爱程度不够、敬业心不强、备课不充分、上课不认真、课后辅导不及时、作业批改不全面、教育理论素养和教学技能水平有待提升。
7．整改教师纪律约束的问题。学校对教职工纪律约束不严，教师通过课堂或网络等公开发表不当言论。
（三）、教师全员大家访
1．健全工作制度。学校要建立“校长带头、中层示范、育人导师为主体、全员参与”的家访工作机制。落实家访工作方案，开展家访培训。结合全员育人导师制建设，推动非班主任教师对所联系学生和所任教学科学习困难学生进行家访。明确家访工作的周期和次数，实现每名学生每学年内至少接受一次入户家访。
2．做好访前准备。要根据学生个体情况，明确家访目的，精心设计家访内容。要通过任课教师及班级同学，广泛收集学生在校情况，包括课堂表现、完成作业、参与活动、学业成绩、同学相处等日常表现。对于特殊情况的学生，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家访策略。根据家长的工作和居住状况，提前与家长商定家访时间。
3．科学设计内容。家访时要全面了解学生在家表现、家庭情况和家庭教育情况，给予学生发展指导和家庭教育指导，特别是对学生思想道德、心理健康、勤俭节约、体育锻炼、劳动教育等方面进行引导，形成家校共育合力。要对学生在校情况进行客观评价，向家长介绍学生取得的成长与进步。针对学生出现的问题与不足，从关爱学生的角度出发与家长一起商讨解决方案和改进措施。
4．落实普遍家访。家访方式应根据实际，尊重家长意愿灵活确定，注重集中家访与日常家访、全面家访与重点家访相结合，加强家校沟通。在此基础上，灵活选择家校沟通方式，班主任每年入户家访一次。
5．突出重点家访。在对全体学生有基本了解的基础上，筛选重点家访对象，“一生一案”制定重点家访工作方案。对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家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失学辍学学生家庭、随班就读残疾学生家庭、对学校有个性化诉求的家庭等，要列入重点家访对象，每学期至少入户家访1次。必要时，应邀请相关部门人员进行联合家访。
6．客观做好记录。家访记录是学生成长档案的组成部分，反映教师育人的痕迹，是做好学生工作的基础。家访人员要及时整理家访记录，通过多种形式对家访效果进行持续追踪，评估家访效果是否明显、改进措施是否落实，并及时调整和改进培养方案。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家访管理、创新家访形式、做好家访记录，努力实现家访高效化、实效化、科学化。
7．保护家庭隐私。家访是对学生和家庭的深入了解，对于学生身心疾病、家庭收入、父母婚恋等相关隐私必须严格进行保护，不得在任何场合随意议论学生家庭隐私。在作为家访案例介绍或典型经验交流时要隐去学生家庭隐私信息。
8．守好廉政底线。家访是学校教育活动的延伸，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合作的重要内容。家访工作人员要带着真心、爱心和耐心走进家庭，让学生和家长感受到学校和教师的关爱。家访教师要廉洁自律，不得向家长推荐、推销教辅材料或其他收费服务，不得收受或索要财物，不接受家长的吃请，时刻保持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
9．落实全员育人责任。各校要认真制定全员育人导师制方案，以育人导师为主体、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分组，明确家访注意事项、时间节点、责任分工和家访内容，提高家访质量，覆盖学校所有学生。
四、实施步骤
活动共分四个阶段。
（一）启动实施阶段（6月16日-7月6日）
结合我校教育实际，制定“三大活动”方案，召开全校“三大活动”动员会，对“三大活动”全面安排部署；制定全员育人导师制，指导家访培训；开展自查自纠，制定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整改时限等。
（二）整改落实阶段（7月7日-8月31日）
“三大活动”推进家长教育和家庭教育，凝聚家校合力；加快学校建设，均衡配置学位资源，确保招生入学工作有序进行，不产生新的大班额，做好家访工作。
（三）集中冲刺阶段（9月1日-10月31日）
以育人导师为主体，以学科老师为补充，分类别进行重点家访，进一步细化措施，家访前充分备课，确保家访对象信息精准。
（四）巩固提升阶段（11月1日-12月31日）
进行查缺补漏、完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突出问题，形成一系列规范办学行为、加强学校管理的制度性成果。同时，制定下一年度家访方案，完善全员育人导师制方案，助推家访工作常态化的进一步发展。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学校成立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切实担负起对本单位“三大活动”的领导责任。
（二）精准制定方案。结合校情、生情，细化落实措施，明确办学规范，精准制定活动方案，确保每项工作有人负责、每个学生都有老师包保、每个问题都能跟踪到底。
（三）加强宣传引导力度。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网络、微信等载体，积极宣传推广学校在落实办学行为、整改突出问题、开展家校共育等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传播正能量，树立新风尚，扩大活动的社会效果。
家庭劳动教育方案篇5
【关 键 词】劳动教养/实践/制度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创立于1957年，迄今已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40多年来，这项制度在预防犯罪和改造违法人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公众对民主法治要求的日益提高和对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的日益关注，劳动教养制度因其法理上的矛盾、程序上的欠缺以及实践中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注：从法理上看，许多学者认为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不明，有的认为是行政处罚，有的认为是刑事制裁；在程序上，认为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较长时间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裁措施，却由公安机关作出决定，且缺乏保障劳教人员人权的有效手段；实践中公安机关滥用权力、侵犯人权的现象屡有发生等等。)
目前，理论界在劳动教养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存废之争。笔者认为，决定一种法律制度存废的根本原因是该项制度所要解决是问题是否还有存在之必要，而不是理论家的观点。劳动教养制度所要解决的特殊人群(有违法行为而不构成犯罪且具有相当社会危险性的人群)的改造和矫治问题，这一问题目前仍然具有存在的现实性和客观性。“即使在劳动教养受到广泛批评的今天，大多数学者仍承认劳动教养制度建立和存在所要解决的问题，即劳动教养所满足的治理违法犯罪行为的社会需要是合理的。”(注：张绍彦：《第一次劳动教养立法理论研讨会综述》，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3期。)因此，即使对这类特殊人群改造和矫治的制度不以“劳动教养”称之，而冠以他名，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所以，在劳动教养问题上，重要的不在于是存是废，而在于如何完善这一制度。
法律制度的完善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进行。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使理论完善，解决的是一项制度的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等实体正义问题，即使制度能够“名正言顺”。目前理论界对劳动教养制度的研讨多停留在这一层面；在形而下的层面上，是具体制度(或曰措施)的完善，解决的是制度的可行性、有效性、完整性等程序正义问题。对劳动教养这一方面的研究，目前理论界尚为数不多。
实体正义的实现有赖于程序正义的保障，程序正义的设立要符合实体正义的要求，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劳动教养制度的程序正义，即具体制度的设计问题。这些具体制度的设计，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应以人为本，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作为工具使用，在此基础上寻求人权保障和社会保障的平衡；
第二，任何人不经过“正当程序”，都不应该被剥夺任何应享有的权利，当代宪政化所要求的“正当程序”要贯穿于劳动教养的各项制度中；
第三，人不应该被岐视性的对待。个人的尊严与他人的身份和行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那些行为有瑕疵的人理应受到应有的尊重；
第四，任何国家权力都应有一个清晰的边界，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都不应无限扩张而不受监督和节制。国家机构之间应存在相互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以防止权力的侵略性和扩张性侵犯公民的权利。
这些实体正义的要求，概括而言就是要合乎现代法治和宪政的要求，充分保障人权，在社会保障和人权保障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二、制度设计构想
劳动教养的运作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侦查、审判阶段、执行和管理阶段以及劳教安置阶段。目前，劳教安置的有关制度相对比较完善，而前两个阶段的问题比较多，主要是侦查审判没有纳入司法审判程序，执行和管理制度欠缺，且整个劳教过程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因此，对劳动教养的制度设计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司法审判制度；二是建立和完善劳动教养执行和管理制度；三是健全劳教养监督和救济机制。
构想一：劳动教养的司法审判制度
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收容审查制度，存在许多弊端。根据国务院转发的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均由省、自治区、直辖城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审查委员会审查决定，而对于审查的具体程序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由于劳动教养委员会不是一个办事实体，因此劳动教养的审批权实际上由其承办机关——公安机关行使了，从而形成了公安机关自己办案、自己判案的情形，这虽然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却违背了国家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极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对劳教人员权利的侵犯。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任何人都不能给自己设定权利，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现行劳动教养实践中公安办案、公安审批的做法，显然与此相违背。同时，最长可达4年的剥夺人身自由的惩罚不经司法审判而由公安机关作出，也是与现代法治要求和人权保障要求相违背的。因此，建立劳动教养的司法审判制度，将劳动教养纳入法治轨道，是十分必要的。“劳动教养的司法化是中国劳动教养立法起码必须解决的问题，……不论劳动教养立法最终确定是行政处罚还是行政措施，是刑事处罚还是保安处分，或是独立的教养处遇，司法化是劳教立法不可突破的底线，是劳动教养制度不可突破的底线，是劳动教养制度非改不可的根本原因之一。”(注：张绍彦：《第一次劳动教养立法理论研讨会综述》，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3期。)
对审理劳动教养案件的司法程序的选择，学界有3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主张保安处分化，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设计适用于我国的保安处分程序；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化，按照刑罚化、刑事处分的性质，在现有的刑事处分程序的基础上，建立劳动教养适用的刑事简易或简便程序；三是行政程序化，在改造现有的行政程序的基础上，建立劳动教养的行政程序。
笔者认为，以上3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以保安处分程序处理劳动教养案件，只能将一部分人纳入进来，而对于劳动教养主体部分的两种人，一是够刑事处分不作刑事处罚者，二是比治安违法重而不够刑事处分者中，都存在不具有适用保安处分应具有的社会危险性和人身危险性的人，所以缺乏适用保安处分的法律基础。而且，我国目前的刑法并未采纳保安处分制度，也缺乏相应的程序规定，因此实践操作起来势必会困难重重。
第二，以刑事司法程序处理劳动教养案件，一则劳动教养人员并非犯罪分子，适用刑事程序于法无据；二是刑事司法程序由于使用对象的特点和刑罚的严厉性，程序十分繁琐。如果照搬刑事诉讼的规定，势必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
第三，以行政程序处理劳动教养案件，一则劳动教养的处罚措施的严厉性远超过行政措施，适用相对简单的行政程序难以做到对劳教人员权利的充分保护；二则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性质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质疑，因此也于法无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建立新的审判程序，审理劳动教养案件，这就是劳动教养审判程序。劳动教养审判程序的设计，应当遵循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即既要符合程序法的一般原理和要求，又要体现劳动教养程序的特殊性。
所谓劳动教养审判程序，即由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报送，并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3机关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的制度。它由3部分组成，即公安机关的侦查制度、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审查报送制度和人民法院的审判制度。具体来说，可设计为：
(一)公安机关的侦查制度。由公安机关来行使劳动教养的侦查权是适当的。因为现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所规定的给予劳动教养的6类人员，都属于公安机关有权侦查的犯罪之列，只是其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而已。公安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的有关规定，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可在公安机关内部设专门的劳动教养侦查部门，负责劳动教养案件的侦查工作。侦查工作要依法进行。侦查完结后，认为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应将案件报送相应的人民委员会审查。
(二)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审查移送制度。劳动教养委员会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认为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并出庭作为起诉方参加诉讼。认为不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做出不移送决定，并书面通知负责侦查的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不服的，可以向做出决定的劳动教养委员会的上级机关申请复议一次，被驳回的，应当执行。劳动教养委员会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劳动教养委员会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违法行为的，应通知公安机关改正，公安机关应该改正。
有的学者提出应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查移送，理由是：人民检察院是司法机关，负责刑事案件的起诉，行使法律监督权。而劳动教养委员会不属于司法机关，因此不应行使只有司法机关才能行使的权力，这不利于保障人权。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第一，根据现行劳动教养法规的规定，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是劳动教养的审查批准机关。在建立劳动教养司法审判制度时，保留劳动教养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权，有利于发挥劳动教养委员会的职能，方便与原有制度的衔接。
第二，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行使的是国家对犯罪分子的公诉权。而劳教人员虽然有违法行为，但不达犯罪。因此以人民检察院对劳教人员提起公诉，在法理上也是有问题的。而且会不必要的加重人民检察院的负担。如果由劳动教养委员会来行使劳动教养案件的审查权，则可以节约国家诉讼资源，使检察院更好的行使对犯罪分子这类社会危害性更大的人员的审查起诉权。
第三，从实践的角度看，由劳动教养委员会来行使劳动教养的审查权，不会削弱对劳教人员的人权保障。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审查移送决定，并不是最终的判决，仍需要人民法院来判决。对某人是否适用劳动教养，最终需要经过人民法院的审判。而且，劳动教养委员会所作出的不移送决定，是免除嫌疑人劳动教养的，更不会侵犯其人权。
还有的学者提出应由公安机关直接将劳动教养案件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这样在理论上就不会存在行政机关介入司法和检察院起诉非犯罪案件的困惑。诚然，从理论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样做的结果是，第一，不必要的加重人民法院的负担。由于缺乏一个中间的审查机关，将大大增加人民法院的受案数量，使人民法院增加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第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不利于保障人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由劳动教养委员会作为劳动教养案件的审查移送工作是合适的。
(三)人民法院的审判制度。这是劳动教养司法审判制度的核心。它应该包括两审终审制度、回避制度、公开审判制度等制度。
1.两审终审制度。劳动教养是涉及人身自由的案件，非两审不足以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人权。一审由违法地(注：这里的违法地，包括违法行为地和违法结果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在程序上可以参照刑事简易程序来进行。被告人不服的，可和法定期限内上诉，二审判决为终审判决。
2.回避制度。当事人及其人对于具有下列条件的审判员、侦查员、起诉人、书记员、鉴定人、勘验人可以申请回避：
第一，是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第二，本人或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第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的。
3.公开审判制度。人民法院审理劳动教养案件应该公开进行。公开审判是现代审判制度的一项基本要求，使审判公正性得以保证的基础之一。对劳动教养案件公开审判，使其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有利于公正审判，切实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但对于涉及国家秘密或公民隐私的案件，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权利的需要，不公开审理。对于被告是未成年人的案件也不公开审理。
各项具体制度的设计可在实践的基础上参考刑事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制定。人民法院可设立独立的劳动教养审判庭来审理劳动教养案件。劳动教养审判庭的设计，可参考刑事审判庭来进行。
构想二：劳动教养执行和管理制度
劳动教养执行，是指劳动教养根据审判机关做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劳教判决或裁定，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将对劳教人员的处罚措施付诸实施的司法活动。劳动教养执行制度，就是在劳动教养活动中建立的各项制度的总称。
劳教执行制度不同于劳教管理制度。劳教管理制度是对被劳教人员进行管理的各项制度的总称。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一，劳教执行制度解决的是劳教处罚如何执行问题，后者解决的是被确定执行劳教处罚的人员如何管理的问题。第二，劳教执行制度由减罚制度、暂行释放制度、所外执行制度和处罚消灭制度等构成，劳教管理制度根据现行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由升挂国旗制度、现场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中队管理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等构成。
目前，我国的劳动教养执行和管理制度还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第一，缺乏完善的假释制度和所外执行制度；第二，管理模式陈旧，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对劳教人员的教育改造功能。
(一)所外执行制度。所外执行制度是指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劳教人员，在劳动教养场所以外由原单位或家庭等代为执行劳教处罚的制度。所外执行制度，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对劳教人员的改造功能，避免在劳教所集中改造容易产生的违法人员的抵触情绪和违法交叉感染现象，而且有利于减轻国家负担，使劳教所能够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改造那些难以改造的劳教人员。
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6条规定：“对决定劳动教养的职工，因有特殊情况原单位请求就地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可以酌情批准所外执行。负责管教的单位，应将管理教育情况和本人表现，定期向单位的保卫组织和当地的公安派出所汇报，表现不好的，仍送劳动教养管理所执行。劳动期满，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办理解除手续。”这是对所外执行制度的简单规定。这一规定还很不完善：
1.将代为执行劳动教养的单位仅限于劳教人员的原单位，而不包括其他单位和家庭，过于狭窄。对于那些有能力而且愿意代为执行劳动教养的社会单位，在符合法定的条件时，应该允许。另外，家庭对于劳教人员，尤其是未成年人来说，家庭所特有的亲情和关怀，在改造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将所外执行的主体扩展为有执行能力且愿意执行的单位或家庭，更有利于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来改造劳教人员。
由劳动教养所以外的单位或家庭对劳教人员进行教养，应符合以下条件：(1)单位和家庭有执行的条件，由它们代为执行不会造成社会危害的，且有利于劳教人员改造的；(2)需有关单位或家庭自愿申请，不得指定执行或强迫执行。
2.适用条件不明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只原则规定了所外执行的适用条件——有“特殊情况”，而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况属于“特殊情况”。适用监外执行应该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必要性原则，即对劳教人员有必要所外执行；二是有效性原则，即适用所外执行能够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根据已有的实践经验，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劳教人员，可以适用所外执行：(1)劳动教养人员的劳教期限为两年以下，所外执行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2)劳教人员是原生产、科研单位的骨干人员，正在负责大型项目的生产或开发的，但卫生、教育行业除外；(3)劳教人员是未成年人，且原单位或家庭有能力加以管教的；(4)法律规定的其他人身危险性小，适用所外执行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3.取消所外执行的条件不明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仅规定，对“表现不好的，仍送劳动教养管理所执行”。但对表现不好的情况没有作具体规定。根据实践经验，对劳教人员在所外执行期间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认定表现不好：(1)所外执行期间又有违法或违纪行为的；(2)因生产、科研需要适用所外执行的人员，消极怠工，不积极进行生产、科研的；(3)拒不执行原单位和家庭的管理和改造规定、要求的；(4)有其他对抗改造行为的。
对劳教人员适用所外执行的，应由有关单位或家庭向劳动教养所提出申请，由劳动教养所报请有关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批准。劳动教养委员会认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准许所外执行。负责管教的单位或家庭，应将管理教育情况和本人表现，定期向当地的公安派出所汇报。对于劳教人员在所外执行期间有法定的不好表现的，应该由公安派出所向劳动教养委员会提出取消所外执行的申请，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取消所外执行，交由劳动教养所执行剩余期限的劳动教养。所外执行期间没有法定的不好表现的，教养期满，由单位或家庭向劳动教养委员会提出申请，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办理解除手续。在所外执行期间有犯罪或者违法行为达到劳教处罚的，应取消执行，对其犯罪或违法行为按照有关程序(刑事程序或劳教程序)进行司法审查和判决。
(二)暂行释放制度。暂行释放制度是指对符合特定条件的劳教人员，予以附条件提前释放，在法定考验期内没有法定违法情节的，则未执行的劳动教养归于消灭的制度。劳动暂行释放制度和劳教提前解除制度是不同的。前者是附条件的提前解除，在法定考验期如果暂行释放人员有法定违法情节的，要撤销暂行释放，继续执行未执行的劳动教养。劳教提前解除则是劳教人员在劳教过程中符合法定奖励条件的，予以提前取消劳动教养的一种奖励措施。《劳教试行办法》和第57条对提前解除劳动教养作了详细的规定。
实行劳动教养暂行释放制度，使已经改造好而改造期限未到的劳教人员提前回归社会，有利于劳教人员的权利保护和节约国家资源。我国《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没有规定这一制度，是不完善的。参照刑法有关假释的规定，对劳教暂行释放制度设计如下：
1.适用条件。对于下列劳教人员可以暂行释放：
第一，劳教人员被执行劳教超过原劳动教养期限1/2以上，但最低不少于6个月。
第二，劳教人员认真遵守劳教纪律，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暂予释放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符合暂行释放条件的劳教人员，由劳动教养所报请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批准。
2.暂行释放考验期及有关规定。劳教人员暂行释放考验期为未执行完的劳动教养期，从暂行释放之日起计算。对暂行释放的劳教人员，由当地公安机关或派出所会同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负责监督。暂行释放的劳动教养人员应该遵守以下规定：(1)遵守法律，服从法规，服从监督；(2)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3)离开所居住的大中城市，应该报监督机关批准。
3.暂行释放的法律后果。暂行释放人员在考验期内遵守有关规定，没有违规违法犯罪行为的，考验期满，经劳动教养委员会同意，解除劳动教养。暂行释放人员在考验期内违反有关规定的，由监督机关报请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撤销暂行释放，重新交由劳教所执行未执行的劳动教养，考验期限不计算在已执行的劳教期限内。暂行释放人员在考验期内又犯新罪或者应受劳动教养处罚的违法行为的，取消暂行释放，交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劳动教养社会改造制度。劳动教养社会改造制度，是指利用社会的力量来对劳动教养人员进行改造的制度。
“我国传统的劳动教养管理形式，是将劳动教养人员全部集中到劳动教养场所进行强制性教育和改造，不经特别许可，劳动教养人员不得越劳动教养所大门一步。”(注：韩玉胜著：《监狱学问题研究》，第285页，1999年10月第一版。)这种管理方式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劳动教养人员的全部活动都在劳动教养机关的监控之下，便于管理和教育，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全，但也存在很大弊端，主要有：第一，将众多劳教人员集中在一起，很容易产生违法交叉感染。许多劳教人员经过劳动教养，不但没有改掉原来的恶习，反而学到了新的恶习；第二，将劳教人员集中管理，不能充分利用家庭和社会力量对劳教人员进行教育，容易使劳教人员产生失落感和被遗弃感，从而对劳动教养产生抵触情绪；第三，将劳动教养人员在较长时间内集中于劳教所进行管理，容易使社会公众将劳教人员作为犯罪分子看待，从而产生厌恶感和偏见。而且，劳教人员被较长时间隔离于社会，会造成对社会的隔阂，不利于劳教人员重返社会。
劳动教养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违法人员的改造和矫治，使其重新成为守法的公民，因此，一切有利于对劳教人员改造和矫治的方式都可以采用。将一部分人身危险性小，不至于危害社会的劳教人员，交由社会和劳教所共同改造，既有利于对劳教人员的改造，还有利于减轻劳教所的负担，充分发挥社会的改造功能，并有利于劳教人员的重回社会。在实践中，有的劳动教养所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建立有效的劳动教养社会改造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如辽宁省司法厅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院外试工”制度。(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从1994年起，经过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和沈阳啤酒厂的支持和协助，于1994年9月5日正式成立了“试工队”。“试工队”并未改变劳动性质。“试工队”的劳动教养人员每天7点准时到队里报告，经过早操和每日安全教育后，到啤酒厂从事跟车装卸的劳动，下午3点左右回到队里，自由活动后，组织学习普法，进行每日讲评，6点半之前回到家。凡是违反“试工队”劳动纪律的，送回教养院重新实施院内管教。实践证明，这种劳教方式效果很好。)在国外，有的国家，如加拿大对罪犯规定了“社区矫治”制度(注：国外的“社区矫治”制度，是将犯罪较轻、人身危险性低的罪犯交由社区矫治中心进行改造的制度。这种缺席可以有效的发挥社会在改造罪犯中的作用，而且有利于罪犯重回社会。)。虽然不是关于劳动教养的制度，但是其具有的改造和矫治功能，也是我们在设计劳动教养社会改造制度时可以借鉴的。
参考已有的实践经验，劳动教养社会改造可以采取以下模式：
家庭劳动教育方案篇6
关键词土地流转机制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ofHubeiprovinceRuralLandtransfermechanism
LiUJun，Rentiancheng
（Schoolofpoliticsandadministration，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63）
abstractinthispaper，thedynamicmechanismofthefactorsaffectingfarmersexogenousandendogenousdividedintotwocategories，distinguishingcriterionisdependentonfactorsthatproducechangesin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path.exogenousfactorsareindependentofthebehaviorandpsychologyoffarmersoutsidethevariablessubjecttotheotherconditionsbeyondthefarmer'sownconstraints，suchasage，areaofresidence，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theendogenousfactorsarevariablebysubjectivepsychologicalconditionsaffectingfarmers，farmerswillbeasphysicalandpsychologicalchangeschanges，suchaspropertyrights，landtenuresecurity，regulatethecirculationlevelofunderstanding.inthisarticle，theanalysiswillfocusonthewaytheexogenousfactorsthataffectfarmersthemselvesandanalyzetheircauses.
Keywordslandtransfer；mechanism；influencingfactors
土地流转作为我国农村土地的一种制度安排，旨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与规模化。然而现实却并没有出现大家所设想的趋势（钱忠好，2002；刘克春、苏为华，2006）。大量文献的统计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发生率偏低（俞海、ScottRozelle，2003；贺振华，2006）。对于这一现象学界展开了诸多的理论探讨，有站在宏观制度层面分析产权制度对农村土地流转影响的，如林毅夫、周其仁、钱忠好等学者；也有从中、微观角度出发分析农民土地流转行为与制度交互作用的，如姚洋、贺振华等学者。但无论是从哪种层面和视角，都没有忽视对农户行为选择与动机的探讨，因为这一微观问题正是解决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关键所在。此后的诸多学者专门研究了农户土地流转的动机（在说法上包括“意愿”、“行为”、“决策”等）问题，在汲取制度学派理论成果上提取农户动机的影响因素，通过大量样本收集进行社会统计分析。笔者认为，尽管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被完全解决之前，就有值得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因此，需要对以往学者的研究抽丝剥茧，将零散的分析系统化，以便对农村农户土地流转动机的关键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总结，本文的目的正在于此。在结构安排上，本文将就农户土地流转的六个因素问题一一进行综述，并在最后给出我们的总结。
1年龄因素
对于年龄这一客观条件，许多学者已经展开过相关研究，如林善浪、张丽华（2009）采用logistic统计模型对福建农村进行过分析，根据他们的结论，年纪较大的农户普遍不愿意流转土地，以此印证了“恋土情结”的假设。曾超群、曾福（2010）生采用probit回归模型对湖南部分农村进行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学界对于这一结论也有争议，如钱文荣（2002）通过对嘉兴市的调研指出，年龄并不是农户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此次调研的结果来看，湖北省农村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动机受年龄因素的影响较小。这可能与常规假设下的“恋土情结”不相符合，但即便是年纪较大的农户由于家庭情况和预期的差异，在流转行为上也会有不同体现。项目组考察了以下两个比较典型的访谈个案。
个案访谈一：李某，性别女，年龄60多岁。李某的老伴因中风瘫痪在家，完全丧失劳动力，家里除了老两口之外，其他子女全部出外打工。李某因为年纪较大，也无力耕种家中的一亩多地。对这一亩多地，李某采取私下流转的方式以每年150元的价格流转给同村包某。李某表示不愿意流转给其他不认识的人，因为怕不信任产生纠纷，对于同村、朋友或亲戚可以按照一年一转的方式流转，这样当自己还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收回。
个案访谈二：赵某，性别男，年龄60多岁。家中子女全部出外打工，赵某和老伴由于年纪太大，已无力耕种家中一亩多地。家里的生活费全部由外出务工子女承担，由于子女定期邮寄生活费，老两口生活无忧。但赵某没有进行土地流转，他考虑到子女万一不愿出外务工，想回家种地，家中还有一亩多的口粮田。当被问及为什么不采取一年一转的方式转给同村、朋友或亲戚时，赵某表示不在意那点钱，有地在手里心中更安稳。
在调查过程中，项目组发现尽管可能各自的家庭情况存在差异，但持这两种典型心态的农户数量较多。从这点上来看，年龄对农户流转行为选择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农户会有其他的考虑，前面的实证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点。
2受教育程度
根据实证结果，农户受教育程度同农户土地流转行为选择的关联性并不强。从观察到的情况来看，项目组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1）土地流转行为选择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单个农户的决策行为，即便是学历较高的农户在进行决策时也会受到家人、亲戚的影响，仅仅考察个体受教育程度难以真实地反映这一变量同农户行为动力的关联性；（2）教育程度对于农户动机和预期的影响深度和广度有多大还有待考证。根据钟涨宝、朱莉芬等学者的观点，教育背景高低与农户的意识观念和劳动技能有着某种联系，但从项目组调研的实际可以看到，由于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更多地侧重于基础和通识课程，而且基本不会离自己的家庭太远，农户的教育程度提升对非农技能的掌握并没有太大影响。只有当教育程度达到本科及其以上，学习了专业技术知识的农户才会考虑离开农村，迁移到城市，或者是流入土地，在农村里自主创业。
3区域地理位置因素
从项目组的实际调研情况来看，相对于前两个因素，农户与土地所在区域地理位置对个体流转行为动机产生的影响更大。这一因素不仅同最终的行为选择有直接关联，并且对其他变量有着相关性。总的来看，越接近于城市的农户越倾向于进行土地流转。我们认为这一情况有以下这些原因：（1）城市近郊可以归结为城乡结合部，这一区域的农户在城市里得到工作的机会更多，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传统的靠地吃饭的结构被打破，使得农户不再完全依赖土地，从而削弱的土地的养老和保险的功能；（2）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城乡结合部农户掌握了一定的非农技能，加上观念意识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也破除了“恋土情结”的影响。相比之下，处于远郊和农村的农户，由于进入城市的成本更高，使得其获得非农收益的预期相对较低，进而也减少土地流转的动力。
4家庭劳动力因素
土地和劳动力都是价值产出的要素，而要实现土地价值和生产功能，需要将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结合在一起。当两个要素存在配置上的矛盾时，就难以达到价值的最大化产出。从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出发，需要实现土地资源的流动，以寻求同劳动力要素的有机结合。根据这一逻辑，家庭劳动力的充足与否将是影响到土地流转的重要原因，如果家庭劳动力缺乏，土地耕种显得力不从心时，农户倾向于土地流转。
但从项目组的结论来看，农户的行为选择并没有遵循以上这一逻辑。许多家庭劳动力极其匮乏的农户土地流转的动力也较低。即便是进行土地流转，也更倾向于较短的时间期限。就目前湖北农村的现实情况来看，许多农村年轻劳动力都出外务工，仅有老人、小孩在家中留守，因而家庭农业劳动力缺乏的情况比较普遍，许多家庭的情况类似于个案访谈一与个案访谈二。但是即便是如此，这些劳动力缺乏农户的流转动力还是较低，最极端的情况甚至宁可抛荒也不愿意进行流转。
根据我们的走访与观察，得出家庭劳动力因素对行为动力影响偏低的原因：（1）土地功能结构问题。正如前面文献综述所指出的，土地的功能并不是单一化的，除了最基本的生产功能之外，还包括养老和保险等功能，农户主观意识中后两种功能的作用甚至要大于第一种，因此即便是由于劳动力缺乏削弱了土地生产功能，降低农地产出，也不会影响另外两种功能在农户主观意识中的地位；（2）由于农户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因此流转动力较低，或倾向于短期流转。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源自农户对子女未来工作走向的不确定，或是对正规、长期土地流转的不确定。个案访谈一和二就是出于这种原因，而且在受访对象中占有一定的比例；（3）土地分配情况。湖北省农村土地分配情况的一大特征在于人多地少，从我们对受访地区的走访发现，人均土地仅为1亩多，因此劳动力同土地要素不匹配的现象并不严重，许多上了年纪的农户表示，即便是身体不如从前，也很少出现耕种不了的情况。加上平原地区多种植稻米等农作物，对劳动力技能、资源禀赋要求不高，因此也很少出现生产要素脱节的情况。
5家庭收入因素
关于农户家庭收入同流转动力之间的关系，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如杜培华（2008）就曾指出农户人均收入同流转意向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从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家庭收入因素对其他许多变量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在主成分因子分析中可以看到，家庭收入和非农业收入都是影响农户流转行为的主要变量。
将数据分析结合访谈得到更深一步的发现，这一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动力的影响较为独特，并非取决于一个绝对值，即家庭收入达到何种程度会对农户行为动机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一标准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将这一因素的影响方式和特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家庭收入结构，即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构成。这一问题早就被钱荣文（2002）、焦玉良（2005）等学者所认识，家庭收入较高且非农收入比重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土地流转，我们的调研也验证了这一结论；（2）家庭收入总额。随着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逐步展开，农户的家庭收入得到了较大提升。但家庭收入总额达到多少才能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选择，这决定了家庭收入这一变量的作用性。在我们的访谈中发现，尽管农户家庭收入、非农收入普遍上涨，但依然没有达到他们的流转预期。只有极个别家庭收入和非农收入非常高的农户才明确表示以后不会种田，愿意接受长期土地流转，如个案访谈三。
个案访谈三：程某，性别男，年龄57岁。家中有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做建材生意，家里条件非常好，儿子、女儿每月邮寄的生活费共有4000多元。程某表示尽管现在身体还很好，但已经不想种田，如果有符合程序规范的业主想要流入土地，只要手续齐全，他愿意长期流转。
6流转制度影响因素
家庭劳动教育方案篇7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犯罪低龄化，农村未成年人犯罪上升幅度较快，初犯率较高，财产型犯罪和暴力犯罪仍呈上升趋势，团伙案件增加，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方文化、思想的不断涌入，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不加大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力度，对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少年进行教育和挽救，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有机配合。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非常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保护青少年的法律、法规，如《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要承担起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的责任，这也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需要。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对未成年人犯罪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有的成立了少年法庭，条件不具备的，也成立了少年犯合议庭。还派出人员担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下面，笔者着重谈谈我们在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中，如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
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是两类不尽相同的案件。在诉讼中，要把握这种不同，就应当掌握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未成年人受其心理、生理条件的支配，其犯罪动机、行为方式等特点突出。表现在：1、犯罪动机比较简单，有预谋的比较少；2、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容易感情冲动，突然犯罪；3、胆大妄为，不计后果；4、法制观念淡薄，甚至藐视法律，不惜以身试法；5、未成年人犯罪诱发快、蔓延广、网络性强，很容易形成团伙。
针对上述特点，在刑事诉讼中，要注意强化程序的教育功能。虽然对成年的犯罪人，也不能采取单纯刑罚的观点，也要注意发挥程序的教育功能，但由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所决定，在刑事诉讼中，则更要强化对他们的教育、感化和挽救。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上升，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智力发育尚未成熟，思想不稳定，对外界事物重新认识的可能性较成年人要大得多，有较强的可塑性，因此，挽救的可能性也较大。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道德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结合一些典型案件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法制教育，以矫正其在法制观念方面的缺陷，帮助未成年犯罪人对自身行为作出正确的评价。
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要求我们在诉讼的每个阶段，都应不失时机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具体包括：帮助其认清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唤醒他们的悔罪意识，使其认罪服法。此外，还应包括对少年犯进行接受处罚和投入劳动改造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教育，使他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适应漫长的劳改生活。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是一种感化教育，要和未成年人进行情感上的交流。有的未成年被告人，看上去很冷漠，甚至麻木不仁，这可能是由于被指控犯罪而产生的恐惧、戒备心理，表现为消极、抵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抓住以下四个环节：一是庭前教育。在初步了解其犯罪事实、犯罪原因、家庭环境、性格爱好和学习工作等情况的基础上，采取座谈、聊天的方式，减轻少年犯的心理压力，使其消除思想顾虑，让其暴露真实思想，以便有针对性地帮助少年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二是庭审教育。在开庭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着重询问少年犯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分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引导他们对犯罪有较深刻的认识。开庭时，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都要注意语言的分寸感，避免讽刺、挖苦等过激言辞的出现。三是宣判教育。宣判时，审判人员要给少年犯详细讲解判决的理由和根据，耐心听取他们对判决的意见。四是延伸教育。对投入劳改的少年犯，公诉人、法官还要不定期地进行回访，配合劳改部门，帮助少年犯安心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
家庭劳动教育方案篇8
面对这一新形势，乡民政办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基层民政优势，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婚姻家庭和社会稳定工作。结合本乡实际，就近年来的婚姻家庭做法、存在的问题、取得的成效和现状进行了调查思考。
一、基本现状
近些年来，家庭日趋小型化，多为4口之家或2口之家，子女结婚后多会采取与父母分家生活。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非婚同居、未婚早孕早生逐年增多，离婚率和赡养老人纠纷呈现上升的趋势。农村离婚现象日益突出，对传统的农村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给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20*～20*年的5年间全乡结婚267对534人，离婚9对18人
*
二、存在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现象
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困扰着我乡党政相关部门。改革开放后，婚俗和传统婚姻家庭发生了变化，由于受电视、电影、小说、录像等影响，年轻人的爱情观、婚姻观念发生了极大转变，以前由父母作主或媒妁之言的婚姻转变为年轻人自己决定自己婚姻，出现了事实婚姻。还有为数不少的父母和子女法制观念淡薄，明知《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但随着青年人性生理早熟和观、性观念、性道德的变化，婚前变得越来越多，做父母的不严加管教，这成为早婚早孕早生的直接原因。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有50%以上的女青年已怀孕，少数女青年仅18、19岁就生下了一孩，等达到法定年龄再到民政办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怪现象。
三、农村家庭离婚案件和赡养纠纷增多的主要原因
1、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与农村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农村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频繁向外流动，走出闭塞的山区环境，到外面寻找增收致富新路子，导致经济独立，人与人交往增多，新的人际关系因素很容易渗透到原有婚姻关系中，从而破坏了原有的婚姻关系。
2、家庭暴力是引发家庭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因家庭暴力所致，离婚案件在农村有增无减。婚前缺乏了解，婚后感情不合，或因男方喜欢、酗酒等恶习，女方责骂后便经常打架吵闹，或因家庭琐事争吵而导致离婚。农村男女一般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夫妻间产生隔阂后不能及时沟通，若双方或家庭其他成员因意见异议而产生分歧后，导致夫妻感情恶化，一气之下就协议离婚或上诉法院，根本不考虑子女的健康成长。
3、婚外情导致农村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多。因男女双方或一方长年在外打工，价值观、人生观、婚姻观有了巨大改变，产生了婚外情。有的是原有婚姻感情基础就不牢固，外出务工后，导致农村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多。少数农村妇女道德观念、家庭美德、家庭责任心和法制意识淡薄，一但受到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就违背传统美德，不顾丈夫与孩子，离家出走，长年或几年杳无音讯。
4、农村养老纠纷增多。很多60～70多岁的老年人还自立自强地过着自给自足、无人孝敬、独立门户的日子，有部分老人养老问题主要依靠家庭子女供给，供给采取兄弟几个共同承担，约每个老年人年均得到赡养费300—600元。有些老人一生劳碌，积下了一身的疾病，由于没有钱，只好拖着疼着忍着等着生命结束。大部分老年人苦到丧失劳动力为止，只有少数人靠儿子赡养，而且赡养过程中有的家庭兄弟之间或老人与子女之间会发生矛盾纠纷。
四、对以上存在问题的思考建议
为减少农村离婚案件、家庭暴力、赡养纠纷和早婚早育及非婚生育现象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加大普法力度，加大《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山区群众的法律意识。同时，大力开展传统道德教育，让人们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法律法规。教育引导人们转变婚育观念、善待婚姻、善待老人。让更多的家庭生活得美好、幸福、和谐，从而使每个家庭充满真情与真爱。
家庭劳动教育方案篇9
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现行劳动教养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和《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以及国务批准、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但就上述这些规定而言，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和问题：
首先，劳动教养的审查裁决体制同法治原则不相协调。目前行使劳动教养审批权的法定机构是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负责人兼职组成，未设专职负责人。其权限主要有两项：一是审查批准作出劳动教养的决定，二是批准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而实际这两项职权分别是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行使的，上述两机关是在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代行劳教委职权的。我国于1998年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按照一般理解，这里的法律应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程序是指司法程序。《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规定。而劳动教养作为剥夺人身自由可以长达三、四年之久的强制措施，由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确立，并且不经过司法审查程序便可由行政机关径行作出决定，显然与现代法治原则相悖。
其次，关于劳动教养的程序规定存在缺陷。劳动教养是一种较长时间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应当为其设定较为严密的法律程序。但现行劳教法规侧重于实体方面的规定，程序规范严重缺乏。表现在：劳教案件的办理程序，既有治安案件的办理程序，又有行政案件的办理程序，也有刑事案件的办理程序，极不统一；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全面，如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赔偿请求权等均没有明确规定；关于对劳动教养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也相当简单。劳动教养的决定实际上完全由公安机关一家作出，有违程序中立原则。劳动教养审批程序剥夺了被劳动教养者的参与机会，违背程序公正原则。目前劳动教养的司法救济具有局限性，使被劳动教养者难以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由于适用程序上的上述缺陷，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形象。
再次，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过窄。根据现行法规我国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是：大中城市（即3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城镇（但必须控制在城镇内吃商品粮的人的范围内），存在个别违法犯罪行为（和）的县城、集镇和农村。这种地域限制的弊端，一是使在农村发生的大量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有效地惩治，不利于社会治安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二是人为地造成公民之间在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状况，破坏了法律实施的统一。
最后，劳动教养期限的规定不合理。按道理说，劳动教养的对象是严重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人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人，那么劳动教养的严厉程序应当轻于刑罚，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与刑罚中自由刑的期限相比，劳教期限的起点要比自由刑的起点高，其最高期限也比管制、拘役的最高期限长，甚至高于对轻罪适用的有期徒刑。劳动教养与刑罚在严厉程度上的失衡和错位，造成实践中有些违法犯罪人宁愿被定罪处刑也不愿被劳动教养，以致在社会上和部分劳教人员中产生“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
对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建议
尽管劳动教养制度基于历史功效、现实需要两方面的原因而有保留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由于这一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又使其面临被叫“下课”的危机。如何对其进行改革，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笔者有如下一些建议：
（一）关于劳动教养的立法：这是加强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随着不定期刑和教育刑思想的兴起，各国都把未然犯罪的预防摆在立法的突出位置，建立一个以刑事立法为主、以保安立法为辅的全方位立体式预防犯罪的立法体系已成为世界性趋势。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虽然没有保安处分之名，却有保安处分之实。不仅在刑法典中分散地规定了一些保安措施，而且还以行政法规或刑事政策等形式规定或设立有多种实质性的保安处分措施，劳动教养便是其中的一种。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制定统一的保安处分法的时机尚不成熟，故而多数学者倾向于先行制定一部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专门法律，以解燃眉之急。笔者也持这种观点。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门的《劳动教养法》，设立总则与分则两篇。其中，总则规定劳动教养的目的、劳动教养的宪法根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劳动教养的基本原则、劳动教养适用的一般要件、劳动教养的期限、劳动教养的执行等问题。分则中应具体规定应当适用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及其相应的劳动教养措施。通过制定专门的《劳动教养法》，一方面使劳动教养的适用获得法律上的依据，同时，对其实体、程序问题进行配套的改革，使劳动教养制度在得以保留这一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平、正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劳动教养的裁决体制：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改革建议：一是保留并强化劳动教养委员会的职能，使之成为拥有专职人员和实质权限的法定机构，完善其审批程序制度；二是取消名存实亡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明确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性质，由公安机关名正言顺的实施审批权；三是建议将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刑罚方法纳入刑罚体系的主刑之中，通过现有的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予以裁决；四是建议将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非刑罚方法纳入刑事制裁，在法院内部新设立专门的治安法庭或治安法官来审查裁决。上述意见中，笔者赞同第四种建议，理由是：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现行的劳教制度，将有罪还是无罪的认定权赋予公安机关行使，违反了定罪权由法院统一行使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证据不足被劳教现象，又违背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为此，对劳动教养的审查决定权，应当由人民法院行使。鉴于当前法院的刑事审判任务本来就比较重，其审判的主要对象应当定位于确实有罪并应受刑事处罚的人员，对应当处以劳动教养的对象（这些人不够刑事处罚但又必须给予适当处理），可以借鉴一些国家“治安法院”的体制，在我国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设立治安法庭或治安法官，专门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
设立专门的治安法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其优点在于：第一，能有效地将劳动教养纳入司法体制和正当程序之中，解决并克服现行劳动教养决定权、适用程序、权利救济等诸多问题和弊病，体现我国现代法治对公民人权保护与维护社会秩序并重的价值取向。第二，体制转换简便、可行。在法院现行体制下，单设治安审判庭不会引起太大的司法体制变化，也符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和原则，只需按照审判业务庭的组织需要配备专门的办案人员即可。第三，符合现行立法框架下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劳动教养司法化，其实质就是由法院行使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制约权。但是，按照现行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法规，劳动教养既不是治安管理处罚，也不是其他行政处罚，更不是刑罚，而是一种介于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间的具有强制教育性质的行政措施（涉及限制、剥夺人身自由）。治安诉讼与刑事诉讼在提讼的主体上存在根本区别，前者由公安机关提起，而后者一般由检察机关提起；治安诉讼是“官告民”，而行政诉讼是“民告官”。这种诉讼主体性质的差异导致诉讼程序的设置存在极大差异，由刑庭或行政庭来审理治安诉讼案件是不合适的。设立专门的治安审判庭，不但可以解决劳动教养司法化的问题，还可以实现劳动教养案件的审判活动与刑事、民事、行政等其他诉讼活动的协调和平衡。
（三）关于劳动教养案件的审理程序：将来应当通过制定《劳动教养法》明确规定办理劳教案件的程序。劳动教养诉讼的诉讼主体主要包括控、辩、审三方。其中，提请人是公安机关，具体可由公安机关内部的法制部门或治安部门行使；被提请人即被公安机关提请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审判机关是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具体由内设的治安审判庭负责。笔者的设想是，应当设置比较简易的程序，提高诉讼效率，这样既有利于保证这一措施的及时实施，使被劳动教养人及时得到教育，也能使不应该被劳动教养的被提请人尽早恢复自由。对违法或犯罪嫌疑人由公安机关先进行调查或侦查（区分情况，违法调查按治安案件程序办理，犯罪侦查按刑事案件办理），然后将案件和提请批准劳动教养决定书报请法院审查，如果被调查或被侦查的当事人承认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以不派员出庭，仅由当事人出庭，法院在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后，结合对公安机关报送材料的审查，即作出对当事人是否予以劳动教养的判决；如果当事人否认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应当以开庭听证的方式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由治安法官独任审理，在分别听取公安机关指派的出庭人员和当事人的陈述后，作出对当事人是否予以劳动教养的判决。法院开庭审理劳动教养案件时应当通知检察院，检察院认为有必要时可派员出庭监督。当事人有权自行或委托律师辩护。对劳动教养案件实行二审终审制，由基层法院一审，中级法院二审。不服一审裁判的当事人可以上诉，检察院也可以提出法律监督意见，二审法院的裁判具有终审效力。关于诉讼期限，公安机关在对被提请劳动教养采取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后，应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如有法定的特殊情况的，经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至一个月。人民法院审理一审、二审劳动教养案件，应在受理后20日内宣判，最迟不得超过一个月。对劳动教养判决的上诉期限为10日，从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算。在人民法院作出的对被提请劳教人予以劳动教养的判决生效后，由公安机关移送劳动教养执行机关执行。在判决作出前，被提请人已被羁押的，应当折抵与羁押期限相同时间的劳动教养期限。对于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减少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的，由劳教机关报请法院审查决定。除了一审、二审程序外，还应当设置审判监督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程序；可以由被劳教人及其近亲属申诉、检察机关抗诉而启动，也可由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及审判委员会主动提起。对于错误的劳动教养决定，当事人可以请求国家赔偿。
（四）关于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发展的要求，应当通过修订现行劳动教养的法规或者在将来制订专门的《劳动教养法》时，取消适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规定把劳动教养普遍适用于全国城乡，适用于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中国公民，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五）关于劳动教养的期限：从现行立法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与刑法中的管制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了罪（错）、罚相当原则，在实践中会导致种种反常现象。笔者建议，将来通过立法将劳动教养的期限改为3个月至1年。必要时可延长半年。通过缩短期限，以消除劳动教养与短期自由刑在严厉程度上的失衡现象。
参考文献：
1、刘仁文：《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
2、刘中发：《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出路》
3、魏慧梅：《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弊端》
家庭劳动教育方案篇10
万丈高楼平地起，良好的日常行为为习惯不能一蹴而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它要求小学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具体落实到点点滴滴中。
1、养成良好的坐姿习惯
一个人的坐姿显示出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个人修养。而且良好的坐姿对自己的身体有益处。对人的眼睛也是一种享受。要让学生从小就逐步养成良好的坐姿习惯。让学生坐时腰挺直，两脚平放在地上，“眼离笔尖一尺，手离笔尖一寸，胸离课桌一拳”。
2、坐好课前准备工作
有一句话叫做“成功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一个人的准备工作大到一项工程、一次竞选，小到一次作文、一次上课，让学生学会事前准备，养成做事有准备的习惯，从课前准备工作开始培养。
让学生在课间就将下节课中的课本等用具放在课桌左上角。朗朗上口的的儿歌，孩子们易学易背，学校特设置了课前三分钟的铃声，利用班会时间和学生一起编创《课前三字歌》，以督促学生利用这3分钟的时间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其内容为：铃声响，进课堂，一支歌，唱得亮，复习完，做预习，坐端正，等老师。别小看这3分钟，孩子们在唱完一支歌后大概用1分的时间，剩余的两分钟他们足以把上节课的内容做一简略的复习，或对新课进行一点预习，这就为下一节课做好充分的准备。
3、养成有礼貌的习惯
案例是最好的教育材料，让孩子在案例中查找对错，明辨是非，对孩子而言，潜移默化的就影响了孩子自身习惯的养成。结合材料，使学生分析获知：想获得别人的尊重，自己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对别人有礼貌。结合碰到长辈、老师要主动上前问好，碰到同学要主动打招呼。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伤残病、老人等要主动让坐等案例，学会说“请、谢谢、对不起”等文明礼貌用语。这样来让小学生从点点滴滴中懂得并初步养成有礼貌的习惯。
4、养成爱卫生的习惯
爱卫生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体现。因此一定要培养小学生爱卫生的习惯，就不仅仅成为一句口号，而是必须见诸行动的具体事实。要让小学生从最简单的做起，不乱扔垃圾，将用过的废纸伸平等下课装入纸箱子里，碎纸屑等下课后倒入垃圾桶。并且，每人准备一块擦布，用来擦桌椅，正是在他们擦桌椅的过程中，让他们体会到要创造一个清洁、卫生的环境是不容易的，要保持这种环境、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就必须爱卫生，养成爱卫生的好习惯。
5、养成勤劳节约的习惯
家校合作，深化学生行为习惯养成。要培养小学生勤劳的习惯，须从学校和家庭两个环境入手。在学校里，老师要引导学生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具体落实到每天的清洁扫除中，扫地擦地、擦黑板、擦窗户、擦桌椅等；在家里，家长要多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扫地、擦桌椅、择菜、洗菜、等等。这样从学校、家庭二方面共同培养小学生勤劳的习惯，促进他们尽快地养成。
叶圣陶认为，“我们在学校里受教育，目的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我们离开了学校，仍然要从多方面受教育，并且要自我教育，其目的还是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习惯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增强越好”。让孩子始终保持良好的行为习惯，家庭的作用不可忽略。有些孩子，在家中和在学校是完全不同的表现。家庭作为儿童教育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以言传身教、情境影响为主，更具有感染性和潜移默化的特点，在儿童的教育中起重要作用。对此，要向家长了解学生在家的情况，希望家长能配合老师的工作，共同将孩子培养成人。现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现在的孩子更是生活得相当优裕，根本不知怎样做是“勤劳”，“节约”又为何物。而不论是从国家高度，还是从学生个人成长的高度来看，勤劳节约生活习惯都是必要的。
另外，“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生各种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和严格严肃的规范训练做后盾。只有形成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严格管理的约束氛围，才会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最终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会做人。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习惯的培养也如此，正是在不断重复和练习中逐步形成的，所以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不能贪多求全，而应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地实施，一个习惯一个习惯的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