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理论概述篇1
与西方医学相比,中医学的特色具体表现在基础概念的抽象性、思维方法的逻辑性、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描述对象的完备性、诊疗方法的生物性。认识和理解这些特色,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医,发扬中医的优势,在临床和科研中保持正确的方向。
关键词：
中医学特色抽象性逻辑性系统性完备性生物性
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然而近代以来,它受到西方医学的极大冲击,发展式微。中医学和西方医学是在不同文化土壤中形成的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虽然有其缺点,亦具有突出的优势,不宜用西方医学的工具方法来解析和应用中医理论。本文从中医学的抽象性、逻辑性、系统性、完备性和生物性五个方面,分析和阐述中西医的异同,从而突出中医学特色,更好地了解中医学的优势,并能更进一步发挥其优势和特色。
1抽象的阴阳五行
中医学与西方医学均以人体作为研究对象,但两个医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基础概念属性却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医学的基础概念是基于解剖学的器官、细胞、蛋白质、Dna等,无一不是实体物质;而中医学的核心基础,如阴阳、五行、气、经络等,则都是抽象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的抽象性,中医学曾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从具体走向抽象,正是数百年来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和已经之路。
能够从具体实物中提取出抽象概念并进行宏观的规律性描述,是自然科学体系中对相关学科领域理解深刻和能够应用的体现。比如数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不断深化的过程。自然数的产生是对客观世界描述的直接结果,之后出现的负数、分数、无理数、复数则越来越脱离我们可以眼见耳闻的“客观世界”。类似地如几何学从最开始的点、直线和平面等概念发展到拓扑学,微分、积分学发展到复分析等,均说明数学概念越来越抽象,其能描述的对象也越来越复杂。物理学的发展也遵循了同样的轨迹,如从牛顿力学的位移、速度、加速度等可直接测量的量,发展到用广义坐标、广义动量、最小作用量原理等抽象概念来描述系统的分析力学以及之后发展出的热力学、电磁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也是越来越向抽象和高纬度进行拓展。
抽象性的优势在于可以脱离具体的实物对象,从更宽泛的角度概括和总结相关事物的规律,并根据规律从已知领域推广到未知领域。中医基础概念的抽象性即具有这样的优势。一方面,抽象化的中医理论具备抽象的思辨性。基于此,医生可以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掌握其本质和内在规律,因此,中医理论立辞多简洁凝练,并不对经验事实作冗长具体的分析和详密的论证。另一方面,抽象化的中医概念在逻辑层面上形成了庞大而丰富的体系,使医生可以进行思辨推演,从而间接而灵活地指导临床实践,在面临临床的具体问题、疑难问题、突发问题的时候,能够从理论体系出发找到相关的应对方法,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例如,在解决疑难杂病方面,特别是某些病种,中医方法比西医方法会有更好的临床效果[1-3]。在处理突发性疾病方面,如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暴发是对中医理论系统的一次有力检验。从中医基础理论出发进行辨证治疗对于控制SaRS的扩散起到了重大作用[4-7],后续的研究也显示了中药对SaRS病毒的复制有抑制作用[8]。当然除去上述优势,抽象性的一个明显劣势便是较难掌握。
2遵循逻辑的生命理论模型
在基础概念抽象化的前提下,中医思维方法的逻辑性首先体现在构建人体生命活动模型过程中,能将抽象层面的概念和物质层面的概念相结合,并且清晰地表明了其层次性和相关性。中医学以阴阳、五行各自的抽象属性为标准,将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根据其特点,分别确定阴阳、五行归属,建立起了阴阳-五行-神-气的生命模型。阴阳的概念是根本,是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人体的生命活动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阴阳两方面。中医学藏象学说、经络学说、标本、正邪等概念无不体现了阴阳的思想。五行的概念是串联不同层次物质的纽带,它将器官、形体、情志、声音、颜色、味道、季节、方位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体各层次、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神是生命体的特殊属性,是阴阳相交的产物,它调节着人体的物质层面;而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维系着人体的生命活动,并且连接了神和肉体。
中医学的逻辑性还体现在古代医家在运用上述生命活动模型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进行了严密的逻辑思辨。以《黄帝内经》为例,其许多篇章采用问答的方式记述了黄帝和岐伯等辩论医道的内容,记录了讲解和分析中医学生命模型的过程。同时中医思维的逻辑性还体现在应用中医模型去解决具体临床问题,如《黄帝内经》所建立的阴阳-五行-神-气的生命模型不仅能够解释人体各层次结构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在此模型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和推理,阐释人体病理变化,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比如,外感邪气侵袭人体,多有一个由表入里的渐进过程,首先停留在肌肤卫表层次,而后逐渐深入经络,伤及脏腑,临床上则可以根据患者表现出的症状体征,判断病邪所在的层次,然后确定治法方药。又如根据五行的生克乘侮规律可以知道病邪在五脏的传变,可以“先安未受邪之地”,防止疾病加重。图1展示了中医学“阴阳-五行-神气”模型。阴阳、五行总领人体所有生命活动,其中神是生命活动的主宰,通过调控气的运行来调节人体的生命活动。在这一模型当中,中医用阴阳平衡和五行生克两种理论对人体各层次、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释。
3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系统
中医理论的系统性通过《黄帝内经》及其他经典得以体现,《黄帝内经》明确提出了中医的哲学纲领——阴阳,并以此为出发点,将自然界环境的变化和人生命活动的变化一起放在这个框架下进行描述和讨论,结合三阴三阳和五行的概念及关系,强调了精神领域(神)的重要性及其与身体物质器官的相互作用,并通过引入气、血和经络的概念,最终完成了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模型构建。基于这个生命体模型,同时引入了诊断方法(色脉)和治疗方法(主要是针刺,兼述祝由、砭石、汤药及其他)。《难经》以对《黄帝内经》做注解为基础,除了阐述人体的结构、生理、病因、病机、诊断、治则和治法外,对于三焦和命门学说、奇经八脉理论均有所创见,对于脉诊和针灸治疗有重大发展,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疾病用六经辨证、内伤杂病用脏腑辨证,从而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和理、法、方、药的运用原则,将《黄帝内经》抽象的理论知识用临床现象进行了具体解释,方便后世医者快速应用和掌握。《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及其以前的药物学知识,提出了药物的寒、凉、温、热四性及酸、苦、甘、辛、咸五味,并提出“七情和合”等药物配伍理论,为后世中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中医学体系是系统的、完备的,是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整体体系[9]。
这样的整体体系保证了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从而使得中医经受住了各个时期的临床考验得以传承至今。事实上古希腊人在自然哲学指导下,也建立了与中医学某些理论有相似性的医学。例如,古希腊医学的代表人物希波克拉底在“四体液病理学说”基础上提出了气质与体质理论,认为人体与自然相统一,注重研究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强调预防[10],希波克拉底的这些理论与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重视扶助正气、扶正驱邪等思想不谋而合。然而希波克拉底提出的这些理论是零散的,不能解释人体复杂的生理病理现象,无法建立起完整的人体生命模型,也没有系统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另外,希波克拉底的思想仅仅停留在了理论层面,未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所以也未能长久地传承下去。
抽象概念和具有逻辑性的模型虽然不是中医学所独有的特色,但能够形成理论-实践一体化的系统,使得中医学在临床应用的时候总能够有理所依,而不是通过类似西医的穷举法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这种系统性从两千多年前就在医疗实践中反复检验并日臻完善,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物质、精神、自然合为一体
中医理论看待生命的方法是完备的,这种完整性体现在认识到生命体不仅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并且还受自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影响。《黄帝内经》将“神”与身体物质层面的联系进行理论和实践分析,形成了“形神一体观”,具体表现为形神相合则生,形神相离则死,且形体是神的物质基础,神是形体的主宰。人生活在自然界中,所以自然环境的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体的生命活动。中医理论中的“五运六气”学说就是专论时间、地域及气候对人体的影响的。中医学还十分重视人在社会中的角色给身体状况带来的影响,《黄帝内经》中提到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条件、生活起居等方面的不同,从而导致身体体质不同,相应地治疗方案也不同。
形神相关性在西方医学中也曾经有过探索,但由于其基础理论受到还原论和身心二元论这两种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11],西方医学在发生发展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人的精神领域对人体的作用。同时西方医学也未能将精神心理等因素很好地与形体物质层面相关联。自20世纪中叶始,西方医学也开始重视精神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对疾病的影响,但相关医学模式并没有改变西方医学界应用生物医学模式进行诊疗的现状。
5用生命力量诊疗生命
中医理论描述生命体特性包含了神的部分,这也是中医在诊断和治疗方面最大的特色,即使用了具有生命特性的包含了“神”/精神因素的诊疗方法。
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是与医学理论息息相关的,西方医学的理论以生理学为理论基础,受化学的影响,认为疾病的发生是因为身体机能(生理学)的失调,而这样的失调可以利用可测量的生物学变量标准的偏离来进行完全的解释[12],因此,通过生化指标诊断疾病是西方医学的主要诊断方法。相应的西方医学的治疗方法也集中在应用不同的药物,一般有明确的靶点,将异常的指标调整至正常范围,或通过手术将病理产物除去或更换。所以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主要范式的西方医学,较少考虑生命体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关联,各种检测和治疗都是基于纯粹的物理和化学方法,对生物物质进行调控,忽略了生物物质和生物精神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转化这个事实,从而导致临床上的治疗有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中医理论则创造性地提出了“平衡”的概念,认为健康的人是“平人”,即包含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平衡,以及机体与环境处于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状态,抽象而言就是“阴阳平衡”。这个平衡不仅是上述西医的身体机能平衡,更是身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一系列相关关系的平衡。所以在对人体失调的判断上,不仅包括类似西医的身体机能的诊断(脉象、颜色、舌苔等),更重要的是包含了一个人自身的感受。在医院中经常会遇到患者自觉身体不适,但通过西医学的检查却没有发现身体器官层面的病变,这些正是机体的“感知”与“物质”没有同步的表现。
因此,机体变化最好是通过人的“感知”来完成,感知可以更灵敏和更直接地表现出人体的平衡与否。正是基于这点,中医的诊断方法是“生物性”的,即通过望、闻、问、切这类需要医者对患者进行感知感受的操作,通过感受患者在形神两个方面的变化,进而对其进行诊断,而非单纯的依靠生化指标。同样,中医学的治疗方法也是“生物性”的,运用自然界的元素来治疗人体的疾病,如运用天然的本草、矿石等药物,或针灸、推拿等方法,均是通过感知来判断其阴阳偏离属性(而非其物质属性),如中药的“四气五味”性质,针灸治疗的“气至”效果等。所以中医诊疗过程中自然地囊括了时间、空间、社会、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对患者疾病的影响,并能给予相应的关注与治疗。
6结论
综上所述,中医以阴阳、五行、神、气等抽象概念作为基础,将精神、形体、自然和社会环境统一起来,用符合逻辑的思维方法建立起一个可以演绎和推理,能够阐释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的生命模型,并将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成为能有效地指导养生或治病的中医理论系统,通过采用“生物性”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从整体层次上把握人体的状态,实现了对生命体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的调整,形成了中医学的最大特色。这些特色正是中医学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原因,认识和掌握中医学的这些特色,能够有助学习、理解、掌握和发挥中医学的优势,在未来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中继承和发扬中医学,更好地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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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概述篇2
2003年2月国家中管局制定了《中医药基础发展研究提纲》，提出未来十五年中医药基础研究的发展目标，其中首要的任务是“开展中医药理论概念内涵的系统深入整理及规范化研究，逐步形成专业术语统一，概念内涵清楚，理论层次明确，表达严密的规范化中医理论。”可见，对中医理论的概念进行研究，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而中医诊断学是根据中医学理论，研究诊察病情，辨别证候，判断病种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一门学科。从这个概念来看，本门学科包括中医诊断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两大方面，而中医诊断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是研究诊察病情一察症；辨别证候一辨证；判断病种一断病三方面，尤其偏重“症”、“证”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在中医的教学科研、临床诊疗及学术交流中就必然涉及大量的中医诊断学科范围的“症”、“证”、“病”及相应的学科范围的的名词术语概念。为此，根据现代术语学的原理与方法，我们对认为可以构建中医诊断学术语概念体系的术语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搜集和规范。由于以上的一些问题，现探讨如下：
一、规范的意义“概念是反映对象的特性(以及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不同学科对概念内涵界定的要求是不同的，哲学对概念的要求是宽泛的；自然学科中医学科和社会文化的双重局限性，因而在规范化研究中就存在着不同于其它学科，尤其是现代自然学科则要求概念的内涵是明晰、具体，界定十分清楚。中医学作为自然学科的分支，由于其形成背景的缘故，使得作为中医学重要分支的中医诊断学，其名词术语大多形成于古代，有的甚至有几千年的历史，并构成自己的术语体系，多为古代汉语，有的字即是词，更有古今词义的演变。古文的现代表述，还有人文哲学对中医学的渗透，使其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和古代的哲学特征，导致了中医诊断学的理论既复杂又特殊的特性，而且几千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医i临床的辨证施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医学模式的转变，疾病谱的增宽，这种既特殊又复杂的中医诊断学理论，愈来愈显出其既宽泛又局限的特性，缺乏自然科学对概念的属性要求。
目前，对中医诊断学名词术语的规范研究虽不断在加强，但尚欠成熟与完善。加之，中西医两种医学诊断体系的相互渗透与矛盾，虽然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有益的启迪与借鉴，但也更增加了规范的难度。另外，由于中医诊断学的各版教材、中医诊疗术语和标准及各种中医词典所列病症具体内容的不统一，又出现了新的不规范。即使是适应教学科研、临床诊疗及学术交流，但用现代术语学的标准来衡量，仍不能适应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医交流的速度和范围不断扩大，因而中医诊断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对于促进中医诊断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存在的问题综上所述，症、证、病等中医诊断学的基本概念，由于古今的演变，现实的复杂，以致对古代含义的理解仍有差异，对当今约定的含义尚未认同，即使承认也远未恪守，因而当前有关症、证、病等中医诊断的基本概念的表述和应用仍欠规范，更未形成现代术语学意义上的中医诊断学术语概念体系，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部分中医诊断学的名词术语文学色彩较浓因与中国语言文学的关系深远密切，主观感情色彩较浓，与科技术语的简洁单义性相违背。
2、同一概念所具指称太多，即一义多词；同一指称代表不同的概念即一词多义的现象严重。
3、中医诊断学名词术语的定义尚欠规范。
①定义界定模糊：表现在一些术语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太一致，界定不太清楚。
②定义不准确。
③没有定义：望神中有关精神异常方面的术语诸如抑郁、焦虑、恐惧等缺乏明确的定义。
4、症名、证名、病名相互夹杂的现象，仍有存在从词义变迁的角度讲，传统的中医“证”，“症”是互为通假的，证状=症状。随着时间的推移，词义的变迁，中医的证、症不仅是字形的改变，而且有了各自的含义。目前，中医的证、症已有明确的概念区分。但症病名、证病名相互夹杂的情况，依然存在。
5、中心术语与边缘术语区分不清。
6、新术语增添不够。
中医基础理论概述篇3
自1927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员卢朋著编撰我国首部中医方剂学教材《方剂学讲义》至建国前，笔者根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等材料统计，全国共出现方剂学教材25种（见表1）。综合归纳起来，这些教材主要存在以下编辑特点：
表1现存民国时期25种方剂学教材
1.从学科建设角度系统整理中医传统理论
古代中医对学科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民国时期方剂学科的独立迫切需要建立起系统的学科体系。然而，在学科建立之初，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础理论以及知识体系等要素的概念并不清晰。近代教材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整理了中医传统理论，主要包括：①总结归纳古代方剂基础理论知识：早期的一些教材汲取了方剂学知识体系的各要素，包括中药配伍组方原则、治法与组方、疾病与组方、辨证与组方、方剂分类方法、方剂发展简史、学术流派及代表性学术思想等，方便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方剂学梗概。②建立方剂学科概念：尽管中央国医馆曾以“处方学”之名将方剂学科列入中医基础学科的范畴，但新生的分支学科在创建之初，名称混乱，概念模糊。当时的教材或名“处方学”，或名“方剂学”，并分别对学科概念加以诠释。时逸人《中国处方学讲义》指出“处方学者，乃配合多种不同之药味以成方，以图却除疾病，恢复生体健康状态之学问也”。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谈到：“所谓新中医方剂学，系专考究中医之药物配合作用，使减轻或除去疾患，及明其结构之何若，以归纳适应于各种病证者也。”还有些教材分别对上述名词加以阐述、鉴别，杨则铭曾在《中国处方学讲义》中谈到，“方剂学者，研究古今成方之组织，及其他加减变化之道，以期施诸治疗是也。”“处方学者，乃配合多种不同之药味以成方，以图却除疾病，恢复生体健康状态之学问也。”杨氏认为，方剂学重在探讨古今方剂，故在其后列举诸方。而处方学则重在讨论方剂配伍组方法则，故其后列举配伍组方的八法予以说明。通过对历代古医籍全面深入的整理，早期教材从纷繁庞杂的知识点中逐渐梳理，并明确了方剂学科的诸要素，对方剂学科的建立功不可没。
2.以中医的传统理论为指导选方释方
中医方剂数十万计，而教材的选方必须精中选优。早期教材的选方、释方都离不开中医传统理论的指导。多数教材选择名著所记载的名方，如经方、局方等，这些方剂的疗效不仅被千年的临床实践所验证，且临床医案比比皆是，历代医家对其组方、用药、加减化裁等论述也十分丰富，在理论和临床两方面都较为成熟，有一定的代表性，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接受。
而教材的释方则表现为在传统理论的指导下，或设方论来阐释方剂的要义，或设小结对每类方剂加以归纳，其中不乏古代名医之论述，以及编撰者对中医传统理论的阐述及发挥。即使是旨在中西医汇通的方剂学教材，其对方剂的阐释分析也是建立在充分理解中医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将西医知识融会贯通于其中。
3.体现中西医汇通的时代特点
民国时期，中医学术发展的重要时代特点是中西医学汇通。受此影响，该时期的方剂学教材不仅汲取了中西医汇通的学术成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完善了方剂学理论，破陈除陋，引进新知，为方剂学的发展打开新的局面。
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如时逸人《中国处方学讲义》、杨则民《方剂学讲义》、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王润民《方剂学讲义》、杨则铭《中国处方学讲义》等都在汇通中西医学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大胆探索。其共同特点是：①运用西医知识阐释分析中医方剂。通过中西医病名对照;以西医知识论述中医传统病症;以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知识解释方剂适应症;分析中药单用或合用的药效等途径，使得中医方剂的适应症从传统的中医病症扩展到西医疾病。②从方论可以看出方剂的组方思路变化。从传统的根据君臣佐使、性味归经、七情等组方逐渐发展到按照药物的药理、药化特性，以及对某病症、体征的治疗作用加减化裁;根据西医疾病的病理特点及中药配伍或药对的药理、药化特性来配伍组方;将药理作用相似或相近中药归类配伍。③对比中西医方剂。为了启发学生智慧，拓宽思维，教材除了阐述中西医理相通的实质性内容，还大胆地对中西医方剂的异同点加以对比分析，发现两者在制方理论、治疗法则、组成、剂型等方面迥异。如陈永梁的《新中医方剂学》谈到，中医方剂治病强调整体观，“其方剂作用，全视病体组织变化与疾病关系如何为转移”，而西医治病重在局部观“其药物作用，在使生体组织，由化学性或物理性亲和力之物质，于相互间发生反应;其用药主征服，故虽解热而犹用毒药。”④方剂分类新颖，打破通例。部分教材，如杨则民《方剂学讲义》，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等在传统方剂分类的基础上，结合西医疗法，对方剂分类法加以调整和创新，以适应当时的临床需要。
4.教材中融入编撰者个人临床心得
早期方剂学教材的编撰质量与学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很多学者勇于打破家传世袭、私门授受的传统陋习，将个人临床经验和对方剂学的认识融入教材。无论是对方剂基础理论的整理、对方剂的收录和阐释、对中西医汇通的看法，还是对疾病的临床认识等方面无一不渗透了编撰者的个人学术体会。如杨则民认为“催生剂之最不可训者为蛇蜕、蝉蜕、蚕蜕，纸之处方，盖中‘医者意也’之毒，睹彼虫类蜕生甚易，以为蜕有灵气，可相感召”，批评了古籍中运用此类催生剂的糟粕之举。许多教材把编撰者自身的临床经验融入方解，例如杨则民《方剂学讲义》谈到，“余经验，遇神经衰弱而盗汗或食欲减退时用一味黄芪，其应如响，足证其有强壮脑神经之效矣。”作为用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工具，民国时期的方剂学教材并不仅仅止步于传授知识，还在书后探讨病案，重在启发学生思考。以蒋文芳《时方学讲义》为例，该书按“汗、吐、和、下、温、清、消、补”传统八法分类，每法下附有具体病案，其重点不是向学生进行填鸭式的方剂知识灌输，而是旨在分析阐述病例，论述疾病、治法、方剂之间的关系，用病案来启发学生举一反三的智慧，指导临床灵活处方用药。
中医基础理论概述篇4
【关键词】时间医学；肾主骨；藏气法时；肾应冬
时间生物学(Chronobiology)是研究生物现象与时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在自然界中，从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到人类的生命活动均呈现节律性，具有周期和振幅等特征。《子午流注针经》为我国现存最早较完整的时间针灸学专著。古希腊哲学家aristotle在其著作中描述了动物活动的周期性，Hippocrates在其著作中也有关于医疗和季节关系的描述。跨时区旅行的Jet-Lag、“三班倒”等问题均引起学者对生物节律研究的兴趣。有些科学家还从某些生物活动是按时间的变化而进行的事实，得出了“生物体的活动具有时间上的周期性的节律”这个推论。
1《内经》藏气法时思想是时间医学的最好例证
1.1《内经》藏气法时思想的内涵
《内经》藏气法时思想即五脏之气，象法于四时，又有“五藏应时”的说法。具体来说，是人体内在的脏腑生理机能，与外界时辰季节具有同步的相应性变化。其内容包括“肝应春”、“心应夏”、“脾应长夏”、“肺应秋”和“肾应冬”。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时仅把它作为一种人体与自然相关的生理现象来研究。笔者认为，中医学对藏气法时的认识远远超出了藏与时相关这样一个朴素的认识，而是欲从时间结构的角度认识人体生命，以解释各种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规律形成的本质和基础。也就是说，通过对不同时相中人体生理机能变化表现于外的状态的观察和分析，来认识和探讨内在脏腑的实质。这是中医学与从空间结构认识人体生命活动的西方医学的最主要区别，也是形成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
1.2“藏”和“时”是生物信息转导系统
“藏”和“时”相应体现了人体脏腑功能的一定规律，“时”为外在的激发源，“藏”为内在的接收靶点，两者的相应性活动是有序又有质的生理效应过程。这与既有物质基础又能体现生物整体工作方式的生物信息转导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表明，在以往松果腺冬夏对性腺调节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松果腺与甲状腺的关系中研究肾与冬时相通相应的神经内分泌和细胞信息转导系统，并从信号分子之间的相关性变化中探讨机体整体功能状态工作方式，阐述中医学用藏与时相应归类脏腑功能理论，这在目前脏腑实质研究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对揭示中医理论从多因素多层次统一认识生命过程的本质规律、深化中医基础理论中脏腑实质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2基于“肾应冬”理论的“肾主骨”研究
2.1肾本质的研究
笔者选择肾系统来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肾“藏五脏六腑之精”，在脏腑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在肾本质的研究方面，沈自尹院士及其研究组大量研究证实，肾阳虚的发生与下丘脑-垂体-靶腺轴(性腺、甲状腺、肾上腺)不同层次的功能紊乱相关[1]，这表明，中医的肾与上述三个轴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程世德教授提出“四时五藏阴阳”是《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并强调人体是以五藏为中心的外应四时阴阳、内合六腑、五官、五体、五华等组织器官的五大功能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2]。
笔者曾根据中医学“肾主生殖”的基本功能，研究了性腺轴在冬季的相应性变化。由于中医肾除了“主生殖”外，还有“主骨”的功能，因此，笔者选择了对骨的新陈代谢、脑发育具有调节作用的甲状腺为依托，进一步对“肾应冬”的生理机制进行研究。甲状腺轴由下丘脑-垂体-甲状腺组成。研究证实，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对骨代谢具有广泛的调节作用，在成骨细胞膜上存在t3受体，还能影响破骨细胞的活性和数量[3-5]。这与中医“肾主骨”的特性极为相符。
2.2《内经》关于“肾主骨”理论的论述及研究
“肾主骨”理论最早由《内经》提出，《素问·宣明五气》云：“五脏所主，……肾主骨。”“主”，有主持的意思。“肾主骨”包含肾主养骨骼以及二者生理功能方面的联属关系。《素问·六节脏象论》说：“肾者……其充在骨。”骨骼起支持人体的作用，为人身之支架。骨之所以能起这样的作用，主要是依赖于骨髓的营养。骨髓由肾精所化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肾生骨髓”，“肾充则髓实”，提出髓的生成为“肾主骨”提供了物质基础，肾所藏之精、所主之液可化生骨髓，骨髓又滋养骨骼的生理关系；同时还指出了肾主骨在病机上的相互影响，如果肾精不足，则会出现骨骼病变。《素问·金匮真言论》曰：“藏精于肾，……是以知病之在骨也。”《灵枢·本神》曰：“精伤则骨酸痿厥。”反之，骨骼的病变可以伤及骨髓，累及肾。亦即是说，骨的发育或虚损与肾有关。故《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提出筋骨的鼎盛时期，女子在28岁，男子在32岁。现代研究证实，骨矿含量最高的年龄为30岁左右，此后随年龄增大逐渐减少[6]。
中医学脏腑的概念是集合了解剖学、生理学及病理学的一个综合的概念。中医学对肾的功能定义可以概括为解剖学意义上的肾脏的功能，同时作为广义的综合功能意义上的肾，具有藏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等功能，即包括了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乃至于神经系统的功能。中医学中“肾”的上述两方面功能均与骨代谢的调节有关。因此，肾主骨理论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解剖学的肾脏对骨代谢的影响，其实质主要指肾脏1α羟化酶的活性及肾脏对钙磷代谢的调控；二是广义上的肾即包括下丘脑-垂体-靶腺轴不同环节、不同层面功能的概括[7]。以上两种中医学“肾主骨”理论的认识是从20世纪80年代黄铎香、梁德任等发展起来的[8-9]。
3从时间医学探讨“肾主骨”理论研究深化了中医藏象的研究工作
虽然从理论上对中医基础理论中藏象概念的时间构成已经受到关注，但从实验实证性研究上仍比较欠缺。笔者认为，应从整体调控思想出发把中医理论体系的传统思维模式融入实验设计和研究中，从多因素多层次对生物整体调控信息转导系统的实验研究中，以肾应冬时生理机制的研究为切入点，对中医藏象既基于实质器官又高于实质器官，以“时”测“藏”的内涵进行探讨。以往中医学主要以病理推生理，以药物作用推测脏腑功能的方法来研究藏象；而上述方法的特色在于直接对正常生理状态下维持协调整体动态平衡状态的机理进行研究。这种把整体信息转导观念和松果腺与下属靶腺及细胞信使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目前在国内外都尚属刚刚起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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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概述篇5
【关键词】诊法辨证发挥
诊法，指望、闻、问切四种诊察疾病的方法，简称四诊。辨证即分析、辨析疾病的证候。
一般认为，“证候是机体在病因作用下，机体与环境之间以及机体内部各系统之间关系紊乱的综合表现，是一组特定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反映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提示了病因、病性、病位、病机和机体的抗病能力等，为治疗提供依据，并指明方向。这一定义将证候限定为诊断学概念[1]”。中医学术史上，证候是一个多义术语。现代“证”多限定为诊断学概念。
1“零证”表达式
证是指中医特有的诊断性的、疾病本质属性的概括。辨证以八纲为本；中医辨证首辨阴阳。根据人体出现的症状和体征而得到疾病的本质属性、特征和规律的诊断即为辨证。证是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反映疾病阶段体性的、本质性的、症状组合。
用辨证的观点认识疾病，中医辨证首辨阴证和阳证。若用辨证的观点认识健康，健康当属何证？中医辨证有阴阳；数学有理数分正负，阴阳与正负其间都隐含了一个绝对的中值—零。
因此数学地辨证健康，健康当属匀平、中庸的零证。
健康人无证，“无证”规范的表达是“零证”。零为阴阳的中值点；无零何谓阴阳；故零证亦可辨。《素问·调经论》平人脉证：“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脉有胃气。心气充，宗气积于胸中等，都是平人之健康辨证。
就健康状态而论，不同的病理变化导致了全体质的零反应。因为阴阳消长动态平衡，总是存在阴阳的颇偏，只要不超过机体的调节和适应能力；只要不符合当前临床诊断标准，均属正常生理状态。
无证的规范表达式为“零证”。健康状态的人无证；亚健康状态的人亦常无证。因为，现在一般都认为亚健康状态是健康的低质状态；至少亚健康状态也包括健康的低质状态。
中医学的辨证观念指导人们从整体、全面、运动、联系的观点，而不是局部、片面静止、孤立的观点，去认识健康与疾病[2]。所以健康亦可辨证；零证亦可辨。
2广义疾病和广义辨证
日常生活中“病”的概念很不规范，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人们有时从“症”论病；有时从“证”或“征”论病；中医多数场合是“症、证”合参论病。田德禄主编的21世纪课程教材《中医内科学》就是规范地“症、证”合参论治40种疾病。广义疾病[3]包括三类不同的子概念。即：主观性疾病、诊断性疾病和已病性疾病。
①主观性疾病，包括主观自觉疾病和主观他觉疾病。它强调凭主观不适感而自定的疾病或因异常的行为表现而被主观他定的疾病。
②诊断性疾病，医者凭籍临床诊断标准而认定的疾病。
③诊断性疾病若能分析、解释主观性疾病，则综合为已病性疾病。已病性疾病为最规范的疾病表达—狭义性疾病。
辨证论治是中医科学的一大特色。可有些疾病，特别是亚健康疾病临床常证无定候，或既无色诊可查，又无脉症可辨。王琦适时总结出并不断完善了中医体质学说，建立了“辨体一辨病一辨证诊疗模式”，以辨体论治为核心的临床诊疗体系。当四诊资料特别是脉象、舌象资料不完备或朴朔迷离时，“辨体论治”就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广义辨证既包括辨证—狭义辨证；又包括辨体。
中医体质学说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研究人类体质类型、体质变化规律；并以此分析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的体质特征及演变趋向；从而指导预防和治疗的学说。
在发挥中医辨证、辨病优势的同时，对辨体论治的运用规律进行科学、系统、深入探讨将带动整个中医诊疗体系的创新。
“上士欲会其全，非备四诊不可”（《濒湖脉学》）。实际上，辨证论治和辨体论治都以四诊资料为诊断依据。前者以脉、舌为主，四诊合参；后者则以脉、舌为辅，四诊合参。当脉象、舌象资料不完备或朴朔迷离时，“辨体”的确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王琦在《9种基本中医体质类型的分类及其诊断表述依据》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点。
《类经·脏象类》曰：“形神俱备，乃为全体”。
中医学的形神关系，实际上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形是生命之本，为体；神是生命之标，为用。形乃神之宅，神乃形之主。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能附。形神统一是生命存在的主要保证。基于形神合一的生命观，人之全体主要包括形之“质体”和神之“用体”。质体强调“体质之体”；用体则强调“用神之体”。如肝体阴而用阳实际上概括了肝的型体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又如“阴平阳秘”是指形神、体用协调；气血冲和；脏腑经络正常。人之全体是“体”要素和“用”要素的综合体。
辨证论治以四诊资料为依据，临床首重脉诊和舌诊。辨体论治也基于四诊，脉诊和舌诊则处于次要地位。在中医“体、用”理论的框架内，辨证和辨体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人们常说的“辨证”其实是“辨用证”；而“辨体”则是“辨体证”。辨证和辨体是同时进行的，临床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因此，中医学是以辨证论治和辨体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在疾病防治过程中，按体质论治是因人制宜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医学的特色所在”[4]。广义辨证其实就包括了辨“用证”和辨“体证”。
如脉症顺逆与从舍。脉有从舍，说明脉象只是疾病临床表现的一个方面，因而不能把它作为诊断疾病的唯一依据。临床只有全面运用四诊，既辨证又辨体，才能从舍得宜，得出正确的诊断。亚健康疾病的诊断更是如此。
纵观“扁鹊见蔡桓公”全文，只字未提舌象和脉象，可见“辨体论治”之渊远流长。我国已故名老中医章次公[5]之医案绝大部分均无脉、舌记载。姜春华曾作序称颂：“章先生没有八股风，很少用浮泛的病理机制做文章，只述主要病症，舌苔、脉象只于必要处写上，不是每案必写。以病症为主，以脉、舌为次，不像有些人为了论理用药，往往装点舌脉。”可见“辨体论治”堪称大家风范。
如《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症并治第二十二》：
“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有病（病症）无证（舌、脉象）之脏躁自应归属主观性亚健康疾病。人们常说辨证论治，然有病（病症）无证，又凭何论治？回答只有一个：“辨体论治”。遍阅《金匮要略》和其它医典中还有很多很多处“有病（病症）无证”的论述。所谓“无证”或指“证无定候”、或指“既无色诊可查，又无脉症可辨[6]”。不定陈述综合症就常出现这种状态。
亚健康疾病常证无定候，或既无色诊可查，又无脉症可辨。中医临床首要补充辨体论治；其次尽量辨证论治，如诊脉常以平旦。
辨证论治是中医科学的一大特色。此“辨证论治”现应时代地发挥为广义概念，且其中必须包括“辨体论治”。
3相关问题讨论
王琦[7]指出：“体质与证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医体质类型是对个体在未病状态下所表现的阴阳气血津液偏颇状态的描述，中医证候类型是对人体疾病状态下脏腑气血阴阳盛衰情况及病因、病位等方面的概括”。
“证与个体的体质特征、病邪性质、受邪轻重、病邪部位等因素密切相关，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体的体质特征。证常随体质而转移”。
按王琦的论述，辨体质仅适用于健康保障、亚健康干预。因为“中医体质类型是对个体在未病状态下所表现的阴阳气血津液偏颇状态的描述，中医证候类型是对人体疾病状态下脏腑气血阴阳盛衰情况及病因、病位等方面的概括”。笔者对此不敢妄加评论，实是临床难以操作。是故不揣冒昧，知无不言。大凡来医院求医者多为有病之人，面对病人也只有辨证论治；辨体质论治则成为不可能。（实际临床既可辨证又可辨体。）“证常随体质而转移”因之毫无临床价值。解决办法就是全民先期体质普查，尔后带着体质鉴定来看病。因为“中医体质类型是对个体在未病状态下所表现的阴阳气血津液偏颇状态的描述”。这样行得通吗？更何况体质兼有可变性，特别是疾病更能促使体质改变。
“证常随体质而转移”。“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体的体质特征”。这毫无疑义是正确的。但倘若有些人在母体就患有严重的遗传疾病，且终身不愈。如湖南“人鱼宝宝”，一个只存活了38天的小生命，全球首例“美人鱼”男婴，世界上第三个患“美人鱼综合症”幸存下来的婴儿，2006年12月17日晚8时20分，最终告别了这个世界。在他38天的生命中，历经了两次手术；身上插满各种管子；进行着漫无止境的治疗与抢救；靠现代化仪器维持着生命。试问，“美人鱼”男婴的体质类型还能辨别吗？若说不能，“证常随体质而转移”其根基何在？若说能，也只能特殊问题特殊对待而特定为“特禀质”。足见“中医体质类型是对个体在未病状态下所表现的阴阳气血津液偏颇状态的描述，”也有例外。王琦[8]对“特禀质”的定义是：“表现为一种特异性体质，多指由于先天性和遗传因素造成的一种体质缺陷，包括先天性、遗传性的生理缺陷，先天性、遗传性疾病，过敏反应，原发性免疫缺陷等。”
中医体质概念亟待规范。
李德新[9]说过：“体质是治疗的重要依据。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按体质论治既是因人制宜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医治疗学的特色所在。”要发挥这一中医治疗特色，中医体质类型的临床界定需另辟蹊径。“中医体质类型是对个体在未病状态下所表现的阴阳气血津液偏颇状态的描述，”只能是纯理论描述。
所以，体质是人类个体有生以来，质体和用体的综合、平均状态的全体。证，是短时间内，不同阶段、不同病理变化的分析体质的即时反应。体质禀承于先天，先天禀赋决定着个体体质的相对稳定性和个体体质的特异性。
“中医证候类型是对人体疾病状态下脏腑气血阴阳盛衰情况及病因、病位等方面的概括”，能否改革为：“中医证候类型是对人体脏腑气血阴阳盛衰情况及病因、病位等方面的概括”。
4总结
广义辨证包括辨用证和辨体证，也就是人们现在称谓的辨证和辨体。我们仍可沿用这种习惯称谓。辨证论治和辨体论治均基于四诊。辨证，偏重于脉诊和舌诊；为发生性辨证。辨体，则偏重于脉诊和舌诊以外的其它四诊资料，为发展性辨证。
王前奔等[10]从“体质影响证的形成”和“体质制约着证的转变和转归”两个方面，论证了体质和证的关系并提示了这种关系在预防学、诊断学和治疗学上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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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概述篇6
【关键词】取象比类概念隐喻目的比较基础认知基础比较对象
“取象比类”是我国古代人们研究自然界规律所普遍运用的一种朴素认知方法，又称“援物比类”、“假物象形”等。在中医学理论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论述中，存在大量关于“取象比类”的现象。《素问・示从容论》指出：“夫经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圣。”同时，《素问・五运行大论篇》也提到：“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等等。长期以来，“取象比类”便一直成为中医学广泛运用的逻辑思维方法，在中医药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加深的今天，如何把中医中的取象比类思维介绍给西方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命题。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贾春华教授就将国外的概念隐喻与中医的取象比类思维相融合，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然而，取象比类思维是否真的可以纳入概念隐喻的范畴？答案并不明确。下文就将对取象比类与概念隐喻的异同进行分析。
一、概念隐喻与取象比类的比较基础
王景芝和杨忠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了隐喻研究的三个基本理论：替论、比较理论和互动理论。其中比较理论最受学者推崇，比较论认为，隐喻的两个成分之所以能建立联系，在于通过比较两词的语义特征，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似关系。也就是说，喻体和本体有相似之处，比喻的意义就在于那一组在语境中被确定的相似点。比如“人是狐狸”这个隐喻的意义是：人和狐狸具有一些相同的特质。比较论认为，隐喻的根本就在于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预先存在的，隐喻就是设法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相似点上来。概念隐喻中把两者的相似性称之为经验基础，基于人的认知，以动觉意象图式来表现，这是概念隐喻的比较基础。动觉意象图式有很多种，都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如容器图式、上下图式、前后图式、线型顺序图式、压力图式等。拿容器图式举例，如视野是容器（ViSUaLFieLDSaReContaineRS），在英、汉语中就有很多的语言隐喻或隐喻表达式。例如：theshipiscomingintoview.ihavehiminsight.He‘soutofsightnow.她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他在我的眼皮下跑掉了。相较而言，取象比类的比较基础为“象”，是直觉思维的产物，关于直觉思维的概念，17世纪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Spinoza1632―1677）和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伯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认为：直觉指作为相互联系的总体的世界的具体知识，有别于由科学和一般观察所得到的零碎的和“抽象的”知识。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dKant1724―1804）则认为：它指不以观察为根据，也不能由观察证实的一切实际知识的来源。中医的直觉思维体验，来源于先秦《周易》和《黄帝内经》等哲学著作博大认知体系和整体的宇宙思维方式。《周易》所体验的对象是宇宙全体，这个宇宙全体不是有形有名的“零碎”的具体事物，而是天地、万物、自然、社会生存变化的整体，它是自然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周易・咸・象》说道：“天地感，万物生。”《系辞下・第五章》又说：“天地氤氲（yinyun，作sa），万物化生”。即指万物是由相互作用而变化生长起来。它还明确指出，宇宙万物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无限过程。因此，古人所体验的宇宙整体，不是一个方面，而是全方位的，不是静态的，而是从过去到未来的动态发展；不是外部现象，而是内部本质；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恒久长存的。所以，像这样一些能够囊括天地、万物包括生命的超宏大、超深度的主题，也只有靠直觉思维去把握。如果靠构造性思维去理解，对象就失去了本来面目，就变成了个别的、片面的、现象的、静止的东西。在无限的、绝对的宇宙全体面前，言语、概念都显得无能为力了。由此看来，概念隐喻是基于身体体验，而取象比类则基于直觉思维，两者的比较基础也并不相同。
二、概念隐喻与取象比类的认知过程
概念隐喻的认知过程涉及到从语词到语词的跨概念域的意义的投射，这种投射构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即概念隐喻是发生在源域（sourcedomain）和目标域（targetdomain）之间系统的结构映射（structuralmapping）。假若用“a是B”的结构来描述源域与目标域的关系，那么概念隐喻便是将源域B的部分知识投射到目标域a身上，以此来解释a，如时间就是金钱这一概念隐喻中，就是把源域金钱的部分特性投射到目标域时间上，说明时间是宝贵的、用了就不再有的东西，必须对其进行有效地管理。这一投射过程基于人类的认知基础，可以被不同文化的人们所理解，因此概念隐喻的认知过程是清楚明了的。然而，取象比类在认知过程方面，古人只是以一个简单的“应象”概括之，并没有对“应象”作具体的说明，虽然表述简洁，但非常抽象而突兀。由于取象比类具有模糊性，且注重整体观，所以其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象”的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从而导致了不理解中医的人对取象比类思维的怀疑。这说明概念隐喻重在阐释由a到B的认知机制，而取象比类目的只是将相似的现象或事物归类，并不强调其认知过程。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到，概念隐喻与取象比类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笔者对于“取象比类是中国式的隐喻认知模式”这种说法不敢苟同。取象比类的整体观与模糊性都是概念隐喻所无法解释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将两者彻底对立。实际上，两者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物体之间的比较。因此，概念隐喻的一些研究成果还是可以为中医取象比类思维研究所借鉴的。例如上文所述的概念隐喻中的意象图示在取象比类中也有体现，谢菁就曾在其文章“从认知角度看中医语言的容器隐喻”中提到了取象比类中以容器图示呈现的“象”，如中医理论十分强调藏府作为容器的功能属性，因此有肝藏血、心藏神、肾藏志的说法。因此“藏”就成为五藏归类的依据-“象”；除此以外，经络还被看作是容器之间的管道，因此，《素问・痹论》云：“荣者，水谷之精气也……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藏，络六府也”。而这种传导作用就是十二经络比类的“象”。除此以外，概念隐喻中事物比较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在取象比类中也有体现，例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将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关系”类比于“十二官职能关系”，形象而清晰地阐述了脏腑之间的整体关系，就充分的表现了取象比类的系统性，中医中相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取象比类是一种思维方式，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合理评价和恰当运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探求其客观性的理论依据，在“象思维”受到空前关注和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取象比类”思想是中医学理论的一大特征。无论是从其哲学母体中转嫁而植入的阴阳、五行理论，还是作为中医学原创理论的藏象经络学说，乃至病因、病机，无不存在着“象”的身影。因此，对取象比类思想的理解可以说是学习中医理论的基础。然而，通过西方概念隐喻来理解取象比类思想是否行得通，还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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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概述篇7
【关键词】中医；中医语言；隐喻现象；认知；
【中图分类号】R2-5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2-0730-02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文化结晶，经过数千年的医疗实践，它已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有人认为中医语言抽象生涩，在表达方面具有模糊性，令人难以理解。这是因为中医理论形成较早，古人只能用当时人们较熟悉的比较参照对象来分析人体和疾病，使得中医语言独具特色。中医理论在语言使用上常常采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或某些修辞手法来辅助表达某些抽象的术语，使之具体化和形象化。因此，中医学在语言文字表述方面就是“取象比类”思想，具有隐喻性。
1980年，美国语言学家莱可夫（George.Lakoff）和约翰逊（mark.Johnson）出版了划时代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在书中，作者从认知科学这一全新的角度来研究探讨隐喻问题，认为“隐喻无所不在，不仅在我们的语言中，而且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我们对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之上的。”Lakoff等人系统分析了存在于我们思维体系中的隐喻概念体系，其理论认为隐喻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不同概念域：源领域（sourcedomain）向目标域（targetdomain）映射的过程。其中，目标域是比较抽象的概念，而始源域则是相对具体的，为人们所熟悉的。隐喻从本质上看就是始源域和目标域两个认知域之间的结构映射，即用一种事物去理解另一事物。国内外对隐喻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与发展，对我们认识中医语言的隐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根据概念隐喻理论，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中医语言中的种种隐喻现象。
中医理论中普遍存在的是方位隐喻，中医典籍经常用“内与外”这对方位词来表达“里与表”的抽象概念，表达疾病的病因病机，例如“内因”、“外因”、“外证”、“表证”、“里证”等。除此之外，还有“上-下”方位词用来描述疾病的病位及状态，如“胃气上逆”，“湿热下注”，“咳逆上气”，“心下有水气”等等。中医病位概念将“"内（里）-外（表）”、“上-下”等常用的方位词投射到病机领域而形成，描述疾病“证候”的病理位置，语言表达多采用隐喻式抽象概念。
中医学将身体看作是一个体积较大的容器，体内的一些部位或器官则被当作是一些体积较小的容器，也能够容纳具体物质或抽象概念，使得它们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病变能够得到理解与归类。大量的中医语言现象已经证明隐喻概念大多是参照容器概念而构建的，容器隐喻在中医语言中普遍存在。在中医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腰者，肾之府……膝者，筋之府……骨者，髓之府……”。
管道隐喻首先是由美国认知学家雷迪提出，认为其核心隐喻是“思想（或意义）是物体，语言表达式是容器，交际是传递过程”，对人类的思维机制和语言交际的本质进行了新的诠释。这种隐喻方式在中医理论中非常普遍，在中医典籍中经常有抽象概念被看作是具体的管道。对于三焦的描述，有“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三焦水道通畅，溺畅肿消”。对于与藏府一样无法直接观察的经络，中医典籍中的描述是“经者，径也；经之支脉旁出者为络”。管道隐喻从认知的角度看待人体相关的功能属性，使三焦、经络等抽象概念不仅变得形象生动，也易于描述和解释。
战争隐喻同样不容忽视，中医理论围绕着“疾病是战争”这个概念隐喻生成了一系列的语言表达。如人体是疾病发生发展的地点。外来致病因素（统称为邪气）和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统称为正气）是疾病涉及到的双方。在中医典籍中，“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真气益耗，正邪盛”这样的语言非常普遍。中医语言中的这些隐喻并非偶然或孤立，其认知基础是疾病和战争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它们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疾病是战争”这个基本的概念隐喻。
自然隐喻在中医语言中大量存在，古代的医学家们认为“天人合一”，强调人与天地、自然之间密切相关。在中医中，将自然界中天、地、水、火、风、寒、暑、湿、燥、火等表达各种自然现象的具体概念投射到抽象的认知域的情形很普遍。根据中医理论，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导致疾病外感病邪的统称，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中医语言在表达中医“六淫”概念时运用了自然隐喻的认知手段。
古人对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感情非常深厚。在人类社会中母亲具有生养、培育子女的作用，失去母亲则失去生活和情感的依靠。因此，古人们将这种对母亲的依恋也运用于中医理论的表达之中。例如，对于五藏之间的相生关系，中医理论一般将其拟人化为母子，常可见“母病及子”、“子病犯母”、“子盗母气”、“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等术语表达藏府在疾病过程中的传变规律和治疗原则，通过母子关系的拟人化隐喻，生动地表达了五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令人易于理解和解释。
通过以上分析，中医理论具有独特的表述方式，中医语言含有丰富的隐喻现象。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理论为中医语言的诠释开辟了独特而崭新的研究视角，能够较好地阐述中医概念的建构过程，中医语言的隐喻认知特征等，有利于架起中医语言与现代语言沟通的桥梁。了解了中医中的隐喻现象，就可以为其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从而在翻译时注意转换语言形式，注意汉英语言体系的差异，理解和阐明其中的隐喻，选择最佳的目标语、等同语来传达中医精髓。
参考文献
[1]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2.
[2]范春祥.隐喻视角下中医典籍语言特点及其翻译研究[J].时珍国医国医，2012，（11）：2875-2876.
中医基础理论概述篇8
《中医基础理论》是学习中医的入门课，藏象学说又是其中的核心教学内容。但是由于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产生于二千多年前，内容古朴而抽象，而且其中一些概念与现今不尽相同，这些都令初学者难以掌握。如何提高学生对本章内容的感性认识，加深学生对中医藏象学说的理解，是我们在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就此，笔者结合个人教学体会，谈几点粗浅看法。
1讲清西医、中医脏腑器官的区别
中西医学是在不同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影响下形成的不同医疗体系，由于看问题的方式角度不同，必然要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因此，中西医学中所涉及到的脏腑或器官虽有共同的称谓，但本质上两者差别很大。所以，在给学生授课时，必须要将这一点强调清楚。以便同学在后面的学习中能够更好理解相关知识。我们可以举例讲解这个问题：西医中肝的本名应为Liver或hepar，西医学传入我国，借用了我们约定俗成的“肝”这一中文称谓来表述西医中的Liver这一器官。所以西医中的肝是一个消化腺，是人体的化工厂；而中医学中的肝则完全不同，它是具有主疏泄功能、可以调节血的蓄溢的一个脏。可见中医的肝不单纯是一个解剖学的概念，更重要的则是概括了人体某一系统的生理和病理学概念。虽然其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在生理或病理的含义中，却有很大差别。其余脏腑中西医概念的异同与之相仿。通过这样的讲解，可以使学生全面了解此问题的本质与核心。
2以气为纽带，系统介绍各脏腑的生理功能
中医学中所讲的气，既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又是脏腑功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脏腑的很多功能活动都要依赖气的运动变化而实现。所以在讲授脏腑的功能时，可以初步讲授气的功能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演各脏腑的功能，同时阐发脏腑生理病理与气的联系。例如在讲授肺的生理功能时，先讲肺气的运动特点：宣发、肃降，正是基于肺气的这些运动，才产生了肺的其他生理效应：主气、司呼吸、通调水道、辅助物质的输布代谢；脾气的运动方式是向上，所以脾才具有主升清、运化水谷、统血等一系列的功能；胃主通降，其气以降为和，所以胃气也助六腑传化糟粕。在藏象学说中，有很多方面都涉及到这些内容，所以在讲授时应以气的运动变化为主线，先讲清脏腑与气的这些联系，然后再讲解由气的运动变化所产生的生理效应—脏腑的功能，进而延伸到各脏腑的病理变化。这样的教学设计，可以使课程的内容更具有逻辑性，同时，也可以兼顾讲授内容的前后联系性。气的概念比较抽象，我们在这里讲了气与脏腑功能的关系，就可以增强学生对气的感性认识，在以后讲到气的概念时，学生就会觉得确有其物，而且这样做也能够使同学们充分认识到气的重要性。
3以比喻方法讲述各脏腑的功能
每个脏腑的生理功能都是重点掌握内容，我们在讲授时都应该讲解清楚，而且我们应该反复向学生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各脏腑功能的相互协调才能共同完成人体的生理功能。那么，就五脏来讲，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讲授时可以用比喻的方法来描述。例如：《内经》中对各脏腑的功能有这样的描述：心，君主之官；肺，相傅之官；脾胃，仓禀之官。我们可借用这一比喻对各脏腑在共同完成全身生理功能的情形进行阐发。相傅之官具有辅助君主治理天下功能，将其对应于心肺的关系：肺可以朝百脉助心行血，主治节，治理调节全身各个方面的功能；脾胃，仓禀之官，要保证粮食的收集，收集后还要输送给肺，肺为相傅，天下之财，用之于民，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应交付给肺统一调拔，分发到全身各处，应于《内经》中“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这样的描述可使学生更加形象地理解晦涩难懂的脏腑功能知识。
再如讲六腑时，我们可以用做豆腐的过程与六腑对食物的消化这一过程作对比进行讲述，做豆腐时，首先要将豆子磨成细末，这一过程正像胃对水谷的腐熟；而用滤网将豆浆与豆滓分离的过程正像小肠分清泌浊的作用；至于在做豆腐时需要加入的关键物质——卤水，正如在消化过程中离不了胆汁的促进作用一样。这样就可以用大家熟知的磨豆腐与我们人体的整个消化吸收过程来对比讲授。这样既可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又可增加其对所学知识的感性认识。
中医基础理论概述篇9
1文献的概念及其分类
文献是通过载体记录的知识，载体是文字语言附着物，是物质形态。从古至今，载体有竹简、纸张、磁带、磁盘、光盘等。科技文献是记录、保存、交流和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的一切著作的总称。其分类包括：①一次文献即原始文献。②二次文献。在一次文献基础上加工而成，常称为“检索工具”，如目录、索引、摘要等。③三次文献。通过检索工具（二次文献）收集原始资料（一次文献），加工整理成的综合性文献资料，如综述、述评、年评、指南等。④零次文献。
未成文的口头传递的信息，或手稿之类的资料，即还没有传播载体。
从上可以看出，综述既不同于原始论文，不属一次文献，也不是论文的摘要、索引或书目，不属二次文献，而是一次文献高度浓缩的产物，是把多篇相关文献综合加工而写成的三次文献。因此，综述包容的信息量大、反映学术动态快，是获取信息、促进科研、指导实际工作的有效途径。
2文献综述的特点
综述包括现状综述——成就性综述、回顾性综述——动态性综述和专题争鸣性综述三种。其特点如下：①资料来源是拿别人的文章做自己的文章。②研究对象是文献资料，不是人或动物。③内容涉及面广，信息浓缩、精炼。④叙述性的表现手法，以事实为基础，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评论。⑤引文多，有很强的参考性。
3撰写文献综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信息时代的特点如文献数量多、增长快，内容分散，重复交叉，语种增加，知识老化加速，质量下降，时滞严重等，呼唤着护理综述文章的出现，使其显得非常必要。此外，综述是知识再创造的研究（科研分为创造知识、修改知识、综合利用知识），写作综述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护理学科发展、成熟，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环节。再则，综述提供回溯检索文献线索等，以上说明文献综述的撰写显得非常重要。
4写作步骤
4.1选题
①选取护理工作中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②选取位于学科前沿，有一定超前性，能反映新成果、新技术、新动向或矛盾焦点的问题。③选取自己熟悉或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题目。④选题要大小适度。⑤希望在杂志发表的综述，应注意期刊的要求。总之，选题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掌握四个相符：与个人主观条件相符、与自身客观条件相符、与护理进展现实相符、与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相符。
4.2收集文献资料
4.2.1对文献数量和质量的要求：①数量要求。>40篇，有人提出初始收集资料最好>100篇。②质量要求。年代分析，文献发表的年代越近越好，近3年最好，至多不超过5年；专业分析，资料来自本专业学术期刊、核心期刊的论著性文章；国别分析，资料来自本课题研究的先进国家、权威机构、有威望的专家；主题分析，引用资料的主题与自己的选题相同或相近。
4.2.2收集方法：①顺查法。顺年查找，由远及近。②逆查法。由近及远，从当前开始，倒查近3年或5年的文献。③追溯法。又称篇后文献检索法，是利用已发表综述后的参考文献进行追溯查找的方法。
4.2.3检索工具：有目录、索引、文摘等类型。①中文工具。《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国外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全国报刊索引》（自然科学技术）、《中国医学文摘》和《国外医学》等。②英文工具。美国《医学索引》（im）、荷兰《医学文摘》（em）、美国《生物学文摘》（Ba）、美国《化学文摘》（Ca）等。③联机与光盘。中国生物医学光盘数据库（CBmDiSC）、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联机数据库（meDLine）等。④网上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数据库、中医药信息检索系统网上数据库等。
4.2.4检索途径：①题名途径（主要按书名、刊名检索）。②著者途径（按作者姓名检索）。③分类途径（按文献所属学科类查）。中国图书分类法规定，“R”是医药卫生，如R4为临床医学，R47为护理学，R248为中医护理学，R5为内科学等。④主题途径（按规范化术语即主题词查）。
4.3整理加工文献
①阅读（浏览、粗读、精读；应确定优先阅读的文献）。②整理、分类、筛选。③综合组织（可按主论点、分论点组织论证材料，确定论证方法，安排层次结构）。④拟定提纲，完成全文。
中医基础理论概述篇10
关键词：原创思维；概念时代；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4-0677-02
在人们对中医药的科学性及发展前景的争论中，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在动荡中不断发展变化。上个世纪，我们的社会经历了由“工业时代”（industrialage）向“信息时代”（informationage）的转变。而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软件向亚洲外包、物质丰富和自动化盛行，新的时代――“概念时代”(Conceptualage)，即将到来。发达国家的知识工作者正在挖掘、掌握那些不能外包的技术与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并立于不败之地。与之相应的是人们对创新意识的要求更加强烈，原创思维得到高度重视。发展右脑，进入全新思维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源于此，在新的概念时代，重视中医原创思维，大力传承发展中医原创思维对于中医学的整体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1概念时代的到来
概念，是人类对世界认识、也是认知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基本模式。是反映思维对象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类知识组成的最小单元。概念被认为是思维的基础，与判断和推理并列为思维三要素。概念的内涵定义所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其外延则描述了概念所对应的一切事物。
近几年来，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发生变化，从逻辑、线性、以计算能力为基础的“信息时代”向“概念时代”转变。“概念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建立在创造性思维、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础上。在信息时代标榜的“左脑”逻辑思维能力在今天仍然必要，但是却不再能满足人们的全部需要。曾经被低估和忽视的具有形象思维能力的“右脑”――富于创造性、执著、快乐感和探寻意义，将越来越能决定世界的未来。实际上，无论怎样分开谈论左右半脑，它们都是协作的。大脑作为一个运行平稳、一致的联合体，是完整统一的――左半脑知道怎样处理逻辑，而右半脑负责了解感知世界。只有两者完美的结合，人类才有了强有力的思考能力。随着对右半脑形象思维能力的不断重视，作为一个时代标志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被赋予了更宽广的含义――“高概念”(HighConcept)的出现，使概念具有了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高概念是形象与逻辑的结合，是概念间的复杂联系。高概念的能力包括具有美感、富有创造力和丰富的情感、能写出优美的文章以及将表面上毫无关系的事物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东西……。与之并列的则是高感性(Hightouch)，高感性的能力包括理解别人、懂得人与人相互交往的细微之处、找到乐趣并感染别人、超越平凡、寻求生活的真谛和意义。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之一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1]描绘了与美国现代作家丹尼尔•平克的畅销书《全新思维》[2]中相似的场景：崇尚高概念、高感性。正如丹尼尔•平克告诉我们的：未来属于另一类人，他们拥有全然不同的思维――创造性思维，包括了共情型思维、模式识别型思维和追寻意义型思维。以上几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都要求人们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勇于创新。这些全新思维方式的运用更能体现学术之魅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1世纪，追求的是一个全新的，以创意、共情、模式识别、娱乐感和意义追寻等“右脑”能力为主导的“概念时代”。具有创造性的原创思维将会受到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2中医学的原创思维
所谓原创思维，是指特有的、与众不同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概念时代的到来，要求任何学科的发展必须具有原创思维。只有具备了原创思维的学科，才能拥有原创性的成果与原创性的优势，才会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中医学是历代医家数千年来通过不断深入的观察与反复临床实践所总结的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是通过与西医学完全不同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具有特定概念与理论的医学体系。它是中国医生群体智慧的结晶，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思维。中医学素以形象思维和整体观念为核心，重视临床医学，其原创思维既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也强调天人相应、调身与调心并重。这一思维模式的形成既来源于众多医家的临床实践，又以临床疗效作为检验的证据。
首先，中医原创思维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中医学不仅属于医学的范畴，还寓有人文科学的内涵。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前者更强调客观性，后者常带有主观性。但两者又密不可分，互补互动。科学为人文奠基，人文为科学导向。以维护健康、防治疾病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中医学反映了人体的客观规律，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同时中医学植根于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含有大量的人文内容。人文因素是中医理论的特色，也是中医学原创思维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内容与人文哲学内容是水融、难以分割的。因此，要进行中医理论的现代研究，不能忽视人文哲学对于中医学原创思维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的原创思维多是基于形象思维，因而思维科学和形象思维的研究会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
思维科学的研究，其突破点在于形象思维学的建立，形象思维解开了，才能去认真研究综合性的创造思维。形象思维是宏观的、整体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象思维被大量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有不少宏观性、整体性的思想成果，中医学就是这一成果的典型代表。中医学中许多重要的基本概念都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譬如，五脏中的“肺”，其功能主气，司呼吸，在体合皮毛，为华盖，居至高之位，主治节，为相傅之官。根据其形态和功能，以金曰从革，中医学将其形象地称为肺如“橐龠”，肺体清虚。橐龠：一种有鼓风袋，似通气管的风箱。汉代典籍中论及橐龠者甚众。山东滕县出土汉代冶铁画像石中有橐龠的画面。它有3个木环、两块圆板、外敷皮革而成。拉开皮橐，空气通过进气阀而入橐；压缩皮橐，橐内空气通过排气阀而进入输风管，再入冶炼炉中。这种将“肺”比为“橐龠”的形象思维，生动、贴切的展现了肺的形态和功能。又如五脏中的“肝”，在五行属木，木曰曲直。中医学将肝比喻成一棵参天茂盛的大树，如果无拘束、无羁绊的成长，则可正常发挥其主疏泄、主藏血的功能；如果受到阻碍和抑制则会功能失常，引发疾病。因此说，肝性刚喜柔，性喜条达，郁则生病。同样，如此将肝比做“木”的形象思维也生动描绘了肝的性质和功能。在中医学中，这种恰到好处的形象思维比比皆是，正是这些形象思维的集合，使得中医学具有了鲜明的自身特点，形成了其独具的原创思维。
其次，中医学强调天人相应、调心与调身并重。中医学重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人体的综合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生理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因此中医学在认识与治疗疾病时强调要综合、整体的考虑多因素对人体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学科独有的诊疗模式。中医学重视整体观念、天人相应、形神一体与辨证论治，要求理法方药一致。论治讲承制调平，圆融和合，防治求本。其诊疗过程是医生通过与患者接触，进行望闻问切等自身感知与体验，对于患者的病证所对应的模式进行识别的复杂的认知过程。同时，也是医生通过实践，积累经验，不断验证并修正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是多维的、自上而下的综合集成的过程。体现了生理与心理、感性与理性、科学与人文的高度融合。
3概念时代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
虽然中医学与西医学诊治疾病的方法与手段不同，但其基点是完全相同的――两种医学体系所关注的基本对象都是人体；其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都是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健康。因此，两种医学体系只是以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共同反映。正是因为不同医学体系的并存，为人类认识与防治疾病提供了不同的方法与手段。不同医学体系间的交流与借鉴，更加有利于人类认识疾病的本质，追求健康的真谛。因此，在概念时代，更要重视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在保持中医学自身特色、发挥其特有优势的基础上才能促进其整体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中医学原有的概念与形象思维是中医学原创思维的基础与源泉。重视中医原创思维传承，也是重视中医药学的传承，是发展中医、创新中医的主要途径。重视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创新是中医学发展的动力。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灿烂的园地之一。对于其原创思维的传承、创新应以形象思维来阐述中医学的天人相应、形神兼备等有关学说，并联系综合集成的思想，诠释辨证论治，然后从我国首创的复杂巨系统的观点阐述中医理论。从思维科学出发，与现代系统论相结合会为我国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基于经验，结合现代科学前沿方法学，并运用其方法系统阐释与发展中医学的原创思维。这种发展更应该继承中华文明的传统，融汇百川，倡导多学科交叉渗透，欢迎相关学科与前沿学科科技工作者参与中医药的学术研究。中医学人要认真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特别是要认真学习系统复杂性科学。通过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推进中医发展，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努力。
东方文化的掘起，欧美文化中心论的动摇，世界正以更加客观、成熟的视角来审视与学习东方文化与中医学。在信息革命第三次浪潮中，更加侧重于综合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长于综合，中医也以综合为自身特点。尽管中国传统综合与今天所提倡的综合有相当距离，但是，只要通过努力是可以进入高级综合时代的，这也是东方思维的巨大潜力之所在。
新时期，“概念”叩响了时代的门扉，高概念和高感性正在世界经济和社会中产生着作用。发展中医学的形象思维和综合集成的四诊八纲，会为医学科学吹来习习清新的空气。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和发展适应概念时代的需求，重视概念并将其拓展到高概念。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将中医原创思维向全新思维过渡，以保持其在新时代的不断发展。
抚今追昔，在全新思维的“概念时代”，正是企盼现代化的中医药工作者创新发展的良好机遇期。只要珍惜并抓住这一机会，奋发图强，一定会创造现代中医学发展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