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稳定的理财方式篇1
斧头型理财：稳扎稳打好投资
理财横型：张馨和老公都是民营企业的普通职工，家庭月收入为2500元，5万元积蓄，因为将来购房、子女教育、赡养父母等家庭开支压力较大，所以他们想寻求绝对稳健、收益相对较高的投资方式。
理财师建议：张女士属于求稳型的理财家庭，承受风险能力较差，宜采用储蓄占40％、国债占30％、银行理财产品占20％、保险10％的投资组合，这种组合在结构上是一个梯形，也正好像一把斧头。
储蓄是“斧头”的最锋利的部分，支持着家庭资产的稳妥增值；国债和银行理财产品放在中间，收益较高，也很稳妥，为“斧头”增添力量；保险的比率虽然只有10％，但所起的保障作用却非同小可，收入低的家庭抗风险能力较低，万一遇到意外，位于“斧头”顶部的10％保险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可以帮家庭渡过难关，这就好比是把斧头反过来当锤子使，可以解燃眉之急。
锤子型理财：小风险换大收益
理财模型：刘晓云月收入3000元，先生是公务员，8岁的女儿正在上学，家庭月收入为6000元，家庭积蓄10万元。他们的目标是努力攒钱，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要求在风险适中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家财增值。
理财师建议：刘女士一家属于中等收入家庭，夫妻双方工作较为稳定，并且福利待遇较好，能够承受一定风险。可以采用储蓄占40％、债券占20％、人民币理财占20％、基金或股票投资占20％的投资组合。这种投资组合储蓄比例较大，而其它投资的比例相同，在结构上呈现一把锤子的形状。
40％的储蓄就是“锤头”，债券、人民币理财、开放式基金加起来就是一个“锤柄”，“锤头”是最有力量的部分，而“锤柄”又可以通过三四种产品的组合，来增加整个锤子的力量。特别是这个组合中有20％的开放式基金或股票，这部分投资如果收益高了，会增加整个组合的投资收益，万一出现了风险，对家庭整体投资的影响也不是太大。
铁锹型理财：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
理财模型：王敏从事直销工作，丈夫是一家公司的副总，其家庭月收入20000元，刘女士家庭车房俱备，另外有积蓄30万元，女儿正在读初中，家庭临时没有太大的负担。因为夫妻两人均从事与经营有关的工作，思维灵活，具备一定投资经验，他们的愿望是让现有积蓄最大限度增值。
最稳定的理财方式篇2
关键词：国际收支危机模型；财政扩张模式；赤字弥补方式；结售汇制
一、我国财政持续赤字与人民币汇率“超稳定”是国际收支危机模型的一个悖论
1979年，克鲁格曼提出了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即传统的Krugman-Flood-Carber模型。[1]该模型是关于货币危机的最早理论模型，通常也被学术界称之为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其核心思想和基本结论是：与固定汇率制度相矛盾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外汇储备的耗尽，从而使固定汇率制度崩溃，引发本币贬值和货币金融危机。该模型给人们一个明确和清晰的警示，即财政赤字与汇率稳定是相抵触和矛盾的。
国际收支危机模型认为，一国政府在财政扩张出现大量赤字的情况下，试图用增发货币（债券）的方式为财政赤字融资。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所能够增发的货币（债券）将受到公众资产选择的制约，超出公众实际货币需求的那部分货币（债券）会转化为对外汇储备的购买。因此，政府持续地为赤字融资，外汇储备迟早有一天会消耗殆尽，从而动摇汇率稳定的基础，使固定汇率制度崩溃。[2]而且，由于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种固定汇率制度崩溃的时间往往会提前到来（即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这是因为，当一国政府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持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也即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部均衡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价格（shadowfloatingexchangerate）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偏差；而这则给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从而最终将导致资本流出和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个临界点时，投机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获取资本收益的考虑，便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性攻击（犹如1992年和1997年索罗斯对英镑和泰铢的狙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有限和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里将可能被投机者大量或全部购入。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政府和社会维持汇率稳定的决心和信心，使政府不得不提前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允许汇率自由浮动，货币金融危机也就因此而爆发。
1995年，爱德华兹（edwards）从实证上研究了1954～1975年的87次货币金融危机。[3]他发现，这些危机的爆发正如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所预示的那样，其共同的特点是危机的发生都伴随着巨额的财政赤字，而且这些赤字都是财政扩张性政策的结果。这就是说，因财政扩张而导致的巨额赤字将诱发本币贬值和货币金融危机，且具有必然性。
我国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名义上是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则是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这是一个国内外公认不争的事实。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可以说是年年有赤字，尤其是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后，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债规模急剧膨胀，如表1所示。
显然，这既与克鲁格曼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结论相反，也与爱德华兹实证分析的结果不符。因而，我们不能不说，我国财政持续赤字与人民币汇率“超稳定”是国际收支危机模型的一个悖论。
二、我国财政持续赤宇与人民币汇率超稳定的现实原因分析
对于我国财政持续赤字与人民币汇率“超稳定”这一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悖论的现象和原因，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本身具有缺陷。一是该模型采用的是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其前提条件和暗含的基本假设是：投资者是完全预期的，且满足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以及经济处于长期就业均衡、货币中性、不影响实际变量、货币需求是收入的稳定函数等，这既与实际不尽相符，也忽视和抽象掉了实际部门对货币经济需求的作用和影响；二是该模型所预示的投机攻击时间的结论，是在一种高度简化的环境中得出的，它还远远无法确定投机攻击的发生及其具体时间。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所预示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其资本市场尚未全面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未实现可自由兑换，因而投机资本进人较为困难，无法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攻击。应该说，上述看法和解释不无道理，但这还不足以说明和解释我国财政持续赤字和人民币汇率“超稳定”这一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悖论的现象和真正原因（或主要原因）。因为财政赤字与外汇储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方向高速增长，毕竟在理论上是很难说得通的，且现实中实属罕见的财政金融现象；再之，国际投机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也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困难和不可能。有资料表明，2003年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国际争端伊始，日美等国的投机资本就产生了投机预期，至少500多亿美元的投机资本悄然进入了国内市场，伺机对人民币进行投机性攻击。因此，笔者认为，我国财政持续赤字与人民币汇率“超稳定”的真正原因（或主要原因）还在于：
（一）特殊的财政扩张模式和赤字弥补方式
1998年5月是我国自改革开发以来财政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尽管我国财政一直处于赤字运行状态，但政府所实行的并不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因其间的政府预算一直遵循和恪守量人为出、基本平衡的原则，且赤字规模较小，国债负担率不到9％），因而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和出现因弥补赤字而动用外汇储备，从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现象和问题。1998年5月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和运行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政府不得已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一改过去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只扮演宏观需求调节“副攻手”的角色，而主动担当“主攻手”，财政扩张也就逐渐主导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以及国债负担率持续扩大和提高（见表1），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高居不下，2002年高达71.7％。显然，这是典型的、实实在在的财政扩张和赤字融资，符合国际收支危机模型的预设条件和基本假定。然而，我国却仍然没有产生和出现外汇储备减少、固定汇率崩溃这一国际收支危机模型的结论和现象。从根本上讲，这是我国特殊的财政扩张模式和赤字弥补方式使然。
1.“增债扩支”的财政扩张模式，有效地促进和协调了内外均衡，且运作成本低廉
此番我国财政扩张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增债扩支”成了其基本政策框架或运行模式，也就是通过增发国债来扩大财政支出。其基本政策导向就是有效刺激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4]这是我国政府在特定情况下选择的特定的财政扩张模式，其政策有效性非常明显。（1）“增债扩支”促进了内外均衡和协调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和统计，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利用增发国债，扩大了政府投资和重点建设，加快了结构调整步伐，有效地刺激了内部需求，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保持了7％以上的全球第一的经济增长率；同时，有效化解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商品出口的负面影响，确保了国际收支状况的稳定和继续改善，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持续双顺差，尤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历史新高。如2002年FDi高达500多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而名列全球第一。这既夯实了我国外汇储备的基础，又进一步扩充了外汇储备的来源。（2）增债扩支“切合国情，运作成本低廉。政策研究表明，”增债扩支“的财政扩张模式能有效且可持续运行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具有大量的闲置资金和较高的国民储备倾向，同时利率水平较低且居民和企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偏软。这样政府便能以较低的成本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从而刺激和拉动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政府之所以选择”增债扩支“的财政扩张模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
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增长较快且储蓄倾向非常高，如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已由1998年的5万多亿元增加到现在的近13万亿元，年均增加逾万亿；另一方面，央行数次降息后，我国利率水平比较低，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利率已由1996年的7.47％逐步下降到现在的1.98％（扣除利息所得税后实际不到1.6％，且这一利率水平一直维持到2004年10月29日）。
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差不断扩大，2002年底达4万多亿元，而且股市持续低迷和不稳定。因此，国债名义利率只要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持平，就能保证其实际收入高于储蓄存款（因我国国债收入是免税的），就能有效提高和扩大国债的预期和需求并主导公众的资产选择，而绝不会产生和出现“超出公众实际货币需求的那部分货币（债券）转化为对外汇储备的购买”。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尽管我国国债名义利率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基本持平，但国债需求却异常旺盛，乃至一般老百姓购买国债需经常排长队甚或“拉关系”、“找后门”。如果考虑到税收等因素，我国国债发行的净成本（即剔除税收增加后的国债利息支出）近乎为零。这说明“增债扩支”的财政扩张，既不会对货币需求总量和公众资产选择产生实质性变化和不利影响，也没有增加政府过重的国债利息负担，更谈不上危及本币币值稳定和必须动用外汇储备以维持汇率稳定。
2.“与央行绝缘”的赤字弥补方式，较好地维系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较之以往我国的财政赤字弥补方式，我国现行的赤字弥补方式的一个明显不同，就是基本切断了财政赤字与中央银行的联系，也即“赤字与央行绝缘”。一方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严禁财政向央行透支。这样，当财政发生赤字时，可供选择的弥补方式通常只能是动用财政历年结余、增税和发行政府债券（国债）；而当财政持续赤字而没有结余且增税又不合时宜时，就只能发行国债为赤字融资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八条还规定，不准央行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财政赤字与央行”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与央行的间接联系也非常有限。从理论上讲，如果购买政府债券的主体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且允许这些金融机构拿政府债券到央行去贴现，这实际上等于央行在间接认购债券。如果不是出于央行主动调控信贷和货币流通需要，其性质及其作用和影响与央行直接认购政府债券并无本质差异。然而。实际上我国国债的持债主体是居民和企业单位，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是承销国债；即使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偶尔持有国债，也很少出现拿国债去央行贴现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与央行绝缘”的赤字弥补方式至关重要，它较好地维系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这是因为，如果允许财政向央行透支以及央行购买政府债券（公开市场业务需要除外），就很难避免央行为政府财政赤字“埋单”，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也就无法保证和维系，尤其是固定汇率制度将受到很大挑战。试想一下，如果财政部门持续赤字运行，央行除了负责货币供给、维护汇率稳定外，还必须负担本国财政部门的赤字，购买财政部门为维持赤字运行而发行的政府债券（国债），这将使央行的两个目标不一致从而使固定汇率制度动摇乃至崩溃。因为在没有切断赤字与央行联系、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的情况下，央行将被迫为财政赤字融资而扩大货币发行，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货币对内贬值）；而在这种情况下，要维系固定汇率制度，确保汇率稳定，就必须动用外汇储备去干预市场，吸收公众在固定汇率制下不愿持有的本币资产和通货。这样，央行在对本国政府债券（国债）持有量增加的同时，其外汇资产也需相应地变动以保持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稳定，这实际上也即通过减少外汇储备来购买本国政府债券。当央行外汇储备用完（或接近一个临界点时），就不可能既满足政府财政赤字扩张的需求，又确保货币供给和汇率的稳定。
毫无疑问，如果只能通过发行货币来满足财政需要，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所庆幸的是，这种情况由于我国选择了“与央行绝缘”的赤字弥补方式而始终没有发生。
（二）特殊的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稳定机制
如果说“增债扩支”的扩张模式和“与央行绝缘”的赤字弥补方式是我国在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尚能维持固定汇率制度而未出现崩溃的根本原因，那么，近年来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和人民币汇率超稳定，则主要归因于我国特殊的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稳定机制。
1.“结售汇”的外汇管理体制直接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
1994年，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实行了“结售汇”制。新的外汇管理体制规定：有出口的企业需将外汇收入按当日汇价卖给指定银行，银行兑给人民币；企业进口需要外汇，需持进口合同及国外银行开出的信用证明及有关凭证，到银行用人民币购买；同时，对银行则实行结售汇头寸限额管理。
而且，新的外汇管理条例还规定，境内机构无论是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的外汇收入（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律不能擅自存放境外，必须调回国内，按结售汇规定卖给指定银行。而对非贸易外汇的支出，如向境外投资、贷款，捐赠等的汇出，则继续实行审批制度。显然，这种结售汇的外汇管理体制具有两个显著特点：（1）强制性，即企业是无条件结售和有条件使用外汇。
因为企业的外汇所得，除了保留少部分的外务业务周转金外，其余都要无条件地（强制性）全部按当日汇价售给指定银行；另外企业或个人在使用外汇金额超出政策限额时要经主管部门批准，才能兑换外汇。（2）垄断性，即央行在整个外汇交易过程中处于最终的垄断地位。
因为结售汇制除了规定企业不能持有外汇外，还规定银行也不能持有更多的外汇（通常只能保持一个小额度的外汇周转金），其所收售的外汇金额应与人民银行的外汇结算中心及时进行集中结算。这势必产生两个直接的制度性结果：一是政府能够全方位且有效地监控和调节国际收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外汇收支基本反映和决定着国际收支的状况。而结售汇制的实行，使政府实际上掌控了国家的外汇收支；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奉行对外贸易的“奖出限入”和非常优惠的对外招商引资政策，使整个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改善，且持续顺差。二是政府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由于结售汇制赋予了央行在整个外汇交易中的最终垄断性地位，因此，只要我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政府的外汇储备就必然增长。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近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和吸引外资不断增加，外汇市场上一直是外汇供给大于需求，从而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呈高速增长态势。而这也正是我国财政扩张条件下，政府外汇储备不减反增的最主要和直接的原因所在。
2.央行“购汇托市”的汇率稳定制度，使人民币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
尽管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以及汇率形成机制各异，但维持币值稳定则几乎成了所有国家的一个重要货币政策目标。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维持市场汇率的稳定或控制汇率的波动程度，则几乎都离不开政府或货币当局的干预和控制。它们或在外汇市场直接买卖外汇（即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方式）以稳定本国货币价格；或调整银行利率和贴现率以松紧信用，调控物价水平和主导资本流向，最终达到稳定汇率的目的；或是通过税收杠杆，间接地影响和控制资本流动来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我国则是选择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即直接在外汇市场买卖外汇的方式来稳定人民币汇率，并形成了独特的央行“购汇托市”的汇率稳定机制。因为“奖出限入”、“积极引进”的外经贸政策和强制结售汇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国际收支顺差，使得我国外汇市场长期供大于求，必须依靠人民银行不断地“购汇托市”。才能“市场出清”，维持汇率稳定；否则，人民币就将面临升值。而人民币大幅升值，显然不符合现阶段的实际需要和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均衡，尤其是会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我国外贸出口和对外招商引资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人民银行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国际收支双顺差和强制结售汇的情况下，就只能选择全面吸收市场上卖超外汇、增加外汇储备、平抑供求、稳定汇率的操作，人民银行也就自然成了外汇市场上最大的买家（占全部买方金额的60％以上）。[5]尽管在“购汇托市”这一过程中，人民银行往往是被动甚或被迫而为，且尚具消极作用和影响，但作为一个直接的结果，则是伴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人民币汇率呈“超稳定”状态。从1998年到现在，人民币兑美元的中心汇率一直稳定在8.27左右的水平，波幅始终不超过0.3％（见表2）。
参考文献：
[1]Krugman.paul.amodelofBalancepaymentcrises.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1979，（11）：311～325.
[2]龚关。国际金融理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7）：182—183.
[3]edwards，mentsandDicussion，Brookingspapersoneconomicaetivity，1995，（2）：271～278.
最稳定的理财方式篇3
要想搞清财政转移支付法中的地方自治精神，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地方分权自治。所谓地方分权自治，包括自治与分权两个基本范畴。自治，是指地方自治。分权，是指地方分权，即国家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划分。自治与分权是联系在一起的，自治必然要求分权，没有分权无从谈自治。所谓地方分权自治，实则指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根据民族、地理、行政区划等因素，划分为数个特定区域，将国家权力在中央政府和这些特定区域政府之间进行合法的分配，在特定区域的人民，依国家授权或国家法令的规定，在国家监督下自行组织法人团体，用地方的人、财、物来自行处理自己的事务的政治制度。
二、财政转移支付法的分权理念
表面上看，财政转移支付法是为规范公共财政支出的法律规范，实质上却是在适度集权的前提下保障分权的法律制度。
分权是地方自治中的应有含义。但单纯分权很难解决以下问题：第一，难以提供全国性的共享产品与服务；第二，无法发挥公共产品的规模效应优势；第三，难以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第四，不利于平衡地区间差异。但是集权也存在两个主要的弊端：一是由于对信息的确实导致分配效率低；二是不利于地方积极性的调动。因此我们不可能建议一个完全分权或者集权的体制。分权与集权必然是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集权更多体现稳定与平等，而分权更多的体现效率，两者都是地方分权自治理念的内涵。
任何国家的分税制体制都是在这样一种集权与分权的理念下存在与发展。分析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基本是从财政分权角度去考虑。而事实上，我国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一次集权化的改革，其中税收在国民收入比例和中央所占有的总财政收入比重都得到明显的提高。中央财政不仅独立于地方，而且常常补贴地方，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地方财政依靠中央补贴。这里的补贴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财政转移支付。这种通过先集中财力、再进行补助的方式，实际上在增强中央权威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上化解了地方主义危险；而地方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获得了充足的财政支持，使得资源得到尽可能有效的分配，并且在平衡地区间差异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财政转移支付法，恰恰充分的保障了这一切的运行。财政转移支付法正是用法律这种形式来巩固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关系，既确保中央拥有足够的财力进行统筹性工作，又保障了地方的财政需要。
三、财政转移支付法的自治理念
地方分权自治的核心内容就是地方财政自主权，即“特定区域人民”的财政自主权。财政转移支付法的自治理念更主要是通过财政自主权来体现。财政支付法通过法定的形式，并从转移支付的具体结构的合理化与法制化的层面来更好地保障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实现。
（一）财政自主权首先要求地方政府的预算编制能够独立于中央政府以及上下级政府
这是一个与预算体制和财政转移支付法都密切相关的问题。预算编制的独立性要求地方政府在没有上级政府的预算批准之下，自行独立制定稳定的预算编制。预算的编制必然要求地方政府拥有对财政收入的准确判断。解决这方面问题，可以试图从错开地方与中央预算编制的时间来考虑。即当中央政府或者上级政府在编制好预算方案后，地方政府获悉其能从中央政府得到的财政支持的数量，从而有效并准确的编制预算方案。但现实中国的体制却与之背道而驰。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政府的预算方案需要同级人大进行审核批准，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是地方先于中央召开。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这一年度的预算编制方案首先或者批准后，中央的预算编制方案才能批准。这就造成了地方对中央能给予的财政支持在无法确定的情况下编制出了预算方案。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用其他办法。那就是用立法来保障地方有明确且稳定的预算收入来源。而财政转移支付法通过法定的形式来确立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比例和具体的计算公式，尽量保证这种收入的课预期性，进而维护地方政府的预算自主权。
（二）地方财政自主权需要地方拥有充足稳定的财政收入以满足需要
只有在地方政府能够满足纳税人需求时，财政分权的好处才能得到体现。而满足纳税人需求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地方拥有税收的自主权。通过税收自主权，纳税人能够实现对地方政府服务的充分了解，地方官员从而受到纳税人的严密的监督。但这种情况只存在于联邦制国家和拥有税收自主权的单一制国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赋予我国地方政府真正意义上的税收自主权，有限的自主权被限定为在最高和最低税率间选择部分税种的税率，以及是否开征筵席税和屠宰税等部分小税种。[1]这种制度下造成的结果是地方拥有了“过多的非正规收入的自主权”，最主要的表现为法律规定范围以外的各种收费。由于地方分权自制的客观存在，收入自主权也是必然要求。既然转移支付的预期那么不确定，地方政府只能高度的依赖预算外收入和负债来解决问题。
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地方财政自治权的落实，需要财政转移支付法做保障。只有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法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并用公式化的计算方法来保障地方政府稳定的收入来源，才能让地方政府在不具备开征税种的权力下，充分享受财政自主权，并避免乱收费与高负债现象。纵观世界各国，即是是地方政府享有税收自主权的国家，也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法来保障地方财政自主和财政自治。
（三）地方财政自主权要求地方政府享受收入和支出充分的稳定和可预测性，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可以依照自身情况安排使用财政资金
财政转移支付中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往往是一种附条件的方式，即可能会要求地方政府这样或那样去使用资金的，以保证中央政府能够引导地方政府朝着有利于公平的方向去努力。但这无疑严重的影响了地方的自治权，因为如果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过高，就可能使得这部分资金成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主体部分。这很可能因为中央政府的影响使得地方政府无法依照自身情况去合理安排资金。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地方各级政府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到了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在当今中国转移支付制度法律缺失，政策化体制稳定性很差，这个问题表现的很突出。
最稳定的理财方式篇4
一、两种属性的财政职能财政职能按其所反映的分配关系来界定，可以概括为财政属性职能和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两类。
1.财政属性职能。财政属性职能，是对国家财政凭借国家政治和社会，以政治统治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对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进步所具有的内在作用或影响的最基本概括。它具有以下内涵。
第一，财政属性职能的范围是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凡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直接相联系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活动，都是财政属性职能的具体体现。
第二，财政属性职能反映了财政属性的分配关系。(1)国家政务资金筹集同各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的社会产品分配关系，同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各行政部门之间的资金安排比例关系；(2)社会管理和社会事业发展资金筹集同各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的社会产品分配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社会管理部门和社会事业单位经费支出同基建支出的比例关系，社会事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第三，财政属性职能具有强制性、公共性和直接性的特点。(1)强制性。指财政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参与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是强制的，它不以任何经济组织、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论其是否愿意，都必须受这种影响力的制约；(2)公共性。指用于政权和社会事业建设的支出所产生的作用是公共的和普遍的，这类支出的目的在于巩固国家政权，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社会进步，其所带来的政治利益、社会利益为全社会所共享；(3)直接性。指财政属性职能对社会成员和各类经济组织的经济利益分配有直接的影响，从而起到引导和制约其发展的作用。2.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
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是对国家财政凭借国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宏观经济管理权，以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宏观经济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运行所具有的内在功能或影响的最基本概括。它具有以下内涵。第一，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的范围，是经济建设领域和总体经济领域。凡与国家经济建设事业、总体经济运行相联系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活动，都是这一职能的具体体现。
第二，这一职能反映了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分配关系。
(1)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同各经济组织、社会成员的国民收入使用权分配关系，国家同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经费支出同基建支出的比例关系，各类经济建设投资比例关系，政府债务同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各类经济建设投资比例关系，政府债务同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2)积累同消费的比例关系，财政收支总量的平衡关系，财政收支总量与社会供求总量平衡之间的关系。
第三，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按依据的权力不同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一，依据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产生的职能，具有结构性和有偿性的特点。(1)结构性。指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而组织的分配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如，凭借国家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信誉而组织的公债的发行对认购企业来说影响其投资结构；对认购个人来说影响其消费结构；财政经济建设投资、公债的运用、国有企业资产转移、财政性贷款、投资收益取得后的再投资等，主要用于重点建设、支持工交、高新技术和农业的发展，即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2)有偿性。指财政运用公债形式筹集资金和运用财政性贷款、周转金等形式使用资金，都是国民收入使用权的转移，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债权债务关系，前者要按期返还本金和利息，后者要按其收回并获取收益。其二，依据宏观经济管理权而产生的职能，即以国家为主体的广义经济属性分配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和反循环性的特点。
(1)综合性。指把财政的两种属性分配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国民经济总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综合的制约引导作用。(2)反循环性。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总量平衡关系的变化，对经济波动具有抑制作用，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起调节控制作用，对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的形成起制约引导作用。
二、四个领域的财政职能财政职能按其作用的领域来界定，可以概括为四类。1.政治领域的财政职能。
在政治领域的财政职能，主要体现在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影响其占有国民收入的份额，对各所有制经济形式产生影响，以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建设提供财务保证和物质基础，安排行政管理各部门的经费使用比例关系，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2.社会领域的财政职能。
在社会领域，财政职能主要体现在对各经济组织和全体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进行调节，避免社会分配不公；为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财力保证，促进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等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财政在国家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职能，是财政属性的职能。3.经济建设领域的财政职能。在经济建设领域，财政职能主要体现在对人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影响(例如，运用公债筹集资金产生的影响)，对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产生的影响，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促进作用，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壮大和巩固国有经济所起的作用，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国民收入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建设领域的财政职能，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属性职能。
4.宏观经济领域的财政职能。在宏观经济领域，财政职能主要体现在对局部与国民经济全局之间关系的影响，对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分配关系的影响，对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平衡关系的影响，以抑制通货膨胀、增加就业、引导投资与消费、稳定国民经济。在宏观经济领域的财政职能，是以国家为主体、广义上的经济属性财政职能。
三、五种形式的财政职能按财政职能的表现形式划分，财政具有五种形式的职能。即：筹集资金职能、配置资金职能、调节经济职能、监督管理职能和稳定职能。“财政的职能是以国家的职能为依据，既要反映国家组织领导经济的职能，必须同再生产过程结合起来研究，也要反映国家社会政治活动(包括人民民主的职能)，必须同国家组织领导政治和社会事业各方面的职能结合起来研究。”①因此，财政的上述五种形式的职能，既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两种属性分配关系的客观反映，同时，又是国家各种职能的客观反映。
1.筹集资金职能。财政筹集资金的职能，是指财政为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履行政治职能、社会职能、经济建设职能和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需要，而运用各种手段积累资金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运用税收手段为国家政权建设筹集资金，为国家的存在和国家政治活动、处理对内对外国家事务提供经费来源和物质基础；(2)运用税收手段为社会管理、社会全面发展筹集资金，为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事业等的发展，提供经费来源和物质基础；(3)运用公债、利润、公共行政预算结余等形式，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为国有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经济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4)综合运用税收、公债、利润等形式，为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和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筹集资金。
2.配置资金职能。财政配置资金的职能，是指财政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前提下，运用资金，主动进行宏观资源优化配置的职能。
主要体现在：(1)对不能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的行政管理、国防事业、通过无偿投资、经费拨款，以公共行政预算形式予以资金安排；(2)对市场机制作用迟缓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公共服务等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领域，通过无偿投资、全额经费拨款，差额预算补助、大量生产性财政补贴等形式，以公共行政预算形式予以资金安排和财务支持；(3)对市场机制不便作用的风险大、投资数额巨大、微利或无利的项目、国家为了增强调控能力必须控制的战略性产业、天然具有垄断性必胯由国家经营的产业，运用政府经济建设投资、投资入股、提供周转金、财政性贷款等形式，通过经济建设预算予以资金安排，具体表现为国家财政的经济建设投资活动；(4)对市场机制作用不好或无力作用、完全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会导致社会财富巨大浪费，引发经济波动的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综合运用社会救济、政府公共支出、经济建设支出等以国家为主体的两种属性再分配手段，作有利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平衡的安排，例如，增加或缩减政府公共支出、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救济支出，等等。
3.调节经济职能。财政的调节经济职能，是指通过财政筹集和配置资金，对以国家为主体的两种属性分配关系进行调节，促进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任务的实现。
(1)调节各阶级、阶层和个人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的份额，调节它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壮大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巩固人民民主国家政权；(2)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调节社会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例如，社会普及教育、基本社会保障、基本的医疗保健以及享受基本的社会服务等)，实现社会分配公平；(3)调节资源的配置，调节产业结构的形成，调节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在结构优化和总量平衡中的骨干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4)调节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4.监督职能。财政的监督职能是指财政在资金筹集和配置全过程，通过审核，检查和财政制裁等形式，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进行的监督，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分配活动的全过程(1)在资金筹集过程中，对有交纳义务的地方、部门、单位和公民，监督其是否履行交纳义务，对征收税款单位、监督其是否依法行使征收权力；(2)在资金配置过程中，同时对各地方、部门、单位的管理和使用资金进行监督；(3)在实施财经分配政策和法律法规过程中，利用财政监督，支持经济发展，对违反政策、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斗争和制裁。
财政监督按内容划分，主要包括预算监督、税务监督、财务监督、国有资产监督、会计监督，等等。财政监督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财经法律制约关系的体现，裨是规范以国家为主体的两种属性分配关系。
5.稳定职能。财政的稳定职能，是指财政通过筹集资金、配置资金，调节两种属性分配关系，实行有效的财政监督等，对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运行产生的稳定作用。
主要体现在：(1)稳定国家行政管理经费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规模，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资金需要。国家行政管理经费支出，是国家从事政治活动、管理对内对外国家事务所必须的开支，行政管理单位的基本建设支出则是国家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物质基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需要有稳定的财务保证，但是，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支出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支出，如果它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大，则会影响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延缓经济建设速度。因此，财政在保持国家行政管理费供应，使其占国民收入一定比例的分配过程中，对于国家的政治活动有稳固的财源保证，起着重要的作用。
(2)公平社会分配，促进社会进步和稳定。公平社会分配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的公平，即避铭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悬殊；二是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平等，即保证社会成员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均等的就业机会；三是享受社会利益的权利平等，即社会成员有平等的权利享受社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公健、福利、社会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公平社会成员收入分配，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社会物吕和劳务，是社会进步和社会稳定的基本内容。
财政通过筹集资金调节社会成员收入水平，通过社会保障支出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通过配置资金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对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维护社会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3)优化资源配置，稳定最佳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是达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之间比例协调地发展。由于市场机制的盲目作用，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不协调状态，影响经济增长速度，需要财政通过筹集、配置资金来调节社会再生产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保持产业结构经常处于最佳状态，即保持社会再生产经常处于比例协调状态，是财政稳定职能的重要内容。(4)稳定市场运行，稳定国民经济。
最稳定的理财方式篇5
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当局干预宏观经济备选工具箱中的最重要选项，财政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物价稳定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基于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践意义，在众多力求规范刻画政府政策当局财政货币政策行为、科学合理评价财政货币政策操作经济绩效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货币政策泰勒规则颇为引人注目。泰勒规则研究的常见结论是：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边际反应大于1的“积极”货币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taylor）。遵循泰勒原则，包含汇率反应、前瞻和滞后等惯性的模型仍然能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woodford；Ball；Svensson，1998；Rotemberg和woodford；Schmitt-Grohe和Uribe，2003）；相反，违背泰勒规则会使价格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Self-fulfillmentexpectation），从而使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并不断波动（Clarida等，2000）。
但应注意到，因为基于强有力的限制性前置条件，泰勒规则研究存在两个重要缺陷：其一，出于便利，泰勒规则坚持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的理论范式，完全集中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作用考虑不充分。其理由则在于，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因此就更能成功地实现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的主要目标①。但其忽略了适当刻画货币政策规则需要匹配以财政政策规则的适当刻画。Leeper（1991）、woodford（1996）和Benhabib等（2001）强调必须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决定理性预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其二，假定财政政策体制的潜在稳定性，并被表示为Leeper（1991）意义上的消极的，也即财政赤字（和/或税收）充分有力地对真实债务变化反应，或更苛刻地假定政府预算总是平衡②。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假定，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该假设屡受质疑。继卢卡斯批判（Lucas，1976）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1984）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因此，Sala（2003）、Favero等（2003）认为必须构建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理论。马尔可夫体制转换（markovRegimeSwitching）模型方法（Hamilton，1989）则解决了为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建模的技术难题。
与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不同，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不仅因为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而且，广泛认同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也存在巨大困难③。其一，难以获取财政政策指标数据，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可靠的财政变量季度度量（perotti，2004）；其二，财政政策中存在自动稳定器，使财政规则识别中刻画财政政策对产出的相机抉择反应变得复杂④；其三，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或称财政政策意外），因为财政政策预期的变化通常要早于财政政策实施⑨（mountford和Uhlig，2004）。
尽管如此，作为泰勒规则研究缺陷的回应，遵循决定财政和货币政策选择的规则是经济环境的函数且这些规则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两个主题，考虑到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对政治偏好多样性随时间推移的摇摆更敏感，财政政策规则及其体制稳定性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体制转换模型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规则分析，至少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对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传统范式提出挑战。首先，财政货币政策存在持续的体制转换，应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设计及其宏观经济绩效评价中重视体制转换因素，并因此谨慎地使用经济计量方法度量和解释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及其经济绩效；其次，政策体制转换背景下，积极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范围扩大，不仅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以及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能够得到解释，而且，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的双积极和双消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woodford（1998）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比较合适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而消极财政政策更适合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Davig等（2004）研究发现，美国战后财政体制在被描述为符合预算平衡逻辑的财政政策规则和仅以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而忽视政府债务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之间交替。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为基本赤字（primaryDeficit）对产出缺口（outputGap）和债务稳定赤字（Debt-stabilizingDeficit）反应，Favero和monacelli（2005）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识别财政体制变化，根据1960-2002年美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得出不同于美国战后财政政策体制一直都是消极的结论，并发现，与基于不变参数识别的规则相比，体制转换财政规则能更好地追踪美国基本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
在我国，政策规则研究明显呈现出货币规则比财政规则获得更深入研究的不对称性趋势。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中国数据实证估计泰勒规则参数并进行泰勒规则原式及修正形式中国适用性的经验验证和探索（谢平和罗雄，2002；陆军和钟丹，2003；赵进文和高辉，2004；王胜和邹恒甫，2006；卞志村，2006；张小宇和刘金全，2010）。作为在我国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中考察体制转换因素研究的代表，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的实证研究认为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存在明显的体制转换特征，并结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特点划分出“惰性”和“活性”两个区域。相对地，我国财政政策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国债效应（刘溶沧和马拴友，1995；史永东，1999；夏杰长，1999；周波，2009；龙成学，2008）、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范炜和娄依兴，2005；郭庆旺，2004；闫坤和孟艳，2008；张建平等，2005），而关于财政政策规则问题研究仍相对较少。
基于此，遵循宏观经济背景和政策作用时间差异引发财政政策参数潜在地取决于马尔可夫状态变量，从而存在经济系统未知结构性变化的理论假设，本文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并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内在识别这些体制变化；提出内生捕捉我国财政政策体制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其中，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财政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值，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以捕捉自动稳定器机制）和债务稳定动机反应，其本质类似近期用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估计和分析（Clarida等，2000），并使用马尔可夫体制转换方法对我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进行实证估计。
在展开本文研究之前，有必要明确界定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以及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简单说，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主要指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则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予以确定界定。遵循Leeper（1991），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l，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类似地，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⑥。
一、我国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构建和实证估计
总体而言，无论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还是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都不曾关于财政当局的政策工具达成广泛认同的一致意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研究通常选取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支出和税收（alesina和perotti，1995、1997；perotti，2002；Blanchard和perotti，2002），mcDermott和wescott（1996）、alesina和ardagna（1998）进一步集中于公共工资和转移支出，arcangelis和Lamartina（2003）将财政支出细化分解为工资和转移支出、剩余支出⑦。就财政政策规则研究而言，常见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债务（Bohn，1998；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或同时考虑政府债务和税收（Davig和Leeper，2005；Davig等，2004）。本文采用的政府财政政策工具，与Favero和monacelli（2005）一致，即政府财政赤字，并使其与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目标联系起来。实质上，作为实施政府活动对应的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所产生的客观结果，政府财政赤字度量实际上不仅是政府财政政策取向的更全面刻画，而且规避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公共财政体制日渐完善进程中税制不断改革完善、税收以外的其他财政收入形式占全部财政收入较高比例等问题导致的财政收入指标选取和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搜集难题。
因此，给出本文构建的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之前，有必要简要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历史表现，由此给出本文构建财政政策规则的直观合理性。
1.中国经济动态效率分析
首先考虑我国政府债务、国债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等行为的历史时间序列证据。如图1，我国政府债务/GDp比率行为揭示出，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2季度，除2003年第3季度的简短反转外，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一个政府债务积累的持续长期向上趋势，经历2004年第2季度～2007年第2季度渐进下降后，在2007年第2季度～2008年第1季度急剧上升，后在2008年第2季度～2009年第1季度下降，并在2009年第2季度后发生温和反转。
如图2所示，GDp增长率和作为中国国债名义利息成本的国债利率比较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3年第3季度和2009年第4季度～2010年第3季度，国债利率高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正，由此，上述期间我国经济动态有效。而在2003年第4季度～2009年第3季度以及2010年第4季度以后时期，国债利率低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负，看起来，在此期间，我国经济是动态非无效的。国债利率和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的显著变动性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规则实证识别中必须充分考虑该因素。
2.识别和估计
刻画财政政策执行滞后，并充分考虑财政政策预期（内生）组成因素的重要性，本部分给出财政政策反应规则识别。假定财政当局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财政赤字。财政当局的反应规则识别刻画实际政府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水平，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被视为捕捉经济自动稳定器机制）和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反应。
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识别是本变的核心变量。假定财政赤字目标刻画对两个主要变量的反应：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关于财政赤字目标的弹性能反应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规则的差别。因而，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考虑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而非政府债务本身，具有能够控制利率和GDp增长率关于政府财政赤字的债务偿付压力随时间变化效应的优势。这也是考虑如图2所示的我国动态效率转换到动态非效率这段被观测历史转换的主要动机。
为刻画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将定义为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真实政府赤字，亦即与政府债务稳定一致的政府财政赤字。名义流量政府债务方程如下：
之所以在财政赤字均衡水平的决定因素中包括产出缺口，是为了控制财政政策的周期因素。注意到与Gali和perotti（2003）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中使用经周期调整的赤字（或盈余）度量（Cyclicallyadjustedmeasure）不同，本文财政政策工具度量是政府真实财政赤字。试图分解财政政策的真正相机抉择部分并藉此控制财政当局直接控制之外的原因导致财政政策变化的因素时，该区别尤其重要⑧。本文暗含假定，产出缺口是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指标，并因而可很好地包括来自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反应⑨。
3.数据
模型包括政府赤字、政府债务、产出缺口、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GDp增长率等经济变量。模型经济变量季度数据来源及处理如下。
（1）GDp增长率和产出缺口。GDp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季度GDp为当季发生额，以本季的当年累计额减去上季的当年累计额。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将名义季度GDp转化为真实季度GDp（记为RGDp）：RGDp=名义季度GDp/当季Cpi。为估计产出缺口，采取如下策略潜在产出水平估计：以Hp滤波得到季度真实产出长期趋势值（记为HpRGDp），根据真实产出对数关于HpRGDp和三个季度虚拟变量（11）的回归方程计算潜在产出季度估计值（记为UGDp）。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季度潜在GDp增长率可计算为g=，时间序列行为如图2。对应地，我国季度产出缺口数据计算为，时间序列行为如图4。
（2）政府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为计算真实政府债务/GDp比率，使用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债期末余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国债余额季度度量。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名义季度国债余额除以当季Cpi转化为真实季度国债余额。在此基础上，真实季度国债余额除以R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国债余额/GDp比率。值得强调的是，作为本文实证识别的核心经济变量之一，我国国债期末余额数据统计可以获得的最早来源是1999年第1季度，这也是本文研究局限于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的主要原因。
政府财政赤字数据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财政收支差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政府财政赤字季度度量。采取与计算类似地剔除通货膨胀影响、除以真实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财政赤字／GDp比率。依据式(3)并结合计算完成的序列，可计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对应的时间序列行为如图3。
（3）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Cpi。理论上，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应该是政府债务利息支付额与政府债务偿付额比率。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都不存在政府债务融资成本数据统计，本文依据财政部公布的历次国债发行公告进行计算，作为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的变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统计自1999年1月起每月到期国债需支付的国债利率水平，因为国债动态连续滚动发行，同一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多个批次。比如，1999年1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7年发行的2年、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发行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第一次增发的5年期国债，第二次增发的3年、5年期国债，第三次增发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共11个批次。考虑到每批次国债都可能发生持有者提前兑付的可能性，按照财政部规定的国债计息规定进行统计。比如，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在1999年1月～1999年4月期间满3年而不足4年，故该时期国债利率统计为10.26%，而1999年5月～2000年6月、2000年7月～2011年4月、2011年5月～2011年6月3个期间，国债利率分别统计为11.34%、11.88%和13.06%。自1999年1月始，分别计算每批次国债发行在每个月份偿付国债的利率，然后计算每个月份所有到期国债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就是该月份到期国债利率月度数据；计算每季度3个月份国债利率平均值得到国债利率季度平均值，如图2所示。
就用于各真实变量转换的通货膨胀率变量而言，本文选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指标，原因在于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相比，Cpi不仅将服务价格计算在内，能更全面地反映物价变化程度，而且具有与GDp关系更密切、反映商品经过流通环节形成最终价格的优势。更重要的是，Cpi倒数衡量货币购买力指数，能反映价格上涨后国债持有主体可能面临的资产收益损失，直接形成对财政当局调整财政政策的公众压力。具体而言，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公式为通货膨胀率=（季度Cpi-1）×10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来源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月度数据，每季度3个月度数据简单算术平均可得到季度数据。
4.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
使用RatS7软件估计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式（4）。本文尝试允许任意数量的财政政策体制，但总体上，被刻画为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的两个体制情形稳定地实现收敛，并给出最好的统计刻画，估计结果见表1。
同时，注意到作为财政当局工具的政府赤字变量对产出缺口的反应也随着财政体制转变发生变化。消极财政体制下，政府赤字变量关于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53，并不显著异于0。而积极财政体制下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1，统计显著。
二、财政体制转换模型评价：基于与不变财政体制估计的比较
1.不变财政体制估计
为评价财政体制转换因素对于刻画我国财政政策行为随时间变化特征的重要性，本部分将基于财政体制转换模型的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与不变财政体制条件下的财政规则估计进行比较。实际上，在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不变财政体制假设意味着，对所有t有=s。由此，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由具有取决于特定时刻t体制的时变参数非线性模型系统转变为固定参数线性模型系统。对应地，用于估计的方程系统如下：
然而，基于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识别的结论与经由式（6）估计得到的结论显著不同。若财政政策规则式（4）正确，则财政政策始终处于消极财政体制状态的刻画与历史数据严重不符。如图6积极财政体制概率估计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0年第l季度、2001年第4季度～2002年第2季度、2008年第3季度～2008年第4季度和2010年第2季度～2010年度3季度四个样本区间被识别为积极财政体制状态。
2.体制转换与体制不变模型的财政赤字拟合比较
基于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和固定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可以进一步比较两者关于政府财政赤字行为拟合效果。
为更好地衡量体制转换特征相较于固定体制因素关于财政政策规则估计拟合的显著改进程度，引入政府财政赤字“缺口”概念。
政府财政赤字缺口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下的实际政府财政赤字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显然比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具有更大的持续性。两种体制情形下政府财政赤字持续性的差异，可以解释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下的政府财政赤字估计贴近真实政府财政赤字平均趋势路径、存在较多异常值的原因，而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能揭示真实政府财政赤字的动态趋势。
三、政策意涵：结合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的分析
根据新凯恩斯主义“取景假说”（FramingHypothesis），政策当局总是为最为逼近的损失风险设置更大的权重。Kozicki（1999）认为，泰勒规则中通货膨胀缺口调整因素和产出缺口调整因素的权重，可以体现中央银行在短期内面对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难局面时的权衡结果，反映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偏好，即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孰重的决策尺度。若真实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关于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和产出缺口的边际反应规模的比较，能揭示出财政当局关于政府债务稳定和产出缺口稳定的相对权重，则我国财政当局将在相对更重视保持产出缺口稳定和政府债务稳定之间相互交替：积极财政体制下，财政当局更注重追求产出稳定，而消极财政体制下更看重政府债务稳定。
20世纪90年代初，为治理通货膨胀，在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我国决定，自1994年起不再允许通过向银行系统透支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消除市场疲软和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增长，基于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相对货币政策更直接的判断，我国在1998年之后采取注重货币政策的同时以财政政策调节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12）。因此，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匹配，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尝试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和财政支出规模，推出增发国债，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1997年，我国财政赤字约580亿元左右，按当时的财政预算，1998年的赤字应为460亿元，比1997年减少100多亿元。但鉴于当时形势，中央决定于1998年8月首次面向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并要求国有商业银行配合增加1000亿元的贷款，用于农林水利建设、交通通讯建设、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经济用房建设等六个建设重点。1999年财政部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且对企业生产经营提出各种减免税政策，出口退税力度进一步加大。2000-2003年，我国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投资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保持不变。截至2002年，我国已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并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财政政策正式由积极转型为稳健。
2007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非常突出，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从3月份的3.3%上扬到10月份的6.5%。为实现“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任务，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而考虑到改善民生、重点建设、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各项工作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财政支出会比较大，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在2008年下半年果断实施“四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对应地，2009年和2010年预算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9500亿元和10500亿元水平，财政赤字率一度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根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我国拟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000亿元，继续代地方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并纳入地方预算，赤字规模9000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财政赤字率回落至2%左右的安全地带。但与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之前2003年的历史最大规模赤字3198亿元相比，在绝对量上依然很大，意味着积极财政扩张力度依然强劲。可以预见，我国将在未来某一时点重复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财政政策的演变轨迹，正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
对照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并根据图5和图6我国同期消极和积极财政体制两类区间划分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行为主要考虑政府债务稳定目标。这实际上引发应对经济衰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权衡问题，因为以扩大政府赤字的方式进行财政扩张固然能阻止经济颓势、实现产出稳定，但财政扩张之后政府往往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期履行政府债务偿付义务。有关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四、结论
鉴于体制转换特征在宏观经济现象和数据解释中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在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应用的非对称性，本文给出了将财政政策体制随机变化的思想融入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的实证框架。分析结论表明，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较好地揭示了我国财政体制变化，财政政策操作呈现显著的体制不稳定性。作为解释变量，财政政策规则中的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都是显著的。与不变参数财政政策规则规则识别相比，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能更好地解释我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这支持Schmitt-Grohe和Uribe（2003）、Sala（2003）、Dayig（2004）、Davig等（2004）将财政体制不稳定性考虑在内来识别宏观经济最优模型的贡献。
财政体制随机变化的显著特征意味着，在我国从事货币政策规则和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VaR实证研究都应慎重。因为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典型做法是假定积极货币政策规则（泰勒原则）与不变消极财政政策规则（典型的平衡预算规则形式）匹配，而VaR实证研究试图在不变财政体制框架度量财政政策冲击的高频率效应（13），并通常忽略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以及财政政策中的债务稳定动机问题。当然，就体制转换模型识别和估计而言，国外相关研究通常使用比本文规模更大的样本数据，而本文可用数据相对较少，由此可能影响识别、估计和结论的稳健性问题有待进一步挖掘或随时间推移增加数据予以验证。
注释：
①该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核心，集中于泰勒原则。见广泛引证的woodford（2003）和Clarida等（1999，2000）。
②贯穿全文都坚持Leeper的消极和积极概念。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
③早期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包括，taylor（1996，2000a，2000b）将财政立场（FiscalStance）度量与产出缺口联系起来（未考虑对政府债务变化反应）识别美国财政规则，Bohn（1998）基于美国百年数据揭示出政府盈余/GDp比率与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采用不变参数法估计包括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的欧洲国家财政政策规则。
④采用固定结构VaR事件研究法，Blanchard和perotti（2002）使用税收和转移体制的制度信息以及税收征缴时机来识别财政政策行为的自动税收和支出反应，其基本逻辑是，政策制定者收集经济状态信息、考虑财政政策反应并最终实施财政政策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滞后意味着，财政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用于估计模型的周期内，比如一个季度）不可能有对未预期经济活动的相机抉择反应。Fatas和mihov（2001）假定政府支出不对一个季度内的宏观经济条件反应，将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区分开来。
⑤幸运的是，若分析重点是政策冲击，则财政政策意外识别就至关重要，但就本文关注的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而言，该问题并非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⑥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当然，由于本文的财政政策工具（财政赤字）与既有研究不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界定稍有不同，下文将结合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详细说明。
⑦主要是公共债务利息支付，因其在某些债务水平较高的欧洲国家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较大，因此成为重要的预算项目。
⑧例如源于周期性条件和/或失业率的税基变化触发失业利益规模的摇摆。
⑨参见Fatas和mihov（2003）的类似做法。
⑩理论上，该相关的符号是模糊的。实际上，政府支出外生增长影响真实产出（很可能经由就业的财富效应）和自然产出水平。冲击符号将典型地取决于劳动供给弹性和冲击的持续性程度（Baxter和King，1993）。
最稳定的理财方式篇6
一、企业财务战略的类型及特征
企业财务战略的选择，决定着企业财务资源配置的取向和模式，影响着企业理财活动的行为与效率。负债•收益•分配不同，战略有着不同的选择。企业财务战略具体有以下三种类型：
1.扩张型财务战略。它是以实现企业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为目的的一种财务战略。
2.稳健型财务战略。它是以实现企业财务绩效的稳定增长和资产规模的平稳扩张为目的的一种财务战略。
3.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它是以预防出现财务危机和求得生存及新的发展为目的的一种财务战略。
二、财务战略的基本性质
财务战略的基本性质体现在：
（一）支持性。从财务战略与经营战略的关系看，财务战略不仅表现为它从属于公司战略,更是公司战略的执行系统，全面支持公司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体表现在它从财务角度以价值形态对公司经营的各个环节提出财务目标,如：稳定增长的收入、较大的毛利率、强劲的信用等级、不断上涨的股票价格、在行业处于调整期的收益稳定程度等，以此来保证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互逆性。财务战略对公司经营战略的支持作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支持力度与作用方式。从战略角度看，公司所有者总是期望公司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保持经营增长的收益提高，因此财务战略将随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的变动而进行互逆性调整。
（三）动态性。财务战略必须保持动态的调整过程。财务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和外部环境紧密关联,即财务战略是环境分析的结果。当环境出现较小变动时，一切行动必须按战略行事，体现战略对行动的指导性；当环境出现较大变动并影响全局时，经营战略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从而财务战略也随之调整。
三、企业财务战略的内容
现代企业财务战略的内容主要包括筹资、投资及收益分配。因此，企业财务战略研究的重点应是筹资战略、投资战略及收益分配战略。
（一）筹资战略。
筹资战略就是根据企业的内外环境的现状与发展趋势，适应企业整体战略与投资战略的要求，对企业的筹资目标、原则、结构、渠道与方式等重大问题进行长期的、系统的谋划。筹资目标是企业在一定的战略期间内所要完成的筹资总任务，是筹资工作的行动指南，它既涵盖了筹资数量的要求，更关注筹资质量，即既要筹集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及发展所需资金，又要保证稳定的资金来源，增强筹资灵活性，努力降低资金成本与筹资风险，不断增强筹资竞争力。筹资原则是企业筹资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包括低成本原则、稳定性原则、可得性原则、提高竞争力原则等。此外，企业还应根据战略需求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对筹资进行合理搭配，采用不同的筹资方式进行最佳组合，以构筑既体现战略要求又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筹资战略。
（二）投资战略。
投资战略主要解决战略期间内投资的目标、原则、规模、方式等重大问题。它把资金投放与企业整体战略紧密结合，并要求企业的资金投放要很好地理解和执行企业战略。一是投资目标，包括：收益性目标，这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保证；发展性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企业投资战略的直接目标；公益性目标，这一目标是多数企业所不愿的，但投资成功，亦利于企业长远发展。二是投资原则，主要有：集中性原则，即把有限资金集中投放，这是资金投放的首要原则；准确性原则，即投资要适时适量；权变性原则，即投资要灵活，要随着环境的变化对投资战略作相应的调整，做到主动适应变化，而不可刻板投资；协同性原则，即按合理的比例将资金配置于不同的生产要素上，以获得整体上的收益。在投资战略中还要对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式作出恰当的安排。
（三）收益分配战略。
本来企业的收益应在其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配，包括债权人、企业员工、国家与股东。然而前三者对收益的分配大都比较固定，只有股东对收益的分配富有弹性，所以股利战略也就成为收益分配战略的重点。股利战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确定股利战略目标、是否发放股利、发放多少股利以及何时发放股利等重大问题。
从战略角度考虑，股利战略目标为：促进公司长远发展；保障股东权益；稳定股价，保证公司股价在较长时期内基本稳定。公司应根据股利战略目标的要求，通过制定恰当的股利政策来确定其是否发放股利、发放多少股利以及何时发放股利等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四、财务战略成功实施应考虑的关键因素
（一）财务战略的选择必须与经济周期相适应。
从风险的观点看，财务战略所蕴含的财务风险应与经济周期波动所造成的经营风险相适应。因此，企业通过制定和选择富有弹性的财务战略，来抵御大起大落的经济震荡。在经济复苏阶段宜采取扩张型财务战略，积极融资，扩大生产规模，研发新产品，增加劳动力。在经济繁荣阶段宜采取快速扩张型财务战略和稳健型财务战略结合。繁荣初期继续扩充厂房设备，采用融资租赁，继续建立存货，提高产品价格，开展营销筹划，增加劳动力。繁荣后期采取稳健型财务战略。在经济衰退阶段应采取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停止扩张，出售多余的厂房设备，停产不利于产品，停止长期采购，削减存货，减少雇员。在经济萧条阶段，特别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期，建立投资标准，保持市场份额，压缩管理费用，放弃次要的财务利益，削减存货，减少临时性雇员。总之，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要跟踪时局的变化，对经济的发展阶段做出恰当的反应。要关注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深刻领会国家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对企业财务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
（二）财务战略选择必须与企业发展阶段相适应。
在企业发展的历程中，一般要经过初创期、扩张期、稳定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经营重点、经营风险都不同，应该有不同的财务战略与之相适应。企业应当分析所处的发展阶段，采取相应的财务战略。在初创阶段，企业经营领域的不确定性较强，大量的资金需求应尽量通过权益资金满足，股利政策一般采用非现金股利政策。在扩张期，虽然现金需求量也大，但它是以较低幅度增长的，有规则的风险仍然很高，股利政策一般可以考虑适当的现金股利政策。因此，在初创期和扩张期企业应采取扩张型财务战略。在稳定期现金需求量有所减少，一些企业可能有现金结余，有规则的财务风险降低，股利政策一般是现金股利政策。一般采取稳健型财务战略。在衰退期现金需求量持续减少，最后经受亏损，有规则的风险降低，股利政策一般采用高现金股利政策，在衰退期企业应采取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
（三）财务战略的选择必须与公司治理结构相适应。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保障财务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如果公司没有有效的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等机制，则无法保证财务战略的实施。如内部约束机制应包括领导者对财务战略实施的监督，财务部门对其他部门的监督以及领导者、财务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的确定等。此外公司还可利用各种管理手段激励员工，把奖励与对财务战略的推进程度联系起来，逐步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使他们乐于提出有利于战略发展的建议方案。
（四）财务战略选择必须与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
企业经济增长的方式客观上要求实现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根本转变。为适应这种转变，财务战略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调整。一方面，调整企业财务投资战略，加大基础项目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加大财务制度创新力度。
五、企业财务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一）财务战略的制定程序。
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一个子系统——财务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除考虑企业内外环境外，还要着重考虑企业整体战略要求。
从上述程序可以看出，制定财务战略首先要对财务战略环境进行分析，即要收集各环境的信息及其变化过程与规律，分析预测环境的未来状况及其对资金流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如影响的性质、程度、时间等；其次，要分析企业自身的财务能力，并结合企业整体战略的要求，编制、设计具体财务战略方案；最后，通过对各战略方案的评价，选出满意的方案。
（二）财务战略的实施与控制。
财务战略的实施与控制也就是努力遵照前面所述的各战略原则，以此为指导思想，评价各分期目标实现情况，进行有效的控制。制定与实施前，除了考虑财务战略要求，还得关注组织情况，即建立健全有效的战略实施的组织体系，动员全体职工参加，这是确保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组织保证；同时明确不同战略阶段的控制标准，将一些战略原则予以具体化。比如，定量控制标准辅以定性控制标准；长期控制标准辅以短期控制标准；专业性控制标准与群众控制标准相结合等等。
在进行具体的战略控制时，要遵循以下原则：1.优先原则。对财务战略中重大问题优先安排，重点解决；2.自控原则。战略实施的控制要以责任单位与人员自我控制为主，这有利于发挥其主动性与创造性；3.灵活性原则。尽量采用经济有效的方法迅速解决实施中出现的问题；4.适时适度原则。要善于分析问题，及时反馈信息，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实施过程中努力确保各项工作同步进行，进度差别不大，从而利于内部协调。
此外，财务战略实施完毕后，应对其实施进行评价，这是回头分析企业的预测、决策能力的很好途径，同时也为以后发展积累管理经验，吸取教训，为下一步财务战略管理奠定基础。
通过对企业内外环境分析并结合企业整体战略的要求，它提高了企业财务能力，即提高了企业财务系统对环境的适应性；财务战略注重系统性分析，这提高了企业整体协调性，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协同效应；财务战略着眼于长远利益与整体绩效，有助于创造并维持企业的财务优势，进而创造并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陆正飞.论财务战略的相对独立性[j].会计研究，2000，（9）
[2]卢斯•班德．公司财务战略[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1
最稳定的理财方式篇7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成为人们的共识。2008年下半年,面对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下滑,实现了经济复苏。但是,目前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时机还不成熟,适应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需要,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本文在回顾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发展演变的基础上,立足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指出了新时期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掌握的原则。
关键词:公共财政体制积极财政政策原则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计划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借鉴苏联财政管理模式,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通过透过财政的现象抽象出财政的本质,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基本属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这一认识不仅正确揭示了财政的本质、主体、目的,并且搞清了财政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约关系,这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国家分配论”狭窄化的倾向,它片面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强制性、无偿性、服务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财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二)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92年,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与辨析。在保留“国家分配论”原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吸收了大量市场经济的内容,对自身的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等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完善,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与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融合,对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得到清晰化和具体化。
1998年12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思路及相关原则,包括以下四个要点:一是调节市场资源配置;二是保证公共支出;三是促进公平分配;四是做好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工作。其后,各个方面对公共财政的讨论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将其明确写入了中央全会的文件和国家发展规划。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逐步成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刺激和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行为。
(一)1998-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面对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于1998年果断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等手段筹集资金,1998-2004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用于交通通讯、农林水利和生态保护、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实践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短期政策的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出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有所扩大,财政风险也相应加大;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经济增长形成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政策退出受到相关利益部门的制约,积极财政政策难以淡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并没有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能力,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后期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进作用呈现出递减趋势。
(二)200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下半年,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我国政府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科学发展、均衡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重要的政策取向。所以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加突出了民生、“三农”以及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支出,投资范围更宽,力度更大,更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民生支出是指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支出的汇总。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数据,2009年安排的民生支出达到7284.63亿元,教育、医疗、社保等投入将间接拉动消费增长;为稳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7161.4亿元。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财政资金,形式较为单一。时隔十年,我国财政政策工具更加丰富,运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扩大公共投资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
在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反危机的特殊手段,是一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从中、长期来说,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早晚要淡出或退出。危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增长轨道
2009年,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拉动下,我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实现年初制定的“保八”目标。但是,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甚至带来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随着中央和地方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完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出现回落,而社会投资比重偏低、民间投资活力不高成为投资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信贷过度投放加大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四万亿投资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投资和消费没有形成有效对接,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因此,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稳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二)对外贸易发展稳定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需空间急剧缩小,2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跌至谷底,3月份开始出现连续环比增长,10月进口值年内首次实现月度正增长,11月进出口总值月度指标也首次实现年内正增长,但总起来讲,全年贸易顺差同比下降34.2%;2010年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降幅近80%,而3月份出现月逆差72.4亿美元,这是自2004年5月以来我国首次出现月贸易逆差。长期以来,对外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最近两年的对外贸易数据也说明我国的外需情况还不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复苏之路并不平坦。
(三)财政的承受能力
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会积累很高的财政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曾一度从1997年的不足1%提高至2002年的2.6%,赤字规模最高扩增突破3000亿元。但随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2007年财政赤字率只有0.8%,2008年更是一路下滑至0.6%。按照国际惯例,3%是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即使2009年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我国财政赤字率也不足2.9%,所以目前的财政风险还是可控的,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而且还留有一定的继续操作空间。
2008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初步企稳向好,但经济在总体上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我国仍处于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要让我国经济真正回暖、站稳并最终走出危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需要以公共财政为导向,加快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改革,稳固经济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公共财政体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则
(一)既要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反危机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能有效促进经济复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现阶段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保持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财政实力,为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坚实的财力保证。同时,要把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应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实现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突出重点
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要谋篇布局,统筹兼顾,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协调发挥财政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职能。同时,适应财政调控方向的变化,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引导企业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三)既要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又要引导社会参与
我国公共事业发展起点低、底子薄,要改善民生就要持续不断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既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也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因此非完全公共产品的投入没有必要完全依赖财政资金,一定程度上应允许甚至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管理,只要政府政策得当,特别是赋予社会资本应有的获利机会,少量政府投入便可以调动起大量民间投资,有效提高投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模式,为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奠定牢靠坚实的基础。
(四)既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又要加强监督管理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的时间不长,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应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财政透明度,建立起财政体制的外部监督体系,形成人大、审计、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管,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平.中西方财政理论的比较研究[J].江苏商论,2009(3)
2..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n].人民日报,2008.8
3.段炳德.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比较、评价及建议[n].中国经济时报,2009.5
4.谢旭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n].经济日报,2008.11
最稳定的理财方式篇8
[关键词]农村财务管理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1-0170-01
农村财务管理涉及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农村财务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村级班子的团结，关系到党群、干群关系的融洽与农村社会的稳定。近年来，国家在农村财务管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政策、法规及制度等，各级不断加强对农村财务的管理，但由于农村财务管理面大，情况复杂，现实仍存在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农村财务管理的现状
近年来，农村财务管理问题的出现，已成为影响干群关系以及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各级政府以及相关的部门，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加大对农村财务管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开展以及相关农村政策的推行实施，一些新的问题也出现在农村财务管理工作当中，严重的影响了村级财务的管理，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发展，应该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关注及重视。为此，有必要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用以解决农村财务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新情况，从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健康快速的发展。此外，目前的农村会计核算不适应新会计制度的要求，因此，所暴露出来的村级财务管理问题也越来越多。农村财务管理不规范，反映村干部财务问题的举报和上访较多，当前农村财务管理工作仍然面临着棘手的问题和艰巨的任务。
二、农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财务账目混乱不清
相关的账务科目设置不规范，基本上是流水账的形式，因此不能正确反映财务收支的情况。此外，许多农村的收支失衡，支出大于收入，并且非生产性开支过大。一些地方是书记或主任独自揽权，出纳人员成了“条据保管员”。以支代收、账目不清、往来结算票据使用混乱、白条下账、财务公开质量不高以及存在违犯财经纪律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使会计业务的真实性以及客观性得不到真实的反映，不能控制腐败现象的产生。
2、财会人员素质较低
很多村的财会人员都是由村干部指定。每逢村党支部、村委会换届，出纳、会计往往也跟着换届，不能保证会计人员的相对稳定。会计人员学历较低，缺乏会计业务知识，无证上岗和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现象严重。
3、挥霍公款现象严重
少数村干部本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千方百计利用职务之便，运用多种手段贪污、挪用集体资金。如收入不交账、多收少交、重报开支、多领补助，甚至合伙巧立名目私分公款以及制造假发票报账等，村民意见很大。
三、农村财务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1、对农村财务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农村财务监督的渠道不畅
部分村民集体观念和民主管理意识淡薄，对集体的事不关心、不过问、不了解，民主管理和监督流于形式，集体资产管理主体错位。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者是全体村民，其管理者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管好、用好集体资产，是村级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职责。但是，目前部分村级合作经济组织已名存实亡，集体资产的管理者和使用者实际上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村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管理权和监督权不能充分发挥，造成集体资产被少数人侵占、挪用、浪费，集体资产大量流失，村民因集体资产问题上访告状不断。
2、财务管理制度执行不严
农村财务管理有一套可操作的规章制度，包括财务收支预决算制度、开支审批制度、财产物资管理制度、结算资金管理制度、现金管理制度和民主理财制度等，但由于部分村干部和财务人员素质不高，贯彻落实比较困难。部分村干部和财务人员对财务管理制度、财经纪律的学习和运用不够，自律性差，不能严格按照法律政策办事，办事不民主、办事不公，加上在实际工作中乡镇主管部门监管不力，造成了财务制度有章不循，执行不严。导致村干部对农村财务管理不重视，对群众反映的财务方面问题处理不及时，不同程度的助长了财务管理混乱现象的发生。
3、财务监督管理不到位
多年来，许多地方为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村财务管理体制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改革。但是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一些地方推行的“村账乡管”的管理模式，由于权责不明，条款不细，操作性不强，监督制衡作用不明显，一些矛盾和弊端已开始凸现。隶属于乡镇农经站的会计中心对村级财务“只管账、不管钱”，村级组织在资金使用上往往是“先斩后奏”花了再说，到头来乡镇会计中心只能是与村财会人员对对数据、点点票据、管管账本，在监督管理方面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有的村民主理财小组不履行职责，起不到民主监督的作用，形同虚设，导致部分村的财务由少数干部说了算。
四、解决农村财务管理问题的对策
一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农村财务管理历来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滋生腐败、污染社会风气，导致农村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各级领导特别是乡镇领导要把加强农村财务管理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定期听取农经中心及会计核算中心工作汇报，研究解决农村财务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制定完善对策，检查督促村组干部严格按章办事，确保各项制度贯彻落实。加强科学的财务管理，定期对村组干部进行法律法规和业务培训，从而提高村组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
二是理顺财务管理关系，加大财务管理力度，实施好民主决策权
以村民的利益作为服务的最根本目标，从而确保村民的基本利益得以实现，进而保证农村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加强并坚持村级财务公开，让广大农民清晰的知道财务的来源与去向，有利于干群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最终促使农村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和谐。
三是加强对村级财务工作的监督检查
乡镇要成立财务监察委员会，建立审计组织，加大对农村财务的监督检查。由镇经管站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村级财务进行检查。对在检查中发现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要追究财会人员和村干部的行政、法律责任，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四是稳定会计队伍，提高人员素质
对村级会计的任用、调换、免职等，必须履行考核报批手续，坚持任人唯贤，保持会计队伍的相对稳定。同时，农经中心要加强对村财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业务指导，不断充实、更新财务管理知识。
最稳定的理财方式篇9
关键词：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信息披露；财政核算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6-000-01
前言
20世纪60年，美国即于财政平衡理念的推动下，实施了“医疗补助计划”、“医疗保健计划”等项目，最终平衡了周期内政府预算，提高了GDp总值。为此，我国政府部门在财政会计工作开展过程中应借鉴国外学者Schick、Kettl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理念，推广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的落实，同时注重调节当前财政会计工作内容、方法等，打造跨年度财政收入、支出平衡发展空间，满足财政资金管理需求，达到最佳的资金管理状态。
一、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对财政会计几点影响
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旨在财政预算编制、财政预算执行等环节开展过程中，建构跨年度、合理平衡机制，优化支出预算，调控财政治理。而从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内容角度来看，其要求政府部门在预算编制过程中，需配置可编列赤字，而后弥补分年，同时，亦对预算资金稳定性、短收、预算考核等现象进行调节。因而其对财政采集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财政基金管理过程中，要求财政会计人员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应注重从赤字、债务、支出预测、收入预测4个角度出发，建构预算收、支平衡目标。同时，在财政资金宏观预测工作开展过程中应综合GDp增速、城镇居民失业率、Cpi、pmi、投资增速、出口增速等因素的影响，在预算执行作业过程中，对预算、支出变动进行调整，就此达到最佳的财政资金管理状态[1]；
第二，基于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的冲击下，在财政会计工作实施过程中应突破以一年为单位的理念，将年度延长至3年，继而针对3年期间预算平衡情况进行反馈，实现对跨年度预算的完整核算。
二、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实行的应对措施
（一）确定信息披露方式
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实施背景下，为了打造良好的财政会计管理环境，应注重强调对“财政总局算报告+试编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信息披露机制的推广，同时在财务决算报告信息披露作业中，应适度公开综合财务报告等数据，即引导社会大众参与到财政收支出监督活动中，实现对预算收入、预算支出、预算结余、赤字、平衡政策等内容的监控，并监管预算执行情况，规避财政贪污等现象的凸显。同时，为了迎合跨年度预算平衡信息披露要求，亦应于表内增设“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表”，且将3年作为周期，反映预算执行中收支缺口，继而调节预算基金，保障财政预算稳定性，规避超支现象的频繁凸显。此外，基于原有信息披露机制实施的基础上，亦应注重增设当期基金调用情况表，继而针对基金调用情况信息进行披露，最终实现对财政资金的有效把控。
（二）调整基金核算方法
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实施过程中，为了实现对财政预算稳定性的调节，应注重确定基金核算方法。如，上海、北京等地，在预算稳定资金调节工作开展过程中，为了实现对跨年度财政基金的平衡预算，于财政会计制度中增设了“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内容，反馈财政会计核算预算中结存、使用等情况[2]。同时，在基金核算工作开展过程中，应注重采用原有基金核算方式，即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申购确认份额=净申购金额/申购单给基金份额净值、赎回率=赎回份额×赎回当日基金净值×赎回费率等，就此实现对跨年度财政预算基金的调节，满足财政会计管理要求，达到最佳的跨年度预算平衡作业状态。
（三）设置预算收支科目
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实施背景下，传统预算收支科目的设置，仅满足一年预算平衡要求，无法实现对三年内预算的平衡。为此，为了规避财政会计中短收现象的凸显，应注重在预算收支科目设置过程中，增设赤字、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消减支出、其他预算资金等科目，由此实现对收支状况的平衡处理。此外，基于预算收支科目统一的基础上，在跨年度预算平衡理念引入过程中，亦应注重鼓励交通、水利、财政、发改委、社保等协助财政预算支出安排工作，且共同探讨预算支出纲领性文件，继而推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逐渐趋向于法治化方向发展，减少多年预算误差，增强财政会计预算环境稳定性、持久性，打造“有章可循”的财政会计管理空间[3]。从以上的分析中即可看出，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实施过程中，加强预算收支科目的统一性是非常必要的，为此，应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
三、结论
综上可知，单一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已经无法满足财政基金调节需求，因而在此基础上，为了打造稳定性财政收支环境，要求我国中央机构在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应注重以3年为基准，建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即引导各级政府部门在财政会计工作实施过程中，做好预算平衡环节。而为了推进跨年度预算平衡理念的推广，应从设置预算收支科目、调整基金核算方法、确定信息披露方式等层面入手，补充财政收支缺口，实现对跨年度财政预算的调节。
参考文献：
[1]马蔡琛，张莉.构建中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J].财政研究，2016，11（01）：26-37.
最稳定的理财方式篇10
你要赢在哪一步?
逻辑决定方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里，不同的财富逻辑创造出多样的财富人生。无法单纯用资产数量衡量成功与否，人们只是需要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路上不断完善，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途径。
财富积累是个人财富生活的第一步。如同当下的子女教育，每个人都在思考如何走好第一步，不让自己的财富生活在起步阶段开始落后。“创富”，意味着寻找新的财富积累途径，风险与预期回报的重新考量。创富期，人们需要的不仅是技术积累，更多需要对机遇的筛选和对风险的掌控。
创富篇
保守派
按部就班
当一个保守派确定自己的财富目标的时候，他就会在心中做一个时间分布计算：
预期财富积累数目/预期使用时间
他将详细计算出自己需要在每一个年份中完成的“财富积累任务量”，从而细化到每一个季度。每一个月。如果这个每月份额停留在保守派个人创富能力可行区间内，他就会立即开始行动――按部就班的完成每个月的任务量。在他们眼中，点滴积累是完成巨额任务的唯一途径。其他所谓捷径和快速通道都只是那个人财产冒险的噱头，噤声实干才是王道。
劳模未必成功
保守派僵化沿承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奋进的传统美德。但财富积累目标的完成不能完全依靠个人努力的程度判断。无论选择职业还是创业，选择领工资还是赚取股权收益，宏观市场的变化将影响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所以，在实干的前提下，保守派应当适当地关注宏观经济发展趋势、行业动向，甚至相关投资领域。关注宏观和行业主要是为财富积累寻找安全环境和快速上升通道，而关注投资领域则是为自己苦行僧一样的积累生活定制一份“甜品”。
稳健派
相信勤奋与机遇
过程
稳健派是好期的隐形保守派，骨子中流淌着追求稳定的血液。但在为自己的财富目标奋斗中，时代赋予的新机遇是他们探索追逐的新对象。随着中国八世。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国际化和金融行业的大潮带来了丰富的养分。稳健派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变得异常忙碌――不断更收新的知识和观念，不管衡量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新机遇是否具有可行性。一旦确认可以应用，他们则会化身时代“先锋”。投身新机遇发展。但如同超人在天空飞行时，陆地上总有一个女友等待一样，无论参与怎样的财富积累新机遇，为家庭留住最后的“希望”是他们作出每一个决定前所要考虑的。
多数派的成功
“稳定搭配抓紧时代新机遇”是稳健派的混搭创富风。既保本又可适当获得宏观经济或证券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越来越多的人走向这一分队，并借助曾经的市场机遇为个人财富积累带来了显著地推动作用。随着而来的风险与收益的重新考量成为很多人面临市场震荡所需要再次思考的问题。既然稳扎稳打的创富生活不能改变，那新机遇、新市场带来的潜在收益是否会成为这一派财富生活的新增长点?学历、专业技能和投资环境参差迥异的稳健派是否可以形成影响市场的新力量。
激进派
风险游戏爱好者
过程
改革开放30年应该是激进派的天堂，相对稳健派对市场机遇的筛选，激进派则更加宽容。“风险和收益成正比”是激进派的口头禅。并在财富积累过程中付诸行动――降低甚至放弃资本安全底线，争取把握一切自己看到的市场新机遇。大资金、大投入使得他们成为市场中风格最潇洒的一个群体。风险在巨额收益的光芒中变得暗淡，甚至经常被忽略。于是出现了其内部构成随着时间衍变和市场波动而大幅度变化。“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伯乎是这个刺激游戏的最终结局。
射富积累中的热血斗士
如果“激进”源自人们的盲目与冲动，其最终结果将无比惨烈。但是随着人们综合素质的提升，科学、理性的判断市场，分析机遇已经成为一股主流。当今的科学激进派只不过是在速度、投入比例和抗风险程度上都更加放开的群体。激进不再是财富积累中“鲁莽”的同义词。如果机遇、可投入资产和抗风险能力三者到位，如同现实地利人和，激进派将会成为是市场的先锋派。
“赚钱容易养钱难”。个人财富的消化需要更长的时间。在人生的财富曲线中，创造并积累财富的时间仅仅是整个生命的一部分。在其他更长远的时间内，人们需要依靠积累的财富来生活。如何将短期获得的财富在长期进行应用，避免时间、市场和消费中带来的不必要损失，成为人们在积极创富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已经走入老龄化社会，今天的社会精英一定不会想成为子女的爱的负担，会赚钱的他们更希望学会如何守住这份财富。
守富篇
保守派
节流是第一要务
当人们失去劳动力，个人财富的增长也将随之终止。从长远看，个人财富的总体规模是静止的。并会随着时间和延续而不断减少。为了可以维系更长时间的生存，细水长流是首富的第一要务。将个人财富放在一个自己信赖的机构保管(通常是银行)。每月只会定期支取生活费，在现有资产上不断的做加法。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下降，人们对享受性消费的支出会大大减少，生活水平也将不可能维持在当前水平。清淡的生活将是保守派的最终归宿。在未来养老生活中。唯一大的支出恐怕只有子女的婚姻和自己的医疗消费。
劳模未必成功
保守派守富之路沿承了中国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理财观念。千辛万苦积累的财富终于只能在静止中不断消耗，而其中最大笔的开支也是为子女而非自己。保守派的守富过于清苦。而今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使得财富保持一定增值，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也会为人们减轻养老负担。随着财富积累模式和财产分配的转变，子女与父辈的财富关系正在淡化。财富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子女终究需要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生活目标。关心自己，才是真正的关心子女。
稳健派
守富在于配置
过程
稳健派眼中的财富将是一份长期资产配置规划。与前者不同，稳健派将守富作为一种动态均衡，既有长期稳定的保值手段，又有规划清晰的投资计划。如果市场形势趋好，短期收益项目也将成为稳健派的资产配置组合的一部分。存款、证券等市场投资、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构成了稳健派的资产配置组合。一份科学的资产配置将把资产与个人生命周期契合，运用市场手段解决社会保障的漏洞和个人不同级别的需求。这不仅可以减轻子女在未来的负担，也将有效保证个人长期生活品质和安全。守富是技术而不是一味的隐忍，失去劳动力后应该是学会合理享受个人多年成就。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并学会用科学配置实现自我价值的进一步体现。
激进派
将精彩进行到底
过程
激进派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强势”。面对机遇他们当仁不让。在市场蕴涵机遇时期，激进派将会把“抢机会，抢收益”进行到底。但随着市场周期的循环，在低迷时期，激进派或者驻足观望。或者悄然“抄底”，平静的表面下是下一轮的蓄势待发。激进派不会真正离场。可以在当前市场中玩心跳的投资者不再会是多年前的莽夫，他们拥有清晰的判断标准和细致而迅速的观察能力。无论未来何时离场，看似无心守富的激进派也会使用资产配置手段保障个人和家庭生活。只不过他们更加热衷于“场内”资金游戏。即便有一天功成身退，远离市场和投资，他们恐怕也不会甘心于寂寥的二线生活，总会在其他领域找到自己的“游戏乐趣”。
“富不过三代”的怪圈在今天是否依旧有效?随着“富二代”，“16岁股东”成为媒体、公众关注的焦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新贵们正在面临如何将账户中的资产和关荣传承下去的考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明确表示将把个人资产的大部分捐为基金，用作公益，中国雨后春笋般的富豪们是否也会这样选择?
传承篇
保守派
地主式传承
过程
“任人唯亲”是保守派在传承个人财富的基本观点之一。从“纨绔子弟”、“小K”到“富二代”的兴起，家族内财富传承的传统尚没有因为国际化而消失，反而仍占据主流位置。而在保守派看来，传承是自身退休预备工作的一部分：在子女成长中主动培养其接班能力，时机一到就将自己的全部资产、事业甚至人脉悉数转到子女名下。鉴于资产的庞大和复杂，很多退休的富一代们还要充当一阵“太上皇”的角色，辅助子女走过一长段路。这种地主式传承可谓耗资巨大。子女前期培养，中间转移及后期辅助，都是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多重考验。但当富一代以为可以安心身退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袭来。资历尚浅的子女定会吃力，辛苦一生的父辈们也不得不再度出山。
“不放心”是地主式传承存在的根源于弊端所在。“不放心”自家财产被外人所控制，于是子女成为唯一继承者；“不放心”子女能力不够，败坏了家族多年的基业，辛劳一辈子的自己在身退后无法心退，最终为一番事业操劳一生；“不放心”子女不懂创业之难，在体力精神尚有富裕之时更要为疲于应付家族事业的子女做好再下一代的传承教育。在过去资产管理尚未发展，管理条件匮乏的前提下，富一代的“不放心”可以理解。但在今天资产管理不断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普遍推广，继续固守地主式传承已经从另一个角度预示了未来发展的狭隘――除非其子女可以用全新的视角和充足的能力完成转型。
稳健派
重教育，技巧式传承
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个人认识。今天的中国新贵都尚未达到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水平。在财富传承中。子女仍是第一位。但与传统地主式传承不同，稳健派更注重让子女和自己都接触最新的财富管理教育及相关理念。传承并不是简单的将资产更名转移，而是从教育开始为子女树立科学的财富管理意识甚至技能。这样一来，事业的操作可以委托更加职业的经理人完成，家族财富却依旧在“自己人”掌握之中。科学的财富管理减轻了子女的集成负担和后期风险，作为富一代，在自己则可以安心地功成身退，寻找新的生活乐趣。
与时俱进是可持续发展的精髓。想要家族财富跳出“富不过三代”的怪圈，放开内心壁垒，大胆吸收先进传承模式才是真的“捷径”。科学的资产配置已经让稳健派的富一代尝到了轻松理财的甜头，他们将更有积极性将子女送去学习。而作为更加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富二代来说，一份新鲜、实用并会为自己带来更多收益较少不必要负担的学习，自己何乐不为?但是，在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和金融行业规范上不完善，遗产税尚未出台的不确定前提下，资产配置未必是万能。只有结合实际市场环境才能发挥其效力。
激进派
传精髓，轻物质
激进派对投资乐趣的追逐使得他们对资产本身未必看重，他们更关注自己的成绩和享受过程。为此，激进派的传承将更加注重投资精髓的传承。甚至可能出现父子齐上阵的景象。二人不仅是父子更是对手。“独立门户”使很多激进派对子女的“无情”要求一_父辈只传真经不传真金。相比保守派和稳健派，在激进派中发掘中慈善富豪概率要高一些。
看似“无情”的独立门户，正是激进派财富传承教育的精髓。想驾驭就必须了解，想了解就必须亲身经历。作为富二代，拥有父辈多年积累的经验，自立门户只不过是望子成龙的“军训”。苦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从未经历困境的子女了解事业发展的困难，追逐风险的危险和支配财富的智慧。但这种方式具有较大的冒险性，需要综合考虑子女意愿、市场情况等。
从第三方看中国财富逻辑
第三方理财指那些独立的中介理财机构，它们能够独立地分析客户的财务状况和理财需求，判断所需投资工具，提供综合性的理财规划服务。作为高端客户的贴身理财顾问，第三方理财可以掌握中国财富动向的一线情况。那他们眼中。当前的中国财富逻辑都有哪些?本刊记者采访了诺亚(北京)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杨本军。
m 客户对第三方理财的态度是怎样转变的?
Y 从不信任到信任经历了很长的过程。诺亚从2004年成立到现在，早期很多人并不认可第三方理财机构。从2006年开始，诺亚自身成长呈现了非常大的上扬趋势。很多在80年代初发家的人很多都是失败的。国内客户的财富分配传承已经远远优于传统地主和富农经济模式。但是。前期的谨慎还是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本轮经济危机的爆发给客户有很大的刺激。人们感到危初对个人财富的压力正在愈加明显。
m国内财富逻辑的差异都有哪些?
Y首先南北方的财富逻辑和观念有明显的差异。南方人是“先经济后政治”；而北方人是“先政治后经济”。“先经济再政治”的模式对金融危机的敏感程度不高。北方反应比较决，关注政治导向，相对影响较小，整体比较平稳。与此同时，“资本至上，财富至上”的两大逻辑造成了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所以，如何使得财富和资本和谐发展很重要。
m 近年来，中高端客户对于风险与收益认知的变位
Y 在以前，很多人听到有固定收益的产品，都会先问“收益是多少”。现在的人们会询问，具体投资哪些项目?最后还要仔细询问有哪些风险和风险的控制设计。而客户本身也在加强自身的学习，看得更多，思考更多。而“迷茫”也正是中国商端客户悯状。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做，通过第三方理财只能为自己服务，很多时候他们是被动的。
m 面对金融危机，客户的态度是否不同?
Y 客户从事的行业不同，对金融危机的态度也不同。出口行业的客户，有消极也有积极应对。还有一部分人变得麻木――反正已经出现损失，他们开始对个人资产投资置之不理。积极者对投资会采取比铰激进的态度，而消极客户更关注固定收益产品，并对收益有着更加苛刻的要求。麻木的人群会开始关注新的投资方式――如pe等方式。客户不愿意接受他们不熟悉的领域。我们也坚信，随着商业革命和技术创新，中国资产配置的态度和技术也将不断自嘶。
人性总是贪婪的，当6月市场涨到3400点时，很多人不顾危险将回本的资金再次投入股市。进入7月份，股指再次下滑，他们又出现大面积损失。――其实，客户的投资态度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也会受经济环境和“贪婪”的影响。
m 第三方理财机构自身的“财富逻辑”是怎样的?
Y 诺亚会推荐一些中长期的产品，如pe，来规避短期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我们也希望通过多专业的投资人，如私募基金，来给客户配置到二级市场。在监管允许范围内，我们会倡议客户根据自身需求配置短、中、长期的产品，主要分，创新类，pe／VC和房地产基金；第二类主要是围绕二级市场，以及信托。现阶段更多的是将眼前的几项投资渠道“搞明白”。
现在很多人有一些误解“长期持有二级市场”。很多客户认为这个概念是长期拥有，并不进行适当调整。市场总是在一定时间内有波动，人们投资时往往“差最后的一分钱”。所以在一定的时期配置一定的理财产品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在概念上的错误会使得人们错过调整资产结构和收益的机会。
m 如何跳出“富不过三代”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