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篇1
在新的一年里，社会各界都希望改革取得更大进展，特别是国企改革，因为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去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下一步的方向，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虽然大家对这个文件的解读和认识并不完全一样，但总的说来，它为下一步的国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目标和举措，为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依据。
一
在《意见》当中有两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是继续坚持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基本目标。这说明国有企业改革继续坚持了产权主体多元化的基本方向，使国有企业在产权改革方向上还没有发生大的逆转，为继续推进国企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二是提出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国有企业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一次质的飞跃。如果真能实现使国资委从管企业，管人、事、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将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国有企业改革的上述两个基本方向，不仅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本身提供了基本方向和依据，而且也为民营资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历史机遇。
首先，民营资本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粘合剂。通过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参与，打通各种所有制资本融合的通道，让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二，民营资本投资也是国有资产管理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的桥梁。民营资本通过多种形式，尤其是通过股权投资基金方式，利用它在资本市场和投资产业链上的优势，使国有资本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更好地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促进国有企业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没有大量民营资本、社会资本的股权投资，就不可能实现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市场化，国有资产管理就不可能向“管资本”实现真正转变。
我们说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为民营资本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这只是理论上的，但实际工作中，《意见》出台几个月以来，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不热情，积极性不高，个别知名民营企业家甚至公开讲不愿意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大量民间的、社会的股权投资基金涌向国有企业，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迅速发展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主要问题不是民营资本、社会资本本身的问题，也不是资金不足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改革自身的认识、理论、思想、政策等方面的问题。
二
围绕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有哪些认识和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解决？从深圳国企改革的实践来看，我认为有十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大胆探索。
1.要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在政治上的安全感
这几年，中国越来越多的有钱人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据有关内部研究报告，资产上亿元的民营企业家中移民或转移资本的所占比例还是相当高的。不管是移民也好，转移资本也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国外的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养老保险问题等等，也有极个别可能涉及一些更加复杂的原因。但是总体上讲，更多的是因为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在国内缺乏安全感以及必要的法律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待发展民营企业在理论和政策上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对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方面定位还不明确。比如，《意见》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国有企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这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文件没有明确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政治地位。它们是不是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如果不是的话它们又是谁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呢？
我认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民营经济事实上已经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比如深圳市，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民营经济发展迅猛，无论在深圳市的税收收入、企业数量、就业员工，还是GDp总量方面，民营企业都占了绝对优势。在深圳的经济发展中涌现了一大批没有国有资本参股的国内外知名大型民营企业，比如拥有数万名员工的腾讯，拥有17万名员工的华为，拥有18万名员工的比亚迪，拥有35万名员工的顺丰等等。这些企业都是深圳乃至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在深圳，民营企业家担任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150多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几十位，他们在参政议政、人大监督等方面，为深圳的政治文明、民主法治作出了很大贡献。从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民营企业实际上既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政治基础。不然怎么能够解释深圳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呢？怎么解释深圳为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呢？怎么解释邓小平同志讲的“深圳姓社不姓资”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深圳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成熟，在深圳民营企业家群体当中，有的是来自最基层的打工者，有的是科技人员下海创办科技企业，有的是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营销人员、管理人员，有的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下海创业等等，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奋力拼搏，经历了千辛万苦，无数坎坷，艰难创业，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才创造了优秀的民营企业。他们都是在党和国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都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绝不是党执政的对立面。
2.制定更加公平的政策，保证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规则平等
现在政府在制定各种政策的时候，总认为国有企业会天然地、模范地、忠实地执行政府的各项产业政策、各项监督法律法规政策等等，而对民营企业执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天然地不放心。因此，政府在制定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时，在涉及发展国计民生的产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资源开发战略性产业时，对民营企业的要求会更高，门槛会更严，甚至干脆把民营企业排除在外，实行国有企业垄断，认为只有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才是最可靠的。在实践中普遍存在着不同市场主体机会不平等、规则不平等。虽然国务院出台了一些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意见、条例等，但是在实施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落实，“玻璃门”现象比较普遍。
实际上，根据深圳的实践，在执行政府的政策法规时，民营企业未必比国有企业做得更差。
深圳这些年来，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一批民营高科技企业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已经进入了军工产品、航天技术、重要资源开发、城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它们在经营中都能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管，在维护国家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都做得很好，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消费者的欢迎。从深圳的实践来看，企业经营行为能否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能否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整体利益，关键在于政府和监管是否到位，而不在于产权的权属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倘若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即便是独资的国有企业也不能很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和国家的经济安全。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3.对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要更有信任感
现在党和政府一些部门和同志有一种意识，认为在国家需要的关键时刻国有企业能够冲得上、靠得住，而对民营企业不够放心、不够信任。当然国有企业在国家遇到的重要、关键时刻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是不是民营企业在国家出现重要的问题或者是关键时刻就不能发挥重要作用呢？从深圳的实践来看，完全不是这样的。在深圳，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深圳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它们在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方面并不比国有企业做得差。比如，华为为了保障国家的利益，腾讯为了保证社会稳定，顺丰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都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在深圳，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在把企业经营好的同时，不忘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忘回馈社会。在历次市里组织的救灾赈灾、帮困扶贫等活动中，往往是民营企业慷慨资助。深圳民营企业中，历年捐赠上千万元的很多，上亿元的也不少，有的被国家和省评为“慈善家”，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而一些国有企业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吝啬。
那反过来是不是国有企业都可以在关键时候冲得上、靠得住呢？也未必。前一段证券市场出现股灾时，救市的国家队中的国有企业表现怎么样呢？是不是都履行了国家的社会责任？关键的时候是不是成了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呢？未必。
4.应当保护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参股国有企业的合法权益，提高它们的话语权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要求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参股国有企业，有的可能参股的多，有的可能参股的少。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企业无论参股多少，都按市场规则办事，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同股同权，要让它们享受同样的权利。但事实未必如此。比如说参股，按照股份应当给民营企业参股方相应的发言权，并按照股份比例，该给人家董事会席位给席位，应该让人家派副总、总经理的要给人家派，要保护参股方的合法权益。但是事实上很多的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深圳一家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在二级市场上收购了其大量股份并成了第二大股东，按照股份比例应该在董事会占两个名额，但最终这家国有企业连一个董事会席位也没给人家。国有企业可以有无数个理由损害参股的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合法权益。这样的话，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怎么有积极性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怎么能更好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5.依法依规决策，保障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权
现在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问题，就是企业的决策权到底是归企业董事会还是企业党组织。这次《意见》当中提出，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和原则，党组织要在企业有法定的地位，这当然是对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肯定不能够脱离党的领导。但问题是，在体制上企业既然是混合所有制，决策到底是企业董事会说了算，还是企业党委说了算呢？目前，不少国有控股企业在开董事会之前先开党委会，然后在董事会上走走形式，民营企业作为小股东派驻的董事代表根本没有话语权。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参股国有企业后，是企业的董事会权力大还是党委权力大？企业重大决策是董事会说了算，还是企业党组织说了算？如果是党组织对重大问题有最终决策权，参股的民营企业的合理权益如何保证？再如，国有企业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民营企业按股份委派的企业高管，要不要国有企业的党组织考核、任命呢？类似这些问题不明确，不按市场规则解决，参股的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怎么能放心呢？怎么能调动它们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积极性呢？
6.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比例、数量，要按照市场规则办事，不要把一些具体问题政治化
按照《意见》规定，混合所有制在不同企业没有绝对股权比例的界限，民营资本在商业类的国有企业中可以参股也可以控股，根据双方意愿，民营资本可以投资1%的股权也可以投资99%的股权。但是实际上仍然有少数人思想僵化、陈旧，甚至有一些政治化的观念，尤其现在理论界，个别人还在强调要防止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私有化现象，提出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搞私有化。这个观点对不对呢？理论上也许可以讨论，但在实践上无法把握。按照这些理论，国有企业的改革无法操作、无法推进。什么是国有企业改革私有化？是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股权占30%算私有化？还是占50%算私有化呢？一个行业中民营企业的比重多少算私有化？一个地区民营企业的比重多少算私有化？像深圳的税收、GDp、就业数字中，民营企业的占比早就已经超过了50%，甚至达到了80%，那是不是深圳市已经私有化了呢？所以说股权投资就是股权投资，混合所有制就是混合所有制，股权占比该多少就是多少，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按照双方的意愿和规矩办事，不要把一些问题政治化，不然会带来很多问题。如果天天讲国有企业改革防止私有化，那民营企业谁还敢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呢？
7.按照市场规则确定国有资产价格，不要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沉重地压在民营企业身上
过去在国有企业改革和产权转让过程当中，由于规则、程序还不健全，没有按市场化、公开化的原则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也出现一些和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但是这些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规范，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国有企业资产转让过程中的评估、转让、交易等比较完善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可以完全按照规定的程序来做，但在实践中仍然随时有可能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这是因为，虽然《意见》讲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价格按市场公允值来计算，但资产的市场公允值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因此，从事国有企业改革的同志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民营企业家仍然随时面临着国有资产流失的无端指责和告状，承担着极大的风险。
在深圳，我亲自经历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2003年左右市国资委转让了一家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当时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了规范的资产评估、公开邀标、竞争性谈判、市场估值等程序，最后将股权卖给了香港一家上市公司。两年以后，有人上告到中纪委、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说这个企业的股权转让使国有资产流失了20个亿，要求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怎么回事呢？一是因为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的当时上证指数只有1000多点，股票价格比较低，过了两年以后上证指数涨到了4000点、5000点，公司的股价也随着涨起来了；二是因为转让时深圳房价很低，土地价格低，但等到2005年、2006年，深圳的土地、房子一下值钱了，翻了几倍。告状的人用转让时的股票价格、土地价格同两年后的股票价格、土地价格相比，说国有资产转让流失了20个亿。最后中纪委、国务院国资委组织调查组，召集了全国几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重新评估，最终的结果还是当初转让的资产价格是符合市场价格的。假如不是中纪委、国务院国资委亲自组织调查组，谁来为从事国有企业改革的同志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民营企业家说句公道话呢？他们的下场会如何呢？
因此，国有资产价格要按照市场规则确定，如果动不动就扣“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很大的阻碍，民营企业中谁还敢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呢？
8.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后，要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和经营自
《意见》规定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形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这当然是对的，但问题是，要防止国有企业入股民营企业后，以维护国有产权利益为由，把国有企业一套管理制度和规定延伸到参股的民营企业中去，从而干预了民营企业的经营自。目前已经发生了一些情况，比如，虽然控股的大股东不是国有企业，一些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的比例也不太大，但有的国有企业以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为由，要求民营企业按国有企业的一套规章制度、监督办法来处理有关事情，有的不断对参股的民营企业进行资产评估、监督审计，甚至连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要求的八项规定都要民营企业家去遵守，要求民营企业家不能高标准请客吃饭，不准打高尔夫球等等。这种做法无疑破坏了民营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侵犯了民营企业的经营自。现在这是发展混合所有制过程中需要警惕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9.建立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公益性国有企业的合理补偿机制
《意见》指出公益性的企业可以独资，也可以推行主体多元化，原则上是国有控股，但也可以引进民营企业、社会资本来参股，这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混合所有制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很多情况下比国有独资企业还要好。比如深圳的供水、公交、供气等国有企业都是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这些企业的服务质量比原来的国有独资企业要好得多。但问题是按照《意见》规定，国有资本对公益性的企业不考核利润，只考核成本、质量、安全保障等项指标。这样做对保障市民的公共利益当然是有利的，但是民营企业参股后，怎么保障它们合法的收益和合理的利润呢？没有合理的利润保障，民营企业怎么会参股公益性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呢？
我过去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深圳一家水务企业，引进了一家法国著名的水务跨国公司参股，承诺人家按照市政府确定的公用事业监管条例的规定，使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达到6%。结果国外公司参股后，水价比较低，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只有2%。为此法国方面找政府反映，希望调整水价以达到6%的承诺，但当时国家发改委发文：鉴于全国物价形势，要求各地水费一律停止涨价。同时，按照国家价格主管部门要求，关乎民生的水、电、气要涨价都需要举行听证，但在听证会上所有市民几乎都反对涨价，水价没有合理调整实质上是损害了国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政府的信誉。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很好地解决。
如果因老百姓反对不能通过价格调整来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话，政府就应该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来解决。但在实践中，财政补贴也往往不到位。例如，深圳对混合所有制的公交企业的财政补贴，公交公司往往求爷爷告奶奶好几年补贴也到不了位。这种政策怎么能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呢？
因此，政府需要根据合理的利润水平，建立一套稳定可靠、补偿合理、公开透明的补偿机制，不能让民营企业的投资来承担政府的公益性支出。
10.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正实现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把企业推向市场，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更好的环境
《意见》提出，国有资产管理要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这是一个重大突破。“管资本”与“管资产”有着根本的不同。“管资本”涉及的是资本布局、资本运作、资本增值、资本安全等等，不涉及管理具体的企业的人、财、物。实行“管资本”后，应当把企业推向市场，企业具体的国有资产的经营权、管理权，企业人、财、物的管理等都由企业按照市场规律来办，这样才能真正把现在的管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变为管国有资本的管理机构。像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一样，哪个企业赚钱投资哪个企业，所投资的企业的人、财、物、资产完全市场化运作。
要实现这一点，可不是容易的事，可不是简单地成立几个投资运营公司就能解决的。深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以前也是按照“国资委（国资办）-资产经营公司-企业”三个层次的模式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但由于没有把企业推向市场，还是按行政方式来管理国有企业，因而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更谈不上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反而形成了“老板加婆婆”的层次过多、效率低下的格局，最后不得已只好取消三个层次的管理体制。
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会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逐一调整和改革，比如不管企业的具体人了，现在讲的党管干部的原则就要重新定位，企业的领导人就不能按现行管理体制，由组织部来考核、推荐、选拔，应由董事会从市场挑选，不转变观念、解放思想，这一条能做到吗？现在有些地区，包括深圳，在企业领导的管理上不是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而是向后倒退，想重新回到按照组织部门管党政干部的方式来管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思路。再如，不管企业具体事了，企业领导人的薪酬应该根据市场机制来定，为什么现在国家有关部门还在按行政的办法，制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薪酬管理办法呢？类似这些问题多得很，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向“转资本”转变，也就不可能为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更好的环境。
三
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篇2
[关键词]民营资本运营障碍对策
我国民营经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成长壮大的，许多企业从最初的一家一户，已经发展成为大型的企业集团，已经从“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的地位成长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的成长壮大极大地丰富、繁荣了我国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增添了活力。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民营资本必将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民营资本运营概述
1.资本运营概述
资本运营就是要通过对资本的运作，在资本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资本的增值和取得最大的收益。资本运营的途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涵盖整个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既包括证券、产权、金融，也包括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因此，我们可以将资本运营界定为一种通过对资本的使用价值的运用，在对资本作最有效的使用的基础上，包括直接对于资本的消费和利用资本的各种形态的变化，为着实现资本盈利的最大化而开展的活动。
2.民营资本运营的模式分析
民营资本运营模式主要分为金融资本运营和产权资本运营两大类：金融资本运营是指企业以金融资本(主要包括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资本运营活动。它一般不涉及企业的厂房、原材料、设备等具体实物的运作，自身不参加直接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只是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或者期货合约来进行资本的运作。产权资本运营的对象是产权，其经营的方式是产权交易。通过产权交易，可以使企业资本得到集中或分散，从而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为企业间接带来收益。产权资本运营强调企业的经营资源不仅局限于企业自身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还应通过兼并、收购、租赁、托管等具体运营方式运作资本，使企业实现资本扩张，获得资本的最大增值。
二、民营资本运营存在的障碍分析
1.市场障碍分析
企业资本运营有赖于资本市场的成熟和完善。资本市场是指一年期以上的各种资金交易关系的总和，它既包括证券市场，也包括中长期信贷市场，以及非证券化的产权市场。我国资本市场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使股权债权顺利交易成为可能。但是，作为体制转轨时期的新兴市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和功能发挥，同时也阻碍了民营企业资本运营的发展。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从一开始就存在各种违规违法、损害普通投资者利益的活动，导致资本市场难以发挥有效配置资源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也难以发挥市场力量对企业效益评价和对经理人员的约束作用。同时，资本市场的风险更多地体现为系统风险，表现为股价齐涨齐跌，更多地受政策、消息左右，而能体现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非系统风险则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资本无法向回报率高的公司流动。
2.体制障碍分析
当前，对于我国的民营企业来说，资本运营的外部融资环境十分严峻：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持续高速增长阶段，资金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已成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始终是各种社会资源(包括资金)的主要使用者，使得民营企业获得外部资金的难度较大。民营企业之所以很难从外部渠道筹措到并购所需资金，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国有金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倾斜以及证券市场对民营企业的排斥。同时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更具有隐瞒真实信息的偏好，民营企业资产规模普遍偏小，提出贷款申请时很难寻求到满足银行要求的抵押物或担保单位，以上原因导致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放贷采取消极推托态度，严重的制约了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行为。
3.自身障碍分析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内在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同时由于资本运营在我国刚刚起步，计划经济模式以及僵化的传统理论还在影响着我们的观念和行为，致使民营企业在资本运营的战略制定和实施方面还存在着不少误区。这些误区的广泛存在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一种极大的障碍。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上不能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而建立起科学的治理结构，使银行对其融资以扩大生产的能力表示怀疑。事实上，很多银行正是因为民营企业在管理上表现出的随意性而终止了与其继续合作。另外，许多民营企业忽视资本效益原则，片面追求资产规模的扩大，不注重企业内部的产业关联，盲目并购其他企业，热衷于建立巨型企业，而对整合中小企业，组成企业团队缺乏兴趣。结果企业的资本运营不但不能实现预期目标，相反却使企业步入困境。
三、改善民营资本运营的对策探讨
1.构建金融支持体系
构建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建立民营企业担保体系。我国民营企业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关键是要在现有金融体系中建立和完善一套高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其中，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是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的关键。要不断摸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民营企业担保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对担保基金的管理、监督;要发挥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积极参与组建各种形式的担保机构，使担保基金达到一定的规模，从而能更有效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拓展直接融资渠道。在直接融资渠道上，要进一步放松管制，赋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同的平等市场主体资格进入股市融资，允许民营企业发行债券和其他融资凭证融资，以改变目前民营企业过度依赖银行的状况。但是民营企业一般而言知名度较低，其发行的债券很难得到踊跃的认购，可以通过民营企业基金为其提供担保来解决。为了增强民营企业债券和股票的流动性，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一套柜台交易系统，以便债券和股票的转让、流通。
2.建立风险投资机制
政府应积极探索建立民营企业的投资与退出机制，摸索民营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基金管理模式及运作方式，以提升民营企业的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合理安排风险投资中政府投资与民营投资的功能定位，协调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关系，使政府投资对民营投资起到引导和补充作用，从而鼓励民营投资的积极性。从长远看，民营资本应该成为风险投资的主体，政府资金可以通过某些行业风险投资的成功运营起到引导民营资本进入风险投资市场的作用。
其次，要以风险投资的市场需要为导向，探索民营资本进入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从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看，应该探索实行有限合伙公司制和风险投资基金制度;从风险投资公司的治理结构看，应该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风险投资家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风险投资家的独特才能是风险投资运营成功的重要环节，因此，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不能囿于传统产业经营的思路，应该实行股票期权等新的收益分配方式。
例如，在温州兴盛多年的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风险投资的雏形状态。由于银行出于控制风险的角度，不愿意向创业初期的企业发放贷款，民间借贷则自发性地承担了支持创业投资的职能。而国家十部委2006年11月联手颁布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无疑在温州创业投资者们心中点亮了一盏明灯。随着风险投资机制的逐步健全，温州很多企业目前已经从房地产、煤炭行业中撤出了资本。由于风险投资能够给投资者带来高额回报，因此很多温州企业通过建立基金公司、创业投资公司等方式开始从事风险投资活动。
3.完善资本市场体系
(1)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有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发展的规模和发挥的作用己经显现，股票市场发展速度迅猛，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我国进一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指明了方向。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其他票据市场并突破所有制界限，放宽限制，支持民营企业的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借壳上市与捆绑上市。
(2)降低民营资本进入壁垒，放宽对民营资本的产业准入。对不同性质的企业给予同等待遇，逐步取消某些产业的国有垄断。一些产业、领域国有垄断的存在，妨碍了民营资本的进入，应该对一些赢利水平和市场前景较好的企业，尽快放开对民营资本的准入限制，包括基础设施及一些公共事业，如通讯、交通和金融等领域，也要减少对民营资本投资的限制。
(3)要完善产权交易市场。我国目前产权单一落后，民营企业不论大小，大多数选择个体业主制、合伙制或股份合作制等产权制度形式，这种制度选择最大的弊病是投资者通常要对经营负无限责任，投资风险大，企业难以上规模。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全国规模的企业购并市场，产权交易信息不畅，交易成本上升，市场效率下降。我们要完善产权交易市场，通过培养、建立产权交易中介机构，促进多种所有制性质的资本有序、合理地流动。
四、结束语
资本运营这个己被西方广泛采用的企业运作模式，愈来愈受到中国民营企业的关注。因为它将造就的是经济巨人、企业王国和亿万富翁。民营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己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而且必须借助于资本运营，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另外，加大经济环境的综合治理力度，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将会为民营企业提供资本运营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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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敏陈会芳:民营企业资本运营探析[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6,(02)
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篇3
关键词：银行民营化问题
民间资本到民营银行的外在障碍
近来我国金融发展论坛上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民间资本、民营银行与银行民营化，民间的资本能否有条件地进入垄断的金融行业，某些银行的产权能否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主等等。一般认为，民营银行是相对国有银行而言的一种经营组织形式，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从投资经营角度看，股权投资大多数来自非国有企业，其重要特征有二：一是指经营权不受政府部门控制或与政府部门没有联系，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包括主要管理层的任命；二是所有制结构中，其产权结构主要以非公经济成分为主，也可包括部分国有企业以企业法人的身份投入的国有资本，但不包括政府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投入的资本。显然，按民营银行的概念，目前我国的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与之是有区别的。
西安长城金融研究所徐滇庆教授，被称为“民营银行试点总设计师”，极力倡导我国推行民营银行试点。在我国与wto的协议中，我国承诺在两年之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经营外币业务，五年之内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而且没有区域和业务的限制。他认为，外国银行一旦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居民的存款就有可能流向外资银行。我国要适应未来的金融竞争，就要在国有四大银行之外，推动产生民营银行。他的主要观点，让一些好的民营企业的产业资本，通过资产运作，渐渐地成为金融资本，进而改变一些地区性的商业银行或信用社的资本结构，形成与国有银行、外资银行所有制结构不同的银行。这些民营银行与民营企业一样，首先是与国有银行竞争，补充国有银行经营与资本的不足，适应加入wto后与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一项基本经验，是在国有企业尚未彻底改革之前，放手在体制外发展了多种所有制的非国有经济。依次类推，当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面临着一些难题时，民营银行的发展也应当遵循这样一条道路。事实上，在金融改革过程中，也存在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商业银行的可能性。据统计，截至2002年6月底，中小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存款总额和贷款总额已分别占全国商业银行的两成以上，尽管在中小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中，各级财政、国有独资或国家控股企业等公有股的比例还比较高。另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测算，在非公有经济活跃的浙江省，“十五”期间民间资本总额为8300亿左右。这部分资金是浙江省可调动的民间资本，即使仅有一半进入金融市场，对那些“嗷嗷待哺”的民营企业来说是最好的侯选的资源配置。
然而，在民间资本进入银行方面，我国仍存在许多体制上、观念上的障碍。这些障碍如果不清除，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就不可能建立。这些障碍来自这几方面：
风险因素——开放民营银行会有风险。因为，中央银行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银行，怕的就是出现金融风险，而那些最能引起金融风险的因素自然也就是阻碍民营银行发展的因素。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当然是实践。从世界各国来看，开放民营银行的风险确实很高。比如，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捷克、俄罗斯以及一些前苏联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巨变之后，急急忙忙开放民间金融，实现银行民营化。由于民营银行的建立需要具备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法律配套体系，而这些国家法律体系和市场又不完善，因此，银行民营化的尝试无一例外地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以印尼为例。据研究统计，上世纪80年代初印尼就开始鼓励民营银行的发展，到1997年，民营银行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0％。其中有些民营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管理水平大大高于国有银行，但是，由于印尼在开放民营银行的过程中没有建立健全严格的准入法规，有些具有官方背景的民营银行混水摸鱼，问题比较复杂。当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储户无法鉴别民营银行的好坏，觉得还是国有银行享有国家信用保证，比较保险。他们立即从民营银行提取存款，存入资产质量恶劣的国有银行。这样，在金融危机中最先倒闭的反而是资产质量较好的民营银行。而民营银行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市场信心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监管因素——从单一监管到多元监管的转变。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适应集体经济的需要，一批地方性金融机构，例如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以及一些投资信托公司应运而生。在这段时期内，中央银行也正在从计划经济的模式逐步向新的监管模式过渡，原有单一的金融监管模式不能适应对多元金融体制的监管。这种监管滞后不仅存在于国有专业银行，在对信用社的监管中尤为严重。由于没有设计好这些金融机构的运行机制和监管规则，这些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和乡镇企业一样，很快就耗竭了发展动力，有些信用社出现了严重问题。一些信用社的金融问题损害了民间金融的商业信誉。正因为开放民营银行存在着上述因素，民间资本要进入到金融业就面临着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较高的行业壁垒。
体制因素——我国传统投资理论认为，金融领域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允许民营投资进入将会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所以应当由国家垄断投资，严格限制民营资本进入。早在1988年6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就提出，“私营经济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在目前体制条件下，国家对某些特殊的公共服务贸易行业往往给予了严格的准入限制，尤其是金融业，基本上局限在国有投资、包括控股或事业单位范围之内，各类民间投资是难以进入的，即使进入也要受到一系列前置审批的严格把关，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垄断金融的体制格局。这种体制格局不是偶然的，由于投资准入政策的排他性，虽然在金融业领域，国家已经对外有限度地开放了，但还没有明确对民间投资开放，民营金融机构还处于研究试点阶段，一般民营资本要想通过国家批准进入金融业难上加难；此外，投资垄断体制的独占性，使面向民营中小企业的低层次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而金融业市场需求又十分庞大，使得民间金融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形成一种经济运行中的恶性循环。
推进银行民营化的选择
1．民营银行与银行民营化可以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局面，有利于加入wto金融业的竞争
上述所言波兰、匈牙利和台湾地区的银行民营化进程特征，与我国银行业所遇到的困境、对外金融开放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有相似之处。一大批海内外知名学者近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倡导新建民营银行，理由是这种银行具备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明晰的产权，加之又是“初生牛”，所以可抵御“外资老虎”，并能打破目前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提升银行业的竞争力。著名经济学家光认为，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把改革的目标放在股份公司上市上，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应放开民间金融，如果外资能进入金融市场，民间资本也可以进入。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一是放开民间金融，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基层民营化。只有这样，才能缩短国有商业银行管理的链条，对银行业的正常运行大有好处。而国有银行民营化，形成细分的金融市场，对于金融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均可获益。
国际知名的金融投资顾问公司高盛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认为，目前尽快清理国有不良资产已成为中国金融业改善投资环境的要务。银行体系不健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这集中体现在庞大的不良资产方面。中国为此专门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但任务仍然艰巨。中国加入wto后，有难以计数的外国资本在门外徘徊，能否尽快清理国有不良资产，建立健全银行体系，已成为中国金融业改善投资环境的关键。他认为，银行民营化是解决不良资产的途径之一，通过资本重组、上市和引进外资参股，运用证券市场融资来充足资本金和降低财政成本。
2．一些中小商业银行打造民营主办银行的实践，乃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亮点
在浙江，杭州市商业银行等八家城市商业银行在增资扩股方面，有着显著的民营化特色。杭州市商业银行是浙江第一家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八家城市银行中实力最强的一家，原注册资本5亿元，其中，杭州市区两级财政占了近60％的股份，其余的股东还包括杭州市电信局、杭州市电力局、杭州百大集团等国有企业。杭州市商业银行从2002年4月份起就已经开始与当地的知名民营企业商讨，将资本金扩充到10亿元，其中新募资本5亿元将全部用于吸纳当地优秀民营企业资金。
绍兴市商行从2001年开始增资扩股工作，计划将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58亿元，扩张到3亿元，扩股至今尚未结束，该行原来的股东包括绍兴市财政、当地上市公司以及一些民营企业，而新的招募计划中，除了新吸纳一些民营企业参股外，绍兴市财政和本地上市公司等原有股东也将增资。温州市商业银行是由当地35家城市信用社在1998年共同组建的，该行原有注册资本2.9亿元，其中财政出资1亿元，占到了39％的股份。该行在当地公开招募新股，对于新股东的出资要求至少是1000万元，当地政府也希望通过增资扩股稀释自己的股份和逐步淡出，已有数家当地企业与该行进行接洽。宁波市商业银行目前注册资本为4亿多元，资产总规模为160亿元。2002年内还没有增资扩股的计划，但是目前资本金还达不到8％的比例，2003年后可能进行增资扩股，民营企业肯定是在重点考虑之列。金华市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对外招募新股的计划，原来的注册资本为1.32亿元，其中财政资金出资3000万元，计划增资后达到2-3亿元的规模，具体需要视情况而定。湖州市商业银行1998年才设立，该行目前还没有增资扩股的计划，但2003年后肯定会有行动。因为目前该行的注册资本为1亿元、总资产27亿元，面临扩充资本的需要。该行目前财政资金约占30％的股份，进一步增资扩股的话，不太可能再依靠财政出资，不过该行人士又表示，湖州本地经济与温州、杭州等地有较大差距，当地也缺乏有实力的大企业，因此即使增资扩股，也会有一定的难度。台州市商行是在原台州市银座、龙翔等8家市内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剥离了不良贷款后，由台州市政府参股，于2002年3月正式成立的。与目前我国已组建的城市商业银行相比，台州市商业银行具有许多创新之举与突破，台州市商业银行注册资本3亿元，各项存款余额40亿元，经不良资产剥离后的台州市商业银行，贷款初始逾期率仅为2.02％。该行实际上已经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
3.银行民营化是当前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途径，但现存在着许多技术层面的问题
就组建民营银行的政策方面，日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景学成在广州举行的“开放条件下的中国金融发展学术研讨会”上透露，中央银行更倾向于在改组现有金融机构的基础上成立民营银行，而非新设民营银行，民营企业可介入银行产权改造，而非大开政策之门放手新建民营银行。他认为，在改组和新设民营银行的两条途径上，景学成更倾向于前者。因为银行是经营特殊商品的特殊企业，需要特殊的技术。一个搞物流或钢铁或其它行业的企业如何能搞好一家银行？产权清晰和股权分散不是根本问题，因为产权不是万能的，股权分散更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令银行沦为“控制人”的吸钱机器。产权不等于信用，而信用对于一个银行而言至关重要，但银行业的信用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存款保险制度缺失的情况下，部分农信社和城信社违规吸存或卷款而逃的现象，使老百姓可能更愿意选择一家国有银行而非民营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王自力认为，民间资本的加入有助于现存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但一家优秀的商业银行是在市场竞争中磨练出来的，而不是设计出来的，产权制度变更并不意味着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因此，现阶段银行业的改革发展重点是加快改革存量，引导民间资本对现有城市商业银行和农信社进行“民营化”改造。而开放民营银行则宜谨慎缓行，因为各国的事实证明，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开放金融市场，其结果必然是一场混乱，留下后遗症。因此，开放民营银行准入宜慎行，否则很可能是新一轮的乱铺金融新摊子。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首席教授郎咸平认为，目前在我国国有银行涌动的民营化和外资化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他通过对全球78个国家的958家上市银行研究发现，国家股占比率最多达28％、而且股本回报率与国家持股、外资股和民营股多少根本无关。这就证明产权与股本回报率无关。他认为，现有银行改革不必从产权入手，而应从业务专业和防范风险入手。
银行民营化的必然与有秩序地改制
作者认为，我国金融业的实践与改革，就民间资本、民营银行与银行民营化的问题上，有三个现象必须正视：
（1）市场经济是多元所有制经济，就应该有民营经济与民间资本的内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外资企业和民营资本都在经济发展中充当不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行业的竞争，与国际规则相一致，如果有外资金融机构的参与，就必须有民营金融机构的参与。市场经济是有秩序的竞争经济，而不是行业垄断的经济。
（2）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不是由资本的属性而是由资本的运行规律所决定的。资本的所有属性，只能说明它的产权归谁所有，而不是说明它能进入或不能进入某行业。在经济运行中，产业资本的壮大，就必然会按照它的趋势和规律流向合理的地方，就必然导致它与金融资本、流通资本的融合。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证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将会带来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带来资产质量与经营效益的提高。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民营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股份制银行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方向，这为产业资本向银行业渗透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商业银行上市之门的进一步打开，使银行从社会大众中募集资本金成为现实，从而扩大了银行民营化的内涵。
（3）银行民营化将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带来利与弊的双重影响。根据《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我国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有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3种。银行民营化，不是全部银行民营化，只是允许个人入股地方性银行，不允许个人办银行。银行民营化，有利于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但增加了金融体系运行、监管等方面的风险。因为金融业作为高风险行业，客观上要求股权分散和风险分散。实践中，要确实把握银行民营化的“风险度”，这要求有政策水平和监管能力。
诚然，我国银行民营化有利有弊，已成为人们对金融体制改革所关注的重心，我国金融业只有在三个方面取得进展，民营银行和银行民营化才谈得上有序开放和顺利推进：
一是民营银行的准入法规。中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究竟要多少家改组或新设民营银行才能适应市场需求？如果中国只需要十几家民营银行，那么审批的问题不大。如果估计需要200到300家，那么应该由谁来审批？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制度下，银行审批权会造成相当大的权钱交易的寻租空间。因此，人们必须要研究建立一套金融市场准入的竞争规则。二是民营银行的监管法规。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的监管法规必须做到对各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创造一个清晰、公平的竞争规则。而为了达到有效监管的目标，必须实现金融监管的多元化。这是需要时间和实践的。三是民营银行的破产法规。民营银行必须有退出机制，但由谁来执行银行的破产清算，由谁来出示“黄牌”；如何在破产程序中保证广大储户的利益、如何才能够防止把民营银行的风险集中到中央银行等等，这些问题应当在推进银行民营化进程中必须有章可循。
参考文献：
1.经济系教授许振明等“国政研究报告”2002.12.13
2.中国财经信息网“银行民营化不被看好,业界权威反对过度开放银行业”2002.12.24
3.菲律宾国家银行董事]陈永裁中国银行业的全球化策略
4、搜狐网丁秀洪“银行业曾陷入困境政府主导银行民营化”2002.12.3
5、新浪网“银行改革新路:上市突破?”2000.7.12
6.中经网“胡祖六:清理不良资产是中国改善金融环境的要务”2002.1.17
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篇4
一、当代中国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认为，资本被赋予了一种可以构建社会关系的力量，伴随资本增殖的资本化进程产生一个不断扩张的社会结构。而资本影响社会关系构建的过程首先体现在其对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诉求上。那么如何理解中国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的内涵呢？具体地讲，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是指民营资本自身及其主体对政治层面的偏好、愿望、需求或价值追求，而由于民营资本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形态，也决定了关于当代中国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相关问题必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民营资本政治诉求内涵的理解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看。
（一）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本质特性表现为一种关系诉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之所以能够带来价值增殖，是因为它能够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能够基于一定社会关系组织社会劳动和市场活动，通过社会化大生产来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所以表面上看，资本的现象和载体都是物，但是由于资本被赋予了一种内在的力量，形成了各种雇佣关系、市场关系、分配关系等社会关系，资本增殖过程会不断扩张社会结构，因此其本质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
资本的上述特性决定了民营资本政治诉求本质上将是一种关系诉求，即民营资本在实现价值增殖过程中将会产生一种不断扩张的社会结构，寻求其自身与中国社会的主体力量之间的一种平衡关系。而这种平衡关系的形成过程，必然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基础的改变以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结构。当民营资本合法性受到质疑时，它就会想方设法寻求某种特定的生存方式——带“红帽子”，与公有资本建立合作关系，并依托于公有资本不断争取发展和生存的权利，从而改变被边缘化的趋本文由收集整理势和困境。带“红帽子”可以说是民营资本在特殊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存之道，事实也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生存方式。
（二）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现实表现是一种利益诉求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得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民营资本虽然是改革开放后所产生的新资本形态，但是其必然首先受到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体现资本的一般规律，因此民营资本政治诉求在现实发展过程中会通过有限制（社会主义法律的约束）的追求剩余价值而表现为一种利益诉求。
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还具有人格化为资本家的特殊现象，即资本人格化。资本人格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关系即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一个特定概念，它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主要代表人物（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以资本所有权作为实现他们经济利益的手段，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与分配过程，达到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目的。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以资本所有权作为实现他们经济利益的手段，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与分配过程，达到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目的”＼[2＼]。“资本家的贪婪”往往被西方经济学家归结为经济危机的原因，但是从资本人格化的角度看，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的外化，“资本家的贪婪”实质体现出来的是资本的本性。于是资本在其所有者资本家有意识、有目的的经济行为控制下，实现价值增殖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资本人格化理论对于同为资本形态的中国当代民营资本及其主体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一方面价值规律作为一般经济规律支配着中国民营资本，另一方面中国民营资本人格化为民营企业家，其利益诉求通过民营企业家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控制，保证其维护自身利益，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因此民营资本政治诉求从现实表现看是一种在其人格化主体行为控制前提下，以实现增殖为目标的利益诉求。
（三）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基础层面表现为一种权利诉求
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所有制基础几乎都是私有制的，在这些国家中所进行的资本活动几乎都是民间性质的私人投资，都属于民营资本的范畴，因此其发展并不存在任何制度障碍。而当代中国民营资本则完全不同，其产生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基础上，从一开始就要面临经营合法性问题、政治歧视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待遇等方面的困境。因此民营资本对政治诉求追求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一个不断摆脱困境，争取各种权利的同步过程。而且正是这些权利构成了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的基础，即民营资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通过政治诉求的表达获取实现生存与需要的种种权利，只有这样也才能在体制保障的前提下实现其价值增殖的目标。
对于中国民营资本而言，构成其政治诉求基础的权利诉求则表现为：民营资本希望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等权利，并将这些权利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和运作机制固化为党的决议或者国家政策，从而保证其进一步发展的程序性、合法性和持续性。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权利实现的前提是法律的保障，因此民营资本政治诉求还会带来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宪法修改的政治过程，其自身又在参与这一政治进程中培育了契约意识、权利意识以及宪政意识，促使民营资本参政议政权利的不断突破，进而实现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
二、当代中国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进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历史发展与民营资本的现实发展阶段是紧密相关的，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民营资本生存权诉求阶段。生存权是民营资本最基本的政治诉求。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国家针对民营资本的政策不断放开，但是现实发展过程中民营资本不得不面对自身的经营活动和企业资产得不到法律保护，其合法的经营资格更无从谈起的局面。这种政策和现实上的差距，迫使民营资本不得不首先面对要解决生存权的问题。于是生存权成为这一阶段民营资本迫切而现实的政治诉求。“从层次来看，生存权是民营资本比较低的政治诉求，但却是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是发展权、平等权和参政议政等权利的基础”＼[3＼]。而民营资本对生存权的诉求的核心是围绕经营合法性的问题展开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在对中国乡镇工业课题展开研究时，曾对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快的省份——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有1/3以上的被调查企业是挂靠在乡镇企业的民营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全国工商联信息中心联合进行问卷调查，1993年时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认为‘红帽子’企业占集体企业的比例是50%～80%；1994年国家工商局抽样调查，我国乡镇企业中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同年浙江省东阳市有关部门统计，属于假集体的私营企业占集体企业的比例在70%以上”＼[4＼]。可见改革开放初期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以带“红帽子”的形式存在和发展，这种形式是民营资本消除所有制歧视、解决生存权问题的主要途径，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所独有的经济和社会现象。生存权的核心是经营合法性的问题，同样，生存权的实现最终是以经营合法性的解决为标志的。
第二，民营资本发展权诉求阶段。发展权是民营资本最核心的诉求。经营合法性问题解决后，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的目标就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要解决进一步的发展问题。此时民营资本所处制度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政治地位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在政策上依然受到歧视，与国有资本相比，其可以获取和拥有的社会资源十分有限。因此为了实现经济上更大的发展，以消除政治歧视为目标，争取发展权的诉求成为民营资本关注的核心问题。
2004年全国第六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显示，“私营企业主最关心的还是本企业的发展，如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在回答‘目前有什么具体打算’的问题时，选择‘在商言商，把企业办好’的人数最多，达87.8%。排在其后的选择是‘在日常生活中树立良好的个人和企业形象，做一名社会贤达’，达75.5%”＼[5＼]201。上述调查所反映的情况与前五次的调查结果基本是一致的。“为解决政治歧视问题，寻求更大发展，民营企业通过在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并通过党组织渠道向上级表达自己的某些要求，还能扩大企业的社会知名度”＼[6＼]。在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典型代表是浙江传化集团，该集团于1995年申请建立了由13名共产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并于1998年组建了全省第一家民企党委。目前中国85%以上的民营企业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对发展权的诉求是民营资本壮大自身的现实需要，而发展权的实现不但为民营资本政治诉求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为平等权和参政议政权的实现提供保证。因此从发展层次来看，发展权是民营资本最核心的诉求。
第三，民营资本平等权诉求阶段。平等权是民营资本最重要的诉求。处于这一阶段的民营资本进入平稳发展时期，注重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追求多元化发展之路的理性发展模式，以替代曾经毫无节制及急剧膨胀的企业发展模式。一方面，民营资本依托开放领域发展壮大自身，提升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其希望能够获得与公有资本平等的发展和竞争机会，而后一目标的实现往往需要突破政府控制下的某些关键领域。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民营资本往往选择与政府和执政党建立密切的联系，即在内部关系上建立和加强企业内部党组织建设，在外部关系上积极争取进入各级人大、政协机构的机会。民营资本对平等权诉求的实现以十六大对党章的修改为标志。修改后的党章规定：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只要有三名以上共产党员的基层单位，都可以建立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国共产党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其中多项内容涉及民营企业。引人注目的是，党章在第三十二条中，新增加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主要任务的规定。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7＼]。在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后，民营企业党员人数迅速增长。2002年第五次民营企业调查显示，“民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比例达到了29.9%，而1993年是13.1%，1995年为17.1%，1997年16.6%，1999年为19.8%”＼[5＼]155，“2006年第七次民营企业调查显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民营企业主占32.2%”＼[5＼]239。
从数据上看，党的十六大对党章的修改提升了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主动性，2000年之前民营企业主中的党员主要来自于改制为非公有制企业之前的公有企业，多数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入党的。而2001年之后民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比例的变化更多的来自于已完成改制后的非公有制企业。这种变化反映了民营资本政治参与的能力在提升，民营资本的代言人通过加入国家政治体系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与国家政治体系的结合和对平等权的诉求。伴随着民营资本代言人的政治地位发生的彻底改变，民营资本及其利益相关者参政议政权利的诉求会日益显现，这也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增添了新的力量。
第四，民营资本参政议政权诉求阶段。参政议政权是民营资本其他政治诉求实现的重要保证。这一阶段民营资本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由最初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上显得越来越趋于成熟，如组织状态已纳入国家政治体制框架之中，政治参与的渠道不断拓展，企业内部党的活动趋于正规化。与此同时，如何有效地保障民营资本的政治话语权，实现真正的参政议政权利的问题日益显现。这需要民营资本及其代言人要有更加成熟的政治参与的意识、技巧，不断提高自身的组织化程度。于是对参政议政权的诉求就成为该阶段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主要内容，这一诉求的实现又可以进一步巩固民营资本生存权、发展权和平等权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2006年全国第七次全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显示，私营企业主“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希望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获得在政治生活中的发言权。有28.8%的私营企业主认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5＼]240。“三分之一的民营企业主想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样一个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和实质呢？经济决定政治，民营资本经济上的发展带来了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和政治地位的提升，这是最基本的逻辑。“民营企业家成为党代表，始于2002年的十六大，有7人当选；2007年的十七大，当选人数增至17人；2012年十八大，增至24人”＼[8＼]，而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参与到党和国家政治进程中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在1978年至今的这30多年间，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经历了一个从生存权、发展权到平等权，再到参政议政权的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这期间民营资本及其政治诉求一方面要应对制度环境、竞争状况以及发展困境等因素的考验，另一方面通过突破传统社会组织和结构的约束，积极培育新型组织形式，逐渐实现与国家政治体系相结合，最终成长成为中国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起到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
三、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特征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指出，制度化水平、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和管治力量是影响政治秩序稳定的关键性因素，这三者之间必需保持一定的均衡。因此促进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有序化、制度化和法制化，有效地释放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政治架构中来，将有利于自下而上民主政治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建构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当前对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与政治发展的相关性的认识仍需要假以时日，要想对其进行持续的观察和深入的研讨，关本文由收集整理键在于对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特征要有清晰的认识，这是我们进一步论述民营资本政治诉求与政治影响的理论前提。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具体特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逐利性特征明显。作为民营资本代言人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是新社会阶层的主要代表。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逐步增强”是近几年来突出的社会政治现象。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民营企业家们更渴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参政意识也更强烈。参政议政过程中，民营资本主体政治参与的经济功利目的性较强，主要体现在希望通过主动参与政治，为企业发展营造较好的政治环境，能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同时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进一步发展。例如，他们关注关系到民营经济发展命运的国家政策及政策的稳定性；要求切实落实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和保障私有财产的政策；要求进一步提高社会地位，拓宽政治联系渠道，建立能够实现自我保护与协调的社会组织等。在改革初期，民营资本以自我保护、趋利避害等经济目的为政治诉求，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参与理念的指导，无法形成从利益群体需要出发的自觉、完整的政治诉求，因此很难上升到制度层面。
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过程中的逐利性趋势还与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因为较高的经济地位将决定民营资本的主体将具备更加优越的政治参与的条件和政治参与的机会，比如从事政治参与活动所必需的大量社会信息，塑造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获取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等。政治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经济利益，这些将有利于提高民营资本的政治参与技能，获得更多的政治机会。据《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2）中的统计数据显示＼[9＼]，把“为提高自身社会政治地位”和“为企业提高知名度与资信度，从而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参政议政、表达政治诉求主要目的的占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总数的60%以上。因此随着民营资本经济地位的提升，其政治诉求日益增强，逐利性趋势也会日益凸显。
其次，民营资本政治诉求与新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新阶层”的提法始见于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时的讲话。目前中国的宪法中虽然还没有“新阶层”这个词，但是从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者”中的表述中可以解读出新兴社会阶层。“随着私营经济的重新产生和发展，私营企业主的队伍也日益壮大，他们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不同于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特征和利益要求，并且日渐显露出来。这意味着在我国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10＼]260。十六大报告中又进一步肯定新阶层人士“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2007年6月《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积极推进者，新社会阶层大约有5000万人，加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总人数在1.5亿左右，这些人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从全国政协的情况看，1993年有23名民营企业家首次进入；2003年人数达到56人；2008年代表新阶层的委员发展到160人，甚至有的委员出任政协常委和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
新兴的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参政要求随之高涨。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关系到企业的前途，因此他们不仅关心企业的盈亏，而且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形象。虽然民营企业主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独特的社会阶层，“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阶级。因为民营资本由于产生和发展的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经济基础，没有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更没有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10＼]266。阎志民教授也认为，“私营企业主群体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与公有制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的企业多半建立在技术不发达的手工业或半机械化生产的基础上，不可能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发展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他们与原来所属的社会身份（工人、农民、干部、技术人员等）仍然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11＼]。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与马克思分析19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类似，马克思认为“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它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12＼]。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理论揭示出阶级的本质，其实质上属于经济范畴，而判断一个社会阶层是否成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标准是政治组织是否产生。
很显然，现阶段的民营资本并不具备上述先决条件，其政治诉求必将进一步发展和演进，而这一切与民营资本自身发展速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变革密不可分。新阶层兴起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将成为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社会力量，也是公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这对于我国政治发展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再次，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途径具有多元化特征。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途径有制度化途径和非制度化途径之分，而这两种途径又可以进一步细化，总的来看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近年来以民营企业家为主要构成的新阶层人员，正在国家的各种政治通道中不断崛起。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民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比较高，存在政治诉求的制度化渠道，使其建议和要求能够被纳入政府的意见综合过程，甚至已经对中央和地方某些方面的决策与施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体地来讲，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制度化主要途径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企业内部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积极参与基层公选，成为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社会中介组织中担任职务。以参与基层直接民主选举为例，“2003年在浙江台州市换届中选出的4399名村支书中，经商办企业的有1386名，占31.5%；换届选出的3684名村民委员会主任中，经商办企业的有1743名，占37.3%”＼[13＼]，这一趋势还将会随着基层民主的进一步扩大，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制度不完善的问题，致使部分民营企业家政治诉求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非制度化的途径。如民营资本凭借经济实力影响基层选举，民营资本迎合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一些相对社会声望高、资本雄厚的民营资本的代言人通过基层选举在政府中取得一定的官职，实现向政治权力的渗透，并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谋取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此外，民营企业家还通过各种途径与政府干部之间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靠拉“关系”就成为民营资本影响立法和政治决策的非正式途径之一。由于中国政府的大量社会资源都掌握在官员手中，导致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普遍存在，于是权力寻租成为政府官员腐败的罪魁祸首，而民营资本借助官员的权力寻租获得了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实现了资本的经济权力，进而为谋求政治权力奠定经济基础。
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篇5
关键词:民营经济;政企关系;原最论
1民营企业的近代史
透过历史来看，过去一百年来，民营资本的稳定持续发展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年，单个民营企业，特别是比较有规模､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的连续发展历史几乎没有超过十五年｡1927年到1937年曾经是民营资本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出现过一批像荣德生､周学熙等著名的私人企业和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这些企业若不是被后来的战争所阻隔，其中一些一定会成为世界的500强企业｡1949年之后，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逐渐退出经济活动，直到1976年实行改革开放，才逐渐允许私人经商活动，即便如此，开始也仅仅是个体小商小贩，有小商人而无资本家，民营资本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直到1993年颁行了《公司法》之后，私人投资才堂而皇之地成为合法的资本活动，民族资本和民营企业才招幌扯帆､大行其道｡从时间上看，我们今天风头正劲的民营企业，其实正书写着中国民营资本的新历史，不断打破和创造着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新记录｡
2政企关系概述
政企关系或者说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民营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始终是致使民营资本陷落的布满蒺藜的壕
沟｡从历史上看，国家资本一直在中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对资源分配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情形下，民营资本的趋利本能必然导致它与政府关系中的依附性､投机性和腐蚀性｡
政商关系说到底是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或管理体制的关系，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以及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要想理顺这些关系，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上，甚至在最近28年的历史当中，其实都不乏积极和正面的故事可资镜鉴｡
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随时都考验着企业家的智慧｡在中国民营资本的历史上，1949年前后各有一个成功的典范｡一个是虞洽卿，他主要活跃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早年从宁波跑到上海油漆行做学徒，在跑街中学会了做生意，先是做过一阵子洋人买办，当过荷兰银行的总经理，后来自己经营企业，在上海滩的商界声望极高，担任过商会会长，人称阿德叔｡他的成功与其说是公司战略正确､经营得法､管理有效，不如说他是当时商界惟一与独裁者蒋中正有着莫逆之交､甚至帮蒋砥定天下的企业大佬｡蒋出道前因为同乡关系，曾寄居在虞家数月，期间不仅借虞的门路结识了黄金荣､杜月笙等显赫人物，而且与同盟会的浙江同党陈其美等人过从甚密，为后来追随孙中山执掌黄埔军校，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人脉基础｡正是因为虞与蒋有这样一层关系，虞的公司在民国时代一直顺风顺水，即使是抗战时期，他仍垄断着上海和重庆的所有物资运输｡虞最后因病去世，得以善终｡
另一个成功者是荣毅仁｡2005年11月3日国家为荣毅仁举行葬礼，荣的遗体覆盖着中共党旗｡早先荣家在抗战之后，已被战乱和官僚资本倾轧得四分五裂，荣毅仁归国之后不久，共产党就执掌了国家政权｡荣在1956年带头响应共产党号召，将资产捐给政府，共产党感念其诚意，让他做了上海副市长，之后又委任他为纺织部副部长｡他与中共高层领导周恩来､陈毅和邓小平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文革”之后他又应邓小平之邀出面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当国家财政资金困难时，他甚至从自己落实政策发回的钱中，拿出两千万借给政府充当中信的创始资本而且不要回报｡他一生都为共产党和政府做事，出人､出钱又出力，个人谨慎处事，生活节俭，低调为人｡结果，党和政府对其报之以李｡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市场秩序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建立起来，法制不健全，企业和政府行为都不规范，政府管理部门的专业化能力相对低下，这时动力､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统统在民营经济､特别是那些极富雄心的创业领袖一边，他们往往通过“搞掂”一两个掌握重权的领导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开体制缺口，截获巨大的资源，形成爆发式增长｡即便东窗事发，也往往能够轻易化解危机，逃过生死劫难｡于是，便滋长了用钱开路､为所欲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然而，最近几年，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完善，政府管理部门不仅体系日益健全，而且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资源､动力､信息､人才和专业化的优势也明显转到政府一边｡因此，以投机和腐蚀干部开路､靠某个人与体制博弈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惟一能够与现有体制长期共存和持续发展的方法，就是以组织对组织，以系统(机制)对系统(机制)，以专业对专业，以人才对人才｡换句话说，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形成专业化的､有效的公司管理系统，才能稳健有效地与政府管理部门对接，获取长期发展的市场资源和政府资源｡只有建立规范化管理体系和职业经理人文化，恰好适应了政府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这一积极变化，才能路越走越宽，企业越办越顺｡
3民营企业的立身选择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所以，作为民营企业，应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引入国有资本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相信会取得更大的进步，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现实的难题｡在中国历史上，民营资本因为国有资本的强势，往往转身求助于外国资本，但结局同样令人沮丧｡一方面，在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往往扮演着“天使”与“骑士”的角色，这些年几乎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风险投资在中国直接投向民营资本，特别是以it等新技术领域为代表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这些风险投资纵横驰骋，点石成金，催生了一大批诸如百度､新浪､盛大､网易､尚德之类的公司和财富新贵，可以说近几年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和高技术公司，几乎都是凭借外国风险投资的力量，快速聚集资金和高速成长起来的｡
所以，要改变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格局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尽快通过自身资本结构的完善和公司治理的现代化，以战略导向提升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和财务透明度，加强职业经理人的训练和制度性激励，使之具有“国际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用洋人的办法与洋人共处，是挟洋发展的最好方法，一大批网络公司借风险投资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迅速蹿升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要完成这一步，政府合理的经济政策也是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对民营资本的发展环境给予必要的保护，不对它们借用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给予政策支持，或者不对外国资本在国内对重要行业的并购行为有所关注和限制，恐怕没等到民营资本学会以正确的姿势奔跑就中途夭折了｡
4民营企业“原罪”论
跨越历史的河流，创造民营资本的新传奇，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挑战，那就是民营企业家要正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勇于挑战自我，改造自我，从而突破自我，开创未来｡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得不做:
4.1从内心深处到企业管理方式都要彻底摆脱“原罪”的禁锢
所谓“原罪”主要指民营企业在获取第一桶金时采取了今天看来不合乎法律政策或道德习惯的行为方式，后来所有的公司业务､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仍然受到最初行为(原罪)的约束｡应当说这对民营资本的创办者是一个非常大的自我限制｡当社会舆论和道德指责一再加诸于身的时候，民营企业往往会自馁和放弃，甚至好罐子破摔，一走了之(资本外逃)｡解决这个问题，最终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头是民营企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尽快转变观念，明确战略，完善治理结构，依法经营，守正出奇;另一头是政府和社会的态度｡“原罪”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只要政府始终像近日强调的:政府不会主动扩大“原罪”的论争，并且试图有所作为，而是要继续鼓励民营企业安心经营､改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早期的“原罪”问题依照现行法律也会过了追诉期，用不着政府再来宣布是否赦免｡这一代人过去之后，社会舆论就会不断因为“阳光创业者”的成功故事而扭转方向，给民营资本以更广阔的创富空间｡
4.2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的商人精神
中国民营资本要强大起来，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新教伦理”，使自己在商业伦理和资本精神方面健康和强大起来，形成自身的道德优势｡中国民营资本长期形成的是一种商人的精神，不是资本家的精神｡商人的精神重在牟取私人家族利益､强调私人关系､建立私交､谋取私利;而资本家的精神实际上是创业者､投资者､资本家､社会资本家，追求一种创新，一种社会财富，现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追求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对制度､系统对系统､专业对专业的阳光下的博弈关系｡
4.3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战略，将企业全面融入新经济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云天｡”网络和新经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机会，使得原本很年轻的中国民营资本能够迅速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不仅创造与欧美高新技术企业几乎完全一样的创富神话，而且能够使这一神话建立在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之上，确保公司和财富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国有资本将会长期主导中国的经济，但只有民营资本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并且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篇6
关键词：民间投资 地位作用 对策建议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间资本对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增量资产中，地位更加突出。今后，中国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势头，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民间资本投资潜能的挖掘。因此，我们需要科学、客观地估价民间投资的地位和作用，并对民间投资未来发展的总体走势进行预测，以采取相应的促进政策。
一、民间投资的地位与作用
近年来，随着国家与地方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间资本投资的配套政策，民间资本投资增长的势头十分良好，对于拉动整个国民经济、消费、投资与就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今后一段时间，民间资本的投资将继续发展，并呈现出新的态势与特点。
1.民间投资将成为社会投资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国债投资拉动了社会投资的增长，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国债投资有一定的投向范围，要持久地保持投资增长的势头，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必须充分让民间投资发挥作用，使其在国民经济的战场上扮演重要角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国有经济投资比例逐步下降，民营经济投资比例逐步上升，如1996年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为52.5%，2001年下降到47.3%，同期民营投资的比重则由46.2%上升到了52.1%.预计今后若干年，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将继续有所下降，民间投资将逐步成为社会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
2.民间投资呈现高速攀升势头，有力带动社会经济增长。从近年来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而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过程中，又是民间投资增长对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的拉动力最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6年———2001年，在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起伏变动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同期民间投资则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200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国有经济投资增长6.7%，而民营经济中的个体经济投资增长15.3%，股份制投资增长39.4%，在整个投资中民间投资增长最快，这就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3.民间投资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中占有较大份额，将成为产业增长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经历了一个艰辛的漫长过程。目前，民营经济已在国民经济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投资来看，2000年，民营投资（不包括外资份额）已占全社会投资的41%.民营投资在各业投资的比重分别是：投入高科技的占19%，基础产业占13.5%，传统制造业占21%，建筑业占43%，房地产占55%，批零贸易与餐饮业领域等服务贸易业占36%.同期，民营经济增加值已占基础工业增加值的28%，高科技增加值的32%，一般制造业的45%.可以说，民营经济已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众多部门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
二、推进民营投资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长远来看，民间投资、外商投资与国有投资既有分工，也有合作。因此，确定未来社会投资增长的目标时，要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优势与特点，除了引导民间投资主体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继续扩大投资优势以外，应当特别鼓励与引导民间投资在国有资本难以发挥作用、国民经济又急需发展的领域加大投资，尤其是中小金融服务领域、中小城市建设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要加大投资力度，以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1.加大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民间经济拥有巨大的资本供给潜力，可为我国资本市场与投资市场提供持久的发展能量。从资本的供给来看，我国民间大约有13万亿元的流动性资金。全国居民累计储蓄额有8.5亿元，居民手持现金1万多亿元，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在8.5万亿元以上。外资有3万亿元，民营企业中的私营、个体部分，2001年的注册资本至少为2.2万亿元。最近，国家有关部门对规范民间资本投资金融业的市场准入作出了规定。今后，应进一步鼓励民营资本借助资本市场，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多种资本经营方式进入金融业，在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的地区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建地方中小银行，填补国有金融留下的市场空白，发挥民营金融机构的地缘优势与增长活力，降低对当地中小企业贷款的交易成本，不断提升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
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篇7
关键词：浙江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
一、引言
改革开放给民营企业带来了重生，加入wto，浙江省民营企业又迎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随着循序渐进的发展，民营企业还是遇到很多的阻碍。民营企业难入垄断行业成为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棘手问题。《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也称“新36条”）的，让浙江省民营企业看到了希望，为他们的资本找到了新的方向。而问题也摆在面前，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要面对的是庞大的对手，多变的市场，以及自身资金少、规模小、信誉低、人才和管理跟不上等弊端。本文对浙江省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遇到的问题与对策进行研究，以期对其投资垄断行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应对措施。
二、浙江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的必然性
（一）民营企业资本剩余
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资本的无限量膨胀，使得其投资的管道显得越来越狭小，已经容不下如此庞大的剩余资本。于是，民营企业剩余资本在市场上乱窜，碰到什么“炒”什么。“炒”房，“炒”煤，“炒”大蒜、绿豆、棉花等农产品，都留下了浙江省民营资本的身影。多余的民营企业剩余资本对抬高某些产品价格的作用明显，造成物价水平的上升，不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因此，民营企业应该为剩余资本寻找一个合适的、有发展前途的安身之处。
（二）国家政策
2005年2月出台“非公经济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政府名义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10年5月13日，中国政府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也称“新36条”。意见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资本进入六大领域：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同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作为民营资本较充裕的省，浙江省对国务院出台的“新36条”做出了积极响应。国家和省政府的政策导向成为浙江省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的良好契机，垄断行业成为浙江民营企业重要的投资方向。
（三）垄断行业现行发展效率低
由于传统体制的原因，垄断行业长期以来都是由国有企业控制的。但是国有企业产权的所有者缺位决定了国有企业的治理制度是政府对国有企业控制，这种控制削弱了企业运行的效率。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民营企业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将所有者、董事会及高级经理人的权利进行有效的分配和制衡，能够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保证资本的增值，所以，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是垄断行业发展所需要的。
三、浙江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的趋势分析
浙江省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的趋势到底是怎样的呢？笔者对浙江省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的状况和趋势进行了分析。
由表1和图1分析可得，2004-2008年，民营企业投资在垄断行业的资本一直在一个区间内变动，2005-2006年大部分都有一个投资量上升趋势，但很快又下降了。合理推测，这应该是民营企业本来借着“非公经济36条”的东风想在垄断行业有一番作为，可实际情况并不如预期这么乐观，一系列的阻碍让民营企业只能止步于门口。2010年“新36条”的出台，更加有力地鼓励引导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所以说，民资进入垄断行业是一个必然。但经过2005年的教训，相信民营企业再投资垄断行业会比较慎重了。总的来说，政策的大力鼓动，资本大量剩余，发展受限等一系列情况会迫使民营企业考虑投资垄断行业，但在投资过程中，浙江民企还需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克服一系列的困难，以使其自身能立足于垄断行业。
表1浙江省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的近期趋势（单位：万元）
四、浙江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民营企业“进不去”
虽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民营企业已经被允许进入原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和领域，然而在现实中,民营企业在行业准入上仍然遇到“看得见、进不去、一进就碰壁”的“玻璃门”现象。民营企业“进不去”垄断行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传统体制障碍。国家在出台关于鼓励民营企业在垄断行业发展的文件上存在着自相矛盾的问题。新旧“36条”都强调允许、鼓励民营企业投资电信、铁路、民航、石油行业和领域，加快进行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是，《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这一文件又明确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强调在电力、通信、石油等领域内国有经济绝对控股。很明显，面对这些前后“变脸”的文件，民营企业想要在垄断行业占有一席之地，仍然困难重重。
2.民营企业怯于投资垄断行业。由于缺乏投资垄断行业的经验，浙江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后的预期效益很难估计。此外，垄断行业的项目大都属于大型的且国家重视的项目建设,在特殊情况下存在被国有化或兼并的风险，且政府关于特许经营政策的负面变化都有可能造成项目的损失。由于面临较大风险，民营企业往往怯于投资垄断行业。
3.民营企业缺少挤进垄断行业的筹码。长期以来，垄断行业都由国有企业控制，民营企业欲争取一片自己的领土单靠政策的鼓励是不行的，需要出奇制胜。当民营企业以同质化产品进入时,市场价格竞争激烈,国有垄断企业和政府所得利益受损,国有垄断企业会抵制民营企业,进入门槛相对较高。但是，若民营企业以差异化新产品进入国有垄断行业,对现有国有垄断企业利润影响较小,能以产品优势扩大消费者剩余,进入门槛就低。而民营企业目前就是缺乏这种创新筹码来挤进垄断行业。
（二）民营企业进去了也难留住
民营企业要进入垄断行业遇到很多的障碍，要在垄断行业有稳定长远的发展还需要克服更大更多的挑战，即使“进去”了还要面临“留不住”的尴尬局面。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融资能力不足。我国金融体制环境一直以来都是优待国企，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受到种种限制。融资能力不足一直以来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大问题。由于垄断行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在垄断行业民企的融资问题表现得更为严重。
2.缺乏与行业对等的技术水平。浙江省民营企业在电子电器、机械制造、电脑通讯以及精细化工行业不乏佼佼者,并屡屡涉足高科技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虽然已经具备对某些垄断行业项目建设的投融资能力,但是却缺乏与工程相应的技术、管理人员,缺乏大型项目管理能力。
3.民营企业忽视可持续发展。浙江省大多数民营企业存在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粗放，企业家素质不高等问题，短视现象普遍。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民营企业参与垄断行业开发过程中往往存在急于收回投资、尽快获利的投机意识，在经营理念和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效应，造成资源的破坏，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这也成为民营企业难以立足于垄断行业的重要原因。
（三）民营企业在垄断行业发展遭遇瓶颈
一直以来，民营企业都只局限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展。现在，垄断行业对民营企业敞开了大门，由于缺乏经验，许多民营企业喜欢借鉴国有企业的发展模式在垄断行业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就有可能走国有企业的老路，使其在垄断行业的发展遭遇瓶颈，无法获得大的发展。
五、浙江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民营企业密切关注政策动向，把握时机
从“非公经济36条”到“新36条”，可见政府越来越注重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民营企业要密切关注政府的相关政策，努力使自己跻身于垄断行业以寻求新的发展。
（二）发展多元化的融资形式，破解融资瓶颈
垄断行业的特征决定了其进入壁垒高，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经济实力难以承受石油、天然气以及电力开发的前期投入和高额成本，而新能源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更让银行对民营企业惜贷。民营企业进入应寻求多元化的融资方式，除了争取银行贷款外，还应通过私募或风投基金、政府投资、协会支持等来获取资金支持。此外，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民营企业还可以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和债券的方式向社会筹资所需资金。
（三）委托专业公司进行大项目的建设管理
民营企业对于垄断行业大型项目建设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尚不成熟，为解决这一困难，民营企业可委托专业的项目建设管理公司代为建设管理，通过签订一系列的合同，将项目建设的全部风险转移给总承包公司。这样既可以降低民营企业的风险，也可以从中学习和积累经验，为以后项目的建设管理打下基础。
（四）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要坚持可持续发展
民营企业在参与垄断行业开发与经营过程中，应树立长期发展的战略思维，不仅重视生产效率与效益，更要重视社会效益，经营的过程中保护环境，做到统筹兼顾、持续发展。
（五）民营企业差异化竞争
由于民营企业以同质化产品进入垄断行业时所遭遇的阻力较大，因此，浙江民营企业应制定正确的战略，寻求创新，开发差异化产品，以此作为其挤入垄断行业的重要筹码。
六、结论
浙江省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是一个必然,只是当下尚处于历史的转折点，要面对巨大的考验。面对豁然打开的垄断行业的大门，浙江省民营企业应该努力开拓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虽然政策已经下达，但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还是会遇到许多阻力。要克服这些阻力，一方面寄希望于政府政策的有效落实，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民营企业自身的努力。只要对企业、行业、市场做出正确的分析，运用正确的发展战略，浙江许多民营企业会在垄断行业获得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焱.无家可归的民资[n].中国经济时报,2010-8-19
[2]祁京梅.“新36条”将扩宽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J].中国金融,2010（11）.
[3]贺新闻,侯光明.民营企业准入国有垄断行业的制度选择与博弈分析[J].企业管理,2009-8-18.
[4]何继新,吴限.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产业的问题与对策[J].中州学刊,2010（2）.
[5]人民论坛调研组.民营资本驶入高速公路服务区[J].中国经验,2010.
[6]董秀成,黄浩.民间资本进入石油电力等垄断行业风险小收益大[n].中经网,2010-7-28.
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篇8
[关键词]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实证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1.文献综述
(1)融资优序理论
myers,majluf（1984）从信息非对称与理性预期角度分析，考察了不对称信息对融资成本的影响，发现这种信息会促使企业尽可能少用股票融资，得出了著名的融资优序理论，认为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保留盈余多寡的可能性，即企业盈利能力越强，内部资金越充足，债务水平就越低，从而形成了企业资本的融资顺序：先是内部筹资，然后为发行债券，最后才是发行股票。另一位融资优序理论学者narayanan（1978）用一种略为不同的方法得出了与myers,majluf模型相类似的结论。
(2)成本理论
Jensenandmeckling（1976）最早研究了问题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在研究中他们提出了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最优的资本结构则是对债务融资所产生的收益与债务融资所产生的成本进行权衡的结果。詹森Jensen(1986)进一步指出股东与经理之间利益冲突的减轻构建了债务融资的收益,而债券融资也会产生成本，这是由于债务合约给股东提供了进行次优投资的刺激，从而引起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最小化总成本，经理不但发行债务，而且发行股票，并且接受具有限制性的债务契约。因此，既使不存在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企业也存在一个最优的债务和股票平衡的资本结构。针对资本结构的理论，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KimandSorensen(1992)研究发现，公司管理者拥有较高股权时，选择负债融资的机率较大，以避免成本。FriendandLang(1988)的实证研究结论是，私人拥有的公司中，不论有没有主要股东兼管理者，公司的负债比率都与管理者持股比例呈负相关。
(3)控制权理论
控制权理论主要是基于资本结构在决定企业收入流分配的同时，也决定了企业控制权的分配。哈里斯和雷维夫（1990）沿着詹森和麦克林开拓的路径考察了投票权的经理控制，企业的负债股权比率及兼并市场三者间的关系。他们建立了一个投票权和剩余收入权匹配的模型，证明资本结构是保证优秀候选人获得公司控制权的一种工具。阿洪和博尔顿（1992）建立了一个当事人受财富约束下，企业家(有技术无资金)和资本家(有资金无技术)的市场签约模型。他们指出控制权的相机配置要求在企业债权融资时，如果能按规定偿还债务，则剩余控制权配置给企业家；如果不能按规定偿还债务，则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者。
(4)信号传递理论
信息经济学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资本结构作为内部经营管理者的信息传递手段，能有效地影响投资者的投资激励。罗斯(Ross,1997)从经营管理者的破产成本角度，分析了资本结构的信息传递作用，预期收益较好的优良企业的破产可能性较低，经营管理者的边际预期破产成本较小，这类企业选择较高的负债比率。而预期收益低、差质企业负债经营的破产可能性会较大，使得这类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无法模仿优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选择较高的负债比率的资本结构。利兰德和派尔(Lylandandpyle,1977)从经营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有关企业投资项目收益的信息不对称和经营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的角度，探讨了资本结构的信息传递机能问题，发现拥有优良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者可以选择增加负债的资本结构，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其投资项目为优良项目的信息。
2.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同时结合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特点，我们作如下的假设：
假设1：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本假设基于我国股市的实际状况，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有效，对获利能力强的企业大家抢着投资，造成权益成本低于债务成本。因此，获利能力好的企业要么通过内部资金融资，要么通过“廉价”的股权融资，企业就可以更少的发行债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相应会降低。相反，企业获利能力差，其内部积累能力也差，只能过多的依赖负债。
假设2：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成长性呈正相关关系。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大多属于新兴产业，成长性强，资金需求量大，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和资产规模的扩张，靠保留盈余和折旧远远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加上股权融资上的天生“弱势”地位，民营上市公司所需资金的支持自然落到了负债融资上。
假设3：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固定资产结构呈正相关关系。通常无形资产在清算变现时的价值损失高于实物性资产，从而使实物性资产占资产总额比重较高的企业的破产成本较小，进而导致这类企业的负债能力相对较高，负债权益比例可以相应提高；反之，则正相反。同时，在总资产中流动资产比例相对较高的企业，由于流动资产的变现能力较强，企业的负债率也相对高些。
假设4：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由于股权高度集中，为了分散投资风险，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就有可能推崇股权融资。而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大股东为了防止控制权的进一步稀释以及治理成本的提高，在融资方式上会倾向于负债融资。
假设5：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非债务税盾呈负相关关系。固定资产等折旧并不减少企业的现金流，公司不必为此而缴纳所得税，因此固定资产折旧及投资税收优惠等被称为非债务税盾。Deangelo和masulis认为非债务税盾是债务融资带来的避税收益的替代品，他们指出在其它情况相同时，非债务税盾较多的公司预期会有较少的债务。
假设6：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偿债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偿债能力越强的企业，具有较好的资产偿还能力，企业的信用等级越高，债权人就更愿意将更多的资金借给企业，因而企业有条件借入更多的资金。这一结论也适用于民营上市公司。
假设：7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营运能力呈正相关关系。企业的营运能力是反映企业资产管理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营运能力强的企业，资产的管理效率越高，企业的财务状况较好，其资信能力较好，就有实力借入更多的资金进行生产经营，因而就可以拥有更多的负债。
二、样本与研究变量
1.样本及研究变量选择
在样本的选取中，本文剔除了一下几类公司：(1)金融类上市公司；(2)上市日期早于2001年；(3)发行B股的上市公司以及同时发行a股、B股和a股、H股的上市公司；(4)St和pt类上市公司。由此选取了64家2001年以前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择2003年的截面数据，共576个观察值。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上市公司资讯网、证券之星以及深圳国泰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CSmaR数据库。本文研究所使用的软件是SpSS。
在研究变量选择方面，被解释变量采用资产负债率LeV，总负债与总资产相比较。解释变量包括YJZ，CZY，GDZ，GQJ，ZJB，LDB，ZZZ，具体指标解释如下:
对于控制变量的选择，首先将公司规模纳入进来，变量取值＝ln(民营上市公司总资产)。此外，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可能随行业不同而有所不同，行业也作为控制变量。本文所选民营样本上市公司按CSmaR数据库的行业分类标准共涵盖了四个行业――制造业（34家）、综合业（17家）、批发零售贸易业（6家）和信息技术业（7家），构造了三个行业虚拟变量。HY1、HY2、HY3分别代表制造业、综合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业，信息技术业被省略,如果行业是制造业，则HY1取1，反之取0；如果行业是综合业，则HY2取1，反之取0；如果行业是批发零售贸易业，则HY3取1，反之取0。
2.样本数据的统计特征
从表2中可以看出，民营样本上市公司就成长性指标看，主营业务增长率最小值为-38.69%，最大值达368.93%，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表现出较大的波动；从固定资产比例指标看，民营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比例平均为27.85%，这与民营上市公司一般科技含量高、固定资产比例低的情况相一致。另外，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均值为33.52%，低于国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43.52%，这与有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表1还显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流动比率不太高，只有1.3的水平，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有待提高。
3.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1％的显著性，*5％的显著性
三、模型构建及实证结果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利用前述影响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做多元回归分析，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LeV=α0+β1YJZ+β2CZY+β3GDZ+β4GQJ+β5ZJB+β6LDB
+β7ZZZ+β8SiZe+β9HY1+β10HY2+β11HY3+ε
由SpSS输出的结果分别如下：
＊adj-R2=0.466，F=5.838，Sig.=0.000，显著性水平=0.05
由表3，4可知，在资产负债率的回归分析中，具有统计显著的F值和较高的R2值，这说明对资产负债率的回归还是比较理想的，模型较真实的反映了资本结构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另外，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诊断表明，容忍度tolerance）均大于0.10或者说方差膨胀因子都小于10，因此可以说变量间基本没有共线性现象。
对实证结果中，净资产收益率（盈利能力）、流动比例（偿债能力）与负债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固定资产比例（资产构成）、主营业务增长率（成长性）与负债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较为显著。假设1和3未通过检验，这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仍不符合梅耶斯“融资优序理论”，而固定资产结构与资产负债率成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较多的无形资产投入意味着企业有较强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所以较多的无形资产同样可以支撑较高的负债。因此，大多属于高科技企业的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比重低，仍能保持较高的负债水平（相比国有上市公司而言）。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产负债率呈现较弱的负相关关系，折旧比率与负债水平呈现出较弱的负相关关系，总资产周转率与负债水平呈现出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说明非债务税盾和营运能力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较小。资产规模和行业两个控制变量，对企业负债水平的影响尚不明显。
四、结论
研究发现，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不能用梅耶斯的融资优序理论来解释，盈利能力与资产负债率成正相关关系。我国融资体制和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善的体现，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民营企业融资空间的拓展。现行融资体制主要是为适应国有企业外源融资的需要建立起来的，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得不主要依靠内源融资。但内源融资要受到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状况的限制，依赖这种融资形式融通的资金非常有限。所以，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还面临着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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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洪锡熙沈艺峰: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2000(3)
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篇9
[关键词]资本市场；民营企业；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8)03-0162-03
[作者简介]崔秀荣，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经济。(河南信阳464000)
一、新型工业化条件下民营企业必须走集成创新之路
1.集成创新是民营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经济全球化、技术信息化、经营知识化的新趋势和新型工业化对企业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的现实，民营企业创新需要一个全新的战略模式――集成创新。集成创新理论认为，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其创新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是一种多维的、系统的、整体的创新。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科技、产权、管理等内容；创新是全方位的，其体系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诸方面；创新主体既包括企业自身，也包括地方政府在内；创新有多个层面，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协同性的特征。总之，只有全方位、系统、持续不断地集成创新，才能谋求民营企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目标，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民营企业是农村工业化的主体、农业产业化的龙头、城市大工业的支撑，是企业创新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基层。目前，民营企业正处在结构调整、体制创新和提高素质的关键时期，适应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新形势，加快民营企业创新步伐，对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推进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资本市场是民营企业实现集成创新的重要平台。资本市场主要是通过发挥其三大基本功能而在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资本资源配置功能，对资本资产的风险定价功能以及为资本资产提供流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功能作用的发挥，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的微观主体为基础的，这一微观主体就是企业。因此，适应资本市场要求，加快民营企业以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技术进步为内容的集成创新，是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关键。
(1)加快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适应市场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实现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首要问题。“苏南改制”的经验告诉我们，产权清晰的公司制和私人企业将是我国民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必须从实际出发，因企制宜，讲求实效。目前可行的办法是逐步引导民营企业朝着产权清晰的规范的公司制企业方向发展。具体做法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在条件许可时可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一些规模大的、资产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可推行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
(2)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组织管理制度创新。产权制度改革不是民营企业改革的终点，治理结构才是民营企业改制的根本。大多数民营企业在企业创业初期采取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组织形式和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决策效率较高、经营机制较灵活、凝聚力较强，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但是当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之后就迫切需要突破自身组织管理模式的束缚，到外界去寻求更大的发展。显然，公司制企业组织方式无疑比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组织形式更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明确划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从而形成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信任托管关系、董事会与经理之间的委托――关系，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也成为必然。
(3)加快技术创新，推进技术进步。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是提高民营企业整体素质的关键。从国外的经验看，风险资本市场是孕育众多高新技术产业的“温床”。因此，建立良性循环的风险资本市场和“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现代直接融资制度是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同时，创业投资是将资金要素和知识要素结合起来的必要环节，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工具。充分发挥创业投资在选择优质的投资项目、技术创新项目，参与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与监督等方面的作用，对推动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也具有重要价值。
二、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民营企业集成创新
(一)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有利于推动民营企业集成创新
1.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多层次资本市场是指面对质量、规模、风险程度不同的企业，为满足多样化的市场主体的资本要求而建立起来的分层次的产权交易市场。根据资产的存在形式，资本市场可以划分为证券资本市场和非证券资本市场。证券资本市场是指证券化的产权交易场所，主要指股票市场。按照不同市场的上市标准的高低，可以依次分为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非证券资本市场指企业资产尚未实现单元化、证券化的企业进行整体性产权交易的场所。它与证券资本市场最大的区别在于，这里不仅有标准化合约的股权交易，还有非标准化的交易方式，如协议转让、竞价交易、招标转让、合作开发等等。我国近几年在各地广泛兴起的技术产权交易所，就是非证券资本市场的有形场所。
国际经验表明，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配置资源作用，市场必须是多层次的。美国的资本市场至少包含纽约证交所和美国证交所、地方证交所、第三市场(上市股票的场外交易)、第四市场(大机构和投资家直接交易的市场)、纳斯达克全国市场、纳斯达克小型市场、粉红单市场(小额股票挂牌系统)等多个层次，其中后三个层次的市场是专门为中小企业的资本交易提供服务的，入市标准也逐渐降低，在最低层的粉红单市场，企业原则上不需要任何条件即可上市。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具有多层次的市场体系，才使得美国的资本市场能够达到最大的规模、最强的竞争力和最高的市场效率。
2.我国民营企业呼唤多层次资本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将促进资本与民营企业的融合，推动科技创新与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大多数中小企业，尤其是成长中的科技企业的融资方式都是首先进入非证券资本市场，通过交易，增加了资本的流动性，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市场交易，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多层次资本市场还为资本提供了便捷的退出通道，从而提高资本与中小企业更大规模、更高效率的融合，进而促进民营企业迅速发展。
民营企业是我国中小企业的主体。当前，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最为活跃、最具潜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融资难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至今仍极为困难。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用超常规的思路，即充分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服务民营企业。但是，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实行严格上市公司标准使之成为一种短缺资源，使得民营企业离资本市场很近又很远。为了实现民营企业产权的流动性，开发民营企业的市场价值发现机制和市场监督机制，必须打破上市资源的瓶颈约束，建立起为民营企业服务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二)建立适合我国民营企业特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1.积极推进区域性资本市场试点工作
(1)从民营企业实际出发，重点培育区域性资本市场。民营企业大多从事纺织、食品、建材、皮革、造纸、手工艺、机械等传统产业，而从事新兴产业和新技术产业的较少。对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民营企业来说，主板市场门槛高、融资成本大，而二板市场门槛虽比主板降低许多，但其有特殊的服务对象，且上市评估费用高昂。因此，民营企业大量上创业板是不现实的。相比较而言，区域性资本市场更适合以从事传统行业为主的民营企业。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各地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展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基础。我国的一些地方早已存在区域性资本市场，但一直处于某种程度的地下状态，没有政策法规的保护，资金运行成本和风险比较大。随着全国各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改制的推进，大量以自然人持股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有区域性资本市场相配合。第二，相对于主板和二板市场而言，区域性资本市场的门槛较低，一些在本区域内具有优势的企业易于进入这一市场融通资金，从而为这类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机会。第三，区域性资本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灵活的融资手段。包括在投资回报的比率和方式、股票和债券的互相转换、投资者管理权限的设定等方面都可以进行灵活的设计。第四，融资成本较低廉。在区域性资本市场上，由于市场主体普遍规模较小，企业上市的有关费用将相对低廉。同时，由于是区域性的市场，投融资双方更容易相互了解和沟通，中介机构的运营费用和管理部门的监管成本都相对较低。
(2)加快政策创新，增强区域资本市场创新的政策推动力。首先，区域资本市场应坚决遵守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遵守国家对于资本市场监督管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法规、条例。其次，发展区域资本市场要在允许的范围内和条件下大胆进行政策创新。政策创新体现着区域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资本市场发展的方向是促进企业改制，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只有通过政策创新，才能实现资本市场的大发展，进而才能实现资本市场的筹资功能、导向功能、改制功能、带动功能。同时，政策创新体现着政府工作的倾斜。要通过资本市场改变所有制结构现状，大力扶持各类所有制企业上市，促进其发展。另外，通过制定向农业、基础设施类产业、高科技产业、旅游业、新兴产业倾斜的优惠政策，增加这些产业在资本市场上的比重，进而优化资本市场结构，促进其跨越式发展。
(3)区域性资本市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企业、市场三个方面的协调配套、共同努力。第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比如要出台区域性资本市场的交易规则，包括市场主体资格认证，市场准入与退出的规则，募集资金的方式、规模对象、范围，有关柜台交易规则和交易商的资格审定等。另外，还要完善法律法规。第二，建立和强化信用制度。信用是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的前提。要强化市场主体的信用观念，以信用制度作为市场进入和退出的主要标准，对违约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在区域内建立统一的资信记录、管理、评价和披露制度，提高资信的透明度。第三，调整政府职能。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是搞好市场准入与退出、政策适用范围、违规处罚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消除所有制歧视，维护区域内市场公平。
2.积极培育风险资本市场，扶持科技型民营企业进入二板市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一般通过风险资本市场获得。所谓风险资本市场主要由私人风险投资市场、风险资本及二板市场组成。企业胚胎发育于私人风险投资市场，创业靠风险资本来推动，加速成长走向成熟则由二板市场提供温床。风险资本市场对培育中小高科技企业，实现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观我国现实，由于种种原因，现行的沪深股市这两大主板市场和国债市场无法满足民营高科技企业融资需要，这就有必要发展风险资本市场。
(1)积极培育一级风险资本市场，为高新技术型民营企业成长提供“孵化器”。在风险资本市场建设方面应把重点放在积极培育一级风险资本市场上。首先，加强创业服务中心建设，为新生高新企业提供孵化场地、商务、资金、信息咨询、管理培训与技术交流等相应的服务，发挥“孵化器”功能。其次，拓宽风险资金进入渠道。我国民营经济活跃，民间资本较充裕，如能促使民间资本从“休眠态”转为“市场态”，风险资金来源将大大增容，也将使风险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化。第三，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各地应积极发展创业投资，完善创业投资体系，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出资设立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支持本地创业投资事业发展。要努力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创业投资，使创业投资逐步成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应积极探索创业资本退出机制。另外，还应允许创业投资公司以其注册资本全额对外投资，有效支持民营企业、高新技术发展。
(2)积极扶持科技型民营企业到二板市场上市。风险资本二板市场是专为民营高科技企业和新兴公司进一步发展提供筹资途径的一个新市场，是风险资本退出的通道。二板市场和主板市场的根本差异在于其不同的上市标准，其上市对象多为具有潜在成长性的新兴民营高科技企业。各地政府及民营企业管理机构应积极组织力量对高科技型民营企业进行挑选，并帮助其在改制、资产重组、明晰产权、理顺关系、宣传推荐等方面作好准备，为创业板市场提供后备资源，使之能够获得上市资格。
3.稳步推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进入主板市场。积极稳妥地推动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进入主板市场，对于带动其他民营企业发展具有示范效应。目前，我国主板市场股票发行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调节为主的核准制。这一制度的实施为许多质优但攻关能力薄弱的企业进入证券市场提供了公平发展的机会，同时对拟上市企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民营企业应抓住机会，创造条件，积极应对：首先，认真研究核准制股票发行程式。拟上市公司要做到业务、资产、人员、结构、财务等五方面的独立、规范改制、有效重组、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等等。其次，选好信誉主承销商。在核准制条件下，信誉主承销商对一家企业的成功上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为拟上市企业做好宣传工作。在核准制下，股票发行价格不再由发行人和承销商事先谈判确定，而是由供应方和需求方、投资者共同决定。对此，券商、企业应通过如上市推荐会、路演等方式促使供需双方充分沟通，树立形象，从而寻找最适合的，反映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最优状态的股票发行价格机制，确保企业成功上市。
参考文献：
[1]孙小勇.关于区域资本市场发展创新的思考[J].经济问题，2004，(5).
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篇10
关键词：民营资本进入医院机遇和挑战
一、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的必然性
（一）人民群众对医疗市场多样化的需要。目前医院医疗资源有限，而医疗需求无限，在全民医保模式下，医保基金不堪重负，需要民营资本来分担。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人们更关注自身健康，国家要发展橄榄型社会，不同层级人群就会对医疗产生不同需求。现有的“保基本”医疗模式，只能满足部分人群的需要，而不能满足人们对高端服务或特殊服务的需求。引进民营资本，可以实现增加医疗供给，针对性提供服务，满足不同层次人群需求的目的。
（二）医院自身发展的需要。首先，纵观全国各地，现有公立医院不论是基础设施还是设备拥有量均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多层次的需求。其次，公立医院现处于医疗行业垄断地位，运营水平低下，医院无促进自身改革的动力。新一轮医改实施几年以来，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依然存在，医患矛盾更加突出，出现患者不满意、医生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的“四不满意”局面。公立医院急需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现有状况。第三，公立医院的非营利性质决定了医院自我建设能力较弱，在规模建设与质量提升方面有较大的资金需求。
（三）民营资本寻求新投资渠道的需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空间，资本也随之得到了一定的积累。在国家经济结构进入调整之际，众多民营资本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市场。作为“永不凋落的市场”，医疗市场对民营资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而且随着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国家对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的准入门槛和税负水平都相应降低，为民营资本进入医院创造了条件。
（四）国家医改提供政策支持。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明确了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医疗行业，旨在增强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多元化办医条件下的有序竞争，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价廉和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2013年9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在坚持公立医疗机构面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为主导地位的基础上，鼓励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以出资新建、参与改制、托管、公办民营等多种形式投资医疗服务业。大力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进一步放宽中外合资、合作办医条件，逐步扩大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试点。这为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提供了政策依据。
二、民营资本进入医院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给医院改革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首先，机遇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有助于减轻政府负担。医疗行业是一个关系到每个人生老病死的民生工程，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而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不能满足需求，民营资本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二是能缓解病人就医难问题。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管制与行政垄断造成的医疗总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医院所有制形式单一与竞争机制匮乏，而医疗服务需求却不断增加，造成医疗服务供不应求，产生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可以增加医疗供给，缓解看病难。三是有助于公立医院引入资金。公立医院发展面临着很大的瓶颈，而银行贷款的资金风险和融资成本很大，加上医院国有资产的定位，银行对医院贷款方式和额度有很大的限制，导致医院资金严重不足，民营资本的注入可以缓解医院融资难的问题。四是能够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降低医院运营成本。民营资本不仅具有资金优势，更具有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其进入医院，不仅能使合作医院管理能力得到提升，更能倒逼其他公立医院提升管理水平，降低成本，以应对其竞争，从而促进整个行业水平的提高。五是能使高技术医务人员的价值得到认可。医院的医疗收费价格一直由政府管制，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再加上医院人事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相对滞后，高技术人才的付出与报酬没有形成良性互动，严重低估了其价值。而民营资本在这方面机制灵活，其为了吸引高技术人才，往往愿意付出较高的人力成本，引起人才的双向流动，间接提高了高技术人才的价值。
其次，民营资本进入医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挑战：第一，增加了行业监管的难度。由于民营资本机制灵活，其在收费价格、广告宣传、市场营销、医院质量及感染管理等方面的不规范行为将更为突出，加大了管理部门监管的难度。比如，有些民营医疗机构在老百姓心目中仍然是虚假广告的代言人。第二，造成医院公益性的偏离。按照世界通用的标准，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不仅是公立医院的本质要求，也是私立医院的社会责任。公益性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特征，它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公共服务的方向，是一种政府形象。而民营资本由于其本身的趋利性，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往往造成其公益责任的偏离。第三，带来医院产权结构的改变。民营资本进入医院，势必要解决其身份的问题，将带来医院产权结构的改变。是采用股份制还是其他合作形式？占多少股份？是否与人员身份地位有冲突？这些都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第四，将引起公立医院人才的流失。如前所述，民营资本重视高技术人才的价值，加上其没有现成的医疗团队，往往愿意花大价钱去挖掘技术人才，给公立医院造成很大的冲击，引起人才流失。第五，造成企业文化与医院文化的冲突，使部分中医的传统项目得不到传承和保护。民营资本追逐利润的企业文化与公益人文的医院文化本身有所冲突，再加上其趋利性，往往只重视利润高的医疗服务项目，对利润较少的部分中医传统项目难予以关注和支持，久而久之，将造成部分中医的传统项目得不到传承和保护。
三、应对的策略与方法
民营资本进入医院后，医院如何抢占先机、迎接挑战呢？本文认为可以从国家、地方政府、医疗机构、个人层面试述应对策略和方法。
（一）国家层面。
1.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建立健全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人社部、物价局、税务、审计、财政、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等相关部门的权限、职责范围，检查监督等方面的工作任务，制定出可操作、可推行的相关政策。从法律上规范和约束民营资本进入医院以后的各种医疗行为，提出保护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传承的要求。实现民营资本与国有资产的双赢，实现百姓健康与医院发展的双赢，实现民营资本股东利益与医院职工个人利益的双赢。防范出现以损害国有资产与职工利益为目的的民营资本注入或收购行为。
2.进一步完善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的准入机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应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的准入标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服务需求。通过制度设计确保优质、有保障、负责任的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
（二）地方政府层面。
1.合理规划医疗资源。各级政府应根据国家及各部委的相关政策制定本地区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细则。结合各地区情况做好、实施好卫生区域规划，实现区域内医疗健康资源的合理配置，杜绝医疗资源的浪费和区域内医疗市场的恶性与不规则竞争。
2.调整对公立医院的补助政策，加大投入力度。通过对公立医院基本建设、设备购置、专科建设、人才培养、政策性亏损以及承担的基本公共卫生给予补助，以提高公立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占领医疗市场份额，促进公立医院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医院层面。
1.建立现代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民营资本的注入必将引入企业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要将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引入医院，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三权分离下的现代医院治理模式。
2.提升医院内部运营管理水平。民营资本的进入对现行的医院管理体制将产生颠覆性的变革，对医院的医疗行为与运营管理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要将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引入医院，如成本核算与控制、企业内部控制、薪酬体系设计、市场营销策略、人力资源管理、危机处理与管控、高端人才引进等。
3.转变观念，积极应对，抢占主动权。公立医院与其防守不如主动采取措施，在政府的政策指引下主动出击，在市场上寻找优质民营资本引入医院，发展与壮大医院，以雄厚民营资本的“硬件”与医院强大的技术与管理“软件”相结合，打造区域内的医疗航母，让强者更强，对中小医院实施兼并与重组。中医院在民营资本注入过程中，应体现中医特色，要用好中医政策、发挥好中医优势。
（四）医务工作者层面。随着民营资本的注入，人力资源管理以及薪酬体系将彻底改变。首先是身份发生改变，铁饭碗将成为过去式，医务人员将从一名单位人变为社会人，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其次是工作理念发生改变，专业细分需要高素质人才，双向选择将成为常态，医院非主体专业面临挑战。再次是高端人才价值显现，市场化的薪酬体制，将使高端人才得到更多的重视与更高的待遇。
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已是势不可当，已逐渐从点向面扩展，将带给医疗行业深层次的变革，有利于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实现国家人人享有医疗服务、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目标。
参考文献：